外部性理论探讨研究（共12篇）
外部性理论探讨研究 篇1
1 引言
外部性(Externality)的概念来自于西方经济学,其定义为经济单位的活动对其他经济单位造成的影响而又未将这些影响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与价格之中。外部性理论是生态补偿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一般意义上的生态补偿是对人类社会传统发展方式的限制,限制过度开发和“环境不友好”的开发模式,对生态系统服务和受损生态系统承担责任并为此支付成本是生态补偿的本质内容,这也是经济学在解决人地关系中外部性问题的基本思路[1,2]。
当前,我国区域发展的价值取向已由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追求自然、经济、社会和区域之间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就成为其核心目标[3]。因此,当面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这一重大科学和实践命题时,生态补偿自然要同时解决人地关系中的区域关系,即区域之间生态、环境和经济利益的失衡,这就是区域生态补偿问题。“区域生态补偿”就是从“区域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和操作生态补偿,关注于区域主体,关注于区域尺度上的“生态—经济”过程和资源环境问题,并通过相应的区域政策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区域生态补偿是整个生态补偿尺度体系中的重要部分[4,5]。
如我们将生态补偿聚焦于区域关系,与一般意义上的生态补偿相比,存在两方面的显著差异:一是区域主体,其利益取向、利益边界和行为方式的特殊性明显不同于个人、企业或是国家等生态补偿中的常规主体;二是区域主体间外部性的作用机理和利益失衡的空间格局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生态补偿。因此,如何识别不同区域在“生态—经济”过程中的损益关系,如何落实补偿的责任和确定补偿标准,如何具体地实施和操作区域生态补偿等都会遇到新的问题,迫切需要我们从基础理论上去探讨。本文从地理学和经济学的外部性视角出发,通过对产权区域和地理运动的分析得到区域外部性的基本认识,进而探讨区域生态补偿的相关理论问题。
2 行政经济区域的产权区域属性
我国存在着非常强大的“行政—经济”区域体系,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存在形式是“产权区域”,产权区域具有利己性、排他性和竞争性,使其成为生态补偿中一类具有独特性质的利益主体和行为主体。
2.1 我国的行政经济区域体系
行政经济区域是当前我国区域制度中最活跃的要素,其形成和发展与地方政府的力量密切相关。正是由于强势地方政府的存在及其对经济建设的极大热情,使政府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能够并且正在施加着重要影响,造就了行政力量主导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特色的行政经济区域体系。
我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要在政府强有力的指导下进行。一是我国地方政府代表中央政府行使国家对土地、矿山、森林、海洋等资源的所有权,地方政府因此控制着一级土地市场,参与国有矿山的探矿权和采矿权的分配、国有森林的采伐和保育、对海洋权益的利用和保护。二是“国有经济”制度。即地方政府通过其所属的“国资委”行使对地方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出资人”的权利;通过地方财政掌控诸如教育、医疗、科学研究、文化和媒体等国有事业单位,从而掌握地方经济中的高层次服务业。三是政府审批体制。无论是外资、港澳台投资还是各种经济成分的内资,如果投资方向违背国家或地方的产业政策,都可能被行政拒绝(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环境审核等)而无法获得土地、自然资源的开采权或银行贷款等。因此,由我国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和经济转型阶段所决定的地方政府拥有“经济建设倾向”是无可厚非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总体路径,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能力是保证改革开放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而发展地方经济是增强地方财政能力的一条根本途径。
2.2 行政经济区域体系中的区域产权
产权的本质就是对资源的权利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社会关系。经济学在传统上就忽视了空间因素的影响,在其分析框架内没有将区域作为明确的利益主体,也就不存在区域产权的概念。但区域作为一个实体概念,却存在着事实上的区域产权,或者说区域主体是产权科层结构中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等公共产权资源来说,区域的影响是格外显著的。
事实上的区域产权:事实上的产权即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产权分配方式,它可能与法律上的产权分配方式(简称“法律产权”)发生冲突。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有些产权,特别是自然资源、生态和环境等领域的“公共产权资源”,其作用边界从来就没有被完全界定过,这些没有被界定过的产权往往被置于“公共领域”,并被私人“攫取”。那些享有公共产权资源的成员具有某些共同的属性,如集中于特定的地域,则形成事实上的区域产权。完全界定一类资源的产权,有时交易成本是非常昂贵的,因此将部分权利留给“公共领域”是合算的,使区域产权在经济上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6]。
“产权科层”下的区域产权:在现实经济中,许多属于公共产权的资源,其产权归属具有多个层次,从国家政府广泛控制资源利用的力量到个体资源使用者对资源开采和利用做出投资与生产决策的力量,在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多个产权层次,这些所有产权层次的叠加就构成了“产权科层”(property-right hierarchy)系统[7,8]。在我国特定的体制背景和行政经济区域体系下,“区域”成为资源产权科层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区域掌控着资源的部分权力,区域决策主体(通常是地方政府)对区域层次的资源产权拥有明确的目标和利益取向,如保证本区域能得到充足的资源供给,开发利用这些资源以获得最大的收益,实现本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等,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将区域资源重新配置——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等,并将区域产权在下一级产权层次中进行分配。
区域产权的构成:存在着事实上的和产权科层所赋予的区域产权,即区域实体对某些资源享有“选择权”。这些资源也可被称为区域资源,通过选择(决策)区域资源的配置方式,从而实现区域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区域决策实体(通常是政府)是区域产权的主体,而区域资源是区域产权的客体,主体对客体具有明确的开发目的和利益取向(图1)。
2.3 产权区域的利益
当我们将区域视为产权的主体时,现实中的行政经济区域就成为了产权区域。区域产权在事实上的存在,无论是完备的或是残缺的,都在某种程度上界定了区域的利益边界(图2),从而将产权之间的相互影响转化为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区域生态补偿的研究视角下,区域利益将集中生态、环境和经济等方面,主要包括:①对区域资源的开发利用(或保护),以实现区域自身经济社会的发展,并获取最大的收益;②享有良好的生态系统服务,以承载区域人口并满足区域发展的需要;③享有适宜的环境,并保证其不受到侵害;④使区域发展差距在一个可接受的限度范围内,过大的发展差距不符合区域的利益取向。在既定的区域利益下,区域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最大化区域利益,并使其免受侵害,或在受到侵害的时候能够得到相应的补偿。
3 地理运动与区域外部性问题
产生“外部性”问题的关键是一个利益主体对其他利益主体的影响和作用。对区域外部性,我们需要讨论产权区域为什么会对其他区域产生经济、生态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影响和作用是如何传递的。
3.1 地理要素的运动
经济学的视野里没有具体的“区域”,外部性所关系的是一个抽象的均质空间,没有位置、方向、路线等空间差异。但在地理学的视野中,地表是异质空间,具有区域差异性,存在着各种要素的运动[9]。其意义是:①水和热的传递。从宏观尺度上看,大气降水、寒潮、海洋对大陆的水热调节等都是由大气运动带来的水热循环。从局部区域上看,森林蒸发对边缘区域(林缘)的降水影响,以及陆地上各种水体对周边区域湿度和温度的调节是通过大气在微观尺度上的运动来传播的。这是人们为什么强调生态系统具有生态服务功能的一个方面。②碳等温室气体的循环。无论是自然界所产生的碳排放(如森林或草原火灾),还是人类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碳排放,都是一个从“碳源”到“碳汇”的大气运动过程,所以一个地区的造林或毁林,以及对其他生态系统的建设或破坏都会对其他地区产生影响。③各种污染物质的传播。包括各种(各颗粒级别)颗粒物在大气中的传播(如沙尘、粉尘、硫等),各种污染物质通过地表径流或地下水传播,都会使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如工业发展对土地和草原的开发)产生对其他区域的影响[10,11]。④人类经济活动中的物流、人流和信息流的传递。枢纽机场、集装箱枢纽港、铁路枢纽站或集多种运输枢纽于一身的城市,特别是那些把国内运输与国际运输连接起来的综合运输城市,对其他区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交通走廊”,即干线铁路和干线公路(包括内河航道)重合并行轴向分布的区域,也会由于承担大量物流、人流而对其他区域产生重要影响。信息流的传播对各个地区是均衡的,但“信息源”仍然集中分布在大城市和经济核心地城市,其位置决定着全球、国家或地区信息流的格局。⑤构造地理环境的整体性。最为重要的是,自然界物质和人类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各类要素的地理运动,通过各种“循环”过程把地表各个地点与其他地点联系起来,构成了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地理环境整体性也必然包括区域之间的关系,即区域之间存在空间关联性,地表物质的地理运动使各个区域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
3.2 产权区域的空间分割
首先,地表存在着“产权区域”,即在地球表面存在着主权国家和国家内部的行政经济区域。其次,产权区域是对地理环境的“分割”,并且使决定地理环境整体性的、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或其他地点的地理运动变成为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或其他区域的地理运动。第三,地理要素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或其他区域的地理运动可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另一个区域或其他区域的作用和影响,即区域的外部作用和影响。
3.3 区域外部作用与区域外部性问题
将区域外部作用纳入到产权区域的思路下,地理运动过程必然会对不同区域的利益产生不同性质和程度的影响,当这种影响不能在市场中交易,就会产生区域外部性问题[12,13]。通过对区域外部作用的考察,将区域外部性问题归结为环境影响、生态服务和发展关联三种主要形式(表1)。
环境影响:指一个区域的内在结构变化所引致的对其他区域环境上的影响。如区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所排放的污染物,通过大气和水等地理媒介,降低了周边区域的环境质量;“风沙源”地区的乱砍乱伐、过耕过牧等活动使下风向的区域遭受沙尘暴侵害(负的外部性);一个区域由于采用环保技术减少了污染物排放,从而使周边区域的环境质量得到提升(正的外部性)。环境影响通过大气、水等自然地理媒介作用于其他区域,从而产生正的或负的区域外部性,而区域并不因这种影响而承担责任。但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个区域内在结构的变化会产生“收益”或 “成本”,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区域获得经济效益,而采用环保技术则使区域承担额外的成本。正的外部性往往使主体区域损失经济利益,受体区域获得环境利益;负的外部性往往使主体区域获得经济利益,受体区域则得到环境利益。因此,在“环境影响”的外部性中,总是存在着区域间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矛盾。
生态服务:一个区域的生态建设,通过地理媒介的传导,会使其他区域享受到生态服务,从而形成了区域的外部作用。而在一定条件下,接受生态服务的区域并不为此提供补偿,就构成了区域外部性问题。生态服务通过自然地理媒介传递到区域外部,形成正的外部性作用。存在的问题是:区域的生态建设需要承担成本——生态建设的直接成本或机会成本,使主体区域损失经济利益,而受体区域则获得生态利益。因此,在“生态服务”的外部性中,总是存在着区域间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的矛盾。
发展关联:发展关联是指区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方面的外溢作用,及其对其他区域发展带来的影响。“发展关联”通过人文地理要素传递到区域外部,会形成正的外部性(发展带动)和负的外部性(发展剥夺)。发展关联是区域发展(追求区域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的“副产品”,一个区域不会因为向其他区域提供了就业机会而收缩其经济规模,也不会因为吸纳了其他区域的资本和人才而提供补偿,但它会采取措施来避免受到“负的区域外部性”的影响,如设置市场壁垒,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等。在正的外部性中,主体与受体区域会共同增进经济利益;而在负的外部性中,主体区域获得经济利益,受体区域则会损失一定的经济利益。总之,在“发展关联”的外部性中可能存在着区域间经济利益的协同,也可能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矛盾。
4 区域生态补偿的区域外部性原理
按照经济学的解释,在无外部干预的条件下,正的区域外部性(如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发展扩散等)趋向于供给不足,而负的区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发展剥夺等)则趋向于过度供给。因此,在追求生态、环境和经济等多重目标协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实施区域生态补偿政策。
4.1 区域外部性与区域生态补偿的责任主体
辨别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明确责任主体,就是要回答“谁来补偿”的问题。区域外部作用的地理载体,其运动方向、作用范围、格局等因素决定了区域外部性的空间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区域生态补偿中区域主体间的责任关系。第一,证实有些地表物质的地理运动在空间上无法分割,属于整个区域系统,因此就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如生物多样性、大气中的CO2等温室气体、大气运动所携带的细小颗粒物(沙尘)。由于这样的区域外部性无法区分具体的区域分布和区域责任,属于公共外部性,所以区域生态补偿就是全球行动或者是国家的中央政府的责任。第二,证实有些地表物质的地理运动可以判断其地理方向、距离、范围和分布,可区分区域责任,具有较强的私人外部性特征(最典型的就是流域上的问题),所以区域生态补偿就应当是在区域之间建立协调的制度和机制,即区域之间的补偿[14]。
区域外部性所具有的公共外部性或私人外部性属性取决于相应的地理要素运动的空间特征,如扩散式的地理运动往往导致区域间的公共外部性,而线性的、方向性的地理运动则更接近于私人外部性。区域外部性要求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共同承担生态补偿的责任(图3),因此当前只由中央政府(或是上级政府)承担补偿责任的体制必然存在缺陷,经济发达和生态获益区域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导致“搭便车”现象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在特定的产权安排和区域制度背景下,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可有效地解决区域外部性问题,但不能指望它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4.2 区域外部性与区域生态补偿的工具选择
政策工具的选择过程就是对不同生态补偿手段的比较与综合,条件、效率、效果和可行性等是其中重要的决策因素。环境经济学惯常用“政策矩阵”的方式来模拟这一决策过程,区域外部性对政策工具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①区域主体的综合性,使区域生态补偿中的政策工具更多的是调节区域政府间的关系[15]。在特定的区域制度下,政府成为区域利益的代言人,并在区域关系中追求本区域利益的最大化,表现为过多的“负外部性”行为和避免“正外部性”的溢出,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市场规律。当生态补偿中的利益主体是不同的区域政府时,我们对政策工具的条件、效率、效果和可行性的评价就要嵌入具体的区域制度和政府的“科层”组织结构中,尤其是一些基于“市场原则”的补偿手段,政府的运作过程及其行为 “边界”是判断其可行性的基本准则。②区域外部性使区域生态补偿的政策工具更系统与综合,而非单一的手段和方式。政府的“科层”组织形式使区域生态补偿可依附于政府内部层级之间的“转移支付”制度;政府的运作过程,其收入来源与支出分配,这种内在制度会影响到区域内的企业和个人等微观主体,使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成为区域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区域生态补偿过程往往是市场因素(交易)和非市场因素(转移支付、政府购买等手段)的结合,对效率的追求会更加看重基于市场交易的补偿方式,而政府的责任使区域生态补偿同时被赋予了“缩小区域差距”和“扶持落后地区”等目的。
4.3 区域外部性与区域生态补偿的量化标准
量化标准是回答区域生态补偿中“补多少”的问题,始终是与对外部性行为的评估联系在一起[16]。主流经济学认为:如现实的条件使这些外部性难以被量化,那么政府干预的方法实际上失去了其可操作性,对外部性的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能否对其进行成功治理。现实当中的区域外部作用异常复杂,以至于经济学和地理学都没有成熟的方法来准确评估所有外部性活动的货币价格。实践中,区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①不同区域主体之间的博弈。如流域内的生态补偿,上下游区域之间通过协商、谈判,或基于惯例来确定补偿标准。在此存在一个市场,但市场是不完全的。②政府体制内的定价原则。如“天保工程”、“退耕还林(草)工程”等,国家以法规、行政命令等形式来确定补偿标准。存在着政府体制内的区域博弈,如区域对上级政府资源的争夺,利益相关区域在补偿标准确定过程中的“话语权”竞争等[17]。③上述两种途径的综合。大多数区域生态补偿都属于此类,如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首先由政府来确定配额,而后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补偿。
由于区域外部性的特殊性,需要我们跳出经济学的框架来审视补偿标准问题,重新定义“效率”,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补偿方式创新探索。其基本思路是:①结合具体的区域制度和区域条件,毕竟区域生态补偿政策不可能在真空中发生作用。②政府在区域主体中的重要角色,为方式创新的探索提供了空间。一个可行的思路是,将补偿标准定位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区域生态补偿成为政府“科层”内部的一种调节机制。③追求一种区域间的“机会公平”,而非“效率优先”的价值理念,重视生态补偿的结果,而非这一过程对总体效率的影响,也就是区域协调发展问题。④人口是最活跃的地理要素,其运动使区域格局成为一个动态过程。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匹配,区域生态补偿政策应当有利于地理格局向这一状态演化,而不应起相反的作用,这也成为确定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的一个重要依据。
5 结语
以区域外部作用的地理事实为基础,将产权、成本—收益、边际分析等经济学范式与地理要素运动、格局、边界等地理学范式相结合,将“区域主体”引入到外部性的研究中,从而形成“区域外部性”的理论框架。区域外部性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判断外部性的“作用区域”,从而讨论外部性的空间特性,包括作用方向、范围和空间格局,并最终得到关于区域分布和区域关系更为深入的认识。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区域外部性必然要求区域生态补偿。区域外部性理论能够从特定的角度回答诸如:为什么要实行区域生态补偿,如何确定补偿中的责任主体,如何设计补偿方式和确定补偿标准等区域生态补偿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从而成为其重要的理论基础。
区域生态补偿是嵌入具体的体制背景和区域制度当中的,由中央政府主要承担生态补偿的责任在当前环境下虽最具有可行性,但也存在问题。中央政府主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设置专项资金、实施重大项目等形式实施区域生态补偿,其行政色彩过于浓厚,所形成的标准与真实的市场价格(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均衡)往往是背离的,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实现区域间机会公平等目标也总是相悖的,最终导致区域之间的利益失衡,资金的投入—产出效率就大打折扣。此外,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利益分配在我国始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各级地方政府总是抱怨自己“财权”不足而“事权”过多,中央政府也始终不肯把最重要的财权下放到地方。除了利益博弈的因素外,中央政府承担了过多的本可由区域之间解决的问题,占用了大量的财力,但实践效果却并不理想。因此,形成适宜的责任分摊机制,使补偿目标更加贴合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重视补偿方式的创新是当前区域生态补偿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核心方向。
外部性理论探讨研究 篇2
摘要：外部性理论是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它一方面揭示了市场经济活动中一些低效率资源配置的根源，另一方面又为如何解决环境外部不经济性问题提供了思路。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是国际社会迄今为止，解决环境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效机制的办法。外部性内部化是制定环境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所在。从环境的外部性理论入手,分析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利用外部性理论,提出解决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的对策。关键词：外部性 环境经济政策 环境保护
1、外部性含义
a）外部性是在没有市场交换的情况下，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行为（或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影响了其他生产单位（或消费者）的生产过程（或生活标准），如果
Fi=f（Xi，Xi，Xi，···，Xi，Xj，）i≠j 则可以说生产者（或消费者）j对生产者（或消费者）i存在外部影响。其中Fi是生产者i的生产函数或消费者i的效用函数；Xi是生产者（或消费者）i的内部影响因素；Xj是生产者（或消费者）j对i施加的影响。
b）外部性是指当某个企业的经济行为（或某人的消费行为），经过非价格手段，直接地、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其他企业的生产（或其他人的效用），并且成为后者自己所不能加以控制的情况时，对前者来说就存在外部性问题。实际上，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出来。
外部性的产生，实质上是社会边际收益或社会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收益或私人边际成本之间存在着差异。当存在外部性时，人们在进行经济活动时所依据的价格，既不能准确地反映社会边际收益也不能准确地反映社会边际成本，由于价格信号失真，据此做出的经济活动决策会使社会资源配置发生扭曲，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只要存在外部性，资源配置就不是有效的。
在环境资源日益稀缺的情况下，环境资源的无产权和零价格制度，致使其生产和消费中存在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以及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的差异，导致了环境资源的竞争性使用和环境质量的不断降低，产生了环境外部性问题。当存在环境外部性问题时，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并不能导致环境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外部性对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比较,可以分为外部经济性和n
m
23m
n外部不经济性。外部经济性是指一种经济行为给外部造成的积极影响,使他人减少成本,增加收益。外部不经济性是指在经济活动中,由于决策者在自己承担的成本之外,带给他人或社会以额外的成本或负担,从而使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现象。
2、环境问题中的外部性
环境问题不仅仅关系到人类生存的条件，对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目前,环境污染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环境的外部性分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外部经济性主要是微观主体通过自己的活动给其他群体所处的环境带来积极的影响。如上游居民种树，保持水土，下游居民得到质量和数量有保障的生产和生活用水。外部不经济性是指微观主体通过自己的活动给其他群体所处的环境带来消极的影响。环境污染便是外部不经济性的典型实例，有学者称其为资源的无效率配置，因为产生外部性的行为人其私人成本要小于社会成本。假设河流的上游有一个钢厂，下游有一个渔场，钢厂造成河流的污染使渔场受损，钢厂产量越高，渔场损失越大。而钢厂作为肇事者，却无需对渔场给予任何补偿。由于钢厂厂主在生产时只考虑其私人成本和个人利益最大化，无需考虑河流受到的影响，而使渔场受到损害，尽管这种损害是无意的。外部性之所以存在的一个根本原因, 在于河流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的特殊性。
3、探索环境保护的途径
外部性理论阐述了由于资源的无偿共享性(即有竞争性和无排他性), 导致了厂商们单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无需对资源和环境负责, 从而引发环境问题的大量存在。为此, 必须引入一些特定因素对厂商行为形成约束, 才能尽可能减少上述破坏环境的行为发生。
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在此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环境规划和管理近些年被国内外的实践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它通过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教育等综合手段来实施环境管理。
一、法律限制。在一个法制社会，这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最常规方法。法律由国家制定和认可，其稳定性与强制性使受害者的权益受到最有力保护。美国经济学者斯蒂格里兹认为，“ 运用法律系统解决外部效应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受害者有直接的利益，因此受害者比政府更愿意弄清有害事件是否发生。” 法律的公开公正性通过整个审判过程可以得到足够的体现，受害者不会受到集团压力的影响。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法律措施也显出一些弊端。一是诉讼成本问题。诉讼环节的复杂和费用的昂贵使一些私人受害者望而却步。二是在存在多数受害者情况下，很难阻止“ 搭便车”(free riders)现象, 每个人都想让他人去起诉，如果成功，自己便可坐享其成。
二、行政督导。政府的行政管理手段一直以来都具有灵活、简便和有效的特点。相对于法律手段而言，这种措施更适合在小范围使用，结合地方特点，制定与使用更灵活而有针对性。当由于外部性导致市场调节失灵时，政府将充当“ 第二只手” 调节资源的最优配置。例如, 厦门PX是个化工项目，投资逾百亿，但距离人口密集区过近，有环境污染之险。从2004年2月国务院批准立项，到2007年3月105名政协委员建议项目迁址，厦门PX事件开始进入公众视野，6月1日市民集体抵制PX事件，及至厦门市政府宣布暂停工程，PX事件的进展牵动着公众的眼球；从二次环评、公众投票，到最后迁址，地方政府与公民百姓，从博弈到妥协，再到充分合作，留下了政府与民众互动的经典案例。
三、税收与补贴。经济手段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触动了厂商们最敏感的神经——对利益的关心，从而直接干预自身的经济行为。当然，针对环境污染和资源遭受掠夺情况来看，主要应采取向污染者征税原则，这就是著名的“污染者付费原则”。在最佳排污量被确定的前提下，超过的部分即被称为外部费用，以此作为征收排污税的标准。这就会出现：
边际私人成本=边际社会成本+边际外部费用-排污税； 当排污税=边际外部费用时，边际私人成本=边际社会成本。
私人成本的增加将促使厂商或抬高价格，或限定产量，产量便会达到新的均衡。在通常情况下，厂商们会因交税而不得不限制污染行为，但是，少量的税却不会影响大生产商的行为，对于有利可图的产品，厂商们不会因交税而限产；另外，最佳排污量的确定也会使一些厂商打“ 擦边球”，也就是使污染量尽可能接近并小于这个数字。总之，经济手段不会像行政与法律手段带有指令性或强制性，对一些污染行为只能限制，不能禁止。
四、绿色教育。绿色教育包括生态意识、可持续发展和环保意识三个方面，其中生态意识是后两个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 “四位一体”扩展为“五位一体”，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使得全社会、全人民范围内重视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深入人心。这里政府有关机构的宣传和倡导至关重要。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将可持续发展和环保意识渗入到每个公民思想之中，并通过高等院校的绿色教育培训出运用环境科技制定公共政策的专业人才。污染企业要把清洁生产、污染预防、污染治理纳入整个生产经营计划，只排污、不治污的投机行为将会给予严厉打击。毫无疑问，治污所耗用的资金和技术将使产品成本有所提高，但随着环境技术的改进和创新，将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符合环保标准的产品也会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
五、自愿协商是不要政府干预,让市场自己来达到最优的一种完全自由化的市场方法。该方法是以科斯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们的主张。他们认为,只要有了设计适当的产权, 就可以靠有关当事人的自愿协商或判断解决外部性问题。在环境保护领域, 排污权交易制度就是科斯理论的一个成功运用。当然,科斯理论也存在诸如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经济中,科斯理论不能发挥作用等局限性。
4、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
环境污染及其外部不经济性的实质是私人成本的社会化,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水污染问题, 也只有将这种外部成本内部化, 即让排污者产生污染的外部费用进入他们自己的生产或消费决策,由其自己承担或内部消化 , 即环保界普遍接受的“污染者负担”或“污染者付费”原则。4.1征收环境税
外部性的产生归结于生产无效率,这是因为投入品的价格没有正确地反映出社会成本。所以英国的经济学家庇古在20 世纪30 年代提出了向污染者征税,以矫正其投入品定价过低问题。对造成我国的环境污染的行为征收“庇古税”,即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征收的税率取决于污染的边际损失,并不因企业排污的边际收益或边际控制成本差异而有所区别；环境税只是相对于排污量而征收,与企业的产量没有直接的关系。4.2排污收费
排污收费制度是由政府首先给所有产生污染的企业确定一个污染标准,企业按照这一标准交纳排污费。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企业会根据自己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来决定自己的污染物排放量和产品产量。实行排污收费有以下优点:第一,企业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每个企业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边际控制成本在减排污治理与排污缴费之间进行选择,有利于激励企业实行减少污染。第二,可以降低政府的监督、管理成本。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讲,政府不再干涉企业具体的生产决策,只是确定企业从事的经济活动是否会导致污染,污染的量是多少。这样,降低了政府用于环境监督管理的费用。第三,排污收费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可以用于清洁生产补贴和建设公共的污染治理设施。4.3排污权交易 实施排污权交易首先要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力(通常以排污许可证的形式表现),并允许这种权力像商品那样被买入或卖出,以此来进行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排污权交易的优势是明显的:首先,成本最小。治理成本低的企业可以多减排,把多余的许可证拿到市场中出售。而治理成本高的企业少减排,不足的排污权到市场中去购买,从最后的效果来看,污染的减排总是由治理成本低的企业来完成,所以从总体上降低了污染治理的成本。其次,绿色环保组织可以买入排污许可证而不卖出,以实现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减少和环境水平的提高。最后,政府可以根据国家的环境目标卖出或买入排污许可证,从而实现政府对环境总水平的调控。
参考文献
外部性理论探讨研究 篇3
关键词：外部性 教学质量
0 引言
外部性理论是指当一个人从事一种影响旁观者福利的活动，但这种影响不付报酬或得不到报酬，这时就产生了外部性（Externality）。外部性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不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的存在，对双方主体都会有着不利因素，如果不解决，都会产生市场失灵等消极结果。教育具有经济属性，教学过程也具有经济属性。教学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建立在交换关系基础上的集知识的流通、增殖和教师与学生身心愉悦地消费于一体的经济运行过程。此外，教学过程也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教师代理高校组织，对高校的顾客——学生、政府、社会提供人才培养服务。在教学过程中，高校是委托人，教师是代理人。因此，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着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机和行为。也就是说，教学过程存在着外部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教育具有外部性，教学质量的影响因素也会产生一定的外部性。根据上文对外部性理论的探讨结果来看，外部性在教学质量这一活动中的体现，可以表述为：某些个人（教师或学生）、教学管理者的行为及因素影响了其他人，却没有为此付出应付的成本或获得应有的报酬。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和参考文献，很少见到将外部性理论引入到教学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本文试图对教学质量外部性的类别及其存在的原因进行理论分析。从教学活动的内容来看，教学质量相关的外部性，主要是指外部性在教学活动的实施过程中的表现，具体而言，分为四类。
1 教师创造的外部性
1.1 教师产生的正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主要是由于教师优秀的资源禀赋、充足的授课经验、良好的教学态度等相关因素，产生了良好的教学成果，例如由于教师的原因，教学质量提高之后，可以促使学生的知识储备更加充足，让学生走向社会或工作岗位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创造更大的价值;又如高校整体教学质量与声誉更加良好，促使高校提高科研水平，提高专业培养水平。但种种较好的影响所产生的收益并没有被此种收益的创造者——教师所获得，此时，便产生了正的外部性，正是由于提升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人才，提高学校教学品质等成果是一直以来时代发展和教育目标所期待的，并且直接关系到高校的生存发展，所以此种正外部性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1.2 教师产生的负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主要是由于教师群体中的某一类人，其消极的心态、行为、较低的自身素养水平对教学活动相关主体产生的外部性，表现为：①教师群体中部分消极行为会导致教学质量低，学生未能掌握专业技能，教学效果差等不良后果，直接损害学生的利益、学校的利益，但这部分消极群体并未对产生的后果得到惩罚;②教师群体在相同的工作环境、工作时间下，分配同等的薪酬，部分教师消极工作、不备课、课堂教学质量差、学生满意度低，继而教学质量较差，对学生的学习产生不良影响，同时，对工作积极认真的教师心理上和工作态度上也将产生消极影响，但这部分教师的消极行为并未为其产生不良的教学质量的后果而付出代价，于是，便产生了负外部性。而且，这种外部性的产生还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
2 学生产生的外部性
2.1 学生产生的正外部性。学生，是在学校接受学习的人。在本科教育中，学生的任务，就是掌握更多知识，培养能力，心智得到发展，成为适应社会和时代发展人才。因此，可以认为学生具有学习使命感和责任感。但由于家庭背景、思维结构、行为方式、学习基础等种种条件的不同，学生个体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每个学生学习的习惯、偏好、主观能动性、自觉性都有所不同。在本科教学活动中，部分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遵守纪律，虚心好学，较强的自制力和学习欲望，较高的素质和优秀的品德，均能对其他学生群体产生积极的作用，致使其他学生群体获得了帮助，或在良好的学习氛围中获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和较大的进步，提供帮助的这部分学生也未能获得利益的补偿，此种行为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正外部性，但这种现象是被鼓励的，被认为是应该的。
2.2 学生产生的负外部性。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其性格特征、行为习惯、主观能动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学活动的开展。简单的说，分为以下几类：①部分学生给他人身体或精神带来伤害的行为。例如嘲笑、排斥同学的行为，会给同学造成心理压力或带来心理阴影，此种行为若不牵连到法律范畴，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所以此种行为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②在学生自学活动中破坏他人学习环境的行为。学生自学和复习是课堂学习的重要补充，学生的自学活动需要有较好的环境氛围、完备的学习场所和设施，如果存在部分学生在教室、图书馆等学习场所破坏学习氛围，大声喧哗、吸烟、交谈等行为，会直接的影响其他人的自学活动，此种行为在不能控制和制止的时候，造成不良后果的群体并不承担补偿责任，因此，该行为具有负外部性。③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影响他人学习的行为。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尊重教师，自觉遵守纪律是学生应具备的素质，但有部分学生在课堂学习期间经常做出迟到、早退、随意进出教室等不遵守纪律的行为，直接影响到教师授课的思路，直接破坏班级纪律，影响班级同学的课堂学习，此种行为同样具有负外部性。④部分学生在考试中舞弊的行为。期末考试是教学计划的一部分，起着考察学生学习成果的作用，在考试中，存在着部分学生舞弊的行为，并且有部分学生可以依靠舞弊来获取奖学金等荣誉，此种行为直接损害着另一部分学生群体的利益，但舞弊的部分学生并未对其他学生进行补偿，因此，该行为具有外部性。⑤在教学活动中不爱护教学设施的行为。教学设施是教学活动开展的物质基础，例如桌椅、多媒体设施、实验设备，部分学生对这些基础设施的破坏，直接影响其他师生的使用，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但一般情况下并不承担责任，并不给予补偿和恢复，此种行为同样带有负外部性的特点。以上种种不良行为所产生的负外部性，直接来说，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影响教学质量，影响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影响学生今后的工作和生活，间接来说，会影响到学生对教师和学校的感情，影响学校教学水平，影响学校声誉等等。总而言之，负外部性产生的后果是难以估量和控制的。
3 其他主体产生的外部性
教学活动的参与主体是教师和学生，但相关主体还有教学管理因素和教学评价考核等因素，例如，教学管理有效实施可以产生正外部性，有效考评措施可以产生正外部性。因此，可以认为，影响教学质量的多个因素都存在产生外部性的可能，但其外部性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
4 教学质量外部性的分析
教学活动中产生的外部性，有正外部性，也有负外部性，是复杂的外部性，也是不可预期的外部性。由于高等教育是不完全竞争市场，教育手段具有非经济性，高等院校的学生还处在发展的上升期，高等院校的管理政策还在不断的完善，教学活动中相关因素产生正的或负的外部性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现象，关键在于如何将外部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有多种正外部性是被教育观念所支持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正外部性都是积极的，是值得鼓励的，正外部性的产生者在不获得应得利益的情况下，短期内的付出，可以满足内心的成就感和责任感，但长期以往，如果未得到一定物质上或情感上的补偿，则会导致心理状态和情绪的变化。负外部性通常是被教育观念所抵制的，负外部性会对教学活动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如何对负外部性的产生者给予一定程度的处罚和控制，将其外部性实现内部化，还需要依靠素质教育、制度纪律管理、激励惩罚措施等多重手段。
参考文献：
[1]尚元江.改革管理制度 提高办学质量[J].铜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S1）.
[2]董素玲.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建立[J].煤炭高等教育，2003（04）.
[3]朱鸿飞.高职教育教学质量的监控与管理[J].天中学刊，2003（05）.
[4]吴春珍.从教学质量入手提高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J].辽宁高职学报，2005（05）.
[5]陈怀勇.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04）.
外部性理论探讨研究 篇4
据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人类活动, 在过去的130年全球升温0.85摄氏度, 全球海平面上升了19厘米, 过去10年间, 冰川融化的速度也比90年代加快了数倍[1]。大气中温室气体的骤增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为此, 各国不同程度的涉及到发展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认可。例如, 2003年英国发表了《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概念首次提出;2009年, 美国颁布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 肯定了新能源在今后发展中的地位。
在国内, 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仍然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 据估计, 我国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排放温室气体的17%, 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为此, 许多专家都不约而同的涉及到低碳环保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彭近新基于能源分析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紧迫性, 我国的粗放型高碳发展现状要求全面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汪长球在成本效益理论的基础上阐明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 得出结论:短期内对经济的发展影响不大, 但是长期看, 低碳经济促进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然而, 大多数专家在关注研究低碳经济时, 集中于工业方面的节能生产、环保做工, 忽视了低碳农业在低碳经济中的重要位置。据统计, 农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总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的21%-25%, 可见发展低碳农业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方面不容忽视。
二、正外部性理论视角下公共财政支持低碳农业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低碳农业指以减少大气温室气体含量为目标, 以减少碳排放、增加碳汇和适应变化技术为手段, 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土壤有机质、做好病虫害防治、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等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方式转变, 实现高效率、低能耗、低排放、高碳汇的农业[2]。由于正外部性使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不一致, 是抑制农民开展低碳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了使低碳农业的发展量接近有效产量, 通过政府的公共财政政策是达到有效产出必要的手段。
在图1中, MB为边际私人收益曲线, 同时衡量了市场对低碳农业产品的需求;MSB为边际社会收益曲线, 社会收益是所有私人收益的总和, 一般来说, 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应该是一致的, 但二者之间并总不是一致的。在图1中MSB曲线与MB曲线就不重合, 正是因为边际外部收益的存在, 低碳农业的发展会给农民提供服务, 甚至是非农业主体也可能享受低碳农业的收益。MC为边际成本曲线, 它等于供应曲线S。
外部性理论是指由生产所引起的, 给生产者以外的其他人带来的损失或收益;或者由消费所引起的, 给消费者以外的其他人带来的损失或收益[3]。当农民决定发展低碳农业时, 往往忽视了它的外部收益, 而仅仅考虑了私人收益, 如果发展低碳农业的成本均有农民全额提供, 那么, 这种考虑所导致的结果是发展低碳农业的数量就会不足。具体来说, 当发展低碳农业的成本为P1时, 发展低碳农业的数量在Q1时达到市场均衡, 在这个市场均衡点上, Q1数量所造成的边际社会收益为P3, 超过边际私人成本P3-P1, 这部分是无效的, 产量并没有达到有效数量, 有效数量点是Q2, 这时的社会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对低碳农业投入和使用的资源能得到合理配置。图1中阴影三角部分为低碳农业发展数量不足所产生的无谓损失。显然, 外部性理论意味着一些低碳农业的不相关主体也能够无偿的获取正外部收益, 这种外部性很难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为了弥补市场机制对外部性的失灵问题, 通常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之外的“有形的手”, 也就是国家的公共财政政策。
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弥补农民部分生产成本的费用, 引导农民开展低碳农业。在图2中, 除农民愿意支付的P1成本外, 剩余的成本由国家的公共财政政策支持, 通过政府的公共财政政策使开展低碳农业的成本从G增加到G1, 减少开展低碳农业时农民的资金费用。在发展低碳农业的边际成本中减去政府的补贴, 得到S=MC-补贴曲线, 确定低碳农业新的发展量, 此时, 均衡的成本为P1, 均衡的数量是Q, 农民的私人成本和政府的补贴使市场均衡是有效的, 无谓成本消除。低碳农业的高额成本是制约其深入开展的瓶颈, 对于这个瓶颈, 政府应该充分体现公共财政政策支持的弥补作用。通过优惠的财政政策减低高成本, 转移农民发展低碳农业产生的部分损失, 使农民发展低碳农业在物质上得到保障, 加快我国低碳农业的发展。
三、公共财政政策在支持低碳农业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 低碳农业财政补贴额度不足且增长缓慢
为保证低碳农业的发展, 欧洲国家均比较注重公共财政补贴的鼓励和引导作用, 在此基础上, 农民自愿选择绿色低碳的农业生产模式,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展低碳农业, 扩充低碳农业的资金力量是必要的物质保障。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低碳农业的专门性财政支出, 因此只能从相关的涉农财政支出角度分析, 在下表中, 现阶段我国在发展经济时候, 政府颇为注意农业的地位, 在公共财政政策上有一定的倾斜, 2006年到2013年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支出每年都有增加, 但是国家的财政支农资金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到2013年为止, 不超过10%, 国家涉农财政补贴额度不足, 显然对低碳农业的财政补贴资金必定更是缺少。
单位 (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年鉴 (2007-2013年)
决定低碳农业的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基本的资金力量, 单单依靠农民自筹资金, 政府在公共财政政策上对低碳农业的发展置之不理, 低碳农业的发展道路定会布满荆棘。但实际上, 我国政府对低碳农业发展的资金扶持仍然较弱, 农民在发展低碳农业时没有物质资金的后盾支持, 政府的公共财政资金投入量的匮乏, 使低碳农业的发展陷入困境。
(二) 针对低碳农业的专门性财政预算空缺
我国农业的发展历史悠久, 但环保型、科技型的低碳农业的开展起步较晚, 低碳环保工作是农业发展的薄弱环节, 现行有关低碳农业缺少基本的物质制度保证, 在国家的财政预算上针对低碳农业的项目是空缺的, 因此我国低碳农业的开展缺乏基本的物质保。当前农业的环保制度还不健全, 国家很难引导低碳农业的发展。因为国家财政预算缺乏有效的低碳农业资金项目, 导致国家在农业某个范畴重叠投入财政资金, 资金利用率低, 显而易见, 国家没有足够重视低碳农业, 还没有将低碳农业放到农业发展的突出地位。目前, 政府的财政经费预算中有农林水事务支出的农业支出项目、环境保护支出项目, 但是并没有重视二者的结合, 对低碳农业的专门预算空缺, 无疑使低碳农业的发展处于滞后状态。从低碳农业角度看, 我国的财政预算项目是有待优化的, 专门预算的空白限制了我国低碳农业的深入发展。因此, 我国低碳农业的发展必须要求专门性财政预算项目的支持。
(三) 专项补贴结构不合理, 科技投入比例较低
科技创新是低碳农业发展的主要环节, 实现“有机、生态、高效”低碳农业的目标需要科学技术的投入。我国在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中对技术的关注起步晚且金额较少, 在2010年刚刚增设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项目, 虽然国家开始关注到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巨大潜力, 但是对于低碳农业技术研发力度远远不够, 在图3中可以看出, 2011年国家对技术体系项目资金的投入占总专项资金金额的比例仅仅在1%左右, 国家对低碳农业要求的科技资金投入不到位, 导致我国低碳农业科技水平落后, 缺乏先进的科学技术保障。
我国在低碳农业领域科学技术的落后, 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专业研究上的创新和技术落后。低碳农业从农作物的品种到农业机械化的应用, 从要求高产的土地到化肥的利用率, 都对专业型的科技研究有极高的要求, 我国目前的科技研发能力较弱, 引进国外技术力度不够。二是涉及低碳农业的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国家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集中在黑龙江、河南等粮食主产区, 对于其他范围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有所忽略。三是务农人员文化程度较低。相比欧洲规模农业相比, 我国家庭承包责任制还是主要的农业发展模式, 但是农民教育文化程度多数在初中以下, 据统计, 我国只有不到15%的家庭接受过施肥培训, 有的地方多达40%的家庭不知道自己所在的村庄里有任何推广活动[4], 这些都是我国低碳农业的开展面临巨大挑战。
四、支持低碳农业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建议
(一) 增加财政投入, 扩充低碳农业资金实力
实现全面促进低碳农业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政策的资金投入必须保证持续稳定的增加, 在各个方面夯实低碳农业的发展物质保障。国家的公共财政投入可以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完善低碳农业相关的基础设施体系。一方面, 强化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低碳农业基础设施设立, 重视小型农田水利的积极作用, 改善低碳农业发展的灌溉条件, 继续推动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的建设, 提高低碳农业外部环境质量;另一方面, 政府需要稳定对农村“水、气、路、电”的财政支持, 确保农村沼气工程建设、通村油路建设、农村电网建设等基础设施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二是强化对农业环境污染源的治理。我国主要的农业发展模式仍然是粗放型的高碳农业发展模式, 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自然资源, 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健康发展。为防止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国家应加强整治力度, 增加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投资量, 保证有足够的资金后备力量。三是财政资金应倾向于风沙源、重点防护林等重点生态环保工程建设, 使生态重点工程实施能顺利进行, 提高重点地区低碳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除了直接向低碳农业投入资金, 国家还可以增加低碳农业信贷补贴, 各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国家的督促和引导下, 切实加大对低碳农业的信贷资金投放力度, 充分发挥小额信贷在支持低碳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低碳农业较传统农业风险大、效益不稳定, 政府对于低碳农业的信贷补贴资金比例和贷款期限都要放宽些, 以拓宽低碳农业投资渠道。
(二) 设立低碳农业的专项预算项目, 完善低碳农业发展的制度保障
目前, 国家财政经费预算中, 虽然拿出大量的资金促进农业建设, 但是大部分是针对传统农业而言的, 缺少在考虑环境的前提下对低碳农业的专门性支出。发展低碳农业是今后我国发展农业的主要趋势, 由于低碳农业较强的外部性, 公共财政政策的支持是提高发展低碳农业水平的必然选择, 正是因为在目前的公共预算中缺乏对低碳农业的专项资金的项目, 才造成了公共财政支出在低碳农业上严重不足, 为了摆脱这种处境, 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政府应充分考虑“低碳”的环保因素, 整合农业相关的资金支出项目, 增加设置低碳农业的预算支出项目。合理设立低碳农业预算支出项目, 通过政府的公共财政政策使资源在低碳农业领域得到充分利用, 保证公共财政资金扶持低碳农业的稳定性。
此外, 结合农业发展特点, 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每年低碳农业预算支出的规模和结构, 一方面, 弥补财政支持低碳农业发展时的法律空缺;另一方面, 优化每年财政预算结构, 提高每年支持低碳农业的资金在总公共预算中的比例, 保证此项专项资金每年的增长速度, 使低碳农业的专项预算项目的科学性、可行性, 努力创造发展科学的低碳农业的外部条件, 保证财政支持低碳农业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全面提高低碳农业的发展水平。
(三) 优化财政补贴结构, 完善科技转移支付制度
政府在安排财政支农资金时, 应规范用于低碳农业发展的项目资金的专门性, 同时, 我国财政对低碳农业的支出应该着重倾向于科学技术。政府应加强低碳农业科学技术工作, 加快构建低碳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较传统农业, 低碳农业科学技术的研发和普及是低碳农业队伍前进的核心环节, 由于低碳农业的技术具有公共产品性和外部性, 农民个人不会轻易在技术领域投入资金, 因此确定了国家对低碳农业科学技术的供给主体角色。公共财政政策关注应用研究技术, 重点支持农作物新品种、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等低碳农业应用技术的投入。对于涉入低碳农业高新技术的企业, 引入竞争机制, 创造公平竞争的科研环境。保证科学项目立项的民主、公平公开性, 调动企业加入到低碳农业队伍的积极性。据测算政府对农业科技每增加1元投入, 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11.87元, 减少农牧户9.35元投入, 因此财政必须提高对农业的核心技术和研发水平的投入, 不断提高农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全面加快低碳农业发展[5]。实行低碳农产品、技术研发与市场开拓相结合的链式开发模式, 有效地将低碳农业科研、推广市场和企业部门进行优势集成, 形成“科技、企业、基地、农户、市场”五位一体的良好运行体制, 促进了技术型的低碳农业高效发展。加强低碳农业标准化技术推广和培训力度, 可以采取邀请专家现场授课、安排技术人员现场指导以及利用媒体、网络等方式开展低碳农业的农民培训, 扩大示范效应, 提高农民生产低碳农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提高低碳农业规模化水平。此外, 通过国家加大专项转移支付中技术的力度, 以避免地方政府对科技投入不足的问题。增加节能减排工程、沼气工程等低碳环保工程的资金投入, 充分利用转移支付对低碳农业发展的积极扶持功能。
参考文献
[1]马晓旭.我国低碳农业发展的困境及出路选择[J].经济体制改革, 2011:71-74
[2]梁青青, 田敏.我国低碳农业发展现状研究[J].农业经济, 2012:50-51
[3]Bade R, Parkin M.Essential Foundationsof Economics[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37-138
[4]赵凯, 孙嘉宣.农业源污染治理财政政策的欧洲模式及其借鉴[J].经济研究导刊, 2010:22-23
生态旅游开发的外部性问题研究 篇5
生态旅游开发的外部性问题研究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已日益受到人们的`喜爱和关注.生态旅游开发中的低技术含量,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日益严重.从外部性理论来分析,生态旅游外部不经济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产权不明确,而政府的参与管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作 者：刘肖梅 作者单位：泰安师专,地理旅游系,山东,泰安,271021刊 名：泰安师专学报英文刊名：TAIAN TEACHERS COLLEGE JOURNAL年，卷(期)：24(4)分类号：F590关键词：生态旅游 外部性 可持续发展 方案
网络游戏的外部性研究 篇6
关键词：网络游戏；外部性；电子商务；教育
一、引言
网络游戏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来说利用一切支持多人同时参与的游戏终端所开展的游戏项目都是网络游戏，这里既包括利用电脑也包括各种电子游戏工具比如PS2，Xbox等①；而本文所讨论的是狭义的网络游戏，是以internet网络为平台，实现多人同时在线相互竞争、合作或者娱乐的一种虚拟产品。网络游戏的基础是internet，因此internet的飞速发展也带动了网络游戏的发展。网络游戏已经发展成为和电影电视、音乐、体育等并驾齐驱的文化娱乐产业。根据美国专门从事互动娱乐市场分析的咨询公司DFC intelligence 2003年6月发布的报告，2002年世界网络游戏用户数达到7300万，预计在2008年将达到1.98亿。中国作为网络游戏极具有潜力的市场，其发展速度更是迅速。根据CNNIC2006年06月的报告，中国的网民数从2001年到2006年每年增加2000万人，其中2005年为10300万人，2006年为12300万人。2006年有31.8%上网的目的是网络游戏。2005年网络游戏的运营收入为47亿元人民币，比2004年增长49%；而整个产业链整体规模达到61亿元，比2004年增长51%。网络游戏的急剧发展，使其已经成为我国互联网产业中增长最快、市场潜力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焦点产业。
二、外部性
1、外部性的定义 外部性也称溢出效应。外部性问题的提出是和历史上对政府作用的争论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当认为政府的的作用就是保证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这一观点被普遍的接受的时候，英国经济学家西奇威克(Sidgwick)提出通过政府干涉解决“外部性”的观点。随后马歇尔对“外部性”问题也给予了关注，并在其1890年的巨著《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外部经济”这一概念。自此以后，经济学界始终对经济的外部性问题抱有兴趣。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把外部性定义为：“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给他人带来非自愿的成本或收益，即成本或收益被强加于他人身上，而这种成本或收益并未由引起成本或接受收益的人加以偿付。更为确切的说，外部性是一个经济体的行为对另外一经济主体的福利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并没有从货币上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当给他人带来非自愿的收益时，我们称之为外部经济性(或外部正效应)；当给他人带来非自愿的成本时，我们称之为外部非经济性(或外部负效应)。
2、外部性的数学解释 在本文中，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两个部门，网络游戏部门和受到网络游戏影响的部门，建立两部门的投入-产出模型。我们可以建立网络游戏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1)QX=G(IX)
其中QX表示网络游戏部门的产出；IX表示网络游戏部门自身要素投入(在这里我们假设产出QX只是取决于一个因素，忽略其他因素)；而因为网络游戏部门的产出水平对其他受到网络游戏影响部门的生产水平有影响，因此建立受到网络游戏影响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2)QY=F(IY；QX；)
其中QY表示受到网络游戏影响部门的产出水平；IY表示本产业QY自己的投入。
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就要求不同部门的社会边际收益产量(SMRPI)相等。我们首先对求I导数，于是网络游戏部门的社会边际收益产量：
这里第二项就表示网络游戏部门单位要素投入对其他部门的产出值的影响；其中PX，PY表示在一定时期内不变的产品价格。
受网络游戏影响部门的社会边际收益产量：
在完全的微观市场经济条件下，两部门在单独组织生产时都会通过计算使得其个别边际收益产量等于社会通行的社会边际收益产量(RI)。因此有：
而我们要实现社会的帕累托最优，必须有社会边际收益产量和个别边际收益产量相等。即：
由上面的式子我们可以发现要达到社会的最优的福利水平，就必须有，也就是说没有外部性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否则，有外部性就不可能达到最优。当，就是所谓的外部性经济；，就是所谓的外部性不经济。
3、案例分析 下面我们来具体的分析一下网络游戏对出版和教育产业的影响。我们从上面的数学分析可以看出，出版和教育产业的产出水平不仅仅决定于自身的要素投入，而且决定于网络游戏的产出水平。网络游戏给它们带来了额外的收益或者成本。我们先来看看网络游戏对出版业的影响。电子游戏是从西方开始的，国际游戏出版行业也已经有42年历史，而我们中国的游戏出版业始于1994年。多年来，由于国民消费能力的不足和盗版的冲击，中国游戏出版业一直处于艰难的曲折发展阶段。2000年，随着网络游戏的出现(2000年7月，第一款网络游戏《万王之王》推出并且实现赢利)，使中国游戏出版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中国游戏出版业的产值已经超过10亿人民币。据CGPA&IDC的《2004年度中国游戏产业报告》统计，网络游戏出版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了24.7亿元人民币，比2003年增长47.9%。网络游戏给古老的出版业带来新的机遇，很多的地方出版公司把网络游戏的出版作为优先和重点发展的业务(网络游戏将重点扶持 北京出版业打“金字招牌”――北京晚报)。网络游戏对出版业不仅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出版图书种类繁多而且价值高，利润丰厚，在很多的报纸杂志上登载广告成为传统媒体一项主要的收入来源，而且网络游戏的图书一般印刷精美，每个游戏的背后总是有个或者美丽或者悲伤的动人故事，极大的繁荣了我国的图书种类，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因此，网络游戏对出版业的影响基本上是外部经济的，使得出版业边际受益产量要大于其社会边际受益产量，得到了额外的收益。
我们再来看看网络游戏对教育产业的现实情况。由于网络游戏进入中国还没有几年，所以接触和使用网络游戏的大部分都是青少年，尤其是学生。根据2006年7月CNNIC调查，网民中18～24岁的年轻人所占比例最高，达到38.9%，其次是25～30岁的网民(18.4%)和18岁以下的网民(14.9%)，31～35岁的网民占到10.1%，35岁以上的网民所占比例都比较低，36～40岁的占到7.5%，41～50岁的为7.0%，还有3.2%的网民在50岁以上(如图5.24所示)。35岁及以下的网民占82.3%，35岁以上的网民占17.7%，网民在年龄结构上仍然呈现低龄化的态势。而按照职业分类时，学生所占比例最大，达到了36.2%。由此可见这些中学生、大学生成了上网的主力军，他们中的大部分上网就是为了玩网络游戏。这些网络游戏的玩家，很多人沉溺于网络游戏，也就是现在心理学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成瘾行为。成瘾行为就是指人对某种活动或者物品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很难戒除，比如吸烟、喝酒等。韩国一项对网络游戏用户的调查显示，69%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有一点“中毒”，而认为自己“完全不能摆脱”的占16%(Iresearch，2003)。而另外两项针对北美MMORPG(一种在线大型网络游戏)的玩家调查中，均有60%左右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对网络游戏“上瘾”(Yee，2001，2002)。在我们国家，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最近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约有2000万网游少年，其中有260万网游成瘾少年。2005—2006学年，浙江大学有90个学生退学，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上网成瘾者。因沉迷于网络游戏而荒废学业，已成为近年来高校学生退学的主要原因之一，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甚至有由于网络游戏自杀(2006年10月，张春良出版《在网路上狂奔》一书，记录了13岁天津男孩张潇艺因沉溺网络游戏而跳楼身亡的悲剧)和死在网吧的事情发生了(游戏玩家连玩50小时暴毙 韩国关注网游成瘾症—-WWW. QQ.COM)。为了网络游戏，这些玩家几近疯狂。大量的逃课，没有精神，体质变差，厌倦学习。为网络游戏花费大量金钱，花光了自己的生活费、学费，不够再问家里要，甚至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给教育带来我们不希望看到的额外成本。这个时候是属于外部不经济的，教育的边际收益产量低于其社会边际收益产量。
4、外部性的矫治 如何对外部性进行矫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只要有外部性的存在，不管是正的外部性还是负的外部性，我们就无法实现最优的市场资源配置，市场就会处在一个不是最有效率的状态，这是经济学家们所无法容忍的。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经济学家们找到了一些基本的解决方法。对于正的外部性，一般原理性的解决方法是补贴、国际贸易或者二者的结合。通过补贴弥补其边际受收益产量和社会边际收益产量的差值；通过国际贸易使得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自由流动，提高其边际收益产量，或者两个一起使用。如果这样还是无法解决，企业无法盈利那么这些部门就会消失。但是如果是关系到人们基本生活的，那么就只有由政府提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共物品。网络游戏不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必需品，并且其产生不仅仅是正的外部性，也有负的外部性，企业还是可以盈利的。因此我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市场自由调节，利用“无形之手”。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在其符合法律法规，内容健康的前提下，放松对网络游戏的监管，甚至要鼓励和支持这种绿色的高科技服务产业。
和正的外部性相比，负的外部性更加让我们关注，因为它表现得似乎更加直接，危害更大。经济学家们在负的外部性上显然花费的精力更多，也提出了很多的解决方法，总结起来，在传统经济学研究上，我们一般有三种原理性的方法矫治：税收、内部化、明确产权。税收就是通过对产生外部性不经济的部门征收一定的税收以弥补其造成的损失。我们已经对网络游戏产业征收税收了，但是征税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征收税收的标准是什么，税率多高，这十分复杂，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内部化就是把产生外部性不经济的部门和受其影响的部门进行合并，使得产生外部性的部门自己能体会到其外部性不经济，而降低或者消除其外部不经济。在我们这里，要合并两个产业明显行不通，成本太大。明确产权是应用了科斯定理：在谈判成本为零的情况下，通过明确产权，一定可以实现有效率的状态，无需政府的介入。在我们这里，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谁的产权，才能符合科斯定理的条件，不好解决。根据我们国家目前的国情，我认为目前的具体的措施包括“管制”和“开源”两个方面。
“管制”就是通过对网络游戏玩家、网络游戏服务商和网吧提出限制要求。一般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中学生和大学生上网学校进行时间和次数的限制。比方说，一天不得超过三个小时，每天上网不得超过三次，家长和学校多沟通进行监督，等等；
(2)对网络游戏服务商进行网络游戏内容的监管，严禁不良游戏进入市场，发动群众举报，推荐健康积极的网络游戏；
(3)对网吧严格管理，严禁玩家在网吧过夜甚至长时间“定居”。
其实上面的管制不是好办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和由于当前的制度不完善，很难得到实行，并且也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根本的办法是“开源”。“开源”是指通过其他的方面来解决外部性，不仅仅局限于网络游戏本身。对网络游戏的痴迷其实反映了我们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中平常活动的简单沉闷。在大学里很多的人不会打篮球，也不踢足球，更不说吹拉弹唱，一方面是大学里没有条件，另一方面就是他们不会。在我们的社会里，对文化生活和体育锻炼的重视程度很低，学校更加是，中学体育课由于升学的需要都取消了。到了最后，没有爱好，没有特长，没有能够发现和实现他自己独特才华的地方，不能得到满足和建立自信。这个时候网络游戏来了，他们发现在网络游戏中能够实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很多事情(虚拟的英雄、爱情)，能够尽情的发泄他们的喜怒哀乐。于是他们沉溺。网络游戏所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网络游戏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要严肃对待的问题，我的建议是：(1)改革教育，使得教育产业的产品不是完全同质的，而是各有特色；(2)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使人们有更多的文化消费选择；(3)教育孩子正确的对待网络游戏，学校和家长要进行引导，适度的玩游戏是益智的；(4)学校和家长要积极发现和引导青少年的爱好，发展其特长。当然，没有一个办法能够把这个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需要社会的各个方面一同努力。
三、结束语
当然，网络游戏不仅仅对我们上面分析的两个产业产生影响。事实上，它的影响很广泛，去年一年仅仅由网络游戏产业带动的相关产业(电信、IT、传统出版、传媒等)的直接收入就达250多亿元。对我们的生活很多方面已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就像一把双刃剑，让人又爱又恨。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像在计划经济时代直接禁止而是要积极的寻求它的解求之道，对外部性进行矫治。网络游戏正以强劲的势头向前发展，它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网络游戏的外部性也需要我们更进一步的研究，找到其中的规律性，使其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瓦尔特.尼科尔森(Walter Nicholson) . 微观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2]李琪.李峰.网络游戏：潜力巨大的新兴电子商务应用.《行业电子商务研究》
[3]张小蒂.倪云虎.网络经济概论.重庆大学出版社.2005
[4]叶德磊.中级微观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5]萨缪尔森.微观经济学第十六版.1999
[6]张五常.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1
[7]丹尼尔.史普博.(Daniel F.Spulber)经济学的著名寓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8]2003年韩国网络游戏调查报告 上海艾瑞市场咨询有限公司
[9]中国CNNIC第十八次互联网发展报告
[10]张立.中国网络游戏发展史.游戏天地
[11]许世呸.全球文化产业大扫描.文化产业
[12]李琪. 李峰.潜力巨大的新兴电子商务应用.行业电子商务应用研究
外部性理论探讨研究 篇7
关键词：外部企业,企业集群,政府治理,生命周期理论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有两大特点: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地方化。两者看似矛盾, 实则不然。前者是指经济贸易交往已不局限于国家内部地方与地方之间、邻国之间, 而是存在于全球各个国家之间;后者则是说几乎在每个国家内, 总有一些相关企业比较趋向于聚集在某一区域, 形成区域经济。企业集群便是从区域经济中衍生出来的。企业集群是指在一定区域内, 大量企业及相关支撑机构 (金融、保险等) 在地理空间上集聚的一种经济现象[1]。它已成为当代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在发达国家中十分明显, 在发展中国家也到处可见, 如美国的硅谷、波士顿128公路微电子产业, 德国的慕尼黑汽车业, 法国巴黎的时装业, 印度班加罗尔地区业等, 这些企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的软件业, 中国浙江柳市低压电器和嵊州领带促进作用, 当经济处于稳态时, 区域产业的集聚规模越大, 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产出也就越高[2]。
1 相关文献综述
企业集群规模扩张是企业集群发展的直接体现, 外部企业入群、群内企业衍生和群内企业规模扩张等是企业集群规模扩张的具体路径[3]。其中, 外部企业入群在企业集群规模扩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有研究如沈秋英等[4]在信任度动态分布的博弈模型基础上, 通过设定企业进入退出机制研究了集群规模的演化规律; 张新年等[5]从集群资源有限容量的角度对企业进入和退出集群进行了博弈分析, 并在仿真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相关因素对集群规模的影响。对于外部企业入群行为, 企业必须有一个客观理性的认识和科学的决策依据, 因此, 许多学者对企业入群行为决策机制进行了研究, 如: 任寿根[6]对上海外高桥保税区金融业企业集群的实证研究表明, 制度分割与新兴产业集群的企业入群有重要关系; Long[7]认为, 企业的入群行为是受到政策变化、产业发展和产业转移、技术和社会进步、资源条件、市场竞争等多种因素影响的, 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的一种博弈过程; 陶水宏[8]则通过博弈分析认为, 企业是否进入某一个企业集群, 更直观地表现为企业入群的期望投资收益率是否高于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 王德鲁、宋学锋[9]采用Makadok理性预期模型分析了企业集群和内部资源能力取得互补性的机理及条件, 认为企业集群所具备的资源能力条件是影响企业是否进入该集群的关键因素。现有研究仅对外部企业入群的行为决策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整体性分析, 但对于外部企业入群后的发展过程进行深入研究的还相对较少, 尤其缺乏关于外部企业入群后的政府治理研究。
目前, 越来越多的企业试图通过投资设厂甚至整体搬迁进入相关企业集群, 以期通过集群营造的扶持环境提升竞争能力, 然而, 在实践中却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 诸多进入集群的企业因竞争力下降等原因而纷纷退出, 因此, 外部企业入群后的政府治理问题是企业集群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为此, 本文首先分析了影响外部企业进入集群的因素, 通过对比外部企业进入集群前后的单位产品成本, 描绘出外部企业入群前后的单位产品成本差的曲线, 进而阐述外部企业在企业集群中从进入到退出 ( 或衰落) 的生命周期过程, 并探讨在外部企业入群后的生命周期过程中不同时期政府应采取的政策措施, 提出相关的政府治理建议。
2 模型构建
2. 1 企业集群的优势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企业趋向于聚集在某一特定区域? 企业集群到底有什么优势能够吸引外部企业? 李君华等[10]认为, 专业化条件、竞争性的治理机制以及基于信任与合作的网络文化是集群优势的源泉。范剑勇[11]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产业集聚可以提高区域劳动生产率, 进而对地区之间的差距产生持久影响。吴勤堂[12]将企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的发展进行了耦合分析。综合相关文献, 现将企业集群的优势归纳如下:
( 1) 优惠政策。企业集群为吸引符合集群产业定位的企业进入, 常在地价、税收、金融信贷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
( 2) 外部经济。Schmitz[13]认为集体效率来自于外部经济和联合行动两部分收益。Krukman[14]将劳动力市场共享、专业化投入和服务、知识和信息的流动看作是外部经济的三个来源。集群良好的设施和生活环境、与群内企业匹配的相关机构等硬件设施为企业集群提供了基础, 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降低了企业的人力资本, 专业化分工可以拓宽企业的采购或加工渠道, 共享中间投入品, 知识外溢更是为产品创新和结构升级降低了成本。此外, 外部企业进入集群后, 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集群整体的一部分, 其谈判和讨价还价能力明显提升。企业集群的区域品牌效应也会使企业在市场上获得明显的竞争优势。集群和区域品牌是区域产业磁场的两磁极, 两者相互促进, 在政府、企业等创建区域品牌的磁力线的作用下, 共同形成具有巨大引力的区域产业磁场, 从而促进区域经济体绝对优势的形成[15]。
( 3) 联合行动。联合行动是企业之间通过有意识的合作所获得的积极的集体效率, 他包括个体之间的合作和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合作[3]。如果将外部经济看作外部企业加入集群后能获得的固定利益, 则联合行动利益可以说是 “变动利益”, 它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意识、合作努力程度有很大的关系。企业之间的联合行动, 尤其体现在价值链上的企业, 能够为企业降低交易成本、降低投入风险, 如生产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原料采购、横向企业之间的共性技术合作开发。
2. 2 系数假设
作为盈利性组织, 外部企业进入集群是为了获得比不进入时更大的利润, 它进入集群与否是一种入群前利润与入群后利润的比较, 也即在市场价格稳定、行业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入群前的单位产品成本与入群后的单位产品成本的比较。
外部企业进入集群发生的迁移成本是企业进入集群的一个阻碍因素, 它包括: ( 1) 迁移过程中的撤、运、建的费用, 其中运的费用主要与距离呈正相关。 ( 2) 资产转移或重置成本。在迁移过程中, 有些资产空间转移性好, 不失价值, 如机器设备, 而有些资产一旦搬迁, 则沦为沉没成本。 ( 3) 生产停止损失, 即由于搬迁引起企业停产所带来的损失。
假设外部企业始终只生产一种产品, 入群前的单位产品成本为c, 利润为 π = ( p - c) q, 其中p为单位产品的价格, q为产量, 且p > c, 即企业是盈利的。先引入几个系数:
η: 单位产品成本增加系数, 是指在外部企业迁入企业集群时由于迁移成本所引起的产品单位成本的增加幅度 ( 相对于入群前单位产品成本c , λ、ω类同) 。
λ: 固定优惠系数, 包括政策优惠系数和外部经济系数。政策优惠系数是指国家或地方政府对企业集群所给予信贷、税收等服务方面的优惠所带来的企业单位产品成本降低的幅度; 外部经济系数是指由于外部企业进入企业集群后企业所享受的外部经济带来的单位产品成本降低的幅度。由此可知, 固定优惠系数 λ 是企业集群所特有的, 非企业集群中的企业是不能享受到这些优惠的。
ω: 联合行动系数, 是指由集群中的企业联合行动所引起的单位产品成本的降低幅度 ( 扣除了努力成本e, 努力成本e在下文将会提及) 。
值得注意的是, 在本文中, 入群后的外部企业的成本并未将地价考虑进来。笔者认为, 旧厂址出售或出租所获得的收益与新厂址的购买或租赁所付出的成本相差不大, 我国大部分企业集群和工业园区是可以辅证的, 国家和地方政府鼓励符合集群产业定位的外部企业进入企业集群, 地价则是其重要杠杆之一。
2. 3 模型构建
在外部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始终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外部企业进入集群后的单位产品成本为:
从 ( 1) 式中可以得到以下推论:
推论1: 迁移成本m是外部企业进入集群的阻力因素。因为入群后企业的单位产品成本c'与单位产品成本增加系数 η 呈正相关, m越大, 相对应的 η也越大, 因而外部企业进入集群的阻力也就越大;反之, 阻力越小。因此, 即使外部企业入群后获得企业集群中外部经济和联合行动所带来的利润增值, 倘若迁移成本m过大, 外部企业进入集群的积极性仍然不高。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某些地方的企业集群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仍无法吸引外部企业进入, 而集群内大部分是本地企业的原因。
推论2: 企业集群中的固定优惠利益是外部企业进入集群的重要引导因素。政府的优惠政策可以减少外部企业进入集群后扭亏为盈的经营年数, 它也是外部企业进入集群的最基本因素之一; 另一最基本因素便是集群所特有的外部经济, 集群中的劳动力市场共享、专业化分工以及知识和信息的流动与溢出会较大幅度地降低外部企业入群后的产品单位成本。政府的优惠政策和集群中的外部经济必然是企业进入集群的最基本动因, λ 越大, 集群越容易吸引外部企业进入集群, 反之则难。
推论3: 外部企业进入集群后与集群中原有企业之间的联合行动是外部企业进入集群的决定因素。作为集群中企业之间一种有意识的行动, 联合行动带来的利益在一定条件下是无限的, 是企业集群效应的体现。企业集群效应越大, 集群的竞争优势越大, 对应 ω 越大, 越容易吸引外部企业进入; 反之则难。联合行动的决定性尤其体现在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中, 只有不断创新, 企业才能得到可持续发展, 这就要求集群中的中小企业必须合作开发, 从而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3 外部企业入群后的生命周期过程
3. 1 模型假设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外部企业入群后的单位产品成本c'与 η、λ、ω 之间的关系, 作如下假设:
假设1: 为了简便但不失一般性, 将产品产量q看成是时间t的纯线性关系, 即q = dt, d为一大于零的常数。即入群后外部企业的产量与经营年数有着严格增长的关系, 因为当企业到达第二个盈亏平衡时间点 ( 即文中图1 中的t5) , 企业将进入亏损, 这时企业将对产品进行调整, 比如产品升级、转换经营等, 因此假设1 在0→t5这个时间段是可以接受的。
在假设1 的情况下, 可令其中m为迁移成本, c为企业入群前的单位产品成本。单位产品成本增加系数 η ( t) 会随着t变大先迅速减少、然后放缓减少。当t→0+时, η ( t) 会无穷大, 但这在现实生活中是无实际经济意义的, 因为企业一旦投入生产, 在较短时间内产品产量会迅速增加, 进而有迁移成本所导致的单位产品分摊成本会迅猛下降, 即 η ( t) 会急剧减少; 而当t→∞ 时, η ( t) 接近于0, 但在实际生产中企业的经营年数是不可能无限大的, 因此 η ( t) 是一必须考虑的因素。
假设2: 将固定优惠系数 λ 看作一个大于零的常数, 政府优惠政策以及外部经济所引起的产品单位成本降低的幅度可看作一个常数, 每单位产品所享受到的优惠是固定的, 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这是有一定的现实经济意义的。
假设3: 令联合行动系数 ω ( t) = - at2+ bt, 其中a > 0, b > 0。为保证 ω ( t) 经过原点, 令二次函数常数项为零, 将联合行动系数 ω ( t) 看作是时间t的二次函数, 随t的变大而先增后减。联合行动系数先增加是因联合行动所获得的利益大于为此付出的努力成本e, 此时企业集群效应发挥了作用, 产品的市场销量大, 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融洽; 后来减少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进一步行动所获得利益会小于其努力成本e。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产品所在的行业环境恶化、企业之间的关系变淡、企业内部发生变故或自然灾害等。
3. 2 外部企业入群后的生命周期过程
综合上述假设, 结合 ( 1) 式, 可得:
其中, △c ( t) 是指外部企业入群前产品单位成本与入群后的产品单位成本之差。△c ( t) > 0 表明外部企业进入集群后产品单位成本降低了, 在进入集群后的一段时间内保持△c ( t) > 0 是外部企业进入集群的基本前提; 若△c ( t) ≤0, 即外部企业进入集群后产品单位成本不变甚至增加, 理性的外部企业只允许△c ( t) ≤0 在进入集群后的起初一段时间存在。
现以时间t作为横轴, 在同一坐标中通过 λ、η ( t) 、ω ( t) 的图形画出 ω ( t) 的图像。对△c ( t) 关于t进行求导可知, , 因此△c ( t) 图像在t > 0 区域内是上凸的; 令△c ( t) = 0, △c' ( t) = 0, 通过盛金判别法, 可知方程△c ( t) = 0 在t > 0 上有两个正的不相同的实根, 而方程△c' ( t) = 0 在t > 0 上只有一个实根, 因此△c ( t) 在t > 0 上与横轴有两个不同的交点, 只有一个最大值。△c ( t) 的最大值点在 ω ( t) 的最大值点的右边, 即 ω ( t) 最大时, △c ( t) 仍在上升。分别画出 ω ( t) + λ 和- η ( t) 的图像, 然后再粗略画出 △c ( t) 的图像, 如图1 所示。
结合图1 标出的时间点, 下面对△c ( t) 在不同时间段和时间点进行讨论:
( 1) 在0→t0时段, 外部企业刚迁入企业集群, 受迁移成本m的影响; 而且, 企业刚进入集群对集群内的公用设施等的使用不熟悉, 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关系还不够紧密, 从而导致短时间内产品单位成本居高不下。在t0点, c'= p > c, π = 0, 因此, t0也叫盈亏平衡经营年数, 即入群后的外部企业从进入企业集群到企业盈亏平衡所经历的年数。值得注意的是, t5是另一个企业达到盈亏平衡的时间点, 但此时企业已经即将进入亏损, 很多企业这时会进行产品结构调整。
( 2) 在t0→t1时段, 企业开始盈利。在t1点, c'=c < p, 企业盈利已恢复到进入集群前的水平。在这时间段, 进入集群的外部企业对集群内的环境、公用设施更为熟悉, 也已经开始与集群中的其他企业有了一些合作, 从而降低了成本。
( 3) 在t1→t4时段, 企业处于盈利状态, 且盈利水平比进入集群前要高, 除在t1、t4点, c'= c < p, 其余各点均有c'< c < p。下面分段讨论:
1) 在t1→t3时段, 这是企业集群效应发生作用的重要时期, 企业集群中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降低了企业的搜寻成本, 专业化的分工更利于企业的生产运作, 知识信息的流动与溢出以及企业之间的合作研发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 价值链中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加强降低了交易费用。在t2处, ω ( t) + λ 达到了最大, 也即 ω ( t) 的最大点, 但由于- η ( t) 仍在变大, 因此△c ( t) 在t3处达到最大, c'最小, 此时企业进入到了最佳的生产时期。外部企业进入集群后都想尽可能地在t3附近停留更长时间, 这样产品单位成本就能在较长时间处于领先地位, 企业的盈利就越大。
2) 在t3→t4时段, △c ( t) 开始逐渐减少, c'经过最低点后开始增大, 直至t4处时c'< c < p。这可能是由于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减弱, 在市场中的谈判地位下降, 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减弱, 维护或加强企业之间的关系成本过高, 企业内部运作不良等因素引起的。
( 4) 在t4→t5时段, 此时盈利相比之前已较大幅度减少, c≤c'≤p, 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逐渐消失、企业经营管理不善、行业环境恶化、自然灾害等都是影响因素。在t5之后, 理性的企业是不会再生产的, 此时企业已亏损, 企业或将转为生产其他产品、或将迁入另一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集群, 抑或是由于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得到创新后产品重焕青春, 在此不加讨论了。
3. 3 比较分析图
为了更直观地将c'和c进行对比, 如图2 所示描绘出了c'、c和p三者的关系。
从图2 中可以看到, c'曲线的平缓或陡峭与外部企业进入集群后的适应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新进入的外部企业积极利用企业集群中的各种资源, 加强与其他企业的合作, 那么它的c'曲线中: t0、t1会更小, 而t3、t4、t5则会变大, t0→t5时段将会更长, 尤其体现在t1→t4时段, c'曲线的最低点也会更小。相对应的比较在图2 中可以看出。而那些进入集群后适应不理想的企业则与之相反, 企业的经营年数t5将很小, 更有的在t0→t5时段停留的时间非常短, 最后不得不进行产品结构调整, 甚至退出企业集群。
4 政府治理对策
4. 1 适应期 ( 0→t1)
在这个时间段, 外部企业刚刚进入企业集群, 受迁移成本m的影响, 而且企业刚进入集群对集群内的公用设施等使用不熟悉, 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关系还不够紧密, 从而导致短时间内产品单位成本居高不下。
在这一时期, 政府治理首先要积极完善和落实土地、税收和财政等固定优惠措施。政府的政策优惠是吸引外部企业入群的最基本动因。在外部企业进入集群后, 政府治理应注意相关优惠政策的落实, 在发展集群品牌的同时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其次, 积极培育中介服务体系, 促进新入群企业更好地享受外部经济效应。政府应积极培育中介服务体系, 为新进入集群的外部企业提供良好的环境, 使新进入集群的外部企业更好、更快地适应集群环境和公用设施。最后, 要扩大外部交流, 促进要素流动。积极建立相关的机制和平台, 促进新入群企业与其他企业的交流, 通过频繁和富有建设性的交流, 不断提高新入群企业的现代企业经营意识, 增进与其他企业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为进一步的联合行动提供条件和基础。
4. 2 成熟期 ( t1→t4)
在这个时间段, 外部企业已经适应了集群环境, 企业处于盈利状态, 且比进入集群前利润高。企业集群中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降低了企业的搜寻成本, 专业化的分工更利于企业的生产运作, 知识信息的流动与溢出以及企业之间的合作研发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 价值链中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加强降低了交易费用。
在这个时间段, 政府治理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注重完善体制机制, 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应注意完善相关体制机制, 转变政府职能, 以市场机制为主体, 充当 “守护人”的角色, 逐步实现集群的完全市场化运作, 并增强集聚效应, 促进集群的升级改造。二是要加强企业间的网络联系, 促进企业之间的联合行动, 提高新入群企业的经济效益。外部企业进入集群后与集群中原有企业之间的联合行动是外部企业进入集群的决定因素。作为集群中企业之间一种有意识的行动, 联合行动带来的利益在一定条件下是无限的, 是企业集群效应的体现, 企业集群效应越大, 集群的竞争优势越大。三是建立区域创新系统, 保持技术创新的优势。鼓励入群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广泛吸引各种人才, 对从事技术开发活动给予加速折旧、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 通过财政贴息、投资扶持和税收减免等措施推动入群企业和研究机构紧密结合, 形成区域科技创新体系, 保持技术创新的优势, 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和单位产品成本。
4. 3 衰落期 ( t4→t5)
在这个时间段, 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逐渐消失、企业经营管理不善、行业环境恶化、自然灾害等都是影响因素。
在这一时期, 政府治理应注意: 一是, 有针对性地对集群发展中的共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 优化行业发展环境, 为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财政补贴和政策援助。二是, 建立集群的监控和预警机制, 加强企业集群运行状态的分析, 确保企业集群的良性循环, 防止进入集群的外部企业过早衰落, 更要防止因政策失当和技术原因等导致企业的突然死亡。三是, 延长价值链条, 推动产业升级。对于处于衰落期的外部企业, 政府应强化专业分工, 延伸产业链条,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为企业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 使处于衰落期的外部企业平安过渡, 重新焕发青春。
5 结语
企业集群中的政策优惠以及外部经济所带来的收益是外部企业进入集群的最基本动因, 是最易获得的根本利益, 因此在现代生产中, 政府和企业集群相关管理机构应制定和完善在财政、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完善相关基础设施, 健全配套产业体系, 创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吸引外部企业的进入。企业集群中企业之间的联合行动决定着企业集群的发展前景, 单纯地依靠政策优惠和外部经济并不能实现企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只有鼓励企业之间的努力合作, 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集群集聚效应, 实现长时间的盈利, 进而又刺激企业再次合作,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合作机制, 促进企业集群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外部性理论探讨 篇8
外部性概念是研究外部性理论的起点, 然而对于外部性概念的定义至今仍是一个难题, 为此很多经济学教科书干脆忽略了外部性的定义, 例如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以及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等, 但是不下定义就来分析这一问题往往是很困难的。
外部性问题发起于西奇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灯塔”理论和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的“外部经济”的提法。马歇尔在分析个别厂商和行业经济运行时首创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这一对概念。所谓外部经济是指一种有赖于该产业一般发达所造成的经济。后来受马歇尔的启发, 马歇尔的弟子庇古正式提出和建立了外部性理论。庇古认为, 在经济活动中, 如果某些厂商给其他厂商或整个社会造成了损失而不需要付出代价, 就存在“外部性”。适当改变一下庇古所用的概念, 外部性实际上就是边际私人与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之间的不一致。在没有外部效应时边际私人成本就是生产或者消费一件物品所引起的全部成本, 当存在负的外部效应时, 例如一家企业排放污染引起其它企业或者个人为了维持原产量或者个人健康所需成本, 这就是外部成本, 边际私人成本加上外部成本就是边际社会成本。当存在正的外部效应时企业或者个人所产生的收益并不由他们单独享有还存在外部收益。边际私人收益与外部收益之和就是边际社会收益。既然在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相背离的情况下, 自由竞争无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政府就需要采取政策来消除这种背离, 庇古的策略是对于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实行征税, 而对于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的部门进行奖励和补贴, 这种政策建议后来被称为庇古税。
外部性理论从产生开始, 一直受到理论界的关注, 备受注目的同时也遭受了很多的批判和质疑。其中, 科斯从否定庇古等人的逻辑体系开始, 对外部性理论进行了批判, 但是却又是外部性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科斯对于庇古外部性理论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外部性问题并不是单方向的而是具有相互性, 例如一个化工厂排放污染, 按照庇古的理论我们应该对化工厂征收庇古税来减少化工厂的污染排放, 但是实际上可能化工厂建设在前而居民区的建设在后, 这样政府就不应该向化工厂征税而是居民向化工厂赎买。科斯提出了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策略, 即著名的科斯定律, 当交易费为零, 产权明确的情况下, 双方通过自愿协商就可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根本无需政府干预。而当交易费用不为零, 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 需权衡各项政策的执行成本进行决定, 也就是说庇古税可能是最优的手段也可能不是。
此外, 张五常、杨小凯等人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出发, 完全否定了外部性理论。张五常对于外部性理论的批判主要表现为, 首先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谈外部性, 外部性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 到底谁对谁产生外部性呢?其次之所以外部性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是因为合约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 因此他建议用合约理论替代外部性概念更加符合现实。杨小凯等人认为外部性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 问题的实质在于交易费用, 他对于外部性理论的批判主要表现为首先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 不同的产权安排都能够达到最优配置, 也就不存在外部性问题。其次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 交易费用概念就可以替代外部性概念, 即外部性问题就是节省界定产权的外生交易费用与节省界定产权所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的两难问题。
笔者认为可能庇古对于外部性解释更加符合实际。虽然科斯在他的经典著作《社会成本问题》这本书中例举了很多外部性是相互的例子, 例如走失的牛、斯特其斯诉布里奇曼案等等, 科斯认为这些外部性所造成的损害都是相互的, 应该根据效率的原则来确定谁有权侵害谁, 但是这却违背了公平原则, 因为侵害是先天存在的可能在某些事例中很难判定, 但它却是客观存在的。张五常、杨小凯等人则认为外部性概念是模糊不清的, 完全可以用合约理论或者交易费用理论替代, 但是交易费用理论并不能够完全替代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研究的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问题, 而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法关注与分工如何减少资源的稀缺程度。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区别的。综上所述, 本人对于外部性概念的定义是:当某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于其它经济主体的效应或者说福利产生了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又无法通过市场自发得到解决时, 就产生了外部性。
二、外部性需要矫正吗
多数赞成外部性理论的学者都认为外部性的存在会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为了提高效率需要对外部性问题进行矫正。外部性的矫正是指对产品或者劳务的私人边际成本和私人边际收益进行调整, 使之与社会边际成本或社会边际收益相一致。但是当考虑到交易费用时, 对外部性进行矫正并不一定能够提高效率。我们按照庇古对于外部性理论的定义来讨论外部性如何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及外部性是否需要内部化的问题。
我们假设存在一家化工厂, 该企业处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 因此它的产量不会影响市场价格。假设工厂生产的边际私人成本为 (MPC) , 工厂的边际社会成本为 (MSC) , 它等于工厂的边际私人成本 (MPC) 与给社会所造成的边际外部费用 (MEC) 之和。如图1所示, 工厂的供给曲线S=MPC, D为需求曲线, 供给需求曲线相交于C点, 此时工厂的产量为Q1价格为P1。而社会的供给与需求曲线相交于A点, 此时工厂的产量为Q2价格为P2。可以发现在存在负的外部性的情况下, 工厂的产量增加导致过度生产, 工厂转嫁外部费用从而给社会造成了损失, 损失的大小大概为△ABC的大小。
通过上面所举的案例可以发现, 当存在负的外部性的时候, 社会资源配置不能够达到最优化, 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同理我们也可以得到存在正的外部性时资源配置也是低效率的。因此当存在外部性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外部性进行矫正, 我们还是以上面的案例来进行说明, 对外部性进行矫正的方法有很多, 我们采取庇古的方法来进行说明。庇古建议政府对工厂进行征税, 税收的大小等于MEC, 这样工厂的MSC曲线就变成MSC曲线, 最优产量变为Q2从而达到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初看上去庇古税可能是一个很完美的理论,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征收庇古税并不一定能够提高效率, 这主要是因为存在着交易费用, 这些费用包括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及监督的费用。另外政府对于公司所造成MEC以及MPC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 还需要搜集造成的信息才能设定最优的税率等等成本。如果这些交易费用之和大于外部性的损失, 那么不但不会提高效率还会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外部性的存在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但是并不是所有对于外部性的矫正方法都是可取的, 我们需要衡量利弊得失才能做出选择。
三、如何对外部性进行矫正
在如何对外部性进行矫正的方法选择上, sandmo (2000) 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们对于说教性的政策表示怀疑, 对控制和命令似的政策表示厌恶, 而对市场化的手段表示欢迎。总结起来主要包括经济激励、直接规制、社会习俗、法律准则等手段。下面将主要介绍经济激励、及直接规制两种手段。其中经济激励手段是指利用经济手段, 直接作用于经济主体, 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 使其产生的外部社会成本内部化。它主要包括以庇古为首的税收手段和以科斯为首的侧重于市场本身的市场化手段。
1. 庇古税。
庇古税是由福利经济学家庇古首先提出的, 他主张使用税收的方法迫使厂商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当一个厂商施加一种外部社会成本时, 应该对它施加一项税收, 该税收等于厂商生产每一连续单位的产出所造成的损害, 即税收应恰好等于边际损害成本。庇古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率, 下面笔者就介绍一些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扭曲税:因为完全内部化了外部性, 庇古税又被称为最优税。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传统的庇古税分析是基于局部均衡分析基础上的, 假设过于抽象和简化, 妨碍了其在实践当中的运用, 为了克服这些缺陷, 我们必须将分析放到整个税制的大背景下去考察。也就是说局部均衡分析必须采取单一税制的形式, 这要求政府对个人征收一次总复制税 (lump sum tax) 来满足。而在现实当中单一税制是很难实现的目标, 必须通过课征直接以及间接税的形式完成。这也就出现其他的扭曲性税, 那么当现实当中存在扭曲税的情况下如何分析庇古税呢?经济学家sandmo (1975) 等人对此进行了研究, 他通过推理得出在一个最优的商品税制下, 将庇古税和ramsey准则用一种简单的方式结合起来, 就可以实现既定税制下的损失最小化, 这样的税制结构通常被我们描述为符合“叠加性特征”。假设社会中存在着n件课征商品, 其中第n件商品具有外部性。那么对该产品的课税可以表达为ramsey部分和庇古部分的加权平均, 但其他的n-1件商品只征收ramsey部分。
(2) 直接税和间接税:制定税收政策需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税率的确定, 上面我们已经讨论了存在扭曲税情况下最优税的确定问题。另一个就是决定对什么商品进行征税的问题。现有的一些文献在研究外部性修正税时发现, 可行的税收工具是基于外部性的一个代表物, 而不是外部性本身, 例如一家化工厂生产产生了废气, 废气的多少是我们实际当中很难测量的, 可行的操作办法是对工厂生产的商品进行征税。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外部性的代表物并不能完全的代表外部性, 会造成税收的低效率。在实际当中主要存在三种形式的外部税。
第一种:外部性本身征税, 虽然外部性很难测量, 但是还是存在着可以大概估算出来大小的外部性, 例如消费汽油所产生的温室气体。第二种:直接产生外部性的商品进行征税, 例如上面化工厂的例子, 这种税又被称为直接税。第三种:产生外部性的商品的替代品或者或补品进行征税, 例如为了对交通拥挤进行控制, 我们可以对停车场进行征税。这种税又被称为间接税。为什么说不对外部性本身进行征税而是通过征收直接或者间接税会造成低效率呢?主要是会导致动作反映形式的低效率。我们还是以上面的化工厂为例, 如果对化工厂的商品进行征税, 商品的价格提高, 会激励消费者减少商品的消费, 但是却未必能够刺激工厂使用更先进的技术来减少废气的排放, 因为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即使自己降低了废弃的排放量, 政府也不会对商品减少税负。
2. 科斯手段。
科斯认为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重新分配产权得到解决。所谓产权, 是由社会规定的一组权利, 这种权利可以在法律的保护和限制下自由地加以使用并从中获得收益。科斯认为, 当人们在面对A损害B这类外部性问题时, 往往是考虑应该如何阻止A。其阻止的办法无外乎要么要求A向B赔偿损失, 要么向他课税, 或者干脆要他停止工作。这些办法都不尽人意, 因为其结果是尽管可能使B免遭损害, 但却有可能使A遭受损失。要使当事人所遭受的损失都尽可能地小, 正确的思考逻辑应该是首先确定我们应准许A损害B, 还是准许B损害A。依照科斯的意思, 后人总结为著名的“科斯定理”, 即当交易成本为零时, 人们之间的自愿合作或将外部性所产生的社会成本纳入交易当事人的成本函数, 从而导致最佳效率的结果出现 (科斯第一定理) ;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中, 法律规则中产权的界定对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有重要作用。法律规则的选择应在比较各种解决办法的成本和收益后作出, 他认为允许当事人就外部性进行谈判以自愿合作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有效法律规则。政府的作用即在界定当事人拥有的产权, 包括进行谈判的权利, 而不必直接干预。这就是说, 只要交易费用不为零, 就可以利用明确界定它的产权, 通过产权之间的自愿交换来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 从而克服外部性, 而无需抛弃市场机制。因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 交易各方就会力求降低交易费用, 把资源使用到产出最大或成本最小的地方。
科斯手段看起来很完美,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自愿协商需要考虑交易费用的大小, 如果交易费用过高甚至大于社会损失, 那么协商也就失去了意义。其次, 自愿协商的前提是产权明确, 而事实上确定产权的成本往往是很高昂的。再次, 科斯的手段仅仅注重了效率而忽略了公平。
3. 政府管制。
管制是政府以非市场途径, 即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 作用于政策对象, 强制其执行, 又被称为命令和控制 (command-andcontrol) 。同使用庇古和科斯的措施相比, 政府一般更愿意通过管制来限制负外部性的产生, 因为管制的效果更加直接明显。但是这种方式因为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而被经济学家们所厌恶。首先, 为了制定政策需要大量的数据信息, 以及制定后的执行, 使得管制的成本高昂。其次, 管制缺乏灵活与应变, 不能随环境改变及时调整政策。再次, 管制政策存在着一刀切的现象, 缺乏效率。最后, 管制手段缺乏激励, 不能够刺激企业或者个人的自觉性、创造性。
四、结论
本文从分析外部性的概念入手, 对历史上经济学家们关于外部性概念的不同定义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笔者所理解的外部性是指当某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于其它经济主体的效应或者说福利产生了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又无法通过市场自发得到解决, 就产生了外部性。同意外部性存在的学者都认为外部性的存在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但是考虑到交易成本并不是所有外部性的矫正方法都会提高效率, 因此需要对外部性的矫正方法进行研究。本文主要考虑了庇古税、科斯理论以及政府规制三种手段, 并分析了他们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说政府规制方法有较强的确定性, 但是灵活性不够, 激励作用较弱, 控制成本较高。庇古手段虽然比政府规制方法具有更强的激励机制, 但是由于还存在着一些由自身特点所决定的缺陷, 具有较差的可操作性和政策效果。科斯手段根据产权理论, 侧重于利用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 但是由于产权不明晰, 交易成本过高, 实际中的应用也很少。
参考文献
[1].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2].张五常.经济解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3].杨小凯, 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4].罗士俐.外部性理论的困境及其出路[J].当代经济研究, 2009 (10)
[5].沈满洪, 何灵巧.外部性的分类及外部性理论的演化[J].浙江大学学报, 2002 (1)
[6].Pigou A C.Empty economic boxes:a reply[J].The Economic Journal, 1922, 32 (128) :458-465.
[7].Ronald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3.1-44.
[8].Green, J.and Sheshinski, E. (1976) , Direct versus Indirect Remedies for Externaliti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4, 797-808.
[9].Vidar Christiansen and Stephen Smith (2009) Externality-correcting Taxes and Regulation[J]CESIFO WORKING PAPER NO.2793.
[10].Sandmo, A., (1976) , Direct versus Indirect Pigovian Taxation.[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7, 337-349.
“外部性理论”课堂教学策略探索 篇9
一、结合生活实例解析外部性的概念
由于外部性概念本身比较抽象, 在学生对其没有任何感性认识的前提下, 直接对其下定义, 学生就难以接受和消化。因此, 可以从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入手, 使学生有了一定感性认识之后, 再引入概念, 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可以这样引入:在生活中,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现象, 某家人的花园种了好看的鲜花, 周围邻居都能享受到花的芳香和美丽, 给他们带来了愉悦;某人在家里放强节奏的音乐, 影响了邻居的正常休息等等。这些现象非常普遍, 但是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无论一个人的行为给外界带来好处还是使他人利益受损, 都不能在市场交易的价格中得以反映。设问:那么, 这是一些什么现象呢?引出概念:其实, 这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外部性现象。在以上分析基础上, 解释外部性的含义:所谓外部性, 又称外部效应、溢出效应或外部影响, 是指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对其他主体的消费或生产活动产生的不能在市场价格中得到反映的效应或影响。简言之, 就是经济行为主体的活动对其他主体带来的非市场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益的, 也可能是有害的, 有益的影响被称为外部效益、外部经济性, 或正外部性;有害的影响被称为外部成本、外部不经济性, 或负的外部性。它的特点是:造成影响和受到影响的行为人都不对这些影响付费或收费, 不能用价格来反映这种影响。因此, 它是一种市场外部而不是内部的效应。
二、借助曲线工具阐释外部性的影响
既然外部性是由于成本和收益不对称导致的, 因此, 在存在外部性的领域, 市场内在的自我平衡机制会失灵, 从而使得市场无法实现均衡, 损失了效率。无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 都是如此。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 要尽可能通过建立模型来展现有关经济理论和分析经济问题。讲述这部分内容时, 模型建立需要借助两组分析工具加以说明, 包括三个边际成本概念和三个边际收益概念。可为两种情况:
(一) 正外部效应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正外部效应的最关键问题, 就是带有正的外部效应的物品或服务的价格, 不能充分反映该种物品或服务所能带来的社会边际效益。在价格既定的情况下, 当存在生产的正外部性时, 生产者没有获得全部社会收益, 产量就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使得潜在的生产能力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因此, 正外部效应存在的后果是产量不足。如图1所示。
假定此时社会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成本相等, 即MSC=MPC, 则D与S相交于E点, 分别形成均衡价格P和产量Q。Q为私人最优产量。但是, E点并非是效率所要求的均衡点, 因为D所反映的边际收益仅仅是私人边际收益, 即D=MPB, 它没有把外部边际收益 (MEB) 计算在内。真正全面反映社会边际收益 (私人边际收益与外部边际收益之和) 的是D', 它与S相交于E'点, 由E'点所决定的均衡价格P'和产量Q'才符合资源配置的效率要求。Q'为社会最优产量。显然, 私人最优产量Q小于社会最优产量Q'。这说明正外部效应的存在会引起产量不足, 无法满足社会有效需求, 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
(二) 负外部效应与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当存在负外部性时, 情况则恰恰相反。负外部效应的实质是, 产品或劳务的价格, 不能充分反映生产这种产品或劳务的社会 (外部) 边际成本。由于生产者没有偿付生产的全部成本, 就会过多生产产品, 使产量超过社会最优产出水平, 导致生产过剩, 损害社会福利。如图2所示。
假定此时社会边际收益等于私人边际收益, 即MSB=MPB, 那么S与D相交于E点, 分别形成均衡价格P和产量Q。Q为私人最优产量。同样的, E点并非是效率要求的均衡点, 因为S所代表的边际成本仅仅是私人边际成本, 即S=MPC, 而社会边际成本 (MSC) 还要包括外部边际成本 (MEC) 。因此, 反映社会边际成本 (MSC) 的曲线应为S', 它与D相交形成均衡点E', E'所决定的均衡价格P'和均衡产量Q'才符合资源配置的效率要求。Q'为社会最优产量。显然, 私人最优产量Q大于社会最优产量Q'。这说明负外部效应的存在会引起生产过剩, 过度消耗社会资源, 从而损害社会福利。
以上分析了正负两种外部效应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正外部性导致产量不足, 负外部性使得生产过剩。可见, 外部性的存在造成社会脱离最有效的生产状态, 使市场机制不能很好的实现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总之, 外部效应使市场失灵, 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三、结语
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提高经济学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方式, 增强学生分析经济问题、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是当前经济学教学的迫切要求。教师应从学生的理解能力、观察能力和生活实践出发, 在教学过程优化教学设计、注重教学策略, 使学生能理解、掌握好知识, 并学以致用, 实现理论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 (微观部分)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江小国.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设计[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外部性理论探讨研究 篇10
市场经济的特性决定了其自发运行必然会产生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 ( 市场失灵) , 需要政府出面干预。政府为纠正市场失灵而制定公共政策、行使公共服务职能时, 自身行为也会产生新的外部性。
所谓外部性是某一经济主体对另一经济主体产生的外部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 经济学家们将市场外部性的理论运用于政治领域和政府行为分析, 逐渐形成了政府行为外部性理论。政府行为外部性分两种: 一种是正外部性, 指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纠正或弥补了市场缺陷, 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一种是负外部性, 指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产生了负作用 ( 政府失灵) , 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干扰和阻滞, 增加了社会成本。一般来说, 这种负作用通常是政府事先没有预料到的。
政府行为外部性主要发生在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公共物品的自然属性比较单一, 属于有机会享受到或依赖它的一切生命。如阳光、空气等。它的产生和消亡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更不靠市场机制生产和消费。公共物品的社会属性比较复杂, 主要指国家机器、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民族精神、科学艺术、社会保障、社会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的生产和维护同样需要成本, 这种成本却无法从公共物品的使用者身上收回, 公共物品生产成本的外部性特征为“搭便车”, 即不付费而享受公共物品。所以, 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不能靠市场经济的方式来运作, 公共物品的消费也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从经济的角度看, 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特性, 不可能通过市场运作为社会供给无利可图的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供给只能由政府承担。从行政的角度看, 政府拥有任何机构和个人所没有的公共资源和依法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能和手段。这种特殊的地位和性质, 垄断了公共物品的供给。而且, 公共物品供给的成本与效果一般存在滞后性, 现实时间、空间难以评判, 这必然导致政府行为缺乏责任、缺乏约束和工作效率低下。
虽然政府是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主体和实施主体, 但政府及政府官员生活在现实社会中, 必然有寻求自身利益的冲动和出于自利目的的各类活动, 这决定了政府公共决策的出发点不一定是公共利益, 而可能是政府或政府官员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 一方面, 政府是代表与实现公共利益的; 另一方面, 政府或政府官员还有着自己的利益。从政府的职责出发, 政府必须根据公共需要而不是某些人或局部利益公平地供给公共物品, 优先实现公共利益。但现实生活中当两种利益碰撞时, 作为自利主体的政府, 常常从自身利益出发, 会重点考虑本届政府的政绩和形象。甚至不惜动用政治垄断权力、行政强制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力, 优先投资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公共物品, 不考虑项目在未来时间、空间产生的外部性。由政府及其官员的特殊利益结构所导致的公共物品供给行为的负外部性, 往往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2 把握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几个理念
政府行为外部性理论第一次将人们对外部性的认识从经济领域引向政治领域; 使人们注意到不仅市场行为能产生外部性, 政府行为也能产生外部性。从研究市场失灵到关注政府失灵, 人们对政府和市场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深刻, 为探讨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改革的指导思想必须把握。改革开放36年来, 我国从一个几将崩溃的穷国, 一跃成为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但也确实暴露出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适应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 应对更加复杂的新问题, 需要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议讲得非常明白,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 建设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目的是加强和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努力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
改革的思维方式必须转变。一谈到行政体制改革, 马上联想到“机构改革”, 这是典型的“路径依赖”。机构是职能的载体, 如果职能不转变, 光是调整机构, 很难达到改革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必须“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 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严格绩效管理, 突出责任落实, 确保权责一致”。也就是说, 转变政府职能是改革的核心与关键。目的是促进行政理念和行政方式的转变,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 切实把公共物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放在优先的位置。把政务公开、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作为加强政府行政能力、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手段。打造生产公共物品, 提供公共服务, 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行政组织体系和管理制度, 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政府公共服务, 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改革的内容重点必须明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逐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体制对应的行政管理体制, 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得到加强。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 由“无限责任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的转变远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多元主体公平竞争的经济, 它要求政府必须从那些不该管的事务中退出来。要有所为, 有所不为, 该管的事管住管好, 不该管的要放开。行政体制改革要按照建立有限政府的理念, 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 变传统的单纯控制取向为服务取向, 不断消除影响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3 注意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中的几个误区
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经过了多轮改革, 虽然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 但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既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 又要研究应对今后的发展问题, 为确保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取得更好的成效, 需要注意几个容易被误导的问题。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不是弱化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不是要弱化和淡化政府的管理职能, 而是指不适应、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职能要弱化、淡化。相反, 那些适应和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职能还要强化, 以前没有的要健全, 以前弱了的要强起来, 一弱、一强同等重要。若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就应当是小政府、弱政府, 转变政府职能就是削弱政府职能, 政府少管或不管最好, 那是非常片面的认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采取什么样的政府, 政府的大小怎样, 这要由该国的经济情况、国情特点、社会制度、历史沿革、传统文化等多种因素决定。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面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市场、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突如其来的各种困难和风险, 政府的作用不是可有可无, 而是必须坚强有力。以往改革的教训也告诉我们, 在需要保留、加强的职能得到明显强化的同时, 需要弱化、淡化的职能一定要得到实际的调减, 不能只注重增量的扩张, 而忽略了存量的压缩。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有观念问题, 有实际问题, 有思想认识问题, 有既得利益问题, 有自身动力问题, 有组织领导问题, 还有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国际等外部掣肘因素, 改革是一项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能奢求一蹴而就。改革越是深化就越会触动以前深埋的矛盾, 改得过快或过猛, 有可能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必须从思想认识入手, 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 使思想观念首先发生转变。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 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使改革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统一起来, 既有长远的谋划和长期的准备, 也要不等不靠, 成熟一步走一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循序渐进, 没有终点的常态化工作, 当经济领域或社会发展方式发生新的变化时, 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不是只为了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观是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和强化价值主体的自我意识。受其影响所滋生的拜金主义、个人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价值观, 对我国原有的价值观和价值标准产生了剧烈的冲击。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当市场经济的竞争和资源配置优势与我国政治制度优势相结合时, 会产生巨大的制度效用, 创造出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当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与我国政治体制的不足相结合时, 也会产生巨大的灾难。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竞争优势和资源配置优势, 又要考虑能够抑制、控制市场经济负面效应被放大, 把市场经济这种社会动力机制放置在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框架之内, 用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引导、驾驭市场经济的走向和动力发挥, 逐步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参考文献
[1]李郁芳.国外政府行为外部性理论评介[J].经济学动态, 2003 (12) .
[2]李郁芳, 郑杰.论政府行为外部性的形成[J].学术研究, 2004 (6) .
[3]彭青林.转变政府职能, 提高行政效能[N].海南日报, 2014-01-10.
外部性理论探讨研究 篇11
【关键词】 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计量；公允价值
森林具有保育土壤、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环境、森林防护、森林游憩、森林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效益。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过度存在，导致森林生态产品的供给积极性萎缩，不利于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森林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纳入现行会计体系，以反映森林经营单位森林生态建设业绩，并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提供显微式数据支持，成为缓解森林生态产品的供给不足和顺应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及其计量属性选择
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某一经济活动的外部经济性或外部不经济性，就是该种活动行为的社会影响和私人影响之差（张宏军，2007）。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等于森林生态产品的边际社会收益与边际私人收益之差。因此，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价值＝森林生态效益价值净额－森林生态收益。式中“森林生态效益价值净额”指采用合理的价值计量手段确认的森林生态效益价值，是森林生态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条件的公允价值。“森林生态收益”指森林生态产品的市场（含政府补偿）均衡条件下实现的实际收益，包括政府对森林生态效益的补偿和市场化的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收益。
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计量是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计量和森林生态收益计量的综合。森林生态收益的计量应遵循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采用历史成本模式。因此，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计量的核心问题就落在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计量身上。森林生态效益是依附于特定森林土地和森林生物的森林生态系统发挥的一种外部效应。无论是森林生物资产还是森林生态效益，对其采用历史成本模式进行计量均存在致命局限性。从森林生物资产来看，森林生物资产是人力和自然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且大部分属自然力形成（如天然林），其历史成本很小或无从考证（岳上植，2002），森林生物资产具有的增长能力和生物转化功能又主要依靠自然力和自身生物转化功能来实现。从森林生态系统来看，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很强的自组织和自我修复功能，其外部效应的发挥也主要依赖自然力，人为作用影响很小甚至起负作用。因此，森林生态效益往往没有或只有较低的历史成本，以历史成本属性计量森林生态效益价值显得力不从心，公允价值模式成为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计量的必然选择。
二、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公允价值获取方法分析
公允价值的获取是一个严密的技术过程，须遵循既定的程序和步骤。公允价值借用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概念，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活跃市场上的公开报价；第二层次为不存在活跃市场，但存在类似商品的活跃市场，以类似商品的公开报价作调整而得；第三层次为相同和类似商品的活跃市场均不存在时，使用估价技术。就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而言，可根据各项生态效益满足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条件的程度，选择不同的公允价值获取层次。美国SFAS157中规定公允价值估价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我国《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规定对森林景观资产公允价值可选择现行市价法、收益现值法及重置成本法。
（一）市场法
1.费用支出法。该方法主要从消费者角度对森林游憩价值的评估，它以森林游憩者费用总和（包括往返交通费、餐饮费、住宿费、门票费、入场券、设施使用费、摄影费、购买纪念品和土特产的费用等）作为森林生态游憩价值。该方法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和收益资本化理论，输入参数直接来源于市场，符合公允价值计量的市场导向要求。
2.市场价值法（生产率法）。对于没有直接市场交易，但其生态效益载体具有市场价格的森林生态效益评价可采用该方法。它主要应用于三个方面：（1）森林固碳释氧价值评价，即以森林生态系统固碳释氧量及CO2、O2的市场价格共同确定。近年来，全球碳贸易市场发展迅速，2007年全球以CO2排放权为标的交易额达600亿美元，是2004年交易额的60倍，森林固碳功能的公平公开市场机制正在形成。（2）森林涵养水源价值评价，先根据地下径流增长法或水量平衡法确定特定森林生态系统在特定时期涵养水源量，再以其影子价格（市场上水价）作为单价，计算其价值。（3）森林保育土壤价值获取，森林所具有的减少土壤养分流失的价值等于其减少氮、磷、钾等元素量乘以由化肥市场价格换算出的养分元素单价。
3.人力资本法（工资损失法）。用于森林净化环境价值评价。通过市场价格和工资多少来确定个人对社会潜在贡献，并以此估算森林净化环境减少人体疾病的价值。森林减少健康损害价值等于该健康损害造成的工资收入减少加医疗费用。健康损害包括疾病和过早死亡，损害的价值计量包括医药费、疾病误工造成的工资收入减少、早逝造成的未来工资收入的丧失（李金昌，1999）。改进的人力资本法用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和统计生命价值等方法，计算森林净化环境减少人的健康损失和生命价值。
（二）收益法
1.预期收益（年金）资本化法。该方法主要用于有相对稳定或持续收入的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评价，如森林防护效益、森林游憩效益、森林生物多样性。某项森林生态效益价值等于该项生态效益未来净收益的现值。它是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法的具体应用，运用的关键点在于合理确定预期收益额、未来收益期和折现率。
2.条件价值法。条件价值法通过对游客进行调查，直接询问某种森林生态效益的支付意愿（WTP）和对某项森林生态服务损失的接受赔偿意愿（WTA），以确定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该方法广泛用于森林游憩和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价。如运用条件价值法对森林旅游景区估价时，一般步骤是先进行游客调查，得出游客对该景区门票的平均愿意支付值；然后以该平均愿意支付值作为合理的门票价格，计算出景区的年门票收入，加上其它经营项目的年预计收入，得出该景区的年总收入；年总收入扣除各种成本费用即得景区的年纯收益；最后以年均纯收益除以适宜的投资收益率得出该森林风景区的评估值。
3.机会成本法。任何一种资源和环境都有多种互斥用途，因此将其作为一种使用的选择就存在机会成本。我们将森林生态系统的机会成本作为其价值。机会成本法的基本数学表达式为Ck=max{E1,E2,…,En} ，式中Ck为k方案的机会成本；E1，E2，…,En为k方案以外其他方案的收益。机会成本法是费用-效益分析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常被用于某些资源应用的社会净效益不能直接估算的场合，这些场合包括生物多样性评价、森林保育功能评价、水污染损失评价等。
（三）成本法
1.替代（影子）工程法。影子工程法属于重置成本法，主要应用森林涵养水源功能、森林保育土壤、森林防护效益评价、森林固碳释氧价值评价的造林成本法和工业制氧法等。影子工程法的优点在于，通过这种技术将本身难以用货币表示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用其“影子工程”来计量，将不可知转化为可知，化难为易。如假设存在一个蓄水功能与森林涵养水源量相同的工程，那么森林涵养水源价值就被替代为该工程的价值。运用该方法可为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过程中的产权交易价格确定提供依据。
2.生产成本法。生产成本法指因为森林生态系统的存在而引起生产效率和成本的变化，而导致利润和产值的变化。如森林保育土壤和防护的价值可由森林给农业带来的增产增收效益来估计。
3.恢复费用法。恢复费用是指为恢复到一定标准的环境，减少或消除已积累的损害所需的成本。如果没有某种森林生态服务，灾难将无法避免，那么人为恢复该灾害所造成的损害所需费用就是该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如森林生态系统对水体的净化可以避免由于污灌而造成的土壤污染，那么恢复污染土壤的费用就是森林净化水质的价值。恢复费用估价往往是根据“最小成本选择”来进行，但计算的恢复费用并不代表环境退化的损失。
4.防护费用法。防护费用是指用于消除或减轻自然资产直接压力（如来自排放气体或倾倒废弃物所产生的压力）的支出。防护费用的计算只需知道环境质量水平的降低，其金额理论上应该是额外防治措施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之和。用于评价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物种保护基准价法就属于防护费用法，这种防护费用是指保护该物种生存所需要的最低费用，物种的保护费用受物种种群发展阶段、物种的生态位、物种分布的范围三因素影响。
三、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实施与操作
（一）关于实施机构问题
为保证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公允价值计量结果的可靠性，对尚无可观察市场交易价格的森林生态效益有必要由相关机构认定其公允价值。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公允价值的实施机构可由三方面构成。一是由政府机构承担，即各级政府组织专业人员（或专业评估机构）对指定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进行认定和评估。该方式的优点在于能有效保证评估结果的权威性，为政府制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其局限性在于政府需承担过高的认定成本。二是由中介机构（注册资产评估师）认定，即注册资产评估师受森林经营单位委托，也可受政府指派，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独立完成森林生态效益公允价值认定工作，并出具认定证明，单位据以入账。三是由森林经营单位自行认定，即单位根据本单位森林生态效益情况，运用合理的估价技术，自行完成公允价值认定。
近年来，我国的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公允价值获取环境得到很大改善，2006年财政部、国家林业局颁布了《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管理暂行规定》，2007年财政部颁布了15项资产评估准则，另有多项评估准则正在规划中（如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准则）。尽管如此，我国目前的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公允价值评估尚处于初级阶段，在认定过程中加入政府的力量是必要的。笔者认为，我国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公允价值获取机构的现实选择应该是：由各级政府主导，由资产评估中介机构、森林生态效益评估专家、森林资源调查规划设计单位及森林经营单位会计人员联合完成。
（二）关于公允价值的分层治理问题
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公允价值的获取应遵照循序渐进原则，分层逐步展开。公允价值是一个层级系统，在获取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公允价值时，应最大限度地利用活跃市场信息，最小限度地参照自身判断。对易于获取活跃市场信息的森林游憩效益（森林景观资产）、森林固碳释氧效益，适用第一层次；对不易于获取直接活跃市场信息，但可获取替代产品活跃市场信息的森林涵养水源、保育土壤效益，可适用第二层次；对于暂没有市场交易的森林防护效益、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净化环境效益则可利用统一、成熟的估值技术，适用第三层次。另可根据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公允价值确定的可靠性程度，选择相应的会计确认方式，对适用于第一和第二层次的森林生态效益价值应列入表内嵌入式列表，对适用第三层次的 生态效益可在表外核算。
（三）关于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问题
初始计量是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公允价值计量的关键环节，因为它是整个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计量的起点，关乎后续计量、会计政策制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及市场性内在化收益确认等问题。在初始计量时应遵循谨慎性、客观性原则，由省级森林资源监测部门，利用遥感技术、GIS对单位的森林资源存量进行清查核实，进而评价其森林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价值。后续计量是在初始计量的基础上，由于自然力和人力对森林生态系统的作用，对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流量进行的损益调整。后续计量工作琐细且业务量繁多，可由森林经营单位自行进行，森林资源监测部门和审计部门起监督作用。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后续计量的频度可调整，如由每年进行一次加快至每月进行一次，不断提高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公允价值信息的及时性。
（四）关于公允价值信息披露问题
森林生态效益是森林土地资产和生物资产的附属系统，其价值受地域、气候条件等复杂因素影响，其公允价值变动具有持续性和周期性特征。这将影响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因此，现阶段对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期望不宜过高，而应着重聚焦在其可靠性上。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公允价值的获取的理论方法众多，实践方法尚没有统一标准，因此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公允价值获取方法比价值量结果本身重要。在披露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公允价值信息时，公允价值的确认依据是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 张宏军.环境外部性的计量、矫正及其治理[J].改革与战略，2007，（8）.
[2] 岳上植.森林资产的特殊性及其确认与计量研究[J].会计研究，2002，（11）.
外部性理论探讨研究 篇12
关键词：会计信息,外部性,影响,对策
1 会计信息外部性的理论界定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 外部性是指一个人或主体的行为, 直接或间接地对他人或者主体带来的影响, 但却没有因这种影响发生支付或得到补偿。Samuelson和Nordhaus在《经济学》中指出:“当企业或个人将费用或收益强加于市场外的其他人时, 外部性 (或外溢效应) 就发生了。”
会计信息作为会计主体生成和对外提供产出的替代变量, 无论是反映管理者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还是促成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形成科学有效的决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既关系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交换关系, 又影响到社会资源的分配与配置效率。
从会计角度看, 会计信息的外部性就是指企业或其他会计主体所披露的会计信息使他人或社会遭受额外的成本或收益。而这种成本或收益不能通过市场加以确定, 各相关主体也难以通过市场价格索取赔偿或进行支付, 表现在会计计量上就是收益与费用不相配比。
2 会计信息外部性的影响分析
一般说来, 资本市场越完善, 上市公司利益集团的外部化特征越明显, 因而为上市公司的利益集团提供用于投资决策的会计信息的财务会计职能具有明显的外部特征, 其理论依据为会计是一个主要为投资者提供会计信息的信息系统理论。
会计信息外部性的存在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正外部性的存在, 意味着企业为提供相关、可靠的会计信息负担了大量成本, 但没能通过市场从受益的投资者那里得到相应的成本补偿, 由此会导致市场对会计信息的配置过少。即会计信息的正外部性体现为企业对外披露会计信息的私人边际收益低于社会边际收益, 企业只愿意提供边际成本等于私人边际收益时的会计信息量, 而没有动力去提供满足外部投资者需要的会计信息量。负外部性的存在, 意味着处于公司外部的众多投资者由于信息不对称, 根据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做出了错误决策, 遭受了投资损失。同时, 众多错误的决策造成市场无序运行, 增加了社会成本。但管理当局提供的这种会计信息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损失并没有计入其成本费用, 而是由他人、社会不合理地承担了, 公司获得了与其费用不相配比的收益。因为有利可图, 导致了资源对这种产品的配置过多。总之, 会计信息外部性的存在, 使得市场价格不能准确反映各利益相关者在会计信息供求中的成本与收益, 造成市场效率低下, 社会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地配置。
3 基于会计信息外部性影响的对策建议
3.1 通过产权制度校正会计信息的外部性
会计信息存在外部性并由此导致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是产权界定不清。科斯认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 不管资源权利的初始配置如何, 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当然在现实生活中, 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 因为获取准确的市场信息、谈判与监督履约等产生的交易费用都是客观存在的。因此, 通过市场上的产权交易克服会计信息的外部性, 还要在会计主体的成本收益函数中, 考虑有关会计信息的交易费用问题, 这就要求交易费用不能太高。而按照产权理论的观点, 影响交易费用高低的主要因素就是经济和法律制度上对交易主体产权的界定, 界定越严格、有效, 交易费用就越低。
在明确的产权制度下, 企业在支付赔偿与提供一定会计信息所带来的收益之间比较, 股东的要价在索取的价格和造成的损失之间比较, 如果有关利益各方都可按边际原则实现利润最大化, 那么, 交易费用就能降低, 外部性便可得到校正。在界定产权之后, 要通过资产委托者或所有者与企业当局之间的多次博弈, 使各方利益得到更好的兼容, 达到较为理想的均衡状态,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3.2 会计信息管制
会计信息管制就是政府对会计信息市场的干预。它有三种形式:会计法律管制 (如会计法) 、会计法规管制 (如基本会计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 和会计规章管制 (如企业会计制度) 。目前我国会计信息管制体系为会计法———会计准则 (会计制度)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但政府对会计信息的直接控制也有其缺陷, 因为政府对会计信息的管制也需要支付成本, 包括政府机构用于准则规范的制定、执行、监督等方面的直接管制成本。也包括强制企业披露所规定的会计信息, 从而使某些企业负担了更多的机会成本等造成的间接管制成本。因为直接管制不允许企业、区域和产业之间有差别, 低成本的企业得不到任何激励去更多的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和数量, 高成本的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 因为要提供规定的会计信息, 而负担了额外的成本。因此, 社会成本不必要的增加了。
为避免直接控制所造成的缺陷, 许多经济学家建议政府应更多的依靠经济激励, 即采用经济手段, 或者对会计信息提供者进行补贴, 以降低其成本, 增加其收益, 鼓励其扩大产出;或者对信息提供者进行税收和罚款, 增加其违规的私人成本, 从而校正外部性, 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
但是, 为达到这样的效果, 政府要对会计信息产生的外部收益或外部损失进行调查, 对资料进行收集、处理, 以确定补贴或罚款的数额, 而对具体、适合数额的确定却是复杂而困难的工作。可见, 政府对会计信息的管制, 成本也是巨大的。
3.3 会计诚信建设
从古自今, 法律及其他约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实到道德层面。由于现实中外部性的普遍存在, 产权制度下的市场交易, 以及政府行政、法律或经济上的规定, 都难以完全克服会计信息的外部性, 还存在一系列权利和责任难以界定的公共领域。这就要求各利益相关者树立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意识, 从道德规范上约束会计信息的外部不经济行为。因此, 进行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教育以提高人们的自律性, 对校正会计信息外部性中的败德行为有重要意义。任何准则和制度的有效运行都必须以信誉为基础, 失去了信誉基础, 准则和制度能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可以说,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在注册会计师偏向于管理层的机制下, 投资者的会计信息产权是得不到保障的, 这也正是时下会计造假屡见不鲜的原因。因此, 会计诚信应当成为整个会计信息产权制度的基础。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法制建设也是一项重大的补充, 正是由于会计信息披露的不健全甚至是虚假披露, 才导致了报表使用者各方信息的不对称。所以, 只有明晰会计披露模式, 加大对会计做假的处罚力度, 报表使用者才可以认识到自己的权利, 再通过博弈来对会计信息进行产权界定, 并予以内部化。
会计重新回归后, 无论是技术性还是政治经济后果及对环境的依赖大大降低, 而那些与上述因素密切相连的部分通过外部化予以解决。同时会计回归导致会计功能的收缩, 被精简的功能将以会计外部化的形式在会计以外实现。实现会计信息生产社会化, 对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控制会计信息失真, 促进会计职能的拓展和转变, 提高经济效益和加强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雄元, 严艳.会计回归与会计外部化——会计国际化的一种途径[J].会计研究, 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