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纠葛（共10篇）
情感纠葛 篇1
1. 案例概述
(1) 案例经过。我院14 级学生小珂 (19 岁) 与娄底高中在读生何某 (17 岁) 谈恋爱。2015 年4 月的某一天, 由于性格不合, 小珂提出分手。何某不同意, 并要挟:如果分手, 就将小珂的裸照发到网上, 同时将照片发给所有认识她的朋友和同学看。小珂曾多次受到何某的暴力对待和要挟,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该生鼓足了勇气坚持分手。何某挂断电话后, 盗用小珂的QQ号码, 将QQ头像换成小珂的裸照, 以小珂的名义到处和QQ好友和班级群里的同学打招呼, 用低俗的言语挑逗男同学。事发后, 小珂向班干部主动求救, 班级群主立即在群里踢出该生QQ号, 班级团支书陪同该生找到辅导员求助。小珂哭诉, 她曾多次受到何某暴力和自残的威胁, 被迫拍下裸照, 何某又用裸照威胁该生不准分手。
(2) 案例背景。小珂在新生排查中确定为A类学生, 系学校重点关注对象, 家族有神经病史, 祖辈有近亲结婚现象。该生曾因情绪不稳定, 患“神经性暴饮暴食症”, 期末请假回家治疗三个月, 经过二甲医院检查该生病情稳定可控归校, 归校后一直接受心理咨询和辅导。
2. 案例分析
首先, 小珂同学是一名女生, 又是一名重点关注的A类学生, 如何保护该生名誉, 控制影响度, 稳定该生情绪是本案例的关键;
其次, 在此前提下, 维护该生合法权益, 惩戒施暴者, 引导学生遇恶不惊, 求救自救;
最后, 如何让学生从一个裸照“噩梦”走出, 之后不再掉入舆论暴力的“噩梦”中, 更是需要辅导员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3. 处理过程
经过认真思考和部署, 辅导员采取了以下步骤:
(1) 第一时间稳定学生情绪, 控制影响。自入学的新生心理普查后, 小珂同学就已经被确定为A类学生, 后因情绪反复, 患有“神经性暴饮暴食症”。这与小珂同学的家庭病史、留守经历等童年经历、恋爱后受何某长期威胁等情况有关。母亲的强势和该生自身的懦弱有明显的对比, 在处理自身事务上该生多数是被动的接受, 这次事件明显是该生一次主动求助的选择。辅导员肯定她的主动自助, 帮助她自救。她在哭诉的过程中, 辅导员一直耐心告诉她, 老师始终站在她一边, 要勇于面对和承担, 要勇于反抗。
其次, 逐一找知情学生单独谈话, 发出禁止散播小珂同学不良信息的通知, 控制影响范围, 同时, 号召知情学生尽量搜集证据, 以用来判断该事件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
(2) 及时汇报, 尽可能得到更多的政策和专业帮助。及时向学院领导、校学生工作处、校保卫部、校心理健康咨询中心汇报, 得到学校和多个部门的支持与帮助, 及时立案;得到了专业的心理咨询技术指导;同时, 学院启动了危机事件干预程序, 确保了学生报案、人身安全、心理疏导的顺利进行。
(3) 积极与家长联系, 家校共合作。因为施暴者身处该生家乡耒阳, 于是, 我们联系该生家长共同处理。又因地域限制和交流不便, 辅导员耐心和家长进行了长时间地交流。
这个过程分为三个层次:首先, 电话联系家长, 告知家长具体案件情况和学生现状;其次, 安抚家长, 稳定家长情绪, 明确学校立场, 鼓励家长支持学生;最后, 和家长联合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并控制住施暴者。
(4) 爱心陪伴, 共渡难关。面对突发事件, 时刻考验着辅导员与该生、该生家长的信任度。辅导员亲切的关爱与陪伴是最贴心而有效的安全保障。
从心理干预层面来说, 辅导员立刻启动危机干预程序, 建立陪护和重点关注帮扶小组。辅导员二十四小时陪伴, 一方面与学生一起配合警察取证和破案, 一方面安抚学生和家长情绪、保护学生人身安全。
肯定学生的行为, 鼓励她勇于面对困境, 时时给予她勇气和唤醒其求生的本能。
(5) 营造关爱环境, 关注后续发展。应急事件发生后, 后续关爱是比较容易忽视的工作, 但其意义非常重大, 能给事件学生营造良好的恢复环境, 促使学生从生活和心理上回归正轨。此次案例可以从辅导员、同学、家长三个方面展开:
辅导员定期心理咨询, 每周进行面对面谈心谈话。面对面的谈话时最为直接和真实的接触, 也是和学生最生动的沟通方式。在此过程中, 通过一些非言语行的行为如:面部表情、肢体行为、姿态等, 更为清晰地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当时心态和思想变化。另外, 在面对面的谈话过程中, 我们必须要注意:在谈话过程中, 辅导员应该真诚对待、注意尊重学生隐私, 善于倾听、善于关切, 才能使辅导员成为学生信任、长期的交流对象, 并获得良好的谈话效果。
融洽寝室关系, 建立稳固友谊。高校的寝室就像一个个“微型社会”, 大学生们在这里度过自己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良好的寝室关系有利于大学生迈出“处理好人际关系”的第一步, 是保持心理健康的有效保障。融洽、和谐的寝室关系有助于该生心理保持稳定, 促进了该生寝室的和谐, 就能促进该生早日回归班级, 在学习和生活上都有同伴。因此, 辅导员应该注重寝室文化建设, 适时提供必要的活动或合作机会, 助力寝室成员之间的通力合作和情感建立。
与家长保持联系, 共同帮助学生恢复平静生活。家校联系是家庭与学校以沟通为基础, 相互配合, 共同育人的一种教育形式。中央16 号文件强调:“学校要探索建立与大学生家庭联系沟通的机制, 相互配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家校联系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位置十分重要。
4. 案例处理结果和效果
虽然小珂一直哭诉自身如何被要挟拍照, 如何长期受到威胁, 但没有保留有力的证据, 照片中其表情自然, 直接导致何某要挟小柯拍照证据不足, 又因恶意散播淫秽图片, 影响较小, 何某又是未成年人, 派出所进行了民事调解, 双方家长达成共识, 处罚何某公开赔礼道歉, 不再以任何形式骚扰小珂, 并处罚4000 元罚金。案件之后, 小珂在学校和家长的帮助下能够继续在校园结交朋友, 好好学习, 之后, 又培养了自己在跳舞、运动等方面的兴趣爱好。
5. 案例思考和工作建议
(1) 辅导员应注重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 特别是女大学生的安全意识。部分学生的社会经验不足, 缺乏对生活交往的辨别能力和理性判断力。在人际交往中, 容易上当受骗。辅导员可将自我保护、危机自救、保护证据等方面的技巧加入到日常教育中。学生工作可以通过开设安全教育课和开展专题讲座的形式, 针对防火、防盗、防骗、急救等方面内容进行安全教育。在校园文化方面, 安全问题应该时时抓紧不放松, 大力倡导安全文化, 培养学生安全意识, 营造良好的校园安全文化环境。具体形式包括:办宣传安全知识的板报, 成立安全知识宣传与普及的社团, 鼓励学生参与到学校的治安管理的实践中去。
女大学生由于其自身生理、思想观念、人际交往以及生活环境的特殊性, 面对安全威胁和安全事故, 如抢劫、盗窃、强奸、行凶等危险时, 缺乏应有的处理和应对能力。面对女大学生安全意识的现状, 可以通过四个方面来重点抓:一是抓好入学前女生安全宣传教育, 明确自身安全的重要性。二是抓好警惕性教育。通过梳理危机意识、加强危机教育、建立危机预警等措施, 提高女大学生的辨别力。一旦发现可疑的人和事, 能及时加以识别并上报, 从而保障自身和他人安全。三是抓好常识性教育, 能将常识性的安全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正确使用电器、合理处理人际关系、灵活运用自救技巧。四是抓好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将安全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可以帮助女大学生克服心理障碍, 力争扫除安全隐患。
(2) 辅导员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念, 正确处理恋爱中的矛盾与困难, 促进共同进步。当前高校大学生恋爱现象比较普遍, 而且呈现出有增无减的势态。由于大学生的社会心理并没有完全成熟, 他们的社会责任感、道德观念、恋爱态度、经济基础以及他们对恋爱与学习的关系处理方式等略显不足, 一旦处理不当, 将对自己以后的生活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特别是女大学生, 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一旦发生意外, 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伤害是难以估量的。
这次案例的成功处理与家校密切合作有重要关系, 在日常管理中注意与家长沟通和联系, 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可以为管理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甚至危机事件处理打下基础。
摘要：学生日常管理工作是高校辅导员工作的主要内容, 具有繁琐、复杂的特点。高校辅导员应该深入细致地做好研究和总结工作, 分析具体工作案例的共性和个性, 注重细节, 对症下药, 切实有效地做好学生工作。本文以个案的形式, 结合工作实际, 剖析案例的复杂情况, 阐述辅导员工作方式和反思, 为学生情感纠葛类案例处理方式的总结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高校辅导员,情感纠葛,工作案例
参考文献
[1]张伟.我国当前高校学生安全意识培养探析[D].西南财经大学, 2009.
[2]王静格等编, 宇文宏主编.大学生安全知识必读[M].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2.
[3]邹勇.大学生安全意识教育研究[D].西南大学, 2014.
[4]李佳, 陈娜.高校女大学生安全意识及防范能力的现状调查和对策研究[J].教育与职业, 2011 (09) .
[5]胡华荣.女大学生自我安全意识与应急能力探讨[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1, 10 (10) .
[6]范丽娟.高校大学生恋爱现象和恋爱观教育研究[D].厦门大学, 2006.
[7]汪小强.高校大学生恋爱观研究[D].安徽农业大学, 2012.
情感纠葛 篇2
人们都说恋爱中的人智商都很低，明就是一个典型，为了追到婷，他每天坚持去婷家楼下等她，每天下班送婷回家，像个全程的保镖，久而久之婷习惯了明的守候，习惯了明在生活中的诸多照顾，明的无微不至更是将公司里众多的追求者比了下去，也可以说是新鲜感失去了，婷再美丽，看多了也会审美疲劳的。
就这样婷的身边只剩下明的照顾和纠缠，可是明虽然对婷照顾的十分周到，也让婷十分感动，可是等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大家都习惯性的称他们是一对，可明却始终没有将我爱你三个字说出口，或许他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必要说出口了，但是女生的心思总是希望有个确定的`答案，婷一直在等这个答案。
“你爱我吗?”
“恩”
“恩是什么意思?”
“丫头，我们去吃你最爱吃的麻辣香锅好不好?”
“不要转移话题，我要你回答我。”
“我……”
“你，你气死我了，我不理你了。”
“丫头，丫头……”
这样的情景已经不是头一次发生了，每次都是以婷的生气而告终。
明不是不爱婷，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就是说不出口，每次话到嘴边就像是嗓子塞了块海绵，说不出半个字来，他也不是真心想要惹婷生气，她爱她胜过爱自己。可是就是因为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我爱你，婷慢慢的对明冷淡了起来。
在一个飘雪的夜晚，婷对明提出了分手，这是他们认识的第三年的冬天，他一直把他当做自己的女神一样，从来没碰过婷。可是婷的分手理由却是怀孕，怀孕多么刺人的字眼，明不敢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婷表现的很平静，任凭明歇斯底里的在她家楼下哭泣了一整个晚上，她能做得只不过是从窗户扔下一床棉被和一把雨伞。
情感纠葛 篇3
一
1902年3月4日，刘仁静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城关，他的祖上是开杂货店的。他的父亲刘世芳考中秀才后，在家里开办私塾谋生，他的母亲是个文盲、一个温顺的家庭主妇。因为刘仁静在家里是长子，父亲就把自己没有完成的科举志愿寄托给了儿子。科举考试废除后，父亲再三考虑，决定让刘仁静学好洋文，以求能出国深造。
1914年春，刘仁静考入武昌博文书院，这是英国教会办的一所远近闻名的语言学校，在校学生只会死读书。因为家庭无力支付昂贵的学费，两年后他转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就读三年级。武昌中华大学在当时是比较开放的学校，学生在完成规定的课程之外，允许学生有自由研究的空间和接触社会的机会。该校涌现了一批后来十分有名的政治家，如恽代英、林育南。刘仁静利用自由时间，阅读了一些当时比较进步的刊物，很快便成了《新青年》刊物最忠实的读者。
1918年7月，刘仁静中学毕业，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先在北大理科读了两年预科，其间家庭无力支付高额的学费，为了能继续学业，北大的教授胡适、李大钊都给他写过拖欠学费的保单。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就保存着李大钊亲笔写的一张字条：“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在《李大钊文集》(下)载：“哲学系学生刘仁静君学宿等费由鄙人暂为担保，一俟家款寄到，即行缴纳不误。此上会计课。李大钊”。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两年预科毕业后，刘仁静又转入和李大钊接近的哲学系学习，但没有多久刘仁静又转入英语系学习。
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日子，是刘仁静人生道路上最辉煌的一刻。就在刘仁静进入北大的第二年，中国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北大的一次学生集会中，学生领袖罗家伦正在发表后来被称作“五四宣言”的演讲，刘仁静悄悄地挤进会场，怀里揣着一柄尖刀，他打算用这一柄尖刀结束自己的生命，来唤醒这个危亡民族的生机。当刘仁静拔出尖刀，向自己腹中刺去时，被身边的同学发现，刀被夺下。
1919年5月4日，数千名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的口号。北京大学组织了讲演团，刘仁静与同学们一道，每天上街向群众宣传，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斗争。据朱代杰回’忆说：“刘仁静是个雄辩家，他谈锋甚健、洞察事理，每有争论必滔滔不绝，从不服输。”在这场运动中，当学生游行的队伍来到赵家胡同时，曹汝霖家大门紧锁，愤怒的学生打碎曹家的玻璃，瘦小的刘仁静骑在匡互生的肩膀上，钻进曹宅。门打开后，学生冲了进去，接下来就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当军警过来捕人时，因为刘仁静个子矮小，根本不像大学生，竟然没有人抓他。
在6月3日的街头演讲时，刘仁静被警方逮捕，判刑一个月。17岁的刘仁静面对铁窗生活，毫不畏惧，李大钊夸他“小小年纪肯奋斗!”刑满释放后，刘仁静回校继续读书。
那时候，北京大学的上课方式非常灵活，学生可以去听课，也可以不去听课自己学习。所以，刘仁静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学习。在图书馆学习时，刘仁静还结识了在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二人一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
其间，刘仁静阅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和“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刘仁静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升华，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因为刘仁静是学英语专业的，李大钊就让他研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年纪小，记忆力强，人又特别聪明，很快就熟读了许多马克思的著作，而且与人谈话时，开口闭口都是马克思如何如何说，当时的北大人给他一个诨号“小马克思”。
1920年春，刘仁静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罗章龙的介绍，刘仁静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一开始有10名成员，后来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退了出去，只剩下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4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刘仁静荣幸地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一大”代表，和张国煮一起出席了党的“一大”会议。
推举刘仁静为“一大”代表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据茅盾先生回忆，当时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在党内被誉为“北大三杰”。
刘仁静的同学陆立之在评价刘仁静时说：“刘仁静个性执拗，他对信服的理论知识或文化艺术，始终不渝；秉性耿直，从来不耍手腕，因此也惹来不少是非。”在“一大”会议上，“当时只有19岁，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和李汉俊争辩”。
李汉俊当时是全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2岁留学日本，在日本留学长达14年之久，比刘仁静大12岁，二人又都是湖北人。“一大”的会场上，二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而且是整段整段的引用马克思的原著，让会场里的其他人瞠目结舌。7月31日，在会议闭幕时，代表以无记名的方式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刘仁静还投了李汉俊一票，李汉俊也只得了一票。
据说在选举前，会议主席张国焘已提前商定了应该选举谁，刘仁静选举李汉俊让所有人吃惊。当唱票的董必武问，谁选举了李汉俊一票时，刘仁静爽快的答道：“是我!”足见刘仁静性格的直率，他的确是一位有个性的、有主见的书呆子。
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以后，党的书记陈独秀还在广州没有回到上海，党组织就决定：周佛海留在上海代理书记职务，包惠僧帮助张国焘搞工运，刘仁静协助李达搞宣传。直到1921年12月，刘仁静才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他与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潜心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
二
不久，婚变使刘仁静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刘仁静的原配妻子史静仪，家在湖北武昌，是从小父母订的娃娃亲，刘仁静在武昌读中学时，曾经去过丈人家，偷偷窥探过史静仪，二人四目相望，互相吸引。
1922年夏秋之际，史静仪在家与其继母无法相处，就私自跑到北京找到未婚的“丈夫”刘仁静。刘仁静当时在北大读书，发生这种事情让他十分高兴，但这时的刘仁静十分忙。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这次会议。陈独秀从上海来到北京，向刘仁静转告团中央的决定，派刘仁静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因此，他们一起从北京动身，途经奉天、哈尔滨、满洲里来到苏联。当时，参加大会的有58个共产党组织，共408名代表，中国代表团成员有：陈独秀、刘仁静、王俊3人。为了能出席会议，刘仁静就把刚刚到北京的妻子史静仪托付给了党内的一个同志照顾。史静仪在北京一无亲戚，二无朋友，真可谓是举目无亲，她天天盼着刘仁静能尽快回来。
少共国际第三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四次会议之前召开的，少共国际三次会议结束后，刘仁静和陈独秀一起又参加了共产国际四次会议。会议安排了大会发言，大会规定发言须用俄、德、英、法4种语言。虽然陈独秀通晓英语、法语，但还不能自由的用口语表达自己的思想，瞿秋白虽然俄语很好，但他当时的身份是翻译，没有发言资格，因此，就决定由刘仁静为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这让20岁的刘仁静出尽了风头。
参加此次会议，刘仁静大有收获，他亲耳聆听了列宁的报告，还结识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会后，他没有和陈独秀一块及时回国，而是留在苏联学习俄语，并结识了一批中国留学生，还与任弼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情绪激动的刘仁静早把在北京苦苦等待他的妻子史静仪忘得一干二净，直到1923年“二七”惨案后，余兴未尽的刘仁静才不得不离开苏联，他与张国焘二人乘带有卫生间的软卧回国。回国后只在北京与史静仪团聚了不到两个月，刘仁静又南下广州列席中共“三大”，史静仪因与刘仁静相处的日子特少，她一人独处北京，加上她长相出众，被誉为“黑牡丹”，当年张国焘对她垂涎欲滴，频频示爱，但没有得手。最后张国焘只得遗憾地与长相一般的杨子烈结了婚。
长期在北京独处的史静仪，最终与刘仁静托付的那个同志走在了一起，他们二人长期相处，为此史静仪还怀上了那个人的孩子。为了掩人耳目，史静仪让不知情况的丈夫刘仁静替自己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去苏联学习。刘仁静认为史静仪不识字，二人缺乏共同语言，就把史送到了苏联。最后，史静仪把孩子偷偷地生在了莫斯科，回国时，史静仪把孩子留在了莫斯科。
1923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刘仁静被推选为团中央总书记。为推动团的工作和激励青年的爱国热情，刘仁静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等刊物发表近百篇激发青年积极向上的文章。
刘仁静忘我地为党工作着，而史静仪这时由苏联学习完毕回国，她被组织分配到北京工作。1925年春，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二儿子陈乔年从苏联回国，奉命到北京工作，在刚刚组织的中共北方区委任组织部长。陈乔年与刘仁静同岁，陈乔年长得英俊威猛、器宇不凡，而且性格活泼，一时间成了机关里年轻女性追逐的对象。空虚的史静仪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而且史静仪为此十分卖力，最终二人决定结婚。
远在上海的刘仁静多次写信让史静仪来上海，史静仪就是不理他。刘仁静由于与团中央意见有分歧，就以参加北京大学毕业考试为由，负气离开了团中央，由任弼时接替团中央总书记职务。
刘仁静想与史静仪团聚，并在北京寻找自己革命的位置。当时的北大，不论学生是否听课，只要考试合格就发给毕业证书。与刘仁静同时考进北大的罗章龙，就赶上了补考，拿到了毕业证书，而刘仁静却因没有赶上考试，他一生也没有拿到毕业证书。
当史静仪把她要和陈乔年结婚这个计划告诉刘仁静时，刘仁静突然感情失控，他把指头割破，写血书给史静仪，但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这件事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风潮，直到1928年周恩来到苏联出席中共“六大”时，见到刘仁静，周恩来还开玩笑的问他手好了没有。
据比刘仁静大1岁的郑超麟回忆，史静仪是在刘仁静的影响下，投身于革命的，刘仁静一开始并不喜欢史静仪，认为史静仪是个乡下女子，土里土气，又没有文化，只是长相出众而已。谁知道把史静仪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两年后，史静仪文化水平有了提高，见识多了，衣着也讲究了，当刘仁静再次见到回国的史静仪后，对史静仪的感情骤然升温。当知道史静仪与陈乔年相爱后，刘仁静真是心如刀割。感情这东西就是如此，轻易得到的总不会去珍惜它，当失去时，才悔恨万分，特别是被别人抢去时，才知道它的珍贵。
面对史静仪非陈乔年不嫁、陈乔年非史静仪不娶的局面，刘仁静整天闷闷不乐，陈独秀也知道儿子理亏，但也没有挽救办法。
陈乔年的哥哥陈延年当时在广东任职，本来兄弟感情十分好，他也指责弟弟这样做不好，这也是陈延年一生惟一一次批评弟弟。党内湖北的同志也指责陈乔年不道德，破坏刘仁静的家庭。
为了缓和局面，陈独秀决定派刘仁静去苏联学习，等刘仁静出国后，陈乔年与史静仪于1926年下半年公开同居并结为夫妻。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前，夫妇俩到了武汉，陈乔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并代理李维汉组织部长的职务。“八七”会议后，陈乔年改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职务，由于工作繁忙，陈乔年患病住进了汉口的德国医院，陈乔年的母亲与弟弟陈松年来武汉看望乔年。就在这时，史静仪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陈红五，陈独秀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曾到武汉史家看望过自己的孙子。
病愈后，陈乔年与史静仪又被组织调回上海工作，陈乔年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此前陈乔年的哥哥陈延年在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职务上牺牲了。1928年2月16日，陈乔年在上海被俘，史静仪日日忙于营救陈乔年，儿子陈红五也没有好好照看，最后也生病死掉了。
1928年6月6日，26岁的陈乔年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遇难。据陈独秀的三儿子陈松年回忆：在陈乔年牺牲后，史静仪出国去了苏联，在苏联史静仪又与一名姓许的国民党军官结婚，并生下了孩子，再后来姓许的国民党军官带史静仪回国抗战。不久，姓许的军官战死在了前线，国民党还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当时史静仪一人独居重庆，陈松年还专程去看望他的这位当年的二嫂。见面后，史静仪一再的叹息自己命苦。抗战胜利后，史静仪在汉口港务局做事，陈松年由重庆经汉口回安庆老家时，又去看望了史静仪。从此就再也没有与史静仪联系过，“文化大革命”后，听人说史静仪病死了。
而郑超麟在回忆中说，在陈乔
年被俘后，史静仪也被俘了，一个特务头子强迫史静仪与他同居，一直到解放时这个特务逃出中国，而史静仪留下被定为反革命家属。史静仪的晚年生活十分凄凉。
至于陈松年与郑超麟二人谁的说法是对的，也无从考据。1989年2月25日《文艺报》副刊刊发了史静仪胞妹史汉仙的丈夫杨纤如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乔年烈士有女陈鸿，天涯何处》，文章中说：1968年史静仪去世时，曾经托付家人帮助寻找陈乔年的遗腹女陈鸿。文章中详细介绍了当年史静仪在陈乔年牺牲后产下一个女儿，不久党组织派史静仪第二次赴苏联学习，她的女儿由组织出面，留在上海托人抚养，以后就永远失去了联系。由此断定陈松年的回忆比较可信。
三
1926年9月，刘仁静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由于受到过史静仪的伤害，在莫斯科留学期间，他奉行在苏联流行的“一杯水”主义，当时许多留学生都接受苏联姑娘的追求，只有刘仁静自居为正派的大丈夫，他始终不涉足此类污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的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认为：是共产国际指导的错误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并极力指责斯大林，为此在联共(布)党内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中国留学生中不少人倾向托洛茨基的观点，刘仁静经过仔细比较和分析后，也赞同托洛茨基，他还研读并收集了托的不少论著，从此成了托的信徒。
1927年11月4日，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1929年又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震惊，他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
1929年4月，刘仁静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申请绕道欧洲回国，他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护照和800美金，还有一张到柏林的火车票。
他瞒着邓中夏、瞿秋白、王若飞及共产国际所有的人，自作主张去寻访托洛茨基。经过努力，刘仁静终于在土耳其偏僻的太子岛，见到了托洛茨基，见面后二人十分激动。
1929年8月16日，刘仁静回到上海，党中央立即派恽代英找刘仁静谈话，刘仁静不但不接受党中央的意见，还公然以反对派立场批评党内的官僚化，还鼓吹托洛茨基的理论。刘仁静刚刚回国，党组织对他进行考察，也没有给他分配工作，也就没有给他生活费，只是陈独秀对于他宣传的托洛茨基的理论十分感兴趣，就送给他30元钱。
为了生活，刘仁静操起了编辑写评论的本行，其间他还找了一位学习医学的女学生陆慎之为妻子，建立了家庭。不久，党中央在《红旗日报》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明确指出：限刘仁静3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刘仁静不听劝告，顽固坚持托派思想，后来被开除了党籍。
大约在1931年，中国的几个托派组织终于统一了，但是刘仁静总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居，自称是“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托洛茨基的钦差大臣”，引起托派组织成员对他的反感。不久，刘仁静在托派组织中相当孤立，后来被赶出了托派组织。他又想和陈独秀合作，遭到陈的拒绝。这样，刘仁静竟成了托派中一个游离于各派组织以外的孤家寡人。
没有了工作，刘仁静靠微薄的稿费维持一家人生活，后经人介绍，刘仁静带着妻子陆慎之来到北京，给一个叫伊罗生的美国人当翻译。
1935年3月，刘仁静完成伊罗生交给他的最后一件事后，决定一家人乘火车回湖北老家暂避一下。在赶往火车站的路上，特务以检查为名扣押了他，后押送南京。通过审讯知道他已经不是托派主要成员，托派成员一般判刑5年，而刘仁静只被判刑3年。1937年3月，刘仁静拒绝写悔过书，只在悔过书后面写了：以后以翻译为生，不再搞任何政治运动，后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他先去上海，听到托派组织以叛徒的名义将他开除，他十分生气，由于在上海又找不到工作，他乘船到武昌，他先去拜访的是已投靠国民党的张国焘。张国焘那时刚刚从延安来武汉，当刘仁静了解张国焘反共的态度后，就不再与他联系了。后来刘仁静去寻找刚刚出狱的陈独秀，被陈独秀拒之门外。工作依然找不到，生活无着落，武昌也呆不下去，后来通过关系到了重庆。
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到了上海，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刘仁静不得不把自己15岁的女儿辍学送进工厂当工人，他自己又先后在国民党《民主与统一》、《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当主笔。
1948年，受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编陶希圣之邀请，来到国民党政治研究室当了研究员及国民党国防部镇江教导所工作。此时的刘仁静已完全投靠国民党，走向人民的反面，开始写反共文章，如1948年写的《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49年后，刘仁静由上海来到北京，他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一份悔过材料，刘少奇同志在百忙中亲自找刘仁静，对他进行了认真耐心地教育。后来，刘仁静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讲师，教政治经济学课程，同时兼任苏联专家的翻译。为了工作的方便，他改名为“刘亦宇”。1950年，刘仁静还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土改工作结束后，为更好地发挥他的一技之长，他又被调到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署名“刘若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刘仁静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被红卫兵抓捕关进秦城监狱，从1966年一直关押到1978年。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毛主席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很快，刘仁静就从秦城监狱被放了出来，为了刘仁静的人身安全，避免再次被红卫兵揪斗，有关部门不敢把刘仁静送回家去，只得把刘仁静单独安排在另外一所监狱内，他独住一间房子。后来，组织上又把刘仁静调到少年管教所内看管果树。
城市:现实与欲望的纠葛 篇4
城市建设是当今国家发展的主题。“十一五”期间，城市建设成为国家发展经济的战略之一。在全球化进程中，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推行城市化战略的目的何在?
无疑，城市化建设与全球市场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在过去30的年改革进程中，中国的市场产业以西方国家和全球市场为主，而当西方经济危机来临之际，中国的经济产业优势正逐步消失。为此，中国的经济产业必须随之发生转变，才有可能使得经济与产业持续发展。而与此同时，也迎来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契机。
一个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城市化建设是其中最根本的因素，也是驱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西方市场经济陷入低谷，由于中国的经济产业对西方市场的依赖，同样有陷入西方经济危机的可能。
随后，中国政府紧急应对，出台了刺激经济的计划，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实现了市场方向的转变，以扩大内需为主要市场。然而，中国经济产业发生转变之际，也随之产生一些新问题。譬如，突出的问题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金融的资金投放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2008年至2009年信贷投放量累计高达10万亿元，2010年前三季度信贷投放量达到6.3万亿元之多。
如何扭转国家市场经济与产业结构的方向，“十一五”规划当中已经给出了答案。为了避免宏观经济产生资产泡沫化风险，减少经济产业对全球市场的依赖，以及解决国内经济产业出现过剩的问题，就必须平衡货币信贷投放规模和实体经济的增长。
及此，如何防止资产泡沫就必须以实体经济作为市场主体，来推进市场的稳定和扩大内需。而明确的城市化战略就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城市化战略能够让宏观经济在短期内实现增长，而且也是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促使社会进步、维持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
城市化的创造与需求，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步骤，且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当中，与促进实体经济长期的稳定发展上，达到了双重效果。城市化建设将有效地带动基础设施、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发展，以此促进国内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
根据统计，2009年中国城市化率约为46.7%，这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仍处于社会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化建设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样，城市化建设就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稳步推进城市化进程，对社会、经济、文化多方面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
城市定位
对于城市化建设来说，城市定位是首要问题。不论现代城市还是古代城市，城市建设都是以城市定位来确立发展方向的。城市定位不仅是城市总体规划与经济发展的课题，它还是深入社会的综合性研究。城市定位的毫厘之差，都会给城市发展带来巨大的挫折。
整体而言，城市定位是一个体系，它是城市生存与发展的保障，同时还是在地域当中展现活力，增强竞争优势的前提。因此，城市定位的内容要多元化，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要富有弹性。一般来讲，现代化城市的定位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资源环境的认知与利用;一个是经济产业的结构与方向。再加上综合性因素，才能给出一个长远发展的合理定位。
城市如何能持久地生存，要看它怎样实现最大化收益。一个城市要根据市场竞争的环境，来带动并利用自身资源建立产业结构，从而明确自己在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一个城市对其资源与环境的认知和利用，是城市在市场中发展与竞争的定位基础。
任何城市自身都存在资源环境。但对城市资源环境的客观认识，在当前许多城市定位中还不够明确。譬如，一个普通城市，却要着手建设一个国际化都市。这种例子在当前城市建设中并不鲜见。21世纪初期，我国有180多个城市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显然，这种理念违背了城市的发展原则。可以说，每个城市的资源环境都具有自身的特点，绝对不会相同，更没必要追求国际都市化。
如果一个城市建设的主导者不十分清楚城市的资源状况，就很难利用城市资源，建立合理的、能够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进而错失历史的发展机遇。所以，城市定位注重自身的产业优势，与自然资源和地域条件相结合，对城市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都要有一个理性的分析。
城市定位除了为发展方向作出理性分析之外，还需要展现出城市的个性与精神风貌。一个城市的精神气质，包括市民的公共生活，城市建设的价值理念，以及现实需求和历史内涵等等。比如青岛市提出“诚信、博大、和谐、卓越”的口号。其实，一个城市的精神风貌就是城市自身追求发展的软实力。
根据城市自身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建设有自主发展产业的城市，才是城市定位的根本原则。就一座城市而言，无论经济建设实现怎样的发展目标，要想长远地持续发展就应该以自身的特质，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并以此实现城市发展的持久性。
透视城市竞争力
城市定位是城市竞争力前奏曲，前者对后者有着深刻的影响。近几年来，鲜明的城市定位大大提升了城市竞争力。城市的经济发展，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加快，城市竞争力意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
城市竞争力不仅能够体现经济的发展，还能够检验一个城市综合能力的提高。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不能仅看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喜人现象，还应该注意到城市的潜在发展能力，以及城市发展的持续性。那些以重复建设和跟风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的城市，所欠缺的正是城市竞争力。
在“十一五”时期，中国城市竞争力比预期的要好。2008年，金融危机削弱了广东沿海城市的竞争力，借此契机，其他地域的城市竞争力明显提升。根据数字统计，在2009年以前，东南沿海城市仍在城市竞争力前50名中占据40%。这鲜明地反映出，全国各个城市悄然改变着经济发展的格局。
具有竞争力的城市不再以东南沿海为主导，渤海区域的城市竞争力急剧提升，缩小了南北城市之间的差距。同时，我国中部、东北的城市，也借着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之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与其他区域相比，西南地区的城市竞争力还有些薄弱，而西北地区的城市竞争力则相对有所提升。显然，中西地域的城市正在抓住机遇，推进城市建设与工业化的发展。东部城市则在转型中，提升城市竞争力。
从城市竞争力排前10名的城市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发展格局的变化。竞争力排前10的城市是：香港、深圳、上海、北京、台北、广州、天津、高雄、大连和青岛。从这10个城市当中可以看出，沿海城市依然在城市竞争中具有较强的实力。来自于珠三角、长三角、渤海区域的经济发展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但从地域发展平衡的角度去看，南北城市的发展差距在逐渐缩小。
如果从城市自身发展来说，这些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城市也在发生变化。与5年前相比，香港竞争力的优势明显缩小，上海的竞争力有超越香港的趋势。天津的竞争力不仅挤进前10, 而且与发展较早的广州相比，可谓后来者居上。苏州、杭州从最具竞争力的前10位中退出，而青岛和大连以自身优势迅速占据了前10的位置;这对于平衡地域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十一五”期间，还有学者对全国近300百个城市进行了分析和评估。根据分析和评估的数据显示，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城市，扩大自身优势，提高竞争力的还有很多。其中竞争力增长比较快的城市分别是：澳门特别行政区、辽宁大连市、广西防城港市、广东清远市、江西赣州市、吉林通化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四川乐山市、河北廊坊市、陕西咸阳市。
这些城市有的不大为人熟知，但它们在众多的城市发展中展现出自身能力，并且提高了竞争优势。尽管这些城市定位不同，规模不一，也还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从这些城市的地域分布来看，中国各地的城市发展已然打破了东南沿海等局部城市发展的旧格局。
居住环境
居住环境，是一座城市综合评定的重要标准之一。城市的居住环境包括的内容也很多，包括城市布局的合理，公共建设的完善，社会和谐的提高等等，但对于居住环境，最重要的还是城市自然生态的建设。可以说，良好的城市生态，攸关一个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生态与居住环境也成为公共讨论的话题。虽然，中国的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有着飞速的提高，居住环境相对也发生变化。但由于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现象，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这已然大大影响了城市的居住环境。
尽管现在的城市居民关心住房问题，要比关心居住环境方面更为迫切，但居住环境对于住房问题来说，需要更长远的关注。城市的居住环境不仅关系市民的健康生活，更关系到一个城市未来持久的发展。因此，提高城市竞争力与持久发展，城市生态应是考量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基础。
目前，中国的城市生态发展还相对薄弱。尤其是许多资源型发展的中小城市，城市生态还没有进入它们的视野，致使许多城市的生态环境不仅没有较大的提高，反而有退步的表现。尽管一些大城市开始关注居住环境的问题，但对于城市生态的发展来讲，仅仅是一个开始。
知识与书的纠葛 篇5
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开放初期，社会上流行起一股藏书热，那会儿书籍也便宜，块儿八毛能买两三本名著。后来发现了位于南院门的古旧书店，淘得旧版书籍大多每本五分一毛，一捆一摞地往家搬。那阵子宁肯饿肚子，也要买书，家里旮旯拐角堆的都是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范，书读得多少不打紧，堆在那就已经够养眼的了。
世界上有金屋藏娇的，就一定会有藏书的。有人断言，藏书多的人不一定有知识，这点不假；但也有人确信，藏书多的人怎么也比没书的人知识多。久病成医是自然的事。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藏书者确分多种，有人把书藏在书柜里，有人把书藏在肚子里，另有人则把书藏在脑海里。藏于柜者是书生，藏于肚者是书虫，藏于脑者方得智慧。
进入21世纪，逐渐发现自己所淘书籍着实太杂，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左边哲学右侧经济，中间一大堆散文小說与诗歌，床铺底下还装有几箱心理伦理和命理。绝不妄言，许多书翻开至今还有油墨味。这正应了那句买书不如借书的硬道理。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如今买书不仅显得过时，而且还有点犯傻。想看什么书网上没有？抱本时尚的ipad图文并茂，有些书还能读给你听，何苦花钱去充腊八蒜。
日前与同事们去一餐厅吃饭，哇噢，进门玄关置有一大书架，上面摆满了外文书籍，煞是好看。心想，该店主看来不是下海的教授，就是报国的海归，不禁令人啧啧羡慕。只怪同事手欠，捞过一本想看个究竟。谁料想，均为假书。
何谓假书？空壳子是也，美其名曰：装饰书。
于淘宝上搜索，装饰书竟极为流行，销路火爆，中外版本富足，且可个性订制。此书或许在国外找寻不到，但在我们这里却大有市场，区区两元左右一本，买两箱装点门面也不过百十来块，置于家中品味凸显，有模有样。
兄弟纠葛故事在藏族地区的流传 篇6
从此表看, 汉族地区的两兄弟纠葛型故事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上较藏族地区都有很大优势, 是两兄弟纠葛型故事的主要流布以及流布较早的地区, 故事型态发展较为完整。
此类故事在汉族地区得以广泛的传承是基于汉族农耕社会广泛存在的均分财产的制度。这种财产继替制度要求处于同一血缘关系的兄弟要在成家立户后平均分配父母的财产以实现各自的独立。而现实生活中又往往存在种种并不均衡的分配现象, 年长的哥哥, 更多的是在嫂子的唆使下, 要求在财产分配时占有得更多。往往留给年幼的弟弟很少的财产, 这多少会引起人们的强烈的不满。人们为了表达对这样一种现象的鄙夷和憎恶的情绪, 就编讲了一系列兄弟纠葛的幻想故事, 把不满、愤懑以及对弱者的同情消融在故事的神奇幻想里。
藏族生活在海拔较高的雪域高原, 低压、高寒、土地贫瘠且少雨, 生存条件极为恶劣, 这就使得藏族社会中兄弟关系比较密切, 建立了“优势亲属关系”, 因此兄弟倾向于不分家甚至共妻, 并由此发展了藏族的一妻多夫婚俗。喜马拉雅地区, 主要为藏缅语诸民族 (藏族、门巴族、珞巴族、夏尔巴人等) 以及周边藏文化影响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 (比如云南的纳西族等) 是历史上两大一妻多夫制分布的地域之一。[1]最近的一项人类学调查表明, 至今在青藏高原的藏族地区仍然存在着兄弟共妻的现象。藏族传统民间肯定兄弟共妻, 认为这样可以让兄弟和睦不分家, 不进行财产分割, 使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家族财产得以集中, 从而有利于家族在经济上的延续。较之兄弟纠葛型故事的少量传播, 藏族地区的民间故事则存在大量的兄弟友好型故事, 该地代表性的文本集《尸语故事》及各地区的其他故事集都有相当数量的记载。一定的民族风俗习惯及民众生活方式形成了它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期待视野。这种特定期待视野的满足也需要与其相适应的召唤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唤醒该民族民众内心深处积聚的“集体无意识”, 触激起原发动机, 最终获得审美的愉悦。从这一角度讲, 无论是故事讲述者还是听众都更倾向于选择兄弟友好型而非兄弟纠葛型故事作为他们的审美对象。
笔者在在材料搜集过程中察觉到的一个现象——狗耕田型故事在藏族地区几乎没有流传, 对于其原因, 除了上面提到的藏族地区民众的家庭制度之外, 我们还想从以下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 藏族存在着广泛的犬图腾崇拜的习俗, 在古老的藏族部落中这一习俗就一开始流行。“犬为吐蕃图腾, 唐人以为其祖先”。[2]《突厥传下》亦云:“默棘连……谓振日‘吐蕃, 犬出也, 唐与为昏”。
既然存在着对狗的图腾崇拜, 那么部落的人们对狗就有着一种敬畏和避讳之心。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北美洲大西洋沿岸印第安狼氏族成员不称自己为狼而为圆脚, 龟氏族不称自己为龟而为爬行者, 居住在威多特地区的狼氏族成员不称自己为狼而为咬骨头的人, 鹿氏族不称自己为鹿而为徘徊者;鹰氏族成员不称自己为鹰而为飞翔者。所以唐廷不称吐蕃为狗而为苟。因为吐蕃先民狗当作自己的祖先保护神, 当然也就不能直呼其名, 这不仅禁止在本氏族内, 而且其氏族成员也不能直呼其名。[3]因此, 自认是狗氏族的人们就对“狗”字有避讳之心。
根据丁乃通先生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抽绎的“狗耕田”故事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出, “狗”在这一故事类型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叙事功能, 起着故事基干的作用, 背后也凝聚着汉族深厚的文化意义。狗之所以被选择进入故事, 首先是因为狗是汉族农耕社会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动物;其次, 狗对于农耕社会民众生产的推动并无实质性的意义, 特别是故事中提到狗可以耕田, 可以说有着神奇的色彩, 无怪乎商人等过路者要与弟弟打赌。
在藏族民间故事中, 狗都是助人为乐, 神通广大的。它或是神的化身, 或是造福于人类的天使。狗一出现, 就标志着人的命运的好转, 情形开始向着善的方面发展。所以故事中的狗均非凡畜, 它是藏民族以自己图腾为原型, 经过千百年众多故事能手和作家生花妙笔的高度艺术化, 调动自己非凡的想象力, 加工创造而成的。狗懂得人情世故, 世态冷暖。犬形象是在藏族古老的文化基因和当时人们审美观相结合下完成的, 在它身上文学性, 科学性, 历史性融于一体, 形象丰满, 内涵丰富。这其中浸润着对祖先力量的神秘莫测, 对犬图腾的虔诚的崇拜。藏族地区有很多故事记述了狗如何从天上盗得粮种, 例如《青稞种子的由来》以此来维持人类生存的需要说明了这一点。
在农耕社会中, 牛、马等可以作为蓄力用于耕作在一个家庭财产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财产的分割中如若有幸获得这份财产那将是极为值得欣喜之事。相反, 诸如狗、猫、鸡、鸭等对农业生产没有实际帮助动物地位则相对较为低下。而处于狩猎时代, 狗不仅是一切民族的保护者, 而且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吃饭问题。西藏地区虽然也有诸如雅砻河谷之类的耕作区, 但相对于整个藏族居住地来说这个地域是相当狭小的。广大的藏区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都还处在牧猎文明时期。人们生活生产资料的绝大部分来源于牧养家畜和猎获的飞禽走兽。不论是放牧还是狩猎, 狗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可以帮助牧人看守牧群毡包, 也能帮助猎人追捕猎物, 同时狗又以无比的忠诚性赢得了人们的信赖。狗成了藏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几乎每家都有自己的犬只。也正因此, 西藏成了狗的故园。时至今日, 我们依然可以在藏民的院落, 牧区的周围看到很多的犬只。藏地土生土长的藏獒也跻身于了世界名犬的行列。
既然藏族自身的土壤, 不利于兄弟纠葛型故事的产生, 那么近期在藏地流传的这些兄弟纠葛型故事就不可避免地源自外域文化因子的介入。众所周知, 文化是交互影响, 相互渗透的, 特别是近域文化圈的边际地带, 此类活动更为明显。调查中我们发现, 在我国境内, 西藏临域的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都有大量的兄弟纠葛型故事流传。而且在这些地域流传较为广泛的亚型与藏地流传的兄弟纠葛型故事又相吻合。如此看来, 不能不说这其中存在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西藏有着我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地理、文化、历史和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复杂性。周围高山壁立, 原上大河切削, 既是近似的封闭体, 有着独立的风貌, 又透过一个个的切口吹进他域文化的风, 与周边包括印度在内有很多交流。历史上, 西藏同中原汉域的联系并不密切, 呈现出各自为政的状态。但自唐代起, 特别是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入驻西藏后, 这一局势就被彻底的打破了。两种文化开始进行一种前所未有的交融, 汉藏成为真正的一家。汉族不断把内地先进的技术、成熟优秀的技艺、制度等传入西藏, 西藏也把具有异域风情的民族生活、生产、娱乐方式输到内中原。与此同时, 民族居住的隔离状态被打破, 藏、汉人民逐渐形成交错杂居的局面, 民族生存范围也大大地延展开来。在这一过程中, 民族文化载体之一的民间故事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媒介, 不可避免地在两个民族的民众之间传讲。而数量、类型都极为丰富的兄弟纠葛故事也借此机会和平台传入藏区, 并被藏族民众进行了有选择性地接受, 并且进行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改编, 以此来适应本民族民众的接受心理和审美需求。
当然, 兄弟纠葛故事在藏族能够流传, 周边汉族人民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这绝不是唯一的。印度作为西藏文明源流之一的又一个近邻, 对其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佛教入藏并成为西藏民众精神信仰的中心, 左右着民众的精神生活。随着佛教一起进来的佛家思想也深深影响着民众的审美取向, 尤其是崇善惩恶, 因果报应等观念形成了诸种禁忌驻进了民众的心里。随之而来的佛教故事也为人们所接受, 这其中也携带了一部分的兄弟纠葛故事。
总之, 兄弟纠葛故事在藏族流传既数量少又类型单一, 并且在汉族中流传最广泛的狗耕田亚型几乎没有。这些源自藏族民众特有的社会亲属结构关系和精神信仰。而兄弟纠葛型的故事是异域输入的结果, 其中汉族与印度, 尤其是汉族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西藏并非被动地接受, 而是进行了具有自我特色的民族化, 使其呈现出特有的雪域高原的风貌。
摘要：兄弟纠葛故事是中国民间故事的一个典型类别, 广泛流传于华夏大地。但是, 在汉族和藏族地区却有着不同的流传现状。深入剖析这一现状很容易发掘出两种不同的文化基因以及它们蕴含着的各自独特的社会历史构成和文化积淀。
关键词：兄弟纠葛故事,藏族,流传,差别,沟通
参考文献
[1]徐阳尚会鹏:《藏族一妻多夫婚俗:一项文化人类学分析》, 《青海民族研究》, 2009年第一期。
[2]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注》, 科学出版社, 1985年版。
解决繁简字的纠葛提高识字效率 篇7
为了提高写字的速度, 千百年来, 人们陆续创造了很多简体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文字改革委员会经过多年准备, 对历史上已经广泛流行的简体字加以搜集整理, 并新创了一些简体字, 分批公布。1964 年, 发表了《简化字总表》, 在大陆推广使用。1977 年, 发表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 (草案) 》。实践证明, 第一批简化字多数是合理的, 便于使用, 少数是不合理的, 容易引起歧义;第二批简化字是不合理的, 容易造成混乱。为了纠正当时社会用字的混乱现象, 1986 年,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原文字改革委员会) 报请国务院批准, 取消了第二批简化字, 并对第一批简化字中的个别字作了调整, 重新公布了《简化字总表》。国家语委在《关于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的说明》中说:“我们要求社会用字以《简化字总表》为标准:凡是在《简化字总表》中已经被简化了的繁体字, 应该用简化字而不用繁体字;凡是不符合《简化字总表》规定的简化字, 包括《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 (草案) 》中的简化字和社会上流行的各种简体字, 都是不规范的简化字, 应当停止使用。”由于借用的是国家力量, 《简化字总表》在大陆推行得很顺利。不过, 由于当时的香港、台湾、大量的海外华侨, 都不熟悉简化字, 所以《人民日报·海外版》曾一度继续使用繁体字。不仅如此, 就是在大陆, 人们要学习古代汉语, 要阅读古籍, 就不得不学习繁体字。与此相反, 香港、台湾、海外华侨要同大陆的人打交道, 就不得不学习简化字。
怎样学习呢?如果像小学生学字那样逐个去学, 两千多个繁体 (简体) 字得花很长时间和大量精力才能掌握;如果按照简化的规律去学, 那就简单多了。这些规律是:
1. 更换偏旁
汉字大部分是合体字, 把合体字中笔画多的偏旁更换为笔画少的偏旁, 就可以把字简化。更换的偏旁有许多是形声字的声旁或形旁, 也有会意字的偏旁。新的声旁与形声字的读音有的相同, 有的相近, 有的完全不同。这样, 新简化字多数还是形声字, 少数就不再是形声字了。会意字的偏旁更换后, 有的能表义, 有的不能表义, 会意字有的就变成记号字了。例如:礙/ 碍、骯/ 肮、襖/ 袄、壩/ 坝、罷/ 罢、筆/ 笔、畢/ 毕、斃/ 毙、邊/ 边、賓/ 宾、補/ 补、燦/ 灿、層/ 层、懺/ 忏、償/ 偿、徹/ 彻、襯/ 衬、稱/ 称、懲/ 惩、遲/ 迟、礎/ 础、竄/ 窜、達/ 达、導/ 导、燈/ 灯、敵/ 敌、鄧/ 邓、遞/ 递、動/ 动、對/ 对、隊/ 队、礬/ 矾、風/ 风、鳳/ 凤、膚/ 肤、岡/ 冈、趕/ 赶、溝/ 沟、構/ 构、購/ 购、觀/ 观、國/ 国、漢/ 汉、華/ 华、懷/ 怀、壞/ 坏、環/ 环、還/ 还、獲/ 获、雞/ 鸡、積/ 积、極/ 极、艱/ 艰、殲/ 歼、艦/ 舰、講/ 讲、階/ 阶、癤/ 疖、僅/ 仅、膠/ 胶、進/ 进、舉/ 举、劇/ 剧、懼/ 惧、塊/ 块、攔/ 拦、欄/ 栏、爛/ 烂、壘/ 垒、曆/ 历、歷/ 历、厲/ 厉、憐/ 怜、戀/ 恋、練/ 练、煉/ 炼、遼/ 辽、鄰/ 邻、嶺/ 岭、廬/ 庐、蘆/ 芦、爐/ 炉、陸/ 陆、驢/ 驴、羅/ 罗、廟/ 庙、難/ 难、擬/ 拟、釀/ 酿、蘋/ 苹、遷/ 迁、竅/ 窍、竊/ 窃、慶/ 庆、窮/ 穷、瓊/ 琼、權/ 权、區/ 区、讓/ 让、擾/ 扰、灑/ 洒、曬/ 晒、審/ 审、勝/ 胜、屬/ 属、樹/ 树、態/ 态、壇/ 坛、歎/ 叹、廳/ 厅、團/ 团、襪/ 袜、犧/ 牺、戲/ 戏、蝦/ 虾、纖/ 纤、獻/ 献、憲/ 宪、懸/ 悬、鹽/ 盐、陽/ 阳、癢/ 痒、樣/ 样、藝/ 艺、億/ 亿、憶/ 忆、爺/ 爷、陰/ 阴、癰/ 痈、擁/ 拥、傭/ 俑、鑰/钥、猶/ 犹、優/ 优、園/ 园、遠/ 远、躍/ 跃、運/ 运、醞/ 酝、贓/ 脏、戰/ 战、氈/ 毡、趙/赵、锺/ 钟、鐘/ 钟、腫/ 肿、種/ 种、樁/ 桩等, 大约150 多字。
2. 部分删改
把有些繁体字的部分笔画删掉或只保留有特征的部分结构, 也可把该字简化。例如: 愛/爱、辦/ 办、幣/ 币、標/ 标、攙/ 搀、讒/ 谗、饞/ 馋、纏/ 缠、產/ 产、廠/ 厂、處/ 处、觸/ 触、叢/ 丛、糴/ 籴、點/ 点、獨/ 独、噸/ 吨、奪/ 夺、墮/ 堕、飛/ 飞、奮/ 奋、糞/ 粪、複/ 复、廣/ 广、鞏/ 巩、號/ 号、轟/ 轰、滬/ 沪、匯/ 汇、際/ 际、繭/ 茧、競/ 竞、開/ 开、殼/ 壳、墾/ 垦、懇/ 恳、虧/ 亏、類/ 类、離/ 离、麗/ 丽、隸/ 隶、虜/ 虏、鹵/ 卤、錄/ 录、慮/ 虑、麼/ 么、滅/ 灭、畝/ 亩、惱/ 恼、腦/ 脑、聶/ 聂、寧/ 宁、瘧/ 疟、盤/ 盘、啟/ 启、牽/ 牵、親/ 亲、傘/ 伞、澀/ 涩、殺/ 杀、聲/ 声、獸/ 兽、術/ 术、肅/ 肃、雖/ 虽、隨/ 随、條/ 条、謄/ 誊、糶/ 粜、楕/ 椭、穩/ 稳、務/ 务、霧/ 雾、習/ 习、顯/ 显、縣/ 县、脅/ 胁、協/ 协、鄉/ 乡、尋/ 寻、壓/ 压、嚴/ 严、厭/ 厌、業/ 业、醫/ 医、隱/ 隐、鑿/ 凿、棗/ 枣、質/ 质、燭/ 烛、濁/ 浊、聰/ 聪等, 大约90 多字。
3. 草书楷化
有些繁体字的草书笔画很少, 又不难辨认, 把它们的草书加以楷化, 也可以把它们简化。例如:寶/ 宝、報/ 报、貝/ 贝、備/ 备、參/ 参、倉/ 仓、長/ 长、嘗/ 尝、車/ 车、齒/ 齿、芻/ 刍、總/ 总、帶/ 带、單/ 单、黨/ 党、東/ 东、斷/ 断、發/ 发、婦/ 妇、顧/ 顾、關/ 关、龜/ 龟、過/ 过、壺/ 壶、會/ 会、繼/ 继、夾/ 夹、戔/ 戋、監/ 监、揀/ 拣、見/ 见、將/ 将、槳/ 桨、漿/ 浆、獎/ 奖、節/ 节、盡/ 尽、舊/ 旧、來/ 来、蘭/ 兰、樂/ 乐、聯/ 联、臨/ 临、劉/ 刘、籠/ 龙、婁/ 娄、侖/ 仑、馬/ 马、買/ 买、賣/ 卖、麥/ 麦、門/ 门、夢/ 梦、黽/ 黾、鳥/ 鸟、農/ 农、豈/ 岂、 僉/ 佥、簽/ 签、喬/ 乔、寢/ 寝、熱/ 热、喪/ 丧、掃/ 扫、傷/ 伤、師/ 师、濕/ 湿、時/ 时、實/ 实、壽/ 寿、書/ 书、帥/ 帅、蘇/ 苏、頭/ 头、圖/ 图、養/ 养、應/ 应、譽/ 誉、淵/ 渊、齋/ 斋、這/ 这、晝/ 昼、莊/ 庄、妝/ 妆、壯/ 壮、裝/ 装、狀/ 状等, 共88 字。
4. 选用古体异体
有些繁体字在古代本来笔画不多, 后人给它们加了偏旁, 笔画才多起来。 有的繁体字在古代本来就有笔画少的另一种写法。用这些字的古体异体代替它们, 也可使一些繁体字简化。例如:塵/ 尘、從/ 从、電/ 电、爾/ 尔、墳/ 坟、豐/ 丰、齊/ 齐、氣/ 气、誇/ 夸、禮/ 礼、亂/ 乱、辟/ 辟、憑/ 凭、萬/ 万、網/ 网、無/ 无、釁/ 衅、踴/ 踊、與/ 与、雲/ 云、雜/ 杂、竃/ 灶、證/ 证、眾/ 众、豬/ 猪等, 共26 字。
5. 归并简化
借用一个笔画少的字代替一个笔画多的字, 是汉字简化的又一个方法。实际上是把笔画多的字并入了笔画少的字, 简化后就成了归并字, 兼有原来两个字的字义。被归并的繁简两字多数是同音的, 少数是近音的, 只有个别字读音是不同的。例如:闆/ 板、錶/ 表、蔔/ 卜、纔/ 才、沖/ 冲、蟲/ 虫、醜/ 丑、齣/ 出、擔/ 担、膽/ 胆、當/ 当、黨/ 党、鼕/ 冬、鬥/ 斗、兒/ 儿、發/ 发、範/ 范、幹/ 干、乾/ 干、個/ 个、榖/ 谷、颳/ 刮、櫃/ 柜、阖/ 合、後/ 后、鬍/ 胡、劃/ 划、徊/ 回、彚/ 汇、夥/ 伙、獲/ 获、幾/ 几、傢/ 家、價/ 价、薦/ 荐、盡/ 尽、薑/ 姜、藉/ 借、驚/ 惊、據/ 据、捲/ 卷、剋/ 克、睏/ 困、臘/ 腊、蠟/ 蜡、纍/ 累、裏/ 里、簾/ 帘、瞭/ 了、獵/ 猎、靈/ 灵、黴/ 霉、懞/ 蒙、濛/ 蒙、矇/ 蒙、麺/ 面、衊/ 蔑、樸/ 朴、撲/ 扑、僕/ 仆、韆/ 千、鞦/ 秋、麯/ 曲、瀋/ 沈、聖/ 圣、適/ 适、鬆/ 松、蘇/ 苏、臺/ 台、檯/ 台、颱/ 台、壇/ 坛、體/ 体、聽/ 听、塗/ 涂、團/ 团、漥/ 洼、係/ 系、繋/ 系、鹼/ 咸、嚮/ 向、鬚/ 须、镟/ 旋、藥/ 药、葉/ 叶、餘/ 余、禦/ 御、籲/ 吁、鬱/ 郁、願/ 愿、髒/ 脏、摺/ 折、徵/ 征、癥/ 症、祇/ 只、隻/ 只、緻/ 致、製/ 制、築/ 筑、凖/ 准、鑚/ 钻等, 共102 字。
6. 新造简体
采用上述方法无法简化的字, 如果笔画太多, 只好新造简体。例如:蠶/ 蚕、 護/ 护、畫/ 画、擊/ 击、盧/ 卢、陸/ 陆、廳/ 厅、歲/ 岁、衛/ 卫、響/ 响、義/ 义、 憂/ 忧等, 共12 字。
7. 类推简化:《简化字总表》规定, 132 个简化字可作简化偏旁使用, 人们可以利用它们和另外的14 个简化偏旁, 对繁体字类推简化。例如“喬”简化为“乔”, 则橋、僑、嬌、驕、轎可分别简化为桥、侨、娇、骄、轿。这类字数量很大, 仅《简化字总表第三表》就列有1753 字。14 个简化偏旁是:言/ 讠、食/ 饣、昜/ 、糹/ 纟、臤/只、金/ 钅、巠咼/ 呙。
简化字和繁体字的关系, 大体有三种情况。
1.等同关系:简化字和繁体字绝大多数是一一对应的, 简化字的义项和繁体字的义项是等同的。采用上述1、2、3、4、6种方法造成的简化字, 例如馬/马、鳥/鸟、陸/陆、書/书等, 基本上都是如此。
2. 归并关系:采用归并方法造成的简化字, 和原来字的关系就不是一对一, 而是一对二、一对三 (或一对几) 的关系。例如:
表 錶 (钟表) 、表 (外表)
才 纔 (刚纔) 、才 (才能)
丑 醜 (醜陋) 、丑 (辛丑)
出 齣 (一齣戏) 、出 (进出)
斗 鬥 (鬥争) 、斗 (北斗星)
发 髪 (头髪) 、发 (发展)
后 後 (前後) 、后 (皇后)
里 裡 (裡外) 、里 (里程)
干 幹 (才幹) 、檊 (树檊) 、干 (干戈) 、乾 (乾燥)
台 臺 (土臺子) 、檯 (工作檯) 、颱 (颱风)
3.半归并关系:有的繁体字本来有几个义项, 简化时把它的部分义项归并入一个笔画少的字, 其他义项仍由原字表示。例如:
“徵”的徵召、验证、徵求等义, 简化后并入“征”;“徵”又音zhǐ, 是古代音乐的五音之一, 这个意义并未简化, 仍作“徵”。
“乾”的乾燥义, 简化后并入“干”;乾坤、乾隆中的“乾”, 仍作“乾”。
半归并关系的字, 最容易被忽略, 要特别注意。《汉字简化方案》对此都有说明, 应仔细阅读。
情感纠葛 篇8
关键词：国民政府,西医,派系纠葛
一、近代中国西医派系的生成及力量消长比对
由于历史原因, 近代中国的西医界始终有德日派与英美派之分。清末民初, 我国留洋习医者主要集中在日本, 归国后, 他们有的被纳入急需西医人才的中央卫生行政机关, 有的开办医院, 也有的创办各地医学院校。这些学校的教员基本上都是留日西医, 学制仿效日本, 教科书引自日本。而日本的医学校在明治维新以后几十年间完全照搬德国的医学教育制度, 连教学用语都用德文, 所以我国留日学医人员与直接在德国医学校毕业者比较接近。他们和日本人在中国各地设立的医院及其附属医学校培训出的本土西医, 共同形成了当时的德日派[1]844。英美派西医的来源也主要有两种, 一是直接留学英、美归国者, 二是从英美派教会医院开办的医学校毕业者。清末民初, 美国庚款办学政策促成了中国留美热潮的兴起, 其中不乏有留美学医人员。19世纪末, 在华外国教会势力逐渐感受到了中国本土医学院校发展给他们借医传教带来的压力, 为了传教事业的发展, 他们也开始在中国创办医学校, 如上海圣约翰医学校 (1906) 、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 (1909) 、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 (1914) 、北京协和医学院 (1921) 等。这些英美教会学校培养出的医学人才与直接留学英美者所受的文化教育背景相同或相近, 故称英美派。总之, 留学各国的中国学子受到不同的医学教育及生活习惯影响, 各以自己所知为是、他人为非, 于是各自成群, 各自援引, 各自创办了不同制度的学校和不同规模的医疗卫生机构。
英美派与德日派西医不仅有数量多少之分, 也有技术高低差异。这些因素进而导致不同时期两派实力消长的转换。据1932年全国登记医师统计, 当时国内毕业的医师有2552人, 占全国医师总数的87.44%, 国外毕业者一共367人, 其中留日医师最多, 达194人, 留德医师42人;留美人员只有74人, 留英15人, 余则为留学其他国家或地区[2]746。国内部分, 毕业于德日派西医所办或日德两国在中国开办的医学院校的, 也占绝对多数。可见, 德日派西医在民初占有数量优势。不仅如此,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 中央最高卫生行政机关———卫生司, 以及重要卫生行政机构 (如中央防疫处、中央卫生试验所、防疫医院) , 均由日派西医执掌大权。
实力的消长随双方医疗技术水平的高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潜变。比较而言, 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学习西医时, 日本医学尚未发达, 因而日派西医中只有少数人具有相当学术水平。英美派西医则不然, 由于教会医院及外国医学院校的支持, 这些英美派西医可以接受到比较系统的学习与训练。尤其是1921年, 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建的协和医学校建成后, 培养了许多高素质的医学人才。 1925年, 协和医学校公共卫生科与当时的京师警察厅合办北京市第一卫生事务所“, 各地卫生行政机关的负责干部很多是受过这个教学区的训练的”[1]846。因此, 到北洋政府后期“, 英美派西医在英美外力的扶植下, 实力增长, 几乎形成了全国西医当中最有组织的势力”[1]848。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 欧美之风劲起, 在孔宋家族势力支持下, 英美派, 尤其是留美派西医开始占据上风。这自然引起了德日派的警惕与不满, 双方矛盾陡增。
二、国民政府中央卫生机关的派系纷争
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之初, 仍沿用中华民国初年以来的旧制, 在内政部设卫生司, 陈方之任司长。陈方之是日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 曾在蒋介石的大本营卫生处任职”[1]848。1927年3月14日下午, 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宋庆龄提议中央设立卫生部, 孙科、宋子文随即表示支持, 该提案最后获一致通过。次日上午, 会议即决定由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首任华人院长、英美派的首要人物“刘瑞恒任卫生部部长”[3]52。提案之突然, 人选决定之匆忙可想而知, 因此, 国民政府对外暂缓发布此消息。
1928年11月, 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 内设总务、医政、保健、防疫、统计五司。基于政治考虑, 蒋介石任命冯玉祥的部属薛笃弼为卫生部长, 刘瑞恒任常务副部长, 实际处于卫生行政的领导地位, 而陈方之仅被任命为技监室技监, 后经过薛笃弼的转圜, 才调他为中央卫生试验所所长[4]853。此时的卫生部内尽管也有日派西医, 但留美派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英美派与德日派的矛盾已公开化。1929年10月, 薛笃弼因冯玉祥倒蒋事发, 不辞而别, 刘瑞恒代理卫生部长。卫生部内英美派与德日派的关系更趋紧张, 最直接的表现是, 1931年4月, 国民政府明令卫生部裁并入内政部, 改称卫生署, 编制缩小, 科室也只设技正及三个科长而废司一级职位, 自觉升迁无望的“日、 德、法派西医的高级职员都自动去职”[1]848, 署中绝大部分都是英美派人士。1938年, 刘瑞恒开始兼管军医, 并兼任军医学校校长“, 原军医署长张建辞职他去 (张是德日派西医, 可能当时军事当局怕派系斗争影响工作, 故同意他辞职) , 改任原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林可胜为军医署长”[4]856。刘瑞恒以整顿军医, 提升医疗水平为由, 撤换了一些原有的日派系统的军医而代之以英美派西医, 因而与原军医团体结下仇恨。他们集体包围刘的住宅闹事, 并以经济理由告发刘瑞恒[1]848。刘瑞恒虽受此影响而辞职, 但英美派的实力布控已经完成: 卫生署、卫生署直属机关, 如中央防疫处、西北防疫处、西北卫生实验处、西北医院、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蒙绥防疫处、全国海港检疫总管理处及各地检疫所, 以及抗战期间后方各地所设立的医疗防疫队、公路卫生站、边疆卫生院等, 主要干部几乎都是英美派西医所充任。“地方卫生行政机关的主要干部也是一样”, 除个别省、市外, 绝大多数地方卫生处领导都是英美派西医充任[1]846。总之, 英美派西医不仅在中央卫生机关中占有相当优势, 也把控着地方卫生实权。
三、派系纠葛对中国西医事业发展的影响
1.卫生行政运行不畅。行政之道, 贵乎实施, 而实施之方, 在于有完善之计划。由帮派斗争而引发的内耗, 使国民政府卫生行政有组织而无计划, 严重影响了其正常运行。最为典型的是, 1931年, 卫生部改隶于内政部后, 首先要解决的是《组织法》问题, 但由于内部英美派和德日派的矛盾与斗争, 直到1934年4月, 《内政部卫生署组织法》才得以颁行。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 由于没有相应法规“, 卫生署的一切工作仅是日常工作, 卫生工作几乎等于零, 那时卫生署没有印章, 不能发布公文命令, 有一两次为了遏止传染病在各地的发生和流行, 只好用内政部大印发出公文, 通令各省的卫生局及民政局遵照办理”[4]854。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引发疫情后, 刘瑞恒也只能“以其过去的威望, 号召各级医疗卫生人员踊跃参加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 在长江水灾救治委员会之下组织卫生防疫组”[4]855, 分散在各灾区进行防疫医疗工作。
2.医学教育乱象环生。西医界内部“是此而非彼, 入主出奴”[5]961的派系纠葛使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受到很大阻碍。一派每进一言, 他者即出而掣肘。如对中国西医未来改进的方向“, 有主张研究精造者, 有主张由浅入深者, 有谓锻炼新医, 以除异说者, 有谓统一新医, 加以改进者”[6]4, 彼此互称偏倚, 议论纷纭, “发言盈庭而莫衷一是”[5]961。学校教育混乱的现象更为严重:英美派西医尽管在中央及地方卫生机关中占优势, 但日派教员在当时公私立医校“仍占极大势力”, 且“若辈势力, 根深蒂固”, 因此, 英美派想要统一医学教育模式, 连自己都承认“实不易言”[7]197, 常常是“朝发一令而暮易焉!甲倡一制而乙非焉”[8]1。1929年, 刘瑞恒与有留美背景的教育部长蒋梦麟联合设立医学教育委员会“, 由亲美派西医任委员及主任秘书”[1]848。 该委员会曾于同年8月拟定各医学校统一教学规章制度, 但“实际上各专科学校似尚未奉行”[9]848。同为国立、省立医学院, 因派系不同, 入学资格不等, 教授语言不同。如德日派的中山医学院、同济医学院入学资格为高中毕业, 教学语言为德语。英美派的协和须大学三年级以上程度, 圣约翰、上海女子医学校学生须大学二年级以上程度, 三校学生皆须通晓英语;满洲医校则纯粹用德语上课;德日派开办的医学校, 无论是国立、省办, 还是私立, 都没有将实习列为必修科[9]681;各医学校的学制也不一样, 有四年制的, 有五年制的, 也有加上医预科六年制的, 可见其纷乱。
3.学术交流互有抵触, 医患纠纷增多。1915年2月, 英美派西医伍连德、颜福庆等人在上海创立中华医学会, 定期举行全国性学术年会。1915年8月, 德日派西医在汤尔和、侯希民、周颂声、方擎等组织下成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初期, 两学术团体尽管存在有分歧, 但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 许多中华民国医药会会员同时也是中华医学会会员, 1920年, 中华医学会第三次大会时, 时任中华民国医药会会长的侯希民亲自带团参加, 但到国民政府时期, 两学会关系恶化。1928年, 入主卫生部的刘瑞恒要求两会合并, 以统一医权, 整合各种医疗卫生人力资源, 走国家医学模式, 但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拒绝了这一倡议。双方学术研究氛围自此被权力攘夺代替, 有时甚至 “因一时之意气而假手于他人以倾轧异派之同道”[10]1, 所以宋国宾总结说“:医讼之原因, 医界内部之不团结亦其一也。”[10]1可见双方在学术研究领域的矛盾及影响。
参考文献
[1]金宝善.旧中国的西医派别与卫生事业的演变[A].中华文史资料文库[M]. (卷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2]许世瑾.全国登记医师统计[J].中华医学杂志, 1933 (5) .
[3]耿艳鹏.宋庆龄首倡政府要设立卫生部门[J].世纪, 2000 (5) .
[4]傅惠, 邓宗禹.旧卫生部组织的变迁[A].中华文史资料文库[M]. (卷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5]宋国宾.医事建设方略[J].中华医学杂志, 1934 (7) .
[6]庞京周.拉西曼来华以后[J].医药评论, 1930 (25) .
[7]作者不详.中国的医学教育[J].中华医学杂志, 1933 (2) .
[8]国宾.新医学输入中国百年来进步迟钝之原因[J].医药评论, 1935 (10) .
[9]李涛.民国二十一年度医学教育 (二十一年七月至二十二年六月) [J].中华医学杂志, 1933 (5) .
情感纠葛 篇9
加尔各答
自1690年加尔各答作为一个贸易港口建立起来之后,它迅速转型成为了一个英殖民城市,充满了堡垒、教堂和法院。城市迅速扩张,商人和贸易者通过修建英式乡村住宅似的豪宅来炫耀自己的富有,这标志着欧式建筑适应印度文脉的第一阶段。
通过1757年6月23日的Palashi战役,不列颠帝国在孟加拉取得了政治支配地位,出于行政和市民的目的,不列颠帝国在殖民城市加尔各答建立了很多大型建筑来宣告其霸主地位,诸如用于执行统治和审判的政府大楼和市政厅。
教堂和公共建筑蔓延了整座城市,直至今日加尔各答依然还遗留了很多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式建筑物。例如作家大楼的红砖立面,Dalhousie广场周边的建筑和1921年才完成的维多利亚纪念厅,都直接展示了先前世纪宏伟建筑的视野。
城市的发展遵循欧洲的规划理念;狭长的街道终止于突显的公共建筑。加尔各答市政厅(1811年)设计模仿帕拉迪奥建筑式样,马特卡费大厅(1840-41年)的西立面取材于雅典风之塔。
建设业的爆发不止在加尔各答发生,并且在其他两个印度港口城市孟买和钦奈也有同样的现代化和殖民化。这些城市的建筑与英国传统城镇布里斯托尔和曼彻斯特的建筑极其相似。加尔各答、孟买和钦奈已经变成了新建筑的实验基地。
Jaminders 宫殿
为了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人口和领土,新的印度地主阶级被任命为税吏,为英国服务,同时他们自己留下了部分税收以换取他们的服务。
新的印度地主阶级被称为Jaminder。到18世纪末,英国殖民政府同Jaminder制定订了永久性的土地收益金办法,即该土地所有者必须向英国政府交纳一笔固定金额的税款,但在当地Jaminder收取土地收益的过程中这些收益将由Jaminders划拨。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农业人口又即将来临,Jaminders的农业耕作土地面积不断扩大,土地收益增加了而英国政府却不能分得其增加部分。因此,在19世纪中期,孟加拉精英阶层是十分富有的,以致于他们可以借由建筑媒介炫耀他们的财富、权力以及接近英国的实力。拉吉巴里(Rajbari)或在三角洲的豪华住宅实际上是他们社会力量、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展示。
那些在性格与行为测试中的Jaminder阶层要比欧洲人更加的欧洲化,他们拥有的欧洲文化同时代表着当地的权利及传统。Jaminder在豪华住宅以外的表现像一个欧洲人,但是,他们的妻子或女性家庭成员是传统的bangalee。于是,他们只得在家中表现为bangalee。他们流着孟加拉的血液拥有着孟加拉的肤色,而在品味、思考模式、道德及心智上却是英式的。所以,这些由Jaminder创造的建筑是这两种文化的融合。从1850年起,受到Jaminder影响的孟加拉国建造了由两种语言融合的Jaminder豪华住宅,如Ballati Jaminder bari,Murapara Jaminder住宅,Tajhat宫殿,Mohora宫殿等。
Ballati Jaminder bari就是这种融合的最好例子。欧洲元素在诸如古典柱式、柱子、山墙融合在建筑外观上,但建筑内部布局依然保留着当地的文化和传统。纯南北朝向的建筑适应了热带季风气候。甚至木格栅被使用于防止阳光直射的南侧走廊。第一进传统的庭院专门为家庭活动,狭窄的第二进庭院作为服务活动使用。水池或池塘在孟加拉家庭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Panama Nagar
距达卡约24公的Panama Nagar代表了一种混合的建筑形式。富有的商界精英将其选址在索纳尔冈(Sonargaon),中世纪的首都城市,各种设计的私人住宅排列形成街道,与自然界结合,它与散落在全国各地的Jamindar宅邸共同代表了一种建筑式样——扎根于本土中却显示了英国城市精神。在巴拿马(Panama)街道的房屋有些仍然留存,有些已经成为废墟。50座街前的房屋和其他一些小房子以及其背后的构筑物在600米长的街道两侧自东至西延展开来。整个区域由周围水渠保护起来,这条水渠是用于家庭活动和洗澡的。
对西方建筑装饰的偏好通过科林斯柱式和半圆拱山墙的使用反映在入口处的装饰图案中。
Curzons大厅
随着1905孟加拉的分裂,达卡成为东孟加拉和阿萨姆邦(Assam)的首都,一系列新建筑在那里落成,其中一个建于1904年名为“Curzons大厅”的商业中心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它拥有双层楼(double stored)的红墙外观、巨大的中央大厅和东西两翼。建筑的外边缘设置连续走廊,因此没有一间房间是阳光直射的,换言之,所有房间的门口都处于阴凉处。在北侧的外立面有马蹄形和尖形拱门。圆顶凉亭的壁柱、装饰性的砌砖,回响着欧洲与亚洲莫卧儿元素的巧妙合声,所以说英国人继承了莫卧儿Mugha的遗产是毫无疑问的。Curzon大厅因为掺入了马蹄型拱和未被他人注意的加尔各答式建筑而比莫卧儿的Mughal和摩尔式的(Moorish)更进一步。
教堂
对于十八世纪的孟加拉来说,欧式建筑最典型的影响就是教堂的建立,它是当时最早的欧式建筑,但其中,我们仍可以看出一些本土势力对于欧式原型与精髓的干扰。例如:在莫卧儿(Mughal)时期达卡(孟加拉国首都)Tajgaon的Holly Rosary教堂,它的东面和谐地融合了基督教与莫卧儿的Mughal元素。它是拥有正厅、过道和半圆形后殿的廊柱大厅式教堂,但正面外墙搭配的是先前莫卧儿的Mughal风格的本土元素。
上文讲述了孟加拉殖民时期的建筑从欧式建筑发展为地域性殖民建筑的过程与转变。所以,不论殖民统治为孟加拉最终带来了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一股新鲜的血液被孟加拉文化所吸收并用之于其建筑上。
平房
建筑,特别是乡土建筑展示的不仅仅是建筑形式与结构,它代表的是文化、生活形态、区域气候的融合,甚至代表了居住者的特点。孟加拉平房就是集合了这多种元素,可以用来研究一个区域特征的代表。长屋檐和阳台分别可以削减烈日的毒晒,带来凉爽的微风;在屋顶(chala)的形状也影响了许多印度教和穆斯林统治者建立的许多著名建筑。但是,除了地域形象,它纯粹的功能优势以及便于建造的特点也使许多去往孟加拉内地的欧洲殖民者愿意继续采用它。这是孟加拉平房开始向欧洲奢华“别墅”进化的起点。
平房(或Banggolo)是孟加拉农民使用的小屋,被在印度居住的欧洲人接受与采用以便遮荫。这些小屋的思想被借鉴到用来满足欧洲商人以及统治阶级的要求。当这个概念及思想在19世纪下半叶从印度传播到英格兰时,它被赋予了多个定义:单层的独栋房子(今天普遍盛行的观念);它赋有这样的目的——为了休闲、假日而建的,便于建造的,具有独特设计的单层活动房屋,改良后的孟加拉平房的文化影响力非常广泛,从印度、欧洲一直到北美、非洲以及澳大利亚。所以,可以说,建筑艺术的影响两条路径并存:从欧洲到孟加拉以及从孟加拉又到欧洲以及其他西方世界。
摘要：在所有的视觉艺术中,建筑不仅生动地反映出社会的审美和愿望,还体现了它们所处时代的精神。现存的一栋栋建筑或那些建筑史料,从中都可具体体现建筑创作的动机与目的。18世纪末之前,英国人已经成为孟加拉的主要殖民力量并且统治政权根深蒂固,社会、文化、城镇体系被彻底整理。孟加拉的殖民主义纠葛成为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而那些有关建筑艺术的启示和范本都来源于英国和欧洲。欧洲殖民统治时期,孟加拉三角洲地区暴雨连绵洪水泛滥,在欧洲建筑理念影响下,孟加拉的建筑形式特征产生了变化。这种东西方融合的建筑风格,是英国殖民建筑为适应孟加拉本土气候与文化背景而不断变化的出色代表。本文以孟加拉殖民时期的建筑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其建筑语汇从欧洲到本土建筑的逐渐转变。最后一段讨论的是孟加拉湾殖民者将本土建筑朝全球化的居住模式转变的过程。所以可以说,建筑艺术的影响是双向的,一个方向是从欧洲到孟加拉,另一个方向是从孟加拉到欧洲和西方世界。
民工荒背后的利益纠葛 篇10
2004年,德国蒂森克虏伯在赫尔德区的钢厂,来了一群中国人，约有1000人。他们的工作是在两年内完成整个钢厂的拆卸。在废弃的厂房内，他们用夹层板搭起宿舍，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后来，一些德国工人和管理人员颇有微词，工人们才开始遵照当地法律，每周休息一天。最后，他们比约定的完工时间提前了一年。
更让德国人惊讶的是中国工人的工作方式。中国的拆卸队登上40、50、60米高处的无防护走道，攀爬扶梯和脚手架时，完全不用安全带。德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的记者在场的那天，看到一根细绳从98米高的赫尔德火炬烟囱顶上垂下，一个中国工人吊在绳子上。这位记者在新闻稿中问道：“中国杂技演员到城里来了吗？”
这种在国外引起轰动，被称为“终极中国外卖”的基层劳动力的干活方式，在国内到处发生着。即使是像杨玉红这样30多岁，生过两个孩子的女人，她告诉记者，在20层楼高的窗台上，探出大半个身子去擦外立面玻璃，惟一的防护不过是另一名女工用手轻轻拽住她的双腿。
“我们的价钱太低了”
实在没有料到，有一天，这些背着破旧的蛇皮袋，结伴辗转在各个城市车站的民工群体，会成为稀缺的资源。杨玉红说，她并没感觉到她对城市有多重要，她出来是为了赚钱。“在四川家里，时间就不是时间了，一天干不干活都过去了，但是在北京，每一天都得逼着自己干活。不然，房租，生活费就白扔了。”
离她工作的小区半里地有一排待拆的平房，那是杨玉红在北京的“家”。
这片房子有一种临时营地的氛围。大多数居民是农民工，他们分租一套房，做饭，洗衣，睡觉，都在一个单间里进行。一些出售便宜商品的买卖也在附近聚集，这是这些民工给当地经济烙上的印记。杨玉红常去的一个市场是垡头市场。她在这里买了一块钱的护肤品——郁美净，家里惟一的电器——300块钱的新电视，“组装的，但是还有牌子。”
杨玉红每天早上7点多去小区做家政，没有确定的下班时间，有时候下午6点还能接到新活，干完后就快晚上10点了。一个下午的两点，当记者见到她时，她刚开始吃一天中的第一顿饭：开水泡油条。如果愿意的话，她每周可以休息一天。杨玉红通常用这天做自己家的家务，洗丈夫沾满建筑灰尘的衣服。
这在到城市里讨生活的农民工里算境遇好的。在相邻不到一里地的一个工地，大部分建筑工人都是单身来的，他们住在10个人一间的临时宿舍里，由于没有洗浴设施，洗澡洗衣服都是大事。但他们对这些都不太介意。他们只是反复对记者说，“多帮我们这些劳动力宣传宣传，价钱太低了。”
虽然从2004年起，中国民工的工资在逐年增长，但是仍然处在城市中经济链条的最低端。来自安徽的建筑商王顺中掰着指头算接一个工程他要支出的成本：租用的灯光照明，塔吊，70多个管理人员，工资高一点的得给6000块/月，“晚完工一天，我就得损失两万。”来自安徽的建筑商王顺中说。相比之下，工人工资的涨幅不过是一天十几二十块。“这是小钱。”
但是，“这些人的生存条件，直接影响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否参与进来。”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副主任都阳说。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服务中心主任王观玉认为，目前广东部分企业的缺工，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性企业中效率低下、工资调整空间狭小的企业。与中小企业缺工相对应的是，当地一流的企业并不缺工，尤其是为国际企业代工的工厂，因为这些企业的客户会对劳动环境有严格的要求，“这些企业招工，都会排着很长的队伍，厂里的人力资源主管甚至会将一些名额卖给中介，赚取利润。”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
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刘林平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发现了另外一些导致结构性缺工的因素。刘指出，如果将农村地区外出打工的人员分布状况与打工目的地的正规工厂的人口分布状况相比较，这两种情况并不对称，“因此可以说，相当一部分的打工者，并没有去正规的企业工作，从而导致这种企业的用工缺口。”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些企业对工人的年龄、性别过于“挑剔”，“比如一些酒楼、宾馆需要漂亮年轻女性做服务员，这种劳动力资源是绝对短缺的。”刘以此举例说。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少打工者更愿意去非正规工厂就业，因为这些工厂虽然环境相对恶劣，但由于来单快，回款快，且没有税负和工人保障等开支，往往给的薪水较高。来自四川岳池的老卢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老卢的工作是做西装剪裁。工作地点不固定，“看单子，有时候在惠州，有时候又回到广州。”现在他在广州黄埔的工厂旁，住在和工友们一起租来房间里，他认为社会保险和工厂环境等远远没有多挣点现金实惠，“那些都是虚的，”多喝两杯后，他告诉记者：“凭自己这些年裁衣服的钱，二儿子已经快供上大学了。”
解放农民，下一步怎么走？
杨玉红和丈夫每个月的工资，留下400元维持简单生活，其他的都寄回乡下，用于支付当地农村的生活必需品，其中包括一些和传统乡村生活不一样的标准：比如建一栋两层的楼房，走亲访友要送的成件的苹果和梨，还有过节或请客时要喝的红酒，已经到学龄的孩子每天要喝的牛奶……
农村的生活正在好转。随着近年来政府提高粮食收购价和耕地补贴，2004年乡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的增加值中，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增加值占65.1%，比2001～2003年上升了34.2%。
“农民工愿意接受的最低工资取决于他们在家乡务农能够获得的预期收入，前者不能低于后者。如果他们在家乡务农的预期收入明显提高，那么资方就必须相应提高工资才能对他们产生吸引力。”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说。按社科院的统计，以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农业生产尚需要近1.8亿劳动力。他们大都维持着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重庆市荣昌县救灾办主任秦景英曾告诉记者，一工一农，一辈子不受穷，这是农民最有安全感的理想生活，也是大多数农村家庭的就业现实。
如何最大限度解放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并使其补充到我国的工业化大生产中去，这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
过去的几年里，我国政府取消了农业税，重新定义了农业生产的自给自足政策，谷物和油籽不再完全依赖自己耕种而转向进口。这更有利于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但往下走就要复杂得多。早在200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在其首份中国农业综合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应放宽对农村人口流动的限制，以帮助农村人口外流。这个提议在2007年的中国社科院的调研报告里得到了更细致的表述。都阳在报告中提出取消户籍制度上附着的城市人特有的福利内容，以此改变城乡二元化分割，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以主人翁的姿态进入城市。
经合组织的报告里还称，中国政府应该明确农民对其土地的所有权，允许他们更为灵活地使用土地。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农村的土地流转和农地制度的改革探索。这些命题，都不仅仅是劳动力短缺这个困境可以涵盖的。
解决劳动力短缺的他国路径
如果把中国发端于2004年，蔓延在2007年的基层劳动力短缺，放在世界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就会发现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几乎各国的工业革命都会催生出这样一个劳工紧缺的阶段。这导致劳动力密集的低端制造业有一个世界性的挪移轨迹。“从美国到日本，然后是四小龙，现在是中国。”都阳说。
直到最近，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并无二致：它是以廉价资本和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廉价资本来源于来自消费者，他们为解决自己养老和其他社会保障问题不得不大量储蓄，这些储蓄被国家用于提供低成本的信贷和资本支出。而廉价的劳动力则来源于长期城乡二元化分割，被封闭在回报率极低的传统农业部门的几亿农民。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亚洲新兴经济体得以在出口制造业领域大量投资，并获得超出其他所有领域的增长。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年均TFP(综合要素生产率)为3%。美国的数字是1.7%。从这个指标来衡量，中国的生产力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两倍。但是，要想最终达到美国那样的经济规模，中国需要持续不断地向经济领域投入更多的资本和廉价劳动力。但现实情况是，中国在资本和廉价劳动力的投入已无法达到以前那样的高度了。
接下来要发生的，在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都发生过。都阳把这个过程简化为:劳动力价格上涨，仍然依靠“人多势众”的方法盈利的企业会死掉，机器会代替人。
目前我国一些企业的盈利指标已经表示，淘汰正在进行。根据光大证券所的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的研究，绝大多数指标均显示中国企业盈利能力在2004年达到了高点，并自2005年以来开始明显下降。这一下降趋势在未来几年还会持续下去。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枯竭，对中国经济来说，发掘一条持续发展的替代途径就非常重要，而这需要将中国社会增长方式从生产要素投入推动型过渡到生产率推动型。”中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