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流转（精选12篇）
信息流转 篇1
数字档案生态链是数字档案生产者、传递者及利用者在数字档案信息流转过程中形成的链式依存关系。 (1) 数字档案生态链信息流转效率是数字档案信息在流转过程中的速度、质量及产生的效益的综合体现。
1 数字档案生态链信息流转效率衡量指标
数字档案生态链信息流转效率是指数字档案信息流转的速度、质量及其所产生的增值效益, 是对数字档案信息资源自身情况、链中不同主体的信息流转能力、链中信息流转环境等因素的综合考察。数字档案生态链信息流转效率的衡量指标主要有:信息流转速度、信息流转质量及信息流转效益。
1.1 流转速度指标
数字档案信息流转速度是指数字档案信息从形成到被档案信息用户利用所花费的时间长短, 时间越长, 则数字档案信息流转速度越慢, 反之, 则档案信息流转速度越快。信息流转速度是衡量信息流转效率的一个直观、重要的指标。
数字档案信息流转是一个涉及多个信息主体的动态过程。从数字档案信息流转过程来看, 信息流转速度主要体现在:数字档案信息搜集速度、数字档案信息组织速度、数字档案信息发布速度及数字档案信息接收速度等四个方面。数字档案信息搜集速度主要体现在电子文件形成者的文件移交速度、数字档案馆的电子文件收集速度以及数字档案馆对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的速度。档案数字化是指利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 把声、光、电、磁等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或把语音、文字、图像等信息转变为数字编码, 用于快速传输与准确处理的一种信息技术活动。 (2) 信息搜集是信息组织的基础, 只有提高数字档案信息的收集效率, 数字档案馆才能对数字档案信息资源进行高效的组织。数字档案信息组织速度主要体现在数字档案馆对其所搜集的数字档案信息进行鉴定、整理、标引、著录、编目等过程的速度。任何类型的档案信息不经过信息处理与组织, 都无法供用户直接使用。数字档案信息发布是指将分类标引后的数字档案放入不同的数据库中, 最终将原始信息分为对应档案系统列表的各种资源, 再分别传送至数字档案馆对应的数据库中, 并通过局域网或者万维网将数字档案信息发布在网上。数字档案信息接收速度是指档案信息用户查找和获取数字档案信息所花费的时间, 包括数字档案信息检索、搜集、浏览或下载等环节花费的时间。数字档案信息接收是用户获取信息的最后一个环节, 数字档案信息接收速度直接影响数字档案资源的利用效率。
1.2 流转质量指标
数字档案生态链信息流转质量主要表现为数字档案信息流转的保真性以及数字档案信息对用户需求的满足程度两个方面。数字档案信息流转质量对其利用价值的发挥有重要影响。
数字档案信息流转的保真性是指档案信息内容在流转过程中失真程度的大小。档案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信息资源, 其主要功能是保存社会记忆及提供凭证依据。因此, 在档案信息流转的过程中对档案的保真性要求较高。尤其是数字环境下, 网络环境的不稳定性给数字档案信息的保真性带来了更大的威胁。数字档案信息流转的保真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档案信息自身的真实性。档案与其他类型的信息不一样, 它强调的是对原始现象的记录, 必须忠于事实, 因此对档案信息自身的保真性要求较高。二是档案信息在流转的过程中的保真性。即信息在流转过程中的语法、语义、语用失真程度较小。数字档案的保真性越强, 数字档案信息质量越高, 信息流转的效率越高。
数字档案信息满足用户需求的程度是指其信息形式和内容与用户需求的吻合程度。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数字档案信息流转过程中信息转化的准确性和针对性。准确性是指在信息流转过程中能否以原始档案信息内容为依据, 进行准确的转化, 不随意篡改原来的信息内容。针对性是指针对用户需求和档案的使用价值大小, 对部分原始档案或者某些档案的部分内容进行数字化并提供给用户利用, 而不是盲目地对所有档案进行数字化。二是数字档案馆提供的信息服务方式与用户的信息获取习惯或用户期望接受的信息服务方式的吻合程度。随着数字档案馆建设的不断完善, 数字档案信息服务方式也越来越多样。数字档案信息服务方式与用户的习惯和期望吻合程度越高, 用户接收数字档案信息的速度越快, 数字档案生态链的信息流转效率越高, 越能实现数字档案信息的利用价值。
1.3 流转效益指标
数字档案信息流转效益是指其为档案信息主体带来的增值效益, 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是指数字档案信息流转给信息主体带来的增值经济收入, 主要体现在给数字档案管理者和数字档案利用者带来的经济效益增长,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节约数字档案信息流转及管理成本。 (2) 减少重复建设消耗。 (3) 数字档案信息资源利用中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是指数字档案信息流转给信息主体带来的除经济利益之外的其他效益,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长久有效保存国家数字档案资源。 (2) 充分发挥档案资政惠民作用。 (3) 扩大数字档案馆社会影响。 (4) 充分满足档案用户的信息需求。 (5) 完善用户知识结构。数字档案信息流转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其利用价值的直接体现。信息流转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利益越多、社会效益越高, 则数字档案信息流转的效率越高。
2 数字档案生态链信息流转效率的影响因素
数字档案生态链信息流转效率的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节点信息素质、节点组合方式、档案馆数字化建设情况三个方面。
2.1 节点信息素质
节点信息素质是链中信息人的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息活动经验和信誉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内在个性品质。它是信息人获取识别、加工处理、传递创造信息的意识和能力的体现。 (3) 数字档案生态链中节点信息素质主要表现为数字档案馆馆员和数字档案信息利用者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
数字档案馆馆员的信息意识与数字档案信息资源的挖掘及信息的接收、处理速度密切相关。馆员的信息意识越强则对数字档案信息接收处理的速度越快、效率越高, 更能挖掘到有利用价值的数字档案信息。数字档案馆馆员的信息能力主要表现为其对数字档案信息管理的业务能力以及对现代信息技术设备的应用能力两个方面。数字档案馆馆员对档案管理业务的娴熟程度对数字档案信息资源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数字档案信息的形式和内容发生转化的时候, 如若对档案管理的流程不熟悉, 则极易导致档案信息失真, 而影响数字档案信息的质量。数字档案馆馆员对现代信息技术设备的应用能力越强, 数字档案信息流转的效率越高, 档案管理和提供服务利用的效果越好。
数字档案信息利用者的信息意识主要表现为其对数字档案信息反应的灵敏程度和认识程度。信息能力主要表现为信息获取和利用能力。数字档案用户的素质越高, 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越强, 对数字档案信息越敏感, 信息需求就越迫切, 能在第一时间快速、敏捷的捕获有用的数字档案信息资源, 数字档案生态链的信息流转效率越高。数字档案的利用率越高, 档案信息创造的社会增值效益就越大。
2.2 节点组合方式
信息生态链的节点组合关系是指构成某一具体信息生态链的信息人种类、数量及其组合关系。 (4) 信息人数量是指链中具有相似功能或不同功能的信息主体的总量。链中上下游不同功能节点的数量决定链的长度, 相似功能节点的数量决定链的宽度。
数字档案信息流转一般要经历数字档案生产者、数字档案馆及数字档案信息利用者三类节点。但对每一种具体的数字档案生态链而言, 节点的类型和数量有所不同。一般来说, 数字档案生态链节点数増多, 信息流转的中间环节增多, 在数字档案信息转化的过程中出现信息失真等现象的概率就相对增大, 数字档案生态链信息流转的质量相对也会下降、速度降低。
信息生态链中具有相似功能的信息主体数量越多, 则下游节点接收信息的来源越丰富, 上游节点的资源或功能满足下游节点需求的可能性越大, 越能保证链的稳定性。如果上游节点数量较少、功能较单一, 则上游节点不能提供下游节点需要的信息, 信息生态链就面临断裂的危机, 信息流转就不能完成。在数字档案生态链中也存在这种情况。虽然每一份档案都有其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 但是不同类型的档案信息内容的内涵可能存在重复。如果生产同类信息的档案生产者越多, 则档案用户的信息需求越能得到满足。即档案生产者的多元化程度越高, 数字档案馆的资源越全面意味着其提供的信息服务功能越多样, 相似资源在不同数字档案馆中分布越广, 越能满足链中下游节点档案用户的信息需求, 则数字档案生态链稳定性越强, 链中信息流转的速度越快、效率越高。反之, 如果数字档案生态链中档案生产者的多元化程度越低, 数字档案馆的服务功能越单薄, 同类资源在不同数字档案馆中分布较窄, 很难较好地满足档案用户的信息需求, 则该数字档案生态链的稳定性越弱, 链中信息流转的速度越慢, 信息流转的效率越低。
2.3 档案馆数字化建设情况
档案馆数字化建设是指其在数字档案资源、网络环境、信息设备、数字化管理系统及数字化服务方式等方面的建设情况及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情况。
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情况主要体现在资源类型及数量的丰乏程度方面。数字档案信息资源类型是指数字档案从来源渠道和内容分类来看涉及的范围广度。按数字档案资源的内容类型来分, 包括:文书档案、科技档案、人事档案、会计档案、审计档案等。数字档案信息资源数量是指数字档案馆收集的数字档案信息资源的总数量。不同信息用户对数字档案信息的需求不同, 只有当数字档案馆可供利用的数字档案类型越丰富、数量越多, 才能尽可能地满足大部分用户的信息需求。
数字档案信息是以网络为存储载体, 其形成、流转和利用都需要借助互联网、信息设备、信息系统和信息软件。用户要实时通过数字档案馆数据库获取数字档案信息, 必须依托良好的网络环境。信息设备是提高数字档案馆信息处理效率及用户信息利用效率的关键。信息设备的功能及性能越好, 数字档案信息流转效率越高。数字档案信息流转的各个环节都必须依托信息技术。尤其是在对数字档案信息流转的关键节点数字档案馆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依靠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各种现代技术来存储和管理海量数字档案信息资源。在数字档案信息流转的过程中, 信息技术应用程度越髙, 应用面越广, 则数字档案信息流转的速度越高、质量越高, 信息流转获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越好。
3 结束语
数字档案生态链是数字档案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数字档案信息流转过程及信息流转主体关系的呈现。本文界定了数字档案生态链信息流转效率衡量指标, 并具体分析了影响流转效率的主要因素, 有望为今后提升数字档案信息资源利用效率, 优化数字档案信息资源管理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注释
1 江彦.数字档案生态链信息流转机制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 2015:12.
2 王学平.浅议我国档案数字化建设实践与发展策略[J].档案学通讯, 2011.654-57.
3 娄策群.信息生态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12.
4 娄策群.信息生态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14.
信息流转 篇2
一、活动预设的信息安排。
杨老师在活动设计中，对本次活动目标是如下安排的：1.欣赏诗歌，理解诗歌的内容和主要表现方法。2.初步学习用诗歌的结构进行仿编活动。3.增进对大自然的热爱，感受仿编诗歌的乐趣，体验成功的快乐。整体看来，这三个活动目标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就大班语言活动《捉迷藏》而言，这三个目标并不是非他们莫属。这三个目标可以针对任何一首诗歌学习活动。那为什么一定要安排《捉迷藏》这个活动呢?依我看来，《捉迷藏》这个诗歌学习的语言活动目标应该更有针对性。如果把活动的第一个目标略微调整如下：欣赏诗歌《捉迷藏》，理解诗歌中太阳和颜色们捉迷藏时，颜色选择躲的地点的原因;诗歌中拟人的表现手法。而第二个目标如果改为：初步学习用《捉迷藏》诗歌的排比结构大胆进行仿编。第三个目标改为：引起幼儿对太阳光和颜色关系的兴趣，感受诗歌与众不同的捉迷藏的乐趣，体验仿编的成功。可能会比较到位一点。这样有关于语言活动《捉迷藏》的信息一下子就明确了。
二、诗歌内容隐含信息挖掘。
第一次课活动中，教师从平日里的游戏捉迷藏开始，而且让幼儿讲述了游戏规则，引出诗歌中的游戏对象。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合生活的导入。孩子们也非常顺利地进入了诗歌的意境。但是看似很平滑地接入下个环节。在活动老师和听课老师的心里却都存在一个不可言喻的缺憾。具体缺憾在哪里，不深思很难发现。只是感觉而已。其实，诗歌是以简单句表现生动内容的一种体裁。太阳和颜色宝宝玩捉迷藏游戏，没有任何规则介入。太阳是找的角色，颜色宝宝是躲藏角色，没有看到他们任何商量的环节。因此，从现实经验的游戏导入到太阳和颜色宝宝的捉迷藏，缺少了这一个太阳为什么是找的那个人逻辑存在。这个信息，隐藏在诗歌中。为什么是太阳是找的那个角色?这个问题没有被提出，所以感觉从导入到诗歌内容呈现缺少一个理所当然的过渡。而在第二次研讨课的时候，杨老师安排了这个环节，孩子们都是聪明人，一下子就都认为太阳适合当找的那个角色。因为他大，能看到的范围广。这个理由无可争议，也使得诗歌内容出现地顺理成章。
三、活动中，教师对幼儿信息的反应。
任何一个活动，幼儿在学习过程中都会有大量的信息呈现。在师幼互动时，这些大量的信息应该得到传递，并且让孩子有所习得。在两次活动中，幼儿对于诗歌中颜色宝宝选择和自己相近颜色的环境躲藏的信息已经很敏锐地捕捉到了。但是由于不同处理的方式致使在创编环节的效果完全不一样。第一次活动中，孩子们清晰领会颜色宝宝躲藏的技巧，但是这个信息教师没有迅速抓牢强化。幼儿在创编的时候大部分只是复述了原诗歌中的句子。而在这个现象出现时，教师还是没有能够及时意识到，只是对孩子的复述予以了不太积极的肯定。而有个别孩子创编成功，教师也没有突出强化，点出他创编的亮点。致使孩子和老师在创编环节都存有暗疾，却回天无力。但是在第二次活动中，教师针对这个环节进行了调整，在应该强化的地方及时得给予了强化，在幼儿领会偏差的时候，及时给予了引导，避免了孩子对于创编的理解不足。
四、师幼互动时，信息传递适度
在两次活动中，幼儿分角色朗诵诗歌的环节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状况。第一次活动中，表现为幼儿对教师指令的理解偏差。使得朗诵诗歌的内容变成了表演诗歌的内容。而不明确的指令并没有让幼儿分角色，只是从头到尾完整地表演了一遍。第二次活动中则表现为教师给出的指令的过度，剥夺了幼儿自主选择的权利。教师对幼儿直接分配角色，使得请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宝宝朗诵变成了空谈。
信息流转 篇3
关键词 林权流转；立法；规制；地方性
中图分类号：F326.2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3-890X（2014）12-0149-02
1 现状分析
林权是所有权的范畴，我国森林法按照法律主体的不同将林权分为国家林权、集体林权和公民林权。林权的流转是指在不改变林地所有权和用途的前提下，将林地的使用权、森林书目的所有权、使用权通过一定的法律形式，按照无偿或者有偿的方式进行转移的法律行为。在林权的流转过程中，国家和集体的林地所有权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流转的只是林地、森林和树木的使用权，以及森林和树木的所有权。和其他行业的市场化相比较，林业市场法律建设则相对比较落后，我国地方的林权流转法律规定还并不足够系统、规范。例如在林权流转立法中虽然都规定了其方式，但是流转的程序却不甚规范。虽然，规定了相应的环节，但是并没有体现出林权流转程序的全部环节，这影响了林权流转的改革和发展。特别是对于森林资产的评估和林权流转的登记，还缺少比较明确的规定和管理方法。目前，我国还缺少比较统一的林业流转法律，不少地方的林权流转立法规定也大不相同。由于我国缺少专门的林权流转法律，所以，不少地方政府都进行了林权流转的改革探索，并且提出了对应的立法规定，而地方林权流转立法的规定，为国家的立法流转提供了良好的蓝本。
2 法律规制分析
2.1 范围的规制
林权流转范围从物权法上也可以称之为林权流转客体、对象或者流转内容的范围，一般指的是林权中哪些权利是可以流转的。在我国目前所实行的《森林法》中规定的林权流转范围只限于经济林、材林和薪炭林的林地所有权和林木所有权，以及对森木采伐和火烧迹地的所有权。目前，林权改革已经为林权的流转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我国地方林权立法中可以看到林权流转的范围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一些地方的规定和《森林法》的林权流转范围规定是相同的；还有一些地方上也规定了不在公益林范围内的林地所有权的流转；一些地方对于公益林的流转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并且在立法中进行了适当地放开，可以发展为森林旅游业和森林种植业，但是，在流转过程中其公益林的性质不好发生改变；对于禁止流转的情况进行明确的规定。从地方立法中可以看到，应当把一些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退耕还林地以及疏林地等划入到林地的流转范围中，这能够为国家层面的立法提供良好的
借鉴。
2.2 规制
我国的《森林法》中对于林权的流转程序并没有进行专门地规定，相关的林权流转法律规定则比较混乱。在地方林权流转立法中，都专门规定了林权的流转程序。目前，我国的林权流转主要有国有林和集体林的流转，而两者之间存在比较大的不同，在地方的立法中都对两者教学进行了不同地规定。对于国有林的流转来说，不同地方的立法规定也不同。例如贵州规定国有森林树木、林地的流转应当按照管理权限报县级以上林业管理部门批准；江西省规定国有森林资源的转让首先要有县级以上的林业管理部门进行审核，同时，由其同级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尽管不同地方的审批规定不同，但主要还是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进行国有林业的审核、批准，各级政府和上级林业部门进行监督。在流转方式的选择上，各个地方都主要采用了拍卖和招标这种竞争性的市场方式。
2.3 管理规制
不同地方在立法的过程中对于林权流转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不少地方的立法中明确的规定了林权流转的管理措施和方法，在一些地方立法中虽然没有进行分章规定，但是，都规定了和林权流转管理的相关内容。在不少地方立法中规定了流转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且对合同所包括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规定。在林权的流转变更管理中，各个地方的立法规定也不同相同，例如一些地方采用了申请变更登记的部分，另一部分采用了强制变更登记的办法。之所以其管理方式不同，和林权的流转方式具有密切的关系，不同的变动方式应当进行不同的管理。例如，对于转让、互换、承包等流转方式导致林权发生变动的，进行强制性的登记；对于转包、入股等流转方式，可以考虑进行备案登记，采用这些管理方式都是为了保证交易双方当事人的权益。
3 结语
林业和传统的农业在产业特点和社会影响上都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特别是在我国目前环境资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林权改革应当更加地慎重。国家在林权的流转中应当从范围、程序和管理制度方面着手，提出针对的法律措施和规定，保障林业改革的顺利进行。
信息流转 篇4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1. 农村土地确权
《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指出: “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完善承包合同,健全登记簿,颁发权属证书,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保护,为开展土地流转、调处土地纠纷、完善补贴政策、进行征地补偿和抵押担保提供重要依据。”因此,我国现阶段进行的农村土地确权要确定我国农村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坚持农民承包权长期不变,允许农民流转自己手中的土地的经营权。〔1〕
2. 农村土地流转价格
根据产权理论,产权让渡分为两种: 一种是所有权的让渡; 另一种是只有经营权的让渡即租赁。产权的让渡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两种价格: 一种是产权的所有权让渡形成的原权价格; 另一种是经营权让渡形成的租赁价格。根据微观经济学抽象化模型,若把土地看作是一种永久支付利息债券,在利率固定为r的情况下则土地的原权价格P1为:
其中n为土地的持有年限; x为土地持有者每一单位时间内获得固定租金收益。若n为无穷大,则土地的源泉价格,即土地原权价格= 地租/利率。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农民承包权长期不变,允许农民流转土地的经营权,因而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价格不是农村土地的原权价格而是农民让渡手中的农村土地经营权的价格。
二、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过程梳理
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载体,亦是农村土地主要物权属性的体现。权利的拥有者在一定的期限内对土地有使用、收益和有限处分的权利,即具有对土地的占有权、收益权和处分权。〔2〕在集体与农户的承包关系未发生变化这一前提条件下,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是土地的承包者把土地使用权让渡给其他人经营并收取一定的土地使用权的租赁费用。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一般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基层组织通过家庭直接经营制和土地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把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包给农户; 二是我国的 《物权法》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解释为一种新的物权,土地承包者可以直接对土地进行分配、利用和享有收益。这样,土地的使用权在市场中成为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资本,通过让渡并获取相应利润。因此,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是农村土地的使用权相关主体之间的相互流转,具体过程如图1 所示。
三、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博弈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1.基层组织与农户的博弈模型建立与分析
(1)基本假设
假设1: 土地流转市场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不受外部因素干扰。
假设2: 基层组织发包单位土地的价格为P,农户从基层组织承包单位土地的成本为C。
假设3: 农户拥有的土地数量为Q,取得的利润为 π,农户的期望利润为E ( π) 。
假设4: 基层组织采取干预行为的概率为q。农户在集体产权中的利益保障取决于基层政府与农户之间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基层组织对农户存在一个干预行为,决定是将土地承包给农户还是直接承包给土地转入主体形成合作。
假设5: 基层组织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得总收益为i,基层组织选择干预总成本为g,干预一个农户收益为v,农户数为n。
( 2) 博弈的标准式表达
结合以上假设,在参与人基层组织与农户的博弈中,基层组织的战略空间为S1= ( 不干预,干预) ,农户的战略空间为S2= ( 流转,不流转) 。在基层组织不干预的条件下,农户流转土地的收益为 π1= ( p - c) Q,基层组织的收益为0; 在基层组织干预的条件下,农户流转土地的期望收益E( π) 为:
基层组织的收益为i = vn - g。由于农户对基层组织事先是否干预并不知道,基层组织有优先选择权,农户只能根据基层组织所采取的策略而决定自己的策略。因此,农户与基层组织的博弈为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其博弈支付矩阵为:
( 3) 基层组织与农户的博弈分析
在基层组织与农户的博弈模型中,农户的期望收益E ( π) 是基层组织采取干预行为的概率q的函数,如公式( 1) 。为了考察基层组织的干预对农户收益的影响,笔者对基层组织与农户的博弈模型分析如下:
首先,该博弈的求解。当q = 0 时即基层组织采取不干预策略,双方策略集合为:( 不干预,流转) 或( 不干预,不流转) 。剔除( 不干预,不流转) 这个双方都无作为的策略,双方的策略为( 不干预,流转) ,农户的期望收益E ( π) 最大,此时E ( π)= Q ( p - c) ,农户的期望收益达到理论最大值,等于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全部利润收益。此时土地流转市场就是一个完全的自由市场。
当即E ( π)> 0 时,对于农户而言,不论基层组织干预或者不干预,采取流转策略均能获得收益,相比之下农户一定会采取流转的策略。对于基层组织而言,农户选择不流转时基层组织干预的收益为- g,基层组织选择不干预的收益为0; 农户选择流转时基层组织选择不干预策略的收益为0,选择干预的收益为i > 0。最终基层组织会选择干预,农户会选择流转,此时双方都有收益,该博弈对应的稳定性纳什均衡为:( S1*,S2*)= ( 干预,流转) 。
当即E ( π)< 0 时,该博弈不存在稳定的均衡解。
故( S1*,S2*)= ( 干预,流转) ,为基层组织与农户博弈稳定的纳什均衡解。
其次,对博弈的纳什均衡解的分析。在基层组织与农户博弈达到稳定均衡的条件下,对于基层组织而言会选择干预的策略,假设此时基层组织干预的总成本为g1,则此时基层组织的收益i2= ( vn - g1) ,为确保i2> 0 则即流转土地的农户数量要大于,基层组织选择干预才能获得收益。
但随着基层组织干预的增强,土地流转的自由度就会逐渐减弱,会有农户逐渐选择不流转。当基层组织干预的概率时,基层组织干预已经导致农民流转土地的期望收益E ( π)<0,此时农户就会选择不流转。基层组织的干预收益就会为- g,即只有干预成本,基层组织则会将土地的经营权以参股、分红等其他方式转包给农地转入主体,而基层组织的干预成本就会被基层组织以寻租的方式转嫁给那些农地转入主体。〔3〕
2. 农户与农地转入主体的博弈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 1) 基本假设
假设6: 土地的流转只在农户与农地转入主体之间进行,农地转入主体和农户都是理性的,不存在任何第三方对土地流转过程的干预。
假设7: 对于农户而言,在能获利的情况下愿意并且最终会把土地流转出去。
假设8: 农户所流转的土地属性、用途、状况的各种信息为共同知识。
假设9: 双方决策,农地转入主体出价,农户认为出价合适则流转土地。
( 2) 农户与农地转入主体协议流转土地博弈模型的建立
为方便协议转让博弈模型的建立,不妨进一步强化假设8 和假设9: 开发商的出价信息以及最终达成交易的价格信息只有农户与开发商知道; 每个农户和农地转入主体各决策一次,农地转入主体出价,农户认为出价合适则达成协议,否则不能达成协议。
在参与人农户与农地转入主体协议流转土地的博弈中,农户的战略空间为S3= ( 流转,不流转) ,农地转入主体会对农户流转的单位土地进行出价,其战略空间为S4= ( 较高出价P1,较低出价P2) 。农户把土地流转出去则获得流转收益,流转收益是农户与农地转入主体达成协议时单位土地的流转价格P'的函数,设流转收益为 π( P') ; 农户不流转土地则获得自主经营收益 π'。由假设7 可知,若农地转入主体的出价使得 π( P') > π'则农户就会选择流转土地; 若农地转入主体的出价使得 π( P') ≤π'则农户就会选择不流转土地。因此,农户与农地转入主体的博弈为不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其支付矩阵为:
( 3) 农户与农地转入主体协议流转的博弈分析
在农户与农地转入主体协议流转土地博弈模型中,农户流转土地的收益 π ( P') 是农户与农地转入主体达成协议时单位土地协议流转价格P'的函数。为了考察农地转入主体出价对博弈均衡结果的影响,对农户与农地转入主体的不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模型分析如下:
令农户流转土地的收益 π( P') 等于农户自主经营土地的收益 π',则可解得P'使得 π( P') = π'。若农地转入主体的出价满足P1> P*> P2,在农地转入主体选择较高出价的条件下达成协议,农户流转土地的收益会大于自主经营土地的收益。在农地转入主体出较低价格的条件下达成协议,农户流转土地的收益会小于自主经营土地的收益。此时农户会选择在农地转入主体出价较高时与之达成流转土地的协议。此时( S3*,S4*) = ( 流转,较高出价) 为农户与农地转入主体协议转让土地博弈稳定的纳什均衡解。
若农地转入主体的出价满足P1> P2> P*,不论农地转入主体选择较高出价还是较低出价的条件下达成协议,农户流转土地的收益均会大于自主经营土地的收益。开发商会选择尽量以较低出价与农户达成土地流转协议。对于农户而言,农地转入主体选择较低出价也会与之达成协议。此时在理论上( S3*,S4*)= [( 流转,较高出价) ,( 流转,较低出价) ] 均是农户与农地转入主体协议转让土地博弈的纳什均衡解。而现实是,农地转入主体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而在协议转让的机制下农户对农地转入主体的出价信息并不能完全掌握,因而若农地转入主体的出价满足P1> P2> P*时,农户与农地转入主体往往会以较低出价达成土地转让协议。
若农户与农地转入主体以较低出价达成了土地流转协议,对于农户而言由于信息的不完全造成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并未获得最大收益。在土地协议流转的条件下,农地转入主体的出价只要高于P*就可以与农民达成流转协议。由于农地转入主体和农户不能充分地掌握土地流转价格信息,农村土地的协议流转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农村土地资源也没有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因此,农村土地的协议流转机制可以进一步优化。
3. 农地转入主体关于土地公开拍卖流转的博弈分析
在土地协议流转的条件下,开发商和农户不能充分地掌握土地流转价格信息,不妨进一步放松假设8 和假设9,即开发商的出价信息以及最终达成交易的价格信息公开成为公共知识; 农地转入主体考虑了已知信息后连续出价,农户只会把土地流转给最高出价的开发商,否则农户就选择不流转土地。
在参与人为众多农地转入主体公开拍卖流转土地的博弈中,众多的农地转入主体有i个会对农户流转的单位土地进行连续出价,其战略空间为Si=( 出价P1,…,出价Pn) 。在公开拍卖的条件下,农户与开发商的博弈就是一个有限重复进行的完全信息博弈,对于每一个博弈阶段t,在第t阶段开始前的( t - 1) 阶段的博弈结果都会被观察到。
根据博弈论有限重复博弈逆向归纳法求解的一般结论,不妨设当开发商出价为P1*时农户与农地转入主体关于土地公开拍卖流转的博弈结束。此时农地转入主体选择出价P1*,农户选择流转是可置信的,故该博弈的均衡解为Si*= ( 出价P1*) 。
在众多农地转入主体关于土地公开拍卖流转的博弈中,由于放松了假设8 和假设9,农户最终会以农地转入主体所开出的最高价格P1*流转土地。与协议流转方式相比,公开拍卖方式因为能够向竟拍的土地开发商显示更多的信息而形成了更高的土地流转价格。〔4〕众多农户和众多开发商关于土地的公开拍卖就是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与土地的协议流转机制相比,农户在土地公开拍卖流转的过程中获取了流转土地使用权的最大收益。对于农地转入主体而言,由于其最后出价为最高价格P1*,农户作为理性人都会选择把土地流转给出价最高的农地转入主体,该农地转入主体可以从土地公开拍卖的过程中获取最大的规模收益。可见,与土地的协议转让相比,土地公开拍卖流转机制使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更高。
四、相关结论与对策建议
1. 相关结论
通过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对农户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户与基层组织的博弈、农户与农地转入主体协议流转机制下的博弈,以及农地公开拍卖流转机制下农地转入主体的博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基层组织对土地流转过程的干预程度会对农户的期望收益产生负影响。
第二,一般情况下农地的拍卖流转价格会高于农地的协议流转价格。
第三,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信息披露的完全程度会影响农村土地流转的价格。
2. 对策建议
首先,尊重农民土地流转的自主性,保护农民利益,减少对农村土地流转过程的行政干预。分析结果表明,基层组织对于农村土地流转过程的干预程度会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期望收益,并随着基层组织干预的增强,土地流转的自由度就会逐渐减弱,农户土地流转的收益逐渐减少。在农村土地确权之后,农户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应有独立性,任何农村基层组织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农户土地流转过程。目前,我国农村基层政府在法律意义上既是经济主体又是司法主体。〔5〕在这种情形下,当地政府很难保证其不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与普通农户争利。因此,要充分尊重农户在土地确权之后的自主性,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减少农村基层组织对土地流转过程的干预,相关职能部门要通过提供信息和中介服务来引导农户进行土地流转。〔6〕
其次,完善相关法律和政策,建立信息公开、充分竞争的农村土地流转创新机制。通过对比农户与农地转入主体协议流转博弈均衡结果和农地转入主体关于公开拍卖流转博弈的均衡结果,发现与协议流转方式相比,公开拍卖方式因为能够向竟拍的土地开发商显示更多的信息而形成了更高的土地流转价格。与协议流转方式相比,公开拍卖的流转方式的均衡结果是在信息公开、农地转入主体对所拍土地进行充分竞价的情形下达成的。因此,类似于像公开拍卖方式这样信息公开、充分竞争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会使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更高。在土地确权完成之后,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政策,根据当地实际在广大农村建立信息公开、充分竞争的土地流转创新机制,推进农村土地的有序、有偿、高效流转,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最后,构建区域范围内的土地流转信息发布与产权交易平台。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信息的完全程度会影响农村土地流转的价格,因而应在区域范围内构建土地流转信息发布与产权交易平台。土地流转信息发布与产权交易平台的构建要以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前提,以保障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权益为根本,以规范流转交易行为和完善服务功能为重点; 平台的建设应因地制宜,坚持公益性质,坚持公开透明、自主交易、公平竞争、规范有序; 区域范围内的土地流转信息发布与产权交易平台的构建应该由政府主导非盈利化运行。
摘要：我国土地流转机制的创新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本文梳理了土地确权之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过程,建立并分析了农户与基层组织的博弈模型、农户与农地转入主体协议流转机制下的博弈模型,以及农地公开拍卖流转机制下农地转入主体之间的博弈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基层组织对土地流转过程的干预程度会对农户的期望收益产生负影响,一般情况下农地的拍卖流转价格会高于农地的协议流转价格,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信息的完全程度会影响农村土地流转的价格。因此,要尊重农民土地流转的自主性,保护农民利益,减少对农村土地流转过程的行政干预;完善相关法律和政策,建立信息公开、充分竞争的农村土地流转创新机制;构建区域范围内的土地流转信息发布与产权交易平台。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创新机制,博弈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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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文政.农村土地流转中政府职能优化的策略审视[J].中国农学通报,2009,(25).
信息流转 篇5
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本项标准来源于《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等31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通知》（国标委综合[2016]77号），计划编号为20161927-T-424。本项标准由安徽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负责组织相关单位共同起草编制。
二、目的和意义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的改革方向；2014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紧紧围绕确地、确权，坚持赋能、放开，深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产权交易制度创新，构建归属明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前提和核心。”；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针对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出台了《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4〕71号，该《意见》明确将土地经营权分离出来，对农村土地流转领域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进行了分类指导，强调指出：农村产权交易以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集体林地经营权为主，且不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依法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集体土地承包权。2015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提出“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民家庭经营主体地位，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创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方式，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由此可见，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工作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
目前，我国农村产权交易发展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许多地方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和服务平台，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提供了有效服务。但是，各地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发展不平衡，其交易规则、交易流程、交易服务有待规范。当前我国尚没有制定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服务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各地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对服务要求存在差异，没有统一的技术规范要求，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亟需统一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服务标准。因此，该标准的制定将填补国内标准的空白，规范该行业的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的规范、有序发展。
三、编制的原则和主要依据
（一）编制的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应遵循如下原则：
（1）通用性原则。本标准是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的基础服务标准，应确保其在不同交易市场、不同地区的广泛适用。
（2）全面性原则。标准应层次清晰、科学合理、要素齐全，覆盖农村土地经营权进场流转交易的各个环节和全过程。
（3）规范性原则。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进行编写，保证标准的内容编排、格式规范和统一。
（4）前瞻性原则。在兼顾当前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的现实情况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的发展趋势和发展需要。
（二）标准编制的主要依据
1、结构和编写
标准的结构要素和编写格式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和规定。
2、政策法规
主要参照的政策法规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05]47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4〕71号）；
《国务院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5号）；
《国务院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办发〔2014〕61号）。
3、标准
主要参照的标准如下：
DB32/T 2035-2012《产权交易服务规范》
DB34/T 1744.4-2012《公共资源交易市场服务标准体系 第4部分：产权转让》 GB/T 24421.1-2009《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基本要求》； GB/T 24421.2-2009《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2部分：标准体系》； GB/T 24421.4-2009《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4部分：标准实施及评价》； GB/T 15624-2011《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 GB/T 28222-2011《服务标准编写通则》； GB/T 27922-2011《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
4、其他规范性文件
主要参照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如下：
《安徽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规则(试行)》； 《成都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交易规则（试行）》；
《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规则（试行）》； 《北京农村产权交易所农村土地流转交易指南(试行)》； 《杭州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 农村产权交易规则（试行）》； 《广州农村产权交易所农村产权转出项目操作规程（试行）》。
四、编制过程
2015年9月，《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标准前期研究》项目任务下达，组织项目组对标准任务进行分析研究，并成立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服务规范》国家标准起草组，明确了任务要求，安排了工作进度；
2015年10月，标准起草组分工协作，收集相关文献资料、政策文件、标准和数据，开始起草标准草案。
2015年11月，标准起草组先后赴安徽省农村产权交易所、安徽省农交所、安徽农业大学、安徽省农委、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单位开展调研。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服务规范》工作组讨论稿1稿。
2015年12月，在贵阳召开《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标准前期研究》项目研讨会，各参与课题组对标准的主要内容和整体框架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服务规范》工作组讨论稿2稿。
2015年12月，标准起草组赴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开展项目调研，对《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服务规范》标准草案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详细地研讨。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服务规范》工作组讨论稿3稿。
2016年1月，标准起草组先后到北京农村产权交易所、中国林业交易所、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江南林业产权交易所等单位开展调研，对《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服务规范》标准草案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详细地研讨。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服务规范》工作组讨论稿4稿。
2016年1月25日，在福州召开《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标准前期研究》项目研讨会，各参与课题组对标准的主要内容和整体框架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服务规范》工作组讨论稿5稿。
2016年2月25日，在海南召开《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标准前期研究》项目研讨会，各参与课题组对标准的全部内容进行了研讨，并对《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服务规范》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和完善。
2016年9月22日，在合肥市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召开了标准讨论会，对标准的具体指标、语言表达等内容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使标准的层次更加清晰、语言更加精炼。
2017年3月28日，标准起草组赴芜湖市开展调研，并召开了调研会。来自芜湖市质监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农委、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等单位的专家参加了会议，并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详细地研讨，同时结合芜湖市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若干修改建议。
2017年11月14日，标准起草组赴长丰县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服务中心调研县级农村产权交易的流程和要求。
2018年4月26日，标准起草组赴黄山市黄山区农委调研黄山区农村产权交易监督管理相关工作。
2018年6月30日，标准起草根据前期调研、专家研讨，对标准的指标、具体条款表述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完善，形成标准征求建议稿。
五、主要条款内容及说明
1、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服务要求、服务质量要求、服务监督与评价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产权交易机构提供的农村产权交易服务。
2、主要条款说明（1）术语和定义
主要参照了GB/T 15624-2011《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4〕71号）等文件的相关规定。
（2）基本要求
主要参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4〕71号）、《安徽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规则(试行)》、《成都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交易规则（试行）》、《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规则（试行）》、《北京农村产权交易所农村土地流转交易指南(试行)》、《杭州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 农村产权交易规则（试行）》、《广州农村产权交易所农村产权转出项目操作规程（试行）》以及各地出台的“农村产权交易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的实际情况。
（3）服务要求
主要参照了GB/T 28222-2011《服务标准编写通则》、GB/T 15624-2011《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4〕71号）、《安徽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规则(试行)》、《成都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交易规则（试行）》、《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规则（试行）》、《北京农村产权交易所农村土地流转交易指南(试行)》、《杭州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 农村产权交易规则（试行）》、《广州农村产权交易所农村产权转出项目操作规程（试行）》以及各地出台的“农村产权交易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的实际情况。
（4）服务质量要求
主要参照了GB/T 27922-2011《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GB/T 24421.4-2009《服务 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4部分：标准实施及评价》等标准的相关规定。主要内容如下：
(1)服务场所的布局合理，标识清晰，环境整洁、卫生。(2)服务中使用普通话，用语文明规范，仪表大方，礼貌待人。(3)公开承诺办理时限，限时办结，实行首问负责制。(4)建立“一站式”服务模式，提高工作效率。
(5)实现服务项目、服务流程、服务标准、收费标准等信息公开。(6)创新交易服务方式和管理模式，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5）服务监督与评价
主要参照了GB/T 27922-2011《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GB/T 24421.4-2009《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4部分：标准实施及评价》等标准的相关规定。主要内容如下：
(1)制定交易机构服务监督制度，定期开展服务满意度调查和服务质量评议。(2)建立对交易服务机构服务质量反馈和投诉制度，公布投诉电话和网上投诉信箱，畅通监督渠道。
(3)开展服务质量综合评价和服务满意度调查，定期公示考评结果，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六、标准属性的建议
本标准属于基础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年华革命式流转 篇6
水木年华就像生活里那位最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源自它骨子里的感性与细腻；陌生依赖它不经意的激情与摇滚。不论是曾经的“李卢组合”还是现在的“卢缪乐团”，梦想的坚持让他们一贯的清新曲风得到延续。
翻开他们的发展履历，无论从出道时的冷艳气质仰或现如今的深刻成熟，水木年华的每一个脚步都携带着一代人的印记。
现今的水木年华除了基本的音乐创作，同样开启了影视与舞台音乐剧的发展方向。据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表示，前不久因接受新浪视频制作部邀请，他与缪杰在限时三分钟的微视频展示单元中，共同创作出命名为《三分钟年华》的影视短片，并引起瞬间的网络轰动。谈及这部短片与他们的音乐理念有何关联时，采访中卢庚戌便说出：“可能人生的最后三分钟最想做的事，就是把自己的成长历程如电影般演绎一遍。”的句子。相对应，面对走过11个年头的他们，在面对时间的问题上，另一位“水木”成员表示，没有人能逃得过成长与变更。缪杰说，“当看到曾经与水木年华一同长大的70后、80后的一代人均都成家立业，同样不再年少的我们对音乐的表达，也已不再单纯漂游在阳春白雪与象牙塔之内。”因为“我们也在成长，我们也在思索和感悟。”缪杰补充道。
从2000年起始的《未来的未来》到2011年的《启程》，一路前行中，水木年华用一首首响彻街头巷尾的音乐见证着自己的成长。采访中卢庚戌、缪杰二人依旧沉静如初，但谈及音乐的他们却表示“好的音乐都是青春与生命的革命”。正是源自这种革命式创作，使水木年华的唱响变成了吟唱者对生命感悟的彻底呐喊。卢庚戌说“2012年新歌肯定是要出的”，为了保持音乐的本质得以长久发展，新歌的曲风和唱法均会产生更多创新和改变。影视剧的前期尝试让其大显身手之时，水木年华希望能用不同于纯音乐的形式来表达对生活乃至人生的看法。缪杰的话很好地将其解释透彻：“一道数学题不见得只有一种解题方式，有时候换种角度去思考，可能会找到更简单的方法。”生活同样如此，任何问题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换个角度去思考让生活来一次“革命式”转换，生活或许就此变得无限美好。
正因为这份美好生活的契约，水木年华共同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梦想，在未来，新的启程刚刚开始，水木年华的音乐脚步也正再次全力讲发。
信息流转 篇7
为加快土地流转,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和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结合目前国内在促进农地流转的实践, 我国农地流转主要有以下八种类型。
1.1 转包。
指原承包方将承包地使用权转包给第三方, 而原承包方向原发包方履行承包合同的义务不变。转包分三种情况:一是有偿转包, 第三方取得土地使用权后, 向承包方履行约定义务, 但不支付土地应负担的税费;二是无偿转包, 原承包方由于不愿或无力耕种土地, 将自己承包的土地以无偿方式转包给他人, 第三方不需支付经济补偿, 原承包方仍要缴纳承包土地应负担的税费;三是倒贴转包, 由于来自纯农业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 原承包方不愿耕种土地, 但在政府强制推行不准“抛荒”的规定下, 同时为了避免撂荒遭受社会舆论的遣责, 不仅不收转包费, 而且向接受土地的第三方倒贴一些钱或实物, 原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
1.2 互换。
指单个或一部分土地承包者为了解决生产作业区相对分散, 不便管理的问题, 主动或在集体指导下, 将自己承包的土地与本集体中其他承包者的土地, 以对等或约定差额数量相交换, 以使承包地连片集中的行为。互换因有利于扩大耕作田块规模和调整种植结构而受到重视, 因此也得到了土地承包法的肯定而大面积推广。
1.3 转让。
指原承包方将自己承包的土地转让给第三方, 同时由第三者代替自己向发包人直接履行合同的方式。转让的合同变更了承包人, 终结了原承包人与发包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因此原承包方与承包土地除转让费外无其它经济利益关系, 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税费负担全部转让给第三方。但是原承包方转让的只是土地的经营权而仍保留土地的承包权, 仍享有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因而可以解除离土的后顾之忧。与转包的情况类似, 转让也分为有偿、无偿和倒贴三种。
1.4 租赁。
指在原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的前提下, 第三方通过向原承包方或村集体支付租金从而获得土地使用权的让渡方式。这种方式无需经发包人许可, 但出租合同需向发包人备案。租赁分两种情况:一是种养大户或其他类型的经营实体向村集体承租机动地或村集体统管的“四荒”;二是经村集体同意, 单位或个人同有关农户协商将其土地承租。承租的时间一般较长, 在承租期内, 承租方一次性或分年买断土地经营权。对于农户来讲, 有偿持续的土地使用权转移, 并不会产生失去土地之感, 从而免去了后顾之忧。
1.5 反租倒包。
在保留农户承包权的前提下, 乡 (镇) 、村集体或企业把农户土地反租过来, 对其重新进行整体规划, 通过改善土地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将其集中形成规模经营后, 再以收取租金的方式倒包给原承包农户、种养专业户或其他经济实体。反租倒包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 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提高农业生产率。但倒包的租金一般较高, 农业的科技含量较高, 非专业大户经营困难较大。
1.6 联合经营。
指农户之间, 农户与机关、企事业单位或农户与其它经济组织之间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以资金、技术、土地和劳动力联合起来, 以互惠互利为目的, 根据一定的协议而达成合作的一种经营方式。在土地家庭承包制下, 各家各户的资金、技术、土地和劳力等生产要素分布和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表现出各自优势和劣势, 长处和短处, 构成为农业发展的潜在生产力。在土地家庭承包、各家各户分割的情况下, 生产要素分离或结合不当, 各家各户的优势就不能充分发挥, 潜在的生产力无法变成巨大的现实生产力。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采取各种联合经营的形式, 当资金、技术、土地和劳力等某一个重大经营要素出现短腿时, 通过整体合作, 或局部合作, 或单独小项目的合作, 才能改变生产诸要素分布不协调、不平衡的状况所造成的生产要素分离或结合不当的情形, 使潜在的生产力变成巨大的现实生产力, 达到赢利最大化目标。
1.7 土地股份合作。
它是以土地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 是土地使用者主体农民, 将分散的土地入股, 土地使用权由农民手中转移到集体, 由集体统一发包给有经营意愿的农户, 形成规模经营, 或由集体统一开发和使用, 所得收益按股份分配, 实现全体村民对集体土地的收益权。
1.8 拍卖。
指集体将农民不愿承包的、长期得不到利用的“四荒地” (荒山、荒坡、荒沟、荒滩) 和部分耕作不便的耕地经营权, 拍卖给经营者从事农业生产开发。拍卖的对象中以“四荒地”为主, 拍卖时间一般很长, 但拍卖金很低, 拍卖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土地资源有效、合理、充分的开发利用。拍卖的意义在于使土地资源的配置由行政力量变成市场力量, 并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土地流转方式各有特点,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 在实践中不可强求一致。只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深受农民的欢迎和好评, 都要积极加以推广和倡导, 在实施过程中予以规范和完善。各地应当广泛吸取其它地区的农地制度创新和变革的成功经验, 允许土地流转形式多样化, 转包、出租、转让、互换和反租倒包等形式都可以采用。蔬菜大棚等农业产业化搞的好的地方, 可以适用反租倒包形式;二、三产业发达、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好的地方, 可以适用转让或土地股份合作制;招商引资搞得好的地方, 可以适用异地承包。当然, 在条件成熟时, 也可通过土地流转的市场中介组织和服务机构加以引导协调, 由低层次的流转方式向高层次的流转方式发展。
2 结论
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五年, 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承包制度必须在新的时代下做出新的改变。正是这种形势使得通过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来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已成为必然选择。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为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定下了明确的基调。地区之间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农业生产方式各有特点, 推进土地流转的实践必然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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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流转 篇8
关键词：流转意愿,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Heckman 模型
一、引言
培育农地市场、促进农地流转, 被认为是实现中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提升农地资源配置效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必然选择。2014年中央1号文件也进一步要求鼓励有条件的农户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 加快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但是, 目前我国的农地流转市场在产权制度安排方面仍存在着产权主体模糊、产权权能残缺、流转机制不合理、土地融资功能无法发挥等一系列问题。而产权清晰的土地财产关系和合理的产权制度是农地顺利流转的基础, [1]健全的流转市场和规范的流转机制是农地顺利流转的保障。同时, 农地流转必须建立在尊重农民自由、自愿、平等享有土地承包使用权的基础上, 任何行政机构不得强制干预农民处置所拥有的土地。[2]我国当前的农地流转市场仍存在指标型管理、政府主导过多等忽视农民意愿的现象。[3]因此, 构建一种产权分配合理、市场机制完善并同时又符合农户意愿、能给农户带来增值收益的农地流转模式, 对农地市场化流转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
一直以来, 学术界关于农地流转意愿和行为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讨论农户流转意愿的各种影响因素。其中, 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个体特征变量, 耕地面积、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占比等家庭特征变量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其次,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捷度, 产权、制度、规范的合同签订、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土地区位条件, 社会保障、外出找工作难易程度, 农地流转价格、有无农地流转中介, 农户政策制度认知、金融服务认知[4,5]等等, 也是影响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部分学者分析了某一个重要因素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 许恒周等、钟晓兰等分别从农民分化、农户认知的视角分析了其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效应。[6,7]在实证分析方面, 大部分学者使用的是logistic模型, 少数学者用的是结构方程模型, 储成兵等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及流转数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8]这是目前分析农地流转意愿比较理想的模型, 因此, 我们也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现有文献都是笼统地分析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 但却忽略了特定的产权制度安排对农户流转意愿和行为的影响, 以及在某一种特定的农地流转模式下农户的流转态度和决策。不同的农地流转模式会产生不同的产权分配格局, 必然会引起利益分配的差异。因此, 研究某一种产权制度安排和流转模式下的农户流转意愿具有更强的实际意义。
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理论分析及其影响因素
1. 农地产权“比例化共同所有”
我国目前的农地制度在产权安排上的缺陷导致农民无法用自己的土地财产来换取进入城市的生存资料, 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此外, 虽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抵押、担保的权能, 但由于受到法律限制, 土地的融资功能不能完全发挥。因此, 寻找一种既能发挥土地的财产性功能、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又能实现规模化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土地产权安排模式迫在眉睫。农地产权“比例化共同所有”原意是指将农地的所有权按一定的比例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 形成以农民个人为载体的多元化农地法人产权。但由于受到我国农地政策的限制, 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 因此, 农地产权“比例化共同所有”指农地的承包经营权按照一定的比例在集体和农户之间进行分配, 实现集体和农户对农地产权的“共同所有”。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则是指将“比例化共同所有”的农地进行市场化流转。集体按照其所分配的产权比例获得的流转收益, 主要用于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再就业问题, 而农民按照其比例获得的流转收益全部转化为农民个人的财产性收入。
2.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制度优势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模式在保证集体拥有所有权的前提下, 从产权数量角度清晰界定了集体和农户之间的关系, 农户获得了可自由买卖的承包经营权, 促进了农地资源市场的形成, 增加了个人财产性收入。其次,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唤醒了沉睡中的土地资产, 发挥了土地的融资功能, 同时也能吸引资本、劳动等要素进入农业领域, 有利于实现农业产业化。再次,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解决了农民因流转土地而产生的社会保障和再就业问题, 进一步替代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因此,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模式是一种符合国家政策要求, 满足当前农村和农民实际需要, 且操作简单、易于实施的农地流转模式。
3. 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的影响因素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与其他的流转模式一样, 市场主体的流转行为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是我们选择解释变量的依据。罗必良等检验了户主年龄、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以及家庭成员数、家庭非农收入等家庭特征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同时认为农户对产权的认知强度的提升有助于强化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9]宋辉等分析了中介组织的介入、流转价格等流转过程变量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离城镇距离的外部环境变量对农户流转行为的影响。[10]此外, 农村金融市场不健全, 农户金融需求无法满足等, 也是制约农地市场化流转的主要因素。[11]
综合学者们的观点, 我们认为影响农户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的因素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状况、流转过程特征、外部环境、农户对农地制度及产权的认知情况以及农村金融可获得的难易程度等。
三、数据说明及模型的设定
1. 数据及样本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我们2014年2月~3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咸阳市、宝鸡市随机抽取的10个县 (市) 的30个村的农户进行入户调查的数据。调研以问卷调查为主, 并结合访谈、小型座谈会等形式进行。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250份, 获得有效问卷241份, 样本有效率为96.4%。样本中涉及到的村庄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土地流转, 并通过座谈宣传的形式了解了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模式的基本情况。因此, 样本农户的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意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 模型设定
农户是否愿意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以及产权分配行为可以看成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 即是否愿意接受这种流转模式和流转过程中的比例分配行为。由于并非所有的农户都有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的意愿, 而数据反映出来的只是愿意接受该种流转模式的样本农户的信息, 如果仅仅以这部分样本的流转情况来判断全部农户的农地流转的产权分配行为, 将会导致样本选择偏误。对于这个问题, 一般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 (Heckman, 1979) 对其进行处理, 以克服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
第一步, 进行第一阶段的模型估计。将“农户是否愿意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作为因变量, 使用Probit模型, 其形式为:
式中, W表示农地流转意愿。当农户愿意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时, W=1;农户不愿意时, W=0。式中Xj为解释变量, 即影响流转意愿的因素;α、βj分别为常数项和解释变量系数。
由于Probit模型中自变量系数的含义与一般回归方程中系数的含义不同, 为了能更加准确地理解模型中系数的含义, 将模型用正态分布的二值响应模型来表示为:
G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 对于所有实数, 都有。用积分表示为:
第二步, 由于回归方程中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 因此需要对第二阶段的模型估计进行修正。修正方法是引入工具变量逆米尔斯比率λ, 其公式为:
式中,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为累积分布函数。
第三步, 将工具变量λ引入到模型中, 然后再利用OLS方法进行估计, 从而解决了样本的选择性偏误问题。引入工具变量后的模型表达式为:
式中, Yi是农户在与集体进行农地产权分配中所拥有的比例, Zi是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即影响产权分配比例的因素, Zi是样本选择方程Xj的子集, γi是解释变量的系数, μi是随机扰动项。ω为λi的待估系数, 如果该系数显著通过, 则说明样本的确存在选择性偏误, Heckman两阶段模型是适用的。
3. 变量选取
根据影响农地市场化流转的因素和已有研究成果, 我们将影响农户流转意愿和流转行为的解释变量分为几个方面:一是农户个人特征变量, 包括年龄、文化程度、是否是村干部;二是农户家庭特征变量, 包括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占比、是否购买社会保险;三是外部环境特征变量, 包括离县城距离、离交通主干道距离、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四是农地流转过程变量, 包括当地流转价格、当地流转制度、是否具有承包经营权证书;五是对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制度的认知变量, 包括对初定的产权分配比例 (集体占51%, 农户占49%) 是否满意、是否支持试点、如将农地流转出去后是否考虑过重新买地;六是金融可获得性变量, 包括是否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当地是否有专项的农业贷款以及是否允许农地抵押贷款。各自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四、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意愿实证分析
1. 模型估计
我们运用STATA12.0统计分析软件, 对农户的农地产权分配比例的影响因素进行Heckman模型计算。其中, 第二阶段所用的自变量应该是从第一阶段自变量集合中选取的。经过多次检验, 在产权分配比例决定方程中保留了农户文化程度、非农收入占比、是否参加社会保险、距县城距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流转价格、对初定的产权分配比例是否满意、是否支持试点、是否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以及农地是否可以抵押等10个解释变量。
注:*, **,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 逆米尔斯比率λ显著不为0, 在5%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Waldchi2=62.62, Prob>chi2=0.000, 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表明样本的确存在选择性偏误, 运用Heckman选择模型是合适的。
2. 结果分析
从农户个体特征来看, 年龄和是否是村干部对农户的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意愿有显著影响, 年龄变量的系数为负, 说明农户的年龄越大, 理解和接受新政策的能力越差, 因此越不愿意进行农地市场化流转。是否是村干部变量的系数为正, 表明村干部在农地制度改革和农地流转过程中起着一定的模范带头作用, 因此愿意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文化程度变量对流转意愿和产权分配数量影响都不显著, 但文化程度与流转意愿正相关, 说明文化程度越低的农户越不愿意进行农地流转。而与产权分配比例负相关, 表明农户的文化程度越低越倾向于不信任集体, 因此愿意自己拥有更多的产权比例。
从家庭特征变量来看, 家庭人口数对流转意愿影响显著, 系数为正。表明家庭人口越多越愿意进行农地流转。因为按照农地均分原则, 家庭人口多意味着农地面积多, 流转农地获得的收入就多。家庭非农收入占比对流转意愿影响不显著, 可能是由于非农就业不一定导致农地流转, 为了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 农户会选择兼业化经营。是否购买社会保险对流转意愿影响不显著, 但与流转意愿正相关, 对产权分配比例影响显著, 系数为负。说明购买社会保险的人对土地的依赖性降低, 因此更愿意进行流转土地, 在与集体进行产权分配时倾向于持有更多的比例, 以寻求社会保障上的安全感。
从外部环境变量来看, 离交通干道的距离与农地流转意愿负相关, 且在5%水平上显著, 说明离交通干道越近的农村, 农户外出就业方便, 因此更愿意进行农地流转。离县城距离对农地产权分配比例影响显著, 且系数为负。因为离县城较近的农村经济发展较快, 土地的增值空间越大, 因此农户越不愿意轻易将农地流转出去;而且倾向于持有更大的产权比例, 从而获取更多的财产性收入。经济发展水平对流转意愿和产权分配比例的影响都不显著, 系数都为负。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 农户越愿意进行农地市场化流转, 并且倾向于持有更高的产权比例。因为经济发达地区, 农户非农就业机会较多, 对土地的依赖性更小, 而且农地的流转价格和增值收益较高。
从流转过程变量来看, 流转制度变量对流转意愿影响显著, 且呈反方向变动, 表明一个地区的农地流转制度越宽松, 农户越愿意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而是否具有经营权证书对流转意愿影响不显著, 但与流转意愿正相关, 表明拥有经营权证书的农户认为农地产权更加明确, 因此更愿意进行农地流转;流转价格对流转意愿和产权分配比例影响都不显著, 但系数都为正, 表明流转价格越高, 农户越愿意流转土地, 而且倾向于拥有较高的产权比例。
从对产权比例化流转制度的认知变量看, 对初定的产权分配比例是否满意对流转意愿和产权分配比例影响都非常显著。在流转意愿方程中系数为正, 说明对分配比例满意的农户越倾向于流转土地;在产权比例决定方程中系数为负, 说明不满意的农户都认为集体拥有的比例过大, 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 因此希望自己拥有更多的产权数量。是否支持试点对流转意愿和产权分配比例影响都不显著。是否考虑重新买地与流转意愿正相关, 但影响不显著, 说明考虑今后再重新买地的农户更愿意流转土地。因此, 农地流转市场的灵活进退机制对农户是否愿意流转土地至关重要。
从农村金融可获得性变量看, 是否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过款对农地流转意愿和产权分配比例影响显著, 系数为正, 表明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过款的农户拥有一定的信用或者担保人等社会资本, 更容易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本, 因此愿意流转土地以扩大经营规模并且拥有更多的产权。当地是否允许农地抵押贷款对农户产权分配比例影响显著, 系数为正, 表明可以抵押贷款地区的农户更看重农地产权的价值, 因此倾向于持有更多的产权份额;与流转意愿也是正相关, 表明允许农地抵押贷款的地区, 农户越愿意进行农地市场化流转, 充分发挥土地的融资功能。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们以陕西西安、咸阳、宝鸡三市的241户农户为样本, 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是否愿意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以及产权分配比例的因素。得出的结论是:农户的年龄、是否是村干部、家庭人口数、离交通干道的距离、流转制度、对初定的产权分配比例是否满意以及是否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等变量对农户的流转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而显著影响农地产权分配比例的因素有离县城距离、是否购买社会保险、对初定的产权分配比例是否满意、是否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是否允许农地抵押。此外, 从样本统计数据看, 愿意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农户达到了60%以上, 说明农户的流转意愿较高。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 可以得出如下几点政策启示。
一是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模式能够赋予农民更加完整、清晰、可自由交换的农地承包经营权, 既可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又能实现规模化经营;同时还能保证集体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再就业问题, 进一步替代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因此,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模式有利于增强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
二是农户对农地流转制度认知程度和合理的产权分配比例是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基础, 因此, 在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的制度设计时, 既要尊重农民意愿, 又要进行合理的产权分配, 明确产权构成及各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同时, 要对农户进行广泛地政策宣传, 提高农户对农地流转制度的认知程度。
三是实现农村劳动力有保障的转移, 是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关键。只有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 并且由集体和制度代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才能降低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 从而使土地真正成为可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同时, 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发展再教育工程, 使“走出去”的农户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
四是加大农村金融支持力度, 实现农地抵押贷款, 是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和承包权, 赋予了农村土地的金融属性,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农民财产权的落实与农业规模化经营离不开长期、低利的政策性金融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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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流转 篇9
1农村土地“预流转+整理流转”模
式的操作办法
(1) 成立土地流转部, 储备预流转土地。组建土地流转部, 对有流转意向的农户土地预约登记, 进行农业发展规划审查, 核实面积、质量和承包经营权。然后, 将预约登记比较集中成片的土地, 与农户签订统一规范的预流转协议, 做好土地备案。
(2) 完善农业基础设施, 集中整理流转土地。比照工业园区建好标准厂房“等船靠岸”的方式, 对部分集中成片的预流转土地, 土地流转部代政府筹资, 进行整理, 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修筑作业便道, 建设蔬菜大棚等设施, 提升土地价值后, 统一对外招商, 以较高的价格集中流转。流转费大部分付给农户, 少部分用作设施维护。
2农村土地“预流转+整理流转”模
式的推广价值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重庆也是一样。农村土地“预流转+整理流转”模式, 促进土地规模经营, 推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对实现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大有好处。龙沙镇的实践证明, 这种模式尽管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方面还有待突破, 但仍具有以下推广价值。
(1) 快捷畅通土地流转信息。当前农村, 一方面外出务工人员多, 很多地方“有地无人耕”;另一方面, 很多农业龙头企业和大户却“有人无地耕”。有意流转土地的农户因不了解投资者而心存顾虑, 同时龙头企业和大户面对千家万户农民无从着手。龙沙镇通过“预流转”储备流转土地, 基层政府担当中间环节, 搭起了土地流转信息桥梁, 消除了双方后顾之忧。预流转期间, 土地仍由农户耕种。如果发生流转, 龙头企业和大户只要补偿农户农作物损失即可获得土地, 效率很高。
(2) 大量减少土地流转纠纷。龙沙镇通过“预流转”储备流转土地, 协议文本统一规范, 流转土地的位置、面积、用途、质量和承包经营权等情况登记清楚, 对流转期限、费用标准、支付方式、流转方式及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情况了然于胸, 可以有效避免流转纠纷, 即使产生纠纷也利于调解。
(3) 大幅提高土地产出效益。龙沙镇对预流转土地进行整理后再流转, 由于流转期限长, 基础设施较完善, 龙头企业或大户可以大胆投入, 扩大生产规模, 提升农业科技应用水平, 促进土地利用价值最大化。例如该镇石岭社区大户流转土地 (12×667) m2发展反季节大棚草莓, 平均667 m2产出达12500元, 大大高于相邻普通农户种植传统作物效益 (年均最高667m2产出2800元) 。
(4) 有力促进农民增加收入。龙沙镇对部分集中成片的预流转土地进行整理后再流转, 其流转费用远远高于未整理过的土地, 目前其高效农业园区每667 m2土地流转费达1500元, 除去用于设施维护700元/667 m2, 还能付给农户800元/667 m2, 比农户自行流转费要高。同时, 农民到园区务工, 平均每月收入2000元左右, 其中大部分是年老或体弱的半劳动力。这对提高农村闲置劳动力利用率, 龙其对没有现代农业经营能力的部分农民增收好处多多。
信息流转 篇10
一、私有化不是土地流转的必然前提
《资本论》中的土地实际上包括土地与土地上的附属物, “只要水流等等属于一个所有者, 是土地的附属物, 我们也把它作为土地来理解。”[1]土地是最固定的生产资料, 自然不能流转。因此, 土地流转实际指土地的经济权流转。
土地何以成为重要的经济权呢?土地成为重要的经济权首先是因为土地是重要的有用性资源。关于土地的有用性, 《资本论》作了系统的阐述:土地是基本的劳动资料, “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的要素”, [1]而“土地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他们的劳动和资本不可缺少的活动场所”;[1]土地是重要的劳动对象, “土地是土地耕种者的劳动对象, 煤矿是煤碳业者的劳动对象, 水域是渔夫的劳动对象”, [2]土地更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 “一般剩余劳动的自然基础, 即剩余劳动必不可少的自然条件是:只须花费整个工作日的一部分劳动时间, 自然就以土地的植物性产品或动物性产品的形式或以渔业产品等形式, 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 “农业劳动 (这里包括单纯采集、狩猎、捕鱼, 畜牧等劳动) 的这种自然生产率, 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1]土地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条件, “自然力在工业上的单纯利用所以会影响一般利润率水平, 是因为它会影响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量”, [1]而且“土地只要处理得当, 就会不断改良。土地的优点是, 各个连续的投资能够带来利益, 而不会使以前的投资丧失作用。”[1]但是, 土地的有用性并不是使其产生经济权的唯一原因。因为如果有用的土地能够被任意使用, 则土地的经济权无实际意义。土地为什么不能被任意使用呢?这是因为土地的使用受排他性土地产权的限制。排他性的产权自然只能产生于资源稀缺状态, 因为只有资源稀缺才需要进行产权界定。可见, 土地的经济权是以土地的自然有用性为基础, 源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而产生的排它性土地所有权, “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 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 把它作为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个人意志的领域。”[1]
所有权既指狭义的归谁所有, 也指广义的所有权、支配权、使用权与收益权, 因而土地流转既可是土地所有权的流转, 也可是土地支配权、使用权与收益权的流转。那么, 何种权利的流转才是土地流转的实质呢?《资本论》指出:土地流转既可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同时转让, 并且是永久的转让, 也可是土地使用权的单纯转让, 但其所有权仍在主人手中。由于无用的土地无所有权, 也不能流转, 所以土地所有权只是土地流转的前提, 土地使用权才是土地流转的实质。我国政策规定农村土地流转指农村土地在所有权归属和农业用地性质不变的情况下, 将土地使用权 (经营权) 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 转移给其他农户或经营者, 显然是符合《资本论》相关原理的。《资本论》还指出:土地流转的实质决定了地租与土地买卖价格是土地流转两种基本的经济实现形式。由于地租意味土地所有者可以通过土地的继续流转而不断实现经济利益, 且最能体现土地流转是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实质, 因而成为最基本的经济实现形式, “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即增值价值的形式。”[1]“真正的地租是为了使用土地本身而支付的, 不管这种土地是处于自然状态还是已被开垦”。[1]而所谓的土地价格, 无非是“资本化的地租”, “不是土地的购买价格, 而是土地所能提供的地租的购买价格, 是按普通利息率计算的。”[1]
土地流转实质是以一定的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土地流转会有不同的具体形式, “土地所有者可以是代表公社的个人, 如在亚洲、埃及等那样;这种土地的所有权也可以只是某些人对直接生产者人格的所有权的附属品, 如在奴隶制或农奴制度下那样;它又可以是非生产者对自然的单纯私有权, 是单纯的土地所有权;最后, 它还可以是这样一种土地的关系, 这种关系, 就像在殖民地的移民和小农土地所有者的场合那样, 在劳动孤立进行和劳动的社会性不发展的情况下, 直接表现为直接生产者对一定土地的产品的占有和生产”。[1]土地流转的实质同时也意味土地流转并非只是土地所有权的流转, 所以私有化并非土地流转的必然前提。虽然《资本论》重点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土地流转, “我们所考察的土地所有权形式, 是土地所有权的一个独特的历史形式, 是封建的土地所有权或小农业维持生计的农业 (在后一场合, 土地的占有是直接生产者的条件之一, 而他对土地所有权是他的生产方式的最有利的条件, 即他的生产方式得以繁荣的条件) 受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影响而转化成的形式”, [1]因而“对土地所有权的各种历史形式的分析, 不属于本书的范围, 我们只是在资本和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所有的范围内, 研究土地所有权的问题。”[1]那种视私有化是土地流转唯一前提的主张显然是将土地流转的所有权前提等同于私有化前提, 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不过土地私有化论者还有所谓的历史事实依据, 那就是在计划经济的公有制下, 我国实际上并无土地流转。其实《资本论》关于土地流转实质的论述已充分说明了公有制的土地也可以实行流转, 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 生产资料公有制并没有取消土地所有制, 因此在土地公有制下仍然要交地租, “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 而是要求将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3]但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 并不存在生产要素的市场体系, 从而也就根本不可能通过部门间的竞争形成平均利润率。因此, 在我国的利润范畴中, 历来并无平均利润与超额利润之分。在超额利润从而土地收益不能显性化的条件下, 地租范畴自然不能独立化, 土地所有者自然无法收取土地收益。另外, 在我国传统体制下, 土地所有者被虚化, 没有具体的“地主”, 土地使用者也没有交易对象, 当然也就无从交纳地租了。所以, 在传统计划经济中, 公有制土地的确无所谓流转。其后果则是国有土地所有权丧失了独立化的经济形式, 导致土地使用者蜕变成为实际的土地所有者, 从而使土地低效率、高浪费的使用。但是这种历史事实恰更充分说明公有制的土地也应该流转, 而不是佐证土地必须以私有化为唯一前提进行流转。
二、私有化土地流转的不经济性
土地流转的实质只是在理论上说明了私有化不是土地流转的必然前提, 即证明了土地公有也可实行土地流转。由此能否促进经济效率及促进经济效率的程度就成了判断土地应在何种所有制下进行流转的重要依据。土地应在何种所有制下流转才是有效的, 即经济的选择呢?一些人认为土地私有化才使农民有了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积极性, 才使人们能自由买卖土地, 从而使土地资源实现优化组合;土地私有化还可以提高土地流转的效率, 节约交易成本。所以土地私有才是土地流转经济的选择。
其实, 私有化与经济效率提高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首先, 私有制并不必然降低交易费用, 相反可能增加成本。因为实现私有制而界定每件物品的归宿本身就需要很高的协调费用, 且私人所有权会妨碍对物品的集中统一调度, 由此而增加经济活动的协调费用。如, 日本实行土地私有制, 但实践证明土地私有权并没有促进土地的流动和集中, 反而使土地分散经营凝固化。在我国, 若实行土地私有化, 此情况只能更严重。因为不少农民完全可能会由于有了土地增值的预期而将土地作为一种保值增值的资产加以保持, 一些农民可能粗放经营, 甚至撂荒也不愿出让土地, 这势必会成为土地流转的障碍, 不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和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另外, 在今天的中国, 即便假设土地私有制适合中国农村的实情, 其实施成本也难以估计。其次,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私有最多只能保证资本支配者最大化其净回报的动力, 却无法保证资本支配者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最有效地保存和增加资本金, [4]从而最节约地使用资金和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 这就决定了私有化未必能提升效率。土地私有化论者显然只看到私有化促进效率的一面, 却忽视了此促进作用离不开一些严格条件, 更忽视了提升效率必然要对私有化进行否定, 及其这种否定的表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同时其又错误地认定公有制必然阻碍效率的提升。实际上, 只要使资本支配者的个人收入与其支配的资金净回报保持一定的比例, 又保证他努力工作的预期收入高于个人的机会成本, 即使资本支配者所支配的资本不归其个人私有, 他也有足够的动力去争取尽可能高的资金净回报。按照这一思想, 只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由流转能使承包经营权真正作为一项稳定的财产进入市场并产生应有的交换价值, 就能促使土地使用权作为商品进行交换, 促使土地大规模集中, 形成规模化农业经营, 农民也能从中获得其应有的经济利益, 提高收入水平。
问题是土地私有化论者似乎能从《资本论》中找到“充分的依据”, 那就是《资本论》高度评价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改造传统农业的作用。实际上, 《资本论》肯定的是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是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社会化大生产, “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权从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下完全解脱出来, 另一方面又使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1]因而同奴隶制、农奴制的生产方式相比,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能提高经济效率, “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农业, 是耕作方法的改进, 协作的扩大, 生产资料的积聚等等”, [4]且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 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 创造了物质前提, “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 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 土地日益被有共同计划地利用, 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 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 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5]《资本论》强调的则是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化存在严重的“逆效率”:土地私人占有者不费一点气力却享受社会发展成果, 结果“租地农场主避免进行一切不能期望在自己的租期内完全收回的改良和支出”, [1]而资本主义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 对土地资源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滥用, 则导致“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 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5]可见, 《资本论》不是肯定土地私有化, 而是否定土地私有化, “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 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 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 是十分荒谬的”。[1]
以《资本论》的土地流转观分析, 目前我国的确存在土地流转的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 实施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特征的土地经营责任制, 该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农业的发展。但这是一种排他性的土地制度安排, 无法满足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要求, 且越来越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制约条件。所以, 在条件成熟时就应该允许、鼓励土地流转, 以适应现代农业对土地资源市场化, 及生产社会化的要求。但是我国的土地流转, 流转的只能是土地的使用权, 不能是土地的所有权, 更不能进行土地私有化。就中国的国情和农村土地制度的现状来看, 必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 特别是进行土地承包制度的创新, 在切实保障农民利益的前提下, 大力推进土地使有权的合理有序流转。
三、私有化土地流转的不人道性
尽管土地私有化不是一种经济的选择, 一些人依然坚持土地私有化的主张。其理由显得非常道义, 那就是土地私有化才能有效保护人民, 主要指农民的利益。如有人提出:农村的老年人, 若有了自己的一份土地, 就有了养老的本钱, 子女则有了赡养老人的经济动力, 所以, 私有化可以极大地改变农村老年人的地位;公共资源因为需求成本太低, 必然导致需求无限, 供给不足, 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 土地私有化则能使人们爱惜自己的土地, 从而有助于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土地私有化还可以减少土地领域的腐败现象, 等等。
土地私有化真的如此利民吗?《资本论》对此早就作了否定的回答。《资本论》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存在大量的有人身自由但无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为实现此前提, 新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运用各种手段掠夺农民的土地,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 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 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 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 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5]以英国为例。15世纪最后三十余年以及16世纪最初数十年间, 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新贵族, 为了发展羊毛纺织业, 采用暴力手段, 强行大规模地圈占农民的土地, 迫使农民离开了土地, 沦为无产者。与此同时, 他们还“掠夺教会的财产, 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 盗窃公有地, 用剥夺方法, 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5]“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 使土地与资本合并, 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1]除了在国内掠夺土地外, 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新贵族还同时进行疯狂的殖民掠夺, 结果“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 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 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 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1]所以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 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
土地私有化论者当然无法否定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化曾经带来的人道灾难。但他们却在认定这只是历史事实的同时, 反而将其作为论证土地私有化合理性的证据。在他们看来,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 我国不少地方也经历过规模不同的圈地运动。在圈地运动中, 一些地方政府直接占用农民大量耕地, 却不妥善安置失地农民, 给失地农民的补偿仅仅是标准非常低微的征地款, 有些地方的失地农民甚至得不到补偿费。另一方面, 极少数的阶层、社会集团, 却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在土地私有化论者看来, 出现这种“羊吃人”的现象, 根本原因是政府把握了土地审批权, 政府享有土地审批权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土地公有制。土地私有化论者显然没有看到, 此种行为其实是公有名义下的不道德的私有化。实际上, 现代国家都保留了政府为公共利益征用农民土地的权力。有了这个借口, 若存在严重的司法腐败和行政不公, 即使农民对其耕种的土地拥有私有权, 有权势者, 包括官员掠夺农民土地几乎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反腐败和惩治侵占农民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上, 而是强力推行农村土地私有化, 肯定不可能起到保护农民土地利益的作用。土地私有化论者更没有看到土地私有化必然会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如, 土地私有化后将会有一些农民因种种原因, 在没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的情况下卖掉土地盲目涌入城市, 当失业人员在城市难以找到就业机会且花光了卖地的钱, 又失去了回家种地这最后的退路, 他们何以生存?某些学者当然可以说, 这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是“正常现象”。但是一旦数以百万的贫困人口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 形成社会动乱的基础, 到时又如何面对这种正常现象。可见, 以保护人民利益作为土地应该私有化的理由显然是不恰当的。既然如此, 为什么有些“学者”还如此“为民请命”地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资本论》早已揭示:“资本主义所要的, 正好是人民大众的奴隶状态, 是人民大众转化为佣工, 是人民大众的劳动手段转化为资本。”[5]如何实现这些条件呢?一些学者认为,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 当然是推行土地私有化。他们认为推行土地私有化, 就能彻底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还可使农民自觉或者不自觉失去土地, 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力。有消息说, 西方的金融寡头们一直在筹划通过大量“购买”中国农村土地以获取暴利, 进而控制中国经济的种种金融方案。但是中国政府对农村土地出售的严格控制及对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的坚持, 使他们的这种企图迄今为止无法实现。也正因为如此, 西方国家的这些金融大亨们现在十分需要使中国农村土地实行私有化, 再利用中国相当多的农民目前对土地所有权的无所谓态度和使用土地生产的不积极, 实行土地所有权的“完全自由流转”, 进而实现他们的狼子野心。所以, 土地私有化论者的“人道”关怀, 其重要意义恰在于提醒人们:我国的土地流转只能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 土地使用权按“依法、自愿、合理补偿”的原则进行流转。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2]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第2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3]恩格斯.反杜林论[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4]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2002.
“玩”时刻流转 篇11
20：00 电视的流行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也让20：00这一精确的时刻成为人们每天的“娱乐”时刻。每晚20：00一到，为数不多的几个电视频道几乎同时开始电视剧的播放。分布在各地的人们便开始停下自己手头的事情，围在电视机旁，像朝圣一般享受属于他们的快乐时光。这一统一的“玩”时刻所影响的人们，绝对可以成为人类娱乐史上的纪录。黄金周 在双休日推行不久，1990年代末，更奢侈的假日时光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五·一”、“十·一”每年两次，长达?天的长假让电影里、小说里的“悠长假期”成为现实。可近近几年之后，关于“黄金周”的旅游、休闲、玩乐又很快成为不少人头疼的事情，发现原来“玩”也那么累。
午后 战火纷飞的年代，供电的不正常让习惯了夜生活的人们再也难以在夜晚出去娱乐。20世纪年代，人们的夜晚是单调的，除了睡觉还是睡觉。相比之下，午后的时光便显得尤为宝贵。悠闲的太太们会相约在午后打麻将，志趣相投的年轻人会约在午后去咖啡馆读诗，就连情侣们也不得不约在午后去看日常的电影。那个年代的诗人也留下了 “等待一个午后”的诗句。
双休日 在长期崇尚“劳动最光荣”的社会里，双休日的出现给整个社会带来的震动是空前的。最开始推行双休日时，各地、各行业尝试过各种不同的方案：有的第一周双休两天，第二周便休一天，如此交替；也有的每周休一天半，每月最后一周休两天。最终双休日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被规定下来之后，人们慢慢地习以为常，开始享受奢侈的周末。
信息流转 篇12
一、土地制度面临的矛盾促使福安较早重视土地流转问题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是中央为解决当前我国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与农村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而提出来的。
1978年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了农民的自主经营权,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历史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家庭承包造成土地的零碎化、经营的分散化和土地配置效率的低下化, 与现代农业要求的集约化、高效化、社会化生产的矛盾日益显现。千家万户分散、自由的小农经营形式, 增加了新技术、新科技、新品种、新机具推广的难度, 制约了农民素质的培训提高, 影响了农产品质量和农业效益, 削弱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这种全国性的问题福安市也客观存在。同时, 福安市又有其特殊的经济结构和地理条件。这些年来, 造船和电机两大产业发展吸纳了本地大量农村青年劳动力, 使农业人口出现双向分离, 一方面外出的劳动力抛下了土地;另一方面没有技朮专长但能种田的劳动力却得不到规模开发农业的土地。这些都促使福安市较早地注意了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并及时提上议事日程。1994年, 福安市农业部门在成功引种日本巨峰葡萄并取得效益的基础上, 准备大面积推广这一新品种, 但发现要找一整块连片100亩的土地都难, 土地全是分散在各户的, “东一块西一块、你种西瓜我种菜”。葡萄是藤本植物, 标准化种植要建栅搭架搞避雨栽培, 要统一建灌溉渠, 不连片成规模种植, 田间管理难, 收益也难提高, 巨峰葡萄的规模发展一度受阻。福安有一种名红茶叫“坦洋工夫”, 有200多年历史, 拿过巴拿马金奖, 以前都是靠收购散户茶叶小作仿加工。为了提高“坦洋工夫”茶加工水平和品质, 福安引进台湾茶业加工企业加盟共同开发传统工艺。按标准化生产该工夫茶的要求, 需配套建设一个不少于300亩的标准化茶园, 也因为一时找不到既连片又适合茶叶新品种种植的园地而使该项目迟迟不能实施。这两件事对市领导的触动很大, 经调查发现, 这种情况在全市还不少。市领导就专门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如何把农村闲置的土地利用起来防止土地抛荒, 如何组织农民联合起来共同经营改进农
业结构开发新品种问题等。经过调查, 提出思路, 政府专门开会, 就鼓励农民代耕代种租用闲置土地, 防止农村土地抛荒, 鼓励农村建联合体等问题, 形成会议纪要。同时, 农业部门指导成立茶叶协会、葡萄协会、果疏协会等组织, 指导农业项目较为集中的乡镇成立各种种养业经济联合体, 并以此为平台突破土地流转的瓶颈, 并下达配套支农资金给予重点扶持。由此葡萄种植业和茶叶种植加工业都得到很快发展, 以两大农业支柱产业为龙头和发展模式, 带动了其它如竹业、果业、大棚疏菜等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二、福安市土地流转的主要做法与经验
(一) 观念上引导
土地流转是涉及政策及千家万户的敏感问题, 各地、各项目有许多复杂和特殊的情况。政府在指导土地流转中, 除有一份《会议纪要》明确原则方向外, 并没有制定更多具体的规范性文件, 而
是给基层单位更多的工作空间和主动权。在工作上不就流转抓流转, 不强迫命令、强行推进, 不搞一刀切, 真正体现“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的方法是从更新思想观念入手, 讲发展现代农业、新型农业发展模式, 讲高效农业、讲联合经营, 以此讲清土地流转的意义, 让农民主动融
入农业创新, 自觉自愿地参与流转。
(二) 项目上跟进
土地流转的目的就是整合土地资源, 为发展现代农业服务, 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效益, 帮助农民获取更多的利益。近年来, 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很多扶持农业开发发展的好项目, 但往往有些地方项目争取来了, 却由于土地问题没
解决使项目难落地, 或成半拉子工程。因此, 福安开展土地流转工作注重紧紧围绕项目需要进行。对将要引进的每一个农业项目, 都把前期工作的重点放在项目用地的可行性调查上, 不成熟的项目不急于求成, 不盲目上马。项目即使落地了, 也把土地流转工作跟踪到位, 做到项目落在哪里, 土地流转工作就指导协调到哪里。
(三) 信息上疏通
福安市现在尚无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 农业及相关部门和乡镇必须全面掌握全市土地流转的相关信息, 便于指导情况, 为需要流转的农户提供信息服务。福安有个松罗乡, 当地农民有种菜的传统, 近年来引进发展反季节疏菜收益高, 但想扩大发展苦于没有更多的土地, 农业部门知道后, 及时组织松罗及周边几个乡镇领导探讨土地流转问题, 让邻近乡镇之
间的转出户、转入户之间见面, 商谈园地租用事宜, 沟通了信息。现在松罗乡菜农大量租用周边乡镇田地发展疏菜, 收入大幅度上升, 已成为重要的反季节疏菜基地。
(四) 帮扶上持续土地流转完全是
农民自己的事, 政府要做的就是扶持和服务, 做好土地流转后的许多配套工作。农业联合体成立了、土地流转了、发展项目实施了, 政府并不能就此撒手不管, 还要及时跟踪问效, 在资金、信息、技术等方面不断给予支持, 使土地流转工作良性持续地运行。近年来, 福安培养的“农村科技技术特派员”队伍在农村开展推广农业“五新”活动中发挥很大作用, 被农民兄弟亲切称为“科特派”。2008年, 为了解决农业项目融资难问题, 市政府指导“坦洋工夫集团公司”等几家龙头企业牵头, 成立了省内第一家农业担保公司———恒泰担保公司, 已与农业发展银行草签协议, 最高限额可以担保贷款60亿元。
(五) 秩序上规范
从调研掌握的情况看, 早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不久, 福安市一些农户之间就明里暗里进行一些小量的土地流转, 但不规范。有的口头商定, 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有的签有书面合同, 但条款不完善, 内容过于简单, 造成一些纠纷。曾经有一农户外出经商缺少资金, 就将几亩责任田“典当”给同村农民换几千块钱。几年后租地价变了, 由于当时资金利率、耕作收成核算都没谈清楚, 造成纠纷告上法庭, 后因双方法律依据均不足而同时受损。这种无序流转对正常的流转影响很大。福安在组织土地流转时注意解决这种无序流转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并把不规范的地方逐步规范起来, 如统一印发条文清晰、流转双方责权利明确的协议样本, 发通告要求凡自行流转的应将有关协议报乡镇土地管理部门备案等等。
三、几点启示与思考
(一) 把握“流转”的真实含义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从各地工作情况看, 人们对土地流转有一个共同认识, 即:农村土地流转一般是指在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和农业用地性质不变的情况下, 将土地使用权 (经营权) 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 (通常说的两权分离) , 通过多种形式转移给其他农户或经营者, 获取金钱或实物的报酬, 其实质就是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这样的定义还是比较准确的, 也就是说流转的是以面积和时间 (年或月) 为计量单位的使用权, 而不是整个承包经营权。这点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 汲取当年大包干时, 有些地方把所有的集体土地分得干干净净, 村公共财政没任何收入, 成了空壳村, 基层政权几乎瘫痪的教训。从福安市的情况看, 一次流转时间一般不超过10年, 时限到期后可以续定流转协议, 在此限定内, 可根据当地情况和流转双方的意愿采取一年一定、二年一定、五年一定等形式。
(二) “两个底线”不能突破
农村土地流转, 要保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和农业用地性质不变, 这“两个不变”就是我们在土地流转中必需把握的两个底线。实践中要注意:一是现在各级都强调要还权于民、还利于民, 但一些地方政府用很低的价钱从农民手中征得土地用于发展工业和商品房开发, 获取增值利润, 而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留下一批失地农民, 引发社会矛盾。保障农民利益就是要保障农民在土地收益上的利益, 还权于民就是要还农民以承包经营权。这也不等于政府对土地管理的“弃权”, 流转也不是放任自流。流转中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制性质不能改变, 不能搞土地私有化, 更不能借流转为名搞非法土地买卖活动。二是农用土地的性质不能变。要严格掌握土地的流向, 尤其是城乡接合部, 要严格防止因“流转”流到非农用地上或借流转规避农转用的报批, 真正把土地流转到农业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经营项目上, 流转到具有技术推广价值和市场发展前景的特色种养项目上, 流转到对“四荒”开发性经营项目上。
(三) 流转的形式应因地制宜
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也就是说, 农民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流转土地, 这些形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等。从福安的经验看, 不是流转的形式越多越好, 关键是哪种形式更有利于保持长期稳定, 有利于对土地的管理, 有利于避免矛盾纠纷。“反租倒包”, 是指农户在保留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 由镇、村集体经济组织把农户承包的土地反租过来, 集体将集中后的土地出租给种田大户或其他经营单位。这种形式有集体经济组织介入, 通过租的形式重新获得土地, 有利于促进土地经营权的适当集中。但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强迫农民流转、通过流转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等问题, 依法制止乡、村组织通过“反租倒包”等形式侵犯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等行为。”这也是中央所明文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