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转风险（精选9篇）
流转风险 篇1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这是有前提的,只有科技成果能够及时地,有意识的走出实验室,走向技术市场,实现成果商业化、产业化,才能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反之如果束之高阁,锁在保险柜中,只能说在某种程度上为人类创造了知识,是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技术转移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物质生产力的桥梁,是“科教兴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必经环节。技术转移(Technologytransfer),是指技术从一个地方以某种形式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既可以是技术在国家之间的转移,也可以是技术从生成地(研究机构)向使用地(企业和商业经营部门)的转移,还可以是企业门之间的转移。肖灵机,饶松,薛敏,雷李军等学者认为技术转移分为可以分为两种分别是:横向扩散和纵向转移[1,2,3]。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真正核心的技术在市场上是换不来的,花钱也是买不到的”。据此有关学者提出“技术自立”的概念,把技术自立视为落后者技术学习过程中一种与技术依赖相对的状态[4],并强调“自立”不是一味的闭关自守地坚持“宁要本土的二流产品,不要进口的一流产品”[5],而是将“绝对化的技术自立”所需要的投入用于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开发本国技术资源[6]。技术流转是指技术专有权的转让或使用权的许可,或技术由潜在的生产力变为现实生产力等的行为或活魂[7]。本文将技术横向转移、纵向转移和技术自立统称为技术流转,技术流转既包括科技成果由科研院(所)、高校流向企业或者技术市场,也包括创新技术由一个企业的研发部门向技术使用部门的流动。清晰的界定技术流转既是对前人研究的总结,更是对技术转移体系的完善。
1技术流转风险
风险管理思想可以从 共同海损 (GeneralAverage)和船货抵货制度看到雏形,但是长期以来没有形成完整的框架体系,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把其发展成为一门科学,风险管理迅速发展。目前,学术界对风险还没形成一致的定义,但是学者在研究风险时大体会形成以下两种认识:1把风险视为不确定的事件。2把风险定义为预期与实际的差距,这种变动越大,风险越大。本文把技术流转过程中的风险定义为一种“技术流转过程中供需双方损失的不确定性或者技术流转过程中供需双方预期与实际的差距”。
早在1985年,美国的科技委员会就提出“技术产权的商业化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它在消耗大量时间和金钱的同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技术流转过程中由于参与主体多、过程环节多、流转模式多、内外环境交替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不管是技术转移还是技术自立都存在众多的不确定性,即技术流转风险的存在。技术流转参与的主体可能有:政府、科研院(所)、企业、第三方中介、金融机构等。技术流转的过程可能包括:技术源体(受体)的技术供给(需求)、消化吸收、再创新、转移扩散等环节。技术流转模式可能有:技术许可、合作研发、产学研结合、自主创新等。总而言之,技术流转是在政治、社会、经济、技术等内外环境急剧变化中进行的过程。技术流转是一个动态的复杂性系统,参与主体不同、流转模式不同都有可能带来风险,阻碍技术流转,造成技术浪费。风险因素的产生或增加,造成了技术流转失败,技术流转失败导致损失的直接原因。
有关统计结果表明,2012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跃居世界首位,表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在原有的基础上得以明显提升,但是技术成果转化率只有3%甚至更少,技术转移既是必经环节,同样是我国科技创新的薄弱环节。如何使科技成果成功穿越“达尔文死亡之海”?这也是本文要重点研究的问题,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降低或有效的避免技术流转风险。
2影响技术流转的风险因素
本文以过去研究为基础,提出了将影响技术流转的风险因素分为三级(如表1所示),一级因素包括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两方面;二级因素包括微观环境下的技术供方、技术受方、技术转移中介、技术本身和宏观环境下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三级因素是对二级因素的进一步剖解。其中:
1)技术供受方的合作意愿是技术流转的前提,只有双方本着自愿的原则,技术才可以快速的流转。技术供受方作为市场经济利益体,相互之间进行技术流转的意愿主要受利益的驱动,如受到供受方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供受方利益相关度越高,其技术流转意愿就越强。
2)供受方的技术能力和吸收能力是关键,技术流转实质上是对技术供方的追赶,提高技术水平的过程,是在同一技术水平上的缩短发展时间的过程。由于供受方技术落差太大,消化吸收能力不足,不易实现“技术软着陆”,相反容易出现“技术悬空状态”。
3)供受方的关系是纽带,由于技术供受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建立好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对于优势互补、资源合理分配都具有重要作用。科技泡沫就是供受方耦合度不高的表现出,其结果是大量成果闲置无法转化,而同时大量企业的急需创新技术的加入。这就是供受方默契度不高的体现,不能满足双方技术和经济上的需求,阻碍了经济和技术的融合。
4)技术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风险源,技术的成熟度、技术价值、复杂性程度等风险因素都将对技术流转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处于孕育期的技术价值不确定,没有解决产业化问题,技术流转风险大;处于产业化阶段的技术,技术形态趋于完善,技术价值较高,改进空间大,技术流转风险较小,仍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处于成熟期的技术产业化问题基本解决,技术价值高,基本上不存在风险,但却很难从市场上获得;处于衰退期的技术,技术风险全无,但使用这类技术所获得的技术优势和竞争能力相对短暂,不利于技术接受方技术实力的积累与发展[8]。
5)技术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不仅不会被消耗,而且还会增值,具有“超商品”属性。同样,技术是一种具有复杂性、隐含 性、不确定性的产出,技术流转中所含隐形知识程度越高,技术越复杂,就越难被技术受方吸收学习。技术流转中的隐性知识是技术成果转移中不能或没有用语言文字符号表达出来的有关技术成果的构思、设计、试制及其生产的技术诀窍类知识以及技术成果研发单位及其员工的理念、精神、价值观等文化层面知识和内化在员工头脑中的管理知识[9]。这就要求技术流转过程中,及时、高效地把技术中的隐形知识显性化,否则将出现重要技术信息流失、导致技术流转功能的弱化。
6)技术流转的动态复杂系统性,要求中介组织提供专业化的服务。许多学者认为技术中介组织不仅仅起“牵线搭桥”的作用,更通过其专业化的服务成为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主体[10]。美国的国家技术转移中心(NTTC)、德国的史太白技术转移网络(简称史太白网络)和费朗霍夫协会、中国的生产力促进中心等都属于中介机构,搭起了与其他参与机构的桥梁,整合科技和社会资源,为企业提供专业化、网络化的信息、技术咨询、人才培训等服务。
7)宏观环境为技术流转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激励体制。只有得到政府政策大环境的支持,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对产学研合作的技术产权界定还不是很明确,且相对比较缺乏。技术供受双方都是在利益的驱动下进行技术流转,不断完善激励体制,结合我国技术流转现状,制定具有中国特色技术流转的激励机制。
3三种技术流转模式风险分析
3.1技术纵向转移风险及风险分析
由于突破性创新成果的流转受到社会心理和社会体制的影响,缺乏技术扩散的积极性,导致技术受方对引进技术封锁,不进行技术扩散,以保护本企业的行业地位,以获取更大社会利益。技术纵向转移是科技成果由科研院(所)或研究型大学向技术需求企业移动的过程,既可以是面向单个企业进行垄断独占性转移,也可以是通过技术市场需求多个企业建立联盟,进行多个企业非垄断独占性转移,实现创新技术产业化、商业化。非独占性转移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利益,同时还可以促进技术公平扩散。
技术纵向转移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转移方式,其特点及风险类型如下:
1)有偿转让:科研机构通过技术市场或其他渠道向企业有偿输出技术成果,企业通过引进创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科研机构在实现社会效应的同时收获相应的经济回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资金支持。有偿转让方式中,由于企业与科研机构耦合度不高,容易导致科研机构研发的技术并非企业所需,技术转移对接程度不高,未能满足企业对先进技术的急切需求。由于技术商品的特殊性,未经过市场的检验,且产企业的自生情况不一,技术耦合度不高等因素的影响,往往容易出现技术风险。技术风险的表现为:1水平风险:即新技术的实际水平与预期水平存在差距而形成的风险;2转化风险:即在实现产业化、商业化,促进技术与经济融合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不确定性;3配套风险:一项技术创造经济价值要有相应的配套条件,企业自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配套条件,由于条件不成熟而引致的风险。
2)企业委托:企业根据自身技术和发展需求,但是自身创新能力有限,与科研机构签订合同,委托其进行技术创新,科研机构按企业发展需求完成技术攻关任务,交付给企业验收后投产使用,企业按照合同要求支付科研机构相应的研发费用。但由于技术转移供受双方之间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道德风险的出现。代理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侵害委托人或其他代理人利益的行为。
3)合作研发:企业与科研机构就某项技术进行联合研发创新,通常而言,科研机构投入科技研发力量,企业投入资金,双方共同承担风险,共同分享技术创新带来的利益。由于双方所占有的资源和信息不同,企业凭借其雄厚的资源优势,科研机构拥有信息优势,且双方缺乏了解和信息沟通,从而导致诚信危机,造成道德风险。
4)技术咨询及人才服务:技术流转的关键是人才流转,科研机构中定期选拔优秀的科研人员到企业到地方担任相关职务,促进技术转移人员交流,以此来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服务,促进技术流转。人才作为“理性人”、“经济人”,企业以效益为目的,双方围绕投入与收益进行博弈。企业希望引进人才促进技术流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而人才则希望用最小的劳动投入,获取理想的收益,由于双方的努力及投入都不可量化和观察或量化观察成本较高,导致道德风险的产生。
3.2技术纵向转移风险及风险分析
技术的横向转移又可以称为横向技术扩散,是通过对转移后的技术消化、吸收后再创新,将创新成果向外扩散以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技术扩散是特定技术在潜在使用者之间传播过程,以此实现创新循环,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企业间技术横向转移包括合资开发、许可转让和内部扩散三种模式,各模式特点及风险分析如下:
1)内部扩散:企业通过对原有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等一系列过程后,在将其在本企业内的各单位或分公司进行转移,这也是企业首选的技术发展模式。创新技术在企业内部扩散,由于企业与外界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这也必将导致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技术外溢。技术外溢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可以促进技术自由流转,提升社会的总体效益,但对于技术持有的企业而言是不利的,不仅减少了经济效益还失去了技术市场的垄断地位。技术在企业内部扩散存在众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继而引发预期与实际效果的差异,形成技术外溢风险。
2)合资开发:技术的“时效性”赋予技术是人们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的创新过程,新技术不断代替老技术。新技术的开发和推广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因此,企业会将新技术折合成股份与其他企业建立新的合资企业,实现资源共享,利益共享。合资开发与技术纵向转移中的合作研发类似,只是参与对象由原来的企业与科研单位的转移变成企业间的技术转移,由于企业之间各自投入无法确定或确定成本较大,造成道德风险,可以是一方的道德风险,也可以是双方道德风险。
3)许可转让:企业为追求自身利益将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成熟技术有偿转让给其他企业,这也是技术商品的一个特性:不仅可以满足自己生产要求,还可以在不违反技术产权等法律的前提下转让给其他企业。技术许可转让模式与技术纵向转移中的有偿转让性质相似,只是转移对象发生变化,就技术流转过程而言,由于转移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产生技术风险。
3.3技术独立风险及风险分析
技术的“超商品属性”决定了技术商品消费过程能带来超过自身以外的价值,同时也赋予了高、精、尖技术市场的不可获得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实行简政放权,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各企业自负盈亏。促进企业的创新能力是跨越产学研结合技术转移模式“灰色地带”的关键之举,是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必经环节。创新科技体制,实现市场导向创新和以科技为基础创新的平衡,坚持“知识创造”与“技术创新”两翼齐飞。
当前我国重大的科技创新成果仍集中在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院(所)办企业、校办企业是高技术企业的主体。技术衍生企业不仅可以促进高新技术转移,提高技术流转效率,甚至可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填补行业空白,繁荣技术市场。高新技术的研发和转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科研人员不具备专业的商业知识和市场运作能力,这是技术衍生企业风险存在的原因。技术衍生企业是技术创业,是技术持有者创办企业的过程,无论是在技术研发企业还是企业运营过程中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往往由于市场前景判断不准,经营能力有限导致企业破产,可以说投资风险充溢着技术衍生企业创办的各个过程。
4结语
本文通过阐明技术流转定义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技术流转的风险因素,分析了三种技术流转模式存在的风险。为技术流转风险评估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建立降低风险机制提供借鉴。随着全球技术发展的深度、广度、速度不断提高,高新技术将成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明确技术流转风险因素所在,对不同技术流转模式风险进行有效评估是技术成功跨越“达尔文死亡之海”的根本保障。
流转风险 篇2
——以江西铜鼓县农企矛盾为例
摘要：农村土地承包权可以流转的政策刚刚出台不久，江西铜鼓县发生了一次较为严重的关于林地的纠纷案件。这起关于林地流转的案件不仅使我们认识到集体林权改革过程中潜在的问题和矛盾，更使我们对土地流转的实施更加慎重。关键词：集体林权改革，土地流转，社会公平
一、引言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承包权可以流转，这是继1978年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等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农村土地上发生的又一次重大变革。
对于这次土地政策调整的重大意义，相关专家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首先，从依法维护农民自身合法权益的角度来看，对土地承包制的完善与探索，可使农民对自己承包的土地有更多的参与权和支配权。农民可以得到财产性和经营性收入。其次，农村出让土地后，有利于规模化、集约化的农业经营，搞现代化农业。对于承包权流转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专家和学者还不能完全预测，只是希望借助制度的完善来避免。
可就是在土地承包权可以流转这个政策出台不久，江西省铜鼓县发生的一个群体性事件仿佛给我们打了一针清醒剂。这件事情使我们再次看到，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土地流转的前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
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
这次群体性事件发生后，相关报纸和网站都进行了及时的报道。初步调查显示，这起事件是由绿海公司同铜鼓县大塅镇双红村部分林农因木材砍伐、运输纠纷指直接引发的。
2008年10月23日晚至24日凌晨，绿海公司护林队在双红村装运“被其认为是当地林农在其原料林基地砍伐的木材”时，冲撞村“三防”协会设置的木材检查关卡发生纠纷。据双红村“双防”检查站守卡老人陈恒恪老人向记者回忆，23日晚，绿海公司十余人乘包车在过检查站时，只因他上厕所，检查站栏杆的锁晚开了两分钟，以SLY为首的绿海公司的护林人员便疯狂地砸开锁，并打砸了检查站的玻璃和门等设施。此种行为引起在场村民的强烈不满。绿海公司30多名护林人员携带器械与双红村群众发生群体性打架事件，造成11名群众受伤，其中3人伤势较重。
24日上午，双红村150多人前往绿海公司厂部讨说法，该公司的一名护林人员恶狠狠地说：“你们不要再啰嗦，否组你们全村的小孩今后出村上学，见一个杀一个！”这种类似“黑帮”的语言激起民愤，在场村民于是同时通知了更多的村民前来理论。绿海公司的人员也马上打电话叫来三十多名人员手持大刀、木棍、铁棍等凶器前来助威。当时在场的陈厅回忆说：“这批人跟疯狗似地冲过来，见人就打，见人就砍。”当场有一名村民被打伤，前来劝解的大塅镇长帅江也被
绿海公司的人击中头部当场晕倒在地，双红村一名村干部身上被砍了七刀，还有一名村民耳朵被削掉一只，另一名村民被尖刀刺中耳朵。记者在调查时，很多人都用“猖狂至极”“太猖狂”等字眼描述绿海公司人员的言语和行为。这次事件最终在警方的出动下平息，事情的严重性引起了江西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三、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分析
23日发生的因木材砍运、运输产生的纠纷只是这次事件的导火索，直接原因。要深究事情发生的根源，还要从之前的山林买卖谈起。
据铜鼓县官方介绍，绿海公司是当地2004年引进的一家木材加工企业，公司根据当时市场价格在铜鼓县购买流转人工林7.8万亩作为原料加工基地。当初为什么要将山林卖给绿海公司呢？官员LBY说，当时人工林是国乡联营的方式，县里考虑到该县的人工林大约有20万亩左右，而当地林业公安只有六十人，管护非常艰难，就希望通过引进一个大企业来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绿海公司出的价格在当时并不低。对于当初村民是否愿意把山林以上述价格卖给绿海公司的问题，官员和农民的回答产生了分歧。LBY称村民是同意的；而被采访的村民均表示不愿意，并声称从未签字。村里的“掌门”XCM也坦言：“当初大部分村民不同意，但是上面压下来，加上当初办事不透明，民众难免有怨言。”
这次林权非规范转让的事件可以说是朱冬亮教授1998-2000年在福建西北部
【】的A乡调查的一起“林权转债权”1的翻版，也是看似顺利平静地完成了的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下潜藏的矛盾的爆发。即使该事件中绿海公司声称的林农“盗砍”木头是真实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笔者跟随导师朱冬亮教授在福建将乐县做林权改革的田野调查时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并深入了解了事情发生的原因——林权的升值。
2003年林权改革之前，林权的价值被人为的压低了，一根木头几毛钱，而且林木的税费很重，因此无论是村干部还是普通的农民都认为集体林地林木“根本不值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就不关心集体林业的发展，不关心林地的产权，进而导致作为集体林产权所有者的农民在集体林权制度安排与变迁中缺乏主动性和能动性。在这种认知意识作用下，他们即使知道村干部或者其他所谓的经营大户在“搞”村集体的林地林木，大部分村民也是无动于衷。“反正山林不值钱，谁爱弄就去弄！”这是大多数农民回忆当初林权流失时的普遍反映。
不仅如此，即使是那些通过各种“非规范”途径流转而获得山林的业主，也对此持无所谓态度。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偶尔有村民到他们的山场上去“盗砍”一点林木什么的，他们也一般不予追究，彼此自然也就相安无事。原因在于，“林木不值钱”。再者，在当时，业主们都非常清楚，这些山林都是属于当地农民集体所有的。而且他们当初获得这些山林，其过程多少都有点不正当因素，这点他们自己最清楚。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也多少有那么点理亏的感觉。自然，对于村民偶尔的“盗砍盗伐”行为，也就听之任之。有的村民甚至很可能也不知道这片山场已经流转出去，变为私人的了。这样双方也不至于发生正面的冲突。村民、业主和村干部之间也因此始终维持一种脆弱的均衡。即使在新集体林改实施后的初期，这种平衡也没有被打破。调查发现，到了2006年，有的农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林改的重要性，正是这种心理，使政府推行林改的制度成本“低的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
集体林权改革后，在“三维护”政策下，福建省将乐县（江西虽然没有明确
提出 “三维护”政策，为了降低改革的成本，实际上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几乎所有林改前“非法”获取的山林都被界定为属于“非规范”转让性质，业主只要交纳一笔让利款就可以变为“合法”地占有这些山林。如此一来，他们占有的山林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其私人产权主体的排他性性质开始逐步显现。由于在集体林改政策实施中，政府进行了大幅度的减税让利，加上林木市场的复苏，各种非农村非农业资本开始大规模地进入集体林权交易市场，林地经营者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大幅提升，林地林木价值因之迅速抬升。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普通村民还是林地使用权或林木所有权者，都对林权的价值认识预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普通农民而言，他们很难想象，何以在几年之间山林变得那么值钱？而另一个更加令他们难以接受的事实则是，何以在集体林改完之后，原本属于大家所有的集体山林都变成私人或者是公司的了？到了这时候，农民对林地林权的价值认知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过去的不关注转变为强烈关注。
江西省铜鼓县的这次群体性事件就是这种不公平心理和积怨的反映。随着集体林权改革的深入，林业税费大幅减免，而木材价格却大幅上涨，林农觉得当初卖掉的价格太吃亏了，因此出现了时有偷盗绿海公司林木的现象。在这次事件调查中，一位农民就反映：“现在随便一棵稍大点的杉木就值八十元，用一棵树的钱买一亩山合理吗？”事发之前县委县政府做过协调，绿海公司额外每年每亩补助林农6元。但是很多农民仍对此不满。再加上由于绿海公司选聘的护林员素质低，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多次同村民发生冲突。
四、对这次群体性事件的反思
江西这次关于林改的群体性事件和福建省一些地方正愈演愈烈得林农集体上访事件，给正在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顺利完成而庆功的官员们泼了一盆冷水。同时，这次事件也给刚刚出台的土地承包权流转政策打了一支预防针。通过对这次事件的反思，希望能够让人们看到林改背后存在的矛盾，并对即将展开的农村土地承包权转让政策的实施提供一些借鉴。
第一，制度或者政策的缺陷。以福建为例，该省在集体林权改革时，为了尽量减少改革的成本，政策设计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失误”，即“三维护”政策。这个政策使当初那些被冠以所谓的“非规范”转让（实际上是违法转让）的集体山林，全部变成“合法”地占用。这个政策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平、公正原则，尽管某个历史阶段偏重于效率的政策取向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具体的政策取向是有底线的，即不能损害公正的基本制度安排。公正在基本制度层面的根本意义则是
【2】不容置疑的，不存在争论的可能性。由于位置较高的阶层和群体在各种资源拥
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而这些群体对制度设计、政策安排等方面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因此制度的不公平会造成一种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不和谐的社会局面。因此当农民“醒悟”过来，发现原本属于集体所有的大部分山林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时，他们心中感到的首先中震惊、进而使失望，再就是愤怒，这种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使得他们开始采取各种抗争手段试图夺回集体林权，由此出现林权纠纷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观。“分山到户”是集体林权改革的目标之一，但是林改之后大部分林农没有分到林地，而且原本几乎可以无偿使用的集体林地也已经物有其主。这次集体林权改革从总体上提升了林业经济绩效，实现了林业的规模经营，但是却忽视了社会公平原则，林改带
来的利益几乎全部被造林公司和“大户”拿走。社会主义的公平，应该是人人共享发展成果、有利于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公平。这种意义上的公平，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文明的基本特征，又是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3然而，在这次林改中，由于存在朱冬亮教授在研究福建林权改革时发现的三种排斥因素：政策排斥、资本排斥和信息排斥【4】，使得大部分农民被排斥在这次集体林权改革之外。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在集体林权改革中被夸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被一些人歪曲的利用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公平的三个方面：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在这次林改中没有一项得到体现。
第三，土地流转的规范性问题。大部分“非规范”流转的林地都没有经过村民代表的同意和签字，有的农民和村干部甚至对此一无所知。这反映了土地流转的不规范和流转制度的不健全，这就为一些村干部和部分地方官员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提供了制度的漏洞，也为以后的矛盾埋下了隐患。因此当下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要吸取林地流转的教训，将土地流转严格控制在国家的政策、法律调控监管下。其次，土地流转要严格依照自愿有偿的原则，严禁个别地方采取强制手段强迫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甚至随意改变土地用途。最后，这点应该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由于许多农民一不熟悉法律政策；二无法预知土地增值效应，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方，有的农民与企业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按当时的土地产出效益为基数确立了补偿标准。但随着土地不断增值，农民不能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往往引发纠纷，甚至发生严重的冲突。因此相关部门要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合理评估土地价值，增强合同的科学性、严肃性，既保证土地流转期间的稳定，发挥土地规模的经营效果，又保证农民能够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
参考文献
[1] 朱冬亮.社会变迁中的村级土地制度[J].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257-260.[2] 吴忠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究竟错在哪里[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3] 陈碧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制度公平问题研究.福建师范大学高等学教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论文，2007：6.[4] 朱冬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社会排斥机制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25-127.作者情况：姓名：张梅；性别：女；出生年月：1984年10月；
研究领域：农村社会学；学校：厦门大学；系别：社会学系；学历：硕士； 邮政编码：361005；通讯地址：福建省厦门大学厦大曾厝垵学生公寓海韵9号402室；
流转风险 篇3
摘要：研究目的，探究不同土地流转方式的经济、社会、政治风险，为风险防范提供依据。研究方法，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文献研究法。研究结果，按风险从大到小排列，依次是入股、转让、出租、转包和互换，得分分别为3.9276、3.8806、2.7459、2.3828和1.5840。研究结论，不同土地流转风险具有显著差异，应该制定差别化的土地流转风险防范措施。
关键词：土地流转，风险评估，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9138-（2016）08-0011-20收稿日期：2016-05-20
1 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随后，国务院正式确立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立”制度，积极推进农地经营权流转。
土地流转意味着农民对土地权利全部或部分的让渡。具体来说就是，土地流转即土地使用权流转，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张伟丽、扈映等，2013）。土地流转虽然有利于农民增收、农业规模化经营，但是也应该认识到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风险主要是指某一不利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各种不确定后果的组合。风险与市场并存，在对承包权进行市场化流转的同时，风险也如影随行，而一旦土地流转出现问题，不仅会对占全国2/3人口的农民造成严重影响，还会引发众多社会问题。因此，众多学者都对土地流转风险给予很大重视，对流转风险的研究也成为研究土地流转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同学者对土地流转风险有不同的研究角度。一是先对风险类型界定，再对各类风险展开论述：刘润秋（2012）将土地流转的风险划分为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方面，并指出利益协调机制有助于解决流转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一协调机制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分享机制、风险防范机制、利益调控机制；骆东奇、周于翔、姜文、罗光莲（2008）对股份制流转方式进行研究，并指出这一方式存在生态、经济、社会等风险；吴玲、周冲研究了中部六省在土地流转中造成的农民失地风险，并进一步将失地风险划分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粮食安全、教育等方面，并从社保、政策、教育等角度提出建立合理土地流转制度的相应机制。二是区分风险产生的过程，再展开论述：卿海琼、黄鸿翔、周冠文从流转过程将土地流转风险按时间顺序划分为流转前、流转中及流转后，并提出相应解决办法。三是从主要方面对风险直接罗列，蒋永穆、杨少垒、杜兴端将土地流转风险归纳为损害流转主体双方利益、加剧农村贫富阶层分化、诱发群体性事件以及危害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等，并相应提出完善流转程序、尊重流转意愿、严格保护耕地、健全社保体系和发展农业保险等风险控制机制；王金堂认为当前中国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症结在于无法市场化转让，而在转让过程中会诱发农民失地风险、囤地投机风险、强买强卖风险以及农村两极化风险等，针对这些潜在风险，他提出建立良好流转市场秩序、严格承包土地市场准入制度、调整完善土地税收政策、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朱新方在综合对比了土地流转的利弊后指出，土地流转存在损害农民长远利益、改变农地用途、资本和权力勾结诱发腐败行为等风险，并针对性提出约束政府政绩冲动、加快制定《土地流转法》、规范土地流转行为等风险控制办法；陈洁、龚光明认为，土地流转会诱发圈地、粮食安全、官商勾结等风险，而现有的会计体制未能有效及时披露产权流转中存在的巨大风险，因而流转契约的订立就成为控制风险的重要办法。四是综合性角度，从多维度对风险分类：郭强认为在我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农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土地流转存在方向性风险、制度性风险、社会性风险、过程性风险等，并指出流转风险的立体化监测系统是破解流转风险的有力办法。
众多学者对土地流转及其方式和风险进行的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对风险的研究局限于定性研究，缺乏定量研究成果，无法形成对土地流转风险大小的直观认识；二是对各流转方式的研究局限于独立分析，缺乏对比和择优。考虑这一现状，本文力图通过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对土地流转风险类型进行简单定量研究，并对比不同方式间风险的不同，以便于不同风险偏好地区流转方式的选择。
2 土地流转风险分析
2.1 经济风险
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民，但现在的流转实践中，地方政府参与性过强，地方政府和“村两委”的代理行为可能会违背农民意愿，损害农民利益，甚至以集体名义强制流转，导致农民这一流转主体被边缘化，无法享受土地流转带来的收益。市场化流转不可避免会带来土地集中，但如果集中规模较大且失地农民无法通过二三产业寻求到就业机会，就会导致农村贫富两极分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可能会导致农村社会分裂，并影响农村社会稳定。除个别管理正规的大型企业，众多承接土地流转的种植大户、龙头企业等都带有盲目性，没有充分考虑市场变动、自然灾害、资金周转等风险，缺乏市场化运作意识，过分依赖政府扶持，这些都会导致农地流转后，转入方经营效益过低，使双方都面临经济损失。土地流转以规模效益换取利润空间，但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少数甚至一家企业控制局部范围的农产品供给，就会导致农产品的垄断市场，市场调节作用弱化，消费者被迫承担较高物价，影响市场经济发展。土地流转后会解放出大量农村劳动力，这些劳动力进入城镇谋职，会加大城市就业压力，如果超过城市承载力，还会给城市的生态环境、城镇管理、公共设施等带来巨大压力。自古以来，土地都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它是农民手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保障，原因有三：一是因为当前农村各项社会保障措施不完善；二是因为进城农民无法享受城镇居民保障；三是如果转入方因经营失败而无力支付流转费用，农民就无法获得土地收入。失地农民进入城镇后，由于生活习惯、思维观念、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很难与城市居民建立情感上的互动，这种心理上的不适应会导致进城农民对城市缺乏认同感，甚至可能引发城市中的“贫民窟”和社会不稳定。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业历史的国家，几千年的劳作中孕育了优秀的乡土文化，这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进行传承和保护。但土地流转一方面会使大量农村人口远离故土，另一方面又会带来城市文化的冲击，乡土文化岌岌可危，农村土地流转规模的加大会推动农民进城务工，进而产生一个特殊群体——留守儿童，长期的分离使他们享受不到父母的教育和鼓励，缺乏父母的引导可能会使他们出现认识偏差和心理异常。
2.2 生态风险
土地流转具有一定期限，且时间一般较短。李燕琼指出，四川耕地流转年限几乎都低于10年，翁土洪对小岗村的调查发现流转年限平均为10.68年。经营期限的短期化，会使转入方不仅不会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还会采取掠夺式开发方式，导致环境污染和土壤破坏，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土地流转后，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原本由众多农户经营的土地转到少数种粮大户和龙头企业的手中，规模化必然使区域内种植业结构单一，农业生产多样性降低，严重时甚至导致生态系统破坏，抵御外界干扰能力降低，区域生态环境恶化。一方面，“农-非”流转模式会使区域内植被覆盖面积减少；另一方面，“农-农”流转模式中，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转入方可能会不顾生态环境的保护而进行超负荷的工程措施。这些都会导致区域小气候的破坏和局部环境的异常。公有制是我国的政治基石，土地流转中的不当或不法行为会使土地成为个人谋利的手段，削弱或撼动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另外，部分抵制改革或别具目的的利益集团可能会利用这种观念上的误区来混淆视听，增大改革成本。
我国是一个耕地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耕地的减少是影响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土地流转可能会从三方面造成耕地减少，从而威胁粮食安全：一是农地流转后可能会使土地用途性质发生改变，即农用地转变为非农用地；二是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流转进行“圈地”，“以租代征”等做法会使原本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土地流转异化成新的“圈地运动”；三是土地流转后，转入方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可能会盲目调整产业结构，将土地用于水产、花果、畜牧等收益更高的生产领域。土地流转涉及多个参与主体的切身利益，如果利益问题处理不当就会引起纠纷，甚至诱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大局。群体性事件主要包括流转纠纷引发型和强制行为引发型，前者指流转主体出现纠纷而产生过激行为，由于涉及人员较多而导致群体性矛盾；后者指地方政府不顾农民意愿的强制性行为遭到农民的不满和反抗，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剧增，一旦有政策空隙，资本就会和权力勾结，使原本有利于农村发展的土地流转演变成腐败的“盛宴”。将上述风险进行整理，可得如表1所示的风险层次结构。
3 数据收集与处理
在确定风险权重上，本文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通过咨询成都市二、三圈层具有丰富土地管理经验的专家，得到层次分析法中判断矩阵的原始数据，并将这些数据进行平均后用于分析。
3.1 构造判断矩阵
将德尔菲法获取的数据平均处理后，可得如下判断矩阵，如表2所示。
以上是准则层的判断矩阵，表示经济、社会、生态和政治等风险间重要程度两两对比的结果，而下面4个表则是4个准则层下各指标间重要程度的两两对比结果，如表3、表4、表5、表6所示。
3.2 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将上述数据输入EXCEL 2013软件，通过列向量归一化、行求和归一化、λ求值等估算步骤，可得到如下数据。
对于表2土地流转各风险类型判断矩阵，计算得：
W1=[0.1593 0.4555 0.1125 0.2727]，λ1=4.1305
一致性指标CI=（λ-n）/（n-1）=0.0435，查表得随机一致性指标RI=0.90，因此一致性比率=CI/RI=0.0483<0.1，通过一次性检验。
即各类风险在总风险中的权重，如表7所示：
对于表3经济风险判断矩阵，计算得：
W2=[0.3494 0.1067 0.4518 0.0921]，λ2=4.2118
一致性指标CI=（λ-n）/（n-1）=0.0706，查表得随机一致性指标RI=0.90，因此一致性比率=CI/RI=0.0784<0.1，通过一次性检验。
经济风险中各二级风险的权重，如表8所示。
3.3 权重汇总
将上述单层权重计算结果进行汇总，可得如下权重汇总表，如表9所示。
在确定各流转方式间风险大小上，本文采用德尔菲法，通过将专家学者的意见进行综合，如表10所示。
3.4 风险评估
通过将各指标权重与不同流转方式在该指标上的得分相乘，可以得到不同流转方式的风险大小。
从表11可以看出，不同的流转方式的风险大小存在较大差异，按风险大小从大到小排列，依次是入股、转让、出租、转包和互换。
而在所有流转方式的风险组成中，“农民失去保障的风险”均是主要风险，这说明土地流转的风险控制要以解决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为重。此外，诱发群体性事件、城市就业压力加大等风险分值也普遍较高，需要高度关注。
其他风险类型虽然分值较低，但风险一旦发生，仍会产生较大危害，所以仍不可忽视。
4 风险控制
4.1 经济风险控制机制
经济风险是土地流转中的主要风险之一，包括农民薄利风险、农村两级分化风险、经营效益低风险和农产品垄断经营风险。
为降低经济风险，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控制。一是完善农村基层组织自治机制，严格按照“公平、公开、自愿、民主”的原则选举产生代表农民意愿的村委会及监督委员会，通过将农民个体组织化，实现话语权的增强；同时，建立畅通有效的农民意愿表达机制，确保农民这一流转主体能真正自主参与到土地流转中来。二是合理、公平分割土地流转收益，确保各要素按照其贡献大小获得应有报酬；同时重视农村“公平”，防止出现利益不均引起的两级分化。三是对土地转入方进行农业生产培训和相关政策倾斜，保证转入方能获得足够收益；同时，严格限定转入方资格，避免土地流转中的盲目性和不规范性。四是注重对农产品市场的监管，严格执行农产品价格控制制度，避免一家或几家企业做大后控制市场的垄断行为。
4.2 社会风险控制
社会风险是土地流转中的重中之重，包括就业压力加大风险、进城农民缺乏社会认同感风险、农民失去保障风险、留守儿童教育风险、乡土文化流失风险等。
为降低土地流转中的社会风险，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控制。一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鼓励创业并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为失地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同时，加大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培训和扶持，通过增强农民就业能力、完善劳动市场等就业帮扶机构使失地农民快速获得就业机会，降低摩擦性失业。二是关心进城农民的生活状况，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向进城农民开放，在交通、医疗、就业、教育上让农民享受正常市民待遇，促进农民更好融入城市生活。三是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完善农村医疗、养老、教育等基本保障的基础上，将农村社会保障与城市社会保障对接；同时，扩大低保家庭覆盖范围，提高补助力度，确保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四是在放宽城镇教育户口限制，着力解决随迁子女教育的同时，重视留守儿童心理和知识教育，鼓励留守儿童志愿教育，在乡镇学校中引入心理辅导老师等。五是重视乡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动画等多种方式将农村的建筑、饮食、风俗、服饰等文化因素进行宣传和教育；同时，鼓励和支持民间艺人的创作和民间艺术的发展，通过市场化运作手段，将民间艺术推广出去。
4.3 生态风险控制
土地流转中的生态风险包括短期化经营风险、丧失结构多样性风险和气候异常风险。相较于其他风险类型，生态风险并不突出，但生态风险发生后影响时间较长且一般难以逆转，因此必须重视生态风险的控制。
为降低土地流转中的生态风险，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控制。一是加快进行农村土地的确权颁证，赋予农民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提高土地流转年限，建立流转前后土地质量的监测和评估，避免流转前后的短期化经营和掠夺式开放。二是鼓励农作物的多元化经营，建立立体化农业种植生态系统，通过作物间互补来提高农业产出，避免种植结构单一带来的多样性丧失。三是严格控制土地用途变更，加大农用地转化为非农用地的审批难度；同时，建立区域生态系统的动态监测体系，建立区域气候异常预警机制。
4.4 政治风险控制
土地流转中的政治风险是相对突出的风险类别，包括公有土地私有化风险、粮食安全风险、诱发群体性事件风险和导致寻租及腐败风险。
为降低土地流转中的政治风险，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控制。一是把握土地流转的大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同时，加大对土地流转正确方向的宣传，避免别具目的的利益集团混淆土地改革性质。二是建立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持18亿亩红线绝不动摇；同时，加大对农业科学的投入，通过开发新品种、建立科学耕作方法、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来增加农业产出水平。三是建立土地流转中利益协调机制，通过畅通利益表达、科学利益分配、调节利益纠纷来避免土地流转中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发生；同时，对农民进行法制宣传，鼓励农民利用有序的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四是约束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避免土地流转成为地方政府为彰显政绩而进行的“面子工程”；同时，加大公务监督和廉政建设，严格惩处权力与资本勾结行为，加大廉政宣传教育，使土地流转真正成为利国利民的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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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菁，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管理。
刘旭玲，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房地产经济。
流转风险 篇4
土地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自古有关其归属和利用的制度设置和运行,都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紧密相连,与社稷的兴衰和人民的福祉息息相关。”〔1〕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三权分置”的政策构想以来,理论和实务界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且取得了较大的成果。2016年5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联合举行了《土地市场蓝皮书:中国农村土地市场发展报告(2015-2016)》(以下简称《土地市场发展报告》)发布会。该报告梳理了我国土地市场的现状,揭示了我国土地市场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同时指出,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①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风险为:农户对信托模式认知不足、对信托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作用不甚了解、对以企业为主导的土地信托流转缺乏信心。②农民作为土地信托流转的潜在委托方,其是否认可土地信托流转是基本前提,更是土地信托流转能否成功的关键。而获得农民认可的基础性条件则是:明确土地信托流转中的权责关系、保障农民在土地信托流转中的利益。为达到以上基础性条件,规则的确立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否则,这将成为阻碍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最大风险。为此,我们着重探讨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中风险控制规则的确立问题。
二、研究之缘起:外在动因和内在理由之综合
诚如梅特兰所言,历经数百年发展起来的信托理念乃是英国人在法学领域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亦是唯一被成功移植于大陆法系的普通法财产权制度。[2]“信托制度也正是肇始于英国土地法中的一些硬性规定。”[3]而在土地信托流转中,风险控制是核心要素。风险控制规则的确立,能够最大程度保障土地流转中委托人利益,平衡土地信托流转的法律关系结构,最终促进整个土地市场的健康发展。
1. 外在动因:“三权分置”背景及研究的欠缺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农业现代化、集体化对于农业生产集约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经济运行模式的改变也导致土地市场上对土地流转需求越来越大。〔4〕毋庸置疑,这样的变化将必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其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城镇可以提供更多的务工机会,在收益权衡之下,更多农民选择进城务工,于是土地逐渐撂荒,“谁来种地?”我国农业发展陷入后继乏人的尴尬境地。其二,由于受父辈逐渐游离于土地之外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农村中大部分“农二代”不会种地、不想种地,“怎样种好地?”我国农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现实困境。其三,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现行社会保障体制的原因,进城务工的农民,很大部分不能享受城镇职工社会保障待遇,“谁来保障农民利益?”更成为直接关系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的紧要问题。为破解以上难题,中央适时提出“三权分置”的政策,以“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为基本导向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权分置”下,所有权是基础,承包权是保障,经营权是核心。政策的目的即是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确认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通过市场化方式流转土地的经营权。土地信托流转作为“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有效方式之一,其实施的可行性、必要性及实施的制度障碍等问题,已有学者充分论证,认为“土地信托流转符合当前实际和保障农民权益的需要,可以成为破解现实困境的突破口,且契合我国土地市场发展的需求”。〔5〕而土地信托流转涉及到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登记确权颁证。二是土地信托流转的风险控制规范。就核心问题中的登记确权颁证问题,农业部在2013年12月25日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已明确表态,③这说明登记确权工作已经高层认证且已进入实际实施阶段;而土地信托流转的风险控制规范这一核心问题,则少有人关注。
检视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可以得知,美国学者Meagan Roach从比较分析视角探究了土地信托模式的改进;[6]在域外经验借鉴上,国内学者则多从事对美国、日本、英国、韩国等土地信托模式的研究。[7~10]大体讲,有从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视角对土地信托流转进行研究,[11]有从宏观层面对土地信托流转中的法律问题及完善对策进行研究,[12]有研究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中的登记制度,[13]有探讨信托流转模式和制度设计,[14]有从信托中信任建立的视角对土地信托流转中相关问题进行研究,[15]还有研究土地信托流转中委托人权益保护,[16]不一而足。但是,在土地信托流转的风险控制规范这一问题上,截今未能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
2. 内在理由:风险的控制是核心要素
“土地产权是农民群众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体现。”〔17〕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逐渐由单一的“生存保障功能”向“生存保障功能+发展保障功能”转化。〔18〕土地信托流转,是“三权分置”政策下土地流转的创新方式,其宗旨是在当前的新常态下,一方面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发展,另一方面增进信托公司的生产收益,以此促进信托流转的良性循环。为达此目的,需要在法律上对这项制度及其风险控制规则进行确认。所谓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的风险,即指《土地市场发展报告》中指出的其存在的具体问题。④其一是,农民对信托模式认知不足、对信托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作用不甚了解,这既表明农民群体对新事物的熟知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也表现出其对自身固有利益能否得以满足,甚至可能有被侵害隐忧的观望态度。为此,这就需在法律规则构建上就信托流转中土地产权、运营中权责配置进行进一步研究。其二是,农民对以企业为主导的信托土地流转缺乏信心,这既表现出农民对政府组织的本能信任,也同时反映出农民对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的边界定位模糊,这同时也需要在法律规则构建上就土地信托流转中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和边界定位进行进一步研究。以上问题,均对土地信托流转的法律规则构建提出了要求。基于此,我们将集中研究土地信托流转的风险控制及其规则确立,包括:由于农民认知不足导致的对其权益保障的障碍、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可能导致的利益不平衡问题等。法律层面风险控制规则能否确立,事关土地信托流转能否顺利推行并健康发展,是土地信托流转中的核心问题。
三、破题与探索:对所面临风险的法律分析
康芒斯指出,如果说支配人类活动的自我利益是蒸汽机的话,那么引导动力的便是制度这台发动机。〔19〕制度的功能正在于激励经济人进行选择、约束经济人不择手段选择以及引导经济人正确选择。〔20〕在当下社会尤其是资本的善行意识成长性微弱的语境下,为保障农地信托可持续发展,尤其需要针对其风险的特异属性出台规制措施。《土地市场发展报告》更是一针见血:因农民对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认知不足,导致其权益保障出现障碍。主要原因是:其一,在“三权分置”的政策背景要求下,所有权和承包权一次分离后再进行承包经营权的二次分离,即再度分离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农民囿于对承包经营权的固有认识,短期内较难改变。⑤其二,承包经营权再度分离后,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性质如何界定,一度在理论界引起较大争议,⑥而争论带来的界定不明晰又加剧了农民对于土地产权的模糊认知,进而影响了农民利用相关规则来维护自身权益。其三,制度的供给未能跟进,利益主体各方的权责界限不清、配置不明,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推进中,政府不能妥善处理与市场的关系,农村发展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失衡问题突出,最终导致农民权益缺乏保障甚至遭受实际损害。由此可见,任何一项制度的设计、规则的确立,都涉及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因此,要明确政府职能以及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尤其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同时,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土地信托流转中,运用信息化工具顺畅土地流转,也必须确立一定的控制规则。且在信息化的背景下,只要涉及到各方权责配置,原理也是相通的,即必须明晰各方权责配置。再者,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利益权衡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的生态权利和信托公司及农业经营企业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对于信托公司经营权益的保护问题,同样也可以归入权益平衡的范畴。《土地市场发展报告》中涉及的上述风险及规范问题,均需通过风险控制规则将其制度化,以保障后续的土地流转信托更加顺畅,最终达致制度设定的目的。
有鉴于此,我们将通过风险控制规则几大样本的综合分析,从土地信托流转中产权的清晰界定、各相关利益主体的权责配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界分、信息化背景下其监管规则的确立、农村发展与生态保护权衡的规则确立等五个方面构建起系统的风险控制规则。并且,需要明晰的是,此规则的构建并非基于土地信托流转中某一具体环节和单个利益主体的微观视角,而是站在推进土地信托流转健康发展全局的宏观高度。
四、借鉴与前瞻:风险控制规则的典型样本分析
自2013年10月中国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信信托”)与安徽宿州土甬桥区政府订立土地信托流转合同、设立国内首个土地信托流转计划以来,我国土地信托流转破冰起航。媒体接连报道出“首都土地流转信托第一单”、“上海土地流转信托第一单”等消息。⑦时至今日,国内先后涌现出的几个较典型信托流转项目,这些项目中,除个别因故出现一些问题外,大部分经营良好。这说明,土地信托流转这种创新的土地流转模式,可以起到促使农民增收,促进农村发展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制度性研究价值。但是,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土地状况、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平衡。因此,单独研究某一典型信托流转项目,难以归纳出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经验。所以,要达到制度创新的效果,必须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信托流转项目,就不同项目中的风险控制措施、规范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从不同项目中总结提炼出对在不同条件下实施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具有一般指导意义和普遍推广价值的风险控制规则。
1. 中信信托———宿州模式
所谓中信信托———宿州模式,是指中信信托与宿州区政府订立土地信托合同,将土地使用权流转至信托公司,并由土地经营企业实际经营土地过程中形成的特殊模式。该模式的操作流程和运行特点有两点。其一,在信托法律关系设立上,农户与村委会签署土地转包合同,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给村委;村委再与区政府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将土地委托给区政府管理;最后区政府以信托委托人的身份与中信信托签署委托合同,将土地使用权流转至信托公司。其二,在收益的分配上,以农民为受益人,采用“基本地租+浮动收益”的分配方式,在项目期限的前几年,采用固定收益的回报方式,固定期限过后,将在固定地租的基础上加上一定的浮动收益。[21]
中信信托———宿州模式作为我国首单土地流转信托项目,其创设的很多做法都具有借鉴价值,如在收益的分配机制上,“基本地租”保障农民的基本收益权,“浮动收益”体现市场对收益分配的自主性调节。这样的收益分配方式,可以调动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同时也体现了市场价值的一般规律。但是,宿州模式中因土地权属确认工作滞后,土地流转前必须征得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村委会的同意,信托委托人由农民最后到区政府的法律关系转换中,农民权益诉求往往被边缘化。虽然土地信托流转最终的受益人为农民,但这一模式不能改变农民在整个信托法律关系中的被动地位。另外,政府作为信托中的委托人,长期来看,其双重角色终将不利于土地信托流转的市场化发展。
2. 草尾模式
所谓草尾模式,是指湖南益阳沅江市草尾镇在土地信托流转中形成的特有模式。该模式较为突出的特点为:土地信托流转整个过程的实施均以政府为主导。具体表现为:政府出资以设立土地流转托管公司的形式搭建起农村土地信托流转平台;组建乡、村两级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一名副职领导专管,各级一把手亲自抓土地信托流转工作;甚至在土地信托流转中,一旦流转大户拖欠农民租金,政府可以出资为其垫付。
作为试点推广实行土地信托流转较早的地区之一,草尾模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有其值得借鉴的地方,如当地政府为了使土地流转顺畅,着力推动实施土地确权颁证和登记工作;政府以自身信用为土地流转平台背书,增强了农民的认可程度;政府出资设立的土地流转托管公司前期不以盈利为目的,有利于引入土地信托公司。
但是,此种由政府主导,甚至由政府承担具体工作的模式,无疑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使原本应由市场主导的土地流转行为的行政色彩过于浓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戈里·贝尔认为:“因政府介入了经济,才衍生了腐败。介入越多,贪污贿赂就越严重,哪个国家都如此。”[22]因此,政府管的太多,管的过细,不仅增加了权力寻租的可能性,而且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信托流转主体关系过于繁琐,也可能导致农民法律地位的弱化,不利于保护其作为合同主体的权益。
3. 北京信托三单⑧综合模式
所谓北京信托三单综合模式,是指综合北京信托在国内设立的三单土地信托项目,将其在设立和运营中的风险控制规则予以提炼、总结而归纳的模式。该模式较为突出的特点为:其一,在法律关系设立上,采用先确权颁证,农民再将土地集中到“土地合作社”,继而由后者作为委托人,将土地经营权作为信托财产与北京信托设立信托;北京信托再将集合后的土地租赁给专业农业经营企业,由后者进行农业生产。其二,在收益分配方上,采用类似于宿州模式中的“固定收益+浮动收益”模式。[23]即信托设立后,农民享有优先受益权,村委会、土地合作社为劣后级受益人;在土地信托设立前期,只有农民享有固定的地租收益,其他主体不参与分配;在固定受益期限之后,农民、村委会、土地合作社按照不同的比例分配浮动收益;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固定收取信托项下货币形式信托财产中一定比例的报酬,并且会在特殊情形下作出特殊的安排。
北京信托三单的综合模式具有较多的借鉴意义,首先,在土地流转前,对土地进行确认颁证,不仅可以进一步确认农民承包经营权,激发其积极性,还可以排除因权利不清晰带来的障碍;其次,成立“土地合作社”,农民自愿将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委托其统一进行管理,由这种自愿性质的组织作为委托人,可以极大的减少行政的干预,强化农民在信托法律关系链条上的地位;最后,其收益分配模式,既保障农民基本权益,又充分的发挥了市场的作用,此方面可以收到与宿州模式相同的效果。
五、保障与规范:法视角下的土地信托流转风险控制规则的确立
1. 明晰产权:顺畅土地信托流转及资产变现
“产权清晰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也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保证。”[24]毋庸置疑,要顺畅土地的流转,则也必须做到产权明晰。在“三权分置”政策背景下,土地信托流转依托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在法律上清晰确认,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承包权属于农户,土地经营权为信托财产即流转客体。现有研究中,有学者认为信托财产不符合独立性要求,[25]这与《信托法》第15条关于信托财产需独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财产的规定不符。我们认为,在“地租社会化”[26]和“债权物权化保护”[27]的大趋势之下,这种在权利属性确认问题上“为独立而独立”的研究已经没有太大价值。中央“三权分置”的政策背景及《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均对信托流转信托财产所涉权利有明确规定,且在现有模式下,土地信托公司将信托流转后的土地反租给农民耕种的做法在实践中也广泛运用。所以,“三权分置”配置下各项权利的属性,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已经明晰,当前只需将这种明晰的产权在登记程序上予以确认,以保障其在流转程序上更加顺畅,在资产变现上更加便利。
同时,《土地市场发展报告》指出,当前很多农民依然将土地确权理解为重新丈量土地。在一些城乡结合部和一些已经划入城市规划区的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比如,当前很多集体承包地划入城市开发区的农民,大都认为确权只是为了将来土地开发时,统计并发放补偿款时的便利。因此,真正落实产权明晰,除应在法律规定上和登记程序上使产权的表现形式更加清晰,还应使“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⑨的基层工作更加细致深入,扎实推进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各项政策。农民产权意识清晰了,信托流转的积极性增强了,土地信托流转政策也才能真正落地。如此,作为土地信托顺利流转前提的产权问题解决了,也即为土地信托流转顺利推进排除了基础性风险。
2. 明确权责:清晰信托流转的权利义务配置
明确信托流转中主体各方的权责配置,是改善农民在信托流转中弱势地位现状,维护农民权益的制度保障。具体而言,除需要明确《信托法》规定的普通信托中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各方的权责外,还需要明确包括地方政府、村集体、土地合作社、农户、农业经营企业等的权责配置。[28]因此,需要明确几点。一是市场在土地信托流转中起决定性作用,信托公司应主导信托流转的全过程,以更加全面的控制风险和平衡收益。二是政府因其资源及信息占有的优势,应当做好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联络角色,改变干预市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防止“越俎代庖”。三是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应发挥其在土地信托流转中的宣传、组织和推动作用,但其角色定位也应仅限于此。现有模式中,由村委会作为委托人和受益人,虽然操作中有其便利性,但北京信托模式的弊端显而易见。在信托流转的制度设计中,应直接将农户作为委托人和受益人,直接参与到信托法律关系中来,至于提供了组织管理和宣传服务的村委会及其工作人员的报酬问题,则可由基层政府和信托公司共同贴补。四是农民作为经济个体,应作为唯一的信托受益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29]
在土地信托流转中,厘清地方政府、村集体组织、农业合作社、农民、土地经营企业等各方利益主体的关系,清晰各方的角色定位和权责配置,能够避免相关主体越界行使权利甚至实施不当干预行为。确立土地信托公司的主导力量,保障农民不可或缺的主体地位,进而基于各主体间自身利益的最佳权衡,最大程度地满足其在信托流转中的权益。当然,这也是最合理且最优化的法律结构配置。
3. 监管适度:处理好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
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则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土地信托流转过程中,政府和市场两者关系的妥善处理,同样重要。农户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中的理性经济人,其行为的理性决策过程必然会使其在固有的资源结构下最大程度地权衡自身利益。〔30〕同理,信托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在风险规避和自身业绩的本能驱使下,同样也寻求最优的项目进行经营。所以,在信托法律关系上,委托人及受托人的确认,完全可以由市场进行主导。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即当好“守夜人”的角色。〔31〕具体而言:一是在尊重市场基本运行规律的前提下,按照“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尊重和发挥农民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土地信托流转或者说“三权分置”的宗旨,就是为了更大程度的保障农民权益,如果在实施中出现大量损害农民权益的行为,那么,这种“忘了当初为何出发”的改革将没有任何意义。二是政府作为监管部门,应严格控制土地非农化、非粮化,并对土地流转中非农化、非粮化倾向进行严格把关。在具体操作上,政府可以广泛发动民间力量,鼓励村、村小组建立保护耕地联合会等类似组织,加强对流转后土地的巡查,建立起土地保护的政策学习和与政府部门顺畅沟通的长效机制。三是做好“牵线人”和必要时的关系平衡者,在必要的时候将政府信用引入到信托流转中,10作为过渡时期推动土地信托流转顺利发展的支撑。除了市场自主调节外,政府还应做好土地流转的“推销员”,通过各种途径引进资信良好的信托公司流转土地,并在必要时调节好委托人与受托人双方关系。
再者,在当前市场保障居主导地位的背景下,解决好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也应以市场为主导,政府起协助作用。土地作为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生产要素,[32]其选择流转及产生收益的方式也应该由市场主导,政府不应过多干预。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也应明确自身定位,发挥主导作用。
4. 依托信息:“互联网+”监管规则的确立
2016年5月,农业部、发改委、中央网信办等8部门联合印发《“互联网+”现代农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11《实施方案》提出的全面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目标,为今后土地信托流转提供了依靠路径,但这同时也为信托流转中“互联网+”规则的确立提出了要求。且据统计,我国目前仅手机网民的数量就达7.8亿,占总人口的56.9%。12由此可见,信息化作为一种趋势,已经深入到普通民众。综上,《实施方案》及统计数据体现了土地信托流转中信息依托的趋势及可行性。因此,扩大对信息及信息工具的使用范围,降低信息流通的成本,〔33〕无疑可以促使土地信托流转中规则构建进程的加快。
在土地信托流转中,构建“互联网+”规则,即是在“互联网+土地信托流转”的基础上,构建起规范整个信托流转过程的规则。考虑到互联网信息流通的开放性,且各地信托流转土地条件差异性的现实,为了便于有效信息的流通及对流转行为的规范,建议应以省级农业部门为主导,搭建起本省土地信托流转平台,并且整理出现有的相关制度性规范,上传至平台,以便于查阅和参照实施。对于一些特殊地区及情形需要制定特别规范的,由省级农业部门根据具体情况,提议人大或政府决定规则的层级并制定颁行。在平台运营过程中,由农业部门主导监管。农民在注册平台时,需将农户户主信息上传进行身份验证,验证后才能将待流转土地信息进行挂牌。在将土地信息挂牌时,必须公布包括土地三维图片信息、专业的价格评估报告在内的必要信息,用于核验该土地的基本状况。同时,禁止已经流转的土地再次挂牌,造成平台信息混乱和对资源的占用。土地在平台上交易时,必须做到信息的公开、透明。土地公开信息需包括:待流转土地的面积、剩余承包经营期限、土地使用性质、流转预期价格等;信托公司公开信息需包括:公司相关信托资质、以往信托流转项目及目前经营状况、对预流转土地基本条件要求、预支付流转费用或利润分配方式等。信息的公开、透明可以最大程度的匹配需求,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也是防止虚假交易和违法操作的最佳方式。
5. 生态监控:流转中生态保护规则确立
在浩浩荡荡的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之下,农村成了生态的最后一块净土。虽然城镇化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但城镇化也是很多地区生态污染的罪魁祸首。对土地经营权进行信托流转后,土地经营必然向集约化、专业化发展,这也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导致生态负荷,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造成污染[34](可能造成的污染及其种类见下图)。因此,在农村土地信托流转过程中,应确立生态监控和生态保护规则,切勿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以使土地信托流转进入良性发展循环。
为此,在生活性污染和生产性污染的管控上,需要构建起完整的生态保护规则,以使农村生态环境不遭致破坏。首先,土地信托公司及农业经营企业作为进入农村的“新物种”,需要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上承担起一定的责任。在准入门槛上,地方环保部门需实质审查其相应环境资质,对拟进入农村进行生产经营的企业,必须在5年内无重大环境违法行为,其管理人员或直接项目责任人员也参照此标准执行。其次,农民作为农村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和环境治理的直接受益者,应在法律规范的层面确认其生态权和生态参与权,并辅之于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让农民生态权和生态参与权真正落地。[35]再次,构建农村生态环境平衡保护机制,即在信托流转土地经营权、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的同时,平衡好二者间的关系。[36]信托企业及土地经营企业需承担起部分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农民也应增强生态保护意识,切实保护农村环境。最后,作为兜底性机制,也即农村生态环境被破坏后的补救措施。实践证明,以往简单直接的生态补偿机制已经不能在根本上起到生态补偿的作用了。因此,应引入参与式生态补偿机制,除直接的生态补偿外,造成农村生态污染的主体也应参与到生态的治理和修复之中,这种补偿机制可以与直接生态补偿机制相结合,相互促进,真正起到对破坏生态的补偿效果。[37]
六、结论:规则下的创新驱动
在规则的规范和引导下,农民的土地相关权益进一步确认,既保障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又保障其对土地的流转权利;土地信托流转利益相关主体权责明确,各司其职,权责配置更加清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界限更加明晰,既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体现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应有职能;在“互联网+”的背景之下,信息化工具的运用规则更加明确,有助于依托信息化工具促进该项制度更好的向前发展,使农村发展和生态保护利益更加平衡,有利于农村的持续发展。因而,毫无疑问,我们在文中构思的相关措施及规则,可以为土地信托流转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扫清风险障碍,从而达到制度实施的目的,进而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
流转风险 篇5
土地流转是土地产权在不同经济实体之间的流动和转让, 是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前提条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实现了城乡土地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 农地物的和信用的使用价值的统一。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推算, 到2006年, 全国农地流转率达16.0%, 中国农地流转面积已占耕地面积的近1/5。“十二五”以来, 农地流转将更加活跃, 预计今后三十年内, 仍是中国土地流转的高峰期。
近年来, 有关土地征用、经营权流转、补偿费分配纠纷等案件逐年增多。据调查, 土地问题引发的社会冲突约占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 农民上访60%以上和土地有关, 仅2007年, 全国共查处和纠正损害农民土地权益问题达211万多个, 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了目前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达到6000多万, 且呈增长趋势。而部分基层政府在追求地方经济发展和缓解本级财政困难的双重动力之下, 试图争取更多的农村土地流转利益, 低价流转农地, 或对变更农地性质的行为不闻不问, 其结果导致农民权益损害日趋严重, 农地流转风险越来越大。随着农村社会的重构、失范、农地流转风险的裂变、耦合, 农民权益问题将更加突出。由此可以判定:土地流转风险管理不仅是土地经济学问题, 而且是涉及农民权益、关系农村社会稳定的土地政治学问题, 迫切需要对农地流转风险进行防范, 以缓解农村社会矛盾, 回应农民群体合法、合理的权益诉求, 从而对于稳定农村、把握大局、和谐发展, 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不确定性分析理论及其方法和技术突破性进展, 不确定性和信息经济理论及其分析方法和技术在商务、安全保障、金融投资、政府行政及公共政策等研究领域受到多方重视, 并被广泛应用于组织 (企业) 风险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中。由于农村土地流转本身所固有的、不同于工商企业的特征, 使得上述不确定性和信息经济理论及其分析方法和技术在农村土地流转风险管理分析中具有了新的特点。基于此, 在对比和借鉴西方管理学者在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考虑到西部地区农村土地流转风险的特殊性, 本文以农村土地流转风险防范为手段, 以农民权益保障为目标, 识别和评估农村土地流转风险, 探索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 保障农民权益和公平正义得以实现, 为风险管理理论、方法及技术研究与农村土地流转研究的结合从而开辟风险管理理论应用的新领域, 提供一些尝试。
二、农民权益保障:农地流转风险管理的内在动力
根据当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村土地流转只能是土地使用权流转。土地使用权流转是农户把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的承包经营权让给他人或其他经济组织, 保留承包权, 转让使用权。近年来,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 农村土地征用和流转面积不断增加, 村集体和地方政府与农民利益分配问题、农民与农地流转后的经营主体间的关系问题伴随而来。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 必须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事实上, 农民维权的目的多是要求补偿受损的利益和实现村民自治, 或是要求解决失地又失业问题。一旦利益诉求被长期压抑, 那么一些突发事件便会成为农民权益维护的载体, 若再被少数违法者或敌对势力利用, 农民维权的群体行为就可能演变成为暴力性、破坏性极强的对抗性社会冲突, 加剧社会风险。
针对目前因农民权益受损而诱发集体性维权事件频频发生的现象, 要保障农民权益, 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基层政权的稳定, 关键在于农地流转中加强对农地流转风险管理的制度设计。长期以来, 基层政府对农民权益流失后采取“大闹大解决, 小闹小解决, 不闹不解决”政策, 一旦某些群体性事件产生了不良的示范效应, 极易因个别事件引起利益相关者的心理共鸣, 使参与人数及区域不断增多和扩大, 从而对国家的法制秩序、治安秩序、交通秩序造成冲击和破坏, 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稳步推进, 流转速度越来越快, 流转规模逐年扩大, 流转大户不断增多, 流转作用更加明显, 流转风险也逐步显现。土地流转风险管理是指拥有农业用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其土地使用权转让, 它涉及到风险防范的预警机制、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处置四个方面内容。我们重点探讨农地流转中风险识别、风险处置以及与此相关的流转农户的权益保障内容。因此需要加强国家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 让农民真正了解自己的权利与义务, 并提高基层干部和农民的风险识别与防范能力, 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改善干群关系;要整合多部门、多层次、多主体的社会资源, 构建农村风险应对机制, 对不同类型的社会风险采取不同的风险应急预案, 及时回应农民诉求, 遏制冲突的不断升级恶化;要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农业合作社等民间力量在农村纠纷中的调解作用, 发挥各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解决机制, 发挥各级人民法院在农村纠纷中的诉讼解决机制, 构建起农民权益流失后的多元救济机制。
三、农民权益损害根源:农地流转风险识别
1、土地流转的经济风险
近年来,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全国有近亿亩农村土地被征用或流转。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 因为体制的障碍及限制, 农村土地在流转过程中, 农民的土地流转增值收益难以得到保障, 低价征用农村土地成为农民利益受损的一个最突出表现。农村土地征用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有限, 出现大量失地、失业农民。失地的补偿标准落后是造成失地农民巨大损失的主要原因, 落后的补偿标准难以保障失地农户的生计, 难以弥补因为土地征用造成的损失。
2、农村土地流转的社会风险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之前, 土地是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农村土地流转后农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再就业问题。一方面, 流转农村土地实现规模经营会使大量农民失去劳动的对象, 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 转移劳动力后的就业问题、住房问题, 以及给城市带来的教育、医疗、文化等配套设施承载力压力, 都是农地流转中的社会风险因寨。因此, 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如果不能充分考虑失地对农民就业问题带来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3、农村土地流转后的经营风险
在流转期限内, 流转业主由于经营项目选择不当, 经营亏损, 流动资金不足, 或者经营管理不善等经营原因, 导致流转业主无法持续经营而带来的风险。
4、农村土地流转后的权益受损风险
由于土地流转多发生在区位条件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近郊以及城镇附近, 普遍的认识是农地将在不远的将来被占用, 因而较少考虑农地转用对农户的影响, 也未制定切实有效的保障措施。但这种远期风险的存在, 对统筹城乡建设始终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对所涉及的农户也是一个长期的预期威胁。
四、农地流转风险管理机制创新:农民权益保障的实现
1、宏观防范措施
(1) 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机制。首先, 建立完整的农地流转中介组织, 包括资产评估机构、法律咨询机构、市场咨询机构、金融服务机构、科技研究机构。其次, 加强对流转业主方的资信情况、履约能力、项目效益、风险、以及农业经营能力等进行考察和审查, 对不具备流转资质的单位, 不准参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从而规避和防范流转风险。最后, 建立农地流转的市场化流程。农地流转的市场化交易流程, 应从制定农业产业规划开始, 根据规划确定农地流转项目, 再通过市场竞争的手段, 采用拍卖、招标、挂牌等形式, 进行规模经营主体的选择, 使整个农地流转更具有竞争性和公平性。
(2) 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提倡和支持土地流出方向受让方提取一定的风险保证金, 专户储蓄, 共同管理, 探索建立风险保证金制度, 合同期满如无违约, 则如数退还风险保证金本息, 一次性流转土地规模较大的, 可以实行流转行为担保, 切实保障流转双方权益。加强对业主的生产经营指导和跟踪管理, 帮助解决流转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增强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有效防范和化解流转风险。
(3)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实现农地的流转, 需要摆脱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将农地作为单纯的生产要素, 进入流转领域。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的转移, 需要有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承接。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需要使农民“少有所育、老有所养、生有所靠、病有所医”, 即需要保证农民在教育、养老、就业、医疗等方面享有与城镇居民同样的保障。
(4) 建立纠纷调处机制。积极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试点, 建立协商、调解、信访、仲裁、司法等多渠道的流转纠纷调处机制, 有效解决土地流转纠纷, 维护双方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
2、微观防范措施
在农村土地流转风险管理中, 从微观角度主要是采用风险回避策略 (risk avoidance) 、风险转移策略 (risk transfer) 、风险保留策略 (risk retention) 、损失避免策略 (loss prevention) , 并分析微观策略的有效性与局限性问题。具体分为三个步骤。
(1) 事前防范———农地流转前的风险防范。农地流转前进行的风险防范具有全局性, 对整个流转过程风险控制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一阶段需要充分分析农地流转的必要可行性。要做好当地经济条件和农民流转意愿的尽职调查。在经济条件允许, 且农民有意愿流转农地时, 才可引入规模经营者。
(2) 事中防范———农地流转过程中的风险防范。对规模经营者的选择必须慎重。由于农地流转市场机制不健全, 现阶段应由政府组织对规模经营者的考核。可以通过对规模经营者的资产数量和质量、信用记录、经营业绩等考察其经营能力、抗风险能力、收益能力。以减少规模经营者经营不善、抗风险能力弱, 而引发农地流转项目失败的风险。合约的签订, 需要考虑农地流转规模、期限、价格、用途、收益分配方案、违约惩罚措施。农民素质水平较低, 为避免不平等条约的出现, 合约签订阶段需要法律机构的参与。
(3) 事后防范———农地流转后的风险防范措施。农地流转项目运营阶段, 为防止规模经营者的人员管理风险、收益不公平风险, 和违约风险。需要对农地流转项目进行定期检查, 并由中介组织进行农地流转项目的运营安全评级、收益能力评级等, 发挥市场的监督监管作用。
摘要：土地流转是土地产权在不同经济实体之间的流动和转让, 是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前提条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有关土地征用、经营权流转、补偿费分配纠纷等案件逐年增多, 农民权益损害日趋严重, 农地流转风险越来越大, 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了目前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土地流转风险的防范和农民权益的保障, 需从宏观和微观加强管理, 确保农民权益得以实现。
关键词：土地流转,风险管理,农民权益,防范机制
参考文献
[1]穆瑞丽: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障的风险分析与规避对策[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0, 21 (1) .
[2]刘志英、王沁:“失业”农民工的再就业培训[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3) .
[3]李中、洪必纲:中西部地区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风险研究[J].经济纵横, 2012 (6) .
流转风险 篇6
一、两种模式概述
(一)九龙坡模:“宅基地换住房、土地换社保”
1.“宅基地换住房”模式。九龙坡区按照“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要求,拿出原农村宅基地的20%左右,集中兴建城市化住宅小区,剩下的80%左右的农村宅基地指标被置换为城市建设用地,多得的土地出让金等收益被用来补贴农民购房。例如,九龙坡花卉园区清河、高田坎和高峰寺三个村共有740 亩属于农村建设用地,按照城市小区建筑密度,只用原来20%的建设用地,就可以解决全部农民的住房问题,安置1 200 多户,平均每户100 平方米(主要户型为80 平方米)。其他80%的建设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新建住宅成本价每平方约900 元,售给农民580 元,差价部分从城市建设用地的土地收益中支出,农民原有的旧房拆迁补偿每平方米270 元,加上旧房面积比较大,农民基本上在不花钱的前提下,每家就可以住上80 平方米的高标准的城市小区住房[7]。
2.“土地换社保”模式。根据九龙坡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试行办法》,在自愿的基础上,农户将农地出租给村集体,出租金额按照稻谷每亩平均产量折算约1 000 元/亩,再由村集体流转至镇或区,镇或区政府将腾出来的土地出租给有实力的企业和个人。这种模式的特征在于促进了龙头企业与农民的合作,实现农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例如,九龙坡花卉园区清河、高田坎和高峰寺三个村在用宅基地换住房后,剩余的3 000 多亩耕地统一流转到花卉园区,由园区统一招商用于发展花卉产业。确定每亩地流转费用1 500 元,其中100 元为村级工作经费,50 元为社(村民小组)经费,考虑到农民进城务工的收入仍不是十分稳定等实际情况,其农地流转的收益仍归农民所有,流转后农民每亩地每年可得1 350元收益。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租,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可在附近的农业园区或城镇企业打工,以企业为依托解决社保问题,并享有固定土地收益,实现持续增收。
(二)长寿模式:“股权+ 红利+ 工资”
长寿区石堰镇麒麟村5 个村民小组共508 家农户,2006年4 月,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在资金共筹、财产共有、决策共定、风险共担、盈利共分、充分自愿的前提下组织股份制合作经济体。麒麟村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评估作价253.42 万元,作为公司注册资本的一部分。这种“龙头+ 公司+ 农户”的农地入股模式,使龙头企业、公司和农户形成了紧密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公司完全实行企业化管理,直接供应拥有市场网络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获得了稳定的原料基地,克服了千家万户分散种植、分户管理的种种弊端,降低和分散了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公司利润按股权分红,农民既可外出务工,也可受雇于公司获取劳务性收入[8]。
二、两种模式风险分析
(一)九龙坡模:“宅基地换住房、土地换社保”风险分析
1.操作风险。采取“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会保障”的模式虽然使农民可以享受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各种社会保障,并且还可以通过农地流转得到不小的收益,但是,由于全国范围内的农地流转政策并不明晰,九龙坡区的农地流转操作也尚处在摸索阶段,再加上政府要为农民转变为市民支付数额较大的社会保险,因此,这种模式的收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难落实到位[9]。
2.合同风险。合同风险一般分为订约风险和履约风险。九龙坡区农地流转中,流转主体之间已从流转初期的私下流转、口头协议逐步过渡到通过签订流转合同并在村委会备案。然而,由于农民的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农地流转经验缺乏,流转信息不对称,订约时难以将所有事项考虑周全,导致合同的非完全性,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形成订约风险。而如果流转主体另一方在流转期限内,由于其主观原因,不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以致给另一方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就会形成履约风险,不管哪种模式下的农地流转,都有可能面临合同风险。
3.土地“非粮化”风险。土地受让方为了获得经济效益最大化,选择非农生产,如政府监管不到位,就会出现农地“非粮化”问题。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非粮化”的农地流转能够迅速带来短期效益,最容易提升政绩,也就成为地方政府最乐意支持的流转方式。甚至有一部分土地受让方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以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随着农地流转的加速,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数量将会进一步减少,粮食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10]。
4.土地资源浪费风险。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当农民用宅基地换得住房后,农民搬入新住房,这些住房一般远离其先前耕地,造成耕地耕种成本增加;加上耕地瘠薄,收入甚微,有的农民不愿意对农地投入,有的甚者放弃了耕种,致使大量农地荒芜;而通过宅基地置换获得土地的开发商把资金投入到房地产的开发项目上,而农民的宅基地也只是把房屋推到后,再也没有进行有效的利用和开发,造成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
(二)长寿模式:“股权+红利+工资”模式风险分析
1.失地风险。“入股”作为一种投资行为,必然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农民以农地入股后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失地风险。农民以土地入股,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了公司,意味着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土地的生产经营权,农民和公司共同承担风险。一旦股份制公司出现资金流转不畅、经营方式不当等现象。如果公司倒闭,按照《破产法》的规定,债务人必须用现行所有财产清偿所有债务,作为股东的农民就可能永远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11]。
2.社会风险。农村土地是维系农民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就业机制的关键砝码,一旦土地实现较长周期的流转,农民实际上将会失去在土地上就业的权利。失去土地权利的农民就业可能有两种走向,流入城市打工或者留在农村成为雇工。但是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经济实体的吸纳能力都是有限的,一旦土地大规模流转之后,极有可能会导致大量农民失业,将会危及到社会安全[1]。
3.法律风险。宗胜公司中实际“农地入股”的农户有508户,但注册股东只有26 人。这26 位注册股东是村民们推选出来的股东代表,由他们代理全体入股农户的股权。这些匿名股东和注册股东之间通常依靠血缘关系和社区信任建立起平等的关系,但是,一旦出现纠纷,这种关系就很难维系,届时匿名股东的权益将很难得到法律的保护(吴红缨,2007)。由于其股权的特殊性,“股田制”公司需要有很强的抗风险能力。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农地流转,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流向城市背景下的一种必然趋势和现实选择。广大农村在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基本方式进行农地流转外,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农地流转新模式。重庆市在突破一般农地流转模式的探索中,形成了最有地方特色的九龙坡区“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会保障”模式和长寿区“股权+ 红利+ 工资”模式。但农地流转模式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农地流转中风险问题还非常严重,理应引起高度重视。
流转风险 篇7
一、农村土地流转的风险分摊
(一) 农村土地流转的内涵
根据政策, 农村土地流转包含两点:一是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流转时所有权属性不变, 流转的内容是农村土地的使用权;二是流转土地不得更改土地的使用规划。农村土地流转是土地这一稀缺资源其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 通过专业代理机制, 实现农村土地的集约化、规模化的高效经营。同时将分散的所有者即农民从低效率的农业活动中分离出来, 鼓励这部分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二) 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主要风险及分摊必要性
1. 主要风险。
(1) 农业生产的季节性风险。农业生产的自然因素突出, 一般农产品的生产周期都在一年左右, 部分农产品的生产周期需要五年左右, 如苗木、果木。在漫长的生产周期中各种自然灾害和市场需求变动都有可能发生, 并且这种波动还没有明确的分布形态特点。 (2) 农产品价格的波动风险。2008年以来, 中国农产品经历了大蒜价格暴涨、绿豆价格暴涨、猪肉价格暴涨等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事件。这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农产品期货市场, 没有农产品交易价格稳定机制。短期内, 农产品价格在题材炒作和游资的攻击下容易出现大起大落。 (3) 农村土地流转的违约风险。当前中国并没有明确统一签订农村土地流转的主体资格, 也由于流转中抵押物的缺失, 合同签订后容易出现违约现象。如流转中多次转包, 造成主体不明;多方签订流转合同, 造成经营权不明等。
2. 风险分摊的必要性。
从以上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风险描述可以看出, 仅仅依靠土地流转的合同约束无法在现行农村土地流转价格下成交。以兴化市竹泓镇为例, 曾经引入果蔬合作社项目。该项目一期工程在该镇北张村流转土地200亩, 为扩大生产规模, 出资人2009年打算再流转土地400亩, 流转价格是每年每亩600元。由于和直接种植收益比较, 这一价格明显偏低, 所以当地农民普遍不愿签订流转合同。如果要满足农民的价格要求, 投资方就有可能发生逆向选择, 即改变农业用地规划, 向着土地投机或是农产品经营投机方向发展, 这和中国开展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目标相违背。因此, 进行风险分摊是有必要的。
二、农村土地流转证券化的可行性
1.土地流转证券化的含义。如前所述, 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 流转的不是所有权而是承包到户的经营权。因此土地流转证券化是农村土地经营权或使用权带来收益的证券化。证券化的本质是对土地这一资产未来收益所形成的现金流进行交易, 把缺乏流动性的土地变为流动性强的金融资产。这一名词的全称应该是农村土地经营权 (使用权) 收益流转的证券化。
2.农村土地流转证券化的可行性资产证券化的发源地和发展地都在美国, 这一金融技术的核心是提高标的资产的流动性, 通过证券形式将投资风险转移到众多投资者, 从而提高资产的安全性, 活跃资产交易, 促进相关行业的发展。技术本身是中性的, 关键在于交易制度的合理性和投资者理性, 防范和控制金融杠杆的风险。证券化成功的要点可以描述为两点:标的资产或融资项目收益的稳定性;证券的良好信用评级。我们将从这两点来探讨中国农村土地流转证券化的可行性。
3.农村土地价值及其投资收益的稳定性。中国将农村土地分为耕地、宅基地、林地、山地、四荒地和其他, 不同类型的农村土地类型其收益区别较大。中国已经取消了农业税, 并且实行农业补贴政策, 农村土地收益有一定的基数。符合市场要求的农产品单位价格上升快, 如水果等。
4.农村土地债券信用评级的基础较好。中国的国债市场和公司债市场发展了一段时间, 培育了一定的信誉评级的市场环境和中介机构。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 包括政府、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法人等。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加大了债券评级的外部要求和动力。另外, 邻近的经济区域台湾早已出台关于土地债券交易和评级的相关法规, 可以作为我们进行这方面专门立法和操作的有益借鉴。
三、农村土地证券化下风险分摊的方案建议
1.农村土地经营权与所有权进一步分离的法律化, 降低违约风险。证券的标的资产内容是证券市场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来源。农村土地流转证券的标的内容应明确为有一定土地用途范围的土地使用权及其收益。农村土地的这些权利需要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和规定, 保证证券内容的稳定性及合法性。目前中国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 承包到户。需要通过法律形式来实现土地的经营权与所有权进一步分离。即农民没有具体地块的经营权, 而是获得一定数量和质量等级的地块经营权凭据。当市场交易价格有利于农民直接经营时, 农民选择卖出凭据收回地块经营权。反之, 农民则持有凭证, 获取相应的分红收益。较之于现状, 农民没有了具体资产的直接占有, 农民的利益也更需要法律的保护。中国已有的法律依据是《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
2.采取债券形式实现信用增级, 降低系统风险。农村土地流转内容仅限于土地经营权, 因此, 债券形式是较好选择。在债券形式下, 投资者对标的资产形成收益的索取权, 而没有对资产的所有权, 不会影响中国土地国有的基本制度安排。同时, 债券的保本性质能提升证券的信用等级, 增强市场投资者信心。
3.多元化投资主体参与分摊风险。当前投资农村土地的主体主要是农民和政府。农民直接经营土地, 国家给予一定的农业补贴。证券化后的农村土地流转中, 目标是吸引大量的规模经营的农业企业和项目投资者、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投资者。规模经营的农业企业和项目投资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组织者。这类型投资者将打破中国农业的家庭经营模式, 把零碎的地块统筹经营, 根据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在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下, 这些专业化经营者促使土地产出明显提高。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是资金的供给者, 为现代农业发展和城镇化提供合理利率水平的资金支持, 改变农业发展依靠农户自身资金积累的模式, 突破农业发展的资金瓶颈。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设计出适合农业发展和城镇化项目的保险产品, 进一步市场化转移风险, 提高投资的安全性。
4.土地流转证券化框架描述。图示涵盖了前文所述的三个要点, 即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法律形式下的分离和确认;SPV主导建立以土地经营权和收益权为内容的资产池, 由保险公司或担保公司作为交易履约的担保机构;证券公司作为承销机构向投资者出售证券化的流转权。
四、农村土地资产证券化的可能障碍与对策建议
1.证券化的法律体系不完善, 权利和义务难以规范。关于土地流转的法律主要是《土地管理法》, 其中没有关于土地经营权的市场化原则安排。这使得在土地流转中经营权的价值规范空白, 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不清。
2.农民土地流转证券化的概念接受困难。中国城乡差异大, 农民的保障少, 因此, 农民占有土地成为传统思维。根据媒体报道, 各地都出现了农民抵触土地流转的现象。如果要土地流转证券化, 农民还不能一次性的获得土地流转收益, 这对于缺乏投资认识和投资信心的农民而言更难接受。在这一问题上, 加强宣传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 从根本上缓解农民的投资焦虑, 树立投资信心, 即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程度, 实现保障制度上的城乡统筹。
3.农村土地证券化的评估和风险估计专业化程度质疑。农村的土地地质、地貌、区位区别巨大。要进行估值, 一方面, 中介机构要有专业化的评估人员, 另一方面, 中介机构和当地的金融机构应有密切关系, 能准确的知晓地块的历年收益情况与债务负担情况等。
4.参与者动力不足。土地流转的参与者主要有农户、金融机构、农业企业和地方政府等。其中, 政府有推动工业化的征集要求, 动力充分。但农户、金融机构和农业企业行为动力缺乏。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行为动力是收益增加并获得与土地占有类似的保障。如果土地流转只实现了农户和土地的分离, 农户就没有行为动力。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来源于资本的逐利性, 即土地流转过程中提供可靠的抵押物并取得经营效益, 否则, 金融机构没有行为动力。农业企业的参与动力与之类似。要提高参与者的热情, 核心还是稳定土地的经营权。其次是建立中国土地金融制度, 以国家财政为支撑, 保证土地证券的价值。农村土地流转有了权利和收益的双重稳定, 参与者的动力必然具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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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风险 篇8
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逐步推进, 流转规模逐年扩大, 规模经营主体和涉及流出农户不断增多, 各种潜在风险也逐步显现。与一家一户的家庭承包经营相比, 规模经营主体经营成百上千亩的土地所面临的风险则更大,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1天长市农村土地流转概况
近年来, 天长市大力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引导发展农业规模经营, 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形势。流转面积不断扩大, 覆盖农户不断增多, 村组整体连片流转趋势明显, 种植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成为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的主体。截至2015年底, 天长市共流转土地约31 333.33 hm2, 占耕地总面积的52.9%, 涉及土地流转农户58 000多户。全市流转面积6.67 hm2 (100亩) 以上的有1 033家, 计2.83万hm2;流转面积33.33 hm2 (500亩) 以上的有223家, 计1.55万hm2;流转面积66.67 hm2 (1 000亩) 以上的有54家, 计8 066.67 hm2;流转面积333.33hm2 (5 000亩) 以上的有5家, 计2533.33 hm2。
实践表明, 通过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确实为天长市的农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变化。一是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 规模经营效益明显体现;二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被解放出来从事第二、三产业, 增加了农民收入;三是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 农业科技推广有了新的支撑点;四是农业生产结构有了新的调整, 加快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从总体上看, 天长市农村土地流转呈现出健康发展的态势。
2土地流转种植大户所面临的风险
2.1自然风险
主要表现为各种自然灾害 (如洪涝、干旱、极端异常气候) 以及病虫害重大疫情等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危害。此类灾害往往是毁灭性的。天长最早的种田大户宣有林, 承包的第一年就遇到洪水, 损失很大。2011年天长市发生稻曲病, 许多种植户的稻谷霉变, 不仅产量大幅下降, 价格也大打折扣。自然风险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是任何一个种田大户都不能回避的。
2.2经营与管理风险
主要表现为种植大户由于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不足以及经营管理能力缺陷而产生亏损。第一, 资金风险问题。购买化肥、农药、种子, 兑付农民租金都需要资金。种植面积33.33hm2 (500亩) 左右的, 可能需要周转资金30万~50万元, 加上租金30万元左右, 有时需要60万~70万元。如果没有这么多资金储备特别是不及时兑付农民的租金, 信誉就会受损, 麻烦会接踵而至。第二, 技术风险问题。农业技术是一个真功夫, 来不得半点虚假。现代农业更讲究科学种田, 有时选择什么品种就决定了能否赢利。现在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多数是用机插秧, 如果没有过硬至少是过关的机插秧技术, 极有可能面临风险。第三, 信息不足的风险。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 农民是一个弱者, 面对政府政策、技术、农资市场、农产品等一系列信息, 收集信息不可能很全面, 如果遗漏关键信息, 造成的风险不容低估。第四, 管理风险问题。经营上的关键就是管理, 对种田大户, 特别是33.33 hm2以上的大户尤为重要。土地面积越大, 越不好管理。管理的风险无处不在, 管理的漏洞无处不有。如果没有相应的管理技术, 很难产生效益。
2.3市场风险
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成本的不确定性和农产品价格的不稳定, 以及遭遇经济衰退或通货膨胀等原因, 给种田大户造成的影响。近几年, 化肥、农药、种子价格逐年增长, 粮食价格也一路上涨, 并时有波动。如果农资价格比粮食价格涨得快, 种粮效益会被压缩, 甚至种粮不赚钱。粮价时有波动, 种田大户防不胜防。2010年糯稻价格平均维持在3.6元/kg, 而到了2011年, 全国糯稻种植面积大、产量多, 价格下降到2.8元/kg。由于供过于求, 粮食加工企业收购时晒干扬尽, 实际收购价格可能就在2.2~2.4元/kg。但与此同时, 籼稻收购价格却上涨, 2011年天长市杂交稻的价格最高飙升到2.98元/kg, 目前还在2.6元/kg以上。
2.4政策风险
主要表现为国家宏观调控、财政货币制政策以及产业政策调整和变化对农业生产经营连续性的影响。比如, 国家在不断调整粮食收购价格, 最低收购价格一直在上升。同样, 国家一直提倡在适度规模经营, 稳定双层经营的基础上, 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些政策同样从大方向上影响种田大户。
2.5农民的违约风险
农民因为种种原因而单方面宣布毁约的事情屡有发生, 给种田大户造成的损失也难以估量。农民的合同意识很差, 他可能因为国家给的补贴多, 粮食价格上涨了, 或者年老不愿意外出打工而回家种地等原因, 单方面毁约。
3防范风险的对策
上述5个方面的风险, 每一个都可能给种田大户带来很大影响, 甚至让他们陷入亏损的境地。“辛辛苦苦忙几年, 一夜回到包田前”的担忧有可能变为现实, 有的已经成为现实。对待风险, 既不能畏惧, 也不能回避。只有充分认识, 才能积极主动地采取综合措施, 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 趋利避害, 变被动为主动, 切实维护农村土地流转双方的利益, 更好地推动农村土地规范、有序、健康流转。
3.1与流出户签订规范、有效的土地流转合同
调研发现, 种田大户与流出户都对流转合同的意识非常淡薄, 随意涂改、表达不清、权责不明比比皆是。与流出户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是一件严肃的事, 必须认真对待。一是该签字的要签字, 该盖章的要盖章;二是要用规范合同, 可以到各乡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去复印。合同具有法律效益, 受法律保护。如果随随便便, 一旦产生合同纠纷, 就会付出代价, 给双方带来诸多麻烦。
3.2成为种田能手、管理能手和营销能手
首先, 要成为种田能手。现代农业技术日新月异, 对提高产量至关重要。要多学习, 多实践, 多请教专家, 不能只凭着老经验办事。只有自己成为行家里手, 才能指导雇佣的农民, 多产粮、产好粮。其次, 要成为管理能手。种田大户不都是事必躬亲, 需要雇佣一批农民。人性都有懒惰的弱点, 怎样调动他们劳作的积极性, 是有学问的。可以分级管, 成立几个组, 由组长管下面的农民, 种田大户只管组长;也可以分片管, 明确责任, 分工到人。对于管理优秀的, 给予奖励。有些种田大户的收成普遍不如农户, 就是管理不到位、粗放经营的结果。最后, 要成为营销能手。同样的农产品, 给不同的人来卖, 价格可能不一样, 这是因为个人的营销能力不一样。有好收成, 也要有好收益, 这就需要种田大户懂得一些营销策略和技巧。种田大户只有成为种田能手、管理能手、营销能手, 才能取得成功。
3.3认真研究自身状况, 合理安排种植规模
大户的种植规模, 与大户的资金储备、技术管理能力和营销水平直接相关。种田大户要充分认识自身的经营实力和能力, 量体裁衣、量力而行, 确定合理的流转面积, 不能盲目地进行面积扩张。一般33.33 hm2 (500亩) 是一个分水岭, 高于这个种植面积, 对经营者的要求很高, 切不可好高骛远。
3.4尊重市场规则, 不要哄抬租金, 扰乱土地流转市场秩序
种田大户都应该对种田成本有所了解, 种植面积13.33~20.00 hm2, 小麦、水稻成本大约在7 500元/hm2;而种植面积33.33 hm2以上, 稻、麦各自成本大约在9 000元/hm2。如果每公顷租金 (流转费用) 达到3 750 kg稻谷, 种植面积33.33 hm2以上, 麦、稻各收6 000 kg (籼稻) 才能保本。这个产量对许多大户来说, 还是很难达到的。不能把眼光仅盯在滁州市和天长市1 500元/hm2和750元/hm2的奖励上, 地方政府的补贴是暂时的, 2012年之后滁州市和天长市的补贴已经取消, 更不能为了多拿到土地而搞恶意竞争。
3.5主动与政府有关部门、龙头企业、银行对接, 争取他们支持
种田大户普遍缺技术、缺信息、缺资金, 为此, 要经常与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农业局、科技中心、植保站、土肥站、种子站及农机局、水利局等联系, 争取他们在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支持。粮食产品最终要到市场去, 要与相关粮食企业联系, 生产适销对路产品。同时, 也应与相关银行多联系, 争取得到他们的资金帮扶。
3.6加大投入, 完善相应的硬件设施
种田大户以规模取胜, 但如果田不平、沟不通, 无法进行机械作业, 就没有优势可言。所以, 根据自身财力, 进行适当的农田整治必不可少。把小田改大田, 便于机械操作, 做到旱涝保收。对经营区域内的有关水利设施, 也要进行改造 (当然能争取到村、镇投入更好) 。对于大户, 大型农机具也是不可缺少的。同时, 有些大户可能也要进行晒场与仓贮的建设。当然, 要反对小而全, 晒场与仓贮投入动辄几万、十几万。如果多家合作或与粮食企业、粮站合作更好。这些硬件设施可以帮助大户战胜自然灾害, 减少损失。
3.7要在高产高效的农业上下功夫
现实证明, 种田大户的亩产量普遍没有普通农户高。如果有条件的话, 应该尝试种植高效农业, 不能单纯种植一麦一稻, 例如可以种植蔬菜、花卉等。同时, 要加大“三品一认”, 搞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及产品产地认证。现在食品安全非常重要, 大家不仅要吃好, 而且还要吃的安全。
4结语
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农业发展新的趋势, 也是天长市加快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必须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 继续鼓励和支持农村土地流转。同时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切实维护农民权益和种田大户利益, 切实加强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风险防范工作。每一个种田大户要本着对自己、对家庭、对他人、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从事生产经营, 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和事业心, 种好田, 赚好钱。政府、相关管理单位、各规模经营主体和农户要各负其责, 严格按照政策要求和合同约定, 共同确保天长市农村土地规范有序、健康安全地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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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风险 篇9
一、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现实需求
伴随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国农村逐步形成了目前的发展现状。一是农村劳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土地二轮承包时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 大量劳力向其他产业转移。二是种粮经营成本高、收益低。靠天吃饭、粮食价格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块经营导致种粮收益低于其他行业, 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三是配合城市发展建设规划。城市的急剧扩张, 工业园区的不断涌现, 形成了对农村土地的刚性需求。四是农村经济发展迟滞不前, 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为彻底扭转这种局面, 2004年中央在《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中提出:“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 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并于2005年正式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土地流转是指土地使用权流转, 即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将土地经营权 ( 使用权) 转让给其他农户或者经济组织, 只保留承包权。其后, 在历年的中央文件中, 对土地流转都进行了相关论述, 尤其是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 明确提出农村土地确权 ( 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 以及征地制度改革 ( 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
毫无疑问, 实行土地流转政策是自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制以来农村财产制度的重大变革, 对农村经济、乡村治理都将产生重大影响。通过放开土地的转让权、出租权、入股权以及抵押权等举措, 进行土地的合并, 扩大经营规模, 提高土地产出。以此为突破口, 增加农业收入, 提高内需对经济的拉动力。2013年9月,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称, 农村土地改革进程的文件已下发至河北、辽宁、吉林等18个省市, 在不突破现有土地利用政策、土地使用标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流转土地不用于商品住宅建设的原则下, 将有28个试点县正式启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此次政策调整受益方将涉及农业服务流通企业、农业机械产业链以及农田水利建设企业等相关 产业。
二、土地政策调整带来的经营风险
受制于多种因素制约, 基层农业生产企业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 主要表现在土地流转转入和生产环节及土地流转政策上。
( 一) 土地流转转入环节的风险
一是土地流转操作不规范。由于缺乏统一规范的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市场和具体管理实施细则, 现实中对租期、租金等标准缺乏统一规定, 导致土地流转存在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另外, 即便签了合同, 合同的约束力也是单方面的, 只要求农业生产企业在合同有利农户时履行合同, 不利农户时农户则不按合同履行。二是流转面积难以准确计量。农村普遍存在的荒田、荒地面积承包给农户时是按打折后的面积, 但签订流转土地合同时, 农户却要求按实际面积进行租售的情况, 形成流转后的面积难以精确统计。三是土地的基本情况难以掌握。当地农民对于土地面积、土地的肥沃、贫瘠程度以及灌溉条件能准确掌握, 但由于信息不对称, 农田水利建设设施较差, 水、电、路建设落后, 地处丘陵地区, 地块小且不平整的土地往往处于土地流转靠前的位置。四是保险机制不配套。目前, 由于城乡二元化发展的差异,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机制并未建立完善, 部分农民担心土地全部流转后的生活, 思想上仍存有顾虑。
( 二) 农业生产企业生产环节的风险
农业生产企业在生产环节还面临许多难题, 投入的资金是否能如额收回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发展。在实际操作中, 主要有以下三点决定因素: 一是种植品种的选择。种植品种的选择要根据品种的性质、虫害情况及收割时间而定, 只有适合本地生长的品种才有可能保证企业获得实际效益。二是气候条件的制约。农业是极其脆弱的产业, 从育苗、播种、成长、收获等各个阶段都要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三是存在生产基地分布分散、水田管理难度大、人工费用高的情况。
( 三) 土地流转政策上的风险
一方面中央政府在土地流转的资金扶持政策还处于试点阶段, 在扶持资金、税收政策、技术指导、降低经营风险等方面的组合拳政策还未形成合力。地方政府对央企参与经营的企业更是采取多取少予或不予的态度, 特别是对于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频繁出现的纠纷也未建立调解制度, 不利于促进土地流转工作的顺利推进。另一方面农业贷款政策不明确, 贷款难度大。在农村传统结算方式下, 农业生产企业的现金支出往往占据很大比重。例如生产资料、人工成本、租田成本都需要现金支付, 但是土地流转取得的经营使用权是不确定产权, 企业无法用其进行贷款抵押, 制约了企业的规模化经营。
三、案例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土地流转制度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从以下案例出发, 对政策调整后的资金风险发生原因及过程进行分析, 以期对类似情况起到借鉴作用。
按照中储粮总公司建设田间到餐桌产业链规划, 购销公司尝试参股本地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E公司) , 实行土地流转转入, 规模化种植水稻。在资金扶持上实行参股与预付收购款相结合的方式。从目前的运行状况来看, 由于土地流转是个新生事物, 且没有现成模式可供借鉴, 中储粮企业参与产业链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 一) 控股农业公司情况
E公司属于本地较大规模的农业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元, 3人共同持股, 法人代表: 王某, 登记日期: 2007年10月7日。目前, 全部股份由王某1人持有, 其余股东已退出。E公司用一台烘干机入股, 占30% 股份 ( 已协议、未注册) 。另外, 王某用300亩水田与他人合作经营, 按每亩1000元投入, 王某占60% 股份。2008年E公司流转水田1762亩, 流转山地360亩, 截至2009年已累计流转水田12 334亩。
( 二) 案例中风险
一是土地流转转入环节的风险。2010年E公司流入的荒田荒地面积在整个流转面积中占较大比例, 以致开荒前期投入大 ( 要2、3年才能收回成本) , 粮食产量较低 ( 亩产不到600斤) 。由于大部分流转水田不是自流灌溉且水田漏水严重, 需要抽水灌溉, 修复水路、田埂, 费用高, 资金投入大, 有的田块抽水电费高达40元/亩以上; 同时农村“间花田”多, 不利于规模经营和机械作业, 人工管理难度加大, 管理人员增加, 造成管理成本大幅提升。
二是农业生产企业生产环节的风险。 ( 1) 品种因素。2009年分公司要求所种水稻全部种植优良品种, 如亚华451、马坝油粘、湘晚籼13号、湘晚籼17号等, 这些品种的产量比其他杂交水稻低, 且不抗稻瘟病, 稻杆带甜味, 易感染病虫害, 蜢子危害尤为严重, 比常规稻要增加大量的农药成本和人工成本, 造成费用增加, 产量下降。 ( 2) 气候因素。2009年在早籼稻生产期, 由于天气不正常, 发生“空心谷”现象, 造成早籼稻普遍减产。7月上旬洪水致使中稻禾田全部水淹, 对禾苗生产不利, 需增加人工清洗泥沙和消毒, 费用40元/亩, 并且对产量带来不利影响。 ( 3) 布局因素。8个生产基地点, 生产基地分散, 生产管理人员年龄偏大, 工效偏低。如有的稻田杂草丛生盖过禾, 有的稻田禾苗长势不一, 有的稻田治一次虫没有效果。 ( 4) 协调成本因素。由于邻里纠纷、阻工、争穗现象时有发生, 费用花费多, 协调成本高。
( 三) 应对措施
一是采取合作为主, 控股为辅的联合形式。中储粮企业应从外部宏观信息方面给予农资企业指导, 少参与实际田间耕种。同时, 在试点阶段控制经营规模, 小批量投入资金。就目前经济形势看, 由于种粮仍属于效益较低的产业, 大规模经营不可取。例如南方地区存在的双季稻种植, 完成收割、整晒、播种等工作基本要控制在半个月以内的时间, 如果种植规模太大, 受制于现有条件, 容易耽误农时, 影响收益。
二是选择合理的种植环境。在土地流转的选择环节, 注重民风好、土地肥沃、农业生产基础建设较好、自然灌溉条件较好等细节, 最好能够依托种粮大户, 建设核心示范基地。例如选择种植品种时, 要吸取前期选种时出现的问题, 因地制宜, 积极开展不同品种的区域化分类, 比照挑选适合本地气候条件以及环境因素适合种植的粮食品种, 避免由于品种因素导致的增加农药和人工成本, 提高费用, 降低产量。
三是做好预算统领收益工作。租田成本、机械设备购置资金、种子、农药、化肥、人工成本、协调成本构成了流转土地的总体预算。在核算时, 应分块核算收入、成本、资金运转情况, 以便掌握每块田地的成本费用情况。中储粮企业在恰当时机应做到清晰、详尽了解农业生产经营企业的实际流入水田面积、品种种植、收获时限、晒场 衔接和就近入库等情况, 避免资金的流失。设定专人跟踪各个环节, 尤其是收割季节, 从而避免企业预付收购款对应的粮食可能被农业生产企业转卖、抵押、抵费等情况, 致使收购资金形成坏账, 企业出现资金风险。
四是充分利用政府支农惠农政策。中储粮企业投资农业生产服务规模化, 需要利用现有的相关支持政策, 不能盲目投入, 不计成本产能支出效率。例如农业生产机械设备具有服务时间短, 服务成本高, 回报率低, 占用资金大, 使用期不确定 ( 最长不超过十年) 等特点。如果按照服务费、折旧费、电费、维修费等项目收取服务费, 仅就烘干机一项就达每吨150元以上, 提高了粮食成本, 因此, 只有因地制宜, 从实际出发, 从效益出发, 从成本出发, 以预算为统领, 以筹划为核心, 才能确保企业资金不流失, 才能确保土地流转工作取得实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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