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舆论形象

政府舆论形象（共9篇）

政府舆论形象 篇1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的欲望明显增加,而近年来突出的一个明显问题是: 人们通过媒体了解政府工作以及很多负面消息,对政府的形象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在这里我想研究一下媒体舆论对政府形象的影响及对策。

一、传统与新兴结合———舆论媒体的发展

经过多年的发展,尤其是近三十年来的发展,传统媒体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发达的程度。我们通常把平面媒体叫做传统媒体,包括电视、报刊、广播。以往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定时定点的通过某种媒介来了解信息或进行娱乐,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有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人本来就是进化程度高的动物,会对未知的事物产生好奇, 并且会有比较强烈的信息交流愿望。当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之下,人们开始不满足于单向的信息获取,产生了更强烈的双向交流愿望,于是网络孕育而生。我们之所以把电视、报纸、广播这种平面媒体叫做传统媒体,正是相对于网络媒体而言的。网络媒体的出现弥补了传统媒体在沟通性上的欠缺,人们在网络上参与讨论和发表自己的意见,有了很强的参与感。所以可以说,网络媒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政治参与的热情。人们有了沟通渠道,就有了参与的愿望。

当然,网上的消息有真有假,这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辨别,不要盲听盲从。但是网络确实让人们看见了社会上日益凸显的问题,揭露社会现象,反映社会问题。所以我们要看到网络媒体的优点,发扬网络的优点,并且把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相结合,更好地为人们服务。

二、媒体舆论对政府形象的影响

媒体舆论的发展对政府的形象起着双重的影响,在一方面起着积极作用,有利于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另一个方面,也起着相反的影响, 对政府形象起着消极作用。为了防止消极影响的蔓延,就需要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的引导,规避风险。网络新媒体的优点很多,方便快捷,信息量大,互动性强等等,但网络由于它的特殊沟通形式,也就是匿名性,使得人们敢于说话,甚至话语过度偏激等问题。由此而来更大的问题是, 网上一部分消息的可靠性值得深思,小部分人为了自身利益或者完全是自娱自乐地编造一些虚假的消息,来诽谤别人或社会团体组织,造成了很恶劣的社会影响。

媒体充当着政府的形象代表,也是政府的公关方式,随着科技传播的影响,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使传播的范围和环境都受到了影响。 政府对媒体的可控性大大减弱。信任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运转的基础,一个先进的社会或者国家,执政者与人民之间应该是充分信任的关系。这种信任应该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政府的施政理念是否获得民众认同; 二是政府制度及公共政策是否公正合理; 三是政府职责能力和执行力是否到位; 四是政府公共形象是否具有德望。

三、拯救政府形象的办法和对策

当一件事情所有方面的细节都完完全全的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 危机公关是不存在的,因为事实已经形成,每个人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而在当代社会中,很多事情中的细节是不方便被透露的,包括政府机密,或者某些暗箱操作等。在突发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政府采取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

在网络时代,互联网成为了各种思想交流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网民比较自由的发表各自的意见、监督政府的行为。有关政府应对稍有失误,就会受到网络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强烈质疑或批评,使民众对政府产生抵抗心理。拯救政府形象,要从多方面入手,我们先从和本文最紧密的说起———媒体。

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无论是传统与新潮,运用媒体给自身做宣传。 首先是SORRY,在危机发生后,政府应该首先放低姿态承认错误,危机既然发生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受哪个政府管辖,这些政府部门就脱离不了责任。以往的事件中我们看到太多政府换顾左右而言他,找各种客观原因来推卸责任,而高明的危机公关告诉我们,第一时间认错是最正确的,也最不容易做到。

然后是SHUT UP,这里的闭嘴,就是指政府找各种各样客观理由来推卸责任。政府应该始终把自身形象放在首位,了解公众,倾听他们的意见,确保公众情绪不会转移到反对政府的方向。永远不要和公众辩论谁对谁错。

还有SHOW,刚才说的闭嘴,是不能和公众争辩,但务必重视和公众沟通,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与新闻媒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主动把事情真相展示给公众,不要试图挑战公众的智商来愚弄公众。

最后是SATISFY,让公众满意,“公众利益至上”是危机公关的根本, 政府制定公关政策时,尽量站在受害者方面考虑问题,让解决方案能和受害群体的期望值相一致。这是危机公关4S原则。

做到服务型政府,就要政府从公众利益出发,从长远利益出发,制定政策、执行政策。政府不再是以往的暴力统治者,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者。司法应该独立,是对腐败最有利的监管。政府的政务公开和官员财产公开,要改善媒体和政府的关系,只要政府从自身改变,剔除那些腐败分子,媒体舆论自然会向有利于政府形象的方面去报道,这样会形成良性循环,不仅利于政府形象的恢复,还有利于政府和媒体、人民关系的改善。

参考文献

[1]彭兰.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关键变革[J].青年记者,2009(2).

[2]田卉,柯惠新.网络环境下的舆论形成模式及调控分析[J].现代传播,2010(1).

政府舆论形象 篇2

今天网络发展日新月异，借助网络，尽管很多人坚信，目前已经进入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但是，大家更坚信，无论个体通过麦克风发出的声音如何嘹亮，他也无法替代新闻媒体的价值。毕竟，新闻媒体兼具汇集舆论和引导舆论的能力，而这一点，是任何个体都不能实现的。尤其是在引导舆论方面，无论从权威性还是专业性，新闻媒体是任何其他媒介都无法替代的。

作为X网，毫无疑问，我们的权威性绝不仅仅停留在“ ”这一口号上。在引导舆论方面，X网不仅在政治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专业素养上，也能够始终保持严谨练达，坦荡慎独。也正因如此，X网能够在舆论引导方面能坚守大局，又能赢得网友信赖，在很多新闻突发事件和热点事件中起到“一锤定音”的价值。概括起来，在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方面，我们主要有以下三点体会：

首先，先发制人，争取信息的第一发布权，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从传播心理学来看，受众对新闻的知情权上，存在“第一印象”效应，即先入为主效应，对事件的第一个报道往往最具影响力。因为无论什么声音当它第一时间占据了人们的脑海，不管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后面想再用新的声音去覆盖它都是非常难的事情。

而且，在多次采访报道过程中，我们认识到一点，信息发布的及时与否是主动与被动的分界线。无论是从早前“杞县钴60辐射谣言造成恐慌”汲取的教训，还是从新近“郑东新区为何不是鬼城”报道中积累的经验，我们都深刻的体会到，新闻媒体一定要抢占第一落点，树立“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理念。

然而，有些时候很多突发事件发生后，在没有形成热点之前，由于媒体不具备了解事实的强制力。所以，媒体通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了解详细情况，这就要求各宣传部门也应强化主动意识，能够起到第一时间建立沟通协调的应急机制，甚至迅速担当起信息发布人的责任。一旦信息公开不及时，政府的声音就不能主动在第一时间传播，让谣传跑到真实信息前面，致使后果难难以控制。

其次，未雨绸缪，要加强舆情分析研判，奠定引导舆论的基础。

一般来说，重大突发事件通常都会形成热点问题，而相关的信息也会在很短时间内呈几何速度增长，舆论的关注点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散射状，即由最初的单一表象议题向多点的深层的议题扩张。

当一起突发事件发生后，如果在最初阶段不分主次地把所有的问题都呈现出来，不分阶段地加以引导，最终将造成局面的不可控性。另外，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带来的重大影响不难预料，而“小事件”的破坏力往往隐藏在表象之下，事件处置主体和新闻媒体容易思想麻痹，反映迟钝，举措失当。因此，要加强从事件

主体、事件性质、舆论环境等方面的分析研判。这就需要政府和媒体全面监测舆情，研究分析热点问题发展演化的可能趋势和特点，寻找合理的对策和疏导办法，从而有效化解负面公共舆论影响。

同时，政府和媒体还要掌控舆论引导的重点和节奏，在信息披露过程中既要稳妥有序，又要对公众进行动态引导。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突发事件形成热点问题后，通常就是考验政府和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虽然它不能决定人们对事件的意见和具体看法，但是通过提供客观准确的信息和安排相关议题，确实可以有效地引导人们关注那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

政府和媒体除了需要全面监测舆情，掌握境内外各媒体和社会公众对事件以及处置工作的反应，实施高密度舆情监测外，平时就要组建一个包括资深新闻人士在内的舆情分析团队。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第一时间集合力量，共同进行舆情研判，并准确把握媒体和公众的疑问，确定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的内容、时机和节奏，使每次新闻发布能够及时回应媒体和公众的疑问，形成政府与受众良性互动的局面。对舆情收集和研判要伴随突发事件新闻发布的始终，根据舆情制定新闻发布策略，通过新闻发布引导舆论，进而改变舆情。

最后，以人为本，政府和媒体要多一些人文关怀，树立舆论引导的权威。

舆论一定程度上是民意、民心的“晴雨表”。社会舆论充分反映了民声、民意、民智，对此绝不可因其不“悦耳”而低估、漠视、抵触。尤其是在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多一些人文关怀，尊重公众的智商和情感，而不能满足于对公众进行生硬的灌输式传播，甚至习惯于通过行政命令和行政手段（“封”、“堵”、“压”等）对付公众舆论，殊不知如此做法有时会适得其反。

当然，以人为本并不意味着一味顺从。政府和媒体在舆论引导的主旨上，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在报道此类事件的过程中一定要客观、准确、充分、到位，不能捕风捉影，更不能迎合流言，一味挑逗公众的情绪，这才是真的以人为本。

在一些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中，有些媒体为了自身利益和所谓的新闻性，有意形成一些对立矛盾，以吸引更多的眼球，其造成的结果往往是不可预期的。

政府舆论形象 篇3

一、网络背景下政府舆论危机的特征

媒体是塑造政府形象的双刃剑。一方面, 其作为信息传递的中介, 在政府危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 也会夸大和放大危机, 让民众对政府行为产生不信任感, 引发公共治理成本的上升。所谓的媒体管理, 并不是政府在维系政府形象时, 凭借其政治权利对各类媒体的言论自由进行控制, 而是通过科学合理的手段对各类媒介进行规范与引导, 建立媒体管理体系。

(一) 传播迅速, 具有突发性

微博、微信公众号、媒体客户端和网站等“文图视”并用, 争先恐后地在第一时间发布事件的最新进展情况。新媒体为公众掌握最新信息带来了便利, 信息传递具有无时空限制及互动性特征, 但也对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突发性危机, 政府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应对措施。2015年6月, “东方之星”客轮沉没事件发生后, 除了救援行动争分夺秒, 新闻媒体也在进行信息发布速度的比拼。

(二) 影响深远, 波及范围大

微博、微信公众号、论坛、贴吧等自媒体实现了“人人都有话语权、人人都是监督者”, 公众可在网络上自由、即时地发表看法, 使得很多未经证实的不实言论四起。如果不及时控制, 其冲击力、破坏力及带来的危机将会波及很大的范围, 可能使某些局部问题上升为政府危机。例如, 在2015年8月的天津爆炸案中, 有人在微博和微信上发布信息称天津已混乱无序, 超市、商场等场所被抢, 更有人声称距天津爆炸120公里外的任丘市有强烈震感。这些言论经网络传播后, 加剧了公众的恐慌感和对政府监管不力的不满情绪, 使得危机事件升级。

(三) 危机控制难度大

网络的隐匿性和虚拟性, 满足了公众实现言论自由和发泄对现实不满的需求, 导致各类信息鱼龙混杂, 不实信息的流传会让公众质疑政府的执政能力, 产生政府公信力危机。加之网络监管能力和力度又存在着诸多不足, 政府要对其进行有效监管控制, 还存在较大的难度。

二、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根源

(一) 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冲突激增

自2010年起,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在191个经济体中, 2015年中国人均GDP只排到第76位。贫富差距扩大化、 三农问题、官员腐败、教育改革和医疗社保等一系列问题突出。 同时, 许多富有代表性的冲突事件也先后挑战着公众的眼球和心理承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 面对这些社会问题, 如果无法及时安抚公众情绪, 做好危机管理, 会让某些社会问题快速变为政府舆论危机。例如, 2016年4月海南海口琼华村暴力拆屋事件, 拆违事件中联防队员打人视频被上传到网上, 引发全国高度关注。事实上政府拆除的是村民违建的建筑, 但由于政府危机管理意识不足, 未能恰当处理政府与被拆迁群众间的利益关系, 现场处置也存在一些疏漏, 导致不知真相的公众舆论一边倒。特别是由于部分人对社会和政府存在不满情绪, 政府一旦出现失当行为, 便会成为公众首先谴责的对象, 导致舆论危机爆发。

(二) 政府行为缺乏公众信任

在任何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 社会运行成本必然会大幅增加。“社会文化中缺乏信任将给公共制度的建立带来极大的障碍。那些缺乏稳定和效能的政府的社会, 也同样缺乏公民间的相互信任, 缺乏民族和公众的忠诚心理, 缺乏组织的技能。”[3]在网络社会下, 有些网民并没有耐心花时间与精力去明辨真相, 一旦政府的“灭火”行为不符合他们的自我价值观念和逻辑思路, 便会简单粗暴地发表质疑, 当舆论浪潮足够大时, 政府的治理行为就变得十分被动。

(三) 政府危机公关和媒体形象管理意识薄弱

面对网络媒体的迅速崛起, 多数政府部门公务员还未及时转变观念, 不重视网络对政府执政过程的影响力, 公关意识薄弱, 缺乏对媒体形象管理的足够重视, 认为网络舆论只是一些民众的个人看法, 无法形成社会力量。造成事件发生后, 政府丧失了第一发言权, 授人以柄, 危机愈演愈烈。同时, 网络条件下, 一条新闻可以迅速成为全国热门事件, 如果相关部门对网络传播及危机事件的严重程度过于轻视, 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澄清回应, 就会使得危机事件朝着不利、负面的方向快速发展, 甚至升级为群体性事件。

(四) 危机事件中信息不透明

政府对于许多敏感信息的传播依旧凭借其政治权利进行控制, 这使得很多民众无法准确掌握事实真相。[4]在事件发生后, 如果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 民众在寻求事件真相而又无法及时获取信息的情况下, 易产生不满情绪。在2015年6月的南京“宝马肇事案”中, 面对媒体对“毒驾”“掉包”等信息的质疑, 南京市交管局没有选择将该案的执法进程透明化, 没有及时将事故原因告知公众, 回应力度欠缺, 导致民众质疑事件的官方处置。特别是当前很多媒体为吸引读者眼球, 往往在报道中加入了更多的煽情和猜测的信息, 易激化公众的不满情绪, 使得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形象更加负面。

(五) 新闻发言人制度不完善和媒体应对能力薄弱

2016年, 中国的各类网站有330万, 网民7亿, 手机用户9亿以上。[5]中青年主要选择网络媒体获取社会信息和各类新闻, 网络媒体平台已成为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很多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是由各部门的负责人或主管人员兼任的。在危机事件当中, 很多政府官员明显缺乏应对新媒体的能力和经验, 或者官话连篇、避重就轻, 或者选择沉默不语, 这种态度往往会使得政府的公信力下降。2015年8月的天津爆炸案中, 虽然天津政府方面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 但是媒体对事故根源的追问, 官方始终以“事件原因尚不明确”来搪塞, 以“根子还是不严不实, 监管不严格, 追责不落实”敷衍回应。作为政府官员兼新闻发言人, 回应媒体时, 要增强自己的媒体意识, 充分考虑到网络舆论对事件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政府官员在媒体面前表现得“手足无措”或是“不屑一顾”, 易产生政府执政能力不足的印象。

(六) 媒体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

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 使原有的媒体管理制度已跟不上发展现状。目前, 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2007年8月30日)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07年1月17日) 中只有几条与媒体管理相关, 立法上尚存在 “跟不上、管不住”的问题, 存在很大的空白。没有有效的法律保障, 大大增加了中国政府管理媒体的难度。

三、政府媒体形象管理策略

政府需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 通过良好的自身行为, 使得社会公众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对政府的正面印象。同时, 还需有效提高政府的媒体管理能力, 从社会公众的角度出发, 有效利用网络媒体对形象塑造的作用。

(一) 强化政府媒体形象管理意识, 提升基层政府人员的媒介素养

在舆论危机频发的环境下, 必须加强政府公务人员媒体形象管理能力培训, 规划与媒体打交道的策略。在面对媒体时, 政府发言人必须注重自身的着装和言行, 强化媒体敏感意识, 在出现突发事件时, 要做“第一手信息源”, 并善于利用媒体宣传, 引导社会舆论, 积极推动突发事件的解决。

(二) 健全媒体管理法规范, 正确引导舆论方向

应当通过增加和完善媒体管理的相关法律规章制度, 为政府实施积极有效的媒体管理策略提供法律保障。在完善管理法规时, 应秉持“法治对表达自由持最小限度原则, 是底线标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网络没有第二套标准;政府依法行政, 法无授权不可为, 政府的管理不可能无处不在”。[6]政府应当引导媒体自觉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切实发挥正面宣传的积极作用与舆论监督的补充作用。同时也要联系民众、突出民声, 将公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展现出来, 从群众关心的角度发掘媒体新闻的积极引导作用。

(三) 构建媒体管理应急机制, 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

应急管理分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首先要建立完善的危机预警机制, 及时收集、分析和处理各类信息, 提前察觉潜在危机, 掌握主动权。其次, 危机发生后, 应第一时间将事件的真相做权威性公布, 使信息透明化。最后, 通过对舆情的监测和分析, 引导舆论, 化解危机。制定完善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首先, 新闻发言人制度应该专业化、专职化和团队化, 改变由部门领导兼任的做法;其次, 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法规, 促进制度法制化, 将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与公众知情权以法律形式明确下来;最后, 新闻发言人应当转变思想观念, 以解决问题的真诚态度, 承担信息公开的责任。

(四) 巧用新媒体, 建立政府话语权

2015年, 微信每月活跃用户已达5.49亿, 公众账号总数已经超过800万个, 微博月活跃用户数已达2.12亿人。因此, 政府部门要综合考虑新媒体受众的活跃度、传播力、覆盖度等, 除了建立政府网站外, 也要学会利用新媒体提升政务传播效果, 建立政府话语主动权。《2015政务指数微博影响力报告》显示, 政府微博已成为很多部门和地区政务建设的“标配”, 并保持了较高的活跃度和广泛的影响力, 给互联网舆论场带来强大的正能量。“僵尸账号”“官腔账号”和“应付账号”则成为网友诟病的短板。政务微博应努力让公众“看得懂、听得懂、 能监督、好参与”, 发挥政务微博在网络舆论场中的积极推动作用。总之, 要重视发挥新媒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提升公共服务的品质和效率。

总之, 随着网络的深度普及, 媒体和公众对社会公共事件的密切关注, 对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和政府公信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此新媒体环境下, 中国政府如何应对网络舆论危机、 实施有效的媒体形象管理策略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只有尊重事实和公民的知情权, 正确利用媒体的传播导向作用, 使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利益趋于一致, 才能化解危机, 构建政府新形象。

参考文献

[1]颜如春.现代政府形象管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1-500.

[2]丁猛猛.公共危机中的政府形象管理研究[D].西北大学, 2008:1-150.

[3]塞缪尔·亨廷顿 (美)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 1996:26-27.

[4]王海涛.政府传播基础理论研究:概念、渠道和模型[D].山东大学, 2005:1-152.

[5]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DB/OL].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NIC) , http://tech.sina.com.cn/i/2016-01-22/docifxnuvxh5133709.shtml, 2016-1-22.

别总让舆论倒逼政府部门去作为 篇4

9月19日上午，一段拍摄于一个多月前的视频“修水县城南派出所女警发飙打人，丑态被拍！”引发网民热议并被广泛转载。这段时长20多秒的视频显示，“发飙女民警”将桌面上的文件甩向来派出所办事的梁女士，边扔边骂，随后被其他民警劝离现场，在场的小朋友也被吓得哇哇大哭。

一时间，网上舆情鼎沸，“发飙女民警”蒋某及其所在派出所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修水县公安局随即开始了一场“危机公关”：作出辞退蒋某的决定，并对当时在场的值班民警进行通报批评。于此同时，在全局户政员中开展教育整顿活动。另外，修水县公安局相关领导就协警蒋某的失当行为上门向当事人梁某道歉，梁某对公安局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修水县公安局的一连串后续补救措施不可谓不给力，使得发酵的舆论逐渐平息，也算是亡羊补牢，犹未晚矣。但是政府部门如果只是满足于平息舆论，每次都是在事件引起舆论发酵后才被迫采取补救措施，最终政府的形象及公信力必然会大打折扣。就这次事件而言，如果当地公安局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就给予妥善解决，而不是等到事发一个多月后，肯定不至于造成现在这么恶劣的影响。

政府舆论形象 篇5

信息传递观主导时期:政府驾驭和控制媒体, 以期塑造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信息传递观认为, 信息的运动处在一个基于一般传播学意义的过程中, 即强调“信息在空间内的传布, 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 目的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 (1) 。其核心理念是信息传递的工具性和目的性。该理论最初运用于政治传播领域, 突出政治传播中政党和政府的主体地位, 即政党和政府为了实现某种意图, 试图通过媒介影响甚至控制信息的接收者, 以产生对自身有利的效果。从新中国成立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 这段时期的政府从信息传播的源头便着力通过渗透了自身价值观的媒介信息干扰公众的思维, 从而影响其对政府的评判。这段时期按政府干预媒体新闻报道的程度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改革开放前, “泛政治化”思维主导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为适应阶级斗争和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需要, 党和政府控制下的新闻媒体“专事宣传”, 媒体的其他功能基本处于隐退状态。这段时期, 党和政府对认为有损自身和社会主义形象的信息的公开报道施加重重阻力, 即便被报道, 也是负面新闻正面化, 报喜不报忧, 爱吹不爱批, 企图掩盖真相, 甚至编造新闻、制造假新闻。这一观念集中体现在对突发性灾难事件的处理上, 即新闻报道要在遵循“灾害不是新闻, 抗灾救灾才是新闻”的原则下开展, 站在人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充分肯定人的精神与力量。 (2) 因此, 灾害事件的受害者往往被一笔带过。如在1976年《人民日报》关于河北唐山大地震的报道中, 24万多人的生命被“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一句话轻轻带过, 而在之后的相关报道中, 24万人的死亡悲剧化成了“饱满的革命热情” (3) 。

二是改革开放后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 这段时期, 随着“泛政治化”思维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新闻报道基本符合新闻本质和人们对信息的需求, 但在“正面宣传为主”原则的指导下, 作为党和政府“喉舌”和“工具”的媒体通常只限于报道正面新闻, 政府“压新闻”现象时有发生。在对非典事件的前期报道中便体现了这一思维:2003年2月中旬到4月初, 先是南方媒体大面积辟谣, 紧随其后的是全国媒体集体失语。由于人们无法从主流媒体上获知有关非典的充分信息, 电子媒介和谣传便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 由此造成小道消息满天飞, 社会恐慌加剧。媒体的“沉默”也加快了非典的传播速度, 最终使一种地区性传染病迅速蔓延至全国甚至成为世界性传染病, 以致丧失了最佳的治疗和控制期, 最终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国际国内形象。

仪式传播观主导时期:政府“善待善用善管”媒体, 在与媒体的良性互动中构建自身形象

美国学者詹姆斯·W·凯里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传播, 提出传播的“仪式观” (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 , 这一观点的提出打开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也为构建政府舆论形象开启了新思路。

凯里认为“传播”一词与“分享” (sharing) 、“参与” (participation) 、“联合” (association) 、“团体” (fellowship) 及“拥有共同信仰” (the%possession%of%a%common%faith) 这一类词有关。 (4) 传播仪式观“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 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 强调文化的共享, 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 相对于传递观强调信息传播的“工具性、因果关系和单向流动”以及“信息在二维的空间维度上的延伸”, 仪式观强调的是人们对观念和信息潜移默化认同的长期过程, 它并不突出信息的发布以及发布者的主体性, 而是类似于宗教仪式, 注重祷告者、圣歌及典礼, 是相对无时效和无变化的观念和信息的共享, 涉及社会在时间维度的维系。 (5) 在他看来, 仪式观才是传播的真正起源与最高境界。

传播仪式观具有如下特征:一是传播行为的主体不是传受关系, 而是平等的参与者, 他们共同建构仪式, 其最终目的在于构建仪式发起者希望的秩序或实现对仪式发起者的认同;二是重视具有某种文化价值的集体无意识符号, 将个人带入一种与他人有意义的关系内, 使人们进入一种集体的情感之中, 通过巩固现有的共同价值, 以达到预设的传播效果。根据这一观点, 仪式发起者往往将一条信息浓缩为熟知的符号或标准的口号, 并通过公式化的情节、单一的语言风格以及不断重复来表达。在政治领域, 这种表达无处不在。如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命题中的“和谐”便是一个文化色彩浓重的符号, 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实践中, 新闻媒体 (尤其是主流媒体) 在新闻报道中频繁表达“和谐”、“和谐社会”等普世价值, 特别是将领导人的言行置于一个可信的信息背景下来激发人们对这一符号的想象, 因为“对于未曾经历的事件, 人们所能拥有的唯一感受就是这一事件在他心中的幻象所带来的感受” (6) 。于是, 政治世界的新闻便具备了受众情感和价值观基础, 也就容易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 政府的形象由此更加丰满。

在当今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中, 这种“润物细无声”式的传播思路集中体现在建设“透明”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姿态方面:一、重视发展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从2003年起, 新闻发言人制度逐渐在全国“遍地开花”, 在第一时间发布真实而有效的主渠道信息已经成为中国各级新闻发言人的共识和工作目标。 (7) 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的实施。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首次从法律制度上对公民的知情权作出明确规定, 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 “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该条例与此前相继实施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紧急应急预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规定一道为提高信息的透明度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框架。三、此外, 领导人的亲民形象、在涉及民族问题上对民族主义的强调、对草根力量的重视和大力扶持新媒体等也渗透了仪式传播理念, 从传播效果看, 贯彻这一理念不仅实现了公众的利益, 同时也为塑造良好舆论形象提供了一条可操作的思路, 达到了非零和共赢效果。

结论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媒体重要性的日益凸显, 政府从不顾公众的信息需求通过驾驭和控制媒体来提升形象, 转变为“善待善用善管”媒体, 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并以积极姿态公开信息, 这一变迁反映出政治学的一条基本规律, 即对社会利益追求的最大化是舆论形象达到最优化的基础和前提, 其中涵盖了传播学关于信息传递和仪式传播的思想, 即政府由片面强调达成目的转为对追求良好舆论形象的方法和过程的重视, 表明政府的执政理念已日臻成熟。

摘要：构建政府舆论形象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 它涉及政府、媒介和公众等诸要素的相互作用。本文运用传播学关于信息传递和仪式传播的观点, 从政府应对媒体方式的视角, 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在优化自身舆论形象上的变迁与发展进行了勾勒和分析。

关键词：政府舆论形象,信息传递,仪式传播,变迁

注释

1 陈力丹:《传播是信息的传递还是一种仪式》, 《国际新闻界》, 2008 (8) 。

2 孙发友:《从“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国灾害报道变化分析》, 《现代传播》, 2001

3 (2) 。

4 (3) 雷颐:《当年唐山地震的报道》, 《山东人大工作》, 2008 (6) 。

5 (4) (5) 詹姆斯·W·凯里著, 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 华夏出版社, 2005年版。

6 李普曼著, 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现今我国新闻记者的舆论形象分析 篇6

早在2010年, 环球网就在11月8日记者节这天展开网络调查, 在参与投票的八千多名网友中, 有73%的人认为记者的形象是“负面”的, 仅27%的网友认为记者拥有“正面形象”。[1]由此引发了“中国转型时期, 新闻记者形象今非昔比”的感叹, 虽然也有学者表示这只是网络民意, 并不一定反应记者真是的社会形象。

然而, 在最近的一年中, 舆论场上有关于新闻记者的讨论层出不穷。从马航MH370失联到上海踩踏事件, 从姚贝娜病逝再到记者卧底替考, 许多新闻事件发生的同时, 也伴随着舆论场上就中国媒体的报道水平、道德伦理以及新闻侵权等问题展开的争论。短短一年内, 新闻媒介这个社会舆论的引导者, 多次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 面对公众的质疑。那么, 在社会舆论中, 新闻记者的形象到底如何?本文将通过分析2015年1月姚贝娜病逝事件针对记者的社会舆论, 来窥视目前舆论场上的新闻记者的形象。

一、姚贝娜病逝事件舆论概况

知名歌手姚贝娜于1月16日在医院去世, 由于其生前与病魔抗争的事迹和杰出的音乐成就, 这一消息广受公众关注。一时间, 各路记者参与到事件的报道中, 仅当天的媒体报道就达到了1810篇, 主要内容是发布“姚贝娜病逝及捐献眼角膜”的消息。同时, 事件激起了舆情热度, 公众也纷纷在自媒体上表达自己的哀悼与尊重。然而, 本是一个德行兼备、令人惋惜的乐坛明星的病逝事件, 却在舆论的喧嚣中逐渐演化成了一场对新闻媒体的道德伦理的谴责事件。

舆论的转向源自于1月17日的两个事件。其一是某媒体人与姚贝娜经纪人相继爆料“深圳晚报三名记者伪装成医生助手进入太平间拍摄”。舆论一时哗然, 网友开始在网络上声讨深圳晚报, 不少明星也参与其中, 仅该报官方微博于16日抢先发布的“姚贝娜病逝”的消息下方, 就有超过百万次评论与转发, 其中多为网友表达的愤怒之辞。同时, “记者假扮医生偷拍姚贝娜遗体”的相关报道与评论见诸各大网站, 相关话题成为两日内最热搜索, 而在18日与19日, 相关的报道也进入传统媒体的视野, 更有媒体以“新闻伤害”为视角评论此事。

舆论在另一个事件的催化下, 转而关注其更为广泛层次的话题:“新闻记者的职业伦理”。早于深圳晚报事件的写成的一篇短文《记者们在病房外, 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于1月17日在微信、微博、网络社区、网站上疯传。这篇据说出自新闻学专业学生之手的文章, 将姚贝娜病逝当天在病房外参与报道的记者称为“秃鹫”——冰冷地等待姚贝娜的死讯。舆论焦点由此扩大到对新闻记者这个群体是职业道德的争论。

深圳晚报于1月17日晚, 就“记者进入太平间拍照”公开道歉, 但并未提及“偷拍”与“伪装”。“秃鹫”的说法在舆论场引起了大争论, 冲动之后, 媒体人、意见领袖和公众开始反思, 大多数人对“秃鹫”的说法提出否认与质疑。事件最后以深圳晚报在22日头版澄清并否认“偷拍”结束, 此时除少数网友直呼“被误导”外, 社会舆论已趋于平静。

二、事件舆论中的记者形象分析

可以说, 这个新闻事件已经不单单是对一位知名歌手的悼念与捐献眼角膜的讨论, 更多的是社会舆论对新闻伦理的一次论争。无论是“偷拍”事件还是“秃鹫说”, 这些造成舆论转向的事件本身其实疑点重重, 其中更掺杂着很多谣言与冲动。然而, 它们却最终导致了舆论的转向, 笔者认为这与现今新闻记者的社会形象有着莫大的关系。那么, 透过这次事件的舆论, 我们能看到新闻记者在公众心中的什么形象?

(1) 侵犯权利。此次事件最为人注目的是“偷拍”。爆料人陈述深圳晚报三位记者伪装医生助手进入手术室后, 网络上掀起一片讨伐之声, 不仅仅是普通网民, 娱乐明星、学者以及媒体人都加入了谴责的队伍。深圳晚报最后否认并澄清事实之前, 几乎很少有人公开质疑这一爆料, 很少有人思考记者端着相机进入手术室能否称为偷拍?记者拍摄遗体有必要吗?真的能刊出吗?笔者认为在这一消息传播过程中, 公众心中固有的记者形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之前许多媒体记者的行为被讨论是否侵权的情境下, 公众在看到这则消息后, 依据刻板的印象认为:“现在的记者做出这样的事情是常事”, 舆论由此不可避免的转向了。

(2) 缺乏人性关怀。此次事件中的“秃鹫说”有这样的语句:“他们 (房外挤满的记者) 在等, 等她死。”“我刷微博手都抖, 在这种时候不是对家属先进行安慰而是抢头条……冷血的媒体人”, 这些说法都罔顾记者报道新闻的职业责任与基本的常识, 然而却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数量巨大的转发, 仅新浪微博在1月16日~1月20日的相关讨论就达到了190条, 朋友圈与网络社区的转载量更是不可计数。部分人在这样的煽动下, 认为记者这个群体只是在用冷冰冰的文字传递一个热血生命的凋零, 在报道时为了自身利益罔顾人性关怀。

(3) 道德欠佳。随着事态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事件描述开始在媒体上流传。诸如“记者高喊‘新闻自由’”、“记者推倒姚母”、“记者贿赂主治医师”等等说法开始出现, 许多人对此也不加辨别的接收并传播。这些并无当事双方的确认的说法被疯传, 无疑说明了公众舆论中的记者道德形象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悲伤情绪的渲染下, 部分人认为在这样的冲突事件中, 记者这种曾被曝出有偿新闻、粗鲁行为丑闻的职业人群, 做出贿赂、与当事人发生冲突这些事情也未必不可能, 相关的流言也就得到了更广的传播。

三、记者舆论形象成因

(1) 部分记者职业道德失范。记者作为职业人群的同时, 也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存在, 其专业活动必然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加之我国社会经济与传媒业的发展, “极其激烈的媒介市场竞争对传统报刊媒体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同时也对我们的新闻记者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 [2]部分记者出现了职业道德失范的问题。近年来, 这些问题屡屡成为舆论讨论的焦点, 有偿新闻、假新闻、二次伤害等现象被频频曝光。2013年轰动全国的陈永洲有偿新闻、2014年21世纪传媒多人被调查、马航空难报道中部分媒体的“二次伤害”等等事件, 使得记者不光彩行为记录在了公众心目中, 对记者群体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每当有类似涉及记者职业道德的事件发生, 极易在舆论中引爆对记者群体的不信任感, 使其成为被讨伐对象。

(2) 公众媒介素养缺失。记者方面的主观因素是其舆论形象的主要原因, 但公众媒介素养的缺失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姚贝娜病逝事件中, “秃鹫说”得以传播并得到部分人群的认可, 充分体现了当前我国公众普遍缺乏对媒体、记者群体的了解, 以致有一种盲目贬低的倾向。要知道, 新闻记者存在的基础正是向公众提供最准确与最迅速的信息, 而“秃鹫说”则完全否认了这一点。同样的, 在深圳晚报偷拍的说法中, 也存在着公众不知道记者能否进入手术室和遗体间、记者能拍什么的问题。舆论的喧嚣中, 公众的视线焦点都集中在了记者的道德问题之上, 由此而爆发的对记者群体的指责。

细察近年来有关事件, 记者总会被背负上“死亡消费”的骂名。在传媒业与数字媒介迅速发展的今天, 新闻媒体与记者群体对人们的生活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同时, 数字媒介使得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成为一名记者, 如何增加公众的媒介素养成为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四、记者舆论形象的重构

多个新闻事件中爆发的舆论表明, 部分记者的职业道德失范的行为, 导致了记者群体的舆论形象正面临危机:道德败坏、滥用权利、谋取私利等等。而这一危机在公众缺乏基本媒介素养的情况下, 有了扩大的趋势, 这对于我国记者形象建设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毫无疑问, “媒体形象关系到媒体公信力建设, 关系到新闻传播业健康快速发展。为提升记者形象, 新闻传媒行业、新闻媒体、记者自身、公众和新闻教育领域都必须做出不懈努力。”[3]我国在加强记者职业道德建设与职业行为监督的同时, 也要注重媒体、记者形象的宣传, 以及对公众媒介素养的培养。

摘要：新闻记者, 曾是社会进步的代名词之一, 然而近年来, 他们却常常成为社会舆论争论的主角, 其形象常常被打上“道德败坏”、“权利侵犯”、“无人性关怀”的标签。究其原因, 是在社会转型的震荡期, 部分记者的道德失范行为给公众留下了负面印象, 加之公众媒介素养的普遍缺失, 形成了对记者的习惯性偏见与谴责。我国社会合力重构新闻记者的形象已是一个重要问题。

关键词：记者形象,舆论,姚贝娜病逝报道,道德失范,公众媒介素养

参考文献

[1]环球网调查:七成受访网友认为中国记者形象“负面”[J].新闻记者, 2010 (12) .

[2]王玮萱.新闻记者职业道德失范的原因及对策研究[J].新闻传播, 2013 (07) .

政府舆论形象 篇7

“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这既包括对精品节目的艺术方面的要求, 同时也强调了广播节目必须出精品, 必须树立广播节目的精品形象。要想把广播节目打造成精品, 就离不开节目定位。广播节目的定位是通过大量的调查分析后, 根据不同年龄段听众的爱好兴趣、工作性质、所处周围环境等, 确定下来的节目内容、节目风格、节目播出时间等。在找准广播节目播给谁听, 以什么样的形式风格播的情况下, 节目才能更加明确地去打造自己的品牌, 赢得听众的认可。

节目代表广播电台的形象, 要根据地方特点办出有影响的节目或栏目。一档名牌栏目或者名牌节目, 就是电台的一面旗帜。如果一个台没有自己的名牌栏目、精品节目, 那么在社会上也就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精品节目具有群众性和代表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中国之声》《财经在线》, 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广大听众朋友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它之所以在听众中有如此深刻的印象, 除了节目主持人有其内在和外在的魅力和过硬的业务素质以外, 还在于节目的内容具有针对性、普遍性、权威性, 真正为听众提供了欲闻欲知的信息, 满足了听众共同的愿望, 充分彰显“与世界同步, 与时代同行”的传播特点。当然, 这是大台的优势, 声音覆盖面大, 节目影响面宽, 但是地方小台也有其自身的条件。我们周围也有一大群关心广播的听众, 如果我们心里时常装着群众, 揣摩听众的心理, 根据节目面对的对象, 精确设置节目主题, 明确主题定位。主题定位一定要建立在事实上, 不能盲目空洞, 哗众取宠, 如果一篇报道都是空话、大话, 肯定是不能被听众所接受的。主题是在新闻事实的基础上获取出来的, 要更加地贴近事实的本质, 不能脱离。广播节目面向的是社会听众, 广播语言要做到简单易懂, 朗朗上口, 让听众容易接受, 不能让听众感到繁琐复杂。广播语言是书面语言的口头表达形式, 是经过加工提炼的口语, 广播语言最大的特点就是别具一格的个性, 它有着自己的语言技巧。做到生活化、形象生动, 让人能聚精会神地一直听下去, 运用百姓语言, 增加节目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除了语言定位还要有风格定位, 策划播出的每一档节目或每个栏目都要明确自己的风格。团队精神很重要, 各司其职, 相互合作, 才能使节目的风格统一化、鲜明化、生动化。精心办好每一组节目, 办出自己有特点的栏目, 同样能在社会上产生积极的影响。

信息传播作为广播大众传媒最基本的功能, 在这一功能基础上还具有宣传教育、舆论监督、提供娱乐、社会协调、文化传承等功能, 可以说在这些服务功能当中, 以往广播新闻传媒发挥的服务功能相当有限。如今, 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听众对于广播传媒的综合服务功能有了更多、更全面的要求。广播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 在努力做好新闻宣传和舆论导向工作的同时, 从转变服务职能入手, 着力提升其的公共服务价值。对节目频率、每档栏目和节目准确定位, 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听众对高质量广播节目的需求。近几年来, 电台一批听众喜爱的节目陆续策划推出, 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听众的收听热情, 广播电台的收听率也在逐年提升。其次, 围绕《行风热线》《交通直播室》等重点民生节目, 切切实实落实“三贴近”要求, 围绕群众反应热烈的热点难点问题, 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加以解决, 有效地起到了广播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 得到了广大听众和人民群众的赞誉。让节目接地气, 依托广播媒体的优势, 有针对性地策划推出一大批全民参与的大型公益文化娱乐活动, 不断满足广大群众对于文化生活的需求。近年来, 我们也陆续推出了原创音乐大赛、新秀主持人大赛等活动, 成为老百姓家喻户晓的文化品牌。再次, 依托媒体信息资源, 全方位提升服务功能。广播的优势在于及时、快捷、参与性强。几年来, 按照听众的需求, 广播电台想方设法满足公众对于各类信息的需求, 有针对性地开播了《信息空间站》《供求热线》《大家来帮忙》等信息服务类的节目, 为广大听众免费发布各类帮忙信息。特别是组建了《都市情报员》团队, 及时地为广大听众特别是驾驶员朋友提供及时的路况信息服务, 电台资讯服务中心24小时信息服务热线使综合服务体系功能得到了更大更全面的提升。

广播节目说到底就是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 要想赢得目标受众的青睐与认可, 成为一档精品节目, 就必须跟上时代, 找准定位, 使节目更加人性化、科学化, 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毋庸置疑, 这样的广播必然能赢得市场, 占有一席之地。

摘要：当前, 社会发展中出现了新的特点,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 广大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高举旗帜, 围绕大局, 服务人民, 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有机统一。本文就新形势下如何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努力树立广播节目的精品形象作了一些探讨。

政府大项目年舆论监督何为 篇8

2010年是黑龙江省确立的大项目年, 省会城市哈尔滨不仅及早制定了“北跃、南拓、中兴、强县”的中长期发展战略, 而且从年初开始, 各项工作就已经提速进入实施阶段。其中, 哈尔滨市主城区的路桥改造升级又是重中之重, 省政府周边道路拓宽、地铁一期工程建设、哈西客站建设等工程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 据说全市近四分之一的街路都被列入了施工建设之列, 规模之大堪称前所未有。

配合政府大项目年的各项计划, 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的新闻媒体也积极行动起来。年初以来, 各种新闻媒体不仅大力宣传城市路网改造计划, 动员市民和社会各方面理解、支持政府的建设规划, 而且在道路通行调整、限行禁行等方面, 也及时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争当百姓的助手和参谋。《生活报》、《新晚报》等刊发的“路改出行指南”等专版都深受欢迎, 百姓争相购买和使用。类似现象, 彰显了媒体的公共服务职能, 体现了都市类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

与此同时, 另外一个问题也浮出水面, 或者说已经开始困扰一些媒体的新闻工作者, 即对于哈尔滨市开展的大规模城市建设这一上有省委省政府支持, 下应百姓民意期待的工程, 新闻媒体是否可以进行舆论监督, 对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是否可以进行曝光批评, 对百姓尤其是拆迁、改造等利益相关人的不同意见和行为, 是否可以报道和反映, 一句话, 在城市改造和大发展之际, 舆论监督是否能够有所作为呢?

(二)

其实, 从理论上来讲, 这已经不是问题了。党和政府一直大力支持和鼓励新闻舆论监督, 具体说来是鼓励媒体发现和报道一些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以确保各项方针政策的切实落实。在2010年春天的“两会”期间,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 “要创造条件, 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越来越多的各级政府负责人, 也逐渐意识到必须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 行政部门要习惯在舆论监督下工作, 而且要接受监督、乐于监督。

从实践看, 舆论监督也决不是没事找事忙中添乱, 正确善意的舆论监督非常有助于政府工作的开展和完善。在哈尔滨市今春进行的大批行道树移植工作中, 一些媒体就及时发现了问题并准确地进行了报道和批评, 比如一些树木移植人员由于赶工期和专业知识不足, 导致了一些不规范, 甚至是破坏性移树的现象, 后经媒体报道, 相关管理部门重视起来, 于是有关专家出现在移树现场担任指导, 负责移植的施工队伍也增加了责任心和管理力度, 使行道树移植工作趋于规范合理, 更重要的是, 政府的相关工作由此得到了百姓的理解和支持。既然政府从事的是惠民工程, 就应该尽量让百姓多理解、支持和监督, 而现代化的新闻媒体正是这种监督与互动的桥梁, 所以在大项目建设和城市改造中,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是绝对不可缺席的。

事实上, 如果没有了舆论监督那才可能出现大乱子, 造成大损失。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煤矿是国家和山西省共同确立的重点项目, 不幸的是, “3·28”特别重大透水事故导致153名工人瞬间被困井下。工人的生命安危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 虽经数千人的救援队伍半个多月夜以继日的抢险, 国家为此投入了超亿元的抢险资金, 最终还是有三十多名工人不幸遇难。其实, 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的原因很简单, 即施工方一直在抢进度而忽视了安全措施, 但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是不是也存在不到位的问题呢?让新闻舆论监督深入到包括各种大项目在内的各领域中去, 可以切实减少生产事故和损失, 造福于国家和人民。

(三)

当然, 要使新闻媒体及其采编人员解除思想顾虑、积极投身于堪称史无前例的哈尔滨城市交通改造中来, 省市各级党委和政府应该努力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 在先期的工作动员和工作推进中, 鼓励新闻媒体参与进来并发挥其作用。这样做, 一方面可以借助媒体宣传党委和政府的决策与信心, 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工作, 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反映民情民意, 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功能, 及时发现政府政策措施中存在的问题, 以便保证工作的顺利推进。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和各项工作的责任人, 则应该切实做到善待媒体, 能够听得进批评, 并且认真对照检查, 对所提问题,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决不应以干扰大项目主战场等名义, 无视、对抗或压制媒体的报道。

需要指出的是, 各级党委和政府善用媒体以往主要指借助所属媒体来宣传自己的思路和政策, 而现在则应拓宽思路, 充分运用媒体的民意表达和社会监督功能, 也就是说, 需要对新闻媒体的性质达成一个全面的认识。

政府舆论形象 篇9

一、网络舆论监督的定义及特点

网络舆论监督指公民针对政府的责任缺失等行为, 依据宪法和法律并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参与对政府决策等进行评议、检查和督促, 是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大规模应用而兴起的一种新型监督方式。网络舆论监督作为科技发展与民主政治有机融合的人类文明新成果, 有着独特优势和强烈的时代特征。

1、强烈的时效性和流畅性

网络媒体是全天候的信息传播与实时信息发布, 它把时间的占有权完全交给了网民, 增大了公共事件的冲击力。网络舆论是网民真实意愿的反映, 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借助于网络的快速传播、超时空性、资源共享性等自身优势, 往往一个舆论议题刚被提出, 短时间内就已积聚起大量的人气, 速度之快令传统监督方式望尘莫及。

2、主体的匿名性和虚拟性

网络舆论产生于虚拟的网络空间, 以一种匿名的、虚拟的ID身份在网络空间出现, 这种身份使网络公众拥有比传统舆论形式更自由的“话语权”, 能够对社会焦点问题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 不管其舆论是否受到大家的支持, 舆论主体始终处于一种匿名的状态, 很少担心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

3、交流的平等性和内容的复杂性、情绪性

网络监督主体的匿名性和虚拟性为网民之间的平等交流提供了可能。来自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地域的网民, 发表的言论内容也各不相同, 这决定了网络监督的主题内容包罗万象, 任何一位参与讨论的人都处于一种理论上的平等地位。与此同时, 网络舆论良莠不齐, 虚拟性为网民将自己处于隐藏状态提供了方便, 他们借助论坛空间发泄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积压的各种情绪, 或是发表个人主观色彩浓厚的言论, 由此形成一种情绪型舆论。

二、网络舆论监督对政府行为产生的积极效应

中国社科院网络研究学者闵大洪说:“今天, 网友言论之活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不论是国内重大事件, 还是国际重大事件, 都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 甚至进而产生巨大的舆论压力, 达到任何部门、机构甚至公众人物都无法忽视的地步。”这句话形象地概括了网络舆论监督的影响。尤其是近几年与网络舆论有关的事件都表明, 网络舆论监督已经对我国政府行为、执政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1、有利于政府更加关注民意及民情

网络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其传播特性为民众表达诉求、参与公共事务讨论提供了一条最方便快捷的途径, 且内容涵盖各个方面。有关部门研究发现, 网络热点话题主要集中在涉“官”与涉“腐”方面、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以及涉及“公平”和“正义”的事件, 此外, 重大事故、自然灾害和贫富差距问题等也是网民讨论的热点。当前我国政府提出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目标, 显示了网络舆论监督正在改变我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方式, 促使政府关注民意表达, 有利于造就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2、有利于政府科学决策

网络环境的开放性使得公众能够表达各种观点和看法, 为政府官员最大程度地了解民意提供了便利渠道, 使政府决策能够真正造福于群众。舆论主体的匿名性使得公众敢于讲真话, 有些通过正规渠道不能反映的现实问题可以通过网络表达出来, 有利于政府及时获得真实信息, 针对性地调整决策, 实现网络舆论监督与政府决策的良性互动。

三、网络舆论对政府行为监督的消极效应

我们肯定网络舆论监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负面影响。网络并不是万能的, 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情绪化的网络舆论易导致信息失真

因为网络监督主体来自不同职业、不同阶层, 文化程度等参差不齐, 再加上匿名性的特点, 网络信息难免会情绪化和非理性化, 偏激的语言或谩骂十分常见。这些舆论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其真实性, 网络舆论监督的存在也失去了意义。更有甚者, 虚假的网络信息甚至会误导舆论走向, 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2、信息不对称易引起监督结果的不公正

由于公开信息的范围和获取信息的程序等的限制, 政府向社会公开信息明显不足, 导致信息不对称, 直接影响到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公民在没有掌握知情权的情况下很难有效地行使舆论监督权, 使网络舆论监督仅停留在表层, 触摸不到事件的本质, 容易造成侵权行为的发生, 造成监督结果的不公正。而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又会反过来影响网络舆论监督的公信力, 使其处于尴尬境地。

3、没有强制力造成监督缺乏实效性

网络舆论监督只是社会监督体系中的一种, 其本身并不像国家暴力那样具有强制性, 这就造成网民的监督活动缺乏实效性, 难以构筑强有力的反腐阵线。由于现有的权力监督体制与网络舆论监督没有进行对接, 大量对政府行为监督的网络舆论在现实社会中都已化为无形, 难以形成重大的影响。

四、完善网络舆论监督政府行为的对策

1、对网络舆论监督正确定位, 营造阳光政府

一方面, 政府要勇于接受网络舆论监督, 以开明包容的态度对待;另一方面, 作为行政权力代表的政府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作用, 以政府信息发布来回应舆论监督。目前绝大多数政府都有自己的网站, 行政主体应充分发挥这些网站的作用, 鼓励群众反映实际问题, 并做出及时回应。政府可派专人及时收集和处理网络上的舆论, 对于信息失真的情况保持克制冷静, 及时拿出更有力的证据, 采取果断措施。同时积极从正面引导网络舆论, 树立政府的公信力, 推进阳光政府建设。

2、加强网络教育与引导, 提高网民的自律意识和素质修养

政府可以倡导和牵头, 建立各级思想道德教育网站, 形成全国性的网络教育系统, 构建新型德育阵地;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控和管理, 防堵负面信息的消极影响;鼓励大众自觉遵守网络道德, 形成良好的网络文化氛围。

3、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加快电子政务建设, 打造透明政府

在完善网络舆论监督的发展过程中, 政府信息公开是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 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和要求。首先, 政府要建立和健全信息公开的法律和制度, 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如明确规定政务信息公开的范围, 以及政府信息公开以及公众获取相关信息的程序等;其次, 要建立和加强信息公开执行情况的监督制度, 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对于那些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有关信息的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要追究法律责任等。同时在自身建设上要提高政府的网络文化宣传水平, 打造一支政府管得住、网民信得过的网络主流媒体, 充分发挥其阵地作用。

4、健全和完善有关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 维护网络信息安全, 建设法治政府

政府应把政治、经济、法律管理、信息资源建设、安全等诸多领域的专家吸收到网络立法的研究中来, 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和实践, 共同建设完善的网络法律规范, 真正做到依法治网。政府立法应该为行业自律创造条件, 凡是传统法律可以解决的, 尽量利用传统法律, 避免过多网络立法对网络舆论监督产生副作用。对网络上的种种不法行为的制裁, 应当既有一定的威慑力又不以束缚信息网络的发展为准则, 这是制定网络法律必须正视的问题。只有加快信息时代网络立法, 保护正当的网络监督权, 并建立问责制度以及公民舆论监督权遭受侵犯时权利救济途径, 才能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 发挥民众的监督作用, 提高网民行使舆论监督的热情。

参考文献

[1]周建国.网络监督: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社会观察, 2009, (2) .

[2]王勇.网络监督刍议[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9, (4) .

[3]曹羊婷.网络时代的政府监督机制创新研究[J].法制与社会, 2009,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