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主体多元化（精选7篇）
供给主体多元化 篇1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农村最大的制度成果就是家庭联产承包制, 即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筹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要培养新型主体,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总体部署和重大举措, 这对下一步的农业信息服务提出了新要求。因此, 把握好基本方向, 坚持以政府为主导, 社会广泛参与, 是一条最重要的原则。
一、农村公共信息服务需求的内涵与现状
㈠基本内涵随着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全面深入, 农业信息服务需求的全面释放, 电信服务、网络服务、村信息服务站建设等基本公共信息产品的提供, 已在农村得到较快普及。农民对农村公共信息产品的需求, 可分基本需求、保障需求与发展需求, 这三种需求的目标是一致的, 但向度不一:基本信息需求是指如不满足则无法生存的需求;保障信息需求是超出基本需求且有个性化需求的需求;发展信息需求是未来的需求。在这三个层级的农民信息需求之中, 基本需求的价值排序优于适度需求, 保障需求的价值排序优于发展需求, 加之三个层级的信息需求对于有限的农村信息资源存在竞争关系, 因而公共管理所要解决的需求溢出问题, 只局限基本需求和保障需求的溢出。
1.基本信息需求、适度需求和过度需求都有一定的压缩空间, 但农民的基本需求的压缩空间最小、压缩难度最大, 且不能压缩为零, 而过度需求和适度需求则可压缩为零。在信息资源受限的情况下, 公共管理的信息资源配置之道在于优先保障基本需求、尽量满足适度需求和抑制引导过度需求。无论对个人的信息需求溢出问题的权力解决、志愿解决, 还是能够帮助他人满足其个人需求的交易行为, 都存在着个人行为组织化的趋势。
2.保障信息需求。信息技术的快速普及, 使得农村信息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过去农耕社会“老死不相往来”的观念已经无法在现代农村生存, 信息成为了农民了解自身环境和外部环境的保障性需求。目前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信息服务主要有广播、电视、文化等信息传播服务。
3.发展信息需求。这一信息需求是相对目前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而言的需求, 如信息定题服务、个性化服务、专业信息需求等, 即需求较一般农户需求超前或成本更高, 但对于信息需求者而言则是必需的、价值较为明显的信息。这一需求也是动态需求, 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 这一需求也许就会变成保障需求或基本需求, 这有待于农业信息服务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由于农村经济落后、市场发育不良、农民收入低、居住分散、信息消费意识不强等因素, 限制了农村信息市场的发展。因此, 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信息服务, 是“十二五”农村社会化服务和农业技术推广与普及的主要任务所在。二元结构是我国农村最大特点, 也是制约农村公共信息服务均等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农村公共信息资源的供给应该实行均等化策略 (见表1) 。
信息需求影响信息供给, 农村公共信息产品的供给根据应来源于农民的需求, 但现实生活中, 农村公共信息服务的提供与农民的实际需求差距较大, 其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政府决策的公共产品没有根据农民需求来提供;二是政府供给能力与农民需求有较大差距;三是信息服务与信息需求二者间本身存在着差异。因此, 农村公共信息产品提供的决策权需要农民的参与。从公共产品的性质看, 农民公共信息服务的顶层设计是农村公共信息服务机制的基础, 如何有效满足农民的信息需求, 必须着眼于农民信息需求的基本需求、保障需求有发展需求, 有了这样的考虑, 顶层设计架构才可能科学合理, 提供的产品才能有针对性、实效性和长远效益。
㈡农村公共信息产品的需求状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农民的信息需求, 农民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挣脱出来。为了培育农村生产, 改善农业生产经营环境, 信息服务这一新的公共产品应运而生。但具体的公共信息服务产品的提供并非随意而为, 影响因素较为复杂, 客观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规模、农业生产条件、地理环境、气候等多种因素。另外, 当地农民的习俗、宗教、文化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主观因素包括地方发展规划、官员喜好、农民意愿等。具体现状可以概况为两个方面。
1.自上而下的信息服务供给。自2001年起, 农业部启动了《“十五”农村市场信息服务行动计划》, 对国家、省、地、县、乡五级农业信息平台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各地区农业信息服务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 各县农 (牧) 业局都设立了信息科 (股) 或信息中心基本建立, 覆盖农村经济领域的信息采集与服务渠道初具雏形。许多信息服务工程的建设有力推动了新农村建设, 如2002年文化部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003年中组部的“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和教育部的“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2006年信息产业部的“综合信息服务工程”等, 这些工程利用卫星通信技术建设了覆盖范围广、不易受地形地貌影响和全国联网的优点, 满足了农民的信息需求, 提高了农村公共信息服务能力。
2.基层自发组织的信息供给。农民自发组织的各类信息服务组织及时有效地补充到了农村的生产经营中, 由于其机动灵活、不断创新, 极大地满足了农民的需求。针对农村经济结构战略调整, 农民需转变思想观念, 提高对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外, 更为重要是各级政府仍需为调整农业结构服务, 从而促进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快速增长[1]。近年来就已经形成了诸多的农业信息服务模式, 如河南“三电一厅”、河北“三电一厅”、甘肃“金塔模式”、陕西“农家科技大院”、吉林“12316”、新疆“信息大篷车”、广东“农业信息直通车”、海南“农技110”、山东“百姓科技”、山西“我爱我村”、福建“农业科技特派员”、云南“数字乡村”、宁夏“IPTV”和浙江“农民信箱”及“农民之家”等。
二、农村基层公共信息服务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㈠存在的问题
1.农民缺少信息需求的诉求渠道。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诸多的公共信息服务, 但不是说需要就能够有或就能够解决, 这需要资金投入、需要行政操作。现实生活中, 代表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难以制定的各种规划, 尤其涉及行业、部门管理领域或跨村、跨乡的问题无能为力, 如农村生产信息的利用往往需要借助其他准公共产品才能实现, 如道路、电力、冷库等, 没有这些基础设施作基础, 再好的信息也无法利用。由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一般由专业管理部门或政府管理部门来具体实施, 各自为政、条块分割、部门利益至上等体制弊端, 其决策过程从来不考虑或仅有个别农民参与, 存在农民对公共信息产品的参与不畅, 农民对农村公共信息服务评价较低的问题。
2.“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容易扭曲公共资源的配置。农村公共信息产品的供给, 其决策权“自上而下, 就是基层权的下放也止于县乡级政府, 农民是决策的局外人, 同时也没有公共项目的运作中的监督、修改、反馈权。公共产品往往根据“考核指标”“任期政绩”“领导指示”来安排, 一般热衷于一些见效快、形象好、规模大、易出政绩的短期“硬性”公共产品的供给, 对农村的文化、教育、农业技术等“软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乏积极性;公共项目建设往往是一次性的, 缺乏后期维护管理和后续资金投入, 如一些农家书屋的建设就是如此。“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仍然是我们工作的重要决策机制, 问题是针对农村实施的公共产品, 必须要有农民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参与, 实施过程中也应有必要的反馈机制。
3.强制性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未能反映农民的实际需求与偏好。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农村义务教育等供给严重不足, 而与地方政府政绩和利益相关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却严重过剩, 农民的实际需求没有得到地方政府供给的有效响应。虽然信息建设投入巨大, 但各自为政的“烟囱”林立, 农民信息利用率低, 获取成本高。
4.基层组织尚不具备农业信息服务的供给能力。目前的农业信息服务主要依赖省上的制度设计和县上的具体安排级乡上的执行力度,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能力形成了紧密联系, 西北地区的县乡财政能力偏弱, 由于国家没有将村公共产品供给纳入财政资金预算体制内, 削弱了基层行政机构在农业信息服务中的推动动力。
㈡形成的原因
1.主体错位, 职责不清。目前的政府财政管理体制是分级管理制, 即一级政府有一级财政, 虽然明确了每级财政享有的具体财权, 但对事权并没有进行明确地划分。基层农村政府财政规模小, 但却承担着许多公共支出, 一些本应由上级政府承担的公共支出也下放给了基层政府, 而基层政府又没有对应的财权, 同时, 基层政府机构臃肿, 各类工作人员普遍超编。为了填补资金缺口, 需要在财政之外获取收益, 由此挤占公共资源、压缩公共开支、增加农民负担的现象也就屡禁不止了, 严重影响了基层农村公共信息产品的开发和建设。
2.缺乏农户参与, 需求供给模糊。按照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品无论是由公共财政提供还是由农民自筹资金解决, 决策权都应该掌握在农民手中[2]。在实际工作中, 由于农村公共信息产品的供给机制的不健全, 公共信息的供给基本上由上级政府或管理部门来确定, 而非基层的乡、村需求来确定, 也没有农民民意的参与。无效供给、资源浪费、结构失衡、负担过重等现象的出现就不难避免, 由此“出力不讨好”“好心办错事”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3.建设效率低, 使用效率不高。一是农村公共信息产品的项目建设效率不高。由于农村交通不畅、地理环境复杂, 花同样的钱在偏远农村的建设效率就大打折扣, 资金投入效果普遍不佳, 难于形成良性投资循环。二是使用效率不高。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本来就不高, 加上近年来有文化、有技能、身体强壮的青壮年人口外流, 剩下多属儿童、老人、妇女, 他们的信息消费能力和意愿都很低, 致使信息服务及产品的使用效率不高。
三、农村基层公共信息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路径选择
㈠多元化公共信息服务供给主体必须是以政府为主导农村公共信息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发展是建立在政府服务效率的基础上, 政府提供的服务不但不应该转移, 而且应该进一步加强基础信息设施建设和提供更好的服务环境。由于农业面临基础农产品价格波动大、生产风险高、经营利润低, 难以通过发展农业经济来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 政府在农村公共信息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即便是市场化程度越来越深入, 以政府为中心的服务模式仍然起着主导作用。由于公共服务的公益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点, 也决定了政府在农村公共信息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政府的这一职能定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设计者, 顶层服务架构的设计;安排者, 公共服务的计划制定;生产者, 提供公共服务;实施者, 公共服务的具体实施;监督者, 公共服务执行情况的监督。在农村公共信息供给的多元化发展路径中,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关系是一个互相补充的关系, 但由于政府在信息资源的占有上具有绝对优势, 因此, 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公共信息多元供给主体是现实的选择, 也是构建政府与市场、社会各种服务主体之间关系良性互动的前提和基础。
㈡多元化公共信息服务供给主体的发展核心是各显其能在农村的公共信息服务中, 政府部门、企业机构、社会组织和私人的信息服务是一个层次不同、优势互补、功能各异、有所侧重的系统性结构, 仅仅依靠一个部门的服务是难于形成公共服务的有效实现。因此, 积极推动各方力量, 发挥他们的技术、资金、专业等的力量来参与农村公共信息建设, 使农村信息的供给实现良性循环, 这是多元化公共信息服务供给主体发展的核心所在, 这一发展必须在三个层面上做出努力。
1.确立各个主体的服务优势。应根据各个主体的发展目标、服务内容、总体数量进行公共信息产品的提供范围、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及规则的界定, 以此实现公共信息服务提供的顺利实施。市场的比较优势在于公共服务的生产上竞争所带来的敏捷的市场反映与回应能力、分散决策、服务效率、成本节约及要素的聚积[3]。
2.积极扶持社会组织和企业为农服务。应从发展现代农业的战略高度来看待社会组织和信息服务企业的作用, 将培育它们的服务能力和发挥其服务功能作为传统农业转型的一项重要任务, 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在现有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不完善的情况下, 应突出政府的政策引导、资金补贴和协调沟通, 鼓励、带动有特色和有潜力服务组织发展, 发挥典型服务的示范效应。
3.鼓励私人参与。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 中国农村最大的特点是熟人社会, 人际交往在农村的信息传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信息经纪人、种养大户、村能人等是农村科技信息、生产经营信息有效传播源, 尤其在偏远的村庄, 他们带动的作用十分明显。因此, 鼓励私人参与, 把私人参与纳入到总体发展中十分必要。
四、结语
经过几十年的农村信息化建设, 农民的基本信息需求和大部分保障信息需求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但发展信息需求的供给仍然十分匮乏。影响这一需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如建设资金缺乏、信息技术发展较快、供给主体单一、建设成本过高等等, 这直接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也影响到了新农村的建设和城镇化发展的布局,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 有必要在供给的决策机制方面、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改革。
参考文献
[1]王利民.公共管理视角下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机制的构建[J].兰州学刊, 2012, (4) .
[2]张红胜.新农村公共信息产品开发利用分析与对策[J].中国信息界, 2010, (1) .
[3]郑晓燕.促进公共服务主体多元化发展[N].社会科学报, 2012-2-7.
供给主体多元化 篇2
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城乡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 我国城乡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上升至2010年的3.23。考虑到城市居民还享有着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到的多种福利, 故还存在统计数据无法体现的隐形差距, 突出地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由此可见, 城乡公共品供给的巨大差异, 是导致我国城乡居民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城乡统筹背景下, 研究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农村公共品严重短缺, 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 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中共中央也把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列入“十二五”战略规划。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环节, 是按照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要求,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体系等公共产品的供给。
西部农村是我国“三农”问题聚焦的对象, 研究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对解决全国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城乡统筹起着关键作用。以“西部新农村治理模式课题”调查数据为基础, 本文从农村公共品多元供给主体博弈的视角出发, 研究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以期为我国城乡统筹发展、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启示及政策依据。
2 调查方法及样本描述
2007年11月至2008年11月,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以随机入户的形式就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治理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总体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青海、宁夏、陕西、甘肃8个西部省、直辖市、自治区在内的乡镇干部、村干部和农户, 发放问卷2200份, 回收2178份, 有效问卷2170份, 回收率为99%, 有效率为99.6%。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 问卷设计主要包括公共服务完善情况量表、乡镇政府等各个主体在新农村建设中解决公共事务中应该和实际发挥作用情况量表、乡镇政府等各个主体在新农村建设中切实解决公共事务中的问题在当前和今后所起作用的重要程度评价量表等。
本次调查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1) 问卷样本量比较大, 在地域分布上比较广泛; (2) 问卷针对乡镇干部、村干部和农户, 调查对象比较全面, 调查资料信息更真实; (3) 问卷将对象加以区别, 分别量身制作了三份调查问卷, 其中既有交叉问题, 也有不同问题。这些特点使得调查资料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西部新农村建设中的治理状况, 使课题分析更具实践意义。
3 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
3.1 公共品供给不足
农村公共品是指在农村地区农业、农村和农民生产生活共同所需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外溢效应明显的产品或服务。问卷涉及到的公共品主要包括四大类, 分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研究发现, 我国西部农村的公共品供给不足。如表1所示,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70.5%的被调查者认为本村交通条件“一般”或“较差”, 40.9%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地水利设施较差, 74.7%的被调查者对当地城镇建设与通信电视设施评价“一般”或“较差”, 可见西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尚需完善;87.5%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地教育文化与技能培训“一般”或“较差”, 88.1%的被调查者对当地医疗卫生与环境治理感到“一般”或“较差”, 说明西部农村教育、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刻不容缓;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 课题组设计了“最低生活保障与特困救济”选项, 而81.8%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一般”或“较差”, 可见西部农村现有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
3.2 公共品供给主体错位
根据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实际情况, 课题组设计了“乡镇政府”“村民自治组织”“营利组织”“公益互益互助组织”“能人富人”“村民个体”“多元主体合作组织”七个供给主体。且按调查对象分成三类问卷:乡镇干部、村干部以及农户。根据调查数据分析发现:
首先, 各级政府在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起主要作用。三类调查对象对于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都给予一致认可, 不管是公路交通、水利设施、城镇建设与通信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政府的供给主体地位占有绝对优势, 据计算, 综合认可度为53.15%。但不同调查对象关于政府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发挥的作用大相径庭。乡镇干部和村干部认为政府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主体, 其实际贡献远远大于应有贡献, 相反, 农户承认其主体地位的同时, 表明政府实际发挥作用尚未达到其作为主要供给主体应该发挥的作用。
其次, 农民也是农村公共品的重要供给者。村民个体以及村民自治组织力量, 在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以及社会保障各个方面均受到认可, 根据调查数据计算, 其综合认可度为29.71%。数据分析可知, 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对于村民自治组织在公共品提供发挥的作用一问中, 认为村民自治组织实际发挥的作用大都超出预想。而农户的调查数据显示, 村民个体除教育服务和社会保障以外, 在公路交通、水利设施、城镇建设与通信电视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实际发挥的作用超出预想。
最后, 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模式有待进一步深化。三类不同的调查对象对此达成共识, 认为多元合作主体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实际发挥作用远远小于预期应该发挥的作用。农村地域辽阔, 对公共品的需求具有多样性和层次的特点, 这些特点要求新时期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必将呈现出供给主体多元化和供给合作互动的特点, 但如何建立适宜的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模式来推动新农村建设, 是西部新农村建设的一大挑战。
4 多元供给主体的博弈分析
由上可知,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的错位使得主体间责任分配的不明晰, 会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结构失衡和总量短缺。那么只有明确各个供给主体的职责, 确保多元供给主体能各司其职, 才能保证它们在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而要构建多元互动的供给制度格局, 就必须对制度变迁中不同供给主体之间的行为特征、博弈过程及各自所采取的博弈策略进行深入分析。
4.1 各主体的行为特征
4.1.1 中央政府。
由社会契约论可知, 政府是国家和公民之间达成的社会契约的产物, 公民有依法向政府缴纳税收的义务, 而政府则承担着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义务。中央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充当首要主体地位, 由于手中控制着行政权和财政权, 从而使得其在分配农村公共品资源和筹集农村公共品建设资金等方面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中央政府作为宏观调控主体, 注重全局利益, 以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为行动的出发点, 但其作为农村公共品的首要供给主体也存在诸多不足。首先, 从信息对称性来讲, 中国农村地域辽阔, 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具有多样性的特征, 中央政府无法逐一掌握全国不同地域的农村公共品需求情况。同时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推进, 农民对于公共品必然会产生新的需求, 且不同农户间也存在着需求差异, 中央政府难以满足农民对公共品多样性和层次性的需求;其次, 从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来看, 中央政府垄断着决策权, 实行自上而下的单一决策机制, 导致公共品的种类、结构、数量较多的反映了政府的意志而较少顾及最终成本负担者农民的需求意愿。这样势必会造成供给效率低下、各方协调成本较高、易形成寻租和腐败等问题。
4.1.2 基层政府。
当前中国农村的基层政府组织是乡镇政府, 处于政府垂直管理体系的末端, 起着沟通上下、协调管理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对上级政府负责, 具体负责党和国家政策的贯彻与执行, 另一方面要直接面向辖区内的农民工作, 承担着满足辖区内群众公共品供给和经济发展的重任。
作为与广大群众联系最为直接的政府组织, 基层政府在掌握辖区内群众对公共品多样性和层次性的需求方面具有先天的距离优势。但是, 基层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 将工作重点放在上级强制考核的工作上, 对于自身作为农民利益代理人的角色意识有所忽视。另外, 基层政府财权和事权严重的不匹配加剧了政府供给无效率的状况。特别是2004年宣布全面停征农业税后, 我国农村公共品制度外资金筹资机制被打破, 基层政府丧失了大部分财权, 与此同时, 上级政府却进一步将事权下移, 要求基层政府承担起为辖区内群众提供农村公共品的责任, 使得基层政府举步维艰。
4.1.3 农民。
农民是新农村事业的建设者、农村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和供给者, 即农民是农村公共品的最终使用者也是农村公共品费用的最终承担者之一。每一个个体农民都是“理性经济人”, 但作为群体概念的农民, 其行为是否理性就要受个体农民行为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个体农民总会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成本收益面前, 总是希望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农村公共品具有效益外溢性的特点, 如果农村公共品收费超出其心理预期, 个体农民就容易出现“搭便车”的心理, 从而出现总体农民的收益不能最大化, 农村公共品筹资困难等问题。
4.2 主体间的行为博弈
4.2.1 中央和基层政府的博弈。
从公共品的受益范围和种类看, 中央政府面向的是全国农民群众, 负责提供纯公共品, 如大型水利工程、农业基础科学研究等。中央政府更加注重全局利益, 以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为目标。基层政府面向的是辖区内农民, 负责地方性农村公共品的提供, 如辖区内道路建设、专业技术教育等。基层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下级组织, 目标是使上级对其考核评价最优化、获取上级资金支持最大化。可见, 中央和基层政府的目标有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形。
中央和地方政府矛盾的实质是财权和事权的博弈。一方面, 随着我国农税制度的改革, 基层政府几乎隔断了大部分财政来源, 导致财权进一步上升, 而事权却不断下移, 中央政府要求基层政府承担起地方性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责任, 使得基层政府越来越困窘。另一方面, 在“政绩”和“利益”的驱使下, 基层政府迫切需要从上级政府获得财政支持。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基层政府往往会夸大区域内农村公共品的需求缺口, 甚至为突出政绩而不体恤民情谎报公共品需求, 最终导致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低下。
4.2.2 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博弈。
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博弈在于农民对农村公共品成本分摊费用上。目前,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是由公共财政和农民筹资共同解决的。如果基层政府能将中央政府和农民提供的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尽其所能, 为辖区内农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基层政府和农民就不存在任何冲突。但是如前所述, 基层政府的目标是使上级对其考核评价最优化、获取上级资金支持最大化, 基层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 有时会不顾农民实际需求, 出现重复建设、形象工程等现象, 不仅造成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得不到满足, 而且加重了农民负担, 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另外, 公共品的成本分摊费用超出农民的承受限度, 农民会对基层政府的行为动机产生质疑, 甚至影响以后农村公共产品的筹资积极性。
4.2.3 农民与农民的博弈。
农民间的博弈主要表现在出资问题上。农村公共品的效应外溢性以及交易费用的存在, 使得排除他人消费和收取他人费用是高成本的, 这就导致理性的个体农民会采取“搭便车”的行为策略。这种个体农民的理性行为必然导致作为“整体”农民的发展困境。
5 结论及政策启示
以“中国西部新农村治理模式课题”调查数据为基础, 本文分析了我国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现状, 研究发现:从供给总量看, 我国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从供给结构看, 存在多元供给主体间责任分配不明晰导致主体错位的问题。为深入探讨以上问题, 从多元供给主体间博弈视角出发, 笔者重点剖析了主体的行为特征及其之间的行为博弈, 研究表明:中央政府、基层政府、农民三个主要的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 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的冲突, 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表现出多元主体的行为差异, 最终导致农村公共品和供给结构失衡和总量短缺等问题。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 可以得到一些政策启示:一是针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博弈, 政府应明确各级组织的财权和事权, 同时完善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的监管机制, 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二是针对基层政府和农民、农民间的博弈, 建议基层政府将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来源及开支公开透明化, 以此保持农民筹资的积极性以及基层政府的公信力, 促进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
摘要：以“西部新农村治理模式课题”调查数据为基础, 分析了我国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现状, 研究发现:从供给总量看, 我国西部农村公共品匮乏严重;从供给结构看, 多元供给主体间存在责任分配不明晰导致主体错位的问题。为深入探讨以上问题, 基于多元供给主体博弈视角, 重点剖析了供给主体的行为特征及其之间的行为博弈, 最后就如何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给出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博弈
参考文献
[1]杨静, 统筹城乡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与实证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2]陈本凤、陈艳梅, 中国西部新农村治理模式调查报告[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1) :72-81.
[3]王金国,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研究:以江苏某行政村为例[D].山东大学, 2008.
[4]陈东, 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效率研究-基于制度比较和行为分析的视角[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118-137.
[5]赵宇, 基于新农村建设的农村公共品财政供给问题探讨[J].山东经济, 2007, (06) :70-78.
从供给侧发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篇3
“完善支持居民住房合理消费的税收、信贷政策,适应住房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因城施策化解房地产库存。”从《政府工作报告》来看,不但“一刀切”的楼市调控措施会“寿终正寝”,地方政府还被赋予更大的自主权。一如住建部部长陈政高所言,“有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推出了各种调控措施,因此我对今年的房地产健康发展充满信心”。种种迹象表明,未来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将会有一波波的政策引导,支撑其不断发展的势态。预计二季度会有更密集的“去库存”新政渐次出台。同时,类似广东、重庆将去库存年度目标量化到各市县等方式,将被更多省市所效仿。
笔者以为,除了降首付、降契税等房地产利好政策之外,中央政府还会再度调整税收、信贷政策以及房贷利息抵个税等。而地方政府则可能通过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纳入公积金缴存范围等方式来刺激购房。此前,山东省已要求各地做好业务衔接和政策储备,对农民进城购房给予契税补贴、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物业费补贴等政策,使其成为长期稳定的住房消费群体。同时,河省、甘肃等省市不但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和个体工商户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范围,还鼓励农民工和个体工商户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此外,还有典型如广州“跨区首套”契税优惠政策以及沈阳大中专毕业生“零首付”购房的政策。可以肯定,信贷政策及财政政策对市场的影响立竿见影,短期内市场就会产生积极的表现。其中,一些具有较大市场规模及产业发展优势的地区有望率先成交抬头,如郑州、长沙、福州、杭州、青岛、苏州等城市会量价齐升。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虽有其本身规律,但与经济周期、住房民生、投资风向更是密不可分。所以,《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推进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高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把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逐步纳入公租房供应范围”。这意味着,在供应端,我国将继续打通存量房与保障房及租赁市场渠道,大力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和公租房货币化,完善租赁市场,支持商品房库存向租赁房及公租房供应转化。
新的改革,将给市场注入新活力。未来数年,“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的住房制度改革,合理降低交易成本,鼓励农民工在中小城市购房,落实好首次购房优惠政策”,将是房地产发展的方向。这既是重大政绩,也是政府用货币采购去库存的抓手。一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度扩大住房需求,同时加快城市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等进度,更多采用货币化安置收购存量用房;二是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构建租售并举的住房制度,把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逐步纳入公租房供应范围;三是鼓励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扩大租赁市场房源。
适应住房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因城施策化解房地产库存,这是未来大势。全国政协委员、央行副行长潘功胜曾经表示,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基本特征是总量过剩、区域分化。因此,住房信贷政策调整的基本逻辑和总体基调是“因城施策”。一是盘活城市中的闲置土地,对北、上、广、深等限购城市进行差别化处理,如近期两次政策调整均将限购城市排除在政策实施范围之外,这些城市目前仍维持较高的最低首付比要求。这是因为,当前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速度较快,幅度较大,需通过加快推进保障房建设和棚改,增加住房供给,采取诸如限购等行政措施以及经济政策等,抑制不合理的投机性需求,限制房价过快上涨。二是允许各地在国家统一住房信贷政策基础上,结合当地房地产形势,对辖内个人住房贷款的最低首付比进行自律调整。三是强调宏观审慎管理,打击各种交易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包括严格限购审核、扩大市场供应、打击捂盘惜售、规范金融杠杆,等等。
作为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灵魂,楼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呈现积极的效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楼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从今年3 月1 日年内首次全面降准,到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宽松利好的房地产调空政策仍是年内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大方向、总基调,尤其是全国“两会”把今年M2预期调高到13%左右,这预示着全年货币政策将持续维持稳健偏松的状态。而在宽松的政策环境之下,房地产业将再次迎来一个发展的契机。当然,一线城市和其他城市有着天然的差别——全国去库存,热点城市去杠杆。正如一线城市启动针对“房价过快上涨”的应急预案,未来这种分化趋势还将持续。从去年以来,这种“有保有压”的基调已成常态。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推进楼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房地产供给侧改革,加大中小套型住宅供应量,既能满足市场需求,又能拉动经济,实现房地产与经济的双赢。供给侧改革也可以推动房地产回暖向好的态势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一如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所言,各地发改委要抓紧推动制定化解库存方案,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释放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同时,“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适应住房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因城施策化解房地产库存”……就化解房地产库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全国和地方“两会”作出一系列部署,最重要信号就是治标治本兼顾,供给侧与需求侧管理同时发力,在稳定房地产市场过程中,形成长期消费预期。
相比于三四线城市的供大于求,一线城市则属于“僧多粥少”,在新增大量人口的同时,土地供应却在逐年减少,而这也正是北上广上深房价快速上涨的最重要因素。有数据显示,上海商品住宅自2006 年以来的10 年时间里,累计批准上市182.8 万套商品住宅,累计销售178.5万套,余量仅4.3 万套,其中还包括别墅和商办类公寓。按照年均销售17.8 万套计算,仅够3个月销售的量。再以北京为例,在今年已经出现的3 宗住宅用地中,楼面价全部超过4 万元,去年北京实际商品房住宅面积土地建筑面积只有300 万平方米,而商品房住宅签约则超过了700万平方米。
宁波网络消费平台的供给主体培育 篇4
宁波的网络购物消费力很强，据淘宝网2010年5月发布的《2009～2010年度中国网购热门城市报告》，宁波的网络购物消费力排名第10[1]。然而，当前宁波的电子商务平台仍以Bto B为主，网络消费平台(包括Bto C和Cto C平台)供给不足。例如，国内具有代表性的服装网络消费平台，如淘宝、易趣、拍拍、PPG、Vancl等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宁波则很少。对宁波企业而言，在产品出口下滑的情况下，积极利用网络消费平台，开展网络营销是开拓国内市场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如何培育网络消费平台供给主体，为宁波企业开展网络营销提供便利，已成为目前宁波电子商务发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宁波网络消费平台建设的现状
1.形成了支撑网络消费平台发展的信息化网络基础
宁波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打造“数字宁波”，是国家城市信息化试点城市、电子商务试点城市、全国制造业信息化示范城市、中国制造业信息化工程优秀示范城市、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批准的国家信息化与电子政务知识及技能培训试点城市、国家有线数字电视试点城市、国家金卡工程试点城市、全国第一个实施电子支付的城市、中国人民银行国际银行卡联合标准(EMV)试点城市和多功能卡应用试点城市、国家金卡工程RFID应用试点城市。2009年，“世纪互联”在宁波落户。“世纪互联”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电信中立互联网基础设施服务提供商，该公司将在宁波投资10亿元，建设华东地区互联网数据中心，该项目可进一步完善宁波的互联网发展环境。
2.培育了一些本地网络消费平台
宁波已培育了一些本地网络消费平台，有代表性的是“82生活网”、“太平鸟Bto C平台”、“宁波114go”、“三江购物网”等Bto C平台。
“82生活网”创立于1999年底，是宁波首家实现在线提交、在线支付的专业电子商务Bto C网站，主要面对本地消费者开展大众快速消费品的网上购物、配送上门服务。“太平鸟Bto C平台”是2008年9月成立的太平鸟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太平鸟魔法风尚服饰有限公司建立的以服装网络购物为主要业务的新兴Bto C平台。“宁波114go”是浙江通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114”合作建立的，包括“114go吃乐汇”和“114go购乐汇”两个子品牌，是2009年7月开始运行的宁波同城网上购物平台。“三江购物网”是三江超市于2009年7月开通的网上购物网站，是宁波首家开展网购的超市。
3.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知名电子商务企业进驻宁波
宁波外向型经济发达，全市有中小企业10万多家，其中1万多家企业从事外贸业务。中小企业的信息化水平较高，其中95%以上都在利用互联网开展业务。宁波外向型经济发达的优势吸引了众多大型电子商务企业来此地投资。阿里巴巴、慧聪网、中国制造网、网上广交会、环球资源和特佳易等，都陆续在宁波设立了分支机构，或建立了外贸电子商务基地，业务发展得都很快。
4.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
为了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在开拓海内外市场中的积极作用，宁波市政府设立了电子商务试点专项资金，并出台了《电子商务试点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专项资金的扶持对象及条件、补助标准、资金拨付、监督和绩效评价。扶持对象为在宁波市注册、经认定的电子商务试点企业。
依托宁波发达的产业集群经济，市政府提出了打造“中国行业网站总部基地”，于2009年2月出台了《宁波市行业网站技术孵化平台管理暂行办法》。该平台采用政府引导建立、市场化运作、企业自愿入驻、政府择优扶持的运作方式，提供发展行业网站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业务拓展服务和技术支持，并为符合条件的全市行业网站企业提供免费或优惠的相关服务。
宁波网络消费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
1.网络消费平台供给不足
宁波已发展了一批立足于优势产业并逐渐走向全国的垂直化Bto B平台，例如，中塑在线、宁波模具网、中国海商网、中废网、亚洲文具网等。但是，与较快发展的Bto B平台相比，网络消费平台发展滞后，导致平台供给不足。一是缺少知名的Cto C平台;二是现有的Bto C平台主要是面向本地消费者，缺少面向国内外消费者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Bto C平台。
2.优势产业未建设和充分利用网络消费平台
以服装业为例。目前，国内主要的服装网络消费平台有(见下表)：
服装业是宁波一个重要的、与电子商务结合非常密切的产业。虽然服装企业众多，也拥有很多知名的服装品牌，但是利用网络消费平台的进展较慢，服装网络消费平台较少。从上表可看出，服装网络消费平台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
3.网络消费平台建设人才储备不足
网络消费平台建设需要大量的既懂信息技术、又懂商务和管理的复合型电子商务人才，而宁波这方面的人才储备不足，已成为制约网络消费平台建设的“瓶颈”。导致电子商务人才储备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不完善。虽然宁波许多高校都设立了电子商务专业，但是与其他较成熟的专业相比，由于这一专业设立的时间短、内容新、任务重，正处于探索和不断完善阶段，因此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还存在着方向细分不足、课程体系缺乏有机集成、重理论轻实务、教师专业素养不高等问题。
宁波网络消费平台的供给主体分析
1.网络消费平台的培育重点
网络消费平台包括Bto C和Cto C。宁波应重点培育Bto C平台，主要因为：
(1) Cto C平台的行业进入门槛太高。
目前，Cto C领域已形成了“一强独大、四足鼎立”的市场格局，主要的Cto C平台包括“淘宝”、“易趣”、“拍拍”、“有啊”。下表对它们进行了比较。
(2) Bto C逐渐替代Cto C成为网购主流。
我国网购市场主要源于Cto C的兴盛。尽管目前网购市场仍是以“淘宝”为主的Cto C占绝对优势，但是Bto C的迅猛发展势头却被更多人看好。如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宋玲表示：“Bto C或将代替Cto C成为电子商务的主流。”此外，全球金融危机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寻求新的生存和发展模式。传统制造业如家电领域的创维、海信等，传统实体零售商如苏宁、国美，近两年纷纷自建网上商城，利用网络平台拓展市场。当前的Bto C电子商务，如IT、家电、服装、日用品、母婴用品等商品一应俱全，不仅销售领域覆盖了各个层面、经营领域不断向纵深发展，而且Bto C平台提供的商品在质量、品牌、售后服务等核心环节上，与Cto C平台相比拥有竞争优势。Cto C平台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布局代表网购未来趋势的Bto C业务，如“淘宝”推出了“淘宝商城”、“百度”进军Bto C领域。
(3）宁波的经济特点为培育第三方Bto C平台奠定了基础。
宁波的经济特点———块状经济发达、企业数量众多，使其拥有了培育第三方Bto C平台的优势。宁波块状经济是在自发型和政府推动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实质就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产业集聚区[2]，其中消费品产业包括服装、家电、文具、食品、小五金等。宁波企业中的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与大型企业相比，大多数中小企业的计算机和网络基础设施薄弱、缺少资金、品牌影响力有限，并且缺少电子商务专业人才，无力自行开发Bto C平台。因此，大部分中小企业的首选是，通过第三方Bto C平台开展网上零售业务。由此形成的对第三方Bto C平台的需求，将促进第三方Bto C平台产生。第三方Bto C平台属于双边市场，需同时向企业和消费者两边用户提供具有相互依赖性和互补性的服务，其盈利能力也取决于拥有的两边用户的数量[3][4]。宁波所拥有的优势产业和大量中小企业，确保了第三方Bto C平台具有充分的企业用户基础，这有利于第三方Bto C平台的盈利和快速发展。
2.网络消费平台的供给主体
Bto C电子商务模式可分为四种类型：生产商直销模式、完全电子零售模式、传统零售结合电子零售模式、第三方交易平台模式[5][6]。宁波网络消费平台的供给主体主要包括：
(1）生产企业。
大型生产企业的规模较大，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丰富，完全有能力自建Bto C平台，典型代表如海尔网上商城。宁波的大型生产企业很多，消费品制造企业主要有雅戈尔、杉杉、罗蒙、维科、博洋、太平鸟等服装纺织生产企业，奥克斯、方太、帅康等家电生产企业，广博、贝发、彬彬、成路等文具生产企业。目前，多数企业开展Bto C电子商务的积极性并不高，未建立Bto C平台，企业网站只是作为宣传和产品展示的工具，没有在线交易功能。少数企业如太平鸟集团，通过成立一个子公司建立了Bto C平台。有些企业与第三方Bto C平台合作，开展网上销售，如雅戈尔与百纷网合作、博洋在淘宝商城开店。因此，宁波的大型生产企业作为Bto C平台供给主体，还需要进一步培育，政府应引导和鼓励更多的大型企业建立Bto C平台。
(2）零售企业。
宁波的主要零售企业包括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乐购、欧尚等大型外资超市，三江、加贝、新江厦、家家乐等本土超市，宁波第二百货、银泰、新世界、新华联、国美、苏宁等购物商场。在这些零售企业中，多数外资超市如沃尔玛、家乐福、欧尚已建立了Bto C平台，但网购业务还未覆盖宁波地区;本土超市只有三江超市建立了Bto C平台;在购物商场中，宁波第二百货利用淘宝商城开展Bto C业务，国美、苏宁已建立了Bto C平台，网购业务也覆盖了宁波地区。在宁波的零售企业中，应将本土超市作为培育Bto C平台供给主体的重点，通过电子商务提高它们的竞争力。
(3）电子商务企业。
主要是指第三方Bto C平台提供商。国内第三方Bto C平台的发展很快，已涌现出8848、淘宝网、搜易得、中商网、搜狐买卖街、新浪商城、163商城、263商城等，几乎每一家门户网站都已加入第三方Bto C交易平台提供商行列，竞争激烈。在宁波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中，Bto B平台数量较多、发展势头较好，但缺少知名的第三方Bto C平台。因此，电子商务企业应抓住Bto C电子商务的发展机遇，担负起建设Bto C平台的重任。
培育宁波网络消费平台供给主体的策略
培育宁波网络消费平台供给主体，需要企业与政府共同努力。企业是主体，而政府主要是制定政策，引导和支持企业。
1.企业策略
(1）传统企业与电子商务企业合作。
利用本地中小企业数量多的优势，采用政府引导、电子商务企业与需求企业合作的模式，培育网络消费平台供给主体。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传统企业迫切需要将核心业务与电子商务技术相结合，通过建立Bto C平台，开拓市场、降低成本。虽然传统企业的电子商务技术实力较弱，但是这也正是电子商务企业的优势所在。通过传统企业与电子商务企业的合作，可充分利用传统企业的品牌和市场优势、电子商务企业的技术优势，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加快Bto C平台建设。传统企业与电子商务企业合作可分为两种模式：一是传统企业主导的合作模式，适合大型生产企业和有一定规模的零售企业。在这种模式中，传统企业提出Bto C电子商务需求，寻找实力较强的电子商务企业为其提供技术支持;电子商务企业根据其需求为其建立Bto C平台，传统企业为平台的拥有者。二是电子商务企业主导的合作模式，适合中小企业。在这种模式中，由传统企业提出Bto C电子商务需求，第三方电子商务企业根据其需求开发Bto C平台，并吸引大量的传统企业参与平台建设，在满足传统企业电子商务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第三方电子商务的发展。
(2）集群式发展。
(1) 培育网络消费平台供给主体，离不开软件产业的发展。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软件产业发展实践和成功经验看，集群式发展是软件产业的一种典型发展模式[7][8][9]。从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实践看，Bto B平台产业集群的发展较快，有代表性的是杭州的Bto B平台产业集群，包括阿里巴巴、网易、网盛科技、传化物流等电子商务产业。杭州之所以能迅速形成Bto B平台产业集群，就是得益于产业、市场、人才、文化等优势，其中传统产业集群是Bto B平台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公布的《2008中国百佳产业集群》，宁波共有5大产业集群榜上有名，包括塑料机械、模具、家用小电器和文具等产业集群。然而，宁波的产业集群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产业链不完善、产业发展缺乏上下游产业和相关产业的支持。宁波绝大多数产业集群产业链较短，集群企业的生产经营长期集中在单一产品制造环节上，上下游产业发展的本地化程度严重不足。这不仅导致产业集群的优势不能充分发挥，而且因缺乏下游产业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上游产业的提升。因此，宁波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应考虑如何延长产业链，而电子商务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建设电子商务平台有助于宁波产业集群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将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有效地整合起来。传统产业集群与电子商务平台产业集群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前者能够支持后者的发展，而后者的发展能够提升前者的竞争力。其中，Bto B平台可使制造企业与上游供应商、下游批发商、零售商更好地整合，而Bto C平台可使制造企业与最终客户直接接触。从供应链角度看，通过Bto C平台整合客户资源更重要，可为企业带来更多的销售机会和客户信息。 (2) 形成和发展Bto C网络消费平台产业集群。根据波特提出的“钻石”模型，产业集群成功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六个方面：要素条件、需求状况、支持及相关产业、企业战略结构、竞争和机遇、政府的作用[10]。根据这一模型，笔者对宁波Bto C网络消费平台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提出建议：一是改善Bto C平台产业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建立起有效的高级要素和专门要素的创造机制。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软件产业集群发展看，高校、研发机构与企业相互衔接和紧密结合，能够促进科研成果迅速转化、培养专门人才，从而加快产业集群的发展。虽然宁波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并不少，许多高校都设置了电子商务专业，但是缺乏与企业的合作，研究过于重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因此，宁波应加强“产、学、研”合作，促进高校教师和学生到企业参与实践项目，加大对电子商务专业的科研投入力度，特别是面向企业实际的科研项目。此外，还应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高素质的电子商务人才到宁波工作和创业。二是发挥宁波的传统消费产业集群优势，深入研究企业对Bto C的需求，抓住金融危机后发展Bto C平台的机遇。Bto C平台的发展建立在传统消费品生产企业的需求基础之上，电子商务企业应认识到目前Bto C的发展机遇，积极联系传统消费品生产企业，特别是众多的中小企业，帮助这些企业加强学习，尽快转变管理方式，提高对Bto C电子商务的认识;深入了解这些企业的需求，开发符合企业需求的Bto C平台，鼓励传统企业积极参与，通过一批企业的成功示范效应，带动整个传统消费品生产产业参与。三是依托宁波软件产业园区，加快Bto C平台企业的发展。宁波软件产业园区已集聚了大量的软件企业，包括电子商务企业，这些企业已具备了一定的软件开发技术基础和经验，是建设Bto C平台的重要力量。政府应鼓励一些实力较强的软件企业向Bto C平台领域扩展，如规模较大的传统软件企业、Bto B平台企业。这些企业可通过直接建立Bto C平台，或向新的Bto C平台企业投资，间接参与Bto C平台建设。四是加强电子商务企业的国内外合作和交流。宁波建设Bto C平台较晚，需要加强与国内外知名Bto C平台企业相互交流、合作、资产重组和兼并，吸取成功企业的发展经验和先进技术，创立Bto C平台品牌。五是政府应加快制定Bto C平台相关的产业发展、人才培养、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加大对传统大型企业自建Bto C平台、第三方Bto C平台的支持力度，逐渐形成Bto C平台产业集群。
2.政府策略
(1）鼓励企业建设或参与Bto C平台。
企业是建设Bto C平台的主体，也是交易主体。宁波的企业数量多，是建设Bto C平台的一个显著优势。政府应利用这一优势，鼓励企业积极建设或参与Bto C平台。一是支持有实力的大型企业自建Bto C平台，鼓励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和高校对这些企业多进行宣传和相关培训，提高企业应用电子商务的水平;二是支持电子商务软件企业建设第三方Bto C平台，并鼓励中小企业积极参与。
(2）加大对建设Bto C平台的资金扶持。
随着国内Bto C平台不断增多，平台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宁波新建的Bto C平台必然面临着与已有Bto C平台的竞争，需投入大量的资金维持平台运作。为了加快Bto C平台的发展，政府应在其发展初期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还应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建立完善的Bto C平台的税收、财政、金融等资金扶持体系。为鼓励企业自建Bto C平台，政府可按企业Bto C平台建设投入的资金给予一定比例的资助。对于第三方Bto C平台，应在其建设初期给予资助和税收优惠，并根据其发展业绩，选择一些技术和运作实力较强的企业，加大资金补助和税收优惠的力度，以促进这些平台尽快在国内产生影响力。发展第三方Bto C平台的关键在于其用户数量。为了帮助第三方Bto C平台扩大用户数量，政府应鼓励企业加入平台，并对加入平台开展电子商务的企业，给予资金奖励。
(3）加强电子商务人才培养。
目前，宁波的电子商务专业人才缺乏，对此政府应重视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的重点是高校，政府应加大对这一专业建设的投入。一是支持高校引进、培养电子商务专业教师。根据许多高校存在电子商务专业教师缺乏、教师专业素质不高等情况，政府应投入一定的资金，引进、培养一批专业教师。培养教师不仅仅是提高他们的学历，而应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科研条件和更优惠的激励政策，并鼓励他们以各种形式从事商务实践。二是支持高校建设电子商务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加强实验和实习两大环节的教学。目前，高校的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仍以课堂教学为主，与课程所要求的实践性不符。因此，政府应支持高校建立电子商务实验室，并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建立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践和实习的场所，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参考文献
[1]艾瑞咨询.2009-2010年中国服装B2C网络购物市场研究报告[EB/OL].http://www.iresearch.com.cn/html/Consulting/Online_Shopping/Free_id_1314.html, 2009.
[2]陈利权, 刘军.宁波块状经济:加快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EB/OL].http://gxs.ningbo.gov.cn/xinghe/nbcoop.nsf, 2008.
[3]Armstrong, M.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 37 (3) :668-691.
[4]岳中刚.双边市场的定价策略及反垄断问题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 2006 (8) :30-35.
[5]冯智杰.中国B2C行业的主要经营模式及发展趋势分析[J].经济管理, 2005 (10) :71-75.
[6]刘子龙.B2C商业模式比较研究[J].电子商务, 2009 (1) :55-59.
[7]刘莹.论产业集群的驱动因素——以爱尔兰软件业集群为例[J].经济地理, 2004, 24 (5) :629-632.
[8]郑健壮, 李迅.战略管理模式与产业集群化发展——以杭州软件产业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 2005 (1) :84-87.
[9]魏江, 朱海燕.高技术产业集群创新过程模式演化及发展研究——以杭州软件产业集群为例[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6, 18 (6) :116-121, 138.
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及风险分担探析 篇5
如何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在城乡、区域之间均衡配置, 缩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问题的解决程度关系经济发展的健康程度。
1 公共服务概述
1.1 公共服务含义
公共服务的建设关系着社会是否和谐健康地发展, 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公共服务的重要性, 但对公共服务还没有统一的界定。不同学者对公共服务有着不同的定义。安体康将公共服务划入公共物品的范畴, 认为公共服务主要是以活劳动的形式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公共物品, 而不是向人们提供具体的实物来满足需求。公共服务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广泛, 既包括通过直接劳务为社会公共需要提供的服务, 又包含政府通过财政间接地满足居民教育、卫生、环境、城市建设、文化等方面的需要服务。学者刘尚希则认为公共服务是指政府利用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 为促进居民基本消费的平等化, 而采取的一系列公共行为。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 指出:基本公共服务, 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 由政府主导提供的, 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 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是其必须要履行的政府职能, 是关系着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 公民有权利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
基本公共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公共范围指保障公民基本民生需要的公共服务, 诸如教育、就业等领域, 广义上的公共服务还包括交通、通信、公用设施、环境保护等与人民生活环境密切相关, 及与保障公民生命有关的公共安全、国防安全等领域的公共服务。
1.2 公共服务分类
公共服务一般具有四个共同特征:社会性、公共性、公平性和动态性。
公共服务的类型, 按照不同标准有不同的划分。
根据公共服务的功能不同, 公共服务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维护性公共服务, 二是经济性公共服务, 三是社会性公共服务。维护性公共服务是满足公民衣、食、住、行最基本生存需求的服务, 保护个人的生存权, 保障公民最低的生活水平, 通过政府的行政管理、法律与司法、国防等形式实现, 是保障国家机器的存在和运作的服务。经济性公共服务, 服务对象是企业, 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发展的服务, 通常采取的措施有政府的公共项目和国有企业的股东投资、对产业活动提供的价格补贴、应用性研究资金投入、政府对固定资产的投资等等。社会性公共服务是高层次的服务, 具有较强的再分配功能, 是指国家为了满足公民社会发展活动的需求, 通过加大公共资源的投入的方式而提供的社会性服务。只有经济发展达到较高阶段以后, 公民社会才会享受较高水平的社会性公共服务。
其它常见的分类标准有: (1) 根据公共服务特征, 分为纯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 准公共服务又被称为混合公共服务; (2) 依据公共服务受益范围的大小, 可分为全国性的公共服务和地区性的公共服务; (3) 依据公共服务水平, 可以将公共服务分为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
2 公共服务主体及供给模式
公共服务的实现过程, 也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 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各类主体, 其中重要的是提供主体与生产主体。提供主体与生产主体既可以是同一的, 也可以是分离的。例如政府提供的国防服务, 可以由政府的军队来实施 (提供主体与生产主体同一) , 也可以由雇佣军来实现 (提供主体与生产主体分离) 。
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 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和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两者之间的结合方式也呈现多样化。以政府为主导的的公共服务提供与生存的单一格局被打破, 出现了政府、私人部门与第三部门三者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协作的局面, 三者之间相互独立, 在运作中又彼此竞争着, 更加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化配置, 在同一运作体制中, 三方在竞争的同时又有交叉合作的机会, 促进了公民参与公共服务建设, 实现了政府与社会的共治。
2.1 政府组织。
政府组织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直接供给者, 以其政府的权威性为先天优势和条件, 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 体现的是公民权利与国家责任之间的公共关系。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还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首先, 政府组织作为主体也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 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数量与质量可能与社会公共需要不一致。提供的公共服务可能数量不多, 质量不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供不应求, 或者是供给的数量太多而供过于求, 造成预算超支、资源浪费等, 这就会出现“政府失灵”, 即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与社会公共需要相脱节。其次,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较低, 服务质量不高, 所提供的也是满足社会成员“基本公共服务”。
2.2 私人部门。
私营组织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 提供公共服务的目的是满足公民生产发展需求的过程中, 赚取利润, 以市场为导向, 强调利用市场实行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 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资源的作用。“政府和市场各有其功能优势和功能劣势, 这是在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互动历史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不争事实。”相比政府组织, 私人部分有着更高的效率, 它体现的是私人牟利追求与消费者之间的市场关系。私营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就是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 打破了行政垄断公共服务的局面, 明确了公共服务的所有权, 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市场具有的部性、自然垄断性等特征, 使得私营企业追逐利润, 趋利而动, 导致“市场失灵”的情况发生。
如果政府退出公共服务的领域, 公共服务的所有权交给市场来调配, 完全由私营组织提供, 就有可能会出现私营组织因为利润不足而拒绝提供服务或者形成公共服务某一行业的垄断, 这样会导致公共服务提供不足或服务过剩的问题出现, 社会公平、效率与责任等目标就无法实现, 因此私人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有效范围只能是适合资本化生产的公共服务。为使公共服务更高效、迅速, 政府要通过实施社会保障措施使市场更具效率和活力。
2.3 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是指提供公共服务除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之外的第三种提供服务的力量。第三部门游离于政府和私人部门之外, 关于第三部门的界定,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研究中心的定义是“凡是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特性的组织都可以算作为第三部门”, 由此可知, 我国的各种人民团体、社会团体、各种行业协会等这些民间自发性非营利性的组织都可算作是第三部门。在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时, 有时会出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状况, 这时第三部门就可以填补公共服务的供给空白, 展现优势, 因此第三部门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三者结合就形成了九种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与生产模式。
3 公共服务风险传导与分担
公共服务风险是指实际结果偏离预期而引发的不利后果。石友蓉提出风险传导涉及四个重要因素:风险源、传导载体、传导节点、风险接受者即风险事件产生点。
对于公共服务主体风险来说, 风险源是指公共服务参与主体为自身利益着想所主导的恶意行为或不当行为, 损害了其他参与方的利益, 利益的驱使是主体行为风险传导的源头和动力;传导载体是指主要参与方之间相互沟通的信息、以及参与方之间的利益关系、资金、工程建设技术等, 传导载体是主体行为风险传导的桥梁;传导节点是指公共服务参与方选择的生产单位、招投标、合同签订等, 公共服务风险在这时逐步积聚直到发生风险事件;风险事件是指公共服务项目引发损失造成不利的后果, 成本超支、质量问题、安全事故等都是导致风险事件发生的原因。
公共服务的风险分担是以规则制度、契约等为纽带的贯穿于公共服务供给全过程的复杂制度设计, 它包括事前的风险初次分担和事后风险再分担两个过程。前者为后者提供依据, 后者弥补前者的不足。健全相关法规, 明确公共服务的内涵, 明确各主体的权限与职责;完善市场机制, 对市场准入与退出作出严格界定;加强执行机构力量, 有效的制度源于有力的执行。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 公共服务的差距也在扩大。如何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缩小公共服务的差距, 本文在对供给主体探讨的基础上, 提出风险分担的思路。
关键词：公共服务,风险分担,供给主体
参考文献
[1]尹华, 朱明仕.论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协调机制的构建[J].经济问题探索, 2011 (7) .
[2]杜亚灵, 尹贻林.社会资本视域下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关联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 2012 (3) .
[3]安体富.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问题与对策[J].财贸经济, 2007 (8) .
论我国公共服务的多主体供给 篇6
一、建立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制度化选择机制
政府应在法律框架内设计面向应用层的服务主体选择制度:用法律规范服务主体的选择过程,形成各主体相互衔接和权利义务统一的供给体系,防止利益群体或个人利用服务的不确定性和公众对某项公共服务的无知进行谋利活动,主要在于供给主体准人、主体选择和选择过程中的沟通及确认等一系列机制的完善。
建立明确的供给主体准入标准,明确进入规制政策(包括特别许可、注册制度、申报制度);价格规制政策(公正报酬规制、价格上限规制、价格下限规制);服务质量规制;服务数量规制:服务提供者的固定资产保值规制;公共服务的授权规制(授权经营、特许经营首先必须明确产权,由谁授权、授权给谁、怎样授权)等,并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反垄断规则。
完善主体选择程序,实现服务主体选择的透明化、便捷化、即开放性、标准性和简化程序,设计有效的选择标准。各主体在参与竞争时必须基于相同的竞争标准设计,不能以短期利益来选择主体。选择制度的完善在于政治程序选择、经济性选择、制度选择三过程的统一。由政府会同公众代表、专家等组成评审委员会。先对该项公共服务进行细化,并分解成具体数量指标,对各项指标进行汇总后,确定服务的种类、服务的范围及服务质量承诺等公开意向书,由供给者确认并同意后进入主体选择过程。选择比较合适的供给主体,再由各供给主体就其方案进行解释,最终确定。这是一个渐进式选择过程,是理性选择和经验选择相结合,最终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选择机制。
建立选择沟通机制,选择结果的前馈控制、反馈机制、过程控制机制都离不开公众参与。必须确保选择供给主体的权力落实到公众的手中,赋予公众各种可利用的合理选择资源。完善选择者的利益表达、选择倡议、选择规则,尤其是在被动选择过程中的选择权,使公众更有效的表达真实的选择偏好,以法律手段保障公众选择中信息通道的畅通,形成参与约束机制。直接选择和间接选择制度的制约有助于减少替代选择者私人偏好的影响。建议制定《公民投诉保护法》以实现公共服务选择的公众参与和对合理选择权的保护。
选择结果的确认。公共服务的选择方式可以采用行政合同来选择公共服务的供给者。行政合同制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为实现公共行政目标经相互协商而缔结的合同。现阶段主要任务,在于需要将这类融合当事人意思自治、财产因素等与公共性、国家意志性、政策性等因素为一体的行政合同界定为经济法上的合同,确立合同的法律救济,明确政府一方应与其他主体一样依法承担合同责任。
二、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评估机制
公共服务具有政治性、法律性、管理性、经济性的多种特征,加之公共服务目标的多元化、绩效评估方案的不完备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抵触等因素、以及投入容易评估,产出难评估等因素,因此经济学评估方法用来解决公共服务评估则未必有效。对公共服务的成本收益的衡量要考虑社会总成本和总收益。通过评估发现目前公共服务水平与应当达到的服务水平之间的差距,找出改进点,降低服务成本。建议从以下方面进行服务检测体系的完善:评估主体的独立化、评估标准的科学化、评估结果的公开化。
建议建立独立的公共服务评估主体——公共服务监督管理委员会,这样能够减少政府既是供给主体又是评估主体的弊端。参加评估的其他主体包括相关行政部门官员、公共服务涉及的公众代表、非营利组织、专家、媒体等。公共服务监督评估委员会独立评估服务主体自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优劣,具体包括以下方面:服务主体评估、服务接受者的反映评估、服务方式的评估,服务的社会效益评估。公众、体等外在平估比较浅,公共服务供给监管部门、专业化评估机构、第三部门等内在评估则更专业化:包括服务提供者的绩效、愿景、社会责任感、连贯性(不同服务主体提供相同公共服务是否具有一致性)、适应性(是否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不断满足公众要求)、社会安全绩效评估,由监管部门综合内外评估,得出客观、全面的评估结果。
评估标准应涵盖非市场价值标准和市场价值标准,具体包括对生产者、服务对象、生产技术等评估,比如:公平评估(equity)、经济评估(economic)、效率评估(efficiency)。公共服务的评估指标体系设计应涵盖以下几点:1服务效率或费效比;2服务提供者基本素质;3服务满意度;4服务主体自身管理水平;5服务硬件设施水平;6社会目标实现度;7评估时效;8评估保障机制。针对服务主体性质不同制定独立的评估体系。营利部门评估可参照企业评估方法,政府评估参照政府绩效评估进行,非营利组织则应建立相应的评估标准。公共服务的有效性评估标准包括:公共服务的供给范围、供给的标准、供给的指导价值观、供给的技术可行性。评估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主要涉及总体绩效标准和间接绩效标准,最终取决于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特点。公共评估应是一个渐进过程,但必须经历以下程序:1明确某类公共服务的任务或目标,2完成此类公共服务的必要组织和程序,3确定此类公共服务的质量标准,4选择评估主体,5评估并反馈评估结果。
评估体系应该明确和具有连续性,是供给者的自我评估和外部评估的结合。
公共服务的评估中,实行评估报告公开制度,过程必须公开,结果必须公示。可以建立供给者分类评级管理制度,评估结果不能表明公共服务得到有效持续改善,或连续一段时间处于较低级别的供给者表明其供给低效率或无效,相关管理部门应该给予其警告,降低其供给资质,或重新选择供给主体。
三、强化对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督
实现合理的监管首先在于工具的完善,由技术控制到服务监督,形成一个值得信赖、透明和一视同仁的法律、监管及政策环境,建立自律和他律结合的监督体系。
监督主体多元化。政府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往往一身二任,正因为一身二任,才容易导致公共服务的供给中问题多多,因此,有必要将政府对公共服务的监管职能独立出来,形成360度环型监督圈,监督主体包括:政府监督、非营利组织监督、服务竞争者之间的监督、服务接受者的监督、媒体监督等。但是监管只能由法律授权的专业部门进行,主要手段有:财务监督、审计监督、专项检查监督等。营利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应当由政府会同消费者和非营利组织对其进行监管。
监督手段程序化。公共服务的财务监督应实行独立的审计制度,严格预算约束,包括:财务审计(财务报表审计、相关财务事项审计)、绩效审计(经济性与效率审计,项目效果审计),非营利组织还可以对营利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及时、专业的监督。明确规定公共服务部门监督程序;比如调查检查程序;审核批准程序;行政处罚程序:行政强制措施程序;行政裁决程序;规章制定程序。现行公共服务的价格听证还应扩大,包括:公共服务的主体选择听证}、公共服务的审计听证、公共服务的质量听证、公共服务的安全性听证,建议建立公共服务的问责机制,赋予消费者抗辩权。当公众或其他监督组织发现有损于公共利益的行为时,有权通过信访制度、民调制度、社会征询等制度化通道向公共服务的监督者提出抗辩,还应对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的损害行为和损害事实引入诉讼程序,服务的接受者有权要求其停止对公共利益可能或已经存在的侵害。
监督程序的标准化。公共服务的监督既需要以结果为导向,这是针对顾客的,又需要以过程为导向,这是针对监督者的。两个阶段的监督,建立一条完整的,可纠偏的公共服务供应链。建议制定《公共服务质量法》、《公共服务评估标准》、《公共服务成本批露法》,实现法制化、透明化的监管。
规制的适度化。规制如果不适度,也会成为政府寻租设租的手段。因此,规制必须透明,以适用原则来制定规制,规制所不禁止的,都是许可的,应该设立独立的公共服务规制机构。规制目标应偏向消费者,从保护消费者利益出发进行规制。公共服务的规制会随着受管制项目技术变革和体制诱因而变动(主要是趋于放松),健全公共服务规制必须建立相关信息的统计数据库,包括:公共服务普查数据;公共服务经常调查数据;部门公共服务统计数据等,以便为规制的适度提供衡量依据。
四、构建公共服务供给的价格缓冲制度
公共服务面临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定价(公共定价),联合负担成本(成本归属)的重要问题。供给者面对着一个波动的市场,面临一个两难选择——生产成本与政府定价的矛盾。市场的波动经常会给公共服务生产者带来难以预料的成本压力,单靠服务者自身经常无力化解来自市场的成本波动,若生产成本极大地超出了政府允许的公共服务的价格水平,能否按照市场规律生产者退出生产或大幅提高公共服务的价格,事实上这显然行不通,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政府应在成本信息透明的前提下,制定公平的服务成本分摊制度,用社会力量化解公共服务的价格波动,减少社会震荡,因此,公共服务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价格缓冲必不可少,这种缓冲在价格区间内应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使公共服务的价格水平在公众可以承担的区间内波动。
总结
多主体公共服务的供给改革首先必须找准节点,从基层服务着手,由点到线再到面的逐步改进,初步建立宽覆盖,粗线条的供给网格,再进行细分和结构梳理,在动态中不断完善,保持制度设计中的结构平衡,构建一个矩阵式的多主体公共服务供给网。
参考文献
[1]段晓斌、崔晓雁：《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及其效率浅析》[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5，(02)．
[2]孟大虎、吴克明：《多视角分析框架下的公共产品供给》[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02)．
[3]刘起：《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效率依据及存在的无效率解》[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01)．
供给主体多元化 篇7
1 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
“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说来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 (普遍的东西本来就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 , 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 是‘不依赖’于他们的。”如果没有外来强制力的影响, 个人并不愿意为“公共事务”奉献太多。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克服传统“小农”注重私人利益的缺点而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把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劳动, 并通过强有力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敦促农民要舍小家为大家、要自觉为集体做贡献。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随着农业税费大幅减免的实现, 农民获得了更全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他们可以更加独立自主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当然这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但同时也使农民的个体独立意识不断增强。“我不要你的, 你也别要我的”曾是农民的一种普遍心态, 甚至是一种普遍诉求;而在农业税免除的后农业税时代, “我要了你的, 你也不能要我的, 因为你曾经要了我太多”。朴素的话语一方面反映出国家对农民的过度索取给农民生产生活以及心理造成的严重伤害, 也透露出农民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更加突出。
马克思指出:“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 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 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国家是调和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矛盾的工具, 而且应该是一种超然的无实际利益的独立形式, 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代表共同体执行公共职能;“一切一般的、共同的生产条件……必须由国家收入的一部分来支付, 由国库来支付”, 国家有义务利用公共财政来保障公共利益;“修筑铁路对于生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可能如此微小, 以致投资只能造成亏本, 那时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国家身上”, 虽然马克思意在揭示资本的逐利行为, 但同时也表明公共产品的公益性、非盈利性促使国家要担起供给责任。总之, 马克思认为国家 (政府) 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
事实上, 各国政府一般都会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支持农业、农村以及农民的发展。“除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之外, 在农业科研、农村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公共卫生等方面, 国外工业化国家不仅普遍财政支农力度大, 而且建立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分担机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集中代表, 必须担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 在农村公共品生产中发挥主导作用。
2 政府如何做好供给
2.1 加大投入
近年来, 国家一直强调对农村要“多予、少取、放活”。充足的财政资金是办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关键, 因此“多予”是重点。国家在这方面是有所作为的:据统计, 2011年国家支农支出总额为10497.7亿元, 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9.6%, 与之前连续三年9.5%的比例增加了0.1个百分点。但由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历史欠账太多, 公共产品普遍短缺的状况仍无显著改变。
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基础教育关涉个人一生的发展, 而在各类公共产品中其效用的“外溢性”又非常强, 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长期短缺令人难以接受。新世纪以来, 国家在广大农村地区实施了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农村教育投资效益为目的的“撤点并校”政策。这项偏重于对农村有限的教育资源和有限的教育投入进行集中的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师资、校舍不足的问题, 但同时也制造了不少新矛盾:山区的小学生在校车普遍缺乏的情况下, 上学往往需要跋山涉水, 在路上的时间甚至比在课堂上的时间都多, 这不仅影响了学生的正常学习, 也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不少孩子八九岁就开始读寄宿学校, 难得与父母亲人见面, 再加上农村寄宿学校的伙食条件普遍简陋 (在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学生自己带米、带面租炉灶生火做饭的情况) , 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寄宿费、用餐费以及租车接送费, 家长为此付出的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两免一补”所带来的实惠, 经济负担加重使农村学生失学和辍学率明显提高。这项源于农村教育资源不足的政策又引发了新的教育资源与基础教育相关的配套设施不足。农村基础教育资源绝对量严重不足, 更加不合理的是城乡教育资源的极度不均衡。“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底线”, 但是巨大的城乡投入差距使农村学生入学率、升学率都远低于城市, 农村孩子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农田水利设施脆弱。目前农村大部分地区的抗旱防涝设施仍然相当匮乏, 脆弱的农田水利设施根本不能有效抵御自然灾害。2010年春季西南地区大范围持续的干旱和夏季两广、云贵、江淮流域等多地区的涝灾, 都导致大批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农民面对自然灾害仍然极度被动, 不少地区抗旱基本靠农民自己使用拖拉机、发电机、塑料软管、抽水泵等一套设备, 费时费力更费钱, 在抗旱高峰期, 因抢占井眼和其它水源经常引发打斗事件;遭遇涝灾就更加无计可施, 只能听天由命, 任凭庄稼枯萎、粮食减产。
农村养老保险水平低。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从2009年开始试点, 2012年底实现了制度全覆盖。试点之初中央财政就开始向符合条件 (一般是年龄达到60岁) 的农民提供每月不低于55元的等额基础养老金, 但此后这个数额并无明显上涨。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测算, 基础养老金实际购买力已在几年内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 目前即便加上个人缴费和地方补贴, 很多省份的养老金也只有六七十元, 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从14%下降到8%。这不仅影响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也在一定程度上地打击了年轻农民的参保积极性。
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据统计, 2011年每1000农业人口拥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1.27人, 但村级诊所大多是私人诊所, 医疗器材仅限于听诊器、体温计、血压计等, 从事简单的注射工作;改革开放前培养的赤脚医生仍是农村地区不可或缺的医务力量, 医务人员的专业素质普遍偏低, 卫生专业人才的短缺, 成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乡镇卫生院的基础设施条件也不容乐观, 一般只能做肝肾功能、X线拍片、B超、心电图, 即使有的医院在政府的扶持下购买了先进设备, 但苦于无人会操作, 导致设备闲置、资源浪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看病贵”的问题, 但乡村有限的医疗、医药条件造成的“看病难”仍然困扰着广大农民, 偏远山区农民遭遇大病常常得不到及时救治。
2.2 合理定位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角色与功能
我国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长期存在一种事权与财权的倒挂现象, 掌握的财权越多, 承担的事权反而越少。具体而言就是中央政府掌握了大部分财政收入, 却只承担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少部分责任, 而将大部分责任推给了地方政府。由此乡镇政府就肩负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可承受之重, 依法要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多项公共事业。如果说农村税费改革前乡镇政府尚能从农民手中获取一些公共资金, 那么改革后大多数乡镇政府都面临着财政困难的窘境, 对于举办公共产品心有余而力不足, “用于教育、计生等法定项目的支出也是低标准的, 用于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发展的资金更是凤毛麟角, 而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几乎没有”, 不可能承担起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责任。这严重影响了供给效率, 对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角色与功能进行合理定位刻不容缓。
较为可行的办法是根据政府间财权事权对应的原则, 结合公共产品受益的区域性确定各级政府的责任:全国性的公共产品, 如农业科学研究、大江大河治理等应由中央政府提供;地区性的公共产品, 如农村养老、合作医疗、农村电网等可由省级政府为主, 中央与省级政府共同承担;乡域性的公共产品, 如农村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农村自来水等应以乡镇政府负责为主, 由上级政府给予财政支持。
2.3 改变自上而下的供给体制
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自上而下”决策机制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部门直接投资, 存在的问题是公共品供给方与需求方的错位, 部门就可能在提供农村公共品时, 从自己的偏好出发, 比如优先建设政绩工程、面子工程, 且很难防止灰色行为。”农民作为公共产品的实际使用者无权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种类, 更不能监督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以及质量, 无论需要与否、质量好坏, 农民都只充当公共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这一方面容易造成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又容易引发腐败行为。因此, 有必要改变这种由外部行政力量决定乡村内部公共产品供给的局面, 以人为本, 建立起“自下而上”的能反映农民公共产品真实需求的决策机制。
建立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 最重要的是与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相结合, 在村民民主自治的制度框架下, 以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为载体实现农民对所需要的公共产品进行表决, 使一个村或一个乡范围内多数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得以表达。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按照提高水平、完善机制、逐步并轨的要求, 大力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倾斜, 努力缩小城乡差距, 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大有可为。
摘要：取消农业税后, 以往农民个体出资举办农村公共产品的模式无法延续。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有责任担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政府要加大人、财、物的投入, 创新供给体制, 还应明确、合理地定位各级政府的角色与功能。
关键词：农业税,农村公共产品,政府,主体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85、8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下) [M].北京:年人民出版社, 1980:26、24.
[3]曲延春.变迁与重构: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140、126.
[4]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17, 301.
[5]赵永平.农村孩子为何不愿“跃龙门”[N].人民日报, 2013-5-26 (9) .
[6]王昆, 管建涛, 夏军.中国农村老人期待调高养老金[EB/OL].http://www.ah.xinhuanet.com/2013-05/28/c_115942230.htm, 2013-5-28.
[7]贺雪峰.农民公共品需求偏好的表达与供给[J].学习月刊, 2008, (8)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