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政策

大陆政策（精选4篇）

大陆政策 篇1

摘要：均势思想是在18、19世纪近代国际关系中盛行于欧洲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思想, 从国家层面看, 英国是在外交政策中运用均势思想时间最长、最为忠实也是运用效果最佳的国家, 其均势外交战略几乎贯穿整个近代国际关系史。英国均势思想的成功运用维持了近代欧洲大国间的势力平衡, 在避免欧洲大陆出现一国独大的霸权国家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使得英国得以成功实施殖民帝国战略;另一方面, 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 也牺牲了欧洲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利益。

关键词：英国,外交,大陆均势政策

1. 背景

“对于在特定的民族文化传统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外交决策者来说, 其外交决策和在外交舞台的活动形式, 更是会打上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烙印。”均势外交政策作为英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它的形成和发展也不可避免地承受着文化传统的影响。英国式的保守主义、矛盾的岛国心态、根深蒂固的帝国情结, 以及不为原则所束缚的狡猾的实用取向, 都为英国均势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1.1 英国式的保守主义

自“光荣革命”后, 保守主义逐渐成为英国政治文化的主流。保守主义作为英国政治文化的主流, 无疑也对英国的均势外交传统有着深的影响。英国均势外交政策从产生到发展都深深地植根于保守主义土壤。一方面, 无奈地离别大陆后产生的均势外交政策, 力求欧洲力量状态的均势。另一方面, 反霸斗争一结束, 欧洲均势得到恢复后, 英国立即从欧洲事务脱身, 避免永久同盟带来的责任, 加紧对殖民地的掠夺以弥补战争的损失, 对欧陆实施“光辉孤立”政策。

1.2 矛盾的岛国心态

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的不近不远的距离, 造成了英国矛盾的岛国心态。丘吉尔曾这样概述了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基本态度:“在我们看来, 一个更富足的、更加自由的、更加满足我们的欧洲共同体只会带来好处和希望。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梦想和我们自己的任务。我们同欧洲在一起, 但不失去自己的利益。”在反对大陆霸权的过程中, 欧洲政治局面呈现出均势的态势, 英国在这种态势中看到了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关键。于是, 反对大陆霸权, 维护欧陆均势开始为英国外交政策的目标。这种矛盾的岛国心态一直伴随着英国人, 特别是在英国取得海上霸权、“日不落帝国”和“世界工厂”等辉煌之后表现尤为明显。

1.3 根深蒂固的帝国情结

在世界工厂提供的强大经济后盾下, 凭借着“两强标准”建立起的一支强大的皇家海军, 英国在海外建立了一个遍布各大洲的辉煌的“日不落帝国”。“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的美名, 使得英国人相信, 他们是世界唯一的最伟大, 最优秀的民族, 他们的国家是一个世界性的强国。

英国19世纪的外交政策, 已经把“没有永久的朋友, 只有永久的利益”的大陆均势政策发挥到了极致。而英国的“帝国情结”也在19世纪达到高潮。大陆均势政策的实施, 保证了英伦三岛的安全和稳定, 促进了英国海外事业的顺利发展, 为英国赢得帝国提供了良好条件;反过来, 帝国也为英国均势外交提供了经济后盾。帝国的霸权是海上的霸权, 军事力量有限, 强大的海军维系着英国广大的殖民地和商路安全, 也为英国本土安全提供了保证, 这一切都以帝国提供的强力后盾为基础。

1.4 狡猾的实用价值取向

英国人以求实精神而著称, 具有务实重行的特点, 即注重实际问题而不空谈理论。实用价值取向下的英国传统, 体现在外交中就是外交决策人员不受成规的束缚, 只承认既成事实, 而将外交努力集中在具体问题上, 保持行动自由, 最大限度地维护英国的国家利益, 这对英国均势外交的形成和维系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2. 含义与实质

英国“大陆均势”政策的含义是英国为了维护霸主地位, 依靠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使欧洲大陆的列强彼此牵制和相互争夺, 防止一国称霸欧洲;实质是由英国操纵欧洲的政治天平, 维护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海外利益, 保持英国的海上霸权。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说:“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 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 英国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 同它们联合起来, 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 不管他是谁, 不管他所统治的那一个国家。”这段话是对英国均势外交的最好概括。这种政策的核心就是, 英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反对一个最强大的国家或者几个国家联合起来的政治上的独裁”;不希望欧洲大陆被一个最强国的霸权所统治, 不愿意欧洲大陆出现强权, 均势政策使英国的外交通过离强合弱、扶弱抑强、孤立、干涉等手段的交替应用, 维持着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欧洲大陆均势, 并成为这种均势的操纵者。

3. 特点

英国娴熟地运用大陆均势政策, 在欧洲事务中进退自如, 始终在外交上立于不败之地, 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以国家利益为核心

国家利益是一个主权国家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的根本依据和指导思想, 也是对外政策的终极目标。国家利益是英国外交政策的最终、也是唯一的目的, 因而也是均势外交传统的核心。英国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提出:“没有永久的盟友, 也没有永久的敌人, 只有利益是永久的和不变的”, “无论由谁执政, 英国的利益始终是不变的”。

3.2 以阻止霸权出现为目标

英国把力量加到弱小的一方以维系欧陆均势的外交政策, 其目标始终在于阻止欧洲霸权的出现。反对欧洲大陆任何一个霸权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欧洲建立霸权, 是英国均势外交政策的目标。

当然, 欧洲各民族国家的均势共识同英国均势政策的巧妙一致, 为英国实行均势政策创造了难得的有利条件。工业化道路为英国抵抗大陆霸权和采取光辉孤立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后盾, 而且“海洋霸权相对于大陆霸权的优势”, 都是英国能够利用均势政策战胜大陆霸权的重要因素。

3.3 以对欧陆若即若离为手段

始终跟欧洲保持一步之遥, 不被迫卷入欧陆争端, 在霸权出现时又不至于孤立无援。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保证了英国的行动自由, 使英国避开了与欧洲国家的永久同盟和责任, 既减轻了英国的财政负担, 又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英国的利益。

英国在均势原则的实施中, 不管霸权是谁, 只要他破坏了欧洲大陆的均势, 威胁到了英国的利益, 英国都会在反对霸权的目标下将之击溃。就如丘吉尔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一样,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要永远的利益”。英国正是采取与欧洲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在保持行动自由前提下采取有限责任的方式, 以最小的代价成功地维护了欧洲的力量均势。

4. 主要原因

英国长期以来能够推行“大陆均势”政策的主要原因。 (1) 国家利益: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达, 需要广阔的海外市场和殖民地, 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为了争夺和掌管欧洲和世界霸权而长期实行这一政策。 (2) 国家实力:英国于17世纪较早经过资产阶级革命, 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18世纪中期成为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国, 掌握了海上霸权;英国又是最早进行并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 1840年, 英国的工业产量约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5%, 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 处于“世界工场”的地位。 (3) 客观条件:同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强大的海权是分不开的。

5. 主要步骤

英国奉行“大陆均势”政策的主要步骤:联合抗法———联合败俄———联合制德———扶德抑法———纵德反苏。英国实行“均势政策”的主要具体措施有:

1) 17世纪~18世纪, 为了争夺欧洲霸主地位和世界殖民霸权, 与法国进行多次战争, 击败法国, 确立了世界殖民霸权。

2)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 先后组织和领导七次反法同盟, 干涉法国革命, 目的是争夺世界市场和霸权, 打破拿破仑称霸欧洲的局面。

3) 19世纪上半期, 沙俄向欧洲扩张, 成为欧洲大陆的强国, 严重影响了英国的大陆利益。为了争夺巴尔干, 联合法国在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中打败沙俄。

4) 19世纪后半期, 普法矛盾激化, 发生普法战争。后因法德矛盾发展为三国同盟与法俄军事协约集团对峙, 英国保持了“光荣的孤立”。

5) 19世纪末德国崛起, 严重威胁英国在欧洲大陆和全球的利益, 英德矛盾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英国先后调整了与法俄的关系, 形成了三国协约与以德国为核心的三国同盟对峙。并在一战中联合法俄打败德国。

6) 一战后, 德国战败, 在欧洲安全和赔款问题上, 英国不愿法国独霸欧洲, 在巴黎和会上反对过分削弱德国。并扶持德国提高了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20年代, 法国一时势力弥漫于东欧一带。英国拒绝了法国的结盟建议。

7) 20世纪30年代, 德国法西斯势力上台, 在欧洲侵略扩张, 英国为确保在欧洲的利益, 采用了祸水东引的纵容德国侵略苏联的绥靖政策。直到二战结束, 英国才放弃了均势政策。由此可见, 英国均势政策的目的是反对大国谋求欧洲大陆霸权, 巩固欧洲大陆沿岸阵地, 保持自己海上霸权。其政策实质是使欧洲列强彼此牵制, 由英国操纵政治天平, 维护英国在欧洲大陆和海外的利益。

6. 总结

英国均势外交思想实践归纳起来, 其途径手段不外乎以下几种:1) 干预和战争。直接削弱对手;2) 联盟。联合多数国家反对一个和几个实力明显强于自己的国家, 以图通过与别国结盟、协定和互相保证来增加自身实力和遏制独大的强国;3) 赔偿和瓜分;4) 建立缓冲地带, 即处于争夺权力的两个国家或两个国家集团之间的具有缓冲作用的中立地区;5) 分而治之。使用策略分裂竞争对手, 或使它们保持分裂状态, 借以削弱竞争对手或使它处于软弱状态。这些手段自近代以来, 在英国外交实践中屡见不鲜。

由上述分析可见, 英国的均势外交政策的一个特点是“对事不对人”, 针对的是所有有可能破坏均势、独霸一方和对英国利益构成威胁的国家, 而不是根据个人好恶或者某种民族情绪固定地针对某个国家, 而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当然, 英国的均势外交政策也是一把双刃剑, 它带给英国数不尽的利益的同时, 也在英国维护欧洲均势与“和平”的口号下, 不惜牺牲欧洲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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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大陆政策 篇2

第一節 前 言

隨著1997年7月泰銖貶值所引發的亞太金融危機出現後，香港及大陸的經濟均受到負面影響而向下調整，而由於香港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因此其所受的影響更甚於後者。1997年香港GDP正成長為3.5％，可是1998年香港的GDP卻為負成長5.1％，相差8.6個百分點，而代表香港股票市場的恆生指數更由1997年8月7日的16820點下跌至1998年8月13日的6544點，跌幅高達61％，超過了1987年所發生的大股災幅度；另外，1998年在香港新上市公司共有32家，集資額共59.5億港元，較1997年新上市公司82家，集資額816.5億港元的情況大為遜色，可見香港經濟在1998年至今的情況是大不如前。

相對而言，雖然大陸是一個相對較為封閉的經濟體系，但大陸在1998年至今的經濟表現已顯示受到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在1997年約佔大陸GDP份額40％的進出口貿易，1998年的進出口貿易總額為3239億美元，較97年下降了0.4百分點，是自1983年以來第一次進出口貿易總額出現負成長的年份。其次，金融方面因廣東信託投資公司資不抵債而在1998年10月6日由中國人民銀行宣佈關閉，以及近期粵海集團的財務危機陸逐曝光以後，不但影響了大陸金融體系，更影響了香港經濟及金融的發展，外資、華資銀行對香港中資公司及大陸企業的融資均持謹慎、暫停貸款、追討債務的態度，對於唇齒相依的中港經濟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可是，雖然自1998年至今中港兩地的經濟整體而言因受內外因素影響而向下調整，但兩地相互投資及政策發展，尤其是大陸對外投資政策及在港投資的香港中資公司均有一定程度的進展，因此本文除了重點說明兩地相互投資的靜態分析外，亦將會包括香港中資公司的真實具體情況，如內部管理、監督機制等動態分析，來進一步瞭解香港的中資公司。再者，中港兩地投資對台灣經濟及確有極大的關係，慨因目前兩岸三地的經濟聯繫甚為緊密，加上預期今年底兩岸可望一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相信三地的經濟交流將會進入另一個新的里程。上述的內容，本文將各在不同章節裡有詳細的論述。

第二節 兩地相互投資政策

一、對外投資政策

受到亞太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大陸1998年的對外貿易出現了負增長，1999年首季出口貿易更是負增長7.9％之多，而為了改善大陸的經濟及外貿形勢，大陸的重要官員分別在不同場合提出在1999年內將會公佈新的境外投資政策，如大陸外經貿部長石廣生在99年3月出席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的記者會上說明今年將制訂系列新政策，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到海外投資設廠，以利於擴大大陸出口貿易；以及大陸外匯管理局局長李福祥在1999年4月26日出席世界經濟論壇之「一九九九中國企業高峰會」時表示大陸在今年內將公布最新的境外投資政策，並將解決國內企業及私營企業境外投資的資金匯出及換匯問題，顯示大陸在99年內將會有更進一步之對外投資政策來配合經濟發展之需要。

至於大陸在1998年至今包括針對香港在內的對外投資政策，順序而言，主要可有下列各點：

(一)1998年3月中共第九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確定大陸未來幾年對外投資政策，主要有二個方向：

1.發展大陸的對外投資，政府的政策取向必頇順應國際市場資本流動的要求和國內經濟發展的基本導向，因此，要從國際和國內兩個方面考慮制定大陸的對外投資政策。

2.調整國別地區政策，全方位發展和開拓海外投資市場。(二)1999年1月中共外經貿部官員指出，對於在國內招商，旨在吸引公民個人投資的海外投資經營項目，依國家目前的政策和法規規定是不允許的。中共目前對於國內民眾投資海外的項目，仍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加以規範。

(三)1999年1月國務院的「關於鼓勵企業開展境外帶料加工裝配業務的意見」，提出有步驟地組織和支持一批有實力的企業到非洲、中亞、中東、東歐、南美等地，以現有設備和成熟技術開展境外帶料加工裝配業務。(四)1999年2月大陸証監會主席周正慶指出，為了提高境外上市企業透明度，大陸証監會提出了五條改進措施，日後企業往海外上市，也要按這五項標準審查。包括： 1.上市公司與控股機構在經營管理上必頇嚴格分開 2.加強關聯交易的監控，提高透明度

3.強化董事責任，逐步建立健全公司董事和獨立董事制度 4.加強培訓，提高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素質 5.實行政企分開，減少行政干預

(五)1999年4月中共國家經貿委及証監會聯合發出「關於進一步促進境外上市公司規範運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見」，是對証監會主席周正慶在99年2月提出的促進公司規範運作五項措施的具體化，「意見」主要包括下列十一條措施：

1.理順公司管理機制、公司和控股機構頇獨立核算、獨立承擔責任和風隩

2.深化控股機構和公司的改組工作 3.明確公司決策程序，強化董事責任 4.強化董事會戰略決策功能

5.保持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穩定，提高他們的素質 6.建立健全外部董事和獨立董事制度，防止「內部人控制」 7.加強公司監事會建設，完善監督機制

8.充分發揮董事會秘書的作用，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9.健全激勵機制

10.深化公司內部改革，建立科學有效的管理制度 11.政企分開，規範股東與公司的出資關係(六)1999年4月19日中共証監會主席周正慶在京接見英國倫敦金融代表團時說，大陸企業到境外上市，只要符合條件，則成熟一個，推出一個，不受規模、家數限制，不再分批審查。相對而言，由於香港是一個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的自由港口，因此香港並沒有由政府頒佈法規訂定政策來直接推動對外投資活動，惟自香港正式回歸大陸後，在1999年3月4日成立了「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辦事處下設經濟事務、貿易及聯絡組、入境事務組、新聞及行政組，主要功能是負責溝通協調中港兩地上述事務。其次，屬於半官方組織的香港貿易發展局，以及一些民間商會，如香港工業總會、香港進口商會、香港出口商會、美國商會、英國商會均有直接及間接推動香港的對外經貿活動。

二、兩地相互投資政策

由於香港特區政府並無所謂的對外投資政策，而大陸對外投資政策的政策法規，亦沒有特定字眼針對「香港」為特定對象來制訂投資政策。不過，根據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UNCTAD）在1995年估計大陸對全世界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有61％是投資於香港及澳門的，加上目前大陸在香港上市的紅籌及國企H股有118家之多，較大陸在任何其他國家上市的公司總數都要多，因此其相關法規可以理解為大部份是針對香港而制訂的。

第三節 中港相互投資的靜態分析

一、中資在香港的投資現況

在香港特區政府的行政架構中，負責外來投資的官方統計主要有政府工業署及統計處兩者。前者是負責「香港製造業外來投資調查」，後者則是「香港非製造業的外來投資」。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即將在1999年5月底出版的「1997年香港非製造業的外來投資」的報告中說明，累計至1997年底止，香港製造業與非製造業的整體外來投資，以原來成本計算的直接投資存量有939億美元（7324億港元），較1996年底的總額上升了20％之多；當中，大陸在香港的整體投資（包括製造業及非製造業）累計至1997年底止，以原來成本計算的直接投資存量有182.5億美元（非製造業178億美元，製造業4.5億美元），佔整體外來投資份額的19.44％而僅次於英資的25.16％，較1996年的投資存量146.4億美元上升了24.65％，所佔的份額由96年的18.74％上升至19.44％，增加了0.7個百分點（見表3.4.1）。而若按原來成本計算的香港整體外來直接投資資產淨值總額，則累計至1997年底，共有1701億美元，而大陸在香港有275億美元，佔整體的16％而排名在日本之後

【註3-4-1】

註3-4-1： 香港政府統計處，「一九九七年香港非製造業的外來投資」，1999年5月底出版。（本文截稿時，上述報告仍未出版，資料是由政府統計處綜合經濟統計調查組官員提供給本文作者的）表3.4.1 以原來成本計算的香港整體外來直接投資存量 惟若按照香港大陸企業協會及媒體的一般估計，中資公司在香港截至1998年12月止的累計投資超過250億美元，總資產有1833億美元（14300億港元），約有1800家公司在香港營運3-4-2】

【註註3-4-2：石紀楊，「透視香港中資企業的市場地位（下）」，香港經濟導報第20頁，1998年10月12日。，是僅次於英資的第二大外來投資者，而目前在香港大陸企業協會登記的會員共有1026家之多。

(一)在投資行業方面，目前香港中資公司的主要經營理念仍是倚重於「資產經營」，期望以最短時間累積最大財富，因而大多具規模的中資公司均採取多元經營策略，除了本身的主要業務外，兼營貿易、金融、運輸、地產、保隩、傳媒

【註3-4-3】

註3-4-3：中資公司目前已收購亞洲電視，天天日報，星島日報，以及傳統的大公報、文匯報、香港商報，在香港傳媒上已具有一定之影響力。和各種服務業等，所以經營的業務範圍甚為廣闊，例如實力雄厚的招商局集團由過去經營航運業為主發展至現在經營基金投資、船運、貿易、金融、倉儲、碼頭、保隩、酒店、建築、地產多種業務。

(二)在經營運作方面，由於亞太金融危機刺破了大陸企業嚴重債務的問題，如廣東信託投資公司的宣告破產及廣東粵海集團的嚴重財務危機曝光，繼而令外資、華資銀行限制大陸企業及香港中資公司的借貸活動後，香港中資為了解決自身的財務問題，目前主要有下列方式來解決上述問題：

1.企業債務、架構重組

如粵海集團在香港註冊上市的粵海投資（270）目前正準備進行重組，基建、酒店、公用、地產業務將保留在公司內，其餘的非核心業務──粵海啤酒、粵海建築、粵海制革、水泥、木材、零售、貿易、旅遊、金融等則會出售予母公司套現，以及向銀行爭取新貸款來償還債務。

2.實行清盤行動

因受到廣東國際信託公司（廣信）的破產影響，其在香港註冊上市的廣信（香港）企業實行清盤後再進行賣盤行動。

3.注資

例如重慶市在香港窗口公司渝豐國際獲市政府注入兩筆逾1000萬美元的資金以渡過還債的高峰期。另外，粵海集團、越秀企業均得到廣東省、廣州市政府注入資產以解決債務問題。

4.配股集資

香港中遠太帄洋近期以配股方式集資8億港元以減低財務壓力的困擾。

至於其他具有實力的香港中資集團公司，其運作方式亦有下列的轉變：

1.改組 大陸電信公司「一分四」的改組方案已獲國務院批准，其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大陸電信香港（914）將會歸入改組後的大陸移動通信集團公司。

2.入股、收購

光大集團入股20％香港港基國際銀行（636）；中國建設銀行屬下的香港建新銀行收購大新金融（440）的70％股權。

3.注資（削肉救母）

華潤創業（281）向母公司華潤集團收購五豐行29％權益，越秀交通公司向母公司越秀集團收購西安至臨潼高速公司51％股權，即變相注資入母公司，令母公司可有額外資金償還債務。

4.一些實力雄厚的香港中資公司以外資身份返回大陸內地投資，以及聯合香港的華資、外資一貣參與大陸的投資項目。例如聯想集團（992）參與一項名為「維納斯」的計劃，與美國的微軟公司（Microsoft）、台灣的宏碁電腦（Acer）、北京的裕興企業、國內的海爾集團、四通津濱、步步高電子一貣合資參與開擴大陸電視上網市場。

5.在大陸國內設立投資公司

中遠太帄洋（1199）已獲外經貿部批准，在大陸國內註冊成立中遠太帄洋大陸投資公司，以加強對國內合資企業的協調、管堙、以及在內地擴闊融資渠道。

6.參與香港重大基本建設的投資

如香港科學園、數碼港計劃、香港中資公司均會積極參與。

三、在上市公司方面，截至1999年4月26日止，118家在香港上市的紅籌股（77家）及國企H股（41家）的市值約佔香港當天股市總值的18.07％（見表3.4.2），較1998的111家在4月17日當天的17.36％上升了0.68個百分點，而表中可以看見，紅籌上市公司較去年僅增加7家，但H股則仍是41家，而且中資上市公司的市值及香港股市總值均有下降的情況，顯示亞太金融危機仍未過去。表3.4.2 香港中資與大陸國企在港上市股票價值 其次，根據香港大陸企業協會的資料顯示，目前香港中資銀行吸收的存款，中資保隩公司的保費收入和中資承辦的貨運量差不多均佔香港市場的20～25％之間；中資公司經營內地旅遊服務約佔香港市場的50％以上；中資企業在香港股票市場上的總市值和上市公司總數差不多約佔17％；中資企業承建的各種建築工程約佔香港建築工程總量的12％等第27頁，1998年10月5日。，顯見中資在香港市場上的影響力漸漸增大。

整體而言，目前中資在香港的最新現況，主要是有兩部份，一是因受亞太金融危機影響，以及部份大陸母公司的財務危機曝光，而令部份香港中資公司需要透過債務重組、清盤、注資、配股集資方式來運作企業，另一是具實行及健全的中資則以改組、入股、收購、注資（削肉救母）的方式運作。上述的情況，在短期而言是無可避免的，但長遠而言，對香港中資及大陸企業則是步入市場經濟的必經階段而可以漸漸健康發展。

【註3-4-4】

註3-4-4： 石紀楊，「透視香港中資企業的市場地位（上）」，香港經濟導報

二、香港在大陸的投資

表3.4.3顯示大陸利用外資中外商直接投資累計至1998年9月止的協議及實際投資金額。表3.4.2可以看見無論是實際或協議的投資金額，香港均是大陸外來投資者的第一位，累計金額佔大陸外資總額的52％左右，為大陸最主要的外資來源。香港企業在大陸的投資目前仍集中於近鄰的廣東省洙江三角洲地帶，惟華南各省市、北京、上海、天津、四川等地，均可見到香港企業的活動。其次，在行業方面，除了過去從事製造業投資外，目前香港企業已漸漸伸展至大陸的服務業投資方面，如香港匯豐銀行、東亞銀行分別在上海、深圳獲准經營人民幣業務，本港大型上市公司，如長江實業、恆基兆業、新鴻基地產、新世界發展、九龍倉均有參與大陸房地產投資活動。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在1998年9月出版的「離岸貿易及境外投資發展前景」報告說明了香港在大陸內地服務業的投資近況報告第28頁，1998年9月。

【註3-4-5】註3-4-5： 香港貿易發展局，「離岸貿易及境外投資發展前景」

表3.4.3 在大陸的外商直接投資

自90年代初以來，大陸內地逐步擴大外商可以參與的服務業領域，允許外商投資多個服務行業，包括商業、金融、房地產、外貿、交通運輸、電訊及其他商業服務等。由於香港與內地在地理及文化上一脈相承，很多香港投資者均率先打進國內的服務業市場。1992年國內實行深化開放改革措施，更刺激香港資金從製造業擴展至銀行及金融、基建、房地產、零售和運輸等行業。

雖然香港在大陸內地的直接投資並無按行業細分的統計數字，但是港商在廣東省不同行業的投資分布，卻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香港資金已由製造業伸展至服務業。據廣東的統計數字顯示，港商在服務業的投資由1985年的2.9億美元增至1995年的31億美元；截至1995年底，港商投入廣東省服務業的累計資金超過131億美元，佔香港在該省累計總投資額的33％。上海是香港服務供應商的另一國投資熱點。截至1997年中，在浦東新區投資的香港服務供應商共有350多家，總投資額達50億美元，佔香港公司在該區的總投資約30％，投資領域廣及房地產、倉儲、金融、運輸、諮詢、廣告和物業管理等。另外，根據貿易發展局一項問卷調查顯示

【註3-4-6】

註3-4-6：香港貿易發展局，「把握現在，共建未來」報告，1997年2月。，香港公司在大陸內地投資，除了因為地理上毗鄰外，還有兩個主要原因：

一、在內地設立辦事處或從事服務業是打進國內市場的途徑之一；

二、部分公司因應客戶北移的趨勢也隨之北移。這些服務供應商的客戶包括從事製造業、貿易及其他業務的公司和個人。該項調查又顯示，香港服務供應商在大陸內地從事的業務包括廣告、房地產發展、建築、金融、商業諮詢、交通運輸、旅遊及相關行業等。

隨著大部分香港製造商將業務遷移至大陸內地，與貿易相關的服務（如運輸及基建發展等）也不斷北移。香港有大量航運及貨運代理公司，其中規模較大的經營商更是高度國際化，擁有龐大的海外網路。有見及內地實行開放貨運業，允許外商以獨資或合資方式從事航運及貨運代理業務，香港貨運代理公司遂紛紛在國內開設據點。這些在內地經營的貨運代理公司，其角色現正逐漸向提供後勤籌劃，安排貨物以最快及最具成本效益的航線由國內運到海外市場。金融服務是香港機構在內地取得重大發展的另一個領域。截至1996年底，估計有超過80家總部設於香港的金融機構（包括52家銀行及8家保隩公司）在內地設立業務據點，佔全部在大陸內地設有分公司或辦事據的外資金融機構的13％。在內地設有據點的香港銀行包括：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渣打銀行、南洋商業銀行、廣東省銀行、集友銀行、東亞銀行、寶生銀行、華僑商業銀行、廖創興銀行、新華銀行、道亨銀行、永亨銀行及恆生銀行等。

在與國際貿易息息相關的基建及運輸服務（特別是港口發展）方面，除了和記黃埔積極參與內地港口發展外，新世界基建及美國的海陸聯運亦已達成協議，為他們位於天津的合資貨櫃碼頭進行現代化建設。

現時，總部設於香港的服務公司，其投資方式仍未有公開的官方統計數字，但估計主要以獨資及合資企業為主。根據上述調查，受訪者在內地的投資項目約有54％是獨資企業，30％是合資企業。至於以項目規模而言，分布情況則略有不同，其中，涉及國家級投資項目（例如基建等重要投資項目）的較大型公司主要傾向與中方夥伴成立合資企業。這類大型合資企業在國內的運作亦每多獨立於設在香港的總部或地區辦事處，不過，香港總部仍然是操控整個集團並作出策略性決定的指揮中心。另一方面，規模較小的公司通常負責維持香港母公司與內地分公司或附屬公司之間的緊密業務聯繫年9月。

【註3-4-7】

註3-4-7： 香港貿易發展局，「離岸貿易及境外投資發展前景」報告第29頁，1998

第四節 中港相互投資的動態分析

一、港資對大陸經濟的貢獻

(一)可促進大陸經濟的改革

經過近年兩地經濟的不斷發展，中港經濟關係已是唇齒相依，而大陸作為香港經濟發展腹地，香港作為大陸境外融資中心的地位亦趨穩固，特別是香港與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關係更是密不可分，目前港資在廣東地區開設的工廠已有6～7萬多家，聘用4～5百萬名大陸工人

【註3-4-8】

註3-4-8：大公報，1999年4月24日第A1版。而近期大陸的一些經濟政策如出口退稅，出口增值稅先徵後退等問題，香港企業均有向當地政府提出反映而令其改變了原來政策。其次，目前港商在大陸投資的趨勢已從製造業在一定程度上伸展至服務業領域，特別是金融服務方面，香港銀行如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東亞銀行、恆生銀行等10多家銀行均有在大陸各地開設分行及部分銀行已在上海及深圳開辦人民幣業務，除了促進大陸的銀行業務發展外，再加上近期廣東信託投資公司及粵海企業的財務問題，包括香港外資銀行在內的香港銀行界收緊大陸企業及香港中資的借貸，而直接或間接加速了大陸的金融改革。

(二)繼續扮演大陸企業改革的示範角色

現時大陸對私營企業的地位在憲法上已被確立貣來，而進入大陸投資的港資，絕大部份是私人的中小企業，而且這些港商是以一個真正承擔風隩的所有者及經營者角色去從事投資活動，對每一項生產，銷售過程及企業活動都會全程參與，這些經營理念及經驗可以給予大陸企業，特別是對大陸私營企業日後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示範作用。

(三)香港中資公司的貢獻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中資公司，特別是較規模的上市公司，均有投資大陸，有些更聯合外資，港資組成大型財團去投資大陸的基本建設、工業、金融、保隩等行業，這對大陸經濟發展當然有一定的貢獻，而且在合資合作的過程中，香港中資除了引進資金、技術外，更會把相對先進的企業管理和經營理念引進大陸企業，顯示香港中資的貢獻不容忽視。

(四)技術移轉不斷進行

隨著港商從製造業漸漸延伸至服務業的投資趨勢，香港商人除了投入更多的資金、人才從事大陸投資外，更不斷把最新的設備，技術帶入大陸，而令大陸企業的生產技術漸漸提高而增加了競爭能力及效率，這可從目前大陸經香港的轉口貿易（Re-export）漸漸以轉運貿易（Transhipment）形態所取代的結果可以理解得到（見表3.4.4）。

二、中資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及啟示

從1998年至目前的階段來說，中資公司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可以說明負面多於正面，原因是在1998年10月6日大陸人民銀行宣佈關閉廣東信託投資公司（廣信），繼而在1999年1月10日由廣東省省長助理兼廣信清算小組組長武捷思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廣信因資不抵債而申請破產，以及近期粵海集團的財務危機陸逐曝光後，令香港經濟除了受亞太金融危機的影響而急速向下調整外，再一次遇上「雪上加霜」之命運。

表3.4.4 轉口及轉運貿易之演變(一)「廣信」事件及粵海集團財務危機

廣信破產的表面上原因是由於經營不善，存在大量高息存款、賬外經營、亂拆借等違規經營活動，並且投資失敗導致巨額虧損所致。儘管法院審理廣信案件仍未終結，導致廣信破產的許多細節還未公開，但從本質上看，廣信破產的根本原因是追逐泡沫經濟經營、濫用地方政府信用和國企特權、缺乏有效的金融監管所致。而粵海集團財務危機產生的原因相信亦是十分接近。具體而言，這兩家中資企業之所以出事，固然有亞洲金融危機令它們在香港和海外的融資環境變得惡劣；大陸國內經濟增長放緩，市場不景氣令它們投資資金大量沉澱甚至損失；加上正值還債高峰期，幾件事一齊夾攻，潛藏的問題終於表面化等客觀因素，但主觀的原因，是這兩家企業都與地方政府有“血緣”關係、官商一體、政企不分是注定它們經營不善的致命禍根。因為有政府作後台老板、經營決策可以隨隨便便拍板、高息攬存、亂拆借、亂投資出了問題有政府頂著；因為企業是政府的“窗口”，商業行為、市場行為往往變成政府行為。政府甚至直接插手企業經營，指定“窗口”公司投資內地某項目，收購內地某虧損企業，在港的中資公司只能俯首聽命，加上與國企紅籌一些管理人員素質不高，膽大妄為，常幹蠢事也是原因之一。

上述兩公司的事件曝光之後，對香港經濟造成了極大的震陷，而這兩中資企業所產生的巨大震盪和骨牌效應亦不斷接踵而來，首先是引發香港各銀行和金融機構的恐慌情緒，紛紛收緊包括財務狀況良好的中資公司的信貸和追收欠債，接著便是上市的紅籌國企股價受到拖累而大幅下跌，原本在99年初準備在香港上市的珠江鋼管、黑龍江北大荒農業、山東國電等三家中資企業因香港股票市場極度震動而未能如期上市，並決定無限期押後，而有貸款與香港中資公司及大陸企業的香港銀行均需要對前述貸款予以壞賬撥備而影響了盈利水帄，再下來是部份中資公司融資無門，不得不蝕賣手上物質資產以解資金緊絀困難。

然而，廣信、粵海的債務危機也給了香港和國際銀行、金融機構一個深刻的經驗教訓。企業信用和政府信用不能劃上等號，今後再不能盲目給中資企業的不良借貸放款了。一向以來，香港和國際銀行、金融機構把本港中資“窗口”公司視作內地政府的代表，他們樂於借貸給這些“窗口”公司，是因為他們相信由地方政府擔保的借貸風隩不大，但他們怎麼也想不到，偏偏這次大陸政府說“不”了。

另外，廣信、粵海的債務危機也向香港特區政府、聯交所和證監會提出一個問題：香港的金融監管架構有沒有漏洞？如何進一步完善？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協助內地企業來港上市集資是它的一個主要功能。廣信、粵海債台高築，財務透明度這麼低，為什麼仍能不斷借貸？是這兩家企業故意隱瞞財務真實情況，誤導投資者，抑或是本港上市集資、借貸某個環節上的監管不夠？特區政府、聯交所和證監會要從對廣信、粵海事件的調查中找出原因，完善監管措施，堵塞漏洞，來保障廣大投資者的利益。

(二)香港中資公司的監督機制

【註3-4-9】

註3-4-9： 簡澤源，「監督機制不足導到中資出現大問題」，Sun時代創富雜誌第4～5頁，1999年4月。

廣信及粵海這兩個企業集團所發生的問題充份顯示，某些在大陸經營的企業及（或）其香港經營的窗口公司，隨了其內部的嚴重債務逐漸曝露出來以外，更顯示其內部管理機制，特別是監督機制（Corporate Governance），即對其企業之領導人、股東、董事、高級管理層、員工等缺乏有效的監督所致，若然日後不確實加強執行此監督機制，相信日後中資公司亦會出現同樣或更嚴重的情況出現，這對短期中港經濟固然會造成不良的負面影響，長遠而言更是對中港兩地經濟百害而無一利的。企業監督機制，主要的目的是訂定企業內每一利益單位的權責，包括董事會、股東、管理人員、債權人、監管者、員工等等的權利與責任，以提供最佳的決策和監察功能，提升企業的業績表現來達至企業其最大利潤之目標。因此，當企業發生重大的財務危機時，縱使可能有很多內外的因素，但企業的監督機能不足或不能發揮功用是可以理解的，這對一向透明度甚低的香港中資公司而言更是不言而喻。

舉例而言，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學院院長何順文教授在去年向全香港600多間上市公司財務董事及500多位財務分析員的調查發現，只有約40%的上市公司主席與行政總裁分由兩人擔任；34%公司董事會內非控股家族成員佔多數；28%公司採用與公司業績掛鉤的酬金制度；24%公司沒有審計委員會，以及只有15%公司設有董事酬金委員會，大部份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當中包括中資公司）均採用較保守、被動和單向的公司披露政策，而且大部份財經分析員（即公司資訊主要使用者）都認為香港上市公司的資訊披露不足。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到一個企業若然其內外部的監督機制均無法有效執行時，其業績表現相信亦不會有太好的表現，而過去相當一部份的企業發生問題，其原因之一是企業的領導層或高層管理者利用職權來掏空公司資產以中飽私囊，顯見監督機制之重要性。

根據1999年1月10日由中共國務院召開的海外中資企業狀況通報會議內容披露了香港中資公司（集團）有25家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負債、壞帳高達2200多億港元，而產生上述情況的最主要原因是體制上、監督機制上的問題，這個是在朱鎔基親自主持這個會議在會上說明的。而這個會議中，朱鎔基詳細說明了香港中資公司在80年代後期至目前的具體狀況，顯示大陸中央對海外中資公司的體制、機制上開始花大力氣整頓、解決的時刻來臨了。朱說：「開會通報海外中資企業狀況，心情很沉重，開這樣的會是晚了些。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僅是金錢上的代價，而且是國家聲譽上的代價，已經到了要從體制、機制上花大力氣整頓、解決的時刻了。」可見企業監督機制的重要性。

然而，在這個會議上，朱鎔基詳細而具體地說明了香港中資公司的主要問題，而本文為了更能充份反映香港中資公司的監督機制情況，因此在這裡再部份引用朱鎔基在這會議上的說明，來突出監督機制對香港中資公司的重要性，以及其在香港經營的真實面貌。

從朱鎔基在會上這一段的說詞，我們可充份了解香港中資企業的監督機制情況，以及其重要性之具體含義。他說：「早在80年代後期已經發生壞帳，資金流失，挪用款項炒賣外匯、地產、期貨等問題，也不能推卸為受什麼亞洲、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問題，這是我們體制上的問題，監督機制上的問題，我們不要以大多數中資是健全的，只有少部份中資出了問題的論調來掩蓋現狀，這是一種自我欺騙。嘉華銀行（中信在香港的公司）出了問題，中央調了60億美元進注補虧；粵海企業的財務問題，早在4年前就發生了但被捂住了。在海外，大多數中資企業集團都有體制上、監督機制上的問題，不是一般的問題，而是嚴峻的問題。國務院有責任，隸屬的省、部領導部門及領導人也有責任。坦率地說，中資企業集團在香港的聲譽並不好，不是少部份。」顯見若對企業的監督不力，不只企業財產不保，更連聲譽也賠上去了。

(三)對香港中資的進一步認識

【註3-4-10】

註3-4-10：黎自京，「港中資集團財務危機」，爭鳴雜誌第20頁，1999年2月。另參見同註二之第20～21頁內容。1.中資企業在香港的總資產現已超過14,300億港元，目前中資企業在香港的主要經濟領域都佔有一定份額，近幾年來還參與了香港電訊、航空、隧道、道路、貨櫃碼頭等公用事業或基礎設施，打破了英資企業對香港公用事業的壟斷局面。2.大多數香港中資企業進入香港市場時間不長，90％以上是改革開放後才進入香港市場的，是香港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的新手，依然處在學習、摹仿、探索和成長階段。

3.現時香港中資企業市場化步伐十分迅速，企業管理體制也出現了根本性改變，但在人事、工資、福利、商業拓展等領域還帶有計劃經濟的痕跡，企業管理層主要來自內地，企業文化和管理觀念帶有內地烙印，仍受國內傳統觀念和體制的影響。香港中資企業是國家資本，具有很強的國家觀念和民族觀念，與內地國有企業不同的是，它們所處的外部環境是一個比較發達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需要按香港市場的遊戲規則辦事，這就產生了傳統體制與市場運作的衝突，中資企業的人事制度、組織結構和決策程序不能完全適應競爭的需求，包括不能完全根據市場競爭的需要派遣懂業務懂政策、有市場運作經驗的管理人員來港從事經營活動、工資福利待遇不能隨行就市，個人收入與個人貢獻脫節，企業內部缺乏競爭機制，一些企業經營追求短期行為而令企業的長遠發展受到一定影響。

4.香港中資企業經營狀況取決於內地主管部門的責任授權和主要管理人員的個人素質，管理水帄參差不齊。經營較好、管理水帄較高的企業往往市場意識較強，規模較大，有比較健全的決策機制、財務管理和投資審批程序；經營不善、管理水帄較低的往往是創立時間較短或規模較小的企業。但有些內地主管部門對香港市場瞭解不深入，對中資企業的管理過於簡單化，甚至對香港中資企業的日常具體經營活動遙控指揮。造成該管的沒有完全管好，該放權的卻管得過嚴，使企業的發展受到一定限制。

5.香港中資企業的資產實力增長異常迅速，但未來發展仍有很大的空間。管理、市場、產品服務質量和技術水帄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中資企業雖然在香港市場佔有一席之地，但其現實影響力和資本實力還有限，與外資、華資和英資等資本相比，尚存在一定距離，更不用說佔主導地位。香港是亞太地區的服務中心，金融、地產和資訊服務是其三大經濟支柱，但中資企業在貿易方面只佔半成份額。商人銀行業務、證券市場，基金市場和人壽保隩市場所佔的比例更小。而英資企業控制存款市場四成以上的份額。日資控制六成左右的金融資產和一半以上的貸款市場份額。美資在金融創新方面具有明顯優勢，雖然這次金融危機對市場結構產生了一些變化，但基本格局沒有改變。華資在地產領域佔壟斷地位，其中五大華資地產發展商就佔據了一半左右的私人住宅市場，中資企業除了像大陸海外集團等一些大的建築企業在香港市場有些影響力外，在房地產業的地位幾乎無足輕重。在百貨零售業，日資佔一半以上的市場份額，中資除了華潤集團和廣南集團外，很少企業涉足這一行。在公用事業方面，英資企業的壟斷局面已被打破，中資已進入公用事業領域，但佔的份額仍很小。此外，還有部份市場領域中資企業尚未涉足其間，留下了不少市場空白。

目前香港中資公司普遍存在的問題，據朱鎔基在99年1月10日在國務院召開的海外中資企業狀況通報會議上說明，可整理下列各點：

1.中資公司自身的體制和外派人員的體制都有問題； 2.選派的領導班子，在同一機構都搞裙帶關係，根本沒有監督機制能貣作用；

3.外派人員普遍都超出編制2～10多倍； 4.資金、資產帳目混亂、自搞一制；

5.違紀借貸、炒賣股票、證券、外匯、期貨、房地產等； 6.擅自用公司資金搞私人子公司、分公司或隸屬公司； 7.挪用公款、私收回佣、做假帳、調動資金到國外隱藏；和內地金融、貿易、企業等搞非正常的金融、商業活動； 8.所屬地方、部委主管部門、有關領導參與不正常的金融，商業活動並獲取利益；一些黨政部門和領導，以檢查海外資企業工作為名，從中取得金錢，財產等。

總的來說，中資企業從上述的資料可以充份說明，目前中資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其企業監督機制，亦即這些企業的「頂頭上司」，包括中央政府，省市等地方的監管，以至於這些企業的內部監管者，如領導人、董事會等均沒有建立及落實良好的監督機制，其日後對香港及大陸的經濟發展均會產生不良的負面影響的。而就短期而言，廣信事件及粵海企業債務危機已充份說明了其對中港經濟的傷害是不言而喻的。

第五節 中港相互投資與台灣經濟發展

目前兩岸三地的經貿交流極為頻密及各自成為對方的重要投資及貿易夥伴的角色已是不容置疑，隨著中港雙方投資領域的深度及廣度不斷擴大，除了促進中港雙方的經濟整合及不斷發展外，更會吸引到其他國家地區的參與合作有互蒙共利。台灣廠高目前仍受台灣法律限制而只能經第三地間接投資，因此台商多選擇比較優勢較多的香港作為其投資大陸的跳板，更何況香港本地充滿商業機會及港商在大陸有更多的商業網路、資訊及經驗，因此很自然吸引了台商進駐香港，因而加速了台灣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的調整。

從實質面上看，香港在大陸的投資，的確令到大陸的經濟發貣了一定程度之發展，目前港商除了製造業的投資外，服務業的投資已漸漸多了貣來，加上對大陸基本建設的投資，如港口設施、碼頭、高速公路，的確令到大陸的生產技術及效率提升了不少，這可從兩岸經香港轉口漸漸轉向轉運的趨勢發展而印證了上述的說明（見表3.4.4之第（5）及（6）項），這對外貿依存度甚深的台灣經濟的確貣了正面作用。

另外，近年台灣在大陸的投資迅速增長，在98年台商已併購大陸國企逾百家，目前台資在大陸約累計投資有4萬多個項目，實際投資額累計有2百多億美元（見表3.4.3），這些投資大多透過在香港建立子公司，以香港註冊公司名義，或與香港中資公司、港資、外資企業聯合進入大陸市場，這除了帶動香港與大陸的投資、貿易、金融領域發展外，亦各帶動台灣本地上述相關領域的發展而得到好處。

然而，從台灣的角度而言，中港經濟發展除了上述對台灣經濟發展有正面效果之外，對於貿易依存度及投資的深化於中港兩地之間，對台灣未來經濟及政治發是否有利呢？雖然現時亞太金融危機仍未過去，以及台灣本身的投資環境仍未有積極改善，加上台商仍不斷投資大陸，資金、技術、人才隨著投資而西進，產生了產業空洞化及資金外流的問題。但是，隨著大陸及台灣預期在1999年底或以前能順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對兩岸三地的經濟發展及整合將會有一個更新的里程而加速三地的經濟結構調整，相信是正面效果多於負面效果的，特是中長期而言。

第六節 兩地相互投資與政策的趨勢分析

現時香港企業在大陸投資的型態，已從以三資企業為主的製造業漸漸轉向服務業，以及投資於長期性、資金龐大、回收資本時間長的大型基建、資本密集的高科技項目上，這可說明基於大陸存有龐大的利潤誘因及內銷市場之發展，以港商為首的外商直接投資，將會持續投入大陸的經濟體系，而預期大陸將會在短期內加入WTO，相關港商將會加速發展其在大陸內地業務而爭取先機。相對而言，由於香港仍為大陸的境外融資中心，加上一些結構良好的香港中資公司可以給予大陸經濟改革的一個示範作用，預期大陸仍會不斷投資於香港的經濟領域上。由於受到廣信及粵海集團事件的影響，現時某些香港中資公司，如廣南集團、越秀企業已進行債務重組及合併的事宜，相信部份中資公司將來亦會進行合併的工作。而另一個趨勢是一些大型香港中資集團將會進行合併後才上市的策略。根據中銀集團管理處主任劉金寶的公開介紹，它們現正研究將集團的十二家銀行合併，而在完成合併後，中銀將會再進一步考慮上市計劃【註3-4-11】

註3-4-11：香港信報，1999年3月18日。在上市方面，預計大陸國企H股將會在99年第4季恢復在香港上市，而大陸內地民營企業、香港中資中小型企業，以及於大陸內地投資的台商與來自於台灣本土的台商均有意思參與99年底在香港聯交所推出的「創業版」上市計劃。

其次在政策方面，大陸為了千方百計擴大出口，外經貿部將會推出一系列的境外投資政策來協助企業增加出口事宜。根據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在99年1月底召開的全國外經貿工作會議上談到1999年的工作時說，外經貿部將重點推動國內競爭力強、管理科學、經營機制先進、有跨國經營和境外投資辦廠經驗、產品有出口、信譽好的生產企業，特別是120家國家大型詴點企業集團、1千戶重點聯繫企業到海外辦廠、鼓勵企業以設備、技術和原材料、零部件等實物投入

【註3-4-12】

註3-4-12：香港信報，1999年2月13日。另外，大陸外匯管理局局長李福祥在1999年4月26日出席世界經濟論壇之「一九九九中國企業高峰會」時表示，大陸今年將公佈新的境外投資政策，並將解決國內企業及私營企業境外投資的資金匯出及換匯問題香港信報，1999年4月27日。

【註3-4-13】

民进党会松动大陆政策吗 篇3

曾经宣称“中国政策不是问题”的民进党，在历经许荣淑、范振宗登陆等争议后，罕见坦承“大家都认为这是问题，我们不该回避”，似乎透露出讨论、调整中国政策的玄机，但实际上，目前民进党不会讨论，亦不会调整中国政策。

8月2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当着前主席许信良、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及多位中常委的面表示，将展开深刻、大规模的中国政策讨论，并就过去八年来遭遇的两岸问题，鼓励党内公开交换意见。民进党内一切务实派也罕见坦承，以前认为中国政策不是问题，现在“大家都认为这是问题，我们不该回避”。一些人据此猜测，民进党可能调整中国政策，朝着务实、弹性方向发展。然而在笔者认为，民进党目前不会调整中国政策，甚至连大规模、深刻讨论中国政策的可能性都没有。蔡英文此言，不过是平衡、安抚党内各派的烟幕弹而已。

为方便讨论，笔者把民进党中国政策，粗分为浅层的“民进党人士可不可以与中国交往”，和深层的“民进党如何看待台湾终极解决方案”两个议题。前者是具体的、表象的，是个“来与不来、谈与不谈、交不交流”的问题。后者是根本的、理论性的，是“闹不闹台湾独立、废不废除台独党纲”的问题。

一直自我封闭

先讨论“来与不来、谈与不谈、交不交流”的问题。自从贾庆林主席在大陆政协、人大两会上提出可与“铁杆台独分子”交流后，民进党在党公职人员能否来大陆访问、两党能否交流这一问题上，一直态度死硬。

今年初，吕秀莲刚表态愿以《玉山午报》董事长身份访问大陆，绿营就闹得沸沸扬扬，连原本有意给报纸提供资金的绿营人士也以撤资相威胁。吕氏最后不了了之。

就在绿营“5·17”大游行之前的5月16日，台媒传出民进党当前最高公职高雄市长陈菊将参访大陆，引起党内独派人士一片挞伐之声。所幸陈菊在大陆媒体面前坚持了“台湾主权”，回到台湾才被当作英雄看待。尽管如此，还是有台独基本教义派前来闹场。

为了应对陈菊来访之后党内人士纷纷要求到大陆参访的局面，党内务实派提议订立“党公职人士出访大陆注意要点”，详细列明哪些人可以去、怎么去、遇到统战状况怎么办等，让出访者有法可依。但基本教义派反对赴大陆参访，并要求展开中国政策大辩论。在当时情况下，公开辩论意味着党内裂痕加深，甚至导致分裂。所以民进党于6月17日的中常会折中平衡后达成共识：对外口径是“三不一没有”，即“不辩论中国政策，不订立党公职人员赴大陆注意要点，不陷入政治操作，也没有鼓励赴大陆交流问题。”明眼人可以看出这只不过是和稀泥的暂时之策，所谓不辩论，是蔡在向务实派示好。因为如果掀起大辩论，基本教义派占据多数，嗓门大，闹不好党内将出现分裂。所谓不订要点、不鼓励交流，其实是向基本教义派妥协。而不陷政治操作，其实就是蔡英文苦劝两派暂时不要内斗、分裂。

正是上述妥协和折中，为党公职人员参访大陆问题埋下炸弹，并引起轩然大波。7月，国共两党在长沙召开经贸文化论坛，邀请民进党人士许荣淑、范振宗等参加，民进党中央照例劝阻，但二人顶着压力来访。回台后，蔡英文提议开除二人党籍。7月23日中评会上，多数与会者鉴于两人均是资深党员且有悔改表现，决定处以停权三年处分。但蔡英文对此结果表示遗憾，坚持开除。仅4天之后的7月27日，民进党召开临时中评会，宣布开除二人党籍。这种不顾后果、有违常理、只有在特殊时期才会采用的中评会自行复议、一罪二罚、加重处罚，显示了民进党阻断交流之路的决心，也基本上断了以后党公职人员赴大陆交流的想法。几天后，原本一直要求参访大陆的台南县长许添财，正式宣布不会寻求登陆。在其他与两岸交流相关的问题上，如开不开放台湾高科技企业投资大陆、签不签订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接不接受大陆资金投资台湾产业、同不同意大陆高官访台、赞不赞成文化交流等，民进党均持反对态度。

从以上不难看出，即使是表层的党际人员交流，民进党也不能容忍，未来自然也不会进行什么务实、开放的调整。

从未放弃“台独”纲领

按下来再讨论“闹不闹台独、废不废除(或修改)台独党纲”问题。所谓“台独党纲”，指的是1991年10月，民进党将原党纲中主张“住民自决”的文字删除，悍然将“建立主权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等文字纳入党纲，并明确将其作为“奋斗目标”。自此以后，民进党内已“没有不主张台独的自由”。然而，“台独”不得人心，岛内选民对民进党搞“台独”可能导致两岸开战的严重后果心存疑虑，1991年之后的两次选举中民进党一直未能得到超出30％的选票就是明证，所以党内一直有废除“台独党纲”之议。

陈水扁上台后，虽然两岸一直有人期盼民进党能务实面对执政局面，由一个以激进口号(台独建国)和行动争天下的在野政党，转型成为一个以天下苍生为念、以发展经济稳定两岸建立永久执政基础为旨宗的执政党。但民进党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连续出台两个更能体现“台独党纲”精神的“政党领袖访问中国决议文”和“正常国家决议文”，让那些希望看到民进党转型的人傻眼。

蔡英文当上党主席后，那些心存幻想的人再次燃起一线希望，预言在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大形势下，民进党要想重整旗鼓，再聚民意，终将走向理性，务实调整中国政策，放弃或修改“台独党纲”，或者出台更加务实的新决议文。今年3月，蔡英文发表“以新本土观捍卫台湾主权”的所谓“新论述”，被岛内媒体学者归纳为“不再用族群撕裂的手法(要包容)，来追求台独(理想，但不可明说)”，指出“这样的思考虽然意在突破，却无太多新意”。今年3月以来，民进党和蔡英文在“新论述”上不仅未有任何进展和新阐述。相反，蔡英文带领下的民进党不断向深绿靠拢，逢中必反，把一切可能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政策都打为“统战伎俩”，把国民党打为“卖台统派”，言必称保护“台湾主权”。

总之，理论层面的中国政策也没有任何改变迹象，仍是“追求台独”，宣扬“一边一国”。

调整时机远未成熟

民进党为什么不会讨论，亦不会调整中国政策?首先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台独”是民进党的“神主牌”，简单说就是进行政治动员的“魔杖”和“法器”。你想让民进党放弃20多年来一直用以号召、催眠徒子徒孙的“政治招魂幡”，那它原有的徒众岂不烟消云散!如果它放弃“台独”，只争本土，那它与国民党政策主张几乎没有区隔，又怎么能争过有着百年历史的国民党?谁又能保证新的“政治招魂幡”(何况现在根本就没有找到新的招魂幡)有效?在没有找到更好、更有效的招魂幡之

前，民进党当然不可能废除或修改“台独纲领”，因此也就没有开放党公职人员与大陆交流的问题。

其次，民进党仍未摆脱被基本教义派绑架的结构性困境。蔡英文当政一年多来，在处理陈水扁的贪腐问题以及探索中国政策方面都没有展现出应有的作为，反而在“挺扁”、“反中”两个方面不断拉高姿态，越陷越深，从人事上来解释，就是来自基本教义派的压力太大。陈水扁执政期间不断讨好和培育基本教义派，使其成为保卫陈水扁个人权力与政治利益的“铁卫军”，也导致基本教义派尾大不掉，结果使党内理性、务实的声音微弱，有前瞻思考的人边缘化。

第三，面临选举，民进党要更多依靠基本教义派支持。选举需要钱、需要人，而真正愿意提供金钱和选票支持的，是那些死忠选民，对民进党来说，也就是基本教义派。民进党也不是执政党，不需要提出建设性的政策，自然也就没有讨论和调整中国政策的压力和必要。相反，它只要高喊几声“台独”，多挑起几次政策冲突，多阻挠一些两岸交流，就能巩固基本支持群，激出些铁票。再说，当前最大任务是县市长选举，是抢占地盘，党内也无精力和时间，去搞什么大规模、深刻的中国政策讨论。

从全国两会看大陆对台政策走向 篇4

早在一年多前，海峡两岸学界对于2016年初的台湾选举结果早有预判，普遍认为民进党重新上台执政的可能性较大，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形势可能面临新的变局。不过，为了坚定社会各界与两岸同胞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信心，鼓励两岸局势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仍强调：“我们坚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不可挡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李克强强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主要是从大历史的视野强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长期性趋势，但并不表示短期不会出现波折和反复。然而，大陆涉台界逐步把李克强的讲话演变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可逆转”。没有了“历史潮流”四个字，本意就完全变了，而且这一表述逐渐成为一种主流观点，造成大陆对台海局势判断的混乱。如果不是从“历史潮流”的角度讲，而是简单地讲“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可逆转”，等于是说民进党与国民党谁上台执政都一样，两岸关系都将和平发展，这样就会消除人们对民进党上台执政后的政治风险与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担忧。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受到岛内外多种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存在可变性、不确定性甚至不可预测性，无法保证在一定时期或短期内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会逆转。今年年初，台湾举行了包括台湾领导人与“立法院”在内的“二合一”选举，结果台湾大变天。台湾政治形势、政治结构的重大改变，尤其是“台独党”民进党的上台执政，对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带来很大挑战，使得两岸关系存在“逆转”的可能性。

在两会期间，不论是习近平总书记、还是李克强总理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他们有关涉台或两岸关系发展的谈话中，不再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的提法。显然，这表明中央领导对新形势下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预断和定调在进行调整。在新的形势之下，今年两会有关两岸关系问题的讨论，不论是媒体还是学界，均不再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可逆转的表述。这是正确的思维，正确的选择。在岛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之后，未来两岸关系发展是走向所谓的“冷和平”还是“新对抗”，甚或出现“新危机”，我们还需观察。

习近平给蔡英文出的选择题

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有关两岸关系发展讲话的核心之一，实际是在给台湾新任领导人蔡英文出政治选择题，要求蔡英文就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与方向做出选择。

习近平首先明确了大陆对台方针与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立场。习近平强调，“我们对台大政方针是明确的，一贯的，不会因台湾政局变化而改变”。这是中共中央在台湾选举之后的第一时间就大陆对台大政方针明确定调的表态。这次由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再次明确强调，充分显示了中央对台大政方针的坚定性、一贯性、原则性，表现出一种定力与定向。不过，海峡两岸社会各界需要准确理解这一表述的深刻思想与内涵。中央对台大政方针不变，是讲战略性的大方向不变，原则不变，即：大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是非常明确的，是不变的，如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不变，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不变，坚持和平统一的路线不变，但并不表示大陆具体对台政策措施或做法不变。台湾岛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条件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对台工作的具体政策措施与对台工作的作法或形式必然会有所变化。但这些变化都是在中央对台大政方针指引下进行的。因此，社会各界需要辨证的、科学地理解中央对台大政方针不变之定调。

台湾政权轮替之后，未来两岸关系如何发展，两岸和平发展大局能不能维系，两岸关系会不会有新的发展前景，关键要看未来台湾新的领导人对“九二共识”这一政治基础的态度与回应。因此，党和国家领导人，明确强调坚持“九二共识”立场的重要性。特别是习近平在这次涉台讲话中，对新形势下“九二共识”进行了相当全面的诠释，有着深刻的含义与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再次强调“我们将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是表明大陆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政治态度与立场。二是强调“‘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行稳致远的关键”。这是特别强调“九二共识”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确立与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即两岸关系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关系，非“国与国关系”、非“国际关系”，绝不是“两国关系”，也不是“一边一国关系”。同时强调了“九二共识”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之关系，即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就能有好的结果，就能向前发展，就能“行稳致远”；否则就会出现倒退，回到过去动荡的老路上去，甚至出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后果。

三是再次明确提出“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其核心意涵，两岸双方就有了共同政治基础，就可以保持良性互动”。党和国家领导人已认知到，台湾新的领导人蔡英文已明确表示不认同“九二共识”这四个字，于是采取了变通办法，即蔡英文可以不讲“九二共识”这四个字，但必须承认“九二共识”这一历史事实及其核心意涵（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这一新提法最早是在去年10月“习马会”上习总书记提出来的，并在此次全国两会上再次详细论述。实际上这是习近平给蔡英文出的一道政治选择题。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能否维系、能否实现良性互动，关键就要看蔡英文的政治选择与决定了，即蔡英文会不会承认“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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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很简单。如果蔡英文依然坚持强硬的“台独”主张与路线，不承认“九二共识”或“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没有做出更为积极改善两岸关系的姿态，依然用模糊不清的政治语言“忽悠”大陆，蒙混过关，就意味着两岸没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未来两岸关系就难以形成良性互动，两岸关系就会回到过去动荡的老路上去。如果蔡英文做出明智的选择，积极善意回应习总书记的主张，承认“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承认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则两岸就有了良性互动的可能，未来两岸关系就有光明的前景。

然而，这样的期盼与预判，只是一种想象与期待，未来两岸关系最有可能出现的结局是：蔡英文在两岸问题上会有表面的善意姿态，两岸“交流、合作、和平”将是她的主要口号，“不挑衅、零意外”“在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在过去两岸合作既有成果基础上”仍是她基本的对美承诺，甚至还可能提出在“延续过去‘九二共识’取得成果基础上”推进两岸交流合作，但对于“台湾——国家”的核心立场与论述她不会改变。在这样的预判下，大陆应该如何应对？

全国两会领航未来两岸关系发展新思维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两会期间有关两岸关系的谈话与论述，不仅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前景做出了预判，而且有了新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方向。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两岸关系将转向以民间交流合作为主、以基层为主、以心灵沟通为主，要以我为主，以建立两岸命运共同体为指向。

在这次两会期间，习近平发表有关两岸关系谈话的场所、内容与去年相比有显著区别。习近平有关两岸关系的讲话，不是在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场所专门发表的，而是在上海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场所发表的，是在谈了大量大陆经济改革与形势之后再谈台湾问题的，所涉内容也少了许多。同样，李克强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涉台内容也是近年来字数最少的一次，只有156个字，表述更为简单与简洁。这些重要信息显示，下一阶段中央对台工作的位阶有所降低。

其中，不再提及推动两岸两会（海协会与海基会）协商与谈判。众所周知，2008年马英九执政以后，两岸关系进入了和平发展的快速轨道和良性发展时期，两岸恢复了两岸两会的协商与谈判，两岸两会达成一系列协议，取得重大成果，而且建立了常态化的两会协商机制与两岸事务主管部门的沟通机制。因此在过去几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两会期间、尤其是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会强调两岸协商事务。然而，这次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只谈了过去两会会谈成果，不再提及“努力促进两岸协商对话”。这预示着，中央已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变局有了思想准备，预示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可能出现的重要变局：两岸事务主管部门的沟通机制将无法再运行，两岸高层的互访会显著减少，过去所谓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时代将结束，两岸关系发展将由过去几年由两会主导、协商谈判为主的时代回到以民间交流为主的时代。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对台工作战略与重心也会发生相应调整，将建构两岸命运共同体作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长远目标。2015年5月，习近平在会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时，明确提出“携手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设想。这次在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表示，要“增进同胞亲情和福祉，拉近同胞心灵距离，增强对命运共同体的认知”。这是习总书记对两岸命运共同体内涵的进一步论述。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同台湾同胞共担民族大义，共享发展机遇，携手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

这是中央对台政策与两岸关系发展的一种全新思路与做法，即未来对台工作的重点是放在增进同胞情、民族情问题上，放在两岸同胞的共同福祉问题上，放在共享发展机遇问题上，放在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问题上，放在两岸同舟共济、休戚与共的共同命运问题上。这是盘大棋局，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是一个更重视基层的工作，更重视交流的工作，更重视共享的工作。这个工作不能急，不能冒进，要循序渐进。经过长期努力工作与实践，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接近了，同胞感情加深了，民族感情凝聚了，认识逐步一致了，两岸问题的解决就好办了，政治问题的协商就容易了。

当然，在推进这一心灵认知与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上层的、宏观的问题同样不能忽视，长期的规划不能少，中观的交流与合作还要加强。

发出“反独”、“遏独”的强烈信号

两会期间，不论是往年还是今年，不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与会代表，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致与不变的立场就是反对“台独”。不过，大陆反对“台独”的力度、强度是根据岛内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与变化的。观察这次全国两会不难发现，中央发出了反对“台独”的坚定立场与强烈信号。

一句话，“坚决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已经成为未来新时期大陆对台工作的重点。在过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两岸关系大幅改善时期，“台独”危险降低，大陆标准的表述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次不同了。习近平表示，“我们将坚决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让国家分裂的悲剧重演”。这种讲话与表态的语气、用词是近年少见的，是有所指的，是重大的政策方向调整，意味着未来“反台独”、“遏制台独”，而且是反对与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将成为新的重大任务。

民进党本身就是一个“台独”政党，尽管大陆对蔡英文调整政治主张与大陆政策抱有期待，也对民进党“改邪归正”抱有期待，但不能保证他们能向着大陆期待的方向转变，必须对可能的、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台独”活动给予高度重视，而且要坚决打击与遏制。事实上，民进党还没有正式上台执政、即还在政权交替过程中，“台独”势力已蠢蠢欲动，气焰非常嚣张。有民进党“立委”提案要废除孙中山遗像、修改 “领土与主权范围”的“公投法”，等等。尽管蔡英文对党籍“立委”有所控管，但“台独”活动进入新一轮“活跃期”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朗。在这种背景下，两岸关系发展形势也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过去多年来“促和平、谋发展”的两岸关系发展路径必将转向“反台独、保和平”的发展道路。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