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政治

威权政治（精选6篇）

威权政治 篇1

1、引言

有限政治的改革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 改革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共同进行变革和互动的过程, 偏废任何一方都是不正确的, 改革的成果也将是有限的和易逝的。威权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固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 在经济改革的同时, 政治体制改革似乎成了附庸, 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很不相匹配。威权主义国家虽然社会在转型期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分化, 但是由于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分配不公、道德失范等危机, 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诉求依然非常强烈。

2、对政治合法性和威权主义政权的界定

合法性 (Legitimacy) 是政治分析家们尽量避免使用的不易把握的概念。

实行威权主义政体的政府, 称为威权政府, 它有以下几种涵义: (1) 威权主义政体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的内涵是:在民主的外壳下, 以威权的手段取得政权、治理国家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既不同于民主政体, 也有别于独裁政体, 既有某些民主的成分, 又有对集权的强制。 (2) 威权主义政体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存在的时间大致是从19世纪后半期以后, 而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中期是两个高潮。 (3) 威权主义政体也是一个空间概念。它不但出现在欧洲, 也出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一般是指社会经济基础还不强大的国家走向发达的一种政治上的过渡形态。 (4) 威权主义政体一词的使用丰富了国家政治史研究的视野和内涵, 使对国家政体形式的定位更加具体和准确了。

3、威权主义政治合法性危机的

以经济、政绩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 忽视文化建设和人们的利益等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因素, 确实是政治合法性危机的直接来源。

3.1、把经济发展当做政治合法性的来源

威权主义国家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推行现代化经济政策, 赢得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以下情况的出现, 对于只建立在经济政策和政府绩效基础上的政治合法性都可能是一种严重危机:

3.1.1、经济现象中出现了权贵经济

(1) 经济现象中出现了权贵经济, 权力渗入到经济中, 使微观经济扭曲, 市场活力变形, 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对社会发展来说, 生成了一种对社会发展影响巨大的毒素, 严重地损害了社会的正常运行机制, 权力会对市场运行产生冲击, 使市场规律不能正常发挥作用, 市场的资源配置和调节功能失衡。权力参与市场引发的腐败, 可以极大地损害社会风气, 可以说权力参与市场竞争, 是比垄断更有危害的腐化剂, 也会造成更大的腐败。

(2) 当前社会出现的“官二代”或者官员本身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经济竞争中, 在政治靠山和背后的官员背景支持下, 这些具有官员背景的商人很容易地占有社会资源分配的主导权, 瓜分市场, 攫取高额利润。这种现象不仅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害, 而且对和谐的社会秩序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的冲击也特别巨大。

(3) 反对已经很多年了, 直接喊得人人已麻木, 好像都已适应这一情况, 人们不再把公款吃喝作为一个问题, 视之为当然了, 其他如公费旅游、坐车以及其他公款消费等问题都如此变成一般小小不严的问题, 只要不是装入自己腰包, 就不会对你产生任何实质的影响。从中央部委公开“三公”消费的数据来看, 不论数据真假或者有无漏报, 单就报出来的数据就已让人十分震惊。

(4) 腐败现象蔓延, 且呈日益泛滥的趋势。今天的人们搞腐败, 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敲诈行骗, 诚信道德失信, 是社会稳定的毒瘤。

3.1.2、贫富差距拉大

贫富差距, 关系到社会分配问题。由于社会分配中不公平现象的存在和国家财政支出失衡。还有城乡的差距, 表现最典型的要数教师了。城市教师也好, 农村教师也罢, 毕业的院校基本上是一样的, 学历也差不多, 被分配到城市工作的教师享受高工资、高福利, 而被分配到农村的教师, 只能享受较低工资和福利。这些都是造成民众内心的不平衡, 是合法性的危机因素之一。

3.1.3、社会监督的缺失位

就我国而言, 全国人大本身是监督政府的利器, 但由于人大代表许多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监督机制名存实亡, 在近几年我国发生的几次重大事件中, 人大代表集体失语, 人大代表的民意基础已荡然无存。舆论管控使舆论监督难以形成, 舆论成为党政管理的工具, 人民群众的疾苦及心声得不到反映。为正义自由表达心声的新闻和媒体, 目睹却不敢言, 既造成人民群众对政府和媒体失去信任, 也同时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3.2 把政绩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

任何国家的民众都会看重政府绩效。但在以法理型权威为基础的国家, 民众只是用政绩来衡量和取舍政治领袖, 而不是用来为政治制度辩护。对于威权主义政权来说, 存在着亨廷顿所谓的“政绩的困境”。

政府绩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和多长时间内为政府提供合法性, 取决于民众对威权政治的心理预期。公众心理预期的改变必然动摇权威政治的合法性基础。那些追求GDP的考核机制以及政治文化中的好人主义、形式主义, 比排场、摆阔气风气, 使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难以推行下去。

3.3、忽视了文化建设和人民的利益

文化建设不容忽视, 毕竟文化为老百姓提供了很多精神动力, 丰富了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对百姓的身心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在缺乏诚信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 既缺乏信用观念, 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 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 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 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 就有可能失去业务。近几年发生的股市欺诈案中, 每一起中都可以看见会计师为虎作伥, 协同企业造。很多人, 为了钱, 不择手段, 违法、贪污, 为所欲为, 把人们的利益不顾, 漠视国家法律的存在。主要是社会文化建设的忽视, 和利己主义的根深蒂固。

4、实现政治合法性的有效途径

那么, 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讲, 就是如何实现和提高政治合法性的问题。

4.1、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党的十三大开始了党政分开以及其他方面的政治体制改革, 但是这些改革在进行了一些尝试之后, 在九十年代戛然而止, 在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 权力过分集中以及权力的滥用、民主法制缺位的现象愈益严重, 改革步伐几近于停滞。当经济建设及经济体制改革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 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 但是在政治体制方面却出现徘徊不前的局面, 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严重的不相符, 已经制约了社会的全面发展。走好这条中国独特道路的关键, 是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坚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体说来, 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

4.1.1、规范市场经济

强大的政府限制和削减了微观主体的创新和市场开拓能力, 因为依赖市场不如依赖政府能够得到更大的利润, 市场向政府的依属性增大。三十年的改革, 经济异常活跃和繁荣, 但是政府管理方式和管理体制仍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政府主导以及命令式的工作方法仍然沿袭至今, 由于政府行为缺乏监督, 政府权力过大, 市场主体向政府的依赖程度加强。2009年开始引起人们注意的国进民退现象, 目前正以悄无声息的速度占有着社会资源, 政府收入的过快增长正在侵蚀着市场的活力。如果说市场经济的结果, 是缺乏责任心和监督制约机制的国有企业不断扩展, 以及权贵经济的不断膨胀, 吞噬着各种中小企业的话, 我们的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 恐怕人们会以另外一种眼光看了。

4.1.2、加强立法力度

社会监督, 依靠法律来保障。一个完全没有法制精神的社会, 是无法建立有序的民主制度的, 而法制的完善, 公民法制意识的逐渐形成, 政府以法治国的原则的确立, 均是民主所需要的政治文化的要件。经济发展过程中腐败的增长, 社会的, 也引起社会公众对现实的不满。即使威权政府兑现了他们的许诺, 其政权合法性也会受到削弱。威权政府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失去了这一目标。权威观念的核心是实现合法的统治, 而合法统治的实现离不开合理的制度和程序。根据韦伯关于法理型权威的理论, 合理的规则和程序本身就是一种权威。所以, 形成合理公正的法律并保证公正地执法, 即所谓“依法治国”, 是统治权威的坚强基础。在现代政治生活中, 民主制作为一种合理性的制度和程序得到了普遍的接受和认可, 因此, 民主化才成为各国政治发展的共同趋势。

4.2、建设文化强国

面向新的世纪, 文化已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的竞争与融合、文明的碰撞与交辉。把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 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言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

4.2.1、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经历了岁月的考验和提炼, 留下来很多精华, 闪耀着民族智慧与民族精神的灿烂光芒。近年来, 欧美文化渗透到我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些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 这样做, 只能脱离固有文化的土壤, 变成没有根基。面对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挑战, 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原则, 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弘扬传统文化, 国家和民间力量要齐心协力鼓励、赞助传统文化事业, 把优秀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过去一百年里急剧消亡, 不能只怪侵略和商业文化, 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没有保持住自己的固有文化, 应该反省。

4.2.2、加强社会道德建设

要全面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着力加强道德教育。努力地提高和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精神生活。

4.3、合法性要建立在人民的利益之上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不是什么精英集团“为民做主”, 而是“人民当家做主”。做到这一点, 需要注意遵守: (1) 公共物品和服务供应原则。政府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机关, 维护社会秩序, 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是它的基本任务和职责。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取决于政府提供物品和服务的质量。 (2) 共同政治价值和理念原则。如果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同族群、不同阶层和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就政治正义、社会平等、个人权利、政治程序等最根本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观念形成基本一致的看法, 那么, 社会就具有了高度的凝聚力和稳定性。一个政权背离大众的共识而行事, 不仅会造成该政权资源浪费, 而且会导致整个社会信念的耗散。 (3) 共同商讨原则。在重大决策问题上, 政府吸收主要社会团体和力量参与决策, 形成协商机制。这三点是强化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原则和途径。

5、结论

人们有理由认为, 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社会自由流动, 它给予中国人的自由, 将是民主政治的工作母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多元化, 以及契约性的游戏规则越来越得到公民的认同, 将是中国人学习民主秩序的最基本训练所。一方面, 充分享受到自由经济好处的城市新中产阶级, 会成为民主政治的更积极的推动者, 因此, 这些可以成为国家权威政治走向民主制度创新阶段的基本思考路径。

摘要：对政治合法性和威权主义政权的界定政治合法性是评判某一政治权力、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正当性的概念, 它关系统治者执政和施政的效能以及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因此它是任何时代明智的政治家都要探讨的问题。当一种政治秩序的合法资源是民意、民享的, 政治统治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当一种政治秩序的合法资源是被动的和强加的, 其合法性基础就会丧失。

关键词：威权,合法性,危机,民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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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 篇2

的《龙门客栈》，很多人是《武林外传》的粉丝，一直吐槽《龙门客栈》超不过《武林外传》，

但却又一集接着一集地追这看这部电视剧。

很多人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带着恶搞的、有些无厘头的、有些穿越感的这部电视剧有这么多人追捧。宁财神在一个大型节目中做嘉宾时说的这么一句话，道破其中真谛：“我就想听听他后面的潜台词是什么。”

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带着自己的本来面目以及学习多年、社会混迹多年后的面具活着，或者说是已经磨练到一定的程度有着一定的社会情绪自控力。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性格背后都是有着其本质的潜能所在， 这些潜能就像《龙门客栈》的角色和故事一样，尽管讲的是大明朝的事儿，但大部分的潜台词却是当下社会情绪的发泄词语。剧集说出了当下社会的很多潜台词，自然受到欢迎。

回到九型人格，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潜台词和所有的社交人士对话，在管理上也

是一样，只是有人显性有人隐性。举个例子，当一件事的管理工作下来，有人将其作为目

标很快扑将上去， 然后并大喊， 同志们， 抓紧给我干活去呀。团队的力量随着不同的性格特点会带来不同。总体而言，相对威权主义为内在的一号、二号、六号、七号、八号相对的让团队的凝聚力更强。这些性格都是相对在乎威权的力量，威权的感召，威权的集中和凝聚力。这些都没有错，而另外一种管理风格下， 三号、四号、五号、九号相对而言，则会更加在乎每一个个体的力量如何在一件事情上得到更多地发挥，对他们而言，他们自身就是自由主义的内心。两种不同的潜能带来不同的管理结果，有的是凝成了一股绳，然后高效解决了问题。另外一种则发挥了团队个体的优秀潜能，让事情在团队的创新上找到新的解决之道。区别可能是，短期效应看威权主义的管理者效率更高，中长期自由主义管理者的创新力和成员的突破力更强。

但是，毕竟现实是需要两种力量都有的。于是相互学习，在理性的层面上，用更多的知识和团队管理的制度，可以让每一个个体管理者的特点得到不同的程度的发挥，而他们的不足之处可以靠制度来保障。只是，在制定制度的保障的规则下，不同的潜能也会给制度的设计带来不同的描述。始终，自由主义者进入自由主义者设计的制度会相对的舒服和容易发挥一些。同样，威权主义潜能的应聘者也更容易在威权主义者设计的制度上更加如鱼得水。这背后，其实都是性格潜能决定了他们的管理制度特色。

威权主义在很多时候未必都显得威权。但是，当他们需要面对一些相对极端情况或者需要快速抉择反应的时候，他们的口头禅会让他们的威权风范显现出来。比如：“应该”，“这就是”、“你听着啊”、“你在干嘛”，这些习惯用语很多人都会讲，但相对而言，威权主义更是会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用语。而另外“看看吧”、“我想想”、“好吧”、“感觉一下先” 这些口头禅， 很多时候， 就是自由主义者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他们往往都不太觉得。在管理上会形成不同的显性风格。

同样，相对自由一些的职业会看到更多的自由主义者，而在一些体制内的机关或者管理职能部门会更多的威权主义者。但毕竟很多时候，命运不是每一个人都天生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本性或者潜能甚至天赋去从事或者选择一种职业。大家进入了不同的领域，于是，丰富管理风格也就慢慢在各种单位形成开来。如果仔细去看那些管理的风格，其实，我们是很容易找到不同性格人群的管理风格的单位的，毕竟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显性还是很明显的。

一味靠校长威权难实现大学善治 篇3

在变革的时代, 大学犹如一艘巨轮, 在惊涛骇浪中前行, 舵手的作用极其重要, 因为他决定着航船的沉浮、方向。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之时, 一批大学校长的密集更替受到舆论的高度关注, 正是舵手的角色使然。而在深刻变革的环境下, 大学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校长们的担当也是千钧之重。然而, “从容”不约而同地成为履新校长们的心声, 这让人们感到一种思想的清新。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就职讲话中说:“大学意味着从容。从容是学者应有的态度, 也是大学应有的气质。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教育的长周期性决定了大学要更加关注长远目标, 不能急功近利、迷失方向。”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就职讲话中也说:“大学的文化应当是简单的、纯洁的, 不允许有尔虞我诈、奉承迎合, 也不应有急功近利、好大喜功, 真理才是我们永远的追求!”我们应为这种从容点赞, 因为它是大学核心价值之所在。在五光十色的社会涌动中, 在花样繁多的利欲冲击中, 能否坚守理性、坚持远大追求, 对大学是巨大的考验。毋庸讳言, 一段时期里, 心浮气躁成为大学的普遍现象。所以, 当下的从容代表了大学一种新境界。 (作者熊庆年系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5-4-1)

中国的“威权”与西方的“民主” 篇4

实事求是地讲，作者的确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模式进行了一番深刻的个人思考，其观点在西方主流社会甚至在中国国内也颇具一定的代表性，其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也很值得我们思考和警醒。

笔者曾长期在西方生活，耳闻目睹间，对西方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其发展模式的核心——民主模式，有过一些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思考。上文所提那篇文章的作者口口声声称中国若想转型为一个更公平、更自由、更稳定的社会，别无选择，只能实行市场资本主义。同时却对眼下市场资本主义为何处于低潮轻描淡写。笔者不妨以“小人”之心来度一下“君子”之腹：眼下市场资本主义所处的低潮，正是该制度一些结构性痼疾导致的结果。所以，这位“君子”对此闭口不谈，颇有些讳疾忌医的味道。

两年之前，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核心大国之一，德国率先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困扰，经济迅速止跌回升。德国政府自是洋洋得意，但许多政界和经济界人士却为之泼了冷水：德国的经济奇迹一是靠中国，二是靠施罗德。前者不难理解，正是许多西方人口中的“威权主义”的中国凭借其强劲的进口，在美、日、德等世界主要经济体陷入金融危机难以自拔之际，成为世界经济恢复的主要拉动力。也因为中国市场的强大需求，德国的主要经济支柱汽车业才能一直维持对华的强劲出口增长，赚得盆满钵满。

至于后者，许多人认为，如果没有前总理施罗德对德国社会福利体制等问题进行一系列改革，从而降低了经济和社会运行成本，德国也难以从容地应对日后的金融危机。正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可惜，人们在赞颂施罗德的同时，似乎忘记了，正是他们当初用手中的选票无情地将这位勇于改革、富于远见的政治家赶下了台。

现在再回到所谓的中国威权问题上。《“中国模式”风光不再》一文的作者也承认所谓“中国威权”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比如：打造国家冠军企业、兴建基础设施、在自然灾害和经济下滑时作出迅速的反应。除了上述优势之外，这位先生还忽视了“中国威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保持中共领导地位的长期稳定，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可持续性，这是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的最重要保证。而反观德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则形成鲜明对比。近年来，一些学者感叹，西方政坛缺乏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笔者认为，这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功利性决定的。仍以施罗德为例，他的锐意改革，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其改革措施却在短期内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因此这些选民毫不犹豫地投了他的否决票。眼下西方一些政治家的心理，与我们的一些地方官员类似，只顾眼前的所谓政绩，而罔顾国家和民众的长远利益。

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弊端，在笔者看来是其结构性痼疾。但在西方人眼里，这种制度是其核心价值观的基石。与中国传统价值不同，中国民众希望执政者是清官、是能人，而西方则看重选举的过程。再以德国为例。根据德国选举制度，德国选民选出的并非是具体的某个领导人，而是某个党派。至于最终谁将领导德国，将由胜出的党派经过党内的利益折冲决定。如此一来，往往出现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某个政治家颇受选民欣赏，但由于他所在的党派相对较弱，因此选民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心仪的政治家落选。

而在中国，从表面上看，中共是一党执政，但实际上，其内部却聚集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团体的代表。曾经读过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的一篇文章，颇有同感。郑教授在谈及新加坡官员的“高薪养廉”问题时说到，“养廉”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以高薪将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政府里，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最优秀的人才都跑到金融等行业去了。

笔者以为，中国的“威权”该威时还是要威，但要向西方民主制度学习其严厉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以杜绝权力的腐败。

威权政治 篇5

关键词：权威政治,韩国民主,民主化进程

二战后的朝鲜半岛, 满目疮痍, 刚刚从日本长期统治的枷锁中逃脱出来, 又因国际形势, 南部朝鲜陷入了美国的军事占领。1984年, 在美国军政当局的操纵下, 大韩民国宣告成立。加之随后而来的朝鲜战争, 美国对朝鲜的影响益发深刻。然而, 从美国照搬过来的“民主”在韩国显得水土不服。军人的权威式政权应运而生。在东亚圈普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 重集体习惯于臣服的观念深入人心, 也为威权政治的产生培育了土壤。威权政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创造了“汉江奇迹”, 也使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得以提高, 为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 新一轮的民主进程开始启动。这一轮民主化进程一般被称为“通过妥协而实现的民主化”或“移转式的民主化”。不同于以往, 它不再是被迫现代化的民主, 不再是少数精英运作的民主, 更不是全面推翻政府的民主。它是一个全新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 是政府、精英、各党派以及各阶层共同妥协的结果。

一、李承晚张勉等早期政府

在美国的帮助下, 朝鲜半岛南部建立了一个亲美反共的政权———大韩民国;也是在美国的策划和扶持下, 1948年5月第一届国会———制宪国会选举产生了, 确定了韩国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构。同年8月, 建立了李承晚政府。

早期的一些教育和游居经历让李承晚对西方的议会民主有些了解, 他对民主的认知可以体现在《独立精神》里, 他指出, “一个国家类似一个大会, 哪里有许多人来讨论各种事情, 在一个国家里许多人联合起来去求生存。国家的官员是那些负责执行这个会议决定的事务者, 人民是大会的会员。没有人民的协助, 官员就没有力量的来源, 罪恶就会趁虚而入。”

但实际情况是, 韩国建立起来的自由、民选、多党制的议会民主政体举步维艰, 韩国人民并未从民主体制中受惠。相反, 40年间韩国的民主制度从来没有健康正常地运行过。金泳三曾评价这一时期, 说是“疲倦而又饱受苦难的政治民主化演习”。

李承晚是依靠民主党上台的, 但在位期间, 政局依然动荡不安, 民主党人士多受打击。多党竞争的压力下, 1951年“自由党”应运而生, 尽管由不同派系不同政治组织聚合而成, 却是成为李承晚的主要支持力量。1952年提出的国民直接选举制的“修改宪法草案”也是为帮助李承晚能够继续当选而代替了原有的国会选举总统制。在李承晚时期甚至军人威权时期, 其他民主党派虽然数量不少, 却一直被边缘化, 不可能触碰到政治核心, 直至1987年民主转型。“民主化宣言”各个阶层, 尤其是中产阶层开始发挥社会政治力量, 各政党的主张也突显出不同, 突显党派间的差异。

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十分混乱。初期时也推行过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实施过地方自治和义务教育等方面的工作。1951~1952年受北方土地改革压力的影响, 韩国也进行了土地改革, 对农村状况的改善和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好景不长, 李承晚政府很快将改善民生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收复失地”和“北进统一”上。同时, 对于敌产的处理诱发了腐败。在人民的苦难生活与各级官员的腐败形成对比的情况下, 在经济高度严重依赖国外的情况下, 消除贫困和经济自立成为大众追求的愿望。

落后便要挨打, 便被操纵, 国民生活水平的低下和没有发展的压力深深刺痛着爱国人士。房宁也在“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调研报告”中指出, “发展是影响韩国乃至东亚社会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以及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根本因素, 是拨弄东亚近代历史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生存的压力加之政府的混乱, 让民众对李承晚政府失去了信心, 在韩国学生民主运动的领导下, 李承晚被迫下台。新上台的张勉政府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了民主政治, 制定了“民主化+工业化”的发展蓝图以及“内阁有权解散国会, 国会则拥有对政府的不信任权”的平衡机制。但病态的社会以及“流氓议会”带来的还是民主的失败。

二、朴正熙的军人威权时代

朴正熙开创了韩国的军人执政军人当权时代。亨廷顿认为社会政治和制度结构的不完善, 是军人参政的主要原因, 同时表明了这种社会中政治自立性、凝聚性等方面的缺乏。这与当时韩国的情况相似, 社会的这种状况为军人参政提供了条件。经过战争的洗礼和教育训练, 当时韩国的军队可称为韩国教育、管理、组织水平最高, 最具活力的社会集团。

“五·一六”军事政变发生在1961年, 其一夜间推翻了无能政府, 建立了权威的军人政治, 推行威权政治。不同于极权政治从思想上让每位公民受到渲染和沉浸, 所谓的威权政治是指政府的集权, 从政策、制度、法令、手段等这些强制控制的外部力量进行统治, 政治不自由和经济自由并存。威权政治作为一种政治发展模式主要出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是一种由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的高压性政权。在效果上, 其既存在极权主义的特点又具备现代民主政治的某些形式特征, 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混合型、过渡性政权。亚洲式民主有不同于西方民主的特点———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这也是在亚洲的社会政治关系中,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臣服和服从传统所致。军政府的专制也就在这种环境和气压下应运而生。

在众多的军人上台和威权政治的地方, 朴正熙是少有的将经济发展起来的领袖。“经济发展第一”是朴正熙振兴国家的纲领。上台后推行一系列的经济发展战略, 推动了韩国经济的全面转型, 人民生活水准也随之快速提高, 创造了“汉江奇迹”———仅用30年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才完成的工业化道路的水平, 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欣欣向荣的新兴工业国。观察其经济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一是把“经济第一主义”发展理念作为政治合法性基础;二是树立坚定的发展理念, 建立强有力的决策和执行机构;三是用金融和税收政策等手段, 引导和指挥企业行为。总结其特征可以是“在实行私有制财产制度的前提下, 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高度融合, 政府凭借国家的力量制定经济计划, 确定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 并有效利用各种资源, 从而推动经济走向高速增长”。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教育的普及, 以及政府对社会道德和文化修养运动的推动, 倡导韩国人的自主、自立、自强意识的思想, 民众的参政意识和参政热情越来越高涨, 特别是学生。他们从小学开始接受西方思想的教育, 民主观念深入人心, 学生们的政治热情、政治责任感十分高涨, 大学生始终是民主运动的主力军。对军政的不满也导致越来越严重的游行, 史称“六月抗争”。这是民主力量和威权力量较量规模最大的一次冲突。这是工人、学生、中产阶级等各阶层的人们为民主自由而战的光荣时刻。分析其产生原因, 关键因素在于, 经济急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中, 没能处理好新兴的社会阶层、集团与之的关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要做到相辅相成,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要相互适应。

从李承晚政府到朴正熙时代, 都是有着民主政治的框架, 但却都披着民主政治的外壳。当然, 民主政治的推行需要一定的发展过程, 在军人权威统治阶段已经略有好转。每个国家选择自己的民主政治形式时, 要考虑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今的社会经济状况, 万万不可千篇一律, 一概而论。在1986年~1988年期间, 韩国的经济虽然可以在“四小龙”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这与军人权威统治的低度发展的政治水平形成了不均衡的态势。由此可见, 发展中国家的权威体制, 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民众意识增强的现实条件下, 应不断自我改革, 以适应民主主义的发展和完善。

三、后民主时代

学生、工人以及中产阶级, 都参与到了“六月抗争”中, 可见民主观念深入人心, 也是这次斗争推动了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面对热情高涨的民主化运动, 威权政府已经很难承受压制成本。“韩国政治转型是以威权体制内部改革派的全面妥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卢泰愚在任期间的“6·29宣言”即执政党和在野党商量妥协所致, 可见民主转型已经开始。金泳三和金大中的两届文人民主政权, 解决了转型期间存在的大部分问题。“三金”掌握政治论坛时的“没有永远的同志,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一冷酷的政治现实也是从自身利益和长期经验总结而来的。他们虽然留下了地区主义、金权政治的影子, 却为实现近代化和民主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2012年12月19日, “冰美人”朴槿惠的上台, 也昭示着民主化转型的成功和可行。一个是民主化选举的产物, 一个是暴力威权的代表;一个是源于选民和程序的权力合法化, 一个是经济发展等绩效使权力合法化。朴槿惠的上台依靠的是民主发展和成熟的选举制度, 相信她会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政府转型后的民主的关系。振兴韩国经济, 完善民主与法制, 就像她在竞选中承诺的“我没有父母, 没有丈夫, 没有子女, 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

韩国的民主化发展对中国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比如民主化进程中不可照搬外国优秀经验, 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就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再比如, 当下在紧抓的反腐问题, 在韩国也一直存在。反腐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恰当的处理很容易造成群众的不满, 造成社会的动荡和混乱。

参考文献

[1]房宁.自由权威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2]董向荣.韩国由威权向民主转变的影响因素[J].当代亚太, 2007, 7

[3]房宁, 周少来, 冯钺, 王利, 陈海莹“发展压力与韩国政治的演讲逻辑——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调研报告之三”[J].文化纵横, 2015, 5:47~50

[4]杨凌.从权威到民主——简析二战后韩国政治变迁[J].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3, 5

[5]尹益洙.韩国由权威主义向政治民主化转型的回顾与思考[J].江苏社会科学, 2001, 5

威权政治 篇6

在一些大学教室里,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醒目的大字“静”!时刻在提醒学生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这是学校管理意志的在场化, 通过教师的管理行为活生生地表现了出来。有过教学经历的人, 一般都有这么一种经验:一开始教学, 都有一个固定的教学计划, 而为了实现这个计划, 也就是传递、解说一定内容的知识和理念, 都倡议上课时班级里一定要安静, 不能有讲话声音。

与此相反, 在课堂教学的实际进行中, 这种刻意追求“安静”的课堂往往会出现一种反常的现象:那就是“喧哗”。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一般的解释是这样的:当授课内容乏味、教学方法单调或者教学节奏不当时, 学生的注意力很容易分散, 而且长时间的意志的持续贯注也会导致注意力的疲劳。而学生一旦从教师所创造的教学情境之中脱离出来, 由于天性的顽劣, 便犹如脱缰之马, 控制不住自己的嘴皮子了。在传统的教育观念之中, 这恰恰是对教学目的的一种违背, 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喧哗”在课堂教学的有关规范要求中, 是禁止的, 这又导向了对“安静”的要求。

然而, 问题是如何真正理解“安静”和“喧哗”背后的师生之间妥协和冲突的社会事实呢, 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同时, “安静”和“喧哗”两种现象之间存在何种本质的关联?

二、规训:教师的威权主义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从权力—知识的角度论述过学校本身就是一个规训的系统, 它拥有一整套处罚制度, 而这种惩罚是能够使人认识到自己过错, 引起羞辱和窘迫的任何东西:它既可以是一种冷淡的态度, 也可以是一个质问、一个羞辱。同时, 由于这些处罚本身又是以纪律、规则、准则、计划这些所形成的秩序为基准的, 秩序以知识合法化的形式置相应的违反行为于惩罚的范围之内[1] 。然而对于我们这里所研究的视角来说, 大学课堂作为这种规训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的场所, 它又是如何以自身的方式体现规训的在场化呢?由于课堂本身是教师传递知识的场所, 因此对于这里所研究的大学教学真正的问题倒是在于, 教师作为一个具有良好动机的教育实践者, 他是如何使规训真正在场化, 以至于他本身成为某一种规训理性的人格化形式呢?至于为何对大学教学加以特殊的关注, 有两个原因:其一, 是因为在高考制度的刚性制约下, 中国基础教育得以施展的自由空间是极为狭隘的, 所以, 还不如对大学教学的规训本质集中加以探讨, 对此有一种清醒的反思与警示;其二, 由于一个国家的教育, 更容易受高等教育本身的理念与形式的影响, 对大学教学的反省也就有了管中窥豹的效果。

对于大学教学来说, 由于知识传递所拥有的中心地位, 知识传递的具体形式是分析这种规训的一个入口。我们知道, 中国课堂教学中广泛存在的还是“教师中心”的教学模式, 在夸美纽斯对这种班级授课制的描绘中, 教师被比喻成太阳, 能很好地给每一位学生以光亮[2] 。这种教学模式的一个前提是, 教师是普遍理性的化身, 是知识的源泉, 每位学生只有听从权威的指引, 才能在芳香的学堂里得到滋养, 更好地自我成长。因此, 课堂教学中, 知识就具备了根本的重要性, 它具有普遍性、逻辑性、结构性, 这样才能通过各种机敏的教学手段循序渐进地、彻底地传递给学生。如果说班级授课制在西方产生之初, 还有着悠久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 及其良好的引导方式的润泽、调节的话, 在如今的中国的具体教育情境中, 它就变成了“满堂灌”, 知识的抽象性与普遍性就以一种与学生个体经验无关的外在性, 显示出它的威权来, 这种威权最终导致了对学生精神的压制和规训。而对于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意识的大学生来说, 对于这种规训的反抗自然是更为明显的。有时课堂教学过程中“安静”得不免过头, 学生没有活力, 疲倦无奈地趴倒一片, 未免不是这个原因。

我们知道, 教与学作为一个互动过程, 作为存在于学生和教师共同体之中的一种在场, 有缄默和对话两种方式。缄默是指学生和教师以眼神、身体姿势意会到互相是处于一种学和教的共在之中的;而对话则是这种共在的一种语言方面的表露, 是共在从自我走向对方的形式, 我们可以称之为共通, 在语言所指示的事物的意义中通达对方。然而, 无论共在, 还是共通, 它们都是以一定的空间为自身的内在场所的。这一点, “在”与“通”在字面上就表现得很明显了, 因此“共在”与“共通”就是以共同拥有空间为其自身条件的。这种空间当然不仅仅是物理的空间, 而是在学生和教师相互通达的过程之中, 所形成的意义场, 附着人的感觉、想象和认知这些意义形式。然而, 共在与共通却又是以一定的物理空间为前提的, 这一点我们可以由经验来证明, 对于交流来说, 人的感觉是存在一定的距离阈值的, 超过一定的距离, 无论是对于视觉和听觉来说, 就存在着投射和接受的难度了。

所以, 探讨知识所造成的规训, 还要牵涉到知识是如何以一种脱离空间的方式, 飘浮在课堂之中, 而成为一种对学生的压制力量的。以物理空间为基础, 相互通达的意义场是以一种相互投入的方式实现的, 而这种“通达”的前提就是个人感觉, 想象力与认知找到了一个为双方所共同关注、分享的事物, 而以对话的形式表现出各自的见解来。所以, 国内教育学中的各种“对话”的理论话语, 在强调“对话”于自我成长的重要性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方向。而如果我们认可学生主动参与是教学成功的关键因素, 认可对话是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基本方式, 认可对话能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学习, 那么就可以极端地说, 没有对话的课堂肯定是一次失败的教学经历。有一些教师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精深的见地, 却未必能成为一个好教师, 究其根源在于理性一旦脱离具体事物, 就变得空乏, 而具体事物一旦脱离还没扩展的个人经验, 也就变得乏味, 何况现在的课堂教学中充满了脱离学生个体经验的普遍知识呢?而且, 即使一次课堂的教学中充满了具体的形象, 以唤醒学生的想象力, 然而如果没有学生利用对话进行的参与、撞击、质问、疑惑、反省, 那么学生就只能成为单方面的接受容器了。

因此, 失去了对话, 知识的传递非但对学生经验的生长、思考的激发没有多大帮助, 反而是压制了进一步朝良好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使之陷入不良发展的危险之中。譬如目前学生之中存在的言情小说、玄幻小说之类的流行阅读, 以及对经典阅读的排斥, 那不过是得不到健全发展的智力试图寻找智力乐趣的一个表征罢了。

如果考虑到目前课堂之中物理空间的布局, 那么规训的必然性就更会加倍地扩大。“秧田式”的班级布局, 以及大量的人数, 造成的首要的心理结果, 就是由于一部分学生物理距离过远, 使学生和教师所能“通达”的意义场变得不太可能。雅斯贝尔斯说, 教育是灵和肉的交融。这话事实上是在说, 教育作为一种交流, 不仅仅是声音的到场, 而且是眼神的默契, 教师对学生投以凝视, 那是对学生的多大的尊重啊, 它可以是期待, 可以是鼓励, 可以是询问, 可以是思考中的沉默;在此基础上, 身体姿势又会变成多么有魅力的事物呢, 可以低头, 可以挥手, 可以默然静坐, 这些都能成为对学生示意的一种回应和表达。更何况作为教育灵魂的对话呢!作为对话, 它可以质疑、询问、可以分析、描述, 可以畅想、慎思, 可以冷静、热烈, 可以忧伤、欢悦。巴赫金说得不错, “人是整个地以其全部生活参与到这一对话之中, 包括眼睛、嘴巴、双手、心灵、精神、整个身体躯体、行为。他以整个身心投入话语之中……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声音进入对话中, 他不仅以自己的思想, 而且以自己的命运、自己全部个性参与对话”[3] 。话语本身很好地体现了灵魂的质地和自我反思, 并成为灵魂自我改善的根本途径。然而, 目前“秧田式”的空间布局, 结合教师“独白式”的宣导, 结果是造成教师了无生气的威权主义, 这种威权带来了规训, 然而同时也带来了规训的直接对立物:“喧哗”。

三、自由的变形:“言语”的抵抗与权威的消解

把“喧哗”看做是学生的一种抵抗, 是出于一种自由主义的观点:自由主义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质, 在于它承认人生而自由的天性, 这种自由在基点上是至高无上, 而不能被予以否认[4] 。至于如何在普遍性的层面, 谈论自由的真正实现, 那倒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课堂教学中所出现的“喧哗”现象, 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学生试图自由表达, 自由“言说”的一种不可遏制的结果。人的天性以致如斯。然而, 问题在于, 这种“言说”由于是出于一种无法与教师达成一种共在—共通的意义场的结果, 无法拥有一种作为教学的公共生活, 那么“言说”的私人性质就显得特别明显了。这样, 由于知识的威权主义, 由于物理空间的阻隔, 由于一个公共的交流空间无法正式形成, 那么所造成的结果就使私人的空间占据了本来有待形成的公共的教育空间。

因此, 我们完全可以把“喧哗”的现象看做是学生个体对自身自由的不由自主的捍卫, 一种对死气沉沉的教学生活的反抗, 一种对无意义学习的无意识的抨击和决裂。然而, 由于它只是健康正常的教学空间的反面, 它无法形成一个有意义的公共空间, 它只能诉诸这类私人性质的“言语”形式, 试图在与邻桌友朋的交流之中, 获得一些有意思的信息, 分享一些隐秘的乐趣。开始是窃窃私语, 因为怕会打搅正常的教学秩序, 然而如果课堂教学中已经无法把大部分学生都容纳到正常的教学空间中来, 那么这种窃窃私语, 就会马上由于更多私语的加入, 化为“喧哗”。当然, 对于威权的消解来说, “喧哗”并不是唯一的抵抗方式, 它只是试图逃离课堂教学的压抑与支配的一种最原初的形式, 也因此是最为真实的, 最能显示出自由的积极本性的。而只有当“喧哗”重新得到制止, 接受教学秩序的安排, 为了教师的威权主义, “喧哗”成为一种不可能的选择时, 逃避精神的规训便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 譬如睡觉、发愣、看课外书, 这就成了一种“无声”的抵抗。然而, 只要一有适当的时机, “喧哗”便以放纵的形式更加肆无忌惮地溢出。

这种“言语”的自由形式, 其实是走向与他人交往的自由的第一步, 只是由于“言语”的欲望无法转化成教育交往中的正常的言说, 无法被纳入教学的空间之中, 那么它就成为了抵抗教学空间形成的消极、破坏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 这种“言语”非但不是自由, 它反而是自由的扭曲、变形, 因为它所造成的结果是无法进入一个公共的空间, 无法在一个公共的教育空间之中, 培育公共生活需要的德性。公共生活需要的一些美德, 诸如尊重、节制、宽容、理性、自由、民主、平等, 如果不经历对话和交往的引导与训练, 我们很难想象它是能主动形成, 而不误入歧途的。而对于大学教学这一作为培育有理性, 有判断力的未来公民的场所, 如果不能在教学中培养一种理性地进行分析与对话的习惯与品性, 很难想象这些未来的公民对于公共生活的本性来说, 是否是合格的。

更严重的后果是, 由于“喧哗”的本性, 它不仅仅造成的是对威权的一时消解, 它造成的是权威的失落, 一种公共秩序中内在精神的失落。这才是可怕的。本来, 教师借助其理性的认识能力, 以及人格魅力, 他佩戴着权威的象征光环, 由此他在课堂教学中试图所形成的, 就是一种具有内在权威以及说服力的公共的教育空间, 也正是这种使学生心智和人格得以培育和生长的教育空间, 赋予了教师以现实的权威。所以, 在这个意义上, 教师是权威的化身和守护者。正是如此, 一旦教师无法在教学中实现这种权威, 那么某种程度上, 这种权威的光环就会被学生以“喧哗”的抵抗方式所脱落, 以致陷入毁灭的境地。这样教师拥有的无非只是赤裸裸的由管理权力所带来的威权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在这种教育的威权体制下, 会产生出什么性格特征的人呢?

一方面学生会追求自由, 个人的变形自由, 这种自由为权能以及行动的范围和机会所界定, 而不是公共秩序下, 体现人格价值的自由和行动;另一方面则是迎合威权的管理力量, 具有一种庸人的气息。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国这种独特形态的教师的威权主义式的教学下, 会出现一些优秀的学生, 具有卓异的头脑和强烈的上进心, 然而同时在性格上却终不免带有过度或者不足的地方, 走向极端或者圆滑。这说明, 在我们的教育环境之中, 一个人的优秀, 它是以另一些品质的拙劣为代价的。把它放置在群体生活中来考察, 如果一个人的卓越, 是以大多数人的平庸为代价, 那它就会必定会受到对立因素的牵制, 要么腐化, 要么灭亡。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式的精英教育失败的原因, 与课堂教学中的失败——它无法创造一个公共的教育空间——并非没有本质的关联。从这个方面来说, 杜威是极为高瞻远瞩的, 他把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也就肯定了对话和交往作为民主的基本构成结构。而他把民主与教育相连, 正足以证明只有在教育的对话和交往之中[5] , 我们才能节制私人性质的“言语”, 使之有机会进入公共的交流之中, 而不蜕变成或者无奈, 或者无理取闹, 或者滑稽, 或者最终尽显卑劣的“众声喧哗”。也只有在教学的对话和交往之中, 个人的德性在相互的碰撞、激发之中, 才能得到改善和生长。某种程度上, 我们可以转用卢梭的思想来说, 人心本善, 然而一落入不合理的社会形式, 就变成恶的了[6] 。只有在公共生活之中, 人心的善才能得到合理的教育和展现, 追求卓越的德性才能如光显耀。

参考文献

[1]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版[M].刘北成, 杨远婴, 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3:201-206.

[2]夸美纽斯.大教学论.教学法解析[M].任钟印, 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150-151.

[3]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白春仁, 顾亚铃, 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387.

[4]约翰.格雷.自由主义[M].曹海军, 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1.

[5]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 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9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