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收购请求权

2024-11-03

股份收购请求权(精选6篇)

股份收购请求权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某巴士有限责任公司于2001年成立,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其中自然人石某入股8.95万元。2001—2004年, 公司连续四年进行了分红, 分红比例分别为10%、10%、20%、20%。2005年以后, 被告未再进行过分红。2008年, 公司召开过一次股东大会, 议程为人事变动。会上石某提出分红, 但股东会未就此进行审议和做出决议。2010年初, 某地方税务局根据群众举报, 对该公司2005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地方各税纳税情况进行了检查, 最终决定查补税款260万元, 其中应补缴企业所得税138万元, 各年均有应补缴企业所得税, 最低年度为5万元, 最高年度为22万元。2010年6月, 石某认为公司2005年至2009年连续五年盈利, 未召开股东大会, 也未对股东分发红利, 故提起诉讼, 要求公司按《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 (一) 项的规定, 以合理价格收购自己的股份。该公司答辩认为石某的起诉不符合条件, 没有法律依据, 且公司连续亏损, 并未盈利。另外, 石某曾于2007年5月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该公司允许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并分配股利。法院支持了石某第一项诉讼请求, 以公司股利分配属股东大会的决策事项, 在未经股东大会决定分配利润的情况下, 石某请求分配股利没有法律依据为由, 驳回了石某的第二项诉讼请求。石某亦曾找该公司协商公司收购其股份事宜, 但因该公司只同意按原价收购, 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 (一) 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 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 (二) 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 (三) 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 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 股东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 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 股东取得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 自无疑问, 但对像本案中石某一样的无法代表公司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小股东, 在公司根本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虽召开但不将分配利润等事项列入议程致使其无机会投反对票的情况下, 小股东是否可以依《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直接起诉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则成了摆在司法者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及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概述

股东是组成公司并在其中享有股东权利的人。凡是基于对公司的投资或者基于其他的合法原因而持有公司资本的一定份额并享有股东权利的主体均是公司的股东。一般而言,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指因在公司成立时向公司投入资金或者在公司存续期间依法继受取得股权而对公司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1股东的大小都是相对而言的, 小股东相对于大股东, 其持股比例及控股权相对较小。本文中所说的小股东, 特指像上文中所提到的石某一样, 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持股较少, 代表的表决权不足十分之一, 合法权益容易受“多数资本的暴政”或大股东控制公司侵害的股东。法律有抑强扶弱的功能, 因此小股东在公司中必然成为法律更为关注的对象。

所谓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 又称异议评估权、股份评估回购请求权, 也有学者称其为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 是指当股东会作出对股东利害关系产生实质影响的决定时, 对该决定持有异议的股东有权要求公司以公平的价格回购他们手中的股份, 从而退出该公司的权利2。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起源于美国公司法, 它的产生与公司决策原则的演变联系在一起。公司决策原则的演变则是随着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权利发生严重分化开始的。19世纪早期, 在契约理论的影响下, 美国有关公司结构、财产处分、股东权利和公司章程等重大变化均须经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每个股东都有权阻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收购以及章程修改等公司行为。到19世纪末, 美国法院甚至开始赋予股东对公司合并、资产出售、章程修改等事项上的否决权, 以体现对每一位股东的平等保护。这不可避免导致公司运作严重低效。对于公司效益和效率的追求, 最终迫使股东的一票否决权被资本多数决规则所取代。而资本多数决规则虽弥补了股东一致同意规则过于僵化导致公司经营效率低下的缺陷, 但其负效应却是可能衍生“多数资本的暴政”, 容易出现大股东利用对公司的控制, 来忽视小股东的意志, 排挤和损害异议股东利益的情形。出于利益平衡的考虑, 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制度应运而生, 使得不愿意接受多数或大股东决策的弱势小股东能获得公平补偿, 以达到既满足了大股东扩大或变革公司经营的愿望, 又给异议股东提供了补偿, 从非自愿改变的投资中及早脱身的目的。《公司法》修订前, 我国只有《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这两个规范性文件中对此有零星规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173条规定:“公司合并或分立时, 公司董事会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反对公司合并或分立的股东的合法权益。”《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反对公司合并或分立方案的股东有权要求公司或者同意公司合并、分立的股东以公平价格购买其股份。”显然, 一方面这两个文件属于指导性的行政规章, 效力层次低, 另一方面规定只适用于上市公司, 且规定非常原则, 可操作性较差, 这与实践中保护小股东利益的迫切需要不相一致。公司是股东投资获取收益的工具, 股东投资后, 有权依照自己的合理判断对公司经营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影响自己实质利益的事项作出决定。但是, 当股东会被少数控股股东所操纵时, 根据资本多数决规则, 小股东的声音往往十分微弱, 有时甚至根本没有表达自己意志的机会。为了平衡公司各方面的利益, 保护小股东的利益, 应当允许公司中小股东在特定情况下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从而退出公司。而控股股东只要简单地把持有异议的股东的股份收购, 就能顺利地实施自己的经营方针, 这对公司和控股股东来说, 也是不错的选择。有鉴于此, 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七十五条对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制度作了规定。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制度的价值主要在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使异议股东选择以获得合理而公平的股份补偿的方式“走开”, 而不再受“多数决”形成的决议或大股东过度控制公司损害其权益行为的约束。同时, 该制度也有助于公司提升决策和经营管理水平。

三、司法应该对无机会参加股东会或者无机会投反对票的小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进行救济的法理分析

笔者认为, 《公司法》第七十五条既然赋予对公司相关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向法院起诉行使股份收购请求权的权利, 那么根本无机会参加股东会或虽参加但无机会来投反对票的股东当然也应有此权利。

首先, 从权利救济的角度看。当一种民事权利依法存在, 同时又存在被侵犯的可能时, 能否得到司法救济就成了关键。如果不能得到司法救济, 则权利就成了没有救济的权利, 那么没有救济的权利也就不能称其为权利, 正可谓“无救济则无权利”。“无救济则无权利”又作“救济先于权利”或“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这一为英美法国家家喻户晓的法律格言所强调的是, 救济对于权利实现的重要作用。如果人们关注权利的实现, 就必须关注权利的救济。可以说, 权利自始就是与救济紧密相连的, 没有救济, 就没有权利。在现代国家, 救济总是与司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公民的某一权利在受到侵犯之后, 只有可以诉诸司法裁判机构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 该权利的存在才能具有法律上的意义。这可以说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经过长期的“试错”所获得的一个基本经验。“人类的权利自始就与救济相联系的。当人类脱离了盲动或依附而获得了一定的权利时, 也必有与之相适应的救济手段相随, 没有救济的权利是虚假的, 犹如花朵戴在人的发端是虚饰。”譻) 公司法修订前, 我国公司实践中存在着股东利益保护不平衡, 大股东控制公司, 多年不分红, 强制关联交易, 擅自决定公司合并、分立等重大事项等情况, 中小股东即使不同意有关决议也没有退出公司的途径, 使中小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为平衡股东权益的保护机制, 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七十五条增加规定了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 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特定条件下可以退出公司的权利。这一规定的目的, 是使股东通过依法行使股份收购请求权而退出公司, 以防止出现股东利益被损害而不能退出公司的尴尬局面。总体来说, 修订后的《公司法》更加重视中小股东权利的保护, 也更加注重对权利的司法救济。正如全国人大法工委黄建初先生所言:“由公司法本质属性所决定, 公司法的主要功能不在于管制公司相关当事人的行为, 而在于保障他们的权利, 并为当事人提供在他们交往、交易等互动过程中出现纠纷时的权利救济渠道, 化解可能出现的争议和僵局,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譼) 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是一种法定权利, 其权利属性应属形成权, 在法律规定的适用情形出现时, 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不仅应得到司法救济, 而且应得到充分和有效地救济。因此, 在对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依法得到救济的情况下, 对公司长期不向股东分配利润等法定情形出现时, 根本没有机会投反对票的小股东更应得到司法的救济。

第二, 从法律解释的角度看。法谚有云:“法律非经解释不得适用。”德国民法解释学的创始人萨维尼也曾有言:“解释法律, 系法律学之开端, 并为其基础, 系一项科学性之工作, 但又为一种艺术。”譽) 一部法律颁布实施之后, 我们研究的重心主要不是“应然”的问题, 而是“实然”的问题, 也就是说, 要研究该法在实践中如何运用, 如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权利的争议以及保护问题。法律解释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对于各种解释方法的运用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总体来说, 确定法律解释之间的位阶关系, 或者在个案中选择具体的解释方法, 一般应当是首选文义解释, 在文义解释不能解释问题时, 如不能得出恰当的解释结论, 就需要采取其他解释方法”譾) 《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如按文义解释, 则会出现只有在公司召开股东会研究并就第七十五条所列三种情形之事项形成决议, 且股东参加了股东会并就决议投反对票才能行使股份收购请求权, 而对于公司根本不召开股东会, 或者虽召开股东会, 但根本不将分配利润等事项列为议题的, 则根本就没有行使股份收购请求权的可能, 这是极不公平的, 也肯定不是立法者的本意。由于通过文义解释并不能解决问题, 则有了考虑其他解释方法之适用的必要。在以上情况下, 笔者认为, 应采用当然解释来对《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进行解释。“所谓当然解释, 是指法律虽无明文规定, 但依照法律规范目的的衡量、事理上或情理上以及逻辑上的关联, 某事项与法律规定的事项比较, 更具有适用的理由, 故将该事项解释为该规定适用范围内的一种解释方法。”譿) 举轻明重或者举重明轻, 就是最为典型的当然解释的例子。按照王泽鉴的观点, 举轻明重或者举重明轻, “二者在论证上, 均属‘尚且……当然’的推论”。讀) 关于举轻明重, 常被学者举例的一个例子是, 公园里禁止攀折花木, 则将花木连根刨走则当然更在禁止之列。回到《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 出现了法定的情形, 对公司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尚且有权依该规定行使股份收购请求权, 举轻明重, 而受公司根本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虽召开但不将争议事项列入议题所欺的小股东当然更有适用之理由。本案中, 公司连续多年不召开股东会 (2008年虽召开一次, 但根本不将分配利润作为议题) , 作为按投资不属“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无法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石某, 在此情况下, 其所受的侵害, 远比有机会参加股东会并投反对票的股东所受的侵害要严重得多, 其更有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五条来使自己的权利得到救济的理由, 依当然解释, 类似石某一样遭遇的小股东要求行使股份收购请求权应纳入《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的适用范围。

第三, 从司法介入公司运作的正当性角度来看。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封闭性和人和性的特征, 因此更应正确把握司法审查介入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深度, 即只有当司法介入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才能启动司法程序来介入公司事务。首先, 司法的介入具有必要性。司法介入的前提是当事人要有诉权。评判当事人是享有诉权, 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诉的利益。“所谓诉的利益, 是指就特定的民事纠纷有运用诉讼救济的必要性”, 讁) 即法院有必要通过审判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 保护当事人的正当利益, 这是具体案件进入诉讼程序的前提。“诉的利益是原告就其私权主张请求法院予以裁判时所必须具备的必要性, 或称为权利保护利益或者权利保护的必要。” (10) 就本文所述的请求行使股份收购请求权纠纷而言, 要看是否有必要以提供司法裁判的形式对股东进行救济。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人合性, 如果公司的大股东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 长期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权益受侵害的小股东又无法像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那样可以通过自由转让股份退出公司, 致使小股东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这时的小股东成了名副其实的弱者, 法律应当给予其更多的关怀。其次, 司法的介入具有实效性。对实效性进行分析时, 应重点考量以下三个因素:一是是否还有其他救济途径;二是能否有效并恰当地解决纠纷;三是能否终局性地解决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失衡状态。本案中, 公司或者根本不召开股东会, 或者不将分配利润作为股东会的研究事项, 在无法与公司通过协商解决纠纷的情况下, 作为无法代表公司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石某, 既无权依《公司法》第四十条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 又无权依《公司法》第四十一条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 同时又无法像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一样通过自由转让其股份退出公司而结束权益受损害的状态, 如果不赋予其与对公司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相同的股份收购请求权, 其将可能没有其他可以寻求的救济途径。相反, 如果赋予其股份回购请求权, 其可以通过要求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其股份后, 来退出公司, 在结束权益受损害的状态的同时, 也解决了该小股东与其他股东间的争议, 这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一件坏事, 因此, 这样的解决纠纷方式既是有效的, 也是恰当的。同时, 由于在各种权利救济方式中, 司法是理性地保障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 通过司法审判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纷争也必然成为终局性的解决纠纷方式。

四、结语

小股东在公司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司法在应对小股东的权益时更为人们所关注, 在出现了比法律规定的保护情形更应得到救济的情形时, 人民法院允许小股东直接依该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 既是该法律规定的应有之意, 也是人民法院发挥权利救济功能对小股东法定权利进行全面保护之必需。当然, 人民法院在受理小股东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的诉讼后, 如何确定公司盈利情况及收购股份的合理价格等具体事实, 则还有很大的探索和实践的空间。

注释

1 赵旭东.公司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5) :296。

2 赵旭东.公司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5) :305。

3 程燎原, 王人博.权利及其救济[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7) :368。

4 黄建初.公检法办案指南[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3) 。

5 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7) :212。

6 孔祥俊.法律解释方法与判解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11) :560。

7 付子堂.法理学进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1) :157。

8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八册) [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11。

9 江伟, 邵明, 陈刚.民事诉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5) :165。

10 常怡, 黄娟.司法裁判供给中的利益衡量:一种诉的利益观[J].中国法学, 2003 (4) 。

股份收买请求权的现状与建议 篇2

公司是当今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 而股东作为公司的缔造者, 所追求的私人利益正是公司诞生和发展的真正的动力。而公司的健康发展和对股东利益的有效保护, 才能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获取更多的利益来刺激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但是公司内部利益的冲突和对立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每个股东追求的都是自己私人利益的最大化, 如何平衡或是说救济那些利益被忽略和抹杀的少数股东的利益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股东作为公司的核心, 虽然可能享有最大的收益, 但是不可以否认其巨大的风险。同时股东的注入的资产是属于公司所有的, 相对与那些与公司有着债权债务关系的债权人和劳动者, 股东是公司利益分配的最末端, 其是否有收获是很不确定的。而如此风险的投资条件下, 如何吸引投资, 这就需要建立合理有效的退出机制, 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封闭型公司。而股东收买请求权正是股东退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股东收买请求权可以有效的保证股东有机会将手中的股份变现, 从而达到投资的目的, 同时也是对在那些决策中持反对态度而受到不公平对待的股东的救济方式。当然对权利的保护程度取决于法律规定的是否完善。我国《公司法》的相关就存在诸多问题, 程序的不确定性。

因此, 探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 解决现有法律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收买规定过于简单, 适用类型单一, 缺乏明确的评估程序等缺陷, 创造构建更全面的适用方式和明确的程序, 提高司法的效率, 从而保护公司利益和股东的合法利益, 从而大大节省公司的运行成本, 提高投资热度, 对保护社会经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探讨股东收买请求权的两个主要部分, 也就是现行立法上主要缺陷部分———适用原因和权利行使程序, 希望可以构建出较为完善的建议。

二、股份收买请求权的基础理论分析

(一) 历史起源

股东收买请求权起源于美国, 主要的产生原因是当时美国的公司采取的股东决议的方式的变化有关。而我国《公司法》是在2005年的修订中才引入的异议股东的股东收买请求权制度的, 主要规定与美国的估价权相似。这一举措无疑是我们《公司法》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但是相对的是该制度在国内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制度, 缺乏实践的支持难免有显得比较粗糙而存在许多的不足。

(二) 性质

股东收买请求权是股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单独行使的权利, 而这一权利是来自于《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权利, 是不能通过公司章程去排除的, 由此可知股东收买请求权是一种自益权和固有权。当前普遍认为, 股东收买请求权是一种形成权, 在符合法定条件时, 股东可以单方面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收买请求权, 强制公司收购其所持有的全部的公司股份, 无需公司的同意就可以在公司与股东之间形成股份买卖关系, 就算当时双方还未就收买的价格达成一致, 因为这里的价格在法律里是有其兜底性的, 国外是指公平价格, 而我国《公司法》对此的规定是合理的价格, 所以价格问题并不制约双方合同关系的成立。

同时股东收买请求权也是一种法定权利, 无论是实体上还是在程序上都要严格的遵守法律之规定, 这是因为《公司法》的存在目的就希望公司长期存活并健康发展已到达市场经济的稳健发展, 而股东收买请求权虽然是一项保护股东权利的重要措施, 但是其消耗的时间和资本无疑是很大的, 同时也扰乱了公司的经营。目前我国最新的《公司法》立法趋势正是逐渐打破传统的公司法人理论下的资本三原则, 所以适当的扩大有利保护小股东的公司章程的规定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三) 理论依据

任何的制度的成立和运行均需要相应的理论予以支持, 而本文的理论基础正是现代公司法的主流的理论———公司契约论。

不同于法人实在说和法人拟制说所假设的, 公司契约论并不关注公司的外在到底是什么东西, 而是直指核心, 认为公司就是一个契约, 公司契约的主要内容就是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章程也就是股东之间、股东和公司之间的连接点, 而公司这一有机的组合体就是股东们获取利润的工具。有限公司作为典型的公司类型, 从它诞生前的投资协议, 到诞生时正式的公司章程, 成长过程中对公司章程的修改无不体现了有限公司的契约性质。而股东退出公司就像是合同一方选择解除合同, 在没有附加条件的时候是可以随时选择退出的, 所以股东收买请求权的实质就是契约的解除权。[1]

公司作为一个契约的外延因为长期存在和市场多变的天气而注定最终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 这是公司契约天然的缺陷。而注定满足哪一部分的人呢?现代公司的核心原则是一种资本的民主, 也可以说是钱是等值的, 只是每个人持有的数量是不同的, 持有更多数量的股东自然享有更大的表决权, 所以某种程度上公司的意志是持有多数资本的人的意志, 这里就有了大股东和小股东的矛盾, [2]首先他们是平等的因为理论上投入的每一分钱获得利润是一样的, 而大股东因投入更大而获得更大的利润并不是一种不平等, 不平等在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 更多表决权意味着支配更多公司的资源和决策, 从中产生的隐形的收益是属于大股东, 而信息闭塞的小股东则对承担的风险缺乏预知而成为利益的牺牲者。虽然现实并不一定像这么严酷, 但是理论假设中股东的出发点是自己的利润, 是一个绝对自私的存在, 这就是股东的机会主义。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 精心策划的误导, 隐瞒部分信息, 损害小股东的利益。而资本多数决原则为大股东的机会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平台和手段。[3]当然这里的投机行为偏好是对个人尤其是经济人的一种假设, 并非一切大股东都会采取投机行为。

三、股份收买请求权在中国的现状

(一) 适应条件

在我国过去的公司法里是不允许公司自己收购自己的股份的, 但是由于公司和股东之间的内在联系, 公司在某些特定时候将自己的股份回购退还现金或将股份分配给某些人使其成为股东, 亦或是在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公司合并的时候, 是可以存在收购的例外的。而关于股份收买请求权适应的公司种类, 《公司法》没有明确说明, 但是从立法结构上看, 应该是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中的上市公司。至于有限责任公司因为其与股份有限公司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方面的适用范围也更加严谨和狭小。有限公司的退出主要有三种情形, 在《公司法》第74条中规定:公司连续几年赢利却年年不分红, 这里的时间是法定的五年;在涉及公司重大事项或重大资产时, 比如合并;或是涉及公司契约的主要内容的公司章程的修改时。而股份收买请求权的行使主体则是在这些决议中投反对票的股东。而上述三个条件, 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方面资产收益是股东投资的最初和根本目的, 迫使盈收分配是保护股东的收益权。另一方面, 无论是公司的变更还是存续都属于公司重大事项, 而股东对事项是一种“资本多数决”的表现, 而74条是对此的例外规定, 以保护处于劣势的小股东。当然权利主体的限定也是严格的, 必须是参加股东会投票, 并投出反对票的股东才有股份收买请求权。

(二) 程序

至于股份收买请求权的行使程序, 法条规定:“自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60日内, 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份收购协议的, 股东可以自股东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9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这里同时隐含了股份收买请求权的价格有协议价格和法院价格两种, 而协议价格是进入司法救济途径的前提。

四、股份收买请求权存在的问题

(一) 适用存在的问题

我国公司法规定的适用条件类型只有三个,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规定的股份收买请求权的适用范围明显小了。有很多同样可能对股东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没有纳入适用的原因中, 这种制度在当前日益繁荣的市场经济下的保护是不完整的。其中, 5年的那一款也是我国根据自身的情况首创的, 但是立法的水平还是有待提升的。特别是这一条适用的条件是需要满足3个不可或缺的条件的: (1) 公司5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 5年连续赢利; (3) 符合公司法关于分配的条件。条件的过分严苛, 导致很多公司乘虚而入, 将公司包装一番, 形成并非5年连续赢利的财务状况, 或者故意采取象征性分红的手段, 致使公司连续5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对于这种情况, 笔者认为一经发现就应该视为条件达成。

(二) 在程序上存在的问题

通过《公司法》第74条对股份收买请求权程序规定的反复推敲可以得出结论, 那就是这一权利的行使有着十分严苛的条件:

首先, 股东必须是在股东会议上当场投出反对票, 以表明自己是对决议的不满和真的是希望退出, 才能符合法定的收购条件。从反面来看, 投了赞成票的股东当然不享有此项权利, 而那些摇摆不定放弃表决权的股东也不是值得保护的主体, 这一规定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也让股东在做出表决的时候可以深思熟虑, 避免了出尔反尔的麻烦。当然, 为避免口说无凭, 股东会议的主持人应当安排工作人员对会议进行纪要, 记录投反对票的股东名册。

其次, 反对股东应当优先启动与公司的谈判程序, 并在协商未果时向人民法院提取诉讼。权利是有保质期的, 股份收买请求权也不例外。根据2014版《公司法》第74条第二款之规定, 自股东会会议通过之日起60日内, 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收购协议的, 股东可以自股东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9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过分严苛的前置条件无疑会成为小股东救济的巨大阻力, 公司有更多的空间和理由去为难小股东。特别是当场投出反对的一票这一规定, 大家都知道股东大会并不一定会集齐所有的股东, 而对股东的邀请工作也是公司管理层在操作, 一旦公司管理层越过某些可能会反对的股东直接做出某些有损这部分股东利益的决议的时候, 这时这部分股东是否有权行使股份收买请求权就没有了法律上的依据, 最终只能走向更加繁琐的股东诉讼。

(三) 收买价格确定上的问题

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出现如合并、分立、出售公司主要资产等重大行为时, 对公司此类行为持反对意见却无力阻止的少数股东, 正是股东收买请求权享有的主体。既然无法合作不如和和气气的分道扬镳, 多数股东为了保持公司的高效益, 避免公司出现僵局而支付给这些少数股东的收购费用正是为了更多的期待利益而支付的公司运营成本。当然如果该成本高于僵持的成本, 可能最终会走向司法解散, 所以收购的价格是公平的价格而不是法定的价格, 给了双方最大的商量的余地。而合同的另一方公司通常就是收买股权的主体, 只有特殊情况才会指向其他的股东来进行收购。而公司之所以享有优先的收购权利, 是因为将公司的股份留在公司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公司内部的稳定, 避免对股东之间契约的破坏。既然这里的退出内容和过程是双方协定, 为了避免无休止的讨价还价, 《公司法》规定了双方协议的时间和司法救济的时限和途径。这个日期通常为90日, 而一旦在这个时间内, 双方达成一致, 也就排除了法律救济的可能性, 除非某些带有欺诈性质的原因。

五、对完善我国现行的股份收买请求权的建议

(一) 对适用条件的建议

股份收买请求权作为保护反对股东利益的机制, 应该更多的反应对反对股东的充分的保护和提供便利为本位, 让公司在股份收买请求权行使的过程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 承担更多的责任, 而不是将责任加诸在本就弱势的反对股东的身上。这种在立法思想上与本位上的考虑将决定该项制度的目的是否能够达成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达成, 对于具体规则的构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股份收买请求权适用的具体情形, 国际上有两种立法体制, 宽泛主义和狭窄主义。我国正是一种狭窄的立法, 但是面对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并不算太发达, 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不健全的现状, 仅仅三种的适用条件是远远不足的。应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做一些细化和修改:

1. 针对目前适用条件比较少的现状可以适当增加, 比如对在排挤式的并购中, 对大股东滥用权利或对小股东的压制行为可以进行定义, 罗列常见的压制行为。同时对适用情况设定兜底性的条款, 主看是否对异议股东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

2. 对连续五年赢利连续五年不分红的规定建议做出一定的修改, 在异议股东有理由相信并能够举证证明公司存在规避这一规定时, 应该认定适用条件已满足。同时为了避免所谓的象征性的分红, 可以尝试对赢利部分该拿出来分红的比例进行指导性的规定, 当然所谓的指导性并不是强制, 但是除非股东们一致同意, 不然面对过低的分配比例, 公司应该有义务对此进行解释和公开部分相关的财务报表。[4]

(二) 对程序方面的建议

需要明确的是, 股东与公司的协商程序更多的是为了让双方内部消化掉问题, 从而节省成本, 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定, 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程序是必须的, 就像在合同的解除中, 一方只是需要将解约的意思传递给对方即可。协商成功意味着不需要花费额外的司法成本。因此, 倘若股东跨越了与公司协商的程序, 径直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只要股东向公司表示过要行使股份收买请求权并出具凭证,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而不能以未协商而拒绝。

当然, 股东自愿与公司协商时, 双方当事人也应该根据诚信、和善、坦诚、宽容的原则, 尽量提高谈判的效率, 避免马拉松式的谈判, 而对退股股东甚至公司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三) 对合理价格确定的建议

现行具体的估价的方法通常采用交易中习惯与通用的估价理念和方法, 股份收买请求权的估价的规定大致可以分为冲突型和非冲突型的。非冲突的情况下, 双方可以很平和的达成协定, 但是一旦有了利益上的冲突就会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在冲突的情况下, 要保证不能因处于小股东地位或特殊环境或公司股份欠缺而被低估。如果收购公司提出的收购价格被目标公司董事会接受, 则该价格即推定为该股份之“公平价格”, 除非反对股东有证据证明管理者违反了忠实勤勉义务, 而出售公司资产的出售价格也直接推定为公司股份的“公平价格”。

(四) 收购资金问题

我国公司法在股份收买请求权的规定中, 都未对公司收购反对股东所持有的股份的资金来源做出明确的规定, 而公司的资金在资本法定的国家就意味着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法律虽然允许股份收买请求权这样的“市场例外”的存在, 但并不意味允许公司资本的减少。那么钱是哪里来的呢, 排除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公司可以用法定公积金或公司未分配的利益来进行收购股份。而如果公司的钱不足以支付时, 可以走法定的减资程序。但是如果公司资不抵债, 这时股东一般不会行使申请股份收买请求权, 因为此时股份收买请求权意味着无偿放弃股权。

六、结语

本文对股份收买请求权的探讨, 主要反映了当前市场经济日益繁荣, 对于之配套的法律体系的需求也是日益迫切。特别是步入了21世纪的信息时代后, 公司的类型、资源的多样化、信息的快速化传递, 哪怕是股东的数量也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了, 同时股东的素质也是参差不齐的, 在金融市场进行投资的主体不再局限与专业的人员, 更多的普通投资者涌入市场, 所以对公司法之类的法规在对小股东保护方面的规定的细化还是很有必要的, 毕竟法律的出发点和目的地都应该是最广大的普通人。相对于进入股份收买请求权的程序, 更重要的是防止或是在公司运行的过程中去权衡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更多的给予公司章程自主空间, 让双方在合作开始之前的阶段可以平等的进行谈判。

参考文献

[1]刘俊海.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立法争点与解释难点[M].河北:法律出版社, 2006.

[2]张学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3]周友苏.新公司法论[M].四川:法律出版社, 2006.

股份收购请求权 篇3

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

我国《公司法》第二条规定我国公司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在实际商事活动中,中小企业主要选择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企业的法律形态,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可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相媲美[1]。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是有限责任公司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

我国在1993年制定《公司法》时并没有对“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作规定,直至2005年10月27日修订的《公司法》中首次在第三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的第75条中引进了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笔者在近几年的教学和研究中发现此制度在立法上存在不足,亟待完善,本文将对这一制度展开探析。

一、确立异议股东股份回购权制度的必要性

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起源于美国,最早见于美国俄亥俄州1851年法律中,它的产生与股东大会表决原则的历史演变联系在一起。异议股东股份回购权制度现已被英国、加拿大、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欧盟等国家(地区)和国际性组织立法所采用。1984—1993年,在84个公司合并当中,有64个交易都涉及到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已成为公司实务中的一大景观。而在我国,绝大多数公司资本结构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因为它们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有股比例过重,股权过于集中。这种股权结构往往造成股东会形同虚设,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严重,中小股东的收益容易受到侵害和漠视。尤其是在涉及公司重大变化时,则只能唯大股东“马首是瞻”,异议的中小股东处于无助地位。因而,在立法上对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予以具体确立是很有必要的。

二、现行《公司法》对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的规定及分析

《公司法》第75条第一款中作如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赢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该条第2款规定:“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修订的《公司法》颁布后,我国学者对第75条的规定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定位,有学者从立法背景和立法目的角度出发将其作为“股东退股制度”[2];有的则从与美国公司法比较的角度将其作为“股东股份价值评估权制度(Apraisal Rights)”[3],也有学者从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回购自己股份制度的比较出发将其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回购自己股份制度”[4]。

笔者认为,《公司法》第75条所确定的制度应该是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的“特别退出权制度”。立法是从股东的角度出发构建该条款的,即从股东的角度出发构建在特殊情况下异值评估权制度)。该条不同于《公司法》第143条的规定。因此,《公司法》第75条中的异议股东股权回购请求权制度只是初步涉及到了有限责任公司对自己出资份额的回购问题,制度设计上存在很大漏洞。

三、我国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立法的不足和完善

(一)适用于情事立法的不足和完善

笔者认为,现行《公司法》仅限于第75条第一款规定的三种情形过于狭窄,不符合当前及今后有限责任公司的发展。对于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不应遵循“原则上禁止,例外允许”的原则,而应当奉行“原则上允许,例外禁止”,在立法上没有必要对回购的目的和适用范围作出法定限定,而是应该明确规定不得回购的情形、如股东出资义务尚未被完全履行的出资份额,侵蚀了用以维持注册资本和法定与约定公积金数额所需的资金。

(二)行使程序立法的不足和完善

1. 公司告知义务的缺失

股份回购请求权的告知是公司的义务,其目的在使股东否行使回购请求权。现行《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召开股东会,公司仅负有通知召开的义务,而无事先告知会议审议内容的义务,不过有补充条款“公司章程有规定或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

《公司法》第75条规定异议股东行使股份回购请求权,该股东必须是出席股东会,且须投反对票的才有权行使该项请求权,没有出席股东会,或者在股东会上投弃权票的股东均不得行使该项权利。因此,有必要增设公司的告知义务。

2. 股份交付与价款交付期间的缺失

《公司法》第75条第二款规定了股份收购价格确定的两种方式及期限,包括协商定价与司法定价,且前者是后者启动的必经之程序。这与当前一些国家与地区的做法基本一致。如日本、我国台湾地区都有类似的规定。但是,回购股份的交付与价款支付期间,我国公司法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规定自决议之日起90日内支付价款,股份价款与股份交付同时为之。日本公司法也有相同规定[5]。笔者认为应该加以完善,这样可以进一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如果不作此规定,股东可能不能在合理期内获得股价价款。

参考文献

[1]赵旭东.有限责任公司的改造与重塑《公司法》相关内容的修改建议[J].政治论坛,2003,(3).

[2]王保树.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的改革[J].现代法学,2005,(1).

[3]赵旭东.新公司法制度设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93.

[4]张民安.公司法的现代化[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376.

股份收购请求权 篇4

一、股东回购请求权的理论进程及价值取向

1. 理论进程:从“全体一致”到“资本多数决”再到异议股东权

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最早见于美国俄亥俄州1851年法律中, 与股东大会表决原则的历史相联系。早期的公司由于规模较小结构单一, 实行“全体一致原则”可以充分尊重每一股东的意志, 即只有全体股东投赞成票决议才可通过, 若有任何股东否决则决议无效。随着二次工业革命的进行, 公司的发展空前繁荣, 股东人数的增加使得公司的股份日渐分散, “全体一致原则”的决策效率也逐渐降低。为了提高公司的运作效率, 使公司经营更加灵活, 美国的特拉华州制定了一项法案, 规定在多数股东投赞成票时公司可以实施合并或兼并, 这就是“资本多数决原则”。该制度意在平衡公司的决策效率与股东的整体利益, 使公司的决策能够不受股东机会主义的制约。但这一原则极有可能产生大股东的暴政, 损害少数股东的利益。因此, 平衡公司各方利益, 既要维持多数股东的积极性又要弥补中小股东权益的一种制度设计——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就这样建立了。

2. 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的价值取向

(1) 民主与公平的价值取向。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的建立平衡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 矫正了资本多数决原则在股东表决权方面对少数股东的暴政, 在实现多数股东意志、满足公司决策的同时允许公司以公平价格购买异议股东的股权使少数股东得以安全退出公司而保全自身的利益, 这体现了现代公司对民主与公平的价值追求。

(2) 成本效益的考量。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的设立从正面安排了异议股东的救济途径, 相较于其他的救济方式如股东派生之诉、股东大会决议撤销或无效之诉等这种替代性措施具有更多的优势。一方面, 公司不会因其他救济方式而涉诉, 最大限度的节省了公司的人力财力等成本损耗而给了少数股东一个相对快捷的方式获得补偿, 体现了公司节约成本追求效益的目标。另一方面, 现代公司越来越追求运作效率, 以收购异议股东的股份推动公司决策的实行, 排除某些少数股东的故意阻挠, 无疑极大地提高了公司的管理效率与决策效率, 使公司经营得以高效前行。

二、我国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的立法现状及弊端

我国新《公司法》在第75条与第143条分别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 这两个条文是我国公司法首次对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明确。饶是如此, 现行的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仍旧存在弊端。

第一, 在制度设计上只考虑到平衡多数股东的整体利益与少数股东的个别利益, 达到双赢的结果, 却忽略了作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债权人的利益保障。股权回购请求权以公司收购异议股东股份、股东退股为形式, 其实质相当于公司减资, 有损债权人的利益。因此, 在坚守资本三原则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我国还欠缺一套相对应的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

第二, 在对回购条件的适用情形上,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行使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条件较为宽松, 而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要求则较为严苛。因为有限责任公司更加强调封闭性与人合性, 公司的资本制度更加灵活及宽松, 只需满足公司资本基本维持的原则, 股份回购条件上即可作适当的扩张。相比之下, 股份有限公司的高度资合性与其发行股票的高度可流转性, 使得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相对自由, 更易通过公开的市场找到合适的买家。因此,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更需借助法律赋予其股份回购请求权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笔者认为, 我国对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情形规定得还不够全面, 不宜将该请求权限定于这几种情形之下, 同美国、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公司立法较为完善的国家或地区相比, 我国目前的规定仍需进一步完善。

第三, 在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行驶程序方面, 只有第75条作了原则性规定, 缺乏可操作性。对回购价格的确定第75条规定了两种方式即协议确定与法院确定, 第143条就是否准用该规定未予说明。且对回购价格只以简单的“合理的价格”原则性概括, 缺乏司法评估程序的规定, 这会使异议股东和公司就股份评估价格不能达成一致时股东难以依法向法院提出自己的诉求, 且如果由缺乏专业知识的法官来确定股份的合理价格最终是否“合理”难以界定。

三、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的完善

1. 引进债权人保护机制

异议股东股权回购请求权以公司收购异议股东股份、股东退股为形式, 其实质相当于股东变相抽回其出资, 公司对债权人的资本担保能力必然受到削弱, 间接有损债权人的利益。因此, 基于资本三原则的考虑, 应当引入相应的债权人保护机制。

(1) 建立公示监督制度, 引入债权人知情权与异议权。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行使的直接后果是公司减少了股权, 实质上造成了公司资本减少, 影响了债权人债权的圆满。因此, 笔者认为, 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的行使程序可以参见公司减资制度, 赋予公司债权人知情权与异议权。公司在收到异议股东要求公司行使股份收购的书面请求时, 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方式公告通知债权人。同时在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行使中, 债权人可以选出代表参与监督其全过程, 并享有异议权——债权人知悉股份回购情况后可向公司申报债权, 要求清偿债务或向债权人提供担保。

(2) 建立豁免与转换机制。当公司回购异议股东股份将导致公司资本低于其法定资本最底限额时, 如若继续行使回购无疑将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对此, 笔者认为可参考加拿大安大略省《商业公司法》的规定:“ (1) 公司当前或在回购后无力清偿到期债务; (2) 在回购后公司资产可变现价值将会少于债务总额”。在此两种情形下, 公司取得豁免, 不用回购异议股东的股份, 并赋予异议股东在公司清算时的受偿权仅次于公司债权人。此规定可有效平衡公司债权人与异议股东的利益, 维持公司经营的稳定。

2. 扩大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情形

当前, 对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国外有两种立法例:宽泛主义与狭窄主义。我国公司法中主要规定了三种情形, 即公司五年连续盈利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资产;公司解散事由出现时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此三种情形的列举显然是不够的, 与当前我国股票市场相对落后的发展程度不相符合。笔者认为应积极扩大股东权利, 充分发挥该制度对中小股东的保护救济功能。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情形可扩到到公司性质转换、公司章程重大修订、公司资产抵押与质押、公司重大关联交易等。

3. 完善行驶程序, 制定一套合理的价格认定程序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基于立法目的及保护少数股东利益的需要, 我国对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情形应适当扩大, 但同时也须制定相应的法律约束与程序规制, 以减少权利的滥用。具体可遵循如下程序:首先由公司书面告知股东就股份回购请求权适用情形内的相关事项内容及股东异议的权利;其次由异议股东提前向公司股东会做出书面反对通知, 并在股东会决议时投反对票;三是异议股东应在股东会议后及时向公司提出书面回购请求, 制定回购协议;四是公司应当在法定或约定期限内, 向异议股东支付约定股款或判决股款。

如前所述, 对回购股份价格我国公司法采取协议确定和法院确定两种方式, 协议确定估价模式的公正性更多的体现在协商估价的过程中, 而法院确定的方式在结果上也需体现公正性。所以, 制定一套合理的回购股份价格认定程序尤为重要。首先必须明确“合理价格”应当是“调整多数股东和少数股东之间的利害关系, 法院适当裁量认定后的价格”。其次, 针对股份收购,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10年第4号公告的《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第12条第2项的要求, 企业重组时税务机关的检查资料中应包含有资质的评估机构所出具的相关股价“公允价值”的评估报告。再次, 法院定价时应当运用多种方式来确定合理价格。目前各国使用较多的是综合法, 即由法院计算股权的资产价值、市场价值与收益价值, 再加权确定各自百分比, 最后将三者相加, 从而计算出股权的公平价值。

摘要:我国新《公司法》增设的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 是平衡公司各方利益、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一项制度设计, 是对股份回购禁止的一种例外允许。但我国单纯地引入这一制度的同时却没有做相应的程序设计, 较多的制度漏洞在实际操作中的扩大可能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本文试通过对我国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立法现状作出评析, 检讨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从公司债权人保护、异议股东请求权的适用及行使程序的角度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关键词: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利益保护

参考文献

[1]闻德锋, 梁三利.论公司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J].商业研究, 2005年第13期.

[2]郑孟状, 郭站红.异议股东股权收买请求权与债权人保护[J].学习与探索, 2009年第2期.

[3]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方法、判例、制度》[M].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5]梁爽.完善股东会够请求权价格认定制度的探讨—以日本法为参照[J].政治与法律, 2011年第12期.

股份收购请求权 篇5

关键词:股份回购请求权,立法现状,缺陷,立法建议

一、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概述

1. 概念。

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 指的是对公司股东会 (大会) 决议持异议的股东, 在规定情形下, 享有的要求公司以公平合理的对价回购其股份, 以退出公司的权利。广义上包括股份有限和有限责任两类公司股东请求权;狭义上仅指股份有限公司。我国新公司法以立法形式确定上述两类公司异议股东均享有股份回购请求权, 支持了广义说。

2. 特征

(1) 公平性:是指对异议股东股份价值按照法定程序公平评估, 由公司以合理价格收回。

(2) 排外性:是指异议股东就行使该权利和起诉二选一, 选择前者, 一般不能再起诉。

(3) 法定性:是指请求权的适用须由法律明文规定, 无规定则不适用。

二、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适用范围

1. 适用情形。

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公司法》只设定一类情形, 即对股东大会作出公司分立合并决议持异议。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设定三类, 即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 股东会决议延长公司存续期限, 连续五年不分红利。作者认为, 对异议股东行使回购请求权不应设立过多限制, 因为大股东侵犯小股东利益的方式多样, 适用范围应扩展到影响股东利益的各种情况, 否则无法实现立法目的。

2. 适用公司类型。

美国相关立法认为原则上该权利不适用于上市公司以及股份分散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司, 只适用于封闭性公司;韩国旧商法认为仅上市公司适用。我国有学者认为无论是非上市公司还是上市公司都适用。

3. 适用股东范围。

以下对三类股东是否适用作分析:

(1) 继受股东。关于继受股东是否适用该权利, 理论界普遍持否定意见, 立法中少有规定。作者认为, 只要继受股东在股东 (大) 会上受让了股份, 就可推定其已知晓公司的变化, 且已自愿接受大会决议, 救济已无必要。但如果继受人是加入公司以后表示异议或者因为继承的原因等法定情形的, 行使此权利应当被允许。

(2) 出资有瑕疵之股东。根据新公司法规定, 其仍享有股东权, 回购请求权也没有被剥夺, 只是要承担违约或补足责任。国外立法没有明确规定。

(3) 无表决权股东。无表决权股东是否适用, 美国持否定意见, 加拿大持肯定态度。作者以为, 赋予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并非基于公益权, 而是基于自益权。表决权作为公益权的一种, 在此法律程序中并没有产生实质性意义, 无表决权股份中自益权也没有减少, 因此无表决权股东同样应当适用。

三、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立法现状以及存在的缺陷

1. 立法现状。

我国于2006年生效的新《公司法》第75条和143条对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首次予以确认。《公司法》第75条, 针对该权利的行使, 为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设定三种情形。《公司法》第143条, 为股份有限公司设定一种情形。另外, 《公司法》第75条还对异议股东提起回购之诉作出规定。

2. 立法缺陷。

(1) 规范不统一。由规定可知, 公司法针对适用情形对不同公司做了不同规定。关于回购取得的股份处理, 对股份公司作了限期转让或者注销的规定, 对有限责任公司无此规定。关于行使请求权受阻的救济方式, 对股份有限公司未做规定, 仅针对有限责任公司作出规定。

(2) 债权人保护制度缺乏。我国公司法对异议股东行使该权利给债权人利益可能造成的影响没有合理的制度设计, 不利于债权人保护。

(3) 行使程序规定不明确。我国《公司法》在第75条第2款规定, 股份回购协议不能达成时, 异议股东可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于行使程序未明确规定, 操作性欠缺。

(4) 适用范围明显过窄。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行使该权利仅限于三类情形, 股份有限公司异议股东, 仅限一种情形。适用范围明显过窄, 不利于异议股东利益保护。

四、完善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的立法建议

1. 统一规范。

公司法对不同类型公司做出不同规定, 从回购股份处理、救济措施的规定看出规范不统一是立法疏漏所致。因此, 建议完善立法, 并健全对债权人保护的立法, 保持立法对各类型公司规定的统一性。

2. 明确行使程序。

关于程序, 建议借鉴美国《示范公司法》相关规定。首先, 公司通知。公司在进行重大调整和决议前, 应书面通知股东, 并明确股东的权利。

其次, 表示异议。股东收到上述通知后, 应在股东会决议前或决议时及时以书面方式提出异议。

接下来, 发出回购请求。在大会作出决议后的有效期间, 异议股东向公司发出以公正合理之对价收回其股份的请求。

3. 扩大适用范围。

由上文可知, 新公司法关于其适用范围的规定明显过窄, 立法目的恐难以得到实现。作者建议借鉴美国《示范公司法》, 适用范围应包括:严重影响股东利益的公司章程的修订;公司性质变更等。适当扩大该权利适用范围, 并以立法予以确认。

参考文献

[1]曹磊.试论异议股东的回购请求权[J].商品和质量, 2012 (3) .

[2]路晓红.浅论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J].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 (1) .

[3]李海龙, 邹松生.论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行使规则[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7 (4) .

[4]张爱玲, 丁玲.公司股份回购制度研究[J].企业导报, 2012 (5) .

诺基亚收购手机支付公司股份 篇6

不久前, 诺基亚收购了美国手机支付服务公司Obopay的小部分股份。诺基亚企业业务发展主管Te ppo Paavola表示, 诺基亚看好全球手机支付市场的潜力。

诺基亚高管Olivier Cognet表示, 这笔交易动用的资金并不是来自公司旗下风险投资部门的, 而是直接来自诺基亚的企业基金, 这是由于诺基亚希望与Obopay结为更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Obopay目前在美国和印度提供手机支付服务, 用户只需发送短信或使用手机软件就可以完成支付。支付资金可以来自银行账号或信用卡, 用户也可向Obopay账号中预存资金。

【股份收购请求权】推荐阅读:

收购价格05-08

收购制度06-28

收购风险08-11

外资收购08-15

要约收购08-17

收购工作08-31

夏粮收购09-20

海外品牌收购07-18

收购合并论文06-30

粮食收购危机07-28

上一篇:报纸版面语言运用下一篇:中韩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