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权的概念

环境权的概念（共12篇）

环境权的概念 篇1

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1926- )是20世纪德国的著名神学家。他最具现实性的理论贡献就是勇敢地从神学视角对生态与环境问题进行了具独创性并富有成果的反思。其“空间”概念中展现的上帝观、宇宙论和对人类生存空间的关怀,体现了莫尔特曼卓越的理论素养和高尚的终极价值追求。

莫尔特曼学术生涯的早期关注人类“历史”的面向,在充满希望与革新的上世纪60年代,他的思想体系以“时间”为取向,探讨末世与盼望、应许与历史等问题。但在20世纪80年代,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让他认识到,“人类的历史在地球的自然生态极限中开展,只有当人类尊重地球的极限及其律则、循环和韵律时,人类的文化才能延续。”[1]一味地将自然看做是与人相对、与人类历史相对的客体,只能导致对自然的剥夺和利用,导致人类生活空间的恶化甚至毁灭。因而,他在原有的“历史”和“时间”的体系内,引入了“空间”概念,试图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上帝的“共同体”框架下,调整“上帝”与“世界”、“历史”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相整合。他的思想重心,渐渐转向重视“空间”的维度。

一西方思想中的传统空间概念

自奥古斯丁以来,有很多哲学和神学研究围绕“时间”问题展开,但关于“空间”的思考却不多见。当代哲学和神学家重视历史的经验,却心安理得地将探究“空间”的工作留给科学家。事实上,空间问题既有科学的内容,也关涉人类的生存问题。

早期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将世界看做是自足和受限的“球体”,这种世界图像最终发展为具备无限开放性的宇宙数学空间概念。泰勒士的名句“万物都充满神”(everything is full of the gods)被认为抹煞了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界限。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非存在者,不存在”将空间看做存在的广延,不存在那种存在者不存在或非存在存在的空间。柏拉图把空间看做不会变化消失的“把万物容纳于自身”的普遍形式,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具有神圣属性的先决条件。[2]145-147很明显,早期哲学家对 “空间”概念有两种解释,一是容纳一切客体的“容器”,二是客体自身的广延。近代以后,欧洲人经过了哥白尼的革命、布鲁诺的涅槃和牛顿的发现,世界图景逐渐由“封闭的世界”转向了“开放的宇宙”,[2]155与之矛盾的观点是,广延是无限的,它是物质的延伸和运动。而运动只能在空间中发生。在这个意义上,空间正是物质的前提,因为没有物质运动过程中空间的差别,物质的存在就不可想象。牛顿解决矛盾的方法是,对万物在其中存在和运动的“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与包含物体之间不同的位置和关系的“相对空间”(relative space)进行区分。他提出“绝对空间”是永恒的神圣存在,是上帝全在的一个方面。它作为“上帝的感官”(God’s sensorium)与相对空间中的运动的物质发生直接联系。莱布尼茨反驳说,上帝通过绝对空间与相对空间建立的直接联系,恰恰预设了相对空间对永恒性的分有,隐含着相对空间中的有限物质具有无限性的矛盾,且具有泛神论的危险。这场争论涉及对空间概念和空间定位的不同理解——是作为空间中的客体的空间(space as the object in space),还是作为客体的空间广延的空间(space as the object’s spatial extension) 是作为客体属性的空间(space is an attribute of the object),还是作为上帝属性的空间(space is an attribute of God) 莫尔特曼认为,只有把“创造”(creation)看做客体的相对空间和上帝的永恒空间之间的中介,才有可能解决上述问题。

二 “互渗相寓”的空间

最早关于上帝与空间联系的观念是公元一世纪巴勒斯坦犹太教中的“Makom”(意为“神圣空间”,是无界限的),它用于指称上帝,体现了上帝的全在性。在《三位一体与上帝国》中,莫尔特曼以基督教 “三位一体”(Trinity)为立足点,采纳了“互渗相寓”(Perichoresis)的概念,进行理论研究。“三位一体”描述基督教中“圣父”、“圣子”、“圣灵”的相互关系,基督教神学家为避免“一神论”和“三神论”而构架出 “三中有一”和“一中有三”的上帝观。莫尔特曼倾向于“从三到一”的进路,用“互渗相寓”来表现三者的合一性。

希腊文Perichoresis(互渗相寓,互渗互寓,相互寓居)意指旋转、滚动,它的动词perichoreo意指从一个到另一个的运动、绕行、拥抱、包围、绕圈。在翻译成拉丁文的过程中,针对这个词出现了两个概念:彼此渗透(circumincessio)和相互寓居(circuminsessio)。前者指动态的穿透(incedere),后者指歇息性的内住(insedere)。[3]154“互渗相寓”通常用于描述基督教“三位一体”(Trinity)的空间关系,即父、子、灵三个位格的交互内住。交互意味着三者彼此运动和发生关联,内住意味着以彼方为自己的活动空间。三者的空间彼此相融,但个体并没有消融于对方之内,这是一种既合一又不混杂的一致性。这就如同烧红的铸钢,火和钢互相渗透,但火仍是火,钢仍是钢。互渗相寓意味着圣父、圣子、圣灵相互共存、相互扶持和彼此契合,这也是莫尔特曼意图在上帝、自然与人之间建立的圆融、和谐与统一。世界空间的起源和空间的统一性就奠基于三一性之中。

上帝与世界如何“互渗相寓”?也就是说,“无限”和“有限”如何能互为空间?这也是犹太圣经注释(midrash)中的疑问——“上帝是世界的空间,或者世界是上帝的空间,我们搞不清楚。”[4]37莫尔特曼采用“神圣自限”(kenosis)和“舍金纳”(shekinah)的概念解释了这个问题。

(一)神圣自限——有限在无限中

在基督教教义中,世界的起源是上帝“从无中创造”。“从无到有”意味着创造是没有任何前提和先决条件的。世界始于上帝的创造决定,没有任何外在必然性与内在强制力促使他作出这个决定。上帝是无限的,是全在的,因此在创造之前,没有作为界限的空间存在。然而,空间势必破坏全在,全在也势必消融空间。那么,空间是如何在上帝的全在中被创造出来的?应如何解释空间的被造?

莫尔特曼采纳了犹太教卡巴拉教义中卢里亚关于上帝的“神圣自限”的思想,认为上帝在创造之前,将自己的全在和永恒性撤回,为被造留出了空间。这个“神圣自限”的概念可追溯到生产时的子宫收缩,即经由自我限制而赐予空间和生命。《创世记》开篇提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1:1)。这是上帝所创造的空间,是世界、太空和宇宙。它具有两重性,天是上帝为宇宙创造各种可能性的行动,它是相对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领域;地则是物质寓居其中的可见的、暂时的世界。其两重性不是指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而是象征在同属创造物的前提下统一于自身之外、上帝之中的“开放系统”。天是地的相对超越性,地则是天的相对内在性(immanence),绝对超越性的上帝寄居于天上,但圣灵终将临在于大地,使大地实现质的超越。这样的地是没有天的相对超越性、依然能自我超越的空间,是无限制的无穷的宇宙。它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是能产生新事物的不断超越自身的世界,是充满勃勃生机的希望的世界。“上帝是宽广空间的上帝,是邀请的、腾出空间的、救赎的、可以寓居的上帝,他不仅是最高的本质,也不仅是抽象的主体,而且是他的世界的生活空间、他的受造的运动空间和他们的永恒居住空间。”[3]153莫尔特曼用“神圣自限”化解了“全在”与“空间”的矛盾。这是绝对者的相对自我否定,它成就了相对者的相对自由。这种自由便是人类能体验到的他们所处空间的宽阔和界限。

依据人类的经验,空间总是被特定的主体占据和支配的。它不是无限开放的宇宙,也不是哲学中无差别的同质性空间(homogeneous space),而是从属于主体本身的存在环境,是具有特殊性和历史性的概念。“每一种整全的、统一的真实性理论都引导我们进入关于空间、处所、定向、停留、广度和界限的范畴。”[3]146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已经让我们认识到,历史的将来并不是无限可能的,人类的发展始终会受到“空间”的限制。莫尔特曼的《创造中的上帝》正是关注受造的空间层次的自然生态的创造论。他重视生命活动的空间,重视自然环境,强调同是被造物的人与自然共处于上帝的三一空间中,应保持“互渗相寓”的和谐共存,而不能肆无忌惮地劫掠破坏。生命与空气土壤、山川河流、其他物种之间,都是“共存”的关系。一切被造物之间既是空间上的“内存”,也是实质上的“为存”和“相互依存”。被造的世界与上帝的神圣三一性是相呼应的。创造在上帝之外,也在上帝之内;世界是上帝的他者,却并不孤立于三一之外。“在神圣的事物以尘世的形式出现的地方,世界才能成为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2]144

(二)舍金纳——无限在有限中

莫尔特曼认为,世界经由创造被包含在上帝中,但是有限的世界并没有占尽上帝。创造的目的在于救赎。希伯莱文的拯救(jasa)在字面上是“赐予空间”的意思。造物主将自己的空间赐予被造,是为了拯救(赐予被造空间),也是为了最终在时空中临在(赐予自己空间)。创造的目的在救恩史中,体现为上帝“内住”(indwelling)于空间。

莫尔特曼的全部思想都围绕着“末世论”(Eschatology)展开。末世论的最大问题是:终极目的是什么?是世界归于上帝中,还是上帝临在世界中?这其中隐含着一个宇宙论问题,即天地作为有限被造物的生存空间,是否能转变成无限的上帝寓居之所?是否所有的被造物都必须在三一上帝之永恒生命的内在空间中寻求救赎?如果我们坚持“无限的上帝”这一概念,那么就会有这样的认识:有限中包含不了无限。有限的世界可以在无限的上帝中寻求空间,但无限的上帝不可能居于有限的世界。然而事实是,犹太教义中有关于上帝 “内住”的“舍金纳”(shekinah)的概念,基督教圣经中也有关于神子(the Son of God)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和圣灵内住的教义。如果以此为据,那么无限的上帝的确可以“内住”于有限的被造物,内住于受造的拯救历史及其圆满终结中。安放在耶路撒冷圣殿中的上帝寄居的约柜,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都体现了上帝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体现了有限包含无限。[4]37-38

“舍金纳”的概念源自宗教崇拜语言。它原本是指《旧约》中上帝在“约柜”里的居住,后被用于表述“上帝的内在性”(immanence)。“舍金纳”是上帝临在于世界的方式。在《圣经》中,上帝与以色列人订立盟约“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应许“要在以色列人中间居住”(出29:45)。他最初住在可以搬运的约柜中,后来约柜被运到耶路撒冷,置于所罗门圣殿的圣所。公元前587年,圣殿被毁,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上帝的“内住”便体现在同以色列人一起经历的颠沛流离中,体现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受辱受难和死而复活中。最终,上帝的荣耀将充满全地。世界将成为永恒上帝的生活空间和居所。[3]161这一切的神迹就其功效而言都是圣灵的活动。舍金纳不是上帝的特性,而是上帝的临在。它是上帝本身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临在。但此临在的上帝是圣灵的上帝,而不是三位一体的永恒上帝。因此,“舍金纳”在体现上帝内在性的同时,保证了其超越性(transcendence)。

上帝是内在三一的“互渗相寓”,世界呼应上帝的“互渗相寓”,而上帝与世界之间亦是“互渗相寓”的关系。世界在上帝中,上帝也在世界中。上帝还是上帝,世界还是世界。这是一种辩证的逻辑。“‘互渗相寓’所表达的合一性不是封闭的、排他的统一性,而是开放的、邀请的和整合的合一性。”[5]“世界在上帝中”体现了上帝的自我分殊(self-differentiation),“上帝在世界中”则体现了上帝的自我等同(self-identification),二者之间因着“互渗相遇”的张力,实现了神圣存在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

三莫尔特曼“空间”观念的环境意义

“舍金纳”将无限的上帝和他要居住在地上的、有限的空间联系在一起。这也是莫尔特曼空间观念的重点。“内在的上帝”体现了一种宇宙论的、和解性的和救赎性的存在,是人类智慧寻求到的与自然和平相处的信仰底线。

当代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酷考验,促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回应。莫尔特曼认为,基督教神学对这一现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神学强调上帝的超验层次,却忽略了三位一体彼此共契的内在合一。近代神学在彰显了神与人之间质的差异性的同时,也消解了世界在被造时与上帝的神圣关联。人对待上帝的敬畏不再能转化为人对待自然的敬畏。《创世记》中,上帝依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并赋予人类这样的使命:“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并使地屈服在你们之下”(创1:28)。对世界的任意妄为被人类当做具有上帝形象、趋向超越性的证明。“救赎”则被看做在堕落之后对最初状态的复原。培根认为自然科学的目标便是帮助人实现这种“复原”,通过科学和技术重新主宰世界。[3]60自培根和笛卡尔开始,人与世界的关系便成为主客分立的模式。人类求知求善(抑或是求取支配自然的权力)的本能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和反噬。莫尔特曼以“圣灵中的创造”为内核的空间理论,正是力图超越传统神学的历史视野,对信仰进行重新解释,恢复人与自然的正确关系。

“互渗相寓”的空间观强调的是几方的“契合”。它不是自上而下的支配式的统一,不是封闭和排他的空间,而是开放的、邀请的整合空间,是对他者的接纳和肯定。因而它是动态的、充满活力的。上帝对被造物不是单纯的统领和控制,而是与之彼此共契。被造的人与自然因为和造物主的相契而被赋予 “互渗相寓”的生命,因而二者之间不应是控制与利用的关系,而是彼此共生共时共处。

为了创造,上帝首先进行了自我神性的放弃。他的神圣自限为被造留下了空间。创造的圆满完成(拯救的完成,上帝的内住)又体现了上帝的荣耀。因此,放弃是为了给予,自我设限是为了他者的自由。被造的终极价值的实现是造物主完满性的展现。与此相应,人对待自然也不只是权力的施予,还需承担相应的责任。人类适度约束自己的行为,是对自然环境的持续和维护,也是对人类存在的持续和维护。

创造的圆满完成是神圣存在在被造空间中的临在。世界终将成为上帝的家园。在上帝内住的空间中,被造的一切都得到更新和改造。人类在时间上战胜了死亡,自然在空间上战胜了界限。人应当对自然怀有敬畏和珍视的感情。这体现着人与上帝、人与自然和上帝与自然间互渗相寓的和谐共契。这是人类不能推卸的必要性,也是人类必须接受的必然性。

生物总是生存在空间中。“凡是摧毁其他生物的生命世界的,便等于让它们死去。凡是顺应自己的环境,便拥有了环境。”[3]147生存的环境便是空间,人类在其中体验到宽广,也感受到界限。人类需要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广阔伸展空间,也需要抵挡漫漫长夜、风霜雨雪和内心孤苦的围篱家园。宽广象征了自由,界限又何尝不是基于保护。面对空间,面对自由,面对最终的价值,人类更需要的不是扩张,而是自我反省和节制。

圣经传统中,“敬畏上帝”启发了人类智慧。知识源于人对未知领域的讶异。科学技术使人认识并支配自然,但真正的认识是要了解自然的本质和特性。因而,科学的目标除了利用和占有所认识的自然之外,还包括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我们不是自然的主人,只是受造物的一部分。我们或许比其他物种更优良,但却无权抹煞他者存在的必要性。只要自然和人在这个地球上继续共存,那么人就必须寻找到新的能与环境契合的条件。这便是莫尔特曼末世论空间中的“新天新地”(New Heaven,New Earth)。起初的空间是创造的伊甸园,它和谐完美。但最后“上帝内住的空间”并不是回归到伊甸园,并不是拒绝文明的返璞归真,而是经由人类的文明手段改善和更新的完美的世界。因此,对文明的“改变”才是出路。科技需要以一种对环境负责任的态度被重新整合到自然体系中。

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干预已近五百年。将人类文明与地球的自然环境相整合的努力还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此过程中,或许神学的进路是一条最边缘化和软弱无力的道路,但经由“创造的空间——堕落的空间——更新的空间”这一正反合关系,人类在看待科学与信仰、存在与价值时,至少多了一个思考和行为的角度。这正是莫尔特曼和众多自然神学家们殚精竭虑为之努力的意义所在。

摘要：20世纪后期,莫尔特曼以“圣灵中的创造”的全新角度对“环境危机”进行了回应。他以圣父、圣子、圣灵的“互渗相寓”为基础,探讨了上帝和作为上帝创造物的自然与人之间既内部相契又彼此相合的空间关系。“神圣自限”与“舍金纳”的概念分别展现了“有限在无限中”和“无限在有限中”的辩证维度,并启示人类重新思考与长期受科技干预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自然空间既是宽阔也是界限,既是自由也是保护,既是人类统治支配的对象,也是人类需要维护的共生共存的条件。科技需要以一种对环境负责任的态度被重新整合到自然体系中。

关键词：空间,环境,互渗相寓,神圣自限,舍金纳

参考文献

[1]莫尔特曼.神学思想的经验———基督教神学的进路与形式[M].曾念粤,译.香港:道风书社,2004:340.

[2]Moltmann J.God in Creation:an ecological doctrine of crea-tion:the Gifford lectures1984-1985[M].London:SCM Press Ltd,1996.

[3]莫尔特曼.科学与智慧[M].曾念粤,译.台北:校园书房,2002.

[4]Bauckham R.God Will be All in All:The Eschat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C].Edinburgh:First Fortress Press,2001:37.

[5]曾念粤.莫特曼的空间神学对自然生态的意义[C]//曾庆豹,曾念粤.莫尔特曼与汉语神学.香港:道风书社,2004:231.

环境权的概念 篇2

王胜宇

一、环境的一般概念

任何一个客观存在的带我都要占据一定的空间，并和周围的事物发生联系。人们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环境”这一词汇时，通常是相对于某一个中心事物而言的，即围绕某个中心事物的外部空间、条件和状况，便构成某一中心带我的“环境”。在复杂的大千世界中，有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具体事物，同时又有围绕着这些不同事物的各种“环境”。各种中心事物不相同，其环境的范围、含义也不相同。由此可见，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是一个相对的、可变的概念，它因中心事物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和范围。我们在研究某一具体的“环境”概念时，必须先弄清它的中收事物是什么，是佛的哪一个中心事物的“环境”，这样才能把握某一特定的“环境”概念。

二、人类环境的概念

“人类环境”这个概念是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出的。人类环境指的是以人类为中心、为主体的外部世界，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天然的和人工改造过的各种自然因素的综合体。人类环境是环境科学的研究对象。

需要区别人类环境与生态学中的环境。生态学所讲的环境，是以整个生物界为中心、为主体，围绕生物界并构成生物生存的必要条件的外部空间和无生命物质，如大气、水、土壤、阳光及其他无生命物质等，是生物的生存环境，也称为“生境”或者“栖息地”。作为主体的生物，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当然也包括人类在内。因而，人类环境是生态学中的环境的一种，生态学中的环境包含了人类环境。

三、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关于环境的定义和范围

我国《环境保护法》把“环境”定义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这样的表述就是依据环境科学关于“环境”的定义。但是，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规定的环境的范围同环境科学中环境的范围并不完全相同。

1、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是把环境作为法律的保护对象看待的，其概念和范围必须明确和具体，不能用环境科学中水圈、生物圈之类抽象、概括的概念，而必须把环境所包括的主要因素作为法律的保护对象，尽可能具体、明确地作出列举规定。

2、从环境科学的理论看，一切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环境要素、成分、状态都是人类环境系统的组成部分，都是环境科学的研究对象。但是，整个自然界和无限的宇宙空间不可能都成为法律保护的客体。作为法律保护的客体，除了必须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发生影响以外，还必须是人类的行为和活动（包括利用经济和科学技术手段）所能影响、调节和支配的那些环境要素，否则法律的保护便没有实际意义。

3、人类环境的结构具有相关性。各种杭锅股份亲互之间相互联系和制约形成一个有机结合的.完整体系，这就是地球表面的人类征集维持系统。把人类环境作为法律保护的客体，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从整体上保护生命维持系统的功能，保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保护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换句话说，就是保护环境的质的状态。而对于某种伯为环境要素的自然物，人类是以其在维持生态平衡和维护环境功能中的作用，而决定对其取舍的，并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绝对地加以保护。

四、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是在一定经济和技术条件下，自然界中可以被人类利用的物质和能量，如土壤、阳光、水、空气、草原、森林、野生动植物、矿藏等。

人类对自然资源和利用程度取决于当时的经济能力和技术水平。受经济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有些自然资源还难以利用；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未被利用的无用物质，会不断成为有用资源。人们把已被利用的自然物质和能量称为“资源”，把将来可能被利用的物质和能量称为“潜在资源”。

按照自然资源的分布量和被人类利用的时间的长短，自然资源可分为有限资源和无限资源两大类。有限资源又包括两类：一类是可更新资源，即可以被利用的，如土壤、淡水、动物、植物等；人类利用可更新资源的数量和速度，不能超过资源本身的更新速度，否则会造成资源的枯竭而不能永续利用。()另一类是不可更新资源，是指限又不可再生，终究会被用尽的资源，如煤、石油、各种金属与非金属矿藏等；人类对不可更新资源必须十分珍惜，尽可能合理综合利用，减少耗损尽便永远不能再获得。

无限资源是指用之不竭的资源，如大阳能、风能、潮汐能、海水等。除海洋外，目前还没有把它们作为自然资源立法的保护对象。但是人类活动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它们，同时也影响人类对它们的有效利用。

很多自然资源如土壤、阳光、水、草原、森林野生动植物等具有两重性：它们既是自然资源，又是自然环境要素。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保护是密不可分的。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就是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环境保护要求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同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密切结合起来。

环境音乐概念的衍变与探析 篇3

一

目前，环境音乐的研究者一致认为，环境音乐并不只是出现在现代人的生产和生活当中，从远古走来，人类就一直不自觉地在各种场合运用环境音乐来满足自身的需求。劳动场合的号子、宫廷宴席场合的宴乐、祭祀场合的钟磬乐等在环境主体——人的非音乐鉴赏性活动中成为环境的一部分。在传统的环境音乐运用场合，由于没有音乐的录制和播放媒介，环境主体与环境音乐的唱奏者同时在场。而随着19世纪爱迪生发明留声机，到20世纪上半叶，留声机和扬声器的广泛运用，环境主体与环境音乐的制作者被录制和播放媒介割裂开来，使环境音乐进入到现代模式。

传统的环境音乐尽管早已出现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却并没有“环境音乐”或与之相近的概念，这一概念是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致而出现并不断衍变的。西方资产阶级在大工业时代为了积累资本，在剥削剩余劳动价值的过程中，想尽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生产车间播放音乐也成为了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之一。所以，环境音乐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英等国的产业界率先得以运用。1937年，两位从事工业研究的心理学家怀亚特（Wyatt）和兰登（Langdon）为英国工业卫生研究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重复性劳动中的疲倦和无聊》的报告，报告中提到：“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节目——‘Music While YouWork，英国政府在军工厂用音乐来为工人减少疲倦感，维持工作积极性，保持高产量。”1952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乔迪·c·霍尔（Jody.C.Hall）在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到：“在过去的十年，通过播送在音乐类型、音量级别、播放时机和长度等方面都按照一定规格和标准予以调控的音乐节目——‘MusicDuring Work，背景音乐已经被证明能给工业带来一定的价值。”可见，这时在工厂播放的音乐并不称为“环境音乐”，而被称为“工作时的音乐”（Music While You Work/MusicDuring Work）。工人在枯燥而紧张的工作之中，思维意识主要聚焦于所从事的工作，音乐只是在无意之间偶尔被工人的听觉捕捉到，从而得到音乐审美的滋润。工人不以对这种“工作时的音乐”进行鉴赏为主要目的，所以说，“工作时的音乐”是一种非鉴赏性音乐。音乐在此时营造了一种氛围感，成为工人工作的一种声音背景、工作环境的一种要素。

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20年代末有声电影的问世，如何在电影中运用音乐来烘托剧情，营造影片中场景的氛围等相关问题成为电影音乐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作为与环境音乐概念最接近的“背景音乐”（Background Music）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出现在论述电影音乐的文章当中。在这类文章中，“Background Music”专指在影片的后期制作过程中，为了烘托剧情，依据影片中的剧情需要，配制与剧情相融合的音乐来作为声音背景的电影配乐：

“电影音乐（Film-music）主要有两种——现实音乐（笔者按：影片中人物的现场演唱或演奏）和配乐（BackgroundMusic），配乐可以具有戏剧性，也可以表现强烈情感……，配乐除了增强某个场景的情绪，没有其他存在的理由。”

与“工作时的音乐”相比，电影配乐因为要烘托剧情，在电影中往往需要具有戏剧性或具有强烈的情感表现，因为是影片后期制作中的配乐，剧中人物并不能听到，只有电影观众才能听到，但电影观众关注的主要对象是电影中人物的表演和剧情发展，而不是配乐，所以，在这里，配乐也是一种非鉴赏性音乐，只是电影场景或剧情的声音背景，“除了增强某个场景的情绪，没有其他存在的理由”。通过查找外文文献，可以发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Background Music”基本上只出现在研究有关电影、广播剧等媒体艺术配乐的文章@中。直到20世纪50年代，“Background Music”才逐步出现在音乐治疗、工业、教育、生活等其他领域。所以说，配乐是背景音乐的一种早期形式，与50年代之后具有更多外延的背景音乐概念相比，配乐的戏剧性和强烈的情感性成为背景音乐早期形式的艺术特征。

从前文所引用的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霍尔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出，20世纪上半叶的“工作时的音乐”（Music WhileYou Work Music During Work）也被当作背景音乐的一种早期形式而被纳入到背景音乐这一概念的外延当中。“早期许多关于背景音乐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对职工工作业绩的影响，一般来说，这些研究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音乐对工作业绩能起到一个比较小的正面影响”。所以，大致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配乐与“工作时的音乐”被作为背景音乐的两种早期形式与后来出现于医疗、教育、生活等各种场合的非鉴赏性音乐共同纳入到背景音乐的外延当中。

二

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世界范围内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保护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及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计划”。同年10月，第27届联合国大会根据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建议，决定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立每年的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从1974年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每年都为世界环境日确立一个主题，并展开相关的宣传活动。在这种社会语境下，“环境音乐”（EnvironmentalMusic）这一概念开始出现在学术刊物之中。1971年，在美国《音乐教育杂志》（Music Educators Joumal）第一期发布的将于1971年2月26日至3月1日举办“音乐教育工作者全国大会东部会议”的会议公告中，首次出现了“EnvironmentalMusic”这一概念：“会议期间的音乐会活动将包括‘新泽西之夜（《柏辽兹安魂曲》）、‘爵士之夜。……和由马里兰大学教师和研究生组成的‘新乐团（the Fresh Music Group）表演的一个环境音乐（Environmental Music）节目”。尽管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个环境音乐节目以怎样的形式表现了怎样的内容，但可以肯定，环境音乐作为一个确定的概念开始进入到人们的视野。endprint

在一定的环境中，以从事非音乐鉴赏性活动的人为主体，音乐与人的周边事物共同构成环境，这就是环境音乐的基本涵义，所以，环境音乐与背景音乐同样是一种非鉴赏性音乐，其实质基本相同。背景音乐在实施过程中注重音乐与主体及其行为之间的直接关系，音乐直接对主体产生调节情绪的作用，音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被忽视。尤其是早期的电影配乐，为了烘托剧情，配乐可以表现强烈的情感，甚至可以具有戏剧性冲突，强调音乐对主体产生强烈的情绪性影响，而几乎与环境无关。但环境音乐强调音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音乐首先是环境的一部分，与环境中的其他元素组成一个环境整体对环境主体产生作用。如“在美国（如布卢明顿、明尼苏达州）的购物中心内，在云霄飞车的撞击声、顾客的闲聊声和脚步声中，可以听到音乐无处不在。播放音乐的线路连接到了购物中心内的每一个空间，传播音乐的设备早以被当作几个主要的环境要素之一，埋放于购物中心的基础设施之中”。音乐设施成为建筑体的一部分，融入到建筑环境之中，播放的音乐自然而然就成为了购物中心环境的构成要素。环境音乐由于凸显了环境的重要性，与注重音乐功能性的背景音乐相比，显得更具有现代人文关怀的意义。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刺激下，随着环境意识逐渐增强，人们不断提高工作、生活、家居等方面人文环境的审美性、舒适度需求，在这样一种社会语境中，环境音乐显然比背景音乐更能达到人们的愿望，就二者关系来说，环境音乐这一概念实际上由背景音乐衍化而来。正如在20世纪西方作曲界兴起的环境（氛围）音乐（Ambient Music）创作的先驱人物——英国作曲家布莱恩·伊诺（Brian Eno）于1978年在文章中所说：“将音乐独特地设计成某种环境中的背景角色的想法是由Muzak公司发起的（笔者按：Muzak是成立于1934年的一家专门提供商用背景音乐的公司。后来‘Muzak一词逐渐成为背景音乐的代名词，专指通过线路向酒吧、饭馆等处播送的背景音乐）。在之后的50年里，背景音乐因为‘Muzak这一术语而广为熟知。……Muzak公司制作的音乐有着轻柔的、缺乏独创性的熟悉曲调。可以理解，这种音乐风格使得大多数有鉴赏力的聆听者（和大多数作曲家）完全放弃了环境音乐（Environment Music）是一种具有创意的音乐而值得关注的想法。”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布莱恩·伊诺认为，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背景音乐至少有了50年的发展历史，在他看来背景音乐基本上等同于环境音乐的概念，且后者由前者衍化而来，背景音乐作为环境音乐（Environment Music）的一种早期形式而存在。

笔者比较认同布莱恩·伊诺的观点，背景音乐尽管非常注重音乐与环境主体之间的功能关系，忽视音乐与环境之间的融合度，但从客观上看，在以从事非音乐鉴赏性活动的人为主体的环境中，音乐只能成为环境的一种要素，所以，背景音乐也属于环境音乐（Environment Music）的范畴。然而，概念的衍化是一种自觉的学术意识和行为，不能像颁布某项政令一样，一夜之间可以由环境音乐这一概念完全替换背景音乐的概念。虽然都是一种功能性音乐，但由于音乐实施的目的和关注的重点略有不同，在20世纪70年代环境音乐这一概念出现之后，环境音乐与背景音乐两个概念依然并用于学术和生活领域。

布莱恩·伊诺不仅论述了背景音乐（Background Music）与环境音乐（Environmental Music）二者的关系，作为一个专业作曲家，他在1978年创作了一张专门在机场播放的“Am-bient Music”专辑。“Ambient”有气氛、氛围、环境的含义，所以“Ambient Music”被释义为环境音乐或者氛围音乐。布莱恩·伊诺在谈到他创作的“Ambient Music”时说：“Ambient被定义为一种氛围、环境（Atmosphere），一种色调（Tint）。我的目的是为了创立一种适合各种心情和氛围的、轻柔而丰富的环境音乐（Environmental Music），而为特定的时间和场合创作一些具有独创性的音乐作品。”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布莱思·伊诺认为“Ambient Music”也属于环境音乐（Environ-mental Music），是作曲家不满意原来环境音乐“有着轻柔的、缺乏独创性的熟悉曲调”的艺术特征而创作的具有独创性的环境音乐作品，所以，“Ambient Music”类属于环境音乐（Environmental Music），是由专业作曲家创作的环境音乐的一种类型。

专业作曲家进行环境音乐创作的尝试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1920年，法国作曲家埃里克·萨蒂（ErikSatie）和D·米约（Darius Milhaud，法国六人团成员）为朋友贝尔坦的画展晚会作曲。米约这样描述那场晚会中的音乐演奏：“音乐同时从四面传来，我们把单簧管置于剧场的三个角落，而四个角落还各有一名钢琴演奏者，长号则置于一个包厢中。节目单告诉观众，幕间重复地奏乐，其意义和所引起的注意，就像枝形吊灯、椅子或包厢一样。……萨蒂大喊：‘大家聊聊天，不要注意听音乐，走动走动！”萨蒂将这种音乐的演出称之为“家具音乐”：“即一种从属于环境和环境噪声的音乐”。可惜，萨蒂进行“家具音乐”的演出并不成功，专注于音乐鉴赏的传统使得晚会现场的观众听到音乐响起时，便不自觉地将注意力转向演奏者，专注地聆听音乐。但埃里克·萨蒂“家具音乐”显然影响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简约主义音乐（Minimal Music）、环境音乐（Ambient Music）、新世纪音乐（New Age Music）等后现代音乐流派的音乐创作，这些音乐流派的作曲家们采用录制的自然界音响、电子合成器的模拟音响与乐器音响进行组合、编配和创作，创作出来的乐曲不以表达人类情感为主要内容，而试图表现以人为主体的各种环境的音响和空间特征，彰显出音乐的环境特性。

论述到这里，我们应该可以大致清楚环境音乐（Environ-mental Music）概念在欧美社会的衍化过程：

环境音乐概念在中国的衍化也是从电影配乐开始的，随着有声电影在20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背景音乐的早期形式——电影、广播剧等媒体艺术的配乐得以研究。直到80年代早期，背景音乐的概念才出现在学术刊物上，而环境音乐这一概念随着由司有仑等翻译的日本学者服部正等所著《环境音乐美学》一书，于199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传入。与国外一样，尽管背景音乐类属于环境音乐的范畴，但自环境音乐概念出现之后，背景音乐和环境音乐两个概念一直并用于学术和生活领域。

结语

通过对环境音乐（Environmental Music）概念的历时性梳理与探析，可以这样认为，环境音乐（Environmental Music）由背景音乐衍化而来，涵盖了背景音乐及其早期各种形式、专业作曲家创作的环境音乐（Ambient Music）以及彰显出各种环境的音响和空间特性的20世纪后现代音乐。在以从事非音乐鉴赏性活动的人为主体的环境中，上述类型音乐或其他传统的、现代的、经典的、流行的音乐通过环境化处理，成为环境的一部分，间接作用于环境主体，具有调节环境主体——人的情绪的功能，使人们能够艺术地工作和生活。

当历史的车轮已经驶入2l世纪，人类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生存环境，人类社会整体进入到生态文明的新时代，“环境音乐”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与其独具的浓厚的人文关怀意义和生态学价值将在不断地应用实践中越来越为普通大众熟知。

李祖胜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音乐系副教授

对表外环境资产概念的新思考 篇4

由于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恶化日益严重, 各国政府、地方与机构以及广大学者已经意识到, 不能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取经济利益, 由此逐渐产生了环境资产这一概念。对于那些通过交易获得所有权或控制权、使用权的表内环境资产的核算与计量都是可以反映在资产负债表内的。而那些以自然生态环境状态存在的、为企业间接创造价值的表外环境资产则只能通过财务报表以外的其他媒介进行披露。随着绿色会计、低碳会计的兴起, 作为企业的重要资产, 对表外环境资产的概念进行研究是必然的趋势。“表外环境资产”在本文中只是一个代名词, 代表了诸如生态环境资产、自然资源资产、自然环境资产等类型的资产。

一、表外环境资产概念的研究现状

(一) 国外对表外环境资产概念的研究现状。

目前, 国外的有关专家、学者主要还是从表外环境资产包含的内容这个角度对表外环境资产概念进行界定, 主要有:表外环境资产是指那些不被私人拥有或控制、使用, 而是被政府所监管的所有自然资产, 其中包括人造环境资产和没有任何成本的原始环境资产。主要组成部分有土地、矿藏资源、天然水资源、森林和海滩等。这些资产很多都被看作是基础措施和继承性资产 (文物古迹) 。很多国家依赖这些表外环境资产的出口, 并从这些出口交易中获得收益。对这些国家来说, 过度的利用这些资产会使资源逐渐被耗尽。

(二) 国内对表外环境资产概念的研究现状。

目前, 国内的有关专家、学者对表外环境资产概念的界定主要有:表外环境资产是特定会计主体从已经发生的事项取得或加以控制, 能够以货币计量, 可能带来未来效用的环境资源。根据企业资产的定义, 拥有控制权的自然资源应确认为企业的资产。表外环境资产是属于专属性环境资产中的存储性环境资产, 包括特定企业所控制或拥有的矿山、水库、森林等。环境资源是指人类所处的生活空间中客观存在的对人类具有现时或潜在使用价值的各种自然要素的集合, 这些要素包括空气、土壤、林地、草场、矿藏等。

二、表外环境资产概念存在的问题及表外环境“负”资产概念的提出

(一) 表外环境资产概念存在的问题。

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 由于社会环境资源对企业的影响是间接而且是宏观的, 对其概念的界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因此, 笔者所指的表外环境资产并不包括具有社会环境资源性的资产。在大量的研究中, 学者们对为企业创造效益的表外环境资产进行了很多的分析和探讨, 可是却忽略了对企业创造负价值的表外环境资产。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问题一:表外环境资产的概念与界定范围局限性大, 没有将表外环境资产两面性统一归结起来。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现状来看, 研究主体还只是局限在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的表外环境资产, 只考虑到那些为企业创造正价值的环境资源。然而, 对于为企业带来效益的那些表外环境资产, 不一定全能够为企业带来正面的影响, 企业在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 为了追求高额利润, 有时会对该资源环境产生可恢复性或不可恢复性的破坏;这种破坏可能是企业自身开发利用不当造成的, 也可能是别的外部主体间接造成的。那些被破坏了的环境资源, 不仅不会对企业造成正面影响, 还会对企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问题二:很多学者在提到环境破坏的时候, 往往范围局限在废弃物的产生、成本等环节, 并没有与表外环境资产相联系。可是通常情况下产生的破坏, 都是对企业表外环境资产或者说环境资源进行的破坏, 利用与破坏所发生的是同一主体, 目前的研究却将二者分离, 造成对表外环境资产确认与计量的不全面。

问题三:对表外环境资产的地域性争议致使有些学者认为表外环境资产不可确认, 不可计量。

问题四:现有会计准则对资产定义的限定使得人们往往忽略了环境破坏产生的表外环境资产。在现有会计准则的定义中, 资产很重要的一个界定内容就是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 提高企业的价值。对那些带来负经济利益的, 为企业创造负价值的资产并没有明确说明。

(二) 表外环境“负”资产概念的提出。

针对上面提出的问题, 笔者提出了表外环境“负”资产这一概念来解决这些问题, 以期更好地为信息使用者服务。

针对问题一:造成第一个问题的主体原因是人们往往都认为只要涉及到环境资产的破坏, 就是负债或损失, 其实这是不客观和不全面的。一方面, 负债总是涉及债权人和债务人, 企业会计准则中所指的债权人和债务人是指不同身份和立场的利益主体, 可是对于企业来说, 企业拥有表外环境资产, 所以企业是债权人;然而表外环境资产受到破坏, 需承担的主体也是企业本身, 所以企业又是债务人, 不存在其他承担主体, 企业自己承担自己的行为。因此, 从原则和定义上来讲, 负债并不能真实准确地体现表外环境资产的性质和属性。另一方面, 损失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出。很明显, 损失发生的基本条件是企业非日常活动。企业对表外环境正资产的开发利用属于日常活动, 因此, 在其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破坏也属于日常活动。从基本判断标准来看, 损失也不能客观、准确地反映该事项的发生。考虑到表外环境资产的两面性, 其可能会对企业造成正或负的影响, 可以将表外环境负资产看作是表外环境正资产的备抵科目。表外环境负资产的作用就是使得那些因为环境破坏而形成的为企业产生负价值的环境资产得以更好的反映。

针对问题二:“三废”等污染物是直接导致环境破坏的载体, 可是单纯对其成本等进行研究是不够的, 应该寻求其最终产物———环境破坏, 环境资源本身具有一定的分解恢复能力, 只有在其承载能力无法进行自我恢复更新的情况下, 才会产生环境破坏这一现象, 这个结果会直接导致企业价值的降低。

针对问题三:对于表外环境正资产的地域性争议比较好解决, 哪家企业对哪个环境资源具有使用或控制权, 是可以清楚证实和判断的。对于环境的破坏, 笔者所提出的表外环境资产是有一定限定范围的, 这个范围就是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只是对企业内部环境 (企业的表外环境正资产) 的破坏, 这种破坏可以是企业自身造成的, 也可以是外部主体对企业间接的影响, 无论是什么渠道形成的, 其形成破坏这一结果是具有环境内部性的。

针对问题四:表外环境负资产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对现有资产概念的一个补充, 这样可以更好地反映具有负价值的那些环境资产的相关信息。当然, 表外环境资产的概念的界定会与现有会计准则中资产的定义有一定的区别, 是符合其特性的资产定义。

三、对表外环境资产概念的新思考

综上, 笔者将表外环境资产分为两大类:表外环境正资产和表外环境负资产。

(一) 表外环境“正”资产的概念及相关内容。

所谓表外环境正资产, 是指企业由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拥有或者控制、以一定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下存在的自然资源, 这些自然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正的经济利益, 即会增加企业的价值。表外环境正资产与一般的环境资产不同, 该资产是天然形成的, 主要是以自然生态环境状态存在的各种资源 (包括矿产、森林、河流等) , 具有一定的天然性。企业进行生产发展, 往往都需要依赖这些自然资源或者以它们作为生产原料基地, 是企业经济利益的原始来源。企业的表外环境资产往往就是企业的品牌和标志, 可以为企业带来诸多方面的效益, 尤其是对从事农业、林业、牧业、渔业、酒或者饮料等行业的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因此, 对其确认与计量是必不可少的。

(二) 表外环境“负”资产的概念及相关内容。

环境权的概念 篇5

环境(environment)的一般概念是指围绕着人群的空间及其中可以直接、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的总体。从广义上说，环境是影响机体生命和生长的全部外界条件的总和。

(二)环境的范畴

环境分为外环境和内环境，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不能截然分开。

1.内环境：内环境是指人体细胞所处的环境，包括生理、心理两方面。

环境权的概念 篇6

摘 要：智慧课堂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高度融合而产生的新型课堂，代表了未来课堂教学的发展与改革方向。物联网、云计算、泛在网络、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与完善为实现智慧课堂提供了可能。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界定了智慧课堂的内涵，追溯了智慧课堂的发展并概括出了信息技术环境下智慧课堂的特征，构建了智慧课堂的概念框架，期望能够为智慧课堂的实施提供一定的指导。

关键词：智慧；智慧课堂；概念框架

中图分类号：G423.07 文献标识码：A

在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型的人才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需要更多创新型的人才，需要具有终身学习能力的人才。作为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摇篮——高等职业教育，应时刻关注社会发展的需要，将学生培养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创新型技术应用人才。然而受中国传统文化及凯洛夫教育思想的影响，目前高职的课堂教学任然以“学科、教师、课堂”为中心，仍然是一种以知识为本位的课堂，是对学生进行机械训练的课堂。如何让课堂教学通过知识的传递达成智慧生成的艺术的目的，如何让课堂充满智慧，是当今教育者共同的心愿。随着现代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课堂教学方式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种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的新教育形态——“智慧课堂”悄然而生。而物联网、大数据、云平台、泛在网络等先进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智慧课堂的实施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本文基于以上背景及现状解读了信息技术环境下智慧课堂的概念及特征，并提出了信息技术环境智慧课堂的实施框架，以期从本质上对智慧课堂的实施提出有意义的参考。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教育学教授马克斯？范梅南的《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的热销，智慧教育无疑是近几年来的热点话语，而信息技术作为实现智慧教育的平台无疑为智慧教育注入了新的血液。虽然智慧课堂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官方定义，但智慧课堂的理念已日趋成熟，在教育界引发了教育教学改革的新思潮。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智慧课堂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智慧课堂本质特征的研究。通过阅读智慧课堂、智慧学习相关文献资料，可以发现许多学者关于智慧课堂的内涵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智慧课堂是指教师通过自己的教学智慧为学生创建的自主的、活动的、情感的、生活的、趣味的课堂，从定义可以看出对其特征的描述主要是对教与学特征的概括。现有的智慧课堂的定义是由智慧教育衍生而来的，“主张借助信息技术的力量，创建具有一定智慧的（如感知、推理、辅助决策）的学习时空环境，旨在促进学习者的智慧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对其特征的描述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的，他们认为智慧课堂具有“资源分层共享”“实时内容推送”“学习情境采集”“智能学习分析”“即时反馈评价”“协作互动交流”和“移动通信互联”等技术特征。

二是智慧课堂环境构建的研究。智慧课堂环境是实现智慧课堂的根本保证，因此智慧课堂环境的构建对教育研究者来说亦是至关重要的课题。关注和研究智慧课堂的研究者特别是一些一线教师，已经开展了智慧课堂的实践，并尝试打造智慧课堂生态系统，构建适合培训学生智慧学习和教师智慧教育的空间与环境。如黄荣怀教授根据智慧课堂“智慧性”的本质特征，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富媒体等技术构建了“SMART”智慧课堂概念模型。

三是智慧课堂学习模式及案例的研究。尽管目前教育研究者在如何设计智慧课堂学习模式方面的探讨相对较少，但也有部分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研究者们结合现有教学实际，将信息技术充分融合到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达到智慧生长的目的。例如在《基于智慧课堂的学习模式设计与效果研究》一文中，研究人员设计了基于智慧课堂的学习模式，将学习环节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环节，并将模式运用于实际的教学中检验学习的效果。

二、智慧与智慧课堂

（二）智慧与智慧课堂的含义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智慧是“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是“不断认知和思考的能力”。《牛津英语词典》里对“智慧”一词作了更详尽的界定：“对于有关人生和行为的问题能够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在目标与手段的选择中表现出判断的公正合理，能够真实判断什么是正确或适宜的，并有意去采取相应的行动；具有感知和采用最佳途径去实现目标的能力；具有认知判断能力强以及审慎的特点。”由此可以看出：首先，智慧是在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反思力、判断力和创造力，是智慧主体高阶思维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的内在驱动。其次，智慧有着向善求美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即利用知识和创造力达到利人利己的“善益”。

以上可以看出，它与强调记忆力、观察力、想象力和判断力的智力（Intelligence）不同，它是人类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而后者对智慧的影响较大。因此，要促进学习者智慧的发展，就需要为学习者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智慧教育应运而生。智慧课堂的构建是智慧教育环境下的一种新诉求，是实现智慧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于什么是智慧课堂，目前国内外文献尚没有统一的论述，但从许多教育家的论述中，不难概括出智慧课堂的概念。例如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认为“教学生学就是对于一切问题不是要先生产现成的解决方法来传授给学生，而是要把这个解决方法如何找来的手续、程序安排停当，指导他，使他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相类似的经验。”智慧课堂从其目的上来说是指让学生用创新思维发现问题、用智慧方式解决问题的课堂，是促进学生智慧生长的课堂。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智慧课堂带来了新的契机，它在学习情境的创设、学习过程的互动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信息时代的智慧课堂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智慧课堂在基本内涵、方法手段、支持环境上存在差异。可以将智慧课堂定义为：教师运用教学智慧将信息技术融于课堂教学中，为学习者构建情境化、智能化、互动化的智慧学习环境，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并最终促进学生智慧成长的新型课堂。

（二）智慧课堂溯源

让学生到达最高的善——“智慧”是教育永恒的追求，关于智慧课堂的思想可以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的论述中找寻到它的痕迹。古希腊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教育应该是“通过认识自己达到获得知识，最终成为有智慧、有完善道德的人。”因此，作为学生的引路人和指导者，应该鼓励学生在自我认识中，去探索、寻找永恒的真理。而信息化环境下的智慧课堂可以追溯到1997年钱学森先生的所提出的“网络交换信息空间中的智慧科学”（Science of Wisdom in Cyberspace），即“大成智慧学”。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在2008年所作的报告——《智慧地球：下一代领导议程》在推进智慧课堂发展的过程中具有较强影响力。报告中提出借助传感技术、物联网技术、移动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地球上“几乎所有东西——任何物理对象、过程或者系统——都可以被感知化、互联化和智慧化（Instrumented ，Interconnected and Infused with Intelligence）。”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许多新的概念在“智慧地球”思想的渗透下不断被催生而出。如美国的迪比克市与IBM在2009年9月共同宣布，将在未来成为美国第一个“智慧城市”。在“智慧”无处不在的时代大浪潮下，智慧课堂应运而生。

（三）智慧课堂的特征

课堂英文名“schoolroom”，是指教与学行为发生的场所，包涵学习者、促进者、 活动、资源、工具、设备六个要素。新一代信息技术催生了新的课堂形态——智慧课堂，与传统的知识课堂的相比，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智慧课堂在内容的呈现、学习内容的获取、交流互动等多个方面有着自己的本质特征：

1.情境感知性

物联网、云计算、数据挖掘等智能技术为智慧课堂提供了技术支撑，学习环境可以被感知，可以动态地记录学习过程，可以量化、表达和预测学习者的思维过程和学习需要。智慧课堂以情境感知为基本支撑，在学习内容和学习资源适应性推送的基础上为学生设计更具适应性、灵巧性的学习环境。智慧课堂的情境感知性主要体现在利用数据智能化挖掘技术和GPS、RFID、QRCode以及各类传感器感知数据学习者的个性差异（如能力、风格、偏好、认知）、知识背景、学习状态（如焦虑、烦躁、开心）、学习进度、学习需求以及学习所处的物理位置信息，可以使资源按需获取和使用，让不同的学习者达到知识与智慧的交融，最终到达创新思维能力提升的目标。

2.全向交互性

课堂活动的本质是交互，智慧课堂支持全方位的交互，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媒体交互。通过语音、身体等方式与多媒体设备或系统进行交互，系统可以动态地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为资源的智慧推送与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二是师生互动。通过面对面或者网络实现师生之间随时、随地的互动交流，促进深层学习发生。三是生生互动。通过面对面或者网络实现思想的碰撞与交流，协作解决问题。

3.学习体验性

从课堂教学的过程价值来看，课堂教学应重视学生的学习体验。在智慧课堂中，因环境具有感知性、适应性、生动性等特征，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从而使学习者能够更加轻松地投入学习；在智慧课堂中，生动的学习场景、先进的设备和丰富的资源，可以引导学习者积极参与，从而在情境化、移动化、感知化的学习活动中灵巧、高效地运用知识解决问题，在实际的体验中实现智慧的成长。

4.工具多样性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学习者提供了效能、信息获取、交流互动、思维认知、情境创设等丰富的学习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帮助学习者学生对概念本体知识、方法本体知识和应用本体知识进行有意义的建构，可以帮助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语义网络组织，让学生成为获取知识的主动建构者，最终实现知识的内化。

5.智慧推送

智慧课堂可以达成“学习资源按需获取，教与学可以按需开展”的美好愿望，按需推送是智慧课堂的另一重要特征，通过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可以根据学习者的兴趣、需求和知识结构适应性推送学习资源、服务、工具和人际关系资源。

三、智慧课堂的概念框架

新一代信息技术给课堂教学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催生了新的课堂学习环境，加快了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转变，让学生拥有了更广阔的学习天地。智慧课堂是在智慧环境中开展的以学习者为中心，促进学生智慧生长的课堂。智慧课堂的概念框架如图1所示，体现了“需求智慧感知，资源和服务智慧推送，教师引导学生智慧生长”的思想。

从图1可以看出，物联网、大数据、泛在网络、智慧教育云平台等技术以及各种智能学习终端是智慧课堂实施的技术基础。物联网能够感知学习环境和学习需求，记录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数据挖掘技术通过推理学习者的学习特征，发现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并根据所分析的数据建立学习者学习模型，并上传到智慧教育云平台。泛在网络为实现跨情境的无缝学习提供网络保障。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并结合学生的需求设计教学活动和数字资源并上传到智慧教育云平台中。智慧教育云平台根据物联网所感知的数据以及大数据所计算出的学习者特征模型为学习者智慧化的推送资源和服务。

根据教学活动开展的地点不同，智慧课堂的实施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网络课堂。这种课堂可以由学习者主动发起，主动提出学习需求，在学习者主动学习的过程中系统可以根据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学习兴趣以及学习者的知识结构，智慧教育云平台中过滤出最优的学习资源推送给学习者。另一种是实体课堂。根据学习者的行为、感情等个性化特征的变化为学生推送相关的资源，教师利用这些资源去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并创造性的解决问题，促进学生的智慧生长。从智慧课堂的概念框架可以看出，新技术的出现为智慧课堂的开展提供了可能，但不是拥有这些技术的课堂都称之为智慧课堂。教师在智慧课堂的实施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何利用技术设计课堂教学活动和资源并有效地的开展教学是学生智慧得以发展的关键，因此在智慧课堂实施的过程中，要防止“唯技术论”的发生。

四、结语

在技术的推动下智慧课堂正在成为信息时代课堂教学改革的“方向标”。智慧课堂需要一个庞大的系统支持，包括智慧学习环境、智慧备课、智慧评价、智慧资源推送等核心要素。高职教育的最终目标培养智慧型应用人才，因此在实施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要打造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智慧课堂教学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1]吴永军.关于智慧课堂再思考[J].新课程研究（基础教育），2008.（4）

从公众参与看环境法的协调概念 篇7

一、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立法现状

我国《宪法》第2 条中有这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 管理社会事务。”由此, 我国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有了最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2014 年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 条中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公民应当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采取低碳、节俭的生活方式, 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第11 条规定:“对保护和改善环境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第53 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新出台的《环境保护法》对公民环境保护的权利义务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特别是首次明确提出了公民享有环境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 同时也对公众应当履行的义务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并对保护及破坏环境的行为给出了奖惩措施, 为公众在环保方面积极参与提供了原则方面的依据。

二、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 没有赋予公民完整的环境权

世界环境保护的先进经验, 首当其冲的就是公民环境权被当做一项独立的基本人权在法律中得以体现, 只有明确了公民享有的环境基本权利, 特别是程序意义上的公民环境权利, 如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乃至救济权等, 构建出一套完备的公民在环境方面的权利义务体系, 并通过法律加以确定,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才能真正实现并发挥重要作用。在我国, 《宪法》中有关于公民环境保护义务的规定, 却没有与之对应的对公民享有环境权利的具体文字描述。譹) 虽然最新的《环境保护法》在规定环境保护中公民的义务的同时还提出了公民享有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及监督权, 公民的环境权利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体现, 但还无法由此推导出环境权这一基本人权, 而我国的一些环境方面的单行法律如《环境影响评价法》等, 尽管也有关于公民在环境保护活动中的一些权益的规定, 却过于零碎和分散, 且多是站在政府行政机关的角度, 规定政府部门“应当”怎样, 而不是站在公民的角度明确可以享有哪些具体的权利。因此, 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公民环境权, 权利的缺失, 必然导致义务履行的障碍, 使得公民参与环境管理提出的意见、建议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公民对环境遭到的破坏无法请求救济。

(二) 公众环境信息获取困难

没有对环境的深入了解, 也就谈不上保护环境,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必须建立在获知、了解环境信息, 对环境情况有一定清醒认知的前提之下, 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的一个首要条件是公民享有环境知情权。只有对环境情况有一个真实的了解, 参与环保活动提出的意见、建议及具体行动才能有助于环境状况的改善, 反之则只会对环保事业造成难以想象的负面后果。而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是, “瞎子摸象”恰恰是我国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领域的真实写照, 公众难以获取有用的环境信息来有效的保护环境。尽管我国许多环境相关法律、法规等都对环境信息公开作了相应规定, 但在实际运用中收效甚微。

(三) 环境司法救济制度不完善

“无救济, 无权利”, 当权利受到侵害时, 需要通过救济来保障。在国外, 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救济权有详细的规定, 有着健全的有关环境的诉讼制度, 然而, 我国对公众在环境保护参与方面的救济制度还不够完善, 如我国在《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一些其他环保领域有关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中都提出, 政府行政部门、相关单位、企业在做出环境相关行为时应当征求公众的意见、建议, 公众环境参与权有了体现, 但是相关单位如果不履行义务有什么后果, 公众如何施以救济保障自己的权利, 由于可以找到的依据过于笼统、宽泛, 缺乏具体可操作性, 导致维权困难。

三、完善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构想

(一) 通过立法确立公民环境权

目前我国《宪法》中没有关于公民环境权的具体的描述, 新《环境保护法》中也只提出了公民享有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公民享有的其他环境相关权益如请求救济的权益需要进一步通过法律明确, 因此, 首先应当在宪法中具体明确公民享有环境权这样一个首要问题, 可以将“公民享有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写入宪法中。第二, 应在环保基本法《环境保护法》中将公民享有的环境权进行细化明确, 提出公民应享有如适宜环境权、开发利用环境权、参与环境管理权等实体权利, 以及环境检举权、控告权、监督权、知情权、诉讼权等具体的程序环境权利, 以保障公民环境权利体系的最终形成和实现。

(二) 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要改善目前我国环境信息公开程度不高, 信息公开范围狭窄, 公民获知环境信息渠道不畅的现状, 需要建立一套完备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环境信息披露体系。

从权利主体来看, 我国当前的环境信息公开权利主体是以国籍划分的, 而环境保护却是没有国籍区别的, 两者存在着矛盾。因而笔者认为应将环境信息公开权利主体中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改为“任何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 这将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保护公共利益。

在完善环境信息公开权利主体的同时, 与之相对应的义务主体范围也必须改进, 虽然新《环境保护法》提出的履行环境信息公开义务的行政主体包括“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重点排污单位”, 但笔者认为还需进一步扩大环境信息披露义务主体范围, 应当涵盖掌握有环境信息的所有行政机关和其授权的专门机构以及企事业单位。

(三) 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扩大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范围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 也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新《环境保护法》 虽然明确了具有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社会组织范围, 很明显将非专业环保组织的其他社会组织排除在诉讼主体范围之外, 目前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组织全国不超过300 个, 且有相当一部分具有“官办”性质, 可以说范围还是过窄, 而且这其中我们找不到关于公民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的相关描述, 也就是说公民仍然不具备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必须是与案件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相对人才可提起诉讼。综上, 笔者认为环境保护涉及的利益属于社会公共利益, 它的特征具有不确定性以及关联性, 因此环境破坏行为往往造成不特定的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利益受到损害, 而这种损害通常不是直接的, 应该尽可能放宽诉讼主体资格, 针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包括政府行政行为, 具有环保职能的行政机关、环保公益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公民个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注释

环境权的概念 篇8

一、高中物理概念教学中构建“合作探究”环境的必要性

首先,物理课程具有实践性性、应用性、抽象性等学科特征, 所以高中物理教学非常适合开展合作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合作探究”教学环境的构建及在高中物理概念教学中合理应用,既可以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彼此之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和相互促进,加深对物理概念的理解,又可以达到培养学生的物理科学精神和探究能力的目的, 与新课改背景下的物理教学目标不谋而合。

其次,“合作探究”教学环境的构建及其在物理概念教学上的应用,能够促进高中物理课堂在概念教学氛围上的改进,打破传统概念教学枯燥、乏味的弊端,增强高中物理概念教学的互动性和趣味性,促进学生在物理课堂上实现动口、动手、动脑有效结合, 让学生从传统枯燥的物理概念学习活动中解放出来,丰富学生在物理课堂上的快乐体验。

再次,“合作探究”教学环境的构建及其在物理概念教学上的应用,是“以学生为本”教育理念的内在要求和本质体现,能够充分保证学生在物理概念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加快教师教育角色的科学转变,让学生成为真正的课堂主人,实现“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的转变 , 进而全面地了解物理概念的内涵。

二、“合作探究”环境高中物理概念策略

(一 )创建适合物理概念探究的学习空间 。

在高中物理概念的探究性学习活动中, 学生的学习基础和个体差异会影响学生自主探究性学习的发挥, 尤其是在课堂教学氛围比较沉闷的环境下, 学生的探究热情很难被激发出来并得以保持。因此,高中物理教师要注意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年龄特征,当他们的思维出现跳跃、发散、求异时,不要打压或者纠正,而要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耐心解答,营造自由平等、轻松民主、和谐友善的课堂互动氛围,留给学生一个适合物理概念探究的学习空间, 这样才能提高物理概念教学的有效性[1,2]。例如 ,在“惯性”的概念教学中 ,学生很容易就会对“惯性”有一个表层了解,但是关于惯性产生的原因、惯性的用途与危害、与相关概念的区别,等等,都需要更深入的探究性学习活动,这样才能最终让学生全面、深入理解“惯性”这一概念。

(二 )创造适合物理概念合作学习的教学环境 。

要想构建一个合作探究的课堂, 互动与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师生互动、生生互动都能够有效激发学生主体意识,提高学生在物理课堂上主动思考和独立学习的意识,加深学生对物理概念的认知与理解。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深入,物理概念教学活动中教师已不再是教学活动的中心, 教师要重新对自己的教育角色进行定位, 把学生看做是物理概念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作为组织者、引导者,要积极创造以学生为中心的合作学习环境,营造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让学生在合作学习中共同对物理概念的内涵进行理解和感知,在小组互动、分享中实现对物理概念知识的主动思考、探索和吸收。例如,在高中物理“加速度”的概念教学中,高中物理教师可以先引入“F1方程式赛车”的比赛场景,公布相关速度数据,然后引入“加速度”的概念教学,这时学生的学习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合作性学习活动的开展也会变得比较容易。

(三 )构建良好师生关系 ,加快 “和谐课堂 ”的构建 。

“合作探究”环境下的高中物理概念教学 , 教师起到关键性作用,但最终的学习活动需要学生的积极投入和合理探究所以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密不可分,这就要求物理教师在概念教学中不能单纯为了维护个人教学权威而一味地“高高在上”,而应放低姿态,多同学生交流和互动,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加快“和谐课堂”的构建,充分激发学生在物理课堂上的参与意识和互动热情,不仅带给学生更多自我探究、自我表现的空间,而且让学生在合作中相互借鉴、相互启发,实现物理概念学习成果的共同提高[3]。

三、结语

基于高中物理概念教学的特殊性, 高中物理教师在概念教学的实践中, 应当有意识地营造出有利于学生开展合作与探究的教学环境,这不仅表现在课堂硬件教学环境的改善上更重要的是要转变传统教学观念, 重视新课程理念的指导及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敢于“放手”,给学生更多合作性学习和探究性的空间和时间,实现自身从传统的“教书匠”向新型教师的积极转变。

摘要：由于物理概念的理论性、抽象性、知识性比较强,因此如何激发学生对物理概念的学习兴趣和提高思维能力至关重要。“合作探究”教学有助于学生对物理概念的认知与理解,促进学习者主动建构与物理概念相关的知识体系。

“环境金融”关联概念之辨析 篇9

关键词：环境金融,利益兼容性,战略治理性

一、引言

金融资本介入环境领域在时间上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兴起的环境治理运动, 最初是从对环境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和项目融资开始的。环境金融与环境治理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末,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1992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纲领性文件《21世纪议程》为金融业参与环境治理的新发展指明了方向;20世纪90年代,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正式推出了《银行界关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声明》。在国际范围内, 世界各国的政府、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在环境金融领域都进行过很多尝试, 直到1997年国际上才正式提出了“环境金融”的概念。在我国, 自2005年特别是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2年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与美现中国构想”后, 关于金融业发展的理论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可持续发展这一源自环境法的基本理念被逐步吸纳到金融等其他社会领域,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已成为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权衡的因素。

环境金融是以环境要素或环境产权等基础资产作为金融交易标的, 旨在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 既有利于环境保护又能带动新的经济增长的经济利益与环境治理相结合的金融创新机制, 是环境治理经济手段中的一项重要金融工具。环境金融是用环境价值量或经济价值量对自然资源存量或人类经济活动造成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损失通过评估测算进行计量, 或直接表现为可交易的环境产权, 运用于金融资源配置、金融活动评价等领域来防治环境污染、管理环境风险, 达到环境资源和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实现环境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最终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是金融业根据环境产业的发展与环境治理的需求而进行的金融创新。环境金融是将环境要素的价值以信用货币、有价证券等方式进行量化并拿到金融市场中进行交易, 将环境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这种转化的实质就是从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行为中获利, 它改变了过去的以污染环境、耗损资源来获利的模式, 是一种新的互利型的环境治理工具。

二、环境金融与绿色金融

2007年我国开始有了环境金融的实践, 首次提出了“绿色信贷”、“环境保险”、“环境证券”的环境金融体系。环境金融是金融与环境的结合, 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存在着各种不一的称呼, 如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生态金融、气候金融和环保金融等。本文取“环境金融”并认为“环境金融”的表述比“绿色金融”等更为准确。“绿色金融”这类概念更多表达的是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对金融业的影响, 其主要表现是特别针对金融业的绿色信贷业务, 它是从发展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角度出发, 透过金融业的相关业务创新及管理方式的改变, 是从金融业发展本身出发研究如何避免因环境问题而造成的对金融行业发展的不利影响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减少和抵消金融行为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其落脚点在于对金融行业自身进行“绿化”;在实践层面, 绿色金融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很多情况下, 只是金融业在面对环境保护压力时不得不采取的形式上的“漂绿”, 并且目前国内谈及的“绿色金融”等大多局限于“绿色信贷”, 即通过银行发放贷款的环境审批来限制污染企业的融资, 其内涵与外延都明显小于囊括但不限于投融资、环境信托、环境基金与保险、环境资本证券化与环境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环境金融”、“绿色金融”等概念只能是“环境金融”的组成部分之一。

而环境金融则侧重于对金融产生影响的环境要素, 以及这些要素与金融手段相结合后形成的以环境产权为基础的金融产品及市场体系, 其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和环境利益会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所有层面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从简单的提高能效, 到嵌入更高决策层的环境问题、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等多个因素。此外, 将环境金融纳入环境治理领域则其赋予了其更多的环境功能与社会价值, 它将成为环境治理的新型工具, 即把金融创新机制引入环境治理, 使之发挥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共进及风险分担的功能。无论何种称谓, 本质上都是将金融手段作用于环境保护, 使金融在环境保护中创造新的盈利模式、业务创新和制度安排, 最终作用于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环境金融不仅是经济学、金融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也应当被法学、环境法学更多地关注, 从而拓宽经济学与法学在环境金融领域的对话与交流。

三、环境金融与碳金融

碳金融是环境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环境金融领域应用最广、被讨论最多的环境金融类型之一。无论从碳金融内在的发展逻辑还是从其历史演变进程来看, 碳金融都代表了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 是环境金融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经过实践而延伸出的下位概念。

从二者的内在发展逻辑来看, 工业革命以来环境问题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 日益恶化的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经尖锐化, 如何将这种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是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及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与焦点。排放权交易的产生直接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环境金融研究的兴起, 大多数学者都一致认同环境金融是金融业根据环境产业的需求而进行的金融创新, 是提高环境质量、转移环境风险的融资行为或过程。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 环境金融逐渐发展成为环境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20世纪90年代后, 由于气候问题及温室气体减排成为国际社会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国际环境第一课题, 从而直接推动了全球碳市场与碳金融的形成与发展。国际社会的碳金融实践始于1999年, 迄今已经历了10多年的发展, 其构建也是以对环境经济学与环境金融的研究为基础的。以索尼亚·拉巴特和罗德尼·怀特为代表的学者开辟了环境金融的研究新方向, 即碳金融。按照两位教授的观点, 碳金融是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 探讨与碳限制有关的社会财务风险和机会, 提供和应用市场机制转移环境风险和促进环境目标的实现方案。碳金融是环境金融在一个二氧化碳与其他温室气体存在可交易的排放许可的世界里的新发展, 已经成为环境金融中首屈一指的发展模式。

因此, 在国外的学术研究中, 碳金融是从环境金融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延伸出的概念, 在此基础上逐步揭示出金融工具及金融市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功能, 这就是金融的投融资作用及金融对环境风险的管理作用。

四、环境金融的特征

环境金融作为一项以治理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的金融创新, 有着其特定的属性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通过对目前已经广泛存在的环境金融参与到环境产业中的实践及环境金融的相关理论的研究, 笔者认为环境金融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利益兼容性、战略治理性、高风险性及国际性。

(一) 利益兼容性

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脆弱、环境容量不足等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大问题。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产生了对立甚至冲突。基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世界各国都制定了环境保护的政策与法律, 其核心就是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利益。虽然环境法也强调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原则, 也制定了多项环境经济调节手段如环境税费政策等, 但在实践中仍然难以达到经济与环境保护共同发展的目标。由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 其涉及各种利益类型, 要构建环境利益的协调机制则需要协调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 如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区域间、各行政部门间、地区间、行业间的利益矛盾, 这些矛盾的存在导致要实现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及其他社会利益的兼容与共进有较多阻碍。这种“利益的不兼容”也是我国当前环境资源管理及向环境治理过渡过程中较为突出的矛盾之一。环境金融不仅是一种治理手段的创新, 更是利益的创新。它是现代金融业与环境治理共同发展的新产物, 不仅是对传统金融行业的延伸和扩展, 也是一种新的环境保护手段和利益增进机制。环境金融是建立在环境保护所产生的公益性与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增进的利益兼容性之上的。

所谓利益兼容性是指环境金融不同于与以往的环境保护调节手段中的“放缓经济增长”, 强调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以至要求经济利益让位于环境利益, 长远利益让位于短期GDP增长等诸多环保优先的表现方式。环境金融的优势就在于可以同时容纳环境保护与经济利益的双重甚至是多重要求, 这是由金融市场的规律决定的。融资的目的就是产生经济效益, 使各项资源得到最优配置, 而环境金融不仅包括了对经济利益的期权, 还融入了环境保护这一目的, 使得这两种利益可以兼容并且均衡。这种利益兼容性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 只有达成利益的兼容才能减少矛盾与冲突, 这既符合环境伦理与经济伦理, 也与市场规律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相一致。

这种利益相融性在环境金融的市场体系与机制较为完善的情形下, 特别是企业与政府行为具备充分合理性的条件下, 通过金融手段的调控, 能够促使污染者注重环境成本的测算, 采用最佳污染控制方式, 既有利于污染治理, 又能获得相应经济效益。

(二) 战略治理性

环境金融是多元化多层次的环境治理体系中的一环, 是治理理论在环境问题上的运用之一, 是以管理为主导的政府垄断模式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的战略转变在金融机制上的体现。

金融手段本身具有较强的预测性。以投融资信贷为例, 一般来说企业的信贷申请在前, 污染行为在后, 环境金融的优势则在于可以于信贷投资前进行环境可行性评估, 充分运用金融对资本的调控力度, 对那些有可能造成污染的企业或项目不给予贷款, 使其难以投入生产,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或避免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这种预测性不仅可以作用于具体金融项目或行为, 还可以在政策制定领域发挥一定的作用。通过金融机制引导资金流向, 有利于转变经济和能源结构, 使环境经济政策目标向以预防为主的较高阶段扩展, 因而具有一定的战略性。

环境治理所强调的环境公益本质上是一个多方参与、协调合作的涵盖民众观点多元性和身份复杂性的新型公共服务体系。传统法学研究及社会实践对于环境问题的内部化, 通常采用经济调节杠杆, 如征收环境税、生态税、排污费和补偿费等, 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和自然资源的复杂性使得某些环境要素难以进入市场, 而这类“市场刺激”使环境要素能够进入市场自由流通, 但由于产权关系不明确, 仅靠一般的经济杠杆调节环境利益其实质还是行政权对环境资源和利益的配置, 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政府干与行为, 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市场调节, 因而其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

而环境金融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状。作为一种全新的交易方式, 一方面环境金融强调市场化的参与, 是典型的环境公共物品与私权属性重叠的交易;另一方面, 环境金融交易产生的资产收入, 无论是碳交易还是其他环境金融衍生品, 都是在全球气候变化这一大背景下演变而来, 带有浓厚的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变迁与角力的多重色彩。它不仅是一项经济行为、一种以环境为参与要素的特殊交易, 更是一种宝贵的战略资源, 对于全球环境治理而言如是, 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如何把握环境金融的发展使其带动环境治理的完善、如何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实施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而不至于成为这场由西方发达国家发起的“气候游戏”中的被动方而被驱逐出核心利益圈, 都需要全盘考虑以上诸多因素, 这也是环境金融对人类发出的挑战。因此, 高度的战略性与治理性构成了环境金融的主要特征。

(三) 国际性

全球金融一体化和经济金融化已经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并且程度日益加深。跨国的国际金融活动愈加频繁, 国与国的经济交往除了国际贸易这种传统形式以外, 国际间的金融合作也日益成为国际经济交往的主题之一, 其影响更为巨大。

一方面, 金融业本身在走向国际化, 以市场为依托进行的金融活动需要进入更宽广的领域, 即国际金融市场, 越来越多的跨国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纷纷涌现;另一方面环境问题本身的国际性与全球性决定了这是人类必须共同面对并且需要多方合作才能控制和解决的问题。

首先, 环境问题特别是气候变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 这决定了环境金融具有全球跨度的特征;其次, 从经济学上看, 低碳减排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替代关系, 意味着各大国之间在气候治理问题上会展开激烈的政治、经济博弈;最后, 应对气候问题的治理原则是在降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达到平衡, 这一点也正是环境金融的功能所在, 而气候变化对全世界的影响都是广泛而深远的, 其治理过程也是长期性的。在这种背景下, 加之全球化和国际化步伐的加速、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兴起、后现代化思潮的不断扩散、市民社会的逐步崛起及现代民主化的进程的推进, 环境这种特殊的公益也不再只属于国家的管辖范畴, 金融业更不可能只局限于一国范围。由此可见, 环境金融的国际性从其产生之日就已形成。

(四) 高风险性

金融本身就是高风险的行业, 这种高度货币化的信用体系决定了它的不确定性和投机因素的存在。特别是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资本国际化的大趋势下, 它不仅关系到单个投资者的利益, 还关系到一国甚至全球经济的稳定。金融工具交易盈亏的不稳定性是金融业高风险的重要原因。金融行业的交易方是通过对利率、汇率、股价等因素变动趋势的预测, 按照一定的条件进行交易或选择是否交易, 无论哪一种金融工具, 都会影响交易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或者未来时间点上的现金流, 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 运用金融工具的交易后果取决于交易者对多种因素的预测和判断。在收益可能成倍放大的同时, 投资者所承受的风险与损失也会成倍放大。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每个国家都面临着金融风险, 发展中国家尤其要高度重视和警惕。

环境金融作为一种新的金融交易形式, 在享有金融系统融资优势和风险转移与分担功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备了高风险的特征。这种风险性表现为受政策、制度、政治、市场投资需求、通胀风险、利率汇率变动、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等。我国的环境金融和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 还处于起步阶段, 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和行业规则对交易主体、交易项目等法律关系进行调整, 对环境金融的监督管理也缺乏约束机制。市场的自律作用越得不到发挥, 环境金融的风险也就越高。

随着排污权交易等环境经济行为的增加, 金融机构可在排放权证交易中充当媒介。环境金融扩大了金融业的产品范围, 如环境基金、环境保险、可持续发展项目投融资和环境信托等, 也就是说环保产业的发展也为金融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除此之外, 金融机构通过提供绿色环保的投资产品, 不仅可以获得经济利益, 还能为自身树立良好的社会责任形象。环境金融产品的推广与开发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唤醒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推进社会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的理想局面迈进。

参考文献

[1]索尼亚·拉巴特, 罗德尼·怀特.碳金融[M].王震译.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0.

[2]谢红宇.构建我国环境资源管理的利益相容机制[J].企业家天地, 2007 (09) .

环境权的概念 篇10

作为人类周围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具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秩序和形式。而作为一种物质产品,也同其它物质环境一样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性质。

1.1 家具的物质性

就家具本身而言,除某些艺术家具外,大众使用的家具首先应该具有完善的功能,即实用是其最基本的物质功能。例如座椅提供座卧休息的功能,橱柜提供贮藏物品的功能,书桌提供学习办公的功能等。然而家具毕竟会处于一定的建筑空间中,从空间关系的角度而言,其对室内环境的构成具有重要作用。(1)明确空间性质。除交通性的通道等空间外,大部分室内空间在没有布置家具之前是难于付之使用和准确识别其功能性质的,更谈不上空间功能的实际效率,但长久的实践经验和生活习俗却使得与人体更亲近的家具更具有能直接表达空间实用性质的属性。(2)合理组织空间。建筑设计形成的一次空间需要通过合理的组织和利用才能达到良好的功能效率,这其中家具无疑是设计的重要载体。在通常的设计实践中,设计师可以利用家具来对室内空间进行分隔、限定、填补等多种处理。(3)承载空间。环境中的其它元素作为室内空间使用功能的物质载体,家具还承载着室内环境中的其它主要元素。室内的部分灯具往往与家具组合在一起,如床头柜上的台灯,沙发边的落地灯,餐桌顶上的餐桌灯等,而有的暗装灯也常设置在家具中,丰富着室内的灯光效果。

1.2 家具的精神性

(1)营造氛围。家具在室内空间占有相当的比重,对空间情调氛围的塑造扮演着重要角色。家具同建筑一样受到过各种艺术思潮和流派的影响,各个时期各个地域各个民族的不同历史文化赋予了家具特定时期的时代气息,这成为营造场所氛围的重要手段。此外,家具的色彩,材质,尺度等对气氛的营造也有相当的影响,如轻快明亮的色彩让人精神振奋,原木材质让人感到亲切,宽大的尺度让人感觉舒适等。(2)慰藉心灵。传统意义上的家具通过优美的形式让人产生精神上的愉悦,然而当社会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时,现代家具的结构涵义也在变化,它不再仅仅是一件供人使用和欣赏的用具,同时还意味着为现代社会竞争中的人提供恢复失落情绪的休闲、舒适、温馨的物件。

1.3 家具的空间本质

家具作为空间功能的补充,一方面被空间所定义,一方面又反过来定义空间的功能意义。由此可见,家具不是空间的附属品,而是空间的注释,补充说明并强化其意义。虽然建筑空间和家具同样都为使用者定义使用空间,但它们各自的限定范围以及提供可能性行为的大小是不同的,比起家具,建筑能容纳使用者更多的行为可能,本质上来说,家具就是更加细分化的功能空间。

2 家具与空间的合理性

(1)家具布置与空间的合理性。如何将家具摆放于合理的位置,如何利用家具来形成、改善或丰富室内空间,如何确定家具的形式与数量,以及对于不同类型或用途的建筑的不同要求应采用何种布置方法等等。这主要是从家具的外部环境来建立合理的空间联系,这种联系对空间的功能品质有很大影响。如沙发椅环绕茶几布置可用于交谈空间,长短沙发椅的组合布置可用于会客场所,一字排列并可用茶几间隔的组合方式则适合于等候区域,而沙发椅和沙发凳的拼接则可以形成一张沙发床,用于休息室等等。(2)个体设计与空间的合理性。在空间设计中,当各种家具按照某种逻辑各就其位后,便开始发挥其固有的作用以维持空间中各个功能区域的正常运行,而这些个体自身设计的合理程度则直接反映其所在功能空间的效能。因此,设计师需要仔细研究各种常用物品的数量,尺寸,使用方式,使用频率等信息,才能有依据的在大储藏空间中划分和组织出各种适当的小单元,使物品的使用更为方便,发挥储藏空间应有的作用。现在国内很多储藏类家具在如何有效管理物品的设计上还显得不足,以致物品基本上是随意堆叠于家具之中,这其实是一种空间意识不强的表现,这也使家具在设计上显得不完善和没有秩序感。而内部的秩序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空间逻辑的合理程度。例如一件普通的书架,其一般的形式可能就是直线形的阵列式的存放空间。然而现在的书籍越来越丰富,其放置的方式也随之有新的发展。

3 家具与空间功能的传达

3.1 家具与空间功能

建筑空间的功能在多数情况下需要通过家具来建立或完善,而对空间功能理解的深入程度在很多时候反映在所使用的家具上。在某种程度上,家具是空间设计中传达空间特性的重要媒介。例如对于会堂或多功能厅这种使用多变的空间类型来说,空间设计师的设计基本上止步于提供一个开敞美观的室内大空间和一个合适的表演台或演讲台,座椅成为了其中最重要的家具设计。在对空间进行的深化设计中,家具传达出了不同空间环境功能的差别。如同样是供人坐靠的座椅,但是上述那种能够方便叠摞、组合或拆卸部件的性质就表现出其所处环境使用多变的特性。而这也相反的说明不同空间环境的差别之处也可以成为家具设计中的独特之处。因此,家具是传达空间功能的一个重要平台,其与所处环境密切相关。

3.2 家具与空间的使用极限

一个人究竟需要多少生活空间?这一直是个让人们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对空间设计师来说,在最小的空间里做出最合理的规划,一直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题目。而在这种极限空间的尝试中,内部空间的形态基本建立在家具的运用状态上。1951年,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柯布西耶在南法尼斯地中海马丁岬设计了一幢只有16平方米的休闲小屋Cabanon,虽然其貌不扬,但柯布却将其作为标准空间模型的建筑题目加以研究。同他的其它建筑一样,柯布热衷于构筑空间和自然法则之间的协调关系。小屋理性的正方形平面由九个隐型小正方型构成,并演绎成四个226x140cm长方形和一个86x86cm的中央正方形,这样形成的螺旋形动线串联起了整个室内空间。柯布用几件基本的家具划分出了昼和夜两个领域,隐含的螺旋形动线使这两个领域处于回旋运动的状态中,被柯布视为精神回归的场所。因而他很乐意居住于此,并在这里走完了人生的旅途。在这个极限空间里,家具的布置方式成为了柯布实现其精神空间的手段。

4 现代家具与空间场所中的人类行为

建筑的本质是空间,但目的和意义则是人的行为活动,而处于空间中的家具自然就是人们行为活动的承载者。作为一种物质手段,家具需要遵守人的行为模式,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创造与人的相互关系。

4.1 对空间行为的设计

与其说设计者利用家具在设计空间,不如说是在引导建筑空间中人们的行为。一方面,不同的家具具有不同的功能性质,实质是对应不同的肢体行为。椅子意味着坐,床榻意味着卧,正常情况下,人们是不会在桌子上躺着睡觉的,即使某些尺寸的桌子能够提供此种功能。因而人们总是习惯性的按照家具的性质来选择相应的行为。另一方面,家具的布置实际上也是对人们行为的一种引导。各种家具在空间中会形成不同的功能区域,它引导着人们按照一定的行为逻辑在各个功能区域中展开活动,从而使空间呈现某种秩序。目前家居空间的组合沙发中有很多都在沙发的端头设计了类似卧榻的可以供人直躺的部分。与一般的组合沙发相比,这一部分暗示、引导并提供了躺卧的行为,让使用者在家中能更好的放松和休憩,也使居室空间显得更休闲和随意。但在办公接待空间中,一般不会出现这种带有卧榻的组合沙发,因为在这种较为正式的场合中,应该限制躺卧这种行为,所以一般就使用坐式沙发,这样就限制了人们某些行为的可能,从而规范了人的行为活动。

4.2 对人体空间关系的诠释

家具的使用,可以帮助空间中人们的定位,通过创造适合或不适合的行为方式而阻碍或者提供人们所期望的空间关系。然而人是空间中唯一具有思维的因素,因此人虽然会被空间所限定,但常常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改变行为方式。建筑中强调场所的概念,这一点反映在人们使用家具的行为上十分有趣,同样的家具在不同的场所中能反映出空间的不同性质和使用者的不同思维。通常,在家中人们会将工作桌迎着窗户摆放以获得充足的光照,并背对着门工作或学习以减少来自于门方向的干扰。但公务人员却完全相反,他们利用桌子在房间中区分出前部的半公共空间和后部的个人空间。对他们来说,树立严谨独立的形象和能观察控制来访者的行为比获得良好采光和不受影响的办公更为重要。而教师在争取良好采光的同时则不忘与外界保持联系,侧对着门摆放桌子,呈现的是一种接纳的姿态,欢迎学生随时来访并能方便的靠近自己,产生亲近感,有利于师生的交流。因此,与单纯的空间相比,场所概念更强调人的行为和心理因素,这些因素会促使人们形成不同的联系。当家具帮助人们定位时,是可以利用这些因素去建立一定的空间关系的。

5 结语

家具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间功能或空间环境特征是室内家具设计的首要依据,而室内空间也通过家具将空间的合理性、秩序性、灵活性等功能性质妥善的表现出来。

摘要：自人类开始进行建筑活动以来,家具就与建筑空间密不可分。如果说室内环境是外部建筑的延伸,家具便是建筑与人类联系的纽带,是建筑产生价值的关键。在家具与建筑空间的互动发展中,其自然会包含空间的很多属性。

关键词：家具,空间,行为,关系

参考文献

[1]米里安.斯庭森著.世界现代家具杰作[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高军等编译.西方现代家具与室内设计[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3]来增祥,陆震纬编著.室内设计原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环境权的概念 篇11

关键词：乡村景观 非遗传承 活态保护 概念设计

中国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5）10-0016-03

乡村景观是在乡村地域范围内，由农田、山林、河流、道路、村落等不同類型的景观组合，呈现出独特的景观格局与特征，是乡村区别于城市的主要外在表象和文化内涵。随着当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许多独具地域特色的乡村景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呈现出同质化、单一化的趋势。而文化是乡村景观的重要支撑，因此，以文化传承活态保护作为乡村景观建设发展的切入点，对增强乡村发展的生命力，实现乡村景观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本设计以国内外乡村景观建设与设计现状及案例研究为背景，以相关理论研究为策略支持，以长兴县顾渚村为基地，分别以滨河生态景观、商业休闲景观、民居人文景观形成村庄整体景观布局。其意义首先在于构建区别于城市景观发展的乡村景观特色。其次，以乡村生态环境为依托，结合农业资源、文化遗产、生产生活等方面，完成乡村空间的建构。最后，探讨非遗传承保护背景下的乡村景观设计策略，为新农村的建设提供技术支持。

1国内外乡村景观现状及案例分析

1.1我国乡村景观建设现状

近年来，我国在农村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关于乡村文化与景观方面的研究较少。随着国家提出“美丽乡村”建设的战略部署，根据相关部门的选样调查和研究，全国虽然大部分乡村制设了建设规划方案，但规划的整体理念与水平都相对较低，模式单一趋同现象较为严重。但也有一些较为成功的案例，如常熟市和旬村在进行乡村文化与景观规划设计时，本着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坚持新农村建设政策，传承地域文化等特色。规划建设后的乡村呈现出别样的乡土气息与氛围，不仅保留了村庄的文化景观价值，又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乡村现代化。

1.2国外乡村景观建设现状

国家与地区的乡村实际情况不同，规划建设的策略与途径也会呈现差异。但西方国家的乡村景观发展相对较早，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对我国乡村景观建设仍有着启示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把乡村景观作为各级政府部门和居民都特别关注的景观建设项目，乡村文化与景观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和历史的一部分，不仅强化了居民的文化意识和地域归属感，更为未来的乡村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3相关案例

本文分别以安吉县晓云村、日本富良野新农村及韩国民俗村三个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归纳了乡村景观环境的特点、产业发展及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的特色。对现阶段乡村景观环境的活动类型、空间布局、功能设定、文化传承与保护等方面有一定的认识。

2相关理论支持

为保证设计实践的科学性和逻辑性，对相关领域的理论分析是有力保证。本文分别从乡村空间环境和人的行为关系、非遗文化传承保护理论及乡村产业与体验经济融合等角度进行理论参阅，为本设计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参考与佐证。

2.1乡村空间环境和人的行为关系

丹麦建筑理论家扬.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一书中详尽地分析与评价了公共空间的质量与人的日常行为模式间的关系，并分析了不同空间层次对促成人们社会交往的支持性。可见，乡村景观空间中需要建立人际交流空间的塑造意识，通过对巷道、院落、广场等公共交流空间的设计打造，从而丰富生活环境的层次和虚实，满足居民生活交往的空间需求。

2.2对非遗文化传承保护特性的指导

张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保护》一文中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从遗产本身的文化空间入手，不仅保护遗产本身，还应保护其生存与传承的文化空间，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扎根于一个地方的传统文化历史中，能够体现一个地区独特的文化特质和价值，要体现其生命活力就应与村民日常生活融为一体。

2.3乡村产业与体验经济的融合

顾小玲在《新农村景观设计艺术》一书中提到发展现代化新农村发展的关键，需要加强对农村的土地资源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充分发挥出乡村本土的自然魅力。发展生态自然的观光农田体验经济来拉近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人与农业的关系。合理节约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特色村庄。用最科学、经济、生态、节能、美观的方法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基于非遗传承活态保护的乡村景观设计可以充分发挥乡村原有既存环境与产业优势，可将传统菜园、果园、茶田、田埂、鱼塘等农耕景观向现代观光农业过渡，形成新的农业景观与体验经济的结合。

3基于非遗传承活态保护的乡村景观设计

3.1基地分析

顾渚村位于湖州市长兴县水口乡镇，村庄面积18.8平方公里。东临太湖，北与江苏接壤，与周边上海、南京、杭州等旅游城市相距不到200公里，交通便利。具有较好的乡村旅游基础条件；村庄现有自然资源丰硕，三面茶山环绕，农田、稻田区域面积大，村庄村民生产生活皆以茶产业为主，开发资源特色鲜明，具备丰富的乡村产业基础。

3.2概念阐述

顾渚村的茶文化历史十分丰厚，是茶圣陆羽撰写《茶经》的栖居地，是《茶经》的成书之地，村内遗有中国第一座皇家茶厂——大唐贡茶院以及千年古茶园，被誉为“中国茶文化发源之地”。茶是顾渚的文化积淀，紫笋茶的泡茶工艺是顾渚千年非遗文化。因此，在设计实践中，以“茶”字释义，将其拆开成草、木、人三部分，意寓成“人在草木间”为设计概念导入规划设计中，对应村庄原有肌理，把村庄整体布局分为滨河生态景观、商业休闲景观、民居人文景观三条乡村景观环境线。

3.3设计策略

3.3.1“草”——滨河生态线

主要针对自然产业在乡村景观中的体现，依托生态农田和茶田等场地资源，通过行走田间、游园体验、音乐竹屋等行为体验，全面打造“听、行、种、采、识”的茶产业及文化的动态展示区域。

（1）“听”——音乐竹屋

位于滨河生态线的一带，以音乐竹屋为功能节点，主要解决非遗文化节表演的场地问题。竹屋上设置了金属丝网和底部设置的音乐鼓点，可以发出悦耳的声音，为游客提供新鲜体验。

（2）“行”——行走田间

行走于起伏多变的农田之间，发展旅游观光型景观农田。农田生产区可供观赏的内容有很多，如：蔬菜、果园、鱼塘、家禽饲养等，如以农作物耕作的田垄朝向，可以根据图案加以布局，组合成田野不同的视觉肌理。

（3）“种”——种植体验

人们在行走中播种、种植“孕育生命”。参观者在漫步游园的过程中不仅可以看到采茶人忙碌的背影，同时自身可以投入参与幼苗的播种、发芽、生长、成形过程。既是一种亲身的参与达到了与心灵的碰撞，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种子生命的变化带给人们更多的领悟。

（4）“采”——角色互换

茶山、茶田是起伏多变的，层层垒叠的。采茶人和种茶人行走于茶山、茶田中，半遮半掩的身影在一片墨绿的海洋中浮现。由此提供灵感，设计出空中漫步的游园路径就是贴合地形的起伏变化，当游人漫步行走路径之时，仿佛与采茶人互换角色，亲身体验漫游茶山中的乐趣。

（5）“识”——学堂识茶

在游园中设立户外学堂，采用田野水塘边常见的竹竿作为支撑，围合出半开放的椭圆空间，可供日常对外的学堂授课，让更多的人了解茶之历史、茶之故事、茶之艺等茶文化。

3.3.2“人”——商业休閑线

依托街巷空间及农家乐聚集的现有场地环境，通过街、巷、庭等公共空间与茶产业的相互渗透，激活体验式景观序列结构，全面围绕“街、廊、源、台、厅”的多元格局进行情景化再现。

（1）“街”——街巷寻知

结合非遗文化，延续街巷的轴线段设定文化展示区域。使空间不只具有浏览学习功能，也有促进原住民交往休闲的作用，以及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提高文化传承意识。

（2）“廊”——农家乐活

茶产业影响下的新型农家乐。采用协商式经营模式，形成相对周边乡村更具有竞争力和特色的农家乐产业。挖掘当地特有的、本土的文化，将它与村民生活习俗结合，产业的影响让生活得到更新。

（3）“源”——茶香渊水

在传统居民区里面，拆除掉不和谐的违规建筑，留出场地用作街道公共活动空间，增添街巷的活力，同时兼备景观性和实用性。

（4）“台”——节气广场

节气对茶的生长和采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茶农会特别关心节气的变化。将生活习惯与景观结合，这种感受和传播，是唤起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记忆。“节气茶事”是寄予了借助茶文化延续江南民俗新生命力的期待。

（5）“厅”——生态餐厅

利用乡村的本土优势，结合现代绿色的生活需求，在生态餐厅中提供完整的观、采、购一系列的餐饮服务。相对城市的成本更低，而且达到的经济效益更高。这种扬长避短的产业模式也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之一。

3.3.3“木”——民居人文线

依托乡村人居环境及村庄文化主体精神，通过模糊空间界线，增设乐享式公共区域的手段，体现共享的建筑空间结构，全面打造“巷、院、筑、田、竹”的情感空间的开放体系。

（1）“巷”——绿色地毯

基于顾渚村民对日常生活劳作、愉快交流、行走的需求，提出五种街巷整饬策略：一、以通行为主的巷道，巷道曲折，内部可宽窄不一；二、利用街巷围合建筑，形成私密性较强的空间，生活气息浓郁；三、街巷与建筑相围合具有向心感的节点空间；四、利用主巷道连接支路贯穿整个农村：五、巷道延伸向街坊内部，连接每个节点。

同时，为街巷活态植入绿色自然，在村庄的主巷道设置了“地毯”，一条连接村子公共空间与民居的绿色草皮小径，基于农村是一个自然生态系统较城市要丰富的地区，更需要一种与自然对话的景观环境，由此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交流，体现“人在草木间”这一设计概念。

（2）“院”——体验民风

基于村民对日常生活劳动、茶话交流、放松身心休闲娱乐需求和村民对院落的习惯喜好，对民居院落进行整改，为庭院增添多用功能，模糊邻里居住的空间界线，形成“熟人体系”庭院空间，增设乐享式公共区域，展现顾渚淳朴的民风民俗。

（3）“筑”——记忆构架

基于对乡村历史文化传承的保护，唤起村民对乡村场地的记忆。利用村庄中几处建筑废墟，提取原建筑框架结构，搭建屋舍造型为基础的框架结构，表皮涂仿木漆，配合顶部种植攀援植物，低处可以供村民晾晒衣服，底部设有休闲座椅，构筑物围合的空间可供人们游戏赏玩，赋予其新功能。

（4）“田”——重归大地

农田是乡村景观环境中必不可少的景观元素之一，是乡村村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产业载体，设计中“重归大地”是对农田景观的重新定义，将农田耕作引入村民房屋的宅前舍后，实现田在宅前，田在舍后的农田景观环境，将农民的生活劳作与日常紧密联系，同时在稻田布局形式提取于水田的形式，在稻田的中间布置有木栅栏；栅栏的中心为钢丝网格，使其既不影响稻田受光，又可以在田间形成有趣的投影，添加了乡野趣味，为农民在田间辛苦劳作之时给予些许放松的感觉。

（5）“竹”——竹木共生

为了让村庄的自然生态系统得到更平衡的和谐，在民居与农田之间的竹林示范基地设置了木屋构筑。每一个木屋都是小型的半封闭空间体系，半边为玻璃顶盖，半边镂空，可以—人独自享受这个空间，也可以与朋友在这里共享这个环境，这样的空间让人可以在此自省。置身于自然竹林之中，耳听自然，眼观世界，更加可以刺激人们孩子般的想法和情感记忆，试图让人们将自身所处同原始环境联系起来，在木屋中沉浸自然，引发人们对于自然的更多的思考。木屋外的竹林世界就留给昆虫、竹木、鸟类，使其他的各种生物都有一个属于自己自然生存的环境。当人走出木屋，走进竹林时，可以与昆虫、鸟类等生物和谐相处，以动物的视角去观察这个环境，感受这个世界，放松自己，沉浸于自然的美妙。

4结语

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概念探讨 篇12

1 承载力理论

承载力这一概念首先是由帕克和伯吉斯在1921年提出来的。指某一特定环境条件下(主要指生存空间、营养物质、阳光等生态因子的组合)某种生物个体存在数量的最高极限,也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某种生物个体可存活的最大数量。Lrmi和Clem A.tisdell对承载力概念的起源进行了探索,认为在人类生态学和生物学领域承载力概念最早可追溯到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在北美、南美及亚洲草原地区,由于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原因,导致土地开始退化,因此为了有效管理草原和取得最大经济效益,一些学者将承载力引入到草原管理中,于是提出草原承载力、最大承载畜牧量等相关概念。由于全球人口不断增加,耕地面积日趋减少,于是一些学者又提出了土地承载力概念。美国的Allan在1949年将土地承载力定义为:“在维持一段水平并不引起土地退化的前提下,一个区域内能永久地供养人口数量及人类活动水平。”

20世纪50~70年代,国外许多学者探讨了土地承载力的计算依据,并认为:土地承载力是确保不会对土地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前提下,土地生产潜力能容纳的最大人口数量。Mmillington等应用多目标决策分析法,以各种资源对人口数量的限制,计算了澳大利亚土地资源承载力。后来,很多学者从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等不同方面,对全球承载力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因此,了解承载力理论以及其计算方法,对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概念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 环境容量与环境承载力

环境容量是一个环境学和生态学的概念,主要是指环境单元可容纳某种事物的量,后来人们在研究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时引入了这个概念。在早期的旅游环境问题研究中,人们普遍使用了旅游环境容量这个概念,用以表示旅游地在满足一定条件下的游客容纳量。此后,各国学者和研究人员分别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丰富和完善了旅游环境容量的概念和内涵[1]。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环境发展对旅游活动有着很强的反作用,环境容量的概念已经不能准确地表达旅游活动和环境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崔凤军在旅游环境容量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念体系,并将其定义为:在某一旅游地环境的现存状态和结构组合不发生对当代人及未来人有害变化的前提下,在一定时期内旅游地所能承受的旅游强度,丰富和发展了旅游环境容量的概念和内涵[2,3]。

目前,大部分研究人员将旅游环境容量概念等同于旅游环境承载力,或将环境容量定位于环境承载力的一个分量指标。总的来说,相对于旅游环境容量,在旅游环境问题研究中使用旅游环境承载力这个概念更加科学、合理。首先,旅游环境承载力更能体现出旅游活动和环境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而环境容量作为一个环境学和生态学概念不能很好地体现出环境发展的主动性;其次,旅游环境承载力更加强调了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因此,本文在研究中采用了旅游环境承载力这一概念。

3 国内外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

3.1 研究概况

承载力用于旅游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旅游环境承载力是某一旅游区域范围内,在不破坏生态环境、满足游客最低游览要求(心理感应气氛)的情况下,该旅游区域所能容纳的游客量。包括物质承载力(自然环境和设施能够容纳的最大游客数)、心理承载力(在没有选择新的游览地之前,游客心理上所能容纳的最低的游览体验)、社会承载力(居民能够接受的游客的行为和人数的最大值)和经济承载力(在当地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能够容纳的最大旅游行为)。

旅游环境承载力(或旅游环境容量,国外旅游承载力)是由拉佩芝(Lapage)在1963年提出,但没有深入研究。直到1971年,利姆(Lime)和斯坦奇(Stankey)对旅游环境承载力问题提出进一步的讨论,关注旅游环境承载力的人才越来越多,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大致经历了2个阶段:第1阶段旅游环境承载力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注重从理论的角度研究;第2阶段旅游环境承载力作为一种管理工具,应用在旅游地实际管理中[4,5,6]。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闲暇时间增多和休闲意识增强,使旅游成为日常消费活动。大量游客涌入,旅游地由于本身旅游资源特性,基础设施不完善和管理不当导致环境问题的出现。这些环境问题得到管理者和学者的重视。赵红红、刘振礼和金键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念和计算进行了最早的探讨。保继刚和楚义芳等对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了深一步的研究。中国学者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2类:第1类计算旅游地最大游客数;第2类景区承载力分级、评价。

总而言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内外对于旅游承载力的涵义、指标体系的建立、定量估算模型以及实证研究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研究的方法从最初的定性研究发展为通过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手段分析旅游环境承载力,并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和估算模型。研究的范围也从单纯考虑旅游目的地、自然环境承载力发展为权衡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综合承载力[7,8,9]。

3.2 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旅游环境承载力更成为衡量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旅游规划的重要指标。与此同时,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动态变化性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并通过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型来动态监测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变化。但是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中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一是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念体系仍没有完全统一,其指标体系的构建缺乏普遍应用意义。虽然不同的学者因为研究的角度不同而对2个概念还有所争议,但是从目前国内大多数的实证研究来看,实际上研究的都是旅游环境容量问题。即研究的侧重点大多放在旅游点区的游客数量方面。二是目前旅游环境承载力的一些测算模型大多为静态模型,对游客的特点和景区的类型、分布状况等因素考虑较少,缺乏普遍适用性。不同性质的旅游资源地在旅游环境承载力限制瓶颈因素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在环境承载力的量测中应该体现这些差异性,这在目前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三是目前的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多是针对旅游景点或旅游城市,缺乏针对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尤其是缺乏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测算和指标体系的建立。乡村旅游地可以说是一个大型的旅游系统,其中集成了观光、休闲、体验、娱乐等各种功能的旅游点区。各个旅游点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具有很强的关联效应。

4 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

4.1 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特征

4.1.1 时空分异特征。

从时间分布上看,旅游活动具有季节性。特别对于乡村旅游季节性更明显。由于乡村旅游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因子、社会经济因子、当地居民的心理因子和管理者的水平等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规律的变化。因此,由这些影响因子决定的资源空间承载力、经济设施承载力、社会心里承载力及生态环境承载力也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由上述承载力分量所决定的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就具有时间分布特征。

从空间分布上看,首先由于乡村旅游资源是由各种类型的旅游景点组成的旅游系统,各种旅游景点在规模、质量、区位等方面不尽相同。这样,在整个系统内部,就会出现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的非均匀性和差异性。其次,由于作为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基础的自然环境其生态恢复力、敏感性等特征存在空间差异,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心理也存在区域性差异,这样就会出现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区域性差异。综上2个方面,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具有空间分布差异性。

4.1.2 影响因素的多样性。

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除了受旅游地空间规模、自然环境、地域差异等内在因素的影响以外,还要受到乡村居民素质、当地政府政策、乡村环境恶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些外在因素的影响具有不可控性。

乡村经过多年的发展后现在已不像以前是个简单系统,而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旅游只是乡村多种功能中的一种。乡村各种功能之间具有互动性,任何一种功能活动的变化都要影响到其他的功能活动。例如,乡村的农耕活动是为乡村的各种活动提供基础性资料,如果乡村中的农耕活动增多,就会增加对于土地、人员的需求,在土地、人员数量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就会减少转为旅游的农耕规模和人员数量的水平。

4.1.3 限制性因素的差异性。

乡村的性质差异性决定了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限制性因素的差异性。一般来说,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主要包括资源空间承载力、乡村旅游设施承载力、乡村生态环境承载力、当地居民心理承载力等要素。这些要素共同作用,决定着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对于不同性质乡村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起主要决定作用的要素也会不同。例如,对于观光乡村旅游,主要影响因素是资源环境承载力和乡村生态承载力。对于体验式乡村旅游,主要影响因素是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当地居民心理承载力。

4.2 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构成

旅游环境承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按照国家旅游局2003年发布的《旅游规划通则》,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城市旅游环境的特点,笔者认为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由以下4个承载分量构成。

4.2.1 资源空间承载力(Resource Space Bearing Capacity,RSBC)。

相对于单个风景旅游区而言,乡村拥有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一般而言,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大小和质量水平直接决定着其旅游环境承载力。不论是何种类型的乡村旅游,资源空间承载力都是旅游环境承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

4.2.2 经济设施承载力(Economg Establishment Bearing Ca-pacity,EEBC)。

经济设施承载力是指乡村旅游接待设施规模的大小。乡村旅游接待设施主要包括供水、供电、住宿和交通运输等设施。供水、供电和交通等设施属于乡村基础设施范围,依赖于乡村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住宿设施主要为旅游活动服务,其建设规模直接影响到旅游业的发展,是经济设施承载力的主要衡量指标。

4.2.3 生态环境承载力(Zoology Environoment Bearing Ca-pacity,ZEBC)。

生态环境承载力是指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不会发生不可接受的破坏条件下所接纳的游客数量。生态环境承载力对于乡村旅游的影响非常大。因为乡村旅游本身就是一种以自然环境作为重要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方式。例如,土地承载力、水环境承载力、固体废弃物承载力等。

4.2.4 社会心理承载力(Society Mentality Bearing Capacity,SMBC)。

旅游活动本身也是一种促进人类各种不同的文化交流的过程。乡村旅游一方面会将旅游目的地的景色和文化展现在来自不同地域的游客面前,另一方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产生冲击。旅游活动超过一定的强度不仅会造成游客旅游质量的下降,还会引起当地居民的排斥和反感。社会心理承载力主要表现在这种不断交流过程中的游客满意程度和当地居民对旅游活动的认知水平2个方面。

4.3 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概念

通过总结现有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成果以及根据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特征及构成得出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念为:反映乡村旅游地当地居民、当地环境、旅游者三者和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特性总和。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所研究的对象是乡村旅游。二是游客对乡村旅游的需要,可分为明确需要和潜在需要。明确需要是指那些为人们所公认的、不必明确表达的、大家都知道的需要。潜在需要指那些必须要加以分析、研究、识别才能够确定的需要。三是当地居民的认可度。即当地居民对发展乡村旅游所持有的观点或承受能力。四是特性是指乡村旅游所特有的性质。五是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动态性。游客需要、当地居民认可度、当地环境会随时间而变化,这就意味着对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需进行定期评审。六是优良、和谐的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受益对象不仅是旅游者,还包括乡村旅游地的农民、员工、社会投资者、当地政府等。

摘要：近年来乡村旅游的兴起以及旅游业的空前繁荣,使人们的环境意识日益增强,人们开始探讨旅游环境承载力,但是少有人研究特定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通过对现有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的分析,提出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概念。

关键词：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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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凤军.论旅游环境承载力——持续旅游发展的判据之一[J].经济地理,1995,15(1):105-109.

[3]崔凤军.旅游环境承载力理论及其实践意义[J].地理科学进展,1998,17(1):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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