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制度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制度（通用6篇）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制度 篇1

我国在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中,首次将商业秘密作为正式法律用语出现,直到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通过和实施,商业秘密才有了正式定义。对企业而言,大数据与云环境下,作为企业商业秘密的具有竞争性质的商务信息和创新型无形资产已经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数据信息的安全与否,与企业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

一、大数据时代与大数据时代的商业秘密

随着科技迅猛发展,数据规模呈级数倍增长,人类跨入大数据时代,2014年两会期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出现“大数据”,表明在国家层面上对大数据的重视。在大数据时代下,权利人所拥有大量经营信息和技术信息作为商业秘密,被存储在云环境下。以开放性为特点的网络环境,为商业秘密在云环境下被他人通过网络窃取或者泄露被窃取和泄露提供了可能。

二、大数据时代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必要性

(一)在大数据环境下,商业秘密具有数字化特点,网络环境侵权又具有高度隐蔽性,导致商业秘密的数据保护技术难度大。大数据时代的商业秘密大多以数字化的电子信号存储在网络或其他存储介质中,这种数字信息易修改,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比如黑客的入侵,计算机病毒的感染,电子设备的突然断电死机,以及失误操作等带来的数据丢失。

(二)在我国,大数据环境下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明显存在不足。对于商业秘密可以采取刑事、民事、行政等多种途径进行的保护,但在错综复杂的网络环境下,刑事保护对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更行之有效。我国《刑法》第219条、285条和287条对侵犯商业秘密、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传播计算机病毒等行为做出处罚规定。但这些条款的保护对象仅仅局限于国家级别、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系统,对其他领域的计算机系统和数据并没有保护,显然保护范围是不够的。

三、大数据时代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原则

(一)利益均衡原则

利益均衡原则是法条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其目的尽量不过分损害任何方的利益,同时将利益损失的总和降到最少。众所周知,知识产权制度与利益本身就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一方面为了激励创造,就必然要对知识的创造物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在国家层面上,需要使绝大多数公众能够出支付的起这些创造物。

(二)及时原则

刑事立法设立的主要标准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时性就是由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展变化,从而要求刑事立法及时做出反应,进行相应的修改。就刑法保护而言,对新型犯罪缺乏及时必要的规范,国家在刑事立法上滞后性更加明显。所以伴随技术进步的迅速扩张,知识产权必然对刑法不断提出新的挑战。

(三)谦抑性原则

即适度性。刑法的谦抑性是基于刑罚这一手段的特殊性,所以适用的原则一般是非到万不得已尽量不用。

四、大数据时代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完善及建议

(一)删除商业秘密定义中的“实用性”。在司法实践中,为了避免对实用性的考察而导致的资源浪费,考虑可以删除定义中的“实用性”,对于大数据时代利用互联网技术读取数据,窃取商业秘密类型的案件上,能够明显的节约司法资源,将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形式限于“主观故意”。

(二)做出立法改进,制定特别刑法,专门用来规范网络商业秘密犯罪。从加强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作出立法改进,建议制定专门规范网络商业秘密犯罪的专门刑法,通过该法惩治利用互联网络侵犯数据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在维护刑法典稳定性的同时,兼顾侵犯网络商业秘密犯罪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及时对刑法相关规定进行修订与补充,适应网络商业秘密刑事法律保护的要求。

(三)在刑法方式方面加大资格刑和罚金刑的处罚力度。通过追加罚金和设置互联网行为资格,增加犯罪成本。此外,通过实现网络实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削弱犯罪欲望。

摘要：随着科技迅猛发展,数据规模呈级数倍增长,人类跨入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是与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一样重要的战略资源。那么在大数据时代如何维护知识产权成了法律界当务之急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分析了大数据时代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的必要性,解读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的利益平衡原则、及时原则和谦抑性原则,并提出了完善建议。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商业秘密,刑法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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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言斌.知识产权制度反思与法律调适[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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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蒋志培.网络与电子商务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6]张玉瑞.商业秘密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论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方略 篇2

一、知识产权的资产属性

所有知识产权的基本内容都是独占、使用(实施)或许可他人独占、使用(实施)知识产品的专有权利,看上去,这些权利与物权没有太大区别。但是,由于知识产权客体与物权客体在使用价值实现方式上的根本区别,知识产品的纯粹占有没有实际意义,知识产权的全部意义在于,在经济活动中使用知识产品产生可供消费的物质产品并实现经济利益。知识产权的的所有权能都是对客体的经济过程的控制权。这正是知识产权资产属性的最直接体现。

正是知识产权内容具有直接的资产属性,知识产权才能在国家经济调控中发挥作用,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工具,甚至本质上就是国家经济政策工具。②而其作为经济政策工具的基本作用机理就是:通过赋予知识产品生产者以一段时期独占使用知识产品的权利,鼓励知识产品的生产,同时通过对其权利时间和范围的限制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公共财富的增加。

其中,前者是对权利人利益的保护,保护方式就是给权利人一定时间内实现垄断利益的权利。后者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保护方式是限制权利人的权利时间和空间范围。显然,这两者之间需要平衡,正因为需要平衡,知识产权才能成为经济政策工具。

二、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基本原则

(一)经济过程原则

“刑法只能用来维护社会最根本的利益,防止社会最不能容忍的侵害”③资产属性是知识产权的根本属性,资产属性是动态属性,体现在经济过程中,所以,刑法保护所覆盖的应该是知识产权的经济过程,刑法保护的一切措施及其制度安排都应该遵循知识产权在其经济过程中的规律,这就是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经济过程原则。

经济过程原则不是不保护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知识产品,而恰恰是对知识产品的最佳保护。知识产品本身是一种思想信息,是无体物,无法直接度量被侵权程度,无法实施直接法律保护。另外,知识产品如果不被利用——物化——后进入市场,其相应的知识产权可得垄断利益不会受到任何损失,所以,知识产品如果没有进入经济过程,就没有实施刑法保护的必要。

经济过程原则既是保护范围原则,也是保护方法原则。在范围上,刑法保护以覆盖并以知识产权的经济过程为限;在方法上,刑法保护起点的设定和计量,以及保护措施的设定和力度,都应该遵循经济过程的规律。

经济过程原则实际上被中外知识产权实践所确认。我国《专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假冒专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了未经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或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商标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了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假冒注册商标、伪造制造或销售注册商标标识以及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这些都是商业领域即经济过程中的侵权行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第5节:刑事程序第61条规定“各成员应规定至少将适用于具有商业规模的蓄意假冒商标或盗版案件的刑事程序和处罚。可使用的救济应包括足以起到威慑作用的监禁和/或罚金,并应与适用于同等严重性的犯罪所受到的处罚水平一致。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使用的救济还应包括扣押、没收和销毁侵权货物和主要用于侵权活动的任何材料和工具。各成员可规定适用于其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刑事程序和处罚,特别是蓄意并具有商业规模的侵权案件。”该规定强调的也是“具有商业规模”的侵权行为,也是经济过程中的侵权行为。所以,总的来说,中外司法实践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是体现了经济过程的原则的。

(二)利益平衡原则

如前所述,知识产权的资产属性已经使知识产权成为重要的政策工具。这个政策工具的基本作用机理就是平衡权利人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就是知识产权政策工具中的平衡原则,是该政策中的基本原则,也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包括刑法保护的基本原则。

利益平衡原则就是刑法保护的范围、措施、力度都必须使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可得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达到平衡,从而既能体现知识产品获得过程中权利人的智力、物力投入,又能体现知识产品中人类共同知识资源的价值;既能鼓励、促进创新,又能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共同财富的增加。

知识产权作为私权,根据私权神圣的一般原则,本不应该在权利设定时就与公共利益“平衡”。最多只能在权利实施过程中妨碍公共利益的实现或损害公共利益时予以限制。但是,这种私权的客体——知识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利用了人类公共知识资源,知识产品的价值中有人类公共知识价值,知识产品应当和已经不是生产者一个人的财产了,生产者对知识产品所有权就应当和已经是部分的,对知识产权的平衡是对其客体价值构成的理所当然的确认。“这个分析就意味着,著作权人可能事前发现,限制著作权保护的范围和期限是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的。后来的作者可以免费从以前的作者那里借用材料,就此范围而言,后来作者的表达成本就得到了减少;从事前视角看,每个作者既是后来作者可能想从中借用材料的有关以前的作者,而且他本身也是后来作者……也就是说,在任何人知道自己可能成为一个净的‘债务人’或‘债权人’之前,作者就应该能够就著作权保护水平达成协议。”④著作权中的这种“表达”的前后相继的“债权”“债务”关系无疑是所有知识产权的共同现象,它反映了人类知识的递进关系和新知识对原有人类公共知识资源的利用。所以,利益平衡原则的基本依据是知识产权客体的价值构成,而不是什么政策需要。

利益平衡原则实际上被中外知识产权实践和理论所确认。通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对象条件、权利时间和范围的限制制度就是最基本的平衡安排。所谓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的平衡则是其理论表达。“作为现代法的精神的利益平衡原则,同样也是我们在建构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体系时所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因而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范围的确定,既要采取保护主义的立场,又要考虑自由主义的要求;既要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又要承认产权制度的公共利益目的,包括发展目的与技术目的。”⑤

利益平衡原则要求:对每一种知识产权的保护都要通过对该知识产权客体的价值构成中权利人个人投入的价值成分与人类共同知识资源的价值成分的分析,和对该种知识产权创新生产的激励与保护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权衡,合理确定知识产权的保护边界、保护措施和保护力度。

三、刑法保护制度安排

刑法保护制度安排主要涉及定罪环节犯罪主客观方面的设置和处罚环节刑种刑度的设置。基于知识产权的资产属性及其刑法保护的经济过程原则和利益平衡原则,应当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制度进行规划,并对现有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制度进行梳理、调整。

(一)知识产权犯罪主客观方面的设置

1. 刑法保护的落脚点放在知识产权实现过程中的经济环节,此前的思想信息状态和此后的消费环节不应进入刑法保护范围。

刑法保护是法律体系中乃至和平年代的社会管理活动中对有关权利和利益最强有力的保护,保护措施就是给侵权人最严厉的惩罚,正因如此,刑法资源的配置应当遵循经济、谦抑原则。所以,刑法制度应当针对基本的权利、重要的利益和严重侵害程度行为制定。

知识产权不是人的基本权利,但知识产权利益已经是相关个人和社会重要的利益,对严重侵害知识产权利益的行为设置刑法制裁措施是应当的和必要的。也正因为知识产权不是基本权利,所以,刑法没有必要对其实施全方位保护;但是,又因为知识产权利益是重要利益,所以,刑法保护应当针对其利益实现环节,即经济环节。那种只是为了迎合某种“趋势”或“压力”而主张没有内在依据的“强保护”是不足取的。

具体到相关权利,总体而言,与经济使用有关的权利都应设置刑法保护措施。在商标权下,商标专用权、商标转让权和商标实施许可权应当有刑法保护制度,商标续展权无需设置;在专利权下,使用权、处分权和进口权应当设置刑法保护措施,独占权无需设置;在著作权(包括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下,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设置刑法保护措施,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和汇编权无需设置;商业秘密权下,使用权和处分权应当设置,独占权无需设置;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下的使用权应当设置,复制权无需设置;地理标志权下的专用权应当设置,其他无需设置。

具体到权利侵害行为,总体而言,对未经许可的商业利用和假冒性商业利用都应设置刑法打击措施。其中有:《商标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五种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专利法》第六十条规定的未经许可实施专利和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假冒专利行为;《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八种侵权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1款规定的第2、3项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第三十、三十一条规定的未经许可复制、使用行为和进口、销售相关产品行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擅自使用地理标志或假冒地理标志产品的行为。

据此,主张扩大犯罪圈,对知识产权实施全方位的“强保护”直至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利、权能都在刑法保护之下的观点,无论是实质的还是形式的都是不对的,因为这种观点没有深层的理论论证,只是容易失之偏颇的应对“策略”。同样,主张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过头,应当取消或没必要设置新的犯罪的观点,也是不合理的“策略”。总之,“强保护”也好,“弱保护”也好,都要有理有据有章法,而不能仅仅是出于应对的“策略”。

所以,就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现状而言,“犯罪圈”是应当扩大,扩大的边界就是经济过程边界,涉及的权利和行为如前所述。

2. 在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限定在直接故意犯罪。

经济过程原则要求侵权行为必须发生在经济过程中,经济过程是人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活动过程,所以,在经济过程中,人的行为一定是有直接的经济目的的。侵权行为也一样,无经济目的的行为不应成为刑法打击的对象,所以,在知识产权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应当限定在直接故意犯罪。

另外,从刑法主观要件的分布来看,直接针对物权的保护所设置的都是直接故意,只有在涉及公共安全时才可能有间接故意或过失。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是权利人的可得垄断经济利益,又是私权,从对人类需求满足的程度来看,经济利益远于物质利益,经济利益是获得生产生活物质的利益,而物质利益则是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的利益,所以,物权与知识产权虽然都是私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当弱于对物权的保护。“法定犯由于其伦理道德上的可责性较弱,对法定犯的范围要加以严格限定,行为人只有出于故意的情况下,才宜作为犯罪对待”。⑥在刑法保护的主观要件设置上,对知识产权应当限定于直接故意。

3. 在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限定在结果犯上。

客观方面,除了在行为上针对前述未经许可的商业利用和假冒性商业利用行为外,还应当只设置结果犯。理由如下:

首先,根据经济过程原则,知识产权保护的是权利人可得垄断利益。当侵权人实施了侵权行为,但没有损害权利人的可得垄断利益,那么,权利人的实质利益没有受到实质损害,动用刑法就没有必要。

其次,知识产权作为私权,又是不同于人身权的私权,侵权行为没有发生结果并达到一定程度,也没有动用刑法的必要。

据此,在知识产权犯罪中应当没有预备犯、未遂犯,更不能设置行为犯。

(二)知识产权犯罪刑种刑度的设置

1. 财产刑为主,资格刑、自由刑为辅。

根据经济过程原则,知识产权犯罪都是为了经济利益。从刑罚报应角度看,与经济处罚对应的财产刑应当是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要刑种,必要时,取消侵权人实施赖以实施侵权行为的资格甚至人身自由当然可以,但应当作为辅助处罚措施。

据此,我国刑法目前设置的七个知识产权犯罪和将要增设的犯罪中,均应当考虑增设资格刑。

2. 财产刑从重,资格刑、自由刑从轻。

根据利益平衡原则,也是从刑罚效果角度看,财产刑应当从重,资格刑、自由刑应当从轻。对一个贪图物质利益而犯罪的人,利益比较是他们的本性和最直接、最主要的行为选择方式,科之以严厉的财产刑无疑是对其选择犯罪手段获利的最有效的打击,也是对潜在犯罪分子最有效的遏制。

财产刑并不能取代资格刑和自由刑,在当代社会,随着人的自由价值的张扬和自由意识的觉醒,对犯罪分子处以资格刑尤其是自由刑是十分严厉的处罚,保留对绝大部分犯罪的自由刑威慑是必要的。对知识产权犯罪也不例外,但是,在力度上应当较其他犯罪为轻。这种安排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是完全一致的。

(三)不同知识产权的区别保护

知识产权是一个权利集合,在这个集合内部还可以分成几个子集,每个子集里又有若干权利。其中,每个权利子集除了有集合的共同特点外还有自己的特点,而且,每个子集及其每个权利客体对于人类的价值各不相同,根据利益平衡原则,刑法保护应当区别对待。

1. 技术类知识产权保护应当强于著作类和标识类。

专利技术和技术秘密是技术类知识产权客体,技术性决定了他们直接且最为重要的生产力地位。著作类作品的审美性或知识性决定了他们的精神消费品地位。标识类产权客体的标识性决定了他们的商品区别作用。

可见,在上述三类知识产权中,技术类知识产权对人类的价值要大于著作权类和标识类。所以,总体而言,对技术类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当强于对著作类和标识类知识产权的保护。

2. 技术类知识产权中,专利保护应当强于技术秘密,发明专利保护应当强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在技术类知识产权中,专利技术在被授予专利权的那天起,就开始计算其保护期限,就意味着专利权人公开其专利技术并将在一定期限后丧失获得垄断利益的机会,专利技术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而技术秘密则不同,它没有保护期限,意味着所有人不愿公开其技术秘密使其在一定时期后成为人类共同财富,并意图能够永远获得相应垄断利益。技术秘密生产的物质产品虽然丰富了人类生活,但是其所有者的所得一般永远大于具有同等科技价值的专利所有者。所以,无论从权利人对社会财富态度方面的主观比较,还是从权利人获利方面的客观比较,对专利权的保护应当强于对技术秘密的保护。

在专利技术中,三种专利的创新程度不同,价值量也不同,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发明专利在这三方面都要大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那么,刑法保护力度就应当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对这三种专利权的保护力度可以按照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顺序依次由强到弱。

3. 著作类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应当与技术类和标识类有所区别。

著作类知识产权客体主要是人类精神消费产品,是直接的消费品。技术类和标识类知识产权客体不能直接消费,必须进入产业领域经过物质转化才能为人类提供物质消费品,这正是技术类和标识类知识产权又称工业产权的原因。所以,著作权的资产属性与工业产权的资产属性是有区别的,著作权的资产属性的过程表现是客体的物质载体化和经过流通领域进入消费领域,结果表现是直接提供精神消费品;工业产权的资产属性的过程表现是客体的物化,结果表现是间接提供物质消费品。

经济过程和结果不同,保护措施就应当不同。首先,对虽无营利目的但未经许可的恶意的大面积公开、传播作品的行为应当作为犯罪处理,因为这等于把精神消费品直接无偿提供给消费者,因而直接减损了作品的发行量和营利额,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严重侵权行为。其次,对非营利为目的的著作权犯罪惩罚措施应以自由刑为主、财产刑为辅。因为犯罪人主要是为了某种精神满足而实施犯罪,同时又不顾及和损害了他人的经济利益。

注释

1吴汉东著:《知识产权的多元属性及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1第5期42页。

2齐爱民著:《知识产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72页。

3莫洪宪,王树茂著:《刑法谦抑主义论纲》,中国刑法学精粹,2005年卷第391页。

4[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88页。

5田宏杰著:《论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保护》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144页。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制度 篇3

一、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存在的缺陷

(一) 我国著作权侵权行为猖獗

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相关犯罪行为中, 我国对于其有着专门的条例进行管理, 但在现实生活中, 我国著作权侵权行为的严重却使得我国相关管理机构无从下手。在过去, 我国的著作权侵权行为的相关违法门槛设置过高, 这就使得很多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较低。近年来我国著作权的相关处罚门槛不断降低, 但国内很多地区的著作权侵权行为不但没有得到改善, 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种情况的出现就很值得我们反思。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中的著作权保护中, 我国的相关法律条例一味的追求与国际接轨, 脱离我国发展实际, 相关司法机关对著作权侵权行为的相关管理较为松散, 是我国现阶段知识产权领域中的著作权保护所遇到的最主要问题[1]。

(二) 知识产权相关条例中存在刑民纠结

在我国现阶段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条例中, 对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区分, 是当下我国知识产权侵权领域中常面临的问题。在我国刑法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规定, 主要来自知识产权部门中相关民事保护的条款, 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相关民事保护条款中的“情节严重”、“重大损失”、“特别严重后果”出现在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中, 这些较为抽象概念的出现使得我国相关政府机构的立法与实践存在着刑民纠结的问题, 对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工作的展开极为不利[2]。

(三)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在执行中存在问题

在我国当下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具体执行中, 常常出现相关判决结果下达, 被告企业或个人拒不执行的问题, 这种情况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国法律机构的权威性, 对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相关刑法保护极为不利, 入选我国2009年知识产权十大案件的“武汉晶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与日本富士化水工业株式会社、华阳电业有限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就是一个很好地例子。在该案例中, 被告方在自身败诉的情况下拒不执行法院下达的赔偿判决, 对我国司法机关的权威性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值得我们进行反思[3]。

二、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构思

(一) 构建我国完整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体系

针对我国现阶段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条例中存在的多种问题, 笔者认为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知识产权方的合法权益, 我国必须建立以刑法为主体, 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构建我国完整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体系。在具体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体系的建设中, 我国相关立法人员需要注意不同法律之间的一致性, 以此实现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体系的严肃性, 更好的为我国知识产权的相关保护做出贡献。

(二)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刑罚制度

针对我国现阶段空有法律制度, 相关管理机构管理松散与执行力度不强等问题, 我国应通过完善自身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刑罚制度, 以此降低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发生。笔者结合自身工作经验与生活实际, 提出了以下三点知识产权刑罚的改革意见。

通过罚金刑的广泛应用, 从根本上降低以利益为动机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在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中, 应添加资格刑, 剥夺犯罪分子的一定权利及一定职业的就职资格。

我国相关司法机关应简易知识产权侵权的诉讼程序, 提高相关案件的诉讼效率, 以此降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发生[4]。

(三) 通过执法资源的共享加大对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针对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猖獗, 拒绝执行法院判决等行为出现频率的增加, 我国相关执法机关应进行资源共享, 以此维护我国相关知识产权方的合法权益。具体来说, 我国应建立起一套行政部门与公检法部门组成的完整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处理体系, 最大程度上保证相关违法分子的处罚速度与处罚力度, 以此保证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相关安全。

三、结论

我国知识产权的起步时间较晚, 因此相关法律条文的发展不完善属于正常现象。在面对我国现阶段知识产权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时, 我国相关法律机构人员应结合我国实际国情, 参考国际中的相关先进经验, 逐步形成我国完善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 以此保证我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于志强.我国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制裁体系检视与未来建构[J].中国法学, 2014, 03:156-176.

[2]郑友德, 曾旻辉.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现存问题及完善建议[J].知识产权, 2012, 01:36-41.

[3]雷山漫, 林亚刚.论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基本原则[J].法学杂志, 2013, 10:77-83.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制度 篇4

关键词：网络,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

科技的发展也导致了新型经济犯罪的发生,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网络技术不断进步, 网络环境下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日益增多, 严重侵害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影响了网络环境的正常秩序。而立法的空白、惩治的不力是导致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屡屡发生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刑事法未能有效的发挥其保障法的功能, 未能有效遏制犯罪分子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侵害。

一、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含义与构成特征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 是指以互联网为工具而实施的严重危害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如果某项知识产权的载体仅仅存在于网络上, 则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也包括以承载知识产权的网络为攻击目标的犯罪活动。从广义上讲,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既是工具犯又是对象犯, 但更主要的是工具犯, 在形式上属于传统犯罪的网络化。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因其调整的范围有所不同, 具有区别于传统侵犯知识产权罪的构成特征[1]:

1. 客体特征。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一方面侵犯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侵犯了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市场经济秩序。除此以外,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还侵犯了国家对网络的正常管理秩序。网络的发展要求国家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 规范网络活动, 进而保护数据, 便于人们进行正常的信息交流, 以保障正常的经济秩序。国家通过制定有关网络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 形成对网络活动的管理制度, 违反这些规定必然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在网络上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破坏了国家对网络的正常管理秩序。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对象是与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他人依法所享有的知识产权有关的科学技术及其他知识成果。

2. 客观方面特征。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权利人许可, 通过互联网侵犯其知识产权且情节严重的行为。除了经知识产权权利人许可或法律另有规定之外其他任何人均不得享有或使用该知识产权权利, 行为人未经权利人许可, 在互联网上非法使用其权利的, 如果行为的危害性具有严重性, 就有可能构成犯罪。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与传统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都不是行为犯, 而是结果犯或情节犯。与非网络环境下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相比,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的行为因其侵权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致使其产生的社会危害性要大得多,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掌握网络环境下“情节严重”的标准, 应当参照有法律解释权的国家权力机关或者具有适用法律解释权的国家司法机关所作出的解释或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结合审判中的实践进行具体分析处理。

3. 主体特征。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 其中单位包括网络服务商, 这是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与传统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又一不同之处。

4. 主观方面特征。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的犯罪多数是由故意构成, 只有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可以由过失构成。对故意犯罪而言, 尽管不能排除网络上侵犯知识产权罪的贪利型目的但与传统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不同的是, 许多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行为人主观上都不具有直接的营利目的。因此, “以营利为目的”不能成为该种犯罪的必要要件。

二、中国网络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缺陷

目前网络知识产权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特殊形式, 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承认和保护。中国现行的网络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手段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 体现在目前中国网络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立法模式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我们应重视和完善中国网络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 以适应当前打击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需要。

中国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立法采取的是集中型的立法模式, 在这种立法模式下, 维护法律的长期稳定性是必然的选择。但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相对僵化的立法模式对新情况的反映能力不足, 容易造成保护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滞后于社会生活的变迁。

技术进步历来就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为作品创作、传播提供了更有利的工具, 另一方面也为未经授权侵犯作者权利的复制和传播带来了便利。因而, 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保护在给科技发展提供主要动力和坚强保护的同时, 也必然不断地面临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尤其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信息传播市场的全球自由化更是使得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例如, 域名的刑事法律保护、网络环境中著作权的刑事法律保护、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管辖权的确定以及刑事证据的取得等等。所以, 应审时度势地对知识产权立法进行及时修改、完善。德国、法国等国结合刑法典和知识产权法规对知识产权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结合型模式, 在维护刑法典的权威性与稳定性的同时, 能够兼顾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新情况、新问题, 及时对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进行修订与补充, 从而合理地组织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反应, 无疑更能适应网络时代对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要求[2]。

三、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模式

1. 附随型立法模式及其完善。

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形势下, 现行刑法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条款中的某些规定逐渐显现出不合时宜和无能为力, 刑法典的更新速度落后于技术进步的速度, 不利于对网络知识产权的切实保护。

为此应当在考虑刑法典稳定性的同时, 使涉及网络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规定适应社会变迁的步伐, 重视采用特别刑法的形式规范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行为, 可以借鉴德、法等国结合刑法典和知识产权法规对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结合型模式, 这样在维护刑法典的权威性与稳定性的同时, 又兼顾了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新情况、新问题, 能够及时对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进行修订与补充, 适应网络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要求。

在目前的立法实践中, 中国网络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模式应在坚持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 除在刑法典中以空白罪状、简单罪状的方式集中规定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罪以外, 还可以通过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单行网络知识产权法规中与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罪有关的附属刑法规范的修订, 充分发挥附属刑法的作用, 提高网络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创新性和及时性[3]。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 附随型立法模式虽然能够起到提示的作用, 但这种附随型的刑法规范是以刑法规定为前提和基础的, 一旦刑法本身没有相应的条款, 那么由于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 附随型的刑法规范就会被束之高阁, 无法具体适用[4]。

因此, 采用附随型立法模式必须注意刑法典与各附随立法的衔接, 由刑法典统一对侵犯知识产权罪的罪状及法定刑作出规定, 而由附属刑法规定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 即对于需要作为犯罪处理的, 则规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种结合模式的长处是, 既顾及了刑法典集中统一规定的优点, 又考虑到了侵犯知识产权罪是法定犯的特点, 避免了单一立法模式的不足。当然, 必须说明的是, 中国有关行政法规和经济法规中, 通常没有如国外法律中有罪状及法定刑的规定, 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刑法规范, 但仍然应看做一种立法形式。因为刑法所有规定的侵犯知识产权罪实际上均必须以违反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为前提, 这是由法定犯原理所决定的。就此而言, 对侵犯知识产权罪等法定犯不可能仅有刑法规定, 而没有行政法的相应规定, 否则也就不成其为法定犯了。

2. 专门性立法模式的可能性。

在不突破现有刑法语言含义的范围之内, 部分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是可以在现行的刑法框架内被惩治的。但是, 时代在不断的发展, 新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形态、尤其是网络犯罪形态还在不断的涌现, 刑法注定面临着需要不断完善的过程, 否则便无法有效地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也无助于刑法正义理念的实现。

针对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 中国并没有一部专门的刑事法律予以规定, 目前的立法形式由于没有考虑到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特殊性, 并不能对网络知识产权给予充分的保护。在2004年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司法解释中触及到了网络知识产权, 但也只有一款提到了网络知识产权, 这对于遏制日益猖獗的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无疑是力不从心的。

虽然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集中立法模式有利于充分揭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共性特征, 便于综合比较分析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从而实现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罪刑设置的系统化, 增强刑法的威慑力, 但是对网络知识产权个性的忽视可能会导致对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放纵, 实践中网络知识产权的新领域如域名、网络著作权的刑事法律保护等新情况、新问题在现行的刑罚框架内并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解决[5]。

为此, 有必要考虑网络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形式的改革, 在时机成熟时, 制定专门规范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特别刑法, 以加强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参考文献

[1]陶月娥.论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J].辽宁警专学报, 2005, (6) :50.

[2]田宏杰.论中国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保护[J].中国法学, 2003, (2) :147.

[3]管瑞哲.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研究[D].华东政法学院硕士论文, 2007, (4) :31.

[4]管瑞哲.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刑法保护问题[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08, (1) :63.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制度 篇5

一、本土化与国际化权衡中的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对策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公约被认为是各国履行保护知识产权义务的最低要求, 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部保护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制定都是在发达国家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 因此所谓的最低要求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轻松。具体到我国而言, 如果说我国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和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通过国内立法可以调节的话, 那么现阶段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则面临着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权衡的严峻考验。应对这一考验, 可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考量。

(一) 知识产权刑法立法的正面导向作用尚需彰显

知识经济的关键是知识生产率, 即创新能力, 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动力。 (1) 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看出, 知识产权的保护并非发达国家独有的任务,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技术相对落后的现实使得知识产权保护显得格外重要。与此同时, 出于保护我国民族工业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立性考虑, 现阶段又不宜对知识产权采取强保护策略, 而知识产权刑事立法必须在保护强度上作出适当的回应 (2) 。我国现行刑法在这两个问题上并未发挥其应有的调节和指导作用。

一方面, TRIPS之所以在开篇就指出:“ (各方成员) 认识到知识产权为私有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将知识视为公众共有之物, 知识产权为私有权的认识并不充分。这一点从我国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中可以看出。立法者没有给予知识产权权利人足够的重视, 更多的是关注侵权人的行为和结果。虽然近年来颁布的司法解释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立法的指导思想, 开始将重心转向知识产权权利人。但是司法解释的公众认同感较低, 在民众中的普及程度和重要性远远不及刑法典, 甚至不及其他有关知识产权的行政、民事法规。比如我国刑法中只在第220条规定了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该节7种犯罪, 但是对两者的处罚是否有所区别没有规定, 这一任务是由2004年颁布的司法解释完成的。且不说普通民众对该司法解释了解多少, 就是行政执法者又在多大程度上知晓这一司法解释呢?我想从前文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案件与刑事案件数量的对比中可以得出结论。

另一方面,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 强调在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方面履行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的同时, 不可忽略我国所特有的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换言之, 不能一味被动地适应不断提高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水平, 而应主动地将我国特有的知识保护起来, 开拓出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我国特有的知识可以概括为“传统知识”和“生物多样化”。“传统知识”按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国外已有的立法中的解释, 主要包含“民间文学艺术”与“地方传统医药”两大部分。而“生物多样化”主要是保护基因资源。 (3) 虽然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对其保护的重要性 (比如上述相关内容已经写入2008年6月5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通知》中) , 但是有关“传统知识”和“生物多样化”的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即便是行政法规也并不完善, 甚至是空白。前置性法律的缺失给现行立法模式下的刑法保护带来挑战, 同时也反映了改变现行知识产权犯罪立法模式的必要性。在笔者看来, 对我国本土独有的传统知识保护不当, 其影响比不履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国际条约更大更深远。我国许多珍贵的传统中药配方由于保护不到位, 长期流落民间, 被国外企业低价收购并注册专利就是很好的例证。

(二) 我国知识产权犯罪散在型立法模式的本土化考量

目前, 理论上比较倾向于采用散在型的立法模式, 但对该立法模式的可行性研究不多。我国知识产权犯罪领域采用散在型立法模式可能遇到的挑战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其一, 1997年新刑法对所有犯罪都采用了集中型的立法模式, 经过十余年的司法实践, 人们普遍形成了只有刑法才能规定犯罪和刑罚的认识, 贸然将知识产权犯罪规定在非刑事法律中势必不利于刑法自身的完整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其二, 我国采用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完全可以解决立法滞后性的问题;其三, 我国1979年刑法实施期间曾出现过130余个附属刑法条文, 1997年刑法改变了这一现状证明之前的立法模式存在问题;其四, 将知识产权犯罪规定在非刑事法律中, 与直接规定在刑法典中相比, 前者不利于司法者方便快捷地操作, 且降低了刑法的严肃性。

在笔者看来, 上述理由均不能成立。首先, 1997年刑法采用了集中型立法模式与当时修改刑法的指导思想 (即要制定一部有中国特色的、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 不无关系, 由此断定之前的立法模式存在问题过于武断;其次, 且不说全国人大常委会频繁使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全国人大制定的刑法典 (包括刑法的一些原则性规定) 的合法性是否存在问题, 就其功能而言也只是在形式上维护了刑法的完整性, 并不能避免刑法被频繁修改的局面, 尽管如此, 我国现行刑法所保护的知识产权范围与TRIPS相比仍显狭隘;第三, 实践中“只有刑法明文规定了的行为才是犯罪行为”的态度本身并无对错可言, 问题是知识产权犯罪的许多罪与非罪的标准是在司法解释中规定的, 司法解释适用范围的局限性导致了行政执法者和侵权者的“不知法”现象;最后, 强调一部刑法典囊括所有犯罪有利于司法操作未免扭曲了司法者的天职。相反, 虽然我国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总体上规定比较全面, 但是没有在个罪之下作详细地展开 (实质上囿于知识产权客体等的特殊性, 也无法做出进一步展开) , 使得刑法典的规定司法可操作性不强。中国大量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通过民事、经济和行政法律救济的现实也表明, 在这些非刑事法律中规定知识产权犯罪更有利于侵权人、权利人乃至于执法者明确罪与非罪的界限。对执法者及时移交涉及知识产权犯罪的案件和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用刑法维权以及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人的一般预防不无裨益。

综上述, 面对当下中国知识产权侵权的现实, 在知识产权犯罪立法中采用散在型的立法模式是可取的。

(三) 刑法谦抑性基础上的知识产权犯罪圈的划定

由于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知识产权种类较少, 不仅不利于履行国际义务 (比如履行TRIPS的相关规定) 也不利于国内知识产权的长远保护。这一问题若采用散在型的知识产权犯罪立法模式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但采用该立法模式意味着知识产权犯罪圈的扩大和立法的超前性提高, 进而影响散在型立法模式的可行性。因此, 笔者主张采用散在型立法模式应当以刑法的谦抑性为基础, 同时处理好刑法与其前置性法律之间的关系。

首先, 关于刑法的谦抑性, 一般是指即使行为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 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 采取其他社会统制手段才是最理想的。只有在其他社会统制手段不充分时, 或者其他社会统制手段 (如私刑) 过于强烈, 有代之以刑法的必要性时, 才可以动用。这叫刑法的补充性或者谦抑性。 (4) 这表明, 采用散在型立法模式并不意味着只要民事、行政和经济等法律规定了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就要在其之后配备上刑法规范。知识产权为私权的属性决定了只有当某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通过民事、行政和经济等非刑事法律手段达不到预期效果时才应将该侵权行为犯罪化。同时, 若民事、行政和经济等非刑事法律对某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尚未做出任何处罚性的规定时, 不宜直接动用刑法予以调整。比如我国1979年刑法曾在第127条规定了假冒商标罪, 而在1982年我国才颁布了第一部商标法, 这种做法显然是不足取的。

其次, 坚持刑法的谦抑性还意味着适用较轻刑罚能够达到预期效果时不宜适用较重的刑罚。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法定刑, 理论上呼吁较多的是减少自由刑的刑期, 降低其适用频率, 同时重视罚金刑和资格刑的适用。应该说这一呼吁是符合现代社会刑罚轻刑化趋势的, 笔者认为将这一呼吁付诸实践应当着力做好以下两点:其一, 罚金刑应当设置最高限额, 而自由刑则应控制在3年以下为宜, 在此前提下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其二, 关于资格刑, 我国刑法并未在知识产权犯罪领域规定资格刑。所谓资格刑是剥夺犯罪分子享有或行使一定权利的刑罚总称, 广义的资格刑不仅作为刑罚主刑附加适用或者对某种轻微罪行单独适用的刑罚, 而且可以作为对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 仍不能从事某种职业或行使某种公权的一种刑罚的延伸。 (5) 在我国,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资格刑的内容应至少包括剥夺犯罪人设立企业、参加行业组织、从事某种职业以及经营某项产品等权利。另外, 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考虑, 资格刑应当设置一定的刑期, 剥夺犯罪人的某项权利终身并不可取。考虑到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性, 实践中吊销营业执照作为一种行政处罚应当明确其性质和处罚期限等。

三、结语: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对策本土化的前景展望

良好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应当是随着一国的经济发展在其本土自发生成的, 这样的制度由于有了广泛的民众基础, 不至于大范围地出现与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不相融合的局面。反之, 则应在保护本国传统知识的基础上, 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知识产权保护经验, 补己之短, 以从整体上保护本国的知识产权。自2005年1月, 国务院决定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以来, 各项工作均有条不紊地展开。在2008年6月5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通知》中指出, 我国实施知识产权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 把我国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在国内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上新型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博弈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 欲在整体上达到知识产权保护的较高水平对我国而言可谓任重而道远。因此, 上述知识产权保护的战略目标仅具有阶段性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对策的本土化是个永恒的话题。

摘要：我国现行刑法在其分则第3章第7节集中规定了7种类型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然而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现状不容乐观。一方面, 我国自身特有的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尚处于较低水平;另一方面, 国际上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呼声此起彼伏。此种情况下, 欲使我国刑法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应首先从刑法的立法本位、立法模式以及知识产权犯罪圈的合理划定等方面去考量, 并进而考查其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

关键词：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本土化

注释

1 资料来源:http://wiki.mbalib.com/wiki/, 2009年3月1日访问。

2 所谓适当应该是充分考虑本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实际上, 纯粹的强保护或者绝对的弱保护都不是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战略的最佳选择, 更何况强保护与弱保护只是相对而言, 并无绝对的意义。参见田宏杰:“论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保护。”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

3 郑成思“:信息、知识产权与中国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 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挑战与应对---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论文集》,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年版, 第21-24页。

4 [日]平野龙一著:《现代刑法的机能》, 转引自张明楷著:《刑法格言的现代展开》,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第103-104页。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制度 篇6

早期的企业形态带有浓重的“人合性”色彩和特征,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 企业经营朝着规模化、资本化和社会化的方向不断迈进。随后出现的资合公司以资本为核心, 公司定位于资本, 公司资本制度于是在这样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逐步建立起来了。

一、公司资本制度刑法保护之概述

公司资本制度有两种理解, 狭义上的公司资本制度是指公司资本的形成、维持、退出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上的公司资本制度是指围绕股东的股权投资而形成的关于公司资本运作的一系列概念网、规则群与制度链的配套体系。[1] 从一般意义上讲, 狭义的理解无法反映公司资本制度的全貌, 必须从广义上进行理解。而公司资本制度的刑法保护是指为了保护公司独立的财产利益和法律人格不受股东和业务执行人的非法侵害, 保护债权人和社会交易安全, 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 运用刑罚手段惩治公司资本犯罪行为, 进而预防公司资本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2]

二、我国公司资本犯罪及其法律规制的现状

(一) 我国公司资本犯罪的现状

对公司资本犯罪的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 还没有明确的概念对公司资本犯罪予以界定。一般认为,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虚报注册资本罪与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等属于典型的公司资本犯罪, 这类犯罪明显的特征就是违反了公司法律规范, 侵害了公司资本制度, 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和社会交易安全, 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且其一般涉及的金额较大, 给公司及相关经济主体造成的损失数额亦较大, 更重要的是因公司资本犯罪行为而导致的社会不信任的扩散。现阶段, 我国社会的信用现状急需重构, 在公司这一领域重塑基本信用, 对公司资本制度予以完善显得尤为重要。

(二) 我国公司资本犯罪法律规制的现状

纵观我国现行刑法保护公司资本制度的相关规定, 其所具有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对侵害公司资本制度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制比较系统全面。现行刑法涉及的公司资本犯罪有:虚报注册资本罪, 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 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 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 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 中介组织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其次, 现行刑法有关公司资本制度的规定符合我国的现状, 具有现实针对性, 例如虚假出资罪和抽逃出资罪就是专门针对“皮包公司”而设置的, 目的就是以刑罚手段遏制和制止经济领域愈演愈烈的公司资本违法犯罪行为。最后, 法益保护的均衡和适度也是其中的一个亮点。公司资本犯罪的成立, 须以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情节严重为前提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具体明确和更具操作性的司法解释。

虽然我国对公司资本犯罪的规定相对比较完善, 但与发达国家、我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比而言,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三、完善我国公司资本犯罪刑事立法保护的构思

(一) 刑法与公司法的相互衔接与配合

刑法有关公司资本犯罪构成要件的设定缺乏公司法的支持而不够细致和严密, 这构成了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刑事保护立法的重大缺陷。针对这一现状, 可行的做法就是基于刑法对公司法的有限依附性, 刑法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须以公司法律规范为依据, 借助于公司法的帮助和支持对公司资本犯罪行为予以规制。

笔者认为, 公司资本制度的法律规范方面存在的诸多空白使刑法对作为新型经济犯罪的公司资本犯罪的规制显得乏力, 作为长久之计, 公司法应逐步修改完善。我国在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往往是法律规范的制定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因此,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司法有关公司资本制度的规定对于公司资本制度的刑事立法保护是至关重要的。

(二) 立法模式的优化选择

刑法立法模式是刑法对犯罪行为确定其罪名和罪状以及设定其法定刑的不同方式和范式, 是根据一定的法的体系和内容特点决定的立法表现方式的类型。[3] 在刑法典对大部分犯罪行为做出立法规定的基础上, 通过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方式对那些变动较大的犯罪以及若干法定犯做出立法规定, 以提高立法的应变能力, 能有效弥补刑法典固有的不足。立法机关可以通过单行刑法的模式可以对刑法典中相应的刑法规范做出局部的和部分的修改、补充和调整, 因而不失为一种及时和有效补充的立法模式。附属刑法的模式就是在刑法之外的部门法当中, 如经济法、商法、行政法中直接规定有关刑事责任的条款。应该说, 两种辅助模式各有长短, 在刑法典不作轻易修改的前提下, 笔者认为, 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刑事保护立法应采取以附属刑法为主、单行刑法为辅的模式来弥补刑法典固有的不足, 吸取两者之长不断提高刑法的应变能力。

(三) 增设新的公司资本犯罪类型

有效的立法应反映社会之现状及发展趋势, 应针对并有效应对社会现实之犯罪态势。为切实有效地保护公司资本制度, 保障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的顺利建立和发展, 我国刑法有必要增设新的公司资本犯罪类型。笔者认为, 有必要增设欺诈增资罪, 即公司业务执行人为达到公司增资之目的, 违背公司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 而对新增资本之认缴及筹集做虚假陈述和说明, 欺诈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只对公司设立阶段、为达到公司设立之目的而向公司登记机关虚报注册资本的犯罪行为进行了规范, 却没有对发生于公司经营阶段的、同样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欺诈增资行为进行规范, 既不全面也不平等。因此, 对于这一立法空白及时予以弥补是符合现实状况的。

摘要：对公司资本制度予以刑法保护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公司资本犯罪行为不断呈现新的形式, 通过对我国公司资本犯罪现状的介绍, 尝试对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刑事立法保护的完善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公司资本制度,公司资本犯罪,刑法保护

参考文献

[1]公司资本制度[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3435364.htm, 2012-8-21.

[2]王彦明.公司资本制度的刑法保护[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