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绿色食品（共12篇）
国外绿色食品 篇1
加拿大超市每天清理过期食品
晚上9点, 在一家营业到深夜12点的大型连锁超市, 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正逐一检查货架上的各类糕点, 只见他不时地把各种面包放进了身边小车上的大塑料袋里。
记者很好奇, 走近了一步, 发现自己常买的那种面包也被扔进了袋子里。“为什么不卖了, 有什么问题吗?”“哦, 对不起, 这些面包明天就要过期了, 所以要处理掉”。“这么好的东西扔掉多么可惜啊”。“不会的, 我们今晚就会把这些糕点送到食品周济库, 明天一早他们就会分发给需要食物援助的人了”。
据了解, 把即将过期的食物减价出售或捐给慈善机构, 把已过期的食品销毁是商家的惯常做法。在加拿大, 几乎所有的超市都会在晚上结业前的2～3 h内, 把当天或是第2天必须卖完的食物以非常低的价格卖掉。那些即使打折后仍未卖完的食品就被当成垃圾处理了。如果因极个别疏漏, 没有及时把过期食品下架, 一旦被发现或收到顾客的投诉, 他们会马上将这些漏网之鱼处理掉, 确保消费者的利益和自己的声誉。
在法律上, 加拿大严格禁止销售过期食品。卫生部《加拿大食品和药物法案》中明文规定:任何人都不可销售劣质食品。在卫生专家看来, 食品存放时间过期, 会增大被细菌感染的可能, 对人们的健康和安全构成伤害, 因此理所当然归属于“劣质食品”类。加拿大疾病控制中心的食品安全专家林恩·威尔科特明确表示:任何商家都不应以任何形式来销售任何过期食品, 这是违反政府法规的。
英国过了最佳食用期就得打折
每晚赶在超市下班前, 购买既便宜又绝对安全的快过期食品, 是很多英国人的做法。人们的信赖主要源于英国在食品安全上的严格规定和监管, 若销售方不遵守法规, 一旦查出将会面临被民众起诉和巨额罚款的危险。
超市里这些打折商品并不是食品过了保质期, 而只是过了最佳食用期。英国食品标准局发言人告诉记者:“最佳食用日期标志着食物的口感, 而非食物的质量。”因此吃过了最佳食用期的食品, 绝对不会导致食物中毒。英国环保组织“废品与资源行动计划”发起过食品节约活动, 挨家挨户教人们怎么理解“最佳食用日期”, 如何区分“此日期前最佳”、“此日期前食用”和“出售期限”。
英国《食品安全法》条例严厉, 一般违法行为根据具体情节就会被处以5 000英镑的罚款或3个月内的监禁。情节和后果十分严重的, 最高会处以无上限罚款或2年监禁。英国食品安全监管由联邦政府、地方主管部门及多个组织共同承担。例如, 食品安全质量由卫生部等机构负责;肉类的安全、屠宰场的卫生及巡查由肉类卫生服务局管理;而超市、餐馆及食品零售店的检查则由地方管理当局管辖。
日本过期食物做成有机肥料
日本人离不开便利店, 24 h营业的便利店遍布大街小巷。食品架上, 通常摆着便当、面包、饭团、三明治等保质期只有1～2 d的食品, 为保证新鲜, 店主会在距保质时间几个小时前就丢弃。据悉, 日本每天有几十吨食品垃圾产生。那么日本便利店是如何处理这些下架食品的呢?总体上来说, 日本便利店将下架食品都做成了肥料和饲料, 从而形成一个循环再生系统。
拿日本24 h便利店“罗森”来说, 商店将下架食品先交给“废弃物处理商” (日本专门帮企业等处理垃圾的公司) , 然后处理商会将简单处理过的、没有异味的食品送到日本“堆肥处理工厂”, 在那里经过简单加工后, 堆肥最后卖给日本肥料公司。肥料公司再加入鸡粪等有机肥料以后, 将堆肥变成有机肥料, 然后分发给和“罗森”有契约关系的农户。这些农户用这些有机肥料种植的蔬菜, 将来被送到“罗森”的便当工厂, 作为蔬菜沙拉或者便当内的菜肴。
“7-11”便利店早在1998年就在北海道札幌市内实施家畜饲料化实验, 将下架食品加工成猪饲料, 卖给养猪农户。农户将来再将饲养的猪卖给“7-11”便当工厂当原料, 猪的粪尿则加工成有机肥料。
德美快过期食品用作慈善
即将过期和过期的食品, 不少人都会丢弃。殊不知, 在德国和美国, 这些食物都会变废为宝。
在德国, 近年来随着生物发电再生能源发电市场的发展, 就连被倒掉的食品垃圾也被用来发电。德国联邦食品回收协会就有80家回收食品中型公司, 他们利用这些食物垃圾发酵后产生的沼气来发电发热。上门回收处理餐饮业泔水的瑞食品公司, 每年处理25万t食品垃圾, 发电5400万度, 可供2.5万个家庭用电。发电后剩下的生物燃油, 既环保又可赢利。联邦食品回收协会对记者说, 利用过期食品, 德国每年节省至少200亿欧元。
在德国和美国, 即将过期的食品常被用于慈善事业。“救济餐桌”是德国一家拥有800家分支机构的公益组织, 仅柏林市内就有13家。据悉, 德国有70万人定期到救济餐桌用餐和领取食品, 通常都是免费, 也有的要求用餐者支付一欧元或者五十欧分的象征性费用。储存食品的场所由厂房翻修改造, 配有运货车和冷库。司机每天早上8点开车出门, 沿固定路线从超市、面包房、旅馆收集食品。
在美国, 几乎每家超市每天都会拿出即将过期的食物捐献给穷人。美国农业部开展了多项食品和营养免费资助项目, 提供的食品大多来自企业捐助。项目分类非常细致:如“紧急食品帮助计划”给生活困难的人提供最基本的食物, 诸如面包、饮料、奶酪, 此外还有专门针对老人和儿童的计划。
新西兰查出过期食物关店整改
新西兰对涉及千家万户健康的食品卫生问题高度重视, 对食品安全控制得非常严格。
记者留学期间曾在当地连锁餐馆打工, 总公司会派出检查人员定期上门检查食物情况及整个店的卫生情况。如果几次检查发现店里有过期食物, 就会被要求关店整改。如果顾客在餐馆里发现不卫生的食品, 可以投诉。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局的会立即派人到店面检查, 并责令尽快整改。
对食品安全的重视还表现在对过期食品的严格处理上。奥克兰市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部门经理艾琳告诉记者, 过期的食物, 超市会分类处理。过期的肉类食品直接扔进垃圾桶;乳制品由养猪场派人来收集做肥料;杂货食品和罐头食品送到慈善组织, 由他们安排发给有需要的人。
艾琳经理还特别提到, 超市食品外包装上通常有“食用日期”和“最佳食用日期”的标识。“食用日期”是指在这个日期之后继续食用该食品可能影响健康, 超市必须停止销售。超市贩卖已经过了“食用日期”的食物属于违法的行为。如果被发现是故意贩卖过期食品, 将受到罚款处理。“最佳食用日期”是指食品的质量在该日期之后就会减低, 但继续食用不会有健康安全问题。在合理存放的前提下, 零售商还是可以继续出售过的, 但通常都也会降价处理。
国外绿色食品 篇2
法国
在法国，保障食品安全的重点工作是打击舞弊行为和畜牧业监督，食品总局负责保证动植物及其产品的卫生安全、监督质量体系管理等，竞争、消费和打击舞弊总局则负责检查包括食品标签、添加剂在内的各项指标。在销售环节，采取信息透明化，除了每种商品都要标明生产日期、保质期、成分等必需内容外，法国法律还规定，凡是涉及转基因的食品，不论是种植时使用了转基因种子，还是加工时使用了转基因添加剂等，都须在标签上标明。此外，法国规定，食品中所有的添加剂必须详细列出。
美国
美国政府在食品安全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增加透明度，让公众参与监督；二是对食品加工生产的全过程进行监管。与之相配套的是涵盖食品产业各环节的食品安全法律及产业标准，既有类似《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这样的综合性法律，也有《食品添加剂修正案》这样的具体法规。一旦被查出食品有问题，食品供应商和销售商将面临严厉的处罚和数目惊人的巨额罚款。
德国
德国政府实行的食品安全监管以及食品企业自查和报告制度，是德国保护消费者健康的决定性机制。食品生产企业都要在当地食品监督部门登记注册，并被归入风险列表中。监管部门按照风险的高低确定各企业抽样样品的数量，检验内容包括样本成分、病菌类型及数量等。德国食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企业有义务自行记录所用原料的质量，而进货渠道和销售对象等信息也都必须有记录为证。另外欧盟范围内已经初步形成了统一、有效的食品安全防范机制，即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警报系统。德国新的《食品和饲料法典》和《添加剂许可法规》的一大特点就是与欧盟法律法规接轨。
日本
日本采用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农业和食品政策。如今，食品只有通过“重重关卡”才能登上百姓的餐桌。在农产品生产环节，日本实施关于食品中残留农药的“肯定列表制度”,设定残留限量标准的对象增加到799种，且必须定期对所有农药和兽药残留量进行抽检。在食品加工环节，原则上除厚生劳动省指定的食品添加剂外，食品生产企业一律不得制造、进口、销售和使用其他添加剂。在食品流通和销售环节，实行严格的食品标注制度，明确制定了生鲜食品和加工食品的产品标注标准。此外，转基因农产品及以其为原料的加工食品有标明为转基因食品的义务。
盘点国外食品监管措施 篇3
事实上，从历年来全球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来看，包括美国、日本、德国等被普遍认为食品安全情况良好的国家和地区都曾发生过类似事件。
发达国家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已有了上百年的法治保障，不仅立法相对完善，执法同样到位，并且随着新情况的不断出现而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法治。他们的经验，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
不断改革“过时”法律
在美国，近年来曾不断发生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2006年“毒菠菜事件”致3人死亡；2008年检出含有“微量”三聚氰胺的婴儿奶粉……
2009年1月，美国花生公司布莱克利工厂生产的花生酱被沙门氏菌污染，导致9人死亡。这一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发表评论，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不但“过时”，而且严重危害公共健康，必须彻底进行改革。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于当年加快了食品安全立法进程，继《2009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后，又通过了几经修改的《2009年食品安全加强法案》。2011年1月，奥巴马签署《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迎来一次大变革。
早在1906年，美国国会通过《食品药品法》和《肉类制品监督法》，食品安全开始纳入法制化轨道运转。上世纪50至60年代，针对滥用食品添加剂、农药、杀虫剂和除草剂等化学合成制剂的情况，美国政府先后出台《食品添加剂修正案》《色素添加剂修正案》《联邦杀虫剂、杀真菌剂和灭鼠剂法》等多部法律。
欧洲一些国家的食品监管体系同样经过了长期积累和发展。德国食品法的历史则最早可追溯到1879年。迄今，德国关于食品安全的各种法律法规多达200多个。
启示：没有什么制度是万能的，即使美国这样相对先进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仍需不断完善，与时俱进。
多层次预防监控
美国2011年颁布《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核心，就是强调食品安全应以预防为主。无论美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凡是在美国生产、加工、包装、仓储或者销售人类或动物食品、药物及其添加剂的业主或者经营、处理食品的地点，都必须每年一次主动到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网站上登记注册，拒绝或逃避登记者将面临10年有期徒刑。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根据登记追踪食品和药物的生产与销售情况，农业部和卫生部两大主管部门在全美有庞大的现场检查员队伍，对各环节进行严格监控。
美国各级政府主要职能部门设有24小时投诉热线电话和投诉网页，各种保护消费者权益组织、新闻媒体随时随地进行舆论监督。
最特别的是美国还建立了食品厂商自查和互相监督机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设有一个“通报食品登记网”，食品各个环节的责任方可以自查或者监督同业者，将需通报的信息报告给该网站，以便追踪有问题食品走向。
法律规定，责任方必须在发现问题的24小时之内向“通报食品登记网”提交报告，有问题食品隐瞒不报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该网站对于所有用户提交的所有资料保密。
启示：政府监管、公众监督特别是业内检查、互查，对于食品安全这一专业问题，能更有效地构建监管体系。
食物都要建立“身份证”
人的身份证号是伴随一生的唯一号码，记录、关联诸多个人信息。在许多国家，食物从生产出的那一刻已有了自己的“身份证”。
在德国，消费者在超市里见到的鸡蛋上都有一行红色数字，其中第一位数字用来表示产蛋母鸡的饲养方式，其余数字和字母则分别表示母鸡是否圈养，出产地、所在养鸡场直至鸡舍、鸡笼的编号。
英国食品标准署连食品产地也监测，并且长期持续。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大量放射性物质飘散到欧洲上空，20多年来英国食品标准署一直监控当地绵羊情况，2009年还发布公告称仍有369家农场的绵羊产品受限。
一旦出现食品安全危机，可以根据食物“身份证”迅速找到原因。2010年12月底，德国安全食品管理机构在一些鸡蛋中发现超标的致癌物质二恶英，通过对有毒鸡蛋的追查，很快锁定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一家饲料原料提供企业。
这家公司将受到工业原料污染的脂肪酸提供给生产饲料的企业，导致了其下游产业产品二恶英超标。随后德国政府迅速隔离了4700个受波及的养猪场和家禽饲养场，强制宰杀了超过8000只鸡。
启示：人的“身份证”与个人信息、信用情况息息相关，这样唯一的编码出现在食物身上，也能有效串起生产链上每个责任主体。
“特严关照”大型企业
无论是此前的“三鹿”奶粉事件，还是如今的福喜事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是因为他们都是在食品行业内举足轻重的大型企业。
在美国，从法规到执法部门都对大型企业实施了特别严格的“关照”。2010年夏天，全美范围内爆发的沙门氏菌病毒被归咎于地处爱荷华州的两大鸡蛋厂商身上，两家公司主动召回5亿枚问题鸡蛋。2010年7月起，美国开始对5万只产蛋鸡以上大型鸡蛋生产商实施鸡蛋安全生产相关规定。
一旦出现问题，知名企业将面临重大责罚。2009年，美国司法部对美国制药巨头辉瑞公司提出营销过程中故意夸大13种药品适用范围的刑事指控，并开出了创纪录的23亿美元罚款，相当于该公司年收入的30%。
启示：“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大公司市场占有率高、行业影响大，更应在安全方面作出表率。政府部门应重点监管而非“免检”。
问题食品第一时间召回
问题食品召回制度是一种补救措施，是防止问题食品流向餐桌的最后一道屏障，也能减少食品安全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
奥巴马食品监管改革要点之一就是授予美国药管局强制召回权，可以直接下令召回而无需要求生产厂家自愿。日本的食品监管重视企业的召回责任，报纸上经常有主动召回食品的广告。
在国外，厂商之所以愿意主动召回，主要是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时再补救，会被处以巨额的惩罚性赔偿，还会面临旷日持久的消费者集体诉讼。此外，厂商不及时召回“问题产品”被曝光，信用度将大打折扣，将给企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启示：通过经济手段强化企业自身社会责任意识。
罚到企业倾家荡产
“罚到倾家荡产”是不少人对食品安全法律的期待。事实上，在许多国家这一愿望已成为现实。
2006年，英格兰一家餐馆被一位40多岁的妇女告上法庭，因为该妇女吃了一些带羊肉的菜出现过敏并引发其他病症，导致这名妇女过去半年内不得不在家中休养。最后，这家餐馆被罚45万英镑，饭店因无力负担巨额罚金宣布倒闭。
英国的《食品安全法》规定，一般违法行为可处以5000英镑的罚款或3个月以内的监禁。如果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食品或提供食品致人健康受损的，将处以最高2万英镑的罚款或6个月监禁。情节和后果十分严重的，当局会对违法者最高处以无上限罚款或2年监禁。
2004年6月，韩国曝出了“垃圾饺子”风波。韩国《食品卫生法》随之修改，除明确刑责外，被判刑者10年内将被禁止在 《食品卫生法》所管辖的领域从事经营活动。
启示：严刑峻法是针对食品安全犯罪最好的震慑。
食品信息如实传达给公众
转基因食品到底能不能吃？食品添加剂到底有没有毒？合成色素对人有何影响？
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有一些“有争议”的食用成分是“允许使用”，但是强制生产者如实标明是否使用的信息。
例如令国人感到恐慌的食品添加剂，在美国等国家允许使用，但食品添加剂本身必须是合格产品；使用了食品添加剂必须如实标注。
主管部门的立法与执法目标，不应是“决定什么能吃”，而是保证把食品的“科学信息”如实传达给公众。
在国外，随意传播涉及食品安全的信息可能违法。美国13个州通过的《素食者诽谤法案》，媒体和个人不能随便说食品有问题，除非有非常确凿的证据。
1996年，美国著名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在她的谈话节目中和素食者评论家霍华德·莱曼作出对牛肉可能感染疯牛病的评论。随后他们被养牛农场主和食品加工商起诉。
虽然最后陪审团认为奥普拉和莱曼的评论并不对养牛人构成诽谤，但奥普拉仍然支付了近千万美元的赔偿。
国外食品安全监管研究 篇4
(一) 第三方审核制度。
在每一个发达国家都有法律的文件来管辖食品安全, 欧盟有一些非常详细的食品安全要求, 其中还包括一些特定食品的微生物标准。在美国有食品安全现代法案 (FSMA) , 在加拿大有加拿大食品安全法等。这些法案试图保持与制造业同步发展的一个领域是在检查和审核方面。食品安全是每个人在食品供应链中都应负的责任, 而第三方审核方法可能是最有效的验证食品供应链安全的方式。
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引入第三方审核机制, 对于市场主体来说至少存在以下作用:保护品牌和市场份额、减少交易成本、有助于避免成本高昂的食品召回、避免承担赔偿责任等;而对于监管机构来说, 第三方审核机制的引入意义则在于, 它整合了传统的自上而下式的监管模式以及私人部门中早已存在的自愿监管机制, 政府监管机构可以在不需要增加财政支出和人力投入的情况下实现监管职能。
为加强进口食品安全监管, 美国的食品安全现代法引入了第三方审核机制, 这些机制适用于三个方面的监管活动, 包括对外国食品加工企业的检查、对外国供应商的验证和对自愿合格进口商的认证。第三方审核的独立保障是审核机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国监管研究学者Tirole对交易过程中第三方独立性的重要意义进行了研究发现, 如果第三方缺乏独立性, 市场交易各方就可能出现结盟的现象, 而一旦结盟实现, 披露信息的过程就会受到阻碍, 因此是否能够保证第三方审核机构的独立性, 直接关系到其对不同的食品品质进行区分的可能性和意愿。为了确保审核报告的独立性, 美国立法规定经认可的第三方审核机构不得是接受审核的企业所有人或者经营者所拥有、管理或者控制。在实施对企业的监管性审核时, 审核机构必须有相应程序保障其雇员与接受审核企业之间不存在金钱利益的冲突。
(二) HACCP。
当今世界, 食品安全问题已引起社会公众的空前关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HACCP) 是一种简便、合理且专业性很强的食品安全质量控制体系, 其优点是将安全保证的重点由传统的对最终产品的检验转移到对工艺过程及原料质量进行管理, 避免因批量生产不合格产品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HACCP是提供一种以科学逻辑为基础的控制危害食品的微生物、化学性和物理性因素的方法, 是为保证食品安全而在生产加工和销售过程中所采用的一种科学、合理和完善的鉴别、判断及控制危害的方法, 是预防性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其特点在于事先防范, 分析出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害点, 确定关键点, 建立关键限值, 采取有效的监控以确保食品安全卫生, 预防和控制食品生产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潜在危害, 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
美国研究学者在对过程管理中的HACCP体系进行的分析显示, 合理的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导入HACCP体系, 相较于政府直接命令和干预企业生产对实现食品安全更有效率;但是HACCP体系的有效运转依赖于企业各级人员对该体系的理解。经研究发现至少有一半的人员对该体系并不了解, 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相关设施成为HACCP体系无法有效运行的主要因素, 通过引入HACCP体系来监管和提高食品安全, 必须加大对相关人员的培训。
(三) 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
民间的消费者保护团体也成为欧美等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中的重要力量。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反对反式脂肪酸的问题。反式脂肪酸可以优化食品的口感、延长保持期, 但其能够导致心血管疾病等问题。因此, 在消费者的力促下, 2003年丹麦的消费者率先在全球范围内反对反式脂肪酸, 并迫使相关部门发出限令:禁止出售反式脂肪酸超过2%的产品。与此同时, 2005年美国消费者也加入到反对反式脂肪酸的行列中, 旧金山的消费者甚至在当地律师的带领下起诉麦当劳未及时改用含反式脂肪酸量较低的食用油。
很多发达国家也都设立了食品安全的相关课程对消费者进行教育。例如, 1960年日本政府专门设立了消费者教育的国民生活中心, 并且食品安全教育的相关课程也深入到中小学生的教育中。同时, 1994年起美国政府还将每年的9月定为“国家食品安全教育月”, 以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 美国政府以及相应的民间团体还会不断地开展一系列的培训活动, 进一步宣传食品安全的有关知识, 从而充分地保证了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获知。此外, 在发达国家一旦被查出食品安全有问题, 食品供应商和销售商将面临严厉的处罚和数目惊人的巨额罚款。百密一疏, 万一食品安全出现问题, 召回制度就会发挥作用。
二、对我国的启示
近年来,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关于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问题也一再成为热点。传统以政府主导的分段监管为主、分类监管和分段监管相结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无法应对数量庞大的食品生产企业, 监管资源不足和分布不均的现实要求社会必须重新审视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 食品安全监管既要加强政府的监管能力, 又要集中社会力量,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第三方审核机构、消费者等多元主体的积极互动, 改变由政府主导的单一治理模式, 采取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多元合作共治。
首先, 我国食品行业主要特征:食品企业规模较小、食品生产环节众多。两大产业特征导致市场主体供需双方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并且随着食品贸易的发展而变得更加严重。而且就我国来说, 出口食品的质量要普遍高于国内, 监管部门在出口食品安全监管上投入了巨大的成本, 将有限的监管资源集中用于出口食品上, 无形之中也挤占了或许更为紧迫的国内食品安全问题。考虑到这些问题, 美国食品安全法在引入第三方审核机制方面所做的探索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其次, 由于食品安全的信用品特性, 食品安全的政府管制政策对提高食品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具有深远的影响。政府的管理手段应以市场激励为主、行政管制为辅, 即政府除了负责政策与相关法律制定以完善法制环境和市场秩序外, 主要是创造支持性环境, 使企业生产安全食品的收益内部化, 引导大中型企业实施HACCP体系。
最后, 我国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并不强。很多城镇居民对食品安全, 如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的认识都比较肤浅。很多消费者对目前食品安全的形势持相对悲观的态度, 而当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时, 绝大多数并不向消费者协会或者相关的监管部门进行投诉。我国政府也并未充分地发挥其在食品安全方面的宣传作用, 有关的卫生监督部门也未对《食品安全法》进行有力的宣传, 这使得我国的消费者群体总体食品安全意识不强。对于这种情形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 加大对消费者的教育, 使消费者在权益受到损害时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
摘要：食品安全关乎民生, 是保证人类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基础。通过食品安全规制保证食品的质量安全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同时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课题。本文通过对美国、加拿大等欧美发达国家监管体系分析, 选出三种较为重要的监管形式进行研究, 并提出为我国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治理带来的启示。
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管,国外
参考文献
[1]杨鹭花.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食物与营养, 2007.9.
[2]吴才毓.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综述[J].现代经济信息, 2009.9.
国外绿色食品 篇5
大豆饮料原本就含有异黄酮成分，现在再外加大豆异黄酮提取物强化了这一成分，但是强化时异黄酮的溶解性是个问题。为此，在溶解大豆异黄酮浓缩物时需配加乳化剂，或者通过均质机进行均质处理。
豆奶及以大豆为基料的饮料也有外加各种形式大豆蛋白的，饮料中大多使用分离大豆蛋白和浓缩大豆蛋白。供应大豆蛋白和异黄酮公司的应用研究人员第兰克塔·埃戈巴特博士指出：“为了形成各种不同黏性状态，市场上的许多大豆分离蛋白可以使最终制品饮料保持良好的性质。”为制作有稳妥黏度的大豆“夏克”，需要使用高黏度蛋白质，而制作类似牛奶黏度的高蛋白质“夏克”，则需使用低黏度蛋白质。为制作果汁基础的饮料，还需经过特殊的稳定化处理，以使用果胶为稳定剂最理想，工艺中还同时需要均质机处理。
埃戈巴特博士指出，制作透明型液体饮料的大豆蛋白迄今为止市场上还没有，“只要少量使用大豆蛋白，就会形成较为混浊的饮料。现在，为制作透明饮料需要使用相当水解度的蛋白制品，但市面上尚无相应的产品，而且目前尚未得到证明，高度水解的大豆蛋白制品也有益于心脏健康。”
大豆蛋白加入饮料时会出现豆腥味，因此加工时需试验改良风味，现在此类试验和研究很多。在香精香料业界，目前已经开发出可供大豆饮料用的多种屏蔽性香精。在饮料用大豆蛋白市场上，用于粉末型大豆蛋白的屏蔽性香精也已有同样的开发，因此今后饮料公司可以很容易地加工制成高级大豆基料产品。
●大豆蛋白制作植物“牛肉”
美国的华盛顿食品公司、鲍卡汉堡（包）公司、拉伊特拉伊夫公司和耶布公司等许多企业现在都在市场上供应以大豆为基础材料的肉类替代制品，它们在味道、组织结构和外观上近似于肉、家禽或鱼肉制品。最早的肉替代品分别用大豆粉制成，现在已改由组织状大豆粉、大豆浓缩蛋白、大豆分离蛋白或者由它们按比例组合处理加工而成。
有关专家指出，用于制作肉代替品的大豆蛋白有多种类型：制作植物性馅饼“派”和香肠的主要使用组织状大豆粉、组织状大豆蛋白浓缩物和大豆分离蛋白；加工法兰克福香肠大多采用可赋予成品某种组织结构特性的大豆分离蛋白制品。
通常大豆分离蛋白和浓缩蛋白为提高肉代替品中的蛋白质量而使用，同时也有赋予功能性的目的。大豆浓缩物与水结合后提高了肉制品中的持水力，大豆蛋白浓缩物在粗绞碎肉糜中，在冻结、解冻和再加热过程中有保持水分的作用。
国外如何管理食品添加剂 篇6
膨大剂、塑化剂等不断曝出的食品安全问题，让消费者胆战心惊。
邻国日本也曾出现过一个“添加剂滥用时代”，他们最后通过严格立法解决了这一问题。記者就此采访了日本大阪大学生物学教授。他说：“日本在二三十年前，也处于食品添加剂滥用的时代。比如果农使用膨大剂等让水果更大、更甜、更鲜艳等。但使用后发现这会对果蔬品质产生影响，所以停止使用。日本最后通过严格立法、细化添加剂种类和严格检测等方法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日本把和食品添加剂使用有关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细致的立法，且不断改进。最早在1947年日本的《食品卫生法》中，允许的安全食品添加剂只有60种；1957年又修改了《食品卫生管理法》，规定只要是化学合成物品，不在指定名单范围内的就不允许添加到食物中；1995年日本把常用的天然添加剂划入“既存添加剂”名单：1998年又将“既存添加剂”有致癌危险的去除。至2011年3月，日本“指定添加剂”名单上的安全添加剂已达到413种。
日本对新的添加剂要进行反复试验后，确定对人体无害才使用。新种类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由日本食品安全委员会进行评估，该委员会先进行动物实验，然后再确定人的安全摄入量等。凡是没有试验合格的添加剂，坚决不允许使用。
加拿大：买不到增香剂
加拿大严格的食品管理制度，一直确保当地人民免受许多国际食品安全问题的侵扰。
加拿大的食品加工企业需要详细向政府汇报生产中将被使用的添加剂以及用量。作为食品加工产业下游的餐饮业也在添加剂的使用上受到很大制约。像国内被曝光的“牛肉膏”、“火锅一滴香”之类为菜品增色、增味的增香剂，在加拿大根本买不到，更没有人用。温哥华一家华人餐厅的店主王小姐说，“即使餐馆想使用食品增香剂，在加拿大也买不到，因为食品安全管理部门根本不允许进口或生产这些产品，所以也就从根本上杜绝了滥用。”
对于国际上容易出现问题的牛奶和乳制品，加拿大的管理更是严格。除监管食品加工环节的添加剂外，对于动物饲料添加剂，这个常常被忽视的安全隐患，也严抓不放。加拿大是世界上开展饲料企业认证最早的国家之一，饲料检测体系由两个官方饲料检测实验室和两个具有第三方公正的实验室组成，致力于从根本上遏制添加剂对食品安全的负面影响。
加拿大对饲料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十分严厉。对生产经营不合格饲料产品的企业，食品检验局或地方政府首先责成违规企业严格执行召回制度，收回不合格产品，然后视违法产品的数量和程度处以25万加元以下的罚款；对卫生指标严重超标和造成质量安全事故的企业实行强制措施，包括产品查封扣押和对违法者起诉，并对法人处以2年以下监禁等。
美国：用量都是最低限
美国目前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约有3200种，在添加剂风险评估、更新标准、加大监管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
在添加剂审批监管方面，《食品和药品管理法》规定：在添加剂使用前，使用者必须提出申请，申请书包括的内容十分复杂。繁琐的审批程序不但可确保添加剂的安全使用，而且提高了使用添加剂的成本，企业和工厂对添加剂的使用会格外小心。
美国虽然是允许使用添加剂品种最多的国家，但是对其用量和用途都有严格的规定。如在许多国家都可以用作食品着色剂的氧化铁类添加剂，在美国只被允许用在化妆品中。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允许限量使用的富马酸钙，在美国也被认为安全性未能确认而根本不允许应用于食品调味剂和香水。
“政府的监管和抽查真正确保了企业能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将规定真正落实。”长年从事食品出口贸易的徐先生深有体会，“很多时候做国内生意的厂家只要通过食品上线前的检查就万事大吉了，日后的生产不一定严格遵守行业标准。但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上市后还会被不定期抽查。人们使用添加剂时会自觉略低于美国允许的用量，以确保顺利通过检验。”
英国：添加剂种类必须列入标签
“食品添加剂”是国家允许添加到食品中的物质，适量、正确地操作不会对健康造成威胁。
为避免民众对食品添加剂的疑惑和顾虑，英国建立起一套信息公开系统，从政府到食品生产商，都有责任告知公众，在其选择的食品中添加剂的使用情况。
英国食品标准局是政府机构，统一制定和管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今年初，该局更新了食品添加剂指南，主要是考虑到新的技术发展，以及如何更好地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当对某种食品添加剂使用存在多方争议时，英国食品标准局的处理方式非常透明，即公开介绍多个机构的不同观点，还建立一个自愿禁用某些食品添加剂的食品企业名单。食品生产者如希望规避这些添加剂可能带来的健康危害，可主动选择禁用，并将自己加入到企业名单中。当信息公开透明地公布之后，消费者就可以放心地自主选择了。
按照欧盟规定，食品生产商必须在食品标签上按成分、重量顺序列出所有种类的食品添加剂。不能笼统地仅标明是某一大类，还必须在包装最显眼的地方用粗体字标明，不得让消费者产生误解。此外，添加剂可能造成的过敏性反应也需要在食品外包装上标明，以提醒消费者。几乎每款食品包装背后都会有一个过敏提示的“惊叹号”，标有该食品含有什么成分可能会导致过敏。
新西兰：幼儿食品味精都不能加
新西兰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由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安全标准局（FSANZ）统一管理，新研发或引进的添加剂必须经过政府部长审批，同时由食品安全局进行安全评估和测试。食品安全局制定标准时，考虑非常细致，针对某些特殊人群的食品添加剂还有特殊的规定。
例如，妇女在怀孕期间，政府推荐的糖分添加剂只有阿斯巴甜和蔗糖素二种，并指出糖精钠和甜蜜素不建议给孕妇和2岁以下儿童服用。新西兰食品安全局对怀孕妇女每天摄人的咖啡因也有要求，怀孕期间每天摄入超过300毫克的咖啡因会增加流产概率，因此，食品安全局特别规定，能量饮料中咖啡因限量在145-320毫克。新西兰还规定亚硝酸盐不可以出现在有机食品中，味精不得使用在婴幼儿食品中。
为减少食品添加剂的危害，近年来，一些厂家开始使用天然食物添加剂，如用红菜头代替红色素。新西兰食品安全局要求食品外包装上必须标明食品所含添加剂成分，并提醒家长，购买儿童食品时，应尽可能买没有任何添加剂的。
德国：添加剂只有被许可才能使用
在德国，添加剂只有在被证明安全可靠并且技术上有必要时，才能获得使用许可证明。德国《添加剂许可法规》对允许使用哪些添加剂、使用量、可以在哪些产品中使用都有具体规定。食品生产商必须在食品标签上将所使用的添加剂一一列出。
德国食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企业有义务自行记录所用原料的质量，进货渠道和销售对象等信息也都必须有记录为证。根据这些记录，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查明问题出在哪里。
消费者自身加强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例如，一旦发现食品企业存在卫生标准不合格或者食品标签有误，可以通知当地食品监管部门。如果买回家的食品在规定的保质期内出现变质现象，也可以向食品监管部门举报。联邦消费者保护部开设有“我们吃什么”网站，提供多种有关食品安全的信息，帮助消费者加强自我保护能力。
国外食品系统理论发展及其借鉴 篇7
关键词：食品系统,系统性研究,动态结构,食品经济
食品系统理论是最近十几年在国外兴起的食品经济的新兴理论,产生于欧美在日本得到进一步发展。食品系统理论是把食品从原料生产到消费所涉及的主体和对其产生影响的外界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认识和系统研究的一个新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为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障和实现更加富裕的饮食生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在我国已有部分学者关注,但还没有系统的综述可供参考。本文阐述食品系统理论的渊源和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系统地论述了该理论的研究目的、焦点问题和研究特点,并提出在我国开展食品系统研究的意义。
一、理论渊源
食品系统理论有着三种重要的理论渊源:农业经济学、“Agribusiness”理论和“Food chain”理论。农业经济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分离出三个领域:农业经济研究、食品产业研究、食品需求研究。传统的农业经济研究是最早产生的,面对饥饿主要关注的是粮食问题,运用微观经济学研究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资源分配问题;此外在西方面对食品产业的快速发展和规模扩张,部分农业经济学者开始关注垄断问题,并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等方法研究垄断竞争结构与利润的关系;食品需求研究虽然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是从消费者需求和消费者行为来研究食品需求还是最近的趋势。这些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习惯于只进行某个阶段或环节的研究,注重研究某一产业内部的关系,从横向关联的角度寻找问题和原因,而不去关注环节之间或产业之间的纵向关系。
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食品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以食品产业主导的纵向产业间的融合加速,传统农业经济学研究的有效性被大大降低,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适应食品经济的变化成为共同的课题。1957年“Agribusiness”(农业关联产业)概念由美国哈佛大学的J.H.Davis和R.A.Goldberg提出。J.H.Davis和R.A.Goldberg(1957)在著作“A Concept of Agribusiness”中指出“Agribusiness”包括农业生产,为农业生产提供原料、设备以及提供农产品的储藏、加工、流通服务等相关企业活动。该理论的产生是以20世纪50年代美国畜牧产业的加工、饲料和育种等企业向养殖业的纵向一体化延伸为背景,60年代后一体化趋势更为迅猛,扩展到了其他农业部门。于是“Agribusiness”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研究。这些研究突破了传统农业经济学领域只关注产业内部的思维方式,从纵向研究的视角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农业的上下游关联产业,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产业组织理论来分析农资行业与农业以及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之间的要素组合和效果关系。
“Food Chain”(食物链)是英国食品经济学界使用的专门用语,原本是生态学概念,表示物种之间的食物组成关系。1982年在OECD总部举办的关于“80年代食品产业面临的课题与挑战”研讨会上,英国学者Burns等在报告中使用了“Food Chain”一词,并重新做了概念界定。Burns等(1982)把食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比作水从上游到下游,最后流入湖泊的过程。把农产品的生产阶段比作“上游”,加工与批发阶段比作“中游”,零售阶段比作“下游”,最后流入“湖泊”。此种比喻非常形象地捕捉到了产品的交易和转移过程,很快得到西方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和引用。与“Agribusiness”相比“Food Chain”概念在以下几方面有所突破:(1)不是采用“agri”而是采用“food”作为概念的名称,将“食物”而非单纯的“农”作为研究主线;(2)把食物从原料生产到加工、消费的过程比作水的流动,将自上而下的链式关系作为研究视角;(3)重视食品制造业与上下游产业的纵向关系分析。该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被介绍到日本,奠定了日后食品系统理论研究的基石。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上两种理论所存在的局限性也随之显现。“Agribusiness”是最早产生的概念,主要是基于当时美国的社会经济背景,即农业关联产业对农业领域进行的纵向一体化,作为新兴事物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人们把研究的目光聚焦于农业所受到的影响。而随着食品产业与零售业在食品经济中比重的增加,农业所占比重的下降,就农业论农业的研究方式显然已不能满足现实经济的需要。“Food Chain”的概念虽然形象地体现了食品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但只表示了自上而下的商品的转移过程,呈现的是单方向的链式结构关系。而“食品的生产与流通不只是单纯的物质及所有权的单向转移,还应该包括信息的交流和关系的持续,这些都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联结关系也并非是单纯的链式结构。”高桥(1997)。
二、食品系统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一)食品系统概念的提出
“食品系统”(1)这一用语是由“Food System”一词的直接翻译过来的,来源于英美农业经济学界。20世纪70年代受美国政府委托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B.W.Marion带领美国中西部大学的部分农业经济学者组成NC117委员会,打破传统农业经济学的横向研究方式,对美国的农业与食品制造业和流通业的纵向关系进行了探索性研究。B.W.Marion(1986)把这些成果归纳并出版,其著作“The Organiz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the U.S.Food System”给美国农业经济学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NC117在研究方法上沿用了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来研究纵向产业间关系,探讨了农业部门与下游的制造业、流通业的各种垂直整合关系的效率问题和价格形成问题。虽然书中并没有就“Food System”给出明确的定义,但从内容来看,作者把“Food System”看作是农业部门与下游经济主体的各种交易关系的总和。Agribusiness概念的提出者之一R.A.Goldberg(1985)也在其投稿论文中使用了“Food System”一词,并指出“Agribusiness”必须作为全世界规模的相互依存的“Food System”来认识。此后,这一用语被其他学者所接受,R.W.Cotterill(1993)、R.T.Rogers(1998)等人相继发表有关著作对“Food System”加以论述。
在欧洲20世纪80年代EC委员会实施了“Forecasting and Assessment in Science Technology”研究项目,食品与农业被作为项目的一部分纳入其中。在该项目的研究报告之一“Prospects for the European Food System”中首次给出了“Food System”的具体定义(Traill eds.1989)。Traill等在报告序言中指出“Food System包括Food Chain”,“Food Chain”是指“农民—食品加工业者—食品零售业者—消费者”的连锁”。“Food System不仅包括Food Chain,而且还包括农业资料与设备提供商、食品加工设备供应商等”。报告中还指出,“技术因素的影响使食品系统中各种关系越来越复杂”。从这一解释可以看出“Food System”概念是综合了先前的两个概念的内涵特征,把参与食品的生产、加工与流通以及为其提供原料和设备的组织或个人都包含在新的概念中。此概念不仅扩大了研究范围,更重要的贡献是创新性地提出了技术因素对食品系统的重要性,突破了先前只把农产品与食品生产的实际参与者作为研究对象的观念,开始关注技术等外部环境因素对食品系统的影响。食品系统概念的提出补充了原有研究的不足,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
(二)概念的重新界定
上述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引入到日本。Traill等在“Food System”的概念中综合了“Agribusiness”和“Food Chain”两个概念的特征,并创新性地提出了技术因素对食品系统的重要性,推动了食品系统相关理论的形成。但是,他仍然延续了“Food Chain”的思路,认为其联结关系依然是单向的链式关系。然而在现实的产品交易过程中,与物流和商流同时进行的信息流可能是逆向的,甚至是跳跃的。如消费者的需求信息被超市的POS系统收集后,被反馈到食品加工制造商,然后再由制造商就原料问题向农业生产者提出要求;超市也可能直接对签约产地提出要求。此外,食品的交易过程中要受到各种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和影响,如食品安全法、食品卫生法、食品标识标注法等,在各个阶段都会遇到来自“横向的影响”。因此,高桥等学者认为围绕着食品及其原料供需所形成的并非链式结构关系,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系统上的各个节点相互作用,并同时对整体产生着影响,因此必须从整体的视角出发去协调好各个部分,使其更好地配合,才能达到更好的整体绩效。
随着农业在食品经济中的比重的降低和食品加工与餐饮业比重的增加,以“Agribusiness”为代表的以农业为研究重心的理论显然已不适合现实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而“Food Chain”又像一个生态学概念,不易被人接受。基于以上认识,日本学术界经过讨论认为有必要构建一个新的理论概念,对越来越复杂的食品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多数学者认为“Food System”这一用语恰好能体现复杂的食品经济关系,但需要从理论上对此概念进行重新界定。
1994年以日本大学、东京大学等一批学者为核心成立了食品系统研究会(日本食品系统学会的前身),开始推进食品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并对食品系统进行了比较严格的概念界定。《食品系统学的世界》一书中这样定义:食品系统是“把农林水产业、农业相关产业、食品加工制造业、批发业、零售业、餐饮业和食品消费作为一个整体,从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入手进行系统化研究的一个体系。”它的范畴包括“上游”的农林水产业、“中游”的食品制造业与批发业、“下游”的食品零售业与餐饮业以及作为“湖”的最终消费者,并包括将对其产生影响的各种制度、措施和技术创新在内的系统。”(高桥1997)。这一概念的涵义与Traill等提出的概念存在着重要的差异:(1)把技术创新要素和政府的各种制度、法律措施对食品系统的影响引入到概念当中;(2)对联结关系的认识由单向的链式交易关系转变为包括信息交流和制度规范在内的复杂的系统关系。
食品系统研究会的成立受到产业界和日本政府的关注,1995年农林水产省推出了《食品系统高度化对策》项目以支援食品系统研究,并组织了“食品系统异业种交流会”,把参与食品系统的各个产业的企业召集在一起交流并探讨提高食品系统效率的问题。在政府和产业界的参与下,食品系统研究会很快转变成正式的学术机构,吸收了众多的农业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社会学、以及食品工程学、营养学的学者、产业界和政府相关部门的专家,组织各种交叉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先驱性研究成果,初步奠定了食品系统的理论基础(2)。
三、研究目的与焦点问题
在食品系统理论创建初期,学者们就研究目的,也就是这一理论为之服务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初步的共识,既“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目标,构筑和谐的食品系统(各主体的协调配合),以及在资源与环境问题背景下的食品系统的变革问题”(高桥,1997)。
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一直是各国的农业经济学者们为之研究的主要目标,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方法有所不同。食品系统研究者们认为必须改变过去一味向农业求保障的作法,只有食品系统上的各个主体协调配合,通过减少浪费、提高效率,以及改善越来越严重的由食品系统产生的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粮食和食品的安全供给。总结相关研究成果,食品系统理论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结构变动研究:主体间关系视角
食品系统是由多个纵向的独立的主体(组织)构成,其内部随时存在着不稳定性与冲突,任何一个主体的变化都将通过与其它主体的关联性对整体目标产生影响(高桥1997,2001)。因此,食品系统理论把结构变动作为其主要的研究焦点。与传统理论所不同的是这一理论更重视从主体间关系的视角对结构的动态变化进行研究。齐藤(1999,2001,2002)认为食品系统的主体间关系是下游到上游的各种纵向合作关系的集合—如零售与加工企业的PB生产关系,加工企业间的委托生产关系和OEM,加工企业与农民间的契约生产关系和垂直一体化等各种合作关系等。这些关系的形成与变动是企业行为所致,是影响食品系统的结构和最终成果的重要因素。齐藤结合了组织间关系理论中的资源优势论、交易成本理论、营销渠道理论等分析了便利店与供应商、食品企业间、食品企业与农民间各种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新山(2001,2002)认为食品系统是其构成主体间关系的集合,包括纵向与横向。并且认为其结构变动并不是由一个核心主体来操控,而是在某个部分发生变动后由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作用而影响到其他部分,从而导致整体结构变动。认为主体间关系的核心是交易与竞争,并提出调整食品系统主体间关系的是各种交易形态和价格形成机制。当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价格制度重新被调整,进而影响到交易主体和系统结构。新山(2001)以牛肉为例从结构变动、企业行为、交易形态和价格形成机制对牛肉的食品系统做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和国际比较研究。
(二)食品安全与政策研究
食品安全问题是近年受到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往往出现在食品系统当中的某一个或几个部分,通过组织间的相互关联性进行传导,而最终以危害消费者健康的形式显现。因此,为了真正确保食品安全需要一个对食品系统各主体进行系统监管的制度。中嶋(2004,2005)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分析探讨了食品安全问题与食品系统结构变化的关系及其相应的政策制度。新山(2004)从实践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确保食品系统安全的必要条件、食品安全对策及其行政制度与教育的作用。
政策研究是食品系统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课题。政府的现有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无法满足对食品系统整体进行监管的需要,从食品系统的思想出发,必须打破原有的条块式管理模式,建立能够把农业生产、食品产业、流通和消费作为一个体系,进行系统化监督与管理的新型管理模式。生源寺(2001)围绕着食品系统政策,从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和社会规制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三)技术创新对食品系统的影响研究
过去的十几年包括信息、冷藏、包装等在内的技术创新给食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不仅改变了食品系统的结构,而且也改变了消费者的饮食生活。信息技术在流通领域的应用使消费需求信息的收集变得更加容易,流通系统的主导地位也随之向信息集中的下游转移,加工制造业主导的流通系统转变为零售业主导的流通系统。大形進(1997)小林登史夫、石谷孝佑、佐藤和宪等(2001)从食品加工与流通的技术创新层面阐述了微生物、添加剂、分离与浓缩、杀菌、新材料、冷冻冷藏、包装、低温保鲜、信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对食品系统“中下游”产业的影响及其主体间相互关系的变化。如脱氧剂的开发延长了食品的保质期;Retort Pouch包装(耐高温蒸煮袋)的出现使加工食品不再仅限于罐装和瓶装,更加轻便并且能直接快速加热,使消费者的饮食生活更加便利;而超市的大型冷藏柜以及可控温的冷藏运输车使食品从生产到销售实现了全程冷链,减少了中间损耗,也促使了冷冻食品的普及。
(四)食品系统的全球化问题
活跃的粮食贸易、开发进口、海外委托生产的发展使食品系统并不仅限于一国之内,加之近几年各国和地区之间缔结的FTA(自由贸易协定)和EPA(经济合作协定)的增加,使各国的食品系统之间相互融合,形成了全球性和地区性两种趋势。这种现象对一个国家的食品系统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以日本为例,在过去的二十几年由于日元升值、国内农产品的高成本结构、零售业的价格压力以及新型需求的出现使本国的食品系统对国外的依赖程度迅速加深。下渡(1997,2005),高桥(2000),金山(2003),铃木(2005)等运用食品系统理论,通过实证和案例分析论述了农产品、食品的海外依赖对本国食品系统的影响。这些文章分析了近些年海外原料进口迅速增加的原因,认为食品加工业、零售业、餐饮业等中下游产业的竞争和成本压力,使企业为寻找低价格原料而走出去,其中贸易商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企业行为的变化对国内“上游”产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起到了限制作用,也给一些地方经济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但是进口产品的增加是结构性的,在一些品种、需求规格和价格等方面甚至是结构性互补的,具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这种依赖还在不断加深,从开发进口、委托生产到海外投资生产;从国外生产国内销售,到国外生产国外销售,各国的食品系统之间正在相互融合。另一方面多样化的进口农产品和食品也丰富了消费者的饮食生活,给消费者带来了实际利益。因此,不应简单地限制海外进口,应该理性地分析这种影响,建议政府考虑有策略的调整和扶持部分农产品的生产,寻求合作与互补。木南章等(2001)运用空间经济学和竞争理论,从产业内贸易理论的视角,研究了食品产业的国际化和东亚食品系统形成的原因,展望了全球食品系统的发展方向。
四、食品系统研究的特点与贡献
食品系统理论是一个新兴的食品经济研究领域,虽然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还比较短,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研究内容还主要集中于对概念框架的探讨、基本内涵的研究和对食品系统基本状况的研究积累。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日本,还未形成广泛的国际化研究基础,但是该理论与既有理论相比在以下几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
(一)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研究框架
随着经济的发展,围绕着食品的环境日益复杂化,而传统的农业经济研究、食品产业研究、食品需求研究等更注重某一阶段的研究,缺乏对整体的认识和基于整体目标下的对策研究,而食品系统理论把这些研究贯穿了起来,为研究围绕食品供需的整体环境提供了一个系统化研究的框架。
(二)侧重于“动态”变化的研究
相对于传统的农业经济学对产业内部结构的“静态”分析,食品系统理论更侧重于对“动态”变化的研究。通过分析食品系统的结构变化及其原因,可揭示未来围绕食品和农业的变化趋势和问题所在,为产业界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前瞻性的参考依据。
(三)注重构成主体间关系的分析
注重主体间关系的分析是食品系统理论的独特之处。由于食品系统是由多个独立的主体构成,其结构具有不稳定性。为实现食品系统的整体目标,需要各主体的协调与合作,因此关注主体间关系的变化,对预测食品系统的结构变化和绩效意义重大。
(四)把消费者纳入研究的视野
农业经济研究往往习惯于关注农业和农民的福利问题,而忽视了消费者的存在和重要性。而食品系统理论把消费者纳入研究的视野,认为消费需求才是驱动整个系统运转的原动力,消费者福利是食品系统为之服务的目标之一(高桥2002,生源寺2002)。食品系统理论不只关注农民的利益,而是把实现包括农民和消费者利益在内的各主体的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作为评价食品系统成果的一个重要依据(鈴木2001,生源寺2002)。
(五)多学科交叉研究
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技术进步的加速等使“农业—食品”问题不再只是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需要借助管理学、营销学、社会学,甚至是食品工程学、营养学领域的专家与学者的知识,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更加科学地将日益复杂化的现代农业与食品问题纳入一种整体的系统进行研究,从而对一国或地区的食品问题分析提供了更为合理和全面的研究方法。
(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模式—产官学合作
食品系统研究强调产(生产者、企业)、官(政府、行政或事业机构)、学(大学、研究机构)的三位一体合作。日本食品系统学会从成立之初便吸纳了产业界的参与,如农业合作组织、企业、消费者组织和政府部门,实现了信息的直接对接,对产业界现实存在的问题进行共同探讨,研究成果可直接反馈到产业界和政府,对其企业决策和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具有指导意义。
五、国外食品系统研究对我国的借鉴
食品系统关系国计民生,涉及国民经济的三大产业部门,包括农、牧、渔等第一产业;食品加工/制造和为其提供装备的第二产业;食品流通和消费涉及的储运、商业和餐饮业等第三产业。还包括保证其正常运行的相关行政法规和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稳步增长,已经基本解决了全体国民的温饱和营养问题,并且向着生产多元化、高质量高附加值方向发展。食品工业多年来保持快速的发展势头,“十五”期间年均增长194%,全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食品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超过2万亿,2007年达到32 42561亿元,增加值11 30649亿元,成为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餐饮业的发展更为惊人,营业收入近10年增长幅度达到400%,2007年规模以上餐饮企业营业总额超过12万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十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保持98%的高速增长,2007年GDP达到2495万亿,人均189万元。另外据2008年公布的各省统计资料显示人均GDP超过3 000美元的省份和直辖市已有10个(未包括香港和澳门),达到中等发达程度。
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食品加工和服务的外部化趋势加速。按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2007年城镇居民对加工食品和餐饮服务消费支出达到食品消费支出的70%,其中餐饮服务支出增加显著,从1997年的105%增加到2007年的21%。而对农产品的直接消费则明显下降。虽然从整体上我国的加工食品和餐饮服务消费还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其中对加工食品的单项消费仍较低,但根据国家《食品工业“十一五”发展纲要》规划,“十一五”期间我国将大力发展食品工业,年均产值增长预计达到15%,产值将超过4万亿元,食品消费中加工食品的比重提高到40%以上。
从以上分析可见,我国的农业和食品产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食品消费需求中对加工食品和餐饮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而对初级农产品的直接消费需求则下降较快。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能只关注农业而忽视食品产业其他部门对粮食(食物供给)的安全保障作用,忽视消费者需求和消费者利益。现阶段我国的食品系统仍存在着很多问题,各个构成产业分属多个部门,发展规划、管理法规和食品标准由多部门制定,缺乏有效的协调和配合,严重地阻碍了食品系统整体的良性发展。
食品系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研究框架,指出了综合农业和食品产业协调发展的思路,具有其先进性、前瞻性和科学性。对于在我国建立以食品产业为龙头、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农工商一体化的现代农业发展机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进一步完善、充实食品系统研究的内容,科学地考察和分析一国、地区乃至世界的食品系统的变化及食品系统间的相互影响,对粮食的安全保障、不断提高国民的饮食生活水平和前瞻性的政策制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借鉴国际经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食品系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研究前景十分广阔。
注释:
(1)“食品系统”一词是来自于“Food System”的直
接翻译,在我国最早介绍食品系统理论的著作《食品系统研究(斉藤修安玉发编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一书中也使用了“食品系统”这一说法。有人把它翻译成“食物系统”,但是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食物”是指供人类和动物食用的物质,所指范围过于宽泛而且无法体现加工等高层次的活动。而“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食品工业基本术语》对食品的定义是可供人类食用或饮用的物质,包括加工食品,半成品和未加工食品(不包括烟草或只作药品用的物质)。其定义范围更加符合食品系统理论的范畴,因此,本文采用“食品系统”这一用语。
(2)这些研究成果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
国外“绿色新政”风暴进展及挑战 篇8
关键词：“绿色新政”,进展,挑战
自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08年12月11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正式发出“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倡议以来,以提升政府领导力、发展绿色经济为核心的“绿色新政”风暴席卷了全球,迄今已有近两年时间。在当前阶段,各国“绿色新政”表现出哪些特点、其实际效果如何、遇到哪些挑战等问题需要我们去认真探求和深刻总结,这对推进我国 “绿色新政”、赢得未来全球“绿色竞争”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1 国外 “绿色新政”风暴进展
“绿色新政”初衷是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整治环境污染,但随之成为全球实现社会经济转型的一个契机。尽管各国推出的一揽子具体政策措施不尽相同,但经过比较和归纳后可以发现全球 “绿色新政”风暴还是具有如下一些共同特点:
1.1 制订了宏伟的 “绿色新政”战略与计划体系以指导本国未来行动
为了指导本国未来发展,许多国家纷纷制订了庞大的“绿色新政”战略与中长期计划,形成了本国“绿色新政”路线图。如英国政府2009年7月发布了《低碳转换计划》和《可再生能源战略》国家战略文件,相关部门制定了《英国可再生能源战略》、《英国低碳工业战略》等一系列配套方案。韩国在新兴经济体中率先将绿色增长确定为国家战略,于2009年7月公布了《绿色增长国家战略及五年行动计划》,从应对气候变化、开发增长动力、改变生活方式三个方面推进绿色增长战略。法国2008年12月公布的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宏伟计划共有50项之多措施。美国政府2009年1月出台的“复兴和再投资计划” 计划未来3年投入1 500亿美元发展新能源。日本2009年4月公布的《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要求在2015年之前把绿色经济规模扩大至120万亿日元(约合1.3万亿美元)。新兴经济体如印度也启动了全面性的国家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并且大力投资风能太阳能以便刺激经济发展。各国制订的“绿色新政“战略与计划体系可谓大手笔、大气势,具体目标和实施步骤也很明确,这是他们”绿色新政“政策的重要举措。
1.2 确立了本国“绿色新政”的发展重点和特色
一方面,各国实施“绿色新政”过程中,注意立足国情,扬长避短,在相应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发展重点和特色。如能源短缺的以色列优先发展太阳能、绿色高科技产业,正在成为绿色科技大国。人口不多的芬兰把发展重点放在生物燃料工程、风能、二氧化碳捕捉等绿色技术提高方面。新兴经济体之一的巴西把生物能源发展作为重点方向。发达国家如美国把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绿色新政的主要突破口、德国重点发展生态工业和太阳能等绿色能源、法国重点发展核能,英国重点发展风能等。另一方面,有一些领域是各国共同关注的重点:一是节能建筑领域,目前有法国、日本、英国、德国和韩国等很多国家将绿色建筑投资视为其经济刺激方案的重点部分;二是可再生能源领域,以色列、美国、德国、英国等国投资了大量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如风力发电厂、太阳能电厂等项目。三是绿色技术领域,谁掌握了绿色技术谁就掌握了绿色经济的命脉,英、美等发达国家视之为重点发展方向,目前在碳捕获、清洁煤、智能电网、低碳汽车等绿色技术上保持领先优势。[1]
1.3 推行“绿色新政”,政府起主导作用
尽管各国“绿色新政”强调市场在发展绿色经济中的重要性,但由于绿色经济具有投资大、收益慢等特点,决定了现阶段政府无法把绿色经济完全抛给市场,还需要政府主导推行。表现在:① 在组织方面,成立了专门机构来加强领导。 比如韩国,于2009年2月在中央层面成立了直属于总统领导的总统绿色发展委员会;在地方,则指定绿色发展具体负责人,从而强化了对全国“绿色新政”的领导。日本为了促进节能减排,成立了以首相为首的国家节能领导机构负责宏观节能政策的制订和监督落实。②在政策方面,创新绿色政策工具,发挥政策引导、调节的作用。主要有:其一,绿色税收政策改革。如丹麦、德国、日本等国对鼓励发展的低碳汽车减免税费;南非、瑞典等国对传统新车等征收碳排放税;日本对于污染与破坏环境的行为征收环境税等。其二,建立碳排放市场体系。韩国大力发展国内碳市场,一批受到政府资金和咨询帮助的专门交易企业正在建立和成长。还有一些国家的碳市场也在不断发展,例如澳大利亚、日本以及美国的“区域温室气体行动”等。[2]其三,建立各种碳基金。不少先进国家如德国、日本、英国、加拿大、丹麦通过政府独资、政府企业合资、企业出资等形式建立了各种碳基金,且规模都在千万美元以上,极大地推动了节能减排和清洁能源的发展。③在资金方面,政府安排了大规模的绿色投资。据统计,目前全球经济刺激计划支出中绿色投资的比重为15.6%,约4 360亿美元。具体到国家,美、德、法等国绿色投资比重都保持在10%~20%水平;澳大利亚为21.2%;韩国高达80%。[3]政府绿色投资的重点是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等领域。
1.4 吸收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绿色新政”
政府实施“绿色新政”,社会广泛参与必不可少。许多国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绿色运动,吸收民间组织和公民参与。在以色列,议会发起了全国公民绿色运动,意在推动全社会绿色意识提高;形形色色的非营利环境组织紧密联系社区居民、乡村农民,推行节能灯、太阳能发电、生物燃料校车等降耗减排项目,还推动全社会回收利用废料,提高能源利用率。在韩国,政府开展了全民动员的“绿色国民运动”,着重从加强大中小学青少年的绿色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宣传等方面凝聚起全体国民“绿色共识”,不断推进韩国“绿色新政”发展。
2 全球 “绿色新政”风暴面临的挑战
“绿色新政”受到各国如此重视,前途可谓一片光明。从各国启动实施“绿色新政”一年多来的情况来看,可以说也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同时我们更应看到,全球“绿色新政”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在实现“绿色新政”目标的道路上还面临着诸多挑战,未来征程并非一帆风顺。
2.1 西方政党政治掣肘和利益集团游说制约了“绿色新政”的实施
“绿色新政“是对能源、环境等领域的改革,势必触动一些既得利益者,在西方体制下其国内这种利益斗争就会演变成政党政治掣肘和利益集团游说行为,消耗了政府大量的精力,制约了“绿色新政”的实施进程。如在美国,面对能源问题这一共和党的传统利益范围,作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总统推行“绿色新政“, 少不了与共和党的一番较量;同时,诱人的经济刺激方案还促使以能源企业为代表的各种利益集团纷纷给政府和国会施加压力,要求分一杯羹。如何摆平各种势力考验着奥巴马政府。在英国,”绿色新政“同样考验着新上台的卡梅伦联合政府,因为在能源政策方面,组成联合政府的保守党和自民党之间还存在一些分歧,分歧焦点在于风能或核电何者应大力发展。如何解决两党之间的分歧关系到英国联合政府的稳定和“绿色新政”的顺利实施。在法国,由于社会党和绿党的反对,萨科奇政府原定于2010年1月1日开始征收的碳排放税在实施前一刻被宪法委员会否决,政府不得不去重新制定一套生态税制度。可见,这些内部斗争和妥协行为损害到了“绿色新政“的实施效率。
2.2 欧美发达国家社会不良生活方式对“绿色新政”的抵触
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过的是对资源过度占有、浪费式消费的生活方式。据统计,欧美发达国家仅占世界人口的15%,却消费了世界56%的石油和50%以上的重要矿产资源。[4]在淡水消费方面,一个欧洲人每年消费约800立方米,大约是一个加纳人的70倍;在粮食消费方面,有资料显示,2007年美国人均消费粮食达1 046公斤,分别是印度和中国的6倍和3倍。[5]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能否带头绿色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全球”绿色新政“能否实现预期目标。但是,欧美发达国家长期形成的这种消费模式已是根深蒂固,成为推行”绿色新政“不得不认真对待的一种社会习惯力。如果急于求成,”绿色新政“就可能引起社会习惯力的抵触而导致夭折。这方面,法国萨科奇政府的碳排放税政策因遭到法国民众的强烈反对而被否决就是一个教训。能否逐步改变发达国家根深蒂固的不良社会生活方式并倡导绿色消费模式是对”绿色新政“的一大挑战。
2.3 不公平的补贴政策和绿色贸易壁垒将使全球“绿色新政”陷入困境
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在推行“绿色新政”的同时,仍然延续甚至诞生一些有损平等、公平等普世价值观的政策和行为,将使全球”绿色新政“陷入两难处境。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公平的补贴政策在各领域大量存在。大多数国家的政策结构中都包含一定数量的不正当补贴,这不仅影响国家利益,而且也影响全球公共利益。[2] 如全球每年对矿物燃料的价格和生产补贴额超过2 000亿美元,这不利于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对渔业补贴额全球每年为150亿至350亿美元,这直接导致了过度捕捞,危及海洋生态。这些不公平补贴如果不进行改革,绿色行业的投资也就无公平可言,绿色经济也就无法繁荣发展。二是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的障碍。在当前国际贸易中,一些国家利用自身的贸易和绿色技术优势单方面采取对他国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或通过制定内外有别的双重绿色技术标准来限制进口等做法,其实是一种新的绿色贸易壁垒,这对于技术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严重损害了它们的利益,危及到世界经济的复苏,当然对于推行全球“绿色新政”也是很不利的。
2.4 缺乏“绿色新政”国际间的有效合作机制
实施“绿色新政”不仅是一国内部事务,还需要构建国际间的有效合作机制,统一协调全球行动。目前有些国家为此开展了国际协作,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尽管积怨很深,还是携手合作,共同监护15条河流的水质。但从总体上看,国际间的有效合作机制还未真正建构起来。理应承担更多绿色责任的欧美发达国家,其“绿色新政“措施皆更多地着眼于本国,在诸如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绿色经济的资金、无偿或低价转让节能减排技术等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绿色新政”方面还做的远远不够,这必然会影响到全球“绿色新政”的实施效果。当然,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需发挥积极性,争取更多的国际合作和交流机会,创造条件实施“绿色新政”,为全球化的绿色治理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来春.西方国家绿色新政及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发展观察,2009(12).
[2]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绿色新政政策简报[EB/OL].(2009-03-16)[2010-10-15].http://www.docin.com/p-50810718.html.
[3]任勇.多重危机同时肆虐地球家园怎样用绿色新政应对[N].中国环境报,2009-05-25.
[4]辛本健.“绿色新政”应运而生[N].人民日报,2009-03-18.
国外的食品召回制度是怎样的? 篇9
加拿大针对生产商、进口商、分销商、零售商, 分别建立了《食品召回指南》。在这些法律法规中, 对于召回食品的确定, 各环节承担责任都有明确、详细的规定, 使召回制度有法可依, 保证召回高效运行。加拿大根据被召回产品对人体可能造成危害的程度, 分为一级召回、二级召回和三级召回。加拿大将食品召回分为主动召回和强制召回两种。政府鼓励企业主动召回缺陷产品。如果企业不愿或拖延启动召回程序, 食品检验署依据法律, 要求企业强制召回全部产品。任何企业若不执行食品召回命令, 则被视为犯罪, 对企业负责人可处以5万美元以下罚款或6个月以内的监禁。
在美国, 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 若企业不及时主动召回, 会被处以巨额的惩罚性赔偿。一旦某产品被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列入“召回名单”, 联邦政府以及各州监管机构会深入超市等销售终端, 对架上商品进行检查, 一旦发现“召回产品”仍然在架销售, 厂商会被追加罚款。
我国发展绿色经济的国外经验借鉴 篇10
1989年, 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在《绿色经济蓝皮书》中首先提出了“绿色经济”的概念,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污染严重的经济发展形势暴露出了种种环境问题, 为了减少发展经济对环境的损失, 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绿色经济由此诞生。[1]现在主流观点认为, 绿色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势, 其最主要的内容是强调经济发展的环保特性, 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要注意与环境的相互协调, 做到经济与环境的统一。因此, 绿色经济又可以称为“环保型经济”或“环境友好型经济”。[2]绿色经济强调的是, 为了环保的目的, 哪怕是放弃一点经济效益也是必要的。
然而在当前的现实世界中, 绿色经济还不是全球普遍的经济发展形势, 除少数发达国家外,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暂且没有提出绿色经济的具体发展纲要。对于中国来说, 政府部门逐渐意识到了本国环境难以承载爆炸式增长的经济, 由此颁布了许多法规来规范经济增长、促进环境保护, 另外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国策, 但是在整体发展绿色经济方面, 我国还面临着绿色法规不协调、市场监管体制不健全、绿色经济的制度建设尚不完善等问题, [3]这就需要我们在国际社会中寻找“良方”, 来治理我国发展绿色经济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病症”。本文由此从这方面入手, 论述研究了美国、欧盟和日本发展绿色经济的有益经验, 总结其共同特点, 以求对我国相关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二、国外经验借鉴
(一) 美国的绿色经济发展经验
为了有效应对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和气候变化, 美国政府提出了以发展绿色经济, 促进经济增长, 提升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的经济刺激计划, 其中关于绿色经济的最重要内容就是“绿色新政”。美国的绿色新政主要有两部分内容, 分别是大力发展绿色能源以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在发展绿色能源方面, 美国政府颁布了“绿色能源法案”, 其中的绿色能源部分包括可再生能源、二氧化碳回收与储藏、低碳交通和智能电网等四个方面。在可再生能源领域, 该法案要求, 风能、生物能、太阳能和地热等可再生能源所产生的电力要在电力公司的发电量中占到一定比例, 以此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在二氧化碳的回收与储藏领域, 法案规定, 政府应该制定鼓励政策和明确标准以促进二氧化碳回收与储藏技术广泛应用。在低碳交通领域, 法案要求政府制定一个低碳交通运输燃料标准, 以便促进先进的生物质燃料和其他清洁交通运输方式的发展。最后在智能电网领域, 法案规定政府要采取措施促进智能电网的推广和使用, 等等。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绿色能源法案”同时参照“美国气候行动伙伴”的有关条款, 制定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规则。具体来说, 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案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 分别是缓解全球变暖效应方案 (根据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制定了一个具体的减排方案) 、追加减排 (指示环境保护部署协议, 防止滥砍滥发, 以便实现追加的减排目标) 、碳抵消 (规定相关企事业单位在排放量超过配额的情况下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从其他渠道获得“抵消”减排) 以及碳市场的保障与监管 (对配额和碳抵消市场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控制) 。[4]
(二) 欧盟的绿色经济发展经验
欧盟发展绿色经济的主要政策和经验是有关气候方面的, 其中包括有关气候变化的立法, 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手段这两方面的主要内容。欧盟是全球发展绿色经济的先例, 它促使了欧洲各国加入进来, 起到了良好的带动效应。
一方面, 关于气候变化的立法, 欧盟的战略是首先明确的制定中长期的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 然后通过立法以及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 例如采取相关税制和排放量交易等经济手段以确保实现预定的减排目标。这方面以英国为例, 英国在2009年相继出台了《气候变化法》、《低碳转换计划》和《可再生能源战略》等法案, 这是迄今为止发达国家中应对气候变化最为系统的政府白皮书, 也标志着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政府预算框架内特别设立碳排放管理规划的国家, 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 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手段主要有两种, 一是应对全球变暖对策的相关税制, 二是碳排放交易制度。欧盟主要国家从90年代起开始逐渐引入碳税, 在2000年前后又引入了碳交易制度, 而欧盟在2005年开始在全世界率先实施减排量交易制度, 即欧盟区域内减排量交易制度。这里所谓的碳税, 是指针对商品和服务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来进行课税的一种制度, 实行这种制度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达到排放量越少, 负担额也会越少的效果;二是通过对二氧化碳的排放课税来为政府增加税收, 而这部分收入即可用于发展区域内低碳和绿色经济。[5]
(三) 日本的绿色经济发展经验
日本的绿色经济发展经验也值得借鉴, 作为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之一, 日本国土面积小, 资源相对匮乏, 并且自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起, 日本政府就深刻认识到能源的重要性, 由此开始发展本国的节能产业, 建设资源节约型的低碳社会, 并取得了良好成效。在发展绿色经济上, 日本在碳足迹、碳抵消、激励制度与经济创新等三个方面采取措施, 取得了良好成效。
其中, 碳足迹制度是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视化”的有效手段, 日本政府采取了有效的行政手段来参与碳足迹制度的设计和运作, 确保制度的可靠性和透明性, 从而为国民消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行动提供了可靠的信息。而碳抵消制度则是指在某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通过另一场所的节能与减排活动被直接或间接吸收 (抵消) 掉。碳抵消制度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 即绿色积分制度,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可视化, 家庭二氧化碳排放可视化, 以及低碳化教育的实施。
另外, 为发展绿色经济, 日本还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行激励制度与经济手段的创新, 分别是“在家电领域普及现有节能技术”、“促进办公大楼和住宅的低碳化”、“促进交通运输领域的低碳化”、“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普及”, 以及“建立绿色金融体系”。日本谋求绿色经济的整体发展, 将各方面所得资金用来大力发展绿色科技创新技术, 使得资金用于构建日本的低碳社会上去。[6]
(四) 发达国家绿色经济发展经验总结
综上所述, 总的来说, 各发达国家在发展绿色经济方面的经验主要包括发展绿色新政、健全绿色法律制度、提出未来规划以及发展绿色能源与技术等四个部分, 而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在这四个方面各有其创新所在。
首先, 在绿色新政方面, 美国和欧盟都以领导者的姿态建立绿色经济体制;都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向低碳经济转型为主。其次, 在绿色法律方面, 美国出台了《绿色能源法案》来总体规范能源的使用, 还出台了《能源政策法案》以完善相关政策;欧盟则出台了气候变化的有关法案, 制定了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再次, 在未来规划方面, 各发达国家都制定了未来发展绿色经济的长远计划。最后在能源与技术方面, 日本不仅在节省能源和排放方面做了大量的科技创新, 而且在民用、交通和产业领域都有所收获。从整体来看, 各国在绿色经济上的科技创新无外乎对民间企业节能方面的创新, 以及对交通、家庭等环境压力的缓解。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经验总结, 我国应借鉴各发达国家, 结合我国国情, 从上述四个方面全方位的进行绿色经济的发展, 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环境保护措施。
从发展绿色新政来说, 我国应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积极推行绿色经济政策。这方面我国可以学习国外经验, 在管理碳排放方面制定相关税制以规范企业和家庭的碳排放, 还可将绿色观念教育引入课堂, 为发展绿色经济提供人才。
从健全绿色法律制度来说, 我国虽已有了比较充分的规范排放的法律政策, 但仍然存在法律政策得不到落实的现象, 因此应继续完善已制定的法律政策, 加强相关法律的落实情况, 除此之外, 还可以在交通、家庭等领域设立规范排放的相关法律法规。
从提出未来规划来说, 我国应制定一个中长期的计划或目标, 以此作为现阶段发展绿色经济的方向标。该规划的具体内容可以是在一定年限目标内完成的任务量, 例如在5年期限内完成减排放量的多少、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对化石能源的使用的减少量的多少等等。
从发展绿色能源与技术来说, 我国应积极面对和大力推进绿色经济技术革命, 发展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技术。这方面我国可以争取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碳捕获、清洁煤和智能电网等相关技术, 为自身发展奠定基础, 以求做到让我国处于绿色经济技术革命的前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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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蓝虹.奥巴马政府绿色经济新政及其启示[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2 (1) :13-18.
[5]陈亚雯.西方国家低碳经济政策与实践创新对中国的启示[J].经济问题探索, 2010 (8) :1-7.
国外航空业“绿色着陆”五重奏 篇11
数据显示，在全部人为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中，航空业占2％。航空业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中，80％与航程超过1500km的客运飞行有关，而对于这样的远程飞行，尚无其他更便捷的交通方式可以替代。随着低碳、环保的呼声越来越高，纵观国外航空企业，生物燃料、低噪音、执行全球统一环保准则等一系列措施和技术正在逐步进入实践，环境、健康和安全已经成为新技术、产品和流程开发过程中优先考虑的重要因素，一场“绿色航空”革命已势在必行，一系列航空新技术正在萌芽、增长，引发整个航空产业链的变革。
在范堡罗国际航空展上，空中客车公司发布了面向未来的概念飞机——机翼超长且细薄，发动机采用半嵌入式，尾翼呈U形，采用轻型“智能化”机身，体现出空客进一步提高飞机环保性能的理念。近日，NASA宣布正在着手研制未来概念“绿色飞机”，突出精简、绿色的特征，预计2025年问世，波音、洛克希德·马丁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都参与了设计，虽然方案各自不同，却在设计中无一例外地采用了先进复合材料、涡轮风扇发动机及后流层控制技术。可见欧美政府正在与航空企业巨头联手，以绿色环保和可持续理念为引导，不断完善和开发新技术，推进“绿色航空”的实践。
统一环境标准承诺减排目标
2007年1月，空中客车公司成为航空制造业首家获得ISO14001环境认证的企业，这一认证覆盖了空中客车公司的全部制造工厂，并贯穿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和与产品有关的所有活动，从而保证了空中客车公司所有的运营场所都执行同样的环境标准。此后，在国际民航组织(ICAO)的领导下，航空业承诺，2020年开始实现碳排放零增长；到2050年将二氧化碳净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半。
此外，各大航空企业分别都制定了各自的减排目标，比如波音、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目标分别是，到2012年重大制造设施的温室气体(GHG)排放和能源消耗减少25％，废水、废料和CO2减排25％(以2007年为基点)；欧洲宇航防务集团(EADS)的目标是，到2020年工业运行中的CO2减排50％，能源消耗减少30％(以2006年为基点)，产品的CO2排放减少50％(以2000年为基点)。
“绿色”贯穿全生命周期
飞机集成了几十万个部件，从原材料的选择、整体航空动力学设计、到发动机排放、燃料消耗，乃至供应链中各个部件的可靠和安全都是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除了优化推进系统和整体的航空动力学效率外，各大航空公司还不断推出先进的材料和新工艺，减轻飞机的基本重量，从而尽可能减少燃料消耗和发动机排放。A380是首个采用复合材料高达25％的民用飞机机型。由于中央翼盒采用了碳纤维增强塑料复合材料，与铝合金相比，可减重1.5吨。因此，A380的油耗非常低，每位乘客每百公里还不到3升。
在异地协同研发并不新鲜的今天，整个供应链的协作是确保各子部件的可靠性、按时交付产品并在预算内达到最高环境和质量标准的关键。例如，空中客车公司在供应商的选择和资质审核中包括了环境标准，并在合同协议中注明，空中客车公司供应商需要遵守空客公司的环境政策，对交付产品提供可靠的环境数据。到2026年，将约有6400架飞机达到使用寿命终结期。为此，空中客车公司与合作伙伴在法国塔布机场建立了专门的中心，以安全和环保的方式对飞机进行退役、拆除和循环利用。
革新能源技术
目前来看，加强研发和引进节能燃料、改善机型、优化航线是航空公司可以施行或正在施行的几大减排措施。在2011年的巴黎航展中，Pike Research调研公司高级分析师DaveHurst表示，“生物能源将在不久的将来替代传统燃料，生物能源是能够应对我们现有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法。”结合近年来全球航空巨头的发展走向和巴黎航展“创新与环保”主题的变化，不难发现生物燃料已经成为很多企业的业务增长点。2010年，由空中客车公司制造的全球首架纯生物燃料飞机在柏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上完成首飞；2011年，汉莎航空公司宣布在汉堡—法兰克福航线上推出全球首个使用生物燃料的民航旅客航班；同年10月，国航一架加注混合生物燃料的波音747-400型客机试飞成功。该生物燃料由非粮作物小桐子油脂和航空煤油按照1：1的比例混合制成，可替代传统航空煤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60％-70％。
此外，在上海世博会“汉堡之家”展馆，一架比例为1：20的安装燃料电池的空客A320飞机模型引起参观者的关注。燃料电池技术的研发是空中客车公司致力环保型航空业建设总体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空中客车公司在一架由德国宇航中心(DLR)拥有的空中客车A320试验飞机上采用无排放燃料电池系统为飞机的备用液压和电力系统提供动力，这是燃料电池系统第一次成功应用于民用飞机进行飞行测试。
然而，“绿色环保”技术与其他任何新技术一样，都有先行者和观望者，无论怎样，至少航空业已经迈出了一步。
新型航空技术
Worldwatch Institute的报告显示，全球航空产业每年会消耗2亿500万吨燃油，花费占到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20％。当日益增长的石油价格成为该产业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时，如何开发新的节能技术并大规模量产日益受到关注。
绿色航空技术涉及航空领域的方方面面。包括先进飞行器设计概念和技术、绿色气动技术、绿色推进／燃烧技术、绿色燃料技术、绿色多电技术、绿色材料技术、绿色制造技术、绿色维修技术等。此外，开发和改善空中交通管制技术对提高燃油效率也具有很大的作用。波音、空中客车公司等企业主要从两方面入手来提升燃油效率，一是减阻技术，二是飞行技术。空客和欧直公司80％的研究预算现在都用于提升环境效率和减少污染的研究领域。
作为飞机心脏的航空发动机是飞机排放污染的直接部件，改善发动机的性能、提高燃烧效率对降低飞机的油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效果最为明显。美国和欧洲都在积极研究高效、清洁的发动机，实施绿色民用发动机技术发展计划，如美国NASA的极高效发动机技术(UEET)计划、欧洲的先进高效环保型发动机(EEFAE)计划和CFM国际公司的TECH56和LEAP56计划。它们的目标是：耗油率下降8％～20％，噪声下降6～20分贝，NOX污染物排放减少40％～80％，运行成本降低15％～30％。
传统民用飞机发动机技术的发展只能使发动机耗油率(SFC)减少几个百分点，要想获得SFC的巨大改进，必须在发动机结构上做重大技术创新。
提升新型信息技术的利用率
国外绿色创新领域可视化分析 篇12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世界各国都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我国政府也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绿色创新作为可持续发展重要的战略工具, 致力于经济环境协调问题, 在环保意识高涨的今天已经成为了战略管理和创新管理的热点领域。
绿色创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绿色创新是通过产品、技术、市场、系统, 或者是思想、行为等的创新来提升环境管理绩效, 以实现特定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目标。
纵观目前国内的文献, 对于绿色创新的综述性文献不多, 已有的大多是从不同学科的理论角度进行梳理, 或者是侧重于绿色创新的某一方面内容, 但对于绿色创新的研究领域缺乏整体的了解, 对于绿色创新的发展历程中的“为数不多且极其重要的文献”更缺乏清晰的认识。本文拟对绿色创新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理清其近30年来的发展脉络及研究热点, 找出组成该领域研究主干的重要文献, 把握该领域的发展历程。本文以SCI数据库中的绿色创新的研究文献数据为样本, 采用Histcite软件对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最后提出研究展望。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鉴于学科的不同, 绿色创新有不同的称谓。例如“环境创新”大都出现在环境经济学、环境生态学等文献中, “生态创新”大都出现于生态经济学、生态学等文献中, “绿色创新”大都出现于经济学、管理学等文献中。本文考虑到基础数据的采集和研究的目的, 将检索词锁定为“绿色创新”。虽然以“绿色创新”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能会受限于经济管理领域的文章, 但这正符合本研究的学科范围要求。
将包含主题词“green innovation”的全部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以“green innovation”为主题词在Web of Science上进行主题检索, 检索时间跨度为“所有年份”, 文献格式不限, 选择的数据库包括SCI、SSCI、A&HCI、CPCI-S、CPCI-SSH。
在Web of Science上检索到1074篇文献, 数据更新时间到2014年12月15日。我们将1074篇文献记录输入Hist Cite软件后, 通过Web of Science的被引文献检索, 补充了关键词检索遗漏的文献104篇, 以使搜集到的绿色创新研究文献更加全面。所以这次的数据来源是1178篇文献。
(二) 研究方法
Hist Cite软件是美国SCI的创始人Eugene Garfield和他的同事们于2001年推出的一套引文编年可视化系统。这套系统基于共引理论, 通过一系列相关数据去识别文献的各种关系及其相对重要性, 生成引文编年图, 以可视化的方式揭示相关学科的发展情况。Hist Cite能够辨析一个领域的重要文献、重要作者和重要的研究机构, 掌握某一领域的发展脉络和最新的研究情况, 是目前引文时序分析的主要手段。
引文编年图可以从WOS数据库总被引频次 (GCS) 和文献所在文献集的被引频次 (LCS) 两个角度进行编制, 以LCS为依据编制引文编年图更能够体现研究的外延和分析的针对性[5], 因此选择LCS较为合适。
本文将从SCI上下载的1178篇文献输入Hist Cite软件中, 统计检索结果在本领域内总被引次数 (LCS) , 选取LCS最高的前30篇文献生成可视化引文编年图。
三、结果和分析
(一) 引文编年图分析
下图是LCS最高的30篇文献生成的可视化引文编年图。图中最左边的一排数字是文献的发表时间, 从上到下的空间顺序表示由先到后的时间顺序, 各文献按照其发表时间的先后给予序号, 圆圈内的数字就代表该文献的序号。圆圈较大的节点就是引用次数较多的文献。箭头表示了引用方向, 箭头所指是被引用的文献。 (图1)
从引文编年图可以看出, 1984年以前经济管理领域涉及到绿色创新的文献几乎没有。节点13、节点11所对应的文献虽然在内容上与绿色创新没有直接关联, 但与以后的文献有较多的被引关系。说明对以后的绿色创新研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进入90年代, 节点开始增多, 相互的引用关系也趋于复杂。这表明从90年代开始, 绿色创新的研究迎来了蓬勃的发展。
在1995-2000年间, 节点众多, 说明这期间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文献, 并且文献之间交错引用, 反映出这一时期是绿色创新研究的高峰期。
2000年以后, 节点开始减少, 文章的引用频次比较以前有所降低, 说明绿色创新的研究已经趋于平缓。这段时期的文章着重进行对企业绿色创新中某一特定内容的实证研究。
(二) 绿色创新研究的主要发展历程
按照引文编年图中文献的引用关系, 结合文献内容, 我们可以总结出经济管理领域绿色创新研究的主要发展历程。
80年代前期的文献与绿色创新几乎没有直接关系, 但却为以后的绿色创新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Wernerfelt发表于1984年的“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文献。在文中, Wernerfelt提出了“资源基础观”, 从企业的内部资源来分析企业的竞争优势。他认为, 企业资源具有异质性, 正是资源的异质性导致了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如果一个企业拥有稀缺的、能够创造价值的资源, 并且这些资源既不能够被其竞争对手所模仿, 也不能被其他资源所替代, 那么这个企业就具有垄断的地位, 并成为企业获得持久竞争优势和超额利润的必要条件。这篇文章为以后的绿色创新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
进入90年代, 绿色创新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多。环境保护运动的高涨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更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了绿色创新。
1991年Barney发表文章, 对企业内部的资源和可持续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Barney进一步发展了Wernerfelt提出的“资源基础观”, 界定了企业资源、竞争优势、可持续竞争优势这三个重要的概念并确定了企业的独特资源的四个特征。这篇文章细化了企业的异质性资源, 为以后的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同年Porter通过其《国家竞争优势》一书, 提出了钻石模型理论。在书中, 他认为政府以贬值政策来提高竞争力是错误的。“政府不能降低在安全和环境污染方面的标准。这种降低将阻碍创新和放慢提高生产率, 将减退竞争力。”
延续这一思想, 在1995年他与Linde又提出了著名的“波特假说”, 认为设计恰当的环境规制通常可激励受规制的企业创新, 从而提高生产力, 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相比以前传统经济学以静态的观点将环保与企业经济发展视为是相互冲突的, Porter以动态的经济学观点来分析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波特假说”对于传统经济学关于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的看法有很大的冲击, 而在对各自观点的实证支持上, “波特假说”和传统观点都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但他从崭新的视角来重新评估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 并认为通过创新活动可以带来企业和环境“双赢“的全新观点给后续的研究带来很大的启发。
1995年, Hart在资源基础观的基础上, 将生态环境资源纳入其中, 构建了基于生态资源环境与企业关系的自然资源基础观。他认为, 企业的竞争优势可以建立在企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上, 企业实施绿色管理本质上是一个企业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过程, 这一过程包括环境污染防治、针对环境的产品全面管理和可持续发展三个环节。随后在1997年, Hart通过研究发现了五种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关键资源的重要因素, 并认为针对这些关键因素的投资有利于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Hart构建了研究企业生态资源与企业竞争优势关系的理论模型, 开启了绿色创新的战略管理新视角。Buysse和Verbeke在2003年通过对比利时197家企业的研究验证了Hart所说的企业投资于关键资源来实施绿色创新战略。Christmann和Taylor在Hart理论的基础上划分了五种绿色创新战略, 即主动型、适应型、防御型、能力构建型和反应型。
1995年Porter和Hart提出的理论观点对于后续的绿色创新研究影响很大, 很多学者都是基于他们提出的理论架构去研究绿色创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绿色创新在90年代的蓬勃发展除了特定的时代背景之外, 还来自于学者们对企业竞争优势的重点关注, 而这种重点关注在Porter和Hart的理论观点提出之后, 部分学者又转向了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兴趣, 以及对绿色创新战略的探讨。
1995年-2000年间, 引文编年图上文献的相互引用频次很高, 很多学者在此期间从各自的研究出发提出了很多有影响的观点。如Shrivastava认为企业的生态可持续发展可以通过高质量的环境管理、生态可持续竞争战略、技术转让以及减少人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来实现。Klassen和Mc Laughlin发现了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的相关性, 通过实证证明了环境管理与企业的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此外, 有的学者从另外的角度也对绿色创新了研究。如Bansal等研究引发绿色创新的动机和背景做了实证研究, 认为竞争力、合法化、生态责任能够导致企业进行绿色创新。Christmann认为, 企业的生产流程创新和实施能力正是绿色管理“最佳实践”中取得成本优势的互补性资产, 而这种互补性资产对实施绿色战略、加强企业的成本优势方面具有调节作用。
1995年~2000年间的文献, 大多是探讨绿色创新如何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提升经济绩效, 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的。研究视角大多来自战略管理、环境经济学等方面。
2000年以后的文献, 数量和引用频次都有所降低。这期间的文献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某个地区的企业微观层面。如陈宥杉等对台湾的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 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流程创新有助于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但企业要对绿色创新有正确的价值认识和恰当的定位。
(三) 绿色创新研究的热点内容
根据引文编年图, 可以找到历年来绿色创新领域最重要的文献, 从而得到该领域历年来的研究热点。将引文编年图中的30篇文献内容归纳整理后, 总结出了这30年来经济管理领域绿色创新领域的研究热点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方面: (1) 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 (2) 绿色创新战略与企业竞争力 (3) 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 (4) 绿色创新与利益相关者。其中, 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又可分为:绿色创新与企业总体绩效;绿色创新与企业财务绩效;绿色创新与供应链管理。此外还有文献探讨转换可持续发展管理范式对管理理论和研究的影响], 讨论绿色创新的动因等。
四、结论
(一) 结论
从可视化引文编年图来看, 经济管理领域的绿色创新研究主要起源于80年代, 90年代是绿色创新研究的蓬勃时期, 1991年到2000年是绿色创新研究的高峰期。绿色创新领域的研究从不同的学科视角, 构建了绿色创新的理论框架和理论模型, 并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对绿色创新战略、绿色创新绩效、组织能力、绿色技术创新等进行了实证分析。从文献来看, 研究热点可大致分为四个方面: (1) 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 (2) 绿色创新战略与企业竞争力 (3) 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 (4) 绿色创新与利益相关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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