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际治理

府际治理（精选5篇）

府际治理 篇1

科技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科技领域的延伸。近几十年来,治理(governance)一词已经从一个晦涩(obscurity)的词汇逐渐演化成为一个极为时髦(buzzword)用语(Dixit,2009)。这一点可以从有关治理问题的研究动向看出。作者以“governance”为标题关键词,对EBSCOhost总库下的Academic Search Complete、EconLit、Regional Business News等30个数据库进行联合搜索得到一个大致的研究轮廓:70年代以前,研究治理的文献仅为25篇,然而截至到作者写这篇文章为止,治理的文献已经多达31 535篇。

治理的思想应用于科技领域,强调科技政策的参与性、合作性以及政策制定过程的民主性则是近年来科技管理的又一新趋势。采用逻辑搜索词{governance}and{“technology”or“technology”or“science”or“scientific”}作为主题词,对EBSCOhost下属的30个数据库进行联合搜索,得到科技治理相关文献338篇,这338篇文章的年限分布如图1所示。从中也可以看出,2000年以后,科技治理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同时,科技治理的主体是政府,治理问题又强调主体间的参与性和合作性,府际科技治理有其内部逻辑的一致性。

资料来源:对EBSCOhost总库下的Academic Search Complete、EconLit、Regional Business News等30个数据库进行联合搜索整理而得

相比之下,国内对“府际科技治理”还属于一项新的研究议程。就目前所掌握材料,国内虽还未出现从治理视角来解读政府科技管理的文献,即便如此,有关府际科技治理的思想已经初具规模。

1 “科技治理思想”研究现状

虽然国内有关“科技治理”的专门文章还为数不多,但是科技治理的思想研究却散见在各种文献中,其研究思路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科技治理与公民社会政治生活,其中心论点是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与公民密切相关的风险、伦理、社会、民主的问题。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方新[1]提出了科技与治理命题,指出生命技术的突破给整个社会的治理结构、社会的伦理提出深刻的挑战,同时也给我国科技管理制度带来了挑战,传统的专家模式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风险,应该在科技治理的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以协商的形式促进科技治理,以规避科技风险[2]。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所长曾国屏[3]则认为科技风险无法避免,且利用科学技术更是人的本性,只有在谨慎原则、伦理原则、以人为本原则上寻求共识才能达到善治的目的。

第二,科技治理与全球化,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解读政府如何进行科技管理。董新宇等[4]从全球治理出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讨了政府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所扮演的角色、政府的行为及其政策工具。邢怀滨和苏峻[5]给出了全球科技治理的定义,即在国际层面上干预、规制科学技术发展的制度和规则体系,并进一步探讨了全球科技治理中工具理性、国家主义、治理中的困境以及权利等问题。

第三,具有跨域性公共问题中的科技治理思想,如环境、水域、污染等公共问题具有跨地域性的属性,需要多方合作者共同治理。罗国富[6]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分析汀江流域的治理问题;刘志华[7]认为专家在大力开展污染治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张崇庆[8]探讨科技示范园区的水土流失治理问题;刘竞[9]探讨北京市科委与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两次共同立项、联合注资以解决垃圾处理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对于科技治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系统的学理研究,学术观点散见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故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来解读科技治理则尤为重要。

2 “科技合作”中“府际”研究主题

关于科技合作中政府研究的思想起源于官产学研合作,国内这方面文献相对较多,包括研究政府的影响、政府的地位以及政府的作用等。黄家泉[10]考察了政府在产学研联盟中的行为。基于问卷调查,田云辉等[11]分析了四川省科技合作的现状、特点以及缺陷,最后提出政府在合作中的主导能力。胡继妹[12]对浙江省湖州市科技合作的现状进行了定量分析,并提出了政府在科技合作中的五大影响。陶丹[13]认为政府可以促成科技合作达到帕累托纳什均衡,探讨了政府在科技合作中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并提出了五大机制:动力机制、信息机制、保障机制、孵化及反馈机制。

从政府视角延伸开讨论府际科技合作,目前在国内逐渐成为一个热点问题。由于府际关系既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又涉及区域、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在最后一个部分详述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科技合作,故此处仅对后面两个问题展开综述。

(1)地方政府间科技合作。

论述特定地方政府间科技合作的文献所见不多,且研究始于2004年,如:魏守华[14]提出由于科技资源的稀缺性、空间经济技术联系以及政府增加公共物品的要求,有必要进行跨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间科技合作;邱膑扬[15]论述了云南与其他地方科技合作中优势、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措施;刘桂华[16]分析了上海与东北老工业区科技合作的现状与前景;于丽英[17]探讨了上海与西部地区科技合作的模式。

(2)区域政府间科技合作。

区域科技合作的逻辑起点始于技术转移理论(technology transfer)以及法国经济学家帕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growth pole)。由于近几年国家创新系统以及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代表有研究东西部政府间科技合作、长三角地区科技合作、珠三角地区科技合作、海峡两岸科技合作、北部湾地区科技合作等。区域科技合作是继区域经济合作之后的又一热点学术问题,其产生与我国目前区域合作的蓬勃兴起有很大关系。

一个共识的思想是,政府在科技合作中应该起到的是引导和适当监督的作用,而不是取而代之。但近几年的实践表明,当科技事务的外部性增强、科技风险加大、与各级政府内外部压力息息相关时,政府在某些科技领域中的作用更为突出;与此同时,跨域性合作的压力使得府际科技合作尤为重要。

3 国内“中央与地方科技合作”研究专题

建国之初,我国科技活动的参与者仅限于公共研究机构,且集中在中央一级,即“科研五方面军”,研究经费也是由政府直接拨款,但随着财政分权的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增大,科技管理领域对于分权的需求也逐渐增强。据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检索,我国对于中央与地方科技关系的研究始于1994年,林明福[18]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科技事业管理方面权责分配格局进行了梳理,但那时有关中央与地方的研究金仅限于两者的功能定位、权责分配等[19];2000年以后,相关研究逐渐开始关注中央与地方科技事务的对接[20],特别是自2008年省部科技合作专题的出现,将研究进一步上升到合作、协商、治理的高度[21]。通过上述文献的浏览概括,可将国内“中央与地方科技合作”研究分为三个方面。

(1)中央与地方科技经费的投入体系。

总体而言,学者们对于中央与地方科技经费投入体系有两种研究路径。第一种是个案研究,如建立Stackelberg博弈模型,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关于农业投入进行分析,给出在财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对农业科技投入总量的政策思路,并通过政府与金融机构、企业及农户的委托—代理博弈模型,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以便提高金融机构、企业及农户对农业科技投入的积极性[22]。陈和明[23]分析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在支持农业科研机构发展中的作用,并指出应该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农业科研机构的投入。以北京为例,从创新系统理论的角度,考察了地方与中央科技资源整合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并探讨了地方科技投入指南的编制问题[24]。第二种是综合性分析,如提出了政府科技投入结构的分析框架,同时指出地方政府投入不积极将会导致政府科技投入增长速度慢于经济增长,并且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显著[25]。刘凤朝、马艳艳以及孙玉涛[26]又运用中央财政科技投入占政府资金的比重、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占地方财政的比重两个指标,分析了省区层面的中央与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结构模式,并运用面板数据对中央与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中央财政科技投入对地方科技投入的带动作用不明显,故应该构建国家科技资源与地方科技资源双向优化配置机制。

(2)中央与地方科技合作的模式研究。

2000年以后,以省部合作为题材的文献逐渐呈上升趋势,这类文献将中央与地方的科技合作分为省部共建、省部会商以及省部产学研三种合作模式。一是省部共建。即中央部委和省政府对教育以及科技领域的重大工程共同出资建设,代表文献有近20多篇,包括学院共建、重点实验室共建、新农村共建、科技服务外包体系共建、安徽省茶叶生物化学与生物技术实验室共建、陶瓷产业共建等。二是省部会商。何为东、钟书华[27]认为,“所谓省部科技会商,是省级政府与国家部委围绕科技事务进行的战略性磋商、互动,以达到科技合作的目的。这一概念包含了三层含义:会商的主体是国家部委和省级政府;会商的内容是科技事务;会商的目的是科技战略合作”。这是国内学界第一次对“省部科技会商”这一概念作出的表述。除此之外,省部会商的研究也散见于一些报道或者网站中,如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省部联席会议,科技部与全国27个省、直辖市以及自治区的定期会商。三是省部产学研合作,即是国家层面的产学研合作,特指科技部、教育部与广东省政府围绕地方经济发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全新合作模式。从省份来讲,广东是第一个。国内对省部产学研合作的研究,主要是从实践的角度,对广东省部产学研合作进行初步实践性分析。刘增辉[28]主张广东“两部一省”模式:国家层面的产学研结合试验;尹激、蓝宏[29]指出北京交通大学与佛山市人民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在科学研究、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人才培养等方面构建了学校政府合作交流的平台,可以服务佛山及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经济发展,这样的强强联合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发挥优势,实现了互利双赢。

(3)中央与地方科技合作的理论探寻。

虽然在实践中,中央与地方科技合作的案例不胜枚举,然而在学理上还鲜有学者对其进行宏观理论把握,或者说中央与地方科技合作还未形成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文献或是借鉴某一理论对这种合作进行解释,或是从这种合作中推导出一些规律性、经验性的结论。曾婧婧和钟书华[30]认为中央与地方科技合作的动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合作关系的建立,部分科技产品的准公共属性以及我国科技资源的稀缺性、分散性与浪费等,并借用多中心理论、公共物品理论论述了这种合作在主体上具有多中心的特点,对象上有准公共属性以及网络化特征;进一步认为“省部科技合作”是连接“国家创新体系”以及“区域创新体系”的桥梁,在政策建议方面,应建立府际或者跨区域科技协调机构,明确合作治理机制中”中央—地方”的角色定位以及构建“垂直省部、水平跨域、公私合作”的科技治理网络。何为东和钟书华[31]从公共政策的视角对中国科技会商政策的运作逻辑进行分析,提出科技会商政策的循环跃升路线图:会商―协议―合作―再会商―再协议―再合作,分析了科技会商政策制订与执行两阶段的融合性特点。他们认为与中国传统的科技政策相比较,科技会商政策是典型的第二代公共科技政策,连续双边互动性是其本质属性。实证分析表明:科技会商政策对于科技资源配置、区域科技经济发展、创新体系建设及科技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年,何为东[32]还借鉴John Kingdon多源流政策分析模型,通过对问题流、政策流、政府流及触发因素的综合分析,揭示科技会商政策的形成机制,并提出公共科技政策是由社会环境系统、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政策科学及政府意志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理论框架。

需要指出的是,诸多解释当今中央与地方科技合作的理论,如治理理论、多中心理论、多源流、国家或者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等,都存在内部逻辑的一致性。多源流框架理论涉及政策主体的多元化、政策的多样性,则会出现纷繁芜杂的“政策垃圾桶”(garbage bin)现象,故多元化是其理论的核心价值之一。多中心理论也是治理理论的面向之一,需要依靠多方合作。国家创新系统和区域创新系统强调了国家目标和区域目标的整合,企业、政府、高校的整合,故是多目标和多行动者的系统整合问题。归根结底,科技治理体现的是合作、参与以及协商。

加强横向府际沟通协作的思考 篇2

收录日期:2012年1月13日

一、横向府际沟通协作的必要性

加强社会管理领域的横向府际沟通协作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客观要求, 具有现实必要性。

(一)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需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发展着的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就好比我国整体发展状况的“短板”, 影响国家整体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 某种程度上说是市场失灵的表现, 需要政府干预予以纠正和平衡。

(二) 政府主导社会管理的需要。

现阶段, 我国社会自治能力不强。政府应主动承担起社会管理职责,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营造良好的环境, 重点培育社会自治能力。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新时期, 加强政府系统内部特别是政府间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协调配合, 共同承担跨区域社会管理责任。

(三) 社会管理问题的跨区域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当前的许多社会问题大多是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 单独的地方政府难以全面、彻底、有效地解决。如, 2009年11月华北地区普降大到暴雪, 河北、山西交界处高速公路拥堵或被迫封闭, 车辆人员严重受困等。地方政府间责任不清、各自为政、缺乏沟通协作等问题亟待解决。

二、主要问题及分析

(一) 府际无序甚至过度竞争。

在现行的财税制度下, 地方发展以产值和财政收入为考核、激励的衡量标准, 同时受干部考核选拔模式的导向作用影响, 致使一方面社会管理职能被相对淡忘和忽视,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资源和经济利益的激烈竞争, 府际关系缺乏相关制度规范, 地方保护严重, 无序、过度竞争普遍存在。不仅制约着府际沟通协作, 影响了政府组织形成合力, 而且导致产业结构趋同、区域福利水平下降及公共资源浪费, 还容易引发社会冲突。

(二) 府际沟通协作明显缺乏。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 我国法律制度不健全, 府际事权划分一直采用行政手段, 尚未走上法制轨道, 致使府际事权不明, 职责不清;分税制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各级政府间的财力分配关系, 但现行财权分配与府际关系制度化还有很大差距。地方政府间沟通协调受阻, 不能满足处理跨区域社会事务的需要, 特别是在关键时期难以明确分工合作关系。

(三) 社会管理诸多问题显现。

由于社会问题具有普遍性的特征, 生态环境、劳动就业、老龄化以及食品安全等当前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其存在、蔓延以及问题的监管和处理往往是跨区域甚至是国际性的。这就要求所涉及的地方政府协同进行环境治理, 完善就业政策, 甚至对社会生产、消费、分配、投资、社会保障及福利、城乡规划等方面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三、对策探索

从职能角度看, 政府在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方面责无旁贷。在当前阶段, 各地方政府应充当好社会管理的主角, 找准定位, 发挥主导, 特别是要加强横向府际沟通协作, 处理好跨行政区域的社会事务、维护好社会秩序, 为人民群众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

(一) 健全府际关系法律规范。

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了国务院的职权, 第107条规定了地方政府的权限。但未对权限进行明确划分, 职能定位不清晰, 致使府际关系的协调无章可循。因此, 要加强相关立法工作, 清晰确定政府间的职责和权限, 特别是科学地配置各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 合理分权以平衡资源分配, 在法制框架下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确认府际沟通协作关系;真正落实各项法规制度, 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决策质量, 确保府际关系在法制轨道内健康运行。

(二) 转变地方政府工作职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调节职能应界定为政府对经济的间接调控, 也即宏观管理, 这种职能应逐渐集中于中央政府;市场监管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共同责任领域, 应逐步探索责任分配的领域和层次。当前, 地方政府应将关注点和工作重心从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中逐步转移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 重视民生, 维护社会公平, 在社会公共领域尽到自己的责任。与此同时, 要不断优化现行财税制度和干部考核任命方式, 减少其不合理性对良好府际关系的影响。

(三) 创新府际沟通协作体制机制。

一是沟通协作体制。要创建横向府际沟通协作体制, 成立机构, 明确职责权限, 行使府际事务的决策权并落实分工, 在平级不同政府间充当沟通协调的纽带;二是沟通交流机制。创建常规化业务沟通交流渠道, 围绕重难点工作, 交流经验, 切磋方法, 共商对策, 互助提高, 同时注意促进政府间 (包括城乡政府间) 人员交流, 通过换位体验, 认识和实践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 总结经验, 探索规律;三是协调合作机制。按照民主化的要求建立地方诉求表达机制,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地方府际平等公开的竞争机制、府际冲突协商机制和利益分享、补偿机制, 弥补条块分割在规范横向府际关系、协调争议、促进合作方面的不足;四是专项工作平台。在不同领域建立对应于常规机制的府际应急管理专项合作平台, 以及时、有效、专业和经济为原则, 多方合作, 合理配置使用人财物等资源, 以应对各种府际关系的特殊要求, 解决跨领域、跨区域的特殊问题;五是要素流转机制。放眼于长远和全局, 走出政府营利误区, 逐步建立和完善府际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转接机制。减少政策限制, 完善技术、网络衔接, 逐步实现金融、户籍、社保、就业、工资、教育的统筹管理, 使区域间、城乡间转接成为可能, 促进要素流动, 维护社会公平。

(四) 革新协作的技术和手段。

一是建立府际沟通协作网络, 使政府对公众的跨域性服务更加亲和便捷;二是打造信息安全技术平台, 铸就政府工作的“防火墙”;三是研发府际沟通协作系统的对内监测机制, 形成对各方政府的监督和约束, 保证府际沟通协作的工作质量;四是完善网络舆情监测系统, 掌握主导权, 实时监控和引导网络舆情良性发展。

摘要：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管理问题的跨区域性, 要求政府不断加强系统内部的协调配合, 加强横向府际沟通协作。本文创造性地寻求社会管理和府际关系的结合点, 分析当前横向府际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管理,横向府际沟通协作

参考文献

[1]林尚立.国内政府间关系[M].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2]谢庆奎.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N].北京大学学报, 2000.1.

府际治理 篇3

府际科技合作的概念来自于府际合作, 府际合作是近年来各国致力推动的重要政策 (OECD, 1997) , 府际一词来自英文intergovernmental, 对府际的研究最早是从府际关系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IGR) 开始的 (Deil S. Wright, 1988) 。20世30年以来, 府际关系经历了“联邦主义——府际关系——府际管理——府际合作”发展历程。

府际科技合作是政府间就科技治理问题进行的实践创新, 是科技、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它反映了府际关系的新变化, 显示出其巨大的活力与创造力。府际科技合作这些实践上的重大变化, 已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密切关注, 但对其理论的研究还很有限。本文将近年来我国国内学术界对府际科技合作的研究进行梳理, 以期对我国的科技治理有所帮助。

2 国内对府际科技合作研究的主要成果综述

2.1 府际科技合作的特点分析

府际科技合作既包括纵向的省部科技合作或省部科技共建, 也包括横向的同级地方政府间的科技合作。

曾婧婧、钟书华 (2009) 认为, 省部科技合作是指中央各部委与各省 (市、自治区) 政府为了有效制定和执行科技政策所形成的互动合作机制, 是建立在“国家——区域层级”之上, 针对跨地域、多领域科技社会问题的一种科技治理。省部科技合作是我国科技政策和科技行政管理的新趋势, 其“多省多部”、“多省一部”和“一省多部”的合作形式, 体现了科技合作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特点。

尹红、钟书华 (2009) 认为, 省部科技共建是指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政府为了有效执行科技政策、合理配置科技资源, 通过签订政府间协议, 建立跨层级政府的双边和多边的科技合作关系。它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为共同促进区域科技经济发展所采取的一种具体的科技合作形式之一, 省部科技共建呈现出共建主体多元化、布局分布特色化、共建形式多样化、省部互动地方政府更具主动性等4个方面特点和发展趋势。

何为东、钟书华 (2008) 指出, 省部科技会商是省级政府与国家部委围绕科技事务进行的战略性磋商、互动, 以达到科技合作的目的。为已经制度化的中央与地方就科技工作进行互动磋商的工作机制, 其会商主体、会商形式、会商内容和会商目的具有地方政府主动性、双向互动互适性、内容突出区域性、系统创新协同性等4个基本特征。

2.2 府际科技合作的动力分析

张小菁 (2007) 等人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对“泛珠三角”府际科技合作的动力进行了分析。从宏观上看, “泛珠三角”府际科技合作的动力来自四个方面:①技术要素在“泛珠三角”区域之间的流动, 有利于各省区产业结构的调整。②对欠发达地区来说, 通过对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 通常可以较快地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开发新产品, 改进产品结构, 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③对沿海发达省区来说, 除了获得输出技术的直接收益外, 往往还可以开拓新的市场, 从利用欠发达省区的自然资源中获取利益。④技术转让有利于缩小“泛珠三角”各省区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差距。从微观上看, “泛珠三角”府际科技合作具有各自的经济利益, 不管是技术提供者还是接受者, 都可以通过通过科技合作, 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于川江和徐长乐 (2007) 从政府打造地区竞争优势的需要、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的理性选择、高校及科研院所增强活力的重要途径三个方面分析了长三角地区科技合作的动因。

陈迅和陈铭 (2008) 认为, 府际科技合作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主要表现为: (1) 当前科技创新需要多种科技资源的相互配合和交融, 各领域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 相互融合和协作攻关已经成为一种大的趋势。 (2) 不同科技资源主体间进行相应的科技资源的集成和科技合作, 可以显著降低不同主体的创新风险, 提高创新成果和效率。 (3) 科技资源的集成和科技合作, 给企业或研发机构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拥有较强的集成和合作能力已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宏观层面主要表现为: (l) 提升科技资源实际利用率。 (2) 促进国家跨越式发展战略的实施。 (3) 推动增长方式转换和结构升级。

2.3 府际科技合作的模式分析

王劲峰 (2006) 在其硕士论文《区域科技合作机制与政策创新研究》认为, 国内府际科技合作主要有六大模式。 (1) 上海模式, 其特点表现为:政府倡导、市场主导、全方位推进, 利用各方优势, 获得多赢发展。 (2) 江苏模式, 其特点表现为:利用江苏优势到西部造“车间”, 实现生产要素跨地区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获得合作双赢。 (3) 慈溪模式, 其特点表现为:利用西部广阔的市场空间建立网点销售本地商品, 利用西部丰富的资源建立稳固的农产品生产基地, 发挥民营经济参与西部开发的重要作用。 (4) 大连模式, 其特点表现为:国有大企业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和新技术开发的要求, 在东西部科技合作过程中形成优势互补的产品链和产业链, 获得解困和发展的机会。 (5) 鄂渝模式, 其特点表现为:利用地理位置相连、自然条件相近的特点, 进行全方位合作, 寻求区域经济共同发展。 (6) 新疆模式, 其特点表现为:利用地方资源、产业和企业优势, 通过政府搭台, 发展与国内著名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 做到官、产、学、研优势互补、实现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多重发展目标。

吕国辉 (2008) 通过研究发现, 长三角科技合作有四类模式:第一种是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合作, 这种模式是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合作。第二种是企业之间科技合作, 分为两个层面:同行业科技合作与跨行业科技合作。第三种模式是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区内跨国公司的科技合作。第四种合作模式是政府联合推动的科技合作。

张小菁 (2007) 等人认为, “泛珠三角”府际科技合作可以采取三种模式。一是知识创新联盟模式。指在知识创新层面发展“泛珠三角”府际科技合作, 使知识与技术的产生、加工、流动、扩散与转移一气呵成, 将知识创新的成果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二是产品合作创新模式。“泛珠三角”区域内的企业可以通过产品合作创新计划、集成、控制等功能, 合理配置“泛珠三角”区域内的人、财、物等资源, 降低资金投入和项目开发风险, 逐步形成企业群体,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三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协作模式。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是我国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和新增长点产生的主要基地, 也是“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的重要场所。

2.4 府际科技合作的机制分析

关于府际科技合作的创新机制, 王劲峰 (2006) 建议:一是府际共性技术开发合作, 资源同质, 具有共性技术攻关联系的区域科技合作大多属于这种类型。二是府际经济互动发展的科技合作, 在大范围存在同质或互补性产业且经济联系密切, 并需要联合进行重大技术开发的区域科技合作大多属于这种类型, 如长江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经济区。三是府际技术梯度转移合作, 由于存在技术梯度差异而紧密供求联系的区域科技合作大多属于这种类型, 如东西部科技对口支援与合作区。

胡佳和郝小龙 (2009) 通过研究, 认为长三角区域府际科技合作机制的建立, 主要有四种路径:一是由政府主导型为主转向网络治理: (1) 正确定位地方政府作用; (2) 建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核心的经济体系, 培育不被行政关系和垄断力量扭曲的区域共同市场; (3) 组建区域行业协会、商会及科技中介组织。二是健全地方利益协调机制: (1) 形成合作的战略共识; (2) 搭建信息交流平台; (3) 建立多边的直接协商对话机制。三是要构建有效的合作制度框架: (1) 构建科技资源共建共享秩序; (2) 完善科技合作的配套制度。四是组建区域科技创新共享公共服务平台和区域创新联合服务中心。

张小菁 (2007) 等人认为, “泛珠三角”府际科技合作机制的建立要从六个方面着手:一是着手建立“泛珠三角”府际科技合作联席会议制度;二是制定“泛珠三角”府际科技合作规范;三是建立“泛珠三角”府际科技合作的政府间协调机制。四是建立“泛珠三角”府际产学研合作体制。五是建立“泛珠三角”府际科技资源共享机制。六是建立“泛珠三角”区域内合作培养科技人才机制。

林坚 (2009) 通过对台湾科技合作模式和机制的研究认为, 经过多年的运作和完善, 台湾的科技合作机制日趋成熟。首先是完善的科技合作执行体系, 主要的执行机构包括行政部门、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科技企业和中介机构。其次是成熟的科技合作方式, 从台湾科技交流合作的途径和方式看, 主要有企业对外投资、科技情报收集、签订合作协议、对外技术贸易、举办科技展会、国际征才计划和园区招商引资等。

郑佩玉与郑宇硕 (2002) 曾对珠港高科技合作发展趋势进行了专门研究, 他们认为, 两地高科技合作要建立五种机制:一是建立两地府际合作机制;二是建立跨境基础设施合作机制;三是建立府际研发合作机制;四是建立府际金融支持合作机制;五是建立人才流动与培养的合作机制。

3简评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第一, 近年来国内研究科技合作的文章日益彰显, 但对府际科技合作的研究成果还相当少, 而且研究仍处于对概念和问题范围的界定阶段, 不过, 由于府际科技合作的实践在我国刚刚起步, 因而对其本身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第二, 目前研究对当代西方相关的最新成果借鉴不够。Deil S.Wright等人认为, 在当代府际关系的研究中, 府际管理应该成为相关研究的焦点。Agranoff还提出了府际管理研究的议题, 包括: (1) 社会结构、基本权力关系或财政责任的根本变革; (2) 中央一州一地方关系的重组; (3) 各层级政府所负责的计划或功能活动发生重大的调整; (4) 现行计划的服务水准或范畴发生显著的政策调整或逆转; (5) 大都市区治理的重大变化。我国对此研究显然不够。

第三, 府际科技合作最重要的主体是政府, 但合作的实质内容应当是企业、科研机构等的合作。所以, 府际科技合作的主体应当是包括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等的综合体, 今后研究的要多关注这些综合体参与府际科技合作的内容和模式。在研究方法上加强实证研究, 比如对绩效的研究。

府际治理 篇4

19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阶级冲突日益尖锐, 德国政策学派诞生, 瓦格纳在其财政学领域提出公共服务, 开始关注低收入者的问题。20世纪初, 法国学者狄骥最早提出公共服务的具体概念, 他指出公共服务与社会团结稳定的实现和促进是密不可分的, 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来进行规范和控制, 政府规制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性被提上日程。一般来讲, 对公共服务的理解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把公共服务看成静态的物品, 即把公共服务与公共事务或公共产品以及公共物品等同, 它是伴随着“公共物品”概念的演变而来;二是把公共服务看成动态的过程, 即把公共服务看成是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物品的活动及过程。公共服务供给可以简单的看成是相关活动主体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包括提供产品和物品的种类、质量、需要的资源以及如何安排生产和提供, 等等。

20世纪90年代开始, 府际关系占据了我国公共行政领域研究的重要位置。府际关系即政府间关系, 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各地区同级政府间关系和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工关系, 其本质是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关系。谢庆奎教授认为各级、各类政府除了具有追求公共利益的动机之外, 还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政府部门是公共服务供给最大的主体, 政府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对公共服务供给产生至关重大的影响。从府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公共服务问题是一个主要的研究途径和切入点。府际关系研究的核心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是一致的, 研究内容有很多重复之处, 研究目的都是在合作中寻求一种高效率。严强 (2008) 在《公共行政的府际关系研究》一文中指出了府际关系研究与公共服务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 认为府际关系研究的焦点应该放在目前公共服务供给的具体问题上。他特别强调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所出现的过度竞争问题, 并且指出这种过度竞争的政府间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域内公共设施和具体政策的供给;二是跨区域的公共资源的配置。

因此, 对于府际间公共服务的研究是具有意义和价值的。当前我国城镇化、区域化建设的背景下, 府际间公共服务的供给对经济社会的建设愈来愈重要。提高我国府际间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 发挥资源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是促进区域合作治理、促进整体性和协作性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府际关系的类型, 可以将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研究分为“对纵向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研究”和“对横向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研究”。

二、对纵向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研究

国内外对纵向府际间公共服务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角度展开的, 涉及到“经济人”假设和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等。我国纵向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础之上的, 具体研究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并以税收关系为主线。已有的文献并没有明确研究纵向府际间公共服务的供给, 相关问题主要是在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划分“财权”和“事权”时体现出来的, 其中在具体研究财政关系时, 涉及到政府间公共服务的提供职责和相关的供给问题。

纵向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中对公共服务提供的研究并不是很成熟, 研究仅涉及到公共服务提供的权责以及供给模式等。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演变来分析政府间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张光教授 (2010) 在《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演变》的文章中梳理了中央和地方在不同阶段的具体的财政关系状况, 政府间财政关系发展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中央计划阶段 (1949~1978) :在这一时期, 全国财政“统收统支”, 地方政府类似于中央政府的代理人, 执行由中央指派的任务, 没有财政自主权;财政包干阶段 (1979~1993) :国家政府间财政关系呈现“分灶吃饭”的特征,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开, 收支预算保持相对独立和稳定的状态;分税制阶段 (1994年至今) :根据事权与财权结合的原则, 对税收制度进行了改革, 明确界定了支出责任、收入划分和转移支付。财权体现了事权, 对应不同阶段, 中央和地方的事权都有所不同并根据财权进行了明确的划分。楼继伟 (2013) 在《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一书中认为, 目前政府间公共服务职责划分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本该中央负责的事务变成了地方管, 该地方管的事务成了中央的负担, 中央和地方之间重复的事务太多。这就导致了公共服务供给出现了很多问题, 中央和地方都不能很好地发挥其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优越性, 反而还会凸显出很多管理问题。依据楼继伟教授对事权分配的效用外溢性、信息的复杂性和激励相容性的原则, 外部性越强的公共事务, 事权越应该集中于上级政府;而信息越复杂的公共事务, 事权就越应下放给地方政府进行管理。

纵向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研究主要涉及到制度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区域性大型公共服务的供给。20世纪70年代以来,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让利放权”的“行政性分权”成为改革的主基调, 府际关系研究中更加强调地方分权制度的建立、促进地方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多中心合作制度的完善。由于中央在行政上依赖地方的支持和合作, 以更好地制定和落实具体政策, 地方在财政上依赖于中央;同时, 中央还依赖地方进行制度性创新和政策试验, 地方在立法上受制于中央, 因此要加强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合作。由此, 纵向府际间合作是解决纵向公共服务的主要途径, 目前省直管县、市管县等等都是加强纵向合作、革新政府管理的具体呈现。纵向政府间合作既能发挥地方政府信息接收的优越性, 也能发挥上级政府的资源统筹调配的能力。

三、对横向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研究

横向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研究主要体现在城市群或区域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府际间公共服务提供的基本内涵;二是着力探讨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具体问题与成因;三是关注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实现路径和保障机制等。

(一) 府际间公共服务的基本内涵。

学者们从公共服务供给理论、城市群理论、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理论、博弈论等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横向府际间公共服务研究以区域性公共服务研究为主, 其内涵研究包括定义、特点、分类以及供给主体等。

柳春慈 (2010) 和姜辉 (2012) 曾在他们关于区域公共服务供给的文章中指出, “区域性公共物品的效用覆盖范围是基于自然地理因素、政治经济因素、文化传统因素等而联系在一起的跨越多重行政辖区的地域范围, 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认为区域性公共产品除了具备一般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共性以外, 还具备自身的特征。区域性公共物品具有明显的地域依赖性以及辖区外溢性, 它的涉及范围更广、投入产出规模更多、需求与供给的主体更加复杂和多元, 同时其受益群体也因范围和界限的不确定而发成较大的变化。区域公共服务除了具有一般公共服务的普遍性以外, 还具有外部性、渗透性和区域性的特殊性质。王佃利和任宇波 (2009) 指出, 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特征包括受益范围的局限性, 供给中较强的“搭便车”行为以及供给主体的复杂性和多元化。

按照不同标准和角度, 区域性公共服务能够被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吴长剑与谢礼圣 (2007) 根据区域公共物品的特性, 认为区域公共产品可以分为区域性纯粹公共产品或集体物品、区域性收费产品或俱乐部产品, 以及区域性公用产品。王佃利 (2009) 则从广义上划分了区域性公共物品的种类, 具体分为基础设施类区域公共物品和制度类区域公共物品两大类。钱海梅 (2009) 的文章中, 则根据公共服务在具体的经济范围内所发生作用的差别, 把区域性公共服务划分为区域独占型、区域关联型和区域共享型公共服务三个层次, 区域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关联型和共享型公共服务。

(二) 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具体问题与成因。

现阶段, 我国公众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快速增加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再加上区域发展不平衡、行政管理体制条块分割以及财税体制不合理等问题, 我国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严重失衡。

殷婷婷 (2010) 在其硕士论文《区域公共物品供给困境及对策选择研究》中用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博弈和集体行动理论来解释区域公共服务的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问题, 指出造成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原因主要在于区域内相互冲突的体制、绩效评价体系的具体缺陷、政府间相互关系难以协调和各级各类政府利益博弈等。蒋辉 (2012) 在研究民族地区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时指出:民族地区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面临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条件难以满足;基础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区域之间缺乏协调或协调不力, 地方政府各行其是;财税体制不尽合理, 地方政府面临很大的财政压力;同时, 供给模式以政府垄断占主导, 市场和社会供给模式欠缺, 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既难以表达也难以得到满足等突出问题。

由于区域性公共服务外部效应的溢出性, 各级、各类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容易陷入“猎鹿困境”, 区域公共产品供应出现困境、供给不足, 这对我国当前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提出挑战。目前区域公共服务供给面临以下主要矛盾:公共服务的多样性需求与公共服务的严重短缺和资源配置不合理之间的矛盾;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单一性与多元市场经济供给主体之间的矛盾;管理主体交叉性与构建“大部制”之间的矛盾;供给方式的分散性与公共服务的“无缝隙”需求之间的矛盾。

(三) 完善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实现途径。

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尤其是府际公共服务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创新公共服务的供给策略应该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转变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理念;二要完善区域政府间公共服务供给的具体机制;三是构建多元主体合作供给的模式。

政府在区域公共服务供给中扮演最主要的角色, 徐君君 (2010) 在《区域公共物品政府供给的博弈分析》中指出政府博弈行为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 并提出要通过订立合同约束政府行为并且树立政府间不断博弈和互相信任的观念, 同时还应该加强和完善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利益表达机制。王佃利和任宇波教授 (2009) 则从政府创新合作机制的角度出发, 提出具体的创新路径可以从利益表达、跨区域合作、制度化建设以及绩效考核这四个方面进行。政府是处理和解决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的主体, 走出困境的重点在于加强府际合作 (尤其是地方政府合作) 。地方政府间必须建立伙伴关系, 合力配置和整合资源和行动, 以发挥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合力, 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能力。

市场是除政府之外的又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主体, 市场营利组织可以根据市场的具体需求, 以营利为目的的提供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等准公共物品, 既能克服政府部门供给公共服务的低效率和高成本的弊端, 又能实现较高的收益。发挥市场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优越性是创新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途径之一。杜洪壮 (2010) 在《地方服务的多元供给》中指出要进行社会资源的多元化整合, 对于市场的营利性组织, 要促进公共服务资金投入, 完善公共服务竞争网络, 提高供给公共服务的效率。总之, 完善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实现路径是综合发挥多个供给主体的优越性和合力。

四、目前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当前国内学者们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 不仅为中国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解释, 也为促进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高效率追求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指导。但是, 目前的研究仍有大量亟待拓展和深化的空间。

在纵向关系上, 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研究较少, 相关研究主要在于争论政府间集权和分权的问题, 以及对于“央地关系”中财税关系的探讨, 研究仅能涉及比较宏观的浅层次的公共服务提供权责的分析。

在横向关系上, 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以区域和城市群公共产品的提供为主, 涉及相对较广的研究范围, 但大多换汤不换药, 提出的问题亦大同小异, 解决措施的可实施性不强。研究忽视了对地方政府职能的重塑, 也忽视了地方政府间合作对公共利益的背离。同时, 研究缺乏对微观个案的具体分析, 现实应用价值不大。

五、结语

随着社会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以及地区之间交流越来越多, 府际关系、府际管理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研究涉及到整体性治理、协作政府、网络化治理等当前研究较为热门的讨论内容。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是府际管理的重要内容, 直接影响府际管理的效率。提高我国府际间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 发挥资源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是促进区域合作治理、促进整体性和协作性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由于府际间公共服务的具体特征, 其较大的辖区外溢性使得府际间公共服务提供存在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的问题。解决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尤其是区域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的重点在于加强府际合作, 同时也应发挥市场营利组织和志愿性非营利组织的优势。

参考文献

[1]殷婷婷.区域公共物品供给困境及对策选择研究[D].山东大学, 2010.

[2]吴博.雾霾协同治理的府际合作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 2014.

[3]王惠娜.区域合作困境及其缓解途径——以深莞惠界河治理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 2014.1.

[4]张紧跟.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中的珠三角地方政府创新[J].学术研究, 2015.2.

[5]张紧跟.从抗争性冲突到参与式治理:广州垃圾处理的新趋向[J].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4.

[6]任维德, 乔德中.城市群内府际关系协调的治理逻辑:基于整体性治理[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2.

府际治理 篇5

一、府际关系的基本界定

府际关系简单说就是政府之间的关系, 虽然国内外专家对府际关系的确定还存在一定的意见分歧, 但是已经初步对府际关系的核心内容为政府这一问题达成共识, 主要指承担着执行法律责任的各级行政机关[1]。一般情况下, 按照府际关系中实施主体的范围大小基本可以将府际关系划分为四个主要类型:其一, 不同层次级别政府之间的纵向垂直关系;其二, 中央政府与各地区政府之间纵横交错的政府网络关系;其三, 各级政府之间的纵横关系以及政府各行政部门之间的条块关系;其四, 在广义上泛指能够涉及国内政府之间的关系, 也包含国际各个国家间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

二、行政改革背景下府际关系转型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政府间存在横向竞争。

这种横向竞争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区政府各项资源、工作效率、投资环境等问题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的。从资源竞争来看, 各地区地方政府在地区利益驱动下产生的竞争关系是无法避免的。从政府工作效率看, 各地区地方政府在贯彻落实国家改革理念和要求、利用适当的行政改革手段对政府机构进行科学合理的改革, 促使政府逐渐转变为工作高效的政府。从投资环境存在的竞争看, 各地区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 推进本地经济发展, 必然会在投资政策方面产生相应的竞争。而一旦地方政府无法合理处理这些必然存在的竞争, 就会产生相应的恶性竞争现象, 最终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可以说, 政府间的横向不良竞争不仅会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相应的制约, 甚至会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对政府社会公众形象产生不良影响, 从而引发诸多的后续问题[2]。

(二) 政府间纵向关系处理模式僵化。

在我国传统的府际关系处理模式中, 政府间的纵向关系的处理关键在于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 缺乏相应的协调性。虽然我国政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也积极开展了多次大型的行政改革, 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各地方政府在管理地区事务上的自主性, 但是随着地方行政管理自主性的加强, 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监管能力被削弱, 直接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地方利益而作出违背国家公共利益的决策, 中央政府决策的执行受到一定制约, 对社会利益造成一定损害。

(三) 与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存在空壳化现象。

一是一部分政府官员与民间组织合作意识偏低, 在行政改革背景下的府际关系转型中忽略了民间组织的参与需求, 对民间组织情绪产生不良影响。二是民间组织在府际关系转型方面提出的要求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可行性相对较差, 政府对这些要求的实施需要一定的物质资源基础, 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 政府无法对这些要求进行实施[3]。三是民间组织在府际关系转型方面提出的建议与地方政府自身的价值取向存在偏差。政府部门的价值取向对政府机构的实际管理活动产生着较大的影响, 决定着府际关系转型的实际方向, 一旦民间组织提出的相关转型工作建议与政府价值取向存在偏差, 就会被政府相关部门所搁置。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民间组织或社会大众的不满, 对政府行政政策的执行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三、政府行政改革背景下推进府际关系转型的措施

(一) 保证我国中央政府在政治决策中的权威性。

在政府行政改革体系中, 我国中央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供给者与扩散推行者, 在行政改革, 尤其是府际关系转型处理工作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其自身各项功能的发挥程度对府际关系转型进程和实际效果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保持纵向政府的权威性也就是保持府际关系转型过程中相关制度的变迁以及政策扩散的实施基础, 有利于纵向政府关系的良性发展[4]。同时, 应该注意的是, 保持中央政府的权威并不是对中央政府权限的一味扩散, 而是应该结合本国自身发展现状对中央政府权限进行科学合理的限定:在保证中央政府主权性与支配性财政权力的前提下, 对中央政府进行合理分权, 科学让渡原本隶属于地方政府的地方事务管理权等内容, 进一步实现对本国行政全局的统筹规划, 调动地方政府工作积极性。

(二) 建立健全的府际关系转型运行机制。

一是应该注意建立健全的信息交互机制。在信息交互机制的建设过程中, 应该紧随时代发展潮流, 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优势完成对相关数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进而建设全面、科学的政务管理系统, 促进不同地区政府之间信息的交互和共享。二是要注意建立健全的利益协调机制。在纵向的政府关系处理中, 应该建立科学合理的国库资源支付以及相应的转移支付制度, 协调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在横向政府关系的处理中, 应该建立健全的地方政府之间财政税收收入的合理分配制度、各区域之间的财政专项补偿制度以及明晰准确的成本分摊制度, 从而实现对各地区资源的优化配置, 协调各地区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三是建立健全的考核评估制度体系[5]。行政改革背景下府际关系的转型过程也是各级、各地政府之间的博弈过程, 为了本地区的经济社会效益, 各地政府必然会积极探索符合本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的转型方案, 因此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对这些方案进行科学的考核和评估, 并具体参照方案的可行性评估结果采取相应的实施措施。

(三) 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建立新型的交流合作参与平台。

在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的背景下, 为民间组织参与府际关系行政改革创建新型交流合作平台能够为民间组织提供充足的意见表达机会, 逐渐在发展中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府际关系的转型发展进程中, 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借助信息技术, 构建科学的网络参与平台, 在促进民间组织有效参与的同时, 为跨区域合作交流创造条件。

四、结语

综上所述, 在行政改革背景下, 我国府际关系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 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政府良好公众形象的确立产生了极大的不良影响。所以, 我国相关部门应该积极探索科学的府际关系处理理念和方式, 协调各地、各级政府间关系和谐发展, 避免府际关系“囚徒困境”现象的产生, 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贡献相应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周静.政府行政改革背景下的府际关系转型问题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 2014, 22 (10) :70~72

[2]张紧跟.府际治理:当代中国府际关系研究的新趋向[J].学术研究, 2013, 2:38~45

[3]鲁敏.弹性化控制:中国转型期纵向政府关系调适[J].内蒙古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2, 44 (1) :37~43

[4]陈修颖, 汤放华.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地方府际关系重构与政府职能转型[J].经济地理, 2014, 34 (12) :78~84, 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