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推销员之死》（精选12篇）
《一个推销员之死》 篇1
安东·契诃夫的《一个文官之死》创作于1883年, 此时的俄国正处于沙皇专制之下, 当时的人们整天诚惶诚恐, 普遍表现出奴性心理, 时常提心吊胆, 担心害怕。一个小官吏在剧院里的一个小“不慎”将唾沫溅到了坐在前排的将军级文官身上, 小文官惟恐大官人误会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道歉, 最终在遭遇大官人的不耐烦与呵斥后竟一命呜呼。因为一个喷嚏而丢掉一条人命, 这简直近乎荒诞, 但这荒诞中却透露了真实。作者通过一个个“小人物”的悲惨命运, 揭示了社会腐朽罪恶的本质。为了表现社会的腐朽罪恶, 作者在文章中注重多重笔法的运用, 从多个角度再现了当时的黑暗现实。
一.小处选材, 极尽平常。古人云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意为小中见大, 小故事反映大道理, 小材料抒写大文章。高明的作者在文学创作中往往会选取生活中最普遍、最细微的素材, 或者是最浅显的道理, 比如《红楼梦》围绕一块“灵通宝玉”展开, 而《三国演义》则以“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这一浅显的道理开端。因为自然平常, 所以更有说服力。本文中作者选取生活中最平常的事情“打喷嚏”展开。本来打喷嚏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被喷到也实在属于正常现象。生活中很少有人去计较一个喷嚏的后果。但作者却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通过被“喷”的对象、打喷嚏者的心理活动以及语言描写, 以小文官反常的表现, 形象生动的勾画出他看似滑稽可笑的形象, 含蓄隐蔽地揭示出存在于当时社会的绝对权力的力量。
二.巧用反复, 彰显性格。细致入微的心理活动描写往往能体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写作高手往往都擅长心理描写, 善于抓住作品人物每一个细小的心理变化细节, 从而细致入微地表现人物性格。而本文为了彰显小文官的性格, 则主要是通过其反复的话语。反复作为一种修辞手法, 在文章中一般起突出强调的作用。如《祝福》中, 祥林嫂因儿子阿毛被狼叼去, 悲痛不已, 已经有些神志不清, 于是逢人便说“我真傻, 真的”, 如此反复, 其实正是她内心世界无比伤痛的外在体现。同样, 本文中的小文官, 因为一个喷嚏打到了别的部门的上司光头上, 慑于当时权力的力量和黑暗的社会现实, 小文官不断寻找机会, 并一个劲地对光头上司说“我打了一个喷嚏, 无意中溅了……务请您原……”这同一句话。不断重复自己的话语, 这看似诙谐幽默的动作, 诚惶诚恐的心理, 已经从侧面深刻地讽刺了当时不正常、不健康的官场体制, 体现出当时人与人之间无比隔膜, 从而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权力至上, 人情淡薄的腐朽现实。
三.层层递进, 激化矛盾。作家为了更好地突出作品的主题, 往往会采取制造一些紧张气氛, 或者一波三折, 或者层层递进, 以此推动情节的发展。我们可以将《变色龙》和《小文官之死》在行文手法上做个对比。契诃夫在其《变色龙》里就有如此表现:当不知道狗的主人是谁时, 奥楚蔑洛夫表示“要拿点颜色出来叫那些放出狗来闯祸的人看看!”, 当听说这好像是将军家的狗时, 他突然转移话题, “天好热, 大概快要下雨了”以此来掩饰自己的紧张和不安, 当巡警深思地说这不是将军家的狗时, 他表示“这件事不能放过不管”, 最后当人群里肯定是将军家的狗时, 他的第一反映是, 将狗送到将军家, 并交代说“你就说这条狗是我找着, 派你送去的”。《变色龙》里这种一波三折的手法, 惟妙惟肖地体现出奥楚蔑洛夫的奴才嘴脸。而本文中, 小文官第一次跟光头上司道歉时, 上司表示“没什么, 没什么……”, 第二次道歉时, 上司“哎, 够了!……我已经忘了, 您怎么老提它呢!”第三次道歉时, 上司“什么废话!……天知道怎么回事!”, 第四次道歉时, 上司“您简直开玩笑, 先生!”, 直到最后一次道歉时, 上司让他“滚出去!!”这种层层递进的手法, 同样细致而微地展示出小文官的个性, 从而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小文官一次次道歉, 逼得光头上司一次次不厌烦, 最终出离愤怒, 将故事情节推向高潮, 小文官“倒在长沙发上, 后来就……死了”。
一个喷嚏葬送了一条人命。这是小说的情节, 但也是当时黑暗官场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学习经典短篇小说时, 对历史背景的了解是必要, 但更重要的是侧重于对其写作手法的了解和掌握, 懂得辨别不同的手法, 并熟悉其不同手法的作用, 以此加深对文章的理解。
《一个推销员之死》 篇2
——读《项羽之死》有感
刘红娟
读完《项羽之死》，我感到对手对于一个人非常重要。项羽一生最强大的对手并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可他却没有意识到，认为他的败是：“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对于激励我们成长，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留一个对手给自己。一个有对手的人应该是幸福的，因为你的对手，会伴随你一路成长下去，直到你登上最高的山峰。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英雄往往是成双成对出现。虽然他们看起来是对手，但是他们却都成就了对方，同时也成就了自己。
始皇一扫天下，我相信他们所得到的不是唯我独尊的喜悦，而是无人能敌，无战可战的寂寞与苍凉，他失去了奋斗的目标，同时与迷失了自己，最终秦朝二世而亡。刘邦虽然喜钱财，好美姬，但是项羽的存在，却使他由一个街头混混，成长为一代帝王。我相信刘邦将死之年，最怀念的不会是别人，而必定是他一生的对手——项羽。
幸福使人麻木，而痛苦却让人成长。往往带给你幸福的人，你记得不是甚清晰，但是给予你巨大的伤痛的人，你却刻骨铭心。没有对手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在《康熙王朝》上看康熙在千叟宴上敬酒，都让人热泪盈眶。康熙敬了三碗酒，第一碗是敬孝庄皇太后，第二碗敬各位臣工，而第三碗酒，他说：“这第三碗酒，朕要敬给朕的死敌们。鳌拜、吴三桂、郑经、葛尔丹，还有那个朱三太子，他们造就了朕，他们逼着朕立下了这丰功伟绩。朕恨他们，也敬他们。哎，可惜呀，他们都死了，朕寂寞呀！朕不祝他们死得安宁，祝他们来世再与朕为敌吧！”
这是何等地豪迈，何等地不屈啊！
请留给自己一个对手吧！留给自己一个奋斗目标，让自己永远充满活力。
让祝福自己的对手吧！正是因为他们，你才能够获得今日的辉煌。
请珍惜自己的对手吧！因为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他们在你心中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我们不做独孤求败，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汉子，我们会敬重我们的对手们，让我们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一个华为员工之死的反思 篇3
但是，仅仅靠一部法律，或许很难协调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劳动者的生存空间需要制度上的保障，更需要劳动和生存环境上的真正和谐，消除劳动者们心灵深处的顾虑和不安。在这方面，我们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张锐的死，将华为再一次推上了风口浪尖。善良的网友，好事的媒体，将所有的炮火对准了华为，“床垫文化”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加班沦为“资本主义”的罪恶代名词；张锐摇身一变，扮演了现代“包身工”；华为则成了“血汗工厂”的代名词。
但是，仔细想想，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
谁害死了张锐
无疑，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并且，竞争还将越来越严酷。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垄断的破除，几乎所有行业都将面临残酷的淘汰赛。特别是国际大企业不断进入中国，中国企业的企业管理还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就显得越发惨烈。同时，中国真正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才不到十年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社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生存压力骤增，有些人的适应能力一时无法快速调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是，社会并没有给那些调整不及时、不彻底的人留下什么机会。因为市场根本没有给那些调整不及时、不彻底的企业留下什么机会。如果不能及时调整，不能全身心投入竞争，不能快速地获得自己的市场地位，不能迅速打造企业的竞争力，那么，这家企业的命运就是被市场无情淘汰。
从职业的角度讲，张锐作为企业的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合同交易。张锐作为一名知识工作者，在入职后，应视为与企业签订了一份合约，用自己的工作、知识和智慧为企业创造价值，并获取企业给付的薪酬。合同一旦正式实施，双方都应该遵守合约所规定承担的责任，员工应该及时完成合约所要求完成的工作任务，企业应该及时给付员工报酬。
当然，企业与员工并非是赤裸裸的买卖关系。一方面，企业要发挥员工最大的能动性和价值，就必须给于员工相应的关怀。而员工，因为与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也有义务为企业的发展做出有限度的超值付出。在这一点上，华为做得确实不够到位，如果能够尽早发现张锐情绪上的问题，或许事件不会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也不会以一条生命为代价，引发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但是，我认为，华为的问题也仅限于此。将张锐事件的所有责任全部推给华为，是不公平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对问题的解决也于事无补。事实上，在张锐事件中，所有各方，包括社会经济环境、张锐本人、同事、家庭、华为都有责任。
素质就是对环境的适度适应
我们经常说，21世纪最难得的就是高素质人才。但什么是高素质人才？
以市场经济社会的标准来看，高素质人才就是能够在有限条件和环境下创造社会价值和把经济价值最大化的人。在这一点上，张锐似乎做得还不够。特别是快速适应环境，和具有一定责任感这两方面，张锐的表现都可谓不尽如人意。无论是毕业三年换四份工作，还是最后以自杀的方式寻求解脱，这似乎都不应该发生在一个有素质的现代青年人身上。
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日前颁布的调查数据表明，在15～34岁人群中，自杀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中国平均自杀率为23／10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28.7万人，另外，还至少有100万人自杀未遂。在中国，自杀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占相应人群死亡总数的19％，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3倍，农村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城市老人5倍，大学生自杀、青少年自杀等现象也屡见不鲜。这些都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自杀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到底在哪里？
这决不是简简单单谴责一下华为，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社会压力的增大，使得人们要么迅速适应这种变化，要么就采用吸毒、赌博甚至犯罪这种方式反抗这种变化，要么就只好以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选择逃避。这三种方式中，只有第一种是值得称道的，后两者实质上都是对现实社会的对抗。
中国社会如何化解“张锐危机”
张锐事件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调查数据，将自杀问题推向了前台。我们在关注个人心理素质和承受能力的同时，也必须关注一个社会根本问题——社会保障制度。
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城市人口中，大部分人的生存环境是严酷的，一部分低收入人群缺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那些失业人群，在生活上更是举步维艰。而农村更不必说，连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没有建立。农村自杀人口高于城市，与两者之间社会保障的差异有直接关系。而相反，很多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给人以坚强的生存后盾。即便是失业，也可以保障自己和直系亲属维持一个相对较低的生活水准。
这种充分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人们以积极心态生活的根本。同时，更是失业人群能够再就业和再创业的基本保障。此外，社会保障制度也是社会创新、科技和文化进步的根本动力。试想，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担忧生存问题，那他还有什么心思、有多少成本支持他去做维持生存之外的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保障制度才是促进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减少张锐式悲剧发生的根本手段。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教育体制落后于时代。中国的教育可以用四个字归纳：有教无育。学校只能教给学生知识，但几乎不传授智慧。小学、中学如此，大学尤甚。
教育不完善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学生心理素质不高，承受能力低。进而产生自我中心与社会中心的巨大差距。当然，优秀的人才通过自我调整，能够快速适应环境，获得发展的机会。但问题是优秀人才并不多见，那些不能快速进行自我调整的人，也难以快速地融入社会。
张锐死了，导致张锐死亡的原因很多。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但这份思考太沉重了，沉重到需要以生命为代价。
张锐之死
张锐200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系。毕业后，他三年间共换了四份工作。2007年5月，张锐与华为签订了一年期的劳动合同。签订合同时，张锐很高兴地给父母打电话，并称工资有5000元左右，加上加班费、奖金，收入将近8000元。
成为华为员工后，张锐表现出疲惫和失眠。一个多月后，张锐的父亲接到张锐电话，诉说工作压力太大，他不想干了。老父亲只好带着一个板凳，买了站票来到深圳，劝说儿子不要辞职。因为在张锐上大学期间，家中已经欠债5万元，一家人还债的希望，全寄托在这唯一的儿子身上。
经过父亲的劝解，张锐放弃了辞职的念头。然而，在老父亲回家没几天，张锐再次打电话回家，称自己要辞职。
《一个推销员之死》 篇4
一、由社会关系解读项羽的性格
《项羽之死》一文叙写了项羽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主要面对的三类人(美人、敌人、故人),这三类人是投射项羽性格的一面镜子,它构成了三组社会关系,由三组社会关系可以解读出项羽的悲剧性格。
1. 垓下歌美人———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诗言志,歌咏言。项羽人生的最后一幕是从垓下拉开的,这里有动人情肠的霸王别姬《垓下歌》。它咏叹的是项羽虽有拔山盖世之勇,却因时运不济而无法保护自己深爱之人的无奈与悲怆!正如《史记评林》中引清人吴贤齐所说“一腔怨愤,万种低徊,地厚天高,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反观刘邦,《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刘邦的爹被项羽抓住,项羽想借此胁迫刘邦放下武器,刘邦却说,“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两相对比,项羽真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2. 东城战敌人———豪情天纵,自负神勇。
在“东城快战”中,司马迁用传神的细节描写(如“项王瞋目而叱之”,“瞋目”可链接《荆轲刺秦王》中的“士皆嗔目”、《鸿门宴》中的“瞋目视项王”等)、个性化的语言描写(如“愿为诸君快战”、“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等)等手法,活化了一个面对千军万马如探囊取物的神勇战将。《史记》中评价道“羽之神勇,千古无二”。
3. 乌江别故人———知耻重义,视死如归。
项王战得汉军皆披靡,明明杀出重围到乌江,明明有船可渡能脱身,却自刎乌江动天地。面对乌江亭长的好意,项王的“一叹一问”(“天之亡我,我何渡为!”、“籍独不愧于心乎?”),自惭无颜见江东父老,真是“知耻近乎勇”!乌骓本是项羽勇武的符号、精神的象征、情感的依赖,项羽却将它赠与乌江亭长,足见其“重义”!“故人”吕马童追赶之、指认之,必欲杀之以邀功,项羽却慷慨赠头,蝼蚁之微,泰山之高,两相对比,何等鲜明!难怪有人称“项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贵族”。
二、由社会关系解读项羽的命运
对于项羽的悲剧命运,一般教者会从主观原因和客观因素两个角度去探究。这固然不错,但也可从项羽人生最后一幕遇到的三类人(美人、敌人、故人)这个“横截面”的角度,去解读项羽的生死密码。
1. 垓下歌美人———多情难成好君王。
面对“兵少食尽”、“围之数重”、“四面楚歌”(其实是汉军的诈计),一位力能扛鼎(《史记》语)的大英雄项王,却在慷慨悲歌“虞兮虞兮奈若何”,真是柔肠百结、多情善感。反观刘邦楚汉相争期间的抛妻弃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无情未必真豪杰,多情难成好君王。
2. 东城战敌人———自矜功伐不觉悟。
东城快战,项羽自信心爆棚,炫武力、秀实力,似乎成了个人的表演赛。可是,面对敌人追杀,项王“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田父代表的是民心,连田父也欺骗(“绐”)他,把他指向绝路,看似偶然,其实必然。文本末段也记述了故人吕马童的反目,欲取头邀功。链接《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再链接相关史实,项羽季父(项伯)与张良结为亲家,与刘邦暗通款曲;刘邦用陈平计谋离间范增和项羽,亚父范增被项羽逐之。足见项羽是:众叛亲离却不悟,自矜功伐不自责。难怪王安石以一个政治家的冷峻眼光指出,项王是“中原一战势难回”(大势已去)、“肯为君王卷土来?”(人心尽失)
3. 乌江别故人———认知不明叹霸王。
面对乌江亭长的劝导,项王在自负、高傲、无奈的“笑”中,反复着先前的话“此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不从自身找原因,却归咎于上天。范文澜说“事不由己叫做天,无可奈何叫做命”,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却坐在政治家才能坐的板凳上,实在是一种灾难。身份错位,认知不明,可恨可叹!真是:做个将帅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
《一个推销员之死》 篇5
10月31日下午，宁夏吴忠市副市长王明忠率队分乘9辆轿车下乡视察农田基本建设途中，在中宁县新堡乡七星渠黄湾桥迎面遇上13岁女学生王萍。王萍在躲避车队时，不慎连人带车一起掉到桥下。面对在水中挣扎的女生，二三十位领导站在岸上观望，竟无一人下水援救，致使该女生活活淹死。在此，我不想就王副市长等一班干部见死不救的行为发表看法，我相信自有人会把他 们押上道德法庭，尽管现行有关党纪政纪处分条例规定中，还找不到对这些领导干部合适的处理依据。我只想谈谈此事的两个小插曲。据报道，女孩落水时，渠道两边除了干部们的小车外，附近还停着一辆拉玉米和一辆卖白菜的大车。有一位干部朝那两辆车上的人喊道：谁跳下水救人，就给谁500元钱！有一位赶车的人反问干部：你们自己为啥不跳进水里救人？另据目击者黄忠德介绍，他看到水中挣扎的女孩很着急，就骂那些观望的干部：“怎么没人下去救人？如果是你们的娃娃掉到水里，你们救不救？你们这些当官的，谁也不知道学雷锋……”黄忠德曾在此处救起过3个落水小孩，可为什么这次他没有下水救人呢？这两个插曲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假设一下，王萍如果不是躲避领导车队落水，岸上没这么多的干部观望，那几个车把式和这位黄忠德会不会下水救人？从那位车把式的反问和黄的救人经历分析，他们多半是会下水救人的。那么，此次为什么他们也成了观望者呢？从中传递出的危险信号不能不察。某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想不到的是，在小王萍落水的这个地方，居然到了连死神都无法将其化解的地步。如果不是出于对领导车队的反感，不是基于普通老百姓对某些干部的极度不信任，他们的恻隐之心不是被对这些干部们的不满之情所掩盖的话，黄忠德他们不会不施以援手，小王萍不一定会死。小王萍之死固然与干部们的冷漠有关，但紧张的干群关系妨碍了原本不应冷漠的黄忠德们施以援手，却更加令人深思。从国家长治久安着想，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改善这种不正常的干群关系已显得十分迫切。从发生在此次事件中的这两个小插曲，我隐隐感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一个媒体聘用人员的非同寻常之死 篇6
在关押的7个犯罪嫌疑人中，外号“侯四”的侯振润穿着409号囚服，第一个走进1号提审室，他留着一寸长的头发，人显得很精神。
1月23日上午10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获准在大同市看守所见到了侯振润。因为兰成长死亡事件，现年29岁的他成为“打死记者的黑煤窑主”，此前他的身份是大同市标准件厂下岗工人。在逃亡了10天后，侯四选择了自首。
侯四操着浓重的大同口音回答我们的提问。“当时他们(兰成长等人)提出要五千块钱。中午我喝酒喝多了，两帮人就闹起来了，当时对方说话也不好听。”侯四认为这是打兰成长等人的原因。被打伤致死的兰成长是大同市人。
1月23日下午，大同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兰成长被伤害致死一案已成功告破，涉案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拘。”
然而，案件的疑点并没有消除。“5·18矿难”后，大同市关闭了所有的私人煤矿进行整顿，作为一个下岗工人，侯四怎能非法开采长达半年多?背后有无更深层的内幕，目前无人可晓。
兰成长之死
2007年1月11日，兰成长死了，这个不满35岁的大同男子，死于击打造成的颅内出血。两天后，这个消息才在网站天涯杂谈上传开来。随着媒体的跟进报道，兰成长的死亡经过逐渐浮出水面。
2007年1月10日，兰成长和同事常汉文包车从大同市出发，前往60公里外的浑源县，采访大仁庄乡西王铺村北的一个非法“采煤点”。此时，兰成长的身份是《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的专题中心主任。
到沙圪坨镇的水沟村后，兰、常两人步行到了一个小煤矿，发现矿上没有人。在返回停车处时，看到一辆黑色桑塔纳车内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叫黄焱忻的人称知道这个煤矿办事处在哪里。警方发布的信息显示，该人为《中国论坛》工作人员。黄遂将两人带到该煤矿设在水沟村的办事处。
兰成长当即找到看门人张根根说：接到举报，你们煤矿手续不全，非法开采，要找老板了解情况。张根根遂将矿主侯振润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
接到电话时，矿主侯振润正和几个人在大同市区一家饭店吃饭。挂掉电话，侯恨恨地骂了一句“他妈的”。
旁边人问他怎么回事，侯振润回答说：“又一帮记者上去(指上煤矿)了。”
“真记者还是假记者?”
“不知道，咱们上去看看。”
在大同市看守所，侯振润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案发前的三天里，至少有5批所谓记者去煤矿找过他了，每拨人拿到了五千到二千元钱，没有拿到钱的人更多。
警方公布的材料说，侯动身之前，给《法制日报》驻山西记者站一位工作人员“孟二”打电话，询问如何区分真假记者，孟让侯先去看记者证，再给他回电话。
于是，侯振润先后找来7人，开着两辆车赶往浑源县。“去了看情况，如果是真记者，给我好好招待，给点钱。如果是假记者，就收拾他。”侯振润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10日下午4时许，侯振润等人到达办事处，两人先控制了兰成长乘坐的汽车，另外几人走进办公室。
见到侯振润，常汉文说：“我们是《中国贸易报》记者，下来找点素材，你们矿没手续，怎么开的?”
“啥意思，不行给你们拿点钱算了。”侯振润淡淡地回答。
“常当即提出要5000元，可我身上只有2900元，但他们没有同意，说弟兄们上来了，再给拿两千块钱吧。我只能告诉他，没有啦，现在就这么多钱了，你们爱拿不拿哇。”侯四说，他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因价钱的原因，双方没有谈拢。侯振润先稳住了常汉文，要求其出示记者证后，拿上证件到屋外给“孟二”打电话咨询。
不久，他回到屋内突然翻脸，对常汉文说：“你的记者证连新闻出版总署的章都没有，整天还到处瞎敲诈，你眼瞎了!”
“当时看到兰成长的记者证是崭新的，常汉文又说头一回出来采访就碰到这样的事，当时我就纳闷，常这么大岁数了怎么是第一次采访呢?更加怀疑他们是假的。”侯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随后，侯振润指使人对兰、常两人进行殴打。
残忍的殴打场面
浑源县沙圪坨镇水沟村的村民目睹了整个殴打过程。1月20日中午，水沟村一片平静，但村民们对10天前发生的那起血案仍然记忆犹新。
当地知情村民称，兰成长一行三人是于1月10日上午12点多到的水沟村。下午4点多，来了两辆车，一前一后把兰等人堵住。车上下来几个30多岁的光头汉子。兰拉开车门就跑，跑出十几米时，听见后面的光头叫道：“小子你敢跑，打死你!”兰成长就回去了。司机曹新斌被一个光头控制，兰坐在车后排被两个光头夹住。
然后，光头们把司机和兰都架到了屋里。进去时，曹看到常已被打断了一条胳膊。进屋后，兰对光头们说，“你们不要打他(曹新斌)，要打，打我。”
接下来的冲突中，兰揪着一个人的领子。对方说，你放不放手?兰没放，于是一棒三角钢打在了他的胳膊上，接着他的另一条胳膊又被架到桌上，又是一棒，这条胳膊被打断了。稍后他的一条腿也被打断。
煤矿办事处边上小卖部里的女孩被打斗吓哭了，赶紧将店门关上跑开。其他村民也受到光头们的威胁，不许他们观看。仍有好奇的村民透过办事处的院子悄悄观看。一名目击了事发过程的村民说，侯四用镐柄打到兰的天灵盖，他顿时血流满面，晕倒在地，打人者见势不妙，将热水壶里的水泼到他头上。
随后，打人者用水冲洗了地板，待兰成长清醒过来后，侯四等人盘问了他们家里的地址和电话，并威胁说，要一个小时后接到电话才能走，否则半路碰见他们还要继续打。5点多钟，侯四和其他7位打人者离开了水沟村。走之前还说，你们的电话、地址我们都知道了，你们要是敢报警，杀你们全家!随后，侯给两人分别扔下1000元后扬长而去。
整个殴打过程中，这些被惊吓的村民没一个人想到打110报警，“怕他们事后打击报复”。多数村民这样解释。打人者走后，也没有+~民上前帮忙。
15分钟后，司机曹新斌把兰、常两人抱上车，往大同市赶。来到一个收费站附近时，兰短时醒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话：“这条腿算是废了。”次日上午，35岁的兰成长因为颅内出血死亡。
“外伤伤势严重，但最致命的是颅骨损伤。”大同市五院院长助理胡建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兰成长是事发当日下午6：30分被送到医院急诊室，入院后一直深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一度停止心跳和呼吸。经过抢救，情况略有好转，转到神经外科后，伤者依旧深度昏迷，
四肢无法动弹，靠输液维持。
经法医鉴定，兰成长身体多处软组织损伤，头皮裂伤、挫伤，颅骨骨折，脑挫伤，脑内出血导致死亡。兰成长家属提供的照片显示，死者全身多处浮肿。“这是因为软组织损伤，是棒子或铁棍敲打造成。”兰的主治医生说。
1月20日下午，浑源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李月明科长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到水沟村发现作案现场已被破坏，收集到的凶器包括6个啤酒瓶、断裂了的三脚凳、破了的热水壶和三角钢，最主要的作案工具羊镐没有找到。”
身份的争议
兰成长之死，成为轰动全国的“黑煤窑主打死记者案”受害人。大同警方被要求限期破案，报告结果。
但一系列的质疑声音随之而来，兰成长的身份和行为备受争议。争议的焦点有：兰成长是否是记者?他的行为是否涉嫌敲诈?
山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处最先向媒体称：“经核实，死者兰成长为《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用的临时工作人员，到该单位还不到3个月时间。兰成长不是正式记者，没有采访资格，他到浑源县采访是个人行为，组织上没有委派他前去。死者不是记者，这案子是一般刑事案件。”
兰成长死后的次日，大同市发布了《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通告称，“凡未经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均为假报假刊；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假记者的新闻采访系非法活动，被采访对象有权拒绝。”
兰成长是“假记者”的说法也因此传开。
“纯属时间上的巧合，政府不会因为兰成长之死专出台一个文件自找麻烦。”大同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李登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大同市新闻出版局局长杨建国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按记者站和记者证管理办法规定，兰成长不符合记者身份，只是《中国贸易报》驻山西站聘用的普通工作人员。”因此，他质疑兰成长去浑源县的动机。
大同警方公布常汉文的调查口供称：“途中，兰对常说‘今天我们去浑源只要找到矿主，亮出我们的证件，对方至少得给我们1000元钱’。”
22日晚上，《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几经周折，在兰成长家属的带领下，在司机曹新斌家中采访到了曹新斌。“路上常、兰交谈常的孩子结婚的事。”曹新斌说。由于找不到常汉文，本刊记者无法向他求证，兰成长在去浑源县的路途中到底对他说了什么。
《中国贸易报》对此事是何态度?面对众多媒体的追问，“我不方便表态。”《中国贸易报》驻山西记者站站长常旭日如是说。
1月19日，兰成长死后的第8天，中国贸易报社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声明说：“中国贸易报社山西记者站工作人员兰成长和常汉文二人，于2007年1月10日下午3时，前往山西省浑源县某煤矿收集新闻线索，被该矿纠集的人员围攻殴打致伤，后抢救无效死亡。”
声明中还特别指出，中国贸易报社山西记者站于2006年12月底调整站长人选，12月27日，因工作需要，记者站决定试聘用兰成长、常汉文二人为站工作人员，并于2007年1月3日办理了报社工作证，1月10日就发生了上述事件。
中国贸易报社社长杨晓东说：“兰成长确实是我们报社的工作人员，但是正如我们在网上所说明的那样，他是1月3号刚刚成为我们报社记者站试聘的工作人员，这一点需要做一个说明。因为兰成长本人没有记者的资格和身份，所以他没有采访权，我们规定没有记者证的工作人员可以协作记者人员提供一些新闻线索。”
面对这一系列质疑声，兰成长的家属不再保持沉默。19日上午，兰的妻子陈娟娟、弟弟兰成绩及姐夫李文先分别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采访。
兰成绩第一个获悉哥哥被打成重伤的消息。事发当日下午6点钟，司机曹新斌打电话告诉他，“你哥伤得非常严重，快不行了，赶紧去市五医院。”兰成绩大吃一惊，连忙招呼在家的亲人到五院。
兰成长死后，李文先成为兰家的代表，负责与新闻媒体的记者接触。“医院宣布兰死亡后，我才清醒过来打110报警。《中国贸易报》山西站的两个站长来到了医院，此后没有露过面，只是保持电话联系。他们要求家属保持沉默，不要对媒体乱说，会从中协调，给家属一个满意的答复。”李文先说。
对于“假记者”传闻，死者家属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出示有关证据，证实兰成长当日去煤矿采访是职务行为。“当时他手里有《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出具的介绍信，我们现在手里都有材料。”
记者看到，介绍信上写明，“兹介绍我社记者兰成长等壹人前往你处采访，请予接洽希协助为荷”，介绍信末尾盖有“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的公章。而兰成长随身携带的“新闻工作证”上，盖有该记者站的钢印。
陈娟娟说，《中国贸易报》至今无人前来家中慰问，对大量关于“假记者”的传闻，《中国贸易报》至今不肯对外承认兰成长的记者身份。
“人已经死了，怎么还往死者身上泼脏水，让死者家属伤心。”兰成绩抖动着其哥生前的工作证激动地说。
“变身”为记者的仓库管理员
经过多日的追踪采访，兰成长从矿区仓库管理员“变身”为新闻记者的脉络也逐渐清晰。
青磁窑矿场位于大同城郊，是大同市众多国有矿场之一，这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景观是由土红色砖块搭起的矿工自建住房。几百间毫无规划的房子占领了大半个山头，四通八达的巷道中猛然蹿出的看门狗，常让路人吓一跳。
兰成长已经去世的父亲是青磁窑矿上的老工人，他的家在矿山上平后里的红砖房里。1972年出生的兰成长子承父业，成年后进矿区成为一名仓库工人。
“小兰的性格谈不上特别，每天的工作就是管轴承等器材，做的都是例行公事的活。一年多前，他离开了单位，矿里停了他的工资，只给他交养老保险等福利。”兰成长在矿区的老领导刘九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父亲过世后，兰成长将家搬到大同市东风里烟草专卖局家属院，和63岁的老母亲住在一处平房里。兰成长有两个女儿，大的12岁，小女儿4岁。离职后，他回过矿里几次，“大概找了些关系，矿里恢复了他的基本工资，一个多月前刚刚涨到每月600多块。”刘九江介绍道。
2002年，在结婚10年后，兰成长离开了矿里，成为《中国安全生产》杂志社山西站的一名员工，身份不是记者，而是“安全生产调查员”。他的工作是专门到各矿场里调查有无人员死亡或违规开矿情况。
在这个杂志干了不到半年，兰成长又成为山西省内刊物——《现代消费导报》下设的“安全教育周刊”的一名员工，此时他仍不是一个“记者”，依旧是“安全文化调查员”。
在当地记者经常登录的西祠胡同“山西报业”网络社区，网友“道报110”发
帖指责这家报社以“安全文化调查员”名义招聘了上百人，前往山西省各中小煤矿甚至大型煤矿“采访”，其中部分“调查员”以记者身份索要钱财，结果发生被忍无可忍的矿主举报的事件。
去年6月份，《现代消费导报》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压力下，对“安全教育周刊”进行了整顿，“将这一摊子人全部‘拿掉’了。”《现代消费导报》的陈姓负责人说。兰成长也因此离开了“安全教育周刊”。
2006年12月27日，兰成长被招聘进《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今年1月3日，他领到了《中国贸易报》的工作证。仅一周后，兰成长到浑源县水沟村一个非法采煤点了解情况时，被侯四等人打伤致死。
“在青磁窑矿上干活时，丈夫就自修了大专学历，学的是行政管理，一开始兼职搞新闻工作，从矿上出来后，他在《现代消费导报》工作了一年多，工作和收入情况都不清楚。从来都不跟我说。基本上每天都不在家，说是写稿了，但没有发表过。”陈娟娟说。兰成长被打当天，陈娟娟不在家，她在东风里离家不远的山姆斯超市上班，每个月有500多块钱的收入。
“侯四”等7人归案
医院宣布兰成长死后五分钟，李文先才打110报警。这期间，侯四等人有足够时间商量逃跑事宜；另一方面，家属没有及时报警，也引发了种种非议。“当时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想到报警。只有一个信念，要将兰成长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李文先这样解释。
在中央领导的关注下，大同市公安局成立了“1·11”专案组，相关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
1月13日晚，和犯罪嫌疑人侯振润同车到案发地的郑宏瑞，主动到浑源县公安局说明情况。17日20时左右，民警在犯罪嫌疑人郑文平的大舅家将其抓获归案。同时，将涉嫌窝藏犯罪嫌疑人的郑父逮捕。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郑文平交待其另一同伙马利藏匿于浑源县水泊寺乡马家小村的家中。办案刑警随即赶往马家小村将马利抓捕归案。与此同时，犯罪嫌疑人郑文平还交待，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侯振润、武强可能藏匿于北京昌平地区。
19日下午4时50分，浑源县刑侦支队王文成支队长接到犯罪嫌疑人侯振润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称其与同案犯罪嫌疑人武强在一起，表示二人愿意投案自首。当晚10时许，犯罪嫌疑人侯振润、武强二人到市局投案自首。
论《推销员之死》的悲剧精神 篇7
关键词：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悲剧精神,美国梦
被誉为“美国戏剧的良心”的阿瑟米勒是美国最杰出的戏剧大师之一。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个犹太人家庭的他,经历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了。美国与欧洲国家进行了全面的和长时间的经济萧条。令人畏惧的金融系统的崩溃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企业倒闭;工厂破产,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失业,无家可归和对人生绝望。大萧条的影响是令人痛苦的:在我们所居住的小街区里就有三起自杀。他们无能为力。这些人都是美国梦的笃信者。(1)在1930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发起了一项“新政”,以帮助人们在贫困和绝望。他开展了对宏观经济直接或者间接的管理措施,与此同时,猖獗的法西斯主义席卷欧洲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美国陷入绝境。在战后时期,发生严重的危机,反共的麦卡锡听证会和冷战苏联。美国人对生活失去了安全感并且心中产生疑惑。因此他们的价值观、信仰和道德的迅速改变。这个时期对他今后的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父亲破产的情况下米勒一边打工一边在密歇根大学新闻系和英文系学习,不知不觉中对戏剧产生兴趣,并开始创作剧本。《都是我的儿子》《推销员之死》《严峻的考验》和《桥头眺望》等优秀的作品都是出自米勒之笔造就的。其中,1949年问世的《推销员之死》是阿瑟·米勒创作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它与奥尼尔的《进入黑暗的漫长旅程》和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并称为美国最杰出的戏剧,以此获得纽约戏剧评论家协会奖和普利策奖。中国对于这位美国当代戏剧作家投射诸多关注,对于米勒的研究和评论从他1978年首次来到中国之后从未有过停止。国内近十年关于阿瑟·米勒的研究,论述很有研究性,值得学习和研究。对《推销员之死》的研究几乎屡见不鲜,基本上都是从“美国梦”和“悲剧”这两个角度去研究和阐述。在我看来,阿瑟·米勒作为一位与中国有着深远渊源的作家,可以更多地关注他哪些具有代表性的其他作品,会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阿瑟·米勒一生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品——《推销员之死》。《推销员之死》中的主人公威利·洛曼是一个并没有接受多少教育的众多可怜人中的普通却具有代表性的一员。威利本是个热爱种植花草,经常做些木工活的一个普通人。曾经的他居住在环境优美,绿树环绕的地方。但是现在建筑物取代了原有的优美环境,成排的汽车令人窒息。这些现象明显地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因为工业化的不断强大人们原有的生活环境被替代,不仅仅是生活环境,人们的心境也随之改变。所以不得已他只能34年如一日,每天与他在一天之中相处时间做多的“陪伴者”——汽车往返于各州为公司的销售而繁忙着。他擅长与人沟通,以此招揽生意,换取销售量以换得养活一家的生活费。可是这种招数在当时社会已经不值一提。他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顾客见了退避三舍,货物长时间堆积根本无法推销掉,终于被老板“请回家”。但是无法面对妻子儿子的他不敢告诉他们这个晴天霹雳,像往常一样开着汽车上班继续“销售”,没有收入的他不得不向自己的朋友查理借钱当成工资交给妻子。但是面对生活如此不堪的窘境他并不失望并绝望,因为他还有希望,那就是他的两个儿子。可是两个儿子都不争气,大儿子三十多岁无所事事,一事无成,常做错事,对生活没有计划和目标;小儿子继承了父业成了一名小职员,但是他盲目自大,目中无人。最可悲的是不但他对儿子们失去信心,最后因为自己的失败丧失了儿子们对他的尊重。他孤立无援,只好采用那蓄谋已久的天真想法——自杀,以此来骗取保险金,以最终实现他那残破不堪的梦想。威利的人生已经落幕,虽然威利是个潦倒失败的小人物,但他一直维护着自己的人格尊严。(2)威利的妻子和他的儿子们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还要在威利所经历过的生存困境里继续挣扎。生命在延续,生活在继续,社会在进步,新事物的产生会代替旧事物的灭亡,一个悲剧的结束并不代表另一个悲剧不会产生,所以人们只能不断相信自己并战胜自己。在剧中威利虽然在梦想中失败了,可是米勒在现实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该剧不仅仅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世界各个国家都受到广泛的关注,并且使该剧变得国际化。《推销员之死》也被阿瑟·米勒成功地“推销”到中国。1983年在北京人艺上演了他的《推销员之死》,由阿瑟·米勒亲自导演,这也是“文革”后第一个在中国上演的外国戏剧。此外为了使该剧中国化,先后采用了北京的方言;中国服饰的民族风,都说明了《推销员之死》的意义与影响。
威利一直以一个虚幻的梦想活着,那个令无数人沉醉不已的梦就是——美国梦。美国梦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渊源的梦,它开始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些经历社会压榨的欧洲人民开始陆续带着希望乘坐着五月花号向着新大陆进行迁移,希望能够开辟一片新的家园。他们不惧怕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有着当地居民的社会环境抗争,最终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天地,在这样的层层紧迫的环境之中孕育了美国梦的胚胎。美国梦让所有人认为在这个伟大的环境中,大家的机会都是相同的,因此当时的人们就把只要努力就会成功的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脑海当中。尤其是当时在广阔的美国土地上资源丰富,《独立宣言》的宣布也为大家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独立宣言》最突出的思想就是“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为大家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之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和繁荣的大部分原因也是归功于美国梦。但是“美国梦”背后的真正动力是什么?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就是对财富的渴求和追逐。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马修·沃肖尔指出:“对金钱的追求,是‘美国梦’中不变的成分。”
阿瑟·米勒的最著名的剧作《推销员之死》也成为了美国梦的戏剧代表。威利·洛曼一生直到死都将美国梦当成自己人生的信条,但是美国梦并未因为他的忠诚而“垂青”于他。使得他在梦幻中迷失自我。威利·洛曼是一个失败者,但是这并不是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他对于美国梦过于相信,执着,甚至将美国梦当成了人生的信仰,最后导致心态、人性完全扭曲。在戏剧中都有充分的体现,首先,他太过沉浸于过去的“光辉历史”,经常将“我有很多朋友,大家和他都十分熟悉”类似的话语放在嘴边,并且毫不顾忌地说出来。或许他能在“曾经”当中好到自己再社会的定位,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提升自己的自信心。但是可悲的是这些“光辉历史”只有他自己一人认可。其次,不懂得接受现实,失败之后总是嫉妒他人却不寻找自己的问题。查理一家在曾经他失去工作的时候借予他金钱,但是他却一直将查理一家当成竞争对手,总是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较劲。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他表面上一步一步走向失败和死亡,但是实际上却是美国梦破灭的过程。
就个人原因而言,作为一名推销员,威利·洛曼是个失败者。一直以来他将成功的推销员辛格曼当成自己的准则,以此来鞭策自己希望这样可以使得自己成功。并且幻想着自己能像他那样让自己的销售记录源源不断地上升,赚取更多的钱。他希望它能够在离开世界之前能够留下些什么,能够让人们忘不了他。但是作为微不足道的一名推销员,他又能够留下些什么呢?像建筑师们留下名垂千古的建筑物?像著名作家那样留下不见经传的书籍?像那些为国牺牲的英雄留下性命?答案都是:不可能。即使如此他还是对人生抱有希望。可是,在那样的残忍的社会这样的事情只是让他在幻想中得以实现。因为有着很强的自尊心,虽然当时的自己已经年老体弱,但是老板依然没有给予丝毫同情依旧残忍地将他抛弃,即使生活还过得下去,也依然有朋友给予帮助。但是他的梦彻底破灭,精神彻底崩溃,所以只能选择死亡来逃避自己心灵的痛苦,远离这残忍的世界。
就家庭原因而言,作为一名父亲,威利·洛曼是个失败者。他在商品世界里面不断积极进取,苟延残喘。但是却是位对孩子充满爱心,苦恼的父亲。他希望作为一名父亲可以得到孩子们的关注,尊敬,他在梦中不仅希望自己能成功,而且对儿子寄予厚望,希望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甚至比查理的儿子还要成功。大儿子比夫和父亲威利是美国父子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对。他盲目地认为大儿子人缘好,体育优秀,“意志坚强如刚”这种扭曲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一旦儿子失败,自己的愿望破灭,对他的打击甚至说成分崩离析也不足为过。比夫年幼的时候对父亲十分崇拜,甚至为了讨父亲的欢心,参加比赛得到优秀的成绩,以此献给父亲。数学成绩的失败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失望,也是害怕父亲伤心。怀揣着这种心情一直到自己发现威利与女人在旅馆偷情,对父亲的崇拜之心彻底破碎,他大喊“你这个骗子!你这假正经的骗子!你这骗子!”(3)之后的15年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一直没能恢复,而比夫的态度也给威利的自尊心严重一击。威利的“美国梦”在儿子身上也无法兜售。为了重新找回比夫对自己的尊敬,也是威利走向自杀的一个家庭原因。
因为美国梦的存在,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其中的成功人物实在很多,但是只是一小部分,苹果之父史蒂夫·乔布斯、微软的比尔·盖茨等都变成了“美国梦”的新偶像。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就将数百亿美元的资产收入囊中。他们活生生的事迹似乎在向美国人民表示,只要有智慧,有才能,在美国就可以成功。大家在关注这些小部分成功实现美国梦的人们的同时,却忽视了将一辈子希望寄托在美国梦上却没有成功的普通人们。这些普通人的数目是无法与成功人士相比较的。他们没有错,只是坚信着自己的理想与愿望,并以此坚持与努力着。许多人都盲目地只看到财富金字塔顶端的闪耀,认为那是美丽的,是自己向往的。却看不到底端用自己的劳动努力奋斗却只有血泪与遗憾的人们。其实登上财富金字塔顶端的人们只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们极个别代表,他们幸运地成为普通大众的代表,掌握了财富与荣耀,美国梦只不过是一个人人都想实现却又注定只有极少数一部分人能实现的一个轻易就能戳破的肥皂泡。Roudané曾经说过:“我们的世界会产生更多的威利。”的确,威利只是一个代表人物。他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大众的缩影。他的悲剧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大众的悲剧。威利作为代表,反映出社会的、民族的、历史的精髓。他的悲剧也同样是当时美国社会的悲剧。
和传统的悲剧理论不同,米勒在《推销员之死》中展现了他独特的悲剧观。他描绘了威利,作为一个普通的推销员困惑,揭示了一些基本的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威利的努力未能成功而且还幻灭,随后自杀。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悲剧的目的不在于模仿人的品质,而在于模仿某个行为。剧中人物的品质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而他们的幸与不幸则取决于他们的行为。”(4)因此,《推销员之死》也被称为“美国梦”不再的代表作。保罗·利伯曼曾在《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上撰文指出,该剧“呈现在大众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还是衡量国家及其人民——经济、家庭、价值观和梦想——的尺度。威利·洛曼……成为了美国式自夸、自负和自欺的象征。但每个人仍然心系这位深感好运不再、意志消沉的男人”。(5)米勒揭示现代人的生活困境和空虚的生活。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只是关注他在金钱和物质上是否成功。金钱万能,甚至主导。《推销员之死》作为戏剧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在这个悲剧中,米勒描述了死亡,否定生命,释放了读者在现实中的紧张和焦虑,帮助他们克服死亡和痛。威利的死是一种审美的胜利,为读者和观众提供了生活的动力和进取的愿望。威利是注定要死亡的,因为他性格的缺陷和他所生活的社会。他徒劳地努力去追求物质成功和寻求他的身份地位。与传统悲剧相比,米勒的悲剧往往选择普通人作为主人公。他认为悲剧的社会意义是应该鼓舞人心,一般多导致观众的怜悯或恐惧。悲剧的深渊里并不打算让人们痛苦和绝望,而是鼓励人们为理想生活奋斗。所以悲剧应该强调人民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基于米勒对悲剧的观点与采用尼采的“悲剧精神”的概念,我们可以理解,这出戏提出了独特的现代悲剧的乐观精神。它激发了观众和读者感知生命的有限性和价值,找到存在的价值,和创造更有意义的生活——即米勒称“悲剧”的力量,换句话说,在推销员之死中充分体现了尼采的悲剧精神。
注释
11 张必隐.阅读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2 张祥和.《推销员之死》与传统悲剧之比较[J].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3).
33 Miller,Arthur.Death ofa Salesman[M].New York:Pen-guin,1976.
44 何新.艺术分析与美学思辨[M].北京: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试论现代社会悲剧《推销员之死》 篇8
阿瑟·米勒是近代美国首屈一指的剧作家，在对八百名英国戏剧专家的调查中，米勒被评选为当代最伟大的戏剧作家。中国人对阿瑟·米勒这个名字也并不陌生，他曾经两度访问中国，他的《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在中国舞台上演，他与影星玛丽莲·梦露的婚姻，曾一度使他成为大众媒体的话题之一。1915年生于纽约的阿瑟·米勒毕业于密西根大学，以剧作《我的诸子》(All My Sons, 1947)一举成名，但最为人熟悉的还是创作于1949年的《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许多评论家认为它是二战后美国的最佳剧本，英国人也将该剧评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三部戏剧之一，另两部分别为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和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
《推销员之死》这部曾经感动过无数观众的戏剧使米勒获得了年度最佳百老汇戏剧托尼奖和美国写作最高奖普利策奖，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国际声誉。在该剧中，米勒满怀同情地洞察了普通美国人的内心世界，并对美国的家庭、价值观和梦想进行了严肃的思考。美国人素来喜爱具有轰动效应的百老汇音乐剧，但这部以描述一位命运多舛的推销员威利·洛曼 (Willy Loman) 为主题、情调抑郁的戏剧却在首场演出半个世纪之后仍在观众中占据着一如既往的重要位置。阿瑟·米勒一贯反对西方商业化、纯娱乐性的庸俗戏剧，认为戏剧是一项反映社会现实的严肃事业，舞台应该是一个比单纯娱乐更为重要的思想传播媒介，应该为一个严肃的目标服务。他是一位易卜生式的社会剧作家，剧作的重大现实题材和严肃的社会批判充分表现了米勒的正直和胆识。尽管商业化的商业性戏剧在当时仍然控制着剧院，米勒却在严肃地思考着美国的现实生活，对美国社会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在作品中深刻探讨了人与自身，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现代生活中存在的悲剧。《推销员之死》正是一部反映美国现实生活的作品。该剧结构简单，但在描述威利生命中的最后几天时却显得复杂。米勒采用的某种时间旅行手法，将过去与现在、幻想与现实揉合在了一起。这种倒叙手法和想象中的对话颇为新颖，向演员和观众提出了挑战。由于采用了此类技巧，《推销员之死》在今天看来仍具现代性。
二、社会悲剧观
雷蒙德·威廉斯在谈到现代社会悲剧时曾说：“现代社会悲剧中的主人公表现在与社会及其特定的道德法则的冲突，其突出的特点，自易卜生到米勒，通常在于深刻主题和对社会的严肃批评。”现代社会悲剧是关于现代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危机性关系的悲剧，人类在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中的生存困境和危机是现代社会悲剧的核心，尤其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无可挽回的失落和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异化，从而揭示出现代社会中人的普遍生存状态，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
阿瑟·米勒继承了由易卜生开创的社会问题剧风范和美国上世纪30年代欧德兹和海尔曼等人的社会抗议剧传统。他以《全是我的儿子》(All My Sons)、《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萨勒姆的女巫》(The Cuicible)、《桥头眺望》(A View from the Bridge)、《堕落之后》(After the Fall)和《美国时钟》(The American Clock)等现代社会悲剧而阐名遐迩。他强调剧作的道德力量和社会批评功能，反映现代人类在后工业化和商业化的社会中的生存状况。他绝不单纯将戏剧主题化，正如他在与中国戏剧界人士座谈时所说：“戏剧的价值往往不在于它的主题，而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而米勒在继承社会问题剧传统的同时，也看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越发的自然主义倾向、展示自我意识时的限制和反映主题时的概念化。
米勒根据对古希腊悲剧的研究，以及对现代社会悲剧的理解和实践，他明确提出了社会悲剧所突出关注的三个方面，即人生、心理状态和艺术审美价值;社会悲剧是“关于完整的人的戏剧”，人物应是复杂而完整的人 (不是卡通式的黑白分明的好人与坏人) ;普通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状况更应该包含人的心理深层次的容量;“新的社会悲剧的剧作家若要完成工作，必须比过去的心理学家甚至更为深入，而且至少必须意识到，将人的心理生活孤立起来是徒劳的”;吸纳和借用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等现代派手法将人物内心的意识潜流以革新后的“闪回”、“回忆”等艺术手法加以展现，让死去的人以鬼魂的形式回到舞台上，参与活着的人的现在动作，使过去与现在融合在一起。米勒多次谈到戏剧创作中的时间观念和象征意义的关联：“时间的浓缩破坏了现实主义风格，这不仅是因为它破坏了我们的真实感，而且是因为时间的浓缩不可避免地强调了人从同一个角度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的或很难感到的生存原理，这就是它的象征意义。”米勒丰富和发展了现代社会悲剧的内涵，使之适应时代的发展，引领一代美国戏剧潮流。
三、一位普通美国人的悲剧
作为一个以推销为生的普通人，威利代表的其实是怀着梦想、为生活而奔波的芸芸众生。终其一生，威利的思想和行为被美国梦占据着。当梦想化为泡影时，威利无法面对梦想的幻灭和人生的失败，并走向了自我毁灭。在他看来，只有他的死———和随即支付的两万美元的人寿保险金———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他于是驾车驶下公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最后的日子里，威利仍然沉在幻想之中，以为一笔保险金可以让儿子在商海大展宏图，从而延续自己未能实现的美国梦。他始终没有从毁灭了他的美国梦中苏醒过来，这正是这部悲剧中的悲剧。
许多观众和批评家同情威利的命运，将他的悲剧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威利三十五年的辛苦工作不仅没有给他带来梦想中的生活，反而让他成为了一个失业者———在六十多岁的时候，他被无情地解雇了。“生意就是生意。”(没有人情可讲)公司老板冷漠的托词充分显示了商业社会不人道的一面。在这种以赢利为中心、竞争残酷的商业制度下，威利由于年老力弱，已经没有很大的利用价值了，于是就像垃圾一般被他辛勤工作了一辈子的公司所丢弃。诚然，威利是这种商业制度的受害者，正是失业的残酷现实使他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工业社会以利益为中心的价值观注定了它的非人道和残忍，也注定了威利晚年的凄凉。
然而，对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普通人来说，外在的社会制度下是大同小异的，威利的毁灭同时也是由于他的不切实际的梦想和不愿面对现实的自我欺骗造成的。正如阿瑟·米勒在《悲剧与普通人》中所说:“如果我们生活的不幸只是社会的原因，主人公必定是毫无缺点，以至于让人怀疑这个人物的真实性。”深入地分析威利的个性和人格，就会发现威利的悲剧命运是由于他缺乏对自身和世界的了解，他的不切实际而狂热的梦想，以及自我欺骗和逃避现实而造成的。
威利的一生悲剧首先是由于他选择了一条不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在内心深处，他渴望着一种用自己的双手辛勤耕作的田园式的生活。剧中他的妻子曾提道，威利是一个能工巧匠，手工活总是可以让他开开心心。然而，主宰社会的价值观是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的，工业社会的美国梦从来都是物质至上的。成为一个富有的人，是威利梦想的出发点，这也决定了他不能把自己在机械方面的能力视为一种积极的自我价值观，决定了他不可能选择成为一个简单快乐同时也可以很成功的木匠或者机械工。他不了解自己内心的真正需要和自己的能力所在，不知道什么可以给他快乐和成就感，而一味追求物质上的富有和由此而来的辉煌人生。正如米勒所说：“对于威利来说，只有等级、权力、胜利感……才是真实的———城市屋顶夺目的光彩反射在天空，他却以为是真正的星星。”
不切实际的梦想和错误的价值观不但毁灭了威利自己，而且给深爱他的妻子致命的打击，使一个可以很和睦的家庭遭受巨变。威利的妻子琳达是唯一了解他并始终默默支持他的人。她温柔体贴，勤劳忠诚，对丈夫和儿子的爱从来没有改变。尽管她知道威利的梦想只是梦想而已，但她尊重他的梦想和自尊，从不放弃他。不幸的是，温馨的家庭之爱并没有唤醒沉溺于虚幻不能自拔的威利。主宰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不仅控制了威利，使他急功近利，忽视生活的真谛，而且使他将其强加给两个儿子，一厢情愿地认为他的死可以给儿子新的机会。虽然他将全部的爱倾注在两个儿子身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取儿子的远大前程，但他并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他的两个儿子无形中也成了梦想的牺牲品，一直都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找不到生活的目标和方向。小儿子哈泼认为父亲是个无能的人，但他并不拒绝父亲的价值观。大儿子比夫在经历了一番挫折之后，逐渐意识到父亲的悲剧是由于他错误的价值观造成的，并决定寻找一条新的实现自我的道路，为这一沉重的悲剧留下了一个亮点。
四、结语
威利在痛苦与希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死并没有换来他想要的巨额保险金，却给生者以沉重的打击，让爱他的家人沉浸在悲恸之中。威利墓前的惨淡再一次昭示着商业社会的淡薄人情，让人们对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观进行反思。《推销员之死》呈现在大众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件优秀的剧作，更是衡量美国国家及其人民的经济、家庭、价值观和梦想的尺度。威利·洛曼成为了美国式自夸、自负和自欺的象征。但作者和读者仍然心系这位深感好运不再、意志消沉的男人，并为他短暂而辛酸的一生感叹唏嘘。
摘要：阿瑟·米勒在《推销员之死》中深切关注了小人物的命运, 满怀同情地刻画了威利·洛曼在人情淡薄的商业制度下推销生涯的辛酸与无奈, 以及最终自杀的悲剧人生。不同于西方商业化、纯娱乐性的戏剧, 《推销员之死》对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观、社会的合理性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和反思。
关键词：悲剧《推销员之员》,美国梦,价值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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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eales, Gerald.ed.Arthur Miller Death of a Salesman:Text and Criticis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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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汪义群.当代美国戏剧[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推销员之死》中的现实主义元素 篇9
作品之所以能够给人们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除了有比较完整的结构、情节、心理描写的主线,以及梦幻的意识流表现手法的运用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品中有很多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作品从人物塑造、语言和舞台设计上都融入了许多现实元素,给观众一种真实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的、真实的美国人,也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社会,而那些梦幻的心理表现,反而衬托出了这部悲剧的现实幻灭感,使得现实主义元素更加突显出来,给人更强烈的情感体验和心灵震撼。
一、人物塑造上体现出的现实主义元素
主人公威利这个形象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感,他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美国推销员,从事着现实而普通的工作。他没有传统西方悲剧中主人公的高尚和高大,也没有机会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因为他本身的地位就不高,他更不会有那些英雄人物和伟人的远大理想和情怀,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赚到些钱,并得到别人的喜爱和另眼相看,也希望自己的两个二子能够得到殷实、富裕的生活。这样一个简单的梦想,这样一个简单的小人物,让这部西方式的悲剧与观众以及每一个社会的普通成员无限地接近,也让观众们能够真实地体验到生活的现实感,并对威利的经历和心理变化感同身受。作者赋予主人公人物的这些现实主义元素,正是这部作品能够以小见大,并能够迅速抓住观众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戏剧的开头,威利提着沉重的箱子走上舞台,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普通工作者的疲惫。生活的重负、经济的压力,是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主题,人人都在为金钱而努力和奔波,只有聚集了财富,才有可能获得幸福的生活,威利正是在这样的负担和压力之下,一步步走向了梦想的破碎和绝望的边缘。而我们身边又有多少个这样的威利,他们在挣扎着、幻想着,也许正在努力,也许正在压力中面临崩溃。
二、人物的语言表现上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特色
《推销员之死》这部戏剧没有太复杂和曲折的情节,情节的展开主要是以威利的语言和一系列的动作来展现的。威利的语言简单、朴实,是一个普通小人物最为普通的生活独白和写照 ,“别担心,我回来了”,这样一个平凡人物的开场,既熟悉又带着一丝生活的磨砺和辛酸,“我累得要死,我干不了了,琳达,我干不下去了。”工作的疲劳和生活的疲惫已经把威利的“美国梦”摧残得伤痕累累了,而这样朴实的语言却恰恰充满了张力,也充分展现了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力量。
体现威利美国梦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希望受到他人的喜爱和认可。威利最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只要大家喜欢你,你就不会倒霉。”这是他的人生信条,简单、现实而质朴,他也经常这样教育自己的儿子。威利甚至还会把自己的一切不顺利和厄运都归结到这一点上,那就是自己的坏运气和挫折都是因为自己没有让别人喜欢自己。这种对人际关系的过分依赖,也体现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利益和人缘无疑是一个商人重要的砝码,这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在经济关系的制约下,人际关系的一种无奈。
三、在舞台设计上实现了现实主义元素与意识流表现手法的融合
纯现实主义的舞台设计手法,当然不能完全展现出这部现代西方戏剧的特色,因此,作者巧妙地将意识流和表现主义的现代艺术手法运用到了舞台设计中,运用“闪回”的方式向我们真实再现了威利的往事与过去,并让观众一起与威利在现在与过去、现实与幻想中穿梭和转换,给观众带来一种超越舞台本身的立体体验,同时,也更加细腻地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弥补了舞台表现对人物心理刻画的不足。这样一种表现方式,不但没有削弱这部戏剧的现实感,反而更加突出了其现实主义特色,也使主题更为深刻。
总之,在超现实主义与意识流等理念充斥着当代戏剧界的时候,《推销员之死》却运用了超强的现实主义表现方式给我展现了一个既平凡又深刻的社会主题。现实主义强烈的震撼效果,给我们带来了不寻常的心灵体验,也给这部作品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力。
摘要：《推销员之死》是阿瑟米勒最著名的代表作,被称为是“美国戏剧的良心”。本文从人物塑造、语言特色以及舞台设计等方面分析了这部戏剧的现实主义特色和悲剧特点,对剧中的现实主义元素进行了归纳和分析,试图从新的角度来解读这部经典戏剧带给我们的艺术魅力和强烈震撼。
《一个推销员之死》 篇10
该剧主人公威利.洛曼的失败和困惑震撼了读者和观众的心。《推销员之死》这部作品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三个原因就是: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围绕主人公威利展开的激烈冲突,以及象征手法和其它提示主题的技巧的娴熟运用。本文着重分析一下象征手法在《推销员之死》中的运用。“象征是根据事物间的联系,借助联想作用,以具体形象的事物来表示抽象观念或思想感情的修辞方法。”[1]按征体的性质和来源分,象征可以分为人物象征、事物象征、动物象征和景物象征等类别。这部剧从人物到内容都充满了象征的意味,“已不是作品中个别的、局部的象征,而是整体的普遍象征。”[2]
这部戏中的每个人物都不仅仅是一个个一般意义上的角色,而是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让我们先来看看主人公威利·洛曼。在这部剧中,密勒成功地把生活中的小人物塑造成了悲剧的主人公。他认为,如果一个普通人放弃了一切来追求他强烈向往的东西,他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悲剧的主人公。当然,他们总是处于困惑之中,比如,威利就对成功和幸福缺乏正确的认识,至少,他把自杀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令人质疑的。而另一方面,他的自我毁灭为的是家人的幸福,这又是令人同情的。为了信仰,他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是生命。
威利的遭遇是“一个最普通的人的悲剧”[3],推销员是一项处于社会底层的职业,他们要不停的奔波,住在条件很差的旅店,见人还要低三下四地讲话。他们在推销商品的过程中,祈望实现自身的价值———赚到大钱,得到社会的认可。尽管深信正直的人品,加上执着的努力,他们一定会找到自己的“钻石”。遗憾的是,经过一生的劳苦奔波,绝大多数推销员无法保证自己能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三十四年了,威利一直为公司推销产品,穿梭在各大城市间,如今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不想“跑码头了(be a road man)”[4]。于是他恳求少东家能让他在城里工作,可是,在“亲是亲、财是财”的少主人眼里,威利不仅不能在城里有份工作,而且,“不能代表公司去波士顿了(can’t go to Boston for us)”[4]。威利想停下来,因为他认识到一方面自己的身体不适合经常出差了,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从前“这一行里讲的是人品”“讲的是尊敬、义气,有恩必报”;“现在,光剩下牟利,再谈交情、义气,没人理你了。”[4]自身和社会的双重力量在逼他出局。作者藉此揭露并抨击了美国工业社会重利忘义的一面。
同时,作为父亲,威利也失败了。他的儿子并没有按他的理念成长。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常年在外,没有和儿子进行经常地沟通;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理念在现实社会中是行不通的。特别是,他不愿放弃自己的梦想和面子,这是致命的。他为自己和儿子们设定的目标太高,又不愿承认自身的地位,不能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
威利的经历不只属于他自己,更属于他所代表的那个社会阶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部剧唤醒了那些用虚幻的梦想来欺骗自己的千千万万普通人。
威利的弟弟本(Ben)则代表了成功人士,是威利的偶像。那是威利引以为荣,并鼓励两个儿子效仿的对象,也是威利的精神寄托。本在年轻时代就钻进了非洲丛林淘金,二十一岁暴富。赚大钱出人头地是威利一生追求的目标。可惜自己未能如愿,于是他便将本当成孩子们效仿的偶像。遗憾的是威利单纯看到了结果———本赚了大钱,却忽略了本发家的过程。在淘金者的法则中是不会推崇威利一贯奉行的诚实、勤劳这些美德的。在丛林中为生存的需要只能不择手段、不讲法则。正是对信奉的理想和实现的手段缺乏清醒的认识才导致了威利的悲剧。威利的两个儿子是按美国梦的标准教导出来的下一代,结果也只能是失败的,这再次证明了威利的梦想不切实际。
威利的妻子琳达(Linda)看上去贤淑驯良,相夫教子,很是完美。然而,她却是威利美国梦的怂恿者,是她使威利坚信自己是有成就的,而且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她总是对威利寄予厚望,促使他不顾一切地去努力。同时,她也尽量维护威利的虚荣,让威利陷入自己编织的网中,无法自拔。如果琳达能让威利更现实,抛开面子,放下架子,威利的人生也许就不会以悲剧告终。
另一个小人物,一个不知名的女人,是威利的欲望得到满足的象征。她不仅让四处漂泊、内心孤独的威利满足了生理的需要,而且,让他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威利渴望他人的认同和承认,他认为“只要别人喜欢你,就什么都齐了。”[4]然而,威利太不容易被人重视了,这个妇人却声称欣赏他,承认了他的社会价值。小人物的野心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当然是以牺牲自己的价值观念为代价的。
戏剧中的许多事物也具有象征意义,比如,钻石、种子、橡胶管子、长筒袜、家及其周围的环境等等。这些日常生活用品和生活场景都对提示戏剧的主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推销员之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当属钻石了。钻石代表着“触手可及的财富,它证明了一个人的劳动(和生命)以及给后代留下物质财富的能力,这两样东西正是威利梦寐以求的”。[5]威利的弟弟本十七岁去了非洲丛林,二十一岁即因钻石而发达。非洲丛林隐喻了制度不健全的社会,而钻石则暗指社会中的财富。本就是靠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嚼肉暴富的。威利本人向往钻石,却想用与弟弟不同的途径来实现。他耗尽毕生精力证明了自己实现理想的方法是行不通的。“美国梦”的神话只存在于人们的向往之中。威利用同样的理念去教育自己的两个儿子,也均以失败告终。这使得他勤劳致富的梦想被彻底击碎了。
种子的象征意义也是非常明确的。威利在工作失意之际,不辞劳苦地买来了种子,种子原来只是希望的象征。在自己面临困境之际,威利还想播撒一颗颗希望。遗憾的是,他选择了错误的时间———漆黑的夜晚,错误的地点———由挡住了阳光的高楼大厦围起来的庭院。遥想当初,威利正当壮年,买下了这幢四周开阔的住宅,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他实现人生价值的旅程。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威利年纪渐老,庭院周围也耸立起了摩天大楼,那个视野开阔、可以播撒希望的家园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四顾封闭、无法让种子生根发芽的狭小空间。时光变幻,境迁人非,一个生机勃发的年代和场所再也无法找到了。威利走投无路,只能偷偷地求助于橡皮管子,把它接在煤气上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橡皮管子表明了威利“想要自杀的绝望企图”[5]。
另外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东西是长筒丝袜。这是威利送给那个不知名的女人的礼物,因此“象征背叛和性的不忠。”[5]尤其是威利不时地发现自己的妻子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经常要补穿坏的袜子,这更加重了威利的负罪感。而在另一方面,不知名的女人是威利在这个社会上得到些许承认的象征。他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喜欢和认同,这个女人声称喜欢他,而威利也慷慨的以长筒丝袜作为回报。得到一个小人物的认同却颠覆了威利自己秉承的价值取向――忠贞和诚实,尤其这个秘密被他的儿子发现,更是让他在儿子面前失去了尊严,也彻底地失去了儿子对他的尊重,这也是他自暴自弃的导火索。威利自身的局限最终颠覆了他的信仰。
录音机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代表了新技术和新生事物。老板对录音机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对威利的关注,这就证明了新生事物取得了主导地位。威利被淘汰的命运已是不可避免的。
总之,密勒成功地运用了作品中的每一样道具和情节,给它们都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使主题更鲜明,让人们在情节之外也感慨良多。让作品中描述的一切都能开口,为自己的主题服务再一次彰显了作家深厚的写作功底。
摘要：“象征是根据事物间的联系,借助联想作用,以具体形象的事物来表示抽象的观念或思想感情的方法。”阿瑟·密勒在他的《推销员之死》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阐释主题。他主要运用了人物象征、事物象征和景物象征等方法。这些象征征体和本体联系自然,容易引起联想,使人物更形象,主题更深刻,增强了该剧的魅力。
关键词：象征,推销员之死,主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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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推销员之死》 篇11
日前，本刊记者赴案发地采访了死者杜进田的父母兄弟和其生前所在学校的多位同事好友、新邵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刘跃，同时通过她生前的大量日记，还原了杜进田结婚以来的生活轨迹——
丑夫，娇妻，怪声，一个不放心的丈夫
杜进田，1985年12月11日生于湖南新邵县，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她是长女，下有三个弟弟。她第一次高考失利，家里没有供她复读，她孤身南下广东的一家鞋厂打工，一年多后，赚了一些学费的杜进田重新回到家乡复读，2007年考入邵阳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系。在校期间，杜进田当了班长。因为表现突出，直接入党，两次获得国家奖学金和校级三好学生。2011年，她大学毕业，考编进入龙溪铺镇中学当了化学老师。经人介绍，杜进田和新邵县大新乡中心学校的语文教师李智伟相恋，2012年1月结婚。
李智伟，荆楚理工学院毕业，比杜进田大一岁。婚后，由李智伟的父母出钱，给李智伟兄弟俩盖了气派的两层楼房。不过他的父母也不富裕，建房子的欠债归兄弟俩偿还。杜进田刚刚结婚就背了15万元外债。在外人看来，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妇非常恩爱，两人在不同的学校，两地分居，但两人一直保持每天视频聊天的习惯。杜进田的日记也显示，当时她天天期盼的就是在视频里看到老公和儿子。
照片上的杜进田，大大的眼睛，丰满的嘴唇，丰腴的身材。结婚之初，李智伟一提到老婆都是炫耀的口气。可李智伟的长相让人不敢恭维，一千度高度近视，厚厚的镜片下，原本很小的眼睛更小了。新婚燕尔，李智伟也常有浪漫的举动。2012年3月5日，杜进田的日记中写道：“上午第一节课下课，我收到了老公的礼物——一个蓝色的水晶项链和一个小脚丫挂链，水晶很漂亮，挂链很可爱，这份礼物虽然迟到了，但还是来了，谢谢老公！”那段时间，每到周五，李智伟总是想方设法和家在附近的同事调课，争取早些回到两人新田铺镇的家。他们的矛盾从何而来呢？案发后，李智伟交代说，结婚以后，他和杜进田一直聚少离多，当新婚的热乎劲过去，他就开始担心妻子出轨……慢慢地两人嫌隙渐生。李智伟所能想到的看住老婆的方式，一是不断要求视频，二是不断提出性要求。
在杜进田的日记中，她频繁地提到一件让她苦恼的事——“怪声”。也许因为她的宿舍网络信号不好，和丈夫李智伟视频的时候，经常会发出奇怪的响声。这件一般人看来很平常的事情，让李智伟疑窦顿生。2012年4月，杜进田在日记中写道：“我俩视频时经常吱吱的怪声，打电话时也有，高科技给别人带来方便，却给我带来麻烦。我现在都不敢用手机，干脆戴块手表算了！”原来，每次一听到视频中的怪声，李智伟就警惕地竖起耳朵，然后，质问她那是什么声音。可杜进田也无法解释，因此，李智伟经常要求她将视频摄像头扫遍屋里每个角落，才悻悻作罢。日记中，杜进田叙述着自己的委屈：“奇怪的声音让他心寒，奇怪的声音让他的情绪一落千丈。但我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上天，你为什么总是戏弄我，我这么本分的人能做什么出格的事情？我杜进田对天发誓，从未做过对不起他的缺德之事！”
也因为心头的疑窦从未消除，李智伟从别人嘴里听到，“一个女人必须‘吃饱了’，才没有精力和心思出轨”，因此，他和妻子每次见面都不停地“要”。每次两人周末或假期见面，李智伟没说两句话就把妻子放倒在床上，然后满头大汗沉沉睡去。杜进田想和他聊聊天，聊聊工作，聊聊孩子，可怎么都推不醒他。
2012年6月，杜进田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她怀孕后，李智伟依旧没有放下心中的疙瘩，怀孕前三个月的夫妻生活中不能过于刺激，李智伟的求欢经常会遭到拒绝，他对此沮丧不已。杜进田的日记中写道：“从他的语气中，我知道他强忍心中的失落，为了不让我担心，怕我的情绪影响宝宝……每次恳求到最后，他总是声音哽咽了，我不知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让他总不放心我。为什么他担心我会离开他？到底我要用哪种方式才能让他明白？爱情真的让人疯狂！”
2013年3月，儿子李靖出生。儿子的到来，让聚少离多的小两口更加不方便。有时儿子还没睡着，李智伟就扑了过来，经常，杜进田担心儿子受惊，只好推开他，劝他耐心地等待儿子睡着。
争吵，疑心，屈辱，妻子好像是“工具”
杜进田的一则日记记载：“2013年10月22日晚，我们好端端地聊着，因为他突然听到我这边有奇怪的声音！房间里除了我还会有谁？外面下着雨，我再次打电话给他，却是一片忙音……一个多小时后，他居然敲我的门！他的目的，只想占有我的身体……”
更多的时候，李智伟经常突然要求杜进田过去看他，哪怕半夜三更，哪怕刮风下雨。起初，杜进田经常要费尽心思和同事换课，风尘仆仆地赶过去。然而，每次李智伟一见她，二话不说就直奔主题。几次后，杜进田“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主动送上门去的性玩具”。
既是防范老婆出轨的可能，也是为了家中还债，李智伟想到一个绝招：他从2014年元月开始，拿走了杜进田的工资卡，每周给她30块钱生活费，其中还包括周末往返回家的8元车费。这种常人无法忍受的苛刻，杜进田也默默接受了，“为了让老公相信我的真诚”。
记者走访杜进田的同事得知，学校教工食堂平均每餐三四元钱，杜进田竟然也吃不起。与她搭档的班主任王玲玲老师经常看到她在学生食堂让几个关系较好的同学把剩饭剩菜打包，带回宿舍自己用锅热一下再吃。一则日记中，杜进田记着：“还有一个星期就要放假了，可是还有一星期，七天啊！我没钱买菜，又不能坐车，回家的路费也没了，这七天吃什么？看样子我只能偷偷去扯点南瓜藤吃，暂时委屈自己吧！”这则日记，记于2014年2月26日，农历正月廿七。也就是说，春节刚过，她的手头就无钱可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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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三八妇女节，杜进田在日记里写道：“学校给每个女老师发了100块钱，可以改善伙食了。”下面还记着当天的开支，“馒头1元、骨头2元”。这是她拿到奖金之后最奢侈的一天。杜进田2015年2月的日记中，她用红笔圈起来：“捡到20元！”很显然，这笔钱她很“自私”地没有交给老公，据为己有了。她实在太穷了，穷得让人无法想象。然而杜进田的工作一点也没落下。2015年新邵县化学教师教学比武中，她荣获一等奖。她带的学生连续三年参加全市化学竞赛获得集体一等奖，她是全校师生公认的“拼命三郎。”
杜进田也曾经和李智伟商量过，把自己调到老公的身边工作。可是夫妻俩刚刚毕业不久，无人脉无背景，调动的事几次努力都没有成功。由于疑心加炽，李智伟经常不打招呼“搞突然袭击”，当着同事的面夺过杜进田的手机，翻找出所有疑似男性的名字，删得精光。后来，杜进田不得不在自己的日记本中把朋友的电话号码全部备份一遍……
2015年暑假，因为天天腻在一起，他们的争吵明显变少。然而，假期接近尾声的时候，一天他们带着儿子玩，遇到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既是夸赞也是玩笑：“哎呀，你的儿子比你帅气多了呀。”事后，李智伟对儿子左看右看，开始盘问妻子：“确实，儿子长得白白胖胖的，漂漂亮亮的，不太像我呢……”杜进田气得咬牙切齿，索性说：“混蛋，要不要去做个亲子鉴定呢？”此后，关于儿子的血脉问题，经常把杜进田气得直哭。
争吵，怀疑，折磨……渐渐地，杜进田曾经对丈夫失去了信心。2015年11月10日，杜进田在日记中写道：“为什么他一再伤害我？而且一次比一次深？”“我已经没勇气，没有信心再走下去，因为也没有必要了。希望明天是我人生的全部开始。不争气的眼泪，就让我最后一次为他流泪吧。”
据李智伟交代，2015年11月15日，杜进田第一次向李智伟提出离婚。两人大吵一架，杜进田也哭着回到学校。但她前脚刚到学校，李智伟就带着他妈妈到学校吵闹。杜进田向婆婆提出离婚。当婆婆和李智伟走出校门后，婆婆把媳妇的话告诉李智伟。李智伟返回学校，把杜进田硬生生拖到家里一顿暴打……
疯狂发泄的罪！她在一味妥协中死去
此时，因为性生活过度，李智伟已经需要暗暗借助性药。有时即使他的状态不佳也要霸王硬上弓。夫妻之间的性爱，无论是对李智伟还是杜进田都已经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而是借此发泄和占领的“事”。
2015年11月18日，因为妻子提出了离婚，李智伟越想越气。他决定最后试一次妻子到底爱不爱自己。他在县城一间性保健品店买了两瓶“人初油”（一种常见的壮阳药），吃下，药效很快发作了。当时杜进田正带着学生上晚自习，李智伟冲入教室，非要让她立即跟自己回家。杜进田见他满脸通红，以为家里发生了什么急事，赶紧请一位同事管理课堂，自己回宿舍收拾一下，跟着李智伟回家了。
这一去，她就再也没能回来了。一到楼下，李智伟几乎是把杜进田拖上楼的，门还没关严，他就猴急猴急地扒开杜进田的衣服……杜进田万念俱灰，但她没有力气反抗。吃了壮阳药的李智伟像一头疯狂发情的狮子，把杜进田推在床上压在身下，而杜进田始终都犹如一根木头，没有多少反应。没想到李智伟发泄一次之后依旧坚挺，两分钟之后再次将她强暴。凌晨两点左右，他再次在杜进田的身上发泄完毕。由于性药的作用，他还想再来第三次。杜进田想装睡，可李智伟蛮横地把她揪起来，恶狠狠地说：你不跟我，难道是想出轨么！
此时的杜进田濒临崩溃，长期以来的隐忍让她打心底里厌恶眼前这个索取无度的野兽，于是就由他去了，但双手却拉过被子蒙上了头。没想到，这个动作彻底激怒了李智伟！他拿出床头柜中的一副手铐（李智伟后来交代，说手铐是他在路上捡到的，这个说法，警方尚在核实中），将杜进田的双手铐住。杜进田顿感害怕，大叫救命。然而，已经丧失理智的李智伟见她尖声呼救，拿出一卷透明胶带，将她的嘴死死缠住，她无法叫出来，只能瞪大惊恐无助的眼睛看着丈夫……李智伟不顾杜进田的挣扎，一点点从脖子开始，用透明胶带将杜进田的头颈缠死，封死了眼睛，封死了鼻子，又用一根绳子紧紧地勒住了她的脖子！过了一会儿，杜进田终于停止挣扎。在案发后的讯问中，他居然说，那一刻他终于觉得自己和妻子都解脱了。随后，李智伟向新邵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报警自首。
新邵县公安分局刑警大队连夜对李智伟进行突击审讯，他对杀害妻子杜进田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同时固执地认定妻子出轨。当民警念给他妻子日记中的苦楚和心酸，他才幡然醒悟，流下了忏悔的眼泪：“我是真的爱她啊，可我害怕老婆看上别人……”直至此时，他还把自己偏执充满占有欲的感情，当作是真爱。
也许，追究这对夫妻的对错，一切为时已晚。最为可怜的是不满三岁的儿子李靖，妈妈已死，父亲入狱，不知今后的人生何去何从。
采访中，记者询问新邵县刑侦大队长刘跃，李智伟一直怀疑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是否要做亲子鉴定。刘跃表示，办案民警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杜进田的同事、朋友、亲人都认为她为人正派，而民警也没有发现任何杜进田出轨的线索，因此没有必要进行亲子鉴定。
杜进田死后，她的同事将她仅有的遗物：三个日记本、五六件洗得发白的衣服和一堆奖状送到了杜家。杜进田的父亲杜祥华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杜进田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也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杜进田上大学时，杜祥华向村支书借了两万元，上月刚刚还清。妈妈隆吉梅是个哑巴，面对女儿凄惨之死，这位哑母只能无声流泪，咿咿呀呀地用手比划，向亲戚“讲述”女儿的不幸和苦难。记者找到她的闺蜜杨菲。杨菲说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出事前三天，那天杜进田兴奋地说，“老公家里的欠债马上就要还清了，以后生活会越来越好”。却没想到，这一见却成了永别。
[编后] 在记者的多方走访中发现，杜进田的老公对她疑神疑鬼甚至暴力殴打，而她却一味妥协退让，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令人唏嘘不已。也许，正是这样的妥协让李智伟心里更加坚信妻子做了什么对不起自己的事。当今社会，夫妻两地分居的情况不少，夫妻相处的过程中如何彼此尊重和信任，夫妻之间的感情又靠什么维系？通过频繁蛮横的性生活，是否可能维系稳定的夫妻感情？……一起血案暴露的社会问题，令人深思。 编辑/夏志军 朱飞
《一个推销员之死》 篇12
关键词：父子关系,一体,对立,成长
阿瑟·米勒创作的《推销员之死》自1949年付梓以来, 公演742场, 轰动全美。奠定了作者成为美国最优秀的剧作家的基础。剧中刻画了家庭成员之间剧烈的矛盾冲突, 尤其展现了父子关系这一传统文学中永恒的命题。米勒将关注和关怀投射到普通人物身上, 将古典文学中大人物的悲剧投射到了平凡人身上, 借琳达之口, 表达出小人物的心声:“他也需要关怀!”该剧呈现出人性本质的冲突, 展现了一种新的悲剧美, 把父子间的冲突表现的淋漓尽致。
威利把儿子比夫看作继承人, 要求儿子以自己的教义为蓝本, 照此发展, 就能获得成功。但“这个家说真话的时间不到10分钟”, 诚如比夫所指。谎言建构下的父子关系, 在比夫成年之前是很融洽的, 但这“没有根基”的关系最终破裂, 以比夫的离家结束。文学作品中父子关系的发展, 常常遵循和谐→矛盾→和谐的过程, 此类关系共同的特点是家庭和谐因父子反目而破坏, 矛盾一旦深化, 常常导致个体进入非死即生的困境。本剧体现了扩大化的矛盾和以威利之死回归的和谐。父子关系的发展过程, 是家庭权力更迭的过程, 对父权的否定是儿子在成长过程中必经的阶段, 以此奠定儿子作为新的家长的基础。《推》剧正是表现了儿子的成长给父子二人带来的烦恼。
父子一体
儿子是父亲的延续。威利几乎把比夫当成了理想的自我形象。在任何场合, 威利毫不掩饰对这个儿子的喜爱。父亲把儿子视为自我的传承和延续, 但他又没有母亲对儿子这种“肉中肉”的信心, 他需要不断地督促儿子朝自己希望的方式发展, 来确定儿子和自己的联系。来消除自己对儿子原生的恐惧, 这种恐惧在古希腊悲剧中是最经典的主题, 被弃置荒野的俄狄浦斯便是最好的例证, 父亲权力和性命最直接的威胁来自家庭内部, 来自家中将来要承担家庭衣钵的这个人物:儿子。威利一直在与儿子的博弈中生活, 换言之, 他是在与自己的博弈中升华, 是他对自我的各种特质调整以求平衡的反映。“好人缘”和“长的好看”:这就是威利的教义, 比夫年幼时就是这个教义的恪守者。威利在儿子的心中鼓吹这所谓的个人魅力, 在儿子价值观的形成阶段误导了他们, 导致比夫和哈皮没有客观评介自我和现实的能力, 自大, 虚荣, 没有本事。17岁, 比夫风头正劲, 模样帅气, 前呼后拥, 无比膨胀, 进而嘲笑数学老师。他可以随意支配他的同学, 让他们帮忙干家务, 他球打得好, 认为这球理所应当的属于自己, 偷了回家也不觉羞愧。威利对于这样的行为不但不责怪, 反而是鼓励的, 他曾要求伯纳德帮比夫作弊, 教唆两个儿子去工地偷水泥和木料, 还在本面前炫耀, 说儿子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孩子。比夫拥有的是威利想要却没有的:没有帅气的外表, 别人好像都不喜欢他。这完全背离了威利所谓成功的秘诀:好人缘和好长相。无怪威利把比夫看做是自己的补充, 自己的完善。
儿子对父亲是忠诚的。尽管比夫离家, 却没有闯出一片天地, 也没有让自己心安理得。他一再偷窃, 失去了各种工作, 之所以积习难改, 除了偷窃本身能带给他一定心理满足, 更是以此来表达他对父亲的忠诚。他纵然在尝试各种推销员之外的工作, 可是他从高中毕业开始, 每次都因为偷东西丢了工作。他的举动使他和父亲的关系得以维系, 虽然他离家, 但是他的各种举动都表明他忠于自己的父亲, 他虽然意识到自己是很平凡的人, “一毛钱一打”, 但是并没有真的脚踏实地的寻求生活的方法, 依然还是原来的比夫。用弗洛伊德的说法, 这是比夫对创伤的执着。他不认同父亲, 但仍然忠于父亲。我们可以怀疑, 比夫之所以继续偷窃, 是借偷窃而使自己被开除, 使主动行为演化成被动经历, 从而心安理得的从推销员之外的职业中脱离, 以自己的失败来向父亲屈服, 表明忠诚。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生活之整个构造, 如果因为有创伤的经验而根本动摇, 确实会造成生活之完全停顿, 使他了无生气, 不再对现在与未来发生兴趣, 丧失意志, 而永远沉迷于回忆中, 不可自拔”。父子两人虽然在家中互相争吵, 水火不容, 但是却互相辩护, 维护对方尊严。威利在琳达面前骂比夫懒鬼, 但转念又夸他勤快。哈皮嗔怪比夫偷足球, 威利马上笑着维护比夫, 说老师一定会表扬比夫拿球是出于主动精神。甚至波士顿一事之后, 比夫虽然认为威利是个愚蠢、自私、虚伪的浑蛋, 但是面对外人却盛赞威利心地善良, 辛苦操劳, 勤勤恳恳, 是个一生都为孩子着想的好人。
父子一体, 此消彼长, 关系的平衡点在不停的变换, 比夫迷惘的时候, 威利是理想的求助对象, 而威利迷惘时, 心中总会出现笛声, 那笛声正是威利对父亲仅有的映像之一。本书原题The Inside of His Head (在他脑中) 表明, 随时出现的笛声正是威利脑中的声响, 是父亲对威利发问的回答。笛声不一定能给威利带来解答, 但至少反应出威利下意识的恐惧, 来自没有偶像可以膜拜, 父亲形象的缺失正式威利乖戾性格形成的原因, 因为他所有的答案只来自一阵笛声。
父子对立
儿子固然是父亲的延续, 但是作为独立的人也有自己的权力和期望, 比夫权力的建构过程就是他反叛的过程, 就是推翻威利作为家长的权威的过程。集中体现在对琳达的争夺和对话语权的争夺中。
对于比夫来说, 琳达是家里唯一的亲人, 也是自己要保护的对象, 这个不单是恋母情结作祟, 更重要的是家庭中权力重心的象征。对家中女性的权力, 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是有的, 古代中国要求女人三从:未嫁从父, 既嫁从夫, 夫死从子。子→夫→父就是一个家庭的男性成员权力更迭的过程, 这个过程同比夫或是威利的成长历程都是契合的。随着比夫的成长, 他对于权力的要求就更多, 而证明自我在家庭中权力的利器便是拥有对家中女性的权力, 威利对待琳达的态度则明显是挑衅了比夫对母亲的权力。而威利越是感觉到来自比夫的威胁, 越是变本加厉的对待琳达。威利年少时没有体会比夫的这种心态, 因为威利的父亲是自动放弃了对妻子的权力, 威利没有通过任何斗争就赢得母亲的遵从。威利这种天然的家长做派导致了比夫的离家。当比夫在波士顿撞见了父亲对母亲的背叛, 他更家否定了威利作为家长的权力。当威利不得不正视此事, 他彻底下了决心求死, 因为他意识到, 自己的权力, 家长的权利, 对琳达的权利在比夫眼中早就彻底丧失了。
不言而喻, 话语权是社会认同度的表现, 中国古代有“一诺千金”, “一言九鼎”、“君无戏言”之类的古语, 足见话语的效力。西方社会更是对话语权早有研究, 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指出, 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 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 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 “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 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 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比夫和威利两父子的话语权争斗是很激烈的。威利的话语权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之上, 夸大业绩, 夸大自己受欢迎的程度, 获得了儿子的崇拜。出于妻子的顺从和对威利绝对的尊重, 琳达一味的表扬他, 只是在关系到生活开销等实际问题的时候才会戳穿他。但是对于了解事情真相的其他人来说, 威利是不被看重的, 比如邻居查理, 比如威利的老板霍华德。两相比较, 威利对于自己在家中的权力更是紧张, 无法容忍一丝破坏, 批评比夫的一言一行, 骂他, 对他发脾气, 要他道歉。外人否定威利, 威利则通过否定家人来巩固自己的话语权。比夫看清楚了父亲的谎言, 也清楚自己和父亲一样:一着急就说谎, 忍不住幻想能扬名天下, 获得威利式的成功。但他又害怕重蹈威利的覆辙, 不被社会认可。这是极其矛盾的心态。
威利死前, 因为比夫的想法和自己南辕北辙大吵一架, 当比夫抱着他痛哭, 指出自己一无是处, 并要求威利放弃虚假的梦想, 面对现实, 不要做傻事的时候, 他终于感觉到比夫是爱他的, 他获得了解脱。他终于下定决心为比夫牺牲, 完成自己人生最大的一单买卖, 让比夫拿着两万块保险金, 气派的“走到伯纳德前面去”。威利因为自己的偏执最终也没能认可儿子的道路, 反倒自以为高大, 像个殉道者一般维护自己的卑微的梦想和少得可怜的尊严。 (“我是威利·罗曼, 你是比夫·罗曼!”) 这一刻的威利是满足的。
结论
威利固然是死于美国梦的幻灭, 然而威利在家庭王国的失利不能不说帮他下定了死亡的决心。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 父子关系错综复杂, 由和睦的相处到父子相阋, 家人互相折磨, 苦不堪言。威利逐渐失去了盛年时期的风采, 不了解自我, 也不了解社会。他对社会的恐惧和对家庭的恐惧综合在一起, 使得他渐渐的失去了对生的渴望。死亡随即成了威利要寻找的答案。而比夫执着于从父亲的世界中脱离出来, 却因为父子间割不断的联系和他对父亲形象的执着, 始终也没有能够找到人生的方向。囿于父亲阴影的比夫只有彻底脱离父亲形象, 才能真正的成长, 开始自己的人生。从这一点上看, 威利之死是比夫真正成长的重要因素。综上, 《推》剧揭示了突出的家庭冲突, 进一步推动了小人物威利的悲惨结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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