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调控研究文献综述论文

课堂调控研究文献综述论文（通用7篇）

课堂调控研究文献综述论文 篇1

教育公平问题是一个研究热点。基于“中国知网”五种数据库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 以文献“题名”为检索项, 以“教育公平”为检索词, 采取“精确匹配”方式进行检索, 时间跨度从1979年至2011年3月26日, 共检索到相关文献近4339篇。表1显示, “教育公平”研究主要集中在最近十年之中, 有四千多条。尤其是最近5年, 教育公平研究论文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 占所有论文八成左右。这可能与近年来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教育公平问题直接相关。

(以“题名”为检索词, 采取“精确匹配”方式)

一般来说, 教育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个方面。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关注最多的是起点公平问题, 即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这类研究占据绝大多数。对于体现教育过程公平的“课堂教学中的教育公平” (以下简称“教学公平”) , 研究论文相对较少。从表1可以看出, 围绕课堂教学公平的研究仅有一百多篇。

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两个方面, 对100篇关于“教学公平”的研究论文进行分析。

一、关于“教学公平”研究内容的现状

(一) 课堂教学中教育公平的概念和内涵要求

课堂教学“是教师按照固定的课程表, 在规定的时间内, 对一个有固定学生人数的班级、根据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教学任务、选择各种恰当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1]课堂教学中的教育公平又称为教学公平, 属于教育过程公平范畴, 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

对于“教学公平”的概念, 人们的理解大同小异。徐建慧认为, 教学公平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能否给家庭背景、智力水平、教养程度不同的学生以平等对待。[2]郭元祥认为, 教学中的公平主要是对待的公平。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待学生个性差异的公平, 二是师生关系中的公平。[3]

综合各方观点, 教学公平的主要内涵包括以下三方面:

1. 平等性。

它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师生地位平等和学生与生俱来的平等的教育权利和发展权利两个方面。二是要求教师“一视同仁”。

2. 差异性。

它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学生之间“千差万别”。二是教师要满足学生的差异需求, 因材施教, 创设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

3. 发展性。

它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每个学生要能够实现全面发展, 在自己原有基础上得到最大的发展, 使每个学生的价值得到体现。二是每个学生要能够实现个性化发展, 使学生能够按照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发展, 做最好的自己。

(二) 课堂教学 (不) 公平的表现形式

1. 课堂空间资源分配 (座位安排) 不公平

课堂空间资源分配不公平的现象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注意, 只是表述稍有差别, 如有的称课堂座位 (位置不公平) [4,5]教师编排座位的不公平[6,10]、课堂空间上的不公平[7]等。

课堂空间资源分配不公平主要指每个座位的学生参与课堂的机会不平等和教师有意识地在安排座位时不公平地对待某些学生。对于前者, 有些教师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传统的秧田型课堂, 坐在中间靠前的学生有更多机会获得教师关注, 更加积极参与课堂学习。而坐在后排的学生则成了容易被忽视的角落。不过, 这种学生座次的排列并无优待与歧视的寓意。[8]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教师常常把那些学习成绩好、家庭条件优越和与自己有特殊化关系的学生安排在靠近讲台的位置, 而把那些成绩较差和教师心目中所谓不听话的学生放在后排。这样一来, 学生座次就代表这学生班级中的地位和身份, 蕴含着明显的歧视和不公平”[6], 违背了“平等性”的教育公平原则。

2. 学生发言、参与和表现的机会不平等

教学是师生互动的过程。在实际教学中, 有些教师采取选择性交往, 与部分学生互动频率较高, 而与另一些学生则很少有互动机会, 主要表现在不同性别、不同成绩、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发言机会不平等、学生参与各类活动的机会不平等。有的教师依自己的标准将学生分类并据此对学生区别对待[5]。

3.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能照顾到学生差异

“目前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 教师可以将同一种内容以同一种方法同时教给很多不同的学生。”[5]这看似公平和民主, 但是却违背了“差异原则”。对于知识掌握层次不同、学习能力不同的学生来说, 用单一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对待不同个性的、禀赋资质不同的学生是一种实质上的不公平。[10]

4. 教学评价不公平

教学评价不公平主要表现在评价标准、评价方式、评价内容和评价结果等方面。贺同柱认为课堂教学评价标准的单一化, 考试成绩是衡量学生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 且考试内容多为“记诵之学”, 答案具有唯一性, 有创新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学生以及其他方面发展有优势的学生在这种评价标准下就拿不到高分。[15]

另外, 还有人提出师生互动中的地位不平等[5]、教师的情感投入不公平等的现象[10]。

(三) 影响课堂教学公平的因素

影响课堂教学公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既有教育内部的原因, 也有外部社会的原因, 包括教师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和学生因素四个主要方面。

1. 教师因素:

(1) 公平意识缺乏。[12] (2) 教育观念陈旧、落后。[10,9] (3) 人格与师德缺失。谈论最多的是功利化的价值取向[12,17]、市场经济的浸染[26]。 (4) 教学能力不足及教学方法单一。一些教师因教学能力所限不能较好地胜任自己的教学公平而造成教学不公。[9] (5) 认知偏见、个人偏好。王福显[9]、潘业旺等[8]提到教师的四种认知偏见:外貌偏见、性别偏见、考分偏见、“同类相惜”偏见。杨文娟认为, 教师偏见从心理上表现为有意与无意两种情况。[14]有人特别分析了教师对学生的刻板印象[15]。 (6) 教师情绪稳定性差。[9]

2. 学校因素:

(1) 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 (人数多) 。辛继湘认为, 班级授课制由于其高效率而保证了教育起点的平等, 但却因其难以因材施教而无法做到过程的平等。看似平等对待的同一施教, 只适合部分学生发展而不适合其他学生。[11] (2) 课堂空间座位安排 (互动少) 。我国大多采用‘秧田型’课堂空间形态, 导致教师在单位时间里与每个学生的交往互动频率下降, 难以集中时间和精力对不同学生予以必要指导。[9] (3) 教师评价制度 (应试导向) 。“以分数论英雄”的现行评价机制使升学率几乎成为衡量学校质量和教师水平的唯一标准, 客观上迫使教师不得不进行“精英教育”。[9] (4) 学生评价导向 (应试倾向) 。教师以“分”看人, 把学生按“考分”分成优、中、差, 给予区别对待。[26]杜德栎和张俊列从三个方面谈教学评价对教学公平的影响。首先是评价主体单一化;其次评价方式单调化;再次, 主要是终结性评价。[6] (5) 课程设置等。课程体制在管理上权利过于集中, 要求过于统一, 授课教师缺乏根据学生差异灵活安排和处理教学内容的主动权, 只能按统一的课程计划、教学大纲、统编的教材来执行课程。[11]

3. 社会因素包括:

(1) 家长期待和功利主义。“学历主义”误导了价值和学生对文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社会和家长评判学校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升学率的高低。[10] (2) 社会人际关系等。教师处在亲情、友情、利益等多种关系包围之中, 最常见的就是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在班级中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经常向教师送礼。[15]

(四) 教学公平的实现路径

1. 首先要明确课堂教学公平的原则和要求

提到比较多的原则和要求包括平等原则、差异原则、补偿原则、发展原则等。 (1) 平等原则。[16]每个学习者都有平等地享受教育资源的权利和机会, 在教学中应无歧视地对待每一个学生。 (2) 差异原则。也可以称为积极差别对待原则[16], 又称为平等差异原则。[23,24]“不同情况不同对待”。 (3) 补偿原则。由于学习者的天赋和身心特征等差异或差别是客观存在的, 教学应给予这些差异以某种补偿, 给予环境不利学习者更多特殊关照。[16,24]

(4) 发展性原则。又称为终极性原则[24]。促进所有学生的适当发展, 这是教学公平的最终目的。[16,23]杜德栎和张俊列认为教学公平的核心是差异发展, 让每个学生的潜力和智慧得到充分自由发展的公平。[6]

2. 其次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研究者提出的对策大致分为三个层面:政府和社会层面、学校层面、教师层面。

(1) 政府和社会层面的对策。构建有利于课堂教学公平的社会环境, 包括社会要树立科学的用人观、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成才观[10];教育管理部门要正确评价课堂教学, 社会、媒体和舆论导向也是促进课堂公平的有效手段。[18]

(2) 学校层面的对策:师资配备对每个学生来讲要公平[25,18];要完善学校管理制度, 加大教师培训力度, 促使教师健康成长;加强教师的教学能力的监督和控制, 制定合理的奖惩措施和评价体系;[18]加强师德建设, 提升职业素养;[9]增强教师公平意识;[26]要科学合理地进行教师评价。[13]

(3) 教师层面的对策:课堂教学公平的实现, 最主要的力量还是教师。教师要树立正确的观念, 包括教学公平的观念和现代的学生观和师生观;[16]树立因材施教的课堂教学观念;[27]合理地进行座次编排, 倡导班级规模小型化[26,21];完善教学组织形式[16]。教学方法方面要灵活多元, 如运用合作学习, 促进教学公平;[4]通过项目驱动, 指导学生在合作中求知;[21]采取个性化教学[23]、差异教学、自然分材教学[22]、分层教学[6,19];从多元智能角度出发来设计课堂教学[20]等。在教学内容处理上, 教师备课要面向全体学生, 全面、公平;[25]尊重个体差异, 因材施教, 做到教学弹性化、评价弹性化、作业弹性化。[21]在教学评价方面, 应注意以下几点:坚持正向评价原则, 以鼓励引导为主;根据学生个体差异和学习实际进行评价;以发展的眼光评价学生;评价要有利于全体学生的发展;把自评与他评结合起来。[17]陈蕾、杜德栎、李润洲、胡双喜、潘业旺等提出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7,6,13,16,17]陈蕾还着重分析了杜绝教师偏爱, 促进教学公平。[13]

二、关于“教学公平”研究方法的现状

表2显示, 在100篇以“教学公平”为题名进行“精确匹配”检索的文章中, 有17篇博士硕士论文, 83篇专题文章。其中, 近七成的研究都是纯思辨分析, 包括宏观描述、经验分析、介绍评论。有11%的研究是结合自身实践的总结和分析。更为缺少的是实证研究, 仅有1篇文章是调查研究。17篇博士或硕士论文均是结合思辨、实证和实践三种方法的研究。

三、文献研究小结

1.从研究内容来看, 人们对“教学公平”的内涵、教学不公平现象的分析、影响教学公平的因素、实现教学公平的路径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 研究框架比较完整, 并且已经取得了相对一致的看法。

2.从研究方法来看, 思辨分析占大多数, 实践研究和实证研究比较缺乏。为此, 一些看似一致的研究结论, 并无实证数据支撑, 体现出“教学公平”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3.课堂教学公平问题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 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教学公平基础理论的研究,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深入教育实践, 开展实证研究和实践研究, 为丰富教学公平理论提供更多的原创经验。

课堂调控研究文献综述论文 篇2

一、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的历史发展

有效教学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形成和丰富的过程。有关有效教学研究的源起, 大家比较公认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崔允漷教授的观点, 他认为, 有效教学的理念起源于20世纪上半期西方的教学科学化运动, 特别是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 有效教学这一概念频繁地出现在英语教育文献中, 从而引发了世界各国教育家的重视。20世纪在科学思潮的影响下, 大量研究者便开始关注如何运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理论及如何用观察、实验等科学方法研究教学问题, 有效教学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1]。有效教学的研究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20世纪60年代人民关注的是教师品质对有效教学的影响, 70年代则强调教学行为, 80年代关注教学活动, 90年代则更多强调教与学的相互作用, 而在21世纪各国开始普遍关注如何通过有效的教学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2]。在国内, 当代对有效教学的首次论述见于陈琦、刘儒德主编的《当代教育心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有效教学”成为我国教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实际上是从21世纪初才开始的。余文森对我国研究有效教学的文献进行统计过, 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 我国有关有效教学研究的论文只有两篇, 且全都是译文;20世纪90年代, 每年的论文数量也不超过10篇, 但从2001年的14篇开始, 出现了逐年倍增的局面。2006年开始超过100篇, 2009年已达450篇, 至今总数仍在不断增长[3]。

二、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的研究现状

(一) “有效教学”的理论研究

1.“有效教学”的概念和标准研究

关于有效教学的定义, 至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纵观我国学者的观点, 对于有效教学的界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从教学投出和产出的关系界定。这一类的观点主要有:刘立明沿用经济学上效果、效益、效率的概念解释有效教学, 他认为, 有效教学是指教师遵循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 以尽可能少的时间、精力和物力投入, 取得尽可能好的教学效果[4]。另一类定义是从学生学习的角度来界定有效教学。这一类定义主要有:高慎英认为凡是能够有效的促进学生的发展, 有效的实现预期的教学结果的教学活动都可以称之为“有效教学”[5]。

2.“有效教学”理论基础研究

从教学理论角度看, 没有任何一个教育家或学者群体在主观上会倡导一种低效或无效的教学理论, 所有的教学理论都是为了使教学以向更加理想的状态发展而创立的。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经典教学思想, 虽然不一定会使用“有效教学”这一概念, 但都会在广义上讨论到教学的有效性问题, 这也成为许多研究者研究具体有效教学方法、模式而进行的实证或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而事实上, 从理论的具体内容看, 我国的大部分研究还是依托外国的教育思想基础, 在20世纪的教学效率研究中, 思想最深刻、系统的当属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 他面对苏联教育改革带来的教学时间和教学内容的矛盾, 学习负担与学习效率的矛盾, 在1977年出版了专著《教学过程最优化———一般教学论方面》, 该书中就提到了有效教学理念。而当代我国的研究者使用比较多的有效教学理念则是夸美纽斯《大教学论》中的有效教学思想及之后的教育家赫尔巴特、杜威、布鲁纳、布鲁姆、奥苏贝尔等教育家的思想中体现的有效教学理念。这些不同的理念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同研究视角, 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研究内容。

(二) “有效教学”的实证研究

我国的研究者研究有效教学, 大都侧重从教师教学的有效性研究即从教的角度研究教师教学有效性并着重研究教师所拥有的某些特点特别是人格特征或品质, 因而教学有效性的实证研究也逐步发展成为研究教师的这些特征和品质。这些研究结果也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教师生理和心理特征或品质, 如个人外表、善良和亲切、智力、机智、开放、热情、幽默等;一是与教学工作相关的特征和品质, 如体谅学生、高要求对学生、教学能力强、教学的适应性, 等等。

然而, 20世纪60年代, 尽管一些研究虽然发现了有效教师应当具有的特征或品质, 但这些特征或品质是否真正有助于有效教学, 因此, 又有一大批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只关注教师特征和品质研究的局限性, 进而转向研究有效教师的教学行为。

此外, 还有研究者对教师的具体教学行为比如教师观察能力、多媒体教学等影响教学有效性的教师行为进行针对性的实证研究。

三、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的研究评述

我国有关中小学有效教学研究的起步较晚, 但总体而言, 许多学者也都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的同时, 暴露出很多研究缺陷和不足。

第一, 我国有效教学的研究大多以引用借鉴外国论著较多, 很多都是直接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 比较浅显、零散, 理论研究也缺乏系统性、深刻性。由于我国与国外的国情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 因此, 在对已有的有效教学研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 有必要加大对我国的有效教学本土化研究。

第二, 对有效教学的本质性问题比如有效教学的概念特征存在不同意见且分歧较大, 研究侧重于理论思辨且重点在研究有效教学的涵义、标准及特征等, 导致很多研究都过于空泛和理论化, 缺乏实际可操作性。

四、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的研究趋势

首先, 有效教学的研究应该属于实践性的研究, 来源于实践, 也应用于实践, 因而有必要转换研究视角, 把有效教学的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 与教学的适应性研究相结合, 明确有效教学的根本目的和衡量教学有效性的根本标准。

其次, 有效教学的研究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认识论及当代系统科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理论和方法, 多视觉、多维度地分析探究教学的本质及规律, 将教学的认知性与非认知性, 可控性与情境性, 个体性与社会性, 综合性地整合统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学习过程中。

再次, 从研究现状可以看出, 我国的有效教学研究大都比较零散, 因此, 有必要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研究有效教学的实质及规律, 进而构建包括有效教学原则、模式、方法与技能、评价及有效教师等在内的有效教学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荏苒.有效教学研究——理念、实践与展望[D].华东师范大学年硕士论文, 2009.

[2]陈晓瑞.当代西方有效教学研究的系统考察与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 2005 (8) .

[3]余文森.有效教学的理论和模式[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

[4]刘立明.国外有效教学研究述评[J].现代中小学教育, 2002 (12) .

国内政府调控网络舆论研究综述 篇3

网络舆论给政府执行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信息化时代, 能否发挥好互联网的正向作用, 良性调控网络舆论, 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关系的社会的稳定和谐。

近年来, 政府调控网络舆论的相关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学术界关于政府如何引导、规范网络舆论的研究在不断深入。政府对网络舆论的调控主要是指政府在互联网空间对网络舆论的规范、协调、限制和调节等行为的综合。在中国知网输入检索词“网络舆论调控”, 检索时间2000年至2011年, 搜索结果仅为《我国网络舆论调控模式初探》《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网络舆论调控》两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输入检索词“网络舆论引导”则共有记录140条。输入“政府网络舆论引导”共有记录9条, 输入“政府网络舆论”共有记录21条。

网络舆论调控实质就是网络舆论的引导, 是国家为了保证网络舆论健康、有序地发展, 从系统, 综合和全局的角度, 以公共利益为调控目标, 对网络舆论进行有引导和管理的过程。为了展现政府调控网络舆论研究的进展情况, 我们收集近年来发表的学术成果, 并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概括。

一、政府调控网络舆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 政府调控网络舆论的必要性

许多研究者认为政府调控网络舆论是为了适应现代国家政府管理变化和遏制网络舆论的负面影响。具体来说, 主要从以下两个视角进行研究。

第一种从“政府”视角进行研究, 政府调控网络舆论是政府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是建立在政府管理模式发生变化基础上的必然选择。邱鸿峰、杨松认为对网络信息传播必须进行有效的行政控制。他们指出对网络传播实施行政控制的必要性可以从“文化霸权”理论中得到支持。现代国家的社会控制逐渐从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转向依靠文化机构的意识形态控制, 即通过掌握“文化霸权”实施比原先更有效的统治。在网络传播时代, 互联网应该成为“文化霸权”渗透的场域, 失去对它的控制, 任凭它随波沉浮, 就难以驾驭越来越倾向于通过互联网来接收和发布信息的年轻受众。

另一种从“网络舆论”视角进行研究, 认为政府调控网络舆论是因为网络舆论使政府遭遇危机。张颖认为, 网络舆论夹杂着虚假信息, 网民在网络平台发表的言论有着明显的情绪化倾向, 体现了非理性的特征, 因此侵害当事人法律权益的现象在网络空间日益猖獗。同时由于基于网络空间的特殊性, 原先地域性的交流转变为以共同兴趣和偏好的为基础的交流, 结果局限了群体的视野, 容易产生群体极化效应, 导致原本良性的网络舆论监督走向另一面——舆论逼视, 妨碍社会公正。谢金林表示, 从消极一面来看, 网络舆论危机降低公众对这政府的信任, 削弱政府合法性的基础, 损毁政府公信力, 从整体上削弱政府的执行力, 政府需要调控网络舆论以应对网络舆论危机。

(二) 政府调控网络舆论的可行性

政府能否调控网络舆论?对于此问题, 闫丽认为, 政府是网络舆论的调控主体, 政府能够制定行政政策和法律在宏观方面指导网络媒体的管理, 对网络媒体的具体行为进行规范。它们是硬性调控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网络舆论调控中最强硬的手段, 一方面发挥着强制性的作用, 另一方面对网民的行为及价值观进行引导和制约, 对软调控有重要的引领性影响。

曾润喜、徐晓林则认为,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 逐渐形成的认识是“网络是一种社会控制工具”, 这主要归因于一方面技术手段的进步使得对互联网的控制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 政府目标的强制性渗透导致了信息独裁。那些认为政府不能规制互联网的传统观点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政府正在通过其所掌握的各种资源管理网络社会。当然, 政府也认识到一味压制互联网最终是不可能的, 也注意到了互联网有利的一面, 这也与其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意愿是吻合的。

政府能够调控网络舆论, 但是能够却不等同于绝对地控制。我们必须坚持权利的首位性, 甚至公民批评政府的言论可能出现一些失误, 政府也有义务对其宽容。除非依据确切的法律规定, 对非法的言论进行控制才具有合法性, 任何从政府的特殊利益需要出发控制公众舆论无法获得合法性的论证。”其次法律之难, 通过网络发表言论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即便我国法律有例外规定, 也是建立在普遍保护基础之上的。同时谢金林强调, 言论属于精神自由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社会秩序带来的影响比较小, 所以限制的必要性也应当小。最后, 互联网的开放性、即时性、去中心化等特点决定用行政手段控制遭遇技术瓶颈。[6]

黄荣贵基于“政治空间”导致政府无法全面控制互联网的原因认为, 政府对互联网进行全面控制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已然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是不同政府部门、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对待互联网的态度以及方法基于自身实际情况不尽相同。其次, 政府基于互联网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需要谨慎的、合理的平衡发展互联网以促进经济发展与维护网络空间基本秩序之间的关系。

二、政府调控网络舆论存在的问题

对于政府调控网络舆论存在的问题研究, 择其要者,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管理制度方面, 谢金林说, 政府信息公开难以跟上负面舆论快速传播的步伐。冯世强认为不仅信息内外交流制度不健全, 网络舆情应对机制仍然十分缺乏, 并未建立一整套比较有效的收集、分析、研判网络舆情的工作机制。林凌则认为, 从网络舆论引导和舆情管理上看, 政府部门舆情监控横向联系上存在不足, 在调控舆论上易留下信息漏洞和疑点, 埋下舆论祸根。

其次是法律方面, 张晓霞在《危机公关视野下政府应对网络媒体的路径构建》一文中指出, 当前政府与网络媒体的互动缺乏法律规范, 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不健全, 公开范围界定模糊。同时我国还没出台《新闻法》《网络文明法》, 政府对网络媒体的管理主要还是以行政手段为主, 依据的主要是行业协会以及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相关规定, 这对网络媒体的规范是十分有限的, 无法合理有效的规范网络媒体和公民的网络行为。林凌在《网络暴力舆论传播原因及法律治理》中指出, 立法以及法律责任方面现有网络法律法规多为单行法, 且大多是专门规范某类网络行为的法律法规, 一方面容易造成法律法规繁多甚至互相冲突, 另一方面在某些方面又容易出现立法真空。在执法过程中, 每个部门都依据所主管的领域制定的单行法规执法, 容易造成法规冲突;另一方面, 部门之间推卸责任, 不能使网络监管真正落到实处。同时许多网站、网络服务商的法律责任也不明确。

再次是政府的管理理念方面, 许多学者都表示如今政府部门对于网络危机常常是疲于应对, 被动的跟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走, 主要精力放在解决问题上, 出了问题才想办法, 更多的满足于不出问题。

最后是政府体制方面, 当前政府网络舆论引导与管理存在的体制问题主要有多头管理, 我国网络管理部门多达20余家, 分头负责制定具体管理办法、协调解决互联网重大问题。管理权限内容之间往往会出现交叉重复。

三、政府网络舆论调控的完善

在互联网时代, 如何更好地对政府网络舆论调控进行完善, 学者们见仁见智。有的学者从互联网外部即政府角度, 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进行研究, 如邱鸿峰、杨松认为, 在互联网时代, 由于传播者从单一的大众媒介组织向普通公众扩散, “市民记者”纷纷涌现, 为信息和舆论的控制制造了障碍, 从而对信息控制提出了新的难题。政府部门仅靠屏蔽手段已陷入被动, 应主动寻求引导互联网舆论的对策。

有的学者则强调从互联网内部进行研究重要性, 谢金林认为如何引导网络舆论的答案在网络舆论的生成机制之中。大多都是停留在策略与艺术的角度, 而很少有深入到互联网内部, 从互联网深层机理入手, 实现互联网的治理。田卉从网络舆论形成的角度分析如何调控。在把网络舆论的发展过程分为舆论潜伏期、突发期、蔓延期、终结期的基础上, 针对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提出舆论引导建议。

政府调控网络舆论问题研究往往涉及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 有的学者则以某个具体学科为视角进行研究, 朱丘祥从法律角度研究完善网络舆论法律保障机制的基本途径。张明学从传播学角度研究, 在对近年来热点事件的回顾与整理的基础上, 分析网络热点事件的传播途径, 进而提出对热点事件舆论引导的几种对策。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的刘毅从行政学角度研究, 认为网络舆情视角下的政府治理首先要符合当下政府发展。

由于网络舆论发展形成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社会安宁。因此不仅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 也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研究者纷纷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角度对政府网络舆论调控进行研究。林凌分析了网络群体事件传播机制及应对策略。汪建昌针对不同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理方案进行研究, 对政府的决策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提出建议。田大宪、贾举则分析了网络集群行为的调控路径。综合学者们提及的具体的完善措施, 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研究:

(一) 主体角度

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调控网络舆论除了发挥自身作用, 还应当积极发挥其他主体的作用, 包括媒体、专家以及网民。邱鸿峰、杨松说, 政府应主动为网民设置公共事务议程, 可以通过开设专题博客、专题网站, 吸引网民在上面留言讨论;重视“市民社会”的力量, 通过在网络和大众传媒上引入专家、权威意见等形式提供主流观点;在确保公共利益的同时兼顾少数族群的声音;重视网络舆论引导与大众传媒舆论引导的配合, 形成联动效应。

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均关注政府与网络媒体、传统媒体、网民的互动。燕道成、蔡骐说, 应当培养网络舆论中的意见领袖, 版主作为网络舆论的管理人员, 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网络舆论意见领袖发言的, 其意见也带有一定的引导性。因而选择具有良好素质的版主是网络舆论培养意见领袖的一个途径。另一个途径就是培养网络舆论名主持人和名评论员。田卉认为, 网络舆论潜伏期, 网站管理员和论坛版主, 应尽可能发挥网络“把关人”的作用, 删除敏感发帖。舆论蔓延期, 舆论领袖的引导作用显得较为突出, 舆论领袖的意见并不完全客观正确, 却能引导整个网络舆论的走向, 导致了具有偏向性的网络舆论, 因此在网络舆论监测过程中, 应更多关注此类人群的意见表达和动向, 对于正面的舆论引导予以支持和鼓励, 负面引导则通过网站和论坛的管理给予提醒和管制。杨清波介绍政府对网络媒体的把关原则和技巧, 把住方向和大局, 不以牺牲网络媒体的优势和发展为代价, 坚持在服务和引导中进行把关。

(二) 制度、法律角度

有的学者提出要确保有一种机制来实现公共舆论所形成的共识, 提高网民参与民主政治的积极性。谢金林认为, 合理利用法律手段对非法言论加以规制、建立健全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增强政府争夺话语权的能力。他强调, 建立通畅的信息传输机制, 保证对内对外信息透明, 降低炒作空间。通过制度化的信息传递机制, 引导社会媒体舆论报道的方向。程曼丽也强调信息公开和畅通的重要性, 以主渠道的信息强势去影响公众, 纠正畸变的舆论。换而言之, 政府要学会以足够量的、优质的信息来影响公众, 引导舆论。朱邱详说, 在网络舆论中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系统。重中之重是建立重大舆情事故责任追究制度, 严格追究主管领导和相关人员的法律及政纪责任。

(三) 环境角度

文献综述:韩国犯罪电影研究综述 篇4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 国内研究综述

在中国知网检索中, 以“韩国电影文化研究”为关键词共检索出有关论文15308个结果, 以“韩国犯罪电影”为关键词共计检索出5508个结果, 以“韩国电影价值”为关键词共检索出有关论文668498个结果, 以“韩国电影跨文化价值传播研究”为关键词共检索出有关论文181402个结果。由此可见, “韩国电影价值”的相关论题研究最多, “韩国犯罪电影”相关论题研究最少, 但本文将这二者相互融合, 以韩国电影价值研究为论述主体方向, 重点以韩国犯罪电影为实际研究案例, 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

张虹 (2014) 在其著作《韩国犯罪题材电影在影视文化意义上的特征浅析》一文中指出:“韩国犯罪题材的电影往往具有深刻的‘社会问题意识’, 作品中既有真实事件的改编, 又有在聚焦社会问题的基础上进行戏剧张力之间的变换。例如:作为韩国犯罪电影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的《熔炉》就是聚焦2005年韩国光州一所聋哑学校发生的性暴力事件, 该电影清晰地表述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抨击了学校的道貌岸然与司法过程的不公。 该部影片上映后, 引发了韩国社会的极大反响, 并最终推动了韩国性侵犯罪的量刑标准的提升, 这一成果的取得实属不易。”随着全球电影市场的不断细分, 对于电影市场本身而言, 有些看起来不是很重要的信息也必须引起重视, 这一点事关电影题材之间的诸多变化。当前, 虽然电影中出现大量的非理性投资, 但在电影行业, 资金、 资本等优质投资的优势也展现出来:首先是票房大制作电影之间的关联性被破坏, 专业人员早就不再迷恋大制作的电影, 而是变为注重观众的兴趣爱好, 作为电影的主要思考因素;其次就是电影院的建立速度也在逐渐放慢。电影院不再通过增加票价来促进票房增加, 而是用适当的价格来吸引观众, 让每个观众都能看得起电影。 但是, 我国电影更应当学习的是韩国犯罪电影的题材选取性, 从深层次价值的角度探索电影的内涵价值与社会意义。

张艺璇 (2014) 在其著作《浅析韩国犯罪题材电影特征》一文中指出:“近年来, 韩国犯罪题材的电影总能够在某一种高度层面上以惊喜、创意、深刻等人文内涵的角度不断反映其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 并在影片中不断找寻韩国电影文化价值的进步与探索。以韩国犯罪电影题材特征为例, 其主要具备影片主体之间的彰显民族意识、影片风格之间的突显黑色阴郁、影片叙事之间的独具匠心与升华影片主题等特征价值。并且, 韩国犯罪电影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在人物的设置、影片中的意象运用方面均显示出了超高的艺术水准与价值, 并最终成就了韩国电影的辉煌。”1近年来, 电影产业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诸多外部影响, 着重体现在:由于受到了欧洲金融危机以及各国经济的紧缩政策, 总体来说电影文化创作的增长模式是和国家政策紧密相关的, 特别是根据现时代发展的需要, 电影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了国民的经济支柱, 韩国电影产业每年平均投入近3万亿韩元, 约合近500亿元人民币, 这一产业投入比重远远超过我国电影产业的投入比重。并且, 韩国在电影创作机制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体化编剧、导演、发行等完善的机制, 这一点在当今世界的电影文化产业中也是较为领先的。因此, 我国更加需要从政府政策机制入手, 完善我国电影文化产业价值链的形成, 根据《“十二五” 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目标可以看出, 到2015年年底, 文化产业将迅速增加, 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大幅度提升, 能够建立健全的公平竞争市场、企业自主经营的电影产业经营体系, 能够不断满足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电影产业的增长速度同时带动着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文化价值有明显的增长, 综合效益也有很明显的提高, 随着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 政府对电影也极力地推动, 这对电影文化价值传播市场具有很强的推动力。

张凤雯 (2014) 在其著作《以真为影, 震撼心灵—— 韩国真实事件改编的政治及犯罪类型电影浅析》一文中指出:“相比韩国其它类型的电影创作题材, 韩国的犯罪电影大多不是以残暴的电影画面作为描述方式, 而更多的是以电影唯美的画面, 其整体画面细腻而又真挚的情感抒发著称。实际上, 韩国犯罪在一方面把这种美渲染地极为绚烂美好, 在电影的文化价值内涵中不断使其饱有深刻的温情。在另一方面, 可以将它作为本来的美好毁灭, 不断挖掘电影潜在的内涵价值, 使其在变成某一种状态时, 既是一种可怕又是一种残忍, 最终形成某种阶段的真实状态与真实情感的统一, 那份真诚充分显现出电影文化价值中的美好与残忍, 在观看的过程中, 足以震撼尘世间麻木的心灵。”2在韩国犯罪题材类型的电影中, 真实是其一大显著的特色, 并最终赢得了良好的社会价值与反响, 例如:因为电影《辩护人》使得成为韩国社会话题的“釜林事件”再次受到关注, 2014年9月25日进行了复审宣判, 33年前曾被判有罪的五名被告在几十年后被法院认定无罪, 洗刷了多年的冤屈。韩国著名青少年犯罪题材电影《熔炉》的放映, 在很大程度上迫使了2005年光州聋哑人学校案件的调查重新启动, 并且最终使韩国国会对2011年性侵罪量刑标准重新修订《韩国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 这部又可以被称作为《熔炉法》的法律在韩国国会立法成功后, 曾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也引发了其他国家电影人的思考。

(二) 国外研究综述

韩国著名学者金钟元和郑重宪在其合著的《韩国电影100年》一书中指出:“韩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与韩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存在着极其微妙的关系, 每一次电影历史的发展阶段均伴随着韩国政治以及社会的变革, 无论是在政治封锁或开明时, 韩国电影均存在低迷与复兴之间的徘徊, 随着韩国政治形势的不断昌明, 韩国电影最终实现了复兴。在某种意义上, 对于韩国犯罪题材电影而已, 其想要能够延伸发展出电影文化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并不是所有的韩国犯罪电影都能够开发电影文化传播。需要开发犯罪题材电影文化需要有一些比较特定的特征:电影必须经典有一定的影响力, 一种文化价值能够让社会所接受, 就必须能够影响到社会, 如果电影本身不具有吸引力, 那其发展的文化价值与意义也没办法吸引社会民众, 只有具有影响力的影片才能大范围地进行文化意义的传播, 才能够让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观看, 也只有这样, 文化传播才能够永远被追随购买。例如: 对于韩国犯罪题材电影而言, 这些犯罪题材电影的文化价值意义与传播就有很好的社会效应, 并取得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 这些都是电影文化传播的重要价值体现。”3在韩国犯罪电影题材的研究特点方面, 应当坚持从商业电影文化价值传播的角度进行探究, 需要对具体的社会题材进行艺术加工和演变,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电影文化价值概念的定义。长期以来, 韩国诸多不同题材的电影凭借其电影作品内涵的广泛影响力, 在当今世界电影界拥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其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不断坚持从电影的社会性价值角度入手。因此, 对我国电影的文化价值传播而言, 其在发展与研究过程中需要重点从电影社会性风格角度、电影的影片主题、影片艺术思考、 影片商业性特征、影片制作方式、影片插曲等诸多方面引入社会性内涵价值。

美国学者闵应军、韩国学者朱真淑、郭汉周等在共同编写的《韩国电影:历史、反抗与民主的想象》一书中指出:“韩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布局曾经历过一个漫长复杂的演变过程, 其电影的审查制度曾将公众置于民主、 自由之外, 并使得这种文化绵延至今, 使得电影文化成为韩国一种恐怖的回忆。无论是快乐的, 还是丑恶的, 无论是压迫的还是独立的, 脱离文化的电影历史均是不能存在的, 也是需要不断对其进行审视与呈现的。在韩国电影产业布局的调整上, 除了过去多年一直强调的创作制片环节和影院终端建设仍需强化外, 发行环节的建设已经越来越迫切。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经过10年产业化改革, 当韩国电影产业已经从初级阶段逐步升级, 整个产业的渠道系统、市场系统的重要性就自然而然地突显出来。在好莱坞, 世界闻名的六大电影公司都是以发行为主要业务职能的企业, 但在国内, 目前公众对电影企业的认知还仍然停留在电影内容生产商层面。”4要想真正体现出电影文化历史脉络的价值内涵, 就需要对电影的无差异特性进行深入地研究与论述, 这一特性主要表现在市场细分以后, 不参照任何市场的特点, 只是考虑市场的普遍性, 仅仅推出一种产品, 使用单调的市场营销组合, 它只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尽最大可能来满足所有的观众要求。无差异性的特点就是规格、品类、 格式简单易懂, 这样有利于大规模运作和标准化制作, 有利于降低电影在制作、传播、播放等环节所产生的费用。 不足之处表现为:在众多电影中, 一旦有一部分电影实行无差异性市场营销时, 在我国电影行业里就会出现强烈的竞争力, 这时小制作电影就没有竞争优势。比如有一个电影院为了推出电影优惠政策, 而不考虑整个电影行业的价格规定, 忽略了电影的整体性, 这时候制作出的电影, 就是单一性的电影, 不会被观众喜爱。虽然有的电影是大手笔投资, 可是现在我国电影行业内竞争强烈, 小制作电影不被人们接受, 最终会对整个电影行业造成影响, 导致整体收益减少, 阻碍了电影的发展。

二、小结

我国电影产业目前存在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 我国电影产业目前已经形成了上游制片业和下游影院终端都非常庞大的格局, 但本应成为产业驱动关键所在的中间发行环节却非常脆弱。第二, 我国电影产业经过十年产业化改革, 虽然已经拥有了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 但在市场逐步放开的形势下, 国产片的生存压力却越来越大。第三, 我国电影产业当前的盈利模式过于单一, 对票房收入的过度依赖导致行业上下游不得不绞尽脑汁, 在有限的“饭碗”里多分一点羹。相比韩国犯罪题材的电影文化价值, 我国电影的文化价值内涵该如何进一步地体现, 需要业内人士不断关注与反思, 只有这样, 我国电影才不再只是梦幻的光影, 梦幻才可以照进现实, 种种光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最终会变成一种力量, 真正成就我国电影产业的辉煌与价值。总体而言, 目前我国对电影的社会文化价值题材的市场开发还不够成熟, 甚至有的地方没有开发意识, 与韩国已经较为成熟的电影开发机制存在很大的出入, 国内在电影社会文化价值题材的开发力度上、广度上都很不足, 而且相对国外来说起步较晚。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 电影产业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产业, 其发展速度已超越了预期, 随之而来的商机也越来越多, 学者对电影内涵价值的研究越来越重视, 从而使得电影产业不断地改进, 业内人士也逐渐将目光放在了电影文化与内涵的研究上。

纳税遵从研究文献综述 篇5

1.1 对纳税遵从理论模型研究

纳税遵从的正式理论研究起始于1972年Allingham & Sandmo 的《所得税逃税:一种理论分析》。他们在“纳税人都是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上建立了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 (即A-S模型) 。他们研究认为, 纳税人作出纳税遵从或不遵从的决策只是为了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同时, 他们从理论角度论证出罚款率、稽查率与纳税遵从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而税率与逃税之间的关系不能确定。A-S模型是第一个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的静态研究模型, 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研究范式和方向, 但也存在若干缺陷。

Alm (1992年) 用期望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现实的纳税遵从度高于预期效用理论得出的遵从度, 认为人们纳税的可能原因是高估了稽查概率, 所以在低概率损失面前, 纳税人是风险厌恶型的, 所以选择遵从。

Elffers和Hessing (1997年) 的实证研究表明, 有意提高预扣税款可以提高纳税遵从。因为人们往往将获得税款返还视为一种获得, 而将补缴税款视为一种损失。

1.2 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

纳税遵从成本的测量源于1934年, 海格 (Haig) 首次对税收体系的遵从负担进行了正式地估算, 但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 由于税收流失现象充斥各国, 遵从成本问题才开始在国外的研究中凸现出来。当时的代表性的研究就是英国学者锡德里克·桑德福 (Sandford) 的《税收遵从成本:计量与政策》和《税收管理成本和遵从成本》两本著作。

20世纪80年代, 西方学者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对全部税收或某项税收的遵从成本进行测量, 且基本上都是采用的抽象调查的研究方法。美国Slemrod (1989年) 的对税收遵从成本与税收遵从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结果得出税收遵从成本与税收不遵从程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即税收遵从成本越高, 则税收不遵从程度也越高。

20世纪90年代, 国外学者对税收遵从成本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编写纳税遵从成本的指导年鉴。现代的税收遵从成本研究的重点也不同于最初测量的目的, 它不再是对仅整个遵从成本进行测量, 更重要的是估计特别税收条款变化的影响。Blumenthal 和Slemrod (1995) 在《美国的近期税收遵从研究》中就提到, 他们的研究目的除了研究纳税遵从成本的规模和组成成分外, 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公司的税收状况与遵从成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要了解企业对当时税改方案的态度以及对税改措施的建议等等。

2 国内对纳税遵从的研究

国内对纳税遵从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直接研究纳税遵从的课题不是很多, 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及西方国家。

王火生 (1998年) 、麻勇爱 (2002年) 、张文春 (2005年) 对国外纳税遵从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 并分析了其对我国税收征管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马国强 (2000年) 在借鉴西方学者对纳税遵从和不遵从多项分类的基础上, 对它们进行了更集中的概括:将税收遵从分为防卫性遵从、制度性遵从和忠诚性遵从;将税收不遵从分为自私性不遵从、无知性不遵从和情感性不遵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决定税收遵从与不遵从的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税收观念、二是税收知识、三是税收制度、四是纳税程序、五是逃税成本。

近十几年, 国内学者对税收流失的研究相对密集, 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税收流失规模的测算、成因的探讨以及对策的提出上。马拴友 (2001年) 、郝春虹 (2003年) 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应用于税收征纳行为分析中, 研究得出纳税人与税务当局的非合作博弈, 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分别以一定的概率随机选择稽查和逃税。税收流失表现为征税中存在的纳税人与政府、政府与纳税人以及政府、税务机关与税务人员三种委托代理问题。贾绍华 (2002年) 采用现金比率法和税收收入能力测算法, 利用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税收收入流失情况进行了测算, 结果发现1995-2000年我国的税收流失率均在26%以上。

国内学者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也不在少数, 但大多局限于定性分析和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引进。雷根强、沈峰 (2002年) 介绍了纳税遵从成本的概念和分类、分析其组成要素, 提出了在我国应重视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李林木 (2004年) 对国外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成果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特别是对纳税遵从成本的评估和构成作了比较详细地介绍。

李林木 (2005年) 结合我国的实际对纳税遵从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奉行成本方面, 提出了测算我国企业税收奉行成本的系列公式, 并通过抽样调查推算了我国企业的税收奉行成本;在税收威慑机制方面, 提出了建立我国“第三方税源信息报告”制度、信息化的税源信息比对系统和税务审计选案系统的构思;在税收激励机制方面, 研究了提高我国纳税遵从度的诚信激励政策, 还研究了国际上旨在激励税收不遵从者改过自新的税收赦免政策, 并评估了这一政策在我国的应用前景。他的研究较为全面, 也给我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杨得前 (2007年) 研究了税收道德与纳税遵从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作者将税收道德定义为促使纳税人付税的内在动机, 是纳税人自觉支付税款的意愿。从关系契约的角度研究指出, 公民的税收道德在相当大程度上内生于公民与政府、公民与税务机关及公民与公民的互动之中。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纳税人的税收道德, 主要体现在司法腐败和安全这两个因素上。从微观层面上来看, 性别、年龄及婚姻状况对税收道德有显著影响, 而收入水平和接受教育的程度对纳税人的道德没有显著影响。作者对税收道德的研究在国内对纳税遵从问题的研究中是比较有新意的, 拓宽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范围。

总的说来, 国内学者对纳税遵从的研究大多是对国外纳税遵从经验的总结, 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在研究视角上较窄, 更多的研究仍局限于税务机关本身的实际税收管理模式、具体的征税方式等, 割裂了纳税人、征税人关系角度去考察, 没有从整个环境角度如管理机制、行为机制等来分析问题, 对纳税遵从问题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此外, 研究中对其他学科成果的利用不够, 具体治理对策的提出缺乏理论支撑, 也没有形成相对系统的解决方案。

3 结语

纳税遵从的最新研究主要表现在有机地结合理论和实证研究, 把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其他影响因素纳入纳税遵从的决策模型中, 以诠释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决策。因此在当前税收征管改革的背景下, 我国可充分利用这些优秀的研究成果, 优化税收征管模式, 适当地调整税收征管策略, 以提高纳税遵从度, 增加国家的税收收入,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1]Allingham, Michael G.&Agnar Sandmo, 1972, Income Tax Eva-sion:A Theore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Daniel Kahneman&Amos Tversky, 1979, Prosper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3]贾绍华.中国税收流失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 2002.

[4]李林木.税收遵从的理论分析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5.

国际价值研究文献综述 篇6

关于国际价值, 马克思曾经有如下论述:“国家不同, 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 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 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 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 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 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 有不同的国际价值, 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 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在这里, 马克思已经明确提出了“国际价值”的范畴, 并指出商品的国际价值不是由某个国家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决定, 而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来决定。

国际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发展, 以国际价值论为基础, 研究国际贸易成因及贸易利益分配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但迄今为止, 这方面的研究仍不完整, 观点仍不统一。本文就国际价值理论的各种文献观点进行了总结。

1国际价值论是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上运用的修正的研究

国际价值是否是价值规律在国际范围内的简单套用?马克思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多次指出国际价值是对价值规律的修正。在论述生产力不同的两个国家商品交易时, 马克思指出“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 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在讲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商品交换问题时指出:“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变化。”看来, 马克思已经注意到国际条件下, 价值规律会发生新的变化, 出现许多新的特点, 那么这些新的变化是什么?如国际价值量由什么决定?是否具有国际平均利润率, 是否存在国际生产价格的形成规律等问题呢?

1.1国际价值的决定

马克思明确指出商品的国际价值不是由某个国家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决定, 而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来决定。关于“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这一国际价值的计量单位, 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王天义 (2002) , 崔向阳 (2004) 认为“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 即在世界现有的一般生产条件下, 在各国劳动者的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 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杨国昌 (1999) 把“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看作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所需的国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或该商品国别生产价格) 的加权平均。任立, 王宁宁 (2006) 分析到, 计量国际价值量的劳动强度不是各国的中等劳动强度, 这里只强调“劳动强度”的大小, 而不提“劳动熟练强度”的高低。可见, 马克思采用的“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的提法不同于“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他们认为国内劳动强度的分布类似正态分布, 即大多集中在中间, 而两头少;而在国际上, 强度分布可能是均匀分布, 呈现中川信义所讲的“位阶” (1983) , 而非中间大, 两头小的情况。因此, 计量单位只能用“世界劳动强度的平均单位”。因此国际价值是参与交换的国家的商品价值的加权平均, 每个参与国都是其中一个“权重”, 参与国的多少会影响“权重”的大小, 所以在一定时期国际价值并非固定不变的。李水蓝, 邓路 (2007) 认为, 假设n个国家从事该商品的生产, 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为各国的国别价值为, 为i国产出占世界总产品的比重。并且说明国际价值除了受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的影响外, 还与贸易国的贸易量即世界市场联系的广度和深度相关。如果绝大多数的国际贸易商品由大致相同劳动生产率国家生产出来, 国别价值与国际价值将十分接近。何小锋, 来有为 (2003) 则认为国际价值概念是以各国生产数量为权数的加权平均数。李荣林, 史祺 (2000) 将“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理解为:国别价值的平均数, 商品国际价值或世界平均生产成本都是由在国际生产中占绝大多数的商品生产国的国别生产成本所决定的, 是一种以完全竞争为基础的价值的增值过程。

1.2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特点

关于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特点的研究, 其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 在国内市场上, 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

而在国际市场上, 劳动生产率高的劳动被看作强度更高的劳动, 强度较大的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 在国别价值向国际价值转化的过程中, 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在同一时间内生产的商品会比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得到更多的国际价值, 因此在国际市场上, 单位商品的国际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而且国际价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会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不断变化。对于这个问题, 学者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2) 对价值规律作用的环境的认识。

在国际市场上, 参与交换的主体通常代表某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标准或者准则、技术水平, 国家之间存在各种关税及贸易壁垒, 各个国家的政府主动出面干涉商品交换, 以维护本国资本家的利益。这种环境上的差异使价格对价值产生更经常、更普遍、幅度更大、范围更广的偏离 (任立、王宁宁, 2006) 。在国际市场上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都会遭遇不同程度的障碍, 不能自由流动, 进而影响了要素价格的均衡化过程, 要素收益产生差别, 使得利润平均化的过程更加曲折, 这会导致国际价值形成过程中的复杂化与时滞 (林叶环, 2007) 。

(3) 国际价值的转型——国际生产价格。

国际价值能否以及如何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 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观点有分歧。陈永志 (2009) 认为在国际市场上, 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的规律依然要发挥作用, 激烈竞争最终将导致世界市场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 从而商品的国际价值也就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尽管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 但从长远看, 这个趋势是必然的。但是也有的学者分析到, 由于国际市场的复杂性, 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情形并不真正存在, 由于资本与劳动不能自由流动, 各国别价值不能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那么国际贸易中的生产价格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他认为, 生产价格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发达国家为了特定目的采取的垄断定价法, 即在商品价值的基础上, 采取垄断高价或者垄断低价。二是区域性的国际市场下, 由于区域性资本与劳动的自由流动, 区域性的国别价值可以转化为区域性的国际生产价格 (任力, 2006) 。

1.3国际价值的实现问题

现在有些国际价值理论的研究者都在探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等价交换和剥削问题, 结论不大相同。国际贸易是国际商品交换的实现形式。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着大量不等价交换的现象, 这是经济理论界公认的事实。但是衡量等价或不等价交换的标准是什么?引起不等价交换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经济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 由于价值规律在世界范围内作用的变化, 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与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之间发生了不等价交换, 后者创造的价值向前者转移, 因而前者剥削了后者。还有一种观点则相反, 认为以国际价值为基础的交换就是等价交换。国内学者对国际价值实现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按照国际价值进行的等价交换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上。

赵战波 (1998) 认为在国内商品交换中, 不存在因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引起的“不等价交换”问题。同样在世界范围内, 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同种商品的国别价值是不同的, 国际间商品依据国际价值进行交换。一国的劳动生产率较高, 使商品的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 通过商品的国际交换, 就能得到一部分超额利润, 这部分超额利润是本国人民创造的, 不是从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转移过来的。所以, 按国际价值进行的等价交换不存在价值转移的问题, 因为并无“价值”可以转移, 也就不存在剥削。何炼成, 何林 (2003) 认为二战以来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国际经济关系也出现了一定的新秩序, 如果国际贸易能基本上按照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进行交换, 则剥削和被剥削的程度将逐步降低, 穷国和富国的差距将逐渐缩小。

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按照国际价值进行的等价交换实质上是一种不平等交换。在世界市场上, 等价交换不是指国民价值相等的交换, 而是指国际价值相等的交换;依此, 国民价值相等的交换是等量劳动的交换, 而国际价值相等的交换一般不是等量劳动的交换。正是这一价值规律使得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变得不平等起来, 剩余价值从穷国转移, 这样就出现了三个劳动日和一个劳动日相交换的情形 (吴颖华、刘海超, 2007;杨圣明, 2005)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成本和人均资本存量方面存在差异, 因此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交换时, 受国际价值规律的支配, 其能获得的国际支付只取决于商品中所包含的有酬劳动和一定量的无酬劳动, 而不是包含全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国别价值 (杨国昌、钟伟, 1999) 。

2国际价值理论对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现实意义

由于在国际市场上, 单位商品的国际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因此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力。在外贸方面, 要真正落实“科技兴贸”战略, 提高我国各类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 (杨圣明, 2005) 。应改善我国的进出口产品结构, 合理地、交替地使用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两种手段, 既要为在开放经济下培养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产业争取宝贵时间, 又要同时加速内需市场建设, 避免对世界市场过渡依赖而造成我国经济的依附型增长 (杨国昌、钟伟, 1999) 。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 我们应注重利用外资的风险性, 注重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平衡增长, 防止后者的无度膨胀;在强化对资本项目下监管能力的同时, 也宜谨慎有序地推进人民币的可兑换进程, 为我国利用人民币进行国际支付争得主动。进行区域经济合作, 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 (张雷声, 2002) 。加强企业管理, 提高职工素质, 降低出口商品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以获取更多的相对利益。搞好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 反对国际市场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反对垄断等超经济强制, 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积极斗争 (董洪日等, 2003) 。政府应将保护、扶植民族产业和民族企业作为重要工作, 在国内以及国际上从各方面给予民族企业以尽可能的支持 (吴宣恭, 2007) 。对出口不应采取人为的鼓励措施, 国家应该更积极地鼓励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的进口, 发挥消费品进口在扩大内需方面的积极作用 (杜亚斌, 2001) 。

摘要：马克思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 无论对国内的商品价值问题, 还是对国际上的商品价值都是适用的。马克思对国际价值的论述并不多, 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更深入研究, 国内学者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通过对国际价值规律作用机制及作用后果理论的文献回顾和评价, 提出怎样利用国际价值规律提升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以增加国际贸易利得。

关键词：国际价值劳动价值论,国际贸易,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伊曼纽尔.不平等的交换[M].北京: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 1988.

[2]杨圣明.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价值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2, (6) .

[3]张雷声.国际价值的研究与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J].学术界, 2002, (5) .

[4]董洪日, 郝克宁, 王保谦.关于遵循国际价值规律的几个问题[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3, (5) .

“电影教育”研究文献综述 篇7

关键词：电影教育,教育电影,被引分析

从电影诞生之日起, 电影作为教育的手段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国内对电影人才的教育也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展开。

1 数据来源

通过在“超星发现系统”中进行搜索, 去掉剧本、电影产业、教育事业等与电影教育相关度不大的内容, 共筛选出关于“电影教育”方面的图书共有127本, 大约3万余页。

这些文献的出版时间跨度很大, 从1916年到2014年皆有文献出版;文献类型也非常广泛, 有专著、译著、论文集、年度报告、名录、法规等。

2“电影教育”研究文献的内容

提及“电影教育”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电影的教育作用, 二是电影人才的培养。

2.1 电影的社会教育功能

电影除了娱乐功能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电影的社会教育功能。

辛亥革命后, 中华民国成立, 蔡元培任教育部部长。1912年1月30日, 他发电文致各省都督府筹办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 亦为今日之急务……或兼备有益之活动画影画, 以为辅佐……”这段电文“活动画影画”就是指电影, 提出了“电影”作为社会教育的手段, 这说明电影从20世纪初就开始承担了教育的功能。

1918年, 教育电影就开始登上中国电影创作的舞台;20世纪30年代初, 在国外利用电影手段辅助教育成果的诱发下, 教育救国理念深入人心, “由政府官员、教育专家、电影事业家、社会活动家、高校教师、社会慈善家等各方人士在1932年7月成立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 并倡导和推广教育电影的摄制与理论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 各电影制片厂陆续拍摄了积极向上的教育电影宣传新中国的教育政策以及普及科普教育等。

2.2 电影人才的培养

20世纪初, 电影由海外传入中国, 并得到了充足发展, 但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并不具备培养电影人才所需要的师资和经验。因此在相当长的阶段中, 电影人才的培养一直是依靠电影工业内部进行培养的。现代教育体制下的电影人才教育与培养则起步较晚。

“电影教育”方面的专著、论文集也是从这两个方面的含义进来研究电影教育。

3 出版时间分析

这些文献里最早出版的一本就是1916年由通俗教育研究会出版的唐碧译述的《调查日本社会教育纪要》, 这本书共分35章, 介绍日本的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及名胜、音乐、戏剧、电影、通俗教育等。主要从电影的社会教育功能上来分析的电影教育。

1932—1939年, 由于教育电影运动的兴起, 关于电影教育、教育电影的研究蓬勃发展, 这方面内容研究的专著、论著、译著出版数量也随之上升;在这个时期内共出版40本, 包括《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会员名录》、徐公美著的《电影教育》、刘之常编的《电影教育的实际和设施样本》、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著的《电影事业之出路》等。

1940—1948年出版的关于“电影教育”方面的图书较少, 仅有4部, 其中有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的《电化教育》, 陈沂著的《电影教育》, 舒新诚著的《电化教育讲话》,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总务组编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会务报告》等。

1950—1977年, 关于电影教育研究方面主要研究的是科学教育电影方面的问题, 共有5部;包括苏联叶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仁斯基著的《科学教育电影》等、沈风威等翻译的《苏联电影教育》、中央电影局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总编辑室编的《科学教育电影参考资料》, 洪林等著的《科学教育电影创作问题》, 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的《积极发展科学教育电影》等。

1978—1980年, 北京电影学院分别编译了非洲、比利时、法国、日本、印度、墨西哥、瑞典、英国、美国等国家的电影教育情况, 编辑出版了《电影制作者的教育》上、下辑两册。

1982年和1989年, 《电影通讯》编辑室编辑了《科学教育电影创作谈》1、2两册。

1991年到1996年共有4本相关书籍出版, 主要有李晨辉等编译的《美国大众传播学教育概况》, 黄云一等编著的《电化教育技术》等。

2000年以后, 电影产业的发展, 导致电影人才的严重不足, 对“电影教育”的研究非常迫切, 大量论文、专著也随之出现。

2000年至今共有68本相关著作出版。其中2000年到2009年出版的图书主要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旧中国的文化教育》, 王民主编的《电影课优秀电影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实证研究》、鲁明著的《经历》等。

根据这些图书的出版时间做成图表如下图所示。

根据曲线图可以看出, 20世纪30年代, 对电影教育的研究是一个高峰期, 当时教育电影协会的成立还有相关电影人才培养体系逐渐形成;2004年后对电影教育的研究又开始重视起来, 2012年达到最高峰。由此可以看出电影产业发展及对电影人才培养需要的变化。

4 被引分析

经过统计, 这些图书共被引680余次。下面选取引用次数较多的10本书进行介绍。

其中被引次数最多是1940年出版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的《电化教育》, 共被引73次, 这本书共分我国电化教育现状、电影主要机件使用与管理法、收音主要机件使用与管理法、电化教育实施法、国内重要教育影片目录5章。

被引67次的《有声的教育电影》是被引排名第二的图书, 这本书是由陈友松著, 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的, 共258页。其中引证图书57次, 引证期刊等10次。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有电影教育的地位、世界各国电影教育的现状、教育有声影片的制造、视听教育行政、中小学有声电影教育的实施、大学及成人电影教育的实施等12章。

徐公美是民国时期电影教育的积极倡导者, 对早期电影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33年他所著的《电影教育》一书, 218页, 共被引51次, 其中引证图书32种次, 引证期刊等19种次。

2005年出版的赵惠康, 贾磊磊著的《中国科教电影史》被引46次, 其中引证图书14种次, 引证期刊等32种次。这本193页的图书按时间顺序, 从1918年中国科教片诞生之日讲起, 直至2005年, 对中国科教片的历史做了全面回顾与总结, 共分中国科教电影的兴起、发展、厄运与复苏、复兴、市场化道路和现状与未来等六章内容。这本书在短短的十年间就被引用46次, 说明了它的影响力比较大。

与《中国科教电影史》同样被引次数的是193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谷剑尘著的《教育电影》。这本书共分12章, 论述教育电影的意义、分类、目标, 介绍各国教育电影运动概况、中国教育电影的方针和问题等。引用这本书的图书共有22种次, 期刊等共有24种次。

1939年出版的论文集《抗战与艺术》被引次数也是46次, 这本论文集共分美术、音乐、电影、文艺4章。其中第三章电影部分收录了魏孟克的《关于抗战电影》和许幸之的《战时电影的摄制方案》, 《关于抗战电影》讲述电影作为教育宣传的工具, 对抗战的作用。这本书共被其他图书引用46次。

长征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的《经历》一书由鲁明著, 被引25次, 引证图书21种次, 引证期刊等4种次。这本书约26篇文章, 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延安电影团的成立、艺术成就及意义等;第二部分论述了中国电影教育;第三部分为作者的感悟与经历。其中“中国电影教育”这部分共有四篇文章:《流长, 柢深———我看中国电影教育》、《种花留与后来人———写于孙明经电影观后》、《孙明经先生的坎坷与辉煌》和《延安时期的电影教育》。

1937年出版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六届年会特刊》共被引18次。这本书分筹备经过、大会记录、论文等六部分。其中论文收《中国电影的动向》 (葛伟昶) , 《电影教育年的展望》 (徐公美) , 《教育电影的理论及其在视觉教育材料的地位》 (范德盛) 等15篇。

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友兰编的《电影教育论》共被引18次, 其中引证图书15种次, 引证期刊等4种次。这本书分何谓电影教育、电影在教育上的效能、各国电影教育概观、我国电影教育运动的鸟瞰、电影教育的设备法及教学法、电影教育研究的资料等八部分。附教育部电影教育委员会规则等。

1933年出版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著的《电影事业之出路》仅仅有14页, 却被引16次, 这本书讲述电影在教育上应负的任务和电影事业在营业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等。

5 结论

首先, 由电影研究图书的出版数量、趋势及被引情况可以看出, 对电影教育两个方面的研究 (电影的社会教育和电影人才的培养) 在20世纪初时基本均衡, 到了2000年以后对电影人才的培养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