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现状分析

研究现状分析（通用12篇）

研究现状分析 篇1

我国是煤炭资源大国, 由于煤是一种性质十分复杂的固体可燃物, 同时再加上煤碳资源的构成环境不同, 因此加强对煤质的分析检测是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手段。随着我国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 提高煤质分析仪器的科技含量是提高煤质检测结果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煤质分析技术已由过去传统的物力方法、化学方法逐步走向仪器化、自动化阶段。

1 煤质分析仪器的发展现状

煤质分析仪器是对煤炭成分进行分析的仪器设备的总称, 根据煤炭的成分构成, 煤质检测的指标含有:发热量、灰分、水分、硫分、煤的吸氧量以及碳元素等等。因此目前使用普遍的煤质分析仪器包括:热量仪器、工业分析仪器、自燃性测定仪以及元素分析仪等。

1.1 热量仪器

煤的热量值是煤炭资源功能发挥的最大特点, 通过对煤发热量的分析可以知道单位质量煤完全燃烧后产生的热量, 以此来决定煤炭的具体使用量。热量仪器主要是对煤发热量的分析, 其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发展:一是人工计算阶段。二十世纪80年代, 我国对煤炭热量的测定主要是依靠人工计算的方式计算煤炭的发热量值[1];二是电脑量热仪。进入90年代以后, 我国计算机技术得到发展与应用, 为此我国对热量仪器进行改造升级, 实现了电脑量热仪, 电脑量热仪的应用标志着煤炭热量检测实现了自动化控制, 并且大大提高了测量数值的准确性;三是全自动量热仪。全自动量热仪目前已经在煤炭检验系统中得以普遍使用, 以氧弹量热仪为例, 环境温度保持稳定, 设备可与外界温度热平衡, 在检测过程中对内、外桶水温自动测量温差, 并进行计算, 使用该仪器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减少因人为操作而造成的数据偏颇, 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1.2 工业分析仪

工业分析仪主要是对煤炭的挥发分、灰分、水分以及固定碳等项目进行分析, 这几项指标是煤炭分析的基础要素, 根据不同检测项目结果的交叉对比, 可以对煤炭的种类、经济性能、用途等进行初步的分析, 以此指导煤炭资源的勘查、开采、加工以及销售等工作。目前我国对煤样的工业分析方法主要有经典法和自动仪器法。经典分析方法主要是利用分析天平、干燥箱以及马弗炉, 检测人员进行手工操作;自动仪器法主要是利用先进的技术实现对煤样高温加热前后的自动称重, 其主要是通过远红外加热设备与称重用的电子天平实现融合, 该设备对环境的要求也不是很高, 可耐高温的平整实验桌, 设备连接通风罩, 用于排放在检测分析过程中产生的气体, 设备在搬动时需平移, 但尽量不要频繁搬动, 因内置有天平, 且搬动后最好请专业人员对设备进行调试检查。自动仪器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整个检测过程中完全由计算机自动控制, 同时该设备依靠先进的采集和传输数据系统, 保障了数据的安全可靠, 是目前煤炭对水分、灰分、挥发分等项目进行检测分析的主要设备之一。

1.3 元素分析仪

煤的主要构成元素是碳、氢、氧、氮、硫, 因此在分析煤质元素时主要是对以上五种元素进行分析, 其中碳元素是煤的重要组成元素, 碳含量的高低标志着煤化程度, 碳元素越高说明煤质质量越高。目前对碳和氢的检测标准是重量法和电量—重量法。重量法的测定原理是:称取一定质量的煤样在氧气流中燃烧, 将其燃烧后生成的水和二氧化碳分别用吸水剂和二氧化碳吸收剂吸收, 以吸收剂的增量计算煤中碳和氢的质量分数[2];电量—重量法的工作原理是:一定质量煤样在氧气流中燃烧, 生成的水与五氧化二磷反应生成偏磷酸, 电解偏磷酸, 根据电解所消耗的电量, 计算煤中氢含量;生成的二氧化碳用吸收剂吸收, 根据吸收剂的增量计算煤中碳含量。目前使用的红外碳氢仪, 工作原理是:煤样在燃烧炉中过氧燃烧, 生成的气体通过试剂炉进行二次燃烧和去硫, 经多级过滤后, 收集在集气室, 气体稳定平衡后, 碳以CO2形式被CO2红外传感器检测, 氢以H2O的形式被H2O红外传感器检测。设备采用独特的气吹落样方式, 不同于同类设备采用的滑板落样, 避免了燃烧时漏气现象的发生, 确保所有产生的气体进入集气室, 使用红外传感器检测, 有效提高了碳、氢含量检测结果的精密度。

1.4 自燃性测定仪

依据《煤矿安全规程》规定, 对于新建矿井的所有煤层都要进行煤的自燃倾向性测定, 生产矿井延伸新水平时, 需对煤层进行煤的自燃倾向性测定。煤自燃性测定仪利用双气路流动色谱吸氧法测定煤吸附流态氧的特性, 以每克干煤在常温常压下的吸氧量值分为容易自燃、自燃、不易自燃三类, 煤矿依据此项结果, 在开采容易自燃和自燃煤层的矿井时, 必须要采取综合预防煤层自然发火的措施, 加强安全防护工作。

2 结束语

为提高煤质分析仪器的科学技术含量, 我们应该不断地加强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 提高煤质分析仪器的生产水平, 以此不断完善我国煤质分析仪器设备检测的准确性和精密度:首先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及时了解世界上先进仪器设备的性能, 才能激发自身的不断创新与发展[3];其次注重产品的研发力度, 不断提高核心技术;最终要加强对煤质分析仪器生产厂商的监管, 提高他们的产品质量。

总之, 随着我国煤炭资源开采力度的不断增强, 在煤炭质量控制系统中加大更精密的煤质分析仪器的投入, 能够保证煤炭生产、检测过程的高效准确, 为煤炭资源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中获取更多的机会。

摘要：我国是煤炭资源大国, 加强对煤质的分析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重要手段。提高煤质分析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与精密度需要相应的煤质分析仪器, 除此之外还需要提高检测人员的检测技能、熟练度以及检测经验。本文就我国煤质分析仪器的发展现状以及计量标准等进行详细的阐述。

关键词：煤质分析,计量,研究,现状

参考文献

[1]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中国煤质检测仪器设备市场现状和未来需求分析[J].中国仪器仪表, 2011.

[2]李英华.煤质分析应用技术指南[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9.

[3]施玉英.我国煤炭检测方法标准化现状及其发展[J].煤质技术, 2006.

研究现状分析 篇2

1997年之后，香港电影研究得到了美国、中国内地多方面的关注。凭借着百年来形成的强大电影工业、上千部的作品，及其特殊的殖民地身份，香港电影本身有着很多需要研究的方面。本文通过对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本土和英文世界四个方面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现状的介绍，旨在提供具有学理性的图谱描绘。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做出点题性的分析。

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商业城市，香港有着成熟的电影工业和悠久的电影史。它是全球性电影生产中心之一，同时也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电影出口中心，香港制作的电影广泛在东南亚及其日本、韩国、中国内地、台湾发行放映，有着广泛的影响。作为庞大的电影中心，对它进行一定的关注是有必要的。

香港一方面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文化上一脉传承，并以粤语文化为主体；而另外，它又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是一个独立的自由港，广泛积极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种复杂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分布，使得香港电影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本土特点。香港电影是属于中国电影的一部分，同样这样百年的历史，在人员、资本、文化等方面有着直接的联系。对香港电影进行多方面的研究，重新看待中国电影百年的分布历史，是十分有必要的。

香港作为世界四大金融中心之一，其电影也有着鲜明的商业生产的特点，这种快产快销、票房至上的观点一直是学术界所不屑对待的，所以正式的香港电影研究起步很晚。香港本土一直多以报刊杂志评论为主，多在文中闲谈影界琐事，其自身研究直至1978年之后，才在每次香港国际电影节同时出版一本电影回顾的论文集，方始有较为正式的学术研究；而英文世界中，第一本关于香港电影的学术著作是查奕恩的《香港电影工业与观众之社会学研究》，这是同港大亚洲研究中心合作的一个项目；台湾方面是在80年代之后，由焦雄屏及其一批高校学者，在注重台湾电影研究的同时，也注意到了香港电影的重要性；而中国内地直至“九七”之后，才开始略有声势的小范围的香港电影研究。这四个方面对于香港电影的研究各有侧重，是目前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主要力量。其中，香港本土更全面详细；英文世界方面颇具学理；台湾注重两地业界关系；大陆略重左派电影，及其香港电影和上海电影在战前的关系。在下面的行文中，将会根据各自的重点，加以介绍。

一、中国内地方面

中国内地关于香港电影研究以1997“香港回归”为界。

在1997年之前，内地少有专门的香港电影研究，有价值的研究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官修”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书中，有着大量关于1949年之前香港电影的资料，而且早期关于上海和香港之间电影的一些资本关系、创作关系也介绍得比较详细。某些程度上来讲，《中国电影发展史》作者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当初修史的时候所拥有的资料是唯一的，许多资料到今日已不存在，所以该书具有独特的价值；二是内地关于香港左翼电影公司“长凤新”（长城、凤凰、新联）的研究，因为是国有资本的关系，内地对其一直视之为己出，例如在1994年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学术讨论集《历史与现状》中，同样发表了李宁的《长城、凤凰、新联、银都公司的历史回顾和今后展望》一文。“长凤新”在香港电影市场中独特的定位和对早期电影市场的开拓，都极具意义，但更难得的是它是多年来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市场间唯一的联系，使得这份血缘关系一直得以保持不断。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而内地电影理论对于这一历史时刻也积极回应，“九七”前后产生了较多的研究香港电影的文章。在1996年11月2—7日，在广州举办了“香港电影回顾展暨研讨会”，首次对香港电影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涉及粤语片、武侠片等类型电影问题，胡金铨、徐克的作者论问题，及其香港电影中的文化脉络问题，当然也不会缺少对“左派电影”的关注。这次研讨会的一部分成果在内地的核心电影刊物《当代电影》（1997年3月）以“香港电影专号”的名义发表。另外，主办这次研讨会的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在2000年将全部成果结集成书，出版《香港电影回顾》一书。同时出版的还有《成龙的电影世界》一书，是对1999年10月期间“成龙电影回顾展暨研讨会”的结集。作为非日常性的学术团体，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于1988年11月成立，在香港电影研究领域有过众多有益的学术突破。

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内地录像带市场已经充斥了大量的香港电影，而近年来随着DVD的普及，内地市场又出现了大量邵氏电影、少量电懋电影等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资料。以这些影像资料为基础，内地有一些学者对香港电影开始关注，从故事、剪辑、文本、历史、文化等方面尝试性地研究香港电影，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蔡洪声、胡克、李以庄、王海洲、陈山等人，这些学者为中国内地的香港电影研究打下了基础。

蔡洪声先生一生致力于香港电影的研究，是国内著名的香港电影研究专家，他曾多次在《当代电影》杂志关于香港电影某一课题进行组稿、撰文，是早期香港电影研究在内地的主要人物，著述有《台港电影和影星》一书。胡克先生的《香港电影对大陆的影响1976—1996》和《香港电影在中国内地1949—1979》两篇文章，以独特的内地视角研究香港电影，分别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回顾特刊上被引用。中山大学的教授李以庄女士凭借地理之便，较早地认识到了香港电影研究的特殊性，并进行学术性的探讨研究，她正着手写作的《香港电影史》书稿已完成大部分，将会是国内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一本启蒙著述。正是通过学者们的视角和努力，香港电影研究逐渐被引进到国内的各研究机构和高校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内地有一股研究武侠电影的热潮，例如贾磊磊、陈墨、索亚斌等人都曾较早对此题目进行研究，且文章都较多涉及到香港武侠电影的文化根源、剪辑方式、类型问题等。武侠电影研究虽非完全的香港电影研究问题，但由于武侠电影是香港最具特色的类型，其相关联系处相当之多，而国内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也有着独特的视野和内容。

不可否认，内地研究香港电影有着一定的难度，虽然具有一定的影像资料，但对其创作背景和传播方式的文字资料缺乏，而且内地的电影研究学者多居住在北京、上海两地，对粤语及文化比较陌生，而两地间的学术交流又颇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沟通。这些基本条件的限制，使得内地关于香港电影的研究处于初步阶段，内地香港电影研究并没有形成对香港电影工业和历史的整体意识。虽然80年代“香港电影新浪潮”之后，电影艺术从大工业时代脱离出来，出现大量优秀的电影和导演，如王家卫、徐克、吴宇森等，其快节奏的拍摄手法和现代都市意识深深地吸引了内地的电影人，并对一些题目做出研究，颇有成效。但由于内地和香港之间学界联系极少，及语言和资料问题，使内地学者大多无法研究香港80年代之前的电影，而香港学者本身也极少人有大魄力来内地学术界推广香港电影。

在新的电影史学界，新一代学者中已经很重视香港电影的研究，并以华语三地的视野来看待香港电影的地位。在李道新先生的新著《中国电影文化史》中，有两个大章节专门以香港电影为题，分别是第十二章“中国香港：无国无家的漂泊意识”和第十六章“中国香港：‘九七’症候和电影繁盛”，这种整体的史观思维，重新设立了内地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框架。

二、台湾方面

由于战后香港电影的资本运作关系，台湾电影一直和香港电影有着亲密的关系。所以资料对于台湾学者来说，并不成为问题。相对于大陆学者来说，有着先天的便利条件。特别是很多台湾影人是活跃于台、港两地之间的，例如李翰祥、胡金铨等，当台湾电影学者对他们做传记性研究的时候，总是会涉及很多有关香港电影的问题。

但碍于台湾电影发展的自身条件，台湾电影研究的正式出现也仅是80年代初的事情，而台湾电影本身也向来问题不断，并没有太多的精力投放到香港电影研究方面。

需要提到的是，焦雄屏、陈国富等人引进新鲜的电影作者论、美国电影商业的研究，这些方法运用在香港电影研究时，显得十分恰当。焦雄屏在推广香港电影研究方面成绩颇著，她的《香港电懋公司的崛起及没落》、《故国北望——1949年大陆中产阶级的出埃及记》等文章，是难得的以整体意识研究香港电影的文章。另外，焦雄屏香港电影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她凭借着自身的影响力，编著了多本关于香港电影研究方面的书籍，如《焦雄屏看电影——台港系列》、《香港电影的传奇——萧芳芳和四十年代电影风云》、《香港电影风貌》等书。焦雄屏把香港电影放在中国电影史、亚洲电影产业、中西比较的框架下，显示了睿智的判断力。

台湾研究香港电影最大的优势，在于研究几位曾在香港电影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台湾电影人，如胡金铨、李翰祥、徐枫、张艾嘉等人。由于这些人曾在香港电影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了香港电影史的发展。但对于香港学者来说，胡金铨、李翰祥等在台湾创业建立公司那段历史的资料就不够详细，而台湾学者却完全掌握了这些人在香港期间的资料，这种信息不平衡的情况，决定了台湾学界在研究香港电影方面所具备的独特优势，甚至夸张一点说，就是张彻早期在台湾一段时间的活动，也只有台湾学界有立场、有条件研究，而香港学者只能从张彻到香港之后才开始研究。黄仁先生编著的《胡金铨的世界》、李翰祥的自传《影海生涯》等书虽然仅仅是传记读物，但贵在是当事人亲历当年的历史，对于香港电影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相当多台湾电影人和香港电影发生关系，如徐枫亲自投资香港电影生产，岳华是邵氏当红小生，这些人的口述中都把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联系起来，这是台湾研究香港电影的独特视角。

另外，近年来叶月瑜、林文淇等年青学者引入新视角研究香港电影，如叶月瑜从音乐角度研究香港电影，林文淇关于关锦鹏的后殖民研究，拓展了香港电影研究的深度，有利于多元化的当代香港电影研究的存在。

总体来讲，台湾的香港电影研究并不发达。虽然他们并不缺乏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资料，但因为台湾学者自身的视野所限，他们更愿意将精力投入到台湾本土电影或者国外的研究上去。对于中国内地来讲，香港电影在战前和上海间有着直接的关系，“九七”后又有着共同发展的未来，有把香港电影史引入到中国电影史中来的民族统一的需要。而台湾学者却面临尴尬的自身定位，它无法正确看待和香港电影间的民族关系，而仅仅能以产业关系或者文化问题来处理。所以，多数台湾电影研究学者对香港电影的了解普遍多于内地学者，但未必能做出专业的研究来，而多是拿一些香港业界的琐事来引申。台湾学者虽然有着比较鲜明的“华语电影”三地概念，并强调相对于内地电影，港台电影是一体的，如蔡国荣的《中国近代文艺电影研究》中，多数篇章是研究香港和台湾电影，中国内地的方面并不多。但事实上三地电影产业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台湾和香港电影间的区别，台湾学者又无法从心理上面对香港电影作为独立的个体，这是台湾电影学者一个根本的误区。

在远流出版社浩大的“电影馆”丛书中，香港电影研究所占的部分极其有限。某种程度上讲，台湾电影研究的深度凭借此套图书已经提升到一个高度，对世界各地的电影都有了学术化的基础。但即使如此，仍把大量精力花费到国外电影理论的引介上。在香港电影研究问题上，台湾学者尚未有魄力成为领率者——虽然它本身的研究条件好于内地和香港。

三、英美方面的研究

这个方面的界定需要一定的说明。英语作为香港的第二母语，普及程度很高，像香港国际电影节20余年的回顾特刊中，皆是中英文双语。因为如果有英文，就可以把香港电影研究推荐给西方国家的学者，而不必受语言的限制，这是香港政府和香港电影界一直都很努力的一个尝试。事实上，香港政府和电影界所做的努力颇有成效，很多西方学者关于香港电影的研究都是合作项目。

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英语文章颇为特殊，一是因为关注香港电影研究的海外学者多是英语国家的（美国为主），他们的研究成果是英文发表的，其他语种倒是少见；二是有些具有留学背景的学者，可能是马来西亚、香港等，如张建德、傅葆石等，他们发表的成果是以英文形式在西方世界出版，也同样是具有国际化的知识背景。

第一本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英文专著是美国人I.C.Jarvie在1977年所著写的《Window on Hong Ko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Hong Kong Film Industry and Its Audience》（中文名：查奕恩《香港电影工业与观众之社会学研究》），把香港电影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书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协助，书中涉及了大量香港电影历史、产业、美学、类型的研究数据，翔实有力。而书中采用线索梳理的研究方式，对多个方面的香港电影现状提出了学术性结论。正像查奕恩在《序言》中所讲到：“香港电影产业的最大贡献不在于生产出艺术电影，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电影本身和电影产业告诉了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① 查奕恩本书的两个观点可谓珍贵，影响了20多年来香港电影研究的发展：

1、通过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香港电影工业，特别是香港战后电影。她从美国电影工业的结构来分析香港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放映，从而把香港电影这种独特的娱乐方式存在状况和社会价值勾绘了出来（这和社会批判学派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2、把香港电影研究独立出来，把香港电影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定位香港电影史是中国电影史的一部分，但在战后通过来自上海和东南亚资本家的改造，香港电影成为具有特色的地域电影，有着自身的发展轨迹。

根据查奕恩书中所提，第一个对香港电影进行研究的是美国电影史家 Jay Leyda（中文名：陈力）②。在陈力著名的中国电影史专著《Dianying:An Account of Films and the Film Audience in China》（中文名：《电影》）中，陈力曾经专门辟出第11章讲述香港电影。陈力这一章的很多观点由查奕恩在著作中加以发挥。

查奕恩这种整体式的结构研究，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得到延续。毕竟香港作为弹丸之地，缺乏足够的研究机构资助本土电影研究。这种局面在1997年前后开始发生变化，Stephen Teo（马来西亚人，张建德）的专著《Hong Kong Cinema: The Extra Dimensions》于1997年出版。但张建德本书的研究方式有所改变，已经从查奕恩的社会学式研究方法，发展到电影学自身的研究框架中来，分“北方和南方”、“武侠艺术”、“创新者”、“边缘性格”四部分来探讨香港电影史，及电影类型、电影作者与艺术突破间的问题。罗卡和法兰·宾的著述《Hong Kong Cinema: A Cross-Cultural View》，以香港本土最早的默片《庄子试妻》开始论述，一直到70年代的武侠片，详细论述了香港多位重要的电影人和明星的事迹及贡献，同时指出东西方的跨文化交汇对香港电影发展的影响。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作为美国著名的电影学者，他明显表示出对香港电影的兴趣，《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planet Hong Kong: popular Cinema and the Art of Entertainment，港译名：《香港电影王国——娱乐的艺术》）是他2000年在香港仅经半年实地研究后出版的一本专著，结构和文风都颇为潦草，但还是代表着目前香港电影研究的较高水平。另外，具有史学背景的poshek Fu（香港人，傅葆石）在2003年出版的专著《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以极具史学价值的方式提供大量素材，论证了香港电影与上海电影间在经受殖民地环境下的境遇，对战前香港电影的尴尬身份加以描述。

事实上是，西方学者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成果并非很多，但又有很多电影学者有兴趣关注香港电影的艺术、文化、身份及其类型电影，写成万多字的文章，所以论文集方式的书籍相对较多。poshek Fu和David Desser合编《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是伊利诺伊大学在1997年秋举办的香港电影研究大会的论文集；此外还有加里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Esther C.M.Yau编著的《At full speed: Hong Kong cinema in a borderless world》，这两本论文集收集了大量香港、台湾和美国学者研究香港电影的论文。相较来说，前者不论涵盖面、深度或作者的层次都更好一些。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本集子中都拿出三分之一的篇幅专门研究香港本土的身份问题，这是“九七”之后关于香港研究的新话题，前者的第三部分是“身份研究”，后者的第三部分是“文化的丧失：怀乡、碎言和错位”。这种来自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方式，重新在民族性、华人身份、历史地位上来考虑香港电影。总的来讲，在众多以“中国电影”、“亚洲电影”挂名的学术论文集中，都有一两篇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论文。在《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中的最后一篇H.C.Li所著的《Hong Kong Electric Shadows: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of Studies in English》中，搜集了所有关于香港电影研究英文资料的参考书目；在《At full speed: Hong Kong cinema in a borderless world》中，Esther C.M.Yau也在最后做了一个参考书目表，这两个参考书目表具有极高的工具价值。

除去这些专业的学术性研究之外，香港电影本身也在西方有着很大的影响。自从70年代初李小龙成为第一个在好莱坞产生巨大影响的香港影星后，东方式的功夫片和枪击片在国外的年青人中深受欢迎，而唐人街中的音像店中几乎有全部影片的录像带。由此，各种关于李小龙、成龙、功夫、影碟购买手册类的电影畅销书多不胜数。举例来说，有《李小龙传奇》、《我是成龙：功夫一生》、《功夫：报仇的电影》、《吴宇森传》、《碎灭爱情的歌：关锦鹏电影》。有些书也是高校学者所著写，但笔调却是娱乐畅销书的手法，边边角角，也算是香港电影英文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了。

总体看来，英美国家研究香港电影有着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超脱于香港本土的各种利害关系而获得独立思考的学术态度，根据电影学科框架的方式来进行整体的研究。由于研究者普遍都和香港电影业界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也保证了这些论文并非是简单的后殖民、后文化现代哲学的盲目套用，而是切实考虑这一独特的电影基地的产业、民族身份、美学成就的问题。在涉及问题的深度上，英文方面的书籍和论文是目前香港电影研究中优秀的。

四、香港本土方面

香港虽然小，但由于其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和中转港的有利条件，有着极强的经济能力可赞助文化事业。香港本土也拥有多所著名的大学及研究中心，关心本土的经济、历史和文化发展，而电影业是香港最重要的行业之一，全港10％左右的人都与电影业有关系。对香港电影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有着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目前仍是资料最详细、研究人数最多、涉猎面最广、贡献最大的地域中心。

自从1978年开始，每次香港国际电影节都根据一个研究专题，出版一本香港电影回顾论文特刊。论文用中英双语出版，中文编辑曾有林年同、刘成汉、李焯桃、舒琪、罗卡等著名影评人和理论家，英文编辑有高斯雅、张建德等人，每期回顾文集均围绕一个主题全面展开，旨在推广香港电影、搜集史料、激发新思维的出现。截止2000年，回顾特刊的专题分别有：

1.《黄宗 回顾展》，1978。

2.《五十年代粤语电影回顾1899—1976》，1978。

3.《战后香港电影回顾1946—1968》，1979。

4.《香港功夫电影研究》，1980。

5.《香港武侠电影研究1945—1980》，1981。

6.《六十年代粤语电影回顾》（1996修订本），1982。

7.《战后国、粤语片比较研究——朱石麟、秦剑等作品回顾》，1983。

8.《七十年代香港电影研究》，1984。

9.《香港喜剧电影的传统》，1985。

10.《粤语文艺片回顾》，1986。

11.《粤语戏曲片回顾》，1987。

12.《香港电影与社会变迁》，1988。

13.《戏园志异：香港灵幻电影回顾》，1989。

14.《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1990。

15.《八十年代香港电影——与西方的比较研究》，1991。

16.《电影中的海外华人形象》，1992。

17.《国语片与时代曲（四十至六十年代）》，1993。

18.《香港—上海：电影双城》，1994。

19.《早期香港中国影像》，1995。

20.《躁动的一代：六十年代粤语片新星》，1996。

21.《光影缤纷五十年》，1997。

22.《超前与跨越：胡金铨与张爱玲》，1998。

23.《香港电影新浪潮：二十年后的回顾》，1999。

24.《跨界的香港电影》，2000。

特刊每期专题对香港电影研究有着指导性的意义，暗含建立香港电影研究整体框架的意义。总的来说，目前已经成为主流的研究课题主要有：

1、武侠——功夫电影研究；

2、香港电影史及其类型研究；

3、粤语片——国语片问题研究；

4、香港“新浪潮”电影研究；

5、上海——香港双城问题研究；

6、电影工业体制的研究；七八十年代后香港电影发展研究等。这些问题的提出，符合香港电影自身的历史、特点，是研究香港电影不可绕过的课题。

回顾特刊对于香港电影研究具有极大的意义，正如傅葆石所讲：“这些论文集对理解香港电影的历史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通过辛苦的资料收集，并做出历史的分析，组委会提供最系统化的研究论文集。”③ 总的说来，这些特刊的最大意义在于搜集了完整的资料，提出思路，以备以后有兴趣的研究者使用，例如波德维尔就承认对香港电影的最初兴趣来自每年的回顾特刊。④ 另外，回顾特刊中的论文作者，包括港、台、内地、海外所有的香港电影研究者，全面展示了目前香港电影研究的人员分布。对于任何一个香港电影研究者来讲，历届特刊是必备的资料。

对于香港本土来讲，研究香港电影的单位（个人）主要有以下几类：各个大学的院系、香港电影资料馆、各个电影评论协会及杂志、报纸影评人，这些单位也经常会结集出版书籍，但从一般现象来讲：关于香港电影研究方面的论文集、回忆录、随感集、影评集一本接着一本的出版，而体系完备的专著却凤毛麟角。下面分类介绍，力求能够简单描绘出香港本土关于电影研究的地图：

1、大学

大学中的香港电影研究人员多具有较好的电影知识，在论述方面比较系统。香港有着众多的大学，其中香港浸会大学在1991年正式成立香港大学中第一个电影电视系，并有着林年同、卓伯棠、吴昊、史文鸿、钟宝贤（历史系）几位专业的电影研究学者而显得特殊一些。

林年同先生（1944—1990）是较早的一位电影研究学者，他研究电影的出发点是中国传统美学，曾结集《镜游》一书（后增订为《中国电影美学》），提倡中国传统美学中“游”的观念是中国观众一种重要的欣赏习惯。而最为特殊的是，林年同先生不仅研究香港电影，而且把视野拓展到中国早期电影研究上来，并组织了“中国电影学会”，出版《中国电影研究》杂志。他的这份抱负对于香港学界来说显得十分大气，日后刘成汉的《电影赋比兴集》、香港电影评论协会所出的《诗人导演——费穆》都与此有关，这也很大程度上认可了香港电影和上海电影间的美学关系。

卓伯棠先生的专著《香港电影新浪潮》一书，内容翔实全面，分析了香港80年代出现的一批电影创作运动。书中包括新浪潮历史状况、电视工业和新浪潮出现的关系、导演分析、历史定位等几个方面，是一本奠基性的著作。

吴昊先生是电视电影系的系主任，有论文集《乱世电影研究》、《香港电影民俗学》、《香港电影类型论》（罗卡、卓伯棠、吴昊合著），另辟蹊跷，从时代命运和民俗文化方式来观察香港电影的影像生态。而历史系的钟宝贤女士具备历史学的知识背景，她的专著《香港影视业百年》工程浩大，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香港电影产业发展线索史。书中所采取的产业、历史文化、美学互动的综合研究方式，源自波德维尔的好莱坞研究，在研究香港电影时取得奇妙的效果，填补了香港电影研究的一块空白，意义极其重大。

另外，港大的Ackbar Abbas所著的《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是研究香港文化、意识形态的必读书籍。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专门以“新浪潮”和王家卫作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具有特殊的意义。

2、香港电影资料馆

长久以来，香港作为一个电影中心，却没有一个公共性的电影资料馆从事保存珍贵的电影拷贝、整理历史的工作。有感于此，罗卡等香港电影人积极努力，终于在2001年1月初正式成立这一公益单位，从事香港电影文化、历史、导演的各种发掘工作。香港电影资料馆的成立，可以认为是一件极具进步意义的大事，稍加思考我们就可以想到，众多的世界大师级导演的被认可远非首轮影院的票房效应，而正是通过不断的文化意义挖掘才逐步被认可的。事实上也如此，自成立以来，香港电影资料馆策划了很多的电影活动，并一一结集成书，大大拓展了香港电影研究的层次。

历史方面，资料馆整理出版了《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之一之

二、《从手艺到科技——香港电影的技术进程》、《香港早期电影轨迹（1896—1950）展览》特刊、《六十年代粤语片红星展览》特刊、《粤港电影因缘》等一系列活动和书籍，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对历史话题进行有意义的拓取研究。特别是有“活历史”之称的余慕云先生整理的《香港影片大全》，体系浩大磅礴，全面记叙了电影有史以来的全部史料，是一本有价值的工具书，目前已经出到第五卷。

在挖掘香港著名电影公司运作体制方面，资料馆整理出版了《邵氏星河图展览特刊》、《邵氏电影初探》、《国泰故事》、《穿梭光影50年——香港电影的制片与发行业展览》等研究书籍，搜罗了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全面认识香港电影史上的大制片厂时代，并以肯定的态度认可其贡献。

在导演方面，资料馆以作者论的方式，重点评述了几位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导演，旨在希望推介出自己的电影大师，如《李晨风——评论·导演笔记》、《黎民伟日记》、《张彻——回忆录·影评集》、《剑啸江湖——徐克与香港电影》等，把天才和产业间的互动关系统一起来，全面肯定多年来香港电影发展的历程。

香港电影资料馆是一个常设性的研究和服务机构，藏有大量珍贵的胶片和史料。它的设立，为香港电影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完备的条件，当影像资料和历史史料都充足的时候，也是香港电影研究迈向深度研究的一个契机。

3、回忆录和传记

由于早期的较多影人并没有很好的知识背景，他们的著述就多是回忆录的样式了。香港有着宽松的出版环境，香港影界人士也多爱把自己的一生记录下来，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多是香港电影发展多年的亲事人，他们的回忆也让人有亲历历史的感觉。这类回忆录实在太过繁多，可以参看余慕云《香港电影八十年》中的三页列表，下面略微介绍几本较为重要的：

关文清的《中国银坛外史》。关文清从二三十年代起就一直从事电影事业，而且和大观片厂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回忆录中对很多当年的电影事件、影人有着清晰的记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电影史资料。

《邵逸夫传》，作为控制了香港电影六七十年代的邵氏公司的老板，邵逸夫的生平是香港电影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所带领的邵氏制片策略和资本流动关系，至今影响着香港的影视业。

薛后所写的《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作为一个左派影人，薛后先生所描述的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界是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的。林黛、夏梦、张仲文等一些老明星的轶事，“长凤新”和国内电影界的关系，和香港业界的关系，及其80年代内地开放后怎么率先拍摄《少林寺》把香港电影和内地业界联系起来的历史，这些史料具有独特的意义。

另外，上面所介绍的香港电影资料馆的口述计划，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两次口述计划的主题分别是“南来香港”和“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被采访人全部是重要的当事人，这份资料对研究中港电影之间的资本、人才关系，香港五六十年代社会和电影业状况，有着极大的价值。

总体来讲，香港众多的回忆录和传记本身并不具有太高的学术价值，但随着历史的当事者逐渐老去，历史渐渐就只能成为一个符号来被理解了。能够保存这些珍贵的当事人的记录，并非一个功利性的学术课题，而是保留历史的财富，以供后人享用。

4、影评人

王赓武编的《香港史新编》中提到，香港报纸繁多，专栏是报纸的重要特色，而电影专栏则需要专门的影评人，对新片和电影现象发表意见，香港主要的影评人有石琪、罗卡、李焯桃、舒琪等人。⑤

石琪是香港电影界的资深评论人士，从70年代开始，每月必有几篇关系全港的影评，连香港国际电影节的主页上也专门刊登每月石琪的影评，他主要的文章多发在《中国学生周报》（早年）和《明报》及其副刊上。石琪的所有影评也曾汇集成书，浩浩荡荡八卷本《石琪影话集》，香港电影界天南地北的八卦琐事，无不一网打尽，对香港电影研究有很好的辅佐价值。他的影评从无破坏性的批评，而多是中肯之言，切实理解业界的关系。

罗卡可以说是香港电影业界最重要的学者、策划人、理论家之一，不论是资料馆的成立、电影节的创办，还是国外学者的组稿和请教，罗卡都有份参与，但因为他没有专著出版，所以放在此处介绍。罗卡是香港六七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学刊物《中国学生周报》“电影版”的编辑，石琪、林年同等人当年都在他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罗卡本人仅著有《电影之旅》少数几本书，但他的文章总是关注香港电影最关键的问题，极具启发意义。在历年的电影节回顾特刊上，均可看到他的文章。罗卡的文章，并非简单的评论，而是上升到批评意义的学术观点，他的观点极具权威价值。

李焯桃曾从1980年开始主编香港最著名的电影刊物《电影双周刊》达7年之久，期间支持新浪潮运动，发表个人论点，颇有法国《电影手册》主编安德烈·巴赞的影子。李焯桃的论文结集有《八十年代香港电影笔记》、《观逆集——香港电影篇》、《观逆集——中外电影篇》、《淋漓影响馆——抛砖篇》、《淋漓影响馆——引玉篇》，深度与广度俱佳，李焯桃文中极具国际视野，是一个学者型的影评人。

另外的香港影评人众多，也办有“香港电影评论学会”、香港影评人协会等团体。从好的方面看，繁荣的评论和批评环境，是电影产业链中必要的一环，负责着联系公司意图和观众观看心理的作用。香港电影的多年繁荣发展，影评人的地位功不可没。

5、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及其刊物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作为一个非日常性的学术团体，有着50余人的作者队伍。自1995年3月成立以来，其宗旨是：团结一群志同道合的影评人，促进电影评论的独立自主精神；倡导从文化和艺术角度评论香港电影；对香港电影的成就重新做出评价。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每年都会出版一本回顾香港电影的评论文集，可以作为对一年来电影资料的总汇。他们也经常会在油麻地百老汇电影中心的KUbrICK书店举办讨论活动，颇具时代小先锋的意义。需要一提的是，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编辑的几本书籍颇为重要：

他们编辑、译著的书籍有《然后有了光——22位导演作品选析》、《诗人导演——费穆》、《丈八灯台看电影》、《戏缘》、《从新浪潮到后现代》、《香港电影王国——娱乐的艺术》、《经典200——最佳华语电影二百部》、《江湖未定——当代武侠电影的域境论述》、《后九七与香港电影》、《王家卫的映画世界》、《我和电影的二三事》。从题目可以看出，他们的文章多反映的是时代紧要的问题和人物，其中颇为重要的有《王家卫的映画世界》、《江湖未定》这两本书，角度新颖有趣，提出的问题别具一格。

通过上面的一番简单描述，可看出香港本土在电影研究上的多方面努力。凭借天时地利人和之便，香港本土在电影研究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一面，资料翔实，切中实际问题。但有些现象早就暗示了危机，例如专著太少，论文太多的情况，说明本土缺乏足够的实力和立场来进行总结性的专题研究。在香港电影业萧条的今天，一些评论性的文章的作者可能会因为大环境的困难而放弃写作，到时香港电影面对明天将会更迷惘。开展更广泛的文化交流，是香港电影业界和学术界应该重视的问题。

五、小结

电影学科自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进入高校，并多设立于文学系下，着重点在于欧洲充满思考性和艺术创新的大师。同样的情况可以引用到关于香港电影研究中来，内地、香港、台湾三地普遍是在80年代之后开始引入电影学科，进行专业的电影研究，而最初的兴趣点多会关注中国第五代、台湾新电影运动、香港新浪潮电影之类的问题。而面对充满商业气息的都市香港，一种暗含的对立情绪经常会渗透出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香港电影的研究。而“九七”前后对香港电影研究的观众同样是如此的吊诡，政治化和文化性的介入，吸引了人们对于香港电影的关注。

香港电影研究的复杂性，超过任何一个地域的华人电影，因为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范畴、高雅性和低俗性的判断，在这个领域全无意义。它是凭借着百年的历史、近万部的电影、众多的奖项和成就强制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而并非因为学院派对香港电影的娱乐性感到津津有味。对于香港电影来说，没有任何一部电影不涉及到观众和票房的问题，这种条件下艺术能够生存的空间微小得有限，但仍旧能够体现出体制下天才超越的能力。在1994年王家卫《东邪西毒》上映之时，香港掀起了一股关于雅俗高低的争论，但继石琪在《明报专栏》中批评之后，出现了大量以市民兴趣和经济价值为出发点的批评文章，专栏作家游清源讽刺那些拥护王家卫电影的人为“盟塞”的知识分子，并且影射那些解读王家卫电影的影评文章为“猪肉”，并非珠玉。当时，李焯桃在面对这种两极化现况时，有以下的见解：

“这种论调（即强调电影的商品本质的看法）其实是个陷阱，港台两地的影坛，由于没有真正的独立制作及另类发行系统，根本从来没有足够‘个人创作’的空间。而长期面向大众的影评，更一直充斥犬儒的情绪及反智的倾向，只崇尚直接简单的作法，对稍为脱轨的作品，往往口诛笔伐讥为闷艺、造作扮嘢、故作玄虚、自恋自溺（甚至自渎！）。”⑥

从这个视角来看待香港电影的研究，更是无法适时地做出判断。这也是香港本土如此缺乏专著，而个人论文集很多的原因。虽然香港有较为成熟的社区和文化形态，但它缺少足够的政治、文化身份和立场，无法对模糊的香港电影现状加以指导和判断。本土学者同电影业界一样，在边缘化的身份中失落自己的立场。

这种对娱乐性的偏见，限定了香港电影研究的发展，无法认真严肃地对待香港电影的众多现象，并进行深度的反思。香港本土的学者有着身份的缺陷，中国内地的研究碍于刚刚起步，台湾的政治身份导致无法做出正确判断，所以众多的英文学术研究成为了香港电影研究最具国际化视野、最具学科前瞻性的研究。有个学科的比喻会让人感到惊叹：埃及学研究的中心，在欧美而不在埃及！

但好在形势并非如此恶劣，众多中国内地、香港的学者在不断做出突破。近年来关于香港各方面研究的学术专著在不断出现，钟宝贤女士的《香港影视业百年》图文并茂、观点鲜明，罗卡和法兰·宾的英文香港电影史《Hong Kong Cinema: A Cross-Cultural View》已经出版，而广州的李以庄、周承人的香港电影全史也正在进行。

目前香港电影正在经历“冰河期”的低谷，但对于电影研究来说并非坏事，而要从现象中观察必然的逻辑。战后香港电影几经转折，这次绝对不是最恶劣的一次。而历史和文化的沉淀，回归7年后的香港应该有个自己的选择，如何定义香港电影的文化渊源、发展走向、研究思路。

台湾电影市场一度和香港电影市场紧密相连，但今日已经不同往日了。台湾电影的片花，曾是拖垮香港电影的原因之一，⑦ 而台湾境内摇摆的政治风云，以及在东亚地区所处的政治立场，其意识形态触及的各个方面都影响他们关于电影研究的发展前景，委实不能让人对他们在这方面研究上有任何信心。

学习西方香港电影研究的同时，中国内地和香港电影学界的交流值得让人期待。方言、距离、业界差异固然不可避免，但面对的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内地电影学研究的发展，在于政府仍没有放弃挽回电影产业的努力。市场的逐渐联姻，奠定了文化寻求合作的基础。香港的发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内地的基础，经济发展固然如此，文化上又未尝不是。在香港电影研究的发展上，更需要在美学、民族化、产业模式上走出新的思路。

注释：

① ［美］I.C.Jarvie: Window on Hong Ko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Hong Kong film industry and its audience（查奕恩《香港电影工业与观众之社会学研究》）《序言》，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in University Of HongKong, 1977，第1页。

② Jay Leyda（1910—1989），美国人，电影理论和电影史方面的著名学者，师承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他曾在1959—1963年间来到中国，以外国专家身份参与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资料整理工作，回国后著述了中国电影史著作《电影》一书，在1972年出版，是西方国家第一本关于中国电影史的专著，开创了美国的中国电影研究领域。查奕恩曾和陈力同在纽约大学教书，直接受到陈力关于中国电影研究的影响。

③ poshek Fu: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第165页。

④ 原话是“那些年头，好友汤尼·雷恩总是按时送来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特刊，我从而窥知香港电影史的点滴。”参见［美］大卫·波德维尔《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的《序言》，何慧玲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⑤ 转引自黄维墚《香港文学的发展》第十三章，参见王赓武编《香港史新编》（下），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55页。

⑥ 张美君《文化建制和知识政治：反思“严肃”与“流行”之别》，陈清侨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当代香港文化政治论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208页。

我国翻转课堂研究现状分析 篇3

摘 要：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从文献量、研究力量分布、研究内容、系统开发的技术类型，应用的领域和应用的学科对其的相关学术论文进行客观、系统、量化地分析。揭示相关文献中隐性内容的事实本质和对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翻转课堂；研究；现状；分析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6）21-0031-04

一、研究背景

随着技术的发展，一种更加符合人类认知规律的教学模式——翻转课堂应运而生，翻转课堂归功于2007年左右美国科罗拉多州落基山林地公园高中的两位化学老师，将他们的课程变为课前在家听老师的视频讲解，课堂上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作业。约3年之后，“可汗学院”的兴起使得翻转课堂的暴风迅速刮向全球。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采用“先教后学”，充分体现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所以笔者统计、分析与其有关的研究文献，找到翻转课堂的研究现状。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1.研究方法

运用内容分析法，从文献量、研究力量分布、研究内容、系统开发的技术类型，应用的领域和应用的学科对其的相关学术论文进行客观、系统、量化地分析。揭示文献中隐性内容的事实本质和对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

数据和结果的统计、图表均由Office办公软件Word2013软件处理、生成。

2.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中国知网（CNKI）文献检测系统的中国全文数据库（2016年3月16日检索结果），以“翻转课堂”为关键字在社科Ⅱ领域中，全部期刊来源中检索出2801篇学术论文。

图1显示，关于翻转课堂的期刊论文研究从2012年开始，但确是飞速增长，文献量很大，所以选取的样本为教育技术领域的5本主要期刊：《中国电化教育》、《现代教育技术》、《开放教育研究》、《电化教育研究》、《中国教育信息化》，在关键词处检索到164篇期刊论文，剔除无相关的文献，最终选取145篇学术论文为究样本，分别统计如图2。

结合图2可看出，2013年MOOC、微课等热点在国内教育领域崛起，加之技术的“井喷式”发展，使得翻转课堂更好地实施，进而对于它的研究换句话说就是研究者对其保持着很大的关注。

三、研究内容

类目表划分参照94定义，该定义内涵中的设计、开发、运用、管理和评价是教育技术的五个基本领域，根据所读论文内容的特征分析，可分为五大研究类目，据研究成果又分为若干个子类目。结果如表2所示。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

1.设计类研究

关于翻转课堂设计类的研究占比例约为36%，我国学者很注重其设计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其本土化的研究，关于其模式设计的研究论文在设计类研究中独占鳌头，比例为96%，模式设计整体框架都是分为：课前学习、课中内化、课后反馈与评价，只是侧重的模块不同。

2.开发类研究

由表2可以看出开发类研究论文约为8篇，就目前来说，对于研究开发适合于翻转课堂系统的研究学者颇少，但是，基于不同技术支持的学习系统和平台的开发对于开展翻转课堂至关重要。

3.应用类研究

应用类的研究比例最高，约为40%，其中关于典型案例的论文研究比例最高，为43%，存在问题研究比例约为7%，相对较少。近期相关领导强调接下来会在教师培训中充实信息化内容，那么未来对于翻转课堂运用于教师培训的研究有可能增加。

4.管理类研究

关于翻转课堂管理类的研究目前很少涉及，但是实际中对于其的管理是不可少的。

5.评价类研究

有关翻转课堂评价集中体现在模式的评价上，占总评价类的92%，但是整个评价类的研究只占到总数的8%，对于其模式和过程标准化的绩效评价对推进其发展很关键。

四、应用领域

为深入进行了解，笔者将应用的领域据教育环境的类型划为学校教育、培训。分析、统计的情况如表3所示。

结果显示，整个研究几乎全在学校教育上，以高校教育中的本科和研究生阶段中应用最多，达60%，用于小学教育的研究比较少，目前很少涉及到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因为翻转课堂主要是教师要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知识解决问题，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自觉性，这对学生的要求过高，所以年级越低不利于翻转课堂的开展。翻转课堂的资源尤其需要视觉和听觉材料的组合，适用特殊教育的学习资源不是很多，所以其在特殊教育的应用受到限制。

五、应用学科

关于翻转课堂应用的学科论文共45篇，按学科性质，对研究样本进行归类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其中计算机应用研究比例约为54%，其次是外语，从中可看出其在文科教学的研究运用也比较多，文科中语言类的教学应用更多，而其他的文科学科的研究很少，理科的应用研究也很少。未来将走上推进翻转课堂在各个学科的应用范围之路。

六、研究力量分布

以深入分析和掌握翻转课堂的研究人员在全国各地区、各单位的分布情况为目的，根据论文第一作者所属单位及其区域分布进行归类统计，具体结果如下：

1.研究者所属机构类型

将研究第一作者所属机构划分为高校、中学、小学、其他机构四种类型。分析统计结果如图3所示。

结果显示研究者遍布高校、中学、小学等领域，其中约有87%的研究人员来自高校，说明目前关于翻转课堂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于全国高校，其他机构虽有涉及，但研究比例还是相对较小。研究力量分布不均衡，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高校自身强大的技术力量支持以及到了高校阶段，根据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这一时期的个体自我约束力以及成就型动机都相对较高，便于开展研究，所以高校研究者颇多不足为奇。科研单位、企业机构还未能足够重视对翻转课堂的研究，研究力量相对较小。

2.研究力量的分布区域

图4显示，浙江、江苏、北京、湖北等省份的论文数量占总数的37%，一方面，由于教育的社会制约性，这些地区的经济实力雄厚，为教育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就相对较全面，加之是我国教育发展较好的地区，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都相对较高，这样就有利于其的生长和研究。另一方面，浙江、北京等地多是关于教育信息化会议的聚集地。此外，西北地区如陕西、甘肃等地的学者不懈致力于西北地区其的发展研究，也取得了很好的教育硕果。

七、评价与建议

1.评价

通过内容分析，笔者对于目前实施翻转课堂评价如下：

（1） 以任务为驱动激发学习动机

课前“学习任务单”的设计与发放，改变了传统教学让学生盲目预习的状况。

（2） 支持系统的构建使得个性化教育得以更好实现

目前受大家青睐的QQ、微信可以用来作为网络学习平台，在这里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及课前、课后学习情况的了解，以便于教师及时对自己的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微课的出现使得其进行的更加顺利，学生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学习，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同时，移动终端的日新月异给翻转课堂的“翻转”画龙点睛。

（3）家校共同管理得以更好的衔接

传统的家校联系每次都集中在家长会上，即便有家长到校了解情况或者教师进行家访也只是少数，家长会上家长的问题多是学生学生学习状况，但是班里学生人数众多，教师难以每个学生都了解的相当全面。其的实施，使家长在学生学习的监督作用更大的发挥，“学生为什么不爱学习？”这类问题因为翻转课堂的实施使得家长开始考虑该如何做把孩子带到一个学习的环境。

但是矛盾具有普遍性，翻转课堂也不例外，存在着一些不足：

（1）课程开发和发布存在难度

通过阅读文献发现，目前微课的制作对于任课教师来说存在一定的难度，从网上下载的资源有时难以贴合本班同学的学习状况或者难以达到想要呈现的学习效果，有时候虽然可以找到帮助自己制作微课的人，但是他们又对这门课程的教法不了解，导致微课质量不高。

微视频制作好之后，教师要考虑好在什么地方发放、发放的时间，尤其是发放时间对于老师来说存在很大难度。

（2）管理存在难度

翻转课堂的课中内化模块，在学生自主练习和维持课堂秩序之间教师难以进行平衡，会使课堂乱作一团。教师的授课视频可以反复观看，所以学生课前的学习难以评价。由于小学、初高中的学生自制力差，独自学习时禁不起网络的诱惑等问题。

2.建议

在积极的改进教学模式的过程中，还应冷静的思考本土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于课程开发存在难度问题，可通过对教师进行培训，不仅包括信息技术，也包括信息化的教学设计以及其的理论知识，有能力的教师可以在“中国大学MOOC”上学习翻转课堂教学法。管理上存在的问题：一是学生课前学习的家校管理问题，笔者认为首先任课教师要制作做出针对性强，给学生思考时间的微课，其次，可建立家长QQ群或微信群，家长老师互动交流，监督学生的课下学习；二是课堂中师生“对话”的问题，在翻转的课堂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在看似无序的课堂中共同交流合作萌生新的理念与共识。

对于学生的评价的问题，除了沿用传统的总结性评价，翻转课堂中的教师可通过课前学校教学平台推送预习测试题，课中可以通过教学平台或者移动终端传送问题时时进行评价。对于微视频的制作，教师无需掌握高端的技术，容易上手就好，如：Camtasia、Proshow等。选择发布形式时除QQ群、微信群，还有如：优酷等视频网站，高年级学生还可通过教学管理系统、云盘等。笔者认为，一般在教学前2天或3天发放教学资源比较好，老师可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学生有充足的思考和准备时间。

参考文献：

[1]李克东.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28-236.

[2]黄荣怀，沙景荣，彭绍东.教育技术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

[3]马秀麟，吴丽娜，毛荷.翻转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及其教学策略的研究[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5（11）.

[4]刘邦奇.翻转课堂的技术特征及发展趋势[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5（9）.

[5]卜彩丽.翻转课堂的研究热点、主题与发展趋势解析——基于共词分析的可视化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16（1）.

合同研究组织的研究现状分析 篇4

1 合同研究组织研究的内容

1.1 合同研究组织的含义、分类与特征

合同研究组织是生物医药研发外包的简称, 学者诸如沈秉正、唐玲与晁阳等对合同研究组织的定义大多采用的是《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 (局令第3号) 对CRO进行的定义, 即合同研究组织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CRO) 是一种学术性或商业性的科学机构, 申办者可委托其执行临床试验中的某些工作和任务, 此种委托必须作出书面规定[1,2]。然而, CRO的工作并不仅仅局限于临床试验, 业界根据CRO行业所承担的业务内容将其分为:第一, 从事化学、临床前药理及毒理学实验等业务的临床前研究的CRO;第二, 从事临床实验相关业务的临床型CRO;第三, 从事新药研发咨询、新药申请报批等业务内容的CRO[3]。当前在国内的CRO机构中, 从事第三类业务的占绝大多数。然而最初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提供的服务主要集中在临床试验方面, 负责药物临床试验的全过程, 但是从整个生物医药产业链来看, 围绕药物靶标发现、药物筛选和验证、临床前开发和临床试验周期等周期长、风险高的环节, 产业分工日益明显, 亟须更加专业化的合同研究组织的建立[4]。因此, 本文比较赞同赵健、邱家学对合同研究组织的定义, 将其拓展为一种以合同的形式开展药品研发、生产、营销过程中的某些研究或服务性工作的组织或机构, 其职能是接受委托方委托, 独立或协助其开展新药开发或解决研发、生产、销售过程中的某些课题或任务。另外, 赵健、邱家学还讨论了联合开发、委托开发与CRO的区别, 认为CRO是一个服务行业, 在重于服务职能的同时又具备“第三方”的中立立场, 不具备对研究结果判定的倾向性;而委托开发是就某一项目发出的委托业务行为, 受托方往往会因为利益关系等影响而对结果的判定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性[6]。田玲与阿丽塔还将CRO按来源进行了分类, 分成了符合《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 (GLP) 的新药安全评价中心、跨国CRO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合资型CRO、本土CRO[5]。

关于合同研究组织的特征, 邓永丽与雷霆全面而系统地分析讨论了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特征, 认为医药研发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 除具备高人力资本含量、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新技术、新业态、新方式及其强烈的专业性外, 还表现出以下的特征: (1)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是关键; (2) 产业价值链长, 既分工负责又相互支撑; (3) 集聚特性明显, 辐射效应强; (4) 强调人才、知识、技术和信息等要素的投入; (5) 服务模式的多元化, 以CRO为主旋律; (6) 全球化趋势加强, 跨国公司为其主要推动力量等[7]。

1.2 合同研究组织兴起的背景

合同研究组织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兴起的新生行业, 80年代后期在美国、欧洲、日本得以迅速发展。田玲与阿丽塔等比较全面地将其兴起的背景归结为以下几点:R&D投入增加, 新药研发难度加大;药品限价政策给新药研发提出了新的难题;新药审批制度更加严格;大型制药公司业务拓展需要借助于CRO;新型的生物技术公司对CRO有强烈的需求[5,8,9,10]。另外, 学者将CRO兴起的原因归结为新药开发周期越长, 新药上市后享有的专利保护期就越短、得到的保护时间就越短, 而低价格仿制药的泛滥侵蚀了专利期药物的收入, 最终导致CRO的兴起与发展[9]。还有的学者认为, CRO产业的发展是因为自2008年底的金融危机导致国外的企业为降低成本而将业务外包给其他国家, 然而这个原因不会起主导作用。

1.3 合同研究组织研究在各国发展的现状

美国CRO占一半以上市场份额且发展成熟, 能够提供早期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各期临床试验、药物基因组学、信息学、政策法规咨询、生产和包装、推广、市场、产品发布及销售支持、药物经济学、商业咨询、药物追踪等一系列服务[8,11]。

欧洲近年来由于受到市场药品价格控制的影响, 制药公司新药研发的积极性不高, 加上欧洲民众及动物保护团体对CRO公司使用动物试验极力反对[12], 且欧盟各国医药法规不一, 尚未进一步整合, 致使CRO发展速度变缓, 市场占有率有所下降[8,13]

日本CRO产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 虽产生较晚, 但是1997年日本以国际化为标准的新GCP (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 颁布, 加上厚生省对临床实施规范和数据质量要求的提升, 促使了日本医药研发服务外包的发展[3]。

发展中国家印度有较好的承接优势, 印度凭借着人力资本和语言优势, 在CRO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并且目前承接的服务已经从CRO产业链的低端向产业链的高端转移, 在基因测序、DNA文库构建、新型农作物品种的遗传学研究等方面前景看好[4,14]。

就如赵健与邱家学在文中所述, 市场需求推动了CRO的发展、法律催生CRO的市场化、国外CRO起到了示范作用等共同促进了合同研究组织在中国的发展[5,6,8]。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行业在国际CRO企业的带动下和在中国鼓励新药研发的大环境下得到了迅速发展, CRO企业数量日益增长, 业务范围不断扩大。

1.4 合同研究组织的作用

唐玲与晁阳等分析认为, CRO对于制药企业具有以下现实意义:缩短新药报批周期, 提高新药的上市速度;降低研发成本和费用, 分摊企业风险;借助CRO让我国药品走出国门[2,15]。崔天红与谢琪等通过更详尽的分析认为, 其能够弥补申办者对GCP知识不足的缺憾, 很好地沟通申办者与研究者, 通过具体而细致的工作保证临床试验的顺利进展, 提高临床研究的质量[16]。

1.5 我国合同研究组织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倪静云、卞鹰等通过概括分析认为, 我国的CRO主要有下列问题:专业性不够强, 不能提供特定的试验方案和符合国际标准的技术操作规范;市场规模小而数量偏多, 增加了临床研究外包服务机构的交易成本;国内企业对CRO的认识不足等[5,8]。刘润生与张义芳则认为, 我国的CRO还存在以下问题:制药业创新投入薄弱直接影响了国内机构对CRO的需求;风险投资缺乏直接困扰了合同研究组织的发展;国际化且富有经验的高级研发人才十分缺乏;知识产权保护还差强人意等[9]。

1.6 对合同研究组织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鉴于我国CRO的种种困难与挑战, 田玲与阿丽塔提出了对策建议:加强对国内CRO的规范和管理;国内企业应充分认识和利用CRO;加强与跨国CRO合作;培养外包人才;可成立虚拟或部分虚拟的CRO[5]。另外倪静云与卞鹰等认为, 应该发挥我国CRO的相对优势 (患者绝对数目多、中药研发的优势、人力资源成本较低) 建立有自身特色的CRO[8]。赵健与邱家学则建议鼓励开办各种形式的CRO (产学研用模式、合资模式、虚拟公司模式、研究机构模式) ;政府应从政策法规上加以科学地引导;从自身做起, CRO应不断积累经验, 通过学习提高自己, 在严谨、科学、效率等方面创出品牌、争得市场[6]。刘润生与张义芳特别强调资金方面, 为此他们建议应该疏通融资渠道,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9]。

2 合同研究组织的研究方法

2.1 宏观定性分析方法

宏观定性分析方法是从合同研究组织发展的背景、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应对措施方面进行论述, 从整体上 (全国范围不分类别) 看待合同研究组织的研究, 针对性不强, 但是能对合同研究组织的整体情况有比较系统的认识。赵健与邱家学从宏观规范分析角度概括了合同研究组织的现状, 指出我国合同研究组织面临的挑战 (在低预算情况下如何高质量地完成研究任务, 现行医药政策法规不合理影响产业发展, 拖欠委托经费现象屡见不鲜, 来自自身的挑战如能力不足、人才缺乏等) 。田玲与阿丽塔也从宏观角度概括指出了合同研究组织存在的问题 (专业不够强、市场规模小而数量偏多、国内对CRO认识不足等) 。

2.2 中观定性分析方法

中观定性分析与宏观定性分析比较相似, 只是前者对合同研究组织的研究区域进行了限定, 具有较强的区域性, 如:芮国忠与林耕等根据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登记的涉外合同数据库, 分析了北京市医药研发外包行业的现状、特点、优势领域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具有较强的概括性[17];邓茂与张海波同时也分析了上海研发外包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并提出了一些观点和看法[18];杭州市政府办公厅政研中心课题组人员对杭州发展CRO产业面临的挑战及其相应的对策 (以打造新药港为契机, 加大CRO引入力度;出台扶持政策措施, 鼓励CRO企业发展;以泰格医药为龙头, 加快CRO产业发展;打造高附加值的CRO产业园, 促进CRO企业集聚发展) 进行概括分析[19];黄立强与何少峰按照制定技术路线图的要求和原则, 沿着“市场需求分析———产业目标分析———技术壁垒分析———研发需求分析”的路径, 对广州医药模式动物外包服务产业技术路线图的制定进行探讨[20]。

2.3 案例分析方法

案例分析方法则是以某个合同研究组织为例, 分析其发展的现状, 起到见微知著的效应。宋勤健与胡守忠以上海张江为例, 对合同研究组织产业在张江的发展策略进行分析, 指出张江应规范行业发展, 明确产业定位, 提升产业价值;采取积极的差异化策略, 发展特色CRO企业;建立基于产业链的优势互补的CRO联盟;优化产业结构, 抢占产业高端, 鼓励发展技术含量高的临床前研究型CRO[21]。蔡雨阳与李际等以产业案例佐证了看板管理的思想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研发管理创新的借鉴作用[22]。王成刚与潘晓分析了中关村生物医药产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相应的对策和建议[23]。

2.4 实地调研方法

实地调研方法是指通过观察和访谈的手段了解更多新的信息, 以此对合同研究组织的发展掌握更前沿的信息和想法。彭丹访国内首家合资CRO机构北京凯维斯医药资讯有限公司总经理谢燕彬, 谢总经理认为新药开发已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24]。国际精鼎科技公司刘致显则表示, CRO的飞速发展得益于生物技术公司的崛起。另外中国处方药的记者访问了熊炜、焦庆安、吕明等, 该三人在文中阐述了CRO的作用、CRO在我国的发展机遇、在中国开展CRO业务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跨国CRO与中国CRO是否存在差距以及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等[25]。访行业领头人能更好地捕捉行业的最新前沿动态, 了解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出的新的观点和看法。

3 合同研究组织的研究视角

3.1 合同研究组织的视角

基于合同研究组织的视角, 学者能够更加直接探讨合同研究组织的发生、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刘润生与张义芳分析了CRO产生的驱动因素、全球CRO产业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我国CRO的发展现状, 最后针对我国CRO产业的优势和问题提出了我国发展CRO产业的建议[9];谢琪与黄卫平等简要分析合同研究组织的背景等[10];连桂玉与陈玉文等对我国医药CRO发展策略进行了研究[26];权菊香与赵敏等探索合同研究组织在临床的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27];金继斌与柯力援站在合同研究组织的视角对我国CRO的优劣势进行分析[28];等等。多数的学者是站在合同研究组织的视角上来研究的。

3.2 申办者 (如制药企业) 的视角

基于申办者的角度, 合同研究组织作为其合作的一方, 探讨其如何与合同研究组织开展合作、管理与评价。孙小春早在2003年就站在企业的角度概述了制药企业为何需要与合同研究组织合作, 并且论述了如何选择和评估CRO、处理与CRO的关系、评估合作后的结果[29]。范大超站在申办者的视角分析如何拟定委托策略, 寻找CRO的策略途径和方法以及在选择CRO公司时应该注意到的问题[30,31]。武海波等同样站在生物医药企业的角度讲述了CRO的作用、选择CRO的注意事项以及生物医药企业如何对CRO进行管理[32,33]。然而, 学者站在申办者抑或是制药企业的视角进行研究的文章则相对较少。

3.3 第三方的视角

基于第三方的视角, 学者立场中立, 观念不偏移任何一方。吴宗颐阐述了如何利用CRO提供企业的竞争力[34]。于龙君则通过生态学中的logistic模型探讨药品研发外包中不同的相互信任程度对药品研发外包中信任收益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构建进化博弈模型, 探讨影响“信任行为”的因素及其影响机制, 最后从市场信任机制和企业信任机制两方面, 结合药品研发特性、模型结论探讨药品研发外包过程中加强信任行为的策略[35]。另外, Howells和J D Gagliardi等则从影响因素和内部结构因素两个方面分析哪些原因最终决定了制药企业是否外包给CRO等[36]。然而, 综上所述都缺乏第三方组织对企业和合同研究组织的行为进行考核评价的相关研究。

4 对合同研究组织的展望

通过以上的总结和分析可以看出, 首先合同研究组织虽然已经被明确进行分类, 但是目前学者并没有分门别类地、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研究和分析, 有必要对每一类的合同研究组织进行具体的研究分析。其次, 由于CRO严格地讲在中国还是一个新型的组织机构, 现有的研究内容大多都是概括性的分析, 只是采用定性的方法对合同研究组织进行研究, 并未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探讨, 定量的分析几乎不可见。再者, 少数学者虽有提到企业如何管理CRO, 但是合同研究组织自身建立之后应如何管理和运行等相关文献欠缺, 探讨合同研究组织的管理运行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最后, 目前现有的文献虽有讲如何选择、管理和评估合同研究组织, 但都是定性概括分析, 适合于合同研究组织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亟须建立。

摘要：生物医药研发外包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以合同研究组织 (Cont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CRO) 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业正在迅速发展, 其态势备受关注。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三个方面对合同研究组织的研究情况进行系统分析, 指出合同研究组织研究的优点和不足, 为今后合同研究组织的研究提供依据和参考。

国内心理契约研究现状分析论文 篇5

引言

技术的发展， 推动高科技产品如机器人在组织中的应用，使企业裁员成为常事。企业裁员造成心理契约的破裂或违背，严重影响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及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职业观、择业观发生了变化，长时间待在一个职位的现象越来越少，而更倾向于临时性的雇佣关系。因此，员工心理契约日益成为管理研究的主题。企业怎样才能吸引员工、留住员工，组建具有高凝聚力、创新力的团队，为企业发展做贡献是管理者亟须解决的问题。通过文献检索系统，检索CNKI 收录的国内心理契约文献，对文献进行整理、分析，从理论基础、内容维度、类型与特征等角度进行总结，以分析以往研究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对未来研究趋势做出展望，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理论基础。

1.心理契约理论基础心理契约是在社会交换和公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社会交换理论和公平理论是心理契约的重要理论基础。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类一切行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交换活动的支配，交换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当组织员工感觉到自己对组织的付出与从组织中所得到的回报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时，就会觉得与组织之间的雇佣关系是不公平的，从而破坏了与组织之间所形成的心理契约。社会交换对员工心理契约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企业给员工提供了恩惠或使其享受到了实际的利益， 员工感知到企业已经履行了自己的心理契约，就倾向于对企业做更多贡献;反之，当员工感知自己的心理契约未被企业履行，则表现出更多的消极心理与行为。

第二，社会交换关系中的“个人”是情感复杂和丰富的行为主体，个人的性格特征会影响员工对于个人-组织交换行为的期望， 导致员工会产生不同强弱程度的交换意识。公平理论来源于亚当斯的《对于公平的理解》，他认为员工的工作动机，受自己所得的绝对报酬和相对报酬的影响。当员工发现自己的收支比例与他人的收支比例相等或现在的收支比例与过去的收支比例相等，便认为这是合理的、公平的;如果报酬不合理，会产生不公平感或心理不平衡的现象。

2.心理契约内容及维度

2.1 心理契约的内容

心理契约存在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广义的心理契约是雇佣双方基于各种形式的承诺对交换关系中彼此义务的主观理解;狭义的心理契约是雇员出于对组织政策、实践和文化的理解和各级组织代理人做出的各种形式承诺的感知而产生的，对其与组织之间的、并不一定被组织各级代理人所意识到的相互义务的一系列信念。对心理契约内容的真正研究起始于20 世纪60 年代心理契约的概念提出以后，特别是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知识经济来临背景下雇佣关系的性质发生改变之后。Rousseau 对心理契约的研究表明，存在着交易责任和关系责任两种类型的责任。Herriot 将心理契约的内容划分为组织责任、员工责任两个类型。

组织责任包括培训、公正、需要满足、协商、自由、人性化、理解、环境、公平、福利、安全、薪资十二个方面。员工责任包括忠诚、灵活、敬业、诚实、守时、爱护资产、团结互助七个方面。Rousseau 的研究结果显示心理契约的内容有至少在单位工作两年，不再到其他单位另找工作，不帮助单位的竞争对手，接受内部的工作调整，接受单位的职位变换，愿意为单位出差，愿意到异地工作，达到所要求的工作要求等十三个方面。对心理契约内容的探讨， 有的学者着重对组织责任的研究，而有的则偏重于员工责任的研究，也有的从组织责任和员工责任两个方面进行研究，虽然结果各不相同，但这为心理契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2 心理契约的维度

心理契约内容及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决定了每个学者分析出来的结果的不一致性。为了对心理契约有个更为概括性的了解，学者进一步对心理契约的维度进行了探讨。对于心理契约的维度，当今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二维、三维及多维结构说。

2.2.1 二维结构说

Rousseau 认为存在交易契约和关系契约两个维度。Millward 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交易契约和关系契约的存在。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心理契约的潜在因子结构，Kickul 利用因素分析对其进行探索和验证，从数据中提取了外在契约和内在契约两个因素。陈加洲运用主成分法分别对组织责任和员工责任抽取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并对因子进行最大方差旋转，并运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其进行验证，结果显示，心理契约组织责任和员工责任均含有现实责任和发展责任两个维度的结论。

2.2.2 三维结构说

Rousseau 和Tijorimala 的实证研究显示， 心理契约由三个维度构成：交易维度、关系维度和团队成员维度。后两个维度是从二维结构中的关系维度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指向事业和工作方面。一个指向人际交往和人际关怀方面。Coyle-Shapiro 以因素分析方法探讨心理契约的结构维度，抽取了交易责任、培训责任和关系责任3 个因素。李原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路径分析和回归分析对心理契约的结构进行了探索，认为心理契约的三维结构更符合中国文化背景下员工心理契约的结构，分别是规范型责任、人际型责任、发展型责任。此外，心理契约还存在多维结构说，但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不多，目前国内外对心理契约的研究基本都采用二维度结构和三维度结构说。从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对于心理契约的结构维度，目前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受到地区文化背景、调查对象的影响。

3 .心理契约类型与特征

Rousseau 根据雇员与雇主契期限的长短及绩效要求是否明确，把心理契约划分为交易型，关系型、平衡型和过渡型4 种类。表1 列出了四种心理契约类型及其特征。除了对心理契约的类型进行探讨外，学者还深入研究了心理契约的特点。何聪基于心理契约理论对民办高职院青年教师管理进行探讨，认为民办高职院青年教师的心理契约具有主观性、相互性、内隐性、时代性和动态性五个特征。白帅指出，心理契约具有主观性、双向性、内隐性、动态性、效能性及时代的特点。虽然学者对心理契约的特点的表征不同，但其实质内容相同。

4.心理契约的相关研究

4.1 心理契约破裂及后果Rousseau 认为，组织有违约、无力兑现和契约双方对承诺或责任的理解不一致是造成心理契约破坏的三大主要原因。至于心理契约的破裂、违背与行为间的联系，学者们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有影响的是Turnley 与Feldman 的模型。按照Turnley 与Feldman 的观点， 在心理契约违背发生后，员工的反应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四类：一是离职;二是降低职务内绩效;三是降低职务外绩效; 四是出现反社会行为。张太生的研究结果显示，心理契约破裂三个维度均对员工绩效产生负向显著影响，对管理欺凌的正向影响显著。理契约破裂及其行为后果的研究，为管理学、心理学研究提供更为合理的理论基础，拓宽了心理契约的研究范围，加深了研究深度，为组织改善与员工关系提供了依据。

4.2 心理契约与离职倾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间竞争的不断加剧， 企业兼并、重组、裁员等现象不断增多，这些做法打破了员工与组织已形成的心理契约，使员工对组织丧失信心，降低了组织的竞争力，这些问题促使学者们从变化了的心理契约入手，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法，而心理契约理论的不断发展、完善也为我们解决企业各种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丁瑞的研究发现，心理契约的三个维度对离职倾向均有负向影响，心理契约履行得越好，则员工离职倾向越低。心理契约是影响离职倾向的要素之一，探讨心理契约对离职倾向的影响，对组织管理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5 .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高绩效工作系统研究现状分析 篇6

摘 要： 在梳理了与高绩效工作系统相关的64篇文献后，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以往关于高绩效工作系统研究的内容结构、实施效果和研究层面等方面进行研究与评价。现有研究中，不同文化间高绩效工作系统内容结构有差异，但对组织行为学变量的作用机制差异不大，现在的研究多数是在普适观的理论基础下做的截面数据研究，未来应该在权变观、情景观和生命周期视角下，做跨文化和跨代际之间的差异性研究。

关键词： 高绩效工作系统；高参与工作系统；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6）06009508

人力资源管理是学术界和企业研究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和较大进展。目前将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视为系统来研究，成为近年来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最受关注、发展最快的一种主流范式，这种系统组合也就是高绩效工作系统。近20年来关于高绩效工作系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绩效工作系统的内容、对个人或组织等不同层面的绩效或者行为的影响等方面的探讨上。[1]目前的研究大多数是制造业的实证研究，也有学者开始研究高绩效工作系统对服务业的影响。建立高绩效工作系统一方面能提高员工工作质量，另一方面能增强组织的竞争优势，从而让让企业更加适应多变的市场环境。

对以往文献的研究发现，目前的研究很零散，缺乏系统概括与归纳，为了更好地让人们认识高绩效工作系统，本文系统分析多篇与高绩效工作系统相关的研究论文，从多个角度分析现有的研究状况，并结合中国背景就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做出一些展望，供学者参考。

一、高绩效工作系统的相关概念

过去20年，学者一直在探索如何提高人力资源的有效性和积极性。以此为背景，学术界先后提出了高绩效工作系统、高参与工作系统、高承诺工作系统、弹性工作系统和最佳人力资源实践等概念。由于管理的复杂性，学术界对人力资源管理与实践的认识尚不能全面和统一，研究者往往对上述概念的内涵不作区分，在测量项目上也没有明显的差异，甚至有时候会将这几个概念互换使用，[2]而且目前大多数的研究都采用高绩效工作系统这一概念表达，所以本文对这些概念表达也不做区分，并沿用惯例用高绩效工作系统表达。

Huselid[3]指出在复杂环境下，组织更需要以系统为基本单元来分析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个人和组织的影响作用，而不是分析单个的人力资源实践的影响，这个系统就是一组人力资源实践。这为高绩效工作系统这一概念提供了背景。Nadler[4]提出高绩效工作系统是服务于企业战略和其他活动的一种组织系统，这种系统具有高度内部一致性、可以充分配置组织资源。所有研究都表明高绩效工作系统是一个综合体系，综合以往研究后，Jiang[5]指出高绩效工作系统是一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动态组合，这种组合通过提高员工的能力、态度和动机来提升组织绩效并对各类绩效结果产生相互协同的促进作用。

二、研究方法

高绩效工作系统的研究近几年来成果丰硕，但很多还是集中在国外，在国内的高水平研究还不是很多。本文以国家基金委指定的管理科学30种重要期刊和南大核心指定的管理学重要期刊29种为载体，收集国内发表于核心期刊的关于高绩效工作系统的研究。本次检索采用关键词和主题检索方式，本文认为高绩效工作系统、高参与工作系统和高承诺工作系统在概念和内涵上无差别，因此在知网中检索高绩效工作系统、高参与工作系统和高承诺工作系统，收集2004年到2015年12年间关于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期刊论文，对收集到的文献先通读了解其主旨大意，剔除明显不符合的文献9篇，最后得到10多年来关于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核心期刊34篇。详见表1。

在数据库ABI/INFORM、EBSCO、Elsevier Science Direct、PROQUEST、ISI Web of Science（SCIE、SSCI、ISTP、ISSHP），以及Google学术搜索、国外管理学界重要学术会议如IEEE，ICIM，IACMR等检索相关英文文献检索题名、关键词、摘要或主题词中包含“High Performance Work System、High Performance Work Practices、High-involvement Work Practice”的文献，并进一步链接、下载这些文献，对于无法获得全文的文献，先通过摘要、关键词判断是否符合本文要求，如果满足就通过馆际互借、文献传递和请求其他高校老师同学帮助下载的方式获得。为了确保文献质量，选取的文献都是2000年以后发表的文章且以外文核心期刊为主，最后共得到满足需求的外文期刊30篇。

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选取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文献类型、来源、研究领域等特征，综合提炼高绩效工作系统的研究成果，发现现有研究不足与空白，为未来研究指出参考方向。

三、研究发现

1.发表数量

图1给出了各年份发表的关于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文献数量。由图1可知，在2004—2006年，文献数量比较稳定，2007、2008年相关高水平文献缺乏，到2009年发表的高水平文献呈井喷式出现，2010年继续保持，2011、2012年又略有下降，到2013年又出现回升，并在2014年升到历史峰值，分别在2009、2010和2014年文献数量达到峰值，为6篇，根据发展趋势，预测未来几年文献数量呈M型发展趋势。

2.理论基础

理论与文献基础是学术研究中的基石，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创新性非常重要。但是在国内很多论文中对理论基础的重视不够，很多论文缺乏理论基础或者理论支撑不够，又或者有些理论使用的比较牵强。在所选取的34篇中文文献中运用了大量的理论支撑，归纳如表2所示。

在34篇文献中，使用了23个理论视角，其中运用最多的是系统观、普适观和社会交换理论。在中文文献中很多是实证类文章，实证文章中使用理论视角不明显或者很多是无理论视角的，只是结合实际情况做的假设与验证，所以才会出现理论视角分散的现象。

3.内容结构研究

对高绩效工作系统的研究最早开始于制造业，然后研究高绩效工作系统对企业或个人的影响作用。当制造业中高绩效工作系统的研究趋于成熟时，有学者发现服务业和制造业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上存在一些差异，制造业中的高绩效工作系统不能完全适用于服务业。Hunter[6]认为，和制造业更倾向于采用TQM和自主管理团队不同，服务业更倾向于采用信息共享和弹性时间。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高绩效工作系统到底由哪些人力资源实践构成还不能达成共识。

国外学者对高绩效工作系统内容结构的研究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如薪酬、培训、招聘选拔、绩效管理员工参与这些实践活动还是广泛被认为属于高绩效工作系统的实践。

国内学者对高绩效工作系统内容结构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多数成果集中于近几年。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招聘、沟通、培训、福利保障、绩效考核、激励等是比较被广泛认可的高绩效工作系统所包含的实践。

4.文章类型

在选取的64篇文献中，中文文献34篇，比例达到文献数的53125%，外文文献30篇，比例为文献数的46875%。其中中文文献都来源于基金委指定的30种核心期刊和南大核心规定的管理类29种核心期刊，外文文献大都来源于国际顶尖级学术期刊，这样的选择保证了样本文献的高质量。

在64篇样本文献中，文献综述有4篇，占样本数的625%，理论分析类的有6篇，占样本数的938%，案例研究1篇，占样本数的156%，实证研究最多，占样本数8281%。

在实证研究文献中有23篇完全是关于量表开发的，由此可以看出，对高绩效工作系统的认识是多种多样的，学术界还未达到统一的认识，因为受跨行业、跨地区、跨文化、跨期间的影响，高绩效工作系统会有不同的表现，但根据前文对比分析，在量表开发维度探索的时候虽然有不同，但也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

以高绩效工作系统为自变量实证研究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其他变量影响的文献有30篇，在收集到的样本中实证研究大都从组织和个人层面研究高绩效工作系统的实施效果。在组织层面学者多是研究高绩效工作系统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在个人层面主要涉及到态度和行为方面的研究，如工作满意度、幸福感、组织公民行为、员工敬业度、职业满意度等方面[7-11]。在研究过程中选择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大多数也是集中在个人层面的变量上。

所筛选的样本文献中，无论是横向研究还是纵向研究，结论基本趋向一致，大多是高绩效工作系统对研究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比如在高绩效工作系统对企业绩效的研究中普遍结论是高绩效工作系统对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或者通过某些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正向影响绩效。[7-8][11][31-40]

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或者认为这种影响关系是有条件的[22]。Harley[25]利用澳大利亚1995年工业关系调查数据发现，高绩效工作系统并没有给员工带来显著的差异，Way[26]的研究只证明高绩效工作系统与离职率负相关，但并没有发现和劳动生产率有显著关系，Guerrero[23]也发现高绩效工作系统中的薪酬维度和企业绩效之间没有明显关联，而其他维度的实践活动与企业财务绩效之相关性不明显，Cappelli和Neumark[41]对1992年和1997年两次的调研数据分析发现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外部一致性并未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孙健敏等[42]对东莞中小民营企业的研究中也未发现高绩效工作系统对企业绩效产生直接显著影响。

因为高绩效工作系统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被视为“黑箱”（如Collins和Clark的观点）[43]，所以，样本数据不同、背景不同和测量方法不同，学者得出的研究结论也会有些差别。同时，刘邦成发现在以心理所有权作为中介变量考察时，高承诺工作系统对员工职业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44]。

5.研究层次

组织行为学从个体、群体、组织三个层面研究输入与输出的关系。视角审视探究变量之间的关系。个体自由组合而成为群体，群体形成共同目标成为组织，群体是由个体向组织发展的中间体，由个体向组织演变过程中研究视角也由微观慢慢变得宏观。

在计量分析的实证文献中有14篇文献完全从个体的层次以横向研究方法研究高绩效工作系统的实施效果，有13篇文献从个体和组织层次以纵向研究方法研究高绩效工作系统的实施效果，有3篇完全从组织层次纵向分析高绩效工作系统的实施。

在横向研究中截面数据居多，对高绩效工作系统的研究倾向于某一时期的特定个体研究，研究结果具有相对静态性；纵向研究中，涉及到研究层次由个体向群体的演变和跨期研究，研究结果具有相对动态性，过程研究得出的结论更具有实用性和指导性。

四、研究评价与展望

1.现有研究方向

近20年来关于高绩效工作系统的研究成果很丰富，但是成熟的研究都是在制造业领域和国外，国内关于高绩效工作系统的高质量研究出现在2010年以后。

国内只有杜旌[45]、张传庆[27]关注金融行业高绩效工作系统的实证研究，饶敏[30]研究高校高绩效工作系统的实证研究，李瑞[37]在研究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发表关于服务业高绩效工作系统的研究评述，指出在服务业领域的研究国内与国外还存在很大差距。同时，对国外现有研究要做不同背景下的二次论证和不同路径分析论证，以扩大研究结果的应用性。施杨[38]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高参与工作系统与企业绩效的内在价值链，指出应在多维度和多背景下验证高参与工作系统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陈笃升[39]分析国内外文献，在内容范式和过程范式的基础上提出整合框架，希望未来能在新的理论下对高绩效工作系统做进一步研究。张徽燕[40]采用元分析方法上对中国情境下高绩效工作系统与企业绩效关系的53篇文献进行合并分析，得出高绩效工作系统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并对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2.现有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分析

对高绩效工作系统内容结构的研究，国外有很多不同的研究成果，开发出不同量表，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是比如薪酬、培训、招聘选拔、绩效管理员工参与这些实践活动还是广泛被认为属于高绩效工作系统的实践。

在国内学者对高绩效工作系统内容结构的研究比较少，现有研究中，招聘、培训、绩效考核、激励、沟通、福利保障等是比较被广泛认可的高绩效工作系统所包含的实践。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有相同的维度，如招聘、培训、绩效考核管理，但是又有明显不同，比如，国外研究中员工参与是高绩效工作系统的一个维度，但是在国内的研究中表现不明显，在国内研究中出现了独有的维度——“福利保障”，这可能就是受文化差异的影响，中国人注重安享晚年，西方人注重及时行乐。

东西方文化下高绩效工作系统内容结构有差异，同样受文化差异的影响，高绩效工作系统的作用机制与路径也可能不同，在现有的研究中这些不同表现得不明显。大量研究发现高绩效工作系统对组织绩效或其他组织行为学变量有正相关关系，只有Guerrero、Cappelli和孙健敏等少数学者提出相反结论。[23][41-42]

3.不足与展望

现有对高绩效工作系统的研究都是单层次或多层次的截面数据研究，截面数据可能会给研究结论带来一定误差，往后的研究可以向纵向数据的研究倾斜。现有研究多是在普适观视角下研究，因为在管理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所以普适观视角下的研究会带来一定误差，需要在权变观、情境观和生命周期论的视角下研究高绩效工作系统。张传庆[27]在权变观视角下研究金融行业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市场绩效的影响，其考虑的只是人口统计学变量。姚凯[35]在生命周期理论视角下分析了KW公司不同阶段高绩效工作系统的内容和形成机制，其研究只是理论分析了某个公司的案例，不具有代表性，未来应该在动态视角下对高绩效工作系统的形成和作用机制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实证研究。

在新时代、新背景下，变化更快、更大，现在已经到了移动互联的时代，人们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工作状态较以往都有很大改变，需要在新形势下对高绩效工作系统做更切合现代的研究才会更有意义。

同时，80、90后员工慢慢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80、90后员工成长在新环境下，个性更加突出、鲜明，世界观、价值观跟60、70后员工有很大不同，现在的职业忠诚度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未来的关于高绩效工作系统的研究应该更多关注代际差异对高级效工作系统的影响和不同代际间内容结构和作用路径的研究，才能更好地指导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1]JIANG K. How doe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fluence organizational outcomes？ A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mediating mechanis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1， 2012， 55（6）：1264-1294.

[2]KIM 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a： A critical review[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2010， 48（1）：58-85.

[3]HUSELID M A. The impact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 on turnover， productivity，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1， 1995， 38（3）：635-672.

[4]NADLER D A， GERSTEIN M S， SHAW R B. Organizational Architecture[M]. San Francisco， CA： Jossey Bass， 1992.

[5]JIANG K. Clarifying the construct of human resource systems： Relating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o employee performance[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12， 22（2）：73-85.

[6]HUNTER L W. The adoption of innovative work practices in service establishmen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00， 11（13）：477-496.

[7]王晓玲. 企业高绩效工作系统：组织承诺中介机制的实证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09（增）：223-230，257.

[8]刘善仕，周巧笑，晁罡. 高绩效工作系统与组织绩效：中国连锁行业的实证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2005（1）：142-149.

[9]苗仁涛，周文霞，刘军，等. 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行为的影响：一个社会交换视角及程序公平的调节作用[J]. 南开管理评论，2013（5）：38-50.

[10]苗仁涛，周文霞，李天柱. 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态度：一个社会交换视角[J]. 管理科学，2013（5）：39-49.

[11]王艳平，徐济超. 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源实践及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J]. 软科学，2008（8）：118-122，144.

[12]POSTHUMA R A， et al. A high performance work practices taxonomy： Integrating the literature and directing future research[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3， 39（5）：1184-1220.

[13]GAVINO M C， WAYNE S J， ERDOGAN B. Discretionary and transnational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 and employee outcomes： The Role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12， 51（5）：665-686.

[14]BATT R. An employment systems approach to turnover：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 quits， dismissals and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7）：695-717.

[15]BONIAS D， BARTRAM T， LEGGAT S G. Does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 performance work systems and patient care quality in hospitals？[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10， 48（3）：319-337.

[16]CHUANG C H， LIAO H.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service context： Taking care of business by taking care of employees and customers[J]. Personnel Psychology， 2010， 63（2）：153-196.

[17]GITTELL J H， SEIDNER R， WIMBUSH J. A relational model of how high-performance work systems work[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0， 21（2）：490-506.

[18]LIAO H， TOYA K， LEPAK D P， et al. Do they see eye to eye？ Management and employee perspectives of high-performance work systems and influence processes on service quality[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9， 94（2）：371-391.

[19]SHAW J D， DINEEN B R， FANG R L， et al. Employee-Organization exchange relationships， HRM practices and quit rates of good and poor performer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52（5）：1016-1033.

[20]SUN L Y， ARYEE S， LAW K. High performance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 citizen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3（3）：558-577.

[21]HARLEY B， ALLEN B C， SARGENT L D. High performance work systems and employee experience of work in the service sector： The case of aged care[J].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07， 45（3）：607-633.

[22]COMBS J， et al. How much do high performance work practices matter？ A meta-analysis of their effects o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J]. Personal Psychology， 2006， 59（3）：501-528.

[23]GUERRERO S. High-involvement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 of French firm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04， 15（8）：1408-1423.

大数据研究现状分析 篇7

“大小超出常规的数据库工具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集。”这是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在其报告《大数据: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新前线》中对“大数据”下的定义。也有学者认为,从各种各样的数据中快速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能力即为大数据。笔者认为,大数据主要包含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是“大”,这是一种量的表达,相对的是过去的小样本、小数据,代表着样本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由这两个属性延伸而来的高价值;另一方面,就是“数据”,这是一种性质的表达,代表的是众多信息的数字化状态。

本文主要是通过分析国内学术界关于大数据文献的发表状态,来探讨目前我国大数据的研究现状。研究现状在态度上主要分为批判性和非批判性。研究类别上又主要分为物理、化学、天文、公卫、新闻、互联网等不同的类别。本文以中国知网为检视平台,以这几年有关大数据的论文发表量及发表内容为研究对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探索大数据研究的现状,从而得出相关结论。

一、宏观方面

通过在知网输入“大数据”“大数据技术”“大数据应用”“大数据产业”及“大数据批判性”等不同关键词检索信息,从相关论文题目中整体把握我国大数据的研究现状,为清晰认识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和优势奠定坚实的基础。

基于以上方法,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大数据研究在我国由一种“仅仅存在”的状态变成了一股汹涌的研究热潮,且还在不断升温。主要表现在论文数量逐年上升。我国的大数据研究始于2003年的信息产业、计算机产业等领域,且每年论文发表数量仅仅维持在1篇而已。那时的大数据研究只是一种维持存在的状态。但从2012年起,大数据研究论文的数量突然有了显著增长,由1篇增长到68篇,2013年急剧增加,2014年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2015年更是达到一个新高度,有5079篇,2016年大数据研究热潮还在持续。

第二,大数据涉及的领域逐步广泛,由原来主要集中于计算机信息领域,逐步扩展到科技、金融、经济、管理等,甚至最近几年还发展到了新闻、电子政务等领域。大数据最初的研究始于计算机,这一领域在以后的研究总量中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除此以外,图书情报学期刊和农业图书情报学期刊也刊载了一些大数据的文章,这不仅代表着大数据研究涉及领域广泛,也昭示了其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

第三,对大数据的应用实践研究不太重视,且开始较晚。主要表现在包含和实践应用相关的关键词“大数据应用”“大数据技术”和“大数据产业”的论文数量比较少,即使是三者的总量也仅仅占论文总量的2.9%,且这些论文出现的时间都在2013年之后。

第四,我国对大数据支持性的观点较多,而批判性的反思论述相对太少。最直观的是统计的数字冲击,在9472条与大数据有关的论述中,仅有不到20篇文章是对大数据带有批判、反思基调的。从这一点得出,在大数据时代,在大多数人对技术崇拜和迷恋的时代,能够冷静、反思才是难能可贵的。

第五,大数据研究越来越受关注,除相关论文发表外,也召开了相关学术会议。例如,以“大数据应用”检索中国知网,针对关键词搜索得出的有关大数据在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行业、城市空间研究进行大数据应用研究分析的会议,2016年更有许多学术会议把大数据提上议程。

二、微观方面

对论文发表量宏观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目前研究的整体成果、环境和问题。但要了解具体的论文质量和估计它能给我们现实提供多大程度的指导,还需要对论文研究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本文随机从《新闻导刊》上选取数篇有关大数据的文章进行文本的内容的详细分析,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可窥得一斑。

大数据研究的最初阶段更侧重于界定大数据的概念,如在选取的10篇文章中,2013年发表的《“大数据”概念考辨》和《理解“大数据”时代》2篇就侧重于大数据概念的界定,但以后的研究偏向于大数据理论和具体研究实物的结合。一些人文社科类、管理类文章主要侧重于大数据的理论探讨和现实借鉴(也就是理论的套用),虽然不同文章套用的套路各不相同,但关于大数据的实质内容创新观点较少。大多数论文都是对大数据理论特点的套用,硬生生将已成功或未成功的实践事件和大数据的功能特点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对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没有实质性意义,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只是我们需要一些更加创新性的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实证研究。总的来说,在《新闻导刊》这个社科类杂志上,大多内容仅停留于大数据理论的表面工作,没有渗透到大数据处理技术的实质改进。在这一方面就需要相关管理和技术部门加快相关研究,从而为大数据的跨越发展提供技术可能性。

本文仅从论文发表的质和量角度看研究现状,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展现最新的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现状,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科研论文发表提出一些意见,并起到一定的反思和警醒作用。

摘要：在这个信息大爆炸时代,“大数据”作为一个新生儿强势入侵学术研究领域。发表的大量大数据学术论文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当太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大数据学术研究后,其研究成果如何?本文带着这一问题,通过研究已发表论文的量和质来探讨我国目前关于大数据研究的现状,从而为我们进行有效、高质量的大数据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大数据,研究现状,宏观,微观

参考文献

[1]周品.云时代的大数据[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68-70.

[2]郭云麒.我国新闻实践“大数据”应用热的批判性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2015(06):280-281.

城市地质的研究现状分析 篇8

1 城市地质工作的具体内容

城市地质工作, 就是在城市及其周围地区或潜在城市化地区的特定空间范围内, 综合考虑各种地质要素, 研究其对城市发展所提供的资源、所施加的约束条件以及城市发展对其产生的影响, 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服务的地质工作。城市地质工作具体研究的内容有:

(1) 水文地质结构和水文地质条件、地下水埋藏和分布规律等, 合理开发利用城市供水水源; (2) 城市地形地貌及地质条件、地基岩土的工程地质性质等, 使城市土地得到合理利用; (3) 城市建筑材料、地热、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论证; (4) 与城市有关的地震、活断层、滑坡等, 解决城市地质灾害问题; (5) 城市中工业和生活垃圾的处理、地下水环境污染等[1]。

2 国外城市地质工作发展状况

纵观世界, 城市地质工作起源于20世纪初, 发展于20世纪70~80年代。20世纪初, 地质专家在加拿大皇家协会会议上探讨了加拿大东部主要城市的地质特征。20年代末, 德国出版了特殊土壤图, 用于支持城市规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荷兰等国实施系统的城市地质填图计划。20世纪60~70年代, 城市地质工作内容扩大到水, 土污染调查评价, 城市废弃物危害的调查评价, 以及地质相关资源潜力和开发利用的勘查评价, 70年代荷兰开展了土地复垦对地面沉降影响的研究, 西班牙许多城市开展了用于城市规划的岩土填图工作, 80年代国外城市地质工作发展到电子自动化填图, 城市地质工作开始引用计算机编图技术, 提高了地质工作的质量。90年代, GIS技术的应用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研究成为主流。主要体现在英国启动了“伦敦计算机化地下与地表”项目 (LOCUS) 和“陆地利用规划中的环境地质”项目, 加拿大启动了第二阶段城市地质调查计划。LOCUS项目以包含万多份钻孔描述资料的数字化数据库为基础, 采用了具强大功能的GIS与模型技术[2]。

3 国内城市地质工作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城市在不断的扩大, 人口迅速集中, 城市经济开发, 空间开发及居民生活等已参与到自然地质作用之中, 共同作用于地质环境, 打破了原有的地质环境平衡状态。使得与城市土地利用、废物处置、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灾害防治等有关的地质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自然客观和人为主观两个方面。

3.1 自然客观灾害

主要包括崩塌、泥石流、滑坡灾害, 这些灾害属于外动力作用形成的岩石圈灾害, 具有相同的分布规律和形成条件。全国大约有灾害性泥石流1.2万条, 滑坡数万处。崩塌和危岩体数十万处, 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 主要分布城市有兰州、重庆, 攀枝花等, 一旦发生可直接影响人民的生命安全, 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3]。

3.2 人为主观灾害

主要包括地面沉降、地面塌陷、超量抽取地下水、废弃物处理不合理等。地面沉降和塌陷主要是由于工程建设的加载, 严重破坏了地壳表层的力平衡, 使工程设施产生沉降、位移乃至失衡, 广泛分布于大中型城镇、矿区和铁路沿线, 成为影响城市人民生活, 妨碍城市建设的重要环境问题。由于现在城市节约用水意识没有得到加强, 水资源缺乏已成为城市发展的严重问题之一, 城市大量排出的废弃物得不到合理处理, 造成了城市的严重污染。

4 我国城市地质工作的思路及前景

根据时代要求和城市化发展水平, 城市地质概念和内涵当然也应随之变化。20世纪60~70年代, 主要是以抓基础地质为主, 科研方向为基础地质理论。70~80年代, 唐山大地震使国内有关专家和地质科研机构对地震地质愈来愈重视。90年代以来, 随着城市化战略的提出, 大规模工程建设活动则使城市环境岩土工程问题及其他地质环境与地质灾害问题成为为优先研究方向。现今建设富裕、安全、干净、和谐国家这一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 使2000~2020科研规划中资源环境仍为优先领域, 资源、环境、灾害、污染仍成为优先主题。

4.1 关于生态城市规划和建设

在城市规划多目标决策中, 过去的工作较多侧重于社会经济因素和环境美学因素。低质量的地质环境和不合理利用土地给工程开发带来了巨额的附加费用, 以及工程受环境问题和地质灾害的长期困扰, 这才使人们对地质环境在城市发展中起到的重要性和基础性地位逐步重视。环境文明时代生态城市建设规划问题的提出, 系统体现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 该思想具体体现在城市要有特色、有强的竞争力、城市竞争力要具有可持续性等。

4.2 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研究新思路

生态城市建设必须重视和加强地质环境的研究, 因为, 对几个典型城市规划模型研究中, 我们可以看出其目标是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四大要素的和谐发展, 系统功能具有1+1>2公式的作用。例如广州生态城市规划中, 用6个空间结构模型, 个人认为还应有两个重要补充:

(1) 地质环境空间, 内涵是:土地、水源、矿产资源承载力, 环境岩土工程及地质灾害现状、趋势与对策, 按人地调谐理论进行勘测、设计与施工等。

(2) 经济空间:生态城市建设还要向数字城市迈进, 这就是城市信息化, 主要包括实现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 可视化, 从而提高城市管理、防灾水平和综合竞争力, 实现可持续性发展[4]。

5 结语

综上所述, 我国应积极开展城市地质工作, 不间断的对城市的环境地质和灾害地质进行详细的监测, 采用多种评价方法, 对城市地质环境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治理, 从根本上协调城市空间开发、经济开发与地质环境载体之间的矛盾,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

参考文献

[1]李友枝, 庄育勋, 蔡纲, 等.城市地质-国家地质工作的新领域[J].地质通报, 2003, 22 (8) :589～596.

[2]张丽君.国际城市地质工作的主要态势[J].国土资源情报, 2001 (6) :1～13

[3]郭希哲.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M].北京:地质出版社, 1991.

客户价值评价研究现状分析 篇9

关键词：客户价值,客户忠诚,评价方法

一、客户价值评价研究现状

1、客户价值的概念。

对客户价值的正确评价要以概念的准确界定为基础, 目前学术界对客户价值的研究存在两个视角:客户视角和企业视角, 本文所涉及的客户价值是以企业为感知主体的客户价值。企业视角的客户价值, 大多数学者在客户终身价值的定义上比较一致, 认为客户终身价值是客户在全生命周期中各个阶段的利润净现值的和。而单个时点上的客户价值, 齐佳音给出了比较全面的定义, 她从客户全生命管理的角度将客户价值定义为: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在所处的管理情景下, 感知到的来自客户的现金流量及其未来净现金流量的总体能力[1]。单个时间点上的客户价值是形成客户终身价值的基础, 客户终身价值是客户在生命周期上各个交易时间段上的价值之和, 因此, 借助于单个时点上的客户价值和客户终身价值的研究就可以完整的描述客户对于企业的价值贡献。

2、客户终身价值模型。

净现值模型是进行客户终身价值量化计算的一个基本框架, 最初的一般客户价值模型表示为:

其中, CLV为客户终身价值;m为预计客户交易时期总数;Ri是第i期从客户身上获取的收入;Ci是第i期为获取Ri所支付的总成本;d为利率或者贴现率。

Blattberg和Deighton、Berger和Nasr、Jain和Singh先后对该模型进行改进, 建立了更为全面的计算模型:, 其中π (t) 代表客户当期利润, 它是时间函数, 强调了销售及成本随时间的变化情况[2]。Rust等[3]则对一般模型中的利润部分进行了细化, 客户终身价值估算公式为:

其中, Ft为客户在购买周期t内的期望购买频率;St为客户在购买周期t内对某品牌的期望支出份额;Xt为客户在购买周期t内每笔购买的平均贡献。

该模型考虑了客户可能在一个购买周期内多次购买某一品牌和购买一个公司多个品牌的状况, 同时反映了购买次数和不同品牌对客户终身价值的作用机制, 但模型中的客户期望购买频率和客户品牌期望支出份额都是基于客户过去的购买行为而作的近似性预测, 其合理成分有待商榷。

随着客户生命周期概念被引入到客户关系管理中, 对客户终身价值的研究也逐渐考虑到客户消费行为在其不同的客户关系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我国学者陈明亮根据客户价值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的变化规律运用拟合的方法对客户价值进行测算[4], 该方法根据客户历史利润与以往客户利润曲线案例的拟合情况, 预测客户未来的利润模式, 进而预测客户终身价值。匡奕球通过将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客户收益与客户成本之差进行累加来获得客户终身价值, 并考虑到客户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时长对于客户终身价值的影响, 然而该模型忽视了客户发展空间及企业外部因素如市场竞争结构、竞争者的营销策略等变量的影响, 对于客户终身价值的预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5]。

3、客户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单时点上的客户价值研究通常使用客户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做综合评价, 国外对于客户价值的评价主要沿用Frederick F·Reichheld的净现值评价体系, 在该评价体系中, 基础客户的净现值是指所测评的基础客户在关系持续期内收益的折现值, 包括利润收益和客户获取率的收益[6]。国内学者齐佳音等针对该评价体系忽视了客户对于企业销售量的贡献及客户对于企业发展潜力贡献考虑不足等方面的缺陷对这一评价体系进行改进, 建立了基于充分价值的客户-企业价值评价指标体系[7]。

王海洲以资源能力学说为理论依据, 认为客户资源是企业重要的市场资源, 以能否有助于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来对客户价值进行分类[8], 他的研究视角独特, 但是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量化评价方法。白爱民对电信企业的客户价值进行研究, 认为随着电信公司的纷纷上市, 企业利润将成为各公司追逐的重要目标, 其次随着电信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 能否获取客户已经成为电信企业的关注点, 他使用企业预期得益与获取难度两个维度对电信目标客户进行评价[9]。陈静宇则强调了市场的作用, 认为市场是客户价值实现的前提, 而现有的客户价值研究却忽略了这一基础, 对于众多的非服务业的企业而言中间商客户的潜在价值不仅受客户自身经营能力的影响, 还同时受到所在区域市场规模的限制和竞争状态的影响, 对中间商客户的潜在价值应从潜在价值能力和潜在价值空间两个方面进行评估[10]。

二、现状分析

通过对评价方法的回顾, 客户终身价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一般客户价值模型的修正与改进, 其二是客户生命周期模型与客户终身价值理论的融合。随着客户生命周期模型的引入, 客户价值的估算突破了传统单一时点为参考的局限性, 使客户价值评估更具动态性, 然而这种测量方法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 客户生命周期价值建模多是采用对历史数据进行线性回归的方法来预测未来客户价值, 未能充分考虑客户的潜在价值, 因为潜在价值是无法从客户过去的利润贡献中获取的;其次, 以直接计算的方法进行客户价值评价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持, 理论上虽然具有可行性, 但是实际操作性不强, 无法有效的指导实践;再次, 客户价值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如客户价值发展空间、市场竞争结构变化等, 而现行的客户价值计算方法并未体现这些因素对客户价值的影响作用。

客户价值指标体系评价方法的研究也不系统, 国外这方面的研究较少, 国内的研究也参差不齐, 其中齐佳音的研究得到了相对广泛的认可, 但是她所建立的客户价值评价指标体系也只适合于对未来客户价值做短期预测。采用客户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做客户价值评估在企业界已有相对广泛的应用, 但是, 客户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至今没有一个广泛接受的理论依据;其次, 客户价值指标体系的建立由企业人员制定, 同时又由企业专业人士进行评估, 完全站在企业自身的角度而脱离了顾客, 影响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及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现行的客户价值评价方法除了上述问题外, 客户忠诚也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长期的管理实践和研究发现, 客户满意度的提高不一定会带来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而客户忠诚却能为企业带来优异的现金流。忠诚客户能够带来多种利润增值、降低成本、构筑客户转换壁垒以及大量持续的客户终身价值, 其中利润增值不仅包括客户自身购买的基本利润, 还包括长期重复购买的利润、口碑相传的推荐利润以及溢价利润等, 同时, 忠诚客户又不同于被动的“锁定”客户, 它是在客户自愿的前提下形成的, 客户的保持力度更大、更持久。忠诚客户为企业带来的价值是巨大的也是企业进行客户保持的意义之所在, 在进行客户价值评价过程中, 客户忠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指标。

三、未来研究方向

进行客户价值评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客户细分, 以采取正确的客户保持策略, 进行客户价值提升, 为客户价值空间创造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因此, 对客户价值评价未来研究方向进行理论探讨具有必要性。笔者认为未来的客户价值评价研究方向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技术方法。

生命周期框架下客户终生价值建模的关键在于客户保持率 (购买率) 和时间参数 (客户全生命周期的时间描述) 的确定, 这些参数的确定要以完备的客户交易数据库为基础, 客户交易数据越丰富、越完备, 越有利于进行客户终身价值分析。要获取大量的客户交易数据就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当由此带来的收益大于投入时才有意义, 企业需要在误差与复杂度之间进行权衡, 在进行客户价值评估的技术方法上一味的追求定量研究的精细化未必能够适应企业的实际需要, 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相结合的方法, 灵活处理各项指标, 将是未来客户价值评价的一个重要方向。

2、评价对象。

企业的客户从总体上可以分为最终客户和中间客户, 二者在对企业的价值贡献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首先, 中间客户对企业购买量的贡献优于最终用户, 但是企业要为此付出较高的服务成本, 其次, 企业与最终用户的关系质量体现在客户忠诚上, 而与中间客户的关系质量则表现在客户信任上。不过, 行业不同也会对价值评价产生影响, 如服务业和消费品市场的最终客户有较高的忠诚倾向, 而工业品市场的最终用户则有较高的信任倾向。对于最终客户的研究也有典型客户和任意个体客户之分, 在客户终身价值的相关研究中, 建模的初衷是针对任意个体客户, 但在实际中却难以应用, 更多的是做典型客户的终身价值计算, 而对于任意个体客户终身价值建模的研究, 比较全面的还不多见。对客户这一评价对象进行合理区分, 开发有针对性的客户价值评价方法, 可以丰富客户价值理论, 有助于客户价值评价方法的完善。

3、客户价值评价体系。

客户的非货币价值已经成为客户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电信、金融、零售等服务业客户的非货币价值早已受到普遍关注, 建立一个专门的客户价值评价体系对客户价值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估已经变得非常重要而迫切。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并不多, 虽然在企业中采用客户价值指标体系对客户价值进行评估的工作已经展开, 由于行业的不同以及对客户价值认知的不同, 现有客户价值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与适用性有着相当的局限性, 因此开发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客户价值评价体系或客户价值评价体系构建标准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四、结论

客户价值评价是当前客户价值管理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虽然学术界和企业界都尚未有一种公认的测评技术或手段来完成客户价值的评价任务, 但是, 企业界关于客户价值所展开的价值评价已经比较普遍, 尽管这些测评结果并不能真正表现客户价值的本质, 但是随着客户价值理论的不断完善和评价方法的不断发展, 其相似程度也将逐步提升, 随着客户价值评价方法的不断发展, 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将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齐佳音, 舒华英.客户价值评价、建模及决策[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04.

[2]Jain D, Singh S.Customer life time value research in marketing:a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J].Journal of Interactive Marketing, 2002, 16 (2) :34-35.

[3]Rust Roland T, Zeithaml Valarie A, Lemon Katherine N.驾驭顾客资产[M].张平淡译.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1.

[4]陈明亮, 李怀祖.客户价值细分与保持策略研究[J].成组技术与生产现代化.2001, 18 (4) :23-27.

[5]匡奕球.基于生命周期的客户终身价值分析[J].四川工业学院学报, 2003, (S1) :83-84.

[6]Frederick F.Reichheld.The Loyalty Effect:The Hidden Force Behind Growth, Profits and Lasting Value[M].Boston, Massachusetts: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6.

[7]齐佳音, 韩新民, 李怀祖.一种新的客户-企业价值评价体系的设计[J].管理工程学报, 2002 (4) :4-8.

[8]王海洲.客户资源价值管理[J].IT经理世界, 2001 (08) :82-85.

[9]白爱民.电信企业客户价值评价及营销策略[J].统计与决策, 2006 (5) :167-168.

我国信息质量研究现状分析 篇10

关键词：信息质量,文献计量学,统计分析,综述

1研究背景

进入21世纪的信息时代,信息质量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提高、信息量的剧增、信息传递加快而逐渐凸现,来自网络信息谣言引起的社会不稳定、来自对有关部门发布统计数据的怀疑,来自医疗、生产安全等信息误差事故的反思,以及对信息安全的逐渐重视等等,侧面说明了进行信息质量研究的必要性[1,2,3]。 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应用领域,信息质量研究在国外得到快速的发展,研究范围已经从理论探索逐步拓展到各个应用领域,涉及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数据模型、知识管理、医疗健康数据管理、会计学与审计学、 数据统计、互联网络等方面[4,5]。

面对这样的发展趋势,我国从1992年开始有研究者逐渐关注、探索相关研究内容。本文利用文献计量学的相关分析方法对 “信息质量”主题的核心期刊论文尝试从时间分布、主题分布、期刊分布、 主题发展趋势等多个角度探索国内研究者对信息质量研究的变化。

2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本研究选择的数据来源为 《中国知网》( CNKI) 全文数据库,检索策略为: 以 “信息质量” 为主题、时间段选择为截至2013年进行检索,同时去除 “财务、会计、证券、财会”等非相关主题的信息, 随后进行人工剔除重复以及不相关的文章,最终共获取649篇以 “信息质量”为主题的研究论文即为本文的数据样本。CNKI的核心期刊论文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我国在该领域研究进展。

本研究利用文献计量学 的方法,利用SPSS、 UCINET等工具,对所选定的论文从时间分布、主题分布、作者机构分布、发展趋势等多个角度探索研究者在信息质量研究方面的发展历程。

3研究论文基本信息分析

3.1时间分布分析

信息质量的研究起源于较早的从技术角度出发的数据质量研究,随着信息社会的飞速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有研究者逐渐开始从用户理解、适用性、价值链等多维度、多层次角度来研究信息的质量问题。因此,早期的信息质量研究是伴随着 “数据质量”和 “信息质量”概念内涵外延的辨析进行的。

我国对该主题的研究开始于1992年。近10年 ( 2004—2013年) 中每年发表的以 “信息质量” 为主题的CNKI核心期刊论文的数量如图1所示。

由图1的论文发表数量可以看出,在2004— 2013年的10年中,信息质量相关主题的年论文发表量总体呈上升态势; 其中2005—2011年的论文发表数量增长明显,在2011年达到了顶峰; 从2012年开始论文数量开始有所回落。这反映出国内研究者 “信息质量” 的研究热情平稳增长,但仍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尚未在实践中获得大量的应用反馈,“信息质量”研究暂未获重大突破。

3.2研究机构分布分析

发表论文前10位研究机构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研究者所在单位相对集中, 主要以高校、科研机构为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武汉大学等机构在该领域发文量较多,前10家机构的发表论文总数占总论文数的21. 10% 。研究涉及领域大多在信息系统、网络信息、信息评价、 信息传播等方面,其中,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科技信息资源共享领域、西安交通大学在制造企业信息方面、南京大学在信息质量评价方面的研究集中,发文较多。

从这10家机构的论文第一作者数量以及涉及研究领域的分布来看,大多机构的研究人员较分散, 表明信息质量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成为该机构的主要研究方向,也未形成成熟的研究团队。

3.3文献期刊分布

发表论文前10位的期刊如表2所示。

大部分核心期刊在发表论文时都有各自期刊论文研究领域选择的侧重点,并根据专业研究进展情况进行专业栏目设置或专题的集中发表。从表2中可看出,信息质量研究在图书情报类领域研究较集中。排在第1位的是 《图书情报工作》,发文量达31篇,刊载论文涉及网络信息、信息资源治理、用户行为研究、图书馆、信息评价等方面; 排在第2位的是 《情报杂志》,载文29篇,刊载论文涉及网络信息资源、图书馆建设、信息评价、信息资源治理、用户研究、信息系统、科技信息等方面; 排在第3的是 《情报科学》,载文20篇,刊载论文集中在网络信息资源、信息资源治理、信息评价、图书馆这四个领域。后几位期刊发文量较少,除了 《中国统计》 ( 发文集中在统计信息质量方面) 、 《中国妇幼保健》 ( 发文集中信息资源治理方面) 外,杂志刊载论文研究领域较分散。

3.4基金资助论文分布

基金资助科学研究的成果通常以科学论文的形式表现出来,课题组对所收集论文所标注的各类基金资助项目进行统计,资助量前10位的基金项目如表3所示。

通过表3可以看出,排名前10位的基金资助项目发表论 文共计210篇, 已占到统 计论文的32. 35% ,成为推动信息质量研究的主要方式。在排名前10位的基金资助机构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论文资助力度最大,资助论文数量达到了105篇, 占全部论文的16. 18% ,这和近几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信息质量、数据质量等信息治理方面有关项目逐渐增多有一定的联系; 排在第2的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涉及网络信息评价、用户行为研究、信息治理等方面内容。

4论文作者统计分析

从论文作者 ( 仅统计第一作者) 的发文量分布状况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论文发表量排名前10位的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总数为42篇,仅占全部论文的6. 47% ,集中度表现一般。发表较多的作者研究领域也较分散,例如宋立荣主要是对科技信息资源的信息质量问题进行研究; 董军关注在医院信息资源中信息质量问题; 刘冰基于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集中在用户感知信息质量方面。

如考虑所有作者,则采用以下公式,利用加权算法统计作者发刊的数量,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在信息质量研究方面作者研究的集中度不强,尚未出现有行业影响的 “引领者”,没能形成稳定、可持续的研究团队。

5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分析

5.1论文被引情况分析

论文被引率反映了期刊论文被利用的情况,被引频次越高,表明论文的被利用率越高,也从侧面反映出该论文的学术价值、资料价值和适用价值情况 ( 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被引频次较高论文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信息资源评价,尤其是网络信息资源评价方面,这说明 “信息资源评价”是目前研究的热点,研究主要集中在评价标准 ( 主要是评价指标或质量维度的选择) 的制定上,即如何使之可行、有效[6,7,8,9,10,11,12,13,14,15]。

5.2高频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论文主旨的高度凝练,一篇论文可以通过关键词看出该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和研究的主要内容。本研究的649篇样本论文中,共有关键词2 401个,其出现的总频次为3 386次。将这些关键词按出现的频次有高至低进行排序,选择排名前40位的关键词,结果如表6所示。649篇论文出现了3 386个关键词,可见研究者的关注角度存在一定差异性,而且,高频关键词占比仅为6% ,除检索词 “信息质量” 外,关键词频次最高的也仅为18次,每项高频词的占比都低于1% 以下,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非常分散。

为深度挖掘信息质量研究领域的隐性研究热点, 课题组对高频关键词进行共现矩阵和贡献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图可视化展示可揭示出某一领域文献中众多主题 ( 关键词) 之间的密切关联,通过关键节点把不同主题聚集成一起反映出信息质量研究领域的一些研究热点。利用ucinet软件将信息质量领域研究的网络结构展示如图2所示。图中左上方蓝色节点为信息质量,图中显示的节点为点度中心度较高的关键词。

从图2中可看出,通过关键词的聚类统计,网络节点聚类不明显,说明研究热点不是很集中,研究点较广泛、分散。各个节点关联也不是非常紧密。

结合传统分类方法,课题组也从信息质量领域论文的高频关键词中,选择了几类相对热点的领域, 进一步通过对其主题进行聚类,揭示其关注热点, 选择深度分析的领域为: 统计领域、图书馆管理学领域、会计领域、信息系统管理领域 ( 见表7) 。

5.3热点领域关注点分析

( 1) 统计领域的研究热点分析。信息质量研究主题下,统计信息质量是当前信息质量研究的重要课题,这和目前我国经济社会中对统计信息日渐严格的质量要求紧密相关。由于统计数字失实、失真等信息质量问题已严重影响到了基于统计数据制定出台的一些政策。

统计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如图3所示。其中比较大的节点为: 统计工作、统计信息质量、统计人员、提高统计信息质量、统计指标体系、层次分析法、统计调查方法、统计法等。各个关键词之间联系较紧密,反映出这一细分领域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较集中。从文献统计分析看,造成统计信息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统计人员在统计工作中工作失误、知识局限、经验不足; 统计制度和方法的缺陷、 样本的偏差以及社会经济现象的不确定性等。关键词聚类形成的节点主要涉及到研究对象 ( 统计人员) 、研究热点 ( 统计指标体系、统计调查等) 、研究方法 ( 层次分析法等) 几个方面。

( 2) 网络信息资源领域的研究热点分析。随着网络技术飞速发展,大量虚假信息、劣质信息充斥于海量的网络信息资源中。如何认识、评价、控制及提高网络信息质量、促进信息价值实现成为互联网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这方面的论文约124篇,占比19. 1% ,是信息质量研究领域发表论文最多的细分领域。

网络信息资源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如图4所示,其中比较大的节点为: 网站、用户满意度、信息评价、信息产品等。但各个节点间的关联并不紧密,涉及领域、研究点也较分散。从文献统计分析看,多是通过信息质量评价或用户满意度调查等方法对一些互联网站、网络信息资源进行分析研究, 比如在网络信息质量评价中多涉及到评价指标的选择、评价方法、评价对象 ( 如健康信息、电子商务信息、科技信息等) 等研究内容。

( 3) 图书馆情报档案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分析。 信息质量一直是图书馆情报档案学领域的研究重点, 在此领域的研究论文为39篇。如图5所示,关键词聚类形成的类团较集中,形成了几类重点研究方向: 档案、出版及期刊类; 数据库、模型、数据挖掘等方法类; 标准与评价类、数字图书馆以及文献计量分析类等。类团各个节点间的关联较紧密,研究点比较集中。其中,在 “档案、出版及期刊类” 涉及图书文献资源质量控制、电子出版物资源治理、电子化出版质量改善等内容; 在 “数据库、模型、数据挖掘等”涉及数据库规范建设、资源分类、数据质量可视化、专题信息集成等内容; 在 “满意度、 标准与评价类等”涉及客户对信息质量的满意度分析、用户行为分析、信息质量用户评价、用户感知等内容; 在 “论坛、电子资源等”涉及对诸如BBS等电子信息资源的质量分析、质量评价和改进; 在数字图书馆领域的信息质量研究关注点较少,多关注了数字资源服务质量、资源质量测量分析、高校图书馆建设等方面。

( 4) 信息管理系统领域的研究热点分析。信息管理系统是信息质量研究较早的领域,随着信息技术不断扩展、涉及内容不断丰富,使信息管理系统变得越加复杂,进行信息质量管理成为必要举措。 关键词共现网络如图6所示。其中比较大的节点即研究热点为: 医疗信息管理系统、信息管理系统的评估评价问题、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相关问题以及模型与方法研究。其中,医疗信息管理系统方面的信息质量研究涉及到医疗信息系统中信息采集、信息质量保证体系、健康医疗信息质量评价、信息处理过程等方面内容; 信息管理系统的评价 ( 评估) 方面的信息质量研究涉及到对信息管理系统的质量评价、评价指标、效能评估等方面内容; 信息管理系统相关模型与方法的相关研究涉及到信息质量管理的检测系统、清洗审核系统、错误 ( 病态) 信息的探测及判断方法等内容; 信息管理系统相关技术手段包括提高信息质量的相关技术应用工具,如遥感、仿真技术;

6结论

本文以CNKI数据库为 数据源,以我国截 至2013年发表的以 “信息质量” 为主题的649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为样本,借助Ucinet社会网络分析软件的功能,从文献计量学的视角以可视化的方式对主题为 “信息质量” 的论文从时间分布、主题分布、期刊分布、主题发展趋势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并对其研究热点等进行了探索。可得出如下结论:

目前我国在信息质量研究领域尚未形成稳定的、 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研究团队,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不突出,有待进一步明确; 论文作者分析显示: 作者人均发文量低,研究集中度不强,尚无具有行业影响的 “引领者”,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高校; 也未能形成各行业普遍适用的研究成果。

论文高频关键词分析显示: 高频词频次较低, 每项高频词的占比都低于1% ,表明该领域的研究非常分散,尚无明显集中的研究热点。这一结论也可以通过高频关键词的共现矩阵和贡献社会网络图看出,信息质量网络节点聚类不明显,研究点较广泛、分散,各个节点关联也不是非常紧密。

依据关键词形成的网络关系图,结合传统分类方法,课题组选择了统计领域、图书馆管理学领域、 会计领域、信息系统管理等几类相对热点领域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除统计领域的研究节点较聚焦外, 其它领域研究内容还是很分散,不能形成紧密的研究热点。可见在信息质量研究领域中,其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或是研究方法都未能形成通用的方法体系,还处于较分散的研究状态。

会计职业道德研究现状分析 篇11

【关键词】会计；职业道德；加强道德建设

一、 会计职业道德的含义及内容

会计职业道德，就是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在履行职责活动中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它是调整会计人员与国家、会计人员与不同利益之间的社会关系及社会道德规范的总和，是调整会计活动利益关系的手段，是基本道德规范在会计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它既是会计工作要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也是衡量一个会计工作者工作好坏的标准。

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与会计职业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包含的内容：

1.爱岗敬业。要求会计从业人员具备爱岗敬业的精神，对会计职业有正确的认知，热爱会计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忠于职守。

2.诚实守信。要求会计从业人员，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不搞虚假，保密守信，谨防利益诱惑，谨慎执业。

3.廉洁自律。要求会计从业人员公私分明，不贪不占，遵纪守法。

4.客观公正。要求会计从业人员依法办事，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独立公正。

5.坚持准则。要求会计从业人员牢记会计准则，遵循准则，坚守准则。

6.提高技能。会计从业人员应该不断提升业务技能，努力专研业务。

7.参与管理。要求会计从业人员积极主动向上级反映经营活动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协助领导决策，参与经营管理活动。

二、我国会计职业道德的现状分析

1.会计职业道德缺失的研究

（1）会计职业道德现状的主要表现是会计职业道德缺失，而职业道德缺失的主要表现是会计造假。在现实生活中， 成本效益原则是至上的决策标准， 只有收益大于成本， 经济行为才有运作的价值。会计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受制于投入产出规律的经济行为。会计信息是利益分配、财富转移的“引路人”，具有协调利益分配的功能，也正是它的这种功能推动着人们去制造真实或虚假的会计信息。

（2）现代企业制度两权分离，导致信息不对称。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实现了投资者与经营者的分离，由于投资者一般不参与企业的经营，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和其他内部人员比外部投资者掌握了更多的有关公司当前财务状况和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使得证券市场上的筹资者与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由于信息不对称，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及其财务人员可能利用信息优势为自身谋取利益，制造虚假会计信息。

（3）学校道德教育与社会实际生活脱节。重专业技能培养，轻职业道德教育。在德育认识上的错位严重削弱了会计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意识，从而大大影响了会计专业毕业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使会计人员的执业水平与职业道德水平出现下降的趋势，有的会计人员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种道德教育与社会的脱节、学习与生活的分离，已经使许多会计专业的学生感到道德迷茫，造成了学生对学校、对社会的道德“信任”危机。

（4）会计监管不到位，从业人员违背会计职业道德的现象屡禁不止。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建设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会计法规指的是《会计法》、会计人员工作规则和各行各业的会计制度的总称。而这些法律法规只是开展会计工作的指南，并没有具体的职业道德准则。而且会计职业资格的准入门槛过低，正常教育和继续教育也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内容，有效的监管机制尚未形成。

2.会计职业道德对策的研究

（1）完善会计法律法规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法制经济，是不断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会计法律法规是社会主义法制经济的重要组成，法律法规的建成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经济的必然需要，同时也是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需要。

（2）建立系统有效的监督机制。会计监督工作要贯穿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要求会计人员会计方法、会计手段和会计资料对公司的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督。事前监督以财政政策与企业制度为根本，对企业经济计划的合理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查；事中监督以企业经营中的资金使用、成本消耗严加控制；事后监督将生产完结后的会计资料全面检查、作出评价。会计监督工作者要根据党和国家对经济工作的要求，抓住重要环节，开展监督工作。

（3）建立会计道德评价体系，促进会计职业道德发展。会计道德评价体系是他律的重要组成，应该以会计职业道德为基础对会计人员进行评价，在其基础上，对会计人员进行道德层面和物质方面的奖惩，通过客观的评价来增强会计人员的责任感和归属感。

（4）加强会计人员自身修养，责任心比能力更重要。会计人员基本的职业品质是公私分明，通过自我约束、自我控制指导会计工作有效、顺利的开展。作为一名会计人员，以高尚的情操、良好的品质自觉抵制社会的不良之风；以持之以恒的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态度，用职业道德标准鉴定善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

参考文献：

[1]高路路.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研究[D].山西：山西财经大学， 2012.

[2]袁学英.诚信与会计职业道德研究[D].陕西：长安大学， 2005.

[3]翟政莲.新时期我国会计人员职业道德问题研究[D].山西：山西财经大学， 2010.

作者简介：

暗访现状研究及问题分析 篇12

在我国, 媒体没有成为独立的第四种权利, 虽然暗访作为新闻调查取证的重要形式, 它的运用与司法部门调查取证有类似的地方, 但是新闻机构却没有其相应的职能。

(一) 暗访与公民的隐私权

不可否认, 暗访这种手法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有时采访并未经采访对象同意, 而记者的身份一般不会暴露, 采访目的也不会公开, 并且记者会诱导被采访者。采取这种形式的采访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主要有侵入、跟踪及骚扰、窃取或泄露个人资料三种表现方式。

(二) 暗访与公民的肖像权

暗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未经当事人同意而拍摄他人在私人场合中的肖像, 这已经构成了一定程度的侵权。记者要通过一定的保护措施 (马赛克等) 确保被采访者的肖像不被公开展现。

(三) 暗访与公民财产权

暗访过程中侵犯公民财产权的现象分为两种:一是指记者为了窃取某些材料, 而破坏他人私有财产的行为。二是指记者报道暗访所得材料 (如商业机密) 之后造成了当事人直接经济损失。

二、记者在暗访中的操作问题

(一) 作为暗访记录者的记者

记者在暗访中作为一个事实的记录者, 一般只是消极地对新闻现场进行记录。但是记录或获取信息的方式、方法应当规范。

2012年重庆市北碚区官员雷政富事件中, 作为第一手资料来源的是偷拍。这里必须强调, 偷拍并不等同于暗访。首先, 暗访有明确的采访目的, 是为了揭露“黑幕”, 以维护公众利益为出发点, 而偷拍的目的多种多样, 有些甚至是临时起意, 或抱有犯罪目的。其次, 暗访是由记者, 即新闻机构的从业人员实施的, 而偷拍的实施者是不特定的人群或者组织, 成分也十分复杂。那么偷拍的信息是否能够作为新闻报道的素材, 取材的范围如何划定, 使用这些信息是否违法, 是否违背伦理道德, 这些都是亟待商议的问题。

(二) 作为暗访参与者的记者

记者应当是新闻的记录者, 而不是参与者。他所肩负的任务是真实、完整地记录新闻信息, 并将其传达给受众。但是一些影响恶劣的事件大都是一些组织严密的群体性 (集体性) 事件, 暗访记者为了获取真实的资料, 需要参与到整个新闻事件之中。

2015年6月7日, 南方都市报以“记者卧底替考组织参加高考曝光跨省团伙”为题报道了有团伙组织在江西实施高考替考事件。在这个群体性事件之中, 记者成功潜入替考组织, 作为一个“枪手” (替考者) 参加了高考。显然记者行使了警察的权利——“控制下交付”, 即侦查诱惑。在暗访过程了参与高考代考的行为, 促使了犯罪的发生。犯罪揭露犯罪的目的是为了制止犯罪, 但不能以制造犯罪的方式来制止犯罪。因为“法律并没有赋予记者为了揭露真相而实施违法犯罪的特权”。

三、调查性报道中的暗访的职业规范

(一) 法律规范

从目前来看, 并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款为记者暗访的合法性做支撑, 但也没有明确禁止的规定。但我们可以依据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调查性报道中的暗访做出一定程度的规范和限制。

(1) 暗访的资格。首先, 具有暗访资格的群体限定在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规定具有采访资格的自然人。在实践中, 暗访者一般是不会出示记者证的, 但不表示采访资格可以缺失。其次, 暗访的目的不能触犯法律, 其目的最好合乎道德, 为了社会公共利益。

(2) 禁止侵犯他人相关权利。第一, 暗访过程中不得侵犯与公众利益无关的各种公民隐私;不得公布有损于他人声誉的声音图像。例如, 在报道时要保护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在判决前, 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其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1]第二, 不得涉及商业机密。不能因为新闻报道需要, 将暗访中采集的商业机密公布, 造成当事人不必要的损失。

(3) 不得涉及国家机密。不得向国家机关的特殊工作人员进行暗访, 如司法人员、军人等。不能对军事禁区进行拍摄、测量。同时《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1]

(4) 严格管理暗访工具。第一, 应当对新闻机构或个人所持有暗访设备进行登记备案。第二, 记者不得滥用暗访工具, 暗访工具使用流程应当规范。第三, 记者在持有暗访工具期间, 不得向外人展示器材。第四, 记者不应当传授或讲演暗访器材使用方法给非从业人员。

(二) 职业道德规范

(1)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感是构成新闻传播活动的基础, 它是新闻工作者基于一定的政治立场、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业务水平, 在内心信念和道德责任感的驱使下, 自觉履行的对事实、受众和社会应尽的职责、使命和任务。”[2]在暗访中, 记者社会责任感的具体实践是:报道事实与意见, 为公众服务。也就是说, 记者暗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服务。首先, 记者在暗访的选材上要贴近社会热点, 或与大众切身利益相关, 或推动社会进步。其次, 记者在暗访过程中要尽可能搜集关于事件和问题的全面、真实的信息。再次, 暗访所获得的事实, 在表达上要有正确的舆论导向。

(2) 忠实的记录者。暗访要客观中立地报道事件的真相, 而不是因个人好恶来歪曲事实, 随意攻击或诽谤他人。在暗访中, 记者应当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采取设置陷阱或其他任意形式以引诱对方违法犯罪, 以达到某种目的。也不能假冒国家公职人员进行采访。

四、结语

在新闻采访中使用暗访, 可以让新闻素材更加的丰富、翔实。但是暗访的使用问题, 使用流程、规范问题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作为一种采访手段, 虽然一出场就有欺骗被采访者、诱导被采访者的嫌疑, 但是想要从政策方面将其令行禁止是不现实的。因此, 我们应当正视暗访的存在, 承认暗访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的合理性, 进而思考和探讨暗访活动的规范并在实际操作中自觉遵守。

摘要：在新闻采访中, 暗访可以获取正面采访所不能得到的信息, 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有效形式, 有助于揭露事件的真相。但在实践中很有可能面临暗访手段和职业道德如何平衡的问题。

关键词：调查性报道,暗访,职业道德

参考文献

[1]贺骥.浅议隐性采访的法律限制[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2001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