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善恶

人性善恶（共7篇）

人性善恶 篇1

我们说没有一位伟大的作家不是洞察人性的思想家, 巴尔扎克也不例外。他向来就是以“教育人群”为己任的。巴尔扎克认为人性中有恶的存在, 但依然有向善的倾向。他洞悉人性, 且用一种客观的、丰满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人性中的善恶对抗。

在《红房子旅馆》中, 巴尔扎克以讲故事的形式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普罗斯配、泰伊番和一位携带大量金钱和钻石的商人一同投宿在一所红房子旅馆中, 第二天商人被发现死于旅馆中, 泰伊番不知去向, 而普罗斯配躺在血泊中, 手边是杀人的凶器。普罗斯配被当作杀人犯而被关押, 最后被处以死刑。而泰伊番却拿着那“带血的金钱”成了百万富翁, 但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 内心痛苦不堪。另外小说中的“我”爱上了泰伊番的女儿, 却碍于泰伊番的犯罪事实在爱情和与罪犯同流合污中徘徊不定, 最后组织“良心法庭”来判断是否与爱人结婚。“良心法庭”所代表的社会关于上述事实得出一个结论“笨蛋, 为什么你问他是不是博韦人呢?”

巴尔扎克用现实主义的笔法, 写出了十九世纪的法国社会。这是一个充斥着金钱与罪恶的时代, 也是人性受到强烈冲击的时代, 人性中的善恶对抗使人们受到双重考验。巴尔扎克以哲学家的冷静态度分析现实的社会关系, 用理性的手术刀解剖人类的灵魂, 他无情地鞭笞这个金钱所主宰的社会, 认为受黄金刺激造成的物欲横流是使社会堕落的主要原因。他揭露了这种血腥罪行的普遍性质和整个社会对罪恶的宽容、包庇。人们只愿承认现状, 不愿追究历史。一个人只要有钱, 便受到尊重, 享有荣誉, 哪怕过去是杀人犯, 照样毫无愧色地佩戴各种勋章, 谁也不会过问他最初的财产是从哪里来的。

首先是普罗斯配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善良又一时被金钱所诱惑的失足青年, 他热诚而又满怀激情, 重情重义却又被朋友抛弃, 他的青春才开始却被终止了脚步。这一切都源于那个罪恶的夜晚, 一时的糊涂与冲动, 受到金钱的诱惑, 犯下不可饶恕的意念的罪恶, 于是心灵不再纯洁, 人性被抹上了污点。最终是死亡结束了这一切, 让一切都成了永恒。

普罗斯配出身于博韦小康的资产阶级家庭, 在他的家庭中, 恬淡的习俗和光明正大像遗产一样世代相传。他和他的发小———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泰伊番, 一起签署了军医副助手的委任书, 并且怀着年轻人的好奇心前往战争的舞台。他们穿着“蓝白相间、镶着红色丝绒袖饰的军服”, “军刀, 尤其是蒙上绿色漆布、装饰着一根三色翎毛的军帽, 就连德国农民也会认出他们是军医。”他们有学问, 有德行, 并且受到他人的爱戴。这两个年轻人, 作为科学工作者, “爱好和平, 救死扶伤, 愿意在大灾大难中做些好事, 而且在共和国的文明残酷地扫荡过的地方, 跟学者们十分投契。”这无疑在向人们诉说着这两位年轻人的品德有多么的高尚, 多么的纯洁。我们似乎看到他们的未来有多么的光明, 或许就在战场上拿下一枚徽章, 佩戴在胸前, 一切都应该那么地充满荣耀。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一种美好的遐想, 因为金钱的巨大力量诱使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普罗斯配是一位有孝心的青年, 在旅馆中他设想自己的母亲“睡觉前正在念晚祷”, 在想念着自己。然这不也是在向我们诉说他在热切地想念自己的母亲么?当邪恶的思想开始占据头脑时, 他想到的是那10万法郎的金钱能够满足母亲的愿望, 希望母亲过上幸福的生活。当他得知自己要被判决的时候, 担心的是母亲承受不了自己被指控犯罪的事实, “可怜的妈妈会郁闷而死”。在被枪决的前一晚, 他请求赫尔曼能够回到他的家乡去告诉他的母亲他是无辜的。他整晚地给母亲写信, 希望在笔尖上留下对母亲的歉意, 对母亲的敬爱之情。在他被行刑的时候, 他一直望着赫尔曼, 希望赫尔曼能够将他的最后一息带给他的母亲。我们说人性中最为光辉的一面是亲情, 血浓于水的说法对每个时代每个人都不曾失去效力。

在普罗斯配看来, 朋友是值得信赖的。当他醒来不见了泰伊番的时候, 他认为他“必定惶恐不安, 昏头昏脑, 逃走了。”他一点也不怀疑自己的朋友, 反而坚信地认为泰伊番不可能是凶手。当法官问到泰伊番的时候, 他“更相信朋友而不是自己”, 完全为他辩护。他不仅不去指控他, 反而用自己六岁时犯过的梦游症来解释犯罪, 为朋友开脱, 使自己陷入绝境。当他想到自己要被枪决的时候, 他想到自己的朋友“卑怯地把我丢下不管”, 然而又立马为他的朋友找一个理由, “他大概吓坏了, 也许就躲在旅馆里。”也许他有一分钟的时间怪罪了自己的朋友, 在他陷入绝境的时候却抛下他不管不问。但是在这个念头还未滋长壮大的时候, 他又一次说到“难道就此离别, 我要把世上的一切友情都带走吗?如果我怀疑从五岁开始, 在中学和大学里保持下去的兄弟友谊, 我宁愿死两次。”

到此我们看到他似乎是一位善良可爱又重情重义的年轻人, 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有罪的, 他有犯罪的“意念”。巴尔扎克说“思想, 或者兼有思想和感情的情欲……是社会带有破坏性的元素……思想是善恶的根源。”巴尔扎克把普罗斯配的犯罪企图看作是一种罪行, 并对他处以极刑, 以此来告诫人们要想不作恶就得从杜绝作恶的“意念”入手。

在普罗斯配“意念”犯罪过程中, 他的内心是矛盾的, 人性中的善与恶一直在对抗着。金钱有着摆布人命运的魔力, 普罗斯配也受着金钱的摆布。那一晚, 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从理论上去构思一桩犯罪, 他幻想获得那位商人的10万法郎去安排优哉游哉的生活。他被一大堆的黄金给迷惑了, 欲望似乎战胜了理智。当他集中全力举起手中的刀的时候, 一直被压抑的人性中善的一面跳了出来, 眼前的黑暗渐渐地明亮起来, 有一道急切的声音在阻止他。良心的发现, 使他从金钱的欲望中清醒过来, 他逃离了房间。当他意识到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的时候, 他对自己感到深恶痛绝。担心自己的意志薄弱, 生怕屈服于自己所受到的诱惑, 他赶紧跳到大路上去。彳亍在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下, 呼吸着夜间纯净的空气, 听着水波忧郁的声音, 他陷入沉思, 逐渐回复到健康的道德观念上去。理智终于完全驱除了他一时的疯狂想法, 他所受到的教育、宗教的告诫, 战胜了他的邪念。

然而, 当商人死了, 他被指控为凶手的时候, 他又认为自己不是无辜的。即使他没有杀害商人, 但是他曾经怀有的那种企图却使他感到丧失了“良心的清白”。他为自己曾经的过错而悔恨, 为自己的犯罪而痛苦。死亡是对他的意念上的犯罪的惩罚, 是对他良心的谴责。面对死亡, 他一面诉说着自己的无辜, 一面又不得不屈服于对自己的惩罚。

在普罗斯配的身上, 我们看到人性中善恶的对抗, 一方面金钱的欲望诱使他起了犯罪的邪念, 使他受控于金钱, 促使他差点犯下罪恶。另一方面人性中善的一面战胜了恶, 阻止犯罪的发生。普罗斯配最后在良心的发现下, 扔下了手术刀, 逃出了房间, 也就阻止了自己进一步沦为“事实”的罪犯。

泰伊番是小说中体现金钱对人性的泯灭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为了不义之财, 不仅谋杀了商人, 而且嫁祸给自己朝夕相处的好友, 将他推向了死亡绝境。巴尔扎克没有直接写他的犯罪经过和犯罪心理, 而只是写了他在听赫尔曼的故事时表现出来的不断加剧的心里的恐惧和痛苦, 以此来表现他倍受煎熬的内心。

小说中的“我”一直关注着泰伊番, 他“中等身材, 相当肥胖, 笑口盈盈, 一副证券经纪人的举止风度, 看来头脑平庸无能, 简直可以说是垂危病人死尸般的脑袋”。他的目光令人不寒而颤, “这目光多么阴沉和若有所思啊!这一瞥不用说概括了他的整个一生。”在巴尔扎克的笔下, 泰伊番背信弃义, 阴险狡诈, 又时刻遭受着良心的谴责, 忍受着身体上、精神上无休止的折磨。

在赫尔曼讲故事的过程中, 泰伊番一直处于一种恐惧的状态。巴尔扎克写了六次泰伊番喝水的细节, 以此来表现泰伊番的内心的痛苦和紧张。巴尔扎克认为:被一种欲望燃烧的人, 心理上不平衡的人, 无论有多少财富, 也是痛苦的。泰伊番尽管靠那笔血腥财富而飞黄腾达了, 但他的心里却不曾有过片刻的安宁。近三十年来一直被那谋财害命而带来的刻骨镂心的痛楚所折磨, 每年的秋天他的病都会发作一次, “脑袋里有野兽在咬他的脑髓:每根神经都一阵阵剧痛, 像有锯子锯, 可怕地痉挛着。”难以忍受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使他“宁愿受车轮刑, 也不愿忍受这样的痛苦”。他最后也为此而自杀了。

当然泰伊番的内心痛苦和自杀说明, 尽管他的罪恶逃过了法律的制裁与舆论的谴责, 但最终没能逃过良心的惩罚;也说明他尽管十恶不赦, 但还没有天良泯尽, 人性中仍有向善的一面。

然而社会又是怎样来对待泰伊番的犯罪事实的呢?这里作者通过“我”组织了一个“良心法庭”来裁定是否与凶手联姻这一件事情, 不仅审判了“我”的良心, 也审判了整个社会的良心。

“我”在宴会上偶然发现自己的情人维克托丽娜的父亲是杀人凶手后, 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 “我”深爱着维克托丽娜, 她美丽, 有教养, 极富才智, 优雅贤淑。“我”若与她结婚, 就得让她维持她那些高雅的情趣和养尊处优的生活, 就必须继承那笔肮脏的财产, 这使“我”几乎成为泰伊番赖以发家致富那件罪行的同谋;另一方面, “我”的良心反对那样做, “恰好是荣誉感和正直感不许我跟一个凶手联姻”, 因为这无异于认同犯罪。当“我”去拜访维克托丽娜的时候, 见到她的父亲, “向他致意, 我要自惭形秽;但我还是向他致意了。”

“我”无力解决这个良心问题, 陷入深深的苦恼当中。后来“我”组织的“良心法庭”也无法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在小说的最后, 作者通过“我”的口请求:“怎么办?诸位, 行行好, 出个主意吗……”这也相当于把问题提到读者面前, 如果是大家遇到这个问题, 那么你又该怎么做呢?是屈服于金钱还是坚守着自己的良心?

最后巴尔扎克虚构出来的“良心法庭”及其“法官们”的辩解与投票, 是他给我们描绘出的一幅社会风俗画, 群丑图。这些社会上“最正直、最高尚和最有荣誉感的人”, 这些“一切社会舆论, 一切实际美德的代表”的言论可以归结为:“这个社会的法律、宗教。”然而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竟然是宽容和包容。看看这些”最正直、最高尚、最具有荣誉感的人们”是怎样回答的吧!

“同德行一样, 罪行也有程度之分。”这位财主的话似乎在暗示着这不是什么重大的罪行。而律师说:“如果必须追求财产来源, 我们大家会落到什么田地啊!这是个良心问题。”这个社会的道德和舆论只问你是否有财产, 至于财产的来源则不会去过问。因为所有上层社会的人士都明白:如果都要盘根问底地追究他们财产的来源, 他们每个人还有立足之地吗?这一情节以生动具体的形象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 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那么这个社会还讲不讲良心呢?小说的结尾一位法官问道:“笨蛋, 为什么你问他是不是博韦人呢?”这传神的一问向我们指出了一个绝妙的回答:“你只要知道他有财产就行了, 何必去管他有没有杀人, 管他什么良心呢!”

纵观小说, 巴尔扎克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尖锐地讽刺了一切, 不仅是对人性的讽刺, 也是对社会的讽刺。小说的时间跨度是三十多年, 在这三十多年里, 作者描述的人的贪婪本性或情欲是没有改变的, 有的只是方式更为隐秘, 更为进步了。三十多年前是普罗斯配的谋财害命的犯罪企图以及泰伊番的赤裸裸的谋财害命的犯罪事实;三十多年后的“我”的这一辈人中, 人们用了不同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法庭上的九个年轻人一致投票反对主人公同凶手女儿的婚姻, 因为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去继承富翁那块“血地”。法官的最后一问隐藏着罪恶的人性, 金钱的欲望驱使着人们对这个社会的价值判断失去了平衡。

然而我们说巴尔扎克相信人性中有善的倾向, 在小说的开头, 他说:“人不能总是在做坏事。因此, 即使在海盗老窝里, 也能碰上轻快柔和的几小时。”他一面认为“社会不仅没有败坏人性, 反而使人趋向完善, 使人变得更加善良。”另一面, 他在小说结尾表现出来的却不是这样。整个社会的代表是那些组成“良心法庭”的“一切社会舆论、一切实际美德的代表”, 他们对于犯罪不是谴责与惩罚, 而是宽容与纵容。

巴尔扎克向我们阐述了人性的问题, 在他的笔下, 人有善有恶。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 人是坚守自己善的一面还是沉沦到恶的地狱中去, 是善与恶对抗的结果。罪恶是一个深渊, 沦陷其中, 就会时刻遭受着痛苦的折磨。

参考文献

[1]艾珉编选.巴尔扎克著.何友齐译.醒世小说[M].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

[2]郑永慧译.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3]郭珊宝编著.法国近代小说概观[M].辽宁出版社出版, 1987.

[4]吴岳添.法国文学简史[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人性善恶 篇2

康德的道德哲学之善恶概念及其人性论

通过纯粹实践理性批判,康德扭转了关于道德法则和善恶概念之间关系的传统观点,即:善恶概念既不是理性之先验的.设定,也不是基于经验之上的预想,它乃是寓于道德法则并为道德法则所决定的,所谓的善恶概念决定实践民的传统观点必将流于经验论.

作 者： 作者单位： 刊 名：合肥联合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FEI UNION UNIVERSITY 年，卷(期)： 13(3) 分类号：B516.31 关键词：善恶   福祸   人性论   社会历史观  

人性善恶42%由基因决定 篇3

人性善恶42％由基因决定

对善良(社会责任感)根源的认识，人们一直徘徊于两种极端之间：一边是“基因决定论”，一边是人类的“自由意志论”。二者之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观点，而真相一定存在于其中。但问题在于，我们无法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控制环境中的一切。

日前，加拿大科学家利用174对同卵双胞胎进行研究，让他们回答一套由22个问题组成的问卷——每对双胞胎都具有同样的基因。拉斯顿还找到148对异卵双胞胎——每对只分享一半的基因。在研究中，拉斯顿关注的是所谓“隔离基因”，即那些由遗传特性决定的，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基因，例如人类共同拥有的、长有两只眼睛的基因。这些隔离基因即便在异卵双胞胎之间也是不同的，它能够决定眼睛的不同颜色。但是，在同卵双胞胎中，隔离基因也是相同的。

按照这种推理，如果基因能影响人类的怜悯心，同卵双生儿在道德上取得一致的几率要比异卵双生儿高出一倍。拉斯顿的实验结果恰恰与这种推理吻合。

实验对象要求对一些陈述作出判断，衡量的等级分成从1(极反对)到5(极赞成)。这些陈述包括“逃避个人所得税如同偷窃一样坏”和“我是一个别人可以依靠的人”等。

用矛盾分析法浅析人性之善恶 篇4

一、无恶焉有善?无善焉有恶?

在《孟子·告子上》中,公都子讲述了古代关于人性论的三种主流观点。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2]这三种主流的观点如下: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这三种观点没有从人本性上谈善恶。

“性善论”的代表孟子认为“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3]孟子认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我固有之,是善的本源的四端,并通过大量现实中的经验性事例来论证人本性是善的。

与孟子“性善论”截然相反的就是荀子的“性恶论”。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而“善”是后天人为的。荀子对孟子的性善论进行了否定和批评,认为“性”恶和“伪”的善是一对矛盾,必须通过“化性起伪”,才能解决人性和社会的问题。

不管是孟子的人性善还是荀子人性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只肯定人的本性中只有一面,而否定另一面。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4]试问无恶焉有善?无善焉有恶?人的本性中只有善或者只有恶吗?人本性善,那么恶是外来影响的?人本性恶,那善是如何来的呢?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善和恶是对立统一的。人的本性要么无善也无恶,要么有善也有恶。

二、用矛盾分析法分析人性之善恶

人本性中的善、恶是如何形成的呢?在近代西方历史中,对人本性中善、恶是如何形成的回答,往往和宗教殊途同归。然而,这种人本性之善恶不是人类诞生之日起固有的。在人类进化的漫长岁月中,在人类社会悠久的变迁中,人性中才真正有了明确的善恶。著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认为:人类的本性是“一种能被社会影响塑造成许多表现形式的潜在能力……侵略性不是人类与生俱来和不可变更的特征,而是一个鼓励侵略的时候环境的产物。”[5]而中国的老子认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6]。“无”是天地之始基,这里的无并不是虚空和虚无,而是在孕育尚未形成的“无”。而“有”万物逐渐形成的“有”。老子的恶“无”和“有”就是对立统一的,也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7]。本文认为善和恶的本性正如老子的“无”和“有”,人类诞生之日起,人本性之中虽然还未完全形成并且这种因子随着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才慢慢形成人性的善恶。这种善恶是先天和后天社会、先验和经验结合的产物。

人本性有善有恶。一切事物本身都是自在矛盾。人性的矛盾就是善和恶的矛盾,这是由事物发展对立统一的规律决定的。善恶同时存在于人本性之中,对立而同一。一方面,善和恶具有统一性。善相对于恶而存在,恶要依附善的存在而存在,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另一方面善和恶又是相互否定的、相互对立的。

“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加伟大得多的思想。”[8]在历史的长河中,往往大多数思想家都倾向于承认人本性中善的存在,而不承认恶的存在。如果把“恶”放在矛盾的对立关系中看成是“善”的对立面,视为伦理道德中向善、前进的反面,它就成为社会彰显正能量必须去除的否定理论,这样“恶”也就是成立扬善去恶、社会进步的“动力”。黑格尔就从这一突破点上开始揭示了人本性恶的重要意义,也揭示了一种人本性善和恶的辩证法。黑格尔更伟大的贡献正是在于揭示出正是由于善恶的差别和对立而产生的否定和斗争导致善和恶双方的统一体不断破裂和发展,从而出现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现象,也就有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根据。善和恶的斗争是永恒的,而统一是有条件的,因为善和恶的存在本身就是由条件的,而善和恶的对立是从出生之日就存在的,无条件的。善和恶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人的本性不断发展,促使人类的不断进化。

三、人本性有善有恶,人类最终向善

人本性有善有恶,可以为善或为恶。这是因为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所处的主导型地位决定的。人至于哪一方占主导地位,则是由人的本性和外在力量斗争的结果。根据辩证法的法则,只要有人本性的存在,那就存在人本性之外的存在,这两方面也构成了一对矛盾。这对矛盾的结果才是人类之所以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两对矛盾只要人类存在基本上无法被消灭。

有人为善,有人为恶。但人是有智慧、有高级理性思维、有自我反思和控制的动物。历史告诉我们,战争并非不可避免。“战争的发生不是因为人类的本性,而是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又是由人类组成,因为它可以由人类重新构建。”从人类的普遍性来讲,为了人类的生存,为了人类的繁衍,人类存在时必须有一个深入骨髓的本能和信仰,那就是:人类社会最终向善。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们要:

一方面,必需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人善恶的本性决定了人有教育成为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对人性本质的思考时引用了阿什利·蒙塔古的一段话:“毋庸置疑,我们生来就具有基因所赋予的做出各种行为的潜能,但这些潜能变成实际能力的方式则要取决于我们所受的训练,即取决于学习。……我们真正继承的是塑造和完善自身的能力,我们不是被动地接受塑造,而自己命运的主宰。”[9]人和人类社会可以在人善的本性指引下,在教育人类向善的引导中,和谐相处,向善发展,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人类要德治和法治不断健全。人类社会努力发展和形成一定的伦理规范并用来引导和调整人们的行为规范,不断深思和承担起人类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同时也在不断地完善法律制度。

正确处理人性内在的矛盾和人性内在和外在环境的矛盾,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建立完善的社会伦理规范和法律体系等途径来引导人本性善而为善、向善,人类才能创造出一个和谐的社会,走向辉煌。

摘要：人本性有善有恶,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善和恶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人的本性不断发展,而人本性和外在环境的矛盾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是有智慧、有高级理性思维、有自我反思和自我控制能力的人。历史告诉我们,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为了人类的生存,为了人类的繁衍,人类必须有深入骨髓的本能和信仰:人本性固然有善有恶,人类最终向善。

关键词：人本性,善,恶,对立,统一,向善

注释

1[1][5][9]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王昶、徐正源.《全球通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0.

2[2][3]孔丘、孟轲.《论语·孟子》[M].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285.

3[4][6]老聃、庄周.《老子·庄子》[M].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2-3.

4[7]老聃、庄周.《老子·庄子》[M].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56.

人性善恶 篇5

一、人性善恶两面性及善恶界线

对于人性善恶两面性这一观点，很多大家持肯定态度。如王充的《论衡·本性》中有世硕的“人性有善有恶...善恶在所养焉”，告子的“其论性无善恶之分，譬之湍水...犹人性无分于善恶也”。另外中国佛宗也指出“善和恶是心性(佛性)统一体的两面”。

那么，善恶的界线在哪儿呢？孟子的“四善端说”认为四种善端是人性之善的萌芽。荀子认为“辞让”、“忠信”、“礼义文理”等都是“善”的表现。佛教著作 《大乘义章》认为“以顺益为善,以违损为恶,认为所作所行能够得到人天以上果报的都属于善”。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论证了动物中合群性的社会性本能的存在及其发展成人类道德的自然选择。由此可见，有益于群体的性状是“善”。

综上所述，大体可以得出善恶界线：符合道德及法律规范的行为即为“善”，反之即为“恶”。以此为标准，我们可以在《肖申克的救赎》里分析出每个人物的善恶两面性，从而更加正确地评价和对待自己和他人，树立更全面客观的价值观。

二、人物分析及论证

（一）安迪：利人利己 投机取巧

安迪展现的主要是“善”：他用无数小时的苦工为狱友削磨石英；他坚持不懈给州政府写信，终于获得资助重整了图书馆；他宁愿受罚也要在那个黄昏放出音乐给予所有人精神慰藉；他给狱友补课，使他通过了同等学历考试；他以为狱官处理遗产问题为交换，送给狱友每人三罐啤酒···他的“善”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自由和尊重，也感染了部分狱友坚持真我不“被体制化”。

然而人是有善恶两面的。他也曾策划杀妻行动，也曾投机取巧帮狱官处理遗产问题，也曾给典狱长洗黑钱···这些无疑是有损社会利益的“恶”的表现。

（二）瑞德：自省自持 懦弱消极

瑞德的“善”主要表现在不损人利己。他帮狱友们弄东西，但枪械和毒品除外；他在最后一次审批时体现出的改过自新；最后他摆脱“体制化”的思想束缚···他自省自持最终自强并且没有伤害他人利益，这是他“善”的表现。

而另一方面，他在之前的审查中说谎欺骗；他曾经的被“体制化”；他在得到允许后才敢去上厕所的习惯等都是他“恶”的表现。因为这种消极的心态不仅不利于自身发展，而且如果蔓延，必将有碍社会的发展。

（三）布鲁克：安分守己、懦弱胆小

布鲁克是完全被“体制化”的。他企图杀死一位狱友，以继续留在他赖以生存的肖申克；他极其不习惯外面日新月异的世界；他因孤单寂寞上吊自尽···“人性之于挫折，恶者自暴自弃。”可见，在挫折面前，布鲁克是“恶”的。如果他能“学会自我减压，远离低迷情绪”，他的结局可能就会被改写为寿终正寝。

然而他养鸟表现出的对生命的珍爱，在图书馆做管理员···按“人性之于事业，善者脚踏实地，恶者投机取巧”，“人性之于恩惠，善者以德报怨，恶者忘恩负义”的评价标准，他是“善”的。

（四）诺顿：恶贯满盈、自知之明

诺顿是恶贯满盈的，他见新成员时的那句“把灵魂献给上帝，把贱命交给我”就不难看出他的虚伪与残忍；他建立“外役监”利用狱徒为他卖命并中饱私囊；他不顾安迪的自由和生活，杀害证人汤米···他滥杀无辜是非不分，以一己私利为价值标准，将人性之“恶”演绎得“淋漓尽致”。

当然他也有“善”的一面。诺顿没有反对安迪给州政府写信的请求；他选择了饮弹自尽而非坐以待毙，说明他还是有羞耻之心和自知之明的···可见，诺顿也是“善”的一面的。

（五）姊妹：暴力、团结

姊妹，以使用暴力“同性暴力”为乐。他们“欺软”，对安迪暴力相加；他们“怕硬”，在狱官的毒打面前哀号。其“怕硬”与“欺软”形成鲜明对比，其“恶”也因此凸显。

然而，“妹妹”也并非一无是处。毕竟他们的团体也是有一定凝聚力和感情的,他们之间还是可以和谐相处。如果将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应用到集体建设中，是非常有利于集体利益的，因此是“善”的表现。

三、结论

在《肖申克的救赎》中都能看出任何角色善恶的两面性。而这一认识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和他人及树立更全面客观的价值观都有借鉴意义。从安迪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学习他的优秀品质，但同时“防人之心不可无”，要以“善”为本。从瑞德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害人之心不可有”，在评价他人时也应辩证对待。况且善恶是对立的，又能融为一体，因此我们要灵活处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对待和评价身边的人和事。

总之，无论是个人提高还是社会发展，善恶都在此消彼长着。因此我们，对人对己对社会都应辩证对待，将“善”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将“恶”性最小化。这样，社会才会更美好。

人性善恶 篇6

曾凡跃教授认为:西方法治有两大前提和公设:一是价值论前提, 即法的人文性、人本论, 回答的是建立法治的终极目标和目的。二是性恶论前提, 回答的是法治建立的必要性。[1]正因为人性恶, 人容易恣意妄为, 社会才有必要建立法治, 以法的形式为人的行为设定范围和界限, 以规范其行为, 并以法的力量去惩戒人的恶行。

曾一度呼唤“哲学王”, 主张人治的柏拉图在晚年也转为“法治国”, 在《法律篇》中, 柏拉图认为, 法律是促使文明产生的力量;如果没有这种力量, 让人性听其自然, 人就会成为最野蛮的动物。统治者在没有成文法典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不可以随意司法。[2]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法律是抗制人的恶欲的良好机制。他断言, 一个社会与其由最好的人统治, 不如由最好的法律统治, 因为法律是“不受主观愿望影响的理性”。[3]西方哲人还从权力角度论证了人性之恶:“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 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 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限的诱惑。”[4]到了中世纪, 当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取得绝对的精神支配地位后, 基督教中人的“原罪”观念或人性恶的观念, 为西方社会的法治思想提供了最终的依据。根据这一宗教文化, 人的天性过去就从来没有好过, 将来也恐怕不能指望它有什么好转。中世纪教会力量强大, 神学盛行, 教权与王权的并立与冲突, 因而西方人坚信权力制约的必要性。西方思想家认为人是有缺陷的, 国家权力最有缺陷, 而制度是神圣的, 他们呼唤制度, 用制度来弥补缺陷, 并为此而努力, 著书立论, 提出不同的制度设想。

以人性恶为理论前提, 西方的法治进程比较快, 其法制也比较完善。以人性为前提, 西方确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法治理论并运用到政治实践中。

首先, 法律至上原则。由于人性的恶, 法律制度被用来弥补人性和国家的缺陷。“不信任恰是每个立法者的首要任务。法律不是针对善, 而是针对恶制定的。一项法律越是在它的接受者那里以恶行为前提, 那么它本身就越好”。[5]法治的要旨在于制约国家权力的恣意行使, 其基本理论假定就是人性中有恶的方面。西方人提出“法治国家”的概念, 主张法律是公民和政府的行为准绳, 在最终的意义上具有规范和制约人们行为的力量。一方面, 由于人性为恶, 如果没有外在约束, 人的活动势必危害他人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因此, 社会必须以法律来规范和制约民众, 使所有人的行为都要遵守公共法则。另一方面, “法治至上”原则更是对统治者的约束。它要求统治者必须依法行事, 绝不能以个人意志为准则。法律具有普遍性、公正性、公开性、稳定性、明确性、民主性的品质, 这些品质作为集体智慧的产物,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即使是最贤明的智者也是不及的。所以, 统治者必须以法治国, 而不是以自己的意志治国, 只有实现法治国家而不是人治国家, 才能避免专治和暴政, 保障和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

其次, 权力分离与制衡原则。基于人性恶, 则政府必须受到限制, 对此西方思想家提出了“分权”理论。洛克首先提出了“政府部门和立法部门要权力分立”的观点, 盂德斯鸠进一步论证了“三权分立”的原则, 他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们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6]基于人性恶的假定, 美国建立了联邦制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使政治决策依据法律。公民权利保障也是依据宪法和法律, 而不是依赖任何官员的善良动机或高尚的道德水准。麦迪逊指出:用权力分割方式来控制政府的弊端可能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 “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 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 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 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在或内在的控制了”。[7]

二、传统性善论为人治推波助澜, 延缓了中国法治的进程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 在人性认识上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性善论。自孔子提出“性相近也, 习相远”始, 中国人便开始了对人性的思考。先秦言性善, 以孟子为最。他说:“人性之善也, 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 水无有不下。”[8]孟子断定人性为善乃天然之性。战国时期, 儒家的性善论与法家的性恶论相互较量, 但自从采用法家学说的秦王朝十五年而亡之后, 再也没有人敢蹈亡秦之迹去信奉力倡性恶论的法家学说。西汉中期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力倡性善论的儒家思想自此成为汉代以降的封建社会法定的指导思想。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佛、道三教的融合, 至宋代理学产生, 性善论成为中国人的普遍信仰。

总之, 中国古代以“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成德至圣思想为基础, 对人性作了正面肯定, 认为人皆有善端, 并有向善发展的无限潜能, 只要通过适当方式都可成为人性完美的人。而人性至善的修炼途径就是“内省”, 把治理国家看作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过程, 通过“内省”, 提高人的觉悟来建立一个君子国。建立、完善外在的规范和制度去约束人的行为却是次要的。因而, 对人性而言, 法律是不必要的, “以孝治天下”“礼治”是最好的治国方式。

由于将社会秩序的重建希望寄托于人性善的恢复, 孔孟一般对刑采取排斥的态度, 在他们看来, 刑能使人畏惧而不敢争, 却不能消除人的争夺之心。严刑峻罚消极地禁人为恶, 不利于人性善端的张扬, 却会压抑、扭曲人性。由于认为人性皆善、成仁成圣的根本路径是个人的德性修养, 因此, 儒家历来主张以教化为本, 以外在的社会伦理之“礼”规范人。在政治实践中, 性善论通过“礼”而转化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以德治国”, 并为进一步走向人治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延缓了我国法治进程。

首先, 由于对人性正面肯定, 人皆有善端, 因此对人性而言, 不需要法律, 而是以德治国, 以孝统治天下, 其系统化的表现就是“礼”。事实上, “礼”不过是社会各种等级差异的理论术语, 是人们政治等级 (君臣、上下、贵贱) 和生理等级 (亲疏、长幼、男女) 等的集合体, 在根本上乃是围绕家族伦常延伸出来的规范体系。礼对不平等的维护证明了权力的绝对地位, 排挤了法律。而自西周以来, 随着礼入于法、礼法合一, 礼所代表的不平等也就成为法律的要义, 法律不仅地位低下, 而且价值十分卑微。因此当法律已经没有, 也不可能负载社会秩序必要的正义等崇高价值时, “法治”的实现程度是令人担忧的。这种基本判断导致政治上主张人治的极大可能性。

其次, 性善论使古代人民对权力盲目信赖, 最高权力缺乏制约, 不利于防止国家公共权力滥用的现代公法建立或健全。由于人性是善的外化, 中国人总在试图找到一个不会腐败的、永远善良的权力, 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因此, 中国皇帝都是“奉天承运”, 以“天”的名义来强化政治权威。为了维护专制君主的权威, 中国法律规定, 任何人对皇帝不敬就要处以死刑;但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什么叫不敬, 所以任何事情都可被皇帝拿来作借口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甚至灭绝整个家族。

当然, 古代中国也有法律监督机制, 且制度比较完备。秦代设行政监督与司法监督制度, 中央有御史府, 地方各郡设监御史;汉承秦制, 中央检察机构为御史台;隋唐时期, 中央有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在明朝, 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称为三法司。这种监督是国家法制体系中的一种自我调节、自我约束机制, 在历史上为治官安民、促进法律在全国的统一遵行、强化中央集权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中国古代法律监督的政治属性决定了检察官为皇帝私人耳目, 检察机构为皇帝的御用工具, 其法律监督的目的仅仅是通过治吏而强化皇权, 监督的方法只是一种自上而下封闭的单向监督, 因此, 监督的作用受到种种限制, 监督自身滋生腐败现象也不可避免。

最后, “性善论”使中国人形成了依附性人格, 重义务、轻权利, 不利于民法建设。由于持性善论, 中国古代贤哲谆谆教诲百姓要在“内省”中完善自我, 进而完善社会。他们把人视为义务人, 把争取、捍卫权利视为羞耻的事情。《论语》中提出的许多戒律, 如:“君子无所争”、“见不贤而内自省”等, 都是要求人们尽义务, 没有任何权利的观念。《孟子》曰:“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在这种文化氛围下,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对权利漠视, 遇有不平之事, 人们大多只能忍气吞声。法是用来“去私”的, 是为了国家权力的实现来限制个人权利的, 因此民法缺乏建立的前提———以权利为核心, 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古代“重刑轻民”这种状况了, 同时, 现代民法的培育也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三、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性善论

(一) 古代也有性恶、法治的主张, 但其实质仍是人治。

荀子主张性恶论, 他力图从人类社会和人性中寻找国家和法律产生的根据, 在他看来, “从之人情, 顺之人性, 必出于争夺, 合于犯分乱理, 而归于暴”。[9]他主张以礼法抑制人的本性, 不但要“隆礼”, 而且要“重法”, 要将“礼”的基本原则法律化, “法者, 治之端也”, [10]把法看成治理国家的必要条件。当然荀子的性恶论仅仅是就被统治的人民而言的, 所以荀子虽然主张法治, 但法治却依赖于人治, 治理国家的关键是人而不是法, 即便有了良法, 还得靠人来掌握和贯彻, 法律也不能概括无遗, 又不能随机应变, 所以, 荀子的性恶论必然导致人治。

法家认识到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关系是利益关系。韩非认为人人“皆挟自为心”。由于人性是自私自利的、不可改变的, 统治者就必须利用人的这种本性, 一方面必须用严刑峻法来禁止暴乱, 制止民众去做不利于国家的事情, 另一方面还必须以利为诱饵, 使民众去做有利于国家的事情。他认为治理国家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实行“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因此法学的性恶论同荀子一样, 说到底仍是人治。

(二) 性善论预设之上的“礼法之治”长期存在的原因:由“内省”到集体利益的维护。

既然性善论不利于法治实现, 那么以“克己复礼为仁”为代表的“礼法之治”何以在中国延续两千年之久昵?礼法文明在传统中国疆界辽阔、人口众多和关系复杂的社会中有效运作, 至少在形式上保持运作状态近两千年, 这说明了以性善论为基础的“礼治”有其一定的优点。

由于儒家传统观念信奉“性善”论, 认为人可以通过“内省”完成自我超越, 因而罪犯可以通过劳动改造等削减邪恶, 对这样的罪犯可以减轻罪刑。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 我国自古代就有慎刑思想。北魏太武帝时正式确立死刑复核制度制度, 为唐代的死刑三复奏打下了基础, 在加强皇帝对司法审判的控制的同时, 体现了皇帝对民众的体恤。同时, 性善论使中国人对人性持乐观态度, 相信绝大多数犯罪分子经过改造, 能重新做人。刑法规定了死刑缓刑执行制度, 对罪犯做到仁至义尽, 同时还设立了较为完备的罪犯改造制度。

徒法不足以自行, 法律的实施需要其他手段的配合。法的稳定性导致法律有一定的社会滞后性, 不能对新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 而道德则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 由于性善论强调“内省”, 在这些领域, 人通过“内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律,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以性善论为前提, 注重整体利益, 在中国这样疆土辽阔的国家, 有利于政治统治, 维持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在遇到天灾人祸时, 国家容易发动群众, 使整个社会团结起来, 一致对外。传统法律中所体现的社会成员的团结合作、互相关爱、相互协调, 以及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整体利益的“团体本位”精神对我国现代化法制建设仍有裨益。

四、比较结论:我国法治建设应以“人性趋恶”为假定前提, 并发扬人性善的一面

(一) 人性善恶的预设并不绝对, 我国目前应以“人性趋恶”为假定前提。

人性既有趋恶的一面, 又有善的一面, 正因为人性趋恶, 才呼唤民主, 法律才有其制定的必要性。同时, 正因为人有“善端”, 制定的法律才为善法, 民主才可执行。如果人性纯恶, 则法律不可能为善法, 由此制定的法律也很难被遵守、执行。因此人性善恶的预设并不绝对。人性之“私”与人性之“公”, 其存在都有自然及社会历史的合理性, 本无可厚非。“善”与“恶”其实都不是人的本性, 只能说人性之“私”有使人性趋“恶”或人性之“公”有使人性向“善”的倾向或推力。人性的“善”与“恶”, 只有与一定的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结合才成为可能, 它们是一定环境的产物, 有其历史和时代性。

因此, 目前对人性善恶的预设也应结合本国国情来进行。对于法制建设相对发达的西方而言, 其现阶段应注重充分发扬人性善的一面。而对于法治进程缓慢的我国, 笔者认为, 对于我国法制建设最好的模式应是以人性恶为假定前提, 更准确地说是以人性趋向于恶为前提, 并注重发扬人性善的一面。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 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单面的。人性也有其两面性:既有通情达理、按照理智和法则生活的一面, 又有物欲性、自私的一面。按照经济学的资源稀缺性原理, 在社会生产水平未达到高度发达, 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 人类会存在利益冲突, 有利益纷争的地方, 人类的私心就有暴露之机, 人性趋恶的一面就会表现出来。因此, 约束这种“恶”对于我们的法制建设就成为必然, 这种约束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性恶论者倾向于对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对政治上的权力制衡的重视, 在目前, 对我国法制建设有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 关系利益主体复杂, 特别是国际经济一体化, 对于不可预测的市场、不能十分了解的利益相对人, 假定人性趋恶有现实意义。以此为出发点制定的法律, 必将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摩擦, 同时也会降低行政与司法成本, 达到双赢的局面。同时, 由于我国长期受主张性善论的儒家思想的影响, 个人权利观念淡漠, 民主、法治意识比较弱。因此, 以人性趋恶为出发点, 有利于公民法治观念的形成。

当然, 我们绝不能一味陷入性恶论中, 因为由性恶论推导出的治国模式———法治“也可能犯错误甚至是更大的错误”。苏力教授指出了两个最惨痛的例子, 一个是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是在完全符合雅典法治的前提下, 依据当时的法律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处死刑的, 而对他的指控即使成立, 本来也可以不处以死刑 (只要他谦卑一点) 。另一个例子则是在世界公认的优秀的《魏玛宪法》制度框架下, 希特勒通过法定选举程序上台执政。[11]可见在认为人性趋恶、选择法治的同时, 还要发扬人的“善端”、使人反省, 最终制定出善法。

(二) 发挥性善论中的积极因素。

性善论作为儒学主导理论, 其优点是立意较高, 充分肯定了人具有的向高尚的道德发展的潜在因素, 有利于理想人格的培养和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 世界大同, 性善论更容易使人们相互关爱、和谐团结, 充分发挥人们合作的积极性, 有利于生产力的创造。性善论的这些优点同样可以适用于经济相对先进的当代中国。

因此, 在以人性趋恶为前提下, 我国的法治建设应考虑到人性善的一面。其实, 我国的法很多地方已体现了这一点, 如减刑、假释制度对犯罪分子的人性关怀。在法律设置中, 立法交错使用着“性善”与“性恶”的假定。就宪政制度而言, 刘军宁先生就指出:“宪政主义立足于双重人性预设:对执政者, 持性恶的假定, 即休谟所谓的无赖假定, 这样才能防止统治者作恶;对民众, 持性善的假定, 所以才要去尊重他们作为人所应有的尊严, 去保障他们的自由, 财产和权利。”[12]因为, 在公法领域, 特别是宪政制度与刑法制度方面, 按照休谟的说法, 将涉及主体均假定为“无赖”, 并在制度上构造对付“无赖”的办法, 才能真正实现法律秩序。私法领域则主要是依赖个人的理性去构筑法律关系, 因而“惩恶”、“防恶”并非法律的主要任务。因此, 如果说在公法领域主要以性恶为预设前提, 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 那么在私法领域我国则应更多地考虑人性善的一面, 注重契约自由。

总之,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 而创造历史的人的本性并不是抽象的, 它是具体的、历史的,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人性的表现是不同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3]人类的历史在过程和趋向上就是在不断地克服恶性而保持和弘扬善性的。我们今天应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认识人性问题, 落实到现实层面就是应自觉地、有意识地去改造传统的人格结构, 树立起独立的个体意识和人格, 这是弥补传统思想缺陷的最根本的途径。

摘要：人性是哲学中的概念, 也是法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人性论是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 有什么样的人性论就有什么样的法律思想。性恶论是西方法治建立、发展的必要性理论前提;传统性善论对中国法治的影响有积极因素, 但更多的是消极因素, 延缓了法律发展的进程。本文通过比较, 得出结论:人性善恶的预设并不绝对, 我国法治建设应以“人性趋恶”为假定前提, 并发扬人性善的一面。

人性善恶 篇7

以上几种观点, 虽然提出人性善恶的各种存在状态, 也认识到善恶可以共存, 但因没有指出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相互制约的关系, 因此也是片面、静止的。在一定意义上说, 思想史上人性学说之所以陷入谬误, 原因在于这些思想家以片面、单一、静止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出发思考人性, 运用这样的认识方式无法理解人所具有的丰富发展的性质。因此, 有必要对人性善恶论进行再思考、再定位, 用一种动态的观点将它们整合起来。

一、人性善恶的动态轨迹分析

从宏观上分析, 人性在其善恶发展上是动态的。人性的善恶, 是从自然属性开始的。人出生时, 自然属性多些;随着自身的发展, 社会属性越来越明显。黎鸣先生从人性的本质是自私入手, 认为自私是天经地义的, 非善非恶。他进一步指出, 人性在它最初轨迹上“离恶很近, 离善很远”。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 但人性一旦建立在自私的基础之上, 就有恶的倾向。如果让这恶的天性自由发展, 人就会“恶”相毕露。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恶”并没有随处可见, 这是为什么?因为人性恶的天性遭到了阻抗。任何一个人都不希望他人将恶强加给自己, 他人的恶在自己这里遇到了阻抗, 恶没有适宜的生存环境, 不能生根发芽。顺应人心的要求, 善发展了起来。善反映了社会的需要。然而, 如果善的出现, 我们视而不见, 不经营、不管理, 善的力量就会削弱, 甚至又倒退到恶上来。

从微观上分析, 人性在其相互间转化上也是动态的。何怀宏认为, 没有“天生或命定”的善人或恶人。作为人的天性, 仅有向善、向恶的两种可能性或潜存因素或善端、恶端。章斐宏也认为, 人性在人的进化中获得了善恶的元素, 这些元素在人刚出生时并不立即表现出来。这样看来, 人性善恶与善恶元素的激发有关, 一种元素被激活, 另一种元素就被抑制。人的天性之所以表现出恶的倾向, 是由于人的生存本能激活了恶的元素, 而善元素未被激活。由于恶不能够满足他人的需求, 不被人们所接受, 人们逐渐呼唤善的出现, 善应运而生, 被激活了。善的激活遏制了恶的发展, 使得人性恶的倾向转向了善的倾向。但是, 恶的元素也不会让善元素无限制的激活, 无限的发展善, 它不符合人自身的利益需求, 因此恶也会制约善的发展。它们之间的这种相互制约最终会达到平衡, 谁都不能轻易表现出自己的属性, 但是一旦有机会就争取表现自己。它们表现自己的倾向性是随时准备着的。

二、人性善恶的动态整合模型

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提出以下动态整合模型:在以人性的自然属性为基础的前提下, 一端, 有一个以善元素为主的区域, 但同时有恶的元素蕴含在里面;另一端, 有一个以恶元素为主的区域, 有善元素蕴含在里面;这两个区域有交集, 在交集区域中, 善恶元素相互制约达到平衡。通常情况下, 交集区域是善恶的来源而不表现出具体的善恶属性, 只有善恶倾向。像这样, 我们把以善元素为主但同时兼有少量恶元素的区域称之为“善扩展域”;把以恶元素为主同时兼有少量善元素的区域称作“恶扩展域”;把因善恶元素的平衡而只表现出善恶倾向而不表现出具体的善恶属性的交集区域叫作“生活域”。不难看出, 整个人性善恶模型中, 善恶是共存的, 只是量的多寡而已, 量的积累会发生质的变化。生活域中, 由于善恶元素的相互抑制, 善恶的力量大大削弱。当属一端元素被激活, 另一端元素就保持不变或被抑制。但当外界的或内部的刺激一旦激活生活域中的任何一种元素, 这些倾向性元素就会向扩展域迅速传递信息, 使得扩展域的善恶元素成倍激活。激活哪种善、恶元素为主, 就体现该种元素的属性。

我们知道, 就个人的思想、特点与行为而言, 有善的也有恶的, 但在更多的时候, 人们的思想、行为与性格并不必然就会表现出善的或恶的来。生活域解决了这个难题, 它是人性在既非善, 又非恶的中性品质下大多数人存在的、最安全的日常生活空间, 涵括了人性的一切属性。

三、人性善恶模型的意义

一是要认识人性的善与恶是共存的。正如罗洛·梅认为的那样, “当我们看到并肯定人有善恶两种潜能时……生活并不是存在一种实现善的预定的模式, 而是一种挑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出抉择, 是向善还是向恶”。历史和现实社会中善恶是并存的, 但并不是说“恶”就是合理的。相信人性善, 才能更大胆的与人交往;相信人性有恶, 就要制定法律法规来监督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人性先天是善是恶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扬善去恶, 从而形成祥和的社会氛围。

二是要理清“善扩展域、恶扩展域和生活域”三者之间的作用和相互转化关系。因为人性是发展的, 其总趋势必然是指向真、善、美。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尽可能多地激活生活域中的善元素、增大善扩展域;尽可能多地抑制生活域中的恶元素、减小恶扩展域;尽可能多地使善扩展域向恶扩展域方向移动、扩大生活域。由于生活域是人大多数时间的生活空间, 安全且具现实意义, 所以, 如果我们改变不了善扩展域和恶扩展域, 就使个体停留在生活域中。

摘要：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 但却有着向善和向恶的倾向性。但如果我们只用人性的善与恶来解释生活中的现象, 是不全面的。善与恶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制约关系;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互动关系。提出了一种关于人性“善”与“恶”转化的动态整合模型, 将人性善恶置于同一体系中, 认为人性的善恶有三种存在域, 即善扩展域、恶扩展域和生活域。这三个域之间的动态关系, 构成了人性善恶的所有存在状态。

关键词：人性善恶,善扩展域,恶扩展域,生活域,动态整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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