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民航安全管理比较

中美民航安全管理比较（精选10篇）

中美民航安全管理比较 篇1

一、中美供给管理政策实施条件的相似性分析

从宏观经济形势来讲, 美国经济在经历50-60年代的稳定增长后, 美国生产率增长缓慢、竞争力日渐低下的供给问题逐步显现。由于政府干预扰乱了经济内在稳定机制, 到60年代末和整个70年代, 美国经济陷入“滞胀”, 通胀与失业的相互替代关系消失了。而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面临类似问题。从国际方面看, 欧债危机和全球增长放缓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出口造成一定冲击, 就国内方面而言, 我国本身的增长源泉受到挑战, 我国的劳动成本面临上升的局面, 对我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有一定的冲击, 此时我国的政策方向也是解决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问题。

其次, 从中美两国的政策延续性和时效性看, 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 中美两国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没有重视到供给的结构性调整, 从而使供求关系出现结构性失衡。由于供给主体与供给结构调节的滞后使要素供给效率低下, 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需求在很长一段时期不够旺盛的原因。面对这种情况, 强调供给、主张采用供给方面政策的呼声又逐渐强大起来,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赞同供给学派的减税措施。

最后, 从中美两国同时面临的全球化角度来讲, 经济全球化使实行开放政策的经济体的宏观经济调控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在全球化条件下不仅其政策实施的空间在逐步缩小, 而且政策效应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扩大, 它导致需求管理政策的局限性不断提高。因此, 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依赖正的总供给冲击来保证。适应这一变化, 民族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应有所调整。

二、中国政府供给管理政策的差异性

经过了30多年的经济发展, 加之中美两国面临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仍然有着较大的差别,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供给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绝不能照搬照抄, 而是要因地制宜, 具体地分析我国当前的宏微观经济形势, 对症下药才能从根本上保持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

一方面, 就货币政策而言。总体来说, 美国80年代所面临的是由于石油危机所引起的负的供给冲击, 给企业生产成本带来了较大压力, 出口减少、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在美国, 里根政府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 长期困扰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得到缓解。而反观中国, 受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 出口下降, 并进一步引发了实体经济的衰退, 投资和消费的下降导致人们的交易性货币需求下降, 从而大量的多于货币涌入资本市场, 加之国际热钱的流入, 使得中国的通货膨胀显示出流动性过剩, 这也加速激化了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比如2012年10月份的香港恒生指数的暴涨、黄金白银价格大涨、糖高宗和蒜高宗的出现以及房地产价格的新一轮大幅增长。这样就会出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背离的情形, 实体经济面临的是通货紧缩而虚拟经济则面临通货膨胀。面临此种情形, 单纯如里根政府一样实行货币紧缩政策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一, 投资通过利率的传导机制在中国国情下显得不是很适用。过去的计划经济年代, 投资处于政府的计划调控范围之内, 是很少考虑利率的。改革开放后, 大型国企的流动性充裕, 进行投资时很少考虑利率因素, 而非国企却不能有效地融资, 对利率虽然敏感, 但是贷不到款也就无从说起了。换句话说, 在中国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接近于零。第二, 中国的自发型支出乘数可能很小, 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情况。以实际国情来看, 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问题在于:首先, 城乡分割与地区发展失衡导致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其次, 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小型化, 导致家庭保障功能急剧弱化, 对社会保障服务的需求骤然提升。同时, 人口流动速率在加快, 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提出了更为复杂的现实要求。再次, 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与就业形式多样化, 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构成了重大挑战。况且, 我国还将长期处于从农业社会向成熟的工业社会发展的动态进程之中, 差距、流动、分化等将构成这一进程中的特有现象, 这无疑会直接增加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艰巨性。

另一方面, 就财政政策而言。由于美国的货币市场化体制比较健全, 货币政策的效应较为明显, 加上美联储有着良好的独立性, 所以美国的货币财政政策组合偏向于货币政策。而中国恰恰相反, 中国的宏观调控以财政政策为侧重点。究其原因大致分为以下三点。首先, 中国的结构性问题突出, 财政政策有利于调整结构, 有较强的针对性;其次, 中国财政政策运用的空间较大。截止2008年底, 我国国债占GDP的比重只有17%, 而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却高达72.4%。一般来说, 国债占GDP的比重在60%以内属于安全范围, 相比较而言, 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国债手段促进经济增长和民生的改善。最后, 中国是高储蓄率国家, 通过发行国债可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

三、中美政府供给管理政策的比较评析

对比中美政府的供给管理政策, 我们可以发现:在宏观经济形势方面, 美国政府的供给管理政策为美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动力, 我国在产业机构升级的今天, 以供给管理政策促进生产效率的全面提高是可行和必要的;在具体的政策适用性上, 美国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作用影响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国情。因此, 我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上应该结合我国国情做具体的调整, 使得供给管理政策能够适用于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现实。

参考文献

[1]方福前.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刘伟, 苏剑.供给管理与我国现阶段的宏观调控[J].经济研究, 2007 (2)

中美民航安全管理比较 篇2

1963年后，我国财务理论界打破了原苏联财务理论框架，以“企业资金运动论”代替了“货币关系论”，之后又提出了“价值分配论”、“财富事务及生产关系论”。改革开放后又提出了“财务职能论”、“本金投入及收益论”、“所有者———经营者财务论”等。我国过去探讨财务管理理论一直是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认为财务管理分为宏观财务和微观财务两个层次，并把微观财务纳入宏观财务体系，以财政职能替代财务职能。由于长期“政企不分”的“二元经济结构”，使企业过度依赖财政，造成企业责任不清，效益低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我国借鉴西方财务理论，确立了企业财务管理的主体地位，逐渐实现宏观财务与微观财务的分离。

美国财务管理思想来自于西方微观经济学，产生于企业，服务于企业。美国对财务也有不同的定义，主要有：“企业是一个现金流程的体系，财务是关于现金流的管理”、“财务就是核资、筹资和投资”、“财务就是如何使一笔当前的定量现金转变为一笔未来的(或许是)不定量现金的研究”等。但总的说来，美国的财务都是指企业财务，财务管理以资金管理为中心，以经济求利原则为基础，着重研究企业当局如何进行财务决策，怎样才能使企业的价值或股东财富最大化。美国财务管理与公共财政完全分离，是一种实效性的企业财务，属于企业经济范畴。

二、中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比较

财务管理目标决定着财务管理的发展方向及其运用的技术方法，因而确立财务管理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美国企业财务目标有3种主要的观点：利润最大化、每股收益最大化和股东财富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没有考虑利润取得时间及取得的利润与投入资本的关系，每股收益最大化没有反映风险，而股东财富最大化则充分考虑企业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目前和未来的营业盈利能力、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等因素，成为目前美国最流行的观点。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经历了3个阶段：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产值最大化、经济体制改革后一段时期的利润最大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增值最大化及企业价值最大化。前两个阶段的财务目标都与国家对企业的考核指标相联系，是为国家服务型的财务目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企业拥有自主的财权，要求企业财务目标为企业服务，转化为资本增值最大化及企业价值最大化。

中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上的差异来源于企业理财主体的不同，而企业理财主体的不同是由于企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企业要对投资者负责，企业必须以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为目标。美国企业最重要的组织形式———股份公司，其目标就是股东得到最大限度的财富。而公司股票的市价汇集了所有市场参与者对该公司经营的评价，代表了股东的财富。所以，美国企业财务管理以追求股价提高为目标。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企业不仅与投资者有着利益关系，而且还与债权人、往来客户、国家有关政府部门、内部职工等其他利益主体有着利益关系。国家既是主要投资者，又是社会财富管理者，必然对企业财务管理有着很大的影响。因而，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既要反映企业所有者的利益，还要兼顾其他主体的利益并服从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因而，股东财富最大化并不是我国企业理财的合理目标。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定位为企业价值最大化。考虑到该指标相对难于量化，当前企业的考核指标可选择资本增值最大化。

三、中美企业财务管理观念比较

美国企业财务面向的是一个开放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投资市场，评价股东财富最主要的指标———股价也是由市场决定的，因而，美国企业的财务管理是一种以外向型为主的财务管理。经过上百年的历史选择，美国财务管理形成了整体、动态和发展的理财观念。表现在财务管理内容上就是：进行全面的资本预算、现金预算；强调资金筹措的经济性、营运资金管理的高效性；重视投资项目的现金流量分析和风险评价；利用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财务分析；注重最优股利政策的决策等。为提高财务决策的科学性，美国企业在财务管理中，较多地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和数量分析方法。

我国长期形成的是局部、静态的理财观念，追求时期和时效性，常表现为短期行为。改革前，我国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在这种有责(实际上也不明确)、无权、少利(或根本无利)的管理体制下，一个企业的经济关系只向上级负责。这样，财务管理不重要，是名不符实的财务管理。长期的财务实践使人们对理财观念很淡薄。1993年实施“两则”后，我国虽从名义上要求改变旧的模式，也完成了一些核算方法和机构上的改革，但改革更重要的是观念的更新。如果我们不改变观念，即使同样运用西方先进的财务管理技术，仍然没有效果。而观念的更新比起核算方法和模式的改革更为困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管理越来越以财务管理为中心，企业必须在理财观念上确立财务主体观念、市场观念、资金时间价值观念、风险———收益对等观念、机会成本观念、依法理财观念等。

四、中美资本制度比较

资本制度是国家围绕资本的筹集、管理以及所有者的责、权、利等方面所作的法律规范，在我国《企业财务通则》中称为“资本金制度”。

资本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必要条件，为了企业的稳定与发展，各国都从制度上对企业的资本金予以保护。在资本金的确定上，目前世界上流行的办法主要有实现资本制、授权资本制和折衷资本制3种。美国实行的是授权资本制，规定企业设立时必须确定注册资本总额。在收到第一期投资额，并且达到一定比例者，企业即可成立，其余部分可委托企业董事会等在企业成立后继续筹集，允许实收资本与注册资本不一致。授权资本制可以弥补法定资本制要求设立时一次缴足资本的缺陷。我国1993年颁布实施的《企业财务通则》才确定以资本金制度为核心的新的资金筹集制，随后颁布的《公司法》作出了详细规定。《企业财务通则》规定，设立企业必须有法定的资本金，资本金指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注册资金。《公司法》规定了法定资本金的数额，即企业设立时所必须具备的资本金的最低限额。同时，在《工业企业财务制度》中又规定，资本金可以一次或分期筹集。根据上述规定，我国企业在登记时的实收资本可以和注册资本不一致，但最终企业的实收资本与注册资本是一致的。显然，我国采用的是折衷授权制，是在吸取了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的优点的基础上形成的，既遵循资本的最低原则，有利于鼓励企业财务公开，便利投资；又对资本最低限额作出规定，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等的利益，保持企业和社会经济的稳定。

五、中美企业外部筹资模式比较

资金筹集是企业资金运动和理财的起点。企业筹资的多少决定了生产经营规模和发展速度，制约着资金的投入、运用，最终影响资金的分配。企业资金来源包括内部来源和外部来源。内部来源就是企业留存收益，取决于企业实现的利润和支付给股东的股利，通过留存收益筹得的资本是有限的。企业为更大发展，要更多地通过股票、债券、借款等外部来源筹集资金。企业外部融资一般有两种模式：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美国企业外部融资模式表现为：主要依靠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外部资金。采取的方式主要包括：上市运作、债券、企业间的并购、可转换债券和杠杆收购等。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银行法律限制金融业务交叉经营、将银行业与证券业相分离、对利率进行严格管制、设置单一制的银行等，使银行筹资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很难满足企业巨额的资金需求。

美国的资本市场比较发达，资金量大，操作方便快捷，形成美国企业以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为辅的融资模式。我国企业外部融资模式从历史上看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企业惟一的融资渠道是依靠国家财政，企业外部融资模式是财政主导型。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居民收入显著提高。但是，我国的证券市场规模很小，主要是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居民个人的投资选择较少。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也有限，主要依赖银行贷款。这就造成我国企业外部融资采取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模式。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企业直接融资的比例必将越来越高，并逐渐形成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互结合的模式，以充分发挥两种融资方式间的互补性。

六、中美企业收益分配政策比较

在现代资本制度下，为实现资本保全，各国都通过法律形式约束企业收益分配。目前关于企业留存收益的分配，国际上并存着两种惯例，即提取盈余公积和分拨留存收益。我国企业的利润分配制度先后经历了一个利润全部上缴、企业基金制度、利润留成制度、两步利改税、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曲折演变过程。

1993年颁布实施《企业财务通则》后，才确定采用提取盈余公积的办法。企业利润分配只能按政府规定的顺序、比例先提取10%的法定公积金，直至积累到注册资本的50%为止；同时还要提取5%～10%的法定公益金；而后，经股东大会等决定可提取一定比例的任意公积金；最后才可进行股利分配。提留的盈余公积将长期积累在企业内。

在这种收益分配政策下，企业的自主权很少，但可把更多的财力长期留存在企业内，这是与我国的会计实践以企业利益为导向以及企业所持有的长期经营观点相适应的。美国采用的是分拨留存收益政策，不但没有要求提留法定公积，而且不允许企业提留可用于任何目的的任意公积，并在税法中对留存收益的最高积累率作出规定，以防止企业为股东避税。对留存收益的分配，只采用可以为特定目的或用途在一定期限内拨留一部分，不作为可供分配股利的留存收益，在这一特定目的或用途可以取消时，就可以把它转回未分拨的留存收益，而不是象提留的盈余公积那样长期留存在企业内。

中美民航安全管理比较 篇3

目前，进口食品市场和进口食品贸易大约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与进口食品有关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日益增加。2008年12月15日《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了爱尔兰产的猪肉中二恶英含量超标200倍的事件，该批猪肉当时已销往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8年12月，我国上海、四川等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在入境口岸例行检查中，从多种欧洲输华食品中相继检出质量安全问题，包括：意大利白兰地酒甲醇超标、英国调味酱山梨酸超标、荷兰大豆蛋白粉检出转基因成分、西班牙奶制品苯甲酸超标等。如何维护和加强我国进口食品安全管理必须给予足够重视。本文采用比较分析法，在深入分析美国进口食品安全管理发展和成就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进口食品安全管理现状和问题，尝试提出完善我国进口食品安全管理的方法和建议。

一、近年来美国加强进口食品安全管理的主要举措

（一）FDA的《食品保护计划》和2009年《美国食品安全加强法案》

2007年11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推出了《食品保护计划：国家食品供应综合保护战略》。该计划从保护国家食品供应安全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食品安全和食品防护监管的新举措和构思，具体包括加强对境外食品企业的监管职能，考虑认可高资质的第三方食品检查机构，计划对高风险企业货物要求提供进口电子证书，拟提高对不合格企业和产品复检和查验的收费标准等。2009年美国又通过了《2009年食品安全加强法案》和2007年的《食品保护计划》相比，该法案有以下变化：

1.提高了FDA的权限。包括给予FDA制定农产品和其他特定初级农产品生产和安全标准的权利，强制回收受污染食品、扣留不安全食品、限制或禁止来自某个地区的不安全食品流通，以及就可能违规情况索取相关数据等新权限，甚至要求FDA应发展一套能够完善追查食物污染来源的追溯系统。在进口食品方面，从预防角度提出，FDA被赋予制订适用于食品进口的相关指导原则；从干预角度提出，FDA要干预加强食源性疾病监测系统、在州以及地方层面上提升食品安全和防护能力；从反应角度，强调了行政扣留、禁止或限制食品移运的授权、行政处罚、民事处罚等措施以及不适当的入境申报食品有关信息的提交不正确或不完整、未能提交禁止进口等。

2.对食品生产、加工制造和贸易企业管理更加严格。包括：（1）修正厂商登记制度。要求所有在美国营运的食品加工商、进口商以及其它食品相关企业，必须每年就其食品加工工厂、仓库等设施向FDA注册登记，且每处设施每年必须缴付500美元的注册费，进口商注册后会取得唯一的识别码。FDA部长可以专设国外检查人员专门检查国外的食品设施。（2）增加设施查验次数。要求被列为高风险的企业必须至少每6至12个月接受FDA一次检查，而低风险设施则可每18个月至3年内随机抽查一次。（3）要求厂商建立详细的食品安全计划。对于进口到美国的食品，需达到与国内食品生产者相同之标准，且进口商与每个境外加工和包装设备必须经过认证与定期检查，倘若相关设施之厂商或国家拒绝或阻碍FDA进行检查工作，则FDA将有权禁止该厂商或国家任何工厂或仓库之生产、加工、包装或存放食品进入美国。此外，在食品进口方面，自法案公布三年后出口到美国的特定食品，或者具备FDA部长所要求的美国认可发证机构颁发的进口货物证书，或者提供其认可的机构或部门关于出口美国的食品安全性声明文件。该法案还要求原产地标示，所有加工食品必须标示最后加工国家之名称，而所有非加工食品必须标示其原产地。只要FDA有理由相信某种食品是掺杂、错误标签的，就可以对食品进行行政扣留，扣留最长期限从30天增加到60天。

（二）美国进口食品安全管理方法技术的发展情况

1.进口食品预申报和入境要求。2002年公布的《公共卫生安全与生物恐怖预防应对法》（反生物恐怖法），要求从2003年12月12日起进口到美国的食品须向FDA进行预申报。现在则要求这些预申报信息在进口食品抵达美国之前提供，FDA将使用提前获得的信息去审查、评估、评价这些资料，并且决定是否检查这些进口食品。进口食品入境时食品进口商或代理商必须向美国海关服务部提交货物拟入境通知并缴纳入境货物保证金。FDA与海关关于入境货物密切合作，海关会把入境货物信息通知FDA，FDA可以决定入境货物是否抽检。进口食品预申报的时间为在进口食品到达之前5日之内，以电子方式接收并确认预申报信息。适用预申报制度的食品在美国FDA进口食品预申报最终法规（暂行）中有规定，包括在美国使用、储存或者分销，并且包括礼品、贸易样品和质量保证／质量控制样品，以及通过美国转口到另一国家的食品，进一步出口的食品，在美国国外贸易区使用的食品。进口或拟进口的食品如果预申报信息不完整，将被拒收，并被扣留在港口或安全的仓库。

2.FDA强化对进口食品的检测手段。2009年以前FDA运用OASIS（进口支持与操作系统）与美国海关合作，提供进口产品及进口地点等数据，并提供有关进口的相符性行为的信息。FDA要求进口商对进口产品是否在HACCP体系下生产和是否符合美国的标准进行验证，如果OASIS显示进口商没有验证批准文件，则需要进行屏幕审查，FDA将决定进口放行前是否进行抽样或审查验证证明，在这种情况下，FDA将增加抽样及审查的密度。2010年4月，FDA正式采用新的电子筛查系统保障进口食品安全。该系统称作“规范进口货物动态风险评估预测系统（Predictive Risk-Based Evaluation for Dynamic Import Compliance Targeting:简称PREDICT系统）”。PREDICT系统会自动对FDA几百个数据库中的现有数据进行风险筛查，为相关进口货物的“自动放行”或“扣留、抽样检测”决策提供参考建议。进口食品筛查系统同时会考虑风险结构及其他相关因素。

3.在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和评估模型技术基础上制定食品标准。美国近年来比较关注食品微生物病原菌有关的风险分析，并且建立了首例食品微生物风险评价模型，即蛋和蛋制品中沙门氏菌的风险分析。美国还正在开展各种即食食品中的李氏杆菌的风险分析。在风险评估模型应用方面，目前美国有随机人群暴露剂量系统（SHEDS）、膳食暴露评价模型（DEEM）、累计总量风险评估系统（CARES）等。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和评估有助于提高包括进口食品在内的食品安全事前管理。

二、我国进口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主要问题

近几年国内连续出现的瘦肉精、苏丹红、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事故，直接导致了消费者对国产食品的信任感降低，在我国东南沿海省份的主要大城市出现进口食品增加，随之而来被检出不合格的进口食品批次增加。2009年我国《食品安全法》出台，第六章为食品进出口部分。2010年7月，国家质检总局又起草了《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涉及进口食品管理的主要有：（1）第4条规定，对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实施注册管理、对向中国境内出口食品的出口商或者代理商实施备案管理，对进出口食品实施分类管理，对进出口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诚信管理；（2）第11条规定，对进口的高风险食品实行指定口岸入境；（3）第20条规定，进口食品的收货人应当建立食品进口和销售记录制度；（4）第21条规定，质检总局对进口食品实行风险监测制度，组织制定和实施年度进口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和美国相比，我国在进口食品安全管理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一）进口食品安全法规出台晚，有待进一步健全

美国的《2009年食品安全加强法案》是对《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的修订。该法案条款规定得非常细致，分别从预防、干预、反应三大部分阐述食品安全问题，并且对条款涉及的基本概念作了严格界定，同时指出了新法案对原来所做出的具体修订细节。我国2009年《食品安全法》强调了加强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的指导思想，但在具体操作和执行方面还需要更多的法规来配套。

（二）进口食品安全管理操作中信息沟通有待改进

就进口食品安全管理而言，美国FDA非常注重与海关的合作。为实现此目标，投入资源开发各类进口支持与操作系统，促进进口食品安全管理各部门的信息沟通与交流，从而获得快速反应能力和科学的决策结果。在促进进口食品信息共享和交流方面，美国政府积极支持并鼓励企业等机构进行投资。2010年6月，包括NSI公司（Natural Selection,Inc.）全体员工在内的企业项目发展团体因其在美国PREDICT系统开发中所做的贡献而赢得了“2010年FDA荣誉奖”。我国进口食品检验检疫信息目前主要在检验检疫部门内部以及检验检疫部门与食品相关企业之间传递，进境不合格食品信息会定期公布，但检验检疫部门与海关之间除了商检证书外，其他方面的信息共享有限，进口食品监管的电子信息化程度较低，监管效率较低。

（三）缺乏对进口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评估

2009年 11月，HKTDC（香港贸发局）发布了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GAO）介绍美国进口食品安全机制改进的文章。文中，GAO一方面肯定了CBP（美国海关边防总署）、FDA和FSIS（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这些机构在确保美国进口食品安全所做出的成绩，另一方面还指出了这些机构监管中的不足，如CBP的进口监测信息不能及时传递给FDA和FSIS，FDA限制了确保食品进口商遵从其监管一致性的权威，CBP和FDA仍不能用单一的代号来识别进口商，CBP面临未完税食品管理的挑战，FDA的信息共享有限等。而我国尚没有这样的评价机制。如何来评价我国进口食品安全机制的有效性及不足值得我们有关部门思考。

（四）进口食品口岸检验检疫工作有待完善

以水产品进口为例。在美国联邦法规21 CFR Part123中规定了进口水产品的特殊要求进口商进口水产品必须具备以下二者其一：一是所进口的水产品是来自与FDA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MOU）或类似协议的国家；二是拥有且实施了书面的验证程序，以确保进口到美国的水产品按其规定所要求的程序进行加工。中国水产品企业必须首先通过国家检验检疫机构的评审，取得输美水产品HACCP验证证书，并经美国FDA备案后，才能进入美国市场。我国水产品的进出口检验，主要依据卫生部颁布的《进出境水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经检验合格的进境水产品必须取得《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检验检疫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对样品进行感官、理化、微生物实验室检测，并根据进境水产品的风险程度确定具体的检测项目。口岸管理方面的差异可通过两国同期的限制食品进口的原因比较体现出来。

对上述数据比较，我们能发现，仅水产品一项，美国进口水产品的检测项目、监管内容要比我国进口水产品多，而且“进口程序不符合规定”已成为进口食品不合格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进口食品检验检疫的项目和要求方面，我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提升检测技术等。

三、强化我国进口食品安全管理的措施

第一，完善进口食品管理法规。国际食品贸易的发展使得一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可能威胁到其他国家国民的健康，而进口食品的安全则直接影响我国的国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于保障进口安全的超高食品标准以及检验检疫措施和程序等各种因素更多地体现在本国的国内法律法规中，并向其他贸易伙伴国通报。这种做法在许多国家存在。为此，我国也要强化有关进出口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包括在科学的风险分析与评估技术基础上修改和颁布进口食品安全标准，强化进出口检验检疫法规等，以确保进口食品安全。

第二，加强对进口食品相关企业的管理。最重要的是要实施进口食品风险分析制度，对存在动植物疫情传播风险的进口动植物源性食品实施检疫审批制度，进口食品收货人如实登记货物流向，确保在发生不合格情况时可追溯、可召回；实行标签明示制度；所有被检出不合格的进口食品均依法作销毁、退货、标签整改、除害、改变用途等处理，确保进入消费市场的进口食品质量安全；严厉打击非法进口。国家质检总局与海关总署建立关检合作机制，联合打击非法进口食品行为。

第三，加强进口食品信息化管理。尝试实行进口食品预申报制度，加强进口食品的筛查工作。在进口食品管理方面，目前我们很多进口食品信息处理通过分散的方式进行，直接影响到对进口食品处理方式决策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所以有必要加大对进口食品筛查系统研究与开发的投资，积极推进进口食品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

第四，推进食品安全认证制度。美国《2009年食品安全加强法案》中已经涉及了要求进口食品取得美国认可的机构签发的进口食品证书或或出口国出具的食品安全性声明。目前，国内官方之间的证书相互认可工作正在推进中，今后还应逐步推进民间的或第三方机构食品安全认证的发展。

中美工商企业管理文化比较研究 篇4

一、中美传统文化的主要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中国文化发展取向是重群体、重道德、重实用;同时又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宗法制度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重伦理、倡导道德至上;重和谐与统一;重实际、追求稳定;重理性与人文教养。讲究以自然之和谐为真, 以人际之和谐为善, 以天人之和谐为美。美国文化是在古代希腊文化和犹太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具有强烈的自主性和个人主义体验, 发展取向侧重个体、重科学、重思辨, 是平民为主体的商业社会文化和市民社会文化, 体现了社会互动中的平等和民主模式。因此, 这两类不同性质的文化系统存在巨大差异。不同文化体系下所产生的企业文化必然有着很大的差异。企业文化是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的现实反映。因此, 也产生了不同的东、西方企业管理文化。

二、中美工商企业管理文化的异同表现

首先, 中美工商企业管理文化中决策方式的异同。决策与思维模式方面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中国企业文化的适应性强、灵活性强, 计划性和程序化意识不强。在企业管理及处事中以情为重, 这种“因地制宜的”灵活在企业管理中常会出现忽略制度和条例管理的问题。即使执行正式的制度时正式制度的作用也被弱化, “人治”观念较强, 无论是奖还是罚, 弹性较大。美国企业文化的特点是“理性主义企业文化”, 强调逻辑主义原则, 以制度为基础, 企业和员工的关系主要靠“契约”, 而不是靠情感来维系。在企业管理及处事中讲究原则性, 尊重规则和秩序。但这种制度性模式的管理下也存在一些弊端, 例如, 繁复细致的规章制度会极大限制组织成员的潜力发挥, 将控制变得过于“硬性”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管理的效率。

其次, 中美工商企业管理文化中创新意识异同。冒险与创新正是美国优秀企业文化的突出特征之一。受到冒险精神的驱动, 美国企业更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美国成功的优秀企业都把不断创新视为企业的最高价值观。美利坚众合国培育了美国企业崇尚进取创新精神、敢于冒险的精神, 并渗透于美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把明天如何做得比今天好更好作为生活方式。这种冒险精神的产物就是风险投资和一大批高科技信息技术产业的迅速崛起。中国华夏土地上的农耕文明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社会决定了中国文化中的保守因素。使得中国的企业经营者比较追求稳定, 不易接受跳跃式的变革, 一般缺乏冒险意识和创新精神。

第三, 中美工商企业管理文化中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异同。中国企业文化强调集体主义, 家族整体意识特别强烈, 提倡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与不可分割。强调员工的集体荣誉感, 强调整体目标和利益高于个人, 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 个人应该无条件的服从整体, “牺牲小我, 成全大我”, 以集体利益为重。天赋人权形成了美国文化强调个体、重视个体的特点。因此, 美国企业文化强调个体主义。在员工管理和员工关系方面更加注重对员工个人的尊重, 尊重个人的价值, 强调个体目标、个人独立。管理理念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平等, 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首先考虑的正当的个人利益。员工是企业的主人, 赋予员工自主权注重个人的发展与成就感, 通过个人的创造来推动企业的整体发展。

三、几点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出中美工商企业管理文化存在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冒险创新、决策方式等几个方面存在差异。中美工商企业管理文化比较研究对于企业经营和经济建设中更好地重视、发挥企业文化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启示如下:首先, 客观看待差异。要把文化差异看成是一种优势而不是一种劣势。要根据这种客观存在的主要差异, 在识别和客观评定各方的基础上提炼出各自的文化要素, 并协调和创新。其次, 合作与沟通。跨文化企业要加强不同文化背景员工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提高企业员工对文化的鉴别和适应能力, 不断同化和组织新的信息、新的资源、新的变化, 使员工的思想和行为同企业的经营业务和宗旨保持新的一致, 并以此对原有的文化进行系统融合的基础上塑造出一种更适应的新文化, 从而增强公司的整体经营能力。第三, 随着企业的发展阶段、市场行业以及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 企业文化也应不断发展, 应不断提升企业文化, 建立一种反映时代精神的企业文化。各企业要对现存企业文化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价, 根据自身发展阶段适时更新, 继承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 同时必须摒弃旧的观念并建立反映新的时代精神的企业文化, 逐渐形成自身的特色企业文化。

摘要：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不断的走向世界, 在相互的发展合作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文化冲突问题。因此, 本文主要在分析中、美传统文化的主要差异的基础上, 阐述了中美工商企业管理文化的异同表现, 并得出几点启示。以期能对中美工商企业管理文化建设具有实践参考价值。

关键词：工商企业,管理文化,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徐莉莉.跨国企业文化的差异分析与研究[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 17 (2) :20-22.

[2]张藕香, 章喜为.并购企业文化整合研究综述[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4 (3) :39-42.

中美高校后勤服务与管理模式比较 篇5

美国高校后勤服务多元化及管理特点

美国高校拥有强大的独立自主权。除了州立大学和一些社区学院、企业所办的大学以外，很多高校拥有充分的独立自主权，能够自负盈亏。这种独立自主权使得美国高校的后勤服务管理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模式和特色。

校内宿舍。这是美国私立高校中很常见的学生宿舍形式。校内宿舍的配套设施比较齐全，一般配有卧室、盥洗室、洗衣间和厨房等。校内宿舍条件非常优越。

校内外公寓。其中校内公寓是提供给高校已婚的学生、留学生、研究生以及教职工居住的。而校外公寓没有限制，付租金者即可入住。这些校内外公寓的所有权有的归高校所属，有的只是高校范围之内的建筑，学校并没有产权。

校外寄宿公寓。多数校外寄宿公寓的产权并非学校所有，而是由私人服务类的公司开办经营，用来满足不同学生的住宿需求。这样的公寓配备有主要的家庭生活品、家具和家电等，可以按照学生的需求来增添设备。

私人家庭。美国高校学生还可以租住在学校附近的居民家庭。有不少家庭愿意将自己的房子全部或部分出租给高校的学生。其中部分出租占有相当一部分比例，这些家庭成员认为高校学生既素质高，背景又单纯。有的家庭甚至可以让住宿的高校生通过打扫家庭卫生来折减一部分或者全部的租金。

美国大学里的餐厅和食堂经营方式主要分为校方经营和承包给外人经营两种。餐厅和食堂里有很多高校学生兼职打工。美国高校的餐厅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主要的有快餐厅、自主餐厅和一般餐厅。高校餐厅是多功能性的，既可以服务学生就餐，又可以成为各专业学生讨论和交流的场所。比如耶鲁大学，餐厅并不单是用来就餐的，还是学生进行学术研讨的场所，这也是耶鲁大学的特色之一。美国高校的餐厅也使得高校有限的设施被赋予了多种功能，从而拥有较高的利用效率。还有一些餐厅像校外餐厅一样，教职工和学生可以点菜招待客人。除此之外，如酒吧、咖啡屋、露天广场这些非正规的休闲场所，也是大学生的就餐之地。

除了服务多元化之外，美国高校后勤管理模式同样灵活多样。其中最主要的三类为：学校直接参与型、专门机构负责型、学校与专门机构共同管理型。

学校直接参与型 由学校专门组建后勤服务管理机构，高校直接参与后勤管理工作。一般学校会建立以校长为主的专门负责管理学校后勤机构的组织，除负责教学任务的副校长外，其他的副校长都负责后勤的各项管理实务。有的是高校委派若干名行政人员专门管理，有的是学校直接管理，有的是学校吸纳社会第三产业来管理，有的是以学校管理为主，兼纳第三产业介入。高校通过竞标方式吸引校外服务机构，来协助学校满足学生对后勤服务的要求。高校与第三方签订操作性很强的协议条款，这不但有助于发生服务质量纠纷时，可以按照合同条款得到尽快解决，还有利于学校的监督。

专门机构负责型 高校不设有任何的管理机构，后勤服务事务完全脱离于高校运作，由相关的专门机构运营管理。专门机构可以自己直接创办后勤产业，也可以吸纳社会第三产业个体和组织参与其中。这是一种非营利的公益性质的社会团体组织，以经营学生公寓和学生食堂这两个方面为主，在不计较利润的前提下自主经营的机构。同时，接受政府给予的相应财政补贴。学生公寓、食堂及其附属服务设施均由政府公共资金投入，属于国家所有，具有服务范围相对特定、补贴对象明确、附属及保障设施齐全等特点。

学校与机构共同管理型 社会及其第三产业团体和个人参与高校后勤服务的程度很高，同时高校的后勤部门也有比较多的选择余地，只需要保留少数后勤行政管理人员。采取这种在高校引进社会力量参与高校后勤服务及运营的模式，既可以节约管理开支，又可以减少对后勤人员和设备维护保养的投入，还可以增加学校的盈利。同时也形成了竞争机构，提高了工作效率，创新了工作机制。

对我国高校后勤服务与管理改革的启示

我国高校后勤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与探索，逐渐形成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高校办学规律的高校后勤保障体系。以学生宿舍为例，既有高校直接修建、直接管理和收费的模式，也有引进企业投资修建、参与管理，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模式。通过改革，学校后勤运营和管理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食堂的硬件设施、饭菜质量和服务态度得到较大程度改善。然而从实践来看，我国高校后勤服务和管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发展。

推行具有现代企业制度所规定的法人性质的企业 通过不断提高高校后勤社会化的程度，要把高校的后勤工作纳入到市场体系中，改变中国传统的属于事业型的高校后勤服务企业模式。对于后勤的社会化问题，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后勤完全推给社会。在此方面，美国高校大多根据自己的校情、教学和科研管理需求来决定后勤工作社会化的程度。因此，我国高校应该按经济规律办事，按照国情和校情推进高校后勤的社会化进程。

进一步发挥政府在高校后勤社会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 例如推进高校后勤市场化改革，必然产生经济实体与学校本体的分离，学校便会失去一定的支配权力。而且后勤工作完全按照企业模式运行，必然会导致取消相应的福利服务，师生员工会产生不适应感。这种情况下，政府便有责任对改革的未来和定义进行宣传，针对师生员工开展广泛的思想动员工作。初期当改革遇到阻力的时候，政府也可以采用行政手段促进改革的进行。而后当高校后勤市场围墙打开后，高校后勤的经济利益将会受到市场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为确保学校能够正常运转，政府在经营上应给予高校必要的支持。这种支持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增加学校的预算金额，二是为教育服务的企业提供减税等优惠政策。

规范建设中国高校后勤的用人机制 中国和美国高校后勤服务与管理的差距集中体现在后勤员工的素质上。美国后勤员工一般具有较高的学历，通过市场化聘用机制进入后勤部门，如果不能胜任可以随时解雇；而中国有相当一批后勤员工是为了照顾教职员工家属而安排，并没有接受聘用考核，其能力和水平也良莠不齐。要改变这一现状，后勤部门新增的员工必须采取市场化的聘任与解聘机制。参考发达国家经验，后勤部门的领导不宜再实行行政任命，而是主要向社会招聘，建立科学合理的领导考核、任免机制和程序。

鼓励吸纳学生参与后勤服务和管理 高校后勤部门应多提供给大学生服务岗位。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另一方面可以为大学生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大学生应该在后勤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充分反映学生的需求和利益，增强后勤部门与学生间的沟通。

中美家族企业管理比较的研究 篇6

1 中、美国家族企业的发展与现状

1.1 美国家族企业的发展与现状

在工业化前,美国企业的社会和经济活动是统一的。家族与经济活动的结合都是普遍的。工业化后改变了经济结构的模式,特别是1840到1920年间,美国的家族企业经历了广泛的“经理革命”,工厂内的集中化、专业化、结构化的生产都需要资本和劳动力资源,这些超出了家族的范畴,业主逐渐把经营权交给社会经理人,用专业管理层替代了业主制,以实现企业的永续发展。工业时代组织上的非人性管理逐渐与在组织之间基于关系进行交易的人性化管理相融合。家族价值得以上升,家族企业从经济角度获得了尊重。经过多年风风雨雨,一些大型的美国家族企业显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并拥有着美国绝大部分财富。

1.2 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家文化传统,“家族主义”的倾向十分普遍,几千年的家文化传统对企业的组织和管理行为以及生命周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直到改革开放,中国家族企业才以个体私营企业为载体,在国有体制边缘重新艰难地萌生,并以不可阻挡之势,奇迹般地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家族企业经过20年的发展已完成了资本的最初积累,开始走向裂变的十字路口,面临成长的挑战。

2 中、美家族企业的比较

从中、美两国家族企业的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到美国许多家族企业能够经久不衰,家族企业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但同时,中国相当多的家族企业是短命的,少则2、3年,多则十几年就会垮掉,有的近百年的家族企业,最终也难逃“富不过三代”的厄运。究其原因,本文从多角度浅析中、美两国家族企业管理上的差异。

2.1 家族企业管理方式不同

2.1.1 企业实行的内部管理制度不同

中国家族企业还处在初级阶段,对企业实行的是家长权威制度的管理,企业的经营者表现出专权与教诲结合的家长集权式领导作风,公司大权集中在企业的几个高层管理者手中[1]。他们做出的决策一般无须经过民主讨论,要求下属对上司绝对服从,而在“大家庭”中员工们也形成了服从权威的观念。家族企业的内部管理是凭借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与企业内部其他成员之间存在的“亲情关系”。这种服从权威的观念和习惯被移植进家族企业中,形成了家族企业管理中的家长权威制度。

相比之下,美国的家族企业更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很多家族企业都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或家族理事会等组织和相应制度,逐渐向规范的现代公司制靠拢,引进合适的职业经理人,并充分发挥董事会以及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完善经理人的评价体系,做到对职业经理人充分信任和有效监督相结合。

2.1.2 家族企业的产权明晰程度不同

在中国家族企业中,所有权被家族牢牢控制并在家族内代代相传。随着所有权在家族中的传递,控制权也相应地在家族内传袭。家族企业产权制度的主要特征是股权高度集中在家族或企业主个人手中。这种现象可反映在中国家族企业研究课题组对广东、湖北、四川的家族企业的调查统计表(表一)中。

从表一可以看出,家族企业中个人独创和夫妻联手两种发起形式占所有企业的80%,说明中国家族企业中以一家为主体的家族企业占绝大多数。

而在美国家庭企业中,早就出现了“经理革命”,美国家族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对分离,家族成员拥有所有权,经营权交由有能力的家族成员或者非家族成员的专业人士支配。当企业发展稳定成熟之后,他们往往通过控股掌握公司控制权,日常经营管理交给职业经理去完成。

2.2 企业所采取的人才雇佣及激励机制不同

2.2.1 人才雇佣机制的差异

中国的家族企业家带有很强的中庸思想,在选择和任用方面,企业主们非常严格地坚持“惟才是用”原则,即在自己家族内部发现、培育、提拔人才。民营企业家虽是现代化股份制企业,但关键性高层大多还是由家族内部人员担任。

而美国家族企业中的“效率激励”秉持公平竞争的原则,在家族内外实行“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机制,经营者通过委托投票权控制企业,尽可能实现企业的利益最大化。

2.2.2 人才激励机制的不同

我国家族企业常常采用的是“道德激励”,虽然家族企业制定了一定的工资类别等级,但职工工资上升,缺乏激励性,对职工的业绩考评,情高于法,激励作用荡然无存。

美国家族企业比我国更注重不断地完善企业激励雇员、留住人才的激励机制。企业给雇员的工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逐年变化。同一职位都有上限下限的幅度工资。刚进入同一职位的人,都处于下限工资水平,每年有所上升,但升幅不一定相同。这就不断地激励雇员向价值高的职位挑战。

2.3 文化的差异对企业管理产生影响的程度不同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家族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社会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有许多东西根深蒂固,而这些东西必然影响到经济。中国的家族企业缺乏生命力,不放心把对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开,很多家族企业更多的是将自己的企业留给一些没能力的后人,使得企业主在家族企业的发展中缩手缩脚。

而美国的传统家族文化更适应现代化的发展,他们渐渐克服了一些原始的文化血缘,引进更科学的“经理人管理”制度管理企业,把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很好地分开,这样既能够保证家族的利益,也可以促使企业在历史潮流中不被冲倒。

2.4 企业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同

从一开始,中美走的就是两条不同制度的道路,美国家族企业治理之所以顺畅并影响巨大,除先天的成长优势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良好的法制环境、私有财产受到宪法的明确保护。完备的法律体系简化了交易程序,节约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管理效率。社会主义中国敢于打破理论的框框,走出自己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给民营家族企业开辟了长远广阔的发展空间。

3 中、美家族企业比较研究的启示

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家族企业进一步发展问题已摆在我们面前,当代中国的情况非常类似当年的美国,美国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3.1 中国家族企业方面

3.1.1 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缺乏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是中国现代家族企业的软肋,中国家族企业必须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实践证明,现代家族企业制度管理模式是一种完善的企业管理模式,而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形式。通过建立决策层、管理层、经营层三层分立的治理结构,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安全性[3]。同时,企业通过公司制能够拓展多元化的融资,例如通过上市,成为公众公司,可以从资本市场获得充裕的资金支持和有效的监督,为企业发展创造外部条件。中国家族企业制度现代化的方向就是建立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及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

3.1.2 产权明晰,实现产权结构合理化

中国家族企业应向美国家族企业一样通过成立股东会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家族企业一方面要在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的框架下逐步实现与公有产权分离,又要逐步实现企业产权与企业家或家族财产的分离,为引入家族外部投资、鼓励人才以技术和管理才能入股、实现企业形态的进一步转变创造条件。

3.1.3 实行科学的人才雇佣和管理机制

建立科学的人才雇佣和管理机制,一方面中国的家族企业要引进合适的职业经理人,建立高层经理人员开放竞争、择优录用的机制,并充分发挥董事会及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完善经理人评价体系,使优秀的非家族成员能够充分发挥经营管理的才能;另一方面要开展多种激励手段,有意识强化“自己人”与“外人”在职位、薪金上公平竞争,不吝啬对“外人”的加薪与激励。淡化家族企业的管理弊端,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与活力,使家族企业形成开放的、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

3.1.4 构建现代化的企业文化

抛弃家族伦理中非理性的血缘、亲缘观念,逐步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业缘、事缘、事业缘等理念,形成合理的企业文化新概念,在管理职位及核心岗位上尽量减少家族人员的使用份额;在决策及执行中尽量减少来自家族成员的干扰等家族企业管理弊端。要在外部强化家族企业文化特征,在企业外加强参与进企业中的家族成员的督促与监管。

3.1.5 完善企业的决策机制

建立现代公司制度的家族企业,应尽量完善企业的决策机制,充分发挥其监督管理职能。首先,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之间的有效制衡机制,发挥董事会和监事会对职业经理的约束作用。其次,完善股东大会的相关制度,有助于维护大多数股东的权益,真正落实出资人权益。再次,完善董事会的相关制度,强化董事的责任与义务,充分发挥决策和监督的职能。董事会作为公司的中枢决策机构,其决策公正与否及理性程度,对中小股东以及公司发展的影响极大[4]。最后,应完善监事会的相关制度。监事会的监督是否到位,对于董事会、经理机构的运作关系极大。

3.2 政府和国家方面

首先,在国家大力倡导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大政方针下,积极推进全民族的信用制度建设,要建立完备的产权制度并大力推进职业经理人的培养制度,为各类职业经理人和企业的守信提供社会基础。其次,扩大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形成通畅的信息传导机制,使公民、企业、政府的守信状况为公众及时了解。再次,应明确政府的监管部门及其监管职能以及监管部门的监督处罚权力和职责;建立成体系制度化的监管制度,避免“运动式”的监管方式。最后,普及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文化意识。大力普及信用文化,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文化环境等。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中华民族的信用状况将得到彻底的扭转,中国家族企业将实现向现代家族企业制度管理模式的演变。

4 结束语

本文从中、美两国家族企业管理方式、传统文化、国家经济制度的不同等方面浅析中美家族企业管理上的差异,发现中国家族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产权制度和企业人才管理等方面还有许多的不足,但中国家族企业也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地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排斥家族企业,夫妻店、兄弟公司将会在我国长期存在。我们相信只要中国家族企业能够处理好相关问题,打破企业再发展的坚冰,进行现代化管理,努力适应当代经济环境,就一定能够像沃尔玛等国外知名家族企业一样走向世界,家业永续。

参考文献

[1]“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六)[EB/OL].htpp://finance.sina.com.cn/g/20030221/1611313138.shtml.2003,2.

[2]晁代刚.中国家族企业持续发展策略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5.

[3]余向前.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制度创新[J].学术月刊,2007,(03):94-99.

中美新化学物质管理制度的比较 篇7

1 美国新化学物质管理体系介绍

1.1 实施机构

美国依据1976年颁布的《有毒物质控制法》(TSCA)实施化学品管理,该法对化学品生命周期进行全过程管理,其中第五部分是美国实施新化学物质管理的依据。TSCA赋予美国环保署(EPA)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和人体伤害的化学物质进行限制或禁止使用等措施的权力,同时赋予EPA执行法规所需的检查权,包括对生产或进口新化学物质的企业、研究机构、测试机构的检查。EPA污染预防和有毒物质办公室(OPPT)负责新化学物质登记制度的实施。EPA法规实施和执行办公室(OECA)及地方办公室负责TSCA符合性检查和强制执行[1]。

1.2 管理原则

美国新化学物质管理机构较少运用“预警原则”。在识别和预测化学物质的风险时,没有建立明确“未知风险”的标准,而是基于科学的手段和方法获取新化学物质对环境或人体的危害性证据以预测其潜在风险。EPA对化学物质进行管制时基于安全标准的健康数据进行风险评价,然后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管制措施(见美国参议院环境与公共事务委员会于2006年7月31日公布的“《有毒物质控制法》陈述”)。

1.3 管理范围

美国颁布TSCA时,将TSCA作为填补物质管理漏洞的补漏制度,对其他法规已经管理的物质不要求重复管理,但也不能漏管。TSCA新化学物质管理活动涉及化学品的生产(含进口和提取)、加工、销售、使用和处置全过程,包括委托生产或委托加工,属于全过程控制。对于TSCA排除的新化学物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其他法规管理的化学品,如食品、食品添加剂、药品、化妆品、农药、兽药、烟草和烟草制品、放射性物质、军工产品、生命物质等其他法规管理的物质;另一类是TSCA规定排除的物质,如混合物、副产物、杂质、非分离中间体、物品等[2]。

1.4 申报种类

美国新化学物质生产前申报(PMN)分为“正常申报”、“系列申报”、“联合申报”、“上市销售测试豁免(TME)”、“低产量豁免(LVE)”、“低排放/低暴露(LoREX)豁免”等6种类型。

“正常申报”是指申报人用一份申报表申请一种新化学物质;“系列申报”是指将一系列结构或用途相似的化学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申报,但系列化学品的数量不能超过6种;“联合申报”是指申报人相互补充提供一份完整的资料,一般只是两个申报人申请一种或多种新化学物质;这3类申报的时限固定为90d。TME是指为上市试销而生产并且EPA认为预期的试销活动不会产生损害人体健康和环境的不合理风险的一种申请,该类申请的期限固定为45d,如果EPA在45d内没有完成对TME的审查,PMN提交人也不能自行进行生产或进口活动;LVE是指生产或进口10t以下化学品的制造商或进口商所进行的申报,审查期限固定为30d,该类申报的新化学物质在首次生产或进口后不需要提供商业进口或生产通告(NOC),同时该类申报物质也不能进入名录;LoREX是指对生产过程中低泄漏、低暴露的新化学物质免予PMN要求的申报,审查期限固定为30d。

在美国,不需EPA行政批准的申报种类有科学研究用物质申报、聚合物申报等。此外,美国还有一类较为特殊的申报,即“重要新用途申报(SNUN)”。该类申报在重要新用途规则(SNUR)下开展,可理解为将现有化学物质转化为新化学物质进行管理,是PMN管理的后续行动。申报人如果将已在名录中的化学物质用于EPA关注的新用途时,必须进行SNUN申报,提交PMN表格,按PMN的审查程序和收费规则实施,但不要求在实际活动开始后填写NOC。EPA会公布SNUR的物质和用途,以便于申报人进行判断是否申报。

1.5 新化学物质上市后的监督管理

1.5.1 后续管理

美国PMN申报不发登记证,如果EPA认为申报物质对环境和人体有潜在风险,会针对具体案例,在评审期结束前提出不同管制行动,在与企业商讨达到一致的基础上由企业实施。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或影响人体健康的物质,EPA可推迟批准其生产、使用,对认为可能有或将会有过高风险的化学品采取限制生产及使用数量或禁止其生产、使用等措施,对“确认”有过高风险的化学品采取禁止或限制生产、使用等措施[3]。

1.5.2 检查和执行

EPA总部和地方办公室对新化学物质的实际活动进行法规符合性检查,同时也可以委托地方或合同机构实施。检查申报人是否按申报书内容及与EPA达成一致的管制措施进行活动,检查范围包括与新化学物质相关的记录如运单记录、文件、过程参数、控制要求及设施设备等。在检查过程中,可传唤相关证人,以获取相关的证据和资料,如拒不服从管理或发现违规现象,均可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检查内容不应涉及公司的财物及商业机密,如数据资料、个人信息、科研及调研资料等,但如果检查通知中描述了检查这些资料的理由,也可对这些内容进行检查。

1.6 管理内容

1.6.1 化学物质名称确认

化学物质名称是认识物质和加强物质信息沟通的基础。新化学物质名称问题是美国PMN管理碰到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于化学物质名称不规范,延长了查询、确认化学物质名称的时间,进而影响了评审效率。EPA在PMN表格中规定了两种获取化学物质名称的方法,一是向美国化学文摘社(CAS)的名录专家委员会咨询,获取相应名称;二是向其他机构咨询。EPA有化学物质名称的最终决定权,如果EPA认为申报化学物质的实际名称与上述第一种方法获取的名称不一致,EPA会与CAS沟通,不影响评审时间;如果EPA认为申报化学物质的实际名称与上述第二种方法获取的名称不一致,EPA将认为是申报资料不完整,并停止评审直至申报人提供EPA认为正确的名称。

另外,当申报人要求化学物质标识名称保密时,需要提供其类名。EPA颁布了化学物质类名的规则,如果类名不合适,EPA可认为资料不完整,而停止下一步工作。

1.6.2 实验室管理

实验室是提供新化学物质申报数据的重要来源,EPA对化学物质测试实验室实行合格实验室(GLP)管理,EPA有专门负责检查化学品测试实验室是否符合GLP要求的机构。但实验室只要声明自己满足GLP要求即可为政府识别化学物质危害提供测试数据。EPA会据此数据对实验室进行强制执法检查,检查形式可分为常规检查和有因检查。

2 中国新化学物质管理体系介绍

2.1 实施机构

中国依据2003年颁布的《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17号令)实施新化学物质管理,这是一部实施新化学物质管理的专项法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17号令的实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作为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的受理单位参与新化学物质管理的相关工作,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地方环保部门负责新化学物质的检查和监督管理。

2.2 管理原则

中国新化学物质管理偏重于“预警原则”,假定申报化学物质“有危害性”,要求收集相关数据以证明其环境安全性,综合评估后决定是否采取措施进行管理。对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无危害性的化学品采取“疑者从重”原则进行管理。

2.3 管理范围

目前,中国新化学物质管理法规没有规定化学物质的定义。《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规定:对在申报时尚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或进口的化学物质都须进行管理。《新化学物质申报指南》(第一版)规定不需要申报的新化学物质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其他法规管理的化学品,如农药、兽药、医药、化妆品等;第二类,天然存在的物质,如天然聚合物、以各种方式从空气中提取的物质;第三类,特殊类别,如玻璃类、陶瓷类等;第四类,非商业目的或非有意生产的化学品,如杂质、副产物等。

2.4 申报种类

中国新化学物质申报分为一般申报、系列申报、联合申报、简化申报和免予申报5种类型。一般申报是指申报人单独提交一种新化学物质的申报;系列申报是指将一系列分子结构相似、用途相同或相近以及测试数据相近的新化学物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申报;联合申报是指不同申报人同时提供一份申报资料进行的申报;简化申报是指对已经存在于4个或4个以上其他国家或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现有化学物质名录中的化学物质进行的申报;免于申报是指需要满足以下一种或几种情形的申报:(1)以科学研究为目的,每年生产或进口的新化学物质质量不超过100 kg;(2)新化学物质单体含量低于2%的聚合物;(3)为了进行工艺研究、开发而生产或者进口新化学物质质量不超过1 000 kg,可以申请为期1年的免于申报,不予延续;(4)为了在中国境内用中国的供试生物进行新化学物质生态毒理学测试而进口的新化学物质测试试样。

2.5 新化学物质实际活动后的监督管理

中国新化学物质登记证中规定了其用途和核准量,申报人须按此要求开展活动,如果没有得到批准登记则申报人不能自行开展活动。对批准和实际行为发生的新化学物质,地方环保部门对新化学物质进行监督管理,真正“观察”这些新化学物质在实际活动中对环境的影响。结合“事前”生产或进口前申报登记和“事后”实际活动监督管理措施,实现控制新化学物质对环境危害影响的目的。

3 完善我国新化学物质管理的思考

美国新化学物质管理体系相对完善,而中国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是新开展的一项化学品管理工作[4]。自办法实施以来,我国的新化学物质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有许多环节需待完善。对比美国的新化学物质管理,笔者认为应从以下5个方面完善我国新化学物质管理体系。

3.1 制定术语标准,完善化学物质名录管理

现有化学物质名录是判定新化学物质的基础,是新化学物质申报审批制度不可缺少的技术文件之一[5]。美国针对化学物质名录管理颁布了名录更新规则(IUR),规定了名录更新时间及申报物质进入名录的时间。我国现行的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制度对管制物质没有明确界定,《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简称《名录》)的增补周期太长。因此,应通过研究制定新化学物质管理的术语标准和定义,界定管理范围,明确物质进入《名录》的流程及时间,完善化学物质名录管理,使被管理者能明确哪些物质是管制物质,以便更好地执行办法中的条款。

3.2 完善评审程序,引入申报人参与制度

我国目前的新化学物质评审属于封闭式评审,对申报物质采取一次表决的专家评审方式。由于全封闭式评审,评审专家不能及时获得申报人的真实想法,影响了申报人与评审人之间的交流。因此,应引入申报人参与答辩机制,评审专家的疑问可以通过申报人的答辩得到释疑,提高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效率。同时,在强制申报登记制度下,实施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自愿性鼓励措施,如鼓励企业申请将已在中国境内生产或存在的化学物质介入《名录》。

3.3 加强技术支持体系建设

美国新化学物质管理体系相对完善,配套技术比较齐全,如开发了多种计算机预测模型。我国的新化学物质管理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配套技术并不完善,在许多管理环节显得捉襟见肘,管理效率不高。因此,应制订实验室管理规范,加强新化学物质测试合格实验室(GLP)的建设;开发或引进计算机预测模型,减少提交测试数据;扩大新化学物质评审专家的数量和领域,在现有专家的基础上,吸收其他领域如化工、经济、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开展效益-风险决策分析。

3.4 完善申报化学物质的后续管理

申报新化学物质上市后,主要有两项工作需进行:一是对化学品上市后的监管;二是尽快将已核发登记证的物质加入到《名录》中。目前申报化学物质的后续监管工作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和地方环保部门共同执行,但主要依赖于后者。因此,加强对新化学物质上市后的监督管理需要依托各地方环保局对新化学物质的活动进行监管,对确有证据表明有违法行为的企业进行处罚。同时,赋予地方环保局查询《名录》库的权力,使其获得新化学物质鉴别的“尺子”,提升其实际监测能力。

3.5 各部门间联合执法,加强执法力度

我国的新化学物质管理包括化学品生产和进口等环节,涉及到海关与交通等管理部门。他们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因此应加强与他们的合作,尤其是与海关的合作,以明确实际进入我国的化学品的总量。同时,国内企业进行新化学物质申报者有限,新化学物质管理在国内企业的影响力不够强大,强制管理对国内企业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因此应加大对违法者的处罚力度,加强对国内化学物质生产企业的管理。

摘要：简要叙述了中美两国新化学物质管理的基本情况，分别从管理原则、管理范围、管理具体要求、申报种类、评审程序、监督管理等方面重点论述了中美新化学物质管理制度的特点。通过借鉴美国新化学物质管理的优点及经验，提出了强化和完善中国新化学物质管理制度的对策。

关键词：新化学物质,申报种类,评审程序,监督管理

参考文献

[1] Richard A J.TSCA Hand Book.4th ed.Washington: Technology Science Group Inc,2006.63～89

[2]李政禹．国际化学品安全管理战略．北京：化工出版社，2005．138～140

[3] Stephenson J B.Chemical regulation actions are needed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PA's chemical review program.In:United Stated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ed.Highlights of GAO 06-1032T.Washington D C:Chemical Regulation,2006.16～19

[4]陈计超，周北海，聂晶磊等．国外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制度对我国的启示．现代化工，2007，27(4)：7～10

中美民航安全管理比较 篇8

1.1 外部机会比较分析

就网络安全的外部发展而言, 不论是我国还是美国均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首先, 世界各国对于网络安全问题的重视度日益提升, 网络安全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共同话题, 促使国家间的合作日益紧密。尤其是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以及网络信息无国界的传播, 导致网络安全事件的危害不断升级, 世界各国认识到了对于网络安全的管理必须要通过国际之间合作进行处理, 因此国家间的合作日益频繁。例如, 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三届亚洲电信与资讯科技部长会议上, 亚细安各国表示要进一步采取措施, 在2016年末将设立并启动国家级电脑紧急反应组 (CERTS) , 从而创造出更安全、可靠的网络环境以及通讯环境, 这为中美网络安全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其次, 政府极度重视。美国多年来实行霸权主义致使其认为是其他国家与组织的打击报复对象, 而政府既是社会基础服务的建设者与提供者, 也是其他领域学习和参照的对象, 所以, 美国政府非常重视信息系统的建设和保护。然而, 随着我国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的日益普及, 网络安全负面事件日益频繁, 政府也逐渐开始重视重视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 并马上组织成立了专门负责网络安全管理的部门,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网络与信息安全协调办公室, 专司其职以强化我国网络环境的安全。另外, 对于当前我国网络环境存在的威胁, 出台了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 尤其是加强的网吧的管理, 以降低不法分子的了利用公共网吧作案的机会。

1.2 外部威胁比较分析

我国当前面临的首要威胁是邪教组织在网络上的诋毁以及破坏行动, 尤其是法轮功对于我国的社会生活的破坏行为一直未曾断续过, 是利用网络实施危害行为最大的组织。据不完全统计, 法轮功组织已在25个多国家与地区建立自己的网站并发布负面信息。此外, 黄色网站导致的黄毒泛滥, 其潜在的危害巨大。当前, 我国文化市场管理上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 尤其是网络方面更是极度缺乏管理措施, 导致黄色网站充斥网络影响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同时, 我国还需要面对来自于国外文化入侵带来的危害, 诸多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网络方面的优势对我国实施文化上的“侵略”影响着我国的文化纯净, 甚至将其意识形态强加于我国头上, 以期获得政治军事难以实现的霸权利益。他们通过在信息方面的主宰地位, 充分利用互联网上的电子刊物、电子邮件以及其他媒介展开宣传战和心理战。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 在技术领域拥有绝对的优势, 不论是国外军事威胁还是外来文化的侵入造成的威胁均较小而且发生的概率较低。然而, 对于美国信息安全造成威胁的是黄色网站以及个人犯罪, 黄色网站信息量庞大极易造成管理上的疏漏而个人犯罪又存在诸多隐蔽性, 难以及时发现与处理。美国的社会经济与网络之间的联系度较高, 致使诸多犯罪分子欲通过网络途径获取非法收益。

1.3 内部优势比较分析

从内部优势而言, 我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较大。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 不论是内部管理措施还是网络技术层面都具备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同时, 在相关人才培养和信息保护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美国的内部优势在管理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 例如:管理部门规范、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建立健全、社会整体安全意识水平等方面。于此同时, 美国在一些专业技术方面也非常强大, 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全、专业人才多、产业雄厚。就我国当前现状来说, 在中央政府的重视下制定了一序列的管理措施,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仅仅局限在部门建设方面, 与美国相比技术层面的措施差距较大。

但并不意味着我国内部缺乏优势。首先, 我国网络建设起步较晚, 对于网络的依赖程度偏低也即遭受到的网络攻击的危害程度较小, 即使在此过程中遇到某些危害也较容易处理。我国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对于来自网络安全的威胁与美国相比要小得多, 受到的损失同理较小;其次, 由于我国政治体制因素的影响,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 利于及时、统一、协调工作, 利于进一步的规划网络安全管理与规划。

1.4 内部劣势比较分析

由于美国的霸权主义,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树敌较多而且不论是国家还是团体组织对于美国的打击已趋向于采用网络手段, 在一定程度上网络攻击的危害不亚于核导弹。美安全服务提供商提供的资料显示, 计算机攻击事件正在以年均60%以上的速度递增, 美国超过半数以上的能源企业与电力企业饱受来自网络系统的攻击, 受到不同程度上的损失。从内部角度分析, 美国存在的劣势主要在于过度依赖于网络, 当网络出现漏洞的话必然会给企业造成侵害。如果不能及时解决掉越来越多的网络安全漏洞, 美国大型企业遭受的网络攻击远高于我国。此次, 从企业受到的网络安全威胁方面而言, 美国黑客的技术高于我国技术人员, 也就决定了美国所面临的来自网络方面的威胁更大于我国。而对于我国来说, 尽管我国政府早已认识到网络空间安全的重要性及存在的问题, 并加强了对网络空间安全的监管, 总体来讲, 无论在管理保护措施还是技术保护措施方面, 与美国相比, 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就保护范围而言, 我国的对于网络安全方面的法律保护只要针对的是国家事务而对其其他的普通层面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也即保护力度较弱;在网络黑客打击方面, 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 致使管理上缺乏依据而且在个人网络身份的保护方面缺乏法律层面上的支持;在管理角度而言, 网络安全设计到诸多领域与部门, 单由某个部门是难以发挥效用的, 需要多个部门协调工作, 承担其相应的管理与制裁职责, 以保障网络的绝对安全。

2 我国网络空间安全经验借鉴战略选择

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构建网络环境的安全还需要分阶段与分步骤的逐步推进。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总体而言, 近期战略目标包括以下方面:在公共安全层面上, 要不断提升大众对于网络安全的重视度并形成一定的防范意识, 同时开发相应的防护软件;在政治安全层面上, 要加强网络监控力度, 及时清除敌对实力的骚扰;在产业层面上, 要通过自身的建设形成具备相应规模的科技企业以及安全企业;尤其要在军事方面必须要实现政府以及部队的自动办公系统的自主研发, 以保障国家层面的绝对安全, 而在教育、移动通讯、金融市场等领域应使用拥有自主版权的软件以及安全系统, 适用于多种领域对于安全级别的要求。就近期目标而言, 在于强化我国政治安全的建设与不断提升我国传媒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此外, 在公共安全方面, 通过提高使用者的技能使之可以利用一定的技能及时判断出病毒以及其他危害信息, 进而组织危害信息的对个人造成损害。同时还可以及时将之上报给相关部门以协助政府强化网络安全的监督管理;在经济金融方面, 加强相关法制的建设以及网络信息监控系统以保障金融环境的安全。

参考文献

[1]孙玲.浅谈网络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现代营销 (下旬刊) , 2013 (5) .

[2]刘金瑞.美国网络安全立法近期进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4 (2) .

中美气象信息化管理体制比较分析 篇9

所谓信息化管理体制是指信息化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管理权限的划分。在政府信息化管理体制方面, 美国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国家之一, 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制度, 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因此, 研究美国政府, 特别是相同行业领域的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 的信息化管理体制, 借鉴其经验, 取长补短, 对于提高我国气象信息化建设管理水平很有意义。

一、概述

(一)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 的信息化管理体制

NOAA信息化管理体制的突出特点是采用了首席信息官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CIO) 制度, 在总部设置首席信息官及其办公室 (Office of the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OCIO) , 在美国国家气象局 (NWS) 、美国国家海洋局 (NOS) 、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局 (NMFS) 等下属单位设有助理首席信息官 (Assistant CIO) 。

N O A A首席信息官直接接受N O A A执行理事会 (NOAA Executive Council) 和NOAA执行小组 (NOAA Executive Panel) 的领导, 承担有关收集、管理和使用NOAA的信息和信息技术资源 (包括NOAA高性能计算和通信基础设施等) 的法定职责。NOAA首席信息官同时也是NOAA首席信息官理事会 (NOAA CIO Council) 的主席, 该理事会成员包括:NOAA副首席信息官 (NOAA Deputy C I O) , 美国国家气象局 (N W S) 、美国国家海洋局 (NOS) 、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局 (NMFS) 等NOAA下属单位的助理首席信息官。NOAA首席信息官理事会是决策机构, 负责推进全NOAA范围的信息技术应用和NOAA信息化项目投资审查。NOAA首席信息官理事会还负责根据工作需要, 组建相关的常务委员会 (standing committees) 和工作组 (working groups) 。这些常务委员会和工作组往往针对信息化建设的某一具体领域而设立, 具有建议权但无决策权。

N O A A首席信息官办公室下设高性能计算和通信处、网络安全处、国土安全项目办公室、无线电频率管理处、服务交付处、投资组合与治理处、NOAALink项目办公室、资源管理处等8个部门 (图1) 。其主要职责是:负责管理NOAA的所有信息和信息技术资源 (包括NOAA每年13亿美元的IT项目组合投资预算) ;负责提供任务必须的企业级IT服务, 如:电子邮件、网络托管、可控计算、网络、安全监控, 以及安全事件响应等;负责通过NOAA高性能计算和通信 (HPCC,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s) 项目, 为整个NOAA的研究和预报业务提供低成本的超级计算支持。

(二) 中国气象局的气象信息化管理体制

目前, 我国政府普遍采用的是“信息化领导小组+信息化办+信息中心”三位一体的运行模式。中国气象局的信息化管理体制即属于这一类型。

2015年2月, 成立了“中国气象局气象信息化领导小组” (又称“气象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 , 由郑国光局长任组长, 矫梅燕副局长、宇如聪副局长任副组长, 成员由相关职能司和业务单位的主要领导组成。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贯彻落实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 全面领导全国气象信息化工作, 统筹协调涉及气象业务、服务、科研、教育培训、行政和管理等气象工作各方面的气象信息化重大问题, 制定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和重大政策, 推动气象信息化工作整体发展, 不断增强气象信息安全保障能力。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挂靠预报与网络司, 负责按照领导小组的部署要求, 承担气象信息化顶层设计工作, 包括拟定气象信息化行动方案, 组织“十三五”气象信息化“金云”工程设计, 开展气象信息化标准体系设计, 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此后, 2015年6月、9月和11月又陆续成立了气象信息化领导小组工作组和气象信息化标准体系、基础设施资源池、公有云设计、政务管理信息化、流程再造、卫星系统集约整合、探测系统集约整合等7个专项工作组 (图2) 。气象信息化领导小组工作组由矫梅燕副局长任组长, 主要职责是:根据领导小组的部署安排, 统筹协调气象信息化的组织实施, 包括组织开展气象信息化行动方案、专项实施方案和气象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及其工程建设方案的编制工作;协调落实气象信息化建设和管理任务;组织气象信息化实施进度和质量的督查评估工作。

此外, 预报与网络司信息网络处和资料处等机关职能部门也在中国气象局原有行政管理体系内, 继续承担气象信息化的部分管理职能。

二、中美气象信息化管理体制的比较

(一) 中美气象信息化管理机构和职位对应关系

从表面上看, 中美两国气象信息化管理机构和岗位设置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但从职责分工的角度来分析, 两者大致存在以下对应关系 (表1) :

1. N O A A的首席信息官和中国气象局的气象信息化领导小组工作组组长都是本单位负责信息化工作的最高分管领导。其区别在于:NOAA的首席信息官是专职的, 可以投入全部精力在信息化工作中;而中国气象局的气象信息化领导小组工作组组长是由中国气象局分管预报和服务业务的副局长兼职担任, 更有助于保障信息化与业务发展紧密结合, 同步、协调进行。

2. NOAA首席信息官理事会和中国气象局气象信息化领导小组都是本单位信息化工作的决策机构。两者区别在于:前者由NOAA首席信息官出任主席, 其成员是NOAA各下属单位的助理首席信息官, 整体上具有较强的信息技术专业知识背景;而后者以中国气象局局长为组长, 成员也是相关职能司和下属单位的“一把手”, 覆盖更广的知识面和业务领域, 领导和决策能力更强。

3. 与N O A A首席信息官办公室相对应的是中国气象局的多个机构和部门。就其在管理体制中的定位而言, 它大致对应于气象信息化领导小组工作组和办公室;就其职责而言, 还涵盖了预报与网络司 (信息网络处和资料处的职责) 、综合观测司 (无线电频率协调) 、计财司 (项目预算管理) , 以及信息中心 (重大信息化项目办公室) 的职责。

(二) 中美气象信息化管理机构特点和职能比较

以下再从信息化管理机构的特点、拥有权力及其来源、主要职能等方面对NOAA和中国气象局的信息化管理体制进行比较 (表2) 。

在组建依据上, NOAA首席信息官及其办公室是依照美国联邦法律设立的。美国2002年《电子政务法》规定:联邦各部门、各州的每个部门都设立相应级别的首席信息官, 定期向上一级首席信息官汇报工作, 并听从上一级首席信息官的指挥与协调。而中国气象局的气象信息化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工作组等机构是从自身发展需求出发, 参照中央和其他部委相关组织机构的方式设立的。我国虽曾在200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政务法 (专家建议稿) 》中提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应当明确一名主管负责人担任本单位的首席信息官, 统筹规划、协调和管理本单位的电子政务工作”, 但该法案至今未颁布实施。

在组成成员方面, NOAA首席信息官及首席信息官办公室成员有固定职位, 人员专职、稳定;而中国气象局气象信息化领导小组不是常设机构, 成员均由各单位“一把手”兼职担任, 信息化工作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也以兼职人员为主, 少数专职人员也大多是短期 (1~2年) 承担此项工作。

在人员来源方面, 美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政府首席信息官选拔和培养机制, 《克林格-科恩法案》 (Clinger-Cohen Act, 又称《信息技术管理改革法》) 规定了首席信息官应当具备的核心能力, 如:领导能力、沟通能力、人际技能、战略思维结合务实作风、为同事所信任、建立联盟的能力等, 同时规定了各政府首席信息官由该政府机构的“一把手”任命, 并直接向“一把手”负责。NOAA首席信息官即依据此法律规定选任。我国尚无此类法律条文, 气象信息化领导机构的成员主要由上级领导根据其个人工作表现、业务技术能力和所在岗位择优选派。

从内部机构设置上看, NOAA首席信息官办公室下设6个处和2个项目办公室, 覆盖计算、通信、数据、安全、服务、投资、项目、投资等信息化建设的各个领域;而中国气象局气象信息化工作组目前下设7个专项工作组, 主要针对当前气象信息化工作中的薄弱和重点领域。

在工作规程方面, 美国联邦政府的相关法规已有明确规定, 仅以首席信息官的监督机制为例, 监督的内容非常广泛, 主要包括对电子政务建设的安全、进展、合法性和财务等进行监督, 而且监督方式也多样化, 包括上下级相互监督、平级监督、国会对政府的监督、政府机构内部监督、政府CIO组织机构内部监督和公众监督等。我国虽已设立了气象信息化管理机构并明确了其职责, 但尚未建立完整的工作规程。

就决策权及其权利来源而言, NOAA首席信息官的职权源自于美国克林格-科恩法案、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案 (FISMA) 、信息质量法、隐私法和电子政务法等一系列法律文件, 信息化建设决策权不局限于领导授权;中国气象局信息化办的职权来自于领导授权, 因此, 其职权不可能高于对其授权的领导。

在战略规划的编制上, N O A A目前已经制定并处于有效期的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包括:《N O A A I T战略规划 (2010~2017) 》、《NOAA网络优化战略规划》、《NOAA信息资源管理战略规划》、《NOAA地理空间 (信息系统) 战略规划》、《N O A A高性能计算战略规划》等, 基本覆盖了NOAA数据管理、网络、通信、高性能计算、信息系统等信息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国气象局已经编制并发布执行的信息化规划和设计主要有《气象信息网络系统发展规划 (2011~2015年) 》、《气象信息网络系统总体设计 (2012年版) 》、《气象信息化行动方案 (2015~2016年) 》等, 各业务单位和省局也陆续制定了相关的信息化实施方案, 还有部分专项方案正在筹备制定中。

信息化总体架构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E A ;又称“企业架构”或“组织架构”) 是中美两国气象信息化管理差异最大的一个方面。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信息化总体架构, 1999年美国联邦CIO理事会根据《克林格-科恩法案》的要求开发了联邦总体架构框架 (Federal Enterprise A r c h i t e c t u r e F r a m e w o r k, F E A F) , 2002年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 (O M B) 又在F E A F基础上开发了联邦总体架构 (Federal Enterprise A r c h i t e c t u r e, F E A) 。联邦信息化总体架构在进行跨机构业务分析, 识别机构内部或跨机构的重复投资、差距和机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NOAA在首席信息官办公室内设置了首席架构师 (Chief Enterprise Architect) 职位并单独设有NOAA总体架构委员会 (NOAA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Committee, EAC) 配合首席信息官工作, 以保证信息化总体架构理论和方法有效地应用到NOAA的信息化建设中。而在我国的气象信息化建设中, 目前此领域还属空白。

在履行职责的能力方面, NOAA首席信息官及其办公室拥有强有力的项目和预算控制能力、横向协同能力和纵向监管能力。这主要得益于美国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 通过法律手段强化了政府首席信息官与首席财务官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C F O) 分工协作的关系、投资审批制度, 建立了各级、各部门首席信息官沟通交流机制。中国气象局气象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由局长亲自担任, 同样对财务预算具有很强的控制能力, 但目前尚未进入常态化运作 (如:NOAA首席信息官理事会每两周召开一次例会) , 负责日常事务的工作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投资控制能力有限。由于我国尚无类似美国政府CIO制度的法律法规, 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政务法 (专家建议稿) 》中曾提出建立“ (首席信息官联席会议制度) 国务院电子政务主管部门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电子政务主管部门负责定期召集首席信息官联席会议, 研究、讨论电子政务推进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但未获批准执行, 所以在信息化建设和管理方面, 与水利、环保、农业、林业、工信部等其他政府部门的协调互动没有形成一套制度。此外, 电子政务技术和应用水平不高, 也影响了对全国各级气象部门信息化建设的纵向监管能力。

三、美国气象信息化管理体制带来的启示

总体而言, 在气象信息化管理体制方面, 美国的职业化、专业化程度较高, 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健全的速度较快。与美国同行相比, 中国气象局“一把手”亲自出任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 其地位明显高于美国政府机构“一把手”领导下的首席信息官。此外, 中美气象信息化管理体制有所差异的一些方面, 是由于两国国情不同造成的, 难于借鉴, 例如在政府信息化建设的法制环境方面, 绝非中国气象局一家政府机构所能决定。因此, 我们关注的重点是美国气象信息化管理体制中优于我们、又能够学习和借鉴的方面。

一是要有固定的机构和稳定的人员队伍。信息化建设非一日之功, 信息作为一种基本的资源类型, 跟资金、人力、设备一样, 需要加强管理, 需要发挥作用, 需要防止流失和浪费, 因此, 必须确定固定的管理机构, 专人管理。

二是要有全面系统的工作规程。只有明确了各管理机构的职责和各项工作的流程, 并以规章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 才能切实发挥信息化建设机构的作用, 提高管理效率和效能, 避免执行过程中主观随意变更。

三是要有整分结合的战略规划。信息化建设的周期长、投资大、涉及面广、不确定性强, 因此既要有整体性的战略规划, 又要有分领域的专项规划, 才能全面把握气象信息化建设的进程, 保障各领域均衡、协调发展。

四是要有严格的项目和预算控制。如果缺乏对信息化项目和预算强有力的控制, 无论是美国的首席信息官还是中国的信息化办, 都难以把规划和设计落到实处。这是信息化管理体制能否正常运转、发挥实际效益的关键。

此外, 信息化总体架构理论和方法在美国政府 (包括NOAA) 的信息化建设实践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信息化总体架构, 可以把握业务和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 把技术与治理关联起来, 从而提供一个连贯的管理计划。此外, 信息化总体架构还有助于帮助高层领导聚焦战略、避免风险、加强绩效管理。这一方面也很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

四、完善气象信息化管理体制的建议措施

建议从建立固定的机构、保持人员的稳定、健全工作制度、构建完整的战略规划体系和严格控制投资计划等五个方面改进中国气象局的信息化管理体制。

(一) 建立固定的机构。在成立“中国气象局气象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之前, 国家层面缺乏具有权威性、强有力的管理机构, 是气象信息化管理体制存在的根本问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后, 这一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但上述机构, 包括此后成立的工作组, 都属于非常设机构, 与气象信息化建设的长期、持续性是不相适应的。因此, 健全气象信息化管理体制, 首先应该考虑从“三定” (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 方案中寻求制度保障, 设置常设机构承担目前气象信息化办公室 (非常设机构) 的职责, 并借鉴NOAA首席信息官办公室的机构设置方式, 按气象信息化建设的不同领域分设二级机构。此外, 把信息化办的部分管理职责赋予信息中心, 提高信息中心的地位和作用, 也是可供选择的方式之一。

(二) 保持人员的稳定。目前气象信息化管理机构中以兼职、短期 (1-2年) 工作人员为主的情况是难以适应气象信息化建设需要的。因此, 在落实“三定”方案后的下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要组织起一批能够长期稳定从事气象信息化管理工作的专职人员。在人员的选用上, 采用公开招聘还是上级选派的形式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员知识结构要合理搭配, 既要熟悉专业技术、业务流程, 又要熟知信息技术和项目管理, 并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三) 健全工作制度。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电子政务和信息化建设方面已经制定出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 而我国在很多领域还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况。这在客观上增加了我国气象信息化建设的管理难度, 但同时也留出了较大的灵活操作空间。灵活性固然有好的一面, 但也容易产生诸多弊端, 例如容易引发信息化建设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因此, 建章立制, 把气象信息化建设管理职责、分工、工作流程等以规章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 并公开发布, 方便办事人员查阅和参照执行, 非常必要且紧迫。

(四) 构建完整的战略规划体系。与NOAA发布的一系列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相比, 我国气象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的编制工作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首先是内容体系, 在信息安全、数据管理等方面尚需补充专项规划;其次是版本体系, 要随信息技术和政策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 滚动修订;再次是评测体系, 对前期规划的执行情况要有跟踪评测, 为改进规划设计和执行工作提供依据。

(五) 严格控制投资计划。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颁布实施以来, 尽管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加大了对气象事业投入力度, 为气象事业发展提供重要经费保障, 并取得明显成效, 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非常突出。因此, 必须加强信息化项目和预算的集中控制, 避免各地方、各部门“钱少不为、钱多妄为”, 保障气象信息化建设统筹、协调发展, 节省投资、提高效益。

中美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比较研究 篇10

关键词：中美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

为在内外环境的博弈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中美研究型大学纷纷制定战略规划，实施战略管理。中美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既有不少相同之处，也有许多具体差异。比较中美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的异同，有利于我们回顾历史，正视现实，查找差距，寻求借鉴，对于我国研究型大学健全和完善战略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中美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共同点

（一）战略管理的基本理论来源相同

战略(Strategy)源于希腊语“strategos”，由“stratos”(军队)和“ago”(领导)两个词组合而成，意为“将道”或“统帅艺术”，指“将军指挥军队的艺术”。1很多世纪以来，战略一词主要用于军事领域;但近几个世纪，它越来越多地被政府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成为企业领域广泛使用的一个术语。随着时代的发展，“任何一个组织，只要有竞争对手，拥有宏伟的发展抱负，或者受到衰败的威胁，都已经认识到了通过战略和规划来取得胜利的必要性”。2中美研究型大学借鉴企业和政府的成功经验实施战略管理，其基本理论来源于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和政府战略管理理论。企业、政府及非营利组织战略管理中的运筹方略为研究型大学实施战略管理提供了理论思路与工作参考。3

（二）战略管理的理论研究范式相仿

托马斯·库恩认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4研究范式是指在一定研究思想理念指导下，依据研究规律和研究实践形成的，由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方式、组织形式等构成的，研究人员必须遵循且相对稳定的，具有系统性、简约性、开放性和可仿效性等特征的理论规范与操作式样。在战略管理研究过程中，中美研究型大学逐渐形成了以企事业战略管理基本理论借鉴为基础、以立足实际的院校研究为主体、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前瞻性预测为补充、以推进学校取得相对优势为目的的研究框架，在许多方面达成了研究共识。

（三）实施战略管理的基本原因相似

实施战略管理之前，中美研究型大学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和问题。20世纪50～60年代，入学人数大幅度增加使美国高校管理日益复杂;70年代以后，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使得美国高校又面临着激烈的生源竞争。70年代，由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滞胀严重冲击了美国经济，高等教育财政不断恶化，从1969～1970学年到1974～1975学年，有132所高校被迫关门;5 1992年，美国贸易赤字从1982年的364亿美元上升到600亿美元，同期美国出口产品中高科技产品比重仅增加4%，而进口产品中高科技产品比重却跃升了20%，6作为知识创新源头的研究型大学受到社会广泛质疑。美国学者乔治·凯勒指出，“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革命时期，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不只是财政和学生人数，还包括学生整体的构成状况、存在欠缺的课程与教学计划以及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案、学校之间的竞争程度、学校所需要的技术、教师的特性以及外部控制与约束不断增强的程度等”。7与美国研究型大学相似，我国研究型大学也面对着规模扩张、质量下滑、财政吃紧、管理复杂等问题，面临着优质生源、高水平师资、办学资源、无形资源等竞争，并且随着我国加入WTO后教育市场的逐步开放，高等学校的国际竞争也将逐渐加剧。8在内外交迫的境况下，传统的经验管理显然已经难以适应变化的要求，科学规划和战略决策逐步被提上高校管理的日程。9

（四）实施战略管理的基本目的一样

中美研究型大学都是为了集中精力迎接环境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优化处境，减少风险，更好地把握大学未来的命运才实施战略管理。在美国，作为“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目的明确、面向未来的大学管理方式”，战略管理“力图事先做好应对所预计到的困难的准备，更迅速地抓住和利用新的机遇与可能的变化。它要求学校正视来自其他学习渠道的竞争，并期望做到在学术上更优异、在财政上更强大。同时，它又尊重大学的个性和传统，对于学校在全国各类大学中的特殊作用也持现实的态度。”10我国研究型大学实施战略管理，是为了更快地提高办学水平和地位，实现跨越式发展;11是为了适应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积极应对激烈的办学竞争;是为了改进现有的战略规划工作，提高大学管理水平。12

（五）实施战略管理的基本过程一致

战略管理是“制定、实施和评价使组织能够达到其目标的跨功能决策的艺术与科学”。13中美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都包含战略规划、战略实施和战略控制三个阶段，具体包括战略分析、战略制定、战略实施、战略监控、战略评价等一系列环节，各环节之间的关系如图1-1所示。

（六）实施战略管理的预期结果相近

中美研究型大学都将学校处境的具体改善作为实施战略管理的预期效果。如，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为保持研究领先的地位，1995年和2001年的战略规划在1989年战略规划“继续进行研究领域的超越”目标的基础上，相继提出了新目标：一是增加研究资源，促进研究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提高教育质量，为学生提供研究经历;三是使研究为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福利服务。14为加速国际化进程，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2001年的战略目标是：保持学校在区域和国际研究中的领先地位;使各院系居于本专业领域国际领导地位;与国内外各种机构合作;促进教师参与跨学科的国际问题研究。15我国的清华大学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出了“三个九年，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以确保重点突破，跨越发展，即：第一个九年(1994～2002年)，初步实现向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过渡;第二个九年(2003～2011年)，力争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第三个九年(2012～2020年)，努力在总体上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16

二、中美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的差异

（一）实施战略管理的历史进程不同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将战略管理理念引入大学管理的国家之一。美国研究型大学从事战略管理研究和实践的历史较长，从机构、人员到程序、内容等都形成了规范的体系。美国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权威性年代——20世纪50年代、定量技术年代——20世纪60年代、实用主义年代——20世纪70年代、前瞻性战略年代——20世纪80年代至今。17

我国尽管20世纪初就有大学规划的记载，但真正关注和研究大学发展战略问题却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并且主要集中于国家制定发展规划对高等学校进行宏观管理的层面。18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人们开始认识到战略管理不仅仅是政府主管部门宏观管理者的职责，更是高等教育机构自身的责任，陆续有学者对高校战略管理的相关内容进行有益探索。20世纪80～90年代，我国一些研究型大学开始设立战略研究和规划机构，制定“五年计划”或“十年纲要”。21世纪以来，我国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受到普遍重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二）实施战略管理的根本动力不同

美国是典型的教育分权型国家，联邦政府和联邦教育部对教育的控制权不大，研究型大学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除政府投资外，校友捐赠、慈善基金会的支持也是研究型大学的重要财政来源。财政支持者的力度大小与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状况息息相关，因此，实施战略管理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主动要求和自觉行为。可以说，美国研究型大学实施战略管理属于内源式发展，是内外力量的共同作用结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引发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深度变革，高等学校逐渐成为面向社会的法人主体。但受传统思想影响，研究型大学依然享受着国家的管理和给予，“自我生存”的意识不强烈。我国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是在国家总体规划环境下，在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号召下，在教育部长周济“认真思考‘两个问题’(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和‘怎样建设这样的大学’)，精心制定‘三个规划’(即‘发展战略规划、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规划、校园建设规划’)”19的要求下开展的。虽然也是内外作用的反应结果，正在逐渐转变为自觉活动，但从整体而言，我国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属于外源式发展，外力推动起了重大作用。

（三）制定战略规划的方法程序不同

美国研究型大学战略规划的制定过程是一个围绕学校愿景和使命展开的持续、反复、行动趋向的过程，其形成严格遵循以下路径：环境扫描，主要审视学校发展的外部挑战与机遇;组织分析，主要反思大学自身的优势与劣势;确立目标，即凝炼出大学未来可能的发展目标;战略选择，即围绕目标的实现进行策略选择;形成规划，即将上述内容整合形成一套完整的战略规划方案由校长裁决，交董事会审批后颁布，成为大学今后一段时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战略规划制定过程中，美国研究型大学注重学校倡议，基层出谋，校长参与并主持，善于接受校内外人士的建议，现已初步拥有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体系。21我国研究型大学战略规划多由办公室人员或规划人员随意拟定，制定过程中存在着程序不完善、方法不科学、重形式轻内容等问题;战略规划常常与学校工作计划和部门工作计划脱节，多成为仅供人观赏的精美报告。

（四）推进战略管理的组织方式不同

美国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是一项覆盖全校各职能部门的综合性工作，是许多部门协同作用的结果。根据美国高等教育法律和大学章程所规定的董事会职责，大学战略规划由董事会审阅批准。在美国，多数董事会只是提出大学发展的设想，由校长具体负责战略管理工作。大学校长作为战略规划的最终发布人和战略管理工作的总协调人，具有无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美国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中除大学董事会外，一般还设立有大学学术规划委员会，负责学科规划和学校发展规划;各种专门委员会和任务小组，负责具体战略实施;质量促进办公室，负责沟通协调、核心运作。22

我国研究型大学虽然近年来纷纷成立了发展规划处、政策研究室等机构，但这些机构职能定位模糊，有一些成为大学各种规划的“指定生产”机构，也有一些沦为“万金油”部门，承担了类似于“秘书处”的繁杂事务性工作。目前我国大多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规划部门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对学校战略管理的研究指导作用，研究型大学多数还没有设立相应的战略管理专门系列组织机构。

（五）实施战略管理的评价控制不同

美国研究型大学十分重视战略管理的评价和控制，学校定期对战略实施情况进行评估，与工作绩效挂钩，并且根据规划实施情况调整战略规划目标。美国研究型大学将战略评估与高等教育认证体系(System of Accredit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等民间评价相结合，使学校战略在此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实施并接受内外评价与监控。美国学者安·多德指出：“认证是对战略管理的潜在投入;大学的自我评估往往被当作战略管理的催化剂。”23此外，美国研究型大学还通过各种会议、学校网页、宣传册等传导系统来宣传学校战略，交流经验，评价效果，为进一步实施战略重点校正方向。

我国研究型大学战略评价还未形成科学体系，战略控制实践探索不够，主要表现为：第一，战略控制实践止于文件制定。研究型大学大都只将战略控制作为一项内容写入战略规划实施的相关文件之中，然后束之高阁。第二，战略控制实践止于职能划分。研究型大学为落实战略规划，大都在战略管理工作的分工中对控制职能作了相应的划分，战略控制工作几乎没有相应开展。第三，战略控制实践止于总结。研究型大学都以年度总结或其他总结形式重提战略目标，“报喜不报忧”地检查和回顾战略工作，然后将其搁置一旁。24

（六）实施战略管理的实际效果不同

美国研究型大学通过实施战略管理，赢得了更有活力的教师队伍、更精明的管理团队、更好的声誉、更高的教学质量、更多的学生和更大的资金投入。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1989～2001年连续制定了三个发展规划，通过健全组织、广泛宣传、定期评价等措施全程监督实施，圆满完成了战略目标，一跃跻身美国研究型大学前列。斯坦福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关键也是把战略管理运用到学校发展之中。

尽管我国研究型大学在战略规划与实施方面作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一些可喜成就，但战略管理在我国大学尚未有完整的实践案例。

我国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中存在着战略目标不具体、不明确，战略理念还未深入人心，战略管理制度不完善，战略管理组织不健全，信息建设未成系统，战略评估流于形式等问题。25

三、中美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比较的启示

（一）理念培育是实施战略管理的前提

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理念是人们对研究型大学新的办学思想——战略规划与管理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其所形成的教育观念观点，是大学运行与管理的哲学基础。丹尼尔·若雷和赫伯特·谢尔曼认为，“战略管理与学校传统的决策方式不同，它要求在学校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在学校里建立一套新关系。”26美国研究型大学尽管战略目标不尽相同，却都形成了“只有实施战略管理才能促进学校卓越”的理念共识。理查德·西尔特就任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前两个月就给各学院院长及全体教师写信说：“这所大学需要有明确的发展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战略。”27他将比较优势作为学校战略规划的基础，开启了卡内基-梅隆大学战略管理时代。我国研究型大学只有树立“大学必须实施战略管理”、“大学能够实施战略管理”、“大学怎样实施战略管理”的思想与意识，时时处处从“战略规划与管理”的角度考虑大学建设，追求大学发展，才能彻底跳出以往计划经济时代狭隘的“操作管理”的思想束缚，促进研究型大学优质高效地运转。

（二）素质培养是实施战略管理的基础

随着大学战略管理的兴起，美国研究型大学高层管理人员的遴选标准发生了变化，“规划专家型”管理者取代传统的“学术型”管理者走上大学领导岗位。目前我国研究型大学仍以学术水平高低作为遴选管理人员的重要尺度，高层管理人员战略规划能力和战略管理素质比较欠缺，致使学校战略规划的科学性大打折扣，实施战略管理举步唯艰。要改变这一状况，一方面研究型大学在选拔高层管理者时要注重其战略管理水平和规划素质，使管理人员在未来岗位上不仅成为上级决策的执行者，而且成为大学自身发展的决策者;另一方面研究型大学要举办战略管理培训班，对现职的大学高层管理者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对战略管理的认识和知识素质水平，培养和引导他们成为战略管理专家。具有高水平战略管理素质的管理人员是战略管理实施的中坚，是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的积极推进者。

（三）科学规划是实施战略管理的根本

战略规划是战略管理工作开展的基本依据，其科学与否直接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有效程度。美国研究型大学以深入研究、师生参与的方式编制战略规划，内容涉及富有学校特色的战略理念、发展方向、师生资源、财政保障、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其科学性在现实效果中得到印证和彰显。28我国研究型大学已有战略规划不科学主要表现为：战略目标相同或相似，战略定位没有反映特色，战略目标缺乏系统性。29究其原因，除编制方法不够完善外，很多学校的战略规划仍然由少数人制定，大大降低了战略规划的认可程度。有些研究型大学忽略本校师生员工的参与，不惜重金聘请校外专家制定战略规划，结果与期望有较大差距。借鉴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式的规划制定模式，我国研究型大学在制定规划过程中要广泛听取校内人员和校外专家、校友的意见，最大限度地确保人员的代表性和参与度，从而保证战略规划的合理性和认同度。

（四）大学校长是实施战略管理的关键

约翰·米利特指出，“一所大学规划的有效性取决于校长领导的有效性。这种情况没有例外”。30适应大学战略管理的需要，美国许多研究型大学董事会聘请具有发展战略规划背景的人士担任校长，改变了以往校长由学者或者牧师出身的人士担任的传统，有力地推动了大学战略管理进程。1999年1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尽管如此，我国选拔大学校长的标准决定了校长主要还是“学术性”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的实施效度。在党委领导的校长负责制——中国特色高校领导体制下，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研究型大学书记、校长的战略培训，提高书记、校长的相应素质;研究型大学的书记、校长也要加强自身战略文化修养，以便在学校战略管理过程中善于识别大学的愿景和使命，并将其化转为师生的共同行动。

（五）组织控制是实施战略管理的保障

美国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能够顺利推进，得益于健全的战略管理组织和比较完善的战略控制措施。目前我国研究型大学正处于战略管理的实践期，战略控制理论薄弱，组织不健全，实际操作经验较少，战略控制措施较少施展。为增强战略控制能力，保证战略目标实现，我国研究型大学要尽快建立健全战略管理的相关组织，赋予相应组织以控制职能;要加强战略控制理论的探讨，形成完善的战略控制理论体系;要制定战略控制制度和具体措施，加大实践力度;要及时开展战略评价，检查控制状况，保障控制实效。

（六）政治文化是实施战略管理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