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共12篇）
外来人口 篇1
随着舟山跨海大桥的通车和岱山县经济的快速发展, 外来人口不断增加, 疾控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加强外来人口防病服务, 预防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成为当前疾控工作的重要内容。岱山县疾控中心为做好外来人口的防病服务工作, 开展了针对性的防控工作, 并在工作实践中加以探索、创新外来人口防病的工作机制, 以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共同建设和谐岱山。
1 基本情况
浙江省岱山县位于舟山群岛, 是我国典型的海岛县之一, 全县常住人口约20万, 1980年以前人口居住相对稳定, 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动逐年增多, 近十年来全县每年流动人口为5万左右, 根据县传染病监测报告体系显示, 一些传染病的发生多数为输入性, 如成年人麻疹发病, 输入性疟疾的发生等。重点防控传染病, 如结核病、艾滋病外来人口占有较高的比例。外来儿童预防接种率较低, 免疫水平差, 易导致相关传染病的发生, 成为新的传染源, 针对这些问题县疾控中心已开展相关防控工作。
1.1 加强外来儿童计划免疫的服务与管理
流动儿童免疫接种管理是目前免疫预防工作中的重点之一。从1998年开始, 岱山县每年组织开展两次以上流动儿童摸底调查, 流动儿童免疫接种管理逐步纳入正规, 接种率逐年提高。目前全县纳入计划免疫管理的0～7岁流动儿童共1 563人, 其中外省户籍1 390人, 本省外县户籍173人, 分布于全县各乡镇, 主要聚居地秀山乡秀南、长涂仙草潭、高亭浪激渚、山外等地。流动儿童预防接种工作得到落实, 建卡数逐年增多。岱山县地处海岛, 经济、文化、交通等均较邻近地区相对落后, 流动儿童数量少于经济发达地区, 但近几年流动儿童建卡明显增多。流动儿童中漏种儿童及时得到免疫接种, “五苗”接种率明显提高。2009年登记的1 563名流动儿童中, 建卡建证率为100.00%;其中1～7岁儿童1 311人, “五苗”接种情况为:卡介苗接种1 159人, 接种率为88.41%;脊灰疫苗全程1 304人, 接种率为99.47%;百白破疫苗全程1 288人, 接种率为98.24%;麻疹疫苗接种1 265人, 接种率为96.49%;乙肝疫苗全程1 259人, 接种率为96.03%;单苗接种率达到85%以上的指标。免疫针对的传染病得到控制, 2000年以来在岱山县居住3个月以上儿童无计划免疫针对传染病发病, 有效地保障了流动儿童身体健康。 (表1)
近年来, 全县每年3、6、10、12月份开展4次流动儿童摸底调查, 调查对象为居住本县的0～7岁外省外县流动儿童。通过摸底登记, 主动搜寻适龄儿童, 掌握流动儿童的来源及分布。调查中并按地段分片包干, 责任到人, 有时利用中午、傍晚等时间负责核查、宣传、督促流动儿童家长完成儿童预防接种。发现流动儿童后, 检查其“七苗”基础免疫完成情况并做好记录。未完成“七苗”接种的通知其到就近乡镇卫生院进行补种, 并给予建卡、建证, 平时做好流动儿童预防接种工作, 为提高流动儿童接种率打好基础。全县各地在每次调查时随带冰瓶和脊灰疫苗, 发现脊灰疫苗漏服者, 现场进行登记补服, 以提高脊灰疫苗服苗率。分发宣传资料, 加强儿童计划免疫宣传, 县疾控中心专门印制了《外地儿童计划免疫宣传手册》, 内容主要有本县各地接种点分布情况、按月接种日期、儿童计划免疫接种程序、未及时接种各苗的补种办法及儿童未落实预防接种的危害等。宣传手册通过每次调查及每月接种日等途径发到流动儿童家长手中, 以提高流动儿童家长预防接种知识, 熟悉本县预防接种情况, 争取流动儿童家长主动做好儿童预防接种工作。
对流动儿童实施入托、入学查验预防接种证的制度, 重点做好对外来工子弟学校所有学生查验接种证, 对无预防接种证及未按规定接种的儿童进行了补证和补种, 有效地建立了免疫屏障。制定布置“七苗”补种方案。对调查时发现年龄偏大, 无接种证携带且家长说已在原籍地接种过“七苗”的流动儿童, 一般做未种苗处理。要求各地先查其卡疤, 有卡疤者视为卡介苗已种, 然后说服动员家长给予儿童脊灰疫苗、乙肝疫苗、百白破疫苗 (6岁以上者给予白破二联苗接种) 每月一次共3次服苗和麻疹疫苗接种, 同时做好乙脑疫苗、流脑疫苗和其他疫苗按免疫程序接种补种工作。
开展流动人口免疫水平监测, 2009年采集外地人群血样做脊髓灰质炎、麻疹、流脑、乙脑等免疫水平监测, 监测对象分1～2岁、3～4岁、5～6岁、7～14岁、15～19岁、≥20岁6个年龄组, 通过各种途径采集血样共计405份, 对象分别来自安徽、四川、贵州、河南等十几个省份, 比较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免疫水平是否有差异, 为疾病预防控制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2 开展外来人口HIV主动监测
开展外来工的艾滋病监测, 2009年对金海湾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和其他水产加工行业外来工等重点对象进行检测共计检测3 060人。开展外来婚嫁女的艾滋病监测, 2009年在县妇保所的配合下, 对在本岛片和部分衢山镇结婚登记者全部开展了HIV检测, 全年共检测2 013人。外来婚嫁女中检出HIV感染者, 这在全县已有先例。为摸清在本地的外来婚嫁女HIV感染情况, 在东沙镇、衢山镇的四平等地开展监测, 2009年共监测124人。
开展外来务工人员的艾滋病行为监测工作, 制定了《岱山县外来务工人员艾滋病行为监测方案》, 选择外来人口较为集中的本县大型企业为监测点, 进行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调查和相关危险行为调查, 并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共监测356人, 获得合格调查问卷356份, 问卷合格率为100%。监测对象来自江苏、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和浙江本省等22个省、市, 主要监测对象为汉族, 另有土家族、回族等4个少数民族;监测对象出生范围为1957-1992年, 主要是80年代出生者, 共214人, 占总数的60.11%;文化结构主要为初中学历, 共215人, 占总数的60.39%;高中101人, 占28.37%;大专以上学历15人, 占4.21%;小学25人, 占7.02%。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调查, 结果答案正确率在29.64%～92.69%, 平均为74.10%。
开展对外来农民工的艾滋病干预, 为贯彻落实《岱山县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实施方案》, 提高农民工的艾滋病防治知识, 2009年在开展外来民工的艾滋病监测时开展宣传和干预工作, 共干预7 346人次, 发放宣传资料9 760份、安全套6 000只。还配合县劳动服务中心对外来民工进行艾滋病知识培训, 收到了较好效果。
1.3 落实外来人口结核病的免费查治
近几年来岱山县外来人口急剧增加, 同时传染性肺结核病人也随之增多。2009年全县新发涂阳结核病人41例, 其中外来人口11例, 占26.8%, 发病率高于县平均水平, 成为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重点。具体做法: (1) 加强医疗单位疑似病人的转诊, 各医疗单位下达具体工作指标进行考核, 使疑似病人及时转诊进行排查; (2) 通过企业职工上岗前的体检、X光胸透发现疑似进行排查, 使病人及时得到治疗; (3) 积极开展结核病防治知识进工厂、进社区, 使广大外来人口了解结核病, 自觉地进行预防和治疗; (4) 加强病人密切接触者的线索调查, 由于外来人口居住条件相对较差, 极易造成传播, 及时隔离病人, 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排查。
对确诊结核病人进行规范治疗, 依托全县公共卫生体系网络作用, 指定专门的督导医生进行督导规范治疗。首先向病人解释结核病的基本情况及治疗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能出现的副反应以及一个月、二个月、六个月时的痰检拍片等工作, 使病人树立信心, 积极配合治疗, 从而提高治愈率, 达到90%以上。
对外来人口中的结核病人的查治享受与本地人一样的免费政策。每逢“3.24”结核病宣传日时卫生行政领导带着慰问品看望外地结核病人, 体现政府对外来人口的关心, 对结核病人关爱。
1.4 强化外来人口聚集区域突发性传染病防控工作
由于集中用工单位外来务工人员居住条件较差, 防病意识不强, 人员流动性大, 极易发生麻疹、疟疾、流感等。为此县疾控中心高度重视外来务工人员的防病工作。加强对社区公共卫生联络员与责任医生的联系, 及时收集相关信息, 争取在第一时间了解外来人口突发事件及传染病发病情况, 如秀山常石集团的成年人麻疹发病后, 及时采取了应急接种、疫点消毒、传染源隔离、健康教育等措施, 及时控制了疫情, 没有二代病例发生。如长涂金海重工工人发生输入性疟疾及时采取了血检、周围人群的检测、对病人进行的抗疟治疗、对周围环境进行灭蚊等措施, 及时控制了输入性传染病蔓延, 保障了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近期为3 000名来岱务工的外来人口进行了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接种, 进一步加强对外来人口集中区域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有效地防止传染病输入与传播。
2 问题
岱山县对外来人口防病服务做了许多工作, 也取得了较好成效, 但也存在许多问题。 (1) 对外来人口的管理体系不够健全, 各有关职能部门的信息互通、协同作用不够明显。各部门之间掌握的数据不统一, 给后续的管理服务带来不便。 (2) 乡镇社区公共卫生协管员、联络员在承担外来人口管理中的作用不够明显。在实施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过程工作中没有把所有外来人口纳入到管理范围, 使得信息不全, 情况不明。 (3) 在开展社区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 范围不够广泛,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的责任医生没有把所有的外来人口纳入到服务对象之中, 使辖区内外来人口变动, 特别是对儿童的变化没有及时掌握, 影响防病工作的开展。
3 对策
3.1 建立健全外来人口管理制度
根据上级部门的有关要求, 公安、工商、卫生、计生、交通等部门要密切配合, 充分发挥流动人口管理部门职责, 及时准确地掌握外来人口的动态数据及相关信息, 各职能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做到基础资料准确, 为后续的防病工作提供依据。
3.2 强化外来人口的日常性管理
依靠渔农村社区网格化管理网络以及城乡渔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网络的作用, 强化外来人口的日常性管理服务, 定期上报外来人口的变化情况, 特别是掌握适龄儿童的变化以及区域内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报告工作, 以便及时处置, 控制疫情扩散。建立健全乡镇公共卫生协管员、联络员的工作职责与考核办法, 在外来人口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3.3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应加强辖区内外来人口信息的报送
建立外来人口档案, 特别是流动儿童应及时建卡, 开展预防接种, 使外来人口享受同样的预防接种以及公共卫生服务政策。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政府部门应将外来人口公共卫生服务进行财政保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的负责医生、团队要改变工作模式及时准确地掌握辖区内的外来人口变化及公共卫生服务情况。
3.4 县级公共卫生机构要真正做到重心下沉、关口前移
做好基层外来人口动态数据的收集, 及时开展相关的防病工作, 把卫生防病知识送到工厂、农村等外来人员聚集的地方。疾控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外来儿童免疫规划及预防接种工作, 进一步落实结核病、艾滋病免费查治政策, 进一步加强外来人口聚集地传染病以及突发事件发生的监测工作。
摘要：目的 进一步加强外来人口防病服务工作, 保障外来人口身体健康, 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方法 分析岱山县外来人口防病服务现状, 找出存在的问题, 提出针对外来人口防病服务的对策。结果 外来人口防病服务逐年加强, 列入了疾病预防控制的重要议事日程, 取得了较好成效, 但也存在外来人口的管理体系不够健全、社区公共卫生协管员、联络员在承担外来人口管理中的作用不够明显、外来人口服务范围不够广泛、辖区外来人口变动掌握不及时等问题, 影响了外来人口防病服务的开展。结论 必须认真做好外来人口防病服务工作, 真正做到重心下沉、关口前移, 纳入常态化管理。
关键词：外来人口,防病服务,对策
外来人口 篇2
为维护社会稳定，创建平安的环境，将流动人口管理列入重要日程，坚持统一领导，协调配合，落实管理与服务并举的原则，建立完善的制度措施，强化管理工作，保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一、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不断强化组织领导，着眼解决流动人口管理的突出问题，以服务为基础，以引导合理有序流动，维护社会稳定为主线，不断强化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
二、以抓服务为宗旨，加强基层管理工作
我场坚持以“共聚一地、共建家园、共保平安、共创繁荣”的管理理念，强化相关人员的法制观念，坚持平等化、亲情化的人性管理。开展治安防范宣传教育，提高流动人口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让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参与管理服务。
三、以增强归属感为主旨，营造和谐氛围
关注外来人口生存、生活质量。认真落实其子女接受教育的政策，切实强化计划剩余服务，从各方面着手，不断增加外来人口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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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口：都市的繁荣指数 篇3
在北京，外来人口的贡献之大恐怕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他们的工资、劳保、福利待遇普遍较“本地人”低不少；而且，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工作人口”——而本地户籍人口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的退休者至少占三分之一
两年前装修房子，狂跑家装市场，家装公司一家又一家找、装修队一个又一个谈，挑来挑去，比来比去。当时感到的一个怪现象是，装修工压根儿没有北京人。大致说来，北京的装修市场的师傅们主要是来自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的农民工，我找的这家比较大的装修公司，装修工清一色是工钱最贵的江苏农民工，而像拆墙、运沙、打孔这类更粗的活儿，装修队也节约成本在街头找零工干。这类零工，更是没有北京人。
装修快完，开始跑塑钢窗市场，这个市场来自全国的人都有，但以江西人居多，还是没有北京人。我家的空调、热水器、电视、饮水机各从不同厂家买，送货的和安装空调、热水器的工人陆续上门，也没有一个北京人。家电“大卖场”或许略有几个北京人，但外地售货员却是占了绝对多数。窗帘市场则以浙江人为主，虽然偶能碰到几个北京人在“布艺城”卖窗帘布，但负责上门安装的却完全没有北京人。装修完工，“开荒保洁”，保洁公司也全是雇外地农民工，北京人踪影丝毫不见。
就这样，我从开始装修到最后入住，无数道工序工种，数不清的师傅，愣是没和北京人打交道。北京的建材、家装、家居市场如此巨大，却少有北京人，这些外地农民工创造了多大的GDP啊！进一步推算，多少年来北京一直在大兴土木，“大型工程”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成千上万的建筑工人几乎都是外地农民工，创造的GDP更是不得了！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都是技术含量最低的劳动，别看人虽多、劳动强度虽大，但创造的GDP其实不高。
那好，天安门正南六七公里就是北京南苑乡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区”。这“大红门服装商贸区”由当年赫赫有名的“浙江村”发展而成，现在已是华北最大的服装集散地，京城“八大商圈”之一。京温大厦、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等30多个大型服装批发交易市场在此巍峨矗立，鳞次栉比，每天车水马龙，挂着全国各地车牌的大车小车拉着大包小包的服装进进出出川流不息。笔者手头有北京市有关部门2003年的统计数字，这里日货物平均吞吐达2000多吨，年总交易额为300亿元人民币，占北京市同类商品交易额的54.5%，是长江以北地区最大的服装集散地，其货物不但辐射全国各地，还远销欧洲、俄罗斯、乌克兰、朝鲜、韩国等地区和国家。这还是五年前的数字，今天的数字一定远不止此！
或许有人还会说，这些仍是知识含量低的劳动，他们创造的GDP其实仍不能说高。
“IT”“白领”无疑是知识含量高、技术含量高的职业。如今北京IT业的从业人员相当部分都是外地人，有些小公司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是外地人。每日匆匆忙忙出入写字楼的“白领”，外地人也占相当部分。
如今艺术也成巨大的“产业”，798和通州宋庄那些光怪陆离的艺术家们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北漂”。各类媒体从业人员中外地人也越来越多，我曾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或到某些节目当“嘉宾”，接触的工作人员从记者、编导到摄影、灯光等等，“外地人”占了绝大多数
所有这些“外来人口”，从胼手胝足的农民工、为利奔波的商人到前卫时尚的艺术家和白领，为北京创造了巨额财富。据统计，2007年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1633万人，其中北京户籍人口1213.3万人，外来人口419.7万人；常住人口人均GDP已达7000美元。这“人均”中外来人口的贡献之大恐怕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他们的工资、劳保、福利待遇普遍较“本地人”低不少；而且，这四百多万绝大多数都是“工作人口”，而本地户籍人口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的退休者至少占三分之一。
外来人口 篇4
关键词：城市居民,外来人口,社会态度
一、问题的提出
来自乡村的外来人口在城市被定义为“陌生人”[1]。农民工在数量上无疑是这一群体的主体力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数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亿人。尽管农民工总量的增速持续回落,但农民工流动出现家庭化和长期化趋势。在此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成为一个当务之急的政策议题。“十二五”时期政府启动以消除户籍藩篱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政策改革,逐渐从制度上破除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但是,农民工融城化是一个制度融入和社会融合的双重过程。尤其是对于后者,涉及到作为新市民的农民工与作为老市民的本地居民之间的冲突与调适,是一个不能一蹴而就的长期过程。城市居民的接纳意愿和社会认知不可忽视。因此,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分析他们的融城意愿固然重要,了解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也是必不可少的。
以往研究从区域差异视角分析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态度,发现城市居民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和城市的制度环境对其是否愿意外来人口迁入有显著影响[2]。相关研究也关注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认为社会资本和同群效应影响着社会距离[3],而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缩减群体间的社会距离[4]。社会态度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城市居民对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的态度也是多维度的。以往这些研究,在测量上往往从单维度分析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在研究对象上往往聚焦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缺少对内地城市的关注。
本文以中部地区省会城市郑州市为例,以多项指标测量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以及城市居民的个体特征、社会特征和心理特征对其社会态度的影响。郑州市的外来流动人口在总量上可能不如东南沿海城市,但外来人口增长速度较快。截至2013年9月,郑州市区流动人口达340万人,且每年以25%的速度递增,城区人口密度仅次于广州,居全国第二位[5]。2010年郑州市被确定为首批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试点城市,在推动外来人口融城化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以郑州市为对象分析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作者组织的“文化资本与社会阶层”调查,调查于2014年9月至10月在郑州进行,共完成有效样本1146个。本文分析使用的为城市居民部分,共包括727个样本。
二、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社会态度分析
(一)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社会态度的描述分析
社会态度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是指“公众个体对其所关心的外界事物所持的一贯的、稳定的心理状态或一定的行为倾向”[6]。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则是他们对“城市里的陌生人”这一特殊群体所持有的稳定的心理倾向。借鉴已有的相关调查问题,本次调查中包含融合意愿、距离感知、包容意愿和歧视认知4个方面的指标,共分为20个具体问题,具体见表1。
在社会融合意愿维度,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融合意愿总体较高。城市居民愿意外来人口居住在社区、居住在隔壁、邀请到家做客的比例依次降低,显示出在融合意愿方面态度的差异性。赞同“愿意与外来人口交朋友”的比例高于赞同“愿意子女/亲属与外来人口谈恋爱”的比例,这体现出城市居民更多地接纳外来人口为朋友,而不是成为更为亲密的家人或亲属。
在社会距离感知维度,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感不大。城市居民认为有外来人口居住在社区的比例超过80%,这说明在郑州市并没有形成较为明显的外来人口聚居区,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混合居住的情况较为普遍。回答曾邀请外来人口到家做客的比例近3/4,说明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交往较多,这为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形成积极态度奠定基础。回答有子女/亲属与外来人口谈恋爱的比例仅为1/3,说明即使社会交往较多,在恋爱这一问题上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的鸿沟难以逾越。
在社会包容意愿维度,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性较强。赞同外来人口导致治安状况恶化和城市环境变差的比例相对较高,但也仅为20%左右。赞同外来人口抢占工作机会的比例仅为13.34%,说明外来人口没有增加城市居民的就业压力感。赞同外来人不应获得城市户口和享有市民待遇的比例都较低,说明城市居民较为认可外来人口对于郑州市所做的贡献,从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认为应该让他们市民化。
在社会歧视认知维度,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歧视度较低。赞同外来人口综合素质低的比例最高,但也仅为35%,这反映了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教育程度低、专业技能不高的一种客观认识。关于外来人口是恶的、贡献小和令人厌恶3个问题,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评价都较为积极,不存在对外来人口明显的社会歧视。
(二)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社会态度的因子分析
本次调查的社会态度测量指标共有20项,不同的指标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而可以通过因子分析探索指标之间的结构进行简化。在因子分析之前,先对20项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较好。KMO值为0.865,调查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本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素萃取,并以最大方差法进行因素旋转,最终提取4个公因子。4个公因子累计解释总方差为96%,说明4个公因子能较好反映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根据因子负荷值,因子1代表了社会包容的6个指标,分别为指标11～16,命名为社会包容因子;因子2代表了社会融合的5个指标,分别为指标1～5,命名为社会融合因子;因子3代表了社会歧视的6个指标,分别为指标17～20,命名为社会歧视因子;因子4代表了社会距离的4个指标,分别为指标6～10,命名为社会距离因子。
注:限于篇幅,表中仅列出回答“愿意”或“同意”的频次和百分比。
为便于理解和后面的计量分析,本文把因子值转换为1～100之间的标准分值,转换公式为:
转换后的因子值=(因子值+B)*A
其中,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1/A)-因子最小值[7]。社会包容和社会融合为积极态度,得分越高,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越积极;社会歧视和社会距离为消极态度,得分越低,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越积极。
由表2可以看出,城市居民的各项社会态度指数都处于中等水平。社会包容指数的均值为57.68分,在95%的水平上进行区间估计,郑州市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指数处于56.55-58.81分之间。社会融合指数的均值为57.02分,郑州市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指数处于55.30～58.73分之间。社会态度的两项积极评价指数都刚超过50%的区间,属于中等积极评价。社会距离指数的均值为50.53分,郑州市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指数处于49.38～51.69分之间。社会歧视指数的均值为36.16分,郑州市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指数处于34.49～37.82分之间。社会距离的评价刚达到50%的区间,社会距离处于中等水平;社会歧视指数处于50%的区间以下,社会歧视度较低。因此,郑州市作为一个近百年来发展起来的中部城市,在河南省处于绝对的中心城市地位,外来人口涌入较多,但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社会融合和社会距离都处于中等水平,而且对外来人口无明显的歧视态度。
三、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社会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社会态度总是嵌入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受个体特征及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为了更深入地分析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社会态度的影响,本文从个体特征、社会特征和心理特征分析社会态度的影响因素。
(一)个体特征与城市居民的社会态度
个体特征即人口变量特征,一般包括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在初步分析中,婚姻状况对于社会态度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个体特征模型只包括性别和年龄。其中,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组;年龄分为30岁以下、30～60岁和60岁以上3个类别,以30岁以下为参照组。
M1以社会包容为因变量,相对于30岁以下的受访者,年龄处于30～60岁之间的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度较低。M2以社会融合为因变量,相对于30岁以下的受访者,年龄处于30～60岁和60岁以上的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度较低。城市居民年龄越大,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意愿越低。
M3以社会歧视为因变量,相对于30岁以下的受访者,年龄处于60岁以上的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歧视度较高。M4以社会距离为因变量,性别和年龄对社会距离的影响都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社会态度的人口特征模型拟合度不高,城市居民的人口特征对于其社会态度的差异解释力不好。人口特征不是影响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社会态度的有效因素。
注:***、**、*分别为在1%、5%、1 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社会特征与城市居民的社会态度
社会特征主要是城市居民的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在客观社会地位分析中,影响因素包括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单位性质和经济收入4项指标。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含中专技校)、大专及以上3个类别,以初中及以下为参照组。职业地位分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自雇人员和体力劳动者5个类别,以体力劳动者为参照组。单位性质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类别,以体制外为参照组。经济收入以全年收入取对数,作为连续变量纳入模型。
M1以社会包容为因变量,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相对于体力劳动者,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度更高;经济收入越高,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度越高。M2以社会融合为因变量,相对于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的居民,高中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城市居民,社会融合意愿更低;相对于体制外的居民,体制内城市居民的社会融合意愿低。
M3以社会歧视为因变量,经济收入越高,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歧视越低。M4以社会距离为因变量,技术人员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低于体力劳动者;体制内的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高于体制外居民;城市居民经济收入越高,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低。
尽管客观社会地位对社会态度的4个维度之间有不同的影响逻辑,但总的特征是体制内外对于城市居民的社会态度有负向影响,经济收入对于城市居民的社会态度有正向影响。此外,体力劳动者作为较低的社会阶层,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差,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高,这也可能反映了这部分群体在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下生存境遇受到影响。
在主观社会地位分析中,包括主观教育地位、收入地位、职业地位、主观综合地位4项指标。其中,主观教育地位、收入地位和职业地位以打分的形式,让受访者在1～10分之间进行选择,1为最低分,10为最高分。主观综合地位以“当前您家在当地处于哪个层次”测量,答案包括“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5个类别,由于回答“上层”的受访者较少,在分析中把“上层”并入“中上层”,以下层为参照组。
M1以社会包容为因变量,城市居民主观收入地位越高,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度就越高。M2以社会融合为因变量,主观地位的变量对社会融合的影响都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M3以社会歧视为因变量,主观综合地位高的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歧视低。M4以社会距离为因变量,主观收入水平越高,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小;主观职业地位越高,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大;在主观综合地位方面,认为处于中上层的居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较大。
从模型的拟合度看,主观社会地位对社会态度的影响小于客观社会地位。主观收入地位对社会态度有正向影响,主观综合地位对社会歧视有正向影响,主观职业地位对社会距离有负向影响。
(三)心理特征与城市居民的社会态度
与社会态度的外向性评价不同,心理特征是个体对自我内在心理的一种评价。但由于社会态度的内隐性特征,个体的心理特征对其社会态度有一定影响。个体的心理特征有很多维度,基于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在生存境遇层面的冲击与调适关系,本文从焦虑感和挫折感两个维度分析。焦虑感涉及到对健康、子女教育、住房、财富、人际关系和工作稳定的评价,通过因子分析提取焦虑感公共因子。挫折感则涉及到对未来希望、生活意义、目标完成、社会遗弃、他者轻视的评价,通过因子分析提取挫折感因子。焦虑感和挫折感均以连续变量进入回归模型。
M1以社会包容为因变量,城市居民的挫折感越高,其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越低。M2以社会融合为因变量,城市居民的焦虑感和挫折感越高,其与外来人口的融合意愿越低。
M3以社会歧视为因变量,城市居民的焦虑感和挫折感越高,其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歧视越高。M4以社会距离为因变量,城市居民的焦虑感越高,其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大。
因此,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受到心理特征的影响,焦虑感和挫折感是影响社会态度的重要心理机制。城市居民的焦虑感和挫折感会降低他们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和融合意愿,进而提高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歧视和社会距离。至于心理特征是社会地位的调节机制还是中介机制,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检验。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总体上呈现出能包容而不融合、有距离而不歧视的特征。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意愿稍高于融合意愿,认可与外来人口交往,但不愿意发展更亲密的关系。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歧视低于社会距离,他们能够正视外来人口对于城市的贡献,但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依然存在。在具体的影响因素分析中,个体特征、社会特征和心理特征对社会态度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这些影响以较为复杂的关系呈现。
作为外来人口的农民工其市民化过程需要经过“业的城市化——居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三个阶段。就业在城市和居住在城市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初级阶段,而人的城市化则是高级阶段。因此,在新时期要以包容性社会政策构建更为广泛的社会安全网,以普惠性福利制度建构提升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口的社会获得感,以双向性社会认同弥合新老市民之间的文化冲突。
首先,基于普惠性社会福利制度构建“安全网”。面对经济新常态下不断累积的社会风险,个体的生活状态都可能会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其社会态度。基于普惠性社会福利制度,要逐步消除社会保障的分割现象,建设全民保障型国家;同时推动社会救助从消极救助走向积极的发展型救助,对居民的发展型需求进行有效回应,提升个人的发展能力。
其次,基于包容性社会政策提升获得感。‘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适应包容性增长模式的转型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社会政策体系[8]。政府应努力关注城市不同群体的利益,既重视外来人口的权益保障问题,也关注城市弱势群体的发展权利问题。基于包容性社会政策,政府要投资于教育、医疗等基本社会服务以扩展人的可行能力,尤其是对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重点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消除社会排斥现象,防控系统性社会风险的发生。
最后,基于双向性社会认同弥合文化冲突。双向性社会认同的形成依赖于城市文化生活的共同参与。在共同的文化生活中,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通过互动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对于当前提高城市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彼此接纳意愿,促进流动人口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社会,一个关键因素是提高城市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9]。重塑社会认同,推动新老市民的的社会融合,要以社区空间为依托,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注重流动人口的活动参与,拓展新老市民接触的公共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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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孙远太.城市居民社会地位对其获得感的影响分析[J].调研世界,2015(9).
处理与外来人口的关系 篇5
1、协助政府各级相关部门做好外来流动人口的登记、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办暂住证、注销等手续，填报有关外来流动人口统计报表等工作。协助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督促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办理《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和《外来人员就业证》，为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提供就业前培训指导，做好责任区内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费的有关统计工作，维护外来务工经商人员的合法权益。
2、把对违法犯罪分子的严厉打击是加强外来人口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必要手段，要与派出所、协警做好配合，开展严厉的打击，才能有效遏制犯罪。每个行政村（社区）根据自身特点也分别建立了各自的巡防队伍，遇到特殊情况及时、准确的向上级报告，这样可以有效的使上级部门对违法犯罪分子进行严厉的打击，绝不能让其成气候，养疽为患。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打击要把握依据，对照政策，处分轻重，达到教育之目的。
3、行政村（社区）作为最基层的外来人口管理队伍将与街道派出所、协警一同努力将全街道内符合规定的出租房屋建立健全完善的登记注册、安全管理等管理制度，并与出租房屋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明确房主与房客的权利、义务关系和治安责任，严格落实“谁出租、谁负责”的管理责任制，保证在源头上做好外来人口工作。在此过程中行政村（社区）应作为基层，负责基层工作，街道派出所、协警作为主体负责整个街道的资源的调度、整合，两者之间相辅相成。
外来人口 篇6
[关键词]上海；外来人口；城市发展
[中图分类号] C92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9-0017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的外来人口数量增长很快，外来人口已经成为上海常住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增长的主要来源，对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根据上海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数据，到2015年末，上海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27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33.62万人，外来常住人口981.65万人。上海市“十三五”规划指出，要“落实国家严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规模要求，统筹人口与产业发展、城市布局、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如何在守住人口底线的新形势下，更好发挥外来人口对上海城市发展的作用，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1990年以来上海外来人口概况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劳动用工制度、户籍制度及国有企业改革等各项改革的深入，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伴随旧城区改造、新城区开发、地铁、轻轨及高架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上海对于劳动力总量需求急剧增长，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涌入。进入新世纪以后，虽然外来人口增速略有放缓，但绝对数量依旧很大。2015年外来常住人口数量比1993年增长了291.1%，而同期常住人口数量只增长了74.9%。从2000年到2015年间，外来常住人口从2000年的305.74万增加到2015年的981.65万人，15年间增长了221.1%，平均每年增加45万人；外来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总量从2000年的23.1%增加到2010年的40.6%。也就是说，在2010年，上海每五个常住人口中就至少有两个是外来人口。但是，2015年出现了新变化，外来常住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下降，比前一年减少了10.41万人。[1]
除了数量与增长速度的变化，外来人口在年龄构成、文化程度与区域分布上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外来常住人口的年龄构成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五普”）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显示，劳动年龄人口分别占外来常住人口总数的85.61%和88.86%，且主要是20-44岁青壮年劳动力，分别占70.28%和69.09%。
（二）外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外省市在沪6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比例最高，“五普”和“六普”时分别占52.7%和55.2%。2010年，6岁及以上在沪外来常住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14.1%，高中文化程度人口占16.3%，比2000年上升了15.5个百分点。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才。
（三）外来人口多分布在近郊地区。根据“六普”数据，浦东新区、闵行、松江、嘉定和宝山等区是外来常住人口居住最为集中的地区，5个区共容纳外来常住人口575.97万人，占上海外来常住人口的64.2%。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居住成本相对较低和交通相对便利等是吸引外来人口居住的主要因素。
二、上海外来人口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对外来人口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外来人口也增添了上海的活力，对上海城市建设、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各种挑战与压力。
（一）外来人口为上海城市发展提供多层次的人力资源。外来人口壮大了上海的劳动力队伍，缓解了劳动力结构性不足的矛盾。2010年，外来人口来沪原因中，“务工经商”的人口共703.07万，比重达78.32%。[2]但由于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等方面因素的限制，上海外来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主要是二、三产业中的制造加工、建筑施工、餐饮服务等，这些岗位基本都是一些以脏累的体力劳动或社会地位及收入水平较低的工种为主，上海本地人一般都不愿参与。外来劳动力满足了上海这些部门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成为这些部门从业劳动力的主力军。
与此同时，上海处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时期。随着“四个中心”建设重点领域人才紧缺及高层次海外人才的引进，外来人口的职业结构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才的比重上升。一批批有着较高学历、在上海居住和工作多年的“新上海人”，正在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中坚力量。
外来人口还延缓了上海人口高龄化速度，改善了上海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减轻了本地劳动力的抚养压力。上海户籍人口自1993年开始自然负增长，且此后的20年间，除了2012年外，都一直是处于负增长状态，外来劳动适龄人口的迁入，使上海人口和劳动力的高龄化趋势及年龄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和改善。“六普”数据显示，上海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5.1%，比户籍人口低8个百分点。
（二）外来人口丰富了上海多元文化内涵。上海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城市，作为上海近代文化特征的“海派”文化，是融合了中西文化的、大众化的、具有世界性的新文化，移民是其中最活跃、最忠实、最有效的载体。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自安徽、江苏、河南、四川、浙江、江西的外来常住人口分别占到外来常住人口总量的29.0%、16.7%、8.7%、7.0%、5.4%、5.0%，合计71.8%。而在上海的境外常住人口达到了20.83万，其中来自香港、台湾的人员分别达到1.93万和4.49万，外籍人员中，来自日本、美国、韩国三个国家的人员数最多，分别是2.97万人、2.36万人和1.98万人。[3]来自五湖四海和世界各地的外来人口给上海带来了多样的文化和习俗。他们带着自己的文化而来，在这上海生根发芽，构成了“海纳百川”的上海文化。
（三）外来人口给上海城市管理带来挑战。大量的外来人口给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上海作为一个常住人口千万级的特大城市，土地、水、能源、公共设施、教育医疗资源等承载能力逐渐面临饱和。快速增长的外来人口给城市公共服务带来巨大压力，加大了城市人口的密度，也会带来各种社会问题，例如犯罪问题、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环境问题、文化冲突问题等等。
教育方面，大量的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入学给上海教育资源带来很大挑战。外来人口集中的郊区，义务教育资源出现短缺。截至2012年，义务教育阶段，外来人口子女占全市在校生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19.6%上升到45.1%，在一些街镇外来在校生已经超过了户籍在校生。上海市连续多年新建各类学校以解决外来人口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以缓解人口出生高峰和城市人口在城郊结合地区集聚所产生的入学矛盾。外来人口的高速增长也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治安形势的复杂与恶化。外来人口本身构成比较复杂，自身文化素质良莠不齐，受城市各种限制性政策等约束，相当一部分难以与城市居民处于竞争的同一起点，其实现个人价值与目标的资源、手段都相对稀缺，因而容易产生利用非法手段谋取个人利益的倾向。近年来，非上海籍未成年人犯罪比例持续走高，目前占全市未成年人犯罪比率已高达80%。[4]住房方面，近郊区“城中村”、群租房、违章搭建等问题日益突出，与外来人口的大量聚集有一定的关系。
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仅仅是外来人口自身的问题，更是与整个管理体制滞后有很大关系。
三、新形势下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举措
外来人口为上海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如何更好的发挥他们的作用，值得我们思考。
（一）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优化外来人口结构。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区域外来人口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动和调整也必然引起其就业结构的变动。由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外省市农村地区的农业人口成为上海外来人口的主力军。“六普”资料显示，在上海897.7万外来常住人口中，有79.4%的人口是农民。上海是农民工集聚的重要地区。
大量低廉的外来劳动力虽然在短期内会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但从长远来看，会进一步削弱企业产品开发、技术引进、设备更新、管理优化等企业创新动力，增加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难度，抑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反过来，上海可以通过调整落后产能，升级产业结构，合理控制就业年龄段人口，以优化外来人口结构。例如浦东陆家嘴区域主要发展金融业，形成金融业人口的集聚，张江高科技园区形成了以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文化创意、低碳环保等为重点的主导产业，吸引了大量相关领域的人才集聚。“十三五”时期，上海将着力加强“四个中心”和科创中心建设，形成此方面的产业集聚和外来人才集聚。同时，也应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高能耗制造业、高污染行业的比重，改变农村人口为主的外来人口结构。
（二）完善落户政策及居住证积分制度以调节外来人口层次。上海市政府1993年12月发布《上海市蓝印户口管理暂行规定》，外来人口在上海投资、购买商品住宅或者被上海单位聘用，具备规定条件的，公安机关就会在他的户口凭证上批准登记并加盖蓝色印章。“蓝印户口”政策曾对上海的招商引资、引进人才起到积极的作用。2004年4月这一政策停止执行。2004年8月出台了《上海市居住证暂行规定》，对外来常住人口实行居住地管理办法，分类发放居住证，并在2008年开始，实施“居住证”有条件地转成户籍。
2001年，上海在国内率先提出构筑国际人才高地的战略。先后提出了文化、金融、港航、生物与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汽车、航天航空等重点领域的人才开发。自2003年8月至2007年2月，两轮“万名海外人才集聚工程”共集聚了海外留学人才和高层次海外人才两万余名，在上海市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推进，2015年10月上海推出更加开放的国内人才引进政策，重点引进五类人才：创业人才、创新创业中介服务人才、风险投资管理运营人才、企业高级管理和科技技能人才、企业家，在居住证积分、居住证转户籍、直接落户三个政策梯度上分别进行突破，形成梯度明晰、相互衔接的创新创业人才引进政策体系，给准备前来上海、留在上海、扎根上海的创新创业人才以稳定预期。
政府根据上海发展不同阶段对人才的需求，适时出台相应的人才引进政策，可以调节外来人口的层次，以更好地适应新时期城市发展。
（三）加强外来人口的权益保障和社会服务。上海城市的发展，不仅需要高学历的专业人才，也离不开数量众多的基层劳动者。优化外来人口结构，提高外来人口层次，并不意味着要压缩低层次的外来人口的生活空间。相反，政府应该在外来人口的管理和服务上做文章。由于外来人口中相当一部分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单位，可以从他们的居住地入手，提供更为全面的社会服务。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区开始从以管理本地人为主转向管理本地人口与管理外来人口并重转变，各街道纷纷成立了外来人口管理机构。进入新世纪以来，社区对外来人口从“重管理”到“重服务”，改善外来人口的就业、居住、社会融合等生存环境，保障外来人口的基本权益，增加其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归属感。
2004年，上海市推出新的居住证暂行规定，在本市居住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只要有稳定职业和稳定住所，都可以申领居住证。持证人员可参加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可以为其子女申请在上海接受义务教育等。上海还通过各种形式，对外来人口进行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和就业技能。21世纪初，上海在外来人口集中的企业、工地和街道社区建立起一大批民工学校，教授的内容除专业性技术技能外，还包括基础知识教育、法律法规教育等，有助于外来人口适应现代城市文明、融入城市。
注释
①本文中所研究的外来人口，主要是指外来常住人口，即在沪居住半年（含）以上的非本地户籍人员
参考文献
[1]数据来源于上海市历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1990年、2000年、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1995年、2005年人国人口1%（上海3%）抽样调查，《上海统计年鉴》（1990-2015年）
[2][3]上海统计局.上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手册[EB/OL].http：//www.stats-sh.gov.cn/sjfb/201203/239823.html.
[4]上海未成年人犯罪率急剧上升八成为外来青少年[EB/OL].http：//sh.sina.com.cn/news/b/2014-05-15/084094894.html.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外来人口 篇7
关键词：外来人口犯罪,社会失范理论,创新适应模式
C区属于东部沿海某城市的中心城区,改革开放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根据最近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C区外来人口共有208668人, 占现住人口的46.7%。外来人口在为C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注入活力的同时,其犯罪问题也越来越被社会所关注。本文以C区法院2005年至2014年10年间一审宣判的刑事案件数据为依据,对C区外来人口犯罪问题进行分析。
一、C 区外来人口犯罪特征
1、外来人口犯罪呈增长态势,比例较高
以2005年外来人口犯罪人数为基数,10年间总体呈增长态势,2014年增长到1.79倍,其中2012年接近2倍, 达1.97倍。在绝对人数不断增长的同时,外来人口犯罪占全部犯罪人数的比例也一直保持高位,均处于64%以上。
2、外来人口犯罪年龄低,文化程度不高
从年龄结构来看,外来人口犯罪中18岁至30岁的占58%,30岁至40岁的占25%,二者相加达83%,18岁至40岁年龄段成为外来人口犯罪绝对“主力”;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小学文化程度及文盲占绝大多数,占外来人口犯罪的92%。
3、犯罪类型相对集中,以侵财类犯罪居多
从犯罪类型来看,侵财类犯罪中的盗窃罪一直稳居外来人口犯罪数量之首,历年均占三分之一以上,最高时达75%。特别是与非外来人口犯罪相比较,外来人口侵财类犯罪占比明显较高。2014年,外来人口中侵财类犯罪占比是非外来人口的3倍多。
4、实施共同犯罪者居多,地域性明显
外来人口主要来自农村,血缘亲属关系和乡土观念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的人际关系,也容易形成盗窃、抢夺、抢劫等犯罪团伙。十年间,共同犯罪占全部外来人口犯罪的大多数,为69%。从户籍上看,安徽、贵州、四川、江西、江苏和河南六省户籍的犯罪人数较多,占外来人口犯罪的79%,为全部犯罪的55%。
二、默顿的社会失范 理论及其对外来人口犯 罪原因的解释
1、默顿的社会失范 理论
罗伯特·金·默顿(R.K.Robert King Merton) 的社会失范理论(Theory Of anomie) 认为,“社会和文化结构中有两个最为重要的要素:明确的文化目标和达到这些目标的社会认可的制度性手段。当目标与手段均在社会结构中法定存在或默认,则社会结构与功能处在一个良性状态,社会秩序稳定。当社会所规定的目标与用以达到这种目标的手段不一致时,社会出现失范”。为应对失范状态,个人一般采取“同步”、“创新”、“形式主义”、“逃避主义”和“反叛”等五种适应模式。默顿认为,“最有可能引发犯罪行为的是采取创新适应模式的人”。
默顿认为,“在为了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赞成的文化价值观念而竞争时,如果贫穷和相关的不利环境与把金钱至上的成功作为首要目标的文化观念相结合,大量的犯罪行为就会自然的发生。”
2、社会失范理论对外来人口犯罪原因的解释
(1)城市外来人口追寻的目标
发财致富。据统计,近十年来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民的3倍以上,且总体呈不断上升趋势。这种巨大的城乡收人差别,吸引着众多外来人口抱着发财致富的目的流入城市。但外来人口在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中显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他们多半只能从事城市居民所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如在C区,外来人口大多集中在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为生产、生活提供服务的服务性行业,从事的多为脏、累、险的工作岗位,像建筑行业工人中77%为流动人口,住宿餐饮行业员工中73.6%为流动人口,居民服务行业员工中62%为流动人口。很多时候,发财致富的梦想在现实面前显得遥不可及。
渴望成为城里人。从年龄来看,18至40岁的“80后”“90后”占历年外来人口犯罪的绝大多数,他们或许出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或许只在农村生活过很短的时间,接受现代生活观念和文化熏陶较多,渴望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待遇。据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的专项调查表明,“近七成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感觉比较满意,有55.14%的农民工设想未来在城市发展、定居,只有28.55% 的农民工想赚钱或学到技术后回家乡生活”。可见,对于新生代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更认同和习惯于城市的生活方式,渴望在城里挣钱“买房安家”,成为城市中的一员。
(2)城市外来人口实现目标的障碍
制度障碍。首先是就业方面。虽然近年来外来人口就业环境得到普遍改善,就业门槛不断减少,但“在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银行等‘含金量’较高的岗位招聘上依然存在着户籍限制”;其次是子女教育方面。目前城市外来人口子女主要在外来务工子弟学校就读,无法享有和城市户籍子女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即便有一些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开办的非营利学校,其办学条件与公立学校也有较大差距;再次是社会保障方面。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工人一样, 享受同样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公积金等社会保障。
文化歧视。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文化歧视普遍存在。一方面是城市居民在潜意识中对农民工持有的本能排斥,对他们带有乡土气息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等不屑一顾,甚至持歧视态度,习惯于将城市中的一切社会问题归咎于农民工,并将之妖魔化。另一方面,农民工来到城市后,往往强烈感受到生活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安与困惑,市场经济中的契约关系使农民工在城市中倍感人际关系的冷漠和无助,“绝大多数进城农民认为他们‘被人家看不起’和‘受歧视’,因而使他们对城里人形成了一种不满情绪。”
个人能力不足。由于劳务输出地一般都属于欠发达地区,九年制义务教育普遍存在教学设施差、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致使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少年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落后于城市中的同龄人。同时政府和企业向外来人口提供的职业教育极少,致使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只能从事一些收入低、发展空间小的工作。
(3)创新(犯罪)的产生
从农村到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农民工不但未能拉近自己与“发家致富”梦想的距离,反而看见初始梦想离自己越来越远,目标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让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和挫折感,出现彷徨、苦闷、迷茫、愤怒甚至紧张的情绪,进而陷入价值崩溃的失范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部分人会选择“同步”的适应模式。一部分人会采取“形式主义”、“退却主义”、“反叛”等适应模式,但也有一部分人会选择较为激烈的适应模式———创新,即采取非法手段去追求自己的目标,犯罪随之产生。正如菲利所言“人之所以成为罪犯,并不是因为他要犯罪,而是由于他处在一定的物质和社会条件之下,恶的种子得以在这种条件下发芽、生长”。
三、外来人口犯罪预防
根据社会失范理论,缺乏达成目标的手段是导致犯罪的原因。因此,预防和减少外来人口犯罪应该从“手段”入手,通过消除对农民的制度和文化歧视、提高外来人口的综合能力,以及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等措施,提高外来人口获取财富和融入城市的机会,从而达到减少犯罪的目的。
1、消除制度歧视,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1)转变“人口是负担”的传统人口观念。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证明,人口不是负担,而是稀缺资源,一个正常人创造的财富要远远大于其消耗掉的财富。城市的管理者和居民只有转变观念,将外来人口视为城市的建设者、市场的消费者、政府收入的纳税人,是城市发展曾经和现在的重要参与者,是城市的巨大财富,而不是负担,如此才能从内心欢迎外来人口,接受外来人口。
(2)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最好的社会政策也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现阶段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拆除以户籍为区分标准的体制和政策性障碍,通过市场和法制化手段剥离户口上的附加利益功能,在教育、就业、居住、医疗、养老等方面对外来人口实行同城待遇。建立健全养老金、失业保险金等社保账户跨地区转移制度,在制度上保障人口的自由迁徙,使外来人口真正成为其居住城市中的一员,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之中。
(3)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多年来,我国对城市和农村的建设投入严重不公,城市投入的多,农村投入的少。国家应继续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避免进城农民因生活没有退路而实施犯罪行为。更为紧迫的是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尽快提升农村的基础教育水平,使更多农民有一技之长,避免因身无所长而容易遭受挫折,走上犯罪道路。
2、消除文化歧视,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
(1)改变城市居民的偏见。通过正面舆论宣传,建立新型的城市人际关系,让城市居民从观念上接受、善待、理解进城农民,肯定他们对城市的贡献,消除不公的偏见,在全社会树立善待外来人口的新风尚,营造和谐文化。
(2)帮助外来人口融入城市。通过社区加强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了解,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外来人口之间、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结成更为紧密的社会关系,增强其对居住城市的归宿感;帮助外来人口成立自己的组织,在维护和协调其合法权益的同时,通过组织寻找归属感;基层组织以及其他各级政府部门可以吸纳外来人口参与城市服务和治安管理,增加其城市主人翁意识。
3、提高外来人口的综合能力
(1)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外来人口输出地政府应设专门机构,有组织地对外出务工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输入地的政府应建立农民工培训中心,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进行技能培训。同时,根据社会紧缺人才岗位,有针对性的组织流动人口对某一专项技能进行学习, 使之获取较为稳定的收入,从而减少因生活所迫而实施犯罪行为的发生。
(2)加强法治教育。通过开展法治宣传、法律援助服务等方式,提供学习和应用法律知识的帮助,提高外来人口法律意识和守法观念,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同时,要着重提高外来人口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防止在遭受不公时采取过激行为,做出伤害他人和报复社会的行为。
(3)做好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工作。逐步将外来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纳入教育发展规划中,建立“以区县政府为主导、乡镇或街道为基础,以公办为主、社会力量办学为辅”的就学管理体制。一方面继续加大投入,在建造一些公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同时,鼓励现有公立学校接受外来人口子女就学;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社会力量办学的引导和监管,关注和关心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长。
4、适用同城待遇,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1)对外来人口和本地人适用相同的刑事政策。长期以来,本地犯罪嫌疑人的取保候审率、不起诉率和判处缓刑率都远远高于外地犯罪嫌疑人,在处理外来人口刑事犯罪过程中,存在构罪即捕,构罪即诉,构罪即判处实刑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存在虽然有其客观的原因(如部分外来人口因没有固定住所、无法提供保证金或保证人,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往往不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的措施),但这些不能成为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司法原则的理由,外来人口应当享有与本地居民相同的权利,司法机关有义务采取相应措施来保障这一权利的实现。
(2)对外来人口严重刑事犯罪从严处理。要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外来人口实施的恐怖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毒品犯罪以及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等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暴力犯罪,依法严厉打击严重破坏食品安全、侵犯知识产权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对严重刑事犯罪做到及时、准确、有力打击。
外来人口 篇8
关键词：学生保健服务,组织和管理,采光,噪声
学校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 学校的环境卫生状况直接关系到学生的身心健康。近几年来, 北京市昌平区出现了较多的外来人口子弟学校。为了解昌平区外来人口子弟学校的卫生现状, 笔者于2006年1-3月对部分学校进行了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抽取昌平区内18所外来人口子弟学校30间教室进行监测。根据学校卫生的基本要求, 考虑外来人口子弟学校的实际情况,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格, 调查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卫生设施、预防保健现状等, 由卫生专业人员组成检查组对18所外来人口子弟学校进行现场调查。依据GB J99-86《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GB/T 3976-2002《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GB 5699-85《采光测量方法》、GB 5700-85《室内照明测量方法》;使用仪器和量具为CENTER310数位温湿度仪、GXH-3051 (新型) 便携式相关红外线分析器、AWA5633D声级计、皮尺、钢卷尺、学生身高及课桌椅型号测量尺等。
2 结果
2.1 学校基本情况
18所外来人口子弟学校共有学生6 682名, 建校时间为2003年9月-2005年9月, 有7所学校经过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占23%;18所学校均无学校卫生工作管理计划, 均未配备校医或保健教师;所有学校均未对学生进行健康体检, 更无学生健康体检档案卡;学校均未设立健康教育课;设有跑道、篮球场的学校有6所, 占33%, 有12所学校无操场;学生运动器械少而简易, 体育课活动器材多为乒乓球、篮球、羽毛球等球类。
2.2 教室人均面积及教学设备
在调查的30间教室中, 人均面积达到1.10 m2或1.12 m2要求的仅占33%;教室黑板尺寸达标 (1 m×3.6 m) 的占23%, 大多数为涂有墨水的水泥墙。在调查中还发现, 课桌椅型号与学生的身高不符合, 符合率仅为3%, 并且桌、椅的型号不配套, 多数桌椅为淘汰的固定式桌椅, 型号偏大。
2.3 教室的采光、照明情况
在检查的30间教室中, 采光系数达到卫生标准 (≥1.5%) 的占70%, 玻地比大于1∶6的占80%, 黑板反射系数<20%的占80%, 后墙反射系数>70%的占40%, 灯桌间距在1.7~1.9 m之间的占30%。学校照明灯具多为白炽灯泡, 所有的教室均未安装黑板灯。
2.4 教室的微小气候及噪声
在调查的30间教室中, CO2浓度达标 (≤0.15%) 的占43%, 教室采暖温度达标 (≥16℃) 的占23% (其中最低温度为7.2℃) , 噪声达标 (≤50 dB) 的占60%。
2.5 厕所状况
学校均以简易厕所为主, 均未设水冲式厕所, 厕所蹲位偏少, 卫生状况较差。
3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 昌平区外来人口子弟学校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存在较多的卫生隐患: (1) 多数学校未经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基本条件和设施简陋, 多租用当地民房或老校舍办学。 (2) 学校无卫生技术人员, 调查的18所学校均未配置校医。 (3) 存在超学额班级, 班级容量超标, 教室采光差、通风差, 易造成呼吸道疾病流行;还可使CO2含量超标, 空气质量下降, 导致学生易疲倦、头痛[1]。 (4) 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 课桌椅多为淘汰的固定式桌椅, 且型号偏大, 非常不适合低年级学生使用。课桌椅是培养学生良好坐姿的重要外界环境, 与脊柱弯曲及近视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 也是影响学生作业能力及身体功能状态的一个因素[2]。
针对上述问题, 笔者建议: (1) 加强属地化管理。学校是不同项目及服务的有机集合体, 是所有部门协调工作的整体。学校管理涉及教育、卫生及外来人口管理等多个职能部门, 因此需要政府协调, 各职能部门分工协作, 齐抓共管, 同时出台相关政策, 依法管理。 (2) 加强学校健康教育。学校应配备保健教师, 建立学生健康体检档案, 开设健康教育必修课, 加强卫生宣传, 不断提高学生的卫生意识, 改善卫生习惯。 (3)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从调查情况来看, 外来人口子弟学校的办学条件较差, 教室的卫生状况达不到卫生标准。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应大力扶持一些条件较好的外来人口子弟学校, 逐渐淘汰规模小、条件差的外来人口子弟学校。
参考文献
[1]叶广俊, 刘宝林, 张国栋, 等.儿童少年卫生学.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5:8.
外来人口 篇9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城市化发展的巨浪推动着我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有2.94亿人, 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增加3 108万人, 增长11.89%。人户分离人口中流动人口就有2.47亿人, 接近全国人口的1/6。全国就业人员中, 仅农民工就有2.77亿人, 比上年增长1.3%, 其中外出农民工1.69亿人, 占据了流动人口的68.42%。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大城市, 但是又未落户于大城市, 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原因在城市的城郊结合部或城市边缘区形成了诸如“城中村”“棚户区”等外来人口聚居区。不可否认, 他们对入住城市的经济建设起了有效的推动作用, 但外来人口聚居区也带来了诸如公共设施缺乏、建筑布局混乱、社会治安差等一系列的城市问题。
我国对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关注和研究均起步较晚, 并且目前多发生在社会学、经济学领域, 城市规划领域对此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缺乏认知与对策的系统研究。十八大报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十三五”规划 (2016—2020年) 都明确指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推进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 加大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在外来人口聚居区的投入力度。基于此, 本文在对相关政策与已有研究成果文献综述的基础上, 就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形成原因、基本特征以及建设管理现状进行分析, 通过比较不同改造模式的优劣, 结合我国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自身情况, 提出针对外来人口聚居区建设管理的几点政策建议。
1 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形成原因
1.1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我国人为建构起的隔离化和等级化的城乡二元结构将城市与乡村的人口流动纳入到严格的控制之中, 农村剩余劳动力迫于生计流向各级城市的劳动力市场, 但城市却表现出“经济吸纳、社会拒人”的双重状态, 即承认大量外来人口对本城市经济的推动作用, 却又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上存在制度化的排斥和疏离。这一点有别于国外外来人口聚居区, 是中国国情所特有的。
1.2 城市用地扩张的管理漏洞
在以粗放型为特征的城市建设大背景下, 土地经济疯狂发展, 全国各地的城市最普遍的做法就是扩大城区面积, 开辟新的城市中心或次中心, 而各级地方政府的首选用地就是距离城市最近的城郊结合部。由于用地性质和区划管理变动, 城郊结合部一度出现无明确管辖或者管辖关系混乱的状况, 加上大规模、长期性的土地开发项目在城郊结合部的建设, 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 因而在管理漏洞和就业吸引双重原因下, 外来人口聚居区在城郊结合部这个“真空地带”的形成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1.3 级差地租
房屋租金随着城市中心向城市边缘延伸依次递减, 受城市地租及土地区位的影响, 城市边缘区的房屋租金远低于城市中心, 并且日常生活开销也较低, 因此这些地方成为外来人口的首选区位。加上城市边缘区商业、娱乐等设施不齐全, 政府对外来经商个体户的管理松弛, 为外来人口在聚居区的创业和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契机。
1.4 文化与收入差异
由于外来人口多为同乡或带有亲戚关系的打工团体, 他们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工作技能、语言和生活习惯等, 但是又与现代都市的主流社会存在较大差异, 虽然置身于城市之中, 但精神无法融入到城市中去, 这使得他们从事着相同或者相关的产业, 聚居区内部联系交流广泛且密切。不管是低技能的农民工还是高端的“类白领”, 他们均是由于收入水平低下, 被迫选择居住在环境恶劣, 建筑拥挤的外来人口聚居区, 其收入低下究其原因无非两点:
1)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后, 只得从事建筑业、零售商业等低端服务业和制造业, 无法从事技术型的工作;
2)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高校毕业生或者中等文化水平的技术工人, 他们多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 但是在人才济济的大城市中难以发挥自己的技能优势。
1.5 规模效益
这些聚居区一般都有自给性公共服务, 即外来人口为外来人口服务的现象, 形成内部的产业循环。便利的服务行业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聚居于此, 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 产生更大的服务需求又再刺激更多的服务行业产生, 如为流动人口服务的餐饮、零售、理发、客运等。
2 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基本特征
2.1 人口构成特征
人口构成上我国目前外来人口聚居区以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为主, 农民工多是同乡, 生活习俗等相同, 多从事低薪的社会服务业, 如零售商业、建筑业、制造业等。外来人口中的高校毕业生多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 但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较低, 从事着低技能白领工作。
2.2 产业联系特征
根据产业联系强弱, 这些聚居区可分为两大类型, 即一类为纯居住性质, 具有缘聚型聚居区的特征;另一类是除了有居住功能以外, 还承担了生产加工功能, 形成区内以进货、生产加工、营销等环节为一体的产业组织形式, 导致内部功能结构混乱, 存在“重生产, 轻生活”的特征, 这类聚居区多是业聚型聚居区。这些外来人口聚居区多分布在城郊结合部和城市边缘带, 并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有向城市远郊区迁移或者向周边蔓延的趋势。
2.3 景观格局特征
在景观方面, 外来人口聚居区与城市景观格局存在着强烈的反差, 聚居区内建筑密度大、质量低、采光通风差、土地利用率低下是典型特征, “一线天”“握手楼”等特殊景观在外来人口聚居区随处可见。
2.4 社会管理特征
外来人口聚居区多是犯罪率高发区域, 环境卫生差。但就社区邻里关系来说, 外来人口一开始在城市中几乎不拥有任何的社会资源, 他们只能依靠家庭亲族关系聚居在一起, 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社会网络, 共享信息和资源,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信任与承诺, 使得聚居区内人情味与生活气息浓厚, 这一点对于拥有良好物质空间环境的封闭式小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3 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建设管理现状
3.1 物资空间层面
外来人口聚居区为城市经济建设的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不可否认, 但是同时也为入住城市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大量的社会问题, 由于不同研究者对于外来人口聚居区对城市的效应权重不同, 国内目前在对于外来人口聚居区的治理上存在巨大的分歧。“拆除派”主张最优的治理措施就是拆除重建, “保留派”主张在原有区位上进行聚居区自身的改造提升[1]。在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情况下, 部分地方政府对外来人口聚居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 新建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安置社区, 但是由于地处偏远, 基础设施与就业严重不足, 反而加剧了新的聚居区的形成。国家虽然提出了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等服务于外来人口的住房政策, 但住房的选址、布局形式和使用上却没有得到有力的实施。
3.2 政策制度层面
为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给外来人口以及城市带来了各种弊端和问题, 国家推出了户籍改革制度, 提出户籍随人转的基本原则, 外来人口如果常住某地, 即可获得该地的户籍。这项政策本来立意是好的, 对不同规模的城市进行外来人口的限制或者放宽, 可以引导外来人口向中等城市迁移, 减少特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但是中国的东西方、内陆与沿海区域差异太大, 外来人口宁愿在特大型城市蜗居也不愿在一般城市就业与生活, 另外, 对于已经习惯了“人户分离”的大量外出打工者来说, 他们绝大多数都不愿意转为非农业户口, 城市的户籍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使得户籍改革制度仅能解决部分外来人员的户籍需求, 而未能有效解决绝大多数人低收入人群在聚居区内生活质量的问题。
3.3 社会文化层面
我国目前对于外来人员的精神文化需求未有足够的重视, 大多数时候城市把他们当作是拉动城市经济发展的苦力, 却忽视了他们也是有思想的社会人。进城务工人员由于出生背景、文化程度的差异, 加之经常受到一些不公平的歧视, 大都不能很好的融入城市。
4 不同治理模式比较分析
我国外来人口聚居区, 是实行“整治”还是实行“善治”的治理模式, 具体做法对应是拆除重建与还是保留提升, 尚未有统一的定论。就“整治”来说, 最通常的做法就是以旧改新, 流程为“拆迁—补偿—重新安置”, 这样做可以一次性解决聚居区长期存在的物质空间形态上混乱的问题, 公用设施得到了保障, 环境卫生得到了治理, 建筑质量、采光通风等得到有效改善, 短期效果明显。“善治”派学者则认为这种模式仅仅从改造方面对聚居区进行治理, 而不解决低收入者住房问题, 只是治标不治本。拆迁过程中伴随着复杂的社会问题:补偿是否能满足大多数住户的需求, 新建住房的时候, 这些外来人口将会被如何安置, 是否会在城市的另一角落形成新的聚居点, 保障房建好以后, 外来人口是否会入住等, 这些都将会是治理改造的障碍, 无疑是重蹈国外发展中国家的覆辙。就“善治”来说, 在留存乃至扩大出租屋经济的前提条件下, 通过政府与企业一起改善聚居区基础设施、社会保障, 提供社会技能培训等手段, 来提高外来人口在聚居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认可度, 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带来的失业问题。这种模式具有长远的社会效应, 容易在聚居区得到有效的实施, 但是资金和社会投入高, 见效比较慢, 会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 容易造成政府管理脱节。因此, 在今后的城市规划中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根据不同城市的具体情况, 选择合适的治理模式对外来人口聚居区进行有效的治理。
5 结语
外来人口 篇10
当前,我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大量的外来人口。 他们在促进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城市经济结构的重要支撑力量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四化同步”发展。很多学者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实质就是农民的市民化。未来,将有更多的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因此,加强外来人口的城市归属感,促使其融入城市社会,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1提升外来人口城市归属感的重要性
归属感是个人自己感觉被别人或被团体认可与接纳时的一种感受,是人的一种重要心理需要。当个人归属于某个群体组织后,可以使个体获得安全感, 进而促进其积极行为的产生,不论对于个体自身还是群体组织而言,都是有益的。城市归属感是生活在城市的居民对其所在城市感情上和心理上的认同和投入,并愿意承担作为城市一员的各种责任和义务。然而外来人口虽然身处城市,而且在某些方面也已和城市人无异,但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还不够。因此,提升外来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外来人口自身的发展。当前,很多城市的外来人口大多认为自己并不是当地社会的真正成员,只不过是“过客”,城市不属于他们。同时,大多外来人口又面临着就业、居住、教育培训、医疗卫生、 文化娱乐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充足的城市归属感可以有效缓解外来人口的工作生活压力,帮助他们进行自我认知,进而实现在城市安居乐业。
二是有利于促进城市的和谐发展。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推动,而归属感是城市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成熟的人才归属机制可以增强人才吸引力,促使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到城市就业定居,进而促进城市的和谐发展。
2外来人口城市归属感缺失的原因分析
2.1政府层面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城乡之间存在着顽固的户籍壁垒。在众多的外来人口中,农民工占据了绝大多数, 他们很难获得城市户籍。因此,现有的户籍制度增加了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难度,是一道无形的鸿沟。此外,由于当前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缺乏保障外来人口权益的政策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外来人口城市归属感的缺失。
2.2社会层面
社会层面导致外来人口城市归属感缺失的原因主要是偏见。一方面,部分市民在与外来人口的互动交往中,将外来人口视为“外地人”,对他们存在偏见, 有的甚至是歧视。另一方面,一些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对外来人口也存在认识偏差,没有公平对待外来人口,没有合法给予他们应有的权利。
2.3外来人口自身层面
从外来人口自身角度来看,部分外来人口有“过客”心态,没有意识到身份的转变,更没有积极主动地去适应城市、融入城市,将自己与城市划开。有的外来人口由于学历层次不高,工作性质、生活环境不是太好,产生自卑心理,也不愿意融入城市。
3提升外来人口城市归属感的对策建议
3.1努力探索户籍改革制度,实现外来人口当地落户
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已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在人口大量流动的背景下,这种滞后的户籍制度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外来人口的权利受到极大的损害。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各地应结合地区情况,积极探索户籍制度改革的有效方式,制定实施适合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外来人口户籍制度,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落户指标数,实现外来人口落户当地,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如河南、新疆、黑龙江、河北等省份都正式出台了本地的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并建立和完善居住证制度。此外,江苏省也发布了首个新型城镇化规划,对外来人口落户江苏的政策进一步放宽,只要满足就业年限、居住年限和城镇社会保险参加年限三个条件就可攒积分落户省内各城市,享受相应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3.2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服务意识
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我国大规模、跨地域的人口流动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加快,外来人口已成为城市发展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加强外来人口服务管理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只有从理念高度上认识到外来流动人口在人格和基本权利上的平等地位,尊重他们,接纳他们,政府相关工作部门才能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协调处理服务与管理的关系,坚持服务与管理并重,积极主动地为外来人口服务。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主动面向外来人口, 主动深入外来人口,主动倾听他们的呼声,主动关心他们的疾苦。地方政府可以把外来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好坏和每年将外来人口服务的情况纳入年终的考核指标之中,切实提高服务外来人口的理念和能力。
3.3 扩大公共服务范围,保障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
当前,外来人口面临着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城市人的困境。应进一步扩大公共服务范围,给予他们市民待遇,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保障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从政策层面向外来人口倾斜,通过扩大公共服务、增加公共物品供给等措施,切实解决外来人口的实际困难,不断丰富外来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可以成立一些中介机构,为外来人口提供求职登记、择业指导、职业介绍等免费服务。要注重加强对外来人口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 为他们自身能力素质的提升提供载体;还要做好外来人口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工作,完善外来人口的劳动安全保障体系,为他们获得更好的生活创造条件。此外,还应特别重视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加大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关注基础教育,积极改善他们的受教育环境和条件,依法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通过给予市民化的公平待遇,消除心理上的障碍,促使他们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市社会的积极力量。
3.4积极探索外来人口自治模式,提高管理效能
面对外来人口管理的各种问题和困难,一些地方出现了外来人口自治管理的新形式。如上海金山区漕泾镇建龙居委会针对外来人口多、管理难的状况,采用“老乡管老乡”的办法来对社区进行民主自治,并从来自全国19个省区市的2 000多名外来人员中,推选出8名新居民组长,每个小组确定若干个联系户,居委会则指定一位主要干部分管,与本地居民小组同管理、同服务,形成新居民自治网络,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各地可以探索外来人口自治模式,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指导下,以外来人口自治组织为载体,充分发挥其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功能,进而提高外来人口的管理效能。
3.5加强社会引导,营造和谐环境
对于社会公众和一些单位对外来人口存在的偏见,政府应加强舆论引导,大力宣传外来人口对城市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强化外来人口在人们心目中正面的形象。努力消除对外来人口的偏见,积极营造和谐平等的社会软环境。要建立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切实提高城市外来人口的法律保护地位,依法维护好城市外来人口的各项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从法律和制度的层面,为营造和谐社会环境提供保障。让外来人口真正感受到城市大家庭的温暖。
3.6主动适应,完成转变
在提升外来人口城市归属感的过程中,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努力,也离不开外来人口自身的改变。外来人口自身也要主动加强学习,提高整体素质,保持良好心态,积极融入城市生活,热爱城市,成为城市的新成员。
外来人口 篇11
对中国人来说，人太多了，人满为患是共同感受。人们一直认为，人口爆炸对资源有限的地球是威胁。而近年来有人说，如今对地球的威胁不是人太多而是人太少。甚至有人质疑我国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世界人口真的在减少?人口减少又会怎样影响未来世界?我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又将如何?本刊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
发达国家人口正趋减少
《绿色中国》：一提到人口问题，人们就会想到世界人口太多，尤其是第三世界，如约旦河西岸的拉马拉、苏丹的达尔福尔等，人们面临着饥荒、贫困、瘟疫、战争、失业，以及对日益短缺的自然资源的争夺等。联合国曾指出：除非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否则到了2050年，全球50个最贫穷的国家的人口将会增加两倍，达到17亿。
但另一方面，又有人认为，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出生的人数越来越少，生育率自1972年以来已下降了一半，由每位妇女生6个子女下降到2.9个。人口统计学家称生育率还在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还有的人口学家预测，虽然世界人口还会持续增长，从目前的64亿增加到2050年的90亿左右，但之后就会急剧下降。
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世界人口是否真的太多了？您认为人口爆炸问题是否将成为过去？
周孝正：世界人口问题单从数量上来说有两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爆炸，二是发达国家人口萎缩，现在萎缩最严重的是俄罗斯，其男性人口的平均寿命为58岁。西方国家白种人数量也在下降，如法国，德国等，但由于其境内阿拉伯人的出生率很高，所以总的来说人口下降要缓慢一些。
《绿色中国》：以前的欧洲和目前亚洲的情况显示，财富会减低人们的生育欲望。社会学家瓦腾伯格说：“资本主义是最好的避孕药。”韩国的总生育率从2000年的1.47个下降到2002年的1.17个，新加坡总生育率3k2001年的1.6个下降到2003年的1.3个以下，中国香港的生育率为0.93个，属全球最低水平之列。韩国卫生与社会事务所人口统计学家金先生诡“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失业使年轻人备受打击，他们比以往更晚结婚，也不想生那么多小孩。”您如何分析这种现象？
周孝正：现在中国也呈现这种趋势，很多城市白领不愿意生孩子。其实，想控制生育相对来说比较好办，想让不愿生育的人改变主意则不是很容易的事。如新加坡，政府给予生育补贴，但不少人还认为这是个人的事，政府鼓励生育是侵犯人权。但我不同意“资本主义是最好的避孕药”这种说法，最好的避孕药应是公民意识，即自由、负责任地决定自己的行为。
另外，我认为经济压力对人口基本上没有影响。比如，贫穷地区的人们往往多生，部分原因是他们无避孕的药品和器具，也没有人向他们提供这方面的知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有生育能力的就生，不涉及想不想的问题。而在城市里，人们少生或不生孩子的原因也不仅仅是为了多挣钱、追求更好的生活，因为好的生活不仅仅包括经济方面，还包括情感、生命过程的完整等。借口压力大和经济问题不生孩子根本站不住脚，是一种误导。
人们发展经济是为了幸福，而人的幸福最起码包括3件事。第一是新鲜的空气，这就是《京都议定书》产生的原因；第二是清洁的饮用水；第三是绿色的食品。随着经济的发展，这3件事反而成为不可求的了，如果再加上不养育后代，问题就更加严重。这已引起了人类对自身发展的反思。
我国人口现状、趋势及对策
《绿色中国》：2003年，中国人口达到13亿。您如何看待中国人口的现状？
周孝正：对于中国来说，判断事情对错的依据主要是科学发展观的3个要点，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果从这3个方面来衡量，许多人对中国人口的看法都是片面的。一提到中国人口，人们就说太多。其实，他们只看到数量，没看到质量和结构。众所周知，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合适，但老年人较多，我们就称之为人口老龄化；如果男性多，女性少，我们就称之为男女比例失调；如果数量合适但素质很低，也存在问题。总的来说，人口问题包含3部分：数量、结构和素质；而我国人口在这3个方面部有问题。
从复杂化的角度来说，中国就是一个世界，世界人口数量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国都有，那就是城市高素质人口萎缩，乡村低素质人口爆炸。从1980年到1990年，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是2.47，其中农村为2.84，即平均每对夫妇生两个半孩子；城市为1.33，即每对夫妇生育1个孩子，同时负担4位老人。城市人口萎缩、老龄化，农村人口还在增长。所以说，在人口方面，中国是个二元社会。二元即城市一元，农村一元，而且城市和农村的人口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是萎缩且素质高，后者是爆炸且素质低。因此，要说人口问题首先要分清这一点。
结构问题则包括年龄和性别两方面，年龄结构失调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调则会影响婚配率，进而影响社会稳定、精神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绿色中国》：在亚洲，日本已经或即将进入人口减少期。按联合国预测，今后40年内，日本现有的1.27亿人口将减少四分之一。日本人口老龄化（平均年龄为42.3岁）一直是新闻关注的焦点。联合国资料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从1970年的5.8个子女下降到目前的1.8个。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报告指出，生育率下降加上人口寿命的不断延长，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在一个世代期间的老龄化程度，就如同欧洲在过去100年经历的那样。预计到2015年，中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将是44，平均年纪超过美国。2019年或稍后，中国人口将会达到15亿的高峰，然后开始锐减。您如何看待我国人口的增长和下降？
周孝正：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北京大学的马寅初提出，中国人口增长太多、太快。当时刚解放不久，妇女的生育率达到6.25。马寅初提出，每对夫妇生育两个或三个孩子，最好是两个。1971年周恩来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也就是说，生育政策基调是两个孩子。实施这项政策后，我国妇女的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80年的2.24。1980年，周恩来提出的基调被改为一个孩子。但1980年到1990年10年间中国的平均生育率是2.47。许多人都说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国控制人口数量问题做出了贡献，一提起计划生育政策总是与1970年的5.81比，少生了3亿，但1980年其实已下降到2.24，再往后又上升了。可见独生子女政策对控制人口数量作用不大。
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国人口应控制在12亿。当
时提出这个目标是以1980年的2.24为参考的，也就是说，仍是以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为基准。但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后，生育率达到2.47，结果到了2000年，我国人口是13亿。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将会造成赡养系数过大，社会就会出问题。要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就必须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而不能光靠数量控制。
《绿色中国》：在我国，由于受传统观念“多子多福”的影响，尤其在落后农村，贫穷并不影响生育，而是越穷越生。在城市，由于人们面对生活、就业的压力，不愿多生育，甚至出现“丁克”家庭、独身现象，确有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这种情况势必影响我国人口结构和素质，我国的生育政策又该如何？
周孝正：提高妇女的文化程度是解决高生育率问题的根本途径，“但是目前我国妇女的平均文化程度是小学，我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妇女的文化水平提高到大专以上，所以靠提高妇女文化程度的方法解决生育问题对我国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然而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在农村人口增长幅度相对较高的同时，文化程度越高的人生育数量越少，或者不生，大量城市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人口学上这是‘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也就是说，不是人口素质的‘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
在中国，妇女的学历水平每提高一个档次便少生一个孩子。文盲妇女平均生育5.86个孩子，小学文化为4.80，初中为3.74，高中为2.85，大专以上是2.05。独生子女政策的弊端是控制了高素质人口的增长，应该允许知识分子等综合素质高的人口生两个孩子。对此教训必须实事求是。
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绿色中国》：有人说，现在中国还很贫穷，原因就是人口太多了。中国的水资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总量都位居世界前列，但如果按人口平均，就可能排倒数第几位了，这难道不是由于中国人口太多吗？如果中国人口减少一半，那么人均自然资源就会比现在多一倍，人均GDP也会比现在高一倍。有人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主要是为了解决资源约束和就业这两个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周孝正：中国许多问题其实不是人口问题，和以色列相比就很清楚。后者的人口密度是300人／km2，而中国是140人／km2。而且，以色列在自然资源、地理条件，国际生存环境等方面都面临严峻考验，但经济发展良好，说明人口并非主要影响因素，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才是关键。
从世界各国的人口密度看，我国的人口密度是140人／km2，但都集中在东南部，也就是从云南的腾冲到黑龙江的黑河，这个区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40％，却集中了90％的人口。也就是说，有半个中国的人口密度约为240人／km2。世界上人口密度超过240人／km2的国家不少，如日本是340人／km2，德国和英国都是240人／km2。也就是说，德国和英国全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中国东南部的人口密度。因此，如果说人口多导致贫穷，这是人口数量决定论的说法，是非常片面的。在人口数量背后掩盖着的是人口的质量和结构，还有政治文明。这也是为什么十六大鲜明地提出要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之一。原来我们只是说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没有提政治文明，因为政治文明说到底是制度文明，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所以说，提到一个国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我认为关键不在数量，而在于质量和结构，还有政治文明。这3个问题一起抓，才能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
我们在给全国人大常委的总报告中的题目就是“中国应当养活并养好18亿中国人口”。中国前50年净增8个亿，后50年净增5个亿。按这个增加速度，到2050年，是17到18个亿。那么，中国能不能养活养好这些人口？应该养活，也应当养好。说一个例子：耕地。中国目前有可耕地30亿亩和13亿人口。中国人均耕地为一亩半，日本为7分地，以前日本打世界大战的借口就是面积太小，而现在，日本还是发展得很好。以色列的节水，节地也非常了不起。以色列国土面积的60％是沙漠，年降水量25毫米，结果他们的蔬菜水果还出口。因此，用中国30亿亩可耕地养活18亿人没有问题，还能过上富强、民主、文明的生活。但前提是不能发生战争。
有人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为了解决资源约束和就业问题，其实这是片面的。在自然资源方面，如日本、韩国、以色列，英国，包括德国在内的国家，人均自然资源比中国稀缺。在就业问题上，目前的状况是很多人没活干，但也有很多活没人干。
无论从纵向还是从横向比较，都能得出人口数量与国家贫富无必然联系的结论。地球上不乏资源丰富，但国家贫穷的例子，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从秦始皇到康熙，大约2000年来，中国人口一直没有达到1亿，直到晚清康熙，乾隆时期才达到这个数量。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土上，人口这么少，到封建王朝灭亡前夕，仍然出现了“饿殍遍野人相食”的惨剧。而现在，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以前差不多，城市的发展还占用了不少耕地，人口也增加到13亿，但我们仍然吃饱喝足了，正在为实现小康而奋斗。因此，怎能说越生越穷呢？另外，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大多数发达地区的人口都相当密集，如澳门、香港、东京、以色列等，也说明人口数量多并不必然影响经济发展。
《绿色中国》：专家预测，我国未来10年，包括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将达到千万个，并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独生子女的增多在经济生活、传统道德等方面会带来怎样的问题？
周孝正：我们主张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就是“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为什么呢?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感受不到手足之情。现在的科学成果反复证明，家庭中的同龄伙伴对儿童的健康不可或缺。人有七情六欲，其中的亲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手足之情。但是我国城市里的独生子女则无法体验到这种情感，这也是他们一个非常突出的缺点。而且，独生子女不仅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表亲，父母一死，他就是“遗孤”。这种现象不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
独生子女政策其实是一个浮躁和浅薄的表现，认为中国一切的难题，如乘车难、读书难、就业难、就医难等等都是由于人多造成的。我国人口政策从毛泽东时期的鼓励生育到20世纪80年代倡导的独生子女政策，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其关键都在于把人口数量视为决定性因素，都是错误的。我们还是主张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人口基调。世界银行在对中国的调查报告中也说，一对夫妇两个孩子显然是合理的。夫妻两人去世后留下两个孩子，人口不增不减，家庭结构也是2-2-2，较为合理，不像现在是4-2-1。生一个孩子是急刹车，而急刹车的代价极大，限制了素质高的人口。所以，我们现在强调
和谐、全面、可持续发展。而独生子女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它非但没有限制人口数量，还使人口质量下降、男女比例失调、人口老龄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就无法实现。
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最好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最好的选择。如何能够做到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人类生殖新技术的问题，能够解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接受了国家自然基金的资助，研究的项目就是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或者说是控制农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基础科学研究。这个基础科学研究就是要用一套先进的制度文明、技术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人口问题，其中的技术路线就是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可以运用技术促使其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样，全国的老百姓基本上都能真心实意地接受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从而解决人口问题。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委托，我们对中国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进行调查，结果很简单，那就是中国绝大多数农民都愿意生两个孩子，而且是一个男孩，一个男女孩。
因此，无论从民意或技术上说，这一新战略都是可行的。与其滥用控制胎儿性别的技术造成出生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不如有组织、有计划、有控制地运用新技术。因为，任何新技术都是双刃剑，比如核子技术和克隆技术，关键在干人们如何加以控制。如果控制好了，大家都能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何乐而不为？当然，如果控制不好，则会造成男女出生比例失调。目前中国男女比例已接近120：100，而适当的比例应是103－106：100，这已经引起了世界震惊。这一比例严重失调的原因是滥用技术。因此，我们认为，当一项技术产生时，禁止使用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是滥用还是有控制地用。
《绿色中国》：人口生育率一旦下降，鼓励生育的努力就很难见效。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政府极力撮合年轻人约会和结婚的计划，也只不过是减慢了每户出生人数减少的速度而已，汉城的第三个子女哺育补助和免收幼稚园学费的措施的效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国是否要来雨绸缪？
周孝正：严格的人口政策给国民年龄结构和整个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酷的转变。这个时候，提前规划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应通过计划生育政策的某种微调来优化越来越多的“4－2－1”的脆弱的家庭结构。更重要的是，生育政策开始更多地服务于生育观念的调整和丰富。
在不得不维持控制人口政策的同时，中国正在尽力使其国民相信，生育是一件自然的、私人的事情，当然这很难，但在人口和资源的刀锋上保护平衡本身就是这么困难。
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篇12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9月14日发布《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5》, 表示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 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蓝皮书介绍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 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 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 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 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 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在这一新的城市时代, 蓝皮书认为城市经济将占支配性地位, 城市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 城市品质受到高度重视, 城市发展趋向集群化, 绿色休闲空间备受关注, 而现有城市在经济结构、规划建设、管理体制、环境质量、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和安全等方面还难以适应城市时代的新要求, 城市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 必须高度重视城市科学发展, 全面提高城市品质和城镇化质量, 积极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深度融合, 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共同繁荣, 走低碳、环保、高效、和谐、安全的绿色繁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