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共11篇）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篇1
现代融资结构理论的MM定理和权衡理论将对于资本结构的研究从传统财务学领域扩展到了一般均衡的理论分析框架, 扩大了成本和收益所包含的内容, 将企业融资结构看成了在税收收益和负债成本之间的一种平衡, 但其理论主要局限于对企业债权融资的讨论。新融资结构理论是在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产生的崭新的企业融资理论, 针对现今企业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并重的融资途径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 其理论体系主要包括控制权理论、融资契约理论和金融成长周期理论。
1 控制权理论
Havvis和Revive等人最早将控制权引入到了对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之中。控制权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企业经理们存在着对企业控制权的偏好, 他们可以通过改变企业的融资结构来影响企业控制权的分配, 进而对企业的市场价值产生影响。虽然在名义上由企业的所有者即股东选举出的董事会是企业的控制者, 但在实际执行中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效果要比规章制度上显示的弱很多。而对于偏好企业控制权的经理们来说, 最理想的办法就是将企业的内部资本即未分配利润用于企业投资。所以, 对于不愿失去企业控制权的经理们来说, 企业理想的融资结构顺序应是先内部融资, 然后发行股票, 再发行债券, 最后银行贷款。但如果从优化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约束机制的建立的角度来看, 企业应采用的融资结构顺序却正好相反。在现实中, 企业正是通过两种融资结构的平衡来确定企业的融资结构顺序的。
2 融资契约理论
融资契约理论的核心内容主要是分析了融资方式与控制权分配之间的影响关系。融资契约理论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 如果企业的投资者想要将企业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那么企业就应该通过发行有投票权的股票进行融资,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的选择就是让企业经理成为投资者的雇员。其次, 如果将企业的控制权掌握到企业经理的手中对于企业的发展是最有利的, 那么企业就应该以发行无投票权的股票如优先股进行融资。再次, 如果企业的控制权应该掌握在谁的手中对于企业的发展更有利需要依据企业经营的状态来决定, 那么企业可以先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之后企业可以通过一定阶段经营业绩的评测来考量企业经营状态的好坏。如果证明这一阶段企业经营的业绩不好, 则企业的控制权就应由投资者来掌握, 否则就应由企业经理来掌握。当在企业经营状态较好的情况下由企业经理掌握企业的控制权是有效的, 那么企业就可以采取发行债券的融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经理保持企业控制权的能力取决于企业是否能够按期履行债务合约。企业不履行债务合约的所导致的结果一般有两种:企业改组和清算。当企业的外部条件依然较为良好时企业经理不履行债务合约, 企业很可能将会进行改组, 企业继续存在。当企业因为自己所面临的外在条件较为不利而无法履行债务合约时, 投资者会对企业进行清算, 企业不再继续存在。于是, 通过发行债券进行融资的方式实际上就为企业提供了一个依据企业经营的状态来分配企业控制权的机制。概括来说, 融资契约理论认为, 在对企业控制权的安排问题上, 如果企业经理人对企业的经营是有成效的, 那么企业的控制权最好是掌握在企业经理人手中。如果由企业经理人控制企业不能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则企业可以依据企业的状态实行企业控制权的分配。如果这样做投资者的利益还是不能等到充分的保护, 那么企业的控制权就应该全部转移给投资者。融资契约理论提出的这三种控制权结构表明在企业融资方式的安排上, 首先可以考虑发行无投票权的优先股, 其次可以考虑发行债券或者少部分具有投票权的股票, 最后才会考虑通过全部发行有投票权的股票进行融资。
3 金融成长周期理论
企业的金融成长周期理论是上世纪70年代由韦斯顿和布里格姆 (1978) 针对企业在不同的时期阶段其融资渠道来源的发展变化而提出的一种企业融资理论。企业的金融成长周期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在企业的成长发展的不同阶段, 企业由于规模和信息约束条件不同会导致其资金需求情况有所不同, 进而影响企业的融资结构发生变化。在企业处于创立期时, 企业由于经营时间短规模较小并且缺乏财务审计, 其经营信息不充分且封闭, 企业很难获得外源性的融资, 企业此时主要依靠的是内源性融资;当企业发展到了成长期之后, 快速扩张的企业对投资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 这时企业已经有了一定的经营业绩, 企业可用于抵押的有效资产增多, 企业信息的透明度也大为提升, 企业逐渐更多的依赖于外源性融资, 比如风险投资、场外市场、证券市场等;当企业发展到了成熟期之后, 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并且盈利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 企业的融资途径选择面较宽, 既可以在具备条件时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有价证券融资, 又可以选择金融机构贷款融资, 企业的融资缺口问题得到较大程度的化解, 即随着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的发展变化, 企业的外源性融资约束逐渐由紧变松, 企业的融资渠道逐渐由内源性为主转向外源性为主。
4 对新融资结构理论的评价
新融资结构理论的控制权理论、融资契约理论、金融成长周期理论从企业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的相互关系和次序以及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途径着手探索企业资本结构的本质规律, 较好的反映了企业资本结构和融资选择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 对于企业的融资决策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但我们也应看到, 各种理论都有自己既定的假设前提, 其结论针对企业现实情况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在应用这些理论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崔秀丽.企业融资结构及其优化问题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 2003.
[2]张捷, 王霄.中小企业金融成长周期与融资结构变化[J].世界经济, 2002 (09) .
[3]李竟成.对融资契约性质的理论解析[J].生产力研究, 2007 (16) .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篇2
摘要：民生与发展是中国当今社会最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追求民富国强的实质内容，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即渗透于一般管理理论并对其具有制约与重要影响的基本理念，亦即构成贯穿于特定理论体系并对主要内容具有关键意义与导向作用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理论主线;现代化建设;民生;发展
任何一个成熟的理论学科，都有自己学科的理论主线。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关于剩余价值规律的阐释;国际贸易学的理论主线是关于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自由主义的分析;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理论主线则是关于对计划与市场及其关系的说明等。研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从主体看，实际上就是研究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管理思想的主线，即渗透于一般管理理论并对其具有制约与重要影响的基本理念，亦即构成贯穿于特定理论体系并对主要内容具有关键意义与导向作用的内在逻辑。
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的内涵与体现
管理学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产生的，目的是研究现有条件下，如何合理配置组织的人、财、物等因素，以提高生产力水平。现代意义的管理学诞生以来，管理的质量与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并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年轻学科的勃勃向上。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通过对1980年前管理学领域的经典主张与重要理论进行分析，归纳出了现代管理学的主要流派，即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组织行为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经营管理学派，等等。
所谓现代管理理论，是继美国管理学家泰勒的规范管理理论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一个学科群，包括宏观方面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管理理论，中观方面的行业、系统、区域等管理理论，微观方面的组织、企业、学校、家庭等管理理论以及专业性的管理理论，例如工商、行政、财政、金融、市场、人力资源、风险危机、资源环境管理及领导科学等内容，企图在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面前，构建一个具有自适应力的理论体系。
以往管理学与现代管理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重视计划、组织、协调、指挥和控制的职能，强调效率并追求绩效;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现代管理理论把组织看成是一个协作的系统，认为管理应当以人为本，强调权变管理是两个或更多可变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更侧重于应用并服务于市场经济发展。以往管理学则认为组织的要素只包括人，忽视物和其他要素，过于强调规范、经验、条文而没有形成系统的人性化的理论体系。
虽然现代管理理论的内容庞大，而且各学说的内容与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组织、管理方式及运行模式，集中于效率与效益的获取。换一个角度考虑，也可以更加抽象地将现代管理学的研究概括为以下方面：
首先是生产力方面，研究如何使组织生产力与组织诸要素的关系相适应，合理配置并充分发挥与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从而将组织的生产要素有效、最大转化为实质性的需求均衡与社会效益;
其次是生产关系方面，研究如何合理设定组织制度，协调组织内部人员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与环境及其他相关者之间关系，促进组织以及组织与外部的和谐，调动与激发组织及其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再次是上层建筑方面，研究如何使组织行为与法律、政治、经济、道德等组织外部环境相适应，保证组织活动的合法、合理、合情。
可见，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实际上是组织内、外各类资源的分配以及各种关系的调节，归根结底就是配置与协调。
然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不能仅仅局限于现代管理理论的“配置与协调”，而是必须体现与中国的国情基础相联系的必然与特征。既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管理实践为基础，其理论主线必然是符合中国特色管理实践的逻辑归结，与中国国情相一致，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一致，与民族复兴相一致，与实现富裕与文明相一致，走向民富国强。那么，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就离不开中国人民百多年来对于民富国强的渴望与追求!问题是，中国长期以来面临的一直是相对贫穷与落后，要打破贫穷现状实现民富愿景，就必须切实解决民生问题;要改变落后面貌实现国家强盛，就必须科学解决发展问题。民富是国强之本，民富才可能实现团结稳定，进而增强国家对外的整体实力，达到国强的效果。于是，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配置与协调”具体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就可以进一步概括为“民生与发展”了。
民生与发展是中国当今社会最值得探讨，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追求民富国强的实质内容。民生问题其实就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吃穿住行用、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生活方面。发展问题就是促进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可持续的发展，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方式与过程。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离不开民生与发展，民生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引领与指导。
回顾一下旧中国民贫国弱的屈辱和历史先哲的明鉴，有助于问题的认识。清朝末年，由于满清政府的腐化和列强的经济、政治侵凌，内忧外患、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为解决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经济困境，孙中山响亮提出了民生问题，以此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重心和中心。他认为：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民生问题才可以说是社会的源动力;要把历史上的政治和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的中心。
如何解决民生问题呢?这就是发展，核心是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配合民生的价值取向，通过质的提升和量的增长相互配合增进下的动态变迁过程，对内提供国民机会使之提高并实现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能力，对外则促进国家永久适存于世界。孙中山民生与发展思想的整体目标是：民族、民权、民生;立国、建国、大同。只有民生，只有发展，只有复兴，只有自强，才能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我国历史条件及国际形势下，只有解决好民生与发展问题，实现民富国强，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生路!
“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里的“民”，就是百姓的意思。《辞海》中对于“民生”的解释是“人民的生计”，是一个带有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的词语，语境中显然渗透着一种大众情怀。现代社会民生和民主、民权相互倚重，而民生之本，也由原来的生产、生活上升为生活形态、文化模式、市民精神等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特征的整体样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根本任务是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与环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实现现代化;具体目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市场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逐步缩小国民间差距及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尽快走到世界经济的前列。
以上内容无一不与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质量及社会生产的现代化、社会化密切相关。前者即为民生问题，后者就是发展问题。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本身就是解决民生问题，可见，“民生”蕴含于“发展”之中，而“发展”的道理及其精髓体现在“民生”之中。
民生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以及管理实践与理论的意义在于：第一，民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活与利益问题，以富民为重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富强。第二，民生是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注重改善和保障民生，走向文明与富强。第三，民生是体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宗旨的基本标志。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时期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富民强国。此外，民生还集中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富裕、健康、公平、正义、法治、和谐、安居乐业、富裕文明历来都是人类最美好的追求和期盼。可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民生密切相关，民生既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同时又是管理活动与管理过程的要求与平台。民生范畴作为现代管理的中国式表达方式，既体现了现代管理活动与行为的本质内容，又彰显了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发展”则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指变化的趋势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早期“发展”的主流思想是强调资本积累、计划性与工业化的重要性，倡导双元经济并存，注重结构主义分析，主张进口替代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后来关于“发展”的研究出现了若干明显的新趋势，主要是更多地采用了经验分析的`方法，注重实践，关注影响发展的各种因素，进一步强调增长和发展的目标，研究的内容趋于具体化、国别化。
这种趋势，实际上与确定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是基本吻合的。管理学的发展则主要是指人的发展，具体为人类个体、群体、整体与自然的和谐，包括生产进步、技术创新、人员结构调整以及规模性扩大、管理制度创新等，从而为社会及其基础形态、组织进步创造与提供有利的物质与文化条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认为：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包容的和谐发展;是既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谋求自身发展维护世界稳定的和平发展。可见，科学发展的内涵与外延不仅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实现形式，而且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路径与手段。
发展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以及管理实践与理论的意义在于：
第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本质追求;
第二，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第三，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国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指导方针，是统领国家各项工作的总方针。
总之，发展不但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现代管理活动、过程与理论的实质性内容与手段。没有发展，管理就失去了意义;同样，没有管理，发展就是盲目与混乱的。
综上，现代化建设的目的与归宿是民生，方式与过程是发展;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关节点与关键词，故而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必不可少的理论主线。只有解决好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才能实现发展，达成民富国强。这也正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目的。
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研究的必要性
客观地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与中华民族近现代所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伟大目标应该是一致的。要强调的是，不仅民富是国强之本，而且民是国的组成部分，肯定人、重视人，求发展、重民生是现代管理理论所认同的普适理念。为了实现民富国强的伟大振兴，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得以提升，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建设就必须立足国情，放眼未来，客观、科学概括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理论主线。
(一)理论主线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的地位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辛亥革命以来在中国国情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继承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总结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学习并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的经验与理论，以追求和实现现代化为主题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由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以也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管理理论，因此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现代化，西方管理理论中国化，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管理实践理论化及管理经验系统化是必然的。研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并根据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性而有所创新，是我国管理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探讨中国现代化管理理论的主线问题，从实践与主体看，侧重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民经济虽然有了巨大发展，但是总的来说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与社会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主要矛盾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能不围绕着如何从理论上说明这一矛盾的理论路径、模式、程序、方法等诸方面展开，所涉及的一系列方面与问题必然是研究这一主要矛盾的理论延伸或深化。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正是为了阐释实现民富国强这一民族夙愿而进行的，其意义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
首先，准确概括学科的理论主线有利于加深对该学科的认知。对于学科的理论主线概括得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对该学科内容的研究到位、深刻、科学与否。对于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准确概括其理论主线尤为重要。
其次，正确把握学科的理论主线有利于明确该学科的研究方向。各学科的理论主线在学科研究过程中无处不在，认识并把握这个大前提，对于推进学科研究以及逻辑结构，内容梳理才会更加客观、严密、公允，重点与要点才会更加突出。
再次，明确规范学科的理论主线有利于掌控该学科的全面性。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必须避免主观性、片面性与僵化性。这些情况的出现，不能说与学科理论主线的归纳不明确、不规范无关。一般而言，学科的理论主线贯穿该学科的全内容、全过程。全面认识学科知识，深刻把握学科过程，重要方法是认识并抓住理论主线与重点，只有提纲挈领，才能纲举目张。
(二)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关键内容
民生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收入、教育、医疗、社保、住房问题，还包括反腐倡廉、政治文明、社会稳定、文化建设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当然，收入是保障民生最主要的物质手段，但只是整个民生问题中的浅层或表层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眼光不能仅仅盯在收入分配上，要统筹兼顾，全面解决，包括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及住有所居等基本民生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无不与现代管理理论密切相关。
发展是人类社会追求和满足自身利益的基本活动与过程，科学的发展观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发展的系统机理、构成及其内在联系，解决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从而推进全面、协调、健康、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意义就在于要增强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合理配置，统筹兼顾，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切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使中国迅速摆脱贫穷和落后状况，实现民富国强。
(三)民生与发展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意义
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建设考虑，一方面，富民强国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已经明确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只有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只有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稳定发展，才能实现国家的和谐和稳定，从而体现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的必要性。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必要内容，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起着衔接和支撑作用，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基础。
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任务及目标考虑，其基本任务是总结规律、提高效率、促进发展、服务社会。为达到“总结规律”的学科目标，就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平台解决好民生需求和科学发展问题，切实强化该理论的基础性研究。与此同时，民生问题既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前提;发展问题是改善民生的同时需要快速反应的必然要求，必须与民生同步，是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
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考虑，民生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继续探索并深化认识;构建适合中国实际的、把民生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制，不仅是建设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民生与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相互制约与促进，贯穿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始终。
三、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研究的意义
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建设，首先是在关注民生与发展问题的同时推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
首先，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主要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对象、任务、方法和研究特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逻辑与构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国情基础与理论创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分期与发展阶段;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与重要原则;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范畴与理论主线;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时代特征与学科特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与重要里程碑，等等。这些内容无一不与民生与发展问题相关联。在中国，离开了民生与发展，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建设就难以阐释清楚。
其次，应当明确，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内容其实也是民生与发展问题的不同理论形态或阐释方式，只不过是角度、层面、重点、表述有所不同罢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对于民生与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是在一般的普通背景下进行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整体条件下进行的，综合了新中国发展的多重矛盾，在整体考察上具有密切相关性，在具体问题上具有层次渐进性，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置放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基础之上，才能确立学科地位，打通学科命脉。
理论主线是学科建设的命脉，是理论研究的基轴与核心。抓住并突出理论主线，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才会得到实质性与快速性的发展。
(一)概括这一“理论主线”是推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民生与发展既是中国现代管理活动与过程中的重点与关键，又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客观存在，概括这一理论主线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任务。保障民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要以改善民生作为基础。民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发展亦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二者是与中国国情相一致，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一致，与民族复兴相一致，同时也与中国的科学发展观相一致，是从中国式的现代管理中总结出来的重要基本理念。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必当概括并总结这一全新理念，使之上升为理论形态。
(二)认识这一“理论主线”，有助于把握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
认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有助于系统地理解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与精神，认识其理论内容是民生与发展的不同理论形态;有助于把握现实管理实践中丰富的民生与发展的内容和创新理念，从而揭示我国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的先进思想和主旨精神;有助于客观把握学科命脉，持续推进学科建设，从而避免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出现迷失与彷徨。
(三)认识这一“理论主线”，有助于总结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一门正在创建中的崭新学科，其研究既包括对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历史考察，科学获取有利于中国特色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相关内容，也包括探索尚未被研究而又必然涉及到的知识内容，进行有效整合和科学吸收，还包括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客观地规范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框架、范畴及体系。如此等等的一系列内容特征、研究特征、学科特征都与理论主线的研究分不开，并依赖于理论主线研究的深化与升华。
(四)认识这一“理论主线”，有助于实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理论创新
认识并抓住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研究总结现代管理理论中国化的经验教训，系统化中国现代管理活动的经验，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不断推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进步、创新、完善。创建新学科的目的就在于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为明确发展方向作出理论指导。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其研究的过程中应当不断激发理论的“火花”，从而减少或避免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盲目性、曲折性、风险性，增强针对性、自觉性、科学性。
参考文献：
[1]王毅武.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逻辑要求[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6).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篇3
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的比例关系。由于
资本结构通过资本成本直接影响企业价
值的高低，所以，资本结构理论即资本结
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理论历来是经济学
家研究的重点。最有影响的资本结构理
论便是莫迪格莱尼与米勒提出和创建的
MM理论。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又出现了
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这两个理论
对我国企业优化资本结构有着重要的借
鉴意义。
一、权衡理论
权衡理论克服了MM理论只考虑负
债带来的减税效应，而没有考虑负债会
导致财务风险和额外费用增加的弊端，
充分考虑了企业存在朋务风险、破产成
本以及代理成本的情况下，权衡成本收
益关系，以求得最优的资本结构使企业
价值最大化。
1．财务危机成本。即企业无法偿还
到期债务，面临破产时发生的成本。财务
危机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财
务危机直接成本即是企业清算或重组时
发生的法律成本和管理成本，包括交付
给律师、会计、资产评估机构及拍卖商等
的费用。财务危机的间接成本是由于管
理者、顾客、供应商、资金提供者的短期
行为而使企业经营受到影响而发生的损
失。企业管理者在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
会采取一些应急的短期行为，如出售有
价值的资产以获得现金，推迟设备更新，
减少设备维护，降低产品质量等来节省
成本；当客户和供应商发现企业陷入财
务困境时，供应商由于担心无法收回货
款，往往会改变付款条件，缩短付款期
限；而客户由于担心收不到货物，一般会
要求推迟付款，这都会使企业产生新的
成本；另外，企业陷入财务困境，难以筹
集到新的资金，即使筹集到新的资金，也
必须付出高于通常水平的成本，这些都
会使企业价值降低。所以，在有负债的企
业，负侦越多，财务危机成本越大，发生
的概率越高。
2．代理成本．即是由于利益冲突引
起的额外费用，包括权益资本的代理成
本和债务资本的代理成本。权益资本的
代理成本是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
引起的。一般来说，权益资本的代理成本
与权益拥有量成反比。当企业的所有者
与经营者是同一人时，企业的利益即为
他本人利益，出于财富最大化的考虑，他
会竭力将代理成本减到最少，因为由于
机会主义行为而产生的成本将完全由从
事该行为的人自己负担。但只要管理者
持有的所有权少于100％，股东与管理者
就会存在利益冲突，因为双方之间存在
着信息不对称，而且双方都是理性的经
济人，在企业的经营决策中都追求自身
利益最大化。
债务的代理成本是债权人和股东的
利益冲突引起的。首先，股东和债权人对
公司的现金流量有刁；同的索取权。股东
对现金流量有剩余索取权，他们倾向于
采取增加股票价值的决策，而这些决策
会增加债权人无法收回其贷款的风险；
债权人希望保持或增加其索取权的安全
性。然而股东通过管理者控制着公司的
管理权和决策权，所以股东的利益会高
于债权人的利益，他们会采取一些高于
债权人预期风险的高风险项目，股东取
得投资成功时会增加高额的报酬，当投
资失败时，债权人却要承担投资失败可
能导致的损失。其次，企业最佳投资决策
应选择净现值为正的项目，但管理者为
了保护股东的利益，会选择净现值较少
甚至为负的项目或拒绝有利的投资，因
为投资的收益在债券比例很高时将主要
由债权人取得。另外，在陷入财务困境
时，管理者往往会支付额外股利或其它
分配项目。因此，剩余给债权人的较少。
债权人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减少收回
本息的风险，会要求较高的利率或在贷
款时加入一些保护性条款，这都会提高
负债的成本，并使企业的价值减少。
二、优序融资理论
优序融资理论是建立在不对称信息
理论的基础上的。不对称信息理论认为，
管理者比一般投资者掌握更多的、更真
实的企业的有关信息，更了解公司的前
景。如果公司股票被低估即实际价值低
于售价，公司不会发行股票，因为如果发
行股票的话，公司实际得到的现金将低
于股票的实际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公司
将会发行债券。企业一般在股票被高估
时才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但是投资
者在公司发行股票时，一般就会认为公
司的股票被高估了，在股票价格下跌至
股票的实际价值之前，投资者将不会购
买；已购买股票的投资者则会抛售股票，
从而也会引起股票价格下跌，甚至会超
过应有的下跌幅度。所以，无论股票在被
高估还是被低估时，企业都应发行债券。
在发行债券时，管理者也必须考虑税收
收益与财务困境成本和代理成本，所以
公司发行债券只会到某一程度。融资优
序理论的第一条法则便是先采用内部融
资，内部融资不足的情况下，再发行债
券，最后才是采用权益融资。从以上可以
看出优序融资理论与权衡理论的主要区
别在于：
优序融资理论不存在财务杠杆的目
标值。根据权衡理论，每个公司都会权衡
债务的税收利益与债务产生的财务危机
成本和代理成本。当债务的边际成本等
于债务的边际利益时，产生最优财务杠
杆。与权衡理论相比，优序融资理论没有
暗示财务杠杆的目标制，每个公司根据
各自的资金需求，来选择财务比率。公司
首先从留存收益中筹措项目资金。这可
能降低资本结构中债务的比例，因为司
赚钱项目由内部筹资，使权益的账面价
值与市场价值都增加。额外的现金需求
由债务换取，无疑会使债务水平提高。然
而，公司的负债水平可能会在某一点耗
竭，让位于权益发行。因此，财务杠杆的
总额根据可利用的项目随机来决定。公
司不寻求债务权益比的目标值。
优序融资理论认为盈利的公司应用
较少的债务。盈利的公司由内部产生现
金，这味着外部融资的需求较少。由于公
司需要外部资本时，首先依靠债务，盈利
的公司依靠较少的债务，较高盈利的公
司其财务杠杆较低。权衡理论则无此含
义。盈利较好的公司有较多的现金流，产
生较高的负债能力。这些公司会利用其
负债能力来获取税收收益和财务杠杆的
其它好处。
优序融资理论认为公司偏好闲置财
务资源。优序融资理论的基础是公司以
合理的成本获取融资的难易程度。假如
管理者试图发行更多的股票，好怀疑的
投资人认为股票被高估了，因而导致股
票价格的下跌。由于发行债券时，这种情
况较少发生，管理者首先依靠债务融资。
由于公司知道在将来的不同时期，他们
必须为有利可图的项目筹措资金。这样，
当项目出现时就不会被迫求助于资本市
场。
三、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借鉴意义
及存在的问题。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公司资金的
主要来源是内部融资，即净利润加上折
旧减去股利。当公司支出总额多于内部
产生的现金流时，这时就需要选择外部
融资，公司首选考虑选用负债方式，然后
才会选用权益融资。我国企业与西方发
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形式有相当大
的差别，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也有很多。
为此，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企业
发展的现状，借鉴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
理论。
根据优序融资理论及西方国家的实
践，我国的企业也应首先注重自身的经
营管理，提高盈利水平，注重留存收益的
日常积累。在筹集资金时，首先采用留存
收益。企业在采用内部融资不能满足资
金需求的情况下，应采用债务融资，最后
才是发行股票融资。根据权衡理论，企业
在日常经营中，应当合理负债。最佳负债
水平应当是债务利息的抵税效应与债务
带来的则务危机成本与代理成本相等
时，即企业的负债水平即能获得负债的
抵税效应，又不至刁：带来过高的财务风
险危及企业的经营。
目前，我国企业的负债率
水平相对过高，特别是国有企
业的平均负债率在80％以上，
而且在股票市场迅速发展的
同时，债券市场却没有得到应
有的发展。这使得企业在用债
务融资时，只能向银行借款，
造成了债务来源单一，债务资
金使用频率不当等问题，不利
于优化资本结构。不合理的资
本结构不仅使企业背上了沉
重的利息负担，加大了企业的
则务困境成本，而月还造成了
企业经营效率低下。所以，我
国应大力发展债券市场，降低
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
为企业优化资木结构提供必
要的基础和前捉。
另外，我国许多企业经过
股份制改造上市以后，便把股
票融资作为公司融资的首选途径，刁；但
极力扩大发行额度，而且公司的分配方
案也很少支付现金，而多以配股为主，把
股票市场作为获取资金最主要的途径。
甚至认为，发行股票可以永久占有这部
分资本，不必向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那
样到期还本付息，就可以增加利润，提高
企业经营效率。但事实上，如果股权比例
过高，会严重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率。这是
因为，债券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硬性约
束。债务必须还本金和利息，企业由于支
付了利息和本金，现金流量就会减少，可
以减少企业的代理成本，若公司无法偿
还本金和利息，将会发生破产。所以，债
务对企业管理者来说是一种约束，减少
了浪费资源的机会。
综上所述，我国企业的资本结构走
向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企业大部分
资金由负债融资，另一个极端便是采用
发行股票来融资。所以，我国企业必须要
改善和优化资本结构，结合企业的实际
情况，比如公司规模的大小及所处的发
展阶段、适用税率的高低、生产产品的独
特性等，寻求负债和权益的一个最佳比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篇4
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进程
(一) 历史背景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与生态化之间矛盾激化以及试图解决这一矛盾的努力之中应运而生的。而导致这种激化的首要原因就是资本逻辑的普遍支配, 它追求利润最大化, 不惜代价的追求经济增长, 使人同其之外的自然界相异化。资本逻辑催生了生态危机, 并造成人与生态异化并存的局面。其次, 生态危机的全球扩散, 虽然全球化扩大了人们的交往, 但也加大了资本的流速, 并使经济殖民和南北分化加剧,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环境发展的不平衡。再次, 对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损害后代人利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反思和超越, 逐渐确立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处理环境与现代性关系方面的理论地位。最后, 民间环境运动的环保实践及社会环境变革的促使生态现代化理论得以产生并逐渐发展壮大。
(二) 发展进程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自1982年由德国社会学家约瑟夫·胡伯和马丁·耶尼克提出至今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 根据时间线索及理论特点, 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萌芽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 代表人物约瑟夫·胡伯和马丁·耶尼克, 他们着重强调技术革新及其在工业生产和环境变革中的作用, 批判官僚政府, 认可市场以及经济行为主体的作用。
论证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 代表人物马丁·耶尼克、亚瑟·摩尔等, 他们认为较少强调技术革新, 更为平衡政府与市场的作用, 并开始关注制度与文化动态。
扩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代表人物亚瑟·摩尔、格特·斯帕加仑等, 他们对研究领域与地理范围都有所扩展, 包括消费领域的生态转型, 并且更为关注欧洲意外等国家的生态现代化进程及其全球扩展。
二、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理论与观点主张
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个处理现代技术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干预机制之间关系的概念。它坚持把“生态化”的内涵融入“现代化”概念之中, 通过倡导工业生态学、构建生态型政府、发展绿色科技、追求绿色GDP、提倡绿色消费等措施, 去强化现代化的生态效应, 促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为市场经济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从而达到对现代工业社会进行生态重建的目的。
生态现代化理论主张技术创新, 使生产过程与产品更加适应环境的两性发展;主张重视市场主体, 强调经济与市场动力的生态改革日益重要;主张强调政府作用, 认为政府的干预可以引导有效的环境政策制定并通过严格的治理达到激励创新的作用;主张关注生态理性, 从理论和实践、生产和消费的立体层面上推动生态现代化进程的完善和实现;主张突出市民社会, 并作为第三方力量连接政府与市场, 提高生态理性, 并促进整个社会生态转型;主张促进生态转型, 认为生态理性是主线, 技术创新是手段, 市场主体是载体, 政府决策是支撑, 市民社会是动力, 通过这一系列的观点与方法达到环境变革生态转型的目的。
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现实影响与借鉴意义
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生态资本主义的时髦理论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理论领域和可持续发展理论领域的一项重要学说, 并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产生了现实影响与借鉴参考。
(一) 现实影响
首先, 从生产到消费的转变。早期的理论研究从生产力的角度出发, 致力于改善技术, 试图改变生产不足, 实现环境创新, 忽略了消费层面。然而, 来自消费领域的动力既能影响决策又能为环境创新给与反馈和参考, 既有利于自身理论的发展, 又有利于生态现代化的实践, 基于此, 生态现代化理论逐步涉及消费领域的研究, 并视之为环境变革的重要因素。
其次, 从技术到政策的转变。技术和社会、政策等要素结合起来, 有利于理论的完善。同时, 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因素对生态现代化规划的影响, 也是生态现代化理论从学术走向政治的需要。生态现代化被视为是一种政治话语。
最后, 从西方到全球的转变。生态现代化理论从西方向全球转变, 体现在深化对全球环境流程的理解, 促进环境变革成新领域, 并且扩大了生态研究范围。生态现代化理论得以向全球扩展, 反映出世界各国对现代化和生态化的双重追求和重视。
(二) 借鉴意义
第一, 强调生态理性的重要性。生态理性作为生态化与现代化的粘合剂, 要求生产、消费均要遵循生态理性原则, 将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统一起来, 实现生态现代化, 强调生产与消费领域的生态理性, 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 技术革新必不可少。在生产、消费、市场、市民社会等这些领域进行生态转型, 技术创新必不可少。科技在生产领域可以创造巨大的财富, 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时也同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技术创新对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生态文明社会必不可少。
第三, 政府干预及社会协同。对于生态环境治理来说, 国家决策和治理之外形成多层级的行为主体与治理空间, 有利于为生态现代化创造良好氛围。同时, 作为一项社会事业, 需要整个社会的协同运作, 共同建设十分必要。
第四, 强调预警优先。环境治理应该从源头开始, 而不是依靠“末端治理”技术。对待环境问题, 应以预警原则的预防性方式规划, 做到从治疗性环境政策向预防性环境政策转变, 在投资决策之初就考虑环境和资源的后果, 将环境破环最小化。这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预防生态环境破坏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周鑫.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2][澳]约翰·德赖泽克.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2.
[3][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理论主线 篇5
摘要：民生与发展是中国当今社会最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追求民富国强的实质内容，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即渗透于一般管理理论并对其具有制约与重要影响的基本理念，亦即构成贯穿于特定理论体系并对主要内容具有关键意义与导向作用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理论主线；现代化建设；民生；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1-0037-04
任何一个成熟的理论学科，都有自己学科的理论主线。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关于剩余价值规律的阐释；国际贸易学的理论主线是关于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自由主义的分析；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理论主线则是关于对计划与市场及其关系的说明等。研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从主体看，实际上就是研究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管理思想的主线，即渗透于一般管理理论并对其具有制约与重要影响的基本理念，亦即构成贯穿于特定理论体系并对主要内容具有关键意义与导向作用的内在逻辑。
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的内涵与体现
管理学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产生的，目的是研究现有条件下，如何合理配置组织的人、财、物等因素，以提高生产力水平。现代意义的管理学诞生以来，管理的质量与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并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年轻学科的勃勃向上。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通过对1980年前管理学领域的经典主张与重要理论进行分析，归纳出了现代管理学的主要流派，即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组织行为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经营管理学派，等等。所谓现代管理理论，是继美国管理学家泰勒的规范管理理论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一个学科群，包括宏观方面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管理理论，中观方面的行业、系统、区域等管理理论，微观方面的组织、企业、学校、家庭等管理理论以及专业性的管理理论，例如工商、行政、财政、金融、市场、人力资源、风险危机、资源环境管理及领导科学等内容，企图在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面前，构建一个具有自适应力的理论体系。以往管理学与现代管理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重视计划、组织、协调、指挥和控制的职能，强调效率并追求绩效；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现代管理理论把组织看成是一个协作的系统，认为管理应当以人为本，强调权变管理是两个或更多可变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更侧重于应用并服务于市场经济发展。以往管理学则认为组织的要素只包括人，忽视物和其他要素，过于强调规范、经验、条文而没有形成系统的人性化的理论体系。
虽然现代管理理论的内容庞大，而且各学说的内容与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组织、管理方式及运行模式，集中于效率与效益的获取。换一个角度考虑，也可以更加抽象地将现代管理学的研究概括为以下方面：首先是生产力方面，研究如何使组织生产力与组织诸要素的关系相适应，合理配置并充分发挥与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从而将组织的生产要素有效、最大转化为实质性的需求均衡与社会效益；其次是生产关系方面，研究如何合理设定组织制度，协调组织内部人员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与环境及其他相关者之间关系，促进组织以及组织与外部的和谐，调动与激发组织及其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再次是上层建筑方面，研究如何使组织行为与法律、政治、经济、道德等组织外部环境相适应，保证组织活动的合法、合理、合情。可见，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实际上是组织内、外各类资源的分配以及各种关系的调节，归根结底就是配置与协调。
然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不能仅仅局限于现代管理理论的“配置与协调”，而是必须体现与中国的国情基础相联系的必然与特征。既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管理实践为基础，其理论主线必然是符合中国特色管理实践的逻辑归结，与中国国情相一致，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一致，与民族复兴相一致，与实现富裕与文明相一致，走向民富国强。那么，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就离不开中国人民百多年来对于民富国强的渴望与追求！问题是，中国长期以来面临的一直是相对贫穷与落后，要打破贫穷现状实现民富愿景，就必须切实解决民生问题；要改变落后面貌实现国家强盛，就必须科学解决发展问题。民富是国强之本，民富才可能实现团结稳定，进而增强国家对外的整体实力，达到国强的效果。于是，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配置与协调”具体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就可以进一步概括为“民生与发展”了。
民生与发展是中国当今社会最值得探讨，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追求民富国强的实质内容。民生问题其实就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吃穿住行用、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生活方面。发展问题就是促进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可持续的发展，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方式与过程。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离不开民生与发展，民生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引领与指导。
回顾一下旧中国民贫国弱的屈辱和历史先哲的明鉴，有助于问题的认识。清朝末年，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和列强的经济、政治侵凌，内忧外患、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为解决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经济困境，孙中山响亮提出了民生问题，以此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重心和中心。他认为：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民生问题才可以说是社会的源动力；要把历史上的政治和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的中心。如何解决民生问题呢？这就是发展，核心是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配合民生的价值取向，通过质的提升和量的增长相互配合增进下的动态变迁过程，对内提供国民机会使之提高并实现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能力，对外则促进国家永久适存于世界。孙中山民生与发展思想的整体目标是：民族、民权、民生；立国、建国、大同。只有民生，只有发展，只有复兴，只有自强，才能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我国历史条件及国际形势下，只有解决好民生与发展问题，实现民富国强，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生路！endprint
“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里的“民”，就是百姓的意思。《辞海》中对于“民生”的解释是“人民的生计”，是一个带有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的词语，语境中显然渗透着一种大众情怀。现代社会民生和民主、民权相互倚重，而民生之本，也由原来的生产、生活上升为生活形态、文化模式、市民精神等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特征的整体样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根本任务是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与环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实现现代化；具体目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市场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逐步缩小国民间差距及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尽快走到世界经济的前列。以上内容无一不与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质量及社会生产的现代化、社会化密切相关。前者即为民生问题，后者就是发展问题。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本身就是解决民生问题，可见，“民生”蕴含于“发展”之中，而“发展”的道理及其精髓体现在“民生”之中。
民生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以及管理实践与理论的意义在于：第一，民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活与利益问题，以富民为重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富强。第二，民生是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注重改善和保障民生，走向文明与富强。第三，民生是体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宗旨的基本标志。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时期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富民强国。此外，民生还集中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富裕、健康、公平、正义、法治、和谐、安居乐业、富裕文明历来都是人类最美好的追求和期盼。可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民生密切相关，民生既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同时又是管理活动与管理过程的要求与平台。民生范畴作为现代管理的中国式表达方式，既体现了现代管理活动与行为的本质内容，又彰显了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发展”则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指变化的趋势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早期“发展”的主流思想是强调资本积累、计划性与工业化的重要性，倡导双元经济并存，注重结构主义分析，主张进口替代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后来关于“发展”的研究出现了若干明显的新趋势，主要是更多地采用了经验分析的方法，注重实践，关注影响发展的各种因素，进一步强调增长和发展的目标，研究的内容趋于具体化、国别化。这种趋势，实际上与确定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是基本吻合的。管理学的发展则主要是指人的发展，具体为人类个体、群体、整体与自然的和谐，包括生产进步、技术创新、人员结构调整以及规模性扩大、管理制度创新等，从而为社会及其基础形态、组织进步创造与提供有利的物质与文化条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认为：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包容的和谐发展；是既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谋求自身发展维护世界稳定的和平发展。可见，科学发展的内涵与外延不仅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实现形式，而且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路径与手段。
发展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以及管理实践与理论的意义在于：第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本质追求；第二，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第三，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国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指导方针，是统领国家各项工作的总方针。总之，发展不但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现代管理活动、过程与理论的实质性内容与手段。没有发展，管理就失去了意义；同样，没有管理，发展就是盲目与混乱的。
综上，现代化建设的目的与归宿是民生，方式与过程是发展；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关节点与关键词，故而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必不可少的理论主线。只有解决好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才能实现发展，达成民富国强。这也正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目的。
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研究的必要性
客观地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与中华民族近现代所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伟大目标应该是一致的。要强调的是，不仅民富是国强之本，而且民是国的组成部分，肯定人、重视人，求发展、重民生是现代管理理论所认同的普适理念。为了实现民富国强的伟大振兴，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得以提升，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建设就必须立足国情，放眼未来，客观、科学概括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理论主线。
（一）理论主线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的地位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辛亥革命以来在中国国情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继承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总结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学习并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的经验与理论，以追求和实现现代化为主题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由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以也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管理理论，因此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现代化，西方管理理论中国化，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管理实践理论化及管理经验系统化是必然的。研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并根据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性而有所创新，是我国管理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探讨中国现代化管理理论的主线问题，从实践与主体看，侧重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民经济虽然有了巨大发展，但是总的来说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与社会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主要矛盾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能不围绕着如何从理论上说明这一矛盾的理论路径、模式、程序、方法等诸方面展开，所涉及的一系列方面与问题必然是研究这一主要矛盾的理论延伸或深化。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正是为了阐释实现民富国强这一民族夙愿而进行的，其意义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endprint
首先，准确概括学科的理论主线有利于加深对该学科的认知。对于学科的理论主线概括得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对该学科内容的研究到位、深刻、科学与否。对于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准确概括其理论主线尤为重要。
其次，正确把握学科的理论主线有利于明确该学科的研究方向。各学科的理论主线在学科研究过程中无处不在，认识并把握这个大前提，对于推进学科研究以及逻辑结构，内容梳理才会更加客观、严密、公允，重点与要点才会更加突出。
再次，明确规范学科的理论主线有利于掌控该学科的全面性。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必须避免主观性、片面性与僵化性。这些情况的出现，不能说与学科理论主线的归纳不明确、不规范无关。一般而言，学科的理论主线贯穿该学科的全内容、全过程。全面认识学科知识，深刻把握学科过程，重要方法是认识并抓住理论主线与重点，只有提纲挈领，才能纲举目张。
（二）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关键内容
民生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收入、教育、医疗、社保、住房问题，还包括反腐倡廉、政治文明、社会稳定、文化建设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当然，收入是保障民生最主要的物质手段，但只是整个民生问题中的浅层或表层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眼光不能仅仅盯在收入分配上，要统筹兼顾，全面解决，包括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及住有所居等基本民生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无不与现代管理理论密切相关。
发展是人类社会追求和满足自身利益的基本活动与过程，科学的发展观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发展的系统机理、构成及其内在联系，解决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从而推进全面、协调、健康、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意义就在于要增强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合理配置，统筹兼顾，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切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使中国迅速摆脱贫穷和落后状况，实现民富国强。
（三）民生与发展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意义
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建设考虑，一方面，富民强国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已经明确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只有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只有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稳定发展，才能实现国家的和谐和稳定，从而体现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的必要性。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必要内容，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起着衔接和支撑作用，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基础。
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任务及目标考虑，其基本任务是总结规律、提高效率、促进发展、服务社会。为达到“总结规律”的学科目标，就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平台解决好民生需求和科学发展问题，切实强化该理论的基础性研究。与此同时，民生问题既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前提；发展问题是改善民生的同时需要快速反应的必然要求，必须与民生同步，是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
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考虑，民生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继续探索并深化认识；构建适合中国实际的、把民生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制，不仅是建设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民生与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相互制约与促进，贯穿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始终。
三、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研究的意义
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建设，首先是在关注民生与发展问题的同时推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
首先，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主要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对象、任务、方法和研究特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逻辑与构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国情基础与理论创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分期与发展阶段；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与重要原则；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范畴与理论主线；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时代特征与学科特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与重要里程碑，等等。这些内容无一不与民生与发展问题相关联。在中国，离开了民生与发展，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建设就难以阐释清楚。
其次，应当明确，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内容其实也是民生与发展问题的不同理论形态或阐释方式，只不过是角度、层面、重点、表述有所不同罢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对于民生与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是在一般的普通背景下进行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整体条件下进行的，综合了新中国发展的多重矛盾，在整体考察上具有密切相关性，在具体问题上具有层次渐进性，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置放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基础之上，才能确立学科地位，打通学科命脉。
理论主线是学科建设的命脉，是理论研究的基轴与核心。抓住并突出理论主线，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才会得到实质性与快速性的发展。
（一）概括这一“理论主线”是推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民生与发展既是中国现代管理活动与过程中的重点与关键，又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客观存在，概括这一理论主线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任务。保障民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要以改善民生作为基础。民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发展亦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二者是与中国国情相一致，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一致，与民族复兴相一致，同时也与中国的科学发展观相一致，是从中国式的现代管理中总结出来的重要基本理念。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必当概括并总结这一全新理念，使之上升为理论形态。
（二）认识这一“理论主线”，有助于把握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
认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有助于系统地理解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与精神，认识其理论内容是民生与发展的不同理论形态；有助于把握现实管理实践中丰富的民生与发展的内容和创新理念，从而揭示我国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的先进思想和主旨精神；有助于客观把握学科命脉，持续推进学科建设，从而避免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出现迷失与彷徨。
（三）认识这一“理论主线”，有助于总结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一门正在创建中的崭新学科，其研究既包括对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历史考察，科学获取有利于中国特色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相关内容，也包括探索尚未被研究而又必然涉及到的知识内容，进行有效整合和科学吸收，还包括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客观地规范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框架、范畴及体系。如此等等的一系列内容特征、研究特征、学科特征都与理论主线的研究分不开，并依赖于理论主线研究的深化与升华。
（四）认识这一“理论主线”，有助于实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理论创新
认识并抓住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研究总结现代管理理论中国化的经验教训，系统化中国现代管理活动的经验，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不断推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进步、创新、完善。创建新学科的目的就在于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为明确发展方向作出理论指导。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其研究的过程中应当不断激发理论的“火花”，从而减少或避免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盲目性、曲折性、风险性，增强针对性、自觉性、科学性。
参考文献：
[1]王毅武.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逻辑要求[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6，（6）.
[2]王毅武.现代管理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现代企业理论与现代契约理论 篇6
一、交易费用理论与现代契约理论的关系
交易费用理论是由科斯首先提出的, 他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导致了企业的出现”, 并运用“交易费用”来说明“什么是企业”和“什么是企业的边界”这两个基本问题。交易费用是“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产权经济学认为, 所谓交易费用是个人交换他们所拥有资产的所有权和确定其排他性权利所需要的费用。交易费用包括事前准备合同和事后监督及强制合同执行的费用, 它是订立和履行契约的费用。
然而, 交易费用的本源在哪里?契约经济学家认为, 其根源就在于契约的不确定性。根据哈特的观点, 交易成本的来源在于:一是在复杂的、无法预测的世界中, 人们很难预测未来事件, 无法根据未来情况作出计划, 往往是计划不如变化;二是即使能够对单个事件作出计划, 缔约各方也很难对这些计划达成一致协议, 他们很难找到一种共同的背景来理解、描述各种情况和行为, 过去的经验往往不起作用;三是即使签约各方能对未来计划达成一致协议, 也很难将其写清楚。比如, 在出现纠纷时, 法院不能明确这些契约条款的意思, 而无法执行。哈特还认为, 一个不完全契约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修正, 并需要重新协商。重新协商的过程会产生许多成本, 有些可能是事前成本, 有些可能是事后成本。其原因:一是各方可能会对修正契约条款争论不休, 它既耗费时间, 又浪费资源, 所以是无效率的;二是不仅事后讨价还价过程是有成本的, 而且由于各方具有不对称信息, 可能达不成协议;三是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 缔约各方都不愿意作出专用性投资, 这种投资的最佳效率与事实上的投资不足之间的效率损失, 是一种重要的成本。
□文/朱传杰
威廉姆森也对交易成本与不完全契约的关系做了系统研究。他直接把“契约人”作为他的交易成本理论的假定条件。威廉姆森认为, 现实中的人都是契约人, 他们无不处于交易之中, 并用各种或明或暗的契约来规范他们的交易。他认为, 交易费用经济学采纳两个重要的行为假定:一是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 缔约者要想签订一个包括对付未来随机事件的详尽的契约条款是不可能的;二是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 仅仅相信缔约者的口头承诺是天真的, 现实中的契约人时时刻刻会损人利己。威廉姆森认为, 所有复杂的契约都是不完全的;作为对付契约不完全手段的可操作的、连续性的决策模式是可观察到的;得不到可履约支持的“许诺”使当事人面临不履约的危险;采用一种市场化和非市场协商的保证条款有助于交易的进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 交易和契约都是非常复杂的, 不同的交易需要不同的契约关系。在不确定性条件下, 充满机会主义的世界中, 面对这种类型的交易, 新古典契约不能适用于所有的交易关系, 只能有三种选择:一是放弃这类交易;二是将这些交易一体化为企业内部交易, 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匹配的条件下进行交易;三是设计一种不同的契约关系。为了解决现代经济关系中复杂的交易关系, 需要设计交易专用性程度高且能够持续的交易关系, 这就是所谓关系契约。这种关系契约是随着交易时间的延续和交易的展开, 而不断修正的契约关系。
在具有专用性资产安排的契约关系中, 产生了一种可占用的专用性准租, 即使用市场机制的一种特殊成本, 进而出现一种后契约的机会主义行为, 也就是道德风险问题, 或称“敲竹杠”问题。如何解决“敲竹杠”问题, 许多契约被经济学家设计出来, 比如收益分享契约、成本分享契约以及第三方仲裁等。但由于信息成本过高, 或由于信息不对称, 而无法实现次优结果。由于有限理性、不确定性、机会主义交易费用的存在, 在专用性投资中, “敲竹杠”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法院促使当事人进行谈判以减少“敲竹杠”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有必要创立一种自动履约机制, 使交易顺利进行。在现实生活中, 大多数契约是依赖习惯、诚信、声誉等方式完成的, 付诸法律解决往往是不得已的事情。根据这种情况, 一个自动履约的契约就可以利用交易者的性质和专用关系将个人惩罚条款加在违约者的身上。这个惩罚条款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的内容是终止与交易对手的关系, 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另一方面的内容是使交易对手的市场声誉贬值, 使与其交易的未来伙伴知道其违约前科, 以致不相信该交易者的承诺。当然, 如果交易者发现在这个自动履约的范围以外, 还存在一个比施加的个人惩罚条款损失还要大的收益时, 自动履约机制就失灵了。如果个人具有无限的履约资本, 缔约当事人对所存在的潜在“敲竹杠”现象, 是不在乎的。但是正由于个人履约资本的有限性, 才限制了自动履约的范围。
二、委托-代理关系理论与现代契约理论的关系
委托-代理关系无论从本质上看还是从形式上看, 都是一种契约关系, 代理经济学可以说是一种契约关系学。詹森和麦克林将“代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关系, 在这种关系下, 一个人或更多的人 (即委托人) 聘用另一个人 (即代理人) 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 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代理人”。在公司治理中, 委托-代理制的建立过程, 从本质上分析, 就是“交易”活动的过程。自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后, 公司治理的基本制度必然是委托-代理制。如果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存在交易费用, 那么委托-代理制不管以什么契约来建立, 都将是效率最高的, 其结果都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即资产所有者、股东、董事、监事、经理人员和其他相关利益人的福利会达到大家都满意的结果。这就像物理学上没有摩擦力的“永动机”一样, 会永恒地转动。但是这是理想中的事情, 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存在。也就是说, 公司治理必定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委托-代理制来运作, 但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 委托-代理制难以十全十美, 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只能进行帕累托改进。
委托-代理关系建立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主要有寻找交易伙伴的费用、谈判费用、签订契约的费用以及保证契约条件的履行而进行监督的费用, 即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实施费用和监督费用。这些交易费用的存在, 会降低组织制度的运行效率, 而影响交易费用的重要因素是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是产生代理成本的基本原因。从规范委托-代理角度研究契约关系, 又可从实证和规范两种角度来研究。从规范的方面看, 主要是在不确定性和不完全监督的条件下, 如何构造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关系, 包括补偿性激励, 从而为代理人提供适当的激励, 促使其选择使委托人福利最大化的行动。从委托-代理的角度看, 契约关系是企业的本质, 企业完全是一种法律假设, 是一组个人契约关系的一个链接。运用这个理论, 一是可以研究在一个既具有债权又有外部股权的混合融资结构的企业中, 企业家为什么让企业的总价值低于他是唯一所有者时的价值, 而且这一结果与垄断体制还是竞争体制无关;二是可以研究为什么企业家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失败与企业效率的损失完全一致等问题。
三、产权理论与现代契约理论的关系
对契约的研究是产权研究的核心。哈特和格罗斯曼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契约是不完全时, 没有在契约中详细规定的那部分权利, 即剩余权利应该归资产的所有者所有。这就从契约角度说明了资产的控制权到底应归谁所有是最有效率的。也就是说, 在现实世界中, 产权的分配是绝对重要的。
在现代复杂的经济关系中, 契约理论必须解释现代各类公司的资本结构问题。为什么有的企业偏爱发行股票?企业的内部债务和外部债务是什么关系?阿洪和博尔顿利用契约的不完全性发展了一个企业资本结构理论。他们指出, 随机状态控制是一种举债筹资条件下的控制权配置。他们认为, 一个缺少资本的具有能力的企业家与一个富有的投资者之间的不完全长期契约被看作是“纵向一体化”, 由于企业家所关心的是名誉和收益, 而投资者只关心利润, 双方的目的是有冲突的, 即初始的契约结构能否以及如何使当事者的目标达到一致;当初始的契约不能达到一致时, 控制权应如何配置。当重要的变量不能在契约中写明时, 控制权的分配就变得非常重要。不同的控制权会带来不同的资本收益。
四、企业家理论与现代契约理论的关系
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市场上, 以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为中心的企业理论———企业家理论或企业管理者理论, 也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奈特根据不确定性和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的存在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企业的企业家理论。伯利和米恩斯又进一步提出了企业的企业管理者理论。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点均是对企业契约理论“只见物不见人”提出了挑战, 将企业看作是一种人格化装置。张维迎认为, 如果说企业契约理论关心的是对企业的“需求”, 那么企业家理论则偏重于企业的“供给”。企业家理论将企业看作为一种人格化的装置, 没有企业家 (精神) , 企业就不能生存。奈特根据不确定性和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的存在进行了讨论, 他指出, 在不确定性下, “实施某种具体的经济活动成了生活的次要部分, 首要的问题或功能是决定干什么以及如何干?”这“首要的功能”即指企业家的功能。因为不确定性是无法保证的, 企业家不得不承受不确定性。关于企业家的特点, 许多经济学家都做过不同的描述。熊彼特认为, 企业家是创新者, 能够“改变和革新生产的方式”。卡森认为, “企业家是擅长于对稀缺资源的协调利用作出明智决断的人”, 是一个“市场的制造者”。鉴于企业的特殊作用,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 企业物质资本所有者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择一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经营者, 并让具有不确定性的市场竞争将他造就成为企业家。
正由于企业契约是不完全的, 企业家市场, 即通常所说的经理市场, 不但要考虑对企业的激励问题, 而且应同时考虑对企业家的控制 (约束) 问题。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控制市场”概念, 这种市场既不同于经理市场, 也不同于资本市场, 而是一种新型市场。它要解决的问题是, 既要给企业经理以适当激励, 包括利用股票、股票认股权、影子股票、股票增值分红权、奖金、长期绩效计划、“黄金降落伞”、声誉激励等, 又不能使企业被内部人控制, 以避免丧失控制权。同时, 又要防止被其他企业收购, 尤其是恶意收购。要研究对经理的控制问题, 就要考虑企业经理的主要约束变量是什么, 换言之, 经理的目标函数是什么, 控制能力在经理之间是如何分配和安排的, 激励是如何提供的, 如何识别能力, 如何再分配控制权。罗森的研究表明, 将控制权分配给有能力的人越多, 这种控制权就越有效率。在有能力的经理的边际生产率大大超过无能力的经理的情况下, 最有能力的经理占有最大公司的最高职位。另一方面, 在控制权分配一定的条件下, 对经理的支付结构会在激励和保险之间达成妥协。霍姆斯特姆从约束的方面分析了依靠限制而不是奖励来控制经理人员行为的重要性。实证研究表明, 要设计一个多任务目标的代理链, 使激励方案的重点转移到对代理人所有活动进行平衡的激励方案上来, 对代理人任务的组合可以降低激励成本。
我国资本结构理论研究 篇7
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 主要是运用激励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等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企业的融资行为、融资机制、资本结构和企业市场价值的关系进行分析, 各种理论分析的侧重点主要是突出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分析。实际上, 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的重大缺陷主要表现在分析框架上的非动态性。在具体的分析框架方面, 突出企业资本结构作用的单向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 忽视其双向的拓展分析。在企业行为分析上, 忽视行为差异性的分析, 只把企业行为视为外生于企业资本结构的变量。实际上, 即使是在同一资本结构条件下, 同一类型的企业也会因行为目标、融资方式选择和经营者行为等方面的差异, 在企业行为上产生不同的表现。在企业资本结构变化的分析上, 没有动态地考察企业融资方式选择对企业以后资本结构安排的影响。
在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上, 20世纪90年代初期, 由于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时期, 资本市场体系尚未形成, 企业融资渠道比较单一, 主要依赖于银行的债务融资, 而股权融资比例较少, 因此企业并不关心资本结构问题, 这时有关企业资本结构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介绍国外企业资本结构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其发展。后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国家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从拨改贷开始, 政府的企业而政府几乎不再对国有企业投入资本金, 企业的建立和发展, 主要依靠银行贷款, 不论固定资产还是流动资产都是如此。这时许多的学者开始了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
在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上, 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从不同角度来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陈小悦与李晨选取了1993年3月以前在沪市上市的A股进行了分析, 并选择了1993年7月至1994年3月作为分析时间段。通过计算各参量间的相关系数以及进行线形回归后, 他们获得结论:上海股市收益与负债权益比率、公司规模负相关, 与BETA正相关。陆正飞、辛宇以1996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35家机械及运输设备行业的公司为样本, 在控制行业因素的情况下, 就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获利能力、规模、资产担保价值以及成长性等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得出三点主要结论:a.不同行业的资本结构有显著差异;b.企业的资本结构与获利能力显著负相关;c.规模、资产担保价值和成长性等因素对企业的资本结构没有显著的影响。洪锡熙、沈艺峰运用资本结构决定因素学派的理论框架, 以1995~1997年期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21家工业类公司为样本数据, 采用列联表行列独立性的卡方检验的方法, 对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企业规模和赢利能力两个因素对企业的资本结构的选择有显著的影响, 而公司权益、成长性和行业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没有显著的作用。
在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效应中, 学术界用不同的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与公司市场价值负相关;另一种观点则完全相反, 认为公司财务杠杆提高, 有利于降低资本成本, 提高公司市场价值。沈艺峰和田静根据莫迪利亚尼和米勒曾使用的“平均资本成本”方法, 实证分析了我国30家主营百货的上市公司在1995~1997年间的数据, 得出我国上市公司平均资本成本呈下降趋势, 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较债务资本成本分别高出7.72%、7.53%的结论。
在探讨企业融资偏好问题上, 即非国有上市企业存在着过度负债, 而上市公司则偏好配股、增发新股等股权融资现象的问题上, 一些学者分别从所有权、股权结构、融资成本等方面进行了理论诠释, 认为投资主体的错位、融资体制和国有企业特有的股权结构导致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较高, 而股权融资成本较低;又由于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所有者缺位, 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 企业经营者对风险的厌恶, 股权融资软约束以及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严重滞后等是导致企业融资偏好的主要原因。
国有企业在“拨改贷”之后, 由财政投入资本金的方式转向主要依靠国有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方式, 是形成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高负债的直接原因, 但这种高负债的实质在于软预算约束和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软预算约束表现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其一, 在企业初始投资时能够获得贷款的支持, 而不论企业的资本金有多少:其二, 在企业经营状况不佳时, 政府仍然要求银行支持国有企业, 而不是让其破产。那些在竞争中失败的企业应该被淘汰。但是, 由于预算软约束, 经营状况不佳的国有企业不是在竞争中被淘汰, 而是继续获得来自银行的支持, 因此, 从表面上看, 国有企业的经营困难是由于国有企业债务负担过重, 其实质则是由于盈利能力下降导致还贷能力下降以及软预算约束造成的累积贷款本息增加的缘故。这些累积的本息提高国有企业的固定成本, 损害了国有企业进一步的盈利能力;上市公司中情况正好相反, 负债率要低于非上市的国有企业, 其偏好于股权融资、增发配股等方式;非国有经济的中小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来源受到很多限制:一方面由于所有制不同, 客观存在所有制上的歧视、加上信息的不对称, 难以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所需要的贷款, 而适合中小企业贷款的中小银行等民间金融机构还不发达和完善;另一方面, 上市的资格和条件的门槛比较高, 并且向国有企业倾斜, 适合中小企业的股权融资的资本市场还不完善, 少数能够海外上市的也面临较之银行贷款更大的困难和成本, 所以中小企业的资本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和民间借贷 (地下钱庄) 等形式, 我国企业资本结构选择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征, 这种多元化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是市场经济不够完善在我国的体现, 具体表现在资本结构选择与发达国家资本结构理论出现差异甚至相左。
从总体上看, 近十几年, 我国在资本结构理论探讨上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是与国外相比, 我们在进行经验检验和通过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定量研究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做更深层次的研究, 尤其我们企业的资本结构应该吸收西方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自身的特点加以消化吸收, 寻求自己的最佳资本结构。
摘要：结合我国企业实际情况, 提出寻求最佳资本结构的标准。从优化资本结构的角度, 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
关键词：资本结构理论,研究,企业
参考文献
[1]陈光荣, 胡振国.论资本结构与治理结构目标的一致性[J].会计研究, 2003 (6) .
[2]李善民, 刘智.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述评[J].会计研究, 2003 (8) .
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启示 篇8
一、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历程
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旧资本结构理论时期, 第二阶段是新资本结构理论时期。旧资本结构理论又分为重要性不等的两部分:传统资本结构理论和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传统资本结构理论是以1952年美国财务学家杜兰特为代表的资本结构理论。他把当时对资本结构的见解划分为三种:净收益理论、净经营收益理论和传统理论。以上三种理论的观点中有两点与现实不相吻合:首先是其理论中认为债务比率与财务风险不相关。实际上债务比率的提高意味着财务风险的加大。其次是其理论认为负债比率与股本成本不相关。事实上, 在企业财务风险加大的情况下, 股东风险也在增大, 一旦出现债务危机, 股票的市场价值会大大降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是美国著名财务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和金融学家米勒通过严格的数学推导, 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 企业的价值与它们所采取的融资方式, 即资本结构无关, 也就是著名的MM定理。由于MM定理是在严格的假定条件下得出的结论, 它与现实经济相差也较远。因此MM定理问世以来就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针对MM定理假设条件的缺陷, 后来又出现了MM定理的修正结论:即在考虑公司所得税的情况下, 由于负债会因利息而具有减税的作用, 从而使企业的价值随着负债融资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因此企业负债率越高越好。60年代末, 资本结构理论顺着MM定理的假定条件又分为两大分支, 一类是在引入税收制度后, 研究各类税收差异与资本结构的关系, 形成税差学派。另一分支是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 引入破产成本, 研究破产成本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形成破产成本主义。在此基础上, 这两大分支最后归结到斯科特等人所倡导的权衡理论。权衡理论认为, 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就是在负债的税收理论与破产成本的现值之间进行权衡。马苏里斯说:一个企业的最优财务杠杆比率取决于一点, 即预期负债的边际税收利益等于预期负债的边际成本。
到了70年代后期, 以信息不对称为中心理论的新资本结构理论开始正式登上财务经济学的舞台。新资本结构理论的突出特征是认识到了“不对称信息”在资本结构决定中的主导作用。不对称信息是指市场参与者之间存在信息差异。当信息呈不对称分布时, 较少信息的一方希望通过各种手段去获得信息, 而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则通过输出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获利。一般来说, 不对称信息是通过投资项目的融资方式选择、负债比例的显示作用和企业家的风险厌恶程度来对企业资本结构产生影响。从内容上来说, 主要包括代理成本说和财务契约论。代理成本理论认为, 债务的发行在债权人和所有者之间形成一种代理关系, 从而产生代理成本。代理成本包括“主人监督费用、代理人受限制费用和剩余损失之和”, 它会随着负债水平的增加而增加。若发行新股, 新的所有者为了保证他们的利益不受原所有者的损害, 也必须付出监督费用等代理成本。因此, 所有者必须在债务的代理成本和股票的代理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以使其所承担的总代理成本最小。使所有者承担的总代理成本最小的债权与股权的比例就是最优资本结构。财务契约理论认为, 通过债务契约的一系列限制条款来控制债务的风险, 以确保不对称信息情况下的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 从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和最优资本结构的确定。
二、资本结构的理论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启示一:MM定理的利息税蔽可以增加企业价值的理论使我们认识到:为了充分利用利息的税蔽效应, 企业需要创造大量的营业利润以弥补利息费用的数额。资本密集型企业已经通过采用加速折旧法降低了税收负担, 结果, 这些企业的税前营业利润较低, 无法充分利用高负债率创造的利息税蔽, 这类企业的负债率一般低于服务型企业的负债率。而服务型企业的厂房、设备折旧很少, 不足以降低税收, 同时服务型企业的税前营业利润较高, 能够充分利用高负债率创造的利息税蔽。
启示二:由于破产成本的存在, 使我们在进行资本结构决策时必须考虑破产成本的高低, 我们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 收益和现金流量波动较大的企业要比现金流量稳定的企业使用债务少, 比如垄断性较强的企业通常财务杠杆率较高。第二, 如果企业在规划其债务时, 使得用于债务支付的现金流量与经营性现金流量同步增减, 这样就可以利用较多的债务。因为经营性现金流量减少时拖欠的可能性最大, 而同时发生的用于债务支付的现金流量减少使拖欠的风险降低。第三, 如果我们将债务的偿付与价格联系起来, 使企业的经营性现金流量随商品价格的波动而增减, 企业就可借更多的债务。第四, 当企业的资产不易细分及销售时, 其破产的直接成本是很高的, 因此这一类型的企业不宜借更多的债务。比如无形资产比例较高的企业的财务杠杆率一般应低于有形资产和流动资产比例较高的企业。
资本结构公司治理效应理论综述 篇9
关键词：债务融资,公司治理,资本结构,不对称信息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快速发展, 上市公司数量和融资额迅速增长。相应地, 关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研究、特别是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影响的研究受到了广大学者的重视。然而, 青木昌彦、钱颖一 (1995) 指出:“一种很天真的乐观主义想法正在流行:只要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同时引入股票市场, 转轨就可以顺利实现。对于这种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教科书式的认识而提出的经济改革建议已被证明是不现实的或是过于简单的。”来自日本和欧洲的经验表明:在转轨经济公司治理改革中, 以银行为主的债务融资比股权融资能扮演一个更为现实的角色。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及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 众多学者更多的关注债务融资及其公司治理效应的研究, 这将有助于促进债务融资理论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应用, 为我国企业更好的利用债务融资、促进企业自身持续发展和我国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协调发展提供帮助。自1958年M-M对资本结构进行开创性研究以来, 融资结构进入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该定理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下推导出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无关的结论。即在资本市场完善、不存在交易成本和税收的情况下, 无论企业采用债务融资还是股权融资, 企业的市场价值并不受影响。因此, 该理论又称为资本结构无关理论 (Capital Structure Irrelevance Theory) 。其后的研究可以认为是对MM定理假设条件不断放宽的过程。税盾理论、破产成本理论相继被引入资本结构理论研究之中。权衡理论认为, 当债务的破产边际成本和代理成本等于边际税盾收益时, 就产生了所谓的最佳资本结构, 此时企业价值达到最大。20世纪70年代以后, 西方学者开始从其他理论出发寻求解决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决定。Harris&Raviv (1991) 提出了以下四种资本结构理论:以代理成本为基础的资本结构理论;以不对称信息为基础的资本结构理论;以产品市场理论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资本结构理论;考虑公司控制权竞争的资本结构理论。伴随着代理成本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 研究者逐渐注意到资本结构不仅具有降低融资成本的“传统”功能, 而且还具备降低代理成本的公司治理作用。
二、债务融资的公司治理效应
(一) 激励
(1) 代理成本理论 (agencytheory)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 在大多数企业中, 企业的投资者与管理者通常是分离的, 并由此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产生的代理成本是指企业发行股票融资时, 企业的管理者有可能产生各种非生产性消费、采取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股东的投资政策等道德风险行为, 导致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管理者这种道德风险, 缓和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债务融资被认为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Jensen和Meckling (1976) 认为, 如果经理层持有的股票份额和公司总资产保持不变, 增加债务融资的比例, 将可以增加经理拥有的股权比例, 可以激励管理者努力工作, 减少经理与股东间的利益冲突。孙永祥 (2001) 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表示这种影响机制。设经理的股权融资金额为i, 其他股东的股权融资金额为j, 则通过股权融资获得的资金总额为i+j, 经理所占有的股份比例为i/ (i+j) , 假定公司的债务融资金额为c, 同时公司的资产收益率为x, 债务利息率为y, (x, y均为百分数, 且x>y) , 则经理的股权收益为:。毫无疑问, 随着债务融资量c的增加, 经理的股权收益也趋增加, 从而有效缓解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利益矛盾。Jensen (1986) 提出了自由现金流量假说, 认为在有能力产生大量现金流量的公司中的浪费行为甚于仅能产生小量现金流量的公司。Lang, Stulz和Walking (1989) 支持了这一假说, 其研究发现自由现金流量高的公司比自由现金流量低的公司更有可能进行错误收购。Maloney, Mc Cormick和Mitchell (1993) 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债务会对改善管理决策产生积极的影响。总之, 自由现金流量假说提供了公司发行债务的另一个理由:由于负债作为一种硬性约束, 企业必须按契约还本付息。因此, 负债能有效减少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量, 迫使管理者寻找投资回报率较高的投资项目, 增加企业的价值。 (2) 担保模型。Grossman和Hart (1982) 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代理模型, 分析了举债经营是如何缓和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冲突的。在其模型中, 假定管理者在企业中持股比例为零或接近于零, 这时债务可被视为一种担保机制, 能够使管理者多努力工作少个人享受, 并作出更好的投资决策, 从而降低融资的代理成本。其理由是管理者的效用依赖于其经理职位, 从而依赖于企业的生存, 一旦企业破产, 经理将失去任职的一切好处。对经理来说, 要在较好的私人收益与较高的因破产而丧失所有任职好处的风险之间进行权衡。企业破产的可能性与负债比例正相关, 所以, 负债融资可被当作一种缓和股东和经理冲突的激励机制。 (3) 债务缓和模型。债务融资的另一个好处是保护投资者、节制经理的过度投资行为。Harris和Raviv (1990) 、Stulz (1990) 的研究表明, 即使公司破产清算对投资者来说可能更好一些, 经理也总是试图让公司继续经营下去;经理总是将尽可能多的资金用于投资, 尽管将这部分资金以股利等形式返还给投资者会更好些。而债权人在公司现金流很少的时候能接管公司, 要求公司破产清算, 这样可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并抑制经理的过度投资。 (4) 声誉模型。在声誉模型中, 声誉能够缓解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Diamond (1989) 的研究指出:因为贷款方只能考察一个公司的拖欠历史, 因此企业可以通过不拖欠负债而建立起只投资于安全项目的声誉。按期清偿的历史越长, 其信誉越好, 贷款费用就越低。历史较长、基础较好的公司发现选择安全项目可以避免丧失声誉, 资产替代问题得到了解决。Hirshleifer和Thakor (1989) 则从经理角度分析了声誉的效应。股东喜欢高收益的项目, 而经理则从成功角度出发, 选择相对安全的项目。这种行为降低了债务的代理成本。如果经理对这种声誉非常敏感, 则该公司可能会有更多的债务。
(二) 信号传递
基于信息经济学的现代企业融资理论认为, 当企业对外融资、筹集资金进行投资时, 由于企业经营管理者在企业的生产技术、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等方面拥有正确的信息, 而外部投资者缺乏相关信息, 两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投资者只能通过内部人的行为来获取有关的信息。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被认为是经营管理者的信息传递手段, 能有效地将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信息传递给外部投资者, 降低这种信息不对称, 真实反映企业市场价值, 从而避免无效率的投资。根据哈里斯和拉维夫 (1991) 的方法, 有关的信号模型分为三类: (1) 通过债务比例传递信号。Ross (1977) 首先将不对称信息理论引入资本结构的研究中, 从企业经营者破产成本角度分析了融资结构的信息传递效应。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经营者对企业的未来收益和投资风险信息有充分了解, 而投资者却难以获得。Ross认为, 企业收益分配是按照索取权的优先顺序排列的, 如果企业市场价值提高, 经营者会由此受益;如果企业破产, 经营者就会受到惩罚。由于在任何债务水平上, 低质量企业都拥有更高的边际预期破产成本, 因此低质量企业的经营者就不会仿效高质量企业进行过多的债务融资。即越是企业发展前景看好的企业, 债务融资水平就越高;越是企业发展前景看淡的企业, 债务融资水平就越低。投资者可以凭借企业债务融资比例来判断企业预期市场价值的高低, 即企业质量的高低, 从而确定自己的投资组合。这一模型的主要经验结果是, 破产概率与企业质量负相关而与负债水平正相关, 企业市场价值和债务比例正相关。Heinkel (1982) 的研究也得出了和Ross一致的结论。 (2) 通过经理持股比例传递信号。Leland和Pyle (1977) 从企业经营者风险厌恶的角度, 分析了融资结构选择的信息传递效应, 提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为了使投资项目的融资能够顺利进行, 借贷双方就必须交流信息。这种交流可以通过信号的传递来进行。例如掌握了内部信息的经理也对申请融资项目进行投资, 这就向贷方传递了一个信号, 即项目本身包含着“好消息”, 即经理进行投资的意愿本身就可以作为表示一个投资项目质量的信号。通常, 市场上的投资者认为项目质量是经理拥有股份的函数, 经理拥有股份越高, 预示着投资项目的价值越高。不仅如此, 企业举债越高, 经理持股比例越高, 预示着企业的质量越好, 企业价值也越高。因为经理大多是风险规避者, 只有当投资项目的真实收益大于其承担的风险时才会进行投资。 (3) 传递有关投资的信号。Myers和Majluf (1984) 在Ross理论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察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对企业投资活动及融资方式的影响。研究认为在信息不对称下, 管理者 (内部人) 比投资者 (外部人) 更为了解企业收益和投资的真实情况, 外部人只能根据内部人所传递的信号来重新评价其投资策略。企业的融资结构、股利政策等都是内部人传递信号的手段。如果公司通过发行股票为新项目筹资资金, 则由于股市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 公司往往只能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发行股票, 因为新的投资者只接受这样的价格, 于是原有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失, 因而不愿意采用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金。但如果公司拥有自有资金, 或向市场发行低风险的债务, 则投资不足问题可以较易得到解决, 因为这两种资金筹措不会导致原有股东的利益损失。Myers (1984) 提出, 公司融资存在一种优序融资理论 (Pecking Order Theory) , 即公司存在内部自由资金的情况下, 往往先使用自有资金, 然后才会使用低风险的债务融资, 发行股票则是最后的选择。优序融资理论在美国1991年至1996年企业融资结构中得到证实。这段时期美国企业内部积累资金占资金来源总额的82.8%, 发行债券占13.7%, 发行股票仅占3.5%。
(三) 控制权争夺
(1) 融资结构对企业控制权转移的影响。现代企业理论提示了一个基本道理:企业所有权归谁所有, 从根本上讲是一个状态依存问题, 即企业所有权只是一种状态依存所有权, 传统意义上拥有企业所有权的股东只是“企业正常状态下的所有者”, 尽管从时间上讲, 这个正常状态占到90%以上。张维迎 (1996) 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描述了公司控制权的转移过程:令x为企业总收入, w为应该支付给工人的工资, r为对债权人的合同支付 (本金+利息) , p为股东满意的利润。假设x在0到X之间分布 (其中X是最大可能的收入) , 工人的索取权优于债权人。那么, 根据“状态依存说”:当x≥w+r+p时, 控制权掌握在经理手中;当w+r+p>x≥w+r时, 控制权掌握在股东手中;当w+r>x≥w时, 控制权掌握在债权人手中;当w>x时, 控制权掌握在工人手中。由此可见, 正是由于债务融资所引起的企业控制权的转移特征, 有效地制约了公司经营者的行为。所以, 作为融资契约的股权融资契约和债券融资契约具有不同的企业所有权配置特征, 在正常状态下, 股东作为企业的所有者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当企业无力偿债、面临破产清算时, 债务人可以通过对企业进行资产重组等方式介入企业经营, 企业控制权就转移到债权人手中;在企业完全是靠内源融资维持生存状态下, 企业控制权就可能被员工所掌握。这种控制权转移的有序进行, 依赖于股权与债权之间一定的比例构成。假如在债权为零或比例极低的企业融资结构下, 上述企业控制权的有序转移就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Aghion和Bolton (1992) 认为, 企业融资结构的选择就是控制权在不同证券持有人之间分配的选择, 最优的负债比例是在该负债水平上企业破产时控制权将从股东转移给债权人之时。这种控制权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转移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将直接影响经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和经理的选择。股东的控制方式与债权人不同。股东的控制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通过董事会选择、监督经营者的直接控制;另一种是通过股票市场上股票的买卖、企业兼并的间接控制。债权人在企业破产时的控制方式也有两种, 一种是清算, 即把企业的资产拆开卖掉, 收益按债权的优先序列分配。清算意味着企业的解体, 同时意味着经理人职位和控制权的丧失。这是对破产企业经理人的一种严厉约束和惩戒;债权人的另一种控制方式即是对企业进行重组。在重组的情况下, 债权人往往会重新进行经理人的选择。即使少数破产企业保留了原经理人, 但债权人一般都会直接参与企业的决策活动, 导致经理人实际控制权的大量丧失。 (2) 融资方式的选择对委托投票权竞争的影响。一般而言, 在企业绝对投资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增大投资中债务融资的比例将增大经理的股权比例, 同时, 随着债务融资量的增加, 经理的股权收益也将增加。通过改变企业的融资结构, 提高负债水平, 改变经理的持股份额, 进而扩大其所占有或所能控制的股份比例, 这样, 在职经理掌握企业控制权的概率相应增大, 程度相对提高, 其在代理权之争过程中的主动性必然加强, 从而降低了更有能力的潜在竞争者获取代理权成功的可能性。Harris和Raviv (1988) 在考察了投票权的经理控制后认为, 企业负债水平的提高确实有利于在职经理在委托投票权竞争中的控制能力。同时, 由于在职经理的股权比例增加, 其所拥有的剩余索取权的比例也将提高, 经理偷懒和谋求私利的积极性将降低, 进而降低了外部股权的代理成本。Stulz (1990) 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三、债务融资公司治理效应的实证研究
(一) 国外文献
关于债务融资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可以引申为债务融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国外相关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债务融资与企业价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如Shah (1994) 考察了资本结构变化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 得出了股票价格随公司财务杠杆的增加而上升, 随公司财务杠杆的减少而下降的结论。Berkovitch和Israel (1996) 在分析控制权在股东、债权人与经理人之间合理配置的基础上指出:当股东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企业价值与债务水平呈现负相关;当债权人拥有否决权, 企业价值与债务水平呈现正相关。Gaud、Philippe (2005) 对欧洲大量样本公司的案例数据研究表明, 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与企业业绩没有关系。面对市场压力, 企业主要依靠债务来弥补和平衡所有权结构导致的控制杠杆对企业价值带来的影响。在这方面, 企业债务有助于公司治理效应的发挥。Nini, Greg, Sufi, Amir和Smith, David C (2009) 使用美国上市公司的大量违约样本数据证明, 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起到积极作用。违约企业在这种投资和融资行为中的变化与包含严格企业决策限制在内的债务契约一致。除了契约控制之外, 债权人在幕后对公司治理施加影响。而且, 在违规后公司运营和股票价格表现有所改善, 这说明债务人的行为有利于股东。
(二) 国内文献
与国外研究文献不同, 国内关于债务融资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争议, 总的来说, 可以分为债务融资与公司价值正相关理论和负相关理论两类观点。支持第一类观点的研究有:陈小悦和李晨 (1998) 选取了1993年3月21日以前在沪市上市的30家A股上市公司进行分析, 通过计算各参量间的相关系数以及进行多元线形回归后得出结论:上海股市收益与负债/权益比率、公司规模负相关汪辉 (2003) 对1998年至2001年间我国深沪两市所有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和公司治理、公司市场价值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发现总体上债务融资具有加强公司治理、增加公司市场价值的作用, 同时债务融资起到了传递公司业绩的信号作用。谭昌寿 (2004) 以市净率为被解释变量, 分别以债务融资率和资产负债率为解释变量, 以沪深上市公司2000-2002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债务融资率与企业市场价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但相关系数值较小,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债务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应, 但治理效应还很有限。范从来、叶宗伟 (2004) 采用净资产利润率作为企业价值指标、债务融资率为解释变量,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司债务融资率和公司业绩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但是相关系数较小, 即存在债务融资的治理效应的弱化现象。程光 (2009) 以托宾Q和市净率为被解释变量, 选取2003年至2005年的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 以债务融资率为解释变量, 对债务融资能够增加公司市场价值的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具有一定的公司治理效应, 且与公司市场价值正相关, 但债务融资的治理效应需要一定的改进。支持第二类观点的研究包括:杜莹和刘立国 (2002) 选取1998年上市的96家上市公司, 以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资产负债率为解释变量, 考察了债权的治理效率, 发现债权的治理效应对公司绩效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即债权治理表现出无效性。于东智 (2003) 以2000年12月31日以前上市的1083家公司为总样本, 以1997-2000年度为研究区间, 选用负债比率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主营业务利润率和总资产利润率为被解释变量, 对债权治理与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的经验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治理表现出无效性;债权治理是一项软约束, 公司的负债比例与公司绩效指标显著负相关。肖作平 (2003) 以1999年为数据窗口, 对195家上市公司进行了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与托宾Q呈显著负相关。从而得出了我国目前企业债务约束是软约束、债务在公司治理中不能发挥有效作用的结论。苏启林 (2004) 采用托宾Q作为被解释变量、债务融资率作为解释变量, 对122家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大部分上市公司债务融资不但不能降低代理成本, 反而导致了企业价值的下降。
四、研究展望
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性特征 篇10
一、理论的开拓性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中，胡适率先提出文学改良的倡议；陈独秀明确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的主张，主张的“平民文学”、“民众文学”；鲁迅、李大钊、周作人等认为必须从文学语言、形式的改革，进入到作家思想和作品内容的革新，将文学革命推向深入；李大钊还从社会经济的变动说明文化思想的变动，给这场革命的发生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揭示了它的社会本质和历史必然性。此外，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人也纷纷提出革新文学的看法。这些主张，就政治态度、思想体系、文学观点而言，互有差异和分歧；但总的说来，都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提倡民主主义的新文学，他们共同掀起了一场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这些倡导者还就建设怎样的新文学，作了多方面的理论上的探讨。这些理论批评文章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第一批文献。
现代的文学批评是随着新的文学创作的出现而逐步开展起来的，以新的理论主张为依据，促进新的文学成长。如在关于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和汪静之的诗作《蕙的风》的辩论中，周作人、鲁迅等人以个性解放、现代爱情的观点，批驳了指责这些作品“诲淫”的非难。闻一多关于郭沫若《女神》的评论，发现并肯定它的时代精神，同时批评了它缺乏地方色彩（民族性）的倾向，进而指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女神〉之地方色彩》），同时强调了文学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在各家（比如沈雁冰、成仿吾、冯文炳、张定璜等人）关于鲁迅和《呐喊》的褒贬取舍中，鲜明地表现出持有各种理论观点的批评家对于同一个作家作品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五四”过后不久，新文学家还开始了系统整理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工作。他们高度评价小说创作、白话作品在文学历史上的地位，突出古典文学中抗争叛逆的声音等，都是对于传统的文学观念的挑战，与文学革命的精神相一致的。结合时代、社会等客观条件，考察评价文学演变的轨迹，较之过去就文学论文学的“评点”式、“诗话”式的分析，是方法论上的一大进步，并从整体上打破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格局。
二、理论的先导性
为了让文学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羁绊，赶上世界的新潮，不少倡导者一面严厉批判贬斥中国的旧文学，一面热诚地向近代以来的欧美、日本各国的文学寻求蓝本和依据。这种决裂和借鉴，以及贯穿其中的创新的精神，都是创建中国现代文学所必须的，对在很短时期内迅速创作出崭新的现代作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现代文学阶段，这些作家们都有很高的理论自觉性，尽管西方理论和作品几乎是同步输入，但由于文艺创作毕竟不能照葫芦画瓢，而必须依据作家自己对生活的体验重起炉灶，所以不如理论的输入来得便捷、迅速。现代文学阶段，往往先出现某种理论，然后才有作品问世。比如胡适根据“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观，提出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等“八不主义”，主张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率先提出文学改良的倡议；随后才出现了鲁迅等人的白话小说，胡适、郭沫若的“白话诗”；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才出现了“问题小说”的创作高潮；20年代末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广泛地传播，兴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产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评，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随后才出现瞿秋白、蒋光赤等人的创作。
三、理论的多向性
由于社会背景和文学自身的原因，每一时代总有一种文学倾向和文学潮流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他的文学倾向受到排挤和压制。但在现代文学初创阶段，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都被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引入中国，对于中国反封建的思想启蒙都具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出现十分活跃复杂的思想局面，这种种思潮又与中国独特的思想和文化相融合、改造、变形，形成新的理论，这种思想的开放性和复杂性，使中国作家在众多的选择面前感到彷徨和困惑，但也使他们有了更多的自主性。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创造社追求艺术的“全”和“美”。他们主张“为艺术”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浅草（沉钟）社、弥洒社、新月社，也程度不同地持有类似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观。作为新文学的初期开拓者，他们几乎都表现出广泛的艺术兴趣和热烈的求索精神；虽然在理论主张上各有着重的方面，却并不因此为特定的文学思潮学说所囿。文学研究会同时还宣传过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以及泰纳的理论，有人也有过“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也无所为而读”的看法（郑振铎）。创造社的部分成员又接近过表现主义，也并不完全否认“文艺之社会的使命”（郭沫若）和“艺术之社会的意见”（成仿吾）。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寻求新文学的发展道路，使新文学理论呈现出多向性的特点。
四、理论的流派性
20年代初期起相继成立的为数众多的文学社团，往往以一定的文学流派相标榜。他们大多兼顾创作和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继承《新青年》的传统，与鲁迅以及以他为首的一些社团的主张基本一致，为充分发挥文学作为思想启蒙工具的作用，做着不倦的努力。他们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沈雁冰（茅盾）、郑振铎是该会理论批评方面的主要发言人，周作人、叶绍钧、俞平伯等，也写了一些评论文章。创造社为“五四”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所鼓舞，出于摆脱封建文学教条的、桎梏的时代要求，渴望艺术家能够自由地追求艺术的“全”和“美”。他们主张“为艺术”的、浪漫主义的文学。郭沫若、宗白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在理论上都有建树。稍后成立的浅草（沉钟）社、弥洒社、新月社，也程度不同地持有类似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观。作者无创造社的部分成员又接近过表现主义，也并不完全否认“文艺之社会的使命”（郭沫若）和“艺术之社会的意见”（成仿吾）。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寻求新文学的发展道路。通过这样的提倡和阐述，形成了初期新文学各种倾向流派并存共荣的生动蓬勃的局面。
五四运动使中国文学批评走向现代，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中指出不要把文学批评当成功利的工具，要把文学批评当成自己的感受、理解、批评，使批评从功利中脱离开来。而王国维则从审美的层面进行文学批评，并将之系统化，使之具有理论框架。这都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作家们的文学理论尝试是一致的，但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由于政治的原因，现代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被逐渐消解了。
参考文献：
[1]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的回顾[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1）.
[2]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篇11
关键词：资本机构,债务资本,权益资本
一、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20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期,以MM理论为起点,经济界展开了对资本结构问题的讨论。这一时期,资本结构的理论研究主要关注了税收、破产等“外部因素”对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影响。主要包括资本结构无关论、税差理论、破产成本理论、权益理论。
(一)资本结构无关论。
1958年,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在《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一文提出了MM理论:任何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其资本结构无关,而是取决于按照与其风险程度相适应的预期收益率进行资本化的预期收益水平。然而,资本结构理论建立在完美市场条件下,设想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其开辟了资本结构领域研究的新天地,却也由于这些假设条件遭到了理论界的一致围攻。随后,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又发表了《企业所得税和资本成本:一项修正》以及《电力公用事业行业资本成本的某些估计》进行修正和完善。虽然该理论未直接涉及到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却为后期的资本结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二)破产成本主义。
斯蒂格利茨、巴隆、巴克特等人主要研究了破产成本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巴克特指出企业的融资成本曲线是先增后减,负债过多会增加企业的加权融资成本,由此债务税收屏蔽效应的好处,会被破产成本的增加所抵消。斯蒂格利茨和巴隆在放松了原MM定理中有关破产的假设条件并加入部分条件得出:MM理论在破产成本这一因素存在时仍然有可能存在;而斯科特则指出存在破产成本的情况下企业应该尽可能多的发行可抵押债。
(三)税差学说。
税差学说主要研究了税收差异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法拉尔和塞尔问从美国先有税收制度出发,指出“个人所得税减低,企业负债成本就越低于个人负债成本。假设资本利得税增加速度慢于个人所得税的增加速度,企业负债对于个人负债的优势就会逐步缩小,最终达到一个均衡点。”斯塔普立顿认为在个税一般超过资本利得税,投资者倾向于留存收益融资。米勒遵循一般市场均衡理论,从投资边际税率出发,认为就所有企业而言存在均衡的权益负债比,最佳资本结构受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变动的影响:当企业所得税提高,为了获得节税效益资金会从股票转移到债券,企业的负债率会提高;如果个人所得税提高,且股利收入的税率低于债券利息收入的税率,资金会从债券转移到股票,企业的负债率降低。
(四)权衡理论。
该理论提出企业资本结构取决于各种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的均衡。巴比切克和梅耶斯在《最优资本结构理论问题》指出由于财务杠杆的存在,企业会偏向于债务融资,以增加企业价值,同时由于破产和重组成本的存在,当债务比例达到一定程度,企业将会监视债务筹资。但是他们没有解决怎样达到最优资本结构。考斯和李真伯格、斯科特运用模型,迪安吉罗和马苏里思通过市场价格和边际税率的双重关系进一步证明了该观点。
二、新资本结构理论
20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中心的新资本结构理论开始取代现代资本结构理论。这一时期的资本结构理论区别于现代资本结构仅关注外部影响因素,通过对企业“内部因素”来展开对资本结构问题的分析。这种内部因素主要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研究了信号、动机、激励等问题。为资本结构理论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新优序理论、代理成本理论、信号理论。
(一)新优序理论。
梅耶斯正式把信息不对称因素引入资本结构理论,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投资者从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来判断企业市场价值,因而企业偏好内部筹资,当内部筹资不足时,在外部筹资中偏好债务筹资。随后,梅耶斯和迈基里夫构建梅耶斯-迈基里夫模型,卡思科,纳拉亚南等人进一步论证支持了该观点。
(二)代理成本理论。
这一理论提出代理关系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迈克尔·詹森和威廉·麦克林基于契约理论,指出代理关系下存在两大类利益冲突:股东和管理者冲突、股东和债权人冲突,并从股东和管理者冲突的角度出发,提出在有效市场下,企业最优资本结构应该在给定内部资金水平下,能够使代理成本(委托人的监督支出、代理人的保证支出、剩余损失)最小的权益负债比。梅耶斯在支持这种理论的同时,补充了代理成本内容,将由于债务期限存在所引起的投资决策的次优选择认为是由风险债务引起的代理成本。斯图茨、哈里斯和拉维夫、邓和迪安吉罗等人从管理者对投票权的控制的角度分析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管理者为了保证控制权更倾向于债务以及优先股、认股权证等没有投票权的融资工具。
(三)信号理论。
该理论集中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下,内部人企图向外部投资者传递企业有价值的信号,而资本结构正是该信号之一。利兰和派尔提出在信号均衡中,有正常需求的企业比无成本交流是更倾向于进行自我投资。罗斯通过建立负债权益比这一“激励-信号”模型来分析企业资本结构的决定问题,并创造性地将经理入激励机制引入信号传递模型,负债是企业高质量利用负债能力的信号,资本结构是企业传递私有信息的一个基本工具;公司的负债水平主要取决于公司的价值和公司破产的概率,与公司价值正相关。海凯尔放弃了公司各种收益是按一阶随机优势排序的假设条件建立模型,指出在均衡状态下,债券和股票发行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损失是相等的。经营业绩较好的企业倾向于多发债券。
(四)产业组织理论。
金融经济学家和产业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产品市场竞争与资本结构互动关系,主要从以下方面来研究产业组织理论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1、产业特征。
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施瓦茨和艾若森、斯科特和马丁等研究发现,同行业企业具有相似的资本结构,不同行业的资本结构则确有差别;另一派是(1966)费里和琼斯、马丁和亨德森等研究表明,不同行业其资本结构不存在差异。
2、竞争战略。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公司在制定竞争战略的时候,其基点是利润最大化。而公司财务理论是基于股东价值最大化,忽视了产品市场竞争战略。布兰德和刘易斯为代表,从债权的事前效应的角度出发,认为企业债务的发行,负债比例的上升可以使得企业在产品市场竞争中更具进攻性,从而增强其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力。
3、价值链。
价值链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即上游供货商和下游客户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蒂特曼指出:公司破产清算会给顾客或者供应商带来成本。股东只有在清算的净收益超过给予顾客带来的成本时才愿意进行清算。
参考文献
[1]沈艺峰.资本结构理论史[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况学文,刘晨华.西方资本结构理论的新发展:一个理论综述[J].财会通讯,2005.7.
[3]王娟,杨凤林.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最新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