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改革

个税改革（精选12篇）

个税改革 篇1

当前, 中国争议最大、最受诟病的税种, 非个人所得税莫属。区区4000多亿元的税收收入, 占国家预算内财政总收入不足5%, 占政府总收入的比重不过3%, 却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成本。如果按比例算, 个人所得税征收的社会和政治成本是最高的。在当前的个人所得税税制下, 所有人都感觉不公平不满意。与其说当前的个人所得税拉平了收入分配, 倒不如说它恶化了收入差距。

在当前的税制下, 工资收入按照累进的方式征税, 起征点在调整前仅为月收入2000元;而投资回报的征收税率却比许多人工资的平均税率还要低 (比如, 房租所得的税率为5%) ;至于资本增值所得, 却不用征税。在当前国内收入差距主要来自财产性收入所得的背景下, 这种税制毫无疑问打击了劳动所得, 使得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增长速度与GDP相比差距更大。

因此, 这样一个设计非常不合理, 甚至可以称之为“弱智”的个人所得税制, 事实上已经沦为工资税, 当然会受到社会各界的诟病。而当前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思路仍然停留在提高起征点以及减少征收的税率间隔上, 毫无疑问, 这种改革思路远远解决不了当前个人所得税的根本问题。

当前个税体制成本巨大、设计简陋

那么, 当前个人所得税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是这一税制没有考虑到它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

应该说, 任何税收都是一种社会契约, 它既是政府强制性地对经济人收入的剥夺, 与此同时, 它也需要政府对纳税人作出一定的承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 与个人所得税相对应的政府承诺是什么呢?那就是让纳税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 比如说, 对怀孕妇女的各种补贴;对幼儿园、托儿所的社会补贴, 在一些国家, 这部分补贴甚至完全由政府承担;对义务教育乃至于大学教育明确的政府补助;以及对退休养老等各个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 传统的计划经济福利体系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 而新社会福利体系未见其端倪。尽管政府在保障民生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是应该看到, 这些民生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临时政策的形式出现的, 并没有让单个百姓感觉到与纳税相关的收益, 难怪当今一提到税收, 百姓都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感, 因为他们还没有感受到税收与社会福利的挂钩。在这种情况下, 针对个人的税收必须慎而又慎。如果个税过重, 会直接恶化社会矛盾, 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个人所得税的另一大问题, 就是它的设计极其简陋, 甚至可以称之为“弱智”。几乎全球各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体系里, 征收的对象和税基都是所有收入, 而并不把主力放在劳动所得上。尽管各国的资本增值税率与劳动收入税率不尽相同, 往往还略低一点 (这里涉及很多复杂的经济理论的讨论和考虑) , 但总的说来, 很少有国家或地区 (香港是个例外) 会把资本增值完全置于个人所得税之外。

再有, 当前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完全以个人为征收对象, 不考虑家庭负担, 这又增加了弱势群体的不满, 加大了社会矛盾。

彻底改换征收思路, 实施平税制度

所以说, 当前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必须全面、彻底、系统地改革, 改革中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首先, 必须要明确, 当前中国的社会基础不支持西方式的高税额、高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这样的个人所得税势必带来巨大的社会反弹, 倒不如彻底改换思路, 承认当前的社会现实, 先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 同时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累进幅度, 用一个比较平、比较低 (如上限为20%以下) 的税率对百姓征税。其目的是为了引进这个税种, 让全社会能够自觉地纳税, 提升纳税的意识, 而不在乎能够征多少税。事实上, 如上所述, 这一不到5000亿元的税种仅仅占到国家全部财政收入 (预算内和预算外) 的3%左右, 为此付出巨大的政治成本和社会代价, 非常不值得。

第二, 在技术层面, 需要统一考虑居民所有的收入, 包括工资所得、资本分红 (如租金、资本增值所得, 如果是负增值,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税) 以及其他所有收入, 都要合并纳税。同时要考虑百姓的家庭负担, 所有的身份证号, 或者被认定为某一位纳税人的赡养人口进行抵税, 或者成为被征收对象。

第三, 税率要尽量地简单, 减少各种非赡养人口之外的抵扣。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的一个基本教训就是, 个人所得税不能成为政府执行各种具体政策的替代品, 不能因为短期内政府需要鼓励或者惩罚某种经济活动, 而对个人所得税进行修修补补。这势必会带来纳税成本的大幅提升。以美国为例, 从联邦到州到市的个人所得税法可以高达十几万页纸、几十册, 收入稍微复杂一点的纳税人, 都必须雇佣专业的会计师来打理, 同时还必须要保留相关的记录;每年4月15日之前的一两个月, 都成为各个家庭为了纳税的头疼日, 而4月15日当天, 邮局会排起长长的大队, 在今天互联网发达的时代仍然如此。笔者刚刚从美国回来, 亲眼见证了这一现象。

个税改革不能局部修修补补

世界各经济体在个人所得税问题上有大量丰富的实践, 其基本的经验就在于, 纳税收入必须要和社会福利相挂钩, 个人所得税必须简单, 个人所得税必须要以较平的税率来征收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 也要简化社会的征收手续;但是, 在税基上应该扩大。

当今世界, 个人所得税改革非常成功的国家也不乏其数, 俄罗斯、新加坡、香港地区、爱尔兰都施行了非常简单的几乎是平税的制度, 它们的最高税率在15%左右甚至更低。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纳税人积极纳税, 也使得政府的监管成本简化, 在很多地方, 最终也转化为政府的税收收入提高。

当今中国社会在个人所得税问题的讨论上偏离了方向, 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提高起征点的枝节问题上, 在此笔者疾呼, 必须要有系统、全面的思路, 要将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与整个社会的和谐与政治的稳定进行全面的考虑, 局部的修修补补不仅不解决问题, 反而激化社会矛盾, 浪费宝贵的公共政策讨论资源, 使得一些更为重大的问题 (如土地财政、资源税费) 不能及时合理解决。

个税改革 篇2

期待个税改革调节收入差距

-03-16 10:59:21 南方日报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体制建立并运行了20余年，为促进国家税收增长，调节和平衡地区与地区之间、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不适应当今形势发展需要的弊端也日渐显露出来。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有必要对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体制进行适当的改革和完善。

适当提高个税免征额，有利于调节和平衡劳动者的收入差距

目前，我国社会地区之间、家庭之间、劳动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收入上的两极分化，衍生了大量的社会矛盾，这与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不符，因此有必要进行适当的调节。而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体制，则很难达到缩小上述收入差距的目的。如目前我国各地一律都实行20多年前规定的800元的个税免征额，将几乎所有地区的大部分劳动者都纳入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范畴，这在表面上似乎体现了纳税平等，但实际上却不利于贫富差距的缩小。而个人所得税征缴上的分类制及按月征收方式，更是方便部分具有多元收入的纳税主体通过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的手法达到偷税逃税避税的目的，自然难以实现对劳动者收入差距的调节。因此，必须对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体制进行改革，如适当提高个税免征额，改分类制征收为混合制征收，改按月征缴为按年征缴，等等。这些改革，将不仅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而且有利于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下调过高的个税税率，有利于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从而积累和创造社会财富

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是发展，发展需要民间财富的充分涌流。经验表明，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经济主体对未来收益的良好预期和投入与产出的实际比率。目前，我国民间经济主体对投资的激情与能力仍显不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现行个税法规定了过高的税率。实事求是地说，与国际社会相比，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平均水平是偏高的，特别是工薪收入部分的税率偏高，最高要达到45%.实行高税率表面看有利于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但从长远和本质来看却并非如此。因为过高的税率，往往会削弱民间投资的能力，并严重挫伤民间资本的投资积极性，不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增长，从而破坏社会和谐的根基。因此，全球税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调低税率、拓宽税基。因为，随着个税税率的下调，民间投资的激情与能力大增，国家的税收也就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因此，我国要想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着力夯实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就有必要将过高的个人所得税率下调，其基本思路就是将原来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降低为五级，对收入在5000元或4000元以下的个人一律实行低税率，以达到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

堵塞“黑洞”，有利于抑制个税领域的失信违法行为，实现公民依法诚信纳税

在现实生活中，常会发生各种形式的.纳税人逃税、偷税、漏税等失信违法行为。这些行为，削弱了国家发展公益事业的能力，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仔细分析纳税人失信违法行为的原因，除了有道德素质不高的因素之外，还有就是我国的现行个税体制本身存在着便于纳税主体偷税、逃税、漏税的“黑洞”。如长期以来，我国的个税征收一直实行源泉的代扣代缴制，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都只是被动缴税，而无主动纳税的记录，甚至没有个人纳税的申报和税票证明，这自然极不利于纳税人诚信纳税意识的觉醒。又如征税单位“自由裁量权”的随意发挥，常常会给部分富人逃税、偷税和漏税留下可乘之机。再如纳税人权力体系的失落和征税人权力的不受限制，导致不少纳税人产生强烈逆反心理。还有，纳税法律责任事实上的缺位，又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不少纳税人非法逃税的不良心理预期，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时也只有通过对我国现行的个税体制进行改革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作者系广东金融学院法律系主任）（编辑：李美仪）

个税必须全面系统改革 篇3

当前中国争议最大、最受诟病的税种，非个人所得税莫属。区区4000多亿元的税收收入，占国家预算内财政总收入不足5%，占政府总收入的比重不过3%，却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成本。如果按比例算，个人所得税征收的社会和政治成本是最高的。在当前的个人所得税税制下，所有人都感觉不公平不满意。与其说当前的个人所得税拉平了收入分配，倒不如说它恶化了收入差距。

在当前的税制下，工资收入按照累进的方式征税，起征点在调整前仅为月收入2000元；而投资回报的征收税率却比许多人工资的平均税率还要低（比如，房租所得的税率为5%）；至于资本增值所得，却不用征税。在当前国内收入差距主要来自财产性收入所得的背景下，这种税制毫无疑问打击了劳动所得，使得劳动者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速相比差距更大。

因此，这样一个设计非常不合理，甚至可以称之为“弱智”的个人所得税制，事实上已经沦为工资税，当然会受到社会各界的诟病。而当前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思路仍然停留在提高起征点以及减少征收的税率间隔上，毫无疑问，这种改革思路远远解决不了当前个人所得税的根本问题。

当前个税体制成本巨大、

设计简陋

那么，当前个人所得税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是这一税制没有考虑到它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

应该说，任何税收都是一种社会契约，它既是政府强制性地对经济人收入的剥夺，与此同时，它也需要政府对纳税人作出一定的承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与个人所得税相对应的政府承诺是什么呢？那就是让纳税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比如说，对怀孕妇女的各种补贴；对幼儿园、托儿所的社会补贴，在一些国家，这部分补贴甚至完全由政府承担；对义务教育乃至于大学教育明确的政府补助；以及对退休养老等各个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传统的计划经济的福利体系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而新社会福利体系未见其端倪。尽管政府在保障民生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应该看到，这些民生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临时政策的形式出现的，并没有让单个百姓感觉到与纳税相关的收益，难怪当今一提到税收，百姓都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感，因为他们还没有感受到税收与社会福利的挂钩。在这种情况下，针对个人的税收必须慎而又慎。如果个税过重，会直接恶化社会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个人所得税的另一大问题,就是它的设计极其简陋，甚至可以称之为“弱智”。几乎全球各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体系里，征收的对象和税基都是所有收入，而并不把主力放在劳动所得上。尽管各国的资本增值税率与劳动收入税率不尽相同，往往还略低一点（这里涉及很多复杂的经济理论的讨论和考虑），但总的说来，很少有国家或地区（香港是个例外）会把资本增值所得完全置于个人所得税之外。

再有，当前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完全以个人为征收对象，不考虑家庭负担，这又增加了弱势群体的不满，加大了社会矛盾。

彻底改换征收思路，

实施平税制度

所以说，当前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必须全面、彻底、系统地改革，改革中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首先，必须要明确，当前中国的社会基础不支持西方式的高税额、高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这样的个人所得税势必带来巨大的社会反弹，倒不如彻底改换思路，承认当前的社会现实，先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同时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累进幅度，用一个比较平、比较低的（如上限为20%以下）税率对百姓征税。其目的是为了引进这个税种，让全社会能够自觉地纳税，提升纳税的意识，而不在乎能够征多少税。事实上，如上所述，这一不到5000亿元的税种仅仅占到国家全部财政收入（预算内和预算外）的3%左右，为此付出巨大的政治成本和社会代价，非常不值得。

第二，在技术层面，需要统一考虑居民所有的收入，包括工资所得、资本分红（如租金、资本增值所得，如果是负增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税）以及其他所有收入，都要合并纳税。同时要考虑百姓的家庭负担，所有的身份证号，或者被认定为某一位纳税人的赡养人口进行抵税，或者成为被征收对象。

第三，税率要尽量地简单，减少各种非赡养人口之外的抵扣。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的一个基本教训就是，个人所得税不能成为政府执行各种具体政策的替代品，不能因为短期内政府需要鼓励或者惩罚某种经济活动，而对个人所得税进行修修补补。这势必会带来纳税成本的大幅提升。以美国为例，从联邦到州到市的个人所得税法高达十几万页纸、几十册，收入稍微复杂一点的纳税人，都必须雇佣专业的会计师来打理，同时还必须要保留相关的记录；每年4月15日之前的一两个月，都成为各个家庭为了纳税的头疼日，而4月15日当天，邮局会排起长长的大队，在今天互联网发达的时代仍然如此。笔者刚刚从美国回来，亲眼见证了这一现象。

个税改革不能局部修修补补

世界各经济体在个人所得税问题上有大量丰富的实践，其基本的经验就在于，纳税收入必须要和社会福利相挂钩，个人所得税必须简单，个人所得税必须要以较平的税率来征收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也要简化社会的征收手续；但是，在税基上应该扩大。

当今世界，个人所得税改革非常成功的国家也不乏其数，俄罗斯、新加坡、香港地区、爱尔兰都施行了非常简单的几乎是平税的制度，它们的最高税率在15%左右甚至更低。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纳税人积极纳税，也使得政府的监管成本简化，在很多地方，最终也转化为政府的税收收入提高。

当今中国社会在个人所得税问题的讨论上偏离了方向，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提高起征点的枝节问题上，在此笔者疾呼，必须要有系统、全面的思路，要把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与整个社会的和谐与政治的稳定全面地进行考虑，局部的修修补补不仅不解决问题，反而激化社会矛盾，浪费宝贵的公共政策讨论资源，使得一些更为重大的问题（如土地财政、资源税费）不能及时合理解决。

2011年将开始个税改革 篇4

目前, 第一级500元, 即工资收入扣除2000元起征额后的收入, 对应5%的税率;第二级2000元, 10%的税率;以此类推到5000元、20000元, 税率分别为15%、20%。

改革后, 第一级有望调到2000元, 对应5%的税率。“下一个级距可以到20000元, 这个区间适用10%的税率, 这样税率相当于降了一半, 大部分中低收入者都集中在最低的一级或二级税率。”一位地方税务官员建议。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表示, 在下一步的改革中, 个人所得税总体会降低, 目前的9级税率也肯定会减少, 这是个税改革的方向。

浅谈个税改革的三个观点 篇5

我们既要强调纳税人的纳税责任，也要强调纳税人应有的权利和地位

任何一个公民都有责任按照税法缴纳税收，偷税逃税属于违法行为，所以我们应该对偷税逃税者绳之以法，并给予道德上的谴责，对此，人们是不会有异议的，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我们都应该从法律和道义上处罚偷税逃税者。但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总有人偷税逃税？我认为，除了偷税逃税者自身缺乏法律观念和道德意识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强调纳税者应有的纳税责任的同时，没有承兑纳税者与纳税责任相对应的权利和社会地位。也就是说，纳税者只有纳税的责任，却没有与自己的纳税责任相对应的权利和社会地位。例如，纳税者对自己所缴税收的使用没有投票权，纳税人得不到应有的政府服务，甚至纳税人对于自己所缴纳的税收被人贪污和浪费，也无法有效制止，而且纳税者得不到应有的被社会所尊重的地位。纳税人缴纳税收是对社会的贡献，理应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现实情况却是纳税人纳税越多，就越显得自己拥有财富，从而会引发别人的忌妒。因此，我们不应仅仅强调纳税人的纳税责任，而且要强调纳税人应有的权利和地位。

但是，我们现在连纳税人这个名词都不肯公开地正式承认，当然更谈不到使纳税者拥有相应的权利和社会地位的问题，因而必然导致人们的纳税意识的比较淡化，甚至故意偷逃税收，偷逃税收在某种意义上是纳税人对自己的纳税权利得不到兑现的一种反抗行为。试想，一个诚实的纳税人得不到自己作为纳税人所应有的权利和社会地位，而另一个不诚实纳税的人却因为偷税逃税而有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也就是有更多的钱可以供自己花销，在这种状况下，那么还有谁能诚实纳税？也就是说，如果纳税人的责权利不对称，即不承认纳税人所应有的权利和地位，那么纳税人就必然会以偷税逃税而进行反抗。国外很尊重纳税人，当纳税人批评政府没有尽职尽责时，经常使用这样的口气说话：我是纳税人，有权监督你们的行为！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批评纳税人不纳税，而是应该考虑如何落实纳税人所应有的权利和社会地位的问题。如果纳税人拥有了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纳税越多就越能得到社会的赞扬和肯定，那么，我想，人们的纳税意识是会越来越强的。

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应该有个度，切不可盲目地脱离经济效率来谈调节收入差距的问题

税收是调节收入差距的最主要手段，但是税收对于收入差距的调节，必须要遵守一个原则，这就是：必须要使收入差距保持在能够调动人的积极性和推动经济高效发展的有效范围内，不能搞平均主义“大锅饭”，更不能搞“杀富济贫”，因为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的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必然的、合理的。公平确实很重要，但效率同样也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强调效率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在税收上搞平均主义“大锅饭”，那必然会损害各方面的积极性。例如，有的中小学教师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去搞家教，结果税收太重，那么他们就必然会在休息时间选择休闲，而不去做家教，因为无论是休闲，还是做家教而获取经济收益，实际上都是对收益的选择，只不过前者是休闲的收益，而后者则是经济利益的收益而已，因此，如果后者的成本太高，不太合算，那么他们当然就是选择休闲，而不选择做家教，其结果必然会不利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应该有个度，切不可盲目地脱离经济效率来谈调节收入差距的问题。

在人类还没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任何劳动都是痛苦的选择，因为任何劳动都要付出体力和脑力，从而当然没有休闲那样有快乐的享受，因而为了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就应该是肯吃苦和爱劳动的人要有更多的.收入。否则，人们将没有劳动的积极性，因为如果这些选择劳动的人与那些选择休闲的人相比，没有更高的经济收入，其多的收入而要是通过税收而被调节了，那么就必然会使任何人都没有劳动的积极性，从而必然会延缓经济的发展速度，因而不能过高地确定所得税的比率，更不能套用发达国家的税率。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不应强调绝对公平

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因而似乎是公平的，但实际上并不公平，因为人们的生存条件及社会保障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对农民的起征点是800元，对政府公务员的起征点也是800元，但对农民来说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政府公务员拥有良好的社会保障，许多个人消费并不用自己花钱，个人收入是实实在在的收入，而农民则既没有就业保障，又无医疗保障，而且连子女教育等都需要自己花钱，个人收入并不是自己的实实在在的收入，所以800元起征点对农民并不公平。又例如，一个养活三个人的人的所得，与一个只养活自己一个人的所得，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但所得税的起征点却是一样的，所以公平中存在不公平。

由此可见，虽然个人所得税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似乎是公平的，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公平，因为每个纳税人的生活和工作的基础不同，所以应该有所区别。这种区别既要求我们提高起征点，使穷人应少缴税，同时又要求我们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现在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偏低，而且税率过高。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不能脱离国情，不能只参考发达国家的税率，而是要从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出发，从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出发，把是否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作为制定所得税税制的重要准则。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税收制度，而不是相反，因而税收制度应与经济发展状况统筹考虑。

个税改革的三个问题 篇6

其实很多疑问，都和一个广泛讨论的话题——个人所得税相关。

个税改革的讨论热点诸如提高起征点等非常多，但有一个重要的个税改革问题，却一直游离于讨论之外。如前文所述，这类医院、学校等设施缺乏的原因，与个人所得税是否有关系，关系是否大?答案是，既有且大。

由于医院、学校的特殊属性，尤其是公立医院、公立学校，作为一个单位，医院、学校均是免税单位。医院的门诊收入不缴营业税，卖药收入不缴增值税，经营利润也不缴企业所得税。学校也是如此。但是医院、学校的工作人员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且这类工作人员缴纳的个税规模还不低。

在中国各税种的中央、地方归属关系里，个人所得税是一个中央、地方共享税种，共享比例为6：4。

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北京，个人所得税的地方留成部分，是由北京市级政府支配使用，而区县级政府不参与分成。按照北京地区的相关办法，个人所得税属于“市级固定税收”，个人所得税的地方留成部分全部由北京市级财政享有。

如此一来，几乎只贡献个人所得税，而不贡献其他税种的学校、医院，就成了区县政府的“鸡肋”。在土地资源稀缺的背景下，同样一块土地，是出让给一家工厂、一家房地产商，还是一家学校、一家医院?追求税收收入的區县政府，自然会选择前者。甚至是，有的区内拥有大型医院，还设想能够将其迁移出去。

一方认为，个税起征点太低，广大工薪阶层的个税税负太高，因此要提高起征点；另一方认为，中国税制体系改革的方向，是直接税取代间接税，要加大所得税方向的征收比例，因此要维持甚至放大个税的征税规模。 这两个时论方向其实都正确，但结论和建议却完全相反。其实，双方能够寻求到统一。即，对于中国当前个税税基的重新梳理和定义。

所谓个人所得，在中国当前个税里主要体现为劳动所得，即工资、薪金。但其实。个人所得的含义，不仅包括劳动所得，包括储蓄所得(比如利息、股息、分红)，也包括企业利润、经营所得，也包括交易产生的资本利得等资本市场收益。

中国的个人所得定义里其实是广泛包含以上信息的，但对个人所得征税时的“免征”项目和额度则放得非常大。这导致中国个税整体征税规模很低，在政府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

因此，将个人所得税的税基恢复至个人所得的基本定义，修订各类免征、抵扣规定。做实税基．今后即便提高起征点，也能够起到扩大个税征税规模的作用，提高直接税比例。

另外一个和个税改革相关的真问题，是个税的征收成本。美国、西班牙、爱尔兰等国的征税成本不足1％，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荷兰等国的征税成本在1％～2％。但我国的官方征税成本就高达4.73％，一些个案调查，甚至显示有关征税成本在10％以上。

个税领域尤其如此，因为个人所得涉及很多方面，不同的收入来源其税率也不同，纳税人有很强的动机规避甚至操控，以减少税基。目前我国的个税缴纳严重依赖企事业单位的“代扣代缴”。

此外，目前个税是地方政府征收，但有大量企业“总部一分部”的区域布局，也导致税收与税源地的不匹配。

个税制度改革之我见 篇7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 (以下简称个税) 制度是在1980年首次制定的, 最初的目的是调节公民收入, 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 抑制通货膨胀, 促进社会安定团结, 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此后, 个人所得税法曾于1993年、1999年、2005年、2007年多次修正;起征点也从1980年的800元, 增长到2005年的1 600元, 一直到2007年的2 000元;个税的扣除范围也增加了社保、住房公积金等内容。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广大职工缴纳个税的压力。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个税实施之后的这些年来, 个税已成为增长最快的税种之一, 在全部税种中的比重逐步加大, 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调节社会经济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现行个税存在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 在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的今天, 个人收入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 个税管理的现状不容乐观, 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根据中科院2009年的统计数据, 工薪阶层已成为个税的主力, 60%的个税是由中低收入的人承担, 而欧美国家80%的个税来自高收入人群。一方面加重了工薪阶层的负担, 另一方面在高收入人群中又存在大量的税款流失。现行个税的征收和缴纳逐渐背离了个税设立的初衷, 与当前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 较之世界各国税制也相对落后, 亟须修正完善, 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 申报方式不科学。

在申报时间上, 目前采取每月申报缴纳, 在月度收入有大幅变动时, 同时也造成适用税率的大幅变动, 对纳税人存在不公平性。比如, 某人上月收入1 000元, 不缴税, 下月收入3 000元, 在不考虑扣减因素的情况下要按10%的个税税率缴纳税款, 但事实上这个人两个月平均收入2 000元, 是不应该达到缴税标准的。

在申报主体上, 目前以个人为主体申报, 并没有考虑单身与有家庭的职工的区别, 如老人的赡养费用、子女的教育费用、住房、夫妇一方工作单独负担家庭费用等情况, 这样有违税收的公平负担原则。

2. 起征点过低、过死。

在1980年开征个税的时候, 起征点是800元, 是当时职工的平均月工资60元的13倍, 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9 229元, 月平均工资为2 436元。不要说13倍, 即使按照不到2倍测算, 也应该是4 800元。近年来, 中国工薪家庭因衣、食、住、行费用不断增加, 但起征点长期不变, 已经让广大职工感到经济拮据。

3. 扣除范围太窄, 扣除标准太低。

扣除范围及扣除标准的设定是保证基本的生活需求, 但是现在, 职工基本生活开支的范围和金额越来越大, 而很多却未被列入扣除范围, 比如, 职工的大病医疗费用、孩子的教育费用等负担沉重的费用。列入扣除范围的扣除范围过于简单, 扣除标准太低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 这大幅削减了个税的调节功能, 不能保障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 违背了税负公平的原则, 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

4. 税收的导向性不明显。

一个矿工下矿井挣一万元和一个老板放贷挣一万元, 谁都知道两者在付出的劳动上的区别, 一个有生命危险, 一个要轻松很多, 但是在个税的征收上, 并没有明显的行业或在需要调配的人群上的区别, 这大大削减了税收的导向性功能, 不能体现国家对发展战略重点的支持和对弱势人群的关怀。

5. 高收入人群的监管不利。

由于中国纳税人的纳税观念的淡薄, 以及多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对税收的排斥, 在税收征管方面存在的种种漏洞, 在首先富裕起来的人群中, 不少人不仅没有成为纳税的大户, 反而成为逃税、偷税的典型。在中国的存款总量中, 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80%的比例, 但他们交纳的个税却不及总量的10%。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个税将会成为中国税收体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税种, 在组织收入与调节社会、经济方面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 遏止个税的流失, 这将会对中国税收、财政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三、个税改革的对策

在进行个税制度改革的时候, 我们要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出发点, 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 在考虑中国的现实国情的同时, 大力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 充分发挥个税的调配功能, 体现量能征税的精神。据此, 提出以下几点个税改革的对策:

1. 改良个税申报方式。

在申报时间上, 可参考企业所得税的申报方式, 实行月度预缴, 可按照当月实际收入, 或本人上年平均月收入, 或税务机关认可的其他方式 (比如单位的人均工资总额等) 当月申报缴纳, 年初一经确认申报方式, 年度内不再调整。年度终了进行个税汇算清缴, 多退少补。这样可以实现个税的相对公平。

在申报主体上, 可考虑以家庭为申报对象, 同时将家庭的生活必需费用纳入扣减范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应当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婚姻、年龄、赡养人口等情况以及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 在实行有差别的生计扣除、家庭扣除和社会扣除后, 根据纯所得的大小量能课征, 实现税收结果公平。

从国外看, 美国联邦政府1913年建立了以家庭户为纳税单位、按年度纳税的个税制度, 1998年以来, 美国个税制度一开始就建立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 以家庭为单位按年度征收, 对低收入家庭给予各种课税扣除, 保障了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及共享社会财富的税制理念。1998年前没有互联网, 没有计算机, 那时的美国能做到按家庭征税, 现在的中国已可以实现全国联网, 更没有理由做不到这一点。

2. 起征点与物价指数、家庭成员人数挂钩。

个税改革不能单纯提高起征点, 个税起征点应该指数化, 与物价水平挂钩。这样既可以防止出现二十年几年才调整一次的停滞现象, 也可以避免连年都要调整的过于频繁的情况发生。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各地物价水平不一。可以分地区制定免征标准, 实行浮动的扣除标准。经济发达地区物价高, 消费范围广, 免征额就应该定高一点;反之, 就应该低一些。

日本个税的起征点根据家庭成员的人数多少而不同。如果有子女的家庭, 起征点为283.0万日元;如果是没孩子的丁克家庭, 起征点为220万日元。如果是独身者, 那么起征点为114.4万日元。这一点很人性化, 我们也可以借鉴。

3. 增加扣除范围, 加大扣除标准。

个税征缴在确定“扣除范围”时, 不但要确保公民的基本生活费用不被征税, 更要考虑普通民众对更长远的基本生活水平的安排和计划有财力上的支持和保证。欧美发达国家采用的个税立法原则是:纳税人的基本生活费用不得征税, 公民是在确保其基本生活所需之外承担纳税义务。在制度设计上, 应该充分考虑到不同纳税人在赡养老人、子女抚养、教育负担、医疗保健、住房购置等方面的不同负担。目前条件下可行、有效的办法就是扩大费用的扣除范围, 增加费用的扣除标准。从国外的情况看也是这样, 法国对收入的定义是除去可免税优惠部分之后的家庭净收入, 日本的税前扣除项目则包括基本免税额、配偶免税额等多达20多项。

4. 强化个税的导向性。

可以借鉴西部大开发实施的经验, 在支持国家战略上重点发展的行业的同时, 可以考虑职业的风险性和工作的艰苦性, 对一些特别艰险的行业给予减免个税的支持, 比如长期从事野外地质勘探、地下矿产开采、远洋运输等特殊行业的人员。如果在个税优惠上有明显的针对性, 将体现国家对这些行业的扶持, 对从事这些急难险重工种员工的关怀, 也有利于吸引人才投身这些艰苦行业, 强化个税的导向性, 落实国家的发展战略。在国外的个税管理也体现了这一点, 比如在法国等发达国家, 海员的工资收入是完全免税的。

5. 加强高收入人群监管。

必须要增强公民纳税意识, 公开纳税信息, 建立诚信纳税的法制理念;完善税收征管的相关立法, 改善纳税法制环境;全面实施个税申报纳税制度, 通过存款实名制、银税联网等手段提高现代个税征管水平, 建立真实高效的个人收入监管机制;加大执法力度, 以刑法作后盾, 提高违法成本, 强化税法威慑力。美国尤其重视对民众纳税道德的教育, 使民众形成了良好的纳税习惯, 使民众认识到纳税是种爱国的行为。在美国, 纳税人是自主申报个税, 政府也给予纳税人充分的信任。但是, 美国税务部门可以利用完善的网络体系, 根据纳税人的社会保险号码对纳税人的各种信息进行稽核、监控, 如果发现异常, 可以马上从系统中调出来进行重点审核, 对有瞒报和欺骗行为的人给予非常严厉的处罚, 甚至投入监狱。所以, 纳税人偷税行为的代价太大, 一般不会轻易冒险。这样, 税务部门就可以将更多的精力从征收环节解放出来, 用于加强监管的力度。

综上, 在这些措施配套实施之后, 结合目前财富日益集中的社会现实, 个税缴纳的总量可能不降反增, 只是在缴纳人群构成上有所变化。工薪阶层在个税缴纳的比重有望降到20%以下, 从而可以大幅减轻中低收入人群的负担, 加大生活支出, 达到刺激消费, 发展经济的目的;而高收入人群缴纳的个税将能更切实体现“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的社会责任感;人力资源在行业选择上也能得到更好的调节和分配, 让更多的人去从事国家急需发展的事业。这样就更能体现个税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同时也突出了对经济和社会的调节功能。

四、个税改革的紧迫性

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今天, 个税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是体现社会公平的需要, 也是倡导社会和谐的需要。我们在认识改革紧迫性的同时, 也要认识到它的艰巨性。个税的改革对于完善中国税制建设和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积极意义, 但这并不仅仅是税务部门一家的事, 需要决策者细致研究中国的现实情况, 大力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认真制定各项完善的改革措施, 尽量减轻对社会的冲击, 同时还要号召全民的大力支持和参与, 以大局为重, 保证改革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郭红蓉, 黄海珍.完善中国所得税制度的思考[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3) .

[2]周国良.中国个人所得税缺陷分析与改革对策[J].财会研究, 2009, (12) .

我国“个税”改革势在必行 篇8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个人收入差距拉大,要求上调个税起征点的呼声一直不断。在最近全国“两会”上,有人提出将现行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大幅调高到3000元,甚至5000元的议案,引起不小的反响和争议,倍受社会各界关注和热议。个税要改,然而如何改,笔者进行了调查和思考,并提出了改革的一些设想。

1 个税存在的问题

1.1 问题之一:

要明晰个税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从2010年财政部报告的数据上看,中国的个税总收入为4837亿元,财政总收入为83080亿元,个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5.82%。再考虑到不菲的非税收入,所以个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更低。因此,个税收入在中国的财政收入中不具有重要性。

1.2 问题之二:

要弄清个税在百姓生活中的作用由于国人社会保障严重不足,深受高房价之困,又面临医疗、教育等高额费用的沉重负担,目前个税起征点偏低、扣除额较少、累进税率过高、级距过大等特点,在多数国人的生活中,个税实际上起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产生了压缩内需、阻碍经济转型、限制发展方式转变的负面作用。笔者认为,如果中国经济要顺利从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内需严重不足的局面,转型到以内需为主的经济模式中,就必须彻底改革个税体系,建立个税起征点、平均收入与通胀相挂钩的机制,并且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

1.3 问题之三:

要明确个税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一个税种,通常有两个主要功能,一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一是调节经济活动关系,但这两个功能并不一定完全对等,有可能一主一次。对于个税而言,调节经济活动关系的功能归根到底就是调节贫富差距之功能。我国从1980年开征个税,其目的主要是抑制过高收入,缩小贫富差距。1980年个税起征点为800元,那时,一般职工平均月工资在40元左右,起征点是其20倍。当时,国内仅有15个中国人符合交税条件,可是有很多在中国的外国人在交个税。然而,时至今日月工资增长了50多倍,而个税起征点在1980-2000年的20多年中一直未变,到2002调为1200元,2004年调为1600元,2006年调为1800元,2008年才调到2000元(目前看来也很低),结果大多数职工成为了纳税人,使得个税成为一般工薪阶层的一项税种和负担,失去了调节分配关系、抑制贫富悬殊的作用,此标准与现实极不符,也难以体现公平税负之效用。1980-2010年中国物价涨幅惊人,也出现过几次大的通胀,不得不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和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因此,从个税起征点、人均收入、贫富差距、通胀预期来看,个税已起不到调节收入的作用,而且,个税只对个人征收,而不是对家庭征收,贫穷的人往往家庭也较穷,再加上各地法定最低收入已经大约为个税起征点的一半,所以在中国境内,目前个税的65%来自工薪阶层,工薪阶层反成了个税缴纳主体,2000元的起征点加重了工薪阶层的负担,这与调节贫富差距的初衷相悖,个税本来的主次功能定位已经严重异化,改革势在必行。

1.4 问题之四:

要理顺个税在实际征收中的方式目前世界上普遍实行的是综合所得税制或混合所得税制,如美国采用的是综合型个人所得税制;而日本则采用的是混合型个人所得税制。从我国现状来看,鉴于征管手段的限制及金融改革等配套措施不到位,银行与税务机关连网工作尚未展开,税务机关缺乏对纳税人收入的有效监督,所以,我国个税现阶段采用了分类所得课税为主、综合所得税为辅的混合型模式。

随着个人收入的不断增加,愈来愈暴露出它的弊端,一是处于同一收入水平的纳税人因收入来源渠道和项目不同而实际税负是不一致的,无法消除纳税人整体负担的差异,难以发挥调节的功能。二是由于分类分项征收使一些应征收入游离于申报之外,造成征税的困难和效率的低下而使个税流失。

2 关于个税改革的建议

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带来诸如贫困、社会冲突、低收入者得不到发展和改善自己处境的机会等一系列后果。能否解决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关系到我国市场化进程中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改分类征收制为综合分类征收制。对连续性、劳动性的所得,如: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含独资、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以及财产租赁所得实行综合征收,按年计算,按月(或次)预缴,年终汇算多退少补;而对偶然性、资本性的所得,如财产转让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进行分类征收,按次或按期计算,源泉扣缴,年终不再汇算。(2)降低税率和减轻税负。税率设计要我体现方便征管和公平税负的原则,保护低收入人群,适当照顾中等收入人群,重点调节高收入人群。在实行综合分类征收制之前,要通过税率的调整,平衡工资薪金、劳务报酬、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的税收负担,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负担,增加收入,促进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推进“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3)调整费用扣除额。对费用扣除标准多少为宜,社会上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就全国而言,提到3000元比较合适,其依据是统计部门公布的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数据,同时,还考虑到物价可能上涨的幅度,考虑到教育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改革,保险费用支出所带来的影响。由于各地生活水平不同,实际开支不一样,费用扣除标准最好分地区确定,不搞全国“一刀切”。参照工资类区分的做法,全国统一制定幅度费用扣除标准,比如基准费用扣除额为3000元,则确定2000~4000元的幅度费用扣除标准,具体适用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确定。(4)允许纳税人选择以家庭为单位纳税。以家庭为单位征税虽然操作稍复杂,但较为公平。笔者认为,可先试点后推开,先城镇后农村。我国目前基本具备以家庭为单位申报纳税的条件。

令人欣慰的是,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个税改革已经进入议程,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将会得到优先考虑,并可能得到大幅度提高。不过,个税如何改革,让税收适应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必须有一个整体性的考量。

摘要：个人所得税(下称"个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针对我国目前个税设计和个税征收方面不容乐观的现状,笔者结合实际,分析了个税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于个税改革方案的定量分析 篇9

个税改革即个人所得税的改革, 随着全社会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期待日渐强烈, 个税改革的呼声也随之高涨。在这个大背景下, 2011年3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 (草案) 》。此次修正案草案, 将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提高到3000元。同时, 为体现个人所得税修改的收入分配导向, 修改了税率表, 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 将其分别并入税率10%和税率45%两档。对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 草案维持现行5级税率级次不变, 将税率表第一级级距由年应纳税所得额5000元调整为15000元, 其他各档的级距也相应做了调整。

出于对个税改革的关注, 本文作者决定对此次税改提出的草案在个人 (不包括个体工商户) 收入再分配上所能达到的效果进行一番讨论。由于当前对于税收体制的研究大部分都还是定性研究, 很少有定量研究, 即使有也只是简单地从个人所征税额的客观数值上来探讨税收体制的效果, 没有考虑到个人主观上对其所缴纳税额的感受, 因此本文决定以个人财富所能带来的效用为立足点, 在此基础上讨论新出台的个税草案在个人收入再分配方面所能达到的效果。

2 体验效用函数的确定

我们认为体验效用很好地反映了税收对公民的影响, 尤其体现在心理层面上。因为在很大程度上, 纳税主体对税负过高的抱怨, 更多地表现在消极攀比心态下对税收征管的不满, 是对公平税负的一种强烈期盼。体验效用不仅可以用来描述公民因征收个税而造成收入减少所带来的痛苦, 而且可以刻画公民对个税缩小贫富差距效果的满意程度。综上, 我们将体验效用 (用u表示) 作为度量公民真实效用的标准, 并在此基础之上评定新旧个税税制对公民的影响。为了以函数的形式定量表述体验效用函数, 我们引用以下引理:

引理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公民i的体验效用ui与和公民i相关社会群体的平均收入负相关。引理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公民i的体验效用ui与该公民收入 (绝对收入) 正相关。引理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公民i的体验效用ui与该公民收入与和公民i相关社会群体的平均收入之差 (相对收入) 正相关。引理4:公民i的体验效用ui与相对收入的正相关程度明显高于公民i的体验效用ui与绝对收入的正相关程度。

在以上引理的基础上, 我们引入体验效用ui的表达式:

undefined

(1) yi表示公民i的月收入, 并通过以家庭为单位的形式表达, 定义为:undefined。之所以以家庭为单位表达公民i的收入, 是因为家庭是当今社会的最基本组成部分, 将家庭继续划分仅以个人的收入作为评定其效用的依据是不合理的。

(2) y表示和公民i相关社会群体的平均收入, 此处, 和公民i相关社会群体表示和公民i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等因素相似的人群, 我们认为这些人群收入的多少会对公民i产生较大的影响。然而, 由于可用数据有限, 我们用全国平均收入来近似yr。

(3) X表示影响公民i体验效用ui的其他因素的向量, 包括年龄、受教育年数、是否失业, 是否为单亲家庭等。

(4) G表示相对收入差, 定义为undefined, 引入G的原因是我们认为公民i的收入yi高于相关社会群体平均收入yr时和低于相关社会群体平均收入yr时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收入yi的变化对公民i的体验效用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

(5) α、β、γ+、γ-、ρ+、ρ-、δ为体验效用函数ui的参数,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ρ+刻画了yi≥yr时收入差距对体验效用的影响程度, ρ-刻画了yi

(6) e表示误差项, 误差项e的引入是因为公民的体验效用函数ui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主观因素及外界因素的影响。

利用最小二乘估计, 求得体验效用函数的参数值为:α=2.139, β=0.015, γ+=0.293, γ-=0.404, ρ+=1.928, ρ-=0.785。

3 对全国收入分布的估计

在确定了体验效用函数后, 我们将对中国的收入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进行讨论并确定其形式。在Wu以及Perloff对中国收入分布的研究中, 我们对其估计出的中国收入分布图进行观察, 发现中国的收入分布的图形与对数正态分布的图形相似;著名经济学家邹至庄教授在《中国经济》一书中指出:“对数正态分布对许多国家的收入分配来说是合理的近似”;同时, 在朱岩、关士来的研究中, 也利用对数正态分布对中国收入分布做了较好的估计。因此我们将采取参数估计的方法, 以对数正态分布为基础对中国收入分布进行估计。由于本文利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分组数据, 该数据中只统计了我国各个收入段的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 即每个收入段的组中均值, 且未给出各收入段的端点数值, 仅给出了各收入段的频率, 故我们只能得到准确的样本均值来近似收入分布总体的期望, 而不能得到样本方差来近似总体方差, 故在所利用的模型中我们要估计的参数就是总体方差σ2。

由分组数据的性质, 各组均值乘以该组频数的总和除以总样本数即为整个样本的平均值, 因此, 我们可以得到:

undefined (元)

式中, 即为整体样本均值, 即中国城镇居民月收入随机变量X的期望的估计值, i为每个收入段上的组中均值, 均已通过处理转换为月收入, ni为各组频数, 数据中有7个分组。

由于样本方差var (x) 无法测得, 故无法直接对总体方差var (X) 进行估计。此处我们以“使误差平方和最小化”的原则来“选取”var (X) :

① 预先给定var (X) =d;

② 通过给定的var (X) 计算及2, 再代入密度函数;

③计算分组数据中各组的端点值。由于数据中已知的只有每个分组的频率, 分别为0.1, 0.1, 0.2, 0.2, 0.2, 0.1, 0.1, 故可根据估计出的密度函数来求解出各组的端点值, 即求解方程:

undefined, i=1, 2, …, 7

其中, pi为各组的频率, 求解出的x即为各组端点值。 (计算时, 由于MATLAB无法计算ln (0) , 故取上式中的积分下限即第一个分组的左端点为0.01, 下文中计量单位统一为100元, 因此此处0.01代表意义即2009年月收入为1元。同时, 由于无法计算ln (+∞) , 故选取最后一组收入段的右端点为1000, 其代表意义即2009年月收入为100000元, 此处由于存在月收入100000元以上的个人的概率相当小, 以至于我们可以忽略这种可能性, 所以最大的端点值只取到1000。)

④计算各组的均值。此处计算公式为:

undefined, i=1, 2, …, 7

式中, xi, xi+1分别代表第i组的左、右端点。undefined为估计出的第i组的均值。

⑤计算误差平方和。在此, 我们先对误差平方和给出定义:

undefined

即估计出的各组均值与实际的各组均值的差的平方和。该指标衡量的是估计出的各组均值偏离实际值的程度, 故若该指标越小, 说明预先给定的方差var (X) 越接近真实值。

⑥重新给定var (X) =d′, 并重复②到⑤步。该步可重复进行至误差平方和无法再减小时停止。

此时我们便可选出使误差平方和最小化的var (X) 来估计密度函数。

在实际应用中, 我们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的分组数据估计出了城镇居民个人月收入分布随机变量X的方差var (X) , 与实际值相差最小的估计值为133.9, 误差平方和为4.3603, 求平均开根号后为undefined (由于误差平方和代表的是7个均值的误差的平方的总和, 故若要求得平均误差则要先除以总均值个数, 再开平方) , 估计出的密度函数的形式如下:

undefined, x>0

由于本文采用的度量单位为百元, 故即使是使误差平方和最小的对数正态密度函数, 其估计出的各组均值与真实值的偏离仍然约有78.92元。下表列出了在方差为133.9的情况下的各组估计均值与其真实值 (单位:百元) :

出现如此大偏差的原因可能是我国收入分布并不完全服从于对数正态分布, 当然这对后文中关于两种税制带给不同收入段人群的效用损失的讨论并无很大影响, 因为我们要做的是在两种税制情况下, 衡量征税在不同收入段上带来的收入效用损失总值, 以此比较两种税制。根据各组均值的真实值, 在现行税制下需要征税的对象仅存在于6、7两组中, 即只有这两组人群会有效用损失, 其他组的效用损失均为0, 且根据上表, 最后两组的估计误差在30～60元之间不等, 而这对于这两组的收入 (大于2000元) 来说数量级很小, 因此, 最后通过估计的收入分布计算的效用损失与实际应该带来的效用损失差距不会很大, 我们可以放心使用估计出的收入分布。

4 两种税制下的效用损失

在前文的基础上, 我们将在两种税制下对不同收入段上的人群缴税前后的效用进行估计, 并对缴税前后的效用值作差以求得效用损失, 接着求出不同收入段人群的效用损失值组成的序列的方差, 以此来衡量两种税制分别给各个收入段人群带来的效用损失的波动幅度, 进而比较两种税制在收入再分配上的效果, 由于篇幅的限制, 我们略去对新旧个税税制的叙述, 并直接描述估算效用损失的方法。

我们选取不同收入段上人群中的代表——收入位于各组端点值的人的收入 (此处取端点值是因为各收入段频率较小, 故取端点值足以代表整个收入段人群) , 并测算他们各自的收入带来的体验效用, 即:

①先对整个收入分布区间分段, 此处我们取5000个小区间, 每个小区间的频率为0.0002。②利用密度函数p (x) 及每个小区间频率为0.0002的条件求出每个小区间的右端点值。 (每个小区间的端点值都代表一个收入) 以第一个小区间为例, 求解该区间的右端点值即求解方程∫x1p (t) dt=0.0002。 (积分下限为1是因为第一个区间左端点定义为1元) 。③选定一种税制并计算在此情况下这5000个代表值的应纳税款, 再利用体验效用函数测算出这5000个代表值在税前与税后的体验效用, 可得两列效用向量, 每列5000个效用值。 (此处利用体验效用函数测算时不代入δX项, 因为下一步计算体验效用差时该项会被抵消。另外, 由于数据的欠缺, 在计算相关社会群体平均收入yr时我们选用全国平均收入, 即1601.62元替代之。)

在得出两列效用向量后, 即可对两列向量作差, 得出一列由征税带来的效用损失值——第二部分最后计算的体验效用差组成的向量, 再根据经验分三个人群段 (分别为低收入——月收入处于最低20%的人群, 中等收入——月收入处于中间70%的人群与高收入——月收入处于最高10%的人群) 计算每段上所有代表人的体验效用差之和, 即可用来衡量给定税制情况下, 征税给不同收入段人群带来的效用损失的大小;若某段人群的总效用损失越大, 则说明从居民的主观意愿 (效用层面) 上来说, 税收给他们带来的总痛苦数越多。

之后, 再选定另一种税制并重复以上过程, 则可求得另一种税制带来的效用损失。最后, 通过对比两种税制在不同收入段上造成的总效用损失我们即可比较出在一个收入段上哪一种税制给这个人群带来的总痛苦数越多。

通过计算可得, 在现行税制下, 征税给低收入人群带来的效用损失总值为0, 在新出台 (暂未通过实行) 的税制下, 效用损失总值也为0;在现行税制下, 给中等收入人群带来效用损失总值为4.7142, 而新税制带来的效用损失总值为0.8868;现行税制给高收入人群带来的效用损失总值为0.0076, 新税制带来的效用损失总值为0.0081。

5 结 论

通过对比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制与新出台的个税草案对于低收入段人群基本上没有影响;但对于中等收入的人群来说, 新出台的草案将大大减少税收给他们带来的痛苦;而对于高收入的人群来说, 新出台的草案将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税收损失, 但由于该收入段人群数量较少, 因此总效用损失值并不是很大。同时, 以上分析也说明了新出台的个税草案将在增加高收入人群很少的负担的基础上, 大大减轻中等收入人群的负担。

摘要：文章从效用的角度出发利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新旧个税进行评价。具体步骤是:首先引用体验效用函数来确定公民收入和效用的关系, 并由此确定因个税征收而导致收入减少所带来的效用损失, 接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的数据对中国收入分布进行拟合, 最后对中国收入分布上低、中、高收入水平人群的效用损失分别进行估计与分析。从最终的结果可以看出新出台的个税草案将在增加高收入人群很少的负担的基础上, 大大减轻中等收入人群的负担。从评估的结果来看, 新个税税制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促进社会意义上的公平。

我国个税改革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篇10

2001年6月31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个税法》的最终决定，个税调整方案于2011年9月1日起施行。方案将个税工资薪金所得免征额由如今的每月2000元提高到每月3500元，从而使我国全年减少财政收入约1140亿元。目前在我国个人收入中，工薪阶层是主要的来源，但部分高收入者和其他项目收入游离于个税征管之外。这种失当，造成了的税负极为不公平的现象，导致低收入阶层因只有工薪收入而被严格征税，我国的其他高收入阶层税收负担反而过轻。

二、我国个税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个税以调节收入差距、体现公平与效率为目标，在衡量纳税人纳税实力的基础上征收所得税。在市场经济前期，个人收入相对比较单一，调节纳税项目的纳税比例是调节不同收入阶层的税负，单一的纳税人以及单一的纳税项目都具有很高的统一性。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成分变得复杂，纳税人的收入日益多样化，隐蔽性、灰色等收入增多，靠调节项目比例实现调节纳税人的复杂收入，变得脱离实际，所以说现行的个税难以体现公平。

2. 起征点的设置不当导致中低收入阶层贫富差距反而放大。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多数工薪收入者收入高于起征点时，上调起征点确实可以达到减税和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但当大多数人的收入低于起征点时，上调起征点只会使少数人受益，越低收入阶层越根本不受益，反而会加大收入的差距。现在我国2000元以下工薪阶层占72%，按现行的个税制度他们本来就不需纳税，税改后获利为零，所以该收入阶层与因税改收入差距反而被拉大。上调起征点必然扩大我国现已很严峻的收入分配差距，而适用同等税率收入区间的局部上调则会产生进一步放大差距的加强效应。

3. 隐性收入难以列入纳税范围。对工薪收入者来说，税率无论高低，不存在主动与否的问题，因此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成了交纳个税的主要来源。据悉，我国工薪税收已占个税税收的60%以上。对于各种财产以及资本所得包括房产转让等等，我国现行最高税率不过为20%，但仍存在偷逃漏税。至于各种税务机关难以核实的隐性收入，不是税率低一点纳税人本身就自动来纳税的。我们看到个税改革修正草案并没有对课征制有任何动摇，对隐形收入也无核定依据。

4. 个税按照应税所得的性质来最终确定税率，采取比例税率以及累进税率并行的结构，这种税制模式面广点多同时税率模式繁琐，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税负不公。累进税率的设计是充分发挥其调节的作用，但是在实际施行过程中，各类税收手续繁杂，降低了税收征管力度，出现了高收入者少纳税甚至不纳税，低收入者多纳税的十分奇怪情况。

三、对我国个税改革的思考和建议

1. 加强个税的征收管理，填补税收空白。

我国的个税职能要以调节收入分配为主、兼具筹集财政收入。对与我国高收入群体的税收空白一直存在，对工薪群体的税收管理有着严格死角。对于高收入民众的个税征收渠道仅限于“申报”等比较处于被动方式，缺乏税法制度的原则性规定，使得大量税基税款流失，有失平等性。适时出台高收入群体的征管、监督、惩罚制度，对填补税法的空白以及完善个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

2. 增加个税扣除项目，完善个税扣除标准。

个税依据费用扣除确保维持纳税人本人以及家庭成员的基本生计费用支出原则以及公平税负的原则，费用扣除项目以及标准可以按照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做出调整：首先，采用扣除额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相挂钩的方法，适时调整期个税高低，同时建立完善的检测调整机制，使得个税扣除额充分体现“基本生活费”的特点。其次，增加家庭主要扣除费用，如子女教育费，医疗保险费用等，使得这些费用在物价高涨的时候可以适当减轻。

3. 调整我国减免税的项目。

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发展变化很快，我国的政策鼓励方向以及实际的经济结构都有所改变，部分免税项目难以得到监管，已成为逃避纳税的漏洞的常见方式，取消部分减免税项目如：福利费、退休工资、省部级奖金等名目，可以更好地体现公平性。同时可以增加部分免税项目如：为了体现党以及政府对科技人员以及有突出贡献人员的照顾，我们可增加“院士津贴、资深院士津贴、政府特殊津贴”免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我们也可以增加“国家赔偿金”免税;随着我国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人将面临着下岗或者重新就业的选择，为了保证他们在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增加“个人因买断工龄、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的经济补偿金”的免税相关规定。

四、结论

根据我国现行的个税现状以及国家整体经济状况，文章分析归纳了我国个税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个税难以体现公平、起征点的设置导致贫富差距放大、隐性收入难以列入纳税范围、各类税收手续繁杂;文章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加强个税的征收管理、增加个税扣除项目及完善个税扣除标准、调整我国减免税的项目。

摘要：个税成为了我国各收入阶层关注的焦点问题, 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甚至是极端和对立的各种利益诉求。随着现阶段我国物价水平的不断攀升, 对于收入分配存在的不公平问题逐渐突出。文章将试着从个税的发展和现状出发, 分析现阶段我国个税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个税改革,存在问题,建议

参考文献

[1]余欣凝.个税完善的探讨[J].财经纵横.2011 (03)

尊重民意是个税改革基础 篇11

6月15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对外公布，自4月25日16时至5月31日24时期间，社会公众对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共征集到82707位网民发表的23.77万条意见、181封群众来信、11位专家和16位社会公众的意见。

其中，赞成以3000元作为起征点的仅占15%，要求修改的占48%，反对的占35%，持其他意见的占2%。草案还将工薪所得的适用税率从9级改为7级，对这一变化，赞成的占36%，要求修改的占33%，反对的占29%，其他意见占2%。——无论是起征点还是级次调整，持赞成意见的都是少数派。

“全民讨论”能代表全民吗？

笔者之所以对这场被冠以“全民参与”的个税改革大讨论称为“胡乱讨论”，是因为它的最终所指不知所云。

看看网上到处散布的专家和网民意见，尽管对方案的具体调整办法有所争论，但基本出发点是一致的：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减少贫富差距，降低中低收入群体负担。

但算笔简单的账就知，当起征点上调至多少多少成为个税改革，乃至改善收入分配的最重要的争论焦点时，这个所谓“全民”参与的讨论一出发就犯了方向性错误。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早就在网络上公开提醒过，目前2000元起征点加三险一金扣除后，实际月薪约2600元以下的人群是不在个税征收范围内的，而这部分人占到72%，这个庞大的群体不会从起征点上调中得到任何好处。月薪3360元以下的低收入阶层将在改革后得到不超过400元的好处，而月薪万元上下的中等收入阶层获益4000元左右，是低收入阶层的10倍，还不包括得不到一分钱好处的那72%的更低收入群体。

这是明明白白的加大贫富差距，恶化收入分配格局，是赤裸裸的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的改革。

不是有媒体算过了么，照草案一改，减税到加税的转折点是月薪19000元，着实不穷了。当然，从建立“橄榄型”社会的角度讲，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是应当的，但请一开始就说清楚：这场改革就是为了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没有低收入人群什么事，虽然暂时扩大了贫富差距，但穷人的事我们再找别的方法解决。这或许才是负责任的严肃的改革态度，也才能让人信任改革者的初衷和能力。否则明明没穷人事的时候偏硬拉穷人来陪站，这不是拿低收入群体开涮？

这么一来，所谓的“全民”讨论到底有多少人热情参与是很值得怀疑的。23万条之多的意见超过了当年劳动合同法修改时征集19万条的纪录，但它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民意？请去那72%的低收入人群堆里看，不管会不会上网，他们对这一改革的态度是漠视：反正没我什么事，你们爱说啥说啥，我有意见，但没地方提，提了也白提。这跟媒体营造的所谓公众热情参与个税讨论截然不同。所以，所谓“全民”或“公众”，仅仅是又“被代表”了一把的弱势阶层。

尊重民意是改革基础

笔者无意讨论草案如何修改的问题，之所以在开头提出这场个税改革的讨论走到今天才算见到了真实，是因为中国的任何改革中，如何处理和对待真正的民意才是问题核心，才显示出其原始本质。

3月份曾有两家媒体报道称，某深入决策层的人士在一内部讲座中表示，个税起征点上调不会超过3000元，笔者当日有幸聆听，该人士并非是预测式讲话，而是实打实地以“我们都定了”的口气说出——那时官方还没提出3000起征呢，大家还在猜是2500，还是5000、8000呢。不过这一结果实在不出所料，因为巧的是，早在去年底，笔者也有幸从另一参与“十二五”规划纲要起草的人士处得知，个税改革要提高起征点，目标3000元——那时多数人还不知道要提高个税起征点呢，温总理还没和网民聊天透露这一动向呢，财税专家们也都在极力表示个税改革提高起征点不算什么好方法。

顯然，不论是改革思路还是细节设计，民众的意见都很少能参与其中。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自上而下的改革未必不是可取的好办法，但自上而下的关键是要真正“下得来”，给予公众表达意见的便利，并尊重民众意见，否则官员们都定了，还要别人讨论个什么劲？

从这场个税改革的第一步先是由官员内定方案(注意是“定”而不是“设计”)，而后拉穷人陪站来看，笔者对接下来的进展抱有极大担忧。但不论如何，前两步都是较为隐密的，走到这第三步——征集意见，就已是天下皆知。此时改革如若因循前路，风险极大。

在宏观税负较重和行政事业单位乱收费俯仰即是的当下，税收问题较之任何其他促进收入分配的举措都更为敏感，它直接关系到钱在官民之间如何分配，加之不完善的社保体系和高昂的居住、医疗和教育成本的重压，别说是低收入群体，即便是中高收入阶层也普遍缺乏安全感。

如果说围绕个税改革的辩论还仅仅是公众为自己争口粮的话，那么到了多数人想要变革官员定好的方案时，公众就已是在为自己争口气了：此时站在公众对立面的不再是什么改革方案，而悄然变成了一座座威严的政府大楼。

关于完善新个税改革的若干思考 篇12

一、个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 起征点的设置考虑不够全面导致贫富差距反而更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在多数工薪收入者收入高于起征点时, 上调起征点确实可以达到减税和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但当大多数人的收入低于起征点时, 上调起征点只会使少数人受益, 越低收入阶层越根本不受益, 反而会加大收入的差距。现在我国3500元以下工薪阶层所占比例并不高, 按现行的个税制度他们本来就不需纳税, 税改后获利为零, 所以该收入阶层与因税改收入差距反而被拉大。上调起征点必然扩大我国现已很严峻的收入分配差距, 而适用同等税率收入区间的局部上调则会产生进一步放大差距的加强效应。

第二, 费用扣除标准不够规范。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 采取比例税率与累进税率并行的结构, 并设计了两套超额累进税率。这种税率模式不仅复杂繁琐, 而且在一定程度造成了税负不公, 如超额累进税率存在差异,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七级超额累进税率, 对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这种税率制度在世界各国是不多见的, 是与国际上减少税率档次的趋势不相吻合的。税率越高, 逃税的动机越强, 在现实中, 能够运用这么高税率的实例可以说非常罕见, 没有实际意义。过高的累进税率, 将会严重限制私人储蓄、投资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 妨碍本国经济的发展。另外也存在不合理、不公平的因素。表现在既没有考虑通货膨胀与价格水平的因素, 更没有考虑赡养老人及抚养子女的不同情况。

第三, 隐性收入难以列入纳税范围。对工薪收入者来说, 税率无论高低, 不存在主动与否的问题, 因此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成了交纳个税的主要来源。据悉, 我国工薪税收已占个税税收的60%以上。对于各种财产以及资本所得包括房产转让等等, 我国现行最高税率不过为20%, 但仍存在偷逃漏税。至于各种税务机关难以核实的隐性收入, 不是税率低一点纳税人本身就自动来纳税的。我们看到新个税改革并没有对课征制有任何动摇, 对隐形收入也无核定依据。

第四, 税务部门征管信息不及时、征管效率低。由于受目前征管体制的局限, 征管信息传递并不准确, 而且时效性很差。不但纳税人的信息资料不能跨征管区域顺利传递, 甚至同一级税务部门内部征管与征管之间、征管与稽查之间、征管与税政之间的信息传递也会受阻。同时, 由于税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缺乏实质性的配合措施, 信息不能实现共享, 形成了外部信息来源不畅, 税务部门无法准确判断税源组织征管, 出现了大量的漏洞。同一纳税人在不同地区, 不同时间内取得的各项收入, 在纳税人不主动申报的情况下, 税务部门根本无法统计汇总, 在征管手段比较落后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失控状态。

第五, 纳税人纳税意识弱, 偷逃税情况严重。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发展时间短, 公民的纳税意识比较淡薄, 加之个人所得税以自然人为纳税义务人, 直接影响个人的实际收入, 且征收过程中容易涉及个人经济隐私, 并且由于计算困难, 扣除复杂, 税源透明度低, 涉及面广等原因, 使得个人所得税成为我国征收管理难度最大, 偷逃税面最宽的税种。中国社会调查事物所在几个城市中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发现, 有一半的人没有纳税经历, 纳过税的人仅占调查人数的不到一半。有关税务机关对许多内地知名的富豪的税收缴纳情况进行调查, 发现竟有一些富豪从没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关于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几点建议

第一, 整合扣除项目, 规范扣除标准。个税起征点是依据费用扣除确保维持纳税人本人以及家庭成员的基本生计费用支出原则以及公平税负的原则, 费用扣除项目以及标准可以按照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做出调整:首先, 采用扣除额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相挂钩的方法, 适时调整期个税高低, 同时建立完善的检测调整机制, 使得个税扣除额充分体现“基本生活费”的特点。其次, 增加家庭主要扣除费用, 如子女教育费、医疗保险费用等, 使得这些费用在物价高涨的时候可以适当减轻。

第二, 调整税率结构, 公平税负。税率模式的选择, 不仅直接影响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而且关系到政府的一些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因此, 应根据全球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基本趋向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 结合税收模式的改革科学地设计个人所得税率:首先, 在总体上实行超额累进税率与比例税率并行, 以超额累进税率为主的税率结构。具体而言, 对财产转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稿酬所得、股息利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等非专业性和非经常性所得, 实行比例税率;对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承包租赁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等专业性和经常性所得, 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其次, 对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的专业性、经常性所得, 为体现税收公平, 可以设计一套相同的超额累进税率。同时, 适当降低税率档次, 降低最高边际税率。为缓和调节力度和刺激国民的工作积极性, 个人所得税的超额累进税率档次可以减少至3—5档, 最高边际税率可以降为30%—35%。

第三, 修改我国减免税的项目。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发展变化很快, 我国的政策鼓励方向以及实际的经济结构都有所改变, 部分免税项目难以得到监管, 已成为逃避纳税的漏洞的常见方式, 取消部分减免税项目, 如福利费、退休工资、省部级奖金等名目, 可以更好地体现公平性。同时可以增加部分免税项目, 如随着我国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 越来越多的人将面临着下岗或者重新就业的选择, 为了保证他们在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 增加“个人因被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的补偿款”等的免税相关规定。

第四, 扩大征税范围, 发挥税收调控作用。二十一世纪, 个人所得税已不再是“打富济贫”的政策工具, 开始成为国家税收的一个主要税种。2011年, 我国个人所得税仅占全国税收的10%左右, 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这说明中国税收系统对个人征税的效率较低, 大部分高收入者应交的个人所得税并没有足额收上来。因此, 中国应在许多征税办法上借鉴国际上的经验, 不应该把工薪阶层和知识分子作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重点, 这样会破坏横向和纵向公平。建议当前应把以下几类人群作为个人所得税征收的监控重点:私营业主、演艺、体育专业人员, 包工头、暴发户以及富二代;部分天赋比较高、能力比较强的中介机构专业人才, 包括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评估师、证券机构的相关人员等等;外籍人员;工薪阶层的部分高收入者 (如国企高管) 。通过加强对以上几大征收对象的管理, 构成以后个人所得税最重要的税源, 以体现国家税收的组织财政收入功能和调节收入功能。

第五, 提高征收管理手段, 减少税源流失。建立个人信用制度。首先, 落实储蓄存款实名制, 建立个人账户体制。这项举措在2000年已经实行, 但是很不完善。每一个人建立一个实名账户, 将个人工资、薪金、福利、社会保障、纳税等内容都纳入该账户, 这需要税务、银行、司法部门密切配合和强大的计算机网络支持。其次, 国家要尽快颁布实施《个人信用制度法》及其配套法规, 用法律的形式对个人账户体系、个人信用记录与移交、个人信用制度档案管理、个人信用级别的评定和使用、个人信用的权利义务及行为规范等作出明确的规定, 用法律制度确保个人信用制度的健康发展。

第六, 完善计算机征管系统。加强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 实现对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与入库、资料保管的现代化与专业化, 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全方位监控, 并逐步实现同银行、企业的联网, 形成社会办税、护税网络。在银行电脑信用制与税务机关的有效监控之下, 促进公民依法自觉纳税, 减少偷漏税款的行为。

摘要：2011年的个人所得税成为了我国阶层关注的焦点问题, 也涌现了很多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各种利益诉求。随着我国新个人所得税改革、物价水平的不断攀升, 对于收入分配存在的不公平问题逐渐突出。本文从个税现状出发, 分析我国新个税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个税改革,存在问题,建议

参考文献

[1].娄仲, 张都兴.个人所得税纳税实务[M].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2.

[2].余欣凝.个税完善的探讨[J].财经纵横, 2011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