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背景”理论

“网络-背景”理论（共12篇）

“网络-背景”理论 篇1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大众传媒事业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报纸、电影、电视、网络等各类媒体纷纷卯足了劲, 给受众带来了绚丽缤纷的视、听觉盛宴。与此同时, 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多, 于是许多高校开办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以迎合社会的需要。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注重培养在广播电视电影系统和文化部门从事广播、电视节目撰稿、编剧、艺术摄影、舞台美术、音响设计的高素质、综合性人才。目前国内有上百所高校开设该专业, 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文学、影视艺术、美学、视听语言、摄影、影视前后期制作、舞台美术等课程。从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出, 此类人才培养既要重视学生的基本理论综合素质, 又要注重制片创作等实践类的教学, 两者不可偏废。

但近两年来, 广电编导专业招生属于艺术类招生, 相对文化类考生而言, 其文化素质要稍弱些。他们在跨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刻, 更多地是张扬出自己的艺术气质。面对编导专业设置的两类课程———理论类和实践技术类, 他们更偏爱后者。理论类课程之所以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文化综合素质偏低, 根本无法理解理论课的精深奥义, 他们的知识水平无法理解理论的思辨之美。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 将来的工作更需要的是技能, 而非理论。三是因为外界的干扰因素过多。现今的学生不仅有报纸可以在课堂上打发时光, 还有手机供其消遣。手机的便携性使每个学生都可以在课堂上人手一部。手机上的游戏、网络小说、网络新闻、微信、社区交友等功能所具有的娱乐消遣性、轻松故事性与理论课的深沉思辨风格截然相反, 而这恰恰符合年轻学生的口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即当今大多数理论课堂教学, 一般都是老师在讲台上讲授, 采用的还是传统填鸭式教学, 不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面对理论课的尴尬境遇, 我们该如何改变这种现状?笔者作为一线教师, 长期教授广电编导专业的理论课《传播学概论》、《公共关系学》等课程。在教学相长相互促进中, 笔者主要对广电编导专业的理论课教学进行了一番思索, 发现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吸引学生兴趣, 提高教学效果。

二

古语说:“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当今的高等教育环境相较于十年前, 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要求我们高校教师, 尤其是讲授理论课的教师必须在教学方式、教学方法、教学环节的设计方面与时俱进, 以期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笔者在讲授广电编导专业的理论课时, 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传统的理论课教学进行改革。

第一, 化被动为主动, 尊重学生的参与意识与创新意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 但对世界的理解及赋予的意义却是由个人自身决定的。个体是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建构现实, 每个人的经验都由自己的头脑创建, 因此, 我们每个人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性。同样,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 一个人的学习过程并非是学习者把知识从外界搬到记忆中, 而是以已有的经验为基础在一定的情境下, 借助一些学习材料和学习资源, 重新建构知识。学生不是简单被动地接受信息, 而是主动的建构者。1

当今的社会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 信息量以指数函数的速度快速增加。美国学者H·H·弗莱德里克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计算:“如果以公元元年人类掌握的信息量为单位1, 那么信息量的第一次倍增, 花费了1500年;第二次倍增, 花费了250年;第三次倍增, 花费了150年;进入20世纪后的第四次信息量倍增, 所需时间进一步缩短为50年。其后, 倍增速度骤然加快, 在20世纪50年代, 10年内就实现了倍增;接着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 时间周期进一步缩短为7年和5年。根据现在的推算, 人类社会的信息量倍增的时间仅仅需要18个月至5年的时间。”2

信息量的极大丰富让我们能够依据自己的兴趣去选取资讯, 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 都能很方便快捷地接触到自己需要的信息。由于年龄和学养的差距, 学生和教师感兴趣的话题肯定不一致。在理论课的教学中需要大量的案例分析来例证理论, 而一般的教材所举事例比较老套, 学生根本不感兴趣。此时, 教师就应该充分利用学生的主动性、创新性和资讯的及时性、快捷性, 让学生课前就下一节课的主要理论点搜寻现行的、最新鲜的事例来验证, 要求有相关视频和ppt材料。然后让其在课堂上向大家展示和阐述, 越详细深入地阐述一个案例越好。当学生阐述完毕后, 老师可就一些方面加以点评, 或者引导学生就某一话题深入讨论。这样一来, 一方面改变了学生被动消极接受知识的局面, 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 课堂教学能从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来讲, 能使课堂气氛生动活泼, 取得较为良好的教学效果。

第二, 教师角色的转化, 由单纯的知识型的传授到时事评论员、图片的展示者、技术的分析者等多种角色的互换。

韩愈说的好:“师者, 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传统教师角色的最好诠释。在传统的教学活动中, 教师是讲解员, 只要能将书本上的知识灌输给学生即可, 教学手段是一张嘴和一支粉笔, 有条件好者多加了一台投影仪, 而这投影仪也就是将写在黑板上的东西挪到其上而已。而这样的教学方式根本无法满足广电编导专业的教学。广电编导专业的学生必须具有敏锐的新闻意识, 在将来的工作岗位上要会写新闻稿, 甚者有的学生还要做出镜记者, 而这一切技能均需要来自课堂的训练。在课堂上, 老师用来阐述理论的案例应该是最新的,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教室最好能上网, 这样搜索案例更方便。讲述理论课的老师, 一般都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 看事物较为深刻, 所以, 在课堂阐述案例时, 可以适当地发挥, 多层次多角度地评论, 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综合素养, 更重要的是, 课堂不再远离现实, 使课堂“活”了起来, 更具有现实气息和人文关怀的精神。

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下, 图片 (包含视频) 比语言更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一堂课的时间约45分钟, 不断的同一频率的听觉轰炸容易造成学生的听觉疲劳, 此时, 应该适当地展示一些与案例有关的图片, 或者案例直接就是用一段视频展示出来。这样一来, 更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因为它们更具有直观性和生动性。编导专业的学生必须具有采访、编剧、拍摄、美工等各项技能, 学生在从技能课上学拍摄时, 更多学的是技巧, 很少从审美的或者是人文的角度来理解镜头。而这种人文教育的任务就要落在理论课教师的肩上, 这无疑给理论课教师增添了艰巨的任务。但只有这样, 理论课才会不再远离现实生活、远离行业需求。当然, 考虑到每个老师术业有专攻, 要想施展每个老师的长处, 可以采用两名老师联合上课的方式。在整个教学活动中, 理论课老师和摄片老师都要参与其中, 老师之间相互研讨, 促进学生的参与思考与互动, 这样能丰富整个课堂教学。这样一种新颖的教学方式国内还是没有的。笔者以为, 这种新的方式相较传统而言, 将能更好地组织课堂教学, 因为它更类似于一种研讨课, 更开放更利于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

第三, 提高教学中实践活动课的比重。

目前全国各高校的广电编导专业的培养计划大同小异, 无非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文学、新闻理论素养的教育, 一方面是摄影、节目录制等技术方面的操练。国内开设广电编导专业较好的两所学校是中国传媒大学和浙江传媒学院, 此两者的课程设置较偏重于理论课, 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许多毕业生不直接就业而是去考研深造。而许多二类本科院校的广电编导专业的毕业生大部分是直接就业。而就业市场需要上手能力较强的毕业生, 而非只会理论的毕业生, 这就要求大学的课程学习要加强实践部分, 提高实践课的比重。这种说法并非意味着不开或少开基础理论课, 而是指在基础理论课的学习中要更多地联系当今的影视传播案例, 或者在现有条件的情况下, 将理论课上的知识化为行动, 开展实践训练课, 锻炼学生自己的组织策划能力。

总之, 广电编导专业的理论课教法若能更多地联系实际, 或化为实际训练课程, 将是走出该专业理论课教学困境的一个不错的途径。

三

综上所述, 随着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化, 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兴起, 我们的课堂教学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机遇。我们不能固守传统的教学方式来培养新一代的人才, 尤其是与当下社会环境密切相连的传媒人才的培养, 因为这些艺术考生具有不同的个性, 需要结合他们自身的兴趣点和专业的实际需要来进行新式教学。

注释

11 高文、徐斌艳、吴刚编:《建构主义教育研究》,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年

22 Howard H.Frederick, Global Communicatio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hohakusha, Tokyo, 1996, p11

“网络-背景”理论 篇2

今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正式向外界全面阐述了“构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系统理论。香港大公报就此刊登了对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的采访文章，对这一理论提出的背景进行了阐述。

2005年春节刚刚过去，中国最精英的一批高级干部便云集在中央党校，包括近200名中央和地方大员──位于各权力机构的省委书记、省长、部长，在此参加一年一度的省部级高级研讨班。今年的研讨专题为：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

春节后办班成惯例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教授参加了这次研讨班的具体工作，严书翰教授告诉大公报记者，自本世纪始，中共中央在春节后至“两会”前召集省部级“一把手”就中共最新理论主张在中央提前进行研讨已成惯例，例如，2002年，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研讨；2003年就“十六大”精神统一认识；2004年则是研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自1989年以来，中央党校校长先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级的乔石、胡锦涛、曾庆红担任，其中胡锦涛任校长近十年。中共“十六大”后，曾庆红接替胡锦涛出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校在中共的理论建设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今年2月19日，胡锦涛亦是在中央党校，正式向外界阐述“构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系统理论，并首先在中共高干中统一认识，进而再推进至全党。

“一把手”统一思想

作为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参加了此次省部级高级研讨班的全过程，并对与会高级干部讨论之热烈，思想之共鸣感受尤深。

他透露说，在七天的研讨中，除胡锦涛在开幕式上对和谐社会理论作系统阐述用了半天时间之外，闭幕式由曾庆红作总结用了半天，还用了一天半时间由五位部长作专题报告，其余四天半都交给与会者讨论，在四天半的讨论中，这些书记、省长、部长们分别联系所在地区及所分管的领域理解、发挥胡锦涛的报告，亦表示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理论及时适时，在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建设和谐社会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仅是中国未来社会之必须，亦是现阶段社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

近200位高官云集，五位中央常委与会，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场，其规模俨然是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而且这些中央地区级大员不得请假，闭门读书，难得有如此环境研究理论，提高理论，在中央最高学府中做七天学生。

缜密思考提出理念

文章说，曾庆红对此次研讨班寄予的厚望，评价很高，他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理清思路，谋划和谐”二十四个字作为开班宗旨。

以严书翰教授的理解，中央在中国已进入总体小康这一特定时刻提出和谐社会理念，决不是哪个人拍拍脑袋就想出来的，也决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是深思熟虑后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

严书翰说，新一届中央头脑很清醒，考虑很清楚，尽管中国以2000年达到总体小康成为划时代的界碑，但是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至3000美元阶段往往是这个国家是继续发展还是发生夭折的关键阶段，远则拉美，近则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没能绕过此阶段。当然，包括香港和台湾省在内的“四小龙”成功地越过了这个阶段。

胡锦涛2月19在党校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了目前社会“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的凸显期”。

分配不公矛盾复杂

所谓发展的黄金期，就是任何一个国家进入这一时期都会有大的发展和大的举措，例如中国从新世纪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修建青藏铁路和南水北调等。

所谓矛盾凸显期，就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引起的矛盾比较集中的时期。首先，人民内部利益矛盾错综复杂，从中折射出国家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

其次，人民内部各阶层的分配差距拉大。尽管彻底否定了阶级斗争，现在国内不存在阶级对抗，但工农等各阶层之间存在着分配不公的问题。工人中还存在着低收入、下岗、失业；农民内部也有变化，有的成为企业家，有的成为农民工，有的成为失地或无地农民；公务员内部也有利益矛盾，“阳光工资制度”出发点是好的，将公务员的收入放在阳光下，但目前只有沿海几个省实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无法实行。各个阶层之间利益发生了变化，虽然对抗不存在，但差别和矛盾肯定存在。

下层百姓须得实惠

有坚实理论背景的实用书 篇3

成语入句后的句法功能分析，是《成语例示》把语法研究的方法和最新成果引入成语研究的尝试，迈出了新步子。独到的见解更多地表现在“提示”当中。七项内容，都言之有物，特别是音形辨正、近义反义举要、运用特点说明等，使读者一目了然，对正确掌握成语极为有用。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语素辨析。成语大多从古籍继承演变而来，许多语素保留了古汉语中的特定含义，使整个成语有固定的用法。因此，了解各语素的含义，是准确理解成语的难点，也是达到真正掌握的关键。本书也正在这方面做得极为成功。如“兵”一个语素，就说明了在成语中至少有兵器(秣马厉兵)、士兵、军队(调兵遣将)、兵力(穷兵黩武)、战争(兵连祸结)、用兵打仗之法(兵贵神速)这样五种不同的含义。考析如此细致，就把它看成古汉语知识的生动读物也不算太过。辨析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所以语素分析总是立足于一个成语，用广泛比较的方法加以说明。如看起来很平常的“出神入化”一条，就分别对“神”和“化”作了如下分析：

出神入化＝神机妙算(神妙)；≠神采奕奕(面部神气)；≠鬼使神差(神仙)；≠全神贯注(精神)。／出神入化(神奇的境界)≠化险为夷(使变化)；≠食古不化(消化)；≠潜移默化(感化)。

通过这种语素纵横比较，就把一个成语的意义以及左邻右舍阐述清楚了。

当然，《成语例示》也不是毫无瑕疵。如“旁敲侧击”“旁若无人”“旁征博引”的“旁”，含义应该是不全相同的，书中却没有分辨。一般的异形成语都用“也作(又作)”说明以后就不再立目，而在“别出心裁”下说明过“又作‘独出心裁’”以后，又将“独出心裁”单独立为一条，与全书体例不合。

“网络-背景”理论 篇4

Fuzhou,350007

人是社会交往的存在物,网络的本质是人们交往活动的延伸。语言是人交往的重要工具。随着网络的生活化,有的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讲功利、重实用,使用的网络语言消除了思维的批判性和否定性,把事实与价值割裂开来,屈从甚至歪曲于现实并为之辩护,不负责任地造成了校园网络语言环境的污染和恶化。对网络语言表现出的暴力和功利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研究做人模式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网络语言漠视价值理性导致人的畸变

网络丰富人的社会关系,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增加人的自由性和社会性。但是,虚拟的网络在提供给人以自由、民主的话语平台时,也不断出现网络侵权、语言暴力等负面问题。网络人只顾利益,片面追求工具理性漠视价值理性,将导致社会发展过程病态前进,甚至人的畸变。网络交往滥用市场交换原则,追求功利,道德工具化和内在价值的缺失,背离了人应有的道德精神,给大学生未来的生存与和谐发展带来严重隐患。大学生对民主法制与自由、道德责任与权利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校园网络语言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1]

(一)滥用市场交换原则,冲击主流价值观

网络超越了时空界限,充满着多元化的语言游戏,激活了网络人的各种欲望和想象力。用于商品交换的等价交换原则滥用于经济活动以外的教育领域,渗透到网络言论中,并无限扩大,错误地被用来实现个人利益的做人模式。急功近利和浮躁的社会现象,影响了大学生做人的价值准则。部分大学生为了追逐功利,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把市场“交换原则”用于网络文化,以点击率高来吸引人的眼球、达到个人获取利益的动机和目的。价值判断和抗诱惑能力不足的大学生,盲从而冲动,“跟着感觉走”。他们对网络话语的负面影响持模糊的态度,浮躁的心态使思想政治教育游离于人的全面发展之外,价值选择迷失方向。有大学生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用等价交换原则来对待,遵纪守法、讲责任奉献的人是“傻子”,“事事以救世为事,刻刻以救世为心”的思想在市场经济和讲求效益的社会已经过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才是真理。大学变成了一些人追逐名利的场所。市场交换原则的滥用,优良的价值观念被损毁,强烈地冲击着现实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二)工具理性优于价值理性,道德责任缺失

网络的虚拟性、随意性和隐秘性,使网络人逃避责任成为可能。网络的工具理性被日益推崇和提升,非道德的网络语言日益向现实生活渗透,非理性和盲从性相互交集。虚拟的信息,使人的感情和思想因虚化而发生变化。有的人使用网络以功利为重,舆论偏激,放纵自己、求异猎奇,引发了网络对人的异化。工具理性优于价值理性,网络成为某些人挣钱、发泄的工具。校园内,部分大学生非理性地使用自由的网络空间,语言低俗、赤裸、发泄情绪,不良的信息和语言暴力不断。这些人沉迷于网络,忽视家庭、学习责任,以自我为中心,其他“神马(什么)都是浮云”,网络交往缺乏应有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功利主义的渗透,工具理性的推崇,严重影响和动摇着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道德的准则。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难以避免地带来错误的做人模式,导致做人偏离正确的方向。“会做人”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必须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人生价值观和道德责任教育。[1]

(三)自由极大满足心灵需求,模糊了权法关系

网络话语权的自由,极大地满足了某些人的心灵需求,并无限夸大到处理一切事物活动和所有人事关系中,陷入一种放任的无法无德的自由境地。“人肉搜索”超越了道德底线。自由的异化,使人散失了完整健全的人格。由于现实中,网络监控技术手段的相对落后,使得网络语言暴力和各种侵权违法行为难以受到追究。思想容易被偏激和情绪化的言论所替代的大学生,心智尚未成熟,遇事缺乏深思熟虑,对社会生活中的错误思潮缺乏理性的辨别能力和批判能力,抵制能力不足,对损人利己等言行持无所谓态度,精神浮躁,不辩是非美丑。部分非理性的大学生认为“在网上做什么都可以毫无顾虑”,撒谎也是网络人的话语权。他们不受道德约束,追求个人安乐,把在网络上发泄和谩骂的快感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所谓“自由就是快乐”,“快乐就好”!在虚拟世界,传统的道德约束力显得极其微弱,网络话语表现出极端地重个人权利和自由,轻道德法律和责任义务。自我受制于本我,校园网络语言暴力与大学生的道德准则相悖,权法关系混淆。网络自由与责任不对等,影响了教育对人的根本德性和全面发展的培养。伊壁鸠鲁曾经说:“……我们的行动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就形成了是我们承受褒贬的责任。”[2]人的言行必须规范在法律的范围内。

二、夯实思政教育基础、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精神情操,承担起人生存和发展的更高责任。在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国家曾经出现青年道德危机和社会混乱等问题,必须引起社会对现代性背景下人的生存方式和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反思和深醒。大学生功利思想日益严重,法律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观念弱化,网络语言表现出不同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多元结构相互碰撞,并且非理性地向生活渗透等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首要任务是育人。教学必须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加强教学法研究,切实提高教学实效。

(一)重建价值理性,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价值理性是通过调动理想,自我潜移默化地体现对人自身本质的导向作用。从人性论角度看,理性指人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与受这种思维能力所支配的人的理智、克制、自觉的能力和存在属性。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整合的统一体。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结合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社会发展中不均衡的现状,重新审视和建构“价值理性”,使人的言行更加符合人的根本需要和社会发展要求的前瞻性的价值趋向,教导当代大学生做一个有社会价值的完整意义的社会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注重研究大学生在网络语言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运用马克思关于人的价值理论,提高大学生对社会的批判能力包括自我批判能力。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大学生的生活实际、思想实际和现代性的悖论批评相联系,使大学生成为网络文化和文明的建设者、批判者,自觉抵制低俗落后的网络文化,弘扬崇高的理想信念。教师应当了解和认识处在转型期的焦虑心态和社会网络语言环境对思政课教学的影响,求真求善,避免网络语言暴力群体盲从现象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将理论知识通过教化转变为学生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辨别能力,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3]

(二)增强自律精神,注重人的发展与社会责任教育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受社会制约,就必须具备有区别于动物的社会责任感。人在认识世界与改造自我的过程,展示了人的内在本质区别于动物的文明精神,代表着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趋势。人的责任既是“内在的应当”、又是“外在的必须”。自律精神是权利良性彰显的前提,是处理个人与他人在道德关系中重要条件之一。虽然人一出生,就不能选择地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但是,做为社会关系实践主体的人,其做人标准及所走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个人应当理性的规范自己,保持高度的道德自律,学会负责的生活。“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是无所谓的。”[4]当今,部分大学生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为追求个人利益和幸福,放纵自由,自我满足,这是错误的为人之道。高校思政课教学要用“人的发展”理论和“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教导学生摈弃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发展是硬道理”,其中内涵着人的发展也是硬道理。思政课要注重对当代大学生主体价值活动的自控能力和规范原则教育,增强他们的自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的责任同人的规定和时代的使命联系起来,努力提高综合素质,做国家有用之才,做社会欢迎之人。教育要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培养具有完整责任品质的大学生,确保他们人生价值的实现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一致,“学会负责”地生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净化语言环境,正确处理权利与道德法律的关系

个人的诚实和道德,是利益实现的重要保证。“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于具有知道自己履行了责任这样一种意识。”[5]道德内涵着责任,规范着自由。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公民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和其他公民的合法利益,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权利的实现必须在法律和道德的范围内行使,言论自由权应当受到规范和限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应该加强大学生对道德认知的分析和审视,提高他们的守法守德意识。大学生要探索虚拟网络的真实内核,自觉抵制网络上的不良言行,净化网络语言环境,以扬弃的态度对待网络文化,正确处理好权利实现与遵纪守法的关系,消除恶意攻击他人人身权的网络语言暴力,依法行使网络话语权;要善于将理想与现实结合、批判与建构一致,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以合法的手段来实现自身的权利和需求。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合力营造和提升育人环境。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是实现社会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化的人”再生产的重要环节。“致天下兴衰在人才,成天下之才在教化,行教化之业在教师。”[6]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中,痛感当时负有教育培养青年一代的“老辈之不解青年心理,不与青年同情”,不能成为青年的良师益友。思政教师作为培养人才的专业队伍,发挥时代性育人功能,其作用不言而喻。随着网络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及其对社会影响的不断深入,必然给思想和行为处在一个动态变化阶段的青年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更难更新更多的课题。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有敬业精神,拼命求新学问,不断进行理论研究和创新,安贫乐道,立足实践。要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建立师生平等互动的网络交流平台,以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消除影响对大学生理想信念的不利因素,将理论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以现代化的教育手段传递给学生,体现到各门课程教学实践中,体现到学校的各项工作中。“知道为智、体道为德”。生活育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和实践途径。大学生要加强在社会实践中感悟、体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升华为自身的德性与行为。高校要制定可行的大学生网络行为准则,完善网络监管机制,加强网络道德约束力,使大学生的网络行为有章可循。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合力打造育人平台,积极营造健康、新型校园网络文化和语言环境,消除网络异化,全力培养能担负起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学习、能以国家民族兴亡为己任的“有精神、有血气、有魂、有胆之青年”。

摘要：网络丰富了现代人的生活。网络语言是现代人交往的重要工具,是传播思想的重要载体,也实现了话语权的自由。网络隐蔽性、虚拟性和工具性的特点,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甚至形成了人和社会的异化。工具理性优于价值理性,高校园内网络语言暴力屡见不鲜,学生自身全面健康发展受到影响。在信息化背景下,高校思政课要加强对大学生自我审视、反思、批判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教育,提高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法律意识,着力培养全面发展的受社会欢迎的人才。

关键词：网络,网络语言,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

参考文献

[1]邹东升,车邱彦.网络管制政策与网络治理[J].求索,2007(7):61-62.

[2]章海山.西方伦理思想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124.

[3]胡慧华.价值理性的重建及其当代意义[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版),2010(12):6-1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92.

[5]黑格尔著.精神现象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57.

“网络-背景”理论 篇5

邓小平理论论文

现在，党内外、国内外的人都已晓得邓小平同志在党中央集体领导中所处的位置和所起的掌舵、决策的作用。在各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国情，集中了全党和广大人民的意愿和智慧，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问题，其中有一些是重大的新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同志的观点和对问题的方法就是所说的“邓小平理论”。

一、谈谈邓小平理论精髓

“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的指导地位的确定，无疑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但是，什么是邓小平理论，它的精髓又是什么呢？

当然，邓小平理论涉及的面很广，知识量也很大，我们不能一一地列举，在此我只想做一简单的概括，以给我们以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有益的辅助。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下的历史条件中形成的，是对世界形势和时代发展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的确立不是偶然的，它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二战之后，时代主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尖锐的挑战。由于邓小平能够敏锐的把握时代的变化，对形势做出科学的分析，也就是说他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抓住机遇、回应时代提出的挑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理论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它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总的来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的总结，即毛泽东思想。第二次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时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部大国进行革命，必然有许多复杂的问题，这就必须把国内的具体国情同理论相结合，使他们融合，以给我们提出正确的指导方向。实践证明它的正确性，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新确定，有力的保证和推动了拨乱反正的进行。现代社会中，改革开放正全面的进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确立有力的推动和保证了改革全面的进行。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改革开放。”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要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道路、正是理论和实

际的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推进了新的阶段。

二、谈谈对邓小平理论的一点认识

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点，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党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是解放思想的倡导者。邓小平同志有精辟的解释：我们讲思想解放，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三中全会以后，他多次强调了这一点。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他根据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原理以及我国的历史经验，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必须从中国和特点出发，适合中国的情况，走出自己的道路，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指出工作重心应该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他为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进行了巨大努力。第一，他首先抓了思想路线问题。他说：“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估量。第三，他反复论述了我国当前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第四，他努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第五，他以其远见卓识和革命精神，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问题。第六，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可以全神贯注的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注意力的集中点。

三、邓小平理论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光辉理论

20世纪是社会主义运动由空想转变为现实的一个重要时期。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新中国在世界东方的崛起，以及社会主义在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出现，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硕果。但是到20世纪下半叶，当时代主题由战争和和平演变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时，这些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颇和实践的失误，没有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历程。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面临严峻的挑战。是继续前进，还是后退或倒退，一个严酷的现实摆到了马克思者面前。面对世界性巨变和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邓小平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和理论家的大无谓勇气，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从现时代的发展和现时代的特征出发，对落后国家如何建立和建设如何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深深的思考。针对过去我们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不够清醒，他提出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从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入手，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和一系列针对性方针、政策，构成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这是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中，始终贯穿着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反复强调“老祖宗不能丢”的思想。他认为，丢了老祖宗，就会迷失方向，丧失根本；同时又强调不能唯书、唯上，扬教条主义，要以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邓小平理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既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讲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这也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显著特点。二是反复强调“扬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和灵魂。离开实事求是，不从我国实际出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会走上邪路上去。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纵观改革开放前20年我国社会建设的曲折经历，改革开放和20年出现的困惑，都是没有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没有完全搞清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明确提出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艰辛探索的伟大成果

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述，最终归结到对社会主义本质及概括。这个新的概括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决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概括十分深刻，它既表明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特征”论述的继承和发展，深化和创新，又纠正了以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不全面和不确切的认识，甚至扭曲的认识。

“网络-背景”理论 篇6

摘要：图形与背景理论是认知文体学中的重要内容。图形指某一认知概念或感知中突出的部分，背景则为突出图形而衬托的部分，两者不可同时被感知。认知文体学中，图形与背景理论不仅可以对语法现象进行详细的分析，也可以对语篇的内容进行探究。运用这一理论对近年来颇为畅销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进行认知解读，为赏析该小说开辟一个新视角。

关键词：图形；背景；注意力；引起注意者

中图分类号：H31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09)01—0074—04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是英国著名作家J.K.罗琳的魔幻文学作品。小说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为主要舞台，描写主角哈利在魔法世界七年的学习、生活以及与邪恶魔法势力的斗争。该系列小说自推出起便屡屡进入世界各地畅销书排行榜，它在全世界所掀起的阅读风潮，更被誉为文学的披头士狂热。到2007年为止，该系列小说已被译成62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售量超过3.5亿本，是世界上最畅销的系列小说之一。我国的许多学者都撰文对这系列小说及其文化现象等进行了探讨与分析。在本文中，笔者将运用认知文体学中重要理论“图形与背景”对《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进行认知解读。

一、图形与背景理论

认知文体学是通过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许多理论框架如隐喻、原型、概念整合、意象图式等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研究的一门学科。图形(figure)与背景(ground)是认知文体学中的重要概念。一个世纪前，丹麦心理学家鲁宾始创这一概念并将其引入心理学。图形指某一认知概念或感知中突出的部分，即注意的焦点部分；背景即为突出图形而衬托的部分，两者无法同时被感知。决定图形的因素是完形感知，容易被感知为图形的事物一般具有完整的形状、结构、连贯性和移动性。Peter Stockwell在2002年出版的《认知诗学导论》中指出，在视域或文本中能够成为图形的部分通常有以下特征：比背景部分更为详细，集中，鲜明；位于背景的顶部，前方，或大于背景；相对于静态的背景，图形具有移动性；在时间或空间上先于背景；是背景的一部分，因显露出来成为图形。以上所有这些特点确保了图形的突出性，这些特点在视域实验中得到了证实，并且在文本分析中也是相符的。在随后出版的《认知诗学实践》第二章《超现实影像》中Stockwell还运用这一理论对超现实主义诗歌进行了认知分析。

认知文体学中，图形与背景理论不仅可以对语法现象进行详细的分析，也可以对语篇的内容进行探究。在大部分叙事小说中，人物是图形而环境是背景。这是因为人物往往是描写的中心，因其有名字而与背景界线分明，并且还具有独特的心理和个性特征。他们在背景中移动(时间或空间上)，因而通常易成为叙事焦点，而其他成分则都退为背景。

在谈及图形与背景理论的时候，另一个必须被提及的概念是注意力(attention)。阅读文学作品是一种动态的经历，是一种不断地根据图形与背景的关系来改变注意力，并能由注意力的变换而重新确定图形与背景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注意力是具有选择性和转移性的。在语篇世界里，一个文本靠其文体形式而使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文本某一特点上。文体特色的不断变化，图形与背景关系的变换才能使读者保持注意力。认知心理学研究已识别了阅读过程中影响注意力的一些要素，并用聚光灯这个比喻来解释注意力焦点的问题。在聚光灯下的事物，在一段时间内便会吸引读者或观看者的注意力并成为他们的焦点，而文本中位于最显眼或是占有大部分文本空间，或是被明显反常字眼修饰的事物最容易“走到聚光灯下”。移动性，清楚明了的人物发展，反常的风格都可以弥补图形塑造不足，以吸引读者注意力。能吸引或转移注意力的事物或人即引起注意者(attractor)。从这个角度讲，丑陋或是令人厌恶的事物和美丽的事物一样都能成为引起注意者。文本中，有时会有多个引起注意者同时争取注意力焦点，这时注意力会汇集中在其中最有特点的事物上而使其成为图形，其余的次级引起注意者则最终融于背景。另外注意力倾向于忽略事物的冗余特征，如事物的典型特征。这是因为当引起注意者具有典型特征时，注意力会认为可以预测其发展而忽略它。

二、基于图形与背景理论的《哈利·波特》认知解读

《哈利·波特》小说的主人公哈利自幼父母双亡，被姨妈一家收养。11岁时哈利得知自己的身世并被接到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学习。在学校里哈利结识了好友罗恩和赫敏。七年中，他们经历了种种阴谋，最终战胜了杀害哈利父母的凶手伏地魔。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神奇的魔法世界和许多生动丰富的人物形象，并且总使读者分辨不清谁是哈利真正的朋友和敌人，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谜团。而在《哈利》全系列七本小说中，又以前四本最具这种典型性：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哈利刚进霍格沃茨就和魔药课老师斯内普相处不好。种种迹象表明斯内普仇恨哈利，哈利则认为斯内普想要偷魔法石。事实却是表面看来“结巴”“可怜”的奇洛教授才是想要害死哈利并偷盗魔法石的敌人。

《哈利·波特与密室》：霍格沃茨的密室被人打开，学生二连三被石化。因为会蛇语，同学们怀疑是哈利所为，而哈利和他的朋友们则一度怀疑马尔福和海格。最后大家发现凶手居然是罗恩的妹妹金妮，她被保存在日记本里的汤姆·里德尔(伏地魔)的记忆利用了。

《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一直以来，所有人都认为小天狼星布莱克是出卖哈利父母的叛徒。当哈利与苦苦追寻他的布莱克相遇时，却发现当年出卖哈利父母的竟然是已借助魔法变成斑斑(哈利好友罗恩的小宠物)的小矮星彼得。

《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在霍格沃茨第四年，哈利的黑魔法防御术课教师是疯眼汉穆迪，他很受哈利和同学们的欢迎。不料他竟然是伏地魔的手下假装的，也是他陷害哈利参加了危险的三强争霸，并使这场比赛成为让伏地魔复活的巨大阴谋。

以上这几部作品在高潮部分都出现了令人意象不到的情节变化，在文学作品中这种叙述手法被称为“突转”。突转往往给读者带来惊奇感，那么作者是如何实现这种“惊奇”的?从认知角度来看，正是作者对不同人物、事件的巧妙安排引起了读者认知世界中图形与背景的不停变化，从而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了作者希望其形成的认知。如果把故事发生的环境魔法世界看作背景，那么故事中众多的角色、事件无疑是不同的引起注意者。作者通过巧妙构思，会使得某一时期其中一个引起注意者完全吸引读者注意力，并从整个背景中突显而出成为图形，此时其他的角色或事件都会被注意力忽视而融入背景，但这些被忽视的角色或事件却隐含重要信息，是揭示真相的关键。因此当故事发展到高潮，真相被揭露，读者会惊讶的发现原有被忽略的内容成为此时的图形，使其认知世界产生了巨大变化。

以第一部小说《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为例，一般读者都会认为哈利的老师斯内普偷盗魔法石的嫌疑最大，而真正的敌人却是奇洛。为什么读者在阅读中会形成这样一种认知呢?奇洛在故事中首先出场，他“面色苍白，神情紧张，一只眼睛在抽动，结巴，说话含糊不清且神经质，一副被吓坏的样子”，作为第一位与哈利见面的老师，这样的行为举止显然是不正常的，这引起了哈利的注意也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奇洛成为此时的图形，但是海格对奇洛的表现做出解释：因为遇到过麻烦变成这样了。海格随后敲打墙砖打开对角巷(一条魔法街道)，哈利和读者立刻被带入到这个更为新鲜有趣的事物上(打开对角巷的方式以及对角巷内林立的各式商铺、银行古灵阁)，新的引起注意者迅速替代了旧的并突显成为图形，奇洛融于背景中被完全忽略。与奇洛不同，斯内普初次与哈利见面是在哈利到达学校后，新奇的事物如学校内部的环境，分院仪式等精彩内容都已被描述在先，在读者脑中作为图形轮番上场。随后在一个平和的背景下，斯内普的目光对上了哈利的，斯内普“一头油腻黑发，鹰钩鼻、皮肤蜡黄”，他直视哈利的目光引起了哈利前额伤疤的灼痛。哈利额头的伤疤是伏地魔留下的，哈利的疼痛使斯内普与邪恶的力量搭上了边，这一特点使得读者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投注在斯内普身上，并对斯内普的真实身份产生怀疑。反常的特点使斯内普成为图形一跃而出并使读者有理由相信斯内普更可能是伏地魔的助手哈利的敌人。在随后的篇幅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斯内普其人，使该人物个性鲜明：有着极强报复欲还很记仇，说话尖刻，作为老师他的教学建立在胁迫和威吓之上，经常利用老师的身份欺负斯莱特林以外的学生，尤其与哈利作对，他的一些行为经常让人觉得无法饶恕。而对于奇洛，文中的描写很少，由这些不多的信息读者很容易认定他具有懦弱胆小的典型性，因此他在种种场合的表现也就都变得可预测：一个连自己学生都害怕的人怎么可能为伏地魔效力并偷盗魔法石?在这种情况下他很难吸引读者注意力并突显为图形，而他身后隐藏的秘密也就与他一起被读者忽视在背景中。

此外，每当斯内普和奇洛同时出场时，斯内普似乎更具有“移动性”。一次哈利在禁林偷听到了斯内普与奇洛的对话，奇洛结巴地比任何时候都厉害，而斯内普声音冷冰冰。除了对话本身，作者对奇洛几乎没有什么交代，却用了很多词语来描述斯内普的行为：打断，逼近，用斗篷罩住脑袋，大步流星走出空地，留下奇洛像一具泥塑木雕一动不动站着。这里作者采用大量动态动词，使斯内普个性张扬，在同一背景中，显然斯内普更易走到“聚光灯”下。更甚者，有时作者还会作出这样的安排：当两个人同时出现的时候，集中描写斯内普，对奇洛几乎不提。比如在故事的精彩部分魁地奇比赛中，哈利的扫帚要把哈利摔下来。这时，借由赫敏的视线，读者发现了斯内普。斯内普眼睛紧盯着哈利，嘴里不出声地念念有词。赫敏认为是斯内普在施咒害哈利并点着了斯内普的长袍，阻止了他继续念咒语因而救了哈利。斯内普的举止成为混乱背景中的焦点，而奇洛，仅仅在对赫敏的描写中一带而过，根本就没有引起读者注意。虽然事实是奇洛施咒要害哈利，斯内普念咒语保护哈利，但是对奇洛的描写使用了最少的文字，使其基本隐藏在背景中完全被读者注意力忽略。

同样，在小说第二部中，密室的继承人成为最大的悬疑，为什么大家都把视线集中在哈利马尔福等人身上，却对真正被操控的金妮没有关注呢?首先在第一第二部小说中都有大量的篇幅是描写马尔福或是海格的，对金妮的描写，从量上来讲远远少于他们。描写篇幅的充裕使马尔福或是海格具有更为完整的个性发展，马尔福狡猾、傲慢、野心勃勃，整个家庭都和邪恶势力有关；海格近乎疯狂地热衷于神奇生物，就连可怕的巨怪在他眼中也不过是可爱的小宝贝，曾因密室事件被开除。与金妮相比，在密室再次被打开的背景中他们更易突显而出成为图形，成为读者注意力焦点。金妮因对其描写文字不多，个性发展不完整、不鲜明，在读者认知中她仅仅是罗恩的妹妹、崇拜哈利的小女孩，不足以吸引读者注意力。甚至当某次金妮表现出明显的不安，想向哈利等说出实情时，她的哥哥珀西被安排出场。珀西和他的隐私迅速代替金妮成为引起注意者，在关键时刻转移了读者注意力，金妮和隐藏在她身后的真相也就一直无法得到读者的关注。

在第三部小说中，大家都把视线集中在杀害哈利父母并越狱出逃的小天狼星身上，而对真正的凶手一无所知。确实发现真正凶手非常困难，但是作者并非对该人物没有交代。实际上他是哈利父亲的朋友彼得，变形为一只老鼠成了罗恩的宠物斑斑。斑斑在第一部中就已经出场，但是作为一只宠物他得到的关注有限。在第三部小说中斑斑一直受到赫敏的猫克鲁克山的攻击，表现的非常反常。老鼠怕猫是一种常识，具有典型性，这时读者的注意力也会自动选择忽略斑斑的反常，而真相也就随他一起隐于背景中。

第四部小说中读者想要发现真相似乎就更困难了。哈利的老师穆迪其实是个冒牌货，但是作者提供的关于这冒牌货的真实身份信息极少，几乎完全被读者忽略。与此同时，对于魔法界的种种异常，作者同时给出多个平行引起注意者来分散读者注意力，比如克劳奇、巴格曼。他们的的言行举止都有古怪之处，克劳奇过于一板一眼，巴格曼有赌博的恶习，他们在三强争霸赛中的异常表现成功的吸引了读者注意力突显为图形。而假穆迪顶着“穆迪”的头衔，作为一个杰出的傲罗是很难被认为与伏地魔有关联的。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作者对于希望能引起读者注意的人物或事件，会使用大量篇幅进行描述，使人物个性鲜明，事件发展清晰明了；当作者希望某个角色或事件成为读者认知世界中的图形，会有意识的安排其成为众多引起注意者中最重要的一个，完全吸引读者注意力，但他们往往不是解开迷局的关键，相反很可能是最大的认知干扰。当作者希望读者忽略某个特殊角色、事件时，会使用多个平行的引起注意者来转移读者注意力，或者对该人该事件采用最少的语言一带而过，有时则通过描写手法使其具有典型性从而易被读者认知忽略，融入背景，掩藏了其附带的重要信息。

三、结语

本文应用认知文体学中的重要理论图形与背景对《哈利·波特》小说的内容进行分析，并以前四本为例，从认知角度来解释了小说如何实现情节突转并使读者感到惊奇。正是这些巧妙的反映作者智慧的叙事安排使读者不断地调整他们认知世界中的图形与背景，改变注意力，并由注意力的变换而重新确定图形与背景，最终实现了认知世界的逆转。

“社会美”产生的理论背景 篇7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看出, 在西方美学界历来是以注重美学中的艺术性, 即以艺术美为传统的。直到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美学家, 开始关注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关系总和时, “社会美”的萌芽才算正式产生。

与西方截然不同, 在中国美学界, 社会美一般都是作为与自然美、形式美并列的一个独立的范畴被提出。有学者指出:“社会美这个术语, 在美学史上过去是没有见到的, 因为过去的哲学家, 对于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 包括某些社会事物, 都称为自然。或者他们不认为在自然之外还有什么客观的社会事物。因而他们认为一切客观事物的美都是自然美, 不认为自然美之外还有什么社会美。” (5) 。国内美学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首先与我国长期受到儒家思想浸染不无关系。《论语·里仁篇》较早阐释了儒家伦理道德中的美学意蕴:“里仁为美。择处不仁, 焉得知?” (6) 邢昺疏曰:“仁者, 善行之大也。”《孟子·梁惠王》进而将这种隐含有人伦之美的社会关系, 扩大为一种具有更具普遍意义的“王天下”之道:

“五亩之宅, 树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 无失其时,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 勿夺其时, 八口之家, 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义, 颁白者不负戴于道矣。七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饥不寒, 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7)

最终在汉代成书的《礼记·礼运》更提出了“大同”社会的构想。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少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 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归。祸恶疾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 (8)

当然, 在道家思想中亦不缺乏这种性质的思想。《老子》就记述了, 与“大道”、“小康”在理论结构上相类似的, 可称为“小国寡民”的社会构想。可见,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 社会伦常在不同流派中都占有相对重要的位置, 而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家庭和睦、长幼有序、风气纯美, 乃至更大范围的社会和谐, 恰巧成为了社会美滋养的土壤, 并最终成为其内涵的重要构成成分。其次,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传统, 我国美学界对“美学”学科认识即建立在注重世界客观物质属性的传统之上。特别是五十年代“美是什么”的大讨论之后, 以吕萤、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美学”日趋衰微, 以蔡仪为代表的“机械唯物论”和朱光潜的“主客观唯物论美学”的光环逐渐被李泽厚的“实践论美学”所掩盖。李泽厚强调美的本质客观性和社会性的同一, 这里的“社会性”也就是突出了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 体现出了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一系列过程。后来的学者, 以朱立元先生为代表, 进一步开创出了“实践存在论美学”。这样, “实践论美学”在中国美学界形成了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 更是对美学学科理论体系完善的巨大贡献。再次, 这种现象与我国基本国情相关, 即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知识作为话语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亟待其现代化转型。利奥塔说:“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知识的传统性质已经被改变” (9) , 以至于知识或将成为各国对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掠夺后, 又一关注的新领域。其根本原因在于伊格尔顿所说的, 假借隐藏在文本背后“形式的意识形态”, 某些观念性的东西可以从一种文化婉转地植入另一种文化当中。面对西方话语对美学学科的垄断, 中国学人为了打破这种一元化的话语模式, 将中国的声音融入世界美学学科话语体系之中, 进而提出了“社会美”这个西方美学界绝少触及的美学范畴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了。

综合以上论述,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思想史历来注重对以人为核心的伦常关系进行探讨, 因而在当今社会复杂环境的刺激下, “社会美”的提出就更具现实意义了。

参考文献

①黑格尔.美学 (第一卷) [M].朱光潜.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4.

②黑格尔.美学 (第一卷) [M].朱光潜.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195.

③黑格尔.美学 (第一卷) [M].朱光潜.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6.

④蒋孔阳、朱立元.西方美学通史 (第五卷)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358.

⑤蔡仪.新美学 (第1卷)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286.

⑥何晏注, 邢昺疏, 朱汉民整理.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51.

⑦赵岐注, 孙奭疏, 廖名春、刘佑平整理.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2.

⑧郑玄注, 孔颖达正义, 吕友仁整理.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874-875.

新闻采访背景下角色理论实际应用 篇8

新闻采访中的角色冲突

一个人在如果在某项活动中扮演了不同角色,这些角色之间和角色内容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冲突和对立,进而妨碍角色扮演的顺利进行。比如发生在我国的某个案例,某都市报上刊登了一组非常醒目的照片,直击了某地点一群扒手作案的过程,躲在暗处的记者将扒手在光天化日之下行窃成功后扬长而去的行为记录了下来,更夸张的是,第二天某些网站上竟然刊发了小偷拿着报纸对着照片做自我欣赏的图片,新闻网上未署名的记者抓拍了之前刊登报纸上曝光的小偷对着照片自我欣赏的镜头,并再次目睹小偷扬长而去,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们承认该记者具有很强的业务能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人,他没有成功扮演好他的角色。上面所述的就是角色之间的冲突,作为一名记者,应时刻有清醒的头脑、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客观的立场,随时演好自己的角色。采访对象由于交织着不同利益,会存在作为一个常人或一定的社会身份与作为一名被采访者之间的角色冲突,比如有的采访对象承担着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在忙碌之余还被添加一个被采访对象的角色,必然会引起角色冲突。同一角色内也存在冲突,比如,同为企业领导者,经营好的企业希望多被报道,而存在问题的领导则大多数害怕曝光,有的被采访对象希望记者能将自己的呼声反映出来,但同时又害怕暴露后受到非议或伤害而不希望让记者公开自己的身份,或是对某些内容有一定保留。为此,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学会利用和消除角色冲突,以顺利完成采访活动。

解决新闻采访中角色冲突的有效手段

1.新闻工作者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首先,新闻工作者要具备良好的角色知觉,正确理解社会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期待,在新闻采访活动中, 记者要学会自我反省,学会从与被采访对象的信息交流中认识到自己在对方眼中是一个怎样的人,自觉进行心理上、话语上和行为上的调节,以达到最佳合作状态。其次,新闻工作者要具备自信,不管是在内心,还是在外表,都要进行精心的设计和安排,以获得对方好感,学会灵活应对采访中面临的困境。再次,要具有坚持到底、锲而不舍的精神,比如很多企业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不肯正面宣传企业内部的经济情报,或者有其他的考虑,不方便向记者透漏一些问题,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记者采访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向社会传递真实有效的信息,记者需要通过不懈努力去达到被采访对象的角色期望,去理解和支持被采访对象,顺利实现采访目标。再次,一名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能够调动被采访对象的积极心理,但同时自身又面临着各种心理压力,比如有人支持,就有人反对和抵制,记者应具有承受压力的能力,这样才能化解重重矛盾,突破屏障。

2.新闻工作者要学会与被采访对象 进行角色互动

新闻工作者与被采访对象之间的角色互换对于认知、体验另一种角色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他们自觉履行自身角色的职能。角色互动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新闻工作者充当被采访对象,站在被采访对象的位置和角度感受那些与采访有关的事件或活动;隐瞒自己的身份进行采访,这个时候被采访对象会消除戒心,对于记者深入事件背后、获取第一手新闻材料具有重要作用,而记者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必须谨慎言行,避免被牵着鼻子走,确保报道的公正和客观,这种方式一般用于批评性和揭露性的新闻报道中;实地跟随采访,此时记者的身份是透明的,在采访过程中会与被采访对象进行深入的交往,了解他们的工作或生活,进而获得新闻材料。

结语

在新闻采访背景下,采访活动是一个信息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新闻工作者需要增进对角色多元化的理性认识,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妥善处理好工作与社会责任、社会环境控制之间的关系,恪守职业本分,寻找平衡支点,正确认识自己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深入了解被采访对象对自己的期望,通过最为恰当的方式获取新闻素材,顺利完成采访活动。

英语被动句的图形—背景理论分析 篇9

图形—背景理论是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理论，一个世纪前，由丹麦心理学家鲁宾(Rubin)始创并引入心理学，后来被融入完形心理感知组织的理论中。图形，指某一认知概念或感知中突显的部分，即注意的焦点部分;背景即为突出图形而衬托的部分。我们观察周围环境中某物体时，通常把这个物体作为知觉上突显出来的图形，而把它的环境作为背景，这就是突显原则。突显观认为，语言结构中信息的选择与安排是由信息的突出程度决定的，这与英语的线性结构紧密相关。选择不同的部分作为图形，就会产生不同的句法结构。尽管这些不同的句法结构在语义上差别不大，但不同的主语表明了发话者选择的视角和强调部分不同，比如说The bees swarmed in the field和The field swarmed with bees.认知语法因此认为图形—背景区分的认知原则可以系统地解释句法的多样化。

2. 从图形—背景理论看被动句

2.1 关于被动句

英语被动句是一种最常见，最基本的句式，是以被动形式的动词词组作谓语动词的句子或分句。在通顺的英语中，本来就可以自然而然的使用被动语态;但是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说话者认为所发生的事件对他来说，比由什么人或什么东西造成该事件更为重要时，就会有意识的选择被动句，将话语的重点放在受事上：My car has been scratched.熊学亮(2001)认为，能由主动变成的被动句式是：主语+分词(+介词+分词短语)。例如：

(主语)(谓语)(宾语)(主语)(谓语)(补语)

2.2 被动句的研究

被动句作为一种有标记的常用句型，其传统研究主要包括：

(1)英语被动句的表现形式，其中包括有形式标志的被动句和表达被动含义的主动形式。

(2)通过英汉被动含义的对比分析，找出其中的异同点。

近年来，学者们已经开始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来研究被动句，如熊学亮和王志军等。今天我们主要从与原主动句对比的角度，看看被动句的图形—背景分析。在语言研究中，图形—背景是一种认知结构或认知模型，图形是要描述的对象，认知上较为突显;背景是其环境，认知上不太突显。就句法结构而言，在一个简单的svo或svc句式中，主语是图形在语言中的现实化，宾语或补语(统称补语)是背景在语言中的显示化，谓词是用来表示二者之间关系的中间环节，如：

图形———中间环节———背景

主语+谓词+补语

从语言结构上来看，被动句中前置的是原背景，后置的是原图形。如果我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就会选择不同的主语，有不同的顺序和句型。虽然深层结构上一致，但是反映不同的认知过程。例如：

上例中a句中的图形the rain变为b句中的背景，a句中的背景被移至句首，被突显为图形;很显然a句中正在谈论的话题是the rain，而b句中则是the flowers。不同的主语，体现不同的话语出发点，是说话者想突出的部分;它后面围绕主题展开的部分是对主语的陈述。

总之，图形—背景作为一种认知模型，能有效的解释被动句的形成原因及其功能，被动句实质上就是这种模型在语言中的现实化。与原主动句相比，它是这样一种机制：通过原图形和背景的对换，使无标记句式变成有标记句式，这就把过程化的事件表达成状态化的事件，突显了受事者，表达受事者受外力影响而形成的状态，从而引起听者特别的注意。由主动句变为被动句后，用图形—背景理论表达的结构图为：

图形2(背景1)———中间环节———背景2(图形1)

主语2(补语1)+谓语+补语2(主语1)

很明显，选择不同的句型，会突显不同的图形，反映不同的认知过程。那么，说话者具体会采用主动还是被动句式，是由他在表达中想要突显的图形决定的。

2.3 被动句的认知理据

现代语言学为了分析句子结构的功能，用“格”或“角色”概念对句子的功能进行分类：施事，受事，工具，经历者等，并且这些角色都可以做主语。为什么同一个情景可以用不同的句子形式来表达，为什么可以用主动句表达的情况下要用被动句呢，我们试从人对世界的经验和认知来说明。

人与世界互动的基本方式是物理接触，Langacker (1987) 用能量传递来解释，他用行为链来表示能量的一次或多次传递。在一个行为链中，“an objectorganism”是能源的源头，从这里能源被传递到第二个“entity”, 直到行为链的最后。在一个有施事和受事的简单句中，这种对应关系最明显，施事是能源的源头，是情景中最突出的成分，因此被赋予句法图形的位置;受事对应于行为链的末梢，成为句法背景。一般情况下，对主语的选择决定了对同一行为链不同部分的突显，即对句法图形(syntactic figure)的选择。就被动句来说，它的能量传递和主动句对比可以图示为：

由于a句中的施事John是能源的起点，处于突显地位，是情景中的图形;受事the window则是句法背景。但是反过来，如果观察者的注意力转移到了the window上，或者说话者只是着重于表明窗户的状态，而不在于追究行为的执行者，这样就会选择把the window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做主语，这时受事就成了句法图形。但是同时，这个成分仍然是行为链的末端，即能源被消耗的地方，叫做原型的受事。这意味着背景是没有提及的，是不太重要的。

因此，选择不同的成分做主语，也就是用主动还是被动句，这并不是由客观行为决定的;说话者有权选择概念化的突显对象(Cornelis1996)，它是说话者的视角和强调的部分不同，即认知方式不同决定的。

3. 小结

在当今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句法—语义界面的认知研究是揭示普遍语法原则和人类语言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一个语言结构的形成，并非完全是任意的，而是与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认知密切相关。作为一种常用句型，被动句通过主语和补语位置的改变而使原来的图形和背景交换，成为有标记句式，从而引起听者的进一步关注，这样完全是说话者不同的认知方式决定的。通过运用图形—背景理论对被动句的分析，我们可以说任何语言形式，在本质上都遵循了人类的认知规律，是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的反映。

摘要：被动句的传统研究主要是从修辞、句法、语用, 和语篇的角度进行的。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图形—背景理论出发, 研究了英语被动句, 并认为它是这样一种机制:说话者将“主语1 (图形1) ——谓词——宾语1 (背景1) ”转化为有标记句式“宾语1 (图形2) ——谓语——主语1 (背景2) ”, 这一变化可引起听者对有标记句式的注意, 并且这一过程也说明句型的选择是由说话者的认知方式和过程决定的。

“网络-背景”理论 篇10

语境 (context) 即言语环境, 包括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所涉及到的与语言本身相关的内部因素和与交流时间、地点、对象等发生互动的一切非语言的外部因素。不同语境预设了言语交际的不同类型和方式, 制约着语言片段的形式组合及语体风格。言语互动要求话题各方在其自足语言系统之外结合外部环境, 将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内容融入并反映到其语言表达中。

二、传统语境理论的背景与发展

现代语言学之父, 结构主义的鼻祖, 瑞士语言学家Saussure将复杂的语言现象分为了语言 (langue) 、言语 (parole) 和言语行为 (language) 三个层面:语言存在于个人意志之外, 为社会各成员所共有, 是言语行为的社会部分;言语是个人对语言系统的运用, 是言语行为的个人部分;语言和言语互为前提, 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 也是言语的产物。

据文献记载的普遍观点认为, 真正对语境的研究最早开始于人类学家B.Malinowski。1923年, Malinowski在其《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一书中提到, 在试图翻译Trobriand群岛上以当地土著原始语言流传的一些巫术、民俗、故事等资料时, 无法找到完全对等的英语表达, 因为原始语言所记录的社会秩序和特定风俗等很难在脱离当时当地的讲述情境中用另一种语言再次进行复述。于是, 在这一研究背景下, Malinowski提出了“情境语境” (Context of Situation) 的概念[1] (p 17) 。随后在1935年, Malinowski又提出了“文化语境” (Context of Culture) , 即话语产生的整个文化背景。

到上世纪50年代, 针对Malinowski上述两类语境概念中只考虑了非语言因素的缺陷, 英国语言学家J.R.Firth补充了语言因素对话语的影响。他认为语境有两类:一类存在于语言内部的上下文, 即一个结构中各成分之间的组合关系 (syntagmatic relations) 以及一个系统中项目或单位之间的聚合关系 (paradigmatic relations) ;另一类则来自语言外部, 由非语言因素构成[2] (p 6) 。对于非语言因素的解释, Firth的定义所指也比Malinowski的语境概念范围宽泛许多, 更加全面地涵盖了个体和社会因素。

以另一位英国语言学家Halliday为主要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则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Malinowski和Firth二人的语境理论。Halliday从语言本身和语义的性质角度阐述了语境的重要性, 并引入了“语域” (register) 这一术语作为语言使用场合的总称。他发现并指出人们在进行口头表达和书面交际时, 语言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这些情境影响因素就是语域的三个社会变量, 可归为三类——语场 (field) 、语旨 (tenor) 和语式 (mode) 。为了更具体地解释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影响, Halliday将上述三类情境重新概括为:话语范围 (field of discourse) 、话语基调 (tenor of discourse) 和话语方式 (mode of discourse) [3] (p 274) 。根据Halliday的观点, 语义是语言和语境的交叉, 并不是单纯语法句子的总和。同时, Halliday还提出了意义潜势 (meaning potential) 和语言行为 (linguistic behavior) 的区分, 即说话者可能选择的言语表达和实际选择的言语表达不一定是一致;语言系统本身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语义网络, 而语义就是话语参与者在某一特定语境下对语言系统做出的有目的的选择, 并非由语境事先决定的。“语言符号系统本身与语境因素之间的制约关系是双向的, 而不是单向的, 其原因是讲话者已经选用的语义系统会帮助交际双方判断和预测他们所处的语境。”[3] (p 284)

三、“语境预设”口语教学活动

语境在言语交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同时影响着交际双方的理解与表达, 交际内容和方式随着语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交际互动双方的身份、社会地位、职业, 交际发生的场所、时间, 以及会话发展过程中参与者的语气、神态等均会影响最终的言语产出。因此, 语境对于交际的重要性不明而喻, 特别是在帮助和考查语言学习者的口头语言产出能力时, 语境往往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不论是在听说教学中的口语练习环节, 还是在专门的口语课堂, 不少教师在安排学生时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教师给出某个话题, 让学生自由发挥;二是教师更加关注学生对于某类短语或者句型的掌握, 要求学生用给定的语言要点进行表述。然而现实情况是由于学习者群体中的个体语言水平高低参差不齐, 前者教学活动对于语言水平较低的学生挑战性太大, 他们往往不知道从何说起, 或者根本无话可说;而后者教学活动则对于语言水平较高的学生来说枯燥无聊, 再说完一两句之后就丧失了兴趣, 百无聊赖地期待下一个活动。

按照传统语境理论的观点, 语境是交际的核心, 脱离语境的任何言语都是毫无意义的。口语课堂活动的目的是培养学习者的口头表达能力和实际交际能力, 从我国目前的英语课程的设置安排来看, 英语教学应当尽量全面顾及到整个班级学生的平均水平。在此, 笔者引入了“语境预设” (contextual presupposition) 的概念。

所谓“语境预设”, 即在口语活动开展之前, 教师介绍活动的主题, 除此之外, 还需要设定相应的交际背景, 包括:时间、地点、参与人物身份及相互关系等语境信息。这些信息可以根据具体的活动要求, 由教师规定, 或者由学生在对话交流之初自主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语境预设”一方面可以解决话题宽泛不易开展的弊端, 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拟操练的短语和句型提供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语用解释。

语境可以由教师直接指定或者引导学生根据话题可能发生的背景自行假定, 信息内容在课堂实际操作中是否需要增减可视具体的话题和训练的意图而变更。“语境预设”模式下的口语活动通过各变量的共同约束, 尽量解决学生在话题编排中可能出现的“失语”和“扯偏”现象。英语口语教学不仅仅是以完成任务为目的单纯的口语输出过程, 这个过程还应当“让学生了解这门语言所代表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文化禁忌、价值观、人生观以及生活细节等”[4] (p 100) , 而这些细节是否被掌握, 都可以反映在他们在活动过程中根据预设的语境相应做出的措辞选择。对他们来说,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参照中文母语相同语境下的情况进行英语语言输出, 这样做的结果有两个:要么表述得体, 要么语用失误;无论哪一种情形, 都可以对语言学习者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能力起到直观的积极促进作用。

四、结语

语言的使用离不开语境范畴, 传统语境理论认为, 语境决定了所有语言活动参与者的语言选择, 脱离语境单纯研究或者教授语言都是毫无意义的行为。口语教学注重培养学习者的言语输出能力, 而这一能力本身就包括了学习者以语境为出发点的语用能力。在口语教学中对话题进行必要的“语境预设”不仅可以辅助课堂活动的顺利开展, 更能以直接有效的方式促进语言学习者以语境为核心的言语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1]Malinowski, “The Problems of Meanings in Primitive Language”, in The Meaning of Meaning, C.K.Ogden and A.Richards (eds.) .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Inc., 1923.

[2]戚雨村.弗斯和伦敦语言学派——纪念弗斯诞辰一百周年[J].外国语, 1990 (5) :1-8.

[3]胡壮麟, 朱永生.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ESP理论背景下的中职英语教学 篇11

关键词：ESP理论 中职英语 有效教学

随着社会全球化的发展，信息交流的范围日益扩大，英语在人们生活和工作中的应用机会也越来越多，英语阅读和交际的技能对以就业为主要目的的中职生来说不可或缺。想要提高中职生的职业素质和就业率，就必须提高中职生的英语技能；而要提高中职生的英语技能，前提是实现中职英语的有效教学。

一、中职学校英语教学现状

近年来，各地中职学校雨后春笋般出现，但生源素质却不断下降，学生知识基础偏低，尤其是在英语方面更为突出。

（一）轻视文化素质的培养

从每年的招生情况来看，中职生选择就读职业学校的主要目的就是学一技之长，掌握一门谋生的技能。再加上受中职招生宣传及专业课教师的影响，学生普遍认为英语课不重要，因此对英语学习也没多大的兴趣。在他们看来，学英语是为了考大学，上职校只是来学专业技术的。事实上，文化教育对于中职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英语更是一门核心课程，尤其是服务类专业（如酒店服务专业）的学生，还有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因此，教师需要让学生明白，成为一名新时代的中职生不但要有过硬的专业技术，还应具备良好的文化素质。

（二）学生对英语学习自信不足

大多数中职生在初中时英语水平偏低，不少学生甚至未能完成初中学业，辍学一段时间后因为某种原因来到中职学校。进入中职学校，在一些学生看来是“低人一等”，他们对学习早已丧失了自信，学习兴趣更无从说起。英语成绩不好，导致一部分学生在毕业招聘面试中连简单的英语面试都过不了关。中职英语教学必须做出改革，针对学生不重视英语及基础薄弱的现状调整对策，以实现中职英语有效教学，适应当前社会发展及中职生的职业发展。

（三）教学模式及方法过于单一

目前，中职学校的英语课程过于强调语法结构、单词的使用方法等纯理论知识的学习，与日常生活、就业实践尤其是和今后的岗位联系不大，教学方法仍以“一言堂”为主。这对本来基础就差、学习兴趣不浓的学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受硬件设施、地域的限制，教师能够运用的教学方法有限，虽然认真备课，一堂课下来也累得不轻，教学效果却不能令人满意，学生所掌握的英语知识、技能也是不尽如人意。

所幸的是，教育工作者已经意识到职业学校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重视起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将英语学习与职业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目的。笔者所在学校的英语教研组着重展开了《以ESP为理论依据，创建中职特色英语课程研究》的课题研究。

二、ESP理论应用于中职学校英语教学中的必要性

第一，ESP是指“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简称ESP），它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不仅探讨语言的表层形式，更关注语言的思维过程，聚焦于如何高效地将行业语言和语言学习结合起来。ESP理论的含义决定了ESP教学必须以“学生为中心”，而研究“以学习为中心”则必须考虑学习者的认知因素。因此，针对中职学校存在的英语教学问题，将ESP理论应用于中职英语教学十分具有可行性。

第二，中职英语教学以培养学生的职业英语应用能力为主要目标。中职学校要让学生从入校开始就有明确的就业方向，让学生意识到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会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一些简单的英语来解决业务中遇到的问题，从而在校期间就朝着这个就业方向学习相关的英语知识及技能。ESP指向实用功能性英语，如旅游英语、商务英语、乘务英语、酒店服务英语等，其目标是培养能够在特定的职业范围内使用英语的专门人才。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以ESP为理论依据，明确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才能实现中职英语的有效教学。

第三，不同的专业对英语职业技能的要求不同，普通中专生需要通过两年的在校学习后，再步入基层第一线进行实习或就业。作为一线技术型人才的后备力量，其培养目标不是过分地要求掌握深度理论，而是要突出实用功能。只有留心每个专业的特点，了解学生对英语技能的需要，才能增强英语教学的专门性和针对性，这也是ESP理论所具备的特点。

三、ESP理论依据下的中职英语教学

以ESP理论为依据，确立的中职英语教学目标，是将学习者看成模拟情景中的语言使用者，让学生直观认识到英语学习不单单是文化的积累，更是为今后所从事的专业岗位服务做准备。以ESP为理论依据的中职英语教学，要让学生的英语学习与专业技能学习相融合，充分开阔学生的专业视野，实现英语学与用的“零距离”接轨，使学生在完成专业相关任务的过程中尝试使用英语“工具”不断体验成功，进而增强学习的自信心。

（一）重视基础英语与专业英语的教学衔接

中职英语教学应以“够用”“实用”为标准，注意以市场为导向，以社会需求为出发点。当今社会为中职毕业生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但服务行业、窗口行业的岗位也需要就业者具有一定的口语交际能力和书面交际能力。因此，中职英语教学要从现实人才需要的培养目标出发，把学生专业与英语教学结合起来，及时了解社会发展需求，根据专业特点及社会需要的变化，及时调整教学方法。要根据不同工种和岗位的需要，使基础英语教学辅助专业英语教学。基础英语教学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技能，而专业英语教学主要培养学生针对某个专业或职业的英语实际运用能力，二者相辅相成，融会贯通。

（二）根据专业选择教材

职业学校讲究的是专业对口，英语教学也应该选择“对的”教材。所谓“对的”教材，就是从学生的实际英语水平出发，以培养合格的中职技术型人才为目的的教材。目前有些中职学校的教材看似面面俱到，实际上却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有的增强了书本的理论深度，让学生学习英语的难度加大。不同职校应该根据自身开设专业的不同特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选择适合本校学生的、与专业对口的教材。笔者所在的学校一直缺乏专业对口的教材，因此学校全体英语教师集体动员，以ESP理论为指导，结合本校学生特点及企业所需，自主编写一本适合酒店管理专业学生使用的教材。

（三）创新口语教学方法

笔者所在学校曾做过酒店专业实习单位的调查问卷。酒店普遍反映毕业生的英语口语水平差，学生中能与客人英语对话的寥寥无几，因此升职的机会也比较少。对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来说，缺少英语学习语言环境是一大硬伤，听说普遍是学习的弱项。中职英语教学中存在观念滞后、教学方式单一等问题，教学改革迫在眉睫。英语教师要扩大视野，紧跟时代步伐，时刻更新理念，加大对学生听说技能和交际能力的训练，培养学生实用口语的交际能力，使英语教学体现出任务型、实践型、应用型的特点，让学生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综合运用课堂所学知识。

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剩余价值理论 篇12

一、传统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

剩余价值理论是一个严密而又完整的科学理论, 它建立在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并通过了长期的考察和研究。

(一) 剩余价值理论的三个发展阶段

剩余价值理论从形成到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 按照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 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三大阶段:

1. 萌芽阶段 (19世纪40年代)

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研究, 是从考察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开始的。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第一次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出发, 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他不仅考察了在私有制下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关系, 而且提出了劳动异化学说。手稿虽然在当时没有公开发表, 并且其中的很多理论还不成熟, 但实际上已经孕育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 马克思首次提出雇佣劳动的概念, 并在谈到物品的价值时, 对价值有了新的见解, 接近于肯定劳动价值理论, 这为以后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 马克思完全肯定了劳动价值论, 指出劳动决定价值只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规律, 并且强调了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家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基础上的。此时, 马克思还没有把劳动和劳动力区别开来, 但已经认识到劳动商品只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历史范畴, 是不同于其他普通商品的一种特殊商品。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 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提供了初步基础。

《雇佣劳动与资本》进一步分析论述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立关系, 认识到资本的实质就在于资本是剥削雇佣劳动的手段。马克思将劳动和劳动力的概念区分开来, 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源泉, 并将剩余价值问题第一次公布于世。

2. 基本形成阶段 (19世纪50-60年代)

在《1857-1858年末经济手稿》中, 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些基本原理: (1) 第一次提出了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的思想, 对商品二重性、简单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等作了深刻的分析。 (2) 第一次对劳动和劳动力作了明确区分, 提出劳动不是商品, 只有劳动力才是商品, 劳动是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 它是价值的源泉, 但本身并没有价值。 (3) 第一次区分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区分了剩余价值一般和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 初步论述了平均利润率的形成问题。马克思首次使用剩余价值这一术语, 并阐明了其科学含义。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总是超过等价物的价值。”剩余价值学说初步形成。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剩余价值理论, 在阐述剩余价值一般的同时研究了剩余价值的各种转化形式和剩余价值规律;同时阐明了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含义和区别:剩余价值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超过有酬劳动的金额, 它仅是从可变资本来考察, 而利润则是从整个预付资本来考察。

3. 全面确立阶段 (19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

剩余价值理论第一次公开发表是在1865年6月《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中, 而其最终完成的标志是《资本论》的发表。马克思在吸收古典学派关于剩余价值的合理成分的同时, 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 进一步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本质和运动规律。并且最先把剩余价值从它的具体形态中抽象出来, 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揭露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 阐明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 全面论述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 创立了严密完整的剩余价值学说。

(二) 对传统剩余价值的理解

1. 对剩余价值相应概念的理解

一般情况下, 我们把剩余价值表述为由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对剩余价值的理解, 我们一般从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个方面入手。绝对剩余价值就是依靠绝对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价值。假如工人的工作日为8个小时, 必要劳动时间为5个小时, 剩余劳动时间为3个小时。如果工人工作日延长到9个小时, 必要劳动时间不变, 那么剩余劳动时间为4个小时, 延长的这1小时的时间所生产的价值就可以称为绝对剩余价值。而相对剩余价值是指由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 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生产的剩余价值。

2. 剩余价值的特点分析

(1) 历史继承性和创新性。剩余价值不是凭空出世, 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在马克思之前, 重农学派和古典学派就做过大量研究, 马克思在吸收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保留其合理成分, 并通过自己的不懈探索, 第一次正确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 并将剩余价值从它的具体形态中抽象出来, 创立了结构严谨的剩余价值理论。

(2) 历史阶段性。剩余价值理论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运动规律。剩余价值不是本来就有的, 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剩余价值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基础和其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

在马克思看来, 剩余价值的产生必须具备一定的自然基础, 而这个基础就是剩余劳动, 其物质形式就是剩余产品。所以, 只有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 劳动生产率发展到能产生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时, 人类社会才具备产生剩余价值的自然历史前提。虽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剩余价值的产生提供了自然前提, 但它只是一种可能性, 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就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3) 阶级性。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其目的就是为了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 剩余价值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二、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剩余价值理论

二战后,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高新技术被广泛应用到生产中, 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无人车间”、“无人工厂”的出现, 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甚至很多人都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当代社会已经过时了, 其实不然。在马克思看来, 人的活劳动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 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 资本家开始大量采用自动化设备, 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 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需要越来越少, 甚至出现了“无人工厂”, 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很多人都认为剩余价值理论跟不上时代步伐过时了, 然而这一现象并没有否定剩余价值理论。

在科技不断发展, 生产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 资本家获得的巨额剩余价值仍是由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 生产自动化没有改变剩余价值的源泉。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 剩余价值的源泉是多元化的, 不能只看到体力劳动而忽视了脑力劳动。在生产自动化条件下, 价值和剩余价值不仅仅是直接操纵机器的工人创造的, 而且还包括研制自动化装置和经营管理的人员, 他们设计装置的过程从本质上讲也是活劳动的体现。并随着自动化设备的不断改进, 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 资本家获得了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所以, 剩余价值规律仍然是贯穿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灭亡的基本经济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 为了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目前的现状来说,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 但剥削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中的私营企业, 他们除了获得高额的薪金收入外, 还包含了更多的利润 (剩余价值) , 这种剩余价值既包含着对他人剩余劳动的占有, 也包含一定程度的剥削。

从总体上说,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并没有过时, 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价值。但也应看到,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一定时代的产物, 随着时代的发展必然会出现一系列的缺陷, 这需要我们结合社会发展的状况及时地发展和完善。

摘要：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期, 是指引社会进步的重要理论依据, 同时也是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传统的剩余价值理论面临新的挑战。

关键词：剩余价值,科技革命

参考文献

[1]李楠.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与当代社会[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3 (2) .

[2]陈孟熙.经济学说史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