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网络理论

政策网络理论（精选12篇）

政策网络理论 篇1

2012年8月30日, 国务院向教育部、发改委等多个部门联合转发《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 对备受关注的异地高考政策做出明确规定, 并要求各地实施细则与方案原则上应于年底前出台[1] 。由于异地高考政策影响的广度与深度远远超出教育的范畴, 因此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当前学界对异地高考政策内容及效果分析评价较多, 但较少关注形成异地高考相关政策的内在机制, 尤其对异地高考政策领域内各类政策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关注不够。实际上, 异地高考作为一个涉及利益复杂、冲突性较强、参与角色多元的政策议题, 其政策形成与落实受到多个行动主体的影响, 正是这种众多政策主体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影响、塑造着异地高考政策。因此, 本文主张, 要深入探讨异地高考问题, 分析异地高考政策执行特征和发展前景, 必须理解和把握当前异地高考政策领域中各政策主体间形成的政策网络特征, 以及彼此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动态过程对政策的影响。

一、分析工具: 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政策网络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未, 是将网络理论引入公共政策研究的一种新型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 主要研究公共政策过程中相互依赖的行动者所结成的关系模式对政策形成及发展的影响。不同于以往将国家与社会截然两分的研究思路, 政策网络从实际出发, 考察国家与社会两种力量的发展变化, 揭示在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背景下, 国家与社会“碎片化”、“异质性”特征, 以及国家与社会主体边界日趋模糊的现实情况。在批判和借鉴传统二元分析模式基础上, 政策网络理论将研究对象扩大至跨越政府内部层次与部门, 囊括各类社会主体的跨组织的关系网络, 并将政策执行过程视为各主体互动以及网络自身结构动态变化的过程。

政策网络理论认为, 在政府之外还存在广泛的政策主体和关系形态, 它们对政策形成与落实至关重要, 政策网络即是对这些参与主体及其行为的一种动态分析框架。该理论的集大成者罗茨 (R.A.W.Rhodes) 将“政策网络”定义为“国家与社会行动者在政策过程互动中基于资源依赖而结成的组织集群”[2] 。综观政策网络理论的各类研究成果, 其核心内容可概述为以下几点: (1) 围绕某一政策议题, 聚集着多元社会行动主体, 包括政府部门、私人部门以及第三部门等众多行动者; (2) 社会行动主体之间存在相互依赖性, 这种依赖包括资源的依赖、利益诉求与表达以及政策合法化的需要[3] , 各主体之间资源的差异与互补是网络关系形成的前提; (3) 拥有不同资源、诉求及价值规范的各行动主体以利益为基础, 通过合作、联盟、竞争或对抗等形式进行互动, 交换信息、资源, 协调目标、策略和价值, 从而实现各自目标与利益诉求; (4) 政策执行内嵌于行动主体之间所构成的结构网络之中, 政策执行过程也是各行动主体探知彼此立场与政策底线, 进行妥协交换, 追求自身利益的互动过程; (5) 政策网络与政策后果具有因果关系。这一点是该理论的“硬核”和主要价值[4] 。行动者在政策网络中的地位、关系强弱以及网络开放程度都会影响政策后果。具体政策后果取决于特定行动主体在网络中的结构关系与各主体之间的谈判、妥协与博弈。

“异地高考”作为跨部委、跨部门、跨区域、多层次的综合性政策议题, 涉及范围广, 包含利益群体众多, 政策调适量大。在这一政策执行过程中, 各级政府部门、流动人群、城市市民、专家学者、大众媒体等一系列行动主体, 为追求各自利益和目标, 构成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这些政策网络主体之间在网络内占据不同的地位与资源, 构成复杂的利益关系结构, 从而影响着异地高考政策执行特征以及最终落实结果。借助政策网络理论, 可以透过利益相关方的互动与结构关系来理解异地高考政策执行, 并对政策结果及后续跟进策略加以预测与分析。因此, 政策网络理论可为理解异地高考政策过程提供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

二、分析过程:异地高考政策网络特征与政策执行

(一) 异地高考政策网络主体构成

政策网络主体构成分析是研究异地高考政策网络的前提。异地高考政策过程涉及中央及地方政府、流动人口及其随迁子女、城市市民、专家学者、媒体等多个利益主体。依据不同政策参与者的价值取向、结构特征以及行为方式等情况, 结合Rhodes 政策网络的经典模型, 根据异地高考政策的实际情况, 围绕该政策形成过程中的相关政策网络可分为政策社群、府际网络、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四类。

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政策社群网络。在这一网络中, 行动者对政策制定及执行具有高度权威性及自主性, 行动主体间互动模式稳定, 成员参与资格严格限制。在异地高考政策网络中, 政策社群是以国务院为核心, 包括教育部、发改委、公安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等多个职能部门在内的国家机构。这些行动者位于权力结构顶端, 在决策上具有高度权威性, 彼此间互补性较强, 因而在异地高考政策网络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异地高考政策形成过程中, 中央政府基于全局利益, 综合考虑经济转型、城镇化进程及教育均衡发展战略, 对社会不同群体的教育利益诉求加以综合, 并最终确定关于高考入学机会与利益的权威分配方案。这一方案在充分考虑对流动人群子女教育利益进行倾斜同时, 也试图协调与整合城市市民子女教育利益, 以期实现公共教育利益的最大化。

以地方政府为中心的府际网络。府际网络中的行动主体是政策执行过程的中枢。在异地高考政策执行过程中, 地方政府所持立场、执行力度、推出配套政策及执行策略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政策结果。虽然从规范意义上讲, 地方政府作为中央决策目标的执行代理机构, 负责将异地高考的利益分配方案贯彻落实。但在现实中, 代理机构同样是具有自身利益诉求的行动主体, 具有“经济人”理性的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代表着本地区、政府部门甚至是执行者自身利益诉求。相比中央政府维护教育公平、公正、均衡发展的“集体理性”, 地方政府更易于从市 (县) 个体理性出发, 决定自身价值取向和行动策略。在不同价值选择的驱使下, 中央与地方在异地高考问题上可能产生不一致的行为选择。

以专家学者为核心的专业网络。主要包括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领域专家学者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具有特殊话语权的行动主体。这一网络是具备一定教育知识与技能, 以及具有特殊地位的群体方能进入的专业性网络。专家学者作为各级政府的“智囊”, 可以在异地高考政策的出台、细化及反馈与完善过程之中, 负责制定研究方案, 提出专业意见以及完善策略。而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将异地高考政策中的关键议题、重点难点及缺陷不足等纳入政府部门视野, 推动异地高考政策顺利落实及不断完善。

成员复杂的议题网络。包括专家学者、新闻及网络媒体、教育研究机构、流动人群、城市市民在内的多个行动主体。异地高考政策中的议题网络成员规模虽然庞大, 但参与主体分散, 互动频率低, 关系缺乏稳定, 价值取向也存在分歧。在异地高考政策制定与落实过程中, 官方媒体为异地高考政策的意义营造宣传效果, 非官方媒体及网络媒体则监督政策落实、比较和分析各地落实方案, 扮演着监察的角色。相关学者、教育研究机构通过新闻媒体、网络发表言论, 论证异地高考政策的可行性、存在的缺陷不足、改进策略, 甚至是替代方案等, 促进异地高考政策议题深入推进。而流动人群和城市市民为维护各自子女高考教育利益最大化, 会通过新闻或网络论坛等平台展开辩论甚至是对抗。

(二) 异地高考政策网络关系

政策网络关系是指政策过程中各网络间对抗、合作、联盟或协调关系。网络间各类关系的形成取决于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与目标定位。网络关系既影响网络结构特征, 也影响着政策落实结果。因此, 厘清异地高考政策网络关系是网络分析的重要内容。具体来看, 包括以下几点:

政群网络与府际网络的合作与冲突。从现实情况看, 异地高考政策的产生带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及明显的政治烙印。当前农村进城务工经商总人数近2.3亿, 其背后是多达1400万的随迁子女[5] 。这一规模庞大人群能否有机会、有多大机会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 不仅事关我国长远教育战略的落实, 而且与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有着重要联系。因此, 对于政群网络主体而言, 它要立足全局, 综合经济转型、社会变迁与教育发展综合因素, 推动异地高考政策的制定与推进, 追求整体的政治与社会利益。然而, 地方政府作为枢纽网络, 角色微妙。作为多重利益的复合体, 地方政府既要与中央保持一致, 同时又要尽可能利用既有资源, 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因此执行策略呈现多重性。对于流动人口规模较小的内地及对劳动力需求量较大的沿海地区的政府而言, 落实这一政策符合自身利益 (至少不损害自身利益) , 因而倾向与中央政府积极合作与配合。而对于流动人群密集的重点城市, 政策执行的利益考量又有所不同。对于这些重点城市的政府部门而言, 流动儿童在当地参加高考仅为问题的一个方面, 隐匿其后是社会深层结构的改革, 涉及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 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教育资源配置, 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诸多方面问题, 这些均会随着高考问题的解决而产生联动效应。显然, 这些问题并非政治、经济资源有限的地方政府所能全部解决的。因而在力求稳定的大局下, 这些重点城市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与中央进行利益博弈, 对政策进行拖延、替换或选择性执行, 以确保学籍与户籍双认定的高考体制不因外来人群的大量涌入而崩坍, 确保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按常规顺序进行分配。

府际网络与议题网络的联盟与冲突。在政策网络中, 资源越密集的地方, 其关系越紧密和封闭, 内部协调性强, 外部排斥性高[6] 。高考资源密集的城市地区, 当地政府部门为寻求支持以对抗来自中央及其他地方的压力, 会与议题网络中的城市市民进行一定程度的联盟, 并联合本地的部分媒体、学者或研究机构, 形成利益联盟, 协同抑制或影响本区异地高考政策细则和执行策略, 以试图最大程度维护本地区的教育利益。而与此同时, 议题网络中的部分流动人群与教育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与媒体形成反对“联盟”, 通过媒体呼吁、网络发声和街谈巷议对异地高考政策执行不力的地方政府进行批评指责。同时, 一些媒体、专家通过深度调查, 揭露政策执行中“钻空子”及违规问题, 引起政群网络的关注与回应, 从而给府际网络及其联盟造成舆论压力, 以保障政策有效落实。

议题网络内部的分化与冲突。这集中体现为城市市民与流动人群的对立与冲突。双方均以子女的人生福祉为最大利益, 在异地高考政策中的利益诉求具体表现为如何使子女入学机会甚至是上名牌大学的机会最大化。作为分配型政策, 异地高考政策在增加流动人群子女高考入学机会的同时, 也意味城市市民子女的教育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异地高考政策通过调节高考入学机会与资源, 削峰填谷, 将以往重点城市的教育政策“高地”变为政策“洼地”, 这可能导致更多的外来人口分享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在当前难以大规模增加供给的情况下, 这一利益分配机制会导致政策目标群体间结构性分裂, 城市市民与流动人群形成非合作博弈态势。双方群体基于各自利益诉求, 各自形成临时性利益集团, 利用占有的社会关系资源, 采取集体行动, 展开争论与对抗。同时双方也通过新闻舆论影响, 对政府部门施加压力, 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

(三) 异地高考政策网络特征与政策执行

不同的网络有着不同的耦合意愿, 因而网络主体的合作程度不尽相同。根据集成度的不同, 政策网络可分为松散、半松散及紧密集成三类网络[7] 。在异地高考网络中, 政策社群、府际网络掌握政策制定与执行主导权, 组织化程度高, 网络集成度高, 属于紧密集成型网络;专业网络准入门槛较高, 行动者专业性强, 掌握一定的利益诉求渠道, 集合程度相较于政策社群及府际网络低, 属于半松散型网络;在议题网络中, 由于人数众多, 责任分散, 群体行动存在着“搭便车”现象, 难以形成协同效应, 属于松散集成网络。因此, 异地高考政策整体网络呈现集中度不均匀特征。另一方面, 政策社群、府际网络由于占据稀缺的政治资源, 控制着利益诉求渠道, 位于网络的核心位置, 属于强势网络。而专业网络因占据一定的话语权和资源, 位于网络的一般重要地位。而议题网络中的流动人群由于缺乏可交换资源, 话语权缺失, 处于整个政策网络边陲, 难以在政策网络中实现利益诉求。据此可知, 异地高考政策网络呈现行动主体力量不对等、网络集中程度不均匀的特征。

政策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 同样具有分配效应。而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在政策网络的博弈策略选择推动政策网络演化, 进而影响政策执行走向及最终结果[8] 。由于异地高考政策网络是以政府为主导, 进入门槛限制较高, 行动主体利益诉求渠道有限的半开放结构, 因而异地高考政策中的关键行动者——社群网络和府际网络之间博弈互动, 对政策执行特征与最终走向发挥主导作用。由于流动人口主要集中于若干重点城市, 异地高考政策最终落实程度与这些城市的政府部门与中央政府博弈互动密切相关。基于前文分析可知, 在这些重点城市中, 资源有限的地方政府在解决流动子女高考问题时顾虑重重, 动力不强, 与中央政府间存在“激励不相容”问题。在现行执行监督“乏力”, 专业、议政网络“无力”的情况下, 府际网络的核心——地方政府可凭借信息非对称优势, 在受惩处概率较低条件下, 运用自由裁量权与中央进行利益博弈, 对异地高考政策进行因地制宜的“本土化”, 凭借在政策执行网络中的优势位置, 运用强制型的政策工具, 通过设置各类准入标准阀限, 限定异地高考生的准入资格, 进而对异地高考生规模与结构加以控制。这有可能导致本该政策最着力关照的流动人群的大多数 (尤其是弱势群体) 被准入标准屏蔽而拒之门外, 使政策预设价值与实际执行两相割裂, 弱化政策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因而, 从当前政策网络特征来看, 异地高考政策执行存在偏离倾向, 影响政策完整落实和中央意图实现。

三、结论与建议

异地高考政策所涉及利益的复杂性使得该政策有效执行必须建立在广泛“共识”基础之上, 单靠地方政府采取“强制”性工具落实政策, 显然并非长久之策。以政策网络理论的视角来看,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不合理的网络关系, 通过网络再造途径, 提供多方合作的治理手段, 培育合作与协调机制[9] 。具体来看, 可从以下几点着手:

首先, 整合异地高考政策网络中各行动者利益需求, 建立资讯公开、沟通顺畅的利益协调机制。要推动各行动主体特别是议群网络主体参与到政策执行过程中, 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政府要鼓励和引导议题网络中的社会组织或个人从公共利益出发, 以积极姿态参与到异地高考政策执行过程:媒体在异地高考问题上要加强后续跟踪, 客观准确地报道相关政策事件, 做到不误导公众;普通公众特别是流动人群在异地高考问题上要参与政策听证;专家、学者与研究机构要深入展开社会调研, 及时、准确地向政府反馈各群体声音, 提出专业建议。只有这样, 才有利于多元诉求的表达、传播与互动, 促使政府更加准确识别、合理回应各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 促进网络信任机制形成。

其次, 协调中央政府与府际网络的合作机制, 强化对异地高考政策执行的监督力度。中央政府要注重与各级地方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 加强上下级政府的纵向一致和同级政府的横向协调, 以良好的“整体政府”形象实现对异地高考政策问题的治理。同时, 要加强和完善监督体系, 形成多层次的异地高考政策执行监控网络:第一, 强化人大监督作用, 设立专门监督委员会;第二, 健全完善行政问责机制, 追究政策执行主体因追逐私利造成异地高考政策扭曲的不良后果;第三, 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特别是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要针对异地高考政策中的种种问题进行社会问责, 同时注意加强社会舆论监督的立法, 为社会问责提供制度保障。

最后, 中央政府加强制度创新与供给, 为异地高考政策网络的形成与完善提供制度保障。政策网络内嵌于由符号、习惯及规范所构成的制度体系之中, 受到制度演变的影响与制约[10] 。在教育领域以户籍制度为基础, 按省级行政区划分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利益分配制度格局尚未根本改变, 影响和制约着异地高考政策网络的形成。异地高考政策能否有效落实, 新的制度供给能否跟进是关键。在当前实际情况下, 在教育系统内部, 中央政府要研究推行实行多元化的高考升学制度:形成和完善全国统考和多样选拔录取相结合的招生考试制度;试行按各省人口比例或省内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数量为依据分配招生指标, 以学籍为参加升学考试依据的管控机制;推进省际考试成绩认证, 推动区域自主命题替代省市自主命题, 逐步探索高考的省际认证、区域联考与统考;此外, 更重要的是, 要不断扩大高等院校的高考选拔权限, 并最终给予高校完全的自主招生权, 使高校可根据自身需要单独或联考录取学生。同时, 在教育外部, 需要继续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均等化公共服务体系, 破除户籍壁垒, 使公共资源能在不同群体间合理配置与流动。

摘要：异地高考问题是当前政府、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运用政策网络理论, 分析了异地高考领域相关政策的主体构成、博弈互动关系及政策网络特征, 发现了当前以政府为主导、网络集成不均匀、有限开放的政策网络影响和制约着异地高考政策的有效推进。为此, 需通过网络再造, 整合各行动者利益需求, 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机制, 强化政策执行的监督力度, 加强制度创新与供给, 确保异地高考政策的有序推进。

关键词：异地高考,政策网络理论,政策执行,网络再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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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avid Marsh, Martin Smith.Understanding Policy Networks:To-wards a Dialectical Approach[J].Political Studies, 2000, 48 (1) :4-21.

政策网络理论 篇2

小康社会概念

“小康社会”是由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规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时提出的战略构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其内涵和意义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在20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的情况下，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五点要求

十七大报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后的愿景提出了新要求，第一次向世界庄严宣告社会主义的中国要在五个方面成为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胡锦涛同志指出:到二二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一是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二是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三是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四是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五是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这既是复兴中国的一个宣言，同时也是对我们国家要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认识的丰富和发展，因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

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二0二0年力争比二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

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推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政策理论思考 篇3

【关键词】在职教师;专业发展;教师专业化;终身教育;教育均衡发展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始政策实施以来，我们国家对外实行开放，对内实行改革，这实质上就是一个社会转型的过程。因此，教育在其理念和政策上坚持正确导向，已经成为在职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要素。教师专业化、终身教育和教育均衡发展三大理念在其实践引导中，对我国社会转型期教育的改革具有引领作用，更加成为研究与制定我国教师专业发展政策的基本理念。

一、终身教育理念

终身教育理念是法国成人教育家保罗·郎格朗（paul lengra-nd）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发起的，并在“第三届促进成人教育国际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他认为所谓终身教育是“一系列很具体的思想、实验或成就，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教育，终身教育包含了教育的各项内容、各个方面，从时间上，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刻到生命的终结时，人们不间断的发展，这包括了教育各个发展阶段之间有机联系”。[1]

我国转型期在职教师专业发展政策的时代化演变，使得教师专业发展的重心发生了转变，从而基本实现了两个转变，即由教师职前培养向职后培训转变以及由教师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相分离向两者一体化转变。但是，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教师专业发展政策并没有体现终身教育的全部内容，因为教师专业发展在其内容上，虽然包含了改革开放前重视的教师职前训练，也包括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教师职中教育和职后培训，并使三者连续化、一体化。同时教师专业发展一体化在教师管理体制、教师教育机构、教师教育内容等方面得到了延伸和体现。但与我国教师专业发展政策所体现的内容相比，并没有完全体现这一理念。另外，我国在推行终身教育连续性理念方面不彻底，如：从宏观层面强调教师专业发展应该实现职前、职中、职后一体化，但并未从细节上，如教师教育管理体制、教师教育机构、教师教育内容等方面实现一体化。在推行终身教育整体性理念方面也不彻底，如：大学与中小学合作培养师资，在教师专业发展政策中并未直接提及。[2]

二、教师专业化理念

1966年，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明确提出教师专业化思想，并在《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报告中指出：“教育这门职业对教师的要求相对严格，教师不仅须经过连续不间断地、严格地学习，更要为获取专业的知识和能力而努力，所以应把教育这项工作看成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在对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在职教师专业发展政策进行整理、分析之后，可以发现：间接或直接体现教师专业化思想的内容包括教师职业属性的认识、教师一体化培训政策等等。具体来讲，教师专业化理念在教师专业发展政策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教师作为一门职业，具有专业性质。一直以来，我们对于教师职业性质的界定是不完整、不科学的，多为“非专业”“准专业”或“半专业”。改革开放后，社会出现转型，人们对于教师这一职业的认识也由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转变为教师这门职业具有专业性，且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确立了教师的专业性地位。如：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86年颁布的《关于中小学教师考核合格证书试行办法》。通过对这一文件的解读，我们发现：在该文件中，有很多条都已经开始确立教师工作的专业性质，而教师的专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学科具有专业性和教育具有专业性。随之8年后，陆续颁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简称“教师法”，其中，第一次从法律的视角，确立了教师作为一门职业的专业性质，并明确提出了教师作为人民公仆，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3]另外，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明确的将教师划分为“专业技术人员”。[4]第二，在教师职业的专业知识上，具有二重学科性质;第三，教师职业具有专门的资格认证制度。在教师专业化理念的指导下，我国在职教师专业发展政策已经确定了教师资格证书制度，并摒弃了原有的将学历证书简单替代为教师专业资格证书的做法。在199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明文规定：“国家实行专门的教师制度，包括教师聘任、教师职称、教师资格认证等等，并且将通过培养和培训、考核、奖励等各项举措来提高教师专门素质，从而达到打造教师专业队伍的目的。”经过实践鉴定，国务院在随后又颁布了《教师资格条例》，来对上述法律进行补充，该条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各级各类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中，如需从事专门的教育教学工作，应依法通过教师资格认证，获取对等的教师资格证书”;“对于那些不具备教师法规定的人，如需申请并获得教师资格，那么需通过由国家统一举办的教师资格考试，考试合格者，方能获取”。[5]第四，可适当延长教师培养年限，以此来提升教师专业水平或学历层次。首先，提高了教师的社会性地位;其次，也提高了教师的专业知识，在专业能力上获得更大进步。对于教师社会地位的提高，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我国在职教师专业发展政策的部分条例，也正体现了教师专业化理念。如：在1999年由国家颁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适当性调整师范学校教育的布局和层次，从而建设高质量、高素质的职业教师队伍，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进程服务。”

三、教育均衡发展理念

目前，我国关于教师职前训练及培养的相关政策以及教师职后培训的相关政策，都体现了教育均衡发展理念。如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提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提出：“当前，教育发展不均衡现象越来越严重，那么，国家为了促进教育全面发展，推进教育公平进程，我们将会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对师范生实行免费的教育政策。”随后又颁发了《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其中明确规定：“欲申请免费师范生资格的同学，在入学前与各级各类学校或生源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双向协议，并且作出承诺：在其毕业后，须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年限满十年以上。而毕业生如欲到城镇学校去工作，首先在其毕业后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从事教师职业服务满二年方可”。[6]该政策的出台，是国家希望推行免费的师范教育制度，培养优秀的师范生，并借此希望并鼓励更多的优秀师范生在毕业后，能够深入到农村、中西部以及到更边远的贫困地区去任教、服务，从而推动中西部教育水平的提高，达到教育均衡发展的目的。

不仅教师职前培训政策体现了教育均衡发展理念，在教师职后培训的各项政策中，也体现出该理念。如：国家为了改善中西部农村边远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出台了各种相关政策，通过对这些政策的统计分析发现，在教师职后培训上，各项政策的重视力度已逐步倾向于中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农村地区、贫困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从而促进和拉动地区间的教育公平。2003年，国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对中西部地区校长和教师的教育培训工作力度必须加强，以推动农村教师的专业化发展”。[7]随后又审议通过了《2003-2007年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计划》，进一步提出：2003-2007年，全面实施“农村远程教育工程”和“两基攻坚计划”，配合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树立“倾斜农村、面向全员、突出骨干”的思想，全面动员、实施新一轮的中小学教师培训。2007年，国家再次颁布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在纲要中提出了一个计划性指标，即：在中西部地区，通过实施农村教师培训计划，提高中西部农村教育的教师专业化水平，并在2010年，使中西部地区50%以上的教师至少得到一次专业化学习机会。2010年，国家审议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要以农村教师为重点，通过专业化培训，从整体上提高中小学教师专业素质。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师专业化、终身教育和教育均衡发展三大理念，已经被各国认可。除此之外，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教师专业发展政策中，充分体现了三大理念的本质概念，再加上中国特色的国情，这三大教育理念在我国在职教师专业发展政策中更加被赋予鲜明的特点。我国社会转型期在制定教师专业发展的政策上，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三大教育理念的优越性、重要性，已经逐步将其过渡为我国制定在职教师专业发展政策的指导性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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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伟娣.教师职业属性与高师教育专业化[J].杭州师范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

[5]王森.关于教师资格制度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2007（3）.

[6]熊明.从教育公平看师范生免费教育[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

[7]李梅，周伟.我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政策的发展研究[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09（6）.

基金项目：该文为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中学教师专业成长的方法与途径研究”（GS[2013]GHB0523）的阶段成果之一，课题主持人：高进儒。

政策网络理论 篇4

一、政策网络及研究进程概述

政策网络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概括起来政策网络是指公共政策在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政府和其他行动者围绕共同的实际是不断协商的信念和利益而结成的正式的、非正式的联系，这些行动者是互相依赖的，而政策就是从他们之间相互作用中产生的。政策网络理论研究在美国兴起，在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发展壮大并且推动美国对政策网络理论研究的深入，欧美学者对政策网络研究经历了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三个阶段，美国学者认为政策网络主要研究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而并非研究制度间的结构关系，这是从微观层面研究政策网络理论；英国人对政策网络的研究集中在中观层面上，他们认为政策网络就是利益中介结构；而德国人将政策网络的研究上升到宏观层面，他们从治理的概念和模式入手进行研究认为政策网络是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共治关系。

二、政策网络理论的中观分析途径及启示

政策网络理论的利益中介途径，是多元主义和统合主义的混合，其基本要素由参与主体、网络渠道、网络结构、行为规则等构成，其中参与主体是指网络中各种非政府的组织、利益集团的代表，这些代表通过网络渠道把自己的诉求向政府及其机构反映，以期达到维护自己所代表的组织、集团的利益；网络渠道是沟通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之间的桥梁；政策网络中不同的参与主体构成了网络结构，这种网络结构有自身的网络边界（网络开放度）、网络规模、网络秩序等；各参与主体在相应的行为规范下活动，在政策网络的模式下，参与主体都希望能获得眷顾，实现自己的利益，但是参与主体之间又是靠资源共享而互相依赖的，因此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就必须平衡各方利益。

尽管政策网络理论这种社会研究的范式尚未在我国引起重视，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利益分配出现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政策网络理论指导下培育成熟的参与主体、构建畅通的网络渠道、培养政府机构对这些非政府组织、利益团体的正确认识已经是刻不容缓的。

三、政策网络的宏观分析途径及启示

政策网络治理途径的基本特征是参与政策制定的主体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参与者之间是非正式关系的，是非科层的。这种关系打破了传统的官僚体制，各主体之间往往是通过资源交换，平等协商的途径实现共享的利益。在我国要想实现这种治理的作用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实现非政府组织（利益团体）、政府部门、公众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如下图所示）

在这种机制下政府及其机构可以充分协调与非政府组织（利益团体）、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政策失灵的尴尬局面，同时又可以体现政策的透明度，非政府组织（利益团体）和社会民众对政策起到监督和参谋的作用

2.政策网络治理模式下，引导我们改变管理理念，以社区自治为中心，充分重视发挥社区的作用，形成社区自治的局面，达到“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管理的新模式。

3.治理角度下要更加明确不同的政策责任和权利基础，要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做到保持中央权威和发挥地方积极性，形成共同管理，分担责任的管理模式，以满足政策网络治理的需要。

四、政策网络理论对档案信息工作的新要求

政策网络是以信息资源的协调和共享作为基础的，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档案信息在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努力推进公共权力与公民社会对社会事务的共同管理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1.档案信息部门要转变观念、重新认识，正视政策网络的存在。长久以来，在我国一元化体制下，大家认为不存在利益集团，政府及其机构代表人民的利益，不存在自己的私利，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这种认识发生了变化，围绕着公共资源的分配政府及其机构承认存在利益之争。但是很遗憾，掌握着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信息的档案部门尚未认识到这一点，其地位越来越边缘化。档案部门要转变观念、更新认识，正视政策网络的存在，最关键的是要正确认识档案信息的效益问题，只有从利益或效益的角度重新认识档案信息，才能使社会正确认识和重视档案工作和档案信息，改变档案部门边缘化的尴尬局面。

政策网络理论的研究范式下强调利益这个关键，但是档案信息产生的效益的依赖性、滞后性、间接性构成档案信息效益隐蔽性特征。具体来讲档案信息自身是不直接创造价值的，通过利用者发挥效益，被利用后产生的价值只属于利用者一方，而忽视提供信息利用的档案部门的劳动；档案信息开放滞后，产生效应滞后使得档案信息滞后性显得尤为明显。

正确认识档案效益的问题是提高档案部门话语权的关键，档案部门只有正确认识档案信息给自身部门带来的利益问题，才能使档案信息做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现实效益和长远效益、局部效益和整体效益相统一。

2.档案部门要加强实证研究，总结出自身政策网络的实际情况。政策网络理论现实要求我国必须培养成熟的参与主体，构建畅通的网络渠道，培养政府的正确反映，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社会。长期以来由于政府过度控制信息（有数据显示在当前信息社会政府控制信息的数量高达80%），尽管我国各方面多层次的利益团体逐步成起来，越来越显示出参与政治的热情，但是这种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各种利益团体热情不高、组织羸弱，从而影响政府的正确决策和执行。信息民主是一切民主的前提，公民获取信息最直接、最可靠的途径就是信息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的实行已经迈开可喜的一步，档案部门作为信息的集中地和管理中心应该利用信息公开的平台，认真研究现实中存在的各类政策网络，进而发展出适合档案部门实际的政策网络分析理论，主动提供信息资源利用服务。

信息资源共享是各参与主体之间沟通的桥梁，通过互联网来表达诉求已经越来越受到认可，档案信息部门通过互联网平台创新服务利用的方法可以弥补传统的档案信息服务的缺陷，在线检索服务、通过电子邮件、留言簿传递信息交互服务、各类信息服务机构联合网上服务、制作信息产品提供服务已经越来越成为网络环境下信息利用服务的新方式；除此之外，媒体视听平台也成为各利益团体表达的渠道，媒体视听平台通过电视、电影、广播、录音、录像等方式公布和提供信息，突破传统的信息获取途径，这是规范市场和协调各方利益的有效手段，档案部门应该多争取政策上、法律上的支持，利用好媒体视听这个公共平台。

3.要提高信息服务的质量，加强政策网络的管理和创新。政策网络使得政府部门不能关起门来制定政策，必须运用沟通和协商的方法去听取其他组织的意见，依赖他们的资源，照顾他们的利益。档案部门要换位思考，把政府制定政策看成是各方利益相互协调的过程，发挥信息立交桥的作用，积极改变信息服务策略，把信息服务贯穿于民生关注的社区医疗、环境、交通等领域，提高信息服务质量，政策网络两种分析途径对于维护我国社会公平和建立良好的社会管理机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解决之道，档案信息部门更应该担负起这方面的责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建立和实际情况、时代特点相吻合的政策网络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李海.政策网络理论视角下的和谐社会建设[J].法制与社会,2008(1).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篇5

一、填充题

1.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世界性的三大宗教，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有重大影响。

2．我国少数民族大都信仰宗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在许多少数民族中有广泛和更为深入的信仰。

3．宗教作为一种远离其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有着较强的（适应性），这是决定宗教长期性的内在因素；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宗教有着赖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这是决定宗教长期性的外在条件。

4．宗教的复杂性突出表现在（信仰）问题与（政治）问题常常联系在一起，而且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常常错综复杂地同时并存。

5．所谓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是指宗教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与（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相适应，而是指宗教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要求）。

1．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承认和坚持）各民族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对待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一贯政策。．民族风俗习惯是指各民族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广泛流传的风尚、习俗，是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种反映。3． 民族风俗习惯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它又反过来给经济基础以影响；它带有较大的稳定性，它的改变常常落后于（生活条件）的改变；它集中反映了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4． 民族风俗习惯与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以巨大的、有形（无形）的力量对各民族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5．民族风俗习惯中的陈规陋习，是民族风俗习惯中的糟粕，它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消极和（阻碍）作用，正是移风易俗的必要所在。6．民族风俗习惯的形成与民族居住地区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有密切的联系。

7． 民族风俗习惯的（人为改革）与自然变异是相辅相成的，不能把自然变异形式绝对化，而必须从这一特征的积极意义出发，科学地加以应用，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

1．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性是指民族语言文字作为民族的主要特点所体现（语言意识）和（语言感情），即通过语言来表现民族特征、民族心理和民族感情。

2．民族语言文字的稳定性是指民族语言文字保持其（基本成分）和（表现形式）的长期稳定。

3．民族语言文字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可分为民族语言文字（形成）规律、（发展变化）规律和（社会主义时期发展繁荣的）规律。

4．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受到了民族本身（发展水平）和（分布状况）以及民族关系状况的影响。

5．民族语言文字发展的最终结果是（语言的融合）和（文字的统一）。

1．民族教育是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标志）和反映，同时又是民族经济文化将来发展的可能性的预示，也是实际发展（前提）。

2．民族教育政策、法制是指我国（民族教育专门法）和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决定、命令等，就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性质、地位、任务、方针、学制、（办学形式）、内容、师资队伍建设、学校管理等诸方面的规定及其制度。3．民族教育政策、法制是为民族教育发展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保障的法律规定，使民族教育发展得到相应的物质保证。4．少数民族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方面，包括语言、（文学）、科学、（艺术）、哲学、（宗教）、风俗、节日等。5．民族文化既是民族发展的内容之一，又是民族发展的（条件）之一，而且文化发展常常是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先导）。1．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中，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坚持因地制宜。

2．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中，要坚持国家帮助和（少数民族自力更生）相结合的方针。

3．在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开发利用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时候，必须坚持（国家利益）和（当地民族的实际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4．要突出抓好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工作，坚持（开发式）式扶贫。

5．民族地区应转变过去那种主要靠高投入、高消耗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方式，应采用（集约型）的、（素质和效益较高）的经济长方式。

1．少数民族干部所具有的特点，使他们能够在实际民族工作中，依靠（自身优势）发挥出重要的作用。2．少数民族干部具有汉族干部所无法取代的优势和作用，培养和任用少数干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3.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建党建政、进行社会改革、推动民族区域自治等中心工作急切需要干部的情况，确实了以“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迫切需要的专业技术干部为辅”尽量吸收培养（知识分子），以及“既要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以要培养适当数量的汉族干部”的原则。

4.迅速大量地培养（科技）专业人才，是民族地区经济腾飞的希望所在。

1．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2．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有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自治机关的（设立和建设）；二是自治机关的（自治权的行使问题）。

3．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旗）三个行政级别。

4．自治权不仅包括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也包括管理（本地区内部事务）的权利。

5．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同表述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三大形式。

1．从民族平等的主客体条件来说：主体条件包括（提高民族素质），增强民族平等的主体意识、能力；客体条件包括强化和建设民主的政治环境和制度以及（民主的组织形式）。． 保障散居少数民族权利包括保障平等权利、(保障族籍权利)、(参政权)、发展经济文化权利、(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保持或改革风俗习惯自由权利)、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权利等。

3． 马克思主义最初提出民族平等原则的基本出发点是反对民族（压迫），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平等的核心是同等的（地位）和（权利）。

4． 民族平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一个口号，是十七十八世纪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治家提出来的，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一个原则。

1．我国的民族分布特点是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

2．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

3．我国陆地边境线的90%强在少数民族地区，有（1.9万）公里。

4．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中存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如封建宗法制度、（政教合一）制度、（土司）制度、封建王公制度、血缘家

长制度以及（原始民主）制度等。

5．民族问题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既表现在（民族发展）方面，又表现在（民族关系）方面。1 ． 民族问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

2． 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之一。民族问题对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3．民族问题是一种内容宽泛的社会问题。在（民族问题理论）中，有广义的民族问题概念和狭义的民族问题概念。

4． 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铲除民族压迫的（社会）根源，实现民族平等。

5． 只有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不断解决民族问题，实现民族的繁荣发展。

6． 民族自身的特点所引起的民族之间的矛盾又通过民族的诸特征及其具体形式，即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反映出来。

7． 民族自身的发展状况决定着民族之间交往的程度，因而也决定着民族之间(矛盾)的状况，即民族问题。

8． 民族间（经济文化）发展上的不平衡和明显差距，是当前民族矛盾和摩擦的主要原因。大多数民族矛盾主要集中在经济关系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文化发展关系上，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则在于合理调节民族间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分配）、文化发展的需求。9．在阶级社会里，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1．民族关系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还是一种社会关系。

2．我们观察不同民族的成员之间发生的关系是否能构成民族关系时，关键是这种关系中是否具有（民族性）的内容。

3．2005年5月27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4．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国际民族关系的总的发展趋势。

5．现阶段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之一是民族平等的进一步完善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继续明显存在）并存。

1、在民族形成以前，人们共同体只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之分。

2、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是在（原始社会）走向崩溃、氏族、（部落）共同体瓦过程中的产物。

3、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是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通过上述途径形成的民族是原生 态民族。

4、民族形成的特殊规律，是指在民族形成后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民族的分化、同化、组合而形成新的民族，即（次生形态）民族。

5、民族（融合）是民族消亡的途径和方式。

6、民族（消亡）是民族融合的实现结果。

7、民族自然同化是指不同民族在长期交往联系过程中，在（生产）、（生活）、文化等方面相互影响下，一个民族在完全自然、自愿的情况下接受另一个民族的特征，改变本民族特征而变成其他民族一部分的现象。

1．随着（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资本主义国家（民族学）的发展，“民族”一词在西方国家普遍广泛使用起来，而且有了新的含义。

2．民族的共同历史渊源主要是指民族起源的（地域）渊源和（族体）渊源等。

3．宗教在有的民族形成特别是（次生形态）民族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

4．民族的分类，以（民族属性）和（民族特征）为基本依据。

5．我国的民族识别在实地识别调查、综合考察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以客观上（包括历史和现实）的（民族特征）和主观上的（民族意愿）为依据标准慎重稳妥地甄别确定的。

1． 民族理论学科是民族（研究）学科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理论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族和民族问题。它是从总体上对民族和民族问题进行概括性的研究，揭示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同时，又是研究正确解决和处理现实（民族发展）及民族问题的途径、（方法）的科学。

2． 民族（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民族和民族问题，目的是揭示民族和民族问题的一般发展规律，正确认识与妥善处理民族发展及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

3． 民族的发展，一般说来，主要是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但是，归根结底，(经济)发展在民族发展中起决定的作用。

4．民族发展(规律)的研究，是民族理论学科中最基础，也是最基本的研究。

5． 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的研究，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民族纲领的最基本的前提和条件。

二、单项选择题

1．据2005年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D）。

A．6千多万人 B．7千多万人C．8千多万人 D．1亿多人

2．我国是一个宗教多元化的国家，对少数民族影响最大的宗教是（C）。

A．佛教和道教 B．佛教和基督教 C．佛教和伊斯兰教 D．佛教和原始宗教

3．最早提出宗教信仰自由口号的是（C）。A．奴隶主阶级 B．地主阶级C．资产阶级 D．无产阶级

4．新中国成立后，清除了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所实行的教会“三自”方针是（B）。

A．自主、自立、自生 B．自治、自养、自传 C．自办、自收、自支 D．自立、自养、自强

5．对佛教经典中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做出了“建设祖国为人民办好事，使人民安乐幸福”的新解释的是（C）。

A．弘一法师 B．延参法师 C．赵朴初居士 D．青莲居士

1． 民族风俗习惯在传承的过程中，由于受各民族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种种因素的影响而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着某种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一种历史的变异，是（B）。

A． 一种突变 B． 在相对稳定中发生的渐变 C ．民族的进化 D.民族的发展

2． 变异是民族风俗习惯自身发展之必然，（D）是民族风俗习惯矛盾统一的运动特征，在传承基础上的变异和变异过程中的传承，构成了民族风俗习惯发展的总规律。

A．传承性 B． 演变和发展 C． 变异性 D.传承性和变异性

3． 从我国民族风俗习惯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民族风俗习惯的现状来看，民族风俗习惯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工程，因此，改革的途径和方法要具有（C）。A． 原则性 B.灵活性 C． 原则性和灵活性 D． 前瞻性 1．我国只有12个少数民族有沿用至今的传统文字，一共（D）种。

A．12

B．13 C．14 D．15

2．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目前通用汉语的民族是（A）。

A．满、回

B．回、壮

C．满、壮

D．满、蒙

3．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曾先后帮助（A）个没有文字或文字不完备的少数民族创制了拉丁字母的形式的拼音文字。

A．11 B．12 C．13 D．14

1．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文化主要是指（B）。A．物质文化 B．精神文化 C．制度文化 D．民俗文化 2．由于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落后，培养不出大量急需人才，因而造成民族地区缺乏大量的（A），造成教育落后，导致出现经济发展迟缓的状态。

A．科技人员和教员 B．科技人员 C．教员 D．研发人员 3．民族教育政策、法制是民族教育发展的（D）个。

A．基本前提 B．必然要求C．必然结果 D．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 4．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最终都体现在（A）上。

A．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B．民族语言的发展 C.民族文学艺术的发展 D．民族文化结构的改善 1．21世纪新阶段我国的民族工作主题是（D）。

A.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B．平等、团结、互助C．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D．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2．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A）。

A．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B．帮助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 C．带动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D．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3．国家和有关部门在民族地区开发资源，兴办工厂企业，建设各种项目和基地，都要树立的指导思想是（C）。

A．有利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B．帮助和扶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C．带动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D．发展民族特色经济和优势经济

4．1979年以来，国家已组织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和新疆，山东支援青海，天津支援甘肃，上海支援云南和宁夏，全国支援西藏。后又确定在坚持全国支援西藏的同时，四川、浙江、上海、天津四省市重点支援西藏。这一行动叫做（D）。

A.西部开发 B．手拉手行动 C．阳光工程 D．对口支援

1.1950年11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A），规定了“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

A．《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 B．《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C．《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D．《对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

2．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少数民族干部从1950年的1万多人发展到现在的（D）。

A．260多万人

B．270多万人

C．280多万人D．290多万人

3．培养和任用足够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是（B）和实现民族平等的标志。

A．彻底解决民族问题

B．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C．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D．进一步加强党对各民族的领导。1．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是（C）。

A．自治机关的设立和建设 B．自治机关的民族化C．自治权的行使 D．自治机关的民主化

2．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是（A）。

A．自治机关的设立和建设 B．自治机关的民族化C．自治权的行使 D．自治机关的民主化

3．目前，我国已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有（C）个。A．135 B．145 C．155 D．165

4．我国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有（C）

A．28 B．35 C44 D．55

5．我国处理民族自治机关与上级国家机关关系的基本原则是（B）。

A．中央集权制 B．民主集中制 C地方自主制 D．政治协商制

1．（A）是我们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中的总政策。

A．民族平等团结 B．民族区域自治 C．民族经济发展 D．民族文化教育发展

2． 民族平等团结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C）。

A． 基本出发点 B． 前提 C． 根本原则 D总政策 3． 我国有约3 000万少数民族人口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农村地区，包括1 200多个民族乡、镇中，约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B）。

A． 1/2 B． 1/3 C． 2/3 D． 2/5

1．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与（C）个国家接壤。

A．7 B．8 C．10多 D．20多

2．全国的绝大多数县、市都有（A）以上民族共居。

A．两个B．三个 C．四个 D．五个

3．民族自治地方地广物博，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C）。

A．44% B．54% C．64% D．74%

4．我国大陆地区的（B）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少数民族居住。

A．24个 B．31个 C．36个 D．41个

5．新中国成立前，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只有（B）。

A．16个 B．18个C．19个 D．20个

6．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迫切要求（B）的问题上。

A.加强民族区域自治 B加快经济文化发展 C提高文化教育水平D．扩大民族干部队伍

1．私有制社会里产生民族问题的主要根源是（C）。

A．自然因素 B．文化因素 C社会因素 D．经济因素 2． 广义的民族问题是指民族自身的发展，以及民族之间、(A)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问题。

A． 民族与阶级 B． 民族与部落 C． 民族与氏族 D． 民族与部落联盟

3．现今世界上共有（C）多个民族，居住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严格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正在消失。A． 10000 B． 12000 C．3 000 D 1000

4．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主要是通过民族交往中的民族矛盾表现出来。以民族差别为前提的民族矛盾，往往表现为各利益群体间以（D）为基础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在内的各种权利的矛盾。

A． 不同发展水平B．不同历史传统C ． 政治利益 D． 经济利益

1．民族关系的基本表现形式是（C）的关系。

A．民族自治地方与个人之间

B．民族自治地方与国家之间

C．民族群体之间

D．民族个体之间 2．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D）的关系。

A．不同民族之间 B．民族自治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

C各民族与各自治机关之间 D．各族劳动人民之间

3．民族关系的内容或者叫基本特征，是由民族关系的（B）决定的。

A．结构 B．性质 C．社会基础 D．发展规律

4．2005年党中央在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加入的一项重要民族关系原则是（D）。

A．平等 B．团结 C．互助D．和谐

5．当今世界，国际民族关系的总的发展趋势是（D）。

A．求同存异 B．和平共处 C．互助与互利 D．和平与发展

1．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是（D）

A．氏族B．氏族

C． 部落联盟

D ．民族

2.民族发展，是以民族自身因素，民族所处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民族生存和（B）的 质与量的提高。

A．变化

B． 演进

C． 进化

D． 形成3． 民族（D）是指民族在自身发展和社会交往过程中，失去本民族的特征，接受其他民族的特征，变成其他民族组成部分的社会象和社会过程。

A． 融治B．演变

C．退化

D． 同化

4．民族同化分为强迫同化与（C）同化。A．自觉 B.自由C．自然 D．自愿

1．中国古代较普遍使用的对民族共同体的特定称呼是（A）。

A．夷狄 B．族类 C．夷族 D．蛮夷

2．目前所查到的我国最早使用“民族”一词是在（C）时期。

A．春秋战国 B．秦汉 C．南朝 D．隋唐

3．孙中山认为，造成民族的根本原因在于（D）。A．血统 B．语言 C．风俗习惯 D．自然力

4．使民族定义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从而彻底否定了“民族文化自治”论的是（D）。

A.马克思 B．恩格斯 C．列宁 D．斯大林

5.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从新中国成立不久开始，基本完成是在（D）。

A．1954年 B．1965年 C1978年 D．1987年

1．(A)是民族理论学科的一大特点。

A．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并容，理论和政策兼纳

B． 重视政策的运用

C． 理论和政策兼纳

D． 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并容

2． 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理论具有（D）和科学性统一的特点。

A．理论性

B．学术性

C． 实用性

D． 政治性

3． 民族理论学科不仅研究和揭示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在认识这些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研究如何正确地解决或处理（D）的问题。

A民族区域自治

B民族发展

C民族之间矛盾

D民族发展及民族之间矛盾

4．在民族发展中起决定的作用的是（B）。

A．政治发展 B．经济发展 C文化教育发展 D．社会发展

三、多项选择题

1．就人为宗教（神学宗教）而言，宗教所具有的基本要素大体包括（ABDE）。

A．宗教的观念或思想 B．宗教的感情或体验 C．宗教的传承和发展 D．宗教的行为和活动 E．宗教的组织和制度

2．我国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宗教问题，所具有的基本特点有（ABCDE）。

A．群众性 B．民族性 C．国际性 D．长期性 E.复杂性

3．我国少数民族信仰的世界性的宗教主要有（ABCDE）。

A．东正教 B．佛教 C．天主教 D．伊斯兰教 E．基督教

4．所谓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根本上说，就是任何宗教都要遵循以下行为准则：（ACDE）。A．维护法律尊严 B．维护社会稳定 C．维护人民利益 D．维护民族团结 E．维护国家统一

1． 民族风俗习惯的社会功能与作用包括：（ABCE）。

A． 对民族发展、民族关系发展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B． 对民族发展、民族关系发展的阻碍滞后作用 C． 对民族发展、民族关系发展的中性作用 D． 对民族发展、民族关系发展的融合作用 E． 对民族发展、民族关系发展的混合作用

2． 在鉴别民族风俗习惯时应遵循的原则是其：(ABCDE)。

A．是否有利于民族团结B．是否有利于人民团结 C.是否有利于国家统一

D．是否有利于民族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E．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3．各民族风俗习惯共同的基本特性包括：（ABCDE）。A．民族性 B． 群众性 C． 传承性 D 变异性 E． 敏感性 4． 民族风俗习惯形成的原因包括如下方面：(BCDE)A． 遗传原因 B． 自然原因 C． 经济原因 D． 历史文化原因 E 宗教原因 1．民族语言文字的主要特点是（ABCE）。

A．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性

B．民族语言文字的稳定性 C．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性

D．民族语言文字的多样性

E．民族语言文字的交融性

2．马克思主义对民族语言文字采取的原则态度是（BDE）。

A．独立

B．平等 C．尊重 D．使用 E．发展

3．党和国家在贯彻民族语言文字政策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有（BCDE）。

A．组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查队，进行民族识别

B.组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查队，编写出各少数民族语言简志

C．帮助一些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了文字

D．实行母语教学和双语教学

E．注重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和有关人才的培养

4.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已形成民族语文的协作机构，著名的有（ABCE）

A.朝文三协

B．彝文四协 C．藏文五协 D.回文六协 E.蒙文八协

1．民族教育（ABCD）。

A．是提高民族素质的有效途径B．是民族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 C．是少数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D．有利于协调和完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E．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法制。2．我国民族教育具有以下特点（BCDE）。

A．民族教育与宗教的联系紧密 B．民族教育的基础差，发展不平衡 C．民族教育受民族因素影响制约很大 D．民族教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物质条件不足 E．民族教育体制有待改善

3．少数民族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创造并传承下来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BCDE）。A．形成了不同民族的经济结构 B.形成了不同民族的文化类型与结构 C．构成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 D．构成了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 E．构成了不同民族的思维模式

1．决定了加速发展（包括帮助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必要性的因素主要是（ABCE）。

A.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落后状况 B．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地位 C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

D．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丰富 E．民族问题的重要性

2．发展和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有（ABC）。

A.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 B．转变和调整经济增长方式、道路 C．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 D.特色经济和优势经济 E．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1．少数民族干部是（ABCDE）。

A．党和政府联系各少数民族群众的桥梁 B．各少数民族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标志C．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D．把千百万各族群众组织起来从事革命和建设的骨干力量 E.带领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前进的先锋。2．当前，迫节需要调整少数民族干部的结构比例，其中主要包括（ABCDE）。

A．数量结构

B．文化知识结构C．专业结构

D．分布结构 E．年龄结构

3．随着民族地区社会改革的基本完成，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除培养少数民族的政治干部以外，还必在少数民族中加速培养（AB）的方针、原则。

A．科学技术干部 B．理论干部 C．军事干部 D管理干部 E．文化干部 1．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是（ABCDE）。

A．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 B．坚持民族团结的原则C．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 D．维护国家统一的原则 E．尊重民族自治权利的原则

2．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优越性主要有（BCDE）。

A．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B．有利于保障少数民族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 C．有利于建立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D．有利于调动少数民族的积极性，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E．有利于巩固祖国的统一

3．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特点是（ABCDE）。

A． 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B．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C．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正确结合 D.族自治权利的广泛性E．自治机关的两重性、民族化

4．民族自治机关建设要注意的民族特点包括（ACE）。

A．民族干部 B．民族文化 C民族语言文字 D民族风俗 E．民族形式

5．处理好民族自治地方内的民族关系，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有（ABC）。

A． 切实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B．坚决维护各民族的团结 C坚持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 D.尊重各民族的自主权E．积极促进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1．民族平等是指不同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联系的相互关系中，处在同等地位，具有同样的权利，包括各民族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ABCD）的平等。A地位 B． 待遇 C． 权利 D． 利益 E． 财富 2．（BCDE）是我国民族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A．实行邦联制 B．实现民族平等 C．加强民族团结 D．促进各民族发展繁荣 E．从而使我国的民族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3．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含义主要是（ABCE）。

A． 承认和坚持一切民族的一律平等。坚决反对任何民族享受任何特权 B． 承认和坚持各民族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的一切权利上完全平等 C． 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

D． 承认和坚持各民族在环境保护的义务方面完全平等 E． 承认和坚持各民族在形式上、法律上，乃至事实上的完全平等 4．民族团结是指不同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联系中的(ABDE)。

A． 和睦 B． 友好 C． 融合 D．联合E．协调

5． 保障我国散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具有以下重要意义（ABCD）。

A． 有利于保障各民族一律平等 B． 有利于加速散居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 C． 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

D． 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E． 有利于加速散居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

1．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少数民族中人口在1 000万以上的有（BD）。

A．维吾尔族 B．壮族C．蒙古D．满族 E．回族

2．以下被誉为我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的是（BCD）。

A．《阿诗玛》 B．《格萨尔》 C．《江格尔》 D．《玛纳斯》 E．《嘎达梅林》

3．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大体有如下类型（ABCE）。

A．封建制度B．封建农奴制度 C．奴隶制度 D．资本主义制度 E．原始公社制度残余

4．民族问题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情，它关系到（ACDE）。

A．人民团结和社会稳定 B．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 C．国家统一和边防巩固 D．社会发展和民族发展 E．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1．以下各项中，属于民族问题的共同特征的有（ABD）。

A．普遍性 B．国际性 C．不定性 D．敏感性 E．连锁反应性

2． 狭义的民族问题是指在（DE）发生的，表现在民族诸特征及具体形式上的民族间复杂的社会矛盾问题。

A．民族自身的发展方面 B． 民族与阶级之间 C． 民族与国家之间 D 民族的活动中 E． 民族的交往联系中

3．即使在同一时代一国内的民族问题，也由于(ABDE)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A．地域 B 民族C．体质 D． 经济 E． 文化

4．在现实生活中，我国的民族问题往往表现为（BCDE）。这是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一些鲜明特点。A． 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交织在一起B．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 C． 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 D.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 E． 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

1．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ABCE）。A.政治平等团结关系B．经济互助合作关系 C．文化共存繁荣关系

D．习俗交流交融关系

E．社会和睦协调关系

2．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关系的特点是（ABCE）。

A．民族平等的不完全性B．民族团结的相对性

C民族间互利合作的有限性和互助与竞争的共生性

D．民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E．民族和谐的初步性 3．在民族关系的发展中，核心问题或中心问题是（BCE）。

A．民族团结的实现 B．民族利益的照顾C．民族权利的保障 D．民族经济的进步 E．民族发展的促进

4．从宏观上看，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可概括为（ABC）。

A．自然因素 B．民族自身因素 C．社会因素D．经济因素 E．政治因素

5．从微观角度看，经常影响具体的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包括（ABCD）。

A．民族居住混杂状况 B民族间互通语言情况

C．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状态 D民族间通婚情况 E．民族间经济交流情况

1．各民族的多种多样的发展过程，可以归纳为几种基本的发展模式（ABE）

A． 常态发展B．异态发展C．渐进式发展D.突变式发展E.跳跃式发展

2． 民族的发展变化，取决于它的(ABC)

A．社会生产 B．社会分工 C内部交往程度 D．外部交往程度

E．地理位置

3． 民族发展包括（BCD)等

A．原生态发展

B经济发展

C政治发展

D文化发展

E次生态发展

4．民族发展的基本条件，包括(ABCDE)等内部和外部条件。

A．民族结构 B．民族素质

C．民族关系

D自然环境E．社会环境

5.强迫同化是（ABCD）A．凭借暴力和特权来实现的社会现象

B． 民族压迫制度的产物C 民族压迫的表现形式

D．违背被同化民族意愿的E．民族融合的结果

1．民族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和人种的繁衍现象，具有（ACE）等基本属性。

A．自然属性

B人文属性

C．社会属性

D．文化属性

E．生物属性

2．孙中山在1924年《三民主义》一文中认为，造成民族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力，其中包括（ABCDE）。

A．血统 B．生活C．语言D．宗教 E．风俗习惯

3．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的共同特征是（ABDE）。

A．共同语言 B．共同地域 C共同文化 D．共同经济生活 E．共同心理素质

4．从民族社会属性的角度，也就是民族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性质，可以把民族划分为（ABCD）。

A．奴隶制民族 B．封建主义民族 C．资本主义民族 D社会主义民族 E．共产主义民族。

5．我国的民族识别的主要依据是（ABDE）。

A．民族特征 B．历史依据 C现实依据 D．民族意愿E．就近认同 1．民族理论的研究范围、内容，主要应包括（ABDE）

A． 研究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

B． 研究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

C． 研究民族问题解决的方法

D． 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民族政策 E． 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

2． 民族理论的研究方法包括ACE)

A． 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

B． 信息综合方法C． 抽象归纳研究方法

D 定性分析方法E． 定量分析方法

3． 学习和研究民族理论的意义在于(ABCE)

A． 树立正确民族观的需要

B认真、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需要C． 做好民族工作的需要

D． 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需要

E．对民族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4． 民族理论(ABCDE)A．是一门综合性学科B．是一门理论科学

C．是一门实践科学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与实践应用 篇6

【关键词】　战略性贸易政策 规模经济 不完全竞争 外部经济

1.　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内涵与政策主张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现实社会中，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选择有发展前途且外部效应大的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使其迅速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形成贸易优势来提高产业或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战略性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利润转移理论；另一个是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外部经济理论。

1.1利润转移理论

利润转移是指政府通过政策来剥夺外国厂商的出口利润，把它转移到本国厂商身上，以促进本国厂商和笨狗产业的发展，从而为本国厂商赢得国际竞争力，打开国际市场。该理论的具体主张主要有以补贴促进进口、用关税获取国外厂商垄断利润、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三个方面。

1.2外部经济理论

外部经济理论认为，某些产业或厂商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效应，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带动进口的扩张，但由于这些厂商不能占有外部经济所带来的全部利益，因此这些厂商或产业就不能发展到社会最佳状态。如果政府能对这些厂商或相关产业提供适当的帮助、保护与支持，就能够促进这些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发展，加大国际竞争优势，以获得的长远的战略利益。

2.　丰富的成功案例

2.1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发达国家的运用

在研究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基础上，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地区）不约而同地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持产业发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1.1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

随着欧洲和日本的崛起，美国开始转向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美国在全面实施“国家出口战略”的同时，还选择了部分产业作为其扶持的重点。高新技术产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向相关产业扩散技术，推广管理经验，带动了各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协调发展，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和就业的增长。同时，在传统产业，美国政府积极引用“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迫使别国开放市场，并以反补贴、反倾销、保障措施等形式，限制进口，保护了本国市场及相关产业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的实施，有效地保护了美国国内市场，为其钢铁等吸收大量就业的夕阳产业得到调整的时间，并促进了其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及美国出口的增长。

2.1.2欧洲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

欧洲则早在欧洲共同体时期，由于意识到自身与美国的技术差距和竞争关系，就曾运用产业政策试图改变旧有分工格局，形成对本国有利的新的均衡。20世纪60年代，欧洲在飞机产业再次成功地实践了战略性贸易政策。飞机产业具备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外部经济和学习曲线等特征，是非常“标准”的战略性产业。此前，美国在飞机产业一枝独秀。欧洲先是通过英法两国政府提供财政支持共同开发协和型超音速飞机，实现了技术外溢；而后通过欧洲九国政府大量补贴“空中客车”的研发经费，提供出口信贷，并在制造过程的其他方面提供帮助。最终，空中客车公司在飞机产业成功地成为可与波音和麦道公司竞争的寡头之一。

2.1.3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根据本国经濟发展战略，将钢铁、基础化学，石油精炼等基础原材料和电机、汽车、造船、电子机械等高附加值制造业等确定为战略产业部门。　80年代，日本将发展尖端技术部门为主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点，旨在提高研究开发知识密集型产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重。例如在具有外部经济的半导体产业，日本政府采取封闭政策和对通用研究项目进行金融资助等政策予以扶持，其结果是推动了产业发展，并由美国的追随者转变为领先者。总体而言，日本政府通过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加快了电子、石油化工、原子能、汽车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并帮助这些产业保持了其在国际竞争中的相对优势，从而有效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

2.2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

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但在发达国家得到了较多应用，在韩国、印度等参与国际竞争程度较高、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较深的国家也有成功的案例。

2.2.1韩国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

由于韩国产业多为面向出口，因此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体现为对出口产品和出口产业的扶持与补贴。韩国在不同阶段，选择不同产业为重点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20世纪60年代韩国首先实施大规模发展轻纺工业的产业政策，形成了高就业、高增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70年代，韩国在特定产业实行扶持和补贴大企业的政策，在当时收效很大。随着技术在国际贸易中逐渐成为决定性要素，韩国开始通过扶持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政策以实现“技术立国”，并在2005年8月，制定了《韩国2015年产业创新战略》纲要。但是，由于韩国的几乎所有大企业，涉足的行业领域特别庞杂，采取的是“百货商店式”的经营方式，因此，韩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形成规模经济的效果并不明显，且造成了“大而全”的弊病。

2.2.2印度战略性贸易政实践

印度实施战略性贸易的成功实践主要是在其软件产业。印度政府为软件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财力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对软件产业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布局，重视对国际市场发展趋势的研究，为有效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提供资金支持，帮助企业开辟软件出口渠道。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印度软件业的快速产业化和国际化，在世界银行对各国软件出口能力的调查中，印度软件的出口规模、质量和成本三项综合指数位居世界首位。为此，比尔·盖茨曾感叹：“除美国外，下一个软件大国既不是欧洲国家，也不是日本，而是印度。”

各国的实践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促进一国产业发展，进而带动经济总体获得发展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韩国的实践也同时证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应以确定战略性产业为前提，并根据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和企业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政策措施，否则将出现寻租行为，并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格曼、毛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五版.

[2]　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

[3]　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上海三联出版社，1958年.

[4]黄基伟、鲁莹，保罗·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开创者，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

[5]李宾，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的应用研究，对外经贸大学，2007.

政策网络理论 篇7

传统理论模式主要理论基础来源于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官僚性, 一旦政府涉足政策领域, 它将成为通过官僚体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公共利益被假定为公务员个人的唯一动机, 为公众服务是无私的付出;公共行政被看做是一种特殊活动, 因而要求公务员保持中立、默默无闻、终身雇用以及平等地服务于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在政治、行政二者的关系中, 行政管理者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事务是可以分开的;行政任务的书面含义是执行他人的指令而不承担由此而致的个人责任。早期的传统模式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 都显示出了优势。与以前腐败盛行的制度相比, 它更具效率, 而且职业化公务员的思想对个人以及业余服务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 该模式现在也暴露出了问题, 公共行政的理论支柱已经难以描述政府现实了。传统模式的另一理论支柱———官僚制理论也不再被认为是组织的特别有效形式。传统模式的所有事实都已经受到了挑战, 官僚制的确有威力, 但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 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之后, 人们认识到建立在“经济人”假说之上的完全理性决策理论只是一种理想模式, 不可能指导实际中的决策。赫伯特·西蒙 (Herbent Simon) 提出了满意标准和有限理性标准, 用“社会人”取代“经济人”, 大大拓展了决策理论的研究领域, 产生了新的理论———有限理性决策理论。该理论认为, 人的理性是处于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有限理性。主要观点有手段—目标链的内涵有一定矛盾, 简单的手段—目标链分析会导致不准确的结论;决策者追求理性, 但又不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理性, 他只要求有限理性;决策者在决策中追求“满意”标准, 而非最优标准。在决策过程中, 决策者定下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然后考察现有的备择方案。如果有一个备择方案能较好地满足定下的最基本的要求, 决策者就实现了满意标准, 他就不愿意再去研究或寻找更好的备择方案了。

这种模式认为, 只要决策过程的每一步骤都是出于理性的思考, 最后所决定的政策自然是合理的、能有效达到目标的。要使每一步骤合理, 必须用合理的方法和精细的计算, 分析各种政策方案的优劣, 从而求得最佳的政策, 其实质是一种政策优选的方法。一个理性的政策就是效率最高的政策, 而为了达成理性的政策, 它必须具备一些条件, 如完善的政府结构、畅通无阻的情报渠道、正确可靠的反馈信息、政策制定者有权衡各种社会影响因素的能力、政府的决策者必须知道所有的社会价值偏好及其相对比重等。

渐进决策模式又叫“枝干模式”, 认为公共政策的改变只能从现有的基础上改进。渐进模式的思想, 一般认为是耶鲁教授林德布罗姆在西蒙的满意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模式认为, 公共决策的制定和修改, 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渐进改革, 进步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在混乱和无序中挣扎前行的。林德布罗姆把这个过程叫做“挣扎前行的科学”。这种模式认为公共政策是过失的修正, 是把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看做是对以往政策行为的不断修正的过程, 换句话说它是在以往的政策、惯例基础上制定的新政策, 只对过去的政策作局部的调整和修改, 而不是全面更替。渐进决策模式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即按部就班原则、积少成多原则和稳中求变原则。

这种渐进的决策模式是中国建国以来运用较为普遍的一种模式, 对缓解社会矛盾冲突, 维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它根本的缺点是,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有维持现状和缺乏变革的保守主义色彩, 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成为修修补补的过程, 创新性不够。

综合决策模式由美国学者埃特奥尼提出, 目的在于试图保留理性决策模型和渐进决策模型各自的优势和弥补其缺陷。综合扫描决策要求决策者在不同的情况下运用不同的决策模型, 把两种决策模型结合起来, 根据决策的情况来运用, 对变革时代制定较佳的决策方案具有积极的作用。这种决策模式强调公共政策应当是多种决策模式的混合使用, 取长补短、有机结合的结果。如它首先基于对现行政策的检查与评估, 避免了对所有备选方案的考察, 从而吸收了渐进决策模式的优点, 缩减了审查范围, 节约了大量开支;它也充分吸收了理性分析模式的科学方法, 对所考察的方案进行科学测量和优化, 同时, 它重视理性决策模式探讨长期方案和创新方案的优点, 克服了渐进决策模式的保守倾向。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综合了不同模式的优点, 对在变革时代制定较佳的决策方案具有积极的作用。正是由于该决策模式强调公共政策应当是多种决策模式的混合使用, 取长补短、有机结合, 所以这种模式也被称为理想决策模式。

集体行动模式认为公共事务管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形式。而集体行动的逻辑或曰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是行动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结果。个人自私的行为并不一定能够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显然不能够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产生最佳的社会共同结果, 个人理性并不能保证集体理性。因此, 公共管理危机的出现似乎在所难免。公共管理危机的克服有赖于行动个体的行为自主性, 但更多地仰赖于制度的安排。因为制度是长期迭演博弈所选择的均衡结果, 它是行动个体由不合作走向合作的路径依赖。每一次集体行动都是一次社会进步的契机。集体行动总是在寻求突破方向, 摆脱不合理的制度约束, 指向权力机器力所不及的地方, 能够帮助社会朝向更有效、更公平、更多关爱的位置运动, 达到更好的均衡点。但是由于公用地悲剧、囚徒窘境博弈和集体行动的逻辑使得集体行动存在着困境, 人类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并非轻而易举。而针对集体行动带来的问题美国的莉诺·奥斯特罗姆建构了公共池塘资源模型, 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阐述了运用非国家 (集权) 和非市场 (私有化) 的解决方案解决公共事务的可能性。奥尔森教授设计了一种动力机制——“选择性激励”, 这种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会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其中, 实施“监督”和“分级制裁”是必需的。

精英决策模式, 由托马斯·戴伊和哈蒙·齐格勒提出, 认为公共政策不是由人民群众通过他们的利益需求与行动决定的, 而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决定并由政府官员加以实施的。戴伊认为, 标准的精英决策模式在描述制定政策的模式时过于简单化。因此, 他从探求掌权阶层在决定国家政策的主要方面的作用出发, 试图从关于全国性精英人物的资料中提出一种分析政策制定过程的理论模式, 即“关于国家政策制定过程的寡头论模式”。该模式认为, 最初用于国家政策的研究、调查、规划及制定的经费, 的确来自企业和私人则富, 但掌权阶层在整个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起协调作用的中心点是各政策规划组织。尽管现实社会精英对政策的决定和影响作用不是绝对的, 但它的确是实实在在的, 因此这模式具有不可否认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的决策实践中许多重大政策和决策都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与少数高层政治精英群体决定, 中国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 由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低, 加之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经济精英, 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构成成分比较单一, 主要是政治精英。在中国, 政治精英可以分成两个基本的类别:一类是权力精英, 他们是身处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岗位的政治精英, 具有决策权或对重大决策具有实质影响力。如改革开放前重要的权力精英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类是一般政治精英, 他们是身处地方党和政府高层领导岗位的政治精英, 包括地方党和政府的重要领导者, 如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权力精英的领导决策, 为权力精英的决策提供依据和决策信息。因此, 改革开放前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构成可以视为权力精英与一般政治精英的合作模式。但真正对中国的决策过程发生实质影响的是权力精英。毛泽东逝世之后的中国在邓小平等政治精英的领导下, 选择了改革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革带来了社会利益的重新洗牌, 在这场利益格局的调整中, 知识精英和商界精英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随着社会精英的崛起, 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构成开始悄然变化, 由单一的政治精英决策模式向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合作的模式转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大增, 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与者, 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

公共政策的形成是复杂的动态过程, 公共政策实践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公共政策模式的随机性和复合性,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 公共政策的决策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不能笼统地说哪种模式更有用, 应该用多种决策模式作为工具, 对公共政策进行多方位的分析。由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会与经济问题错综复杂, 每个问题的背后都蕴涵着数不尽的影响因素, 而其中的因果关系又盘根错节, 每个模式都有自己的长足之处和局限。因此, 无论是公共政策研究者还是决策者, 必须根据国情和社会存在的问题与特点, 抓住“主要”影响因素, 从而作出恰当的抉择。因此, 中国目前在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模式选择上, 需要遵循以下一些原则。

首先, 要以市场为基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其经济运行处于“转型经济”阶段, 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之中, 虽然党的十四大就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但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转变都需要一个过程, 因此仍是存在着市场机制作用不够充分, 市场配置功能很不健全, 企业的非理性行为较为突出, 强大国际竞争压力下, 本国的幼弱产业难以发展, 以及经济、社会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超前发展要求较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处理好市场配置与政府配置、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市场机制与政府引导、控制之间的关系, 就成了中国政策决策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决定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应该明确, 市场始终是资源配置的基础, 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模式选择, 不能破坏这个基础, 只能促进、补充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

其次, 理论模式的选择要以法律为准绳。西方国家的经验证明, 现代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管理, 强调主要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社会经济生活, 规范社会经济秩序, 包括资源的配置与利用规则。但是由于法律所涉及的范围总是有限的, 其条款也只能是原则性的, 因而需要某种更为灵活, 同时用较为规范的方式来加以弥补或调节, 这就为公共经济政策的产生提出了需求、奠定了基础。它的制定和实施, 既解决了政府在某些无法可依情况下的被动与无奈, 同时又能在变幻莫测的经济变动和社会冲突中, 大大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相机抉择能力, 适时化解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障碍。

再次, 理论模式的选择要以实现效率、公平、发展为重点。效率、公平、发展也是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公共政策对提高效率的作用和影响, 从根本上说来自于纠正市场失灵所造成的效率干扰和效率损失。具体来说主要是对妨碍市场竞争、影响市场效率的垄断现象的消除, 对社会必要公共产品的充足提供, 以及对公共坏产品即外部负效应的克服;为所有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有利环境等。在保持效率的同时促进公平, 是现代政府和公共政策的一项重要职责, 主要手段包括实行累进所得税制, 建立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制度等。

最后, 理论模式的选择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政治是属于人民的事业。不论采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必须坚持以人民利益为重, 制定公共政策也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人民的利益。

而针对不同时期中国的公共政策模式的选择应该不断的调整, 同时模式选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比如改革之初, 中国实行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 这实际就是一种渐进性决策模式, 它以“积少成多”和“稳中求变”为基本特征。如前所述它是一种基于“策略性”的分析, 政策是依靠“试错”的过程渐进调适的, 不存在发展的总体规划和终极目标, 只注重眼前的、即时的和有限的问题。从中国目前所处的现实的历史条件和面临的种种因决策引起的问题来看, 不难发现, 改革当初取的渐进性决策模式战略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因为渐进性决策在取得相当成就的同时, 也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如上面所述的政策“非市场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战略的一个结果, 而这些问题已不是渐进决策的零敲碎打和修修补补所能解决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推进的今天, 我们就不可能再采用渐进决策的改革模式了。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期, 各种矛盾、磨擦和社会发展目标给政治体系的公共政策决策形成了多方面的压力, 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客观地要求中国的公共政策要适应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 选择出恰当的决策模式, 更好地承担其导向、协调与稳定社会的职能, 从而避免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尖锐冲突及其所可能导致的社会无序状态。实践证明, 只有符合中国化的决策模型才能解决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问题,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必须更多地借鉴综合决策模型的道路。同时, 目前的多元化社会迫切需要公民政策参与。在当前的中国, 由于改革开放而形成了利益主体和阶层主体的多元化, 而当社会变得相当多元化时, 即使有最无私、最仁慈的领袖, 政府也难以有效地调节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这时便有必要逐步开放言路、拓宽民众参与决策的渠道。因而, 精英决策与大众的民主调和也是中国今后决策模式的发展趋势之一。

摘要：作为指导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理论基础的公共政策理论发展经历了传统理论模式、有限理性模式、渐进决策模式、综合决策模式、集体行动模式、精英决策模式。通过对各种理论模式进行分析, 结合中国的目前情况得出中国公共政策的理论模式选择。

关键词：公共政策,理论模式,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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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戴伊.理解公共政策:第10版[M].彭勃等,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

[3][美]托马斯·R.戴伊.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M].鞠方安, 吴忧, 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4][美]格斯顿.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和原理[M].朱子文, 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1.

[5][美]约翰·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第2版 (英文版) [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6]朱崇实, 陈振明.公共政策——转轨时期中国经济社会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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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窦正斌.鲁翠.公共政策的制定及中国所存在的问题[J].决策借鉴, 2000, (1) .

[9]张哲菁.西方公共政策决策模式评价[J].理论探讨, 2001, (5) .

股利政策理论综述 篇8

关键词：股利政策,税收效应,代理成本,信号传递,股权结构

0 引言

股利政策是以公司发展为目标,以股价稳定为核心,在平衡企业内外部相关集团利益的基础上,就与股利分配有关的各种事项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和方针政策。通常,股利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股利支付比率的高低设计;(2)股利支付具体形式的选择;(3)股利发放程序和策划。股利政策作为现代公司理财活动的三大核心内容之一。一方面,它是公司筹资、投资活动的逻辑延续,是其理财行为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恰当的股利分配政策,不仅可以树立起良好的公司形象,而且能激发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持续地甚至追加投资的热情,从而能使公司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条件和机会。

在西方,公司理财经历了从以融资理财为主的传统理财阶段,到以资金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为主的综合理财阶段后,进入了以估价和股利分配为特征的现代理财阶段。从此,股利政策的研究成为理论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关注的焦点。

1“在手之鸟”(Bird in Hand)理论

在1961年以前,股利政策研究以规范研究为主。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投资者厌恶风险,在确定性收入和期望值相同的风险收入之间进行选择时,投资者更偏好前者。因此,企业如果保留利润用于再投资,那么未来的收益必须按正常的市场回报率和风险溢价之和进行贴现;也就是说,投资者不仅要求获得市场水平的投资回报,而且还要求企业为他们承担的风险支付报酬。否则,在同样价值的现金股利与资本增殖之间,投资者将选择前者;对投资者来说,一元钱现金股利的价值超过了一元钱资本增殖的价值。这一观点也因此被形象地概括为“一鸟在手”理论。

2 股利无相关假说(MM理论)

1961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财务学家米勒(Miller)和莫迪格利尼(Modigliani)在《商业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股利政策、增长和股票估价”的著名论文,这也是第一次对股利政策的性质和影响进行系统的分析。他们的研究基于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如“完善的资本市场”、“理性行为”和“充分确定性”等。在当前的股利政策研究中,这些条件一般又被解释为:(1)企业的投资决策既定,并为投资者所了解;(2)没有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3)买卖证券没有交易成本;(4)所有投资者都拥有和企业经理相同的信息;(5)没有与股权有关的订约成本或代理成本。他们证明,公司价值由公司的资产获利能力和管理水平所决定,与公司的股利政策无关。因为公司对股东的分红只是盈利减去投资之后的差额部分,且分红方式一般为派现或股票回购等。那么,在完美且完全的资本市场上,股利政策的改变就仅仅意味着收益在现金股利与资本利得之间分配上的变化。如果投资者是理性的话,这种变化就不会影响到公司的市场价值及股东的财富。

现代股利政策理论认为,MM定理是正确的;但是其正确性只有与其前提——“完善的资本市场”、“理性行为”和“充分确定性”——联系在一起,并在这些假设条件下才能得到体现。现代股利政策理论通过放松MM定理的假设条件来解释股利政策在现实中的重要性,形成了关于股利政策性质其他理解。

3 股利政策的税收效应理论

在不存在税收因素的情况下,公司选择何种股利支付方式并不重要。在存在差别税赋的前提下,公司选择不同的股利支付方式,不仅会对公司的市场价值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也会使公司(及个人)的税收负担出现差异。即使在税率相同的情况下,由于资本利得只有在实现之时才缴纳资本增值税,因此相对于现金股利课税而言,仍然具有延迟纳税的好处。一个好的股利政策除了应使融资成本和代理成本最小化之外,还应使税收成本最小化。

研究者对所得税影响的实证分析主要采取两种基本方法:一是运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检验投资者是否对高股利支付的股票比低股利股票有更高的税前投资回报需求;二是研究股票除息日公司股票价格的平均变化情况。事实上,虽然所得税差异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可以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以予以证实,但这种影响又为交易成本和其他因素所交融,单纯的所得税效应理论难以对现实经济中股利支付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

4 股利分配的代理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克里福德·史密斯(Clifford Smith)和杰罗尔德·沃纳(Jerold Warner)的《关于融资合同:对债券条款的分析》(1979,On Financial Contracting:An Analysis of Bond Covenants,《Journalof Financial Econom ics》)和艾夫纳·卡雷(Avner Kalay)的《股东与债券持有者间的冲突和股利约束》(1982,StockholderBondholder Conflict and Dividend Constraint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 ics》)探讨的主要是债权人和股东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他们认为,如果企业在支付股利时不通过增发新股进行融资,企业的资产基数就会减少(这事实上是通过减少投资来为实施股利政策融资),资本结构就会恶化,债券的市场价格就会下跌;通过在债务合同中订立适当的限制股利发行条款可以增加债券价值。对那些经常有预期盈利项目的企业,确定一个较低的股利上限从而有一个较高的留存收益,将会降低通过外部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的需求,同时也会降低由此而引发的融资成本和代理成本。

美国著名法学家费兰克·伊斯特布鲁克(Frank Easterbrook)的《股利的两个代理成本解释》(Two Agency Cost Explanations of Dividends,1984,《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的《闲置现金流的代理成本、公司融资和接管》(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Corporate Finance and Takeovers,1986,《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两篇论文探讨了股东和企业经理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他们认为,由于经理不是企业的剩余索取者,经理和股东的利益相偏离。为了使经理与股东的利益相一致,需要采用某种治理机制,它应具有“监督、担保和事后调整”功能,激励经理更好地为股东利益着想。伊斯特布鲁克强调了资本市场的治理功能。如果企业经常处于资本市场的监督之下,则监督问题和风险厌恶问题都可以得到缓解。

由上可见,股利政策实际上体现的是公司内部人与外部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在存在代理问题的前提下,适当的股利政策有助于保证经理们按照股东利益行事。而所谓适当的股利政策,是指公司利润应当更多地支付给股东。否则,这些利润就有可能被公司的内部人所滥用。因此股东具有多分红、少留利的偏好。

5 股利分配的信号传递理论

股利政策的信号揭示模型通过放松MM定理中完全信息这一假设,即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考察和分析股利政策重要性——信号揭示功能。在这方面作出开拓性贡献的是默尔顿·米勒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凯文·洛克(Kevin Rock)于1985年发表在《Journalof Finance》上的《不对称信息下的股利政策》(Dividend Policy Under A symmetric Information)一文。在其模型中,企业实行的股利政策被认为包含了关于企业价值的信息;并且认为,企业董事和经理要比外部投资者更了解企业当期盈利和未来增长潜力。企业的股利政策将企业真实情况反映给了市场,因此,较高的股利意味着企业有较高的当期净收益,表现在股票市场上,是企业股票价格上升和股东以股票形式持有的财富增加。但股利和企业净收益间的这种关系仅仅是一种可能情况。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董事和经理也可能有其他机会主义动机和行为。投资者在根据股利信号推断企业当期盈利水平时已考虑到了企业内部人(董事和经理)以牺牲投资机会为代价支付股利的动机。同样,企业内部人在选择股利政策时也考虑了市场这种反应。市场根据股利信号对企业价值作出正确判断的状态便是“信号揭示均衡”。有鉴于此,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公司可以通过股利政策向市场传递有关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信息。一般说来,高质量的公司往往愿意通过相对较高的股利支付率把自己同低质量的公司区别开来,以吸引更多投资者。对市场上的投资者来说,股利政策差异或许是反映公司质量差异极有价值的信号。

6 股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一般来说,股权结构在两个方面影响到股利政策。首先,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的股权结构集中的公司,对股利传递信息的要求程度也较低。股东和管理者一致的家族拥有企业、受银行和产业集团控制其公司结构的大公司,其决策人集中而且各决策人之间的信息传递速度快捷可信,因而对股利传递信息的要求较低。以此可解释公有和私有公司间股利政策的差异。其次,股权结构集中与分散的所有权与经营控制权的分离程度影响了股利政策。随着公司股权结构的扩散,公司管理者拥有公司股票的比例逐渐降低,管理者在公司盈利中享有的股利就越少,则管理者过度投资以从公司闲置现金流量中获得收益的动机越强;有监督管理者经营行为动机的股东人数随公司股权结构分散程度而严格递减,导致公司股东与代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增大,因此股东需要公司支付股利以传递管理者行为信息的程度就越高。因此股权结构越分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控制权分离程度越高,代理成本就越大,也就越需要股利政策传递信息。

参考文献

①沈艺峰:《资本结构理论史》[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②毛付根:《西方企业的股利政策》[J];《外国经济与管理》1995(8)。

③魏刚:《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8(6)。

货币政策理论文献综述 篇9

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一般是指, 一国货币当局运用特定的政策手段和工具, 通过特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有效的作用于实际产出, 从而实现政策目标。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1936) 中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概念, 认为国家干预经济是必要的, “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减少宏观经济波动的有效手段。

汉森在《财政政策和商业周期》 (1941) 一文中, 提出了以“反经济周期”为目的的“补偿性财政政策”。补偿性财政政策不追求每一财政年度的收支平衡, 只求在经济周期的整个期间实现收支平衡。

弗里德曼等在《货币政策的作用》 (1968) 一文中, 先对美国经济发展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然后在对货币政策的作用阐述了前人的观点的基础上,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对货币政策力所难及的方面加以概括, 并指出货币政策如何才能发挥出最大作用。

巴罗在《一个自然率模型下的货币政策理论》 (1981) 中, 提出自然利率模型, 认为货币政策有规则的部分对商业周期不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 货币增长率经常变动, 并且货币当局倾向于实施逆周期政策, 这种行为与理性预期均衡是一致的。

Cochrance (1995) 通过建立预期—非预期模型和粘性价格模型两种结构性模型, 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

Cecchetti et al (2006) 以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的货币政策操作作为最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 并进一步将导致宏观经济稳定性的提高分离出由于合理、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带来的贡献, 进而可以得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社会福利改进中所起到的作用。

亚力山德罗-弗拉米尼 (2007) 探讨了在通货膨胀目标下, 内生的不完全汇率传递究竟如何影响最优货币政策的选择。得出的结论是:与不完全的汇率传递效应相比, 滞后的汇率传递效应对最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更大。

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从货币当局采取具体措施开始, 到货币政策发挥作用, 需要一段时间, 同样需要具备一个良好关联效应的传导环节。这个传导的基本途径, 称之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欧文·费雪在《货币的购买力》 (1911) 中提出货币数量论, 根据交易方程式MV=PT, 提出一般物价水平和货币供给之间是同比变动的这一命题。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1936) 提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为:M→r→I (或C) →Y, 希克斯 (1936) 将其概括为IS-LM模型, 后萨缪尔森等学者对其不断完善, 最终形成了完整的IS-LM经济模型。

莫迪利亚尼 (1971) 提出财富效应理论, 提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可以概括为:货币供给增加引起利率上升, 然后股票价格上升, 财富增加, 刺激消费和产出增加。

麦克勒姆在《目标, 指标以及货币政策工具》 (1989) 中指出, 基础货币增长率随着名义GDP增长率与设定的目标之间的离差的变动而变动, 包含了三个主要部分:名义GDP增长目标;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移动平均值;名义与实际GDP之差。

自1911年欧文·费雪提出了货币政策传导的直接机制以来, 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 各种理论在各大经济学流派相互争论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主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有:传统货币数量论、凯恩斯主义利率传导机制。

三、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

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表现为:一方面, 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效果是否是非对称的;另一方面, 相同货币政在不同经济周期实施是是非对称的。

凯恩斯 (1936) 提出, 货币政策通过利率的改变来改变投资和消费, 进而作用于实际产出, 在经济严重衰退时, 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会变得非常大, 此时货币政策是无效的。

弗里德曼等人 (1963) 通过分析美国1924年到1927年大萧条期间的货币政策, 发现大萧条时美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紧缩的, 当时的经济现实说明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是无效的。

Cover (1992) 研究发现, 不管货币供给的冲击能否被预期, 对产出没有影响的是正的货币政策, 能使产出下降的是负的货币政策。

Garcia在《货币政策的效应是非对称性的吗?》 (1995) 中发现, 在经济衰退到扩张的过程中货币政策具有潜在的非对称效应。并且, 货币政策在经济衰退中产生的影响比在经济扩张时更大。

Peersman (2001) 通过对欧元区7国货币供给冲击的研究, 发现在衰退时期货币政策的效果更为显著, 而且不同国家效果是不一样的。

Kuzin和Tober (2004) 通过对德国货币政策效力的研究, 指出货币政策依赖于经济状态, 在经济衰退时对利率更敏感, 此时货币政策效力更强。

四、结语

新的金融工具和机构不断涌现, 国际资木流动规模不断加大, 如何对货币政策操作规则做出选择, 对宏观调控决策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WTO框架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会发生较大变化, 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先进研究成果, 立足国情, 提高政策透明度, 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 提高货币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以真正发挥利率调控的优势。

参考文献

[1]张颖.内生货币供给下的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J].南开经济研究, 2003 (5) .

[2]吴晶妹.评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J].经济评论, 2002 (3) .

浅析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篇10

在战略性贸易理论产生之前, 传统的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基础上, 而且排出了产品的差别、科技和规模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新贸易理论的产生顺应了现实经济的需要, 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将实际的经济条件列入研究之中, 而战略性的贸易理论也应运而生。

战略性贸易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 该理论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理论为前提, 强调了政府适度干预贸易对于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作用。

二、战略性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战略性贸易理论主要包括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论。

利润转移论是该理论的核心, 它是指在不完全竞争的寡头垄断市场中, 国家从战略性的角度, 积极运用战略性出口政策、进口政策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政策等手段, 扶持本国企业的发展, 使其获得竞争优势, 从而扩大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所占的份额, 攫取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 以增加本国的经济福利。这里的贸易政策的直接目的就是从国外向本国转移利润。

而外部经济理论又包括技术性外部经济和收益性外部经济。技术性外部经济是指, 厂商 (或个人、社会) 通过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中其他厂商的技术外溢获得技术和知识, 而不必为此付费, 那么对于本国来说, 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 那些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较大的企业就不会得到其理想的预期收益, 从而导致私人投资不足;收益性外部经济是指, 厂商 (或个人、社会) 从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厂商的集聚中获得市场规模效应, 而该厂商同样也可以不必为此付费。对于本国来说, 如果该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处于发展初期, 规模较小, 则政府可以通过保护的贸易政策对其进行扶持, 以帮助其发展, 提高该产业的市场规模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三、战略性贸易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近几年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 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也越来越成为主流,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也日益盛行, 因为市场毕竟有国内国外之分, 国际间的竞争以不仅仅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 更多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美国对“波音”的战略性扶持,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持和印度对其软件产业的扶持等等的成功案例告诉我们, 中国制定和实施战略性的贸易政策势在必行。我国在国际贸易中, 既要顺应潮流, 遵守国际规则, 更要积极主动的发挥自身优势, 调整政府的角色, 使之更有效的发展本国的产业, 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

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扶持的目标产业的选择

国家进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关键在于对扶持产业的选择, 因为一国一旦对某一行业进行战略性保护, 必然会对其他使用该资源的其他行业造成很大的影响。在选择目标行业的时候:第一, 一个较好的目标产业应具备生产成本的优势 (比如廉价的原材料) , 或者受学习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影响;第二, 应保证被扶持的产业在一定时间内的很高的行业准入壁垒, 防止其他厂商的进入而导致超额利润的消失;第三, 保证被扶持的产业具有较大的规模和大量的固定资本投入, 从而保证其在与国外相同企业竞争的时候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第四, 如果被扶持的产业具有较大的外部经济效应, 则应保证其具有内向型的市场结构, 以避免其技术外溢到国外的相关产业。总之, 该目标产业应该是国内基础设施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比如说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汽车产业或文化服务类的产业等等。

(二) 扶持的时间选择

国家对于产业的扶持多在其处于幼稚产业的阶段, 因为这个阶段该产业没有足够的竞争力, 而一但该产业逐步走向成熟, 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时, 政府对其的扶持政策就应该及时取消, 从而使该产业在走向成熟后所获得的收益能够弥补政府扶持的成本投入。

(三) 外部环境的约束

战略性的贸易政策的实施应保证在不违背外界市场环境的前提下, 否则将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贸易制裁和报复行为。一方面, 不能违背WTO的相关规则和制度, 另外一方面, 也不能与和其他国家签署的双边或多边协议相抵触。

四、小结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 而我国对其研究还尚未成熟, 我国应该结合本国的实际国情, 发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最佳作用, 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又一个新的动力。

摘要：近几年来, 新贸易主义逐渐发展, 作为其在国家政策干预领域的拓展, Brander和Spencer等人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 并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生及其主要内容的讲述, 提出了针对我国实际国情的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建议, 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又一新的途径。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利润转移论,外部经济论

参考文献

[1]金明玉.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在我国的应用[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5.29 (129) :50

政策网络理论 篇11

关键词：农业保险；政府介入；道德风险；逆向选择

农业保险作为一项解决农业风险问题的社会制度安排，其分配的一部分是公共资源。增加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其实施运行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各国的农业保险实践表明，政府的合理介入是保持农业保险制度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和基础。但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仍处于较低发展水平，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农业保险体系中的政府介入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理论依据

1、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农业风险具有风险单位大特征，一次风险事故涉及面广，小则一县一市，大则一区一省。特别是洪涝灾害、干旱灾害等风险一旦发生，则涉及千千万万农户、上亿公顷的农地。这使得保险公司难以通过集中大量风险单位来分摊损失，其承保的农户越多，面积越大，风险反而越集中，风险损失会越大。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就越大；此外，农业风险的广泛伴生性，使得农业保险损失容易扩大，而且由于这种损失是多种风险事故的综合结果，很难区分各种风险事故各自的损失后果，为保险公司的经营制造了技术上的难题；农业风险的发生频率高、损失规模大，严重的自然灾害可能使几个省区连片受损，甚至使作物绝产，这样大规模的损失足以使经营稳健的保险公司，在承保了一定规模的农险保标的后，因一次巨灾发生而濒临倒闭。农业风险的特殊性不符合传统的理想可保风险的准则，导致其不能通过市场化方式有效分散，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2、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品性质。农业保险是一种准公共品，其在取得和消费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从需求看，对于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由于私人购买了也不能独享其效用，不能排除不花钱购买的人享受该产品，造成“搭便车”效应，导致“需求不足”。在农业保险市场上，表现为私人购买力不足。从供给看。公共产品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的特性和自然垄断的倾向，产量越大，消费者越多，其效用越大，效率越高；私人市场的竞争非但不会提高效率，反而会降低效率，这也正是需要政府介入的依据之一。作为准公共品的农业保险供给应当有政府的参与，因为市场机制所提供的数量会大大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此外。农业保险具有外部性。农业保险的“消费”不仅给投保农民本人带来效用，而且对全体社会成员带来“好的”影响，这表现在：一方面，农业保险可以在灾害事故发生时使农民获得最低保障收入，进而保证农业生产及国民经济发展的正常化；另一方面，农业保险可以降低农业投资者的风险预期，提高其进行农业投资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农业的产业化程度。此外。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以及农业与国民经济各部门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农业保险对农业及农民的保障作用，会演变为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利的乘数效应。具有正外部性的农业保险，其社会边际收益高于私人边际收益，而私人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因此，其市场供给和需求均不足，需要政府的介入。通过非市场的方式予以解决。

3、农业保险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逆选择在农业保险中表现比较突出。面对种类不同的农民总体。处于信息弱势一方的保险人，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在提供农业保险时，或者对承保对象进行选择。把低风险农户吸纳投保。而把高风险农户排除在外。出现保险人的“撇油”行为：或者提高均衡保费。而提高保费又使那些低风险者退出保险，如此造成保费不断提高的恶性循环。结果是只有为数较少的高风险农户才会参保，出现“劣等客户驱逐优等客户”的情况。参保人少，风险基金规模小，使农业保险依据大数法则分散风险的功能难以发挥，最终导致保险市场萎缩甚至垮掉。逆向选择是典型的市场失灵。有赖于政府的多种干预或诱导机制从中发挥作用。

道德风险是农业保险面临的又一难题。农业保险合同的签订本身可能会改变投保者的动机和行为，即投保后，投保者会放松对风险的警惕和控制努力，从而改变事故发生的概率和规模。尽管农业生产者无力影响大自然的状况，但他可以通过努力影响许多风险事故发生的规模和概率。从而影响保险公司的收益。因此。道德风险使农业保险人面临高监督成本和高赔付损失的两难选择，无论如何，都提高了保险经营成本，破坏了保险筹集资金的功能。如果道德风险所产生的成本过高，保险人就会减少甚至不提供农业保险的供给，最终导致市场的萎缩和社会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而政府的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解决此问题。

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农业保险的准公共品属性及外部性所造成的供求不足、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所引发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都是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体现。这都产生了政府介入的内在需求。对多数国家而言，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保险的社会效益必须首先予以考虑。当农业保险的社会效益目标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得以实现时，政府就必须用其他手段实现这一目标。以上为政府介入农业保险提供了有力、必要的理论支撑。

二、中国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基本内容

1、确定责任限度是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基本前提。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责任限度，是指由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农民提供农业保险的广度和深度。“广度”是指农业保险所覆盖的保障范围，“深度”是指政府负责的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从理论上说，农业保险应该覆盖全部种植业和养殖业；不仅为农民提供灾害损失的基本补偿。同时提供收入保障。但从西方国家农业保险发展的经验来看，农业保险的发展有针对性，开始往往只覆盖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作物和畜牧产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验的累积。再逐步扩大范围，提高保障程度和金额。无论是其深度。还是广度都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承担能力以及社会、文化、制度沿革相适宜。当前中国处于经济发展阶段，政府的财政力量有限，要整体对种养两业提供农业保险，或对部分农民提供高保障水平的服务，在现阶段条件尚不成熟。政府应现实地将其介入农业保险体系的“广度”界定为重点扶持的地区和农作物，在经济条件允许时，再逐步扩大其保障范围；“深度”界定为提供基本保险保障。而不是更高层次的“收入保险”，但政府应当寻求更加符合市场规律有效率的方式解决基本保障水平以上的保障，要区分不同层次中各级政府的责任。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研究 篇12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现实意义,对策思考

1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核心内容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Strategic Trade Policy) 是由保罗·克鲁格曼、詹姆斯·A·伯兰特和巴巴拉·斯本赛等人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 是指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 政府积极运用补贴或出口鼓励等措施对那些被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外部经济或大量“租”的产业予以扶持, 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 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 以增加本国经济福利和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政府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显然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贸易的通行规则, 因而被视为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的活动。

(1) 利润转移理论。

与传统贸易理论主张自由贸易、实现“双赢”不同,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提出了把垄断利润从外国转移到国内、“损人利己”的利润转移理论。它认为只要存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报酬递增, 企业就有可能获得垄断利润或“垄断租”。而政府的作用是通过某种政策措施, 改变或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 使对外贸易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在特定产品存在“垄断租”的情况下, 使本国企业获得较大份额。本国企业获取较多垄断利润是刺激其增加生产, 占领本国市场, 扩大出口, 进而占领外国市场的重要动力。战略性贸易政策揭示了利润转移的三种类型:①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企业的垄断利润;②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企业争夺市场份额;③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

(2) 外部经济理论。

外部经济理论认为, 某些产业或厂商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 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与进口扩张, 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完全被这些厂商占有, 这些厂商或产业不能发展到社会最优状态, 如果政府能促进这些厂商或产业提供适当的帮助与支持, 就能够促进这些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发展, 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以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2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现实意义

(1)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只是一个模糊的政策导向。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有效实施需要一系列严格的条件。某些假定前提如不完全竟争和规模经济在现实世界中客观存在, 而关于政府、资源争夺和外部报复等条件则过于苛刻, 从而使实施这一政策所需要的信息比所能得到的信息还要多。不少经济学家也承认, 国家针对某一部门或产品的干预政策可能会获得收益, 也可能受损。即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补贴成本和额外收益的权衡根本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

(2)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是回应别国贸易政策的工具。

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是一项进攻性的竞争战略。一国实施后必然会对其贸易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国政府应该做好充分准备, 以反击其他国家攫取优势的政府干预行为。这种防御性动机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显得尤为重要, 正如一国在风云变化的国际环境下要积极提高其军事实力的道理一样。

(3)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意义。

发展中国家同样处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 其幼稚工业 (也称民族工业) 也有战略性产业的某些特征, 所以, 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和措施。而以往建立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基础上的传统贸易理论只强调静态的比较优势, 这往往使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方面亦步亦趋的走在发达国家后面。要实现“赶超”, 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创造动态的竞争优势, 扶植本国的战略性产业, 从而谋求后来居上。

3 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对策思考

(1) 必须正确处理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

战略性贸易政策为政府的贸易干预提供了新的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 该政策支持的贸易保护是适度的, 它并不主张高筑保护壁垒。当然, 中国在实际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时应当注意技巧, 以避免其他国家进行报复。一方面要注意政策工具的多样化, 事实上关税、配额、补贴以外的其他一些政策, 例如价格控制、相机的反倾销政策、政府采购政策等可以收到同样的政策效果, 甚至进口监管、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政策以及狭义贸易政策以外的竞争政策、环境政策、产业标准的制定等也能改变企业的战略行为从而发挥同样作用, 并且这些政策的隐蔽性较强, 不易引发贸易冲突。另一方面, 可以利用WTO的一些模糊区域和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来为本国的贸易干预提供辩护, 例如保护幼稚工业的原则, 国际收支平衡例外的原则, 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在出口补贴、政府采购、技术壁垒等方面的一些有利规定。

(2) 选择适当行业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相应观点。

应当根据特定行业的市场结构特点、竞争状况和发展前景等来决定在该行业能否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以及具体应用哪种政策。在国内外均为寡头垄断的行业, 对国外进口可以施加适度的关税, 实施战略进口政策, 从国外企业转移利润;在国内为完全竞争、国外有垄断力量的行业, 也可以采用战略进口政策, 从国外企业抽取利润。对于国内外均为寡头垄断, 本国出口较多、出口竞争激烈的行业, 可以实施战略出口政策。对具有寡占特征、规模经济效应显著、国内外企业在本国以及其他市场上争夺激烈的行业, 特别是一些国内尚不成熟的新兴产业或高科技产业, 可以应用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 在这种行业, 保护所带来的长期动态收益 (包括对其他行业的积极的外部经济效应) 可能超过短期内保护造成的静态福利损失, 从而使本国获利。

(3) 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促进市场结构合理化, 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创造更好的条件。

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包括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理性的市场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 大力发展非国有企业, 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 精简政府机构, 转变政府职能, 加速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 健全价格机制, 改变各类市场发育不平衡的状况, 推动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继续推进对外开放, 实行国内外市场的全面接轨;在建立与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必须树立起法律的规范机制, 促进市场秩序的改善, 在更深层次上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促进市场结构合理化、进一步提高行业集中度与规模经济水平方面, 要走市场机制的自组织作用与政策引导相结合的道路。

(4) 处理好利用外资和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提高国民福利的关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展, 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 特别是一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纷纷进入我国市场, 兴办独资或合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 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寡占行业进行保护和扶植不仅会使本国企业获益, 而且有可能提高外资企业的利润, 而这种利润不应该计算在本国福利之中。总之, 由于不完全竞争是客观存在的现实, 尽管中国已具备推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某些前提且有此必要, 但由于这种政策损人利己、易遭报复的性质, 其有效推行还有赖于一系列严格的实施条件, 否则其效用就要大打折扣, 甚至完全失效。因此, 对这一政策务必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 切不可片面夸大或曲解其功效, 更不能不分场合地盲目滥用, 以防贸易保护主义泛滥。

参考文献

[1][美]保罗.克鲁格曼, 海闻等译.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2]吕春成.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 2002.

[3]苏应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J].当代财经, 200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