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适应与选择（通用7篇）
多维适应与选择 篇1
1、导语
本文所讨论的地区形象宣传语的英文创作属于外宣, 是一个城市或地区对外宣传的语言活动。根据刘雅峰学者对外宣翻译效果的论述 (刘, 2010:29) , 地区形象宣传语的英文创作旨在对目标国家宣传对象的思想、态度和行为产生实际影响。可见一个准确、地道的英文地区形象宣传语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国家或地区形象, 并实现交际意图。
地区形象宣传语英文创作是语言学及翻译研究的新领域, 目前就这一领域的研究鲜少。申娜娜, 李品 (2011:84-86) 从文本类型论的视角研究上海世博会展馆主题标语。该研究对地区形象宣传语的英文创作提供一可行的理论指导和翻译策略。束慧娟以上海世博会主题标语的翻译为例, 指出公示语翻译应该遵循生态翻译学的“三维”原则。
本文所探讨的地区形象宣传语均来自CCTV-NEWS频道, 探讨其语言特点, 并以生态翻译理论为基础, 指出其英文创作应做到对英语生态环境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与转换, 达到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地区形象宣传语。
生态翻译理论是胡庚申教授近几年提出的, 是一种生态学的翻译研究途径。胡庚申 (2008:13) 指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的方法是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的原则下, 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与转换 (胡, 2011:8) 。翻译的标准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 (胡, 2011:8) 。因此译者必须对整个翻译生态环境作出适应和选择, 多维度地寻找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
2、CCTV-NEWS频道地区形象宣传语的语言特点
CCTV-NEWS频道地区形象宣传语属于电视外宣, 承担着对外宣传的责任。从笔者所搜集来的实例, 可以归纳为以下语言特点:
2.1 语言简洁, 多用名词短语
由于电视外宣时间短 (短则5秒) 、宣传目的性强的原因, 地区形象宣传语的语言形式必须简洁, 否则无法起到有效的外宣效果。如A summer resort, Hohhot (避暑圣地——呼和浩特) ;A vast grassland, Wulanchabu (广阔的草原——乌兰察布盟) 。以上地区形象宣传语用观众喜闻乐见的词语和名词短语向观众传达所指称城市的主要信息, 语言形式简洁, 朗朗上口。
2.2 主题信息突出
CCTV-NEWS频道地区形象宣传语是一个城市或地区外宣的语言活动, 旨在影响观众的思想、态度和行为, 所以它本身需具有能吸引观众的主题信息。如:An oasis of tranquility, Erdos (宁静的绿洲------鄂尔多斯) 。该宣传语用oasis和tranquility两词突出了鄂尔多斯宁静的绿洲这一主题信息, 在观众脑海中塑造一副大草原的美景图, 起到外宣的作用。
2.3 语言感召力强
地区形象宣传语兼具信息功能和感召功能 (申娜娜, 李品, 2011:84-86) 。要实现这两种功能, 语言除了简洁外还需有很强的感召力。如Africa, an amazing world, is coming closer to us (非洲, 一个神奇的世界, 正在向我们走来) 。创作者用amazing一词, 给观众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 激发观众探索非洲的兴趣。有研究显示在广告类的外宣语言中, 创作者不惜笔墨地用描述性的形容词和副词来描述产品特性, 激发观众的购买欲望 (谢建平, 2008:191) 。
3、CCTV-NEWS频道地区形象宣传语英文创作中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与转换
胡庚申教授 (2008:13) 指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生态环境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 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所以在进行CCTV-NEWS频道地区形象宣传语英文创作时, 创作者应考虑到生态环境中的各个构成要素, 并做到适应和选择的交替循环, 创作出“整合时应选择度最高”的宣传语。本文将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方面加以论证。
3.1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与转换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与转换指译者对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与转换 (胡, 2011:8) 。据此, CCTV-NEWS频道地区形象宣传语的英文创作应适合目的语语言形式和语言规范, 并符合地区形象宣传语的特点。如:New shipping hub in China’s Northeast reaching the world from Northeast China, Port of Dandong (中国东北部的新枢纽港, 从中国东北部连接世界——丹东港) 。此宣传语句式冗长, 且重复出现方位名词, 不符合外宣简洁的特点。笔者认为应改为New shipping hub reaching the world from Northeast China, Port of Dandong (新枢纽港, 从中国东北部连接世界——丹东港) 。
3.2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与转换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与转换指译者应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 (胡, 2011:8) 。Nord认为翻译是一项跨文化的交际行为 (转引自刘, 2010:130) , 因此CCTV-NEWS频道地区形象宣传语的英文创作者除了考虑到语言形式是否符合英语语言规范外, 还必须具有跨文化意识, 明确双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CCTV-NEWS频道洛阳的地区形象宣传语如下Longmen Grottos, Shaolin Temple, White Horse Temple, The Yellow River Xiaolangdi Dam, Luoyang Peony, Welcome to Luoyang, China.www.lyta.com.cn. (龙门石窟, 少林寺, 白马寺,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 洛阳牡丹, 欢迎您来到中国洛阳参观www.lyta.com.cn) 。此形象宣传语将洛阳的旅游景点平铺直叙地展现给对中国历史文化了解甚少的西方观众面前, 虽然有图片辅助, 但是仍未能突出该地区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可见创作者应考虑到英语观众的认知水平和文化背景, 做到英语语言、文化和读者的选择性适应与转换, 才能避免文化休克甚至文化扭曲现象的发生。笔者认为可参考洛阳旅游局网的地区形象宣传语“千年帝都, 牡丹花城”, 创作为:Thousand-year-old capital, Luoyang.
3.3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与转换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与转换指译者应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即原文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胡, 2011:8) 。CCTV-NEWS频道地区形象宣传语兼具信息功能和交际功能。只有将这两种功能通过英语观众易于接受的语言传递, 才能实现交际意图。如:More smiles, more opportunities, modern Yiwu, a pilot city of the country's international trade reform, Yiwu, China (更多的发展机会, 现代义乌——中国的外贸示范区之一, 欢迎您——中国义乌) 。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的眼光, 创作者对英语生态环境进行了选择性适应与转换, 采用More smiles, more opportunities等感召力强的语言向投资者宣传义乌, 并表示东道主的热烈欢迎, 以交际意图实现。
3.4 多维度适应性选择与转换对地区形象宣传语创作的启示
CCTV-NEWS频道地区形象宣传语多维度适应性选择与转换的研究对地区形象宣传语的翻译或创作有以下启示:首先, 创作者/译者应分析源语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 考虑目的语语言和文化, 读者的期待, 将语言活动放在整个翻译生态环境中, 做到多维度适应性选择与转换。其次, 地区形象宣传语应符合宣传语简洁、主题信息突出和感召力强的特点。再次, 创作者/译者应在多维原则的指导下, 不拘泥于源语形式, 采用直译、意译、变译等翻译策略, 寻找适应选择度最高的地区形象宣传语。
摘要：本文以CCTV-NEWS为例, 探讨了地区形象宣传语的语言特点, 并以生态翻译理论为基础, 指出地区形象宣传语英文创作应做到对英语生态环境的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与转换。
关键词：地区形象宣传语,生态翻译, 适应性选择与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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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适应与选择 篇2
减贫是国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 我国政府一直重视农村扶贫工作,经过30多年的扶贫治理,贫困人口数量由2000年的9 422万人下降为2010年的2 688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 8% 。参照农民人均纯收入2 300元的新扶贫标准,2011 - 2014年我国减贫人口4 989万人,尚待脱贫人口约7 500万人,扶贫工作任重道远。审视我国扶贫工作由普惠性扶贫逐步转变为精准扶贫、 竞争性扶贫的历程,针对当前扶贫资源边际效益递减、贫困群体社会剥夺感增强、绝对贫困问题减少而相对贫困现象增加、特殊群体贫困问题日渐突出、资源配置机制变革等挑战,贫困问题研究重心也经历了一个从单一视角向多维视角、从静态贫困向动态贫困转变的过程。
一方面,收入与消费水平是划分贫困与研究贫困的重要指标,通常用满足生产生活所需的货币量来权衡,但不能简单地从收入与消费的视角来分析、判断与治理贫困问题,贫困问题是具有复杂性、系统性特征的社会问题。贫困可以被理解为获取收入的能力存在差距或者社会分配与再分配的不平等所造成,Alkire S等认为 “人的贫困不仅仅表现在收入贫困方面,也包括健康、受教育年限、生活质量等福利指标的贫困”[1],并藉此提出了多维贫困理论,在此基础上设计多维贫困测度指数用于贫困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如贫困发生率、 贫困差率、Sen指数、FGT指数、多维贫困测度的 “双界线”的方法、公理化方法[2]等。我国学者基于该理论的诸多实证分析多选择健康与营养调查( CHNS) 数据并综合人均纯收入、教育、健康、 公共服务、年龄等指标测度各地区贫困程度并寻求致贫因素。较于单一视角分析,基于多维视角研判贫困问题所得结论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与实践指导价值。
另一方面,“动态贫困研究是分析个人或家庭在贫困位置上的流动状况( 进入、停留或脱离) 以及地位转变的原因”[3], “贫困是动态的,贫困人口动态地分布在不同的生活状态; 那些长期处于贫困陷阱中的人口以特殊的动态方式反映了社会向上流动的僵滞、社会分层的固化”[4],对于贫困人口的 “贫困进入———持续———退出” 过程的动态分析逐渐取代仅关注某一时段贫困人口规模的静态研究成为必然。动态贫困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的朗特里所提出的 “贫困生命周期理论”与 “生命事件”、“贫困持续时间”两个概念[5],继而哈里、刘易斯提出了 “累积性劣势”理论[6],默里、米德分析了福利制度 “濡化作用( encultura- tion) ”[7]、班恩、艾尔伍德创新性采用贫困时段( poverty spell) 并建立了经验分析模型[8]。国内研究多运用动态贫困理论分析我国贫困现状,将贫困分为持续贫困和暂时贫困、内生贫困与外部冲击贫困等[9],并针对性分析影响贫困人口的 “贫困进入或贫困退出”因素[10],以更有效率地进行扶贫消除贫困的脆弱性与持久性。
二、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特征
扶贫移民是基于减贫而进行的贫困人口从生态环境恶劣地区向自然条件较好地区的迁移以及与此联系的社会经济系统重建活动。我国移民扶贫始于1983年的宁夏三西移民,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 - 2020》将 “易地搬迁扶贫”确定为扶贫开发的重要政策,至2013年我国近20个省共开展移民扶贫约700万人,作为扶贫移民示范区的江西省自2003年启动扶贫移民工程以来已完成了搬迁安置群众60多万人。
扶贫移民适应期是指在扶贫移民自搬迁安置开始至其在安置区实现社会经济适应的时期,由于移民搬迁安置对于原有发展模式产生冲击,致使在扶贫过程中出现移民安置中利益毁损、扶贫资源传递异化、安置区社会适应成本较高等不良现象,一般认为需要经过3 - 5年的时间才能有效恢复。扶贫移民的适应从内容上涵盖自然环境适应、经济适应、文化适应、社会心理适应等,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特征。
一是发展意识高涨,但发展目标不清。扶贫移民经过搬迁安置,置身于较好发展环境,交通、信息、市场、就业机会等优势明显,加之政府及职能部门的宣传与引导,扶贫移民发展积极性高涨,对于发展机遇充分肯定,具有较强的发展意识。处于适应期的移民由于自身素质、原有发展基础、对环境的陌生、基层组织不健全、社会支持与保障系统不完善等因素影响,多数扶贫移民在发展方向、发展目标上犹豫不决,常因此而坐失发展机会。
二是竞争意识凸显,但组织协作不够。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社会贫富差距扩大, 民众的竞争意识不断增强。搬迁安置后的扶贫移民由于此前发展资源的有限性约束以及渴求发展资源的迫切性进一步加剧了扶贫移民发展的竞争意识。另一方面,竞争意识强烈的背后可能导致部分扶贫移民自我意识膨胀、集体意识与团队协作精神欠缺等不足。风险社会下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每一个市场主体都要具备一定风险意识和风险规避能力,尤其是具有个体抱团形成组织进行风险共担、效益共享的发展能力。移民市场意识淡薄, 信息接收和反馈能力差,很难准确把握市场动态, 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经营、管理、组织,协调能力不强,缺乏经营观念、科学管理方法与勇于承担风险的创业精神和敢于竞争与善于竞争的素质,扶贫移民之间缺乏信任、缺乏协作等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扶贫移民的生计恢复。
三是社交意识明确,但心理受挫能力不高。扶贫移民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到现有的生产生产方式,中断了原来的社区邻里关系,移民也由此可能失去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发展和解决困难的资源。 多数扶贫移民尤其是中青年移民到安置区后,能够及时利用电话、网络等方式对于原有社会关系及时联络( 但这种联系如果不在同一空间范围, 则具有 “客观存在,实体虚无; 思想交流可以互助,发展制约难以协助”的特点) ,并积极在安置区开展新的社会关系重建。考虑到社会关系的功利性、移民生计发展的现实性、市场竞争的残酷性,移民的自利思想、社会交往与经济发展等行为失败导致的自卑与恐惧、加之生产生活环境与方式的转变等带给扶贫移民较大的精神压力。
四是独立意识强烈,但可行能力不足。被称为 “经济学良心”的阿玛蒂亚·森在 《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提出 “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能力就是一种自由。一个人的 ‘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 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 或者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 ,要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障、防护性保障等五个方面[11]。扶贫移民在搬迁安置过程中囿于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发展支持,逐渐形成了 “缺省依赖基础假设”的较强独立意识,即认为自己可以从事多种方式改善生计,却对于一直存在并给予诸多支持的外界环境依赖没有理性认识; 安置后的扶贫移民对此依赖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减少,从而出现可行能力受限或不足问题,发展迟缓。
依据默顿的反功能理论, “功能就是观察到的那些有助于一定系统之调试的后果。反功能就是观察到的那些削弱系统之调试的后果。还有那种非功能后果的实际可能性,即后果与所考察的系统完全不相关”[12]。移民扶贫作为一项民生工程, 旨在移民安稳致富,实践证明其兼具扶贫和生态保护功能,可有效破解区域生态可持续和社会经济发展矛盾,实现双赢。但它作为一种效益寻优与资源优化配置活动,在取得较多收益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目标的 “反功能”现象: 多数移民从迁出地转向安置区,生计资产受损,在安置区新环境里需要经历因为生计策略调整引致收入下降甚至陷入贫困的发展适应期,诸多致贫风险将在该阶段集聚爆发,如不能有效防范,将降低移民生活水平,诱发程度不同的移民适应期生计风险,有违移民扶贫政策初衷,阻碍移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扶贫移民适应期多维贫困影响因素探寻
( 一) 数据调查与模型选择
为能基于多个维度对扶贫移民进行搬迁安置前后数据比较分析,寻找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致贫因素,本研究调查样本选择江西省兴国县均村乡圳背移民安置区、遂川县黄坑乡莲花社区、修水县义宁镇良塘移民安置点三个移民搬迁安置区, 调查时间为2014年3月,数据采集时点分别为搬迁前( 2012年) 与搬迁后( 2013年) ,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了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移民搬迁基本情况、移民生计适应与可持续发展、移民心理思想及社会适应状况、移民政策及满意度状况等五个部分。调研组共发放问卷达到220份,经过整理得到有效问卷为209份,有效率为95% ,其中有效问卷中遂川县为34份占有效样本的16. 3% ,兴国县为33份占有效样本的15. 8% ,修水县为142份占有效样本的67. 9% ( 见表1) 。
选用Alkir与Foster ( 2011)[1]提出的 “双界线”法判定多维贫困,从能力视角综合判断贫困个体的贫困程度与深度。贫困发生率( H) 、平均被剥夺程度( A) 与AF多维贫困指数( M0) 计算公式如下。
H = q / n ,其中q为某种贫困维度下贫困个体数,n为样本总数;
,其中q表示贫困维度为k时的贫困个体数,用以描述贫困深度;
,其中ci( k ) 为贫困个体i加权的贫困维度数, d为设定维度数 。
在指标选取方面,依据扶贫移民在搬迁安置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丧失发展资源、失去公共服务、 社会关系网络受损、边缘化等生计损失及致贫风险,选择教育、收入、生活质量( 电视、手机、 住房、饮水) 、发展保障( 耕地、技能培训、社会网络、补偿与扶持政策满意度) 等10个指标全面描述扶贫移民贫困状况,测算多维贫困指数时则其整合并分为6个维度,以便更好地进行维度之间的数据横向比较( 见表2) 。
( 二) 各维度贫困的统计描述
单维指标显示( 见图1) :( 1) 移民前教育、 手机、收入、住房的贫困发生率较高,分别为40. 19% 、46. 89% 、24. 88% 和22. 49% ; 移民后技能培训、补偿与扶持政策满意度、教育、耕地的贫困发生率较高, 分别为75. 12% 、 37. 32% 、 38. 28% 和15. 31% 。反映出扶贫移民安置前主要是物质性贫困,安置后由于理念更新与发展环境改变。市场竞争与发展风险冲击使得扶贫移民越来越关注技能培训、组织协作、政策支持与发展资源,虽然扶贫移民安置后技能培训与政策扶持较安置前有较大进步,由于移民认为部分财产损失补偿较低、部分政府减贫行为与移民发展意愿不能有效对接或者扶贫移民 “特殊身份”、 “攀比心理”影响扶贫移民满意度还是呈现下降态势。( 2) 耕地指标满意度下降是因为扶贫移民所获土地的安置区原住居民相比,数量、质量均有所差距,相对于安置前自有土地资源,扶贫移民对于当所获土地的满意程度下降。 ( 3) 从收入、住房等指标来看,扶贫移民搬迁前后发展状况有了较大改善, 贫困发生率分别下降18. 66% 和29. 19% 。其中, 收入的增加得益于扶贫移民安置后外出务工或进园非农就业后的工资性收入增加,住房质量改善得益于政府财政支持的移民安置小区建设。
多维贫困指标显示( 见表3) ,移民安置前后多维贫困发生率均呈下降态势,且安置后贫困维度k为0的比例上升,移民扶贫政策效果显著; 但仍有部分移民户生活在多维贫困之中,如安置后的扶贫存在3维贫困户比重达9. 57% ,反映适应期扶贫移民生计存在较多风险,需要进行有效的风险找寻与应对。
( 三) 多维贫困指数测算与分解
测算多维贫困指数( M0) ,关键是维度数量选择与指标权重审定。为全面、准确反映出多维指标在贫困反映中的特征与重要性,避免重要信息遗漏,本文分析维度选择教育、收入、耐用品、发展保障、住房、饮水等6个维度; 将等权重方法、 PCA量化方法与专家调查法相结合,设定各维度权重( 见表4) 。分别按照k = 3 、k = 4 、k = 5和k = 6时的多维贫困指数( 见表5 ) 。当k = 3时, 扶贫移民贫困发生率由安置前的0. 1053下降为0. 0957,平均被剥夺程度由安置前的0. 5939上升为0. 7333,多维贫困指数也由安置前0. 0625上升为0. 0702,原因是在发展保障维度指标涵盖扶贫移民对于耕地、政策扶持、技能培训等满意程度的负向指标,鉴于适应期扶贫移民生计风险损失,多数移民满意程度下降,导致多维贫困指数上升。但当k = 4 、k = 5和k = 6时,贫困发生率、平均被剥夺程度与AF多维贫困指数均有所下降,反映出扶贫移民安置后生计水平总体趋好,并没有出现工程移民研究中得出的 “绝大部分移民将在适应期陷入贫困”的现象; 同时数据也表明少部分扶贫移民陷入多维贫困状态,具有贫困持久性特征。
基于指标进行多维贫困指数( 选用k = 6时) 进行全指标分解,以全面反映扶贫移民各个致贫因素( 见表6) 。可以看出,教育、发展保障、住房贫困较为严重,对扶贫移民贫困的贡献度较大, 安置前( 后) 分别为26. 92% ( 31. 64% ) 、19. 23% ( 46. 33% ) 、20. 51% ( 14. 50% ) 。排除扶贫移民工作中由政府统建的住房、饮水工程影响,如果单纯从收入角度衡量评估,将会忽略安置后扶贫移民的教育贫困、发展保障贫困等影响扶贫移民生计可持续的致贫因素。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启示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适应与选择 篇3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适应,选择
引言
翻译从来就不是一项纯语言的活动, 翻译实质上是对原作意义、信息、思想和文化的传递。而译者则是这种传递信息、思想、文化的使者。有翻译活动以来, 译者主体性研究就持续不断, 但鲜见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定位。近年来胡庚申在这方面作了专题研究, 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翻译适应选择论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是生态翻译学 (Eco-translatology) 最基本的理论。生态翻译学认为, 翻译是以译者为主导, 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为。[1]也就是说, 在翻译操作过程中, 一切适应和选择行为都要由译者有意识地做出决定并实施操作。可以说没有译者中心地位的确立, “适应”和“选择”也就无从谈起。本文将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角度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方面的发挥。
一、翻译适应选择论中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 对于译者来说, 既要适应, 又要选择。一是“适应”——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二是“选择”——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2]翻译过程=译者的适应+译者的选择。因此译文的产生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即“自然”选择译者和“自然”选择译文。“自然”指的是“翻译生态环境”, 也就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3]
翻译被描述成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适应的目的是求存、生效, 适应的手段是优化选择;而选择的法则是“汰弱留强”。根据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 翻译方法被概括为“三维”转换, 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下, 相对地集中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文化内涵和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二、译者语言维的适应与选择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面对就是语言问题。所以译者的适应首先也是语言因素的适应, 适应语言的意义。奈达 (Nida) 和泰伯 (Taber) 说过,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征。要进行有效的交流就必须尊重每种语言的特征。卓有成效的译者不会把一种语言的形态强加到另一种语言上, 而是随时作必要的调整, 把原语的信息用目标语的独特结构表现出来。”[4]下面的例子选择朱自清《匆匆》的三个不同译文:
译者首先要选择并适应原文这个翻译生态环境, 从而选择对原文文本的理解及对译本的最终表达。对这句话中“空虚”一词, 三人选择了不同的词进行表达。朱纯深选择“get empty”, 忠实原文, 是对原文意义的适应, 却转折得过于突兀;张培基选择“wear away”, 以读者的理解为出发点, 体现了对译文的选择, 相对比较贴切, 但前面的“quota”多用于商务英语中, 非散文翻译;而张梦井选择了反译, “becoming numbered”更适合西方读者的理解习惯, 但似乎欠缺了原文作者所体现的心境。
三、译者文化维的适应与选择
中西方由于地域及历史发展不同, 故文化底蕴自然不同。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 人们追求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和谐共存。译者作为文化交流的一个媒介, 所作出的最大适应是译语的文化背景。Gidion Toury认为翻译活动和译作应以译语文化和社会的需要为前提, 译文必须以译语文化接受的形式取代原文。译者在明确了这一“适应”后, 进行“适应性选择”, 发挥其主体性。在《红楼梦》第三十八回, 黛玉、宝钗和宝玉等人一边品蟹一边吟诗。其中宝钗的这首被评为“食蟹绝唱”, 这里引用前四句, 比较一下霍克斯和杨宪益夫妇的译文:
以这首咏蟹诗的首联为例, 译者在翻译重阳节时就涉及文化维度的问题。杨宪益对于原文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应, 所以杨译的译文选择语义翻译。“the Double Ninth”首字母大写提示译语读者此语为专有名词。可是译者在这里忽视了对译文这个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因为译语读者需要查阅有关资料才会了解重阳节是指每年农历9月9日。所以, 这里加上注解效果会更好。霍克斯对同一问题的处理略显“巧妙”:以重阳节来临的季节——秋末代替了重阳节本身的翻译。这里对译文表达的选择会使译语读者失去了一个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机会。[5]所以, 可以看出在适应选择过程中, 译者有时很难做到完全的兼顾。
四、译者交际维的适应与选择
所谓“交际维的适应与选择”, 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要求译者除了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外, 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 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从语用角度分析, 翻译过程就分为语篇释意交际过程和语篇产出交际过程, 即译者与作者之间的跨文化心理互动过程和译者与其意向读者之间的动态顺应过程。[6]在语篇释意交际过程中, 基于原文话语及其语境假设的认知推理, 译者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做到最佳适应;在语篇产出交际过程中, 译者的语言选择和翻译策略选择要保证与译文读者的认知和谐, 传达出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这样, 译者与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跨文化交际就能完成了。
在《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里, 贾雨村说到“清明灵秀, 天地之气, 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 天地之邪气, 恶者之所秉也”, 比较一下两种译本:
这里, “天地之气”的“气”是中国古代哲学概念, 指构成天地万物的物质, 而在英语中找不到一个对应的词来表达, 这就要求译者在转换原文作者意图上作出适应性选择, 以便让译文读者获得相关认知, 实现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交际。杨译选择使用“essence”, 取其“构成事物之要素”之意, 未能准确表达“气”的内涵;霍译放弃原文的“气”, 选择“humour” (进入人体并依比例不同而决定人之健康与性格的四种体液之一) 代替, 应该说与汉语的“气”相差甚远, 但这个词的选用考虑到了英语民族的文化背景和接受心理。[7]霍的译法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作者与读者的交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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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适应与选择 篇4
关键词：利玛窦,翻译过程,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自1582年入华传教,历经澳门、肇庆、韶关、南昌、南京等地,结交士人官员,展西洋新奇物品,扬长避短拢人心,开创并实施了“学术传教”的曲线传教策略,使天主教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得以生存。韶关(明代称韶州)是天主教在中国的第二个传教点,利玛窦在此生活了长达6年(1589~1595),韶关在其传教生涯中的地位和价值可见一斑。
近30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利玛窦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其中有些学者采用宗教学、历史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理论研究利玛窦[1,2,3]。长期以来,学界对利玛窦的翻译活动虽有关注,如利玛窦的翻译译材选择和策略取向的研究[4,5,6,7]和涉及术语的翻译研究[8,9],但鲜有通过理论阐释和具体实例来论证韶州时期利玛窦翻译的过程是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和选择的过程。鉴于此,笔者探讨韶州时期利玛窦的翻译活动,挖掘作为译者的利玛窦在翻译过程中需要适应的因素以及翻译标准、策略和文本的恰当选择,揭示利玛窦翻译的过程是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和选择的过程。
一.韶州时期利玛窦的翻译活动概观
明末清初时期,许多耶稣会士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活动中极大地推动了中西方文化科技交流,其中利玛窦的翻译活动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韶州在利玛窦的传教生涯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他在韶州展开了重要的译介活动。
1.翻译《四书》
儒学在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而利玛窦将翻译和研究儒家经典作为其来华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翻译和研究儒家经典,利玛窦不仅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人的信仰和习惯,也证实了基督教和儒家存在相似点。在韶州期间,利玛窦制订计划攻读儒学经典《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1592年,他着手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标题是《中国四书》,并加以许多注释作为来华新传教士学习中文的读本。次年年底,利玛窦结束《四书》中三本的翻译工作,开始第四本的翻译。1594年他把《四书》的拉丁文译本寄回意大利出版,成为最先完整编辑中国儒家经典书籍,并加以详细注释的西方人。利玛窦曾高度评价孔子在世界历史上具有的地位:“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的叫作孔子……他既以著作和授徒的方式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所有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10]。后来,在编写《交友论》时利玛窦也从“四书五经”里汲取了大量知识养料。
2.合译《几何原本》第一卷
利玛窦在《译<几何原本>引》中说:“嗣是以来,屡逢志士左提右挈,而每患作辍,三进三止”。[11]这表明在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之前,中国士人对《几何原本》曾尝试相关翻译研究。韶州时期的瞿太素最先对《几何原本》做过深入研究。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学习了西方算学后,“他(瞿太素)从事研习欧几里得的原理,即欧氏的第一书(卷)。他很有知识并长于写作,他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写出一系列精细的注释……他日以继夜地从事工作,用图表来装点他的手稿。……当他把这些注释呈献给他的有学识的官员朋友们时,他和他所归功的老师(利玛窦)都赢得了普遍的、令人艳羡的声誉”[12]。可见,瞿太素在利玛窦的指导下,从头到尾读完《几何原本》前六卷,他所写的心得体会在士大夫圈内广为宣传。此外,“瞿太素还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一卷译成了中文。遗憾的是,他的这类文稿均已失传”[13]。瞿太素与利玛窦合译的第一卷意义非同小可,源于利玛窦的学生张养默曾无师自学了欧几里得的第一卷。在向利玛窦请教几何学问题时,他觉得利玛窦凭传授数学知识来启迪中国人,达到了他的传教目的。张养默屡次请教利玛窦有关几何学问题,表明他以瞿太素先前工作为基础深入探索了《几何原本》第一卷之后的内容。由于在徐光启、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之前的翻译尝试和探索研究与瞿太素对《几何原本》的基础知识在士人中的传播,徐光启、利玛窦才能在较短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翻译工作。
二.韶州时期利玛窦翻译活动的过程:译者适应与选择
(一)译者的适应过程
1. 译者对“能力”的适应
在选择翻译文本时,译者应挑选那些自己有把握的作品,即那些适合自己能力的作品去翻译,以确保优质翻译作品。王佐良认为,“就译者来说,个人的条件决定了适应于译何种性质的语言,不宜于译另外性质的。他应该选择与自己风格相近的作品来译,无所不译必然出现劣译”[14]。乔曾锐在《译论:翻译经验与翻译艺术的评论和探讨》一书中也写道:“不懂诗的人不要译诗,没有文学修养的人不要搞文学翻译,分析能力和思想条理性不强的人,不宜搞政治著作的翻译。对某一专业只具有一些皮毛知识的人,最好不要接受翻译该专业著作的任务,勉强去做,是收不到好效果的”[15]。入华之前,利玛窦曾就读于耶稣会罗马公学院文学院和哲学院。他在学习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同时,还必须学习包括几何学、算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是对其“恩师”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丁先生(Cristoforo Clavio)评注的《几何原本》的翻译。后来。利玛窦和徐光启一起合作翻译了应用几何著作《测量法义》和《测量异同》。此外,利玛窦首次介绍了西方天文学,《乾坤体义》被誉为西法入中国之始,最后又与李之藻合著《浑盖通宪图说》。由此可见,译者能力的适应是不可忽视的。作为译者的利玛窦选择了与自己的能力相适应或相接近的作品去翻译,他的中文著译的作品共17种,其中科技类多达7种,是他翻译的重心。利玛窦成功地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亚里士多德-托罗密体系、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地理、绘图等自然科学知识和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哲学、历史等西方古典文化经典带到中国。
2. 译者对“环境”的适应
译者对“环境”的适应指的是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即适应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由于翻译生态环境由许多因素组成,如何适应翻译生态环境需由译者来判断和选择。适应阶段里的译者为了更好地进行翻译工作,必须先准确地理解原文,做一名忠实的读者,然后以“判官”的身份得体地衡量翻译生态环境,合作地兼顾作者、读者、资助者等人。译者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所作的不同翻译策略的选择就是对翻译生态环境适应度的选择。利玛窦来华后发现,“自古以来,中国就重视书写,比较不重视讲说能力……他们的全部修词学,就是怎样写文章”[16]。在这种文化传统中,“用书籍传教是最方便的方法,因为书籍可以在任何地方畅行无阻;这里很多人皆可看书,很多事皆可由书籍传授,讲话便没有那样方便”[17]。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重要时期,遭遇许多众所瞩目的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背负社会使命感的部分思想家对长期以来的文化传统域价值观念进行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他善于抓住这一契机,选择了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为突破口。利玛窦为了笼络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士大夫阶层和统治集团,重视“合儒”,强调天主教义与早期儒家的契合。如他在编译《天主实义》时,利用儒家经典改造基督教教义,“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一语足以略窥其貌[18]。他在《畸人十篇》、《辩学遗牍》等译著中也大量引用中国经典。通过改译,利玛窦把中国古代圣贤有所直觉但没有深入讨论的话题,通过借用西方哲人的话进行较透彻的阐释,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强烈共鸣。
(二)译者的选择过程
1. 翻译标准与策略的选择
任何译者在翻译时总会遵循特定的翻译标准或原则。衡量翻译标准的重要因素在于译者的个性或人格,他能够确定自己遵从的翻译原则,翻译原则亦会因译者主体性的介入而有所变化。利玛窦并未提及他的翻译标准,但纵览他的翻译作品,可归纳出利玛窦翻译的过程是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和选择的过程,是灵活动态的顺应性翻译。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利玛窦发现儒家学说在中国思想界具有核心地位,儒士阶层也是中国统治阶层的主流。因此利玛窦把刚来华时穿上的僧服易为儒服,成了“泰西儒士”。除了儒生占优势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外,内在的儒学之道及其文化方略得到利玛窦的认同。他甚至说“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和基督教的真理”。[10]这完全表明利玛窦已经从整体感觉上承认与接纳了儒家的道德传统,他认真学习中国语言文字,遍阅古代儒家经典,寻找它们与基督教教义的契合点。利玛窦把《四书》看作儒学与天主教义融合的对象[19],原文的“天”或“上帝”被翻译为天主教的至高神“God”,又以儒家的仁、德、道等概念来阐释基督教伦理。他认为儒经与“理性之光———基督教信仰是根本一致的”[20]。后来不少传教士汉学家纷纷模仿这种译介取向。为了迎合中国传统的“论友道”学说,利玛窦编译了格言集《交友论》,这是一本古今西方名人有关友谊的格言,其中他将儒家道德观念作为选译西方格言的标准。据利玛窦写给吉罗拉莫·克斯塔的信,他将《交友论》翻译为意大利文寄给了家乡的朋友,称:“我自己觉得,意大利语译本没有汉语写成的《交友论》那么有感染力。其原因是我写这部书时,为了尽量迎合中国人的兴趣,根据需要,将许多西方哲人的名言或西方的谚语都作了随意的改动。”[21]美国史学大师、世界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ilence)评论说:“所有这些观点肯定符合利玛窦的中国读者的口味……中国的高级学者们也就几乎将他看作同侪”[22]。利玛窦为得到知识阶层的认可,顺应儒家传统对译介作品进行了选择性的改译。
2. 翻译文本的选择
译者的翻译活动以选择翻译文本为首要条件。受不同时代的限制,译者在选择翻译文本时有其特定的背景、目的与思想倾向。一般来说,翻译文本的取舍根据以下两种价值取向:一是译者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译者通过翻译文本选择顺应或抵抗以巩固现有的意识形态或建立新的意识形态;二是译者的个性特征、生活经历、文化取向等。译者自身的因素使翻译文本的选择具有自主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
利玛窦入华之时正是明清之际,当时中国社会的内部局势与利益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迁,跨入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旧的政治、思想、文化观念与新的先进的理念产生激烈的冲击和碰撞,中国传统科学充分暴露出基本缺陷,理论性的数学、天文学处于发展的低谷状况,伴有衰退的趋势。利玛窦选译大量数学天文著作,为文人学士带来了新鲜的西方数学知识,其中包含的严密的逻辑论证和演绎推理深深启发了他们的思维方法和治学理念。当时钦天监官员仍用传统天文计算方法,导致误报多次日食、月食,崇祯皇帝令徐光启邀请西方能人,采用西法,开始修改历法。于是,利玛窦选择了翻译有关天文历法的西学著作:《浑盖通宪图说》和《乾坤体义》。思想界呈多样性,既有程朱理学为正统的文化、王阳明学说,也有“东林”、“狂禅”、“合一”等运动。文人学士结社成风,将朋友交往视作极为重要的人际关系。利玛窦编译的格言集《交友论》以平等观念为核心的西方交友之道,顺应了知识分子互相结社、重视朋友友谊的风俗。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难以解决当时一部分士大夫的问题,他们有的遭受打击、仕途暗淡,有的不愿同流合污、思想苦闷,利玛窦的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涉及如何在道德原则和政治理想之间寻求平衡,帮助他们从中得到精神慰藉和解脱。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主流,利玛窦亦发现基督教义普世性存在于先秦典籍尤其是儒家经典中。因而利玛窦被《四书》深深吸引,他认为“四书所述的伦理犹如第二位赛尼卡的作品,不次于古代罗马任何著名作家的作品”[11]69,它“上面都是训导人民要有德行的最有益忠告。在这个方面,他们似乎完全可以和我们自己最杰出的哲学家相匹敌”[11]69。《四书》能帮助耶稣会士了解中国,有利于他们进行传教活动。因此利玛窦首选《四书》作为译介的对象。
译者具有独立主体意识,翻译活动始终通过译者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完成。译者处于两种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相互作用的交互点上,既主导翻译活动,又为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奠定基石。译者在进行翻译工作时既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又要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选择译文。
三.结语
多维适应与选择 篇5
农田保护性耕作是一种区别于传统耕作的新的农业生产技术, 其核心是在保证种子发芽的前提下, 通过少耕、免耕、化学除草、地表微地形改造技术及地表覆盖、合理种植等综合配套措施, 从而减少农田土壤水蚀、风蚀, 保护农田生态环境, 并获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农业技术[1,2]。
保护性耕作适应性是指保护性耕作技术或方法适合客观条件和内外部各种需要, 并与之保持一致、协调发展的能力。
对保护性耕作适应性评价的目的, 通过对影响保护性耕作效果的自然、社会、经济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分析和客观评价, 为准备进行保护性耕作试验和推广的地区快速、科学地选择合理的耕作模式提供依据。但是, 目前还没有一套完善的保护性耕作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式选择方法, 因此加强适应性指标体系和模式选择方法的研究与探讨, 对不同地区保护性耕作模式的确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
1构建保护性耕作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方法和步骤
适应性评价, 是评价某一系统与另一系统或大系统的某一分系统与大系统的相适应问题, 需要采用系统工程的观点从整体上多方面地进行评价。目前常用的适应性评价方法有:专家评价法、人工神经网络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方法等。专家评价法简单方便, 易于使用, 但是主观性太强;人工神经网络法具有自组织性和自适宜性, 但其本身是一个黑箱系统, 各参数的物理意义不明确;主成份分析法能够消除指标间信息的重叠, 但过分依赖于客观数据;层次分析法能够把问题层次化, 但评价结果很大程度上由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模糊综合评判方法突破了精确数学的逻辑和语言, 能够较好地解决综合评价中的模糊性 (如事物类属间的不清晰性, 评价专家认识上的模糊性等) , 适宜于评价因素多、结构层次多的对象系统, 能够对涉及模糊因素的对象系统进行综合评价[3,4]。
保护性耕作适应性本身也是一个模糊概念, 评价的“模糊性”主要表现在适应性等级的综合定级划分上, 基于此, 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对保护性耕作的适应性进行评价。
为了使保护性耕作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更加科学、实用、完善, 在体系构建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5]: 因地制宜的原则、综合性原则、实用性原则、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原则、可持续性原则、动态性原则等。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流程, 如图1所示。
2 保护性耕作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
2.1 适应性评价指标的选取
根据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特点, 在查阅相关文献及听取多名专家经验和意见的基础上, 依据显著性、实际性、区域性及可操作性等指标选取原则, 从耕作与播种、播种后地表形式、秸秆覆盖方式等3个方面, 选择对保护性耕作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作为评价指标, 构建保护性耕作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 如图2所示。
2.2 适应性评价等级划分
适应性评价指标是用来测量和评价免耕、浅松、深松、平作、垄作、碎秆覆盖、整秆覆盖、留茬覆盖等保护性耕作技术是否适应的工具和手段, 这些指标具有计量性、具体性、时间性等特点。本文根据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应用实践, 依据专家意见及保护性耕作研究中心的研究基础, 将保护性耕作不同技术或方法的适应性分为5个等级, 分别为I, II, III, IV, V 5个等级。其中, I级表示该技术或方法的适应性最好, 即在该地区最适合采用此类保护性耕作技术;V级表示适应性最差, 即在该地区无法采用此类保护性耕作技术或者方法。
2.3 评价指标类型一致化与无量纲化[6]
保护性耕作技术或方法适应性评价指标可分为4种类型:效益型指标、成本型指标、中间型指标、区间型指标。效益型指标取值越大, 保护性耕作某项技术或方法的适应性相对越好;成本型指标则是取值越小, 适应性相对越好;中间型指标取值越居中, 适应性相对越好;区间型指标的取值居于某一确定区间时, 则适应性相对越好。为了更加科学便捷地评判综合评价函数与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适应性的关系, 在进行适应性评价之前, 需要对评价指标的类型进行一致化处理。
令x为指标X的值, M为指标X的允许上限, m为指标X的允许下限, (p, q) 为指标X的最佳区间, 当指标X分别为成本型指标、中间型指标和区间型指标, 可以通过以下变换将其转化为效益型指标X*。当指标X为成本型指标时, 令
X*=M-X (1)
当指标X为中间型指标时, 令
当指标X为区间型指标时, 令
保护性耕作适应性评价指标涉及范围较广, 各种指标的单位和量级差异性很大, 因此将指标类型统一成效益型指标后, 需要对统一后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从而解决指标的不可公度性。无量纲化是通过数学变换来消除原始指标的单位和量纲的影响, 也称作指标数据标准化。本文采用最常用的“中心化”方法对指标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设xij为第i个样本的第j个指标值,
2.4 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7,8]
保护性耕作适应性评价体系是对保护性耕作的不同技术、方法和模式的合理抽象与模拟, 各个指标对系统的贡献大小是不同的, 用权重表示。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很多, 本文运用三标度法对所有指标进行两两比较, 构建了模糊一致性矩阵, 一方面增强了判断矩阵的逻辑性, 避免了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另一方面降低了专家的判断难度, 使指标权重的确定不仅科学合理, 而且简单易行。设B1, B2, …, Bn是目标A下的同一层次的n个指标, Bm是第m个专家运用三标度法建立的比较矩阵Bm, 设参与评分的专家有s个, 则可以得到s个比较矩阵, 即
计算各指标的重要性排序指数ri, 第m个专家的排序指数为rmi, 综合s个专家的意见, 得到专家综合意见ri。则
各个指标重要性排序指数的大小反映了指标间的重要程度关系, 如果ri>rj, 表明因素Bi比因素Bj重要, 如果ri=rj, 表明因素Bi和因素Bj同等重要。
对ri进行数学变换, 可得到模糊一致性矩阵R, 即
用方根法求得矩阵R的最大特征根所对应的特征向量WAB= (wB1, wB2, …, wBn) 即为指标B1, B2, …, Bn相对于目标层A的权重。
3 保护性耕作模式选择
保护性耕作模式是由不同的技术或方法组合而成, 每一组技术或方法可以看作是一组独立方案或者是一组互斥方案。所谓独立方案是指各个备选方案是独立的, 任何一个方案的取舍都不影响其它方案取舍的一组方案, 因此在独立方案情况下, 保护性耕作技术或方法的取舍仅仅取决于该技术或方法自身的适应性。所谓互斥方案是指互相关联、互相排斥的方案, 即一组方案中的各个方案彼此可以互相代替, 采纳方案组中的某一方案, 就会自动排斥这组方案中的其他方案, 即互斥方案具有排他性。在多个互斥方案比较决策的情况下, 保护性耕作技术或方法的取舍是在每一个入选方案的适应性满足条件的前提下, 比较各个方案的优劣, 从若干备选方案中最终选出一个最优方案的过程。
在独立方案决策情况下, 根据以上保护性耕作适应性评价的结果, 在适应性等级达到III级或优于III级条件下, 选择所有符合条件的技术或方法组合为适合当地的保护性耕作模式, 此时可以得到若干组符合条件的保护性耕作模式。例如, 可能的保护性耕作模式包括:垄作免耕碎秆覆盖, 平作免耕留茬覆盖, 平作浅松碎秆覆盖, 垄作深松整秆 (倒秆) 覆盖等模式。
在互斥方案比较决策情况下, 根据以上保护性耕作适应性评价的结果, 在适应性等级达到III级或优于Ⅲ级条件下, 选择最佳的技术或方法组合为适合当地的保护性耕作模式, 此时得到唯一的、最优的一种保护性耕作模式。
1) 耕作与播种模式选择:
根据免耕播种、浅松播种、深松播种等3种方式的适应性得分和等级, 选择出最佳的耕作与播种方式。当3种方式得分相当时, 基于成本与劳动力节约的原则, 应优先选用免耕播种方式。
2) 播种后地表状况选择:
根据垄作与平作的适应性评价结果, 选择适应程度高的方式, 当两种方式的适应性相同时候, 基于成本与劳动力节约的原则, 优先选用平作模式。
3) 秸秆覆盖方式选择:
根据碎秆覆盖、整秆 (立秆) 覆盖、整秆 (倒秆) 覆盖、留茬覆盖等各种秸秆覆盖方式的适应程度大小, 选择最佳的秸秆覆盖方式。当各种秸秆覆盖方式的适应性相同时候, 基于土壤改良与成本节约的原则, 优先采用整秆 (立秆) 覆盖方式。
4 结论
1) 构建保护性耕作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 有利于科学、快速地评价耕作与播种、播种后地表形式、秸秆覆盖方式等保护性耕作技术或方法的适应性。
2) 采用三标度法确定适应性评价指标权重, 科学合理, 简单易行;对指标重要性排序指数进行数学变换后得到模糊一致性矩阵, 无需进行一致性检验。
3) 根据适应性评价结果, 区别独立方案和互斥方案两种情况, 有利于选择适当的保护性耕作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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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选择:自主意识的诗意唤醒 篇6
既然选择能力已成为人的重要的现代素质之一, 就应当从小得到精心的培养。因此, 在语文课堂调控中运用选择机制, 不仅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整体素质, 也十分有益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培养举一反三的应用能力, 提高教学效率, 从而促进语文课堂教学的深化改革。
那么, 在语文课堂调控中, 应当如何有意识地运用选择机制来强化学生的选择意识呢?
1. 欸乃一声山水绿———情感的选择
在一篇课文中有许多使用确切妥贴、生动传神的好词佳句, 不同的学生自然会有不同的喜好, 让学生只挑最喜欢的词句来品赏和交流, 这是对词句的情感选择。课文中对某一事物的多角度、多方位、多层面的描叙, 让学生只挑最使他感动、体会最深的那一点讲析交流, 这是对情节的情感选择。在人物群出现的课文中, 如《将相和》中的廉颇、蔺相如、赵王, 让学生谈谈最喜欢谁, 最不喜欢谁, 为什么?这是对人物的情感选择……凡此种种, 说明语文课堂教学中的选择天地是十分广阔的, 选择机制是客观存在的, 只是我们没有有意识地加以运用罢了。
听了一位老师执教《猫》这篇课文, 在深读课文时, 教师解题引发, 突出重点:课文写了哪两种猫? (大猫、小猫) 两种猫各有多少? (“一只”“大猫”、“一群”“小猫”) 是怎样的两种猫? (“古怪的”“一只”“大猫”、“淘气的”“一群”“小猫”) “古怪”、“淘气”是作者对猫的厌恶吗? (不是“厌恶”, 是“可爱”) 于是教师便抓住“可爱”, 让学生再读课文, 划出写“可爱”的句子, 挑一处你认为写得最好、感受最深的句子, 品析给大家听。请不要小看这一“挑”的调控行为, “挑”在这里挑起了学生的自主意识 (有权决定只讲自己爱讲、能讲的一点) ;“挑”在这里挑起了学生的学习情趣 (讲自己最喜欢的) ;“挑”在这里起到了深入一点、触类旁通的作用 (真正培养了能力) ;“挑”在这里改变了课堂教学的基本结构, 促进了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2. 曲径通幽处———思路的选择
叶圣陶说:“作者思有路, 遵路识斯真。”道出了思路问题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作者的“文路”, 教师的“教路”, 学生的“学路”都是思路。教学中对思路的探求和形成, 必然会有一个选择过程。引导学生任意选择学习的思路 (学路) , 可以有效地发展学生的选择能力。
《我的心事》一课, 讲主人公大林答应要请乡下来的邻居姐弟俩看一场电影, 没有实现诺言而一直自愧自责的事。而姐弟俩言而有信的行为, 更使大林愧悔不已, 终于成了一桩没有解决的“心事”。教师在导读结束阶段, 设计了这样一项训练:大林的心事一直没有解决, 你觉得大林应当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件心事?为什么?这里, 有多种思路可供学生选择。从完成的书面训练看, 有的认为大林应当去乡下一趟, 当面道歉说明情况;有的提出大林可以再买两张电影票, 请姐弟俩来城看一场电影;有的设想可以写一封信给姐弟俩检讨错误, 请求原谅;还有的建议买一套《大闹天宫》的连环画送给姐弟俩, 弥补他们没有看到那场电影的遗憾……选择机制在这里不仅培养了学生的选择能力, 也增强了创新意识, 还提高了交际水平, 可谓一石三鸟。
3. 淡妆浓抹总相宜———难易的选择
班级授课制给当时的教育制度带来过勃勃生机, 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 但是它的“一刀切”又给因材施教、照顾差异、发展个性带来了困难。教育的本质所在是必须面对差异。统一的教学内容, 统一的作业练习, 肯定不会适合所有学生。在难易面前, 学生可不可以从自己的程度出发有选择的机会, 课堂控制的实践证明是完全可以的, 关键在于教师能否转变课堂调控的传统观念, 放手让学生做有控制的选择。
一位低年级教师布置课堂作业, 一改传统做法。她说:“小朋友, 这节课我们学了8个生字。现在请大家写一写。会的就不用写了。不会的一个字写三遍, 第一遍要写得对, 第二遍写得好, 第三遍要写得快。大家动手吧。”这位教师布置作业不搞“有枣无枣打三竿”, 不顾不同学生的难易差异搞一刀切, 而是把选择的自主权大胆地交给学生, 充分相信学生有能力去选择决定, 激发了学生的能动性。
4. 长风破浪会有时———负荷的选择
在语文教学中, 课文应当读几遍, 生字应当写几个, 作业应当做多少, 不同的学生, 负荷量应当是有区别的。从科学的学习观看问题, 这个量应当多让学生来自主决定, 教师不要随心所欲地“瞎指挥”, 更不要搞“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题海战。因此, 在学业负荷问题上, 学生也应当有选择的权利。
全国著名特级教师于永正教学《关怀》这篇课文, 指导学生用“流利”一词造句时, 作了精心的训练设计:他先指名学生背诵学过的古诗《锄禾》听后请小朋友用“流利”一词把背诵情况说一句话。接着, 又让小朋友观察用草书写的“高山流水”四个字的情形, 用上“流利”一词说一说。然后, 老师又用记号笔在钉于黑板的白纸上写字, 看这笔下怎么样, 用“流利”说句子。在这样的基础上, 教师说:“好, 现在请大家用‘流利’在本子上造句, 能造几句就写几句, 看谁完成得好。”同学们兴致很高, 教师让学生自己选择负荷, 反而提高了学习积极性, 造句内容也十分丰富。
5. 大珠小珠落玉盘———学法的选择
俗话说:“理儿只有一个, 方法却有千万。”在语文课堂教学中, 学生总是自觉地运用着各种学习方法。学习心理说明, 学生的学习方法, 总是因人而异的。这里, 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学法选择的机制问题。一堂优质课的课堂调控, 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去引导学生作这种学习方法的自觉选择, 以不断优化学法的运用效率, 同时发展学生的选择能力。
如教学《草船借箭》这篇课文的分段, 教师提出一个问题:这篇课文按不同的依据, 还可以有哪些不同的分段方法?你选择哪种方法?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方法?于是全班同学开展了热烈讨论。
6. 相看两不厌———伙伴的选择
多维适应与选择 篇7
随着抑制电网谐波提高电能质量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谐波检测的动态响应和稳态精度要求也随之提高。首先,常规检测方法虽有成熟的应用,但都有待改进,如目前广泛应用的基于瞬时无功功率理论的检测方法,其中ip-iq运算的谐波电流检测方法具有较好的检测速度和精度[1,2],并不断得到改进[3,4]。其次,自适应方法具有良好的自适应性和鲁棒性,逐渐在谐波检测中得到广泛应用[5,6,7]。基于最小二乘LMS(Least Mean Square)的自适应检测系统性能可以从初始收敛、跟随性能与稳态精度3个方面衡量算法的优劣[8],选择较小的LMS算法迭代步长μ可得到更好的自适应检测稳态精度,但会降低自适应的收敛速度和跟随性能,因而常规固定步长的LMS自适应算法在收敛速度、跟随性能与稳态精度方面对迭代步长μ的要求是矛盾的。如果采用固定步长的自适应算法,则检测性能会受到限制[9]。对此,学者们基于LMS提出了许多调整迭代步长的自适应算法[10,11],可以改善自适应谐波检测的性能。
为了兼顾自适应电网电流检测的收敛速度与稳态精度,基于LMS的自适应算法都依据经验选择变步长的策略:当离最佳值较远时选择较大的迭代步长,而为了保证电流检测的稳态精度,在偏离最佳值近时选择较小的迭代步长。在LMS自适应理论的基础上,本文为阐明提高收敛速度与稳态精度而如何选择步长的策略,对基于经验直觉而选择算法的迭代步长进行理论定量研究。同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的兼顾快速收敛与稳态精度的变步长算法,结合基于瞬时无功功率理论ip-iq运算的谐波电流检测,应用新的变步长LMS算法构建自适应电网三相谐波检测系统,并进行了仿真研究。
1 基于LMS的自适应电流检测系统
由离散LMS算法构成的自适应电流检测系统如图1所示[9]。
在基于LMS算法的自适应电网电流检测中,设离散的迭代步长为μ,有:
取数学期望为:
设LMS中μ取值小,且独立存在近似不相关的条件为:
得:
其中,RI与P分别为us2(n)、iL(n)us(n)的数学期望。
设稳态条件下电流检测的最佳权值为w*。当n∞时系统到达平衡状态的最佳权值为w*,则有:
即LMS检测系统的最佳权值为:
在基于LMS迭代算法的过程中,系统的权值瞬时偏差为:
因此在不考虑计算噪声的条件下,当n∞时得到:
LMS算法的收敛条件为:
LMS算法中,迭代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噪声效应。为明确算法问题的本质,研究检测算法对一确定系统进行自适应搜索过程,设基于LMS算法的迭代步长为μ,则由自适应原理得:
不考虑计算噪声的条件时:
考虑梯度估计受噪声δN(n)的影响,即考虑在对w*自适应调节过程中有:
则:
确定等式的数学期望,有:
通常LMS算法中,μ一般足够小,因此v2(n)本质上独立于us(n),则近似有:
因δN(n)是零均值,E[δN(n)]=0,独立于us(n)、v(n),则:
2 LMS算法加速收敛的步长选择原理
一般地,基于LMS算法的自适应系统中应采取当偏离最佳值较远(方均误差(MSE)较大)时选择较大步长、而MSE较小时选择较小步长的策略[11,12]。
定理:在满足收敛条件的LMS算法中,当离最佳值较远时,要提高算法迭代收敛速度的充要条件是选择步长较大的迭代步长,即选用较大迭代步长的收敛速度快于较小迭代步长的收敛速度。反之亦然。证明如下。
a.充分性。
在式(26)中,令RⅡ=E[us2(n)],RⅣ=E[us4(n)],则有:
即当LMS算法迭代步长满足μ(0,μmax),且第n次迭代前为E[v2(n)]时,式(27)表明经第n次迭代后E[v2(n+1)]与E[v2(n)]的关系式。
当n∞,算法迭代结果达到稳态最佳值,得:
代入式(27)得:
E[v2(∞)]μ反映步长为μ的LMS算法稳态条件下的最佳收敛。且第n次迭代前,E[v2(n)]仍远离最佳值E[v2(∞)],即在步长为μ的条件下:
取μ=μ1+μ2,μ1、μ2(0,μmax),μ1>μ2,则有:
由于1-μ(RⅣ/RⅡ)>0,1-(μ1+μ2)(RⅣ/RⅡ)>0,得:
不等式两边同乘(μ1-μ2),由于μ1>μ2>0,故μ1-μ2>0,则有:
展开得:
在式(36)两边同乘4并且同时加E[v2(n)]项,根据式(28),有:
即经第n次迭代后,步长大的E[v2(n+1)]μ1小于步长小的E[v2(n+1)]μ2,算法收敛速度更快。
b.必要性。
LMS算法中,设μ1、μ2(0,μmax),μ=μ1+μ2,且第n次迭代前,v(n)平方数学期望为E[v2(n)],仍远离最佳值E[v2(∞)],E[v2(n)]>E[v2(∞)],则经第n次迭代后,有:
反设μ1<μ2,故-μ1+μ2>0,则有:
即:
与所设达到稳态前远离最佳值E[v2(∞)]的条件E[v2(n)]>E[v2(∞)]矛盾,故期望E[v2(n+1)]μ1
结论表明:在满足收敛条件的LMS算法中,迭代运算中如果当前权值远离最佳值,选择较大的迭代步长的收敛速度优于选择较小步长的收敛速度。定理在理论上给出了定量的解释,且与物理上的判断是一致的。
3 基于ip-iq运算的自适应三相电网电流检测
3.1 ip-iq三相电网谐波检测原理
据三相电路瞬时无功功率理论,通过计算ip、iq即可检测到三相电路谐波电流或无功电流[2]。自适应三相电网电流检测系统如图2所示。该方法中,a相电压ua经过一个锁相环(PLL)和一个正、余弦发生电路得到与它同相位的正弦信号和余弦信号,根据瞬时无功功率理论可计算出ip和iq,ip和iq经自适应LMS滤波系统得到它们的直流分量i軃p和i軃q,从而得到αβ坐标系中的基波分量iαf、iβf;再经过坐标变换得到被检电流ia、ib、ic的基波分量iaf、ibf、icf。
最后将三相负载电流与检测的基波分量相减得到谐波分量iah、ibh、ich补偿给电网。
3.2 OVS-LMS算法的最佳变步长递推式
一般地,在满足收敛条件的LMS算法中,当离最佳值较远时,要提高算法迭代收敛速度的条件是选择较大的迭代步长,而在偏离最佳值较小时,为保证检测精度减小波动,应该选择较小的迭代步长[13,14,15,16,17]。
考虑对于稳态系统的LMS迭代过程,提出采用最佳变步长的递推公式代替LMS常规算法中的固定步长,即最佳变步长的递推公式的LMS算法(OVS-LMS算法):
基于ip-iq运算的自适应三相电网电流检测中,根据自适应系统的已知条件,如果令us(n)=K,则RⅡ=E[us2(n)]=K2,RⅣ=E[us4(n)]=K4。其递推关系式为:
且μ(0)≠0,0<μ(0)<μmax。
4 仿真实验结果
基于OVS-LMS构成自适应三相电网谐波检测系统如图2所示。在ip、iq的自适应LMS滤波系统中选择迭代步长均满足0<μp<μmax,0<μq<μmax。设从某时刻开始通过前置模拟滤波器滤波后获得的电网三相负载电流如图3所示,含有丰富的谐波分量。电流通过自适应检测系统后,得到直流分量i軃p和i軃q如图4所示;a相基波与谐波电流的检测结果如图5所示;电网三相电流的检测结果如图6所示。可见,新的自适应检测方法可以很好地获取电网基波,实现三相电网谐波电流分量的分离,且其跟踪谐波电流的稳态性能好。
上述分析中,变步长算法的初值μ(0)选为0.05。为比较基于LMS变步长算法与常规固定步长算法结果,进行多次仿真实验。为保证较快的响应速度与稳态误差,常规固定步长算法的步长μ取0.01,而变步长算法的初值μ(0)仍确定为0.05。仿真分析如图7和图8所示。
由图8可见,与常规固定步长算法相比,改进变步长LMS算法的收敛速度有所提高。采用常规固定步长LMS算法,检测在2个周期后才趋于稳态;采用变步长LMS算法后,检测在1.5个周期后就已经进入稳态,而且暂态过程效果更好。
图9为负载电流、基波与检测基波的总谐波畸变率(THD)。可见对于自适应三相电网基波检测而言,采用OVS-LMS算法的THD数值远小于采用常规固定步长LMS算法的THD数值,其稳态性能更好。
5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