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适应（精选10篇）
选择适应 篇1
1 概述
《银皮书:2012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年度报告》显示, 中国电影在发行中易遇瓶颈, 在片名与字幕翻译方面存在严重缺陷, 影响了中国电影“走出去”[1]。与我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国际影响力相比, 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还很不相称[2]。因此片名翻译对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1949至今, 电影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不断变换, 关于电影片名的翻译规范也在不断变化, 不同的社会文化促成了不同翻译规范的产生[3]。不同的翻译规范的产生是译者不同的适应选择的结果。那么译者是如何在纷繁的环境之下实现对片名翻译的适应和选择呢?
2 电影片名翻译的适应选择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4] (p5) 。电影片名的翻译生态环境除了语言本身, 还包括电影的基本内容, 译者的文化修养, 观众的文化背景, 电影引进方的社会形态, 版权方和发行方的经济利益等等。翻译适应选择论提倡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 最佳的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要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找到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并不容易, 译者需要从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等进行适应和选择。
2.1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胡庚申教授认为,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上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语言维的转换需要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4] (p2) 。
电影片名有其自身的文体特点。在为电影命名时, 中英运用的方法基本相同, 大概分为以下几类:首先很常见的是以片中的人名和地名为名, 如美国影片Avatar, 中国影片《花木兰》等。其次是总结概括故事内容, 如美国片You’ve Got Mail, 中国片《荆轲刺秦王》。再有些片名是含蓄地点明主题, 典型的有美国片Gone with the Wind, 中国片《阳光灿烂的日子》。最后还有些电影片名似乎和电影内容本身没有太大联系, 如《孔雀》。尽管中英两种语言在电影片名命名上有很多共同之处, 但由于语言表现力的差别, 几种方法在使用频率上有很大不同, 带给观众的感觉也有很大差异从字数上来看, 电影片名一般短小精悍。中文一般在两字到七字左右, 英文片名一般在五个单词以内。从音韵上看, 片名一般读起来朗朗上口。四五个汉字的片名占绝对优势。据统计, 从1905年至今, 四字片名的电影占到中国总片名数的45%[7] (p131) 。英文中虽然没有四字格的成语, 但也很注重节奏和音韵。从用词来看, 影视片名一般都会做到让观众明白晓畅。可见, 中英电影片名虽隶属不同语言体系, 但有其共通性, 这就为译者的翻译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译者可以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需要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从而做出对译文的选择。如英文电影Good Luck Chuck, 片名读起来很有节奏感, 两个[k]音让观众产生愉快的感觉。中文翻译为《幸运查克》, 虽然不像原片名那样押韵, 但采用了中国人很喜欢的四字格式。读起来也很顺口, 并且带有喜庆的感觉。这就巧妙地适应了汉语的语言特点, 结合电影的内容和观众的喜好, 做出了很好的译文选择。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中英电影片名虽隶属不同语言体系, 但有其共通性, 这就为译者的翻译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译者可以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需要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从而做出对译文的“选择”。如英文电影Good Luck Chuck, 片名读起来很有节奏感, 两个[k]音让观众产生愉快的感觉。中文翻译为《幸运查克》, 虽然不像原片名那样押韵, 但采用了中国人很喜欢的四字格式。读起来也很顺口, 并且带有喜庆的感觉。这就巧妙地适应了汉语的语言特点, 结合电影的内容和观众的喜好, 做出了很好的译文选择。相反的, 把中文片名翻译成英文时, 中文片名往往很容易让观众了解电影的类型, 如《别拿村长不当干部》, 观众一看就知道是喜剧, 而《花样年华》就很文艺。英文电影则很少直白地表现出这一特点, 如悬疑片The Others, 从片名完全看不出电影类型。这一类的电影片名翻译就需要译者做出更多的适应选择。根据华语使用者的用语习惯, 对一些动作片, 译者经常会用到“夺命”、“威龙”、“虎胆”、“危机”等词汇, 对于惊悚片则经常用“惊魂”等字眼。
在具体的操作上,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 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语言转换是可以交错的, 如音韵上的问题可以拿成语的四字格来弥补, 表述的充分度可以通过增译来实现。译者需要适应译语的行文特点和译语观众的接受程度对译文做出选择。适应选择度高的译文才会真正受到译语的接受并生存下来, 所谓的“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很多电影片名的翻译由于没有在语言维上做出适当的适应选择而遭到了淘汰。因为片名被影迷误解, 甚至导致票房滑铁卢的引进片不在少数。如去年10月公映的《白昼冷光》 (The Gold Light Day) , 就被影评人吐槽说这种名字, 跟国家地理似的, 谁拿它当动作片?再如, 中国观众熟知的《盗梦空间》 (Inception) 也经历过《奠基》、《全面启动》、《潜行凶间》等种种莫名名号, 所幸最终定名皆大欢喜。
2.2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译者在进行语言转换的同时, 更应关注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4] (p2) 。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 从而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
电影是一种文化产品, 电影片名是电影文化内涵的缩影。对生活在于不同文化中的观众, 同样一个事物、数字或符号都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文化暗示。如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影片Seven的翻译。Seven这个词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天主教中有七种原罪:贪食 (Gluttony) , 贪婪 (Greed) , 懒惰 (Sloth) , 淫欲 (Lust) , 傲慢 (Pride) , 嫉妒 (Envy) , 愤怒 (Wrath) 。数字“7”在影片中也无处不在:七罪、七罚、七次下雨, 结局也是在第七天的下午七点。“7”暗示着宿命的罪与罚[7] (p139) 。但是如果片名只翻译为一个“七”字, 中国观众由于缺乏相应的宗教背景知识, 恐怕很难产生同样的文化联想。最终片名译为《七宗罪》, 一个“罪”字让中国观众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影片大概的内容。这样通过译者的适应选择, 采用增译的方法, 保障了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 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
相似的情况在对片名汉译英时同样会出现。如《刮痧》。中国人很清楚“刮痧”是一种中医疗法, 要想让译语观众了解这种疗法就必须进行冗长的翻译, 但对于电影片名的翻译来说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此时译者必须要进行适应性选择, 适应电影片名的特点, 适应译语观众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 也要适应电影基本的内容, 因此电影最终的片名译为The Gua Sha Treatment, 选择了增译的方法。虽说不是多么精妙的翻译, 但保留了原片名文化传播的用意, 并使译名对译语观众来讲容易接受。可以说译者的适应选择还是达到了文化内涵传递的目的。但是有些中文电影的片名直接取自中国的古诗词或成语典故或历史故事, 翻译成英文确实是个难事。但要想完成电影本身文化传递的目的, 译者要做出更多的适应选择。如影片《唐伯虎点秋香》, 片名本身是一句话, 直接翻译不免累赘, 而且英语国家的观众也不知道唐伯虎是何许人也。片商最终结合剧情译为Flirting Scholar, 虽然全无了原片名的文化内涵, 但在原语与译语的文化维完全没有重叠时, 适应译语观众的接受才是译者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因此必须进行这样的选择。而且从英语的角度来看, Flirting Scholar两个词表现出明显的搞笑风格, 这与原片名及电影的内容表达是一致的, 做到了比较高的适应性选择和转换。
2.3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的转换要求译者一方面要进行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递, 另一方面要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 更加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能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4] (p3) 。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电影片名的翻译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和电影商业化的属性有关。电影是以生产和交换为终极目的。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电影的艺术属性同商业属性相比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9] (p159) 。电影片名具有瞬间的、快速的、强烈的广告宣传效果, 达到吸引受众、实现电影商业价值的目的。所以电影片名的翻译就成为电影翻译的一个重要环节, 并且电影片名的翻译决不能只停留在语言维和文化维的转换, 而应力求实现电影片名的翻译在电影产业中巨大的商业宣传价值。
成功的片名翻译能很好地帮助电影达到交际的意图, 实现商业价值。如一些影片利用外国人耳熟能详的电影名、书名或歌曲名来翻译片名, 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周星驰的《国产凌凌漆》, 套用了007系列电影中的From Russia with Love, 英文片名为From Beijing with Love。同样是007, 一个是英国皇家特工, 一个是宫廷密探, 这样的片名处理可谓是精妙。熟悉007系列电影的观众一定会非常感兴趣地走进电影院。同样的例子还有《黄飞鸿》, 英文片名为Once Upon a Time in China, 套用了美国电影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引进的电影中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Forrest Gump译为《阿甘正传》, 在中国非常受欢迎, 就是因为翻译得好。鲁迅先生的名篇《阿Q正传》大家都很熟悉和喜爱, 所以这种套用符合中国文化的表达习惯, 还给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相反的, 一些影片如果没有做好交际维方面的适应选择, 很可能会遭遇票房的滑铁卢, 达不到交际的目的。如吴宇森的影片《赤壁》, 其译名Red Cliff, 引发了西方观众的质疑, 不知道电影究竟说的是什么。这样的表达方式没有与译语的文化氛围完美融合, 在文化维上没有做好适应性选择转换, 同时也让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失去可能。
3 结束语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不断推进, 各国之间文化交流不断, 文化交融不断增强。很多本属于某一民族的文化现象可能会变成全球都在践行的生活方式。如中国的新年已经快成为世界的新年。而西方的圣诞节也有着全球的影响。电影片名的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个因素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尤其是电影观众的文化素养的提高更是会左右电影价值的体现。随着电影观众观影水平和外语水平的提高, 他们对片名的理解加深, 对片名的翻译也有更苛刻的要求。这种情况之下电影片名的翻译更要注重“多维”的适应和选择。单纯注重任何一方都不会达到最好的效果。只有达到高度的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 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才会越高, 才有可能产生出恰当的译文。对电影片名的翻译来讲, 才会真正实现电影的价值。
摘要：运用胡庚申教授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可以很好地指导电影片名的翻译。电影片名的翻译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的重要因素。在电影片名翻译过程中必须要把片名翻译的翻译生态环境考虑在内, 实现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度的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只有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译文才能获得译语公众的认可, 并在电影的宣传和推介中发挥作用。
关键词：电影片名,翻译,适应选择
参考文献
[1]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瓶颈:片名与字幕翻译存缺陷http://ent.qq.com/a/20130605/023245.htm.
[2]高小立.银皮书:2012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年度报告.发布http://www.chinawriter.com.cn.
[3]刘艳.华语电影片名翻译的规范变迁[J].电影文学, 2012 (10) .
[4]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 2008 (2) .
[5]胡庚申.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 (4) .
[6]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7]杜志峰, 李瑶, 陈刚.基础影视翻译与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8]专家认为电影片名翻译大有学问http://www.enorth.com.cn.
[9]王惠玲, 张碧航.目的论在电影名翻译中的运用[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5) .
选择适应 篇2
【中文摘要】随着“生态”一词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获得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人们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处。生态学科也逐渐与其他学科结合:生态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等。除此之外,生态学也开始同语言学相互结合。以生态视角研究翻译活动的学者也大有人在。但是首次提出生态翻译这一系统性论述当属清华大学的胡庚申教授。翻译是人类文化的产物,正如生物之于生态环境,翻译也是根植于它所存在的环境之中,并受其制约。“只有适应或顺应了文化环境或语境,翻译才能使自身存在下去。”(蔡,2006: 59)胡庚申教授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应与选择”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理论。翻译适应选择论可以说是生态翻译学发展初期的基础性理论研究。该研究以译者为中心,以为“适应与选择”为指导,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等做出了全新的诠释。胡教授紧扣这一主题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生态翻译学理论这一跨学科理论也逐渐成形。生态翻译学是一种生态取向或者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的实质是译者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做出的选择活动。而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英文摘要】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word“ecology”has made archives into the vision
of the public, and gained attention around the world.Harmonious coexistence with nature is emphasized.Ecology is gradually combined with other subjects, such as ecological aesthetics, ecological politics, ecophilosophy, ecological economics, etc.Besides, ecology is also integrated to linguistics.There plenty scholars study translation activities from the angle of ecology.But the first one to put forwar...【关键词】翻译生态环境 适应与选择 多维度转换 《孙子兵法》 【英文关键词】Eco-translatology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The Art of War 【目录】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孙子兵法》英译研究Acknowledgements8-12
4-5
ABSTRACT5-7
12-16
摘要
1.1 Research 13
1.3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Background12-13Research MethodologyThesis14
1.2 Research Questions13-14
1.4 Significance of the
14-16
Chapter 1.5 Layout of the Thesis
16-26Two Literature ReviewSunzi16-18War18-19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2.2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of 2.3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Art of War and Its
19-22
2.4 Relevant Studies on The 22-24
2.5 The Reasons of English TranslationsArt of War and Its Translations
Choosing of Minford’s and Lin’s Versions24-26Three Theoretical FrameworkEco-translatologyEco-translatologyEco-translatologyTranslating30-32
26-2828-3030
26-36
Chapter
3.1 The Background of
3.2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3.3 The Definition of 3.4 The Process of
3.5 Translation Principle and 32-34
3.6 Evaluation CriterionSummary34-36
Chapter Fou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36-74
4.1 Minford’s and Lin’s English VersionsAdaptations to the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s of the Two Versions37-47Text37-39
4.1.1 Adaptation to the Source 4.1.2 Adaptations to Personal
4.1.3 Adaptations to the Publishing 4.2 Adaptive Selections of the 47-69
4.2.1 Adaptive Selections in 47-5353-61
61-69
4.2.2 Adaptive Selections in 4.2.3 Adaptive Selections in
4.3 The Evaluation of the Intentions39-43Houses43-47TranslatorsLinguistic DimensionCultural DimensionCommunicative DimensionTwo Versions69-7469-70
4.3.1 The Degree of Multidimensional 4.3.2 The Reader TransformationFeedback70-72Quality72-74
4.3.3 The Translator Chapter Five Conclusion
74-78
5.1
Findings74-75Suggestions76-78
5.2 Limitations75-76Bibliography
78-81
选择适应 篇3
本文借用胡庚申教授近年提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对译制片《花木兰》的配音翻译进行简要探讨,以具体的实例揭示译者在配音翻译时所需进行的多维度上的适应选择过程,指出今后译制片配音翻译应注意的问题。
一、翻译适应选择论
翻译适应选择论是胡庚申教授近年提出的一套新的翻译理论,该理论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哲学依据,将翻译视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其基本理念为“翻译即适应与选择;译者为中心;最佳翻译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累计结果;对于译者,适者生存、发展;对于译文,适者生存、生效。”[2]同时,该理论将翻译方法简略地概括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2]
翻译适应选择论对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产生恰当译文的翻译实践具有可操作性和解释力”[3],可应用于不同方式、不同类型的翻译活动中,其中包括译制片的配音翻译。
二、《花木兰》配音翻译的适应选择
迪士尼动画片《花木兰》以西方视域对中国题材进行了重新阐释与改写,从某种意义上讲,该片是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文化,又融入了大量美国文化元素,因此在给该片进行配音翻译时,不仅涉及到将中国文化内容译回原文化语境,又涉及到将美国文化内容译入新的文化语境。
此外,译制片的配音翻译不同于一般的文学文本翻译,有其自身的特点。除了要照顾到语言、文化、交际等因素外,还要兼顾一些技术层面的要求,如口型、停顿、画面语序等因素的限制。因此,为了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在对译制片《花木兰》进行配音翻译时,译者不仅要进行胡庚申教授所总结的“三维转换”,也需考虑由译制片自身特点所致的其它方面的适应。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仅讨论前者,即译者如何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上进行适应选择。
2.1 语言维
翻译首先涉及的是双语转换, 配音翻译也不例外。在将英文台词译成中文时,译者必须在兼顾口型、停顿、画面语序等方面需要的同时选用地道得体的口语,准确传达角色的言内与言外之意。如电影《花木兰》中,京官赐福(Chi Fu)在下达皇上诏令时说:
(原影片)By order of the Emperor, one man from every family must serve in the Imperial Army.
(译制片)皇上下了诏书,每家出一名男丁,应召入伍,保家卫国。
该例中,译者将原语中的长句分解成若干短句,并选用汉语四字格(“保家卫国”),不仅成功传达了原语的威严语气,而且用词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以及目的语口语表达规范。
2.2 文化维
外国电影作为文化跨界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文化因素的处理在译制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文化因素的处理不当,轻则可能导致观众的接受障碍,重则引起观众对不同文化的普遍误解。迪士尼英文电影《花木兰》借用了中国题材,将其译制成中文,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种“回归”— 回归原题材的原语文化语境。在新的生存语境下,译者须尽力适应新的文化场,适应该场中观众对影片中人物及其它文化内容的前理解,因此,有时译者不得不进行改写,如下例:
(原影片)Matchmaker: Recite the final admonition
Mulan: Fulfill your duties calmly and… respectfully
Um, reflect before you snack…
(译制片) 媒婆:“三从四德”的“四德”你会背吗? 快点背
木兰: 妇德指的是卑顺,妇言是……少说话,妇容要端庄,还有……妇工……
2.3 交际维
影片中角色之间的交际意图主要是通过对白传递给观众的,因此配音翻译还须在交际维度上再现原片的内容。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如幽默的翻译:
(原影片)— Order, people, order!
—I’d like a pan fried noodle.
—Oh, oh, sweet and pungent shrimp.
(译制片)— 还吵,吵什么呀?
—我要炒个葱花蛋！
—噢,炒个宫爆虾仁！
该例中,英文台词利用“order”一词多义而实现谐义双关,创造了幽默的条件。配音翻译时,译者巧妙借用“吵”与“炒”同声异义,实现谐音双关,变通地再现了原影片中的幽默,从而在交际维度上成功地进行了适应选择。
三、结语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翻译方法简化为“三维转换”,即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上重新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这一理论对译制片的配音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迪士尼英文电影《花木兰》的配音翻译即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在配音翻译过程中,译者也需要进行多维度适应选择,才能创造出佳作。
[1]钱绍昌,影视翻译—翻译园地中愈来愈重要的领域[J].中国翻译,2000(1):61-65.
[2]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79-180,133.
选择适应 篇4
1翻译适应选择论中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在翻译适应选择论中, 胡庚申教授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中心的, 翻译过程是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 (胡庚申, 2004:120) 如下图所示:
翻译过程中, 处于“中央”位置的译者必须将翻译生态环境的各种元素, 包括作者、源文本、目标文本、读者等进行考虑并做出相应的适应性转换, 使得译文不仅能够再现原文的特征, 也能够适应目标读者的语言和文化习惯, 达到交际目的。
2《追风筝的人》李继宏译本译者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追风筝的人》自2003年出版以来即广受欢迎, 原作者卡勒德·胡赛因也因此获得了联合国人道主义奖。此书于2006年由李继宏先生翻译引进中国大陆, 再次创造了畅销神话, 连续8年蝉联亚马逊、当当等购书平台的前10名。本文拟就该译本为例从语言维的三个层面分析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
(1) 文体层
原文作者胡赛因是美籍阿富汗裔移民, 英文并非其母语, 故原文中多偏向使用简单的词汇和句法, 但是逻辑清晰, 行文流畅。为了适应原文的文体特征, 李继宏在译本中多次采用四字成语表达, 如例1译文中的“湖水澄蓝”“波平如镜”“耀耀生辉”, 不仅简洁地再现了原文中优美的景色描写, 同时也传达出主人公阿米尔和父亲独处时内心的愉悦和满足, 但是相比于动荡的阿富汗局势而言, 这样的生活写照却是对动荡社会背景的反衬, 更加突出了作者对战争的控诉和对美好的向往。例2译文中“班师回朝”“万头攒动”“万众瞩目”生动地描述出了赢得追风筝比赛之后阿米尔内心的自豪和澎湃, 除了表达在追风筝比赛胜利后的喜悦心情以外, 还表达了对于这种自由自在、美好无忧的生活的热爱。而“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中国习语翻译不仅从内容上再现了原文意思, 也更迎合了读者的文化背景, 应当说是译者对原文和目标读者双重适应之后做出的较好的选择。
(2) 句型结构层
由于英语和汉语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 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它们之间的“转换”应该考虑彼此不同的句法结构特点。奈达曾说英汉语言的最明显的差异就是形合与意合。所谓意合, 指的是语言中的词与词、句子与句子的组合主要凭着语义上的关系和联想达成, 而意合指的是词与句子的组合主要是通过显性的形态标志体现出来的。汉语一般被看作是重意合的语言, 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 通常使用短句。而英语是重形合的语言, 句子以限定动词为中心, 运用各种关系词、关系从句组成关系结构的板块, 循环套用, 因此英语中长句较多。译者在翻译操作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到汉英之间的这一差别, 做出合适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以上两个例子中的英文原句都是由主句和定语从句构成的复合句, 从形式上来看比较复杂, 如果机械照搬原句结构, 势必会对读者的阅读体验造成障碍。在译文中, 李继宏将复杂的英文长句结构拆分成短句, 注重原文意思的传达, 更加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我没有兄弟, 你就是我的兄弟”反映了阿米尔与哈桑之间那种真挚的似亲人般的友谊, 这也是书中的主题。“这狭窄的巷道跟一条冻结的小溪平行, 要是在春天, 会有溪水潺潺流淌。”这一段是阿米尔在寻找哈桑的过程中, 有一种急切的期望, 希望见到哈桑, 回想这些事物是对自己过去和哈桑生活在一起的美好记忆的替代, 是对过去美好生活的一种思念和向往。
(3) 词汇选择
词汇的选择既表达译者对原文意义的主观理解, 又表达译者对译文环境的适应和对读者的关照。
在原著中, 主人公阿米尔经常嘲笑他的小仆人哈桑。一旦哈桑遇见不明白的词语, 阿米尔都会抓住机会夸大他的无知, 以此来体现他自己的聪明和博学。例6中哈桑遇见的生词“imbecile”并不像其同义词“stupid”“foolish”或者“clumsy”一样经常出现, 也难怪从没有读过书的哈桑不明白它的意思。李继宏选择将该词翻译成“梼昧”。相对于“愚蠢”“笨”“傻”或者“低能”这些常见的中文词汇, “梼昧”对于大多数中文读者来说也显得有些陌生。如此一来, 李的翻译不仅正确传达了原文的意思, 词汇的陌生化选择也让读者更能体会到哈桑被嘲讽的心情。而更多的情况下感受到的是两个纯真男孩真挚的友谊和美好自由的生活。
3结论
本文从语言维的三个层面对李继宏版《追风筝的人》译本进行了分析, 探讨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译者在整个翻译生态环境中需要综合考虑原文、源语和译文、读者等元素, 努力寻求平衡点, 试图达到较高的“整合适应选择度”。
参考文献
[1]Nida, Eugene.A.Translating Meaning[M].California: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1982:16.
[2]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3]胡庚申.例示“适应选择论”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J/OL].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 (3) :49-53.
选择适应 篇5
□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 陈璐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国际经验表明，文化产业是应对金融危机当之无愧的“法宝”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产业发展演进历程，一个国家或地区爆发金融危机或进入经济困难期的时候，恰恰是其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而文化产业作为以创意为核心的新兴朝阳产业，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总是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助推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产业结构的演进是分工深化的结果。社会分工经历了自然分工、工场手工业分工、机器大工业分工、区域分工和国际分工等以技术为逻辑的演变。到20世纪后期进入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的时代，这时，产业发展获得了文化支撑，文化传播插上了产业翅膀，文化成为企业、地区和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浪潮和强劲的文化需求带动下，消费者对物质产品的文化品位要求越来越高，文化对产品价值形成的贡献越来越大。产品价值链的变化引发了技术开发路径的改变，很多技术开发着眼于把抽象文化体现在具体产品中。这样，文化成为技术开发的一个重要兴奋点，进而成为引领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文化产业的特点使其在经济萧条时具备了逆势而上的显著优势，呈现出比其他产业更加明显的适应性和竞争力。它不仅能够直接提高生产总值、增加财政收入，而且能够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符合我省发展实际
第一，发展文化产业可以有效地推动我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偏重是当前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可以有效地改变三次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的现状。发展文化产业更多地强化了与文化相关的服务业发展，使产业结构偏重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同时，文化产业促进文化理念渗透到传统工业的设计、生产、营销、品牌和经营管理等环节，改变了传统工业的价值创造链条，使传统产业提供的产品更加富有文化含量、文化品位，从而使工业内部结构变得更灵活、更合理。
第二，发展文化产业可以有效地转变我省产业发展方式。长期以来，大规模、群体性和高强度资源开发，形成了我省高度依赖矿产资源的主体产业体系。这种传统路径依赖形成强大思维惯性和发展惰性，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低端扩张”，其缺陷突出表现为割裂与生态环境大系统的关联，排斥产业体系向高端演进。而文化产业则是遵循以智力、知识、技术和文化资源等软性投入为主，以创意、创新为动力的产业发展路径。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一是可以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推动其他产业更加注重发挥文化效能，加快节能减排进程，从而构筑起经济发展的多元支撑，建立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现代产业体系。二是可以促进产业发展由资源的一次性利用向多次性利用转化，为人们的低成本消费提供了一种现实选择，又为企业实现资源的多次性利用、降低边际成本打开了上升空间，彰显了文化资源利用的可重复性，非常容易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选择适应 篇6
一、严复翻译思想的渊源及其用意
1. 严复翻译思想的渊源。
严复是近代中国译介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 他成功地翻译出《天演论》, 他的翻译始于19世纪末, 终于20世纪20年代, 前后历时近四十年, 有着“适应与选择”的翻译策略。严复翻译思想产生的根源既来自本土经典文化的熏陶, 同时又来自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严复的《天演论》实际上是取法先人, 其主要表现为方法论的继承, 他自称“仿照晋唐人译佛经之法”, 同时还提出“学我者病”。例如, 鸠摩罗什译经方法就有不拘泥于原文体制、便易原文及删去繁重等原则, 严复继承了这一方法。鲁迅认为:“严复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镜子, 中国之译佛经, 汉未质直, 他未有取法, 六朝真是‘达’而‘雅’了, 这便是其《天演论》模范的精髓。”明清时期传教士的适应策略甚为流行, 其对后来严复的翻译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清朝初期, 一些西方传教士通过科技知识的传播以推动宗教的传播, 他们的这一翻译策略无意间推动了西方科技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从“减”、“写”等翻译角度看, 严复与先人的翻译思想不同, 他充分适应了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 并熟识双语文化及国际形势, 最知道中国之急需, 所以他的翻译成就在当时最大, 他的八大翻译名著成功地做出了不同的适应性选择。佛经属于社会科学翻译, 严复从中国古代丰富的翻译经验中提炼出“信、达、雅”三字, 并为此创立“三难”理论[1]16。严复的翻译思想还受惠于当时的贤能人士, 他的达旨术继承了马建忠的思想, 其让严复明白达旨术有别于正译。
2.“国家富强”的翻译用意。
洋务运动以来, 严复等进步知识分子开始从传统的变异思想向自强思想转变, 并赋予翻译事业新的历史重任。严复依据物竞天择的理论指出:“外有列强逼近, 为我权借, 变率之速, 恰逢其时;智者慎守力权, 天下事正与此乎而大可为也。西洋之克有今日者, 其变动之速, 亦不过二百年, 则吾何不奋发也。”严复在《孟德斯鸠传》中提出, 孟德斯鸠关于政体的划分源于亚里士多德, “三制精神, 若出于吾人, 则太上之民主以德, 其说有道之君主以礼, 无道之专制以刑”。当时的中国国民无论是乡绅还是普通民众, 认为“三分”之说本为我国所无, 又有违古之法制, 所以都不与谈论。当时严复出国留学及后来进入船政学堂都是受沈葆桢举荐, 留学期间严复与郭嵩焘交好, 他们一同研究中西学术的差别。《社会学研究》是一部影响严复终生的著作, 他认为《社会学研究》的某些观点与《大学》、《中庸》等中国古籍相互印证, 都强调应以格致为治平根本。严复翻译《天演论》就是想在达尔文主义中为人类行为找出应变的方法, 帮助国人破除旧式的“夷夏之辨”。严复为了实现他对国家富强的构想, 并附和当时人们对国家富强的诉求, 刻意维护斯宾塞, 他认为西方的智者懂得进化过程, 而国人则好古而忽今。在《国富论》的翻译上, 严复认为该作品是西方计学的代表, 同时他在翻译过程中增加了很多按语。严复认为, 斯密以来的西方社会经济的变化, 总体上印证了斯密学说的合理性, 他还从中看到维多利亚统治时期英国的自由经济体系, 认为这是促进英国富强的重要推动因素。严复在翻译《国富论》中还看到爱国主义思想, 如在“论公债”中, 正是由于斯密对英国政府的规劝才真正建立完善的自由经济体系[2]102。
二、严复翻译思想的“选择适应论”
1. 选择下的多种翻译方式的应用。
对于西方政治思想论著的翻译, 严复在选题及文本上都是有所选择的, 他并不是逐字的翻译, 达旨才是其根本目的, 他便采取了删减、摘译等形式。在摘译方面, 严复采用删章节译、删段译、删句译等方式, 例如《天演论》是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中第九册内容。《原富》也是严复1901年摘译两篇出版的, 《群学肄言》也是先摘译两篇出版。在译书之前, 严复曾写过一些忧国忧民的文章, 鲜明阐述了其爱国思想。后来, 他在译著中穿插大量的按语, 在摘译、删译之后便是其激扬的文字, 其并不是对原著的曲解, 而是对原著的深入透析, 译作成为其思想的反映。在按语中, 严复旁征博引, 对原文有时指出缺点加以纠正, 有时提出自己的补充意见, 这在作品翻译中是很少见的。例如, 严复分析了卢梭《民约》的利弊, 并梳理了欧洲政治思想的变迁, 并对民约之“大经大法”逐条展开评说, 述与评的比例为三比七。在处理外来文化问题上, 严复采取了改译的方法, 如改变原文的风格、内容及语篇结构等。例如, 关于退化问题, 严复略而不译, 以生物由简入繁的进化发展替代。在《天演论》翻译中, 严复还采取了释译的方法, 为了解释某个名词或学者, 而进行详细介绍, 旨在扩充原作的内容, 并给读者相应的学术前景[3]206。严复在《法意》翻译中运用了大量的按语, 对当时中国的旧思想进行了抨击, 充分说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及社会改良方案。
2. 严复翻译思想的选择性适应。
在严复之前, 中国虽然有些零散的翻译论述, 但像严复这样有着重要影响的很少见。严复提出了衡量译文质量的“信、达、雅”标准, 后人的翻译无不受这个标准的影响。这个标准非常符合中文讲究简洁的特点, 适应了中文表达的习惯, 并为广大翻译者所接受。严复所处的时代为封建社会晚期, 帝国主义侵略加剧, 各种思潮喷涌, 所以这一时代还是开启民智、启蒙思想的时代。大量的学者逐渐意识到, 国家富强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及制度, 为此他们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科技知识、文化等。严复深知将西方先进思想译介过来, 还需要顶层设计, 从占有社会绝大多数资源的士大夫阶层开始变革。严复的翻译标准适应了当时的生态环境, 同时也被环境所选择, 他在具体翻译实践中的内容是经过选择与放弃的, 主要翻译社会科学著作, 他采用传统字法、句法等形式便于士大夫阶层的接受。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言简意赅, 推动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并适应了时代的变化。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 严复对译文的精心选择、遣词造句等都是为了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 最终实现优化选择的目的。严复对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主要是为了启发民智, 进而救亡图存, 其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时代的发展。
三、严复功能主义翻译目的及策略
1. 严复的“功能主义”翻译目的。
中国的翻译事业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 翻译理论出现于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论》, “信、达、雅”三原则便是其首先提出的, 这三条标准在当时翻译界有着极大的影响。严复的译著堪称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典范, 他借助于翻译表达自己的想法与观点。严复的翻译是为时代而创作, 他所采用的种种翻译策略是为满足时代的需要, 使得他的翻译作品有着强烈的目的性与倾向性。严复曾说:“求其信已大难矣!虽译犹不译也, 则达焉!”意思是说, 作品翻译达到信的标准已实属不易, 而只关注“信”, 忽视“达”的标准, 翻译便成为一种空空的躯壳。可见, 严复认为翻译的“信”要从属于“达”, 特别重视连贯法则, 然后才追求忠实度。例如, 严复在翻译过程中, 通过运用古雅的字法以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兴趣, 通过介绍西学, 来达到唤醒国人爱国意识, 实现文化救国。这里的“雅”便是严复为了达到以上目的而采取的特殊手段。所以, “雅”处于核心地位, 即忠实性遵从于连贯性, 连贯性遵从于翻译目的。
2. 严复的翻译策略及其翻译作品。
严复作为向西方学习的典范, 他始终将爱国热情体现在其翻译目的及策略上。他在写给张元济的信中提到:“然终谓民智不开, 守旧、维新无以用, 令在野之人洞悉西方实情者众, 望得复苏之日, 惟以译书自课。”严复试图通过翻译拯救民智, 为中华古国复苏而摒弃万缘, 始终恪守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天责。在这样的翻译目的下, 严复开始精心选择西方著作, 其涉及面非常广, 有进化论、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他的主要代表作有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等等。严复翻译社会科学著作并不是为了翻译而翻译, 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 选择那些能启发国人智慧的作品进行翻译[4]70。在其众多译作中, 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天演论》的翻译, 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以特殊的方式翻译出来的。这一译著集中体现了严复在译学方向的成就, 他还专门为该著作设定了翻译方案, 按照他的理解将西方进化论引入到中国。严复以开民智、富国家为目的, 进行了系列的翻译活动, 不但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 而且还唤醒了一大批青年的爱国意识。这也符合了译文应从预期功能出发, 针对不同的语境选择最佳策略的翻译论断。严复在介绍西学的同时宣传了资产阶级新思想, 成功地在目的语中达到了翻译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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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适应 篇7
知识管理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崭新的管理模式, 如何卓有成效地进行知识管理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创新与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虽然现在许多公司已经认识到知识管理的重要性并正在实行知识管理, 可是根据最新资料报道, 不少公司的知识管理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 很大程度在于他们没能将知识管理与企业自身特点结合起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而是直接将“他山之玉”搬来使用。很多企业抱怨自己和其他企业使用了相同的知识管理策略, 各项投入也不比他们少为什么他们成功了我们却失败了。提出这种抱怨的人忽略了知识管理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你所选用的知识管理策略是否和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符。因此, 在企业中实施知识管理最重要的一点是认清本企业的具体情况, 选择正确的知识管理策略, 走适合本企业发展的知识管理之路。本文分别从技术和人的角度提出了两种知识管理策略:显性知识管理策略和隐性知识管理策略。
2 知识与知识管理
2.1 知识的创造与传播过程
知识是组织成员所拥有的know-what、know-how、know-why以及自我激励的创造力[1]。在组织机构中, 知识除储存于员工的大脑中外, 还植根于组织机构的文件、日常工作、程序、惯例及规范中。组织中的知识可以分为隐性知识 (tacit knowledge) 和显性知识 (explicit knowledge) 两种[2]。隐性知识是指难以表述清楚、隐含于过程和行动中的知识, 如员工拥有的know-how、know-why等;显性知识是指可用语言、文字、数字、图表等清楚地表达的知识, 如计算机程序、设计规范、操作规程等。隐性知识具有高度个人化和难以沟通的特征, 因此不易实现个人间的共享;而显性知识由于其易表达、可编码特征, 因此很容易在个人间沟通和共享。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组织中的知识创造与传播就源于“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不断会谈 (dialogue) ”[3]。
日本知识管理的先驱野中郁次郎和竹內弘高将组织中知识创造与传播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4] (l) 社会化 (socialization) :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 (2) 外在化 (externalization) :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 (3) 组合 (combination) :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 (4) 内化 (internalization) :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 (见图1) 。
个人的隐性知识经过社会化、外在化、组合和内化四个阶段, 实现了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知识的传递, 并最终又产生了新的隐性知识。这个过程中, 知识的转化、传递和创造是一个动态的、递进的过程, 因此被称作知识螺旋。当个人的隐性知识完成一次知识螺旋运动、转化为新的隐性知识后, 新的知识螺旋运动又开始了[5]。
2.2 知识管理中的人和技术
在知识创造与传播过程及活动中, 知识管理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是人;二是技术。人之所以是知识管理的关键因素之一, 是因为人 (的大脑) 不仅是隐性知识的载体, 而且是知识创造和传播的内生力量。在知识创造和传播的四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人的参与, 特别是社会化和内化阶段, 几乎完全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在社会化阶段, 人们通过师传徒受的方式传播隐性知识, 人的观察、模仿和亲身实践起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一阶段技术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在内化阶段, 人们通过团体工作、干中学、工作中培训消化和吸收新获取的显性知识, 进而创造新的隐性知识[6]。因此可以说, 人是知识创造与传播的决定性因素, 也是知识管理的重要因素之一。技术主要是在知识创造与传播过程中的组合阶段起作用, 同时也支持外在化与内化过程。在组合阶段, 知识的编码、存取完全依赖于信息技术, 西方的许多公司甚至片面地认为知识管理就是将知识进行编码, 并能通过信息技术方便地存取。在外在化阶段, 电视会议系统、电话、E-mail等通讯和信息技术能够强化和方便人们的沟通和交流, 因而也促进了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过程。在内化阶段, 计算机仿真、虚拟现实等技术可以向人们提供实时的 (just-in-time) 培训, MIT组织学习中心开发的微世界 (micro world) 就是这方面生动的例子。因此, 技术在知识创造与传播过程中也起着关键作用, 是知识管理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 与人相比, 技术只不过是一种使用工具, 并不能成为知识管理的内生力量。组织可以通过创建适宜的组织环境和加大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力度来强化知识管理过程中两个因素的作用。项目团队、特别任务组 (workforces) 等正式团体由于其良好的沟通性能, 被西方学者认为是组织中最佳的学习单元, 因而也被西方企业广泛采用。这种正式的工作团体鼓励面对面的交流, 促进知识创造与传播过程中社会化和内化两个阶段的知识转化与吸收, 因而在知识的创造与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 西方企业在积极完善正式工作团体的同时, 又开始着力培育像实践社团 (communities-of-practice) 这样的非正式团体, 使正式团体和非正式团体成为组织中两个互为补充的知识创造与传播系统。非正式团体成员来自相同的专业领域, 使用相同的专业术语, 因而更容易交流, 可以促进外在化过程, 同时也有助于社会化和内化过程。
3 知识管理策略及适用性
3.1 显性策略与隐性策略
人和技术是知识管理活动的两个主要因素, 无论强化哪个因素的作用, 都可以促进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转化, 推动知识螺旋运动的发展。但是, 人和技术在知识螺旋运动的各个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对于特定的组织来说, 在实施知识管理战略时选择哪个因素作为重点, 亦或是两个因素同时兼顾, 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 (EIU) 和IBM公司对北美、欧洲和日本的38家公司的调查表明, 每一家公司的知识管理策略各不相同。Hansen等人在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之后也指出, 一些公司依靠计算机管理知识, 而另一些公司则以传统的方式使员工之间共享知识。公司应该选择正确的知识管理策略, 任何错误的选择, 或者是试图二者兼顾的策略必将给公司以致命的打击。下面以知识管理中的人和技术两因素为出发点, 将企业的知识管理策略分为两种:显性知识管理策略、隐性知识管理策略。
显性知识管理策略是指以技术为主的管理知识的策略。这类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主要依靠显性知识, 较少依靠员工头脑中的隐性知识。强调技术在知识管理过程中的作用, 以“从人到文档”的隐性知识显性化模式为主, 技术是该策略的主要因素, 而人只不过是辅助因素而已。人的作用就是将自己头脑中的隐性知识用专业语言表达出来, 从而能够输入计算机系统供其他人分享。那些提供标准化产品或服务的公司, 提供成熟产品或服务而不是依靠创新的公司, 如管理咨询公司、设计事务所、传统的制造业公司等, 大多采用信息化策略。由于这类组织主要利用原有的知识进行重复性的生产或经营活动, 因此快速获取知识是企业制胜的关键, 而显性知识管理策略正好可以满足这一要求。美国的Andersen咨询公司、 Ernst & Young咨询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成熟的、标准化的计算机网络系统或知识管理系统方案, 使用的主要是显性知识, 因此公司内部的知识管理系统对他们的成功非常重要。这两个公司分别投资500万美元用于建设知识管理系统, 并采用“从人到文档 (people-to-documents) 的方法将员工所拥有的隐性知识显性化, 从而使全体员工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公司的知识管理系统为客户创造价值, 这两个公司为此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另外企业的经营战略也决定其知识管理策略, 如一家癌症研究中心将自己的经营战略确定为“利用原有的知识而不是创造新知识为病人服务”, 他们开发了一个专家系统, 将500多种疾病的症状和专家建议的治疗方案输入系统, 医院只雇佣那些资历较浅的医生或者护士就可以为病人提供最好的服务, 病人甚至通过电话就能得到专家系统的治疗。据统计, 这个系统中的每一种疾病平均每年的使用次数是8000次, 因而大大降低了医院的服务成本。
隐性知识管理策略是指以人为主的管理知识的策略。这类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依靠员工头脑中的隐性知识, 而不是公司现存的显性知识。强调人在知识管理过程中的作用, 知识管理的手段以“从人到人”的共享隐性知识模式为主, 但同时又开发虚拟会议系统、网上论坛以及知识地图以方便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这种形式中, 技术是作为一个辅助工具而不是一个主要因素。公司的经营战略也是以创新产品 (或服务) 而不是成熟产品 (或服务) 获取市场价值, 公司更多地生产定制化而不是标准化的产品或服务, 如战略咨询公司、维修公司和餐饮公司等。美国的HP咨询公司主要是为客户提供经营策略等服务的战略咨询公司, 它的经营主要依靠咨询人员的隐性知识而不是公司现存的显性知识, 这家公司的知识管理策略就是一种“从人到人 (people-to-people) 的隐性知识管理策略。HP公司的部门分布在世界各地, 公司的咨询人员和工程师经常穿梭于各个部门以交换看法。公司规定所有人员必须乘座同一架飞机旅行, 以便增加员工之间交流的机会, 公司甚至不限制旅行的预算。公司还鼓励员工成立跨部门的“学习社团” (Learning Community) , 以共享最佳工作法 (best practice) 和实践技能, 这种学习社团与上文提到的实践社团相似。施乐公司起初希望为其维修人员建立一个知识库, 以便帮助维修人员寻找最快和最佳的维修方案。但这个想法最终失败了, 其原因就是维修人员之间的知识传递主要依靠面对面的交流, 通过“讲故事” (storytelling) , 而不是计算机网络。这个公司进而致力于在维修人员之间培育非正式学习团体, 使公司的经营战略获得了成功。
3.2 知识管理策略的适用性
下表是从竞争策略、经济模式、知识管理模式、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等方面对两种知识管理的策略的适用性进行比较:[6,7,8,9]
若想正确地选择知识管理策略, 必须进一步考虑如下几个问题: (1) 公司提供的是标准化的产品还是用户化的产品?如果提供的是标准化的产品, 那么主导知识管理策略就应是隐性知识管理策略;如果出售的是用户化的产品与服务以满足用户的独特需要, 那么隐性知识管理策略的效用就很有限。 (2) 公司拥有的是成熟的或新颖的产品?如果企业的策略是基于成熟的产品, 那么企业将从反复使用的模型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反之, 如果拥有的是新颖的产品, 则对知识进行管理时应以隐性化策略为主导。 (3) 公司的员工在解决问题时依赖的是明确的还是难于言表的知识?明确的知识是可以被编辑的, 如简单的软件代码和市场数据。当公司的员工依靠明确的知识去完成工作时, 人-文档的方法最有意义;而难于言表的知识由于很难以书面形式表达出来, 是通过个体经验获得的。
然而, 现实中一个企业对知识管理策略的选择不可能只有显性知识或隐性知识。企业在实施知识管理策略时, 应该根据自己企业的主要特点和该时期的战略目标、竞争策略, 识别阻碍自身知识增长的主要障碍, 选择一种策略作为在该时期企业的主要知识管理策略。要想充分有效地利用知识, 企业在选择知识管理策略时应有侧重, 建议的比例约是80%对20%。也就是80%的知识采用一种策略进行管理, 其他20%采用另一种策略。企业如果试图同时按相同程度采用两种管理策略, 结果往往是两者都不成功。对于适合采用隐性策略的企业, 客户期望从该企业得到的是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如果此类公司采用基于文档系统的模式进行管理, 试图通过此类系统为客户提供标准化的产品或服务, 客户的满意程度将大大降低。此外由于隐性知识的传播和学习需要的是复杂的知识交流和逻辑思维, 基于文档的系统无法传达这些通过人与人直接交流才能传达的复杂信息。因此, 适合于隐性策略的企业应该将重点放在建立基于人的知识管理系统[10]。同样, 当适合于显性知识管理策略的企业过度热衷于建立基于人的隐性知识管理系统时, 也会带来反作用。当过度投资于隐性管理方式时, 企业期待的基于合理价格的可靠系统和知识重复使用带来的规模效应将无法实现。因为尽管在文档仓库中已经存在了很完善的答案, 隐性管理策略将使企业员工感受到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带来的激励作用。这种不必要的创新将消耗企业大量的资源, 使企业付出昂贵的代价。两种策略也有在企业中同一时期并存的情况, 但其前提是采用不同策略的单位彼此独立运作。例如, 在通用汽车公司, 小轿车部与财务部没多大关系, 因此不同的模型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单位中。但如果是高度一体化的企业, 则需选择一种作为主导策略, 以另一种作为辅助。至于何者为主, 何者为辅则不是主观臆断的, 它取决于公司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 企业的经济状况及企业所雇佣的人。正如一些咨询公司所发现的:强化错误的策略或试图同时使用两种策略, 将会迅速地损害本企业, 80/20法则仍是实际决定主辅关系的一个有益参考。
4 结论及进一步需解决问题
一个企业选择的知识管理策略首先应该反映其采取的竞争策略:企业的价值取向, 创造价值的经济模式, 以及企业员工的服务的方式。一个企业究竟采用何种管理策略取决于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方式、性质以及企业人员的特点。企业管理人员必须首先了解为什么客户使用本企业的产品或服务, 而不使用其它竞争对手的, 客户期望从企业得到什么样的价值, 企业中存在那些知识可以为客户实现此类价值[11]。如果企业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则试图进行知识管理策略的选择是不明智的。这只能说明企业缺乏对自己以及市场的必要了解。企业管理人员明确如何利用知识为本企业的竞争策略服务是很重要的, 因为知识管理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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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适应 篇8
关键词：鲁迅,适应,选择,翻译观
鲁迅作为现代文学家及新文化运动的奠基者之一, 其地位之高, 国人无人不晓。他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中国的“民族魂”, “三家五最” (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 其独具特色的民族新文学开拓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石。长久以来, 人们就其文学思想和文学成就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关于鲁迅翻译思想的研究却鲜有, 甚至备受冷落;一直以来的研究都是重其创作轻言译作。鲁迅一生翻译了15个国家110位作家224部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鲁迅是先成为翻译家, 再成为文学家。或者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的文学翻译, 就没有他的文学创作。
生态翻译学是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2008年提出的。它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而是翻译学与生态学的“联姻”, 它是一种生态途径的翻译研究。在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背景下, 环境主义渗透到了“人文领域”;在全球生态文化学术思潮的推动下, 胡庚申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 构建了一套新的译学理论体系, 而翻译适应选择论又是以达尔文进化论提出的“自然选择, 适者生存”为基础, 以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和“选择”学说作为理论支撑, 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为核心来对翻译本体做出新解的翻译理论范式。该文试运用生态翻译学这一理论来探讨和挖掘中国文坛巨匠鲁迅的翻译思想。
1 和谐——翻译目的与宗旨
生态翻译学的产生依托华夏文明的生态智慧, 这些生态智慧以“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人为本”“整体综合”为特征, 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 其重点在和谐。这种和谐是“天和”“人和”“心和”的总和, 是主客关系的和谐圆满。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到生态翻译学中, 首先表现为致力于追求译者与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7]这种和谐, 在翻译中体现在“原文-译者-译文”的关系中, 以译者为中心, 从译者角度审视两端来达到平衡、稳定、和谐。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 译者为“求存”而“择优, ”面临着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鲁迅正是在正确判断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自己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后作出了选择。他选择了为改造社会服务的并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息息相关的外国文学作品来作为翻译文本。他的作品提供了“内外两面, 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想合流, 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他从事的文学翻译着重于东欧和北欧文学的介绍, 尤其是弱小民族的作品。因为那些作品富于挣扎、反抗和怒吼的精神, 翻译过来, 不但借此转移性情, 更可改造社会。
关于翻译目的, 鲁迅用了两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一, 比喻为“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 直接为革命服务;二, 比喻为“希腊神话里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类”, 吸收外来的营养, 所以应准确地引进异质文化, 像普罗米修斯似的“从别国窃得火来”以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2]我们由此可以看出鲁迅的文学翻译不随波逐流, 不赶时髦, 没有把翻译简单地等同于语言实践, 而是选择对中国人有启蒙借鉴作用的好作品, 将翻译的选择与他确立的人生奋斗目标与价值观一致。鲁迅的翻译目的适应了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 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翻译旨在迎合时代需要, 而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社会需求决定了他的翻译目的, 反过来他的翻译目的又决定了他的翻译选择。他把翻译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 激发国民的革命热情和坚定革命的斗志。体现了救亡图存的翻译目的的和谐与统一, 力求翻译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和谐与统一。
2 直译、硬译到重译和复译——翻译策略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学既不是从原作者/原文的角度、也不是从译文/读者的角度去定义翻译, 而是从译者的角度去定义翻译的, 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这种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特征是:一是“适应”——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二是“选择”, 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翻译被描述为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5]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是不断的选择、适应的过程。无论是“直译”“硬译”还是“重译、复译”, 都是鲁迅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为实现翻译目的所采用的特定手段, 都是他不断的“适应”和“选择”的结果。
鲁迅是赞成“直译”的, 他认为“直译”是与“意译”相对的一种译法, 是包括正确的“意译”在内的“正译”;直译可以更好地将外国语言异质的要素和表现方式引入本国语言, 更好地服务于本国语言。在当时一片“意译”的喧嚣中, 他提倡“直译”, 在翻译中要既求“易解”, 又须保存“原姿”。他把译者放在翻译的中心位置, 译者必须正确判断自己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 只有“直译”, 才能更好地体现“忠实”, 才能尽量减少西方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损失和变形, 才能已近原质性的西方文化和语言形式, 从而对中国文化和语言产生一种推动和改革作用。提倡“直译”具有开拓创新的意义, 它表明鲁迅在翻译的文化态度方面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译者优先考虑到“易解”、“原姿”的因素。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出发, 它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做出的一种选择, 选择“直译”, 忠实原文, “易解”“丰姿”, 选择性适应翻译生态环境, 选择意在适应, 适应意在选择。
我们今天所说的重译, 鲁迅当年称之为复译。在鲁迅生活的年代, 许多译家怕人重译, 而鲁迅对重译的重视, 在当时也是一个创举。针对当时翻译界的抢译、乱译之风, 鲁迅重新提出重译和复译。他说:“前几年, 翻译丢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但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 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 诬赖, 开心, 唠叨没有用处, 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 还不行就再来一回, 譬如赛跑, 至少总得有两个人, 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 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 无论他怎样蹩脚。”[2]他认为重译是击退乱译的好方法, 他把翻译喻为赛跑, 在译界引入了一种竞争机制, 有竞争才会有质量, 才能“适者生存”。同时, 鲁迅把重译与时代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 “但因语言跟着时代的变化, 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 七八次何足为奇, 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2]即便是在当今一个充满竞争的全球化跨文化交流的翻译思潮中, 鲁迅的主张复译的观点对实践仍有指导意义。
以译者为中心的生态翻译理念特别强调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与译者素质, 因为翻译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适应、选择、保留、淘汰等现象, 因此译者也总要进行大量的适应、选择、保留、淘汰等操作。鲁迅洞察到当时存在着翻译“失去了一般读者信用”的现象, 意识到“胡乱动的译本”打破了生态翻译学所考虑的“原文-译者-译文”三元关系的平衡而非长期以来侧重的“原文”和“译文”取向, 要想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就必须“复译”。鲁迅不仅提出“复译”, 还提倡反复“复译”, 不仅可以让译品呈现“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让各有千秋的译者更好地选择有利于发挥自己的才能的译作来适应读者的选择, 让好的译品在时代的长河中“适者生存”。生态翻译学强调, 在正常情况下, “译者素质越高, 其适应能力和选择能力就越强;而译者的适应能力和选择能力越强, 其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也自然会越高”。鲁迅强调译者素质, 他说“理想的翻译, 应由精通原文的译者从原著直接译出”, [2]他对译者要求很高——“精通”, 只有“精通”才能“适应”, 体现了他的生态和谐的翻译立场。
3“译有所为”——译者的责任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翻译生态环境是译者和译文需要适应的多种因素的集合, 从而彰显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 确认了译者的智力劳动和译者的责任。于是, 译者不仅需要“自重”, 还需要“自律”, 特别是需要“他律”。更重要的是, 还为译者的“译有所为”寻找到了理论依据。[5]
在翻译《出了象牙之塔》时, 鲁迅说:“我译这书, ……正可借以供少年少女们的参考或服用, 也如金鸡纳霜既能医日本人的疟疾, 即也能医治中国人的一般。”在翻译《文艺政策》时说:“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 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 以为倘能味道较好, 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 我也较不枉费了身躯……然而, 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 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2]鲁迅这些话, 反映了他以翻译来医治国人的“病”, “窃火”给人类的崇高精神。特殊时代的特殊翻译目的决定了鲁迅不是兴之所至或为翻译而翻译, 而是将翻译与改变国民封建落后思想、转移国民性情和改造社会联系起来。将介绍国外先进的东西作为自己肩上的责任, 将翻译与社会变革和国民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鲁迅翻译的作品选择了东欧极富反抗精神的弱小国家作品作为翻译文本, 既出于对被压迫民族的伟大同情, 也是为了给中国带来“战斗”精神。鲁迅“译有所为”地对外国资料进行删繁就简的编译, 将它们快速译介到中国来, 从而达到启迪民智、改良政治和社会的翻译目的。
“翻译之用大矣”“翻译之功伟矣”。“以译行事”应当受到重视, “译有所为”值得研究。主动地担当起译者的“为”之责任来进行翻译思想的创新, 是鲁迅翻译值得研究的地方。鲁迅“译有所为”地主张“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 促进了外国进步文化的吸收以及本国文学创作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鲁迅即使不是最早提倡翻译批评的人, 也是中国现代最重视翻译批评建设的人。”[2]鲁迅在《为翻译辩护》中指出:“翻译的不行, 大半的责任固然在翻译家, 但读书界和出版界, 尤其是批评家, 也应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 必须有正确的翻译批评, 指出坏的, 奖励好的, 倘没有, 则较好的也可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翻译是有质量意识的, 他理性地提出对翻译批评的重视, 扩大了人们对于翻译仅仅是译者责任的认识, 若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译者, 怎么可能有所“为”呢?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译有所为”还应围绕“为”字做文章, “为何为” (why-to translate) 、“为什么为” (what-to translate) 、“怎么为” (how-to translate) 。鲁迅对“译有所为”进行了解答,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他将翻译与社会变革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介绍一些被侮辱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 他崇高的翻译目标为“救治这颓运”、“转移性情, 改造社会”, 以期唤醒沉睡的人民, 充分发挥自己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 以独到的眼光选择向国人翻译介绍西方“为人生”的作品, 以此来唤醒沉睡的民众, 改造麻木的国人, 照耀中国前行的道路。他的翻译思想也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与创新, 以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
4 结束语
译者的翻译过程离不开自己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 离不开自身对源语文本的选择。在当时提倡“科学救国”的时代潮流下, 鲁迅的译介域外作品的选择顺应了时代的召唤。他的文学翻译顺应了社会对先进西学的需求以及民众对新鲜小说的需求, 为社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译品的生命状态即对译品的价值和受重视程度使得译者与译品间存在着一种息息相关、“荣辱与共”的相互作用关系。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着双重身份, 他/她是原文的读者, 又是译文作者, 于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有不同的适应与不同的选择。鲁迅在翻译作品时充分考虑到了源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不同的生态环境, 遵循生态社会地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自我的选择, 在翻译过程中, 有意识地将翻译的生态环境纳入考虑范围, 以创造和谐的翻译生态系统, 促进生态翻译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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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286-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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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选择适应 篇9
关键词：利玛窦,翻译过程,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自1582年入华传教,历经澳门、肇庆、韶关、南昌、南京等地,结交士人官员,展西洋新奇物品,扬长避短拢人心,开创并实施了“学术传教”的曲线传教策略,使天主教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得以生存。韶关(明代称韶州)是天主教在中国的第二个传教点,利玛窦在此生活了长达6年(1589~1595),韶关在其传教生涯中的地位和价值可见一斑。
近30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利玛窦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其中有些学者采用宗教学、历史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理论研究利玛窦[1,2,3]。长期以来,学界对利玛窦的翻译活动虽有关注,如利玛窦的翻译译材选择和策略取向的研究[4,5,6,7]和涉及术语的翻译研究[8,9],但鲜有通过理论阐释和具体实例来论证韶州时期利玛窦翻译的过程是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和选择的过程。鉴于此,笔者探讨韶州时期利玛窦的翻译活动,挖掘作为译者的利玛窦在翻译过程中需要适应的因素以及翻译标准、策略和文本的恰当选择,揭示利玛窦翻译的过程是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和选择的过程。
一.韶州时期利玛窦的翻译活动概观
明末清初时期,许多耶稣会士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活动中极大地推动了中西方文化科技交流,其中利玛窦的翻译活动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韶州在利玛窦的传教生涯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他在韶州展开了重要的译介活动。
1.翻译《四书》
儒学在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而利玛窦将翻译和研究儒家经典作为其来华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翻译和研究儒家经典,利玛窦不仅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人的信仰和习惯,也证实了基督教和儒家存在相似点。在韶州期间,利玛窦制订计划攻读儒学经典《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1592年,他着手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标题是《中国四书》,并加以许多注释作为来华新传教士学习中文的读本。次年年底,利玛窦结束《四书》中三本的翻译工作,开始第四本的翻译。1594年他把《四书》的拉丁文译本寄回意大利出版,成为最先完整编辑中国儒家经典书籍,并加以详细注释的西方人。利玛窦曾高度评价孔子在世界历史上具有的地位:“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的叫作孔子……他既以著作和授徒的方式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所有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10]。后来,在编写《交友论》时利玛窦也从“四书五经”里汲取了大量知识养料。
2.合译《几何原本》第一卷
利玛窦在《译<几何原本>引》中说:“嗣是以来,屡逢志士左提右挈,而每患作辍,三进三止”。[11]这表明在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之前,中国士人对《几何原本》曾尝试相关翻译研究。韶州时期的瞿太素最先对《几何原本》做过深入研究。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学习了西方算学后,“他(瞿太素)从事研习欧几里得的原理,即欧氏的第一书(卷)。他很有知识并长于写作,他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写出一系列精细的注释……他日以继夜地从事工作,用图表来装点他的手稿。……当他把这些注释呈献给他的有学识的官员朋友们时,他和他所归功的老师(利玛窦)都赢得了普遍的、令人艳羡的声誉”[12]。可见,瞿太素在利玛窦的指导下,从头到尾读完《几何原本》前六卷,他所写的心得体会在士大夫圈内广为宣传。此外,“瞿太素还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一卷译成了中文。遗憾的是,他的这类文稿均已失传”[13]。瞿太素与利玛窦合译的第一卷意义非同小可,源于利玛窦的学生张养默曾无师自学了欧几里得的第一卷。在向利玛窦请教几何学问题时,他觉得利玛窦凭传授数学知识来启迪中国人,达到了他的传教目的。张养默屡次请教利玛窦有关几何学问题,表明他以瞿太素先前工作为基础深入探索了《几何原本》第一卷之后的内容。由于在徐光启、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之前的翻译尝试和探索研究与瞿太素对《几何原本》的基础知识在士人中的传播,徐光启、利玛窦才能在较短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翻译工作。
二.韶州时期利玛窦翻译活动的过程:译者适应与选择
(一)译者的适应过程
1. 译者对“能力”的适应
在选择翻译文本时,译者应挑选那些自己有把握的作品,即那些适合自己能力的作品去翻译,以确保优质翻译作品。王佐良认为,“就译者来说,个人的条件决定了适应于译何种性质的语言,不宜于译另外性质的。他应该选择与自己风格相近的作品来译,无所不译必然出现劣译”[14]。乔曾锐在《译论:翻译经验与翻译艺术的评论和探讨》一书中也写道:“不懂诗的人不要译诗,没有文学修养的人不要搞文学翻译,分析能力和思想条理性不强的人,不宜搞政治著作的翻译。对某一专业只具有一些皮毛知识的人,最好不要接受翻译该专业著作的任务,勉强去做,是收不到好效果的”[15]。入华之前,利玛窦曾就读于耶稣会罗马公学院文学院和哲学院。他在学习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同时,还必须学习包括几何学、算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是对其“恩师”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丁先生(Cristoforo Clavio)评注的《几何原本》的翻译。后来。利玛窦和徐光启一起合作翻译了应用几何著作《测量法义》和《测量异同》。此外,利玛窦首次介绍了西方天文学,《乾坤体义》被誉为西法入中国之始,最后又与李之藻合著《浑盖通宪图说》。由此可见,译者能力的适应是不可忽视的。作为译者的利玛窦选择了与自己的能力相适应或相接近的作品去翻译,他的中文著译的作品共17种,其中科技类多达7种,是他翻译的重心。利玛窦成功地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亚里士多德-托罗密体系、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地理、绘图等自然科学知识和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哲学、历史等西方古典文化经典带到中国。
2. 译者对“环境”的适应
译者对“环境”的适应指的是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即适应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由于翻译生态环境由许多因素组成,如何适应翻译生态环境需由译者来判断和选择。适应阶段里的译者为了更好地进行翻译工作,必须先准确地理解原文,做一名忠实的读者,然后以“判官”的身份得体地衡量翻译生态环境,合作地兼顾作者、读者、资助者等人。译者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所作的不同翻译策略的选择就是对翻译生态环境适应度的选择。利玛窦来华后发现,“自古以来,中国就重视书写,比较不重视讲说能力……他们的全部修词学,就是怎样写文章”[16]。在这种文化传统中,“用书籍传教是最方便的方法,因为书籍可以在任何地方畅行无阻;这里很多人皆可看书,很多事皆可由书籍传授,讲话便没有那样方便”[17]。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重要时期,遭遇许多众所瞩目的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背负社会使命感的部分思想家对长期以来的文化传统域价值观念进行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他善于抓住这一契机,选择了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为突破口。利玛窦为了笼络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士大夫阶层和统治集团,重视“合儒”,强调天主教义与早期儒家的契合。如他在编译《天主实义》时,利用儒家经典改造基督教教义,“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一语足以略窥其貌[18]。他在《畸人十篇》、《辩学遗牍》等译著中也大量引用中国经典。通过改译,利玛窦把中国古代圣贤有所直觉但没有深入讨论的话题,通过借用西方哲人的话进行较透彻的阐释,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强烈共鸣。
(二)译者的选择过程
1. 翻译标准与策略的选择
任何译者在翻译时总会遵循特定的翻译标准或原则。衡量翻译标准的重要因素在于译者的个性或人格,他能够确定自己遵从的翻译原则,翻译原则亦会因译者主体性的介入而有所变化。利玛窦并未提及他的翻译标准,但纵览他的翻译作品,可归纳出利玛窦翻译的过程是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和选择的过程,是灵活动态的顺应性翻译。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利玛窦发现儒家学说在中国思想界具有核心地位,儒士阶层也是中国统治阶层的主流。因此利玛窦把刚来华时穿上的僧服易为儒服,成了“泰西儒士”。除了儒生占优势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外,内在的儒学之道及其文化方略得到利玛窦的认同。他甚至说“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和基督教的真理”。[10]这完全表明利玛窦已经从整体感觉上承认与接纳了儒家的道德传统,他认真学习中国语言文字,遍阅古代儒家经典,寻找它们与基督教教义的契合点。利玛窦把《四书》看作儒学与天主教义融合的对象[19],原文的“天”或“上帝”被翻译为天主教的至高神“God”,又以儒家的仁、德、道等概念来阐释基督教伦理。他认为儒经与“理性之光———基督教信仰是根本一致的”[20]。后来不少传教士汉学家纷纷模仿这种译介取向。为了迎合中国传统的“论友道”学说,利玛窦编译了格言集《交友论》,这是一本古今西方名人有关友谊的格言,其中他将儒家道德观念作为选译西方格言的标准。据利玛窦写给吉罗拉莫·克斯塔的信,他将《交友论》翻译为意大利文寄给了家乡的朋友,称:“我自己觉得,意大利语译本没有汉语写成的《交友论》那么有感染力。其原因是我写这部书时,为了尽量迎合中国人的兴趣,根据需要,将许多西方哲人的名言或西方的谚语都作了随意的改动。”[21]美国史学大师、世界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ilence)评论说:“所有这些观点肯定符合利玛窦的中国读者的口味……中国的高级学者们也就几乎将他看作同侪”[22]。利玛窦为得到知识阶层的认可,顺应儒家传统对译介作品进行了选择性的改译。
2. 翻译文本的选择
译者的翻译活动以选择翻译文本为首要条件。受不同时代的限制,译者在选择翻译文本时有其特定的背景、目的与思想倾向。一般来说,翻译文本的取舍根据以下两种价值取向:一是译者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译者通过翻译文本选择顺应或抵抗以巩固现有的意识形态或建立新的意识形态;二是译者的个性特征、生活经历、文化取向等。译者自身的因素使翻译文本的选择具有自主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
利玛窦入华之时正是明清之际,当时中国社会的内部局势与利益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迁,跨入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旧的政治、思想、文化观念与新的先进的理念产生激烈的冲击和碰撞,中国传统科学充分暴露出基本缺陷,理论性的数学、天文学处于发展的低谷状况,伴有衰退的趋势。利玛窦选译大量数学天文著作,为文人学士带来了新鲜的西方数学知识,其中包含的严密的逻辑论证和演绎推理深深启发了他们的思维方法和治学理念。当时钦天监官员仍用传统天文计算方法,导致误报多次日食、月食,崇祯皇帝令徐光启邀请西方能人,采用西法,开始修改历法。于是,利玛窦选择了翻译有关天文历法的西学著作:《浑盖通宪图说》和《乾坤体义》。思想界呈多样性,既有程朱理学为正统的文化、王阳明学说,也有“东林”、“狂禅”、“合一”等运动。文人学士结社成风,将朋友交往视作极为重要的人际关系。利玛窦编译的格言集《交友论》以平等观念为核心的西方交友之道,顺应了知识分子互相结社、重视朋友友谊的风俗。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难以解决当时一部分士大夫的问题,他们有的遭受打击、仕途暗淡,有的不愿同流合污、思想苦闷,利玛窦的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涉及如何在道德原则和政治理想之间寻求平衡,帮助他们从中得到精神慰藉和解脱。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主流,利玛窦亦发现基督教义普世性存在于先秦典籍尤其是儒家经典中。因而利玛窦被《四书》深深吸引,他认为“四书所述的伦理犹如第二位赛尼卡的作品,不次于古代罗马任何著名作家的作品”[11]69,它“上面都是训导人民要有德行的最有益忠告。在这个方面,他们似乎完全可以和我们自己最杰出的哲学家相匹敌”[11]69。《四书》能帮助耶稣会士了解中国,有利于他们进行传教活动。因此利玛窦首选《四书》作为译介的对象。
译者具有独立主体意识,翻译活动始终通过译者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完成。译者处于两种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相互作用的交互点上,既主导翻译活动,又为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奠定基石。译者在进行翻译工作时既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又要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选择译文。
三.结语
选择适应 篇10
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具有浓厚的本土性色彩。[2]小说中的比喻层出不穷, 却也给翻译带来了难题。如何把原文想要给予的文化信息准确地传递给读者是译者必须解决的事情。为证明译者葛浩文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难题, 本文试从“翻译适应选择论”中的“三维”转换的角度来分析这一英译本。
1 翻译适应选择论与“三维”转换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是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而最佳翻译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的累计结果。[1]179该理论把翻译方法简明地概括为“三维”转换, 即在“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 相对集中在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3]因为翻译是个动态的过程, 文本类型通常也是不断变化的, 因此, 不同文本类型中的“三维”转换的排序也是动态和相对的。[1]147正是因为这种动态的排序, 我们在具体翻译过程中才能够做到有所侧重, 并维持三个维度间的平衡。
其中, “三维”转换为翻译方法开辟新的视角和途径的同时, 也成为评析译本的重要工具。多维度地对译本进行分析, 可以避免将其极端地归于直译或意译中的任意一类。尤其对于像比喻这样极具魅力的表达方式, 翻译方法会更加灵活和多样化。
2 比喻修辞的“三维”转换
《生死疲劳》以小说主人公历经六道生死轮回为故事主线, 叙述了高密东北乡将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作品大胆驰骋想象, 描写生动传神, 比喻层出不穷。比喻, 广泛地应用于英汉双语中, 是修辞格的一种, 是语言的升华。是文学想象力的产物。在形式上, 比喻包含本体、喻体和比喻词三种成分, 根据其异同及隐现, 比喻又可再细化为明喻、隐喻和借喻, 这使语言更为形象和生动有趣。“三维”转换不仅可以作为翻译比喻修辞的方法, 还可以成为评析比喻翻译情况的有效工具。
2.1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即译者在翻译过程当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转换是在不同层面上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4]《生死疲劳》中, 关于比喻的句子可谓举不胜举, 葛浩文在翻译时, 做到了较好的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例一:
原文:有关那头牛的回忆纷至沓来, 犹如浪潮追逐着往沙滩上奔涌; 犹如飞蛾, 一群群扑向火焰; 犹如铁屑, 飞快地粘向磁铁; 犹如气味, 丝丝络络地钻进鼻孔; 犹如颜色, 在上等的宣纸上洇开; 犹如我对那个生着一张世界上最美丽的脸的女人的思念, 不可断绝啊, 永难断绝……[7]91
译文:My memories involving the ox came thick and fast, like waves crashing on the shore; or moths drawn to flame; or iron filings sucked toward a magnet; or odors surging toward your nostrils;or colors seeping outward on fine paper; or my longing for that woman born with the world’s loveliest face, interminable, eternally present...[8]109
《生死疲劳》中辞格的类型繁多, 且各类辞格出现的频率也很高, 在本例中就出现了修辞格的连用和套用, 既有比喻又有排比。描写一个抽象的事物往往比描写一个具体的事物困难很多, 有时候不得不依赖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在本例中, 作者连续列举六个比喻描写“有关那头牛的回忆”。因为“纷至沓来”是动态的, 所以后面的比喻所表现的也都是动态而非静态的画面。作者把浓烈的“回忆”比喻成“波浪”已经非常奇特, 紧接着又创造出“飞蛾”、“铁屑”甚至“气味”和“颜色”这一颠覆性比喻, 给人以陌生化的美感, 表现出作者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这种一气呵成的排比加比喻足以显示出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力和高超的语言运用技巧。
英文中经常使用的比喻词有like, seem, as...as..., as though, as if等表示“好像”“犹如”“和... 一样”“仿佛”“好比”等意思。在本例中, 译者将第一个比喻句中的“犹如”译为“like”, 为避免重复, 把后面连续的5个比喻词都用连词“or”替代, 并将原文中的意象“浪潮”“飞蛾”“铁屑”“气味”和“颜色”相对应地译为“waves”“moths”“iron”“odors”“colors”, 既保持了语言形式上的对应, 又兼顾了语言意义上的对等, 复现了源语言的修辞美和意境美, 达到了较好的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2.2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中英两种语言的表达形式差别很大, 而且文化背景也大不相同。由于源语和目标语文化的性质和内容不同, 为避免曲解原文, 译者不但要注重源语言转换, 还要适应整个文化环境, 在翻译中关注文化内涵的传播。[1]136《生死疲劳》中莫言采用了大量带有文化内涵的比喻, 对此, 葛浩文是如何翻译的呢? 下面将举例来说明:
例二:
原文:你口口声声叫我干爹, 后来你干脆就叫我爹, 如果我是你爹, 那迎春就是你的姨娘, 你将姨娘收做老婆, 让她怀上你的孩子。你败坏人伦, 该遭五雷轰顶![7]15
译文:You started out by calling me Foster Dad and eventually dropped the word foster. Well , if I my our dad , then Ying Chun, my concubine, is your stepmother, yet you’ve taken her as a wife and have had her carry your child. You’ve corrupted the system of human relations and deserve to be struck by the God of Thunder![8]
因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英汉比喻有着各自的特点。 比如对同一本体所选用的喻体不同, 对同一喻体的联想意义不同, 喻体的表达侧重点不尽相同等。在英汉双语文化中, 比喻的出现由来已久, 两种语言所采用的比喻既交融又分离冲突。因此, 译者在透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 还应兼顾两种语言的文体特征和文化差异, 从而能够更好地把握比喻修辞的翻译。
在本例中, 想要理解“五雷轰顶”的含义, 首先要了解“五雷”。五雷的来源和古代汉民族的物质观相关。古人认为一切物质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组成的, 即所谓的“五行”, 类似于西方文化中的四元素学说。而“五雷”中的“五”代表的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 因此“五雷”分别是“金雷”、“木雷”、“水雷”、“火雷”和“土雷”。这里的“雷”字是一个动词, 有主动出击、惩罚的含意, 也包括天空的雷霆。“五雷轰顶”比喻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后, 会受到残酷的惩罚。译者葛浩文将其译为“the God of Thunder”, 不仅将原文中“雷击”的意思表达出来, 而且化镜成了西文读者熟悉的“雷神”, 这样一来, 译语读者就很容易领会了。文化差异常常会带来理解上的困难, 然而在本例中, 葛浩文成功地克服了这一难题, 实现了两种文化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和谐, 达到了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2.3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它要求译者在翻译中, 除了考虑上面两种因素外, 还应把焦点放在交际层面上, 使原文的交际意图在译文当中得以体现”。[5]翻译理论家Peter Newmark强调“交际翻译不是要复制原文的文字, 而是要依据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和语用方式去传递信息。当内容和效果发生冲突时, 要重效果而不是内容。”[6]所以, 有时候为了达到交际目的, 不得不舍弃对文化维的适应。
例三:
原文:“你这个叛徒, 你这个软骨头, 你这个向阶级敌人屈膝投降的败类, 你给我站起来!”[7]366
译文:"You damned turncoat, you lily-livered scumbag who kneels before class enemies, you stand up too!"[8]356
在本例中, “软骨头”的原意是骨质柔软, 现在人们常用来比喻那些意志不坚定、软弱、没有骨气甚至丧失气节的人。由于译语读者无法像原语读者一样准确地领会到“软骨头”所传递的含义, 所以, 如果译者选择根据字面意思将该词直译出来, 难免会给译语读者造成理解上的障碍, 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本例中, 原文作者使用“软骨头”这一比喻想要达成的交际目的是将杨七的“懦弱、没有骨气”表现出来。对此, 葛浩文在译文中用“lily-livered” (懦弱的、怯懦的) 将“软骨头”的比喻义直接表达出来, 选择放弃对文化内涵的转换, 直接点破了杨七的胆小和怯懦, 有助于译文读者把握原文作者的表达意图, 从而达到更好的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3 结束语
以上以比喻修辞为例, 粗略地分析了葛浩文英译《生死疲劳》时是如何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在实际翻译过程中, 译者有时难免要对三个维度进行取舍, 作为一名出色的译者, 葛浩文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做出了适应性选择, 尽力让原文的语言形式、文化内涵传递和阐释出来, 最终达成原文的交际目的, 使原文的风格在译文里能够得到最佳体现。在这里应特别说明一点, 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 由于语言、文化、交际等等因素往往相互交织, 有时很难截然分开, 因此, 当我们为了便于描述而强调某一维度、某一元素的时候, 并不意味着其他维度、其他元素没有在翻译过程当中起到作用。从上文可以看出, 葛浩文译本对文中比喻修辞的翻译达到了较好的“三维”转换, 实现了原文和译文在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中的平衡与和谐。
摘要：莫言小说的英译成为现代中国文学译介的成功案例之一, 其代表作《生死疲劳》中大量的比喻修辞给译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该文以比喻修辞为例, 试图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角度研究葛浩文在英译《生死疲劳》的过程当中, 如何从“三维”转换的角度对其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进行适应性选择的。
关键词：翻译适应选择论,“三维”转换,《生死疲劳》,比喻,葛浩文英译本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2]邵璐.莫言英译者葛浩文翻译中的“忠实”与“伪忠实”[J].中国翻译, 2013 (3) :62-67.
[3]胡庚申.例示“适应选择论”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 (3) :49-52.
[4]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 2008 (2) :1-5
[5]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 2011 (2) :5-9.
[6]PETER NEWMARK.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7]莫言.生死疲劳[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