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适应理论（精选9篇）
言语适应理论 篇1
一、引言
言语适应理论从70年代初由柴氏等人提出, 到现在已近二十年的历史了。最初作为社会心理学理论模式提出的, 主要用于解释人们在交际过程中的言语趋同、言语趋异和语言保持等交际策略的心理动机。后来柯氏和柴氏 (1988) 概括说, 除了研究有言语趋同、言语趋异和言语保持构成的近似策略以外, 还应包括可理解策略和人际控制策略。
80年代以来的另一个发展是区分了主管适应和客观适应。主观适应就构成言语倾向行为理论的理论基础, 而客观适应就成为言语适应行为理论的理论基础。区别这点非常重要, 它就强调了主体的能动性。这个区别也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语言选择和语言变化的客观事实相比, 交际策略的主动性和社会评估更与我们对社会言语行为理论的感受和信念直接相关。而由于言语趋同、言语趋异和言语保持被视为言语交际策略, 这样交际学理论和言语倾向行为理论获得了共同的理论目标和研究对象, 柴氏等在1987和1991年改称为“交际适应理论” (柯普兰德、柴尔斯, 1988) 。
二、在交际过程中所使用的言语交际策略
1、言语趋同
它追求的是获得对方的赞同、接受、喜欢和好感。增进理解和交际效果以及相互间的吸引力等。说话者调整自己的言语并且努力去说得与他的对话者的言语相似。要指出的是它们往往是相互吸引, 同时存在。在《红楼梦》中, 贾宝玉和林黛玉相互喜欢, 彼此钟情。贾宝玉不喜欢所谓世俗的官宦仕途, 更不喜欢听到他所谓的混账话, 而林黛玉在和他说话时从来不会说那些混账话。这就达到了言语趋同的效果, 所以林黛玉和贾宝玉才会相互吸引, 彼此相惜。言语趋同又包括向上趋同和向下趋同。如《红楼梦》中刘姥姥为了靠近贾母就竭力调整自己的言语, 这就是向上的言语趋同, 而后当大家看贾母因为刘姥姥这种言语风格而开心时, 她们也放开矜持, 主动靠近刘姥姥的言语, 这就是向下的言语趋同。
2、言语趋异
它指的是交际中的一方使自己的言语或语体变得与说话对象的言语或语体不同。言语趋异主要是为了保持说话人自己的身份特征和群体特征。在《红楼梦》中刘姥姥进大观园一幕中, 刚开始时大家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份地位, 为了使自己和刘姥姥区别开来, 言语中也刻意注意区别。
3、言语保持或言语保留
适应理论的倡导者Giles把语言保留看成是语言求异的一种“亚型”。在语言趋异中如果说话者没有因为他的对话者的缘故而调整自己的言语, 或者说说话者主动拒绝或客观上无法做出调整。《红楼梦》中, 在贾元春回家省亲时, 她的所有亲人包括她的长辈亲人以及父母亲都要行跪拜礼。她的回应也是很官方性的话语。因为她所要努力维护的是一个中立的和被普遍接受的语言规范。再如电视台或者电台播音员的语言, 由于他与每一位观众或听众无法保持面对面的交流, 所以尽量保持中立, 维护规范。
三、特征
因为言语适应理论是研究言语交际中说话双方的心理机制, 所以它具有以下特征:
1、主观性
主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说话人得角度来看, 当进行交际活动时, 说话人会面临着各种情景, 说话者就会根据自己的目的或者自己的利益需求而去选择并组织自己的言语。所以主观性和目的性紧密相连。在《红楼梦》中当王夫人责怪晴雯衣衫不整时, 袭人一心想要做贾宝玉的唯一的妾, 一直以来对晴雯颇有微词, 在此刻这个情景下, 她选择了能够满足个人利益达到自己目的的言语去回答王夫人, 最终晴雯被赶出了大观园。所以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不但对自己, 而且对说话对象和交际情景也不断做出主观性评价。
从受话人的角度来看, 对言语趋同、言语趋异和言语保持的评估与受话人得主观体验紧密相关。穆拉克 (Mulac) 和豪斯 (House) (1988) 的研究表明, 言语交际中的地位和能力的评估等级并不与词汇的多样性有关, 而是与受话人的是否能感觉说话人是向上或向下言语趋同或言语趋异相关。向下言语趋同和向上言语趋异都获得了更高的评估等级。对交际中的一致性的评估等级与听话人感受到的说话人的努力相关。
适应的程度、话语的组织和构成原则、交际中的社会权势关系的建立和操作以及认知结构都受意识 (ideology) 的影响。
2、动态性
言语交际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 交际过程的动态性必然引起语境因素的变化。交际的语境因素有可能出现主次更迭的情况, 各种语境因素在交际中的地位总是有落差的, 但这种落差不是固定不变的, 以前占主导地位的语境因素可能随着话题的变化和话语的进展而退为辅助地位, 反之一样。如《红楼梦》39回, 刘姥姥应邀来到贾母跟前“把乡村中所见所闻的事情说与贾母听”见贾母等人听着新鲜、高兴, 饱经世情的刘姥姥根据情境“没了说的也编出些话来讲”, 以迎合他们对乡下生活的好奇心。正当她说到“一个十七八岁的极标致的小姑娘”在大雪天抽柴草时, 贾府南院马棚着火了, 此事惊扰了贾母, 赶紧的口内念佛, 命人去火神前烧香。刘姥姥也只好中断话题。火救完后, 宝玉放不下那女孩, 忙问刘姥姥:“那女孩大雪地作什么柴草?倘或冻出病来呢?”贾母说:“都是刚才说抽柴草惹出火来了, 你还问呢。别说这个了, 再说别的罢。”刘姥姥便想了一篇, 编了一个观音送子的故事, 以说明“神佛是有的”, 结果实合了贾母王夫人的心事。在这回的故事中, 刘姥姥一开始看贾母听得高兴, 便根据情境有的没有的开始编, 以此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后来情境改变, 后院失火, 贾母因柴草而不满, 刘姥姥却看出贾母对神灵颇为敬重, 于是便又编出了一个神灵的故事, 再次迎合贾母心意。由此可见, 在言语交际过程中, 言语的适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说话人根据不同的情境, 依据自己的交际目的来随时更改自己的言语内容和言语风格。
3、非对称性
因为言语和会话风格中的许多因素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说话人和受话人可能会改变不同的绝对量, 因此适应不必对称。比勒斯、克劳斯 (1988) (Bilous&Krauss) 认为, 在某一个情境中的适应方向以及对称性首先取决于交际双方关系的性质。因此, 在交际适应的过程中会出现过分适应 (over accommodation) 和适应不足 (under accommodation) 。由于适应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多向性的, 所以当说话者的话语超越了当时情境下的最大值时, 或者说“合适的”或“很协调的”的行为准则时, 就会产生过分适应。如庇护式语言和谦卑式语言。这种情形一般发生在上下级之间的交际过程中。如《红楼梦》中, 刘姥姥一进大观园向凤姐请求接济, 当凤姐给刘姥姥一包银子一吊钱时, 刘姥姥是千恩万谢说道:“我也知道艰难的。但俗话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凭他怎样, 你老拔根毫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凤姐笑而不睬只命人把银子拿来。这里刘姥姥的殷勤热情并没从凤姐那里得到对称性的回应。凤姐的反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上升到理论就是适应不足。指的是傲慢式的说话方式或回避说话, 也可以用来表明不给受话人在交际中足够的权力和空间。这就说明了没有足够的参与或关怀 (柯普兰德, 1995) 。但应注意区分过度适应和过分适应。过度适应是指在使用某一变项时超出了在目标语中所使用的频率, 而过度适应则和说话人心理有关, 可由认知显度解释 (耶格尔.德洛尔, 1991) 。
4、以受话人为中心
正如前面所讲的, 说话人的言语趋同和言语趋异是以受话人的言语特征为目标的。柯氏和柴氏 (1988) 说言语适应理论十分重视以受话人为焦点是受到了贝尔 (Bell) (1984) 的“听众设计” (audience design) 的启发。语言风格和语码的转换与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远近关系紧密相连。交际中队语式和语场的选择也是处于优先考虑受话人的结果。以受话人为中心可以大大扩展适应理论对社会语言策略的研究范围。说话人言语风格的变化更多的是因为受话人的各种改变而改变的。受话人的心理、表情以及社会地位等等都可能影响说话人的言语选择。
四、结论
通过对红楼梦中人物语言的分析研究, 更好的认识了言语适应行为理论。这将有益于我们对言语适应行为理论的理解, 更好的将此应用于我们的生活中以求达到最佳交际效果。也有益于我们更好的将此理论应用于我们的外语教学和学习中, 达到最佳学习效果。
摘要：言语适应理论主要用于解释言语风格变化中的言语趋同、言语趋异和言语保持等焦急策略的心理动机和情感因素。它突出强调受话人对说话人的言语行为的作用和影响。目的是要解释各种社交场合中人们言语变化的动机及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在《红楼梦》书中, 人物在交际过程中出于各种原因广泛使用言语趋同、言语趋异、和言语维持等交际策略, 而这些也充分反映了言语行为理论的特性即目的选择性、动态性以及非对称性。
关键词：言语适应行为理论,红楼梦,交际策略
参考文献
[1]Coupland, N.&Giles, H.The Communicative contexts of Accommodation[J].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Vol.8, 1998, No.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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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oupland, N.Accommodation Theory[C], in Verschueren, Handbook of Pragmatics, Amsterdam:John Benjiamjins Publishng Co.1995.
[6]Yaeger Dror, M.Linguistic Evidence for Social Psychological Attitudes:Hyper accommodation or by singers from a Mizrahi Background[J]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Vol.11, 1991, No.4.
[7]Bell, A.Language Style as Audience Design[J], Language in Society13, 1984:145-204.
言语适应理论 篇2
[关键词]刺激行为理论；言语行为理论；语言使用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4-0279-02
1刺激反应理论
1919年，美国心理学家瓦特生的《行为主义观点的心理学》一书出版问世，行为心理学在美国兴起。布龙菲尔德也从冯德的构造派心理学的立场转到了瓦特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立场，并于1933年出版了其代表作《语言论》(王伟，2006)。布龙菲尔德把瓦特生的这一套“刺激一反应”学说全盘搬到语言学中来。在《语言论》中，布龙菲尔德把语言看成一连串刺激和反应的行为，为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用了一个现在十分著名的公式S→r……s→R(s代表一个人受的刺激，r s言语刺激的反应，R代表另一个人的反应)来阐述其观点。其具体分析如下：
假设杰克和琪儿真沿着一条小路走去。琪儿饿了。她看见树上有个苹果。于是她用喉咙、舌头和嘴唇发出一个声音。杰克接着就跳过篱笆，爬上树，摘下苹果，把它带到琪儿那里，放到她手里。琪儿就这样吃到了这个苹果。这一连串的事项可以区分为两种：言语行为和实际事项，根据时间先后整个事情分为三个连续的部分：
A言语行为之前的实际事项。S→r说话人的刺激
琪儿饿了。光波从红色的苹果那里反射到她的眼睛里。她同时看到了杰克在她旁边。
B言语r……s语言可以在一个人受刺激是让另外一个人做出反应。
B1琪儿受刺激后，及作实际反应，而去作发音动作，产生言语反应，即替代性反应s→r
B2琪儿口腔里空气中的声波使周围的空气形成类似的波形振动。
B3空气里的声波冲击杰克耳膜，杰克听到了言语。听到的话刺激了杰克。
c言语行为以后的实际事项s→R语言的替代性刺激听话人的反应
杰克去摘苹果，并把苹果交给琪儿，琪儿把苹果吃了。
R可能是两种刺激的结果：实际刺激S→R或者语言的替代性刺激s—R。可见，人类回答刺激有两种方式：无言语的反应和用言语作中介的反应，分别表示如下：无言语的反应：S→R和用言语作中介的反应：s→r……-s→R。语言行为是一种手段，使sR在不同的人身上发生。布龙菲尔德认为，“作为研究语言的人，我们所关心的恰恰正是言语的事项(s……r)，它本身虽然没有价值，但却是达到某种巨大目的的手段。”(布龙菲尔德，2000，P28)
2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是从行为角度阐述人类语言交际的一种重要理论。自从英国牛津大学哲学教授奥斯汀的系列讲座《怎样以言行事》于1962年出版后，言语行为成了语用学上的重要课题。奥斯汀认为语言不仅仅是用来陈述和描述事物的，也可以用来实施某种行为。他认为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时实施三种行为：即(1)叙事行为(以言行事、以言表意行为、elocutionary act)，即“说话”这一行为本身，它大体与传统意义上的“意指”相同，指发出的语音、音节、说出的单词、短语和句子等；叙事行为表达的是字面意思；(2)施事行为(以言施事行为、语导行动、取效行为eloeutionary act)，指通过说话这一动作所实施的行为，即说话人通过字面意义所表达的真实意elocutlonary Rot)，是指说话所产生的交际效果，即说话人所说的话在听话人或其他人的感情图；施事行为表达的是说话入的意图，也称言外之力；(3)成事行为(以言成事、以言取效行为pe、思想和行动上产生影响或效果。成事行为指行为意图一旦被受话人所领会而对其产生的影响或效果。(Austin，1975，1720-38)
3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通过以上陈述可以看出布龙菲尔德的关于语言的用途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异同。他们都对语言存在一个动态的认识，都属于行为主义，都是对一个含有交际双方的语言事实进行分析。都试图证明：语言可以在一个人受刺激是让另外一个人做出反应。而且都十分重视语境和情境，由于话语发生在一定数量与交往双方相关的个人、社会以及文化等因素在内的一定情景中，因此我们必须涉及社会语言学、民族交际学、语用学、跨文化交际学等研究领域，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话语含义。由于任何言说、思想和文本都将是一定语言结构功能作用的结果，所以传统意义上的主体都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定文本上下文结构一语境或对话者之间共同建构的语义场。因此他提出了他的施事行为：施事行为是通过一定的话语形式，通过协定的步骤与协定的力而取得效果，所以施事行为是协定的。从这点看，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把语言研究从以句子本身的结构为重点转向句子表达的意义、意图和社会功能方面，从而突出了用语言做事或言语的社会功能(刘宓庆2001：202，)这也说明，奥斯汀并没有完全无视语言外部因素，对于言语行为是否取效的因素并没有纳入分析范围。布龙菲尔德给语言形式的意义下的定义是：说话人发出语言形式时所处的情境和这个形式在听话人那儿所引起的反应。其因果序列是：说话人的处境→言语→听话入的反应。也就是与说出或听进的声音符号相应的刺激－反应成分，对于语言意义的科学的说明，是以说话人对世界的科学而精确的认识为前提的。
通过对两个理论进行交换分析可以发现彼此的差别。杰克和琪儿真沿着一条小路走去。琪儿饿了。她看见树上有个苹果。该言语行为之前的实际是一种叙事行为的一部分。于是她发出一个声音，该“说话”这一行为本身，大体与传统意义上的“意指”相同。指发出的语音、音节、说出的单词、短语和句子等。杰克接着就跳过篱笆到琪儿就这样吃到了这个苹果该言语行为以后的实际事项是一种成事行为，是说话所产生的交际效果，即说话人所说的话在听话人或其他人的感情、思想和行动上产生影响或效果。说话的意图一旦被受话人所领会而对其产生的影响或效果。然而我们还可以发现而B，言语r……s这一过程却不是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B1琪儿受刺激后，及作实际反应，而去作发音动作，产生言语反应，即替代性反应S→r，也就是叙事行为；叙事行为表达的是字面意思；B2琪儿口腔里空气中的声波使周围的空气形成类似的波形振动；B3空气里的声波冲击杰克耳膜，杰克听到了言语。听到的话刺激了杰克。这两个过程不是奥斯汀研究的注重点，属于叙事行为的必须过程，是物理过程，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并没有涉及。言语行为理论的经典例子是如当一位丈夫下班回到家，对妻子说“我饿了。”他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叙事行为：告诉妻子他现在肚子很饿；施事行为：叫妻子为自己准备食物；成事行为：妻子听了他的话，给他拿来了食物。在这三种行为当中，叙事行为本身并不能构成语言交际，成事行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唯有施事行为，它与说话人的意图一致，是言语行为理论关注的核心。(索振羽，2001，P145-162)对比两个例子，可以发现在刺激行为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着眼点的不同。言语行为理论更多的侧重发语人的个人语言行为。而刺激行为理论侧重语言可以在一个人受刺激时让另外—个人做出反应。但是同时，可以看到奥斯汀认为，言语行为是叙事行为的有意义的单位，完成行为方式的话语是言语行为的主要形式。奥斯汀认为，施事行为是约定俗成的，并且言外之力通常也是约定俗成的。对于施事行为，说话者必须在遵守一定的惯例的前提下才能完成。而言后行为依赖于语境，不一定通过话语本身就能取得，因此是不确定的。
4结论
言语适应理论在广告语中的应用 篇3
一、言语适应理论
言语适应理论最初由Giles和Powersland等在1975年提出, 后经Bell、Beebe、Coupland、Coulmas等人发展。该理论是以听话人或听众为中心, 用于解释言语风格变化中的言语趋同, 言语趋异和语言保持等交际策略的心理动机和情感因素等的影响。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中的相似吸引原则、社会交换原则、归因原则和群体特征原则。基于本文的需要主要了解以下内容:
“言语趋同”指在言语交际过程中, 交际一方改变自己原有的言语习惯或语体, 以更接近说话对象的言语或语体。
“言语趋异”是“交际个体凸现自身的语言特征以强调与交际对方之间差异的语言策略”。
“相似吸引”原则指在交际中说话人的话语与受话人的话语越相似, 对受话人越具吸引力、越容易理解。
“社会交换”原则指人们在“趋同”和“趋异”时, 存在着得与失的交换, 说话人权衡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和回报, 希望利大于弊, 从而选择“最大可能收益”。
“归因”原则是指人们通过评估他人的表面行为来找出其行为的动机。
二、言语适应理论运用于广告语的分析
1.言语趋同。在2011兔年的匹克运动的贺岁广告中, 基德等外国明星就说了这样一段广告语:财富“兔”有 (to you) ;事业“兔”有; 爱情“兔”有; 友情“兔”有; 和睦“兔”有。匹克祝大家兔年有吉祥。
外国明星放弃他们的本土语言, 使用中文这样一种目标语给中国观众带了很多好感和亲近感, 这也体现了相似吸引的原则。“兔有”一词不仅符合中国语言表达的习惯, 让观众一听了然, 在恭祝兔年的同时也保留了外语表达原意“toyou”的谐音。只是改变了一种语体, 却表达了相同的意思, 韵味犹然。比起单纯的英语词, 这样更易于中国观众接受和喜爱。这种言语趋同效果使得匹克运动产品更深入中国消费者内心。虽然放弃了本土语言, 但其动机就是要得到更大的回报--促进匹克产品的销售。
2.言语趋异。广告三要素之一的“信息个性”正体现了广告用语追求和凸显着自己的个性, 并对消费群体进行定位, 让该群体印象深刻, 体现其独一无二的品牌效应。比如国内最大的体育用品品牌李宁, 其广告词是“Everything ispossible”。这种将中文广告语转换为英语广告语的策略正是李宁用言语趋异策略扩大消费人群把自己的品牌推向国际化的体现。这种策略不可避免地会失去一些中国的元素, 部分国人可能会对该品牌产生陌生感, 但是秉着商品国际化的趋势, 该策略带来的利还是会大于弊, 从而也揭示了该商品广告语背后的动机。
再如一款卡姿兰睫毛膏“Beautiful eyes, Perfect love”的英语广告词正体现着“时尚就是卡姿兰”的品牌理念, 其中beautiful和love将该商品的目标消费者定位在时尚年轻大众化的女性, 让人联想到法国浪漫的爱情和年轻女性时尚魅力, 满足了那些追求时髦, 崇尚外国品牌受众的心理需要。这种产品出发点是只针对部分特定人群或小众市场, 那么趋异也是其必然选择, 但通过其品牌的独特性来吸引特定消费者也是该商品的目的和动机。
现代社会广告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广告, 而一个成功的广告需要好的广告语来支撑, 因此广告语也就成了广告的灵魂。广告作为一门新型的交叉性学科, 其研究领域不只是新闻学, 而已涉及到管理学, 心理学及语言学等多个领域。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言语适应理论可阐述广告语背后的消费心理和动机, 从而为广告语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为言语适应理论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在商品市场日益多样化, 客户群体日益全球化的今天, 希望言语适应性有越来越多的应用层面和理论支持于广告领域, 并为其服务。
摘要：言语适应能力最初是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模式, 旨在解释言语风格变化中的言语趋同、言语趋异和语言保持等交际策略的心理动机和情感因素的影响, 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中的相似吸引原则、社会交换原则、归因原则和群体特征原则。广告用语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正使用了言语趋同和趋异策略, 并体现了相似吸引、社会交换和归因原则。因此本文通过语适应理论的视角来分析广告语中的情感诱惑和消费心理, 从而达到促进消费的目的。
关键词：言语适应理论,广告语
参考文献
[1]Coupland, N.1995, Accommodation Theory[C], in Verschueren, Handbook of Pragmatics, 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ng Co.
[2]粟进英, 李经伟.言语适应理论与身份研究述评[J].外语教学, 2010, 06:38-41.
[3]李素琼, 吴庄.论称谓语选择的言语适应过程[J].国外外语教学, 2005, 03:15-19.
言语适应理论 篇4
关键词：英语言语幽默；关联理论；认知原则；交际原则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3-005-01
一、研究的意义
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关联理论适用于对英语言语幽默的指导与解释。它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幽默的本质和存在形式，提高人们对幽默的生成力与鉴赏力。同时，它也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带来助益，对英语语言教学也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二、研究的过程
幽默是语言的日常言语交际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艺术形式。幽默有神奇的效果，包括减轻悲伤，促进和谐的的社会和消除在交际中的紧张气氛。斯波伯和威尔逊认为言语交际实际上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它通过明示推理和认知推理进行的。它被认为认知和推理都与心理过程的信息有密切关系。人的沟通主要是交流信息，因此，"相关性是成功交际的基本要求和前提"。基于此，多年来，各领域的中外学者对幽默的研究理论观点与成果得到了不断的更新和完善。研究者们分别从美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修辞学、语言学等不同的角度对幽默进行了审视和研究，其中传统意义上的三大理论：优越论，释放论和乖讹论，对后来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幽默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过实例的定性分析研究，笔者发现关联理论下的最佳关联和最大关联的反差是生成幽默的指导性策略。具体的实现手段主要包括幽默发出者采用模糊性词句，模糊性指示词，提供过多或过少语境信息操控幽默接收者的认知语境，以及常规逻辑的偏离和断层。意识到这种反差也是理解幽默的重要环节，幽默接收者的词汇知识，百科知识和逻辑知识武装下的认知语境的构建、调整和选择是解读言语幽默的必经之路，而认知语用推理下的暗含或言外之意的获取标志着解读的胜利。与此同时，相关认知背景知识的缺失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人们对英语言语幽默的正确理解和幽默效果的产生。
三、研究的发现
基于关联理论的认知原则,听众/读者理解演讲者所做的努力，从而形成最少的处理,然后形成最大相关性。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形成幽默话语时,演讲者/作家,并不遵循相关的交际原则,让其交际意图清晰的显示或相互明白。相反,依靠熟人听众/读者的认知过程,他/她故意利用上下文通过几种方法来制造幽默效果,例如模棱两可的词或句子的结构的使用,通过模糊的指示物提供更少或更多的信息，以便扩大或限制听众/读者的认知语境。演讲者/作家,也称为幽默作家,可能使听众/读者在更广泛的情况下参与搜索上下文。他/她可能会鼓励听众/读者构建某种特定的上下文，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被另一个所取代。威尔逊认为,相互矛盾或冲突的原因在于言论和事件所达到的有趣效果。
在解释英语言语幽默的过程中，语用推理和语境假设的调整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语境假设和这些假设所形成感性信息变得可用在话语理解的推理阶段和外部物理环境。推理涉及三个上下文元素的影响：词汇信息、百科知识和逻辑信息。语境假设的调整反映了认知语境的动态特征。这些假设，选择基于过去的经验和经济的原则，以及上面提到的上下文元素。然而，缺乏实现的三个元素的信息尤其是词汇知识和百科知识将导致失败的理解英语言语幽默。探讨英语幽默言语的成功解读，代表词汇知识的语言上下文和百科知识产生对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
根据关联理论和相关的理论和思想的背景下，作者解释言语幽默的一般过程，并强调相关性的两个原则和认知语境的动态特点。阐述了在以下过程：在交流开始时拥有其外在环境，根据人类的交际性原则，说出的话语被认为是有关，这是说，听话者有关联的期望，否则，就没有沟通。因此，交流根据上下文传输给听话者，在认知原则上为其提供的资料或外部环境、听话者，基于他的认知背景信息和经验知识的基础上，然后选择听话者的语境假设从他动态的认知语境中产生最大的关联。而在话语的进行过程中，听话人不知何故将检测到的不一致性或协调性话语的事实与语境假设相比，然后通过语用推理的推移来激活扩展和调整认知语境。在大多数情况下，从听话人搜索出来的最佳关联，产生辨认出幽默的语境效果。如果在第二次听者失败或未找到的语境效果，他会回去调整、 缩小或扩大范围的认知语境，直到他找到的调整和幽默。如果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很可能他会失败此过程中说出的话语。
四、研究的启示
创造和欣赏幽默的能力就像它会给身体和心理按摩，好处不言而喻。试想，当人们与国外客户或朋友沟通，它所需的技能无疑是理解幽默的秘密。英语（英语作为一门外语）对于学生来说，它还可以增强他们的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并产生对幽默的运行和解读机制的了解，可以使他们更好地品味英语言语幽默。以及改善他们创造和欣赏幽默的能力，同时幽默有利于学习英语词汇和文化。正如作者所述，由于幽默的定义不统一，作者不能全面的分析，一些语句可能是投机的，因此幽默的出现基于各种元素的整合。因此，只有通过关联理论，在未来的研究中，如果作者想要深入剖析生产和解释机制的幽默，可能需要与相关的其他理论结合在一起。此外，认知语境的心理过程复杂的局面，可能对精神分析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Anne, Furlong. The soul of wit: a relevance theoretic discussion [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11, (20): 136-153.
[2] Attardo S. The semantic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theories of humor [J]. Hum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or Research 1997, (4): 3.
言语适应理论 篇5
塞尔以言语行为理论而闻名,之后也活跃于与同时代哲学家的笔战中。其中,哈贝马斯、阿佩尔等哲学家一致批评塞尔把心灵哲学视为语言哲学的基础,并基于这样的预设,从意向性角度讨论言语行为,而忽视了主体之间的言语活动。这个问题从另一角度看,就是提出塞尔的语言哲学有待续写有关“言语活动”的篇章,但塞尔及其研究者们却很少给予足够的重视。
具体而言,塞尔精辟地归纳了阿佩尔的批评:以言行事行为是说话人意义的基本单位,它们都由有效性主张构成,而有效性主张本质上是主体间性的,它们要求以社会习俗作为它们的可能条件,因此,试图用前语言的“意向性”来解释意义显然是不妥的,因为语言惯例是意义的意向性的可能条件,而不是相反。[1]98简言之,阿佩尔和塞尔的主要分歧在于:阿佩尔要求,听话人和说话人在有效性主张上应当一致;[1]98塞尔也使用有效性主张来概括言语行为的满足条件,但他认为阿佩尔混淆了言语活动和言语行为。执行一个言语行为,只是把说话人的意向传达给听话人,并不必要求听话人同意说话人执行的言语行为的有效性主张;但在对话中,双方都执行言语行为,是各个言语行为的互动,双方的交流旨在达成一致。[1]90哈贝马斯把这场争论总结为意向主义理论与主体间性理论之争。塞尔对语言给出了意向主义的解释,即一个言语行为的完成只意味着说话人完成表现的意向,而不涉及交流的意向。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关注的则是语言在主体间的交往意义。[2]
上述对塞尔的批评似乎不无道理。的确,塞尔把言语行为定义为“语言交流的基本的或最小的单位”[3],这是语言哲学研究中的一大突破,其意义就在于它把日常生活语境引入了研究视界中,这也是日常语言学派所倡导的语用学的要义;而言语活动是以言语行为为基本单位而构成的语言游戏,探讨言语活动就是讨论由多个或多种言语行为编织而成的语言游戏,而不局限于对单个言语行为的考察。因此,如果只停留于言语行为的研究而不深入考察言语活动,那相当于“只见树木,未见森林”,在某种程度上无视了真实的语言使用情景,也错失了语用学的精神。
尼克·弗臣(Nick Fotion)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塞尔把语言研究落实在句子层面(sentential level),因而注重对言语行为的考察,却无暇在对话或论述(discourse)的层面上审视言语活动。然而,他认为,虽然塞尔对言语活动的专门论述很少,但根据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及其方法论,足以回应言语活动的问题。[4]从这个层面上说,对言语活动的阐释是对言语行为理论的续写。当然,也有人认为,塞尔语言哲学的续写是通过他的社会理论完成的,因为他是运用言语行为理论为手段研究社会本体论的。但语言哲学框架内部的续写恐怕也很有意义:哈贝马斯和阿佩尔批判塞尔的语言哲学没有为言语活动留下一席之地,并且把这个问题归咎于塞尔将意向性视为语言活动的基础。他们的这一批评可以通过续写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来回应。就塞尔在语言哲学上的贡献而言,学界关注的是他的言语行为理论,有些哲学家既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理论的症结,又从中获得构建原创理论的启发,例如哈贝马斯把这种语用学应用在社会理论中,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但实际上,仍很少有研究者去做续写的工作,而弗臣率先提出这种续写的可能。
诚如弗臣所主张的,续写不是“六经注我”,而是尝试完成塞尔无暇展开的工作,仍应遵照塞尔的方式来进行。本论文试图在回应上述问题的基础上续写孕育在塞尔语言哲学中的言语活动理论:首先,塞尔的语用学观点主张,知道“一个言语行为是什么”就是要知道“怎么执行一个言语行为”,即知道言语行为的类型及其构成性规则;那么,阐述“什么是言语活动”就是要阐释“怎么进行言语活动”,即阐释言语活动的类型及相应的惯例。其次,考察塞尔对语言的意向性解释是否也适用于阐释言语活动。后一点是弗臣的续写方案所忽视的。塞尔称他的言语行为理论是语言哲学,而不是某一种语言的哲学,它的普遍适用性就在于人所共有的意向性基础上。既然塞尔从意向性角度解释语言,那么考察“言语活动”时,恐怕难以回避意向主义的诠释。
二言语活动的构成分析
在方法论上,塞尔主张对言语行为的分析首先可以是经验的,在考察个例的基础上,进而提出普遍有效的原理。塞尔对言语行为的考察由探讨承诺式行为及其构成性规则展开,以此为依据,总结了以言行事行为的规则;相应地,有关言语活动的探讨也应从一个具体的言语活动开始,在此基础上归纳言语活动的类型和惯例。其中,弗臣的方案是以讨论小说为起点的。
1. 言语活动:从虚构话语开始
塞尔的论文《小说话语的逻辑地位》(The logical Status of Fictional Discourse)[5]58-75集中讨论了一种特殊的言语活动———小说话语。在这篇论文中,塞尔提出了四个重要的言语行为规则[5]62:
(1)实质规则:说话人承诺所说命题的真值;
(2)预备规则:说话人必须有条件为所说命题的真值辩护;
(3)在当时的述说语境中,所说的命题对说话人和听话人而言都不是显然为真的;
(4)真诚规则:说话人承诺他自己相信所说的命题为真。
而塞尔这篇论文的主导问题在于,小说话语并没有完全遵守这些语言使用规则,为何读者仍然能够理解小说?[5]58塞尔对此回应道:“小说的作者假装执行一系列的以言行事行为”[5]65(记作结论1)。由于塞尔倾向于把言语行为置于意向性基础上来解释,因此,从作者的意向性角度来看,又可以说,“评判一部作品是不是小说的标准必然在于作者以言行事的意向。可以说,使小说成为小说的,是作者对它所采取的以言行事立场。而这个立场关乎的是作者著写或构思小说时所具有的复杂的以言行事意向”[5]65-66(记作结论1’)。当然,小说作者的“假装”不同于“欺骗”,因此一定程度上,小说不违反实质规则、真诚规则等。但在另一层面上,它又和日常言语行为遵守上述规则的方式不同。
这是因为“构成小说的那些被假装的以言行事行为之所以得以可能是因为存在一些惯例,这些惯例悬置了把以言行事行为与世界关联起来的标准规则”[5]67(记作结论2)。对此,塞尔指出,上述四个规则都是垂直的惯例[6]79,而适用于小说这类虚构话语的是水平的惯例[6]79。塞尔在讨论言语行为类型时提出“语词-世界的适应指向”作为分类标准之一,[5]3-4垂直的惯例涉及就是语词和世界的适应方向。例如,说话人说“这只猫头鹰是美洲的品种”,这个表达式行为是由语词指向世界,即真值条件在于所言是否符合实际世界。而“我保证参加这次会议”这个承诺式行为,就是世界向语词适应的,即真值条件在于用实际与会情况来比照说话人之所言。因此,垂直的惯例是就言语行为的层面而言的;而小说话语的融贯性主要在于语词之间、言说之间的相互支持,也即遵循“水平的惯例”,这是在言语活动的层面来考察的。相应地,从意向性角度看,“著写小说的这种假装以言行事的行为实际上主要就是意图运用把标准的以言行事承诺悬置起来的水平惯例,来执行表达行为”[5]68(记作结论2’)。可以说,在一个由语言构建起来的世界里,作者在“假装”,而读者对作者的这种“假装”也心知肚明,双方都悬置了垂直规则,弗臣称之为言语活动层面上的悬置惯例。当然,弗臣也指出,如果作者的文学手法娴熟足以欺骗读者,读者也不必揣摩作者的意向,因为还有标识惯例让读者知道“这是一部小说”,那就是作者或编者执行一个控制性的言语行为(a master speech act),比如在小说的封面上印上“小说”字样,又或者在小说中给出提示,如“很久很久以前”等一些具有小说代表性的语句出现在书的叙述中等等。[7]38
当然,除了真诚规则、实质规则可以被悬置以外,语言哲学中公认的存在原理也可以被悬置。把小说视为遵从悬置规则的言语活动,构建了回应本体论问题的一个新框架。并且,弗臣认为悬置惯例不是小说话语的唯一规则。他补充了两条规则:(a)小说必须是讲故事而不只是东拉西扯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b)小说必须以融贯的方式被表述出来。不难发现,这两个规则都是水平惯例,强调的都是虚构世界中语词之间相互支撑的关系。[7]37-38
2. 聚焦言语活动的种类及惯例
塞尔主张,语言的用途是可以被分门别类的,并把以言行事行为分为五种:断言式行为、指令式行为、承诺式行为、表情式行为和宣告式行为。既然言语活动是由一系列的言语行为构成,那也就是说,一个言语活动包含着这五种以言行事行为的一种或多种。据此,弗臣把言语活动分为三类加以分析:[7]36-44
(1)上述以“小说”为例所讨论的是以断言式为主导的言语活动(assertive-based speech activity)。就如小说话语的主导规则是悬置惯例,其他一些言语活动也有这样或那样的惯例。弗臣主张,不同的言语活动适用不同的惯例。非小说文学和小说一样,都是以断言式为主要组成部分的言语活动,不同的是,前者涉及真话规则,所以作者承诺他所执行的言语活动的真值。并且,大多数断言式为主导的言语活动都遵循从属时间线索结构(time-line structure)的惯例。[7]38-40弗臣还指出,言语活动遵照惯例的严格程度也不一样,如在法庭作证和闲话家常的“真话”程度就有高低。[7]40
(2)混合的言语活动(mixed speech activity)。[7]41-43弗臣认为,日常生活中,一个语言游戏往往涵盖各种言语行为,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言语活动。例如,一位大学校长开学典礼的演讲既可能包含表情式,如“欢迎各位同学考入我们大学!”也可能包含断言式,如“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还可能包含着指令式,如“希望大家在大学中珍惜时光,不要虚度青春”等等。混合着各种言语行为的言语活动比比皆是,通行于其中的惯例也因言语活动中所包含的言语行为的不同而各异。比如,演讲包含断言式,所以要遵守真话惯例;如果是将领对士兵发表出征宣言,这个言语活动则有限制条件———演讲者必须有相应头衔,有资格向士兵发布军令;日常打招呼则不受制于这种限制条件。
(3)部分混合的言语活动(partially mixed speech activity)。[7]44断言式出现在大多数言语活动中,这是司空见惯的。但弗臣指出,仍然存在一些比较简短的语言游戏,其中没有断言式。比如X说“欢迎你来参加新年晚会!”而Y回答“我考虑好以后答复你。”
弗臣注意到,各种言语活动中通行的惯例也有所不同,很难明确又完全地表述出来。塞尔已明确指出,以言行事行为的类型并非泾渭分明,这为间接言语行为留出了余地。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言语活动的分类也难以界限清晰。因此,弗臣有关言语活动的辨析恐怕和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一样,只是分析的便利之计。
3. 言语活动的评判要点及分析步骤
塞尔划分以言行事行为的类型,是根据12个要点为标准的,其中以前三个要点为主要标准:
(1)行为的目的不同[5]2。出于不同的目的,人们执行不同的言语行为。例如,说话人为了表达谢意而说“谢谢”,是表情式;说话人为了宣布某个喜讯,则可以用宣告式行为。
(2)语词和世界的适应方向不同———这是由以言行事力量所决定的,即语力决定了命题内容和世界的关系:究竟是命题内容符合世界,还是世界适应命题内容。[5]3-4
(3)心灵意向不同[5]4。说话人在执行不同的言语行为时,他对命题内容的意向也相应有所不同。“快跑!”这个指令式传达的是说话人想让听话人迅速离开的要求,而“我保证马上离开!”则可以视为承诺式行为,传达的是说话人迅速离开的意向。
简言之,以指令式行为为例,它的目的是说话人想让听话人遵指示行事,它具有世界向语词的适应指向,即听话人的行为符合说话人的话语,它的真诚条件是“想要”。
弗臣认为,塞尔能够依据上述三个以言行事要点把繁杂的言语行为条分缕析,那么,沿用此标准对复杂的言语活动做出分析也是值得尝试的:
(1)“目的”是首要的标准。按照塞尔的思路,在分析言语活动时,弗臣首先把“目的”作为辨别语言游戏类型的重要标识。人们进行一场对话是基于一定目的的。如在弗臣的例子中,X说“我和你赌十美元,主场球队会赢。”Y说“赌就赌!”其中,“打赌”的目的在言语活动中已经显露出来。[7]46又如,X说“老李,吃过饭了吗?”Y回答“刚吃好。”以此展开的言语活动的目的可能是寒暄和闲话家常。可见,考察言语活动的目的是分辨言语活动种类的一个途径。
(2)就“适应指向”这个要点而言,塞尔在有关“小说”的阐释中表达得十分清晰。他提出要区别水平惯例和垂直惯例。虚构世界是真实世界之上的空中楼阁,不涉及语词与世界的关系,因此可以悬置垂直惯例,适用水平惯例。尽管受到哈贝马斯的质疑,但这个要点仍是有效的语言分析手段,它让人们不必纠缠于例如“嫦娥存在”这样的本体论问题上。因为按照塞尔的观点,“嫦娥”不必与真实世界相关联,只要与中国古典神话世界相融贯。弗臣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
(3)但让人疑惑的是,弗臣方案绕开了对言语活动的“意向性”解释。塞尔把“意向”作为第三个评判要点,但实际上,他不会否认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出于某个或某些心灵意向,人们开展言语活动。比如,X说“你以后如果还说脏话,我就好好教训你!”Y说“我以后都不敢了。”其中看似威胁,但考察X的意向,其实际的心灵表现是想要教育Y。
由此,通过借鉴塞尔的语言分析法,弗臣得出有关分析言语活动的步骤:[7]48-50
(1)当听话人介入一个言语活动时,应寻找说话人所留下的有关说话人目的的线索。弗臣认为,寻找线索的方法有两种:(a)从外部寻找。就如讨论小说话语时已经提及的,读者未必要对作者的私人意图洞若观火,因为作者可以执行控制性言语行为。在其他一些言语活动中,比如说“现在我们开始开会”,也是在执行控制性言语行为;(b)从内部寻找。这与确定一个言语行为的目的无异。在某个层面上,从“我打赌”所引导的这个言语活动中发现目的,和知道“我宣布”这个宣告式行为目的的方式是一致的。[7]46弗臣特别指出,虽然寻找目的线索有利于听话人理解言语活动,但这些线索未必与言语活动的实际展开相一致,或者也可能难以把捉,因此,这个步骤不是必要的,下一个步骤更为重要。[7]48
(2)预先审视言语活动中有哪些类型的言语行为,把言语活动划分为三类:以断言式为主导的言语活动、混合的言语活动,和部分混合的言语活动(不包含断言式)。[7]48弗臣主张借鉴言语行为的分类来给言语活动分门别类,而这三种类型在很大限度上涵盖了言语活动。由于言语行为是组成言语活动的基本单位,所以一旦知道五种以言行事行为的界限各自在哪里,那也就知道如何确定上述三种言语活动。要确认以断言式为主导的言语活动,主要考察这个言语活动中的各个言语行为是否都是断言式;混合的言语活动中,则包含着各种类型的言语行为;而部分混合的言语活动不包含断言式行为。当然,如塞尔已经提出的,一个言语行为实际上可以被归为不同的以言行事类型。例如,说话人说“你晋升了”,可以被当成断言式,也可以被视为宣告式行为。言语活动也是如此。一个寓言可以被视为断言式主导的言语活动,但也可能具有指令的意义,比如童话《匹诺曹》主要由陈述句构成,却教导孩子“不要说谎!”因此具有间接言语的作用。
(3)根据上一步骤的结论,确定这个言语活动是什么类型。弗臣主张,如果考察的言语活动是以断言式为主导的言语活动,那么小说采取的主要是悬置惯例;小说、传记和自传还遵循按时间线索叙述的规则,而科幻小说例外;等等。如果考察混合的言语活动和部分混合的言语活动,弗臣认为其中的惯例也易于辨识。[7]49-50这种依托于常识的方式一方面确实很符合日常语言学派的做法,另一方面也因为日常生活中的言语活动实在太丰富,以至于难以尽数说明其规则。但弗臣乐观地相信,各种言语活动是以塞尔提出的五种言语行为为基本单位的,可以按上述三种类型加以阐释。
三言语活动的意向性解释
1. 言语活动的第三个评判要点:“意向”
在有关以言行事行为的讨论中,塞尔提出了执行一个承诺式行为的9个充分必要条件,其中条件1和条件8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听话人的立场或意向。
条件1指的是:“说话人说出可理解的句子,听话人听到且理解句子的正常条件。”[6]57塞尔对这个条件的解释有些微妙。首先,他指出这个条件要求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交流所用的语言是双方都能够掌握的。可见,他是将双方的立场都纳入考虑之中的。但是,哈贝马斯认为塞尔之后放弃了“共同语言的条件”,这似乎又表明他仍然试图从说话人的“表现”,而非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交流角度考察语言游戏。其次,这个条件还意味着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都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不存在交流上的客观障碍。奥斯顿认为这个条件是不必要的,因为无论是否存在客观阻碍,说话人的意思都可以在对话的展开过程中逐渐为听话人所探悉。他看似为“言语活动”留出余地,实则是在以“说话人”为中心构建言语行为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而塞尔提出这个条件旨在为语言游戏的进行消除客观因素的干扰。第三,塞尔还补充指出,这个条件要求双方不是在演戏,但结合他有关小说话语的论述来看,这一点也是不必要的。如弗臣所说的,在虚构的话语中,适用悬置惯例。塞尔对条件1含糊的解释让人有些费解,相比而言,条件8更直接地体现出塞尔把双方的意向都纳入对语言游戏的阐释的倾向。
条件8指的是:“说话人S意图(i)让听话人H认识(K)到,说出语句T被视为是S想要H做出行为A的试图。S意图通过让H认识到i而产生K,并且他意图通过H知道T的意义而让i被认识到。”[6]60-61由此可见,塞尔认为,语言游戏中存在三个意向:(1)说话人有意图说出句子T的意向。(2)说话人把意义加诸在这个句子上,意谓他所说的句子。(3)交流意向:听话人意识到前两个意向,从而实现第三个意向。此处,塞尔已表明了交流意向在语言游戏中的必要性。就如弗臣所主张的,塞尔虽然没有构建完整的言语活动理论,但他的语言哲学已经为阐释言语活动打下了理论基础。按照塞尔对言语行为的讨论模式,弗臣认为,讨论言语活动,首要考察的是言语活动的目的。但实际上,塞尔不会否认,言语活动背后的深层根源仍然是“意向”。
以小说的讨论为例,弗臣主要把探讨的焦点集中在作者的“目的”上,并且主张读者不必窥探作者的深层意向,而以考察小说的控制性的言语行为为准,因为他意识到小说的目的可能不止一个,一部小说虽然以断言式行为为主,但就如我们已注意到的,它也可能具有指令式的意义。而“意向”作为言语活动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在弗臣的续写方案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回到塞尔的文本,就可以发现,他把解读小说的重点放在作者的意向上。塞尔在探讨小说时提出四个结论,上文已表明,其中结论1’和结论2’是从意向性角度对结论1和结论2的重新阐释。就结论1’而言,判断一个文本是否属于小说,主要是考察作者构思或撰写文本所采取的以言行事立场。因为作品本身必然包含作者的意向,意向内嵌于小说之中,因此,塞尔反对在分析小说时完全不考虑作者的意向。[5]65-66就结论2’而言,著写第三人称叙事的小说或戏剧时,作者的意向更多的不是陈述的意向,而是指示书中或剧中角色的意向。[5]68-70举例来说,假设X说“北京欢迎你”,是以一位导游的身份向游客们介绍北京景点的“控制性言语行为”,那么从这句话中,游客们就可以揣摩到导游想要引导游客游览的意向。如果是一位歌唱家唱出北京奥运会主题曲中的歌词“北京欢迎你”,其中包含的是歌曲作词者“指示”歌手的意向,这与歌唱者是否有“北京欢迎你”的意向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歌手唱出“北京欢迎你”既可以是本身有“代表北京欢迎你”的意向,又可能没有此意向,只是遵照作词者的意向。
2. 对“意向性”在言语活动中的意义的看法
如上所述,阿佩尔和哈贝马斯几乎把塞尔的意向主义倾向和忽视主体间的言语活动视为同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表现。但塞尔在《表达与意义》一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语言哲学奠基于心灵哲学之上,意向性是语言的基础,由于篇幅有限,论意向性的章节后来演变成另一部书作,[5]vii他由此转向了意向性研究。
塞尔之所以如此钟情于“意向性”,这与他的根本哲学主张有关。对塞尔而言,从经验中提取普遍性原理是哲学家的天然责任,因此,他的语言哲学不是有关某一门语言的哲学理论,而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哲学。但是,言语行为理论的普遍性不只是在于如提取语言规则的形式化方式等,其背后更深层的根源恰恰在于,塞尔主张,意向表现比语言表现更根本,而意向性又有其生理基础,由此他认为意向性理论是对各个族群的人都适用的,以意向性为基础的语言哲学也就是普遍有效的。
塞尔运用“意向性”概念,阐释意义如何被赋予、交流如何得以达成。但问题是,塞尔一方面坚称意向现象发生在语言之前,意向性理论为语言哲学的基础,另一方面却用语言理论来阐释意向性的运作。[8]塞尔也意识到问题所在,但他把这个策略解释为理论分析的权宜之计,并坚持主张意向性是语言的基础,却没有深入解释情况何以如此。因此,这个策略从一开始就受到如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等哲学家的质疑。的确,塞尔也注意到语境之于语言意义的重要性。但归根到底,他仍然更注重语言的意向性因素,因为意向性有生理基础,是人所共有的。谈及语言哲学的普遍适用性,他撇开了生活场景的多样性,而用人类的普遍特征加以掩饰,因此意向主义的解释究竟是成就了这个理论,还是成为了这个理论的阿喀琉斯之踵,恐怕见仁见智。无论如何,从塞尔的语言哲学讨论中不难发现,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称塞尔的语言哲学理论为“意向主义”的,对此塞尔本人也不会否认。但是,基于塞尔把意向性视为语言的基础的主张,而认为他的语言哲学无法回应言语活动的问题,恐怕也有失中肯。
摘要：在和塞尔的著名笔战中,哈贝马斯、阿佩尔等哲学家对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批评归根到底是指出,他把“意向性”作为语言哲学的基础,因而止步于对言语行为的探究,却忽视了真实的语言游戏更多的是言语活动。但是,尼克·弗臣敏锐地注意到,塞尔只是无暇系统阐释言语活动,相关论述散落在他的语言哲学理论中,足以回应有关言语活动的问题,却鲜有研究者涉及。论文试图探索续写言语行为理论的某种可能性:按照塞尔的语用学方法,来阐释言语活动的构成惯例及其普遍适用性的基础,从而回应哈贝马斯、阿佩尔等哲学家对塞尔的语言哲学的评论。
关键词：言语活动,续写,约翰·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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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行为理论及其哲学意义 篇6
20世纪初, 哲学产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转向”, 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 (孙海燕, 2007) 所谓的语言转向, 指的是哲学将语言的研究对象作为自己探讨研究的对象, 从哲学的角度对语言进行分析研究, 特别是对关于语言意义和语言使用所进行的哲学研究。 (付习涛, 2004) 阿佩尔曾经这样总结西方哲学的发展: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 从近代开始, 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 到20世纪, 哲学注重的是语言, 即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认识存在——而“意义”的首要载体就是语言。所以, 哲学归根到底是对语言的思考。 (陈嘉映, 2003) “语言转向”的产生, 标志着英美分析哲学时代的开始。从使用的分析方法上看, 分析哲学分为两大派别:其一为逻辑分析派, 又称逻辑实证学派, 其二为日常分析派, 又称日常语言学派。逻辑实证学派主张从逻辑方面分析科学语言中的语句或命题的逻辑结构, 保证命题陈述的意义明晰化。日常语言学派则着眼于日常语言——自然语言的分析。英国哲学家奥斯汀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真值条件语义论提出言语行为理论。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强调, “‘意义’这个词可以这样来定义: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这一观点促使奥斯汀、塞尔等人更进一步把语言当成行为方式, 他们的观点被称为言语行为论, 这是一种从全新角度研究意义问题的方式。 (钱冠连, 1999)
二、言语行为理论
奥斯汀有关言语行为的系统观点在他的《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得到较为完整的表述。他先把话语分为施行式 (performative) 和记述式 (constative) 。 (陈嘉映, 238) 他较早就注意到, 有些话不是用来记述事情的, 而是直接用来做事的, 如下述话语 (Austin, 1962) :
A.“我愿意 (娶这个女人做我的合法妻子) ”——在婚礼过程中这样
B.“我把这艘船命名为‘伊丽莎白号’”——船的命名仪式中这样
C.“明天准会下雨, 我敢赌六便士”。
奥斯汀提出施行式话语之后, 言语行为才得到广泛研究。施行式的话语无所谓真假, 但有恰当不恰当之分。据奥斯汀统计, 英语里具有某种“以言行事的力量”的词语大概有近千个。
但奥斯汀最后还是意识到, 我们不能期望找到用来区分记述式话语和施行式话语的纯粹形式标志, 记述式也有恰当不恰当之分, 施行式也有真假之别。 (陈嘉映, 2003) 所有话语, 其实都是或明或暗在施行某种行动, 记述式和施行式并非真是两类话语, 记述式乃是隐蔽的施行式, 是广义的言语行为的一个子类。所有言语都是行为, 这就是言语行为这一提法的由来。
奥斯汀后来还把言语行为的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言表意 (locutionary acts) , 二是以言行事 (illocutionary acts) , 三是以言取效 (perlocutionary acts) 。记述性的话语主要是用语句来表意, 施行式话语主要是以言行事的, 以言取效则是话语的又一方面, 用来概括话语对听者的感情、意见等产生一定的影响, 它不是说话人直接在完成某种行动, 而是言语产生了一定的后效, 例如说服了某人、刺伤了某人。我们常常很难在以言取效和以言表意之间、尤其是在以言取效和以言行事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 因为即使最平板地陈述一个事实也经常会对听者的感情、意见等产生影响。 (陈嘉映, 2003)
三、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及其发展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言语行为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 标准之间有重叠现象, 而且分类过于繁琐;而是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动词等同起来, 分类中列举的动词类别也有重叠;三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的重点是说话人的施事行为, 对说话人的取效行为研究不够, 忽视了交际活动中听话人的作用, 因而也就难以解释社会交往中的语言功能。
美国哲学家塞尔在继承、修正奥斯汀理论的基础上, 把对言语行为理论和对话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塞尔对奥斯汀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提出了批评, 他认为奥斯汀的分类只是对施为动词的分类, 而不是对行为的分类。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语句的意向性概念。 (朱慧敏, 2010)
四、哲学意义
第一, 言语行为理论改变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 人们开始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中来理解语言;第二, 对语言本质看法的改变会直接导致语言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当语言是一种行为时, 它就不仅能够表征思想、描述世界、评判事态, 更为重要的是, 作为行为的语言能够参与到建构世界的实践之中;第三, 奥斯汀在意义的真、假之外寻找到了意义的另一因素——语用力量, 从而使人们对语言意义的理解发生了改变, 对话语意义的理解是语义学中的“意义”与语用力量二者的整合;第四, “语用力量”概念的引入, 既为语用学与语义学划出了界线, 又说明了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的紧密联系。第五, 奥斯汀在传统评价话语的真、假标准之外引入了新的评价维度——是否合理、是否合适、是否精确、是否得体, 这就使得维特根斯坦早期思想中“不可言说”的伦理、价值等领域变得可以言说, 奥斯汀对语用行为的分类, 为这一领域如何言说提供了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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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云.通过言语行为理论透析奥斯汀和塞尔的观点[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0, 124 (6) :24-25.
[8]杨玉成.奥斯汀论言和行[J].哲学研究, 2004, (1) :68-72.
基于言语行为理论的询问范畴研究 篇7
“问答”是人类最基本的言语现象之一, 也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多年来, 对于汉语中的“询问”范畴, 通常都是将其作为语法中的四大语气而构造的四大句类中的一类加以分析, 本文则旨在构拟一个基于言语行为概念, 打通语气、句类、辞格、修辞结构、会话结构的分析框架。
论文共分七章, 第一章分析汉语“询问”范畴研究的既有范式及其问题。汉语语言学中的询问范畴研究, 历经《马氏文通》的“文句神情”、《中等国文典》的“语气分析”, 再到句类分析、辞格分析、修辞结构分析、会话结构分析等等, 每种研究各有其特点。论文认为, “询问”是一个句类的问题, 是一个辞格或者修辞结构的问题, 是一个会话结构的问题, 更是一个言语行为的问题, 以“言语行为”为核心概念对此加以考察应该是一个更为有效的选择。
第二章在重新梳理“疑问”“询问”“诘问”范畴关系的基础上, 构拟了一个严格按照“问”的本质属性而展开的范畴体系。
第三章具体讨论“索取谈话人对说话人所提供命题的说明信息”即“疑问”的询问。重新定义了“疑问”这一范畴, 在已有疑问句分类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分类, 对于传统的是非问、正反问、选择问、特指问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认识, 并根据新的分类标准探讨了是非问和特指问的句法特征和语篇结构。
第四章具体讨论“索取听话人对说话人所提供命题的确认信息”即“揣问”的询问。认为传统的“招呼问”“测度问”“回声问”不但可以归为一类, 而且其本质都是“揣问”。在重新定义“招呼问”“测度问”“回声问”的基础上, 对其具体形式和特点做了分析, 并对其句法特征和语篇结构提出了我们的见解。
第五章具体讨论“索取听话人对说话人所提供命题的附和”即“反问”的询问。回顾了“反问”范畴的既有认识, 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 如:反问是否“无疑而问”?反问是否比一般否定更强的否定?反问是否就是“疑问句形式+强调”?反问是否就是“疑问句形式+让步推理”?反问是否可以回答?并在重新定义“反问”的基础上, 具体分析了反问的句法特征和语篇结构。
第六章具体讨论“索取听话人对说话人所提供命题的认知信息”即“考问”的询问。在重新定义 “考问”的基础上, 依据“听话人对说话人所提供命题的认知信息”的不同进一步把“考问”分为“考试问”“核对问”“仪式问”。由此, 还分析了教学询问、法庭询问、宗教受戒询问的区别。
言语行为理论在《爱玛》中的体现 篇8
《爱玛》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简·奥斯丁的作品。在这部机智风趣小说的小说中,奥斯丁把文章叙述和人物对话巧妙结合,让角色的鲜明个性都透过不同的说话风格得到体现,令读者印象深刻。整部作品围绕着海伯里村首富伍德豪斯先生的女儿爱玛展开,通过她乱点鸳鸯谱闹出来的种种误会,描述了三对不同类型的年轻情侣,反映了当时英国的社会风俗和婚姻状况。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虽然是经过作家艺术化的语言,但仍是来源于日常的生活,所以一部作品可以看做是作家的许多个言语行为的集合。本文旨在通过语用学中的言语行为理论,对《爱玛》中的叙述和人物对话进行分析,以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创作艺术。
2 言语行为理论和反讽
英国语言哲学家J.Austin于1955年首先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即认为人们在以言行事。人类交际的基本单位不是符号,词或句子,而是被完成了的某种言语行为。一个人在说话时,大多数情况下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即指‘说话’这一行为本身,它并不构成语言交际。言外行为是通过‘说话’这一动作所实施的一种行为。人们通过说话可以做许多事情,达到各种目的。同时Austin还提出了使言语行为实现的三个条件:1)说话人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条件的人;2)说话人必须对自己说出的要去实施的行为抱有诚意;3)说话人对自己所说的话不能反悔。
Searle进一步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对言外行为做了分类。第一,行为目的的差别。各种言外行为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第二,言语与世界适应方向的差别。或者使词适应世界,或者使世界适应词;第三,所表达的心理状态的差别。在完成一个有命题内容的言外行为中,说话人总要表达某种心理状态或心理活动。按照这样的标准,Searle将言外行为,即人们使用语言的方式分为五类:断言式、指向式、承诺式、表达式和宣言式。
同样地,“Searle把诚意条件看做是实施任何言语行为时所固有的必须条件。因为说话人真实的言外之意是句子命题内容的反说或否定,所以便故意流露出无诚意而产生反讽。因而反讽作为间接言语行为,它是借助另一种以言行事的方式间接实现的。当它所‘言’是‘赞扬’时,而所‘为’是‘批评’或‘责备’,反之亦然”(胡齐放2005,213)。
3 言语行为理论在《爱玛》中的体现
《爱玛》这部作品之所以广受欢迎,跟作者轻松诙谐的反讽基调是密不可分的。而作者通过小说的叙述和故事情节很好地通过了反讽执行了言语行为。下面笔者将具体分析Searle所分的五类言外行为在《爱玛》中的体现。
3.1 断言式(assertives)
该类型主要包括陈述、描绘、断言、说明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所表达的命题是真的,适应方向是语言到世界。检验它最简单的方法是:话语是否有真假。如果说话人并不相信命题的真实性,那么此话语就具有了讽刺意味。
文章的开篇作者说“Emma Woodhouse,handsome,clever,and rich with a comfortable home and happy disposition seemed to cuite some of the best blessing of existence.”(Austen 1999,1)这句话的言语行为是为了表述真相。根据诚意条件,如果作者相信这一事实,她应表达个人诚意,让读者认为Emma的确是天之骄女。但是,作者用了seemed提出了对这一真实性的质疑。因而,读者们也会对Emma是否如表面上看起来这般美好了存疑虑。随着我们阅读的深入,会发现其实她是个自命不凡,不太聪明的姑娘。从一开始,作者就用这样的一个反讽句定下了文章的基调。
3.2 指向式(directives)
该类型主要包括建议、要求、请求、命令、邀请等。其目的是说话人试图让听者去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语言。话语必须通过听话人的行为才能达到目的。但如果听话人根据语境认为说话人的要求等不合情理,他就可能会从命题内容的反面去体会说话人的意思。
3.3 承诺式(commissives)
该类型主要包括允诺、答应、打赌、发誓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语言。此类言语行为的条件是说话人自己要求去做某事。那么,如果说话人和听话人都知道说话人不具备做此事的能力或不可能去做某事时,该话语便具有了讽刺意味。
在同一场景中,艾尔顿夫人和奈特利先生还有更多妙趣横生的对话。“If you wish me to talk to Mr.Hodges,or to inspect anything——”(Mrs.Elton)“I have not the least wish for it,thank you.”(Mr.Knightley)“Well,but if any difficulties should arise,my housekeepers is extremely clever.”(Mrs.Elton)“I will answer for it that mine thinks her full as clever,and spun anybody's assistance”(Mr.Knightley)。(Austen1999,238-239)艾尔顿夫人作为较低阶层是没有资格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指手画脚的。而且,她还提出让自家的管家来参与奈特利先生的家事,充分显示她的无知和无礼。奈特利先生无奈,只能回应说自己管家不需要接受别人的好意。实际上,作为管家是必须无条件服从主人的命令的。不管她多有能力,也必须按主人的吩咐办事,不可能自己提出“我不接受别人的帮助”。由此,奈特利先生以众人皆知的不可能的事实拒绝了艾尔顿夫人不合理的荒谬要求。
3.4 表达式(expressives)
该类型主要包括感谢、祝贺、道歉、欢迎等。其目的是表达由真诚条件说明的心理状态;这种表达无适应方向;表达式所表达的命题的真是预设的;表达式的内容是把某些特性归于说话人或听者。此类言语行为主要是通过用褒义的话语表达对听话人行为的贬抑。
在第6章中,爱玛想为哈丽特画一张肖像画。尽管大家都能看出来爱玛画的像的高度有些偏高,有些面部表情也不好。可是在她画完的时候,艾尔顿先生还是饶有兴趣地赞美这幅画“I can not agree with you.It appears to me a most perfect resemblance in every feature.I never sawsuch a likeness in my life.We must allow for the effect of shade,you know.“……”Oh no-certainly not too tall-not in the least too tall.Consider,she is sitting down,which naturally presents a different-which in short gives exactly the idea-and the proportions must be preserved,you know…)”(Austen 1999,30)艾尔顿先生明知爱玛画像有问题的事实,却讲出了违心的赞扬,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想要讨好爱玛以争取娶到这位富家女。跳出文章来看作者写作时的意图,我们不难发现奥斯汀对艾尔顿先生的讽刺,明显的违背事实的话语让读者体会到了说话人的别有用心。
3.5 宣言式(declarations)
该类型主要包括任命、辞职、解雇、命名、宣布等。其目的是通过话语的说出,使世界发生变化。此类言语行为表现反讽意味的比较少。
4 结语
综上所述,言语行为理论为《爱玛》的理解分析提供了有意义的框架。小说中的言语行为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有力的表现了人物的相互关系,为读者进一步理解人物性格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也可以认为将语言学的理论应用于文学文本的解读是可行的,只有将语言学和文学结合起来,才能抓住文学交流的本质。
参考文献
[1]Austin,Jane.Emma[M].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 1999.
[2]Searl Hohn.Expression and Meaning: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言语行为理论视角下的中国话剧 篇9
话剧本身含有多层次的交际。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它要实现作者和读者的交际；作为一种舞台艺术形式，它要实现话剧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交际：而到了翻译领域，还会涉及到文化交际。要成功实现这些交际，最根本的就是要成功实现话剧内部人物之间的交际。话剧本身是一个由剧中人物来展现的立体世界，无论创作，还是赏析、表演、翻译，都以这个立体世界为基础。而剧中人物的交际主要依靠人物对话，那么人物对话就成了整个交际的核心。人物在特定语境里的话语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这一点在话剧中尤其具有代表性。人物每一句台词都有其特定的作用：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批评、抱怨、拒绝、询问等。
话剧的戏剧性就体现在人物的对话中。人物借助语境通过话语表达其目的。话剧以“对话”为主要表现手段，推动情节发展，揭示矛盾冲突，其本质是对话的艺术。人物对话不仅富有个性，凸显人物特征，而且富有强烈的动作性，含蓄，蕴含丰富的潜台词。从言语行为角度来讲，话剧语言蕴含丰富的语力，实施各种言语行为，反映人物内心世界，推动矛盾的发展。人物的言外行为能揭示人物的动机，而言后行为即是语力的延伸，是情节发展的体现。所以话剧创作要着眼于“语力”的创造，语言才富含动作性。同时这种动作性又不是直白，在话剧中往往是通过间接形式表达的，这也符合交际的心理特征，直白的语言会让读者觉得索然无味，所以，同样是表示“质疑”，表达方式有多种，可以是陈述，也可以是疑问，要根据语境来确定最适宜的形式，语言才富有潜台词。耐人寻味。所以台词的“语力”应当以间接形式表现。而且在具体的语境中能清楚地表达预期的“语力”。读者或观众赏析话剧，也应着重语言中的言外之意的表达，感受人物的目的和表达方式之间的巧妙，分析作者是如何用含蓄的语言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目的。要把剧本搬上舞台，演员同样要深入这个立体世界，在舞台上再现矛盾冲突，把“语力”表现的语气、表情、动作表演到位。而话剧的翻译，涉及的问题要更复杂一些，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原文的戏剧效果，该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表达“语力”，才能创作出同样富含个性特征、动作性的含蓄的语言，这是对译者的一个很高的要求。人物对话的方式多种多样，无论创作、赏析、表演，还是翻译，都不能停留在表面形式，而是把握语言内部的力量。这就要求话剧的创作者、赏析者、表演者、译者，在创作、赏析、研究或翻译剧本的时候，要综合考虑话剧自身的特殊因素，包括其语言特点，历史文化背景、人物关系、人物性格特征、情节推动要素，特别l是话剧语言本身的动作性来凸现矛盾冲突的内在力量。话剧语言之于舞台的表演特征，包括人物的语音、语调、表情、动作，以及外在着装、舞台场景、道具、音乐、灯光。话剧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它依靠剧中人物的话语展开情节，推动情节的发展，而舞台说明起补充作用。所以话剧台词的锤炼对于一部话剧作品成功与否是十分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