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选择论

适应选择论（共10篇）

适应选择论 篇1

严复结合当时国内外的环境及时代背景, 采取了一系列的翻译策略, 并达到了预期的翻译目标。他正是在晚清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全身心投入到翻译事业中来, 成为近代中国介绍西方的第一人, 对当时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翻译界等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至今对中国的翻译实践有着重要作用及价值。严复翻译思想的重要论述是关于翻译标准问题, 他认为翻译活动应当遵循“信、达、雅”的原则, 并将此作为翻译的楷模。基于对中西方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 严复对西方思想的翻译不但在选题上有所侧重, 而且在文本方面都是有所选择的。他并不是简单地逐字翻译, 认为只有在取舍之后才能“达旨”, 这就需要进一步的删减或摘选。他的翻译思想适应了当时社会的生态环境, 在具体翻译实践中适应了原文、原语及译语的翻译环境。他的翻译正体现一个翻译工作者所应有的“天地立心, 民生立命”的人文关怀及普世思想。

一、严复翻译思想的渊源及其用意

1. 严复翻译思想的渊源。

严复是近代中国译介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 他成功地翻译出《天演论》, 他的翻译始于19世纪末, 终于20世纪20年代, 前后历时近四十年, 有着“适应与选择”的翻译策略。严复翻译思想产生的根源既来自本土经典文化的熏陶, 同时又来自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严复的《天演论》实际上是取法先人, 其主要表现为方法论的继承, 他自称“仿照晋唐人译佛经之法”, 同时还提出“学我者病”。例如, 鸠摩罗什译经方法就有不拘泥于原文体制、便易原文及删去繁重等原则, 严复继承了这一方法。鲁迅认为:“严复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镜子, 中国之译佛经, 汉未质直, 他未有取法, 六朝真是‘达’而‘雅’了, 这便是其《天演论》模范的精髓。”明清时期传教士的适应策略甚为流行, 其对后来严复的翻译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清朝初期, 一些西方传教士通过科技知识的传播以推动宗教的传播, 他们的这一翻译策略无意间推动了西方科技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从“减”、“写”等翻译角度看, 严复与先人的翻译思想不同, 他充分适应了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 并熟识双语文化及国际形势, 最知道中国之急需, 所以他的翻译成就在当时最大, 他的八大翻译名著成功地做出了不同的适应性选择。佛经属于社会科学翻译, 严复从中国古代丰富的翻译经验中提炼出“信、达、雅”三字, 并为此创立“三难”理论[1]16。严复的翻译思想还受惠于当时的贤能人士, 他的达旨术继承了马建忠的思想, 其让严复明白达旨术有别于正译。

2.“国家富强”的翻译用意。

洋务运动以来, 严复等进步知识分子开始从传统的变异思想向自强思想转变, 并赋予翻译事业新的历史重任。严复依据物竞天择的理论指出:“外有列强逼近, 为我权借, 变率之速, 恰逢其时;智者慎守力权, 天下事正与此乎而大可为也。西洋之克有今日者, 其变动之速, 亦不过二百年, 则吾何不奋发也。”严复在《孟德斯鸠传》中提出, 孟德斯鸠关于政体的划分源于亚里士多德, “三制精神, 若出于吾人, 则太上之民主以德, 其说有道之君主以礼, 无道之专制以刑”。当时的中国国民无论是乡绅还是普通民众, 认为“三分”之说本为我国所无, 又有违古之法制, 所以都不与谈论。当时严复出国留学及后来进入船政学堂都是受沈葆桢举荐, 留学期间严复与郭嵩焘交好, 他们一同研究中西学术的差别。《社会学研究》是一部影响严复终生的著作, 他认为《社会学研究》的某些观点与《大学》、《中庸》等中国古籍相互印证, 都强调应以格致为治平根本。严复翻译《天演论》就是想在达尔文主义中为人类行为找出应变的方法, 帮助国人破除旧式的“夷夏之辨”。严复为了实现他对国家富强的构想, 并附和当时人们对国家富强的诉求, 刻意维护斯宾塞, 他认为西方的智者懂得进化过程, 而国人则好古而忽今。在《国富论》的翻译上, 严复认为该作品是西方计学的代表, 同时他在翻译过程中增加了很多按语。严复认为, 斯密以来的西方社会经济的变化, 总体上印证了斯密学说的合理性, 他还从中看到维多利亚统治时期英国的自由经济体系, 认为这是促进英国富强的重要推动因素。严复在翻译《国富论》中还看到爱国主义思想, 如在“论公债”中, 正是由于斯密对英国政府的规劝才真正建立完善的自由经济体系[2]102。

二、严复翻译思想的“选择适应论”

1. 选择下的多种翻译方式的应用。

对于西方政治思想论著的翻译, 严复在选题及文本上都是有所选择的, 他并不是逐字的翻译, 达旨才是其根本目的, 他便采取了删减、摘译等形式。在摘译方面, 严复采用删章节译、删段译、删句译等方式, 例如《天演论》是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中第九册内容。《原富》也是严复1901年摘译两篇出版的, 《群学肄言》也是先摘译两篇出版。在译书之前, 严复曾写过一些忧国忧民的文章, 鲜明阐述了其爱国思想。后来, 他在译著中穿插大量的按语, 在摘译、删译之后便是其激扬的文字, 其并不是对原著的曲解, 而是对原著的深入透析, 译作成为其思想的反映。在按语中, 严复旁征博引, 对原文有时指出缺点加以纠正, 有时提出自己的补充意见, 这在作品翻译中是很少见的。例如, 严复分析了卢梭《民约》的利弊, 并梳理了欧洲政治思想的变迁, 并对民约之“大经大法”逐条展开评说, 述与评的比例为三比七。在处理外来文化问题上, 严复采取了改译的方法, 如改变原文的风格、内容及语篇结构等。例如, 关于退化问题, 严复略而不译, 以生物由简入繁的进化发展替代。在《天演论》翻译中, 严复还采取了释译的方法, 为了解释某个名词或学者, 而进行详细介绍, 旨在扩充原作的内容, 并给读者相应的学术前景[3]206。严复在《法意》翻译中运用了大量的按语, 对当时中国的旧思想进行了抨击, 充分说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及社会改良方案。

2. 严复翻译思想的选择性适应。

在严复之前, 中国虽然有些零散的翻译论述, 但像严复这样有着重要影响的很少见。严复提出了衡量译文质量的“信、达、雅”标准, 后人的翻译无不受这个标准的影响。这个标准非常符合中文讲究简洁的特点, 适应了中文表达的习惯, 并为广大翻译者所接受。严复所处的时代为封建社会晚期, 帝国主义侵略加剧, 各种思潮喷涌, 所以这一时代还是开启民智、启蒙思想的时代。大量的学者逐渐意识到, 国家富强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及制度, 为此他们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科技知识、文化等。严复深知将西方先进思想译介过来, 还需要顶层设计, 从占有社会绝大多数资源的士大夫阶层开始变革。严复的翻译标准适应了当时的生态环境, 同时也被环境所选择, 他在具体翻译实践中的内容是经过选择与放弃的, 主要翻译社会科学著作, 他采用传统字法、句法等形式便于士大夫阶层的接受。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言简意赅, 推动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并适应了时代的变化。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 严复对译文的精心选择、遣词造句等都是为了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 最终实现优化选择的目的。严复对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主要是为了启发民智, 进而救亡图存, 其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时代的发展。

三、严复功能主义翻译目的及策略

1. 严复的“功能主义”翻译目的。

中国的翻译事业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 翻译理论出现于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论》, “信、达、雅”三原则便是其首先提出的, 这三条标准在当时翻译界有着极大的影响。严复的译著堪称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典范, 他借助于翻译表达自己的想法与观点。严复的翻译是为时代而创作, 他所采用的种种翻译策略是为满足时代的需要, 使得他的翻译作品有着强烈的目的性与倾向性。严复曾说:“求其信已大难矣!虽译犹不译也, 则达焉!”意思是说, 作品翻译达到信的标准已实属不易, 而只关注“信”, 忽视“达”的标准, 翻译便成为一种空空的躯壳。可见, 严复认为翻译的“信”要从属于“达”, 特别重视连贯法则, 然后才追求忠实度。例如, 严复在翻译过程中, 通过运用古雅的字法以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兴趣, 通过介绍西学, 来达到唤醒国人爱国意识, 实现文化救国。这里的“雅”便是严复为了达到以上目的而采取的特殊手段。所以, “雅”处于核心地位, 即忠实性遵从于连贯性, 连贯性遵从于翻译目的。

2. 严复的翻译策略及其翻译作品。

严复作为向西方学习的典范, 他始终将爱国热情体现在其翻译目的及策略上。他在写给张元济的信中提到:“然终谓民智不开, 守旧、维新无以用, 令在野之人洞悉西方实情者众, 望得复苏之日, 惟以译书自课。”严复试图通过翻译拯救民智, 为中华古国复苏而摒弃万缘, 始终恪守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天责。在这样的翻译目的下, 严复开始精心选择西方著作, 其涉及面非常广, 有进化论、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他的主要代表作有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等等。严复翻译社会科学著作并不是为了翻译而翻译, 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 选择那些能启发国人智慧的作品进行翻译[4]70。在其众多译作中, 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天演论》的翻译, 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以特殊的方式翻译出来的。这一译著集中体现了严复在译学方向的成就, 他还专门为该著作设定了翻译方案, 按照他的理解将西方进化论引入到中国。严复以开民智、富国家为目的, 进行了系列的翻译活动, 不但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 而且还唤醒了一大批青年的爱国意识。这也符合了译文应从预期功能出发, 针对不同的语境选择最佳策略的翻译论断。严复在介绍西学的同时宣传了资产阶级新思想, 成功地在目的语中达到了翻译要求。

参考文献

[1]范祥涛.论翻译选择的目的性[J].中国翻译, 2002 (2) .

[2]胡东平.目的论映照下的严复翻译策略分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2009 (11) .

[3]霍星.适应选择论视域下的严复翻译思想研究[J].河北学刊, 1996 (2) .

[4]李涛.翻译与“国家富强”:析严复翻译之用意[J].上海翻译, 2014 (6) .

适应与选择 篇2

关键词：生态翻译，译者，适应，选择，旅游英语

1.生态翻译学

1.1生态翻译学的内涵

1972年，联合国发布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将保护自然环境提到全人类关注的高度。因此，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生存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已列入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中。“生态”一词有保护环境，和谐共生的意思。基于生态学和翻译学的基础上，从翻译生态的视角为前提，产生了“译者选择”、“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等一系列术语，使得可持续发展在翻译学的研究领域方面成为可能。生态翻译学是一个整体，它将生态学与翻译学融合到一起，使译者在生态环境的作用下，对翻译学的研究作出了相应的选择与适应。

1.2生态翻译学的产生与发展

“生态翻译学”的概念是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2006年9月《中国翻译》中提出的。2006 年在《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澳门理工学报》，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有“适应选择论的翻译原则与翻译方法”， “从译文看译论”，当代主要译论评析-兼以适应选择为视角的译论研究，Adaptation in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2008年在《上海翻译》、《四川外语学院学报》发表的“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等多篇与生态翻译学相关的专题论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2.生态翻译学的应用性研究—旅游英语的翻译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旅游的方式了解各国之间的文化，体会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生态环境的保护与自然资源的利用与旅游业是密不可分的。旅游英语是旅游活动，旅游行业的实践活动，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社会的交际行为。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出发，翻译适应与选择论对翻译本体具有解释功能，翻译的过程是译者适应与选择的交替过程，翻译的原则是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翻译方法主要分为三个维度：语言维、交际维和文化维。

2.1语言维

语言维是语言层面的翻译，指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原文作出语言层面上的适应与选择。旅游英语的目的是为了让外国游客欣赏中国优美的风景，语言是表达美的一种手段。

例1. 各种各样的花竞相开放，真是五彩缤纷。英译：What a riot color there is with all kinds of flowers in blossom. Riot 描绘出了花种类多样，颜色丰富。感叹句的使用使语言更加生动，惟妙惟肖。

例2. 狗不理 英译“Dogs Don’t Leave.”

例3.西施舌 英译“The Beauty’s Tongue”

2.2交际维

交际维是语言在翻译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交际作用，需要译者了解原文作者的翻译意图，使其在译文中再现出来。旅游英语中景点的描写应该简洁自然，通俗易懂。

例1.望湖饭店 英译“lakeview hotel”

例2.背山面江，以落日晚霞、映红楼台而得名 英译“ Mountain river， in the

Sunset， shiny red tower is named”

2.3文化维

文化维是指翻译是在传递一种文化，需要译者有一定的交际能力，避免翻译中的文化冲突。旅游英语的目的是消除语言间的文化障碍，是翻译起到文化交叉、碰撞、融合的作用。

例1：The Ancient Egyptian Obelisk stands at the place is the horizon of the sun god Re. 可以翻译为“这座古埃及发尖塔所处的位置是古埃及太阳神的所在。原文中的Re是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词翻译省略了Re和horizon的翻译，使读者对文化信息的理解更加清晰。

例2：江南三大名楼：黄雀楼、岳阳楼、和滕王阁 英译“ Yellow Grande Tower” ， “ Yue Yanglou Tower”， “ King Teng Pavilion”. 古代的建筑楼是塔楼，所以用tower，传递了时代的文化差异。

例3：李白著名的诗句“烟花三月下扬州”，John Turner的英译为“Mid-April mists and blossoms go”，译者把“扬州”一词进行了省译，使原诗语言美、意境美、文化美皆受到了影响。“扬州”代表着我国南方的独有的文化，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毫无内涵意义的地名，它不仅代表一个风景如画的景点，更代表了一个古代文人所向往的享乐之处。

3.结语

生态翻译学将翻译置于生态学的角度下去研究，将生态学与翻译学作为一个整体。在旅游英语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做到“三维”的灵活转换，充分引起旅游者的兴趣，增加与旅游者之间的情感交流，将生态翻译学从语言、交际、文化三个方面应用到旅游英语的实际中，传播自然景观與人文地理。

参考文献

[1]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J]. 上海科技翻译. 2004年04期

[2]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解读[J]. 中国翻译. 2008年06期

[3]吕绮锋. 翻译活动之中译者的功能——以生态翻译为中心[A]. 首届海峡两岸外语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暨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 2011年会论文集[C]. 2011年

[4]陆秀英. 中国当代翻译文学系统中主体间关系的生态分析[D]. 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年

[5]刘爱华. 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文学译者批评的理论探索[D]. 山东大学. 2012年

作者简介：付祎鹏，女，（1991年01月22日—），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方向

邮寄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253号 邮编110034 15040228249

适应选择论 篇3

关键词：鲁迅,适应,选择,翻译观

鲁迅作为现代文学家及新文化运动的奠基者之一, 其地位之高, 国人无人不晓。他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中国的“民族魂”, “三家五最” (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 其独具特色的民族新文学开拓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石。长久以来, 人们就其文学思想和文学成就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关于鲁迅翻译思想的研究却鲜有, 甚至备受冷落;一直以来的研究都是重其创作轻言译作。鲁迅一生翻译了15个国家110位作家224部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鲁迅是先成为翻译家, 再成为文学家。或者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的文学翻译, 就没有他的文学创作。

生态翻译学是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2008年提出的。它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而是翻译学与生态学的“联姻”, 它是一种生态途径的翻译研究。在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背景下, 环境主义渗透到了“人文领域”;在全球生态文化学术思潮的推动下, 胡庚申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 构建了一套新的译学理论体系, 而翻译适应选择论又是以达尔文进化论提出的“自然选择, 适者生存”为基础, 以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和“选择”学说作为理论支撑, 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为核心来对翻译本体做出新解的翻译理论范式。该文试运用生态翻译学这一理论来探讨和挖掘中国文坛巨匠鲁迅的翻译思想。

1 和谐——翻译目的与宗旨

生态翻译学的产生依托华夏文明的生态智慧, 这些生态智慧以“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人为本”“整体综合”为特征, 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 其重点在和谐。这种和谐是“天和”“人和”“心和”的总和, 是主客关系的和谐圆满。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到生态翻译学中, 首先表现为致力于追求译者与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7]这种和谐, 在翻译中体现在“原文-译者-译文”的关系中, 以译者为中心, 从译者角度审视两端来达到平衡、稳定、和谐。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 译者为“求存”而“择优, ”面临着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鲁迅正是在正确判断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自己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后作出了选择。他选择了为改造社会服务的并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息息相关的外国文学作品来作为翻译文本。他的作品提供了“内外两面, 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想合流, 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他从事的文学翻译着重于东欧和北欧文学的介绍, 尤其是弱小民族的作品。因为那些作品富于挣扎、反抗和怒吼的精神, 翻译过来, 不但借此转移性情, 更可改造社会。

关于翻译目的, 鲁迅用了两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一, 比喻为“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 直接为革命服务;二, 比喻为“希腊神话里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类”, 吸收外来的营养, 所以应准确地引进异质文化, 像普罗米修斯似的“从别国窃得火来”以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2]我们由此可以看出鲁迅的文学翻译不随波逐流, 不赶时髦, 没有把翻译简单地等同于语言实践, 而是选择对中国人有启蒙借鉴作用的好作品, 将翻译的选择与他确立的人生奋斗目标与价值观一致。鲁迅的翻译目的适应了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 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翻译旨在迎合时代需要, 而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社会需求决定了他的翻译目的, 反过来他的翻译目的又决定了他的翻译选择。他把翻译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 激发国民的革命热情和坚定革命的斗志。体现了救亡图存的翻译目的的和谐与统一, 力求翻译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和谐与统一。

2 直译、硬译到重译和复译——翻译策略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学既不是从原作者/原文的角度、也不是从译文/读者的角度去定义翻译, 而是从译者的角度去定义翻译的, 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这种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特征是:一是“适应”——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二是“选择”, 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翻译被描述为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5]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是不断的选择、适应的过程。无论是“直译”“硬译”还是“重译、复译”, 都是鲁迅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为实现翻译目的所采用的特定手段, 都是他不断的“适应”和“选择”的结果。

鲁迅是赞成“直译”的, 他认为“直译”是与“意译”相对的一种译法, 是包括正确的“意译”在内的“正译”;直译可以更好地将外国语言异质的要素和表现方式引入本国语言, 更好地服务于本国语言。在当时一片“意译”的喧嚣中, 他提倡“直译”, 在翻译中要既求“易解”, 又须保存“原姿”。他把译者放在翻译的中心位置, 译者必须正确判断自己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 只有“直译”, 才能更好地体现“忠实”, 才能尽量减少西方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损失和变形, 才能已近原质性的西方文化和语言形式, 从而对中国文化和语言产生一种推动和改革作用。提倡“直译”具有开拓创新的意义, 它表明鲁迅在翻译的文化态度方面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译者优先考虑到“易解”、“原姿”的因素。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出发, 它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做出的一种选择, 选择“直译”, 忠实原文, “易解”“丰姿”, 选择性适应翻译生态环境, 选择意在适应, 适应意在选择。

我们今天所说的重译, 鲁迅当年称之为复译。在鲁迅生活的年代, 许多译家怕人重译, 而鲁迅对重译的重视, 在当时也是一个创举。针对当时翻译界的抢译、乱译之风, 鲁迅重新提出重译和复译。他说:“前几年, 翻译丢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但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 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 诬赖, 开心, 唠叨没有用处, 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 还不行就再来一回, 譬如赛跑, 至少总得有两个人, 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 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 无论他怎样蹩脚。”[2]他认为重译是击退乱译的好方法, 他把翻译喻为赛跑, 在译界引入了一种竞争机制, 有竞争才会有质量, 才能“适者生存”。同时, 鲁迅把重译与时代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 “但因语言跟着时代的变化, 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 七八次何足为奇, 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2]即便是在当今一个充满竞争的全球化跨文化交流的翻译思潮中, 鲁迅的主张复译的观点对实践仍有指导意义。

以译者为中心的生态翻译理念特别强调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与译者素质, 因为翻译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适应、选择、保留、淘汰等现象, 因此译者也总要进行大量的适应、选择、保留、淘汰等操作。鲁迅洞察到当时存在着翻译“失去了一般读者信用”的现象, 意识到“胡乱动的译本”打破了生态翻译学所考虑的“原文-译者-译文”三元关系的平衡而非长期以来侧重的“原文”和“译文”取向, 要想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就必须“复译”。鲁迅不仅提出“复译”, 还提倡反复“复译”, 不仅可以让译品呈现“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让各有千秋的译者更好地选择有利于发挥自己的才能的译作来适应读者的选择, 让好的译品在时代的长河中“适者生存”。生态翻译学强调, 在正常情况下, “译者素质越高, 其适应能力和选择能力就越强;而译者的适应能力和选择能力越强, 其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也自然会越高”。鲁迅强调译者素质, 他说“理想的翻译, 应由精通原文的译者从原著直接译出”, [2]他对译者要求很高——“精通”, 只有“精通”才能“适应”, 体现了他的生态和谐的翻译立场。

3“译有所为”——译者的责任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翻译生态环境是译者和译文需要适应的多种因素的集合, 从而彰显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 确认了译者的智力劳动和译者的责任。于是, 译者不仅需要“自重”, 还需要“自律”, 特别是需要“他律”。更重要的是, 还为译者的“译有所为”寻找到了理论依据。[5]

在翻译《出了象牙之塔》时, 鲁迅说:“我译这书, ……正可借以供少年少女们的参考或服用, 也如金鸡纳霜既能医日本人的疟疾, 即也能医治中国人的一般。”在翻译《文艺政策》时说:“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 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 以为倘能味道较好, 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 我也较不枉费了身躯……然而, 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 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2]鲁迅这些话, 反映了他以翻译来医治国人的“病”, “窃火”给人类的崇高精神。特殊时代的特殊翻译目的决定了鲁迅不是兴之所至或为翻译而翻译, 而是将翻译与改变国民封建落后思想、转移国民性情和改造社会联系起来。将介绍国外先进的东西作为自己肩上的责任, 将翻译与社会变革和国民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鲁迅翻译的作品选择了东欧极富反抗精神的弱小国家作品作为翻译文本, 既出于对被压迫民族的伟大同情, 也是为了给中国带来“战斗”精神。鲁迅“译有所为”地对外国资料进行删繁就简的编译, 将它们快速译介到中国来, 从而达到启迪民智、改良政治和社会的翻译目的。

“翻译之用大矣”“翻译之功伟矣”。“以译行事”应当受到重视, “译有所为”值得研究。主动地担当起译者的“为”之责任来进行翻译思想的创新, 是鲁迅翻译值得研究的地方。鲁迅“译有所为”地主张“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 促进了外国进步文化的吸收以及本国文学创作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鲁迅即使不是最早提倡翻译批评的人, 也是中国现代最重视翻译批评建设的人。”[2]鲁迅在《为翻译辩护》中指出:“翻译的不行, 大半的责任固然在翻译家, 但读书界和出版界, 尤其是批评家, 也应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 必须有正确的翻译批评, 指出坏的, 奖励好的, 倘没有, 则较好的也可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翻译是有质量意识的, 他理性地提出对翻译批评的重视, 扩大了人们对于翻译仅仅是译者责任的认识, 若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译者, 怎么可能有所“为”呢?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译有所为”还应围绕“为”字做文章, “为何为” (why-to translate) 、“为什么为” (what-to translate) 、“怎么为” (how-to translate) 。鲁迅对“译有所为”进行了解答,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他将翻译与社会变革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介绍一些被侮辱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 他崇高的翻译目标为“救治这颓运”、“转移性情, 改造社会”, 以期唤醒沉睡的人民, 充分发挥自己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 以独到的眼光选择向国人翻译介绍西方“为人生”的作品, 以此来唤醒沉睡的民众, 改造麻木的国人, 照耀中国前行的道路。他的翻译思想也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与创新, 以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

4 结束语

译者的翻译过程离不开自己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 离不开自身对源语文本的选择。在当时提倡“科学救国”的时代潮流下, 鲁迅的译介域外作品的选择顺应了时代的召唤。他的文学翻译顺应了社会对先进西学的需求以及民众对新鲜小说的需求, 为社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译品的生命状态即对译品的价值和受重视程度使得译者与译品间存在着一种息息相关、“荣辱与共”的相互作用关系。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着双重身份, 他/她是原文的读者, 又是译文作者, 于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有不同的适应与不同的选择。鲁迅在翻译作品时充分考虑到了源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不同的生态环境, 遵循生态社会地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自我的选择, 在翻译过程中, 有意识地将翻译的生态环境纳入考虑范围, 以创造和谐的翻译生态系统, 促进生态翻译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 2008 (6) :11-15.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286-306.

[3]贺爱军.鲁迅“硬译”的文化解读[J].上海翻译, 2009 (4) :70-73.

[4]宋志平, 孟凡君.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新探索——首届国际生态学研究研讨会综述[J].中国翻译, 2011 (1) :34-36.

[5]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6]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P].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宣读, 香港, 2001.

[7]胡庚申.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的基础[J].外语研究, 2010 (4) :62-67.

[8]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语言适应论的相关问题辨析 篇4

关键词：语言适应论；适应性；意向性；综观论

中图分类号： H0-03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1008504

20世纪末，由于受到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认识论”与“自然选择范式”、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维果茨基的心理发展观等因素的影响，语言适应论[1]（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在当代语用学研究中的认知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备受关注，成为当代语用学研究最有前途的研究方向之一。语言适应论的研究，其实是对如何通过语言选择来适应语言交际的一种刻画与探讨。研究语言选择与语言适应之间的语用论题，必然会涉及到语言适应论的来源、适应性、意向性、分相论与综观论等问题的研究，因为对语言适应论进行一种完全的语用解释包括对上述问题的系统说明。这就意味着，语言适应论的研究具有横断性的特征，它的研究关涉和交织着其他相关的语用论题，这些既是语言适应论研究的相关问题，它们受到当代语用学学者的重视和讨论，也透视了语用学研究理念、思维范式、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变革与更新。

一、语言适应论提出的来源问题

在社会科学领域里，语言适应论被看作是“一个正在兴起的范式”[2]。语言适应论的早期与同期，就已有学者在语言学、生物学、进化论、哲学、心理学等领域提出语言适应论概念。进化认知论的自然选择学说、维果茨基（Vygotsky）的心理发展观、皮亚杰（Piaget）的心理学理论、萨丕尔（Sapir）的语言观、惠特尼（Whitney）的语言起源观、雅柯布森（Jacobson）的语言进化观，等等，无一不涉及到“语言适应论”概念。当然，语言适应论概念在语用学领域中更普遍的运用，已经被Bertuccelli Papi [3] 和Givón [4] 做过论证。然而，他们对语言适应论的概念及其论述是不可通约的，也没有从认识论的角度将其系统化提升到理论层面，从而无法建构一个可以解释人类语言使用的语用学理论框架。由此可见，“语言适应论”这个术语或概念，并不是Verschueren的首创。

在语言适应论框架下，“语用学将语言适应论看作是语言使用过程的核心”[1]63，并将其作为基本方法用于解析语用学以及其它学科之间不同要素的关联。语言适应论表现出的不同于传统语用学的本体特点，是对传统语用学思维范式的超越，已经成为反思语用本质、研究范式以及理论价值的新的思考原点。Verschueren试图以回答“语言对人类的生存贡献了什么以及是如何做出贡献的”[1]55为已任，使语言适应论在本质上具有本体论意义，进而从语言层面上升到生物进化的一种内在的、本质性的本体层面上来考察语用学的本体地位与意义。语言适应论是建立在进化认知论的基础之上，因此Verschueren不仅需要对源于进化生物学中的适应性、意向性、选择、适应、综观等概念进行全面细致的理性分析，而且需要厘清这些概念与语言适应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说，Verschueren研究范式的实质在于：不仅对语言适应论作了本体上的界定，而且是对传统语用学思维范式的最为深刻的修正与变革。

二、语用学框架下的适应性问题

目前，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解，即由于受到生物学中的相应概念的影响，语言适应论概念在语用学领域的使用会把语言提升到由一系列独立的有机体组成的自然物种的地位。虽然语用适应论的“语言适应论”与生物学上的“语言适应论”具有前后相继性，语言上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它们的语境发生了变化，研究侧重点也发生了根本不同。“我们的真正想法是把语言看作有机体（即人类）与其‘环境或‘生活条件的互动过程中的一种适应现象，因为语言发展之所以可能，是由这类有机体的某些进化属性促成的。”[1]313 因此，语言与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不仅需要语言适应环境，也需要环境适应语言，或两者相互适应。“单向性的联系总会使人想起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成为引发语言反应的刺激，任何单向性的联系应该遭到有力的拒斥。”[1]266因此，语言适应论不应该解释成单向性的，而是双向性或多向性的。因此，“语言适应论之所以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关键在于它提出了富有解释力的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机制”[5]。

语言使用过程中的适应是复杂的，它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双向或多向性的。“如果把适应概念解释成一个单向过程，那么这一概念就失去了主动性与能动性，从而使其应用于语言现象的解释就变得毫无着落”[6]。可以说，语言适应论概念的认识对于我们看待语言适应论乃至语用学显得至关重要。根据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AS）[7] 理论的观点，适应的多向性表明，语言作为“活”性的主体，在与语境的互动关系中，以刺激—反应机制为基础不断从语境中接受刺激，并根据经验作出不同程度的选择或反应。选择或反应的结果可以是成功的，也可能是失败的，这样作为“活”性主体的语言可以接受反馈结果，并根据反馈结果修正自己的反应规则，从而做出动态的选择与适应，最终实现交际目的。反之亦然，语境也被理解为具有语言适应论的主体，不断地根据语言的变化而做出选择。“选择的环境也会被所做的语言选择改变，或说，选择的环境也会适应于所做的语言选择。”[1]62这种双向性或多向性的语言适应论，在本质上蕴含了语境系统与语言系统的自组织性，强调了语境系统与语言系统的非线性作用，从而使语言适应论具有科学的解释力与描述力。同时，“自然选择”并不是语言功能演化的直接原因，解释语言功能需要依赖于“直接选择”—— 靠适应来理解语言及发挥语言的功能。因此，要正确地把握语言适应论概念，必然把它放在语言适应论的框架下或说是语言适应论所在的语境进行深入分析。endprint

可见，语言适应论的概念变迁及其本体地位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语用学的思维方式，覆盖了语言适应论对于语用学前沿的关注。当语言适应论问题上升到整个语言适应论与语用学的理论层面时，语言适应论问题就变得愈发明显，即任何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都要作出动态的适应，并将其作为基本方法用于解析语用学以及其它学科之间不同要素的关联。

三、适应性与意向性问题

适应性概念在语言适应论框架下具有核心的本体地位。它不仅是语用学中最普遍的特性，而且在诠释语言现象的过程中起着核心的作用。正是这种特性，语用学才能走出传统语用学的范畴，走向多元化的研究路向。语言适应论在处理意义生成的过程中会涉及到意向性问题，但语言适应论并非等同于意向性。当一个行为被认为是“有意向”的，在意向性研究中是这样定义的：动作的主体，（1）希望这一行动有结果；（2）相信会有结果；（3）计划这样做；（4）有本领（skill）这样做；（5）做的时候是意识到的[8-10]。意向性和语言适应论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而且意向性总会指向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某些交际意图或某些目标。意向性在语言适应论的框架下仅仅构成“意义生成”的一部分，即意义生成与人的意识程度相联系的部分，却不包含意义生成的自发性。在Verschueren的视域里，“意义生成”是指一般意义上的语言表义功能的过程，既包含语言使用者对这些过程的能动作用，又涵盖这些过程的更为自发的、不受语言使用者意向直接控制的活动[1]8。“一方面，它肯定了意义生成的能动性与自发性，这就为意义生成过程中的偶然性与因果性的辩证统一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强调意义的生成与人的意识程度相联系，这就突显了语言使用者的意向性与建构性的重要性”[11]。语言适应论强调语言适应论不等同于意向性，因为“使用语言是一个不断地选择语言的过程，不论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论是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出于语言外部的原因”[1]55-56。这种观点既强调了适应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又隐含了适应的不确定性与自组织性。适应的能动性试图表明，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能够以人的意向性为基础对语言选择做出动态的适应，以实现交际目的；适应的自组织性旨在表明，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各种要素是“活”的主体，能够进行系统内部的自组织演化。这就强调了主体的语言适应论，又造就了语言使用的复杂性。

因此，我们不能夸大意向性的特征与作用，更不能把意向性当成语言使用研究方法的核心。在语言选择过程中，许多行为是自动的、潜意识的，同时受到语境等因素的影响，所做的选择不完全和自己最初的意图是相对应的，因而也就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如果把语言适应论等同于意向性，那就混淆了本质与功能之间的区别，也让我们无法理解适应的多向性。

四、分相论与综观论问题

20世纪中后期，Austin、Searle、Grice、Leech等相继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12]、间接言语行为理论[13]、会话含义理论[14]、礼貌原则[15]等构成了传统语用学的主要理论与原则，把指示语、预设、会话含意、言语行为等作为语用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或分析单元，我们称之为“分相论”。语言适应论提出之后，语用学理论的格局与研究对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语用学不必再作为语言学的分科之一，不可能为语用学确定基本的分析单元或具体研究对象。之所以没有确定基本的分析单元或研究对象，在于“语用学涉及到的是语言行为的全部复杂性”[1]7。这样，它“既体现其学科的多向性与交叉性，又在某种意义上将之称为一种语用转向”[16]。“语言适应论正是以进化认知论（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为理论基础，在不同的层面上展现语言研究所指向的生物世界的理论化图景，实现了语用学研究的转向”[17]。即，语用学从基本分析单元的“分相论“转向从“认知—社会—文化”的整体角度对语言的“综观”。这样，语言适应论就将“‘认知、社会与文化整合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是对“分相论”的超越与重构，从而建构了语用学的认识论。

语言“综观论”之所以可能，原因在于：首先，综观是语言行为的复杂性的根本要求。复杂性是语言使用过程中必须要面临或处理的现象，这种复杂性使语用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个分析单元，而是“关于语言任何方面的整体功能性的综观”[1]16。强调语言的综观论，就强调了语言行为的复杂性，就意味着综观论的必要性。同时，综观论的提出，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分相论，而是其在方法论上对分相论的超越。在语用学的研究领域里，“分相论”与“综观论”是互有交叉、互有渗透、理应互补的。“然而，随着语用学的跨学科性与交叉融合性越来越显著，综观论越来越占有主导地位与显学作用[18]。”

其次，综观论需要语言适应论作为研究范式，才能从本质上揭示语言行为的复杂性。语言适应论是语言使用与认知活动过程中永远无法拒斥的对象，它向我们呈现了综观论的整体性与动态性，使语言现象在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综观成为可能。没有语言适应论，语言的综观就没有确定的界域。换言之，语言的综观必须有语言适应论的指向，才能对语言行为的复杂性做出适合的或满意的动态适应。语言适应论的提出表明，语言研究范式的改变并不完全是库恩所说的范式革新，而是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语言使用进行综观。这种综观论的背后带来的不仅仅是概念的变迁，更多的是多种视域的重新整合，拓展这些概念新的内涵，形成一个新的综观或方法论。可以说，语言适应论作为语用学的核心思想，是综观论的基础，与语言行为的复杂性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

五、结语

由此可见，如何理解与诠释语言适应论在语用学研究中的建设性介入并且推动语用学观念的创新，解决语言适应论研究的几个相关问题，这是摆在当代语用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语言适应论研究的当务之急在于，从本质内涵层面上对其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把握与理解，祛除人们对语言适应论相关问题的错误看法，从本质上摆脱传统语用学经验分析的藩篱，突破当代语用学研究的瓶颈，重构当代语用学的认知论与方法论。“语言适应论不仅是Verschueren整个思想的颠峰，也体现了其思维方式的独有特色，而且所提出的变异性、商讨性、适应性、语言选择、做出适应等观点，为我们认识与理解语言现象的不同层面的复杂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进路”[19]。语言适应论发轫之初就给予这几个相关问题关注，并要求在语言适应论的框架下回归语用意义与语用地位。考察与解读这几个相关问题，才能涵盖语言适应论的诸多互动元素，才能客观公正地描摹语言适应论在语用学中的重要地位，才能不断地推进我们对语言适应论的理论解释力与描写力进行更深入的探索。endprin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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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罗迪江.基于CAS的语言迁移的生成过程探析[J].外国语文，2013，（5）：75-79，118.

[11]罗迪江，兰晶.语言适应论的本体论意蕴[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16-120.

[12]Austin J.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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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Grice.H.Logic and conversation[A].In Cole，P.& Morgan，J.（eds.），Syntax and Semantics，Vol. 3：Speech Acts[C].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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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罗迪江，董保华.语言适应论的意义诠释[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3，（3）：86-89.

[18]罗迪江，兰晶.论维索尔论“综观论转向”的实质[J].柳州师专学报，2014，（3）：39-42.

[19]罗迪江，董保华.论语言适应论的语境生成观[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28-132.

适应选择论 篇5

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具有浓厚的本土性色彩。[2]小说中的比喻层出不穷, 却也给翻译带来了难题。如何把原文想要给予的文化信息准确地传递给读者是译者必须解决的事情。为证明译者葛浩文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难题, 本文试从“翻译适应选择论”中的“三维”转换的角度来分析这一英译本。

1 翻译适应选择论与“三维”转换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是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而最佳翻译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的累计结果。[1]179该理论把翻译方法简明地概括为“三维”转换, 即在“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 相对集中在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3]因为翻译是个动态的过程, 文本类型通常也是不断变化的, 因此, 不同文本类型中的“三维”转换的排序也是动态和相对的。[1]147正是因为这种动态的排序, 我们在具体翻译过程中才能够做到有所侧重, 并维持三个维度间的平衡。

其中, “三维”转换为翻译方法开辟新的视角和途径的同时, 也成为评析译本的重要工具。多维度地对译本进行分析, 可以避免将其极端地归于直译或意译中的任意一类。尤其对于像比喻这样极具魅力的表达方式, 翻译方法会更加灵活和多样化。

2 比喻修辞的“三维”转换

《生死疲劳》以小说主人公历经六道生死轮回为故事主线, 叙述了高密东北乡将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作品大胆驰骋想象, 描写生动传神, 比喻层出不穷。比喻, 广泛地应用于英汉双语中, 是修辞格的一种, 是语言的升华。是文学想象力的产物。在形式上, 比喻包含本体、喻体和比喻词三种成分, 根据其异同及隐现, 比喻又可再细化为明喻、隐喻和借喻, 这使语言更为形象和生动有趣。“三维”转换不仅可以作为翻译比喻修辞的方法, 还可以成为评析比喻翻译情况的有效工具。

2.1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即译者在翻译过程当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转换是在不同层面上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4]《生死疲劳》中, 关于比喻的句子可谓举不胜举, 葛浩文在翻译时, 做到了较好的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例一:

原文:有关那头牛的回忆纷至沓来, 犹如浪潮追逐着往沙滩上奔涌; 犹如飞蛾, 一群群扑向火焰; 犹如铁屑, 飞快地粘向磁铁; 犹如气味, 丝丝络络地钻进鼻孔; 犹如颜色, 在上等的宣纸上洇开; 犹如我对那个生着一张世界上最美丽的脸的女人的思念, 不可断绝啊, 永难断绝……[7]91

译文:My memories involving the ox came thick and fast, like waves crashing on the shore; or moths drawn to flame; or iron filings sucked toward a magnet; or odors surging toward your nostrils;or colors seeping outward on fine paper; or my longing for that woman born with the world’s loveliest face, interminable, eternally present...[8]109

《生死疲劳》中辞格的类型繁多, 且各类辞格出现的频率也很高, 在本例中就出现了修辞格的连用和套用, 既有比喻又有排比。描写一个抽象的事物往往比描写一个具体的事物困难很多, 有时候不得不依赖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在本例中, 作者连续列举六个比喻描写“有关那头牛的回忆”。因为“纷至沓来”是动态的, 所以后面的比喻所表现的也都是动态而非静态的画面。作者把浓烈的“回忆”比喻成“波浪”已经非常奇特, 紧接着又创造出“飞蛾”、“铁屑”甚至“气味”和“颜色”这一颠覆性比喻, 给人以陌生化的美感, 表现出作者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这种一气呵成的排比加比喻足以显示出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力和高超的语言运用技巧。

英文中经常使用的比喻词有like, seem, as...as..., as though, as if等表示“好像”“犹如”“和... 一样”“仿佛”“好比”等意思。在本例中, 译者将第一个比喻句中的“犹如”译为“like”, 为避免重复, 把后面连续的5个比喻词都用连词“or”替代, 并将原文中的意象“浪潮”“飞蛾”“铁屑”“气味”和“颜色”相对应地译为“waves”“moths”“iron”“odors”“colors”, 既保持了语言形式上的对应, 又兼顾了语言意义上的对等, 复现了源语言的修辞美和意境美, 达到了较好的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2.2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中英两种语言的表达形式差别很大, 而且文化背景也大不相同。由于源语和目标语文化的性质和内容不同, 为避免曲解原文, 译者不但要注重源语言转换, 还要适应整个文化环境, 在翻译中关注文化内涵的传播。[1]136《生死疲劳》中莫言采用了大量带有文化内涵的比喻, 对此, 葛浩文是如何翻译的呢? 下面将举例来说明:

例二:

原文:你口口声声叫我干爹, 后来你干脆就叫我爹, 如果我是你爹, 那迎春就是你的姨娘, 你将姨娘收做老婆, 让她怀上你的孩子。你败坏人伦, 该遭五雷轰顶![7]15

译文:You started out by calling me Foster Dad and eventually dropped the word foster. Well , if I my our dad , then Ying Chun, my concubine, is your stepmother, yet you’ve taken her as a wife and have had her carry your child. You’ve corrupted the system of human relations and deserve to be struck by the God of Thunder![8]

因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英汉比喻有着各自的特点。 比如对同一本体所选用的喻体不同, 对同一喻体的联想意义不同, 喻体的表达侧重点不尽相同等。在英汉双语文化中, 比喻的出现由来已久, 两种语言所采用的比喻既交融又分离冲突。因此, 译者在透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 还应兼顾两种语言的文体特征和文化差异, 从而能够更好地把握比喻修辞的翻译。

在本例中, 想要理解“五雷轰顶”的含义, 首先要了解“五雷”。五雷的来源和古代汉民族的物质观相关。古人认为一切物质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组成的, 即所谓的“五行”, 类似于西方文化中的四元素学说。而“五雷”中的“五”代表的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 因此“五雷”分别是“金雷”、“木雷”、“水雷”、“火雷”和“土雷”。这里的“雷”字是一个动词, 有主动出击、惩罚的含意, 也包括天空的雷霆。“五雷轰顶”比喻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后, 会受到残酷的惩罚。译者葛浩文将其译为“the God of Thunder”, 不仅将原文中“雷击”的意思表达出来, 而且化镜成了西文读者熟悉的“雷神”, 这样一来, 译语读者就很容易领会了。文化差异常常会带来理解上的困难, 然而在本例中, 葛浩文成功地克服了这一难题, 实现了两种文化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和谐, 达到了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2.3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它要求译者在翻译中, 除了考虑上面两种因素外, 还应把焦点放在交际层面上, 使原文的交际意图在译文当中得以体现”。[5]翻译理论家Peter Newmark强调“交际翻译不是要复制原文的文字, 而是要依据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和语用方式去传递信息。当内容和效果发生冲突时, 要重效果而不是内容。”[6]所以, 有时候为了达到交际目的, 不得不舍弃对文化维的适应。

例三:

原文:“你这个叛徒, 你这个软骨头, 你这个向阶级敌人屈膝投降的败类, 你给我站起来!”[7]366

译文:"You damned turncoat, you lily-livered scumbag who kneels before class enemies, you stand up too!"[8]356

在本例中, “软骨头”的原意是骨质柔软, 现在人们常用来比喻那些意志不坚定、软弱、没有骨气甚至丧失气节的人。由于译语读者无法像原语读者一样准确地领会到“软骨头”所传递的含义, 所以, 如果译者选择根据字面意思将该词直译出来, 难免会给译语读者造成理解上的障碍, 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本例中, 原文作者使用“软骨头”这一比喻想要达成的交际目的是将杨七的“懦弱、没有骨气”表现出来。对此, 葛浩文在译文中用“lily-livered” (懦弱的、怯懦的) 将“软骨头”的比喻义直接表达出来, 选择放弃对文化内涵的转换, 直接点破了杨七的胆小和怯懦, 有助于译文读者把握原文作者的表达意图, 从而达到更好的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3 结束语

以上以比喻修辞为例, 粗略地分析了葛浩文英译《生死疲劳》时是如何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在实际翻译过程中, 译者有时难免要对三个维度进行取舍, 作为一名出色的译者, 葛浩文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做出了适应性选择, 尽力让原文的语言形式、文化内涵传递和阐释出来, 最终达成原文的交际目的, 使原文的风格在译文里能够得到最佳体现。在这里应特别说明一点, 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 由于语言、文化、交际等等因素往往相互交织, 有时很难截然分开, 因此, 当我们为了便于描述而强调某一维度、某一元素的时候, 并不意味着其他维度、其他元素没有在翻译过程当中起到作用。从上文可以看出, 葛浩文译本对文中比喻修辞的翻译达到了较好的“三维”转换, 实现了原文和译文在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中的平衡与和谐。

摘要：莫言小说的英译成为现代中国文学译介的成功案例之一, 其代表作《生死疲劳》中大量的比喻修辞给译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该文以比喻修辞为例, 试图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角度研究葛浩文在英译《生死疲劳》的过程当中, 如何从“三维”转换的角度对其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进行适应性选择的。

关键词：翻译适应选择论,“三维”转换,《生死疲劳》,比喻,葛浩文英译本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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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 2011 (2) :5-9.

[6]PETER NEWMARK.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7]莫言.生死疲劳[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

适应选择论 篇6

1 译者适应选择论

在新世纪之初受全球生态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鉴于20世纪虽被称为“翻译的时代”(age of translation)(Newmark,19823),各种翻译理论研究虽然在蓬勃发展但却处于不平衡状态,针对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导行为却鲜有相关理论研究,在这种现状下基于生态学已被延展于其它学科领域,胡教授大胆创新性地提出了用生态学中的“适应选择论”来阐释翻译行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申,2004:39)。在这一概念中提出了译者这一生物体对生态环境即翻译环境的适应选择,并且进一步提出了“译者中心”论。

1.1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

如何界定、描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担负的角色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根本问题。这在译论界一直是一个争执不休,不断发展变化的论题。尽管“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焦点元素(focal ele ment),对翻译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来说具有中心作用”(Ni da,1964:145),但,“翻译过程研究依然不是取向于原文,就是取向于译文”。单方面取向“原文”或“译文”势必太过片面,极端。无论是“原文”或者“译文”都是静态的,唯有“译者”是动态的,“翻译活动中无论是‘适应’还是‘选择’,都是由‘译者’完成的——适应,是译者对于生态翻译环境的选择性适应;选择,是译者对于生态翻译环境的的适应性选择——适应与选择糅合承载于译者一身。于是顺理成章地,以‘译者为中心’的理念也就首次明确地置入了翻译的定义之中”(胡庚申,2004:97)。胡在其2014年的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中肯定地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心地位,明确表示翻译其实就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

1.2 翻译生态环境

生物存在的自然环境在翻译中折射为翻译活动中所包含的一切要素,即“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从事翻译活动时所必须适应选择的大环境——“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胡庚申,2011,5-9)。

胡庚申教授的“翻译适应选择论”是用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类比翻译活动的一个跨学科理论,其中喻体为生物对于自然环境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本体为译者对于“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指出译文与译者最终的“优胜劣汰”都是其适应“翻译生态环境”,选择与被选择的结果。译者处于翻译生态环境中,在译事过程中译者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经历选择与被选择,受到环境中的各要素的影响,在译事过程中多维度考虑,多维度选择,即“三维”转换,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申,2004:133)

综上所述,译者在“翻译适应选择论”中被提到了中心地位,重视了其在翻译活动中的主导作用与能动性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是绝对的无拘无束,译者同样为“翻译生态环境”所羁系,必须先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在译事活动中依从“三维”法则,才有可能译出整合度最高译文,以期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筛选,适应优胜劣汰。

2《西游记》人物称谓

2.1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称谓

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即是灵魂,文学作品的创作总是以描写人物事件为要素。而文学作品中作为灵魂的“人物”,其姓名绝不是信手拈来,随心所欲的。作者在创作人物称谓时会以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命运,及社会文化等为背景。尼可诺夫在其《人名与社会》一书中就曾提到“越是著名的大师,越是谨慎地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选择名字。

人物称谓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各自语言分属于汉藏语系与印欧语系,至使两种语言语法习惯,发音习惯完全不同。作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称谓,更加负载了文化含蕴,因此要在两种语言中相互转换不是易事,这就增加了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中人物称谓时对于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难度。

2.2《西游记》人物称谓

《西游记》作为我国古典名著,盈誉环宇,颇受海内外读者的欢迎,已被译成多种文字流行海外。

众所周知,《西游记》描述了唐三藏师徒四人一路西行降魔除妖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修成正果的故事。小说中糅合道教、佛教、儒教为一体,其中人物品类之复杂恐为中国小说之最。小说人物既有道家神仙,又有佛祖菩萨;既有妖魔鬼怪,又有芸芸众生。各类人物角色的称谓也可谓是该小说的一大亮点,或者道号,或者绰号;或者字,或者名;或者官名、或者乳名。这样繁杂的人物称谓译者们又是如何适应选择,译出了经久不衰的译本,引起了海外读者对中国文话的猎奇心与热爱,使得这一部文学巨著走出了国门,流传于世间。

下面本文将以《西游记》的英译本为例,《对其人物称谓的英译加以分析研究

3 詹乃尔对于《西游记》人物称谓的三维转换

翻译即“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首先得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即其本身具有的从事翻译活动的语言、文化、思辨等能力,这也是翻译生态环境对于译者的选择。其次则是译者对于译文的选择,即从语言维度、文化维度、交接维度、来理解原文并选择译文。

3.1 语言维度转换

对于人物称谓的翻译,首要考虑到的一点就是语言层面的问题。中西方人名称谓习俗完全相反,汉语中是作为界定语的姓在前名在后,而英语使用国家则完全相反,这也依据于汉语与英语的语法习惯完全不同,譬如《西游记》中“井龙王”这一小神的称谓,按照汉语习惯“井”是个修饰词来限定其后的中心词“龙王”。詹乃尔在其译文中译为“Dragon king of the well”。显然译者在选择译文时保留了目的语语言习惯,将中心词“dragon king”置前,在语言维度,译者进行了选择转换。

3.2 文化维维度转换

小说中人物称谓往往含载了历史文化特点,尤其是《西游记》这样一部集神魔鬼怪于一体的传世经典,其许多人物称谓都有一定的文化含义,这给翻译造成了很大难度。译者在翻译时必须考虑文化因素,才能不使经典原作流失韵味。在对于“太上老君”这个称谓翻译的英译选择时,詹乃尔的英译为“Lord Lao Zi”。这个译文展示了译者扎实的汉文化功底,“老子”被视为道教鼻祖,炼丹以求长生不老为道教最主要法事之一,所以才有了悟空大闹天空时偷吃太上老君丹药,在丹炉内炼成火眼精金的故事。译者在对这一称谓进行选择时,挖掘了其背后的文化,以使译文文化底蕴十足。

3.3 交际维度转换

“翻译过程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顾名思义,是说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换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胡庚申,2004:138)。

在詹乃尔的译文中,这种交际维度的转换亦有明显体现。在对“哪吒”、“金吒”、“木吒”,三兄弟的称谓进行翻译时,译者采用了音译,即保留了原文发音特点,将其译为“Nezha”、“Jinzha”、“Moksa”。在这三个称谓的选择中,作者保留了其发音特色,即最后落音皆为/a/,展示出三个姓名的共同属性,使读者联系三人的关系,通过上下文明白原作者的意图,即表明此三人为三兄弟,读者读懂了作者的意图,译者成功地完成了交际维度选择。

《西游记》的英译本众多,作为为数不多的全译本之一,詹乃尔的译本深受西方读者的欢迎,多次再版。译者詹乃尔作为作为汉学家深谙中西方文化,这在对于《西游记》的英译中译者适应生态环境,发挥中心引导作用发挥了极大的用途,正是由于译者的能力才使之能够完成《西游记》这样一部经典巨著的译作。但正如胡庚申对翻译的界定,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虽处于中心地位,却也不是信马由缰的发挥,译者必须适应生态翻译环境,接受翻译环境的选择,在选择译文时必须考虑诸多因素,遵循“三维”原则,才能译出“整合度最高”作品,以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优胜劣汰。

4 结束语

自从语言产生以来,翻译事项便已诞生,紧接着产生了人们对翻译活动的本身的研究,产生了这样那样的翻译理论。但是翻译理论研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这一研究本身也是基于前人的研究摸索前进。之前人们对于翻译的认识不是偏重于“原文”就是倾向于“译文”,而对于翻译活动中嫁接“原文”与“译文”,联系“作者”与“读者”的译者却一直处于忽视状态。在二十世纪,全球生态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下,胡庚申教授大胆地提出了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论”来描述翻译,界定了翻译的新概念,树立了译者中心地位。胡教授的这一概念是宏观和谐的理论,态度客观,在对翻译的研究定义中即肯定了译者的主导性,又兼顾了翻译活动中的其它要素。该文鉴于《西游记》人物称谓纷纭复杂,文化内涵交叉纵横之特点分析了译者詹乃尔在译事活动中基于翻译生态环境如何发挥了能动主导作用,译出了经典之做。该文试探性将胡庚申的“适应选择论”运用于人物称谓翻译,为以后的翻译研究拓宽了视野,诸多不足,还待以后的研究补充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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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ide,E.T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Lciden:E.J.Brill,1964.

[3]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4]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研究的焦点与理论视角[J].译论研究,2011(2):5-9.

[5]宁稼雨,冯雅静.西游趣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杨柳.《西游记》人物姓名研究[J].青年文学家,2013(7):26-27.

电影片名翻译的适应选择 篇7

《银皮书:2012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年度报告》显示, 中国电影在发行中易遇瓶颈, 在片名与字幕翻译方面存在严重缺陷, 影响了中国电影“走出去”[1]。与我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国际影响力相比, 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还很不相称[2]。因此片名翻译对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1949至今, 电影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不断变换, 关于电影片名的翻译规范也在不断变化, 不同的社会文化促成了不同翻译规范的产生[3]。不同的翻译规范的产生是译者不同的适应选择的结果。那么译者是如何在纷繁的环境之下实现对片名翻译的适应和选择呢?

2 电影片名翻译的适应选择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4] (p5) 。电影片名的翻译生态环境除了语言本身, 还包括电影的基本内容, 译者的文化修养, 观众的文化背景, 电影引进方的社会形态, 版权方和发行方的经济利益等等。翻译适应选择论提倡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 最佳的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要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找到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并不容易, 译者需要从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等进行适应和选择。

2.1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胡庚申教授认为,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上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语言维的转换需要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4] (p2) 。

电影片名有其自身的文体特点。在为电影命名时, 中英运用的方法基本相同, 大概分为以下几类:首先很常见的是以片中的人名和地名为名, 如美国影片Avatar, 中国影片《花木兰》等。其次是总结概括故事内容, 如美国片You’ve Got Mail, 中国片《荆轲刺秦王》。再有些片名是含蓄地点明主题, 典型的有美国片Gone with the Wind, 中国片《阳光灿烂的日子》。最后还有些电影片名似乎和电影内容本身没有太大联系, 如《孔雀》。尽管中英两种语言在电影片名命名上有很多共同之处, 但由于语言表现力的差别, 几种方法在使用频率上有很大不同, 带给观众的感觉也有很大差异从字数上来看, 电影片名一般短小精悍。中文一般在两字到七字左右, 英文片名一般在五个单词以内。从音韵上看, 片名一般读起来朗朗上口。四五个汉字的片名占绝对优势。据统计, 从1905年至今, 四字片名的电影占到中国总片名数的45%[7] (p131) 。英文中虽然没有四字格的成语, 但也很注重节奏和音韵。从用词来看, 影视片名一般都会做到让观众明白晓畅。可见, 中英电影片名虽隶属不同语言体系, 但有其共通性, 这就为译者的翻译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译者可以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需要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从而做出对译文的选择。如英文电影Good Luck Chuck, 片名读起来很有节奏感, 两个[k]音让观众产生愉快的感觉。中文翻译为《幸运查克》, 虽然不像原片名那样押韵, 但采用了中国人很喜欢的四字格式。读起来也很顺口, 并且带有喜庆的感觉。这就巧妙地适应了汉语的语言特点, 结合电影的内容和观众的喜好, 做出了很好的译文选择。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中英电影片名虽隶属不同语言体系, 但有其共通性, 这就为译者的翻译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译者可以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需要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从而做出对译文的“选择”。如英文电影Good Luck Chuck, 片名读起来很有节奏感, 两个[k]音让观众产生愉快的感觉。中文翻译为《幸运查克》, 虽然不像原片名那样押韵, 但采用了中国人很喜欢的四字格式。读起来也很顺口, 并且带有喜庆的感觉。这就巧妙地适应了汉语的语言特点, 结合电影的内容和观众的喜好, 做出了很好的译文选择。相反的, 把中文片名翻译成英文时, 中文片名往往很容易让观众了解电影的类型, 如《别拿村长不当干部》, 观众一看就知道是喜剧, 而《花样年华》就很文艺。英文电影则很少直白地表现出这一特点, 如悬疑片The Others, 从片名完全看不出电影类型。这一类的电影片名翻译就需要译者做出更多的适应选择。根据华语使用者的用语习惯, 对一些动作片, 译者经常会用到“夺命”、“威龙”、“虎胆”、“危机”等词汇, 对于惊悚片则经常用“惊魂”等字眼。

在具体的操作上,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 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语言转换是可以交错的, 如音韵上的问题可以拿成语的四字格来弥补, 表述的充分度可以通过增译来实现。译者需要适应译语的行文特点和译语观众的接受程度对译文做出选择。适应选择度高的译文才会真正受到译语的接受并生存下来, 所谓的“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很多电影片名的翻译由于没有在语言维上做出适当的适应选择而遭到了淘汰。因为片名被影迷误解, 甚至导致票房滑铁卢的引进片不在少数。如去年10月公映的《白昼冷光》 (The Gold Light Day) , 就被影评人吐槽说这种名字, 跟国家地理似的, 谁拿它当动作片?再如, 中国观众熟知的《盗梦空间》 (Inception) 也经历过《奠基》、《全面启动》、《潜行凶间》等种种莫名名号, 所幸最终定名皆大欢喜。

2.2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译者在进行语言转换的同时, 更应关注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4] (p2) 。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 从而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

电影是一种文化产品, 电影片名是电影文化内涵的缩影。对生活在于不同文化中的观众, 同样一个事物、数字或符号都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文化暗示。如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影片Seven的翻译。Seven这个词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天主教中有七种原罪:贪食 (Gluttony) , 贪婪 (Greed) , 懒惰 (Sloth) , 淫欲 (Lust) , 傲慢 (Pride) , 嫉妒 (Envy) , 愤怒 (Wrath) 。数字“7”在影片中也无处不在:七罪、七罚、七次下雨, 结局也是在第七天的下午七点。“7”暗示着宿命的罪与罚[7] (p139) 。但是如果片名只翻译为一个“七”字, 中国观众由于缺乏相应的宗教背景知识, 恐怕很难产生同样的文化联想。最终片名译为《七宗罪》, 一个“罪”字让中国观众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影片大概的内容。这样通过译者的适应选择, 采用增译的方法, 保障了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 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

相似的情况在对片名汉译英时同样会出现。如《刮痧》。中国人很清楚“刮痧”是一种中医疗法, 要想让译语观众了解这种疗法就必须进行冗长的翻译, 但对于电影片名的翻译来说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此时译者必须要进行适应性选择, 适应电影片名的特点, 适应译语观众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 也要适应电影基本的内容, 因此电影最终的片名译为The Gua Sha Treatment, 选择了增译的方法。虽说不是多么精妙的翻译, 但保留了原片名文化传播的用意, 并使译名对译语观众来讲容易接受。可以说译者的适应选择还是达到了文化内涵传递的目的。但是有些中文电影的片名直接取自中国的古诗词或成语典故或历史故事, 翻译成英文确实是个难事。但要想完成电影本身文化传递的目的, 译者要做出更多的适应选择。如影片《唐伯虎点秋香》, 片名本身是一句话, 直接翻译不免累赘, 而且英语国家的观众也不知道唐伯虎是何许人也。片商最终结合剧情译为Flirting Scholar, 虽然全无了原片名的文化内涵, 但在原语与译语的文化维完全没有重叠时, 适应译语观众的接受才是译者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因此必须进行这样的选择。而且从英语的角度来看, Flirting Scholar两个词表现出明显的搞笑风格, 这与原片名及电影的内容表达是一致的, 做到了比较高的适应性选择和转换。

2.3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的转换要求译者一方面要进行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递, 另一方面要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 更加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能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4] (p3) 。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电影片名的翻译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和电影商业化的属性有关。电影是以生产和交换为终极目的。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电影的艺术属性同商业属性相比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9] (p159) 。电影片名具有瞬间的、快速的、强烈的广告宣传效果, 达到吸引受众、实现电影商业价值的目的。所以电影片名的翻译就成为电影翻译的一个重要环节, 并且电影片名的翻译决不能只停留在语言维和文化维的转换, 而应力求实现电影片名的翻译在电影产业中巨大的商业宣传价值。

成功的片名翻译能很好地帮助电影达到交际的意图, 实现商业价值。如一些影片利用外国人耳熟能详的电影名、书名或歌曲名来翻译片名, 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周星驰的《国产凌凌漆》, 套用了007系列电影中的From Russia with Love, 英文片名为From Beijing with Love。同样是007, 一个是英国皇家特工, 一个是宫廷密探, 这样的片名处理可谓是精妙。熟悉007系列电影的观众一定会非常感兴趣地走进电影院。同样的例子还有《黄飞鸿》, 英文片名为Once Upon a Time in China, 套用了美国电影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引进的电影中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Forrest Gump译为《阿甘正传》, 在中国非常受欢迎, 就是因为翻译得好。鲁迅先生的名篇《阿Q正传》大家都很熟悉和喜爱, 所以这种套用符合中国文化的表达习惯, 还给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相反的, 一些影片如果没有做好交际维方面的适应选择, 很可能会遭遇票房的滑铁卢, 达不到交际的目的。如吴宇森的影片《赤壁》, 其译名Red Cliff, 引发了西方观众的质疑, 不知道电影究竟说的是什么。这样的表达方式没有与译语的文化氛围完美融合, 在文化维上没有做好适应性选择转换, 同时也让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失去可能。

3 结束语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不断推进, 各国之间文化交流不断, 文化交融不断增强。很多本属于某一民族的文化现象可能会变成全球都在践行的生活方式。如中国的新年已经快成为世界的新年。而西方的圣诞节也有着全球的影响。电影片名的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个因素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尤其是电影观众的文化素养的提高更是会左右电影价值的体现。随着电影观众观影水平和外语水平的提高, 他们对片名的理解加深, 对片名的翻译也有更苛刻的要求。这种情况之下电影片名的翻译更要注重“多维”的适应和选择。单纯注重任何一方都不会达到最好的效果。只有达到高度的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 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才会越高, 才有可能产生出恰当的译文。对电影片名的翻译来讲, 才会真正实现电影的价值。

摘要：运用胡庚申教授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可以很好地指导电影片名的翻译。电影片名的翻译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的重要因素。在电影片名翻译过程中必须要把片名翻译的翻译生态环境考虑在内, 实现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度的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只有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译文才能获得译语公众的认可, 并在电影的宣传和推介中发挥作用。

关键词：电影片名,翻译,适应选择

参考文献

[1]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瓶颈:片名与字幕翻译存缺陷http://ent.qq.com/a/20130605/0232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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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艳.华语电影片名翻译的规范变迁[J].电影文学, 2012 (10) .

[4]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 2008 (2) .

[5]胡庚申.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 (4) .

[6]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7]杜志峰, 李瑶, 陈刚.基础影视翻译与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8]专家认为电影片名翻译大有学问http://www.enorth.com.cn.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适应与选择 篇8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适应,选择

引言

翻译从来就不是一项纯语言的活动, 翻译实质上是对原作意义、信息、思想和文化的传递。而译者则是这种传递信息、思想、文化的使者。有翻译活动以来, 译者主体性研究就持续不断, 但鲜见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定位。近年来胡庚申在这方面作了专题研究, 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翻译适应选择论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是生态翻译学 (Eco-translatology) 最基本的理论。生态翻译学认为, 翻译是以译者为主导, 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为。[1]也就是说, 在翻译操作过程中, 一切适应和选择行为都要由译者有意识地做出决定并实施操作。可以说没有译者中心地位的确立, “适应”和“选择”也就无从谈起。本文将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角度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方面的发挥。

一、翻译适应选择论中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 对于译者来说, 既要适应, 又要选择。一是“适应”——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二是“选择”——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2]翻译过程=译者的适应+译者的选择。因此译文的产生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即“自然”选择译者和“自然”选择译文。“自然”指的是“翻译生态环境”, 也就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3]

翻译被描述成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适应的目的是求存、生效, 适应的手段是优化选择;而选择的法则是“汰弱留强”。根据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 翻译方法被概括为“三维”转换, 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下, 相对地集中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文化内涵和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二、译者语言维的适应与选择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面对就是语言问题。所以译者的适应首先也是语言因素的适应, 适应语言的意义。奈达 (Nida) 和泰伯 (Taber) 说过,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征。要进行有效的交流就必须尊重每种语言的特征。卓有成效的译者不会把一种语言的形态强加到另一种语言上, 而是随时作必要的调整, 把原语的信息用目标语的独特结构表现出来。”[4]下面的例子选择朱自清《匆匆》的三个不同译文:

译者首先要选择并适应原文这个翻译生态环境, 从而选择对原文文本的理解及对译本的最终表达。对这句话中“空虚”一词, 三人选择了不同的词进行表达。朱纯深选择“get empty”, 忠实原文, 是对原文意义的适应, 却转折得过于突兀;张培基选择“wear away”, 以读者的理解为出发点, 体现了对译文的选择, 相对比较贴切, 但前面的“quota”多用于商务英语中, 非散文翻译;而张梦井选择了反译, “becoming numbered”更适合西方读者的理解习惯, 但似乎欠缺了原文作者所体现的心境。

三、译者文化维的适应与选择

中西方由于地域及历史发展不同, 故文化底蕴自然不同。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 人们追求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和谐共存。译者作为文化交流的一个媒介, 所作出的最大适应是译语的文化背景。Gidion Toury认为翻译活动和译作应以译语文化和社会的需要为前提, 译文必须以译语文化接受的形式取代原文。译者在明确了这一“适应”后, 进行“适应性选择”, 发挥其主体性。在《红楼梦》第三十八回, 黛玉、宝钗和宝玉等人一边品蟹一边吟诗。其中宝钗的这首被评为“食蟹绝唱”, 这里引用前四句, 比较一下霍克斯和杨宪益夫妇的译文:

以这首咏蟹诗的首联为例, 译者在翻译重阳节时就涉及文化维度的问题。杨宪益对于原文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应, 所以杨译的译文选择语义翻译。“the Double Ninth”首字母大写提示译语读者此语为专有名词。可是译者在这里忽视了对译文这个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因为译语读者需要查阅有关资料才会了解重阳节是指每年农历9月9日。所以, 这里加上注解效果会更好。霍克斯对同一问题的处理略显“巧妙”:以重阳节来临的季节——秋末代替了重阳节本身的翻译。这里对译文表达的选择会使译语读者失去了一个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机会。[5]所以, 可以看出在适应选择过程中, 译者有时很难做到完全的兼顾。

四、译者交际维的适应与选择

所谓“交际维的适应与选择”, 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要求译者除了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外, 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 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从语用角度分析, 翻译过程就分为语篇释意交际过程和语篇产出交际过程, 即译者与作者之间的跨文化心理互动过程和译者与其意向读者之间的动态顺应过程。[6]在语篇释意交际过程中, 基于原文话语及其语境假设的认知推理, 译者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做到最佳适应;在语篇产出交际过程中, 译者的语言选择和翻译策略选择要保证与译文读者的认知和谐, 传达出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这样, 译者与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跨文化交际就能完成了。

在《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里, 贾雨村说到“清明灵秀, 天地之气, 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 天地之邪气, 恶者之所秉也”, 比较一下两种译本:

这里, “天地之气”的“气”是中国古代哲学概念, 指构成天地万物的物质, 而在英语中找不到一个对应的词来表达, 这就要求译者在转换原文作者意图上作出适应性选择, 以便让译文读者获得相关认知, 实现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交际。杨译选择使用“essence”, 取其“构成事物之要素”之意, 未能准确表达“气”的内涵;霍译放弃原文的“气”, 选择“humour” (进入人体并依比例不同而决定人之健康与性格的四种体液之一) 代替, 应该说与汉语的“气”相差甚远, 但这个词的选用考虑到了英语民族的文化背景和接受心理。[7]霍的译法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作者与读者的交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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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占喜.译者主体意识的语用透视[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 (12) .

试论高中体育教学如何适应新课改 篇9

关键词： 高中体育；学生主体；教学模式

当前，讨论和建立体育与健康教学模式是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发展的需要。但是，同时也应看到，这里建立的模式不是改革的“终极”模式。它应该随着我们对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发展。

一、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良好生生感情，也是课堂教学成功的润滑剂。和谐课堂气氛，让每个同学都能畅所欲言，并且学会尊重，学生会倾听，感受到体育给他们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愉悦，也有心灵上的成长。那么教师在平时要善于观察学生，发现他们的闪光点，让每个学生找到一种自豪感和信任感，特别是要善于发现和表扬学生的进步，发现小组的进步，及时表扬，这样谦虚和谐的学习气氛就会慢慢地培养起来，为教学做好铺垫。

二、突破传统授课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是我国体育事业的初创阶段，由于未能结合自己的国情而照搬前苏联的体育理论，造成了学校体育实践发展的单一模式，再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停滞甚至倒退，给体育教育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体育机制的不断完善和深入，体育教育迅速发展，体育改革方兴未艾，但体育理论和实践还不尽如人意。

现代体育教学的发展趋势是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外国，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逐步被发展学生自主能力和乐趣为主的新方法所代替，表现在教材由原来的六项运动改为“基本运动”和“比赛”两大类，使教师有更多的主动权去选择教材教法。近些年来随着“音乐舞蹈进课堂”，“激發兴趣教学”、“能动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为我们体育教育开拓了新的天地。随着新思想的不断涌现，传统的教学模式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新生事物所代替。

要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必须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实践中充分利用体育教育自身的优势，转化限制条件为有利条件，正视自己，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大胆突破，既尊重传统，也不要被传统所束缚。既学习别人先进的教学方法，也要创造适合本校实际的方法，使每节课都做到教法新颖，措施有力，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让我们面向跨世纪的青少年，在教学中不断探索新方法，每节课都体现自身的价值与特点，在教育改革中走出适合自己的路。

三、善于采用小组合作的教学模式

小组合作是一种以合作学习小组为基本形式，系统利用各因素之间的互动，以团体成绩为评价标准，共同达成教学目标的教学组织形式。在实际教学中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首先，要把小组组合得当，分得科学，这样才能调动各成员的积极性。我们大人在休闲的时候，总想找自己的好朋友聊一下天，或是找旧时的同学下一盘棋，何况天性童真的学生呢？从这里看得出，自然分组和强制分组的最大区别，它自然而然地就调动了我们的积极性。那么教师在分组时要考虑到教学的课堂内容，考虑到学生学情以及班上男女生人数等，即要给学生选择分组的空间，也不能全放。如体操的垫上项目，那么我们的分组最好是男女生分开，然后再分小组；如果是上篮球技术课，则可以发挥男同学和优生的优势互补一下，综合分组，让男孩子发挥他们的特长，当好老师的助手和同学的模范；如果是田径项目的投掷，那我们在分组时要首先考虑到安全这个重要的因素，然后考虑如何让各小组实力尽量均等，如果女生和差多哪组分多了，那么就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效率。

其次，要熟悉每个学生，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让每个小组都有它的活力，并要让每个学生都“动”起来。如果老师不了解学生实际学情和他们的优点，特长，就盲目地按其它因素分组，也会给小组教学带来不好影响。让学生在他的优势项目中得到很好展示和引领作用，让学生在他的弱势项目中能够得到同学的理解和帮助。在有探索性的游戏中，老师要布置好任务目标、要求；对各小组的展示情况及时评价；然后再讨论，找到本堂课最佳的方法。让学生在设疑，寻求答案，互相商讨、实践，寻求最佳方案，小组展示这一系列活动中，即动手动脑，又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三，在小组合作中，给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让学生的团队意识得到很好的培养。团队是拥有不同技巧的人员的组合，他们致力于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工作目标和共同的相互负责的处事方法，通过协作的决策，组成战术小组达到共同目的，我们每个人的相互关系，都要对他人起到重要作用。在小组合作中，教师要让学生明白，将自己融入整个团体对问题进行思考，想团体之所需，从而最大程度的发挥自己的作用，全体成员要明确各自的职责，并做好沟通，按照计划进行。要让学生明白取舍对团队力量的重要作用，并且要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虚心向别人学习，尊重他人，建立平等﹑民主意识；积极主动配合﹑协调他人开展活动。如：在小组接力比赛中，各组各棒人员顺序的安排，可以让各组自行决定。在小组讨论之前，老师简单引导一下学生各棒安排的大概要求，然后让他们讨论，分析，作出决定。

最后，融洽的师生感情，以及生生感情，对课堂教学也有很好的作用。有人说过，教师的爱是最伟大的爱，只要老师对学生充满爱，充满期待，学生就会向着你的方向去发展、生长。教师要尊重关爱每个学生，树立良好的教师形象，才能赢得学生的尊重与敬爱。只有学生感受到老师爱，才能在爱的阳光下自由发挥，健康成长。如果学生对老师差生抵触情绪，那么将会对你的课堂教学大打折扣。在师生感情上培养上，我想教师的业务水平能力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俗话说得好：要教学生一碗水，老师要有一桶水。如果教师的业务能力欠佳，知识面狭窄，如何能在课堂上淋漓尽致地发挥呢，同时也影响到教师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所以我们体育教师也要不断进取学习，教到老学到老，这样才教得轻松，教得愉快。

总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习是对知识的能动的智力加工活动，尊重了主体，学生才可能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才可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深刻理解知识，善于运用知识，从而适应社会的发展。

适应选择论 篇10

快速发展的无线网络和通信技术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移动通信系统,当前我们身边存在着诸如:3G、4G、IEEE802.11无线局域网等多种无线接入网络[1]。在下一代无线网络融合设计中,移动终端的智能化处理可以同时接入多个同构或异构无线网络,并能更好的支持业务多样性,多个不同类型的应用可以同时运行在同一移动终端上,并且每个应用分别具有不同的Qo S需求。因此,怎样对终端上运行的每个业务Qo S需求进行综合考虑,最终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接入网络,是当前研究的重点[2]。在现有的网络选择切换研究中,多属性决策[3]是一种普遍被采用的方法。另一方面,传统基于代价函数的决策算法,重点考虑网络系统的某一个影响因子,虽然实现简单,但是灵活性和可靠性不高。

目前,针对网络选择切换问题,有必要引入一种通用的网络选择切换策略,以满足动态网络场景下采用不同接入方案的切换请求[4]。由于网络的选择与切换都是个动态过程,包括动态感知当前终端所处的网络环境、终端特性、接入网络的Qo S参数、网络资费、用户偏好等。对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上下文感知的切换策略,相比传统切换策略[5,6,7]有更好的效率和易用性。本文所提出的切换模型主要分为:上下文感知、切换触发和网络选择。

2 基于模糊逻辑的自适应网络选择切换策略

本文所提出的切换策略如图1所示,该策略联合了上下文感知,模糊逻辑控制以及提供了一种自适应的评分方法,有效地处理切换触发和网络选择。

首先,切换前移动节点(MN,Mobile Node)从本地网络定期获得网络上下文信息。必要时,MN也可以通过从附近的路由广播向交互服务器(ICS,InterworkingCoopera- tion Server)获得邻居网络上下文信息,这些信息可包括:链路质量、信号强度、带宽、网络负载等,此上下文感知方案在前面已经提及。然后,将获得的网络上下文信息送入一个切换判决方案,该方案采用模糊逻辑控制来判决MN执行何种切换:强制切换或自愿切换或停留在当前的网络接入点(即不切换)。当MN启动强制切换时,首先搜寻本地网络是否存在第二个网络接入点(AP,Access Point)满足其业务Qo S需求,若存在则执行切换到一个新的AP,若没有则启动邻居网络发现阶段。

邻居网络发现也开始于当MN触发自愿切换时,由之前提出的自适应方案来发现邻居网络,通过MN向为它服务的ICS发送邻居网络请求消息来获得当前可接入邻居网络的上下文信息。这个阶段的主要目的是为MN找出满足其业务Qo S需求的候选可接入网络,最后根据网络选择机制来决定切换到哪个候选网络。

2.1 上下文感知

上下文感知架构,是一种针对如何采集和分析网络的动态参数而提出来的网络架构,该架构通过分析移动终端和网络上下文信息,最终为网络的智能选择与切换提供一个动态的判决因子。具体上下文感知架构如图2。

该架构描述了两个不同网络(Net1、Net2)通过两个上下文感知服务器(CAS,Context-aware Server)连接到同一个IP骨干网中,每个CAS管理着本地网络接入点信息,并周期性通过路由广播向交互服务器跟新自己所属网络接入点信息,交互服务器能够保证不同技术网络间的信息交互,并为移动节点MN提供所需要的邻居网络接入点信息。上述MN、CAS和ICS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3。

2.2 切换触发

本文采用基于规则的切换发起机制,将终端的状态变化和邻居网络的Qo S状态变化相结合,作为触发网络选择切换的初始条件,以减少不必要的切换次数。我们定义网络选择切换的触发规则如下:

(1)终端从进入到离开当前网络覆盖范围;

(2)终端检测到新的可用邻居接入网络;

(3)终端当前所接入的网络不能满足其所承载业务的Qo S的需求;

规则(1)和规则(2)可用通过所设计的异构无线网络上下文情景感知架构来实现。规则(3)中对网络Qo S状态的评价,是根据不同的业务需求决定的。如果移动节点当前状态和网络状态同时满足规则(1)和(3),或同时满足(2)和(3),则需要触发切换,这样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乒乓效应。

2.3 网络选择

这个过程是在有多个候选接入网络的情况下,为MN选择最合适的其业务Qo S需求的接入网络。这个网络选择过程主要包括:邻居网络发现、网络上下文参数确定和得分函数计算,具体过程如图4。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网络得分偏好函数,该函数根据切换触发类型(强制或自愿),选择不同的网络参数来对候选网络进行综合排名。下面详细描述我们所提的偏好函数及其相应的计算过程。

(1)偏好函数定义

首先定义C F和CV 分别表示用于强制切换和自愿切换下的网络参数集,在本文的其余部分,移动用户和移动节点(MN)将交替使用。

对于一个给定的移动用户u ,定义一个最佳网络:

其中,Pun表示一个偏好网络n为用户u提供网络服务, N表示当前所有可用邻居网络。

Pun被定义为以下三种:

Rnc,f和Rnc ,v分别表示强制和自愿切换相关的因子,这是用来消除不符合用户需求的网络,定义如下:

最后 , 在公式 ( 3 ) 中 , 由于 可以分解 为 : 即如果 大于或者等于 ,计算出的函数的得分将高于之前网络的得分,表明当前网络整体状况优于之前网络,此时将该网络加入自愿切换候选网络列表。若 那么当前网络得分将减小,表明当前网络整体状况低于之前网络,此时将该网络从自愿切换候选网络列表中删除。

(2)用于计算偏好函数得分的相关参数定义

,指在网络以RSS为评判标准条件下网络n满足用户u当前业务iS用户偏好;

(3)偏好函数计算

上述提出的偏好函数能够通过移动终端侧或交互服务器(ICS)侧来计算。如果假设移动设备越来越智能化和网络接入灵敏,我们可以采用终端控制和网络辅助的切换策略。这意味着邻居网络提供上下文参数信息和MN计算其相关偏好函数来决定切换到哪个网络。相反,如果移动终端的设备功能有限,我们将采用网络控制和移动终端辅助的切换策略。这样对移动终端而言,只需要提供满足其当前业务需求的上下文Qo S参数和阈值(满足业务需求的最小值),由ICS根据上下文Qo S参数,计算邻居网络的偏好函数得分。本文采用第二种切换策略,这种方法将使MN节约计算时间和能耗资源。此外,邻居网络的上下文信息的隐私将受到保护, MN仅仅收到每个邻居网络的偏好函数得分排名,而不是处理它们的上下文信息。

3 仿真与分析

本文通过模拟仿真实验,证明提出的切换判决策略(HDS,Handoff Decision Strategy)的有效性。我们采用基于信号强度(RSS)的切换判决策略来对比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切换判决策略的可靠性和优势。仿真场景设计如图7,基站BSi表示使用相同接入技术的网络i。同时假设BS1被赋予ICS的功能,其余基站BSi(i = 2...n)被赋予CAS的功能。在每次实验开始,MN被分配到网络1(即BS1),图中(S)为起始位置,MN以恒定的速度沿直线移动至网络覆盖重叠区域,图中(E)所示位置为MN移动的终点位置。

在我们仿真实验中考虑的上下文参数及其相应的权重,分别如表1和2。

本文通过模拟不同的异构无线网络切换策略,来比较本文所提出的网络选择切换策略相对于基于RSS切换策略的性能优势。同时,我们分析切换触发类型(强制切换与自愿切换)对选择目标网络质量的影响。其中NBS表示MN的邻居网络个数,NV表示自愿切换策略所采用的网络上下文参数个数,通过大量模拟实验统计,计算不同策略和不同网络基站个数条件下的网络偏好函数得分分布、切换成功率以及切换稳定性分别如图6、7和8:

实验表明,首先,自愿切换和强制所选网络相比基于RSS选择的网络普遍具有较高的偏好函数得分。同时也可以发现,当BS的数量较少时,基于RSS的切换也能有较高的偏好得分。其次,在网络数量和网络上下文参数较多的环境下,强制切换和基于RSS切换策略的得分逐渐降低,但强制切换策略相比基于RSS的切换策略在切换成功率上具有较明显的优势。最后,我们提出的切换判决策略能够提高基于用户需求和网络功能的目标网络选择的质量和稳定性。

4 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