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经典

时代经典（精选11篇）

时代经典 篇1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鲁滨逊来阐述人的性格和时代潮流之间的联系, 以此来分析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如果让自己的人物与时代同步。鲁滨逊的身上体现了当时正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兴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一切特征。鲁滨逊有着狂热的追求财富的野心, 踏实、苦干的精神, 和对权力强烈的控制欲。这些特征都是当时处于上升期的资产阶级所具备的典型性格。这个人物的形象的成功启发我们:只有对与时代同步的人物和性格进行描写才能创造出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形象。

关键词：鲁滨逊,精神,典型性格

一、引言

17—18世纪, 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正处于上升阶段, 追求财富的野心不断膨胀, 积极地找寻着发财致富的机会, 大肆地向外进行着殖民掠夺, 寻着能够带来财富的土地。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 笛福的鲁滨逊身上深深地烙印着时代特征, 本文通过分析了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与当时英国社会背景的关系, 来探讨这一文学作品的成功原因之一。

二、鲁滨逊的典型性格

1. 强烈的需求成功的野心

书中一开始就说到“我是家里的小儿子, 父母亲没让我学谋生的手艺, 因此从小只是喜欢胡思乱想, 一心想出洋远游。当时, 我父亲年事已高, 但他还是让我受了相当不错的教育。他曾送我去寄宿学校就读, 还让我上免费学校接受乡村义务教育, 一心一意想要我将来学法律。但我对一切都没有兴趣, 只是想航海。”后来文中鲁滨逊也不止一次的自我承认, 对于财富的追求使得他将安稳二字抛在脑后, 只一心追求冒险的生活, 为的就是“妄想发财”。他甚至自称受一种“邪恶的力量驱使”才离家出走, 才“想入非非, 妄想发财”。而这种所谓的邪恶力量来自哪里呢, 恰恰就来自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 那个人人想一夜暴富的时代。

2. 踏实苦干的精神

但是鲁滨逊的财富梦也不是建立在白日做梦的沙滩上, 他同时还是具有踏实肯干的精神的。鲁滨逊落入荒岛, 荒岛之上常有野兽出没, 并且伴随着暴风雨的来临, 为了安全的生存下来, 他充分发挥了自己踏实, 苦干的精神, 为自己搭住所, 生火, 制造工具。后来甚至自己生产粮食, 制作面包。尽管困难是如此之多, 主人公还是凭着自己勤劳苦干, 不懈的毅力使自己获得成功。从他制工具, 种植庄稼, 到做独木舟, 这些事情中, 如果没有发挥坚强的毅力, 踏实, 苦干的精神, 恐怕一件也不能完成吧, 而不怕吃苦应该是当时上升资产阶级难能可贵的优点之一了。

3. 对权力的渴望

鲁滨逊来到荒岛, 通过自己多年的苦心经营, 建立起了自己独立的王国, 自己俨然是这个王国的主宰者, 对这岛上的一切有着决定权。正如书中所写“我是整个领地的主人;或者如果我愿意, 我可以称自己为我领有的地区的国王或皇帝。这里没有对手, 我没有竞争者, 没有人置疑我的最高统治权或命令。”“这就是我, 整个小岛的统治者和主人;我的臣服者的性命都在我的掌握之中。”“现在, 我这小岛上已经有了居民了;我觉得自己已有了不少百姓。我不禁觉得自己犹如一个国王。每想到这里, 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首先, 整个小岛都是我个人的财产, 因此, 我对所属的领土拥有一种毫无异义的主权;其次, 我的百姓对我都绝对臣服, 我是他们的全权统治者和立法者。他们对我都感恩戴德, 因为他们的性命都是我救下来的。假如有必要, 他们个个都甘心情愿为我献出他们自己的生命。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 我虽然只有三个臣民, 但他们却分属三个不同的宗教:星期五是新教徒;他的父亲是异教徒, 而且还是个吃人的生番;而那个西班牙人却又是个天主教徒。可是, 在我的领土上, 我允许宗教信仰自由。”

由此, 鲁滨逊得到了自己的独立王国, 他对岛上的一切有着无可争辩的决定权, 有奴隶, 可以看出他对权力有着强烈的控制欲, 而这些都是新兴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权力。

三、结论

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克鲁索是一个爱冒险, 有着狂热的追求财富的野心的人, 对权力有着强烈的控制欲;同时他也是一个勇敢、智慧、坚强、乐观、既冒险拓新, 又求实苦干的人。而这些性格特征无一不能在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身上找到, 鲁滨逊·克鲁索成了他们的代言人, 正是这种代言人的身份象征, 使得鲁滨逊一经问世就大受欢迎。因为他迎合了当时人们对于财富渴求的心理需求和崇尚冒险的社会风气。在时代发生变迁以后, 他又因为忠实的白描了当时上升期资产阶级的形象而被奉为文学经典, 出现在各种经典书目阅读的推荐名单当中。鲁滨逊这个故事的成功告诉我们:只有具备鲜明时代特色的人物形象才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参考文献

[1]PaulBair, EconomicsandWorldHistory:MythsandParadoxes, 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1995.

[2]王艳论.《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的形象塑造《美与时代》杂志, 2006.08.

[3][英]丹尼尔·笛福:《鲁滨逊漂流记》.英语学习大书虫研究室译伊利人民出版社, 2001.4.

[4][英]丹尼尔·笛福.张曹芳译.《鲁滨逊漂流记》.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

[5]张皎玲.《一个真正的资产者一鲁滨逊形象探议》.《运城高等专科学报》.2001.2.

[6]陈林.《资本主义商人的文学滥觞》.《科技创新导报》, 2008.6.

时代经典 篇2

《小时代3:刺金时代》经典台词

1.你走的那天，我决定不掉泪，迎着风撑着眼帘用力不眨眼。

2.有时，爱也是种伤害。残忍的人，选择伤害别人;善良的人，选择伤害自己。

3.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你会忘记这个时代，但你，会永远记住我们。

4.远处灿烂的云霞更加地浓烈，迷幻的光影把整条街照得通红，仿佛上帝把一桶巨大的红色染料打翻在了这条街上。 路边有一些路人放下的白色雏菊，细碎的花瓣被秋风吹拂着，铺了一地。

5.时间的齿轮从未停止转动，它用一种最冷酷和理智的方式，让每个生命得以平行前进。

6.要离开，就请，永远别再回来。

7.而我和南湘头靠着头，穿着睡衣挤在沙发上窃窃私语，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而咯咯咯咯地笑个不停，我们都依然是二十岁的年纪，苹果肌饱满发亮，宛若少女。 我们俩的头发都又黑又亮，长长软软的披散下来，缠绕在一起，分也分不开。

8.白光四下流淌，逐渐炎热起来的空旷街道像是一部黑白的默片。无限膨胀开来的寂静。消失了所有声音的，蜷缩抽动着的小小身影。

9.又是这样漫长而灰蒙蒙的冬季--我们的爱，恨，感动，伤怀。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我们无限遥远的未来。我们呼朋引伴的草绿时代，我们促膝长谈的漫漫长夜。

10.这是一个以光速往前发展的城市。旋转的物欲和蓬勃的生机，把城市变成地下迷宫般的错综复杂。这是一个匕首般锋利的冷漠时代。在人的心脏上挖出一个又一个洞，然后埋进滴答滴答的炸弹。财富两级的迅速分化，活生生的把人的灵魂撕成了两半。

11.如果黑暗里可以有夜市的能力，那么现在，你一定会看见满脸愤怒和屈辱的袁艺，在黑暗里咬牙切齿。

12.如果我们的生活是一部电影，或者说是一部高潮迭起的连续剧，那么，在这样的时刻，一定会非常伤感的背景音乐缓缓地从地面外浮现出来。

13.但是生活永远不是连续剧。它不会再应该浪漫的时候，响起煽情的音乐;它不会再男主角深情告白的时候，就让女主角浓烈的回应;它不会再这样需要温柔和甜蜜的时刻，就打翻一杯浓浓的蜂蜜。

14.大一的男生里面，百分之八十的人戴着眼镜，剩下百分之二十里有一半的穿着裤腿短三寸的裤子，露出里面的白色尼龙袜子，而另外一半，扔进人海里，就永远也不可能在寻找到他们。

不同时代经典爱情模式 篇3

在那个媒妁之言流行的时代，许多新人进洞房前连对方面都没见着，自然无法谈及爱不爱的。最佳的结果就是对方贤良淑德，无风无浪地走完一生。忠贞是维系爱情最基本的纽带，无论哪一方触及雷池都将遭到社会伦理的群起攻之。当然，男人婚后娶二房另当别论。

解放初期：１００％爱情＝５０％爱慕＋５０％同甘共苦

人们早已从黑白电影上看到了真正的爱情，自由恋爱的风气日渐高涨，他们向往电影里你歌我唱的纯朴爱情，对幸福生活充满了向往。找个自己喜欢的人投入轰轰烈烈的祖国大建设和家庭小建设，无疑是当代青年对完美爱情的完美憧憬。

文革时期：１００％爱情＝５０％志同道合＋５０％崇拜

这是特别讲究阶级的时代，恋爱也一样。牛鬼蛇神们即使才高八斗貌美如花，也无法与根红苗正的三代贫农结亲。恋人们无论约会还是吃饭，头一句都以慷慨激昂的“语录”开头，让亲昵性大打折扣，不过，那时流行崇拜。思想或言行有过人之处、擅于文批武斗的小伙子特别受姑娘们崇拜，因为他有一颗“红亮的心”。

八十年代：１００％爱情＝４０％爱慕＋３０％门当户对十１５％虚荣＋１５％撒娇

这时爱情跟着经济复苏了，街上勾肩搭背的小两口渐渐多了。从灾荒年走过来的青年男女看重爱情，但同样看重对方的家底。国营户口倍儿吃香，糖果公司、粮油公司的工作人员比博士生还俏。恋爱不单是你恋我爱，更是“三大件”、“城市户口”的组合体。摆酒要３０席，嫁妆要５千——否则，爱了也白爱。

两千年代：１００％爱情＝１０％爱慕＋１０％理智＋１０％温柔＋１０％体贴＋１０％浪漫＋１０％争吵＋１０％崇拜＋１０％幽默＋１０％忠诚＋１０％嫉妒

时代经典 篇4

关键词：网络时代,现代文学,经典阅读

进入20世纪末期后, 中国现代文学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其是文学的生存背景的变化是我们无法去左右的。作为一个文明古国,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不仅有古人的辛勤创作, 而且也有现代人理念的涌入, 不断的丰富了我国文学的意蕴和内含。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新媒体的出现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的重大改变。

1 经典文学形成方式的变化

1.1 文字载体

文字作为人类交流信息的承载工具之一, 就其本质, 中华文学作品及传统文化交流就是特定的文化在社会中的一种流动过程[1]。信息的传递、文化的传递都必须需要以媒介作为其载体, 不论以何种方法和工具对文化进行传播, 都需媒介。随着科技发展, 媒介的形式变得更加的多样化, 这对文学经典阅读有着重要影响, 文学经典的形成方式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具大的变化。我们依据媒介的变化将传播活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口语相传、第二阶段文字相传, 第三阶段印刷相传, 第四阶段电子相传[2]。

1.2 网络时代

唐诗、宋词、元曲、名小说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 大量的文学大家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古人和今人共同搭建了一座巨型的“文化大厦”。通过对各个文学大家的分析, 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他们都重视经典文学。网络时代的来临对这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经典文学的传播方式也逃不过网络时代带来的冲击。网络时代改变了经典文学的传播方式[3]。

在没有网络的时代, 作家的每一部文学作品通常都会和作家的生活地点、生活状态、人生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文学家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孔乙己》、《呐喊》等作品都同它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4]。每部经典作品的背后都是一个时代先驱者的结合, 经过漫长的时间而形成的一代人的精神的合集。经典文学使人文价值能够永恒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 但对这种价值的挖掘和发现往往都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网络时代的来临使经典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它虽然剥夺了文化精英对文化的掌控权, 但是却没能获取到经典文学的正真价值, 造成了在网络时代下, 文学作品发展出现了空心化。

1.3 阅读方式的变化

网络的快速发展, 使传统的数据逐渐走向了边缘化, 并且在逐渐走向消失的途中。电子书的出现逐渐代替了传统书籍, 人们的阅读方式和习惯都在逐渐的发生着变化。阅读方式的变化使阅读变得更加便捷的同时也使文学经典的形成发生变化[5]。在网络时代, 作家创作的作品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在网络上和读者见面, 同时和读者就作品问题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通过网络, 作品将成为作家、读者、批判家的探讨对象。网络的出现不仅提高了文学作品的发展速度, 也使人们的思考形式发生了变化, 文学作品的欣赏逐渐变成了快餐文化, 许多的文学作品都成为了仅仅是追求感官刺激, 不在是为了心灵冲击和精神上的愉悦追求, 这种变化使文学经典阅读逐渐缺失。

2 解析经典阅读方式

对于文学的学习不能仅去听, 要去读去想。只有通过读和想才能真正的体会到文学作品的内涵。在阅读中, 我们往往摆脱不了政治因素对心理造成的影响。钱理群教授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由于长时间受政治元素的影响, 我们在阅读鲁迅先生的文章时, 都会带有严重的政治色彩, 而带着政治色彩去阅读就很难走进读者的内心。虽然经典的文学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 同时也承载着历史价值和革命价值, 如果带着历史情结去阅读, 那么文学作品的独立性和艺术性将会消失在阅读之中, 这种情况不仅仅会在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 在其它文学家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浓厚的政治因素将会使部分读者 (年轻的读者) 失去对文学作品的兴趣。久而久者人们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将会消失在变化之中。

经典的文学作品重要的不是其政治性的体现, 而是其文学价值的体现。一部具有文学价值作品可以起到净化人心灵, 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同作者在心灵上产生共鸣, 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读者在经典阅读中, 往往因时代的独立性而带有严重的政治色彩, 从而心灵同经典阅读之间将会形成隔膜, 使读者的心灵和文学作品之间产生距离, 缺少了读者的支持, 作家写作的动力也会逐渐消失, 长时间的发展下去, 经典阅读将会消失在文化的海洋之中。

网络文学的出现使阅读受到了一种新的解析方式, 自从20世纪90年代网络文字兴起后, 经典的阅读方式受到了强力的冲击。城市快节奏生活, 巨大的生活压力使深度阅读已经成为了历史, 反观轻松的现代网络文学更加符合现在人们的生活状态和阅读形式。网络文学的特性、读者在网上交流不会受到年龄、性别等因素的限制, 促成了所有以读者身份上网人员在网上进行交流的局面, 而且所有网民在交流中相互都是独立的, 不受到任何人的约束, 这种“绝对自由”导致了戏弄经典、嘲讽经典、改造经典情况的发生。

3 解析传统文学价值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文人都有着一颗具有历史责任感的心, 因此他们在创作之中都带有着浓厚的时代使命感, 这种使命感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着改变, 但其根本性质并没有消失。从古人的忧国忧民,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到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真实情感写照, 对读者的心理都会产生的巨大的冲击, 这种文学价值只有通过读者的深度阅读才能够体会到。

网络文学作品的兴起同传统的文学创作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网络文学作品更多体现的是娱乐性质, 而不在是历史使命感, 正所谓“茶余饭后”当不得真, 仅仅是消遣而已。娱乐形式的小说在我国的文学道路上曾经遭受过道严重的批判, 将文学当作失意或者得意时的一种消遣游戏应该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掩埋, 然而在网络时代, 这种创作呈现了一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景象。从当代的一些作品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 那种使命感已经不再存在, 多数文学作品都是娱乐性质, 供人消遣, 调侃经典之作。可以说文学经典阅读的消失很大原因是因为经典文学作品的缺失。例如我国当代的代表作家郭敬明, 从其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 其作品中体现的是深厚的物质文化, 这种体现并不是由于作家本身的思想造成的, 而是作家受到了生活环境的影响。名车、名包、名表、在小说中层出不穷, 这对读者的思想将会造成极大的冲击, 而现在的80后, 90后对这样类型的小说却是情欲独钟, 久而久之, 造成了传统价值观的丧失。

4 结束语

文学经典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 作品放在原地只一堆文字的叠加而已。文学作品的真正意义只有通过阅读才能得以体现, 它是读者和作品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产物。经典文学作品会给读者一个辽阔的意象空间, 对读者的人身会起到一定的启迪作用。因此作为一名读者, 在经典阅读逐渐淡化的今天要用心去读, 体会经典阅读带来的好处, 消除同经典之间的隔阂, 从而感染身边的读者, 使经典阅读恢复其本身的魅力, 使这个喧闹的世界在经典阅读之中能够恢复一丝宁静。

参考文献

[1]官蒙.论网络全球化中传统文化的认知缺失[A].第六届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年会论文摘要汇编[C].2011, 10 (14) :13~14.

[2]付静.网络时代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阅读缺失原因探析[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1, 10 (14) :12~13.

[3]王瑜, 刘铁群.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的文学性问题[J].安徽文学 (下半月) , 2010, 7 (10) :19~20.

[4]王静.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0 (17) :21~22.

小时代经典语录 篇5

2、你不知道生活在什么时候就改变了方向，你被失望拖进了深渊，被疾病拉进坟墓，你被挫折践踏的体无完肤，在这之前，在这世界末日天翻地覆之前，让我陪在你的身边。

3、如果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以前另一种未知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在大学围墙范围内，这一场追逐大战，谁先遇到谁，都可以导致完全不同的结局。这就像有人在转盘里撒下一大把钢珠，在转盘没有停下来之前，谁都不知道最后的赢家会是谁。

4、我们的生命一天天在转动着，秒针、分针、时针。

5、如果现在你是以上帝的角度或者高度在俯瞰我们的大学，那么你就会看到正在上演一场精彩的猫与鼠之间的追逐大战。

6、莎士比亚说，时间会刺破青春的华美精致，会把平行线刻上美人的额角，没有什么能逃过他横扫的镰刀。

7、我相信，如果我们的朋友里，还有人能完成这样一个类似深入虎穴再在老虎脸上踩上两脚的任务话，那么一定只能是南湘。唐宛如也不行，唐宛如会直接把老虎踩死。

8、她像美国总统一样，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哪怕是世贸双子被炸平了，她也依然是镇定而冷静的，她不会悲伤春秋，只会思考如果控制损失。

9、但有一样东西却不会被他收割，那就是我们的友谊。

10、但是生活永远不是连续剧。它不会再应该浪漫的时候，响起煽情的音乐;它不会再男主角深情告白的时候，就让女主角浓烈的回应;它不会再这样需要温柔和甜蜜的时刻，就打翻一杯浓浓的蜂蜜。

11、没有物质的爱情只是虚弱的幌子，被风一吹，甚至不用风吹，缓慢走动几步就是一盘散沙。

12、但是生活永远不是连续剧。它不会再应该浪漫的时候，响起煽情的音乐;它不会再男主角深情告白的时候，就让女主角浓烈的回应;它不会再这样需要温柔和甜蜜的时刻，就打翻一杯浓浓的蜂蜜。

13、没有物质的爱情只是虚弱的幌子，被风一吹，甚至不用风吹，缓慢走动几步就是一盘散沙。

14、如果黑暗里可以有夜市的能力，那么现在，你一定会看见满脸愤怒和屈辱的袁艺，在黑暗里咬牙切齿。

15、这才是悲剧的最强音节——弥漫在整个空旷天地间的，低沉提琴的巨大悲鸣。

16、旋转着的，五彩缤纷的物质世界。等价交换的，最残酷的也最公平的寒冷人间。

17、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漂浮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你并不知道生活在什么时候突然改变方向，陷入墨水一般浓稠的黑暗里去。你被失望拖进深渊，你被疾病拉近坟墓，你被挫折践踏的体无完肤，你被嘲笑、被讽刺、被讨厌、被怨恨、被放弃。但是我们却总在内心里保留着希望保留着不甘心放弃跳动的心。我们依然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的努力着。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们变成无边黑暗的小小星辰。我们都是小小的星辰。

18、天空悬着一轮巨大的月亮，冷漠的光辉把人间照的得像一出悲惨的话剧。明明只是过去了短短的一天，却像是漫长的一个世纪。

19、惆怅的青春，叛逆的岁月，发酵成一碗青绿色的草汁，倒进心脏里。

20、白光四下流淌，逐渐炎热起来的空旷街道像是一部黑白的默片。

21、——我多想和他在一起。——我多想和在像从前一样，在一起。

22、我走出黑暗的展厅，窗外是南京西路逼人的奢华气息。无数高级轿车从面前开过去。那些从橱窗里发射出来的物质光芒，几乎要刺瞎人的眼睛。这是上海最顶级的地段，也是上海最冷漠的区域。这里的人们内心都怀着剧烈的嫉妒和仇恨，这些浓烈而扎实的恨，是上帝仍给这个上海顶级区域里的一枚枚炸弹，没有人能够幸免，所有人都在持续不断的轰隆声里，血肉横飞，魂飞魄散。

23、平静地穿梭于世界上空的电波。磁流。讯号。它们从不同的地方漫延而来，越过无数陌生人的头顶，越过无数块荒凉或者繁华的土地，然后传递进我们的手机里。

24、各种各样的人以电波为介质，通过这个我们暴露在身体之外的心脏，寻找到我们链接上我们，轻易地摇撼着我们原本平静的世界。

25、隐约的一种直觉，让我感觉像是光脚走在一片长满水草的潜水湖泊里，不知道哪一步，就会突然沉进深水谭里去，被冷水灌进喉咙，被水草缠住脚腕，拉向黑暗的水底。

26、头顶巨大的黄色月亮，把流动着的光芒，均匀地涂抹在黑暗的茂密树林里。

27、血肉横飞只是开始而已。魂飞魄散才是真正的好戏。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热爱生活中这样刺激有跌宕的drama。

28、连续数十场的暴雨。每天早上都是电闪雷鸣。巨大的闪电和雷声，像是长着尖利长指甲的手，硬生生撕扯着每个人的耳膜。每一声爆炸性的雷声，都像是黑暗里突然甩过来的一个重重的耳光。

29、我们的生命存在于这样的小小的、拥挤的、温暖的时代之中庞大的背景音乐，悠扬地回荡在整个上海，为这个繁华的时代点缀着金边。还有更多我们并不知道的时间，我们未曾看见的场所，这个时代并未停止转动。它用一种最冷酷和理智的方式，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平行前进。

30、夕阳的光线像是被风吹散一般迅速消失，正如同再也回不去的美好年华。那感觉，像是一个时代最后的剧中。

31、他漆黑的头发遮住了年轻偶像的面容，也遮住了他对这个世界巨大的失望。

32、你知道吗，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场又一场，永远无休止的闹剧。

33、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像是电影里配乐的叙事片段。镜头从我们身上一个一个地切过去，然后转了一圈，又切回来。没有对白，没有台词，我们沉默地出现在这些被音乐覆盖着的镜头里。

34、一整个小小的宇宙里。有整个小小的时代。

35、那是一种怪异的感觉，一个和我们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的人，突然有一天消失在了我们的生命里。好像大家并没有什么感觉一样，继续地朝前生活着，伤心，悲痛，喜悦，激动……我们的生活好像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36、当我沉睡在被窝里的时候，当我为爱情心花怒放的时候，当我无聊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局肥皂剧的时候，他们喝光了新的一杯咖啡，揉揉眼睛，继续新的事情。他们握着手机在沙发上稍微闭眼休息一个小时。

37、但是生活不是这样，它轻轻地把一颗炸弹放到你手心之前，其实早就把一张诅咒的符，贴上了你的后背。

38、我的头像要裂开来一样，仿佛听见黑洞深处传来鬼魅般尖利的笑声。

39、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流逝告别。我们慢慢地走向一个被上帝作记号的地点。

40、胸腔里翻腾的哽咽和刺痛，都被用力地压进身体的内部。像是月球上剧烈的陨石撞击，或者赤红色蘑菇云的爆炸，被真空阻隔之后，万籁俱寂，空洞无声。

41、他想，这就是我的爱。她冷静地朝远处走去，渐渐地离开了自己的世界。他张开嘴大哭。冷风像是水银一样倒灌进温热的胸腔里，一瞬间攥紧心脏。

42、这才是悲剧的最强音节——弥漫在整个空旷天地间的，低沉提琴的巨大悲鸣。

43、我们永远都在崇拜着那些闪闪发亮的人。我们永远觉得他们像是神祗一样的存在。他们用强大而无可抗拒的魅力和力量征服着世界。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样的代价，去换来了闪亮的人生。

44、白光四下流淌，逐渐炎热起来的空旷街道像是一部黑白的默片。无限膨胀开来的寂静。消失了所有声音的，蜷缩抽动着的小小身影。

45、旋转着的，五彩缤纷的物质世界。等价交换的，最残酷的也最公平的寒冷人间。

46、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漂浮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你并不知道生活在什么时候突然改变方向，陷入墨水一般浓稠的黑暗里去。你被失望拖进深渊，你被疾病拉近坟墓，你被挫折践踏的体无完肤，你被嘲笑、被讽刺、被讨厌、被怨恨、被放弃。

47、天空悬着一轮巨大的月亮，冷漠的光辉把人间照的得像一出悲惨的话剧。明明只是过去了短短的一天，却像是漫长的一个世纪。

48、巨大的月亮像是一个精美的布景，整个上海都被笼罩在这个布景下面。

49、惆怅的青春，叛逆的岁月，发酵成一碗青绿色的草汁，倒进心脏里。

《小夫妻时代》的经典台词 篇6

叶莹：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就要追溯到原始社会了，女人留在洞穴里守着家，男人则在外面打猎。 女人是留守动物，男人是行走动物，所以说，女人对房子的需求是渗透进血液里的！

徐航：以后我电话24小时带着，甭管干什么，就是洗澡我也拿保鲜膜包上，我挂脖子上，行不行？

可可：你特别崇拜我吧？

徐航：特别崇拜，我每天要不默念你名字一百遍，我都觉得自己有点虚度光阴！

可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

徐航：那以耍流氓为目的的结婚，是什么呀？

徐航：你想好了，姑娘，你要嫁给我，可就准备要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劳动妇女了。

可可：那也是酋长级别的。

徐航：那结了！

可可：爸：爱情上，相信感觉没有错，可是婚姻，就需要理性。婚姻生活要远比你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听着！除了白头偕老，我们没别的路可选了！

徐航：娶了你，社会就都和谐了！

可可：你睡觉怎么还踢人啊？

徐航：我一个人睡了二十多年了，我突然就忘了身边多一个人。

徐航：虽然你有时候很任性，很霸道，有时候还蛮不讲理，但是你活得很精彩，很真实。对梦想那么执着，你这样没法不吸引我，你已经成为我梦想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不论何时何地，不论你是貌美如花还是满脸皱纹，我对你的爱都会至死不渝。我爱你。

可可：徐航同学，虽然有的时候你骄傲自大，脾气倔得像一只驴。但我爱你，爱你才华横溢、爱你坚强乐观、爱你对梦想的执着、爱你懂得尊重我。亲爱的，我爱你，我爱你！

可可：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给了瓶醋啊！

可可：等我以后有了钱，我第一时间给你买一辆QQ，让你从此以后告别自行车时代！

徐航：太豪华了！让我也沾沾老婆的光！

徐航：以后不许给我买东西，只许我给你买！

可可：谁说我给你买东西了？你还没道歉呢！

徐航：我没做错道什么歉？嘿，我马上就要进4A广告公司，月薪8千了。

可可：哈哈哈哈，行啊，那赶快把你那什么工资卡、医疗保险卡、奖金卡、还有什么公交卡都拿来！我一个月给你两百块钱最低生活费，管吃管住包水电。

徐航：以后我就负责赚钱养家，你就负责貌美如花。

可可：成交！

徐航：谢谢你能嫁给我。我没有车，也没有房，送你的钻戒还是画的。没有婚礼，也没有蜜月，让你受委屈了。

可可：有些东西是我马上要拥有的，有些东西是可以放弃的，这个我心里清楚。

可可：我今晚要吃点特别的——童年的回忆。

徐航：童年的回忆啊？那恐怕只能喝奶了。

徐航夸可可：综合来讲你生晚了，你要是生早点吧，格莱美那奖，就是咱中国人办的。

徐航：我答应你，只要你需要，我随时都可以做你男朋友，随时！为戴可可时刻准备着！

可可：她不拜金、不败家、不张扬、不折腾、秀外慧中、善解人意、温柔大方、经济适用男配简单方便女，那是王道！

女同事：这女人啊，一旦口是心非的时候，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她想离开这男的；第二，她是爱上了这个男的。

李楠：叶莹可以拿那种旧的牛仔裤，做一条非常漂亮的背包，上面再绣上我们的姓，LY，多有品位啊！比那个米苏背的那个满大街都是的LV包强多了！

（责任编辑：九公主jinbanairenfang@163.com）

时代经典 篇7

关键词：越剧,徐进,红楼梦

1958年, 无论对于充溢着江南灵秀之气的越剧, 还是字字珠玑的古典小说《红楼梦》来说, 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一年, 《红楼梦》的故事首度完整地呈现在戏剧舞台;这一年, 由徐进编剧, 王文娟、徐玉兰主演的越剧《红楼梦》横空出世, 在上海首演时连演54场, 场场爆满, 创造了一个“票房”神话;这一年, 越剧将《红楼梦》传播得更广、更远, 《红楼梦》则成就了越剧的另一个辉煌。

然而, 这并不是诗情画意的江南戏文与博大精深的文学名著的第一次相遇。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和四十年代初期, 在多姿多彩的戏曲舞台上, 已可觅着越剧红楼戏的身影。据资料记载, 越剧最早录制的几张唱片就有:尹桂芳的《贾宝玉》哭灵、玉牡丹的《黛玉焚稿》和支兰芳的《黛玉葬花》。1943年尹桂芳主演的《红楼梦》根植于上海观众的记忆深处, 1955年芳华越剧团表演的《宝玉与黛玉》也同样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欢迎。初出茅庐的越剧红楼戏, 正以蒸蒸日上的态势, 迈向兴旺发达的明天。

尽管越剧红楼戏剧目很多, 演员中也不乏名流世家, 不少剧目流传至今, 影响深远, 然而, 这些剧目大多选取《红楼梦》中的某些精彩的篇章来表演, 或是选取某几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以他们为核心, 展现小部分人的内心世界, 演出固然十分精彩, 也颇受观众的欢迎, 然而未能把《红楼梦》的故事完整地搬上戏剧舞台, 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徐进并不是越剧《红楼梦》改编史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在他改编的《红楼梦》问世之前, 已有夏昉、包玉珪、洪隆的改编本出版, 但都没有产生较大的反响。徐进版越剧《红楼梦》脱颖而出,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 在全体主创人员的通力合作下, 在演员的精彩演绎下, 成为越剧《红楼梦》中的精品。1962年, 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耗资一百万, 将这部作品搬上大银幕, 由岑范导演, 上海越剧团的王文娟、徐玉兰主演, 扮演薛宝钗和王熙凤的演员也由原来的普通演员换为吕瑞英、金采凤这两位知名演员, 整出戏可谓百花齐放、名家荟萃。电影上映后轰动九州,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更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唱段, 在大街小巷广为传唱, 赞誉之声不绝于耳。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即便在60年后的今天, 它仍然是越剧献给观众的一道饕餮盛宴, 它给戏迷留下的印记是不可磨灭的。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演员、导演都能从这部戏曲大片中受到启发, 获取创作灵感, 增进个人艺术修养。可以说, 在“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 越剧电影《红楼梦》 (1962) 成为中国电影史、中国戏曲史上的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

越剧《红楼梦》展现了中国古典戏剧的艺术魅力, 它的成功绝非偶然, 其中包含着复杂的、多层次的因素。戏剧文本是戏剧的生命之本, 它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作品的成败。越剧《红楼梦》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一个优秀的剧本, 一位才华横溢的编剧。20世纪50年代极“左”思潮的影响使得正在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的徐进不得不去看大量的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文章, 同时更加关注《红楼梦》原著, 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地思考, 继而投身到对越剧《红楼梦》的改编创作中。

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篇自云, 此书是他“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 增删五次”而成, 而徐进进行越剧《红楼梦》的改编, 则经过了十次以上的修改, 直至2008年7月还对剧本作出了修订。这位被誉为“越剧中的状元剧作家”的梨园才子, 魂牵红楼五十载, 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对他而言, 把一部鸿篇巨制浓缩为短短三小时的戏曲绝非易事, 改编不是照搬, 不可能包容原著所有的情节。要成功地将《红楼梦》这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改编成一出戏, 就必须通过多次阅读, 从小说中把握主题, 为戏曲定下基调。

戏剧, 特别是中国戏曲与小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 戏曲是时空综合的艺术。小说对人物、事件可以自由描述, 没有太多的限制, 它可以有一条线索, 也可以有几条线索, 甚至不排斥多条线索交叉铺陈。戏曲则受到时间、空间、观众接受心理等诸多条件的限制, 在故事情节的撷取上只能以戏剧冲突为主, 以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为主, 否则就极易犯下“头绪繁多”的弊病。对于《红楼梦》来说, 正如徐进自述改编《红楼梦》的创作经验时所言:“必须把笔力使用在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上, 这是矛盾最尖锐集中、最富戏剧性所在。”在多次认真系统地学习《红楼梦》原著以及前人改编的各种《红楼梦》戏剧作品之后, 结合自己对原著的把握, 徐进定下了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的基调, “歌颂他们的叛逆性格, 揭露封建势力对新生一代的束缚和摧残”。他从原著四百多个人物中选取十七个, 用这十七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来敷演“黛玉进府”“读《西厢》”“笞宝玉”“闭门羹”“游园葬花·试玉”“傻丫头泄密”“黛玉焚稿”“宝玉哭灵”等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故事。

徐进不仅在主题的选取、故事情节的串联、场面的调控、观众心理的把握等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戏剧语言的组织上也展现出其非凡的创造力、扎实的文学创作功底。戏曲的语言与剧种的地方特色息息相关。真切细腻的表演、委婉动听的唱腔、优美抒情的风格, 正是越剧极具江南灵秀之气的地方特色。《红楼梦》的女主角林黛玉为姑苏人士, 以诗情画意的江南戏文来演绎这位江南才女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 可谓相得益彰。再加上越剧演员中少女如云, 比其他剧种更能满足《红楼梦》中对女性角色的需求, 越剧改编《红楼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剧作家很好地把握了这一优势。他的文笔清秀隽永, 令人回味悠长, 他用诗一样的语言将宝黛凄美哀怨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 完成了从文学名著到戏曲经典的转变。具体说来, 徐进的剧本有三个特点:一是忠于原著。如前所述, 改编不是照搬, 不能囊括原著所有的内容, 改编即是再创作, 包含着编者大量的心血。对文学作品的各种形式的改编势必会造成许多流失和变异, 这是难以避免的, 但改编者应尽量拉近与原著之间的距离, 否则, 脱离原著的改编也就丧失其改编的意义了。尽管承受着小说原著“高处不胜寒”的压力, 然而徐进的剧本尽量做到了忠于原著。越剧《红楼梦》中, “黛玉进府”“读《西厢》”“不肖种种”“笞宝玉”“闭门羹”“游园葬花·试玉”“傻丫头泄密”“黛玉焚稿”等等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出处。剧中的念白大多选用小说原文, 唱词中也有林黛玉诗歌作品中极富盛名的《葬花词》中的一段原文。将小说的精华原汁原味地展现在戏曲中, 正是这部戏的绝妙之处, 也充分表现出剧作家对原著的尊重。

二是在不脱离原著的基础上大胆虚构原著中没有的情节。小说中原有的情节固然精彩, 却不一定完全适应戏曲舞台, 刻意生搬硬套只会使作品黯然失色。一部好的戏剧, “应当尽可能多地给观众提供解读的可能”, 同时也要为演员的表演预留合理的空间, 对于由小说改编而成的戏曲作品而言, 这些都是通过剧作家对原著的理解和重构来实现的。这种重构和整合包含了剧作家的自我发挥, 即“虚构”。在越剧《红楼梦》中, 有一些是原著没有的情节, 如“宝玉哭灵”;有一些是小说原有的情节, 但在时间和事件的先后顺序上并不完全与原著相同, 如小说中“黛玉葬花”发生在第二十七回, 而“笞宝玉”的情节在第三十三回, 戏曲中“葬花”则被挪到笞宝玉之后, 这样处理是为了“把宝玉被笞与黛玉的心情连接起来, 以使‘葬花’更具悲愤, 更加强显示出黛玉对封建现实的反抗性格。”总体说来, 徐进的“虚构”是尽量贴近原著风貌的。以“宝玉哭灵”为例, “哭灵”是小说所没有的情节, 但却是很多改编本共有的剧情, 徐进在介绍创作经验时这样分析:“戏, 特别是戏曲之所以需要它, 似乎是根据观众的心理要求;尽管黛玉已死, 观众却仍想看到这对主人公的情感交流。‘哭灵’不仅可以加重人们对主任给命运的同情, 而且能使宝玉能向知己表白决不和封建势力同流合污, 而永远和黛玉精神一致, 这会有助于宝玉的整个形象。”剧作家借紫鹃之口, 实现了宝玉和黛玉超越时空的情感交流, 让宝玉在刻骨铭心的悲痛中、无穷无尽的悔恨中对黛玉做最后的告白, 唱词催人泪下, 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共鸣。

三是戏曲语言富于文采, 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 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 他们才貌双全, 能诗善赋, 特别是女主角林黛玉、薛宝钗, 更是才华横溢,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要真实地再现这些人物的风貌, 要求剧作家必须在行文中下一番功夫, 语言要有文采、有诗意, 且不乏点睛之笔, 用平庸的语言是行不通的。徐进所写的唱词经得起观众的细细品味,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传唱至今, 经久不衰便是例证。剧本中动人心弦的唱段颇多, 如“试玉”一段, 宝玉的一番长达20多句的告白自述了过往的种种经历, 表达了对黛玉深厚的情感, 可谓刻骨铭心、情真意切, 既感动得黛玉垂泪, 观众也为此情此景唏嘘不已。再如“黛玉焚稿”一幕, 黛玉在焚稿前感慨万千, 她追忆了在大观园生活的那些点点滴滴, 短短的几句唱词, 涵盖了她在大观园中的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活动, 如菊花诗夺魁、海棠结社、怡红院行令等等, 把观众的思绪也带回到那一幕幕美好而生动的画面中。剧本能获得观众认同的原因在于剧作家的天才创作, 更重要的是剧作家在提高自身文学修养的同时, 从未停止过对作品的精雕细琢, 对文字的推敲。

剧本创造出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并使之具有审美价值。而创作任务的完成则是通过演员自己粉墨登场, 通过自我展示, 直至“化身成角色”这一途径来实现的。因此, 一出戏的崛起, 演员功不可没。1958年上演的越剧《红楼梦》和1962年的电影《红楼梦》,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扮演者都是徐玉兰和王文娟。这两位演员在当时已经小有名气, 并合演过《梁祝》、《追鱼》等多出经典剧目, 在舞台表演、合作的默契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们不仅具有极高的天赋和艺术修养、高超的表演技巧, 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表现力、想象力, 内在的艺术涵养与外在的表演才能兼备。徐玉兰为了演好贾宝玉, 通读原著三遍, 虚心向专家请教、学习, 从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寻找灵感。她演戏不会照本宣科, 而是融入自己的理解和创造, 舞台上的一招一式, 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表情, 都凝聚着她的心血和汗水。她对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结合所见所闻作出分析, 制定出表演的方案, 往往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她参照幼时所见地主儿子的形象来表现贾宝玉贵族子弟的特点。宝玉的第一次亮相时手里摇晃着一串檀香串, 表现出宝玉玩世不恭的态度,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动作的设计也是源于她对作品的感悟。她的唱功非凡, 音准精确、吐字清晰, 又富有激情, 演活了贾宝玉。《红楼梦》成为“徐派”彻底成熟的标志。

王文娟的一生也与《红楼梦》结下了不解之缘。她所扮演的温柔多情、弱不禁风的林黛玉俨然成为林黛玉的化身, 看过她表演的观众, 认为王文娟就是林黛玉, 甚至有人将人参等补品寄给她, 请她补补身子。观众的认可足以证明王文娟的演出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她面容娟秀、举止娴静、能文能武, 精通各种表演技巧, 扎实的艺术功底为林黛玉这一角色的成功塑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认真研读《红楼梦》原著, 仔细揣摩角色, 对人物形象有着自己的理解和体会, 她结合童年学艺时的一段经历, 感同身受地将黛玉寄人篱下的悲苦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拍摄电影时, 为了满足电影对细节刻画的需要, 她还为林黛玉重新设计了动作和唱腔。为了演好林黛玉这一角色, 她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情感。《红楼梦》亦成为她戏曲表演生涯中最富盛名的代表作之一。

越剧《红楼梦》中配角的表演也非常出色。扮演贾母的周宝奎一改此前以小丑的演法来演绎夫人的传统, 把滑稽过头的地方删去, 又从陈毅和金日成身上学习“大人物”的气度, 塑造了一个真实善良的、慈爱与威严并重的贵族老太太。扮演琪官的曹银娣尽管戏份不多, 却因其扮相俊美、感情真挚, 令人过目不忘。这些优秀演员的辛勤付出和精彩表演, 使得戏曲舞台散发出无穷的魅力。

仅仅依靠编剧和演员的力量还不足以撑起一出流芳千古的经典剧目, 将他们与观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是导演。导演要把文学剧本转化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舞台形象, 使之和谐、统一、风格完整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要在舞台的布局、场景的设置、演员的调配、故事情节的设计等方面起到把握全局的作用, 要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气势。越剧《红楼梦》的历任导演都是非常优秀的戏曲导演。1958年首演的越剧《红楼梦》, 由吴琛与钟泯执导。他们从事戏曲导演工作多年,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执导了大量经典剧目, 在新越剧改革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精湛的导演艺术, 为越剧《红楼梦》的成功增色不少。以执导电影《庐山恋》闻名于世的导演黄祖模曾四度执导芳华版越剧《红楼梦》, 1987年执导的《红楼梦》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也成就了青年演员王君安和李敏。

鲁迅先生在评论《红楼梦》的价值时曾这样说过:“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 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1962年电影版越剧《红楼梦》的导演岑范继承了《红楼梦》颠覆传统的特点, 他打破了以往戏曲片的传统拍摄手法, 没把越剧《红楼梦》当做一部戏曲片, 而是以“故事片加唱”的形式, “彻底突破了戏曲舞台演出的形式结构, 在一个完全电影化的叙事时空中, 为越剧构建了一个更为广阔自由的表演空间。”他保留了舞台版的精华, 以精益求精为目的, 对剧本作出了一些删改。对演员来说, 虽然她们具有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 在舞台上表演可谓轻车熟路, 但不能完全适应电影的要求。岑范对她们提出了新的要求, 要求她们要把舞台上优美的招式转化成真实的又不失美感的动作, 注意拿捏分寸, 并特别强调丰富的情感、复杂的情绪等内心戏的重要性。他十分注意一些细节的处理, 特别善于以小见大。比如“黛玉焚稿”一段, 对越剧并不精通的岑范还对唱段作出了专业修改。戏中, 黛玉烧完诗笺, 对紫鹃说“妹妹, 我不中用了”, 然后用明显的升调开始唱“多承你伴我……”岑范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细节, 他认为黛玉焚稿之时身体已经非常虚弱, 用升调开唱是不切实际的, 于是改成气若游丝般地“轻起”, 这看似微不足道的改动不仅没有丧失作品原有的韵味, 还大大增强了悲怆感, 还原了一个更加真实的林黛玉。

戏剧的接受场所与戏剧的艺术魅力之间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剧场是演员与观众进行交流的场所, 是二者信息反馈的媒介, 是戏剧整体形象得以完成的客观条件。越剧《红楼梦》的舞台布景、道具、服饰等等都精美绝伦。《红楼梦》舞台版的服装、陈设和佩戴的首饰已经很精致, 电影版则更胜一筹。电影里的大观园如梦似幻的美景全部是人工绘制、手工搭建出来的。舞美苏石风认真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样式, 连一个挂鸟的架子都精心设计, 上面有雅致的雕刻。怡红院里的古董全部货真价实, 是从国库借来的, 连宝钗红盖头下的凤冠也是全新的。为了使景物惟妙惟肖, 工作人员煞费苦心, 他们的辛勤付出没有白费, 那美不胜收的一景一物, 都令观众身临其境, 无疑拉近了他们与演员的距离。可以说, 场景的营造、舞台的布置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对剧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越剧《红楼梦》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是一座丰碑, 尽管它不是完美无缺的, 也曾遭到过无数非议, 它仍静静地矗立在那里, 接受人们的景仰和膜拜, 岁月带不走它的荣光;它激励着人们奋发图强, 推陈出新, 不断进步, 令演不尽的越剧《红楼梦》时时绽放它的光彩;它吸引了更多的人去关注和了解《红楼梦》, 推动了红学的发展;它是越剧改革大潮中的一面旗帜, 推动了越剧的繁荣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 跨入越剧艺术殿堂的青年演员几乎都看过《红楼梦》, 说不清到底有多少人受过它的影响, 多少人被它感动着, 鼓舞着, 又有多少人爱上《红楼梦》, 爱上越剧。

白驹过隙, 转眼间, 越剧已经走过了百年的辉煌路。而越剧《红楼梦》也在五十多年的岁月磨练中, 成为永恒的经典。它似乎从来没有获得过国际、国内的奖项, 但谁又能小觑这真正的无冕之王呢?!

参考文献

[1]徐进.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徐进越剧作品选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10.

[2]徐进.从小说到戏——谈越剧《红楼梦》的改编[N].人民日报, 1962-7-15

[3]傅谨.越剧《红楼梦》的文本生成[J].红楼梦学刊, 2010 (3) .

[4]傅骏.越剧“红楼戏”漫谈[J].上海戏剧, 1999 (12) .

时代经典 篇8

一、同一地区, 两种景象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在王之涣的眼中, 大西北的自然环境极其荒凉, 在范长江的眼里, 荒凉的不只是环境, 更有人心。《中国的西北角》里, 遍地鸦片, 四野饥民, 沿途饿殍, 老百姓已习惯而麻木, 可他们选择的不是改变, 不是反抗, 而是放弃。放弃希望, 也放弃自己。

斯诺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大西北。那个在范长江笔下呻吟着的中国的西北角, 那个腐臭死寂的地方变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红色基地, 人民在自己新分得的土地上快乐地劳作着;几乎所有的人, 都开始学习识字, 接受文化;人民懂得了反抗, 反抗压迫, 反抗侵略。与其说这里是红色的根据地, 不如说是绿色的起点, 它所呈现的强大生命力是西北地区从未有过的。

同样的中国大西北, 《中国的西北角》和《西行漫记》展现给读者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景。一边是百姓贫困不堪, 一边是人民安居乐业;一边是百姓目不识丁, 一边是一所所红区学校;一边是大烟毒害下孱弱的百姓, 一边是雄姿英武的红区军民;一边是人民饱受压迫, 一边是人人平等;一边是民族仇视, 一边是各民族和睦相处、联合抗日。“在这样闭塞的地方, 仍然表示着中国政治的两大分歧……两种势力, 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 对实际问题解决办法者, 终归是最后的胜利者。” (《中国的西北角》)

二、同一个观点, 两种风格

范长江在后来的《记者工作随想》一文中说:“我自己当年到西北去采访, 也是怀着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当时抗战即将开始, 抗日战争爆发后, 敌人肯定会占领我们的若干大城市, 那么我们的后方——西北、西南的情况怎么样呢?”

稍后斯诺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 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 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就是怀着这种冒险的心情, 我出发了。” (《红星照耀中国》)

同样的目的, 同样是通讯集, 同样以记录游历的形式呈现, 可两部著作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

《中国的西北角》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作者以“游记”的视角方式来写新闻, 作者背着行囊, 一路走来, 山川风光, 历史变革, 风土人情, 百态人物, 无不纳入笔端, 这正是游记的特点, 但这又极具新闻价值, 西北的经济、西北的生活, 尤其是红军长征落脚于西北之后的现状, 此时都是外界最关注的焦点。

范长江更多地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完成着他的写作, 对每一个问题都有他独到而深刻的认识。比如对于西北民族问题, 他就有超越一般的思考, 认为民族平等是民族和睦的前提, 民族压迫是西北地区民族问题尖锐的根源。对于西北的贫困, 西北的麻木, 他都有自己独到的认识。精彩而又恢宏的评论给读者极大的震撼, 文章读起来优美却不虚浮, 深刻却不刻板, 意味深长。

同时, 他的作品充满着强烈的地域色彩和浓郁的文化氛围。写张掖, 写酒泉无不充满塞外风情;写青海, 写宁夏, 展现出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这一切使人感受到祖国的辽阔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而古人诗文、历史掌故, 信手拈来, 恰到好处, 使文章内容丰富而又摇曳多姿。

《红星照耀中国》与《中国的西北角》一样, 也以作者的行程见闻安排结构, 但不同的是, 《中国的西北角》侧重于“事”, 而《红星照耀中国》则侧重于“人”。《红星照耀中国》中好多篇章完全可以单独拿出来当作人物传记来读。他写毛泽东、周恩来、贺龙、彭德怀……借人物的语言和行动, 表达人物的精神世界, 刻画出一个个性格鲜明, 真实而又艺术的人物形象。对普通民众、红军士兵、少年先锋队的描写, 又完整了我们对红色根据地的认识。

与范长江的夹叙夹议不同, 斯诺很少直接表达个人观点, 而是把对中国共产党的赞扬, 对苏区的热爱和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渗透在字里行间, 让读者在对比中去感受。但这并不是说斯诺就没有精彩的评论, 比如《红星照耀中国·举国大迁移》中:“共产党人现在正在写一部长征的集体报告, 由好几十个参加长征的人执笔, 已经有了三十万字, 还没有完成。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 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 像一把烈焰, 贯穿着这一切, 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 或者在大自然面前, 上帝面前, 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 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这样浪漫而抒情的表达正是作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的讴歌与赞美。

时代经典 篇9

《被开垦的处女地》是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之外的又一部重要作品。小说因对苏联当时正在发生的农业集体化事件及时、生动的艺术反映, 成为同类题材作品的典范, 获得官方的认可和读者的喜爱。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国, 迫切地需要从俄新文学中汲取营养, 以推进本国革命文学的发展, 实现社会革命的目标。《被开垦的处女地》以实际的斗争作用和极高的艺术价值, 契合了我国社会的精神需求, 不仅被迅速译介到国内, 而且成为颇具影响力的重要外国文学作品。

国内出现的最早译文, 是楼适夷对小说第一部第九、第十章内容的节译。译文以《路, 往那边走———只有一条》为题, 刊于《正路》杂志1933年1—2期。[1]他按照俄文翻译的这部分内容精雅通畅, 较忠实于原著。

1936年1月, 李虹霓撰文《开拓了的处女地》, 对小说第一部进行了极富个人感情色彩的介绍。这篇文章是目前资料中最早对《被开垦的处女地》 (第一部) 进行全面评介的文字。他从宏观的视角给予小说相对准确的定位, 眼光敏锐, 观点明晰, 语言中肯。同年8月, 李虹霓从日译本重译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正式出版, 译后的题目为《开拓了的处女地》。郭沫若为此译本作序, 并在序文中肯定了李虹霓的译介之功和肖洛霍夫作品的教育之效。

1936年, 《图书展望》杂志对即将出版的周立波译本进行了介绍, 认为“这是一部和《静静的顿河》一样闻名于世的著作, 也是苏联社会主义思想时期的一首伟大的叙事诗”[2]。同年11月, 周立波翻译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正式出版。此译本在国内影响极大, 不仅多次重印, [3]305并被收入《丹霞》中, [4]而且成为同时代多数知识分子的重要读物。1936年12月, 贺知远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的第十三章, 译文以《一个光荣的名字》为题, 刊于中国青年作家协会总会出版的《青年作家》杂志第1期 (创刊号, 1936年12月1日出版) 。

至新中国成立前, 我国还出现了其他的译本和改写本:如周启应译本 (索罗科夫著, 桂林文学书店, 1943年初版) , 钟蒲译本 (硕洛霍夫著, 上海中华书局, 1945年11月初版) , 孟凡改写的通俗本 (肖洛霍夫著, 哈尔滨光华书店, 1948年4月初版) , 张虹节写本 (梭罗柯夫著, 苏南新华书店, 1949年7月初版) 。与全译本相比, 国内出现的改写本和缩写本, 更为注重小说的宣传教育作用。

1942年, 我国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在《二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一文中, 称《被开垦的处女地》是表现农业集体化这一过程的“最好的作品”。 (1942年, 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曾出版了苏联文学专辑, 此文在专辑中登载。) 此后, 苏联评论家吉尔波丁在《静静的顿河》第一册卷首的评论性文章中, 对《被开垦的处女地》进行了精辟的评价。

可以看出, 我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被开垦的处女地》 (第一部) 的译介, 是及时而高质量的。不仅国内出现了种类繁多的译本, 而且在当时的重要刊物上也出现了一些著名学者对小说的介绍和评论。这既是因为作品本身具备了极高的艺术价值, 也是因为小说关于农业集体化的内容恰好契合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方向。在美学价值之外, 译者同样十分看重它的宣传、教育功能。由于内容的实效性和形式的独特性, 这部作品赢得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 也满足了大众阅读的审美期待, 拥有了不同文化层次的广大读者。

新中国成立后, 影响最大的周立波译本又多次重印。1936年由生活书店出版后, “1954年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印行5次, 累计近7万套”。[5]501955年3月, 周译的节选本《误会》一书, 被作为文学初级读物,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4年, 肖洛霍夫开始重新写作《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 苏联《真理报》和《星火》杂志同时连载。对于苏联文坛的这一大事, 我国文学界极为关注。在《世界文学》杂志的约请下, 1955年草婴开始翻译《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1961年底至1962年初, 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其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 出版了草婴译的《被开垦的处女地》, 两册共印15000本。草婴对《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翻译, 弥补了周立波译本佶屈聱牙的不足, 译文准确、生动、流畅, 成功地将自己的个人风格融进原著之中。但由于中苏关系的冷淡, 该译本与此时期翻译的所有苏联文学作品一样, 只以“黄皮书”的形式出版 (主要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 , 封面上注有“内部发行”的字样。此外, 这一时期还有林林改编, 贺有直、颜梅华绘画, 上海人民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三册本连环画。从1955年4月至1956年3月, 上、中、下三册陆续发行, 每册附有简单的内容提要。另有文朴改写的电影故事, 1957年由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 内容较为简单, 全书共56页。

在译文之外, 此时期我国还积极译介了外国学者对于小说的评介文章。1951年4月, 《苏联名著概说》丛书收录了V.陶罗斐那夫的《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一文。这是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出现的详细评介《被开垦的处女地》的一篇重要文章。文章在阶级分析的视角中, 肯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给农村生活和农民的精神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 赞扬了肖洛霍夫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鲜明的阶级意识和坚定的党性立场, 为我国50年代对小说的评价定下了基调。

与此同时, 我国一些重要报刊报道了肖洛霍夫的生活和创作情况, 介绍了一定数量的苏联学者的研究论著。1952年2月, 《光明日报》于9日、16日、23日连续刊登了列兹内夫的论文《梭罗珂夫论》 (周立波译) 。编者称, 这是“比较深刻地分析肖洛霍夫的生平、思想和艺术的介绍到我国来的一篇出色的批评”[6]。在这篇文章中, 作者以散文化的语言, 极富诗意地分析了肖洛霍夫几部重要的长篇小说。1955年, 《译文》第12期发表了苏联《真理报》的专论文章《创作为人民服务———论肖洛霍夫》, 并同时登载了苏联著名肖洛霍夫研究专家古拉的《关于〈被开垦的处女地〉》, 此文出自古拉长篇论著《肖洛霍夫的生活与创作》。文章梳理了30年代苏联文学中以集体化运动为主题的文学作品, 认为“只有《被开垦的处女地》的作者成功地描绘出了一幅党和人民在这次革命中团结一致的鲜明的图画”, [7]55《被开垦的处女地》“在表现人民创造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意识迅速成长方面, 是与《静静的顿河》相近的”。[8]47此外, 该文还介绍了高尔基、卢纳察尔斯基等人对《被开垦的处女地》的评价。1956年, 《译文》第2期又登载了古拉论著中关于《被开垦的处女地》的主要内容, 从“党与人民”“党对集体化运动的领导”“集体农民的诞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等几个方面对小说进行了论述。

1957年4月, 我国译介的第一部关于肖洛霍夫的研究专著———尤·卢金著、吴天真译的《肖洛霍夫的创作道路》出版。尤·卢金指出, 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 作家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 从生活的多面性、矛盾性、日益变迁之中, “描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成的新阶段中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 [9]27表现了思想改造和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劳动人民的主题, 作品具有卓越的抒情风格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作者认为, 肖洛霍夫在塑造自己的正、反面主人公时, 描绘了生活的冲突和极端尖锐的矛盾, 毫不掩饰严峻的生活真理, 不缓和它的尖锐性, 对描写不加渲染, “这使他在展示现实的基本倾向和描写新的、进步的苏维埃思想的胜利中所表现出来的精湛的技巧, 获得了巨大的说服力量”。此外, 小说中生动形象的人民语言、富有生命力的幽默场面和令人惊奇的诗意景色, 都表现出作家乐观和肯定生活的世界观。

1962年9月,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八组编写的《中学课外阅读参考资料》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介绍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的情节梗概, 认为“作品成功地再现了农村中资本主义崩溃、社会主义制度诞生的真实、具体的画面, 歌颂了共产党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伟大领导作用, 指出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10]168。

这一时期, 我国还翻译了多部苏联文学论著和苏联文学史, 如《俄罗斯苏维埃文学》 (1955年4月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初版) 、《苏联文学史》 (上、下册) (作家出版社1956年12月初版) 、《论苏联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1月初版) 等。这些著述, 几乎都站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立场, 肯定了《被开垦的处女地》对于苏联重大变革的真实反映和对于党的正确路线及领导作用的艺术彰显。我国学界较为集中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架内对小说进行评介, 强调作品的阶级性和历史具体性, 注重作品的政治功效, 彰显作品情节事件和人物形象的典型性, 肯定作品所达到的革命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 在赞扬肖洛霍夫卓越的艺术才能的同时, 兼顾了对作品本身艺术特质的发掘。小说在这一时期被定位为反映苏联集体化进程的最出色的作品, 被认为充分体现了作家的思想意图和乐观精神, 能够培养读者的爱国主义情感, 并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有着积极的典范作用。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我国才有了对于小说的新的审美阐释。

1960年以后, 中苏两国关系全面冷却, 我国对于苏联文学的翻译和介绍逐年递减。“1962年以后, 不再公开出版任何苏联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1964年以后, 所有的俄苏文学作品均从中国的一切公开出版物中消失。”[11]186“文化大革命”期间, 肖洛霍夫本人被指责为“苏修文艺界最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苏修特权阶层在文艺界的头号代表”, 其《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只能以黄皮书的形式在内部发行, 仅供批判使用。直至“文化大革命”末期, 几乎未见对小说介绍、研究的论文, 仅有9篇在报纸和学报上发表的批判文章。

70年代末期, 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 文艺界经过积极的调整、准备, 以崭新的姿态、开放的视野和探索的精神, 开启了文学繁荣的新局面。《被开垦的处女地》在我国的传播, 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 中俄文学重续了曾经一度中断的友好关系。与50年代的全盘接受不同, 这一时期我国对俄苏文学的译介与传播显得更为平等和理性。大量俄国古典文学被系统地译介出版, 一些曾被视为反动或颓废的作家的作品被给予了合理的定位, 一些曾被遗漏、忽视的名家名篇也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 不仅俄国古典文学得到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译介, 苏联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也显得繁荣而兴盛。在历史的筛选中, 曾于四五十年代有着极大影响力的一些苏联作家, 如吉洪诺夫、巴甫连柯、克雷莫夫等, 在此期间遭遇了令人尴尬的冷落。而经过时间的沉淀, 仍释放出夺目光彩的优秀的苏联作家作品, 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介绍和传播。“就像托尔斯泰等古典作家的作品使当代中国读者从中感受到灵魂的震撼和审美的愉悦一样, 现代苏联作家的优秀作品的字里行间同样弥漫着‘沉甸甸的痛苦感’和充满了‘琴弦震颤般的张力’, 并引发中国读者心灵上的共鸣。”[12]217

肖洛霍夫作为有着瞩目成就的优秀作家, 在我国80年代以后重新获得重视。不仅作家白桦在访问肖氏故乡———维约申斯克时写下了动人的诗篇, 而且王蒙、叶新等新时期重要作家都以新的视角对肖氏的经典作品进行了评析。我国对其作品的译介也在这一时期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1984年4月, 草婴将《被开垦的处女地》改名为《新垦地》, 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次印刷了38000册。该译本于2000年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肖洛霍夫文集》 (第6—7卷) 中。1984年, 肖洛霍夫逝世。为纪念这位曾与中国历史一起沉浮的苏联作家, 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重新修订其代表作《静静的顿河》。1988年10月, 新修订本出版。

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普及读本中, 多倾向于肯定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构思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征;90年代以后, 读本开始注意到小说多样的表达方式和复合的表达效果, 发现了作家隐晦的写作策略和丰富的创作思想, 揭示了小说第一、第二部之间的不同, 并以此为切入点探究了文本的多义内涵。虽然学术价值不高, 但对于小说在更广泛的领域中传播, 并拥有更大的读者群, 是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新时期以后苏联文学史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经过了从译介国外史著, 到逐渐独立、自主编写的一个过程。肖洛霍夫和《被开垦的处女地》以无穷的魅力, 在每一部文学史中都有着分量不轻的位置。从在史著中所占比重来看, 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 文学史对《被开垦的处女地》大都给予较多篇幅的介绍, 内容详尽, 评述全面, 分析具体。90年代末期以后, 随着苏联文学史编写视角的扩大, 许多曾经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异己分子”和侨居西欧、英美的苏联作家作品, 都逐渐被收入文学史的观照视野。文学史的结构越发庞大, 内容也更为丰富、全面。在这种情形下, 著者在介绍肖洛霍夫时, 多以《静静的顿河》为例, 进行详细的分析、论述, 而关于《被开垦的处女地》的评介则呈减少的趋势, 或是因为叙述内容的关联性简单提及, 或是因为对比作家的创作意识综合概述, 曾经详尽介绍情节、分析人物形象、概括主题思想、提炼艺术技巧的大篇幅、多分量的评介几乎不再出现。另外, 经过了时间的沉淀, 远离了农业集体化那个时代后, 评论者将目光更多地投注在文本自身的艺术价值之中, 而对于小说热烈地反映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价值, 多显得冷淡。因而在评介这部小说时, 大多放弃了对于其社会意义的探索, 而更关注于文本自身的美学价值。从文学史中体现出来的著者的观点来看, 80年代的史著更多地受到苏联评论界的影响, 9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独立思考的见解和观点愈来愈多地被写入文学史中。在我国80年代的苏联文学史中, 论者不再强调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作家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和党性原则, 也不再强调人物形象所代表的党的力量的强大和路线的正确, 虽也提及小说的教育功用, 但更多关注的是作家对于人性、人的魅力的艺术表现。尤其是通过对比第一、第二部小说的不同, 发现历史变迁在作家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的叙事风格中留下的痕迹。论者多将小说与当时的文学思潮相联系进行思考, 人道主义精神是这一时期评介小说的主要切入点。

90年代以后, 对这部小说的评介更加多样, 肯定赞赏与不满质疑异声并存。一方面, 文学史以更新锐的视角和更细腻的分析, 发现作品中曾被忽视的细节和曲笔, 在继续肯定小说的写景抒情技巧、幽默多彩风格和令翻译家叹为观止的民间语言等艺术表现方式的同时, 揭示作家忠实于自己人生观、艺术观的富有智慧的独特构思, 发掘作品中隐晦的表达和多义的内涵;另一方面, 也有学者质疑作品的艺术价值, 并对某些技巧表达了不满, 甚至通过对叙述语言的细微分析, 发现作家“可疑”的价值立场, 而这样的判断和之前的文学史的结论是完全相悖的。

可以看出, 肖洛霍夫这部经典作品在我国的传播和接受, 因不同时期的时代特点而彰显出不同的文化意蕴。20世纪三四十年代, 我国在新的历史抉择面前, 亟须能够指明方向、提供帮助、引起共鸣的文化资源, 在引进外来文化时侧重于将其中的革命性、斗争性进行放大, 以满足接受者的精神需求, 进而对我国社会的变革产生潜在的影响和推动。50年代初期, 我国进行了与苏联社会进程相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学界对苏联经典作品的积极传播和热情接受, 侧重于从中汲取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思想。甚至在实际的工作中, 不少党员干部带着现实需要的功利性, 希望从作品中得到有效的指导和帮助。苏联经典作品中洋溢着的集体情感、崇高精神和乐观基调, 既契合了我国时代建设的精神需求, 又对我国十七年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 肖洛霍夫本人和这部农业集体化经典著作一起遭遇了犀利极端的政治批判, 这也正是我国此时期对苏联文化进行非常态化传播的显性表现, 体现出此时期我国封闭激进的时代精神特点。新时期后, 曾被尘封的肖洛霍夫和其作品重又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对象。在更为开阔的时空背景下, 这部作品所蕴含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得到理性的思考和发掘。小说中所体现的坚韧朴素、直率热情、英勇洒脱等苏联民族文化内涵, 满足了我国多元化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诉求。或者说, 在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 亟须从多种文化资源中寻求精神滋养。因而此时期对苏联文化的传播, 也更多地表现出对其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品质发掘。尤其是其经典作品中所蕴含的体现了整个人类的精神诉求的美学风范, 更是在一种良性的传播态势中赢得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地位。在2014年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了不少为人类文明作出重要贡献的优秀作家作品, 以肖洛霍夫为代表的俄苏作家名列其中。总之, 文化传播在满足时代精神诉求的同时, 也因时代的变化而显示出多样的内涵和复杂的特点。我国对于外来文化的积极引进和学习, 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 促成了既具历史特点又富时代精神的现当代文学的生长。苏联经典作品在我国的传播和接受历程, 充分显示出文化传播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引导效用和时代环境对文化传播的主动选择性及有机融合性。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使文化传播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始终承载重任, 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时代的变迁和文明的进步贡献出力量与智慧。

摘要：文化传播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 文学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苏联经典作品在我国80多年的传播和接受为例, 探析苏联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遭遇的不同文化解读。由此说明, 文化传播体现着时代的精神诉求, 对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引导效用;时代环境对于文化传播, 也有着基于历史文化语境和大众审美期待的主动选择性和有机融合性。

关键词：文化传播,时代精神,苏联文化,历史解读

参考文献

[1]楼适夷, 译.路, 往那边走——只有一条[J].正路创刊特大号, 湖风书店, 1933 (6.1) .“肖洛霍夫”译为“唆罗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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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古拉.关于《被开垦的处女地》[J].孟昌, 译.译文, 1955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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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八组编.中学课外阅读参考资料[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2.

[11]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时代经典 篇10

近几十年来, 全球化进程在全世界开始加速。全球化无疑极大地推动着我国社会进步和发展, 但就文化的层面说, 在实际的全球化过程中, 强势文化是占有优势地位的, 强势文化的流通和传播, 实际上形成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强力挑战, 正因如此, 近几十年来的全球化引起了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及思想力量的全球性扩张。如果继续顺任这种扩张, 那么其结果将是在全球化沟通与交流过程中强势力量的标准最终成为标准, 而弱势力量的标准在不对称的对话过程中逐步地最后走向被消解、置换和改造。观念变迁同代际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般说来, 越是低代际的社会成员, 越易受到新文化观念影响乃至控制。所以, 在这样的文化生态里, 青少年受到的由全球化所带来的这种趋同化和一体化的冲击最大。反观当今我国社会的文化状况即是如此, 在青少年身上, 一方面, 生活方式的全球化特征已经非常突出, 如时尚标准新颖化、趋同化, 人际交往快捷化、短期化等等;另一方面, 民族文化也呈现衰弱甚至断裂的迹象, 作为文化状况的根本特征的古典理想正在消失, 科技理性主宰了人们的思维, 物性崇拜甚嚣尘上, 对道德价值、人性、自然、信仰等某些事物失去了谦卑的态度和敬畏之心……

面对随全球化带来青少年随全球化而来的思想观念普遍性变化这一现状,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对此, 我们不妨首先以文化哲学视角透视全球化现象, 从而尝试思考全球化背景下青少年问题的恰当的因应之道。

从文化哲学的立场说, 全球化与文化多元性应是辩证互动的。在全球化的浪潮面前, 必须有本土性的文化存在, 主动地立足于对本土性文化的认同, 我们才能对现代性与全球性进行反思, 从而在坚守本土化这块阵地的前提下参与全球化竞争与对话, 更好地走向未来, 最终实现全球化和本土文化的双赢。否则, 如果只有全球化, 我们的文化模式全都是西方移植过来的, 找不到属于自己民族的东西, 对本土性就是极大的失败。

现实中我们的问题恰在于在全球化大潮之中缺失了传统文化的保持, 特别是缺失对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 从而致使全球化与文化多元性缺乏良性互动, 全球化成了单向化。不过, 退一步说, 即便是单向化, 对于青少年思想成长而言, 假使我们能在单向化的变化面前汲取西方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从而培养西方传统中的德性观念, 这也不失为一种不算最坏的选择。但是, 在目前的全球化背景下, 观念深层的这些文化内涵难于快速传递, 所以, 在全球化时代, 思想上我们能获得的还只是更为流播广泛的西方科技理性和物性崇拜意识。如此一来, 在我们的文化空间里, 青少年就既无法吸收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养分, 又无法触及西方文化中富有人文底蕴的价值和德性意识, 这样的双重缺位导致了前已述及的青少年思想的现状。

既然如此, 在全球化时代, 对于青少年的思想培育而言, 我们就不能不回到我们的民族历史中来, 正视我们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生成和发展的基础, 是先贤缔造的人文理想、道德理念的荟萃, 对青少年来说, 必须唤起其民族文化自觉。唤起其民族文化自觉, 这不仅是促成本土化和全球化双向互动, 回应全球化浪潮之必需, 更是全球化时代青少年思想成长的必要途径。

二、因应的对策:民族文化自觉与经典诵读

在全球化时代, 如何唤起青少年的民族文化自觉呢?经典诵读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渠道。

在全世界, 成熟的文化类型都有其文化经典,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历代圣贤言传身教、著书立说、化育天下, 使得中国文化薪火相传, 弦歌不断, 形成了悠久、独特、厚重的文化经典体系, 这些文化经典构成了民族文化的精髓, 是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古人云:亡人之国, 必先亡其史。文化经典是族群分辨和文化认同的象征, 更为重要的是, 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价值观主要存在于这些文化经典中, 文化经典作为载体让人文理想、道德信念、伦常意识为代表的民族精神得以一脉相承。岁月让光阴驶离过去, 但文化经典负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却能穿越历史。既然如此, 研读经典就是接续民族传统、培养文化自觉, 进而领会民族固有的道德观和价值意识的有效途径。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读过《论语》、《孟子》、《大学》, 他对“饭疏食、饮水, 曲肱而枕之, 乐亦在其中”的人生情怀, “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意识,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人格操守和“智者乐水, 仁者乐山”的生命智慧就一无所知, “文化中华”对他来说就仅仅是一个概念, 他们无法透彻体会“文化中华”的意蕴。其实, 没有文化经典, 岂止是没有对“文化中华”领会, 更是缺少了其中的民族所固有的价值意识和人文理想。

由上可见, 在全球化时代, 以经典诵读唤起青少年的民族文化自觉具有深切的必要性。通过经典著作的接触和学习, 经典会借助思维的灵动复活起来, 显示出其持久的生命力和超越时空的强大魅力, 使经典中的文化意蕴会走入人心, 经典中蕴含人文理想、道德信念、伦常意识等会得到发扬光大。而对处于人生成长中的个体来说, 经典诵读则激起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崇敬感, 使他们得以汲取深厚的思想营养。所以, 通过阅读文化经典不仅能使我们的文化脉络得到延续, 更重要的还在于使青少年的思想家园得到滋润, 价值观、理想得到良好的培育。如是,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下的青少年思想成长问题就有了解决之道。

三、民族文化自觉角度下经典诵读的两个原则

1. 客观性原则。

经典浸润于民族血脉, 它离不开处于历史和现实中活动的社会主体, 但这些经典又是在历史长河里积淀下来的, 因之, 它的文本有其不易性, 它的内涵也有稳定性, 这显示出经典超越时空的客观性。经典诵读首先应尊重这种客观性, 从而能还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原貌。经典诵读的这一客观性原则要求我们在经典诵读中首先要呈现经典的本来思想, 而不是对之加以改变或裂解。为此, 必须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经典诵读应着力于思想的传承, 不应将经典诵读作为单纯的语文教育。

因为如果只是将其作为有实用性的语文教育, 诵读者更多注意的就是其文学性的方面, 而过多地被华章美辞所羁缚, 那么就无法真切传递经典具有的超越时空的客观思想精神, 也就偏离了经典诵读的客观性原则。而如果经典诵读的结果不在于唤起诵读者对传统经典的思想内涵的喜悦和崇敬, 进而去领会其具有超越时空的客观精神, 那么, 经典诵读活动将大为失色, 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2) 经典诵读应注重选材的经典性, 不应只是将选材当做汇集古文文篇。

既然是经典诵读, 就应该选择经典, 尤其是选择一般经典中最能体现中国文化传统、蕴含超越时空的客观思想精神的那些公认经典, 在传统经典中, 《四书》《五经》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 是中国传统主干文化儒学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对经典诵读来说, 此典籍最为重要。至于有些经典诵读编目挑选的范围很广, 甚至亦将唐诗宋词列入, 则目标散乱, 失去了经典性。

2. 有效性原则。

《四书》《五经》这些经典固然重要, 但这些经典又未必通俗易懂, 所以应该注意到经典诵读的有效性问题。何为有效性原则呢?尽管经典诵读有着重要意义, 经典诵读的主体却是有心理特征的活生生的人, 所以经典诵读应照顾到其主体可接受性, 应该根据诵读主体的可接受性安排诵读的内容, 从而使传统中优秀文化内涵真正为其所吸收。

从心理发展的角度看, 诵读经典的最佳时期当是中小学阶段 (六岁至十八岁) 。成年之后往往受功利主义所左右, 这个时候才开始经典诵读, 对于品性的打造、人格的形成乃至于民族精神的培育都将收效甚微, 收益有限, 所以经典诵读应是从儿童、青年时期开始的。

经典诵读的有效性原则还意味着应根据不同年龄阶段有效配置相关的经典内容。从经典的内容看, 青少年有年龄上的差距, 经典诵读初期可以用蒙学教材, 蒙学教材名目繁多, 但对其如何择取, 应颇费思量。如, 《三字经》乃三字一句的韵文体, 内容涵盖了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 是不可多得的蒙学教材;《弟子规》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 它们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儒家经典, 但其思想立意与儒家的核心观念一脉相承, 可以说是“泛儒家的经典”, 因其节奏明快, 易于成诵, 实际可以作为儿童初学入门之文篇。

而《四书》、《五经》皆为古文体, 学生读之稍有难度, 加之时间有限, 故在选章择句时需多加斟酌。一般言, 《四书》相对容易阅读, 故应成为青少年经典诵读的重点, 《五经》中的《易》《书》艰深晦涩, 在编选时最好择章录取。在保证客观性的基础上, 选取的方式可以名言警句为主, 也可把选取重点集中于某几个章节。如此使儒家文化中的核心思想成分不被遗漏。

不确定时代的经典诵读 篇11

关 键 词 不确定性；永恒主义；经典诵读；理性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16）11-000-04

经典诵读向来以其为人类提供安身立命之道而备受青睐，中国古代的贤达志士无不在经典诵读中接受滋养而确立德性，实现在“此岸和彼岸之间的自由腾挪”[1]。西方永恒主义教育流派更是把经典视为通往理性与智慧的必经之路。近年来，随着民间和官方的双重倡导，经典诵读再次成为我国文化与教育的滚滚潮流。中小学校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经典诵读潮流的主战场。然而，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潮流中，由于对“何为经典诵读”“为什么读经典”“读什么经典”“怎么读经典”等问题缺乏根本意义上的认识，经典诵读被异化为机械记忆和另一种形式的道德灌输。经典的产生乃是对时代命题的呼应，尽管其中不乏永恒的价值，但终究免不了带有时代的烙印和色彩。因而，对时代背景的把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经典诵读。

一、来自永恒主义的观点及反思

经典诵读作为一种活动，不仅在我国历史上被重视，当代也时常成为潮流。而具有异文化特征的西方教育也同样关注经典诵读，20世纪30年代，以美国的赫钦斯、法国的阿兰以及英国的利文斯通为代表的思想界和教育界人士，一方面在实践层面大力推行西方的经典诵读，推广通识教育；另一方面从理论层面对经典诵读进行系统性思考，提出了永恒主义的思想。

永恒主义哲学流派因反对当时在美国教育界占主导地位的进步主义教育而兴起，体现了当时美国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进步主义教育以实用精神为主导，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而忽视了人文学科的重要性。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们的道德水平下降，实用主义的弊端显现出来，因此社会各领域的专家希望追溯到古代，用古典文明来滋润当时人文精神干涸的社会。大学中的一批学者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并致力于恢复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文科教育，用人文学科来训练人的理性。由于永恒主义在课程与教学上十分重视西方古典名著的阅读，因此被称为“新古典主义”。

永恒主义哲学以其不变的宇宙观、人性观为前提展开论述。永恒主义哲学认为，宇宙存在着不变的法则，万物的运行被普遍的原则所掌控，变化的现象下蕴藏着不变的形式。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人区别于动物的特质，即理性。作为理智基础的真、善、美的原则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此外，永恒主义者认为人性中有共同的要素，这使人们之间得以相互交流。因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教育也不需要改变，适合于古希腊罗马黄金时期的教育同样适合现代人。

永恒主义流派极度崇尚自由与理性，因经典客观上对于哲学思维的训练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而且对于人类精神遗产的传承与人文情怀的塑造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因此，永恒主义者希望通过经典诵读的方式实现人的自由与理性。但同时，永恒主义流派忽视经典背后的时代与物质背景，使永恒主义难以摆脱唯心主义的色彩，加上对人的本质的机械的、静态的理解，永恒主义也遭受了许多质疑和批判。企图用经典和永恒的课程来直接应对社会具体问题是不切实际的，“过去提供的东西只能看作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一种尝试性的、假定性的建议，而绝不能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真理，不能代替我们目前的思维”[2]。可以说，近代永恒主义流派是思想界最早且系统思考经典诵读问题的流派。当前，重新审视永恒主义流派对经典诵读的观点并反思其实践过程，对于我国中小学经典诵读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启发意义。历史上的任何思潮都以一定的社会背景作为现实支撑。经典诵读本身需要面对诸如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等具体而根本的问题。面对质问，对时代背景的认识以及对时代的深切呼应不可或缺。

二、不确定时代的兴起及知识转型

近代科学随着近代工业化进程而兴起，在科学与工业化的相互促进中不断发展，帮助人类更好地遇见和预见。科学的发展给人的心灵带来的是一种确定性，即在科学中，我们相信总有一种规律在支配着，一旦规律被人类找到并被把握，我们就可以预见事物发展的方向和结果。人类似乎找到了对自然和社会前所未有的可控感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安全感。正因如此，人类对科学极度崇尚并且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确实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它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作为人类生活观照的教育，自然无法回避对科学的观照。斯宾塞曾经敏锐地觉察到科学的价值并直言不讳：“科学知识是最有价值的。”科学知识本身代表着“一种确定性的知识，是客观的、真理的知识”。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科学知识作为一种合法性知识进入学校的课程体系并迅速占据了现代教育的核心位置。[3]科学教育的历史虽然短暂，成效却很辉煌。至今，科学仍然是现代教育的核心内容。

从近代到现代，科学上的一次次突破使人类坚定不移地相信科学的力量。科学知识在与人文知识的较量中似乎大获全胜，然而失衡中却暗含了另一种危机，即人类从“科学”走向“科学主义”，产生了对科学的迷信，导致了人文的灾难和对不确定性知识的疏忽。作为确定性知识代表的科学，在走向极致时便开始呼唤自己的对立面，原本被遮蔽的不确定性在人们对科学的困惑中被释放出来。科学原先带给人的确定性，但在今天却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20世纪发现了未来的失落，即它的不可预见性”[4]，莫兰宣布了一种不确定时代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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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科学主义的迷雾，客观世界本来就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撇开价值论领域的知识的不确定性，人类在认识论领域的知识本身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成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人类的认识性活动得到的只是关于世界的或然性知识，所谓确定性知识意味着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一定条件下的极大概率事件的知识，此即‘确定性知识的不确定性’”[5]。在现代与后现代交叉的时代，知识作为人类的认识成果，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也呈现出确定性和不确定互相冲突与交织的特征，这种交织呈现出一定的性质转向，即如石中英先生所描述的从现代知识性质到后现代知识性质的转变。这种知识转型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客观性到文化性；从普遍性到境域性；从中立性到价值性。“知识性质的转变动摇教育的知识基础，引发建立其上的原有教育观念、制度和活动的危机，从而推动了一定时期的教育改革。”[6]传统经典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知识，虽然历经考验保留下来，但仍然需要经历时代的检视并演绎新的价值。经典诵读不是一个无目的的活动。如果它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经验延续，那么它最终必然被异化为一种纯粹的机械记忆和另类的道德灌输。因此，经典诵读本身需要经过理性的审视，并回应知识在这个时代的价值呈现。

三、经典诵读的若干问题思考

（一）重新审视传统经典的价值

如上所述，不确定时代的知识转型，特别是以传统经典为代表的人文知识所呈现的文化性、境域性和价值性特征，加上“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具有权力实践的性质，教授和学习所有的知识都不能毫无批判地进行，否则就可能受到种种的知识霸权的控制，从而失去认识和行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思想上和行为上陷入了一种被奴役的境地”[7]。因此对我国传统经典的价值进行审视是必要的。审视并不意味着否定和抛弃，而是通过理性的反思，实现对传统经典的文化自觉。这种审视可以通过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寻找经典产生之初的价值合理性。胡塞尔不满于现代科学理性与实证主义的霸权地位，提出“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即“在探讨与我们自己最切身相关的人性和精神科学问题时，应当首先把那些既定的实证科学成见放进括号里面，悬置起来存而不论，纯粹凭借直观来对我们所意识到的‘意向对象’加以描述”[8]。邓晓芒先生借用了这种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分析。他把我国几千年政教伦理的局限性悬置起来，追溯其中的普遍人性的根。他对儒家和道家两部经典著作的核心观念进行了现象学还原，如孔子在《论语》中的“仁”的概念——“孝悌，仁之本”，对此，邓晓芒先生提出应该还原由“孝”返回到“仁”，即“仁，孝之本”。而对《道德经》中的“道法自然”，应由自然返回到自由意志，因为自由意志本身就是自然的。因此，提倡回到最初它之所以被人接受的“事情本身”，即对人的自由本性的返回。同样，《诗经》《离骚》等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返回到文艺的感性的直观本质。通过现象学还原，从中国传统经典中揭示与当今人类共同的普遍人性和普世价值。[9]经典诵读是一种价值性活动，古今中外的经典中一般都蕴含了各种价值，包括伦理层面、理性层面、审美层面，等等，对经典的价值审视是让人更加明晰为什么诵读经典的根本性问题。正如汤一介先生所担忧的，“弘扬中国文化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弘扬什么东西，弘扬不好很可能变为国粹主义，变成文化本位”[10]。抛弃对经典价值的审视，诵读本身就成为对学生的一种奴役。而这种价值的审视需要观照今天这个时代的社会和人。教师与学生应从经典诵读当中寻找一种对当下具有普遍人性和普世意义的价值。

（二）关于经典诵读主体的思考

经典以其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精神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人在诵读经典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感悟与收获，不同阶段的感悟对人成长的意义无法直接比较，在春天种下一颗种子的意义并不比秋天收割时的意义小。因此，不能以某一个特定阶段的标准来评判或遮蔽其他人生阶段的感悟。经典诵读可以面向不同人生阶段的人进行。当前，经典诵读出现了一些无意识的偏见，即由于一些专家提倡儿童经典诵读，并指出提倡背后的理由乃是儿童的记忆力优势。“我们提倡儿童经典诵读教育，就是要利用儿童期的记忆力。”[11]这种观念一旦普及开来就不免让人形成带偏见的印象：“经典诵读是儿童的事情”和“经典诵读是记忆力优势者的游戏。”

“经典诵读是儿童的事情”一旦形成标签，家长与教师就可能疏远经典，由此又影响到儿童对经典诵读的崇尚，因为儿童最初是从成人那里感受经典的魅力的。因此，在经典诵读的主体中，作为成人的家长与教师始终不可忽视经典的意义和自身的垂范。从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只有成人与儿童在共同的诵读中才能继承和拓宽中华文化的“分母”，才能有更多优秀文化的“分子”的产生。

同时，儿童进行经典诵读并不是因为其记忆力优势，相反，诵读本身可能具有训练记忆力的效果。突出记忆力在经典诵读中的作用，容易导致人们对经典最本真的审美感受被遮蔽。经典诵读有时可以只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活动，而不是接受教育或做研究。作为经典诵读的主体，人因为经典诵读而逐渐走向完整的人，而不是因为记忆力等条件才开展。

（三）关于经典诵读方式的理性思考

“国学热”与“读经热”在近些年尚未真正实现“文化自信”的过程中，不断此起彼伏，广大中小学更是投身这股热潮的主力。在“文化自信”和国家政策的双重导向中，学校广泛开展经典诵读。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却不乏乱象，引人担忧。经典诵读需要通过一定的仪式进行，而一些学校却采用“三叩九拜”等与时代不符的仪式，一方面颇有复古之意味（以为这便是文化之传承），另一方面也有遮蔽或偏离经典诵读本质之意味。另外，因经典著作大多蕴含深刻的人生道理，涉世未深的中小学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明白的。在诵读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有些学校不顾儿童发展水平，没能找到适合的方式，便急功近利地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这除了引起儿童对经典的反感之外，大体上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在诵读的理念与方式上，我们需要改变。如前所述，经典是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财富。当学生尚未能领会其中的人生哲理之时，经典还可以还原为一种纯粹审美的态度。因此，可以提倡以体验美学的主体性的角度来感受经典诵读。

体验美学认为，体验是人存在于世界的一种方式，“人类的情感、精神和智慧只有在体验中才能生成，因情感是体验的冲动，精神是体验的觉醒，智慧是体验的发现”[12]。每一部经典都是作者处于一定的情景、带有一定的情感体验而创作的，经典诵读教育因此而具有体验性。人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是与原作者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需要读者进入到作品中感受作者的情感。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处在成长的关键期，他们的情感内容不断丰富、情感体验逐渐深刻、情感稳定性日益增强。而在经典诵读的过程中，教师通过创设情境，发挥学生在感受美的过程中的主体性，引导学生去体验情感的流动，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与作者产生共鸣。通过美学体验的方式学习经典，会增强学生发现美，感受美的能力，感受中华文明之博大精深。

参考文献：

[1]毕世响.《诗经》：人类的记忆与归宿[C].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2016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16：42.

[2]陆有铨.现代西方教育哲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156.

[3][6][7]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299，160，162.

[4]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M].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2.

[5]冯向东.不确定视野下的教育和教育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3）：36-45.

[8][9]邓晓芒.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学还原[J].哲学研究，2016（9）：35-43.

[10]汤一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111.

[11]王财贵.儿童经典诵读基本理论[J].北京教育（普教版），2005（4）：33-34.

[12]曹明海.本体与阐释：语文教育的文化建构观[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9.

责任编辑 徐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