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与民族意识

语言文字与民族意识（共6篇）

语言文字与民族意识 篇1

一、神代文字的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文字的有无, 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明即智德进步的程度。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说过, “文字是文明伊始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也具有相同的性质。具体地说, 没有文字, 就没有历史, 也就没有文明。”[1]

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文字, 任何民族探索本民族文明的发展, 都会对自身文字的起源表现得极其关心。以日本为例, 日本上古原本没有文字, 借鉴中国汉字创造了假名文字。对此中日史书都有明确的记载。然而自江户中期以来, 日本国学家和神道者在围绕神代有无文字的问题上所产生的激烈争论, 使我们不禁对这场争论的起因产生了怀疑。如果只是出于探索文字的起源, 这场争论也许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问题远非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通过这场争论, 我们不仅看到日本民族对自身文字起源的重视程度, 同时也看到日本民族在探索文字起源时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这就是本人之所以将神代文字作为问题重新提出来进行分析的一个重要原因。

何谓“神代文字”?所谓“神代[2]文字”是指汉字东传以前日本固有的文字。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 是镰仓后期的神道者卜部兼方。他在《释日本纪》中说道:“汉字传来我朝者, 应神天皇御宇也。于和字者, 其起可在神代欤。所谓此纪一书之说, 阴阳二神生蛭儿, 天神以太占卜之, 乃卜定时日而降之。无文字者, 岂可成卜哉者。”由此可以证明。此外, 与此类似的观点, 还可举出清原宣贤《神代纪抄》中的“墨谱” (注:共15379个字, 字形与声明、催马乐等中使用的线形谱非常相似, 以角度的大小、长短、形状来表示旋律。有人将其视为宗教祭祀活动中使用的一种符号。) , 忌部正通《日本书纪神代口诀》中的“象形字”, 等等。

但另据《古语拾遗》载:“蓋闻上古之世, 未有文字, 贵贱老少, 口口相传, 前言往行, 存而不忘!”《新撰姓氏录》载:“盖闻天孙降袭西北之时, 神世伊开, 书纪靡传。”《本朝文粹》载:“上古之事出口传。”《筥崎宫记》载:“寻其本体, 应神天皇神灵也。我朝始书文字, 代结绳之政, 即创于此朝。”

根据以上举出的文献资料, 我们可以发现史书中有关神代文字的记载并不相同。那么, 究竟孰是孰非呢?比较而言, 《释日本纪》是迄今所发现的有关《日本书纪》最早的注释书, 《古语拾遗》则是以世代掌握朝廷祭祀大权的家族传承编写而成, 两者在内容上都记录的是日本上古发生的事情。这一点双方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然而, 从年代上看, 具有正史之称的《古语拾遗》, 其出现年代要比《释日本纪》早了四百多年, 对此, 卜部兼方事前如果说不知道, 总让人感到难以相信。倘若知道的话, 却为何又要执意主张神代文字是日本固有文字?如果历史上日本真的不曾受中国文明的影响, 本身就存在着高度文明的话, 那么何必又要从中国引进汉字创造假名文字?由于史书缺少这方面的记载, 对于这一切我们今天已无从知悉了。

尽管我们在这里对卜部兼方的观点无法作出明确的判断, 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为此而作出种种的推测。应该承认, “神代文字说”这一看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 由于受神道思想的影响, 它深深地被打上了尊皇思想的印记, 明显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其次, 从当时的情况来分析, “神代文字说”除在卜部一系的神道者中间盛行以外, 并没有在社会上得到普及推广, 获得更多学者的一致认同。

以上分析是否与真实情况相吻合, 暂且不论, 至少有一点我们已得到确认, 那就是神代文字本身作为问题存在的事实。作为神道思想的鼓吹者, 的确很难排除尊皇崇神思想对卜部兼方观点影响的可能性,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清楚看到卜部兼方从事学问研究的真实意图。作为学者, 敢于提出前人所不敢想的看法, 单凭这种勇气和胆识, 不能不令人感到钦佩。只是在这种勇气和胆识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样强大的精神力量起着支撑作用, 这种精神力量又源于何处呢?解答这一问题, 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尽管如此, 鉴于它对我们澄清事实真相具有重要的帮助, 因而, 本人还是想尝试着将这个问题置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来进行分析, 以期探明其中的原因。

二、传统民族意识下的“神代文字说”

众所周知, 历史上日本曾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和熏陶,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期间, 自镰仓时代起日本开始消化吸收中国文化, 并逐渐萌发了创造独自文化的意识。这个时期创造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可举出的有茶道、能乐、狂言等。对于这些文化内容的创造, 如果仅仅只是将其看作是一般的文化创造行为, 难免会忽略存在于其中的精神方面的因素, 让人感到难以信服。那么, 究竟该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呢?对此著名的宗教学家铃木大拙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证据。铃木从宗教方面进行分析, 论述了镰仓时期的禅宗思想和净土思想, 将这种外来宗教思想的内在化过程称之为“日本的灵性”, 提出了“日本的灵性”就是日本民族独自的宗教意识, 是日本民族精神具体表现的看法。[3]这里如果遵循铃木的观点的话, 显然日本民族在镰仓时代就已具备确立自我意识觉醒的精神基础。毕竟一个民族在其文化没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情况下是很难产生灵性觉醒的。

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形式, 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除上面谈到的宗教意识以外, 政治、语言等方面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这在过去已有不少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这里限于篇幅, 我只想简单介绍一下其中与本文有关的的观点。

其实, 早在铃木提出“日本的灵性”这一看法之前, 著名的日本中国学研究者内藤湖南就已对日本民族意识自觉的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内藤认为, 历史上除少数古老国家的文化属于自发生成的以外, 绝大多数国家的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都或多或少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作为后进国家的民族, 即便是继承了先进国家的文化, 一旦到了某个时代, 通常会表现出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圣德太子致隋炀帝国书中“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的话为例, 内藤将这种强调两国政治关系平等的主张解释为日本民族意识自觉的最初表现。[4]不难看出,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 民族意识的觉醒恰恰是同个人的自主性主张不可分地结合起来的。以这种民族意识为背景产生的民族统一和国家独立的主张, 是近代日本作为国家存立所不可缺少的精神推动力量。

此外内藤还从文化﹑思想等方面论述了日本民族意识的自觉。内藤列举历史上“蒙古袭来”这一事件, 认为这次事件是导致南北朝以来日本民族开始从文化﹑思想上觉悟, 并最终摆脱中国影响而实现思想独立的根本原因。[5]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断定作为神道思想的鼓吹者卜部兼方背后所暗藏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应该说就是来源于这里所提到的民族意识的自觉:对外来文化和思想的排斥, 以及强调对自我文化的归属感和优越感。这种以强调日本固有文字所表露出来的民族意识, 同上面所提到的诸种民族意识形态, 共同构成了日本传统的民族意识。不过这里我们也要看到, 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影响, 这些民族意识的自觉尚处在萌芽阶段, 并没有完全趋于成熟, 从而成为整个日本民族共通具有的思想意识。但不管怎么样, 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它们的出现可以说对后来的社会思潮尤其是近世国学复古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国学复古与神代文字争论

江户时代是日本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同时也是日本民族自觉的重要阶段。[6]因此, 综合性地把握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或时代思潮, 对于我们了解日本民族意识的发展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结束战国时代的长期战乱, 日本社会趋于安定, 经济开始发展, 人们对教育需求逐渐增加, 促使教育的普及化和平民化。[7]这个时期由于学术走向自立, 所以各种思想和学派相继兴起。在这种情况下, 受古典复古主义思想的影响, 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受到充分重视的神代文字, 作为这个时期日本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话题, 开始成为国学家和神道者普遍关注的焦点。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下面我打算以堪称日本文化民族主义原型的国学为例[8], 通过对国学思想的分析, 来阐明神代文字争论与民族意识自觉之间的内在联系。

国学是指近世中期兴起的复古主义的文化学·古代学的运动及其体系。国学初期主要关注的是古典文学的文献研究。从契冲到本居宣长, 研究日本古典文学的目的, 也就是要把文学从儒佛教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从中发现日本民族固有的精神。前期国学的革新意义, 虽说被限制到纯学问研究的领域, 但在与儒教的对抗中还是或多或少被染上了本土主义意识形态的色彩。

平田笃胤去除国学中的文学要素, 对古道、神道的规范性作用给予了关注。由此, 国学的内涵开始发生本质的变化, 意识形态色彩变得更加浓厚, 逐渐朝肯定日本民族优越性和宣扬国粹主义思想的方向发展。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 国学思想的演变与民族意识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它是日本民族意识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国学家将古语、文字或文学作为研究对象, 来考察古代日本人的文明发展状况时, 势必要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作出正确判断, 这就是所谓神代有无文字的问题。曾经在卜部神道者中间盛行而此后却由于种种原因被长期搁置的“神代文字说”, 就这样, 伴随着国学复古思想的兴起, 在国学家和神道者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最终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即所谓的“存在说”和“非存在说”。此后围绕着这两种观点所产生的种种争论, 逐步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 从而使神代文字的问题更加趋于复杂化。

由国学复古引发的这场文字起源的争论, 其结果怎样姑且不论, 单就这场争论本身而言, 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学家的国粹、尚古的精神。这种国粹、尚古的精神应该说就是日本民族意识的自觉。事实上, 在当时的国学家中, 无论是主张“存在说”还是“非存在说”的国学家, 普遍存在着尊皇爱国和排斥外来文化的思想意识, 其中还有国学家, 甚至表现得更为极端。平田笃胤曾这样说道:

我国人心之颓废, 其原因在于儒、佛, 且儒教之弊更甚。因此, 若不摒除宣长所言“汉意”、“儒意”, 就无法恢复“大和心”、“古道”。[9] (卷十, 17-18) (笔者译)

在幕末维新之际, 这种国粹主义思想在一般民众当中具有极大的煽动性, 对后来的倒幕维新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管怎么样, 就有关近世神代文字的争论, 根据后来的研究来看, 除少数学者对“存在说”持赞同意见以外, 绝大多数学者对“存在说”都持否定的态度, 并将这一观点视为国学家爱国精神的具体表现。[10]

自镰仓末期以来, 经过长期的发展, 日本民族意识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呈现出理论化、普及化的趋势。尤其是在江户末期, 面对国内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外部势力的侵入, 这种早期民族主义思想[11]对强化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维护民族独立和促进国家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从平田笃胤伪造神代文字看日本传统民族意识的发展

作为上节内容的补充说明, 本节打算就有关平田笃胤伪造神代文字一事进行具体分析, 以此来为前面所阐述的观点增加一些论证的依据。

围绕着近世神代文字的争论, 除前面所提到的神代有无文字的争论, 此外在国学家和神道者中间引起争论最多的就是有关平田笃胤伪造神代文字一事。可以说这是江户后期以来国学家和神道者争论的一个焦点。对平田笃胤所揭示的神代文字[12], 尽管今天在日本学界已有了定论, 但对他为何要伪造神代文字, 以往学者们对此问题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而这一点, 我认为对于我们了解江户末期的日本民族意识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我打算从两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 受其学术思想的影响。作为江户后期的国学家, 平田笃胤不同于前期的国学家, 其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促使他重新构建了以日本为世界文明中心的神道哲学体系。对此永田广志说道:“他不仅仅满足于对古典的文献学阐释, 也不像真渊、宣长那样满足于仅仅树立以古典为依据的自己的世界观, 他还要进而竭力强调自己的世界观乃是普遍真理。真渊宣扬表现在万叶精神中的皇国之道, 宣长鼓吹《古事记》中所显示的古道, 特别是神道信仰, 他们都认为这些比外国文化优秀。平田笃胤更进一步竭力要证明作为古道的神道世界观不仅是皇国之道, 也是全人类文化的本源, 因而在本质上是全人类普遍真理。”[13]

以日本为世界文明中心的学说体系的构建, 没有文字显然是不现实的。对平田笃胤来讲, 肯定神代文字, 以此来宣扬日本民族和文化的优越性, 也就成为其学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平田笃胤主张挖掘神代史、重视神话的创造, 并因此而编著了神代史《古史征开题记》 (分春夏秋冬四卷) 。在春卷中, 他主张古代日本人将神代文字视为和字即大和文字, 神字也就是神代文字, 是皇国即天皇的文字。 (注:此书后由其门人以《神字日文传》之名于1819年再版, 上、下卷中分别收录了肥人书和萨人书。)

其次, 受尊王爱国、排外思想的影响。江户末期, 随着国内民族矛盾的激化和西方势力的逼入, 幕藩体制开始发生动摇。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 以平田笃胤为代表的一部分国学家, 迫切希望尽快促成国民思想主体的形成, 从而结束长期的幕府专制统治, 在民众当中建立起崇神尊皇思想的观念。受此影响, 平田笃胤本人深刻地意识到, 解决问题的关键, 首先是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使用汉字的习惯, 采用纯正的日本文字。而要做到这一点, 惟一的办法就是伪造文字。为了增加其神秘性, 使一般民众易于接受, 从而宣扬是日本古代的神传授的。对此国语学家山田孝雄说道:

以神代文字作为神代传下来的神字, 是提高日本在国外威信的手段。平田笃胤企图向世界万民展示日本神国意识形态的优越性。这种国粹主义思想在明治维新期间表面化, 最终与亚洲侵略联系了起来。从所谓的日本神代就已有本国优秀的文字, 它是世界文字母体的主张中, 产生了日本人是一等国民、日本是文化国家的优越感。[14] (芸林四卷中) (笔者译)

根据以上列举出的两点, 可以看出平田笃胤伪造神代文字的真正意图。这种通过伪造神代文字来宣扬日本民族优越性的行为, 应该说是日本传统民族意识发展的极端化表现, 完全是一种国家主义。战后平田笃胤的国学思想曾一度受到学术界的严厉批判, 有人甚至将其斥为“变质者”, 从根本上给予了否定。和辻哲郎曾这样评价道:

平田无论是在性行上还是思想上, 都让人觉得是强烈的“变质者”。作为“变质者”, 对于传播狂信却是一件好事。不久, 这种狂信的国粹主义与勤王运动结合起来, 就变成打倒幕府的一个强大的力量。但正因为是一种狂信, 才会成为隐患而影响到后人。[15] (笔者译)

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 日本民族意识的自觉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化的。如果把卜部兼方的“神代文字说”作为日本民族意识自觉的萌芽阶段的话, 那么经历中世的发展, 到了江户时期, 日本传统民族意识的自觉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呈现出理论化、普及化的趋势。由国学复古引发的神代文字的争论就是日本民族意识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摘要：民族主义虽说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产生的, 但如果“民族共同体”是古已有之的话, 那么近代以前即使没有民族主义这一词语, 也必然有相近的表达方式或思想萌芽, 日后则发展成为民族主义之称谓。作为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 传统民族意识的产生与演变非常复杂, 影响其变化的因素也很多。本文拟将以日本为例, 通过对日本历史上的神代文字问题进行分析, 来阐明日本传统民族意识这一现象以及其如何产生和演化的。

关键词：神代文字,国学,民族意识觉醒

参考文献

[1][美]里亚·格林菲尔德著.张京生, 刘新义译.2009.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 上海人民出版社。

[2][日]芳賀矢一, 筆にまかせて, 日本书院, 1918年。

[3][日]永田广志著, 刘绩生译:《日本封建制意识形态》, 商务印书馆2003年。

[4][日]竹内理三编:《日本史小辞典》, 角川书店, 1978年。

[5][日]丸山真男著, 王中江译:《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三联书店, 2000。

[6][日]吉野耕作著, 刘克申译:《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 商务印书馆, 2005年。

[7][日]铃木贞美著, 魏大海译:《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年。

[8][日]落合真澄, 明治21年, 日本古代文字考, 吉川半七。

[9][中]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 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

语言文字与民族意识 篇2

关键词：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语言教育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独特而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使中华文化呈现多元一体的特色。文化多样化与语言多样化，与生物物种多样化一样，是人类的财富，正是因为有了差异，才会有比较、有鉴别、有借鉴、有发展。然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出现语言趋同的趋势和少数民族语言被同化的现象，强势文化遍布各个角落，而弱势文化则越来越无立足之地，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一些少数民族，已经大面积地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这就使得对民族语言和文化进行抢救和保护显得刻不容缓。

语言和文化是不可以分割的，人类文化的多样性，首先依赖于语言的多样性，因此维护文化的多样性，离不开维护语言的多样性。

一、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

民族语言包括书面语言（文字）和口头语言，它们是民族独特文化的表现形式，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意识、生产方式等，都要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来提炼、记录和整理。如果没有民族语言，民族文化也就失去了记载，储存和流传的物质条件。如：故事、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唱词、谜语、戏剧等各类民族文学艺术作品都要依靠民族语言来表现，其中积存和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历史。因此可以说，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最为重要的载体与根基，是民族历史、文化、习俗的活化石和见证。

二、做好民族语言教育工作是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基础

每一种语言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每一种语言都反映出特定的文化现象，揭示该民族文化的内容。只有懂得民族语言才能正确认识这个民族以及由语言反映出来的该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思维特点等文化特征。同时很多民族文化的内容，只能通过本民族语言才能表达和传达，也只有本民族语言才能准确记录。如果不懂得民族语言，而用汉字注音的方式进行记录，结果根本无法还原，也不可能准确，毫无价值。因此，做好民族语言教育工作是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受教育者是本民族语言的传承者，他们对本民族语言的掌握程度，将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前途。只有做好民族语言的教育工作，让民族文化以书面的形式进入课堂，才能让学生系统地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发展、生产生活方式、民间文化艺术等人文知识，使学生对本民族的文化形成完整的思维链条。可以说，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的过程也是习得民族文化的过程，学一门语言是学一种文化，教一门语言也是教一种文化。民族语言教育的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通过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的教育保护与传承本民族独特的文化。

三、加强民族语言教育，传承民族优秀文化

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做好这项工作，则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转变观念，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民族语言教育的具体实施，关键在于政府，如果没有政府的领导和统筹，没有相关政策的保障，是无法实现的。政府部门应该认识到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充分尊重他们的文化，帮助他们保护、发展自己文化与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改善物质生活水平是同等重要的。因此，政府首先要转变教育观念，充分认识民族语言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充分认识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从思想上重视民族语言的保护与传承。其次，对少数民族地区制定一些能推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传承和发展的、可操作性的具体的政策与法规，加大民族语言、文化的教育投资力度，从各项政策、措施、财力上倾斜照顾。

（二）不断提高民族文化传承的自觉意识。汉语文是较先进的语文，是我国的通用文字，毫无疑问，各民族都应该学习好汉语文。但在民族地区，考虑当地的语言环境，充分尊重多数群众的意愿，一定要重视少数民族本民族语言的学习、使用和教育，即使在汉语基础比较好的地方，也绝不能以汉语文代替民族语文。

学校可以通过对民族语言的教授、各种选修课程的设置、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让民族语言和民族优秀文化的价值得以展现，激发他们对自己民族语言的情感，树立对本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这是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根本动力。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由于历史、社会、自然条件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民族地区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偏低，这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教学质量。建设一支素质优良、双语兼通、热爱本民族语言教育的师资队伍，是提高民族语言教育质量的关键。为此，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教师的继续教育，加大教师培训经费的投入，为教师创造培训的机会，使教师能够更多地接触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信息，从而使教师队伍的素质不断得到提高。

总之，每一种文化都是人类文化宝库的伟大财富，无论失去哪一种文化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要重视和加强民族语言教育，培养出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的合格人才，才能使灿烂多姿的民族传统文化永放光芒。

参考文献：

民族风韵与现代意识的融合 篇3

我國当代作曲家、星海音乐学院曹光平教授,于2003年两赴西藏采风,被美丽的风土人情所感动,创作了无伴奏三声部女声合唱《天湖·纳木错》。作品在2009年“帕拉天奴”杯作曲比赛中获得第二名。此次比赛由中央音乐学院等主办,王次炤任组委会主席。决赛评委会由来自全国各音乐院校及音乐家协会的17位专家组成,他们都是国内最具权威性的作曲家、理论家、指挥家和歌唱家。杜鸣心、杨鸿年教授分别担任评委会主席、副主席,由此可以看出本次大赛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实际上,《天湖·纳木错》作为广东实验中学参赛曲目之一,先后在2004年德国不莱梅第三届奥林匹克合唱比赛中获得现代音乐组金奖冠军;2008年在奥地利格拉茨第五届世界合唱比赛中再获金奖冠军,深受国内外专家的好评。本届评委中央音乐学院杨鸿年教授和中国音乐学院吴灵芬教授分别说出2009“帕拉天奴”杯作曲比赛合唱作品中,他们最喜欢的作品:《天湖·纳木错》、《燕》和《舞动的土地》。在德国不莱梅合唱比赛中,加拿大同行认为该曲非常精彩,既有强烈的现代感,又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富有诗意。

一、拱形结构与作品表现

美国音乐理论家库斯特卡曾阐述20世纪部分作曲家“对各种对称结构的兴趣反映在他们使用拱形曲式上”①,并列举了德彪西、巴托克、巴伯、兴德米特等世界著名音乐家的实例,如ABCBA、ABCDCBA等作品结构形式。本曲ABCB1A1五段组成的乐曲结构,就是一个展示着对称的美学观念,透露着前后呼应逻辑关系的拱形结构。

A(第一段:那曲高原山歌的回响)散板节奏的开场:呼喊从台后两个方位传出,这是模仿西藏那曲高原的远方的呼叫声,古朴,苍劲、略带野性,展现出那曲的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特别是接下来,在三个声部合唱小二度结构背景上,三个有点反串音色的女声领唱,先后演唱藏经、山歌风格的旋律,每个乐句尽管没有特定的歌词,但在句末都是六字真言。

在合唱为领唱的三声部对位旋律作烘托后,更是留下别样的感触。本段采用了现代三声部的处理方式,使三声部存在极强的音色反差。这种处理方式似乎有悖于传统,但却又区别了音色统一的传统而令旋律富有现代感。第一领唱(高)的音质晶莹清脆,宛如一枚银针直刺苍穹;第二领唱(中)音色圆润,犹如环绕山间的飘带;第三领唱(低)富有个性,带着不守规矩的叛逆。三个各具强烈个性色彩的声部及合唱的融合,给人除纯粹音响听觉上共振感受之外,更多的意味是文化的多元和对万物的包容,展现从远方山寨中走来人群的吟唱:质朴悠扬、抒情宽广、个性鲜活,充满魅力。此时,渐渐把乐曲推向高潮。

B(第二段:安谧纯净的神湖仙境)乐段在柔板5/4拍中开始,整段12小节,后6小节是前6小节严格的逆行。整段所标注的力度记号只是pp,直到本段结尾,这表明合唱要在非常安静的氛围中演绎。开始第一领唱(用虚词a)在高音区演唱空泛的五声音阶,三声部合唱(用虚词a)对位旋律与领唱融合在一起,且运用了直声和轻声,塑造出念青唐古拉雪山脚下那湛蓝的天湖·纳木错的纯净、安祥、圣洁和神秘。这与A段形成力度上对比的同时,也为C段作了铺垫。

C(第三段:遥远山寨走来的人们) 本段,自由节奏的散板式部分,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拱形结构。力度标记均分为三:前一部分是p,间部分是mp,一部分再回到p,也仿佛一个“力度拱形”结构,形成首尾呼应。自始自终在节奏卡农引领下,各声部都使用藏语“ya la so ya la ya la”这一几乎与任何词语都可以拆散组合的虚词演唱,在运用气声逐渐转至真声的力度变化中,此起彼伏,犹如村民相互间的问候和应答。三声部各分为四个小声部,变成12个声部演唱不同的音,以固定的节奏型进行变化和自由重复,来表现从远处山寨走来的人们,渐渐汇聚成朝拜的人流。继而力度在渐强中又逐步减弱,形成对比。哼鸣的进入,如欣喜的觐见者,小心翼翼地遥看面前的天湖·纳木错,勾勒出圣湖的崇拜者的心声:小声点,再小声点,世俗的吵闹不要惊扰天湖的神圣。

B1(第四段:渐渐远去的神湖仙境) 回到宁静的再现部,仅保留原先12小节的前4小节,仅用三个声部合唱来表现,并省略了B段领唱声部。音乐的力度与前段p形成递减为pp,表现安谧的意境。这里让听者再一次感悟到语言停止的地方才是音乐的开始,只有灵动、飘逸的歌声沟通着心灵与神湖、人类与自然。神湖也随着歌声渐渐隐入地平线,但它的仙境却永远在人们脑海中定格。此段虽短,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是前段力度递减的衔接、诗意的营造、音色的对比,同时作为后一段(A1)的铺垫并形成全曲结构对称的一环。

A1(第五段:萦绕天际的那曲山歌)仍是一个不完全再现段落,回到散板的自由节奏,与作品开始形成呼应。这里三个领唱的次序由原来的1、2、3变为3、2、1,力度走向逐渐由pp到f再到ppp,虚词与力度变化相对应,由a到m再到“六字真言”,形成强烈对比。极弱的ppp力度下,吟诵六字真言,直到全曲渐渐在余音袅袅中结束。仿佛云彩下、大山旁、圣湖边,风声、涛声、脚步声、五彩经幡哗啦声、转经筒的悠扬声,还有“嗡嘛呢叭咪吽”吟诵声……渐渐隐匿,都汇聚在《湖·纳木错》波涛中,奏出最虔诚的世代交响。渐渐远去的那曲高原山歌萦绕天际,也昭示着藏民族永恒的世俗与宗教。

与本曲ABCB1A1结构相对应的各段标题:山歌、神湖、山寨、神湖、山歌,也形成了文字标题的拱形结构,体现着音乐形式结构与表现内容的统一。

二、鲜明的西藏民族风格

首先,在西藏传统音乐中,羽调式、宫调式最为常见。C羽调旋律的调式调性是本曲的主要基调,在A段、B段的旋律中已清晰可见。其次,藏族民歌和藏戏音乐中最常见的羽宫、角徵的小三度音程进行②,在整个作品中充分运用。第三,西藏民歌中,常运用大二度、小三度助音颤音式进行和多种装饰音的风格表现,在A段旋律中运用最多。

谱例一

第四,特别强调了羽宫、角徵的小三度音程进行,大二度、小三度助音颤音等装饰音在本曲各个段落中的充分运用,凸显了作品的地域性特征,他们并与自由的散板节奏功能相结合,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使音调悠长、音域宽广、高亢嘹亮等西藏音乐特点得到充分展现。再加以演唱技术的处理——“演唱时常用真假声交替及爆破音以增添乡土气息与草原的意境”③(见引子和结束部)等,把那曲草原地域的辽阔以及浓郁的乡土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五,本曲不用特定歌词,仅使用藏民族日常用语中的“亚拉索”和“嗡嘛呢叭咪吽”,展示了歌词自身的节奏韵律和旋律性特色以及西藏人文风格。代表着世俗的口语(亚拉索)和代表宗教佛经的六字真言这两个不同领域和不同含义的语言结合在一起吟唱,其音调、音响、音型、节奏、韵味等,形成独特的混响效果,令听众体味到世俗中的宗教和宗教中的世俗在现实世界中的相互交融。本曲除使用以上提到的歌词外,还有哼鸣音hum和虚词a,并结合大量半音的使用,如同年轻的、年长的藏族同胞和虔诚的转湖者,诠释着现代的西藏乡村、都市和经年历久的庙宇,使听众的思绪得到无限伸展。亚拉索、六字真言、哼鸣音hum,虚词a,就这寥寥几个简单的、世俗和宗教语言中最常用、最概括、代表的内涵也最为丰富的字母,与旋律结合后,产生了胜似千言万语的功能。它似乎包含着历史与文化、世俗与宗教、山寨与都市……体现着世俗人文与宗教文化世世代代的薪火相传。

三、创作手法及其现代意识

本曲中,在保持旋律民族风格的前提下,以和声、复调、织体、节拍、节奏、音区、音色、力度、演唱技法的多种变化,来深化其内涵特质,使藏民族音乐焕发出新的音乐生命力。如在本曲中,五声性音阶、全音音阶与半音进行相结合的处理、12音和声的不协和音响、对位的线条呼应、节奏卡农的交错组合、多小节逆行创作、反串音色、歌词旋律性等的运用,为西藏民族音乐增添了现代元素。

首先,本曲C段(三部分组成)12个声部中运用12个不同的音,构成12音和声的不协和音响。如第一部分三个声部由高到低排列次序: be2c2b1#f1;g1f1e1#c1;d1 bba#g,结合力度变化的处理和不同节奏型的更替以及演唱的高、中、低三个声部的不同音色,形成特有的织体结构,获得特殊的音响效果。一般来讲,这样的处理手法不多见,因为不好表现,容易弄巧成拙。但作曲家在此处大胆运用,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其次,节奏卡农从头至尾都在C段中运用,由一个声部逐渐变成12个声部。歌词分别由“ya la suo ya la ya la”､在第二､三部分拆分为“ya la ya la suo”和“ya la ya”(并配以新的旋律)为一组的虚词组成,一组虚词形成一个单位小音块,再由多个单位小音块构成整体组合音块,前后交错,形成音块节奏卡农律动,不同组合下产生着不同的变化和色彩,自始自终此起彼伏。这特殊而丰富的音响效果与众朝觐者行进中吟诵的意境有着血脉相似,产生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效果,拓展了音乐叙事的空间。

第三,本曲中借鉴了12音体系中所采用的逆行作曲手法,与西藏音乐因素相融合,形成自由无调性特点。

谱例二

通常片段运用逆行作曲的手法較为常见,但乐句长、小节多时,再运用逆行手法就不易。因为既要合乎作曲规范,又要不失音乐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且旋律还要动听则更难把握。因此,这种表现手法不多见。但在《天湖·纳木错》中,此手法写作的乐句竟长达12小节(B段),后6小节是前6小节(见谱例二)的严格逆行,不但不让人感到冗长、生涩和乏味,反而觉得旋律自然、优美又个性鲜明,如同抒情的散文诗。

第四,在旋律线条的进行上,小三度音程进行和装饰音的运用,同时五声性音阶又与全音音阶及半音进行的处理相结合,加强了旋律的色彩性和现代感(见谱例一中出现CbEFGAB的五声性音阶和全音阶结合的旋律线条)。而B段合唱第一声部的六小节旋律更是全音阶、五声性进行和半音进行的巧妙结合,生成一个非常柔美并极富抒情特点的旋律线(见谱例二)。

第五,歌唱性旋律音调和吟咏六字真言的结合,在作品中多次运用,每次使用都有着不同的色彩变化并富有新意,因为六字真言本身充满着自身节奏的韵律和语言的旋律性。该曲中作者把六字真言不仅当成歌词,也看成一种旋律,有意尝试与不同旋律音调的结合,自然演绎出新的意境,犹如六字真言本身的旋律在音乐的骨子里延伸、衍生。这种解析好像远离音乐本体,但其在作品中起到的对比、烘托、铺垫、渲染等作用尤为重要,不可或缺。

第六,作品中自由呼喊、自由颤音、自由滑音的运用,在引子、高潮、结尾中都得到很好发挥,表现出音乐的抒情性和自由性状态下产生的诗的意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西藏那曲高原的地理风貌以及原汁原味的音乐特点。另外,作品的三声部合唱,几次细分为6声部、12声部,合唱与三领唱形成各种不同的结合方式,衍生出不同的音响效果,这无疑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的体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声部的多样性、合理性,在这看似矛盾的复合体中得到合理的应用,使这首无伴奏合唱在变化丰富的对比中,声部达到整体有序,使作品和谐统一。

鲜明的西藏音乐、语言特点与独特的创作手法相结合,体现了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中不断追求新思想、新方法,突破传统音乐创作的束缚。正如作曲家在谈到创作理念时说的:“在保持西藏民族旋律调式、调性特色的前提下,在和声、复调、织体、音色、力度、节拍等方面做了与藏民族音乐既相一致又有一定超越的探索,有目的地运用多种技法实现再创造,以拓展音乐的叙事空间和丰富表现力。”

2009年“帕拉天奴”杯作曲比赛的宗旨是“提倡中国民族风格,鼓励多样化创作;兼容艺术性、技巧性和可听性”。《天湖·纳木错》恰恰体现了这一宗旨,这也是它能从138部合唱作品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所在。它是曹光平教授在创作上追求民族风韵与现代意识相融合的又一成功之作。

①[美国]库斯特卡著,宋瑾译《20世纪音乐素材与技法》,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16页。

②谱例参见更堆培杰《西藏音乐史略》,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117页的藏戏谱例。

③《藏歌》http://www.8ttt8.com/wenhua/w27773.htm

王勇杰广东工业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中心、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网络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播 篇4

据最新调查显示：中国正在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有120余种，使用人口在1万人以下的语言约占语言总数的一半；在1000人以下的有20余种，它们基本上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而在现在这样一个网络日益发达的社会，目前进入电脑的少数民族文字，仅有蒙古王、满文、锡伯文、藏文、彝文、德宏傣文、西双版纳傣文、傈僳文八种。这样的局面不禁让人感到有些伤感与惆怅。

总所周知，汉语是我国网络的主流语言。各大网站的网页文字都是汉语中文、各大输入法也是以中文为主。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如何让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也能搭上这个时代的便车与时俱进？是一个摆在我们国家广大少数民族人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很多年前，曾进入过百度的苗族贴吧，置顶的帖子就是“《苗汉汉苗电子词典》3.0发布，欢迎下载试用”，该词典是由“三人帮”潘文敏、龙兴中和陶永标开始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广大苗族同胞的认可，他们也纷纷投入到了词库的电子化整理工作中，最终该词典能得以成功问世。语言，如果没有文字作为载体，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面对苗语空间被不断打压，苗语新文字无法传播的困境，编写的’苗-汉’对译字典就成为继承、发展和推广苗语的大好工具。此外，在苗族贴吧里，还有不少帖子是关于介绍苗语、苗文的，我觉得这也是宣传本民族文化的途径之一，其他少数民族也可以效仿借鉴。

此外，我觉得还可以创建一个网站，专门在上面放一些少数民族的视频和音乐。我们都知道，少数民族能歌善舞，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和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拥有本民族创造和传承下来的优秀而独特的音乐。我们可以通过DV技术，将人们经常传唱的歌曲录制下来，还可以将其对唱情歌的场景拍成MV，与音乐更好地相结合，既给人们带来听觉上的享受，又能提供视觉上的盛宴。把这些上传到网上，供网民收听下载，实现资源的共享。其次，我们可以运用先进的多媒体技术将人民大众喜爱的电视剧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这样就能在平时的耳濡目染下，不断加深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认识。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电脑排版技术，发行与出版关于介绍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刊物。毕竟在这样一个网络化的时代，要学会利用网络资源，让本民族的文化走出去，最大程度地实现双方共赢的目的。

我们也不要扯太远，就来举下身边的例子。因为大学在云南，所以能接触到很多少数民族的同学，问他们会不会说本民族的语言，会不会写本民族的文字，得到的答案往往是失望的。就会觉得，他们把根都给丢了，这是个人的悲哀，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想说作为新时代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他们有着敏捷的思维、开阔的视野、丰富的知识储备，就应该承担起重振本民族语言文字的重任，要学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独到的视角和深厚的民族情怀，在这个发达的网络信息化时代，多方面、多角度的思考如何来弘扬本民族文化。

语言文字与民族意识 篇5

【关键词】元语言意识；书面语言获得；读写能力；儿童；幼儿园教育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2）09-0011-04

儿童语言的发展，包括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获得。长期以来，关于儿童早期语言获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口头语言发展的研究上。儿童早期语言教育也主要以听觉和口头语言为主。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对儿童早期阅读的重视，书面语言的获得日益引起广大教育者的关注。本文将着重分析元语言意识与儿童早期书面语言获得的关系，为更好地开展儿童早期语言教育提供参考。

一、早期书面语言获得的重要性

儿童早期书面语言的获得，是指学前阶段儿童早期读写技能的发展，这是完整语言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地讲，儿童早期书面语言获得包括早期阅读能力和早期书写能力的发展。

狭义的阅读指的是对书面语言的感知、辨别、理解、产生意义的过程。书写则是指借助一定的语言文字符号进行表达的过程。书写的前提是对书面语言符号的认知，即获得有关文字的早期知识，提高对文字的敏感性，获得前识字经验，比如知道文字有具体的意义，可以读出来，知道文字是一种符号，可以与其他符号系统相互转换，理解文字、口语和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理解文字的功能和文字的起源，知道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文字，知道文字有一定的构成规律，等等。儿童早期阅读和书写能力的发展与儿童语言的全面发展以及今后的学业成就密切相关。1998年3月，哈佛大学著名学者、美国儿童阅读困难预防委员会主席凯瑟琳·斯诺等人发表了美国国家研究院早期阅读委员会的研究报告《预防阅读困难：早期阅读教育策略》，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报告指出，儿童的早期阅读能力对未来的阅读能力和学业成就有预测作用。阅读是学习的基础。报告还指出，关注儿童早期书面语言的获得，可以有效预防阅读困难。学前期应该大力丰富儿童的词汇，鼓励儿童围绕书籍的相关内容进行讨论，开展词汇结构实践，促使儿童习得关于印刷体文字的知识并熟悉阅读的基本目的和基本机制。〔1〕

儿童早期书面语言的获得是一个复杂的认知发展与学习过程，关键是对读写技能的掌握。从联结主义的观点看，任何文字的阅读技能习得都要求建构正字法表征，同时形成正字法—语音和正字法—语义间的密切联结。字词识别与词汇表征是阅读的基础，涉及读者从记忆中提取视觉的、语音的和语义的信息。有关阅读发展的分析表明，语音意识、正字法意识及语素意识都是阅读能力发展需要具备的认知技能。〔2〕凯瑟琳·斯诺提出了有助于儿童读写能力发展的六个要点，其中就包括开始理解书面语言的功能，发展丰富的语言和元认知技能以及知道母语文字的构成体系等。

读写技能的发展与一般认知能力，如注意力、记忆力、视动协调能力等的发展密切相关，也与对语言本身的特异性认识，如语音意识、正字法意识、语素意识和词意识等密切相关。与此同时，读写技能不仅仅是一种认知的心理语言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在学前期，除了要注重发展儿童的一般认知能力与读写社会行为外，还应关注与儿童早期读写能力发展密切相关的元语言意识(metalinguistic awareness)的发展。

二、元语言意识与早期读写能力发展

1．语音意识

语音意识是指对口语中语音成分的感知和操作能力。语音成分由大至小可分为音节、首尾音和音位。Torgesen（1994）认为，所谓语音意识，就是一个人对语言的声音结构的敏感性或清醒意识。当儿童知道了单词是由不同的音按照特定的顺序构成，而且每个音有自己特定的表达方式时，他就获得了研究者所谓的“语音意识”。获得语音意识，有利于今后在阅读过程中对单词的语音和语义进行解码。Stanovich（1991）认为语音意识中的语音敏感性指的是对音素（包括音素辨认、音素顺序以及音素位置）完全清楚明确的意识。Torgesen和Davis（1996）进一步解释了所谓“完全清楚明确的意识”指的是“把单词分解为音素单位的能力，以及把音素混合为音节和单词的能力”。他们认为这是阅读能力发展中两种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的能力。这两者都要求对音素有清楚分辨的能力。关于单词识别过程的研究表明，语音在单词识别中起着重要作用。McBride(2000)以汉语学前儿童为研究对象，发现在控制了年龄与词汇量影响的情况下，语音加工技能能够预测学前儿童单个汉语词汇的阅读水平。〔3〕

2.正字法意识

正字法意识一般包括特定字词正字法模式的建构能力和正字法规则的提取能力。〔4〕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其书写规则与拼音文字有很大差异，部件的组合方式也与拼音文字不同，所产生的意义更是因为部件组合的不同而千差万别。又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汉字中字形与字义之间的对应关系常常会让阅读者见形生义。汉语儿童的正字法意识是在接触汉字的过程中逐渐发展的，学前儿童只具备区分汉字和线条图的能力，而小学生则开始发展位置意识和部件意识。

3.语素意识

语素是语言中完整的、稳定的、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包括词根与词缀两种类型。语素意识是指儿童对口语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的敏感性和操作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儿童的语义加工水平。Carlisle（1995）认为，语素意识是对语素结构的识别、思考和操作能力，即将词分解成语素，并通过重新组合来建构词的意义。〔5〕对学前儿童语素意识的考察，主要采用语素类比任务和词语识别任务。语素类比任务又称为语素建构任务，要求学前儿童对复合词语中的语素进行分解和重新组合，创造一个新词表示新的概念。例如，“又大又红的花叫大红花，那又大又黄的花叫什么？”“大黄花。”词语识别任务是为学前儿童呈现两个语素，要求儿童判断这两个语素能不能组成一个有意义的词语。例如，“马”和“狗”，“跳”和“水”。因为学前儿童没有系统学习过汉字，所以对学前儿童语素意识的考察是通过口语呈现的。语素意识发展与儿童读写能力发展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大量的研究证明。Yu-Min Ku和Richard C. Anderson（2003）对美国和台湾两地的儿童词汇量、语素意识和阅读能力进行比较发现，语素意识与儿童的词汇知识、阅读理解水平高度相关。〔6〕吴思娜、舒华等人（2005）的研究表明，语素意识是唯一能对汉字命名组词、同音字识别两项不同阅读任务的成绩均有较好预测作用的认知变量。〔7〕李玲（2010）以幼儿园中班、大班，小学一、二、三年级儿童为被试，研究其语素意识与阅读能力的关系，发现语素意识比词汇水平更能预测儿童的阅读能力，语素意识对阅读能力的影响比词汇水平的影响更大。〔8〕

4.词意识

对词意识(word awareness)的研究也属于元语言意识研究的一个领域。词意识是指儿童能够理解词是语言的主要意义构成以及了解词的性质的水平。由于词的获得在阅读中占有突出地位,研究者对儿童词意识的发展进行过许多探讨，主要的考察方法包括真假词判断、把句子分割成词、数出句子中词的数量、词替换等。徐芬等人（2002）的研究表明，初级的阅读训练（指点性朗读）能促进5岁儿童字意识的发展，但对词意识的发展没有影响。一年级儿童口语词的间隔识别完成水平是对其后期阅读成绩的一项显著预测因素。〔9〕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起点。词意识的发展必然与早期读写能力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三、对儿童早期书面语言获得的启示

1.重视全语言教育的重要性

随着对儿童早期阅读的重视，幼儿园越来越关注早期阅读，很多幼儿园开设了专门的早期阅读课程。然而，在早期阅读教育活动中，许多教师只是狭隘地关注儿童对书面内容的感知与理解，忽视儿童听觉的发展以及对书面文字特征的感知和书写能力的早期启蒙，从而导致以阅读教育代替全语言教育。实践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早期阅读情景：教师把图画书做成PPT，通过电脑操作，为儿童讲述图画书内容，以引导儿童感知和理解画面内容，再通过多次重复帮助儿童记住主要内容，然后让儿童进行角色扮演。这样的早期阅读教育仅仅能帮助儿童获得对图画书内容的理解，却不重视让儿童了解和掌握阅读的基本形式。儿童连书都不接触，当然无从谈起对书面内容的感知以及对话和交流了，更谈不上听、说、读、写的全面发展。儿童对图画书中的词汇、语句的理解与表达，是阅读理解的基础。儿童在阅读中获得的有效阅读策略与良好书面表达习惯，是其提高语文学习能力的关键。儿童早期发展起来的对本族语言的语音敏感性，与其阅读能力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早期的听觉和口语能力发展有助于儿童早期敏感地感知本族语言的语音特征，形成快捷的音—义结合体，以减少语义加工的认知负荷，提高词汇与语句理解能力。孟祥芝（2002）研究发现，口语能力与语意理解能力显著相关，口语能力与中文读写能力显著相关。〔10〕因此，在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中，有必要重视提高儿童的语音敏感性，也有必要重视发展儿童的听觉与口语表达能力。无论是阅读还是书写，都要重视提高儿童对本族语言文字特性的高度敏感性。因此，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还要注意引导儿童了解本族语言的符号特征，促使儿童愿意用这些符号进行口头和书面语言表达。正因为如此，幼儿园语言教育应是包括听、说、读、写在内的全面的语言启蒙教育。

2.正确认识早期阅读活动

自《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颁布后，我国幼儿园普遍重视儿童的早期阅读，而对传统的早期识字教育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传统的识字教育是违反儿童身心发展特点、不符合学前教育规律的做法。事实上，早期阅读并不排斥对文字的感知和理解，不反对儿童早期文字经验的获得。它强调的是对文字有意义的学习与理解，反对的是死记硬背、机械识记的做法。研究表明，词汇量（有意义的词汇获得）与阅读理解能力成正相关，与读写能力也成正相关。因此，幼儿园早期阅读教育应该包括对语言文字有意义的感知与理解，以及对语言文字特征的认识与学习，甚至应该包括简单的书写技能启蒙教育。正因为如此，《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征求意见稿）》对于阅读和书写准备的发展目标作了这样的表述：（1）喜欢听故事、看图书。（2）具有初步的阅读理解能力。（3）具有书面表达的愿望和初步技能。其实，在幼儿园里，儿童自发的点读文字与书写活动一直存在。儿童会在阅读自己熟悉的图画书时指读文字，尽管他们可能并不认识这些文字。儿童也会把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画下来，或者用自创的“文字”来表达。陈莉莉对儿童早期创意书写的研究发现，儿童大约在4岁时就已经意识到汉字书写的一些特征，如用自创的符号表达意思，表现出横平竖直的汉字书写特征等。可见，早期识字和书写启蒙理应是幼儿园语言教育的组成部分，它可以为儿童进入小学开始正规书写作准备。当然，我们要把早期识字、书写启蒙教育与机械识字、书写训练区分开来。那种严格的、反复的、机械的书写训练是违反儿童发展与教育规律的。

3.重视与儿童早期书面语言获得有关的一般认知能力的培养

如前所述，儿童早期书面语言的获得是一个复杂的认知发展与学习过程，与一般认知能力，如注意力、记忆力、视动协调能力等的发展密切相关。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除了要关注儿童早期读写兴趣的培养外，还要关注一些与读写能力发展密切相关的一般认知能力的发展。研究表明，汉字是对视觉加工要求很高的符号系统。在早期注重发展儿童的视觉加工能力，如观察力、视觉加工速度、视觉注意力、视觉辨别能力等，对儿童的早期书面语言获得有重要意义。中外关于学习困难儿童的研究表明，工作记忆障碍可以被看作是阅读困难的重要预测因素之一。在早期对儿童进行快速命名能力、工作记忆能力的训练会显著提高儿童的词汇与阅读理解能力。然而，目前在幼儿园语言教育中，很少看到能促进儿童这些一般认知能力发展的教育活动。其实，在幼儿园中，完全可以有意识地把这类一般认知技能的培养渗透到各领域的教育活动中去。例如，可以在语言教育活动中通过设计有趣的游戏来发展儿童的一般认知能力，从而促进儿童早期书面语言的获得。

儿童早期语言能力的全面发展是其终身学习能力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其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后进一步发展学习能力的关键。大量科学研究证实，儿童早期书面语言的获得与其早期听觉发展、口语发展、元语言意识发展以及一般认知能力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不能把幼儿园的书面语言教育活动简单等同于“识字教育”“小学化倾向”。那些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教育实践是符合儿童发展与教育规律的，可以保证幼儿园语言教育的科学性与正确性。我们应该加强对儿童早期认知发展与学习规律的研究，重视幼儿园的全语言教育活动，将听、说、读、写科学结合，同时关注与儿童早期书面语言获得密切相关的一般认知能力的发展，使其成为幼儿园语言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凯瑟琳·斯诺，等.预防阅读困难：早期阅读教育策略〔M〕.胡美华，等，译.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2.

〔2〕赵微，荆伟，方俊明.阅读认知加工的跨语言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2）.

〔3〕CATHERINE MCBRIDE-CHANG, YIPING ZHONG.Reading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hildren 〔M〕.Westport,CT:Praeger,2003:37.

〔4〕SIEGEL L,SHARE D,GEVA E.Evidence for superior orthographic skills in dyslexics〔J〕.Psychological Science,1995,(6):250-254.

〔5〕CARLISLE J F.Awareness of the structure and meaning of morphologically complex word: Impact on reading〔J〕.Reading and Writ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2000,(12):169-190.

〔6〕YU-MIN KU,RICHARD C ANDERSON.Development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in Chinese and English〔J〕.Reading and Writing: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2003,(16):399-422.

〔7〕吴思娜，舒华，刘艳茹.语素意识在儿童汉语阅读中的作用〔J〕.心理与行为研究,2005,3(1):35-38.

〔8〕李玲.儿童语素意识的发展及其与儿童早期阅读的关系〔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0.

〔9〕徐芬,BRUCE HOMER,KANG LEE. 阅读训练对儿童早期字词意识发展的作用〔J〕.心理科学，2002,25（6）.

〔10〕孟祥芝.中文读写能力及其相关因素研究〔J〕.心理科学,2002,(5).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and Acquisition of Reading and Written Language in Early Childhood

Zhao Wei

(College of Educatio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Abstract】Children’s acquisition of reading and written language, including reading and writing in early childhood,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ir languag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future academic achievement.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which includes phonetic awareness, orthographic awareness,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and word awarene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children’s early literacy development. Language activities in kindergartens should give concern to the inclusiveness of children’s early language development, understand early reading activities and emphasize other general cognitive abilities that related to acquisition of reading and written language.

幼儿早期文字意识的发展与培养 篇6

研究表明，幼儿文字意识的发展与其将来学校教育中的阅读能力和学业成绩高度相关。首先，从幼儿阅读图画书时的注视特点中可以看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对图画与文字二者区别的认识经历了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即从最初的以为文字是画面的一部分，发展到认为文字是不同于画面的，并积极地从文字中获得信息。随着阅读能力的发展，幼儿逐渐将文字作为关键信息予以注意，并通过对文字的注视了解其形式和功能，进而识别文字，通过文字达成对故事的理解，最终成为文字阅读者。其次，进入基础教育阶段后，教材从学前阶段的以画面为主演变为以文字为主，教材内容的变化对儿童的文字阅读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再次，诸多研究发现，儿童对文字的理解不仅影响其语言成绩，还影响数学等涉及文字理解能力的其他学科成绩。比如，儿童在完成直接列出数字的计算题时胸有成竹，但是当计算题变为相应的应用题时，儿童就会出错，究其原因，是儿童较弱的语言文字理解能力阻碍了其对应用题的理解。所以，对儿童进行早期文字意识的培养是非常必要的。

一、教师可引导幼儿关注文字

相关研究显示（刘宝根，2011），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在图画书阅读过程中对文字的注视时间呈逐步增长趋势。3～4岁儿童主要关注画面，极少关注文字；4～5岁儿童开始关注文字，但是是将文字作为画面的一部分予以关注的；5～6岁的儿童在文字再认的基础上能积极关注文字，并在将文字意义与画面关键信息匹配的基础上达成对图画书的完整理解。我们也曾用眼动仪考察了5～6岁儿童在自主阅读图画书的过程中“有规律地阅读文字”“所阅读的热点区中文字区域所占的时间比例”这两项有关文字注视的指标。结果显示，该阶段近半数儿童已能有规律地去读文字，这就说明此阶段儿童的文字排列规则意识有了显著的提高，预示着此阶段儿童进入了图画阅读的成熟阶段（Mine，2007）。当儿童在图画书阅读过程中能有规律地注视文字的时候，这种阅读方式就会渗透到所有有关文字的阅读过程中，从而帮助儿童更好地阅读与理解文字。热点区指的是儿童注视次数最多和注视最为集中的区域，研究表明此阶段儿童对文字区域的注视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儿童已不再将文字视为图画的一部分，开始意识到文字是一种不同于图画并承载了一定意义的符号。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幼儿在早期阅读中对文字加以关注是文字意识发展的标志。教师在幼儿阅读图画书的过程中要引导幼儿关注文字：可以向幼儿传授一些有关文字的知识，如文字有别于图画，它是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以此逐步培养幼儿的文字形式意识；可以告诉幼儿文字是一种有意义的符号，每个汉字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如绘本《我喜欢上学》第4页画面上有“画画”“看书”等内容，教师可以适时地告诉幼儿“美术”“阅读”等文字的含义，以帮助幼儿意识到文字能表达意义，从而培养幼儿的文字功能意识；可以告诉幼儿阅读文字时应遵循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规律，如绘本《我喜欢上学》第8页左上角有七行文字内容，教师可以教幼儿有顺序地听读文字，以培养幼儿的文字排列规则意识。

二、教师可帮助幼儿在了解文字意义的基础上学习文字

我们在相关的实验研究中测查了不同阅读理解水平幼儿在图画书阅读过程中对文字的注视情况。结果发现，有较高文字注视水平的幼儿表现出较高的图画书阅读理解水平。也就是说，当幼儿能够注视并阅读图画书阅读材料中的文字时，其对图画书的整体理解程度较高。尽管识字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幼儿对图画书的理解，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部分表面上看去对文字注视程度较高、识字量较大的幼儿对图画书的阅读理解水平并不高，原因是这部分幼儿不是在理解文字意义的基础上对文字加以关注的。他们只是机械认字，并不清楚文字到底传达了什么意义。而那些积极注视文字，并能在文字与相应的画面之间进行循环注视的幼儿对图画书的理解比较准确和全面。

上述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在早期阅读活动中，教师须在帮助幼儿理解文字意义的基础上培养其文字意识。如前所述，幼儿的文字再认意识表现为幼儿在图画书阅读过程中会运用情境或相关的语言、图片线索来猜测和辨认汉字。比如，当画面呈现一个孩子在秋千上荡来荡去的内容时，幼儿根据已有经验能够理解画面的关键信息——“荡秋千”。此时，教师可以告诉幼儿文字“荡秋千”的含义就是指画面上孩子做的事情，“秋千”是指画面上孩子所坐的荡椅，“荡”就是指晃来晃去的动作。需要指出的是，教师不必解释一个字或词的全部意义，只需告诉幼儿此处这个字或词的意思即可。幼儿就是在这种图文结合的情况下一点一滴、自然地学习文字的，这样的学习对幼儿来说负担也不会过重。

幼儿文字结构意识的培养也是建立在对文字意义有所理解的基础上的。比如，当出现“桃”“柳”“松”等文字时，教师可以告诉幼儿“木”是树木的通称，三个字都具有“木”这个相同的部件，说明这三个字的意义都和树木有关。今后再出现含有“木”部件的生字时，幼儿就可以据此推测其含义了。

三、教师要为幼儿提供自主阅读的时间和空间

为了探索自主阅读情境下幼儿对文字的关注情况，有研究者曾做过这样的实验：给被试幼儿设定10秒钟的自主阅读时间，即向幼儿呈现一些画面，每张画面呈现时间为10秒。研究结果显示，幼儿注视文字时间只占总阅读时间的16%左右。我们认为这个实验给幼儿设置的固定阅读时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主阅读时间。为了进一步研究相关问题，我们给被试幼儿创设了完全自主的阅读环境，对画面呈现时间不加限制，让幼儿根据自己对画面和文字的理解自主控制画面注视时间，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主阅读。研究结果显示，幼儿在完全自然情境下的自主阅读中对文字的注视时间占总阅读时间的27%。上述研究均显示，幼儿在自主阅读情境下对文字的注视程度高于其他阅读情境，即提供充分的阅读时间可以让幼儿在注视完画面后进一步关注文字，或者在文字与画面之间进行循环关注，从而提高幼儿对文字的关注程度。这种建立在对文字意义有所理解基础上的注视可促进其文字意识的发展。

上述研究结果也表明，让幼儿进行自主阅读可以促进其文字意识的发展。据此，我们认为，首先，教师在日常教育中要积极引导幼儿自主阅读。在自主阅读情境中，幼儿因为不能依赖成人直接的言语指导，可能会更加主动地在画面与文字之间寻找意义。其次，教师要保障幼儿自主阅读的时间，以让幼儿在充分关注画面信息后有更多的时间关注文字内容，从而对文字进行进一步的探索，逐渐在文字与画面之间建立起联系。这种主动探索并建立有效联结的过程能促使幼儿文字意识各个方面的融合发展。

总之，幼儿对汉字的习得是其文字意识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切不可将阅读与识字本末倒置，将幼儿置于枯燥的汉字机械记忆中。幼儿是在汉字与图画交叉融合的前提下习得汉字的意义，从而理解和掌握汉字的。幼儿是通过阅读来识字，而不是通过识字来阅读的，机械的识字只会阻碍幼儿阅读能力的发展。作为一线的幼儿园教师，我们应重视对幼儿早期文字意识的培养，从而为其后续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