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中心城市

2024-09-02

创新中心城市(共12篇)

创新中心城市 篇1

2012年3月国家发改委批准了《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纲要》 (以下称规划) , 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勾勒出了陕甘宁革命老区和庆阳发展的宏伟蓝图。规划范围包括:陕西省延安、榆林、铜川, 甘肃省庆阳、平凉,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固原、中卫等8个地级市, 以及陕西省富平、旬邑、淳化、长武、彬县、三原、泾阳, 甘肃省会宁, 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等9个县 (市) , 总面积19.2万平方公里。

在陕甘宁革命老区城市群中, 庆阳正处于区域的几何中心位置 (如图1) 。庆阳发展的突破点就是要推动庆阳从区域几何中心向服务中心的转变。然而由于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之内, 庆阳经济以农业为支柱产业, 基础设施发展滞后, 科技发展层次较低。直到2012年以来, 庆阳才相继通了第一条高速公路, 有了第一条过境的铁路, 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速度有了较高层次的发展。要实现打造“区域中心”的战略目标, 从陕甘宁革命老区城市群角度研究庆阳市创新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转略和现实意义。

资料来源:《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纲要》附图。

一、区域“中心城市”战略对庆阳创新发展的要求

在全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 庆阳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打造区域“中心城市”, 必须推动创新领先于区域城市发展。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韩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过往发展史也表明, 依靠创新的驱动, 是确保经济持续增长最可靠的动力源泉。[1]

(一) 保证创新发展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处于区域领先地位

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城市创新的发展层次, 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产生高水平的城市创新。目前, 庆阳全市公路密度为28.18km/100km2,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5.38km/100km2) 17.2km。庆阳市基础设施 (包括农村) 情况是:总量不足, 种类单一, 结构失调, 供排水和供电设施基本能够满足需求。[2]

1. 产业创新需要建设发达的交通、能源和供排水设施

庆阳市能源化工产业的创新发展, 需要交通、能源和供排水等基础设施能够快速发展。目前, 庆阳能源化工产业发展的不足在于产业链延伸不够, 地方经济和央企之间缺乏链接较好的产业链, 地方尚没有在央企的发展过程中做到充分配套, 也没有充分获益。[3]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庆阳市于2013年3月20日投资建立了庆阳能源化工集团公司。公司主要有能源勘探、开发利用、钻采服务、装备制造、金融服务五大主要业务。能源勘探、钻采服务和装备制造对庆阳的交通、能源和供排水设施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特色农产品的发展创新需要交通、供排水和邮电通讯产业的升级。近年来, 庆阳的特色农产品发展取得一定的成绩, 但是还存在如下问题:运行机制亟待完善;产业层次低;产业化水平低。[4]解决庆阳市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主要应该从生产工艺革新、新产品研发、强化市场营销方面入手。这几个方面的任务对于庆阳交通、能源、供排水通讯等基础设施发展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文化产业发展对于庆阳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互联网+”背景下, 文化产业依托互联网寻求发展是成本最小、效果最好的出路。庆阳不但有享誉全国的香包、皮影等文化民俗文化产品, 又有“南梁革命纪念馆”为代表的大批红色旅游景点。无论是民俗文化产业还是红色旅游产业, 都需要依靠互联网开展营销, 都需要依靠便捷的交通实现快速发展。

2. 科技创新需要发达的交通、邮电通讯和环保设施

城市只有创造了便捷的交通、通讯、环保设施, 才能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科技创新的最终主体是科技研发人员。一个交通发达、通讯便捷、环境优美的城市不但能为科研人员提供宜居的生活环境, 更能为他们的科研工作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

科技创新活动的组织单位一般有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是政府科研管理机构。无论是企业的生产活动, 还是不同城市科研单位之间的交流, 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都是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3. 市场创新需要发达的交通和通讯设施

市场创新主要包括开拓新市场和创造新需求两个方面。对于开拓新市场而言, 第一种方式是拓展不同区域的市场, 可以看作是企业营销走出生产地区。在这种情况下, 生产规模的增长、营销渠道的创建、产品的促销都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交通和通讯设施, 网络销售的规模也受制于互联网用户规模和物流业发展层次, 而交通正是影响物流业发展层次的最主要因素。第二种方式是创造新的需求。创造新的需求有可能是创新产品组合, 也有可能是创造新的市场需求。交通和通讯发展水平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不同城市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 也影响、制约着企业产品研发人员发明、设计的灵感。

(二) 城市创新发展规划应该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如果把创新型城市分成文化创新型、工业创新型、服务创新型和科技创新型四大类, 庆阳市的创新发展应该着眼于前三类, 因为其不具备科技创新型城市的条件。城市创新的出发点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增强城市竞争力。所以城市创新规划应该充分考虑地方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 推动经济转型, 实现可持续快速发展。

1. 文化产业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文化产业是一种在现代工业基础之上的文化产品生产方式。1997年欧盟委托芬兰教育部成立文化产业委员会, 该委员会对文化产业的界定被世界广泛接受。这个定义认为文化产业主要包含三层含义:首先, 文化产业是基于意义内容的生产活动;其次, 文化产业是指从艺术创作到销售的传统与现代艺术和文化领域;最后, 文化产业是对文化产品进行制作和传播的行业等。这三层含义清楚地反映出文化产业在当今及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第一, 旅游业成了全世界第一大产业;第二, 图书报刊出版发行业成了一些国家的支柱产业;第三, 影视业成为英、法、美、意、日等国的重要产业, 美国的影视产品的出口值已超过了航天工业产值;第四, 体育经济收入在美国超过了石油工业与证券业的收入, 体育行业就业人数, 在英国也超过了煤炭、农业和汽车零件制造业的人数。在我国, 文化产业的从业人数已超过城镇就业人数的5%, 实现增加值超过GDP的3%, 从经济总量上看, 文化产业与房地产业大体相同, 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之一。[5]

2. 工业创新促进经济结构升级

工业创新的实质是产业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有四个层次: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和产业融合。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可以活跃市场, 增加需求, 促进经济增长。市场创新和产业融合可以促进产业发展, 加速经济结构转型,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三) 城市创新要从城市发展水平和资源条件实际出发

城市创新发展是在一定的资源和技术水平基础之上进行的。每个城市的创新发展都应当在城市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之上来规划。

1. 庆阳城市创新主要以产业创新和服务创新为突破口

庆阳市地处西北地区东部, 基础设施建设起步较晚, 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 全市仅有一所高校, 这是庆阳创新的不利因素。另一方面, 庆阳市特色农产品丰富, 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极大, 民俗文化产品历史悠久且有地方特色, 红色旅游资源丰富, 这是庆阳创新的优势。

从庆阳市的资源条件来看, 城市创新应该以能源化工、民俗文化和红色旅游产业为突破口。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正是服务的创新, 也必须依赖服务创新。所以说庆阳城市创新以产业创新和服务创新为突破口。

2. 产业创新应该走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集群化路径

庆阳市农业发展历史悠久, 但农业基础设施层次较低, 农产品加工业不发达。民俗文化产品极具地方特色, 但是科技含量低, 市场开发不够。红色旅游资源丰富, 但是存在景点分散、整合层次低的问题。能源化工产业存在产业链简单, 产业创新层次低的问题。

在沿海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 一些农产品加工业会向内地转移, 庆阳必须抓住机遇, 以承接产业转移来实现产业创新。庆阳市应通过实现产业链的延伸来实现能源化工产业的创新, 同时可以通过城市间的合作打造产业集群, 提高产业整体竞争能力。庆阳城市创新的另一个突破口是实现民俗文化产业创新, 旅游产业和延安、平凉合作, 也就是产旅游产业的集群化。

二、区域“中心城市”战略下庆阳的创新发展现状和问题

打造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战略对于提高庆阳城市竞争力、促进城市持续快速发展至关重要。研究庆阳城市创新也必须从区域“中心”城市战略视角下分析。

(一) 区域“中心城市”战略下庆阳城市创新的现状

十八大以来, 庆阳创新发展速度加快, 创新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1. 文化创新得到重视, 创新成果带动了文化产业发展

庆阳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被称为“华夏农耕文明的发祥地”。著名的《黄帝内经》诞生于此, 故有“岐黄故里”的美称。庆阳古代文化遗产丰富, 有举世闻名的“环江翼龙”和“黄河古象”化石。庆阳民俗文化独树一帜, 刺绣、剪纸、皮影、道情和民歌堪称庆阳“五绝”。红色文化影响巨大, 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府所在地。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 庆阳开始重视文化发展对地方发展的促进作用。从2002年开始, 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三届“香包文化节”, 重建了庆阳博物馆, 南梁革命纪念馆等。文化创新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作用明显。已经形成了像西峰区显胜毛寺度假村、庆阳民俗文化产业园、义渠戎国农耕文化产业基地和锦绣坊产业一条街等文化产业基地, 红色文化和生态旅游已经初具规模。

2. 产业创新初见成效, 产业园区建设带动了产业创新发展

庆阳市的工业园区建设始于2004年, 从最初的西峰区工业园区开始, 目前已经建成或者正在筹建的省、市级工业园区包括:宁县长庆桥工业园区、庆城县驿马工业园区、宁县和盛工业园区、宁县早胜工业园区。如果加上县级工业园区, 庆阳市工业园区总数已达17个之多 (见表1) 。

数据来源:陇东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学生赵金金调查整理

3. 服务创新理念基本普及, 服务创新带动了第三产业发展

近年来, 庆阳市第三产业发展迅速。2015年上半年, 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6.2:61.9:31.9调整为7.5:52:40.5, 第三产业占比同比提高8.6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庆阳政府网站.2015年上半年居民收入分析报告.http://www.zgqingyang.gov.cn/h/95/17334.html。) 第三产业增加值164.17亿元, 增长8.9%。 (数据来源:陇东报网站.庆阳2014年国民经济发展和统计公报.http://paper.qingyangwang.com.cn/Html/2015-3-21/20483.Html。) 第三产业快速发展, 促进了经济结构的提升, 也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第三产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服务创新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动力。“十二五”以来, 庆阳重建了“南梁革命纪念馆”, 修建了华池县新堡至南梁的二级公路, 并且规划修建南梁至合水太白的高速公路。2015年5月, 庆阳市完成了《庆阳市红色旅游发展规划》 (2015-2025) 初稿, 为红色旅游创新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战略。由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 生态旅游和餐饮业创新有较大突破。从服务理念到服务模式均有创新, 和互联网结合, 餐厅和茶楼结合等新模式不断出现, 极大地促进了服务业的创新发展。

(二) 区域“中心城市”战略下庆阳城市创新中的问题

从区域“中心城市”的战略视角来审视庆阳创新的发展, 还存在着许多重要问题, 达不到庆阳“中心城市”发展战略对于城市创新发展的要求。

1. 文化创新层次低, 区域影响力不够

庆阳的文化主要以红色文化、农耕文化、岐黄文化为代表, 又初步形成了红色旅游、文化生态旅游和香包刺绣三大文化产业。目前红色旅游和香包刺绣产业已初具规模。

从区域“中心城市”战略来审视庆阳文化, 存在着文化创新层次低, 区域影响力较小的问题。以南梁革命纪念馆为代表的红色文化, 虽然经过近年来的研究和产业化运作, 在区域内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但是在普通市民当中, 对于庆阳“两点一存”重要历史作用的内涵, 普及度依然很低。对于庆阳的民俗文化, 区域内影响力更小, 这影响着民俗文化产业的整体营销, 也影响区域内城市对于庆阳“区域中心”城市的认可度。

2. 产业创新速度慢, 产业区域整合能力差

庆阳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具备非常好的资源优势, 但是由于专业化程度低、科技贡献率低等因素的影响, [6]产业创新速度慢, 整合周边城市特色农产品加工业的能力较低。庆阳工业主要以能源化工产业为龙头, 但是产业链短, 缺乏深加工, 产业创新缺乏动力, 没有充分发挥区位优势, 整合区域产业资源。

3. 服务创新水平低, 服务产业区域竞争力低

虽然近年来服务创新有了较大的进步, 但是从整个区域来看, 庆阳服务创新科技含量低, 创新竞争力不足。高速公路建设速度缓慢, 虽然处于区域几何中心, 但是和周边城市互联互通水平较低, 铁路目前仅有西平铁路过境长庆桥, 西银高铁 (西安到银川) 规划在2015年底开工, 铁路运力非常有限。旅游和信息产业缺乏创新动力, 科技咨询和市场服务创新能力在区域内和延安、咸阳等城市比较有较大差距。整个服务业创新水平低, 在区域内竞争力不高。

三、区域“中心城市”战略下庆阳创新发展策略

庆阳市打造区域“中心城市”的战略自2011年提出, 至今已有4年的时间了, 可是庆阳还远没有完成区域“几何中心”向“服务中心”的嬗变。

(一)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提高产业和服务创新层次

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创新的基础, 决定着城市产业创新的速度和高度, 也决定着服务创新的层次。

1. 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提高产业创新速度

从产业创新的主要途径来看, 无论是产业转移和产业集群还是产业融合都受到基础设施水平的制约。庆阳地处西北地区东部, 要承接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 目前基础设施都不足以适应在“区域中心”城市战略下的产业创新要求。

首先, 庆阳目前的交通设施无法适应打造“区域中心”城市对于产业创新的要求。庆阳的物流业主要依靠公路交通, 而其目前建成的高速公路仅有1条, 二级公路有建设密度17.5km/100km2, 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40.2km/100km2。要拓宽、加深能源化工产业链, 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 实现产业区域融合, 交通运输设施建设仍然需要加大规划和建设力度。

其次, 城市供水和能源设施建设层次无法适应打造能源化工基地和特色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需求。庆阳市工业和居民用水主要靠八家咀水库供水, 市郊居民用水主要靠开采地下水。天然气基本能够保证城区居民生活所需, 在保障营运车辆的用气需求方面还有很大缺口。

2. 高层次基础设施可助推庆阳由“几何中心”向“服务中心”转变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 城市竞争日益表现为城市群的竞争。只有在区域经济板块中找准位置, 切入区域价值网络, 才能发展并发挥更为持久的竞争优势。庆阳应审时度势, 超前规划, 积极、主动地与周边区域城市群建立产业、环境和制度方面的有机联接, 有效实现城市功能价值的最大化。

庆阳位于陕甘宁三省交界处, 在蒙陕甘宁经济区中处于地理上的几何中心, 具有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目前, 已基本实现了同西安、咸阳、延安的高速公路连接, 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已经初具规模, 陕甘宁能源“金三角”中又形成了一个核心能源“金三角” (如图2) 。庆阳的区域“中心城市”战略, 本质就是要让庆阳从“小三角”到“大三角”渐次融入城市群, 推动庆阳从区域“几何中心”向“服务中心”的转变。[7]

(二) 重视城市文化创新, 扩大城市影响力

文化影响力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部分。培育、传播和推广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文化元素以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 从而获得更为有效和持久的国际、国内关注, 可使城市向着生态、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 区域文化中心的认同对于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不可或缺

区域文化认同对城市区域合作能产生很大影响。城市区域合作, 从经济目标来讲, 无非是要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合理的城市体系及城市间有效的产业分工体系, 从城市政府的角度来说, 无非是城市间共同合作来解决一些单靠一个城市无法解决的问题, 如环境问题和交通、通讯问题。但是, 城市区域合作都是由人来完成的, 而现实中的人并非纯粹的理性经济人, 他还是一个“社会人”或者说是“文化人”。其决策受到制度的制约和文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有时甚至超过对于经济因素的考虑。比如, 香港与广东山水相连, 具有相似的区域文化认同, 因而在改革开放之初, 便有大批香港人携带自己的资金、技术回到珠三角地区投资创业, 前店后厂, 粤港合作进行得轰轰烈烈, 极大地促进了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化并最终促成了珠三角城市群的形成。这种现象并不能仅仅用国内的劳动力低成本来解释, 因为东南亚一些国家劳动力成本更低, 而在中国各大区域的相互比较中珠三角无论在自然资源还是在劳动力的成本和质量上均不占优势, 而惟一的解释就是粤港双方文化上的一致性以及双方人民基于亲缘与地缘关系的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就京津冀城市群而言, 北京作为数百年中国政治中心而形成的京派文化与主要是津冀地区草根阶层精神特质反映的燕赵文化的显著差别, 使得三地之间难以取得文化上的认同感, 城市区域合作难以取得进展。一个明显的现象是, 北京与津冀之间尽管地理上非常接近, 但北京流向上海的资金远远高于流向津冀的资金。可见, 区域合作中, 无论是中观层次的城市合作, 还是微观层次的企业合作, 都无疑受到区域文化认同的巨大影响。人们对区域文化的认同感可以促进城市区域合作, 反之, 如果一种区域文化无法取得区域内人民的认同, 城市区域的经济合作必定受到阻碍。

庆阳在打造区域“中心城市”的过程中, 要实现区域物流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的战略目标, 首先要实现区域文化中心的认同, 要用庆阳的文化引领区域城市文化。当庆阳的文化创新能够在区域城市中引领文化创新的方向时, 会促进庆阳的文化产业创新, 也会提升城市影响力和竞争力, 加速区域“中心城市”的建成。

2. 文化创新对于增强庆阳城市软实力意义重大

在诸多城市治理工具中, 文化作为一支软性的润物无声的力量, 可以发挥出独特而又难以替代的作用。世界上一些有代表性的城市发挥文化“以文化人”“以文化城”的作用, 取得了良好效果。

(1) 形成城市人文特色

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城市的不断扩张, 越来越多的城市面临千城一面的同质化发展的困境。不同的城市经常会呈现出大同小异的面貌, 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

事实上,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一个城市的根、一个城市的独特滋养。在基础设施和硬件配备日益趋同的今天, 城市的特色被消弭, 而文化是一种“救赎”, 是使一个城市不同于其他城市的一张特有名片。

(2) 有力撬动城市治理能力

在城市发展之初, 人们往往更注重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当城市发展到达一定的阶段和程度, 一系列社会问题———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失业率高、交通拥堵、贫富不均、信仰危机往往接踵而来, 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 居民幸福感指数下降。这时候, 文化既能撬动城市的管理能力, 又能充当社会安定的减压阀。

(3) 推动城市创意氛围和创新发展

创新是一个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 城市竞争力的提高离不开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创新生态的培育和维护。创新还可以让人们的城市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一个小小的创意或者设计, 往往既能节省资源、取得经济效益, 又能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和体验。但是, 要推动创意的发展, 绝非一时一日之功, 而需要将文化创新发展和基础教育培养紧密结合起来, 长期关注创意人才的培养和创新理念的开拓。上世纪90年代初, 芬兰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 失业率大增, 政府希望凭借发展文化产业而重新获得经济增长, 因此大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据统计, 芬兰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企业多为小公司, 在芬兰文化创意产业中, 大约83%的公司雇员人数不超过4人, 但仍然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 推动城市间科技交流, 提高庆阳区域产业整合创新能力

推动城市间科技交流, 加强区域产业创新基础设施建设, 主要是建立和完善由国家和地方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创新平台构成的多层次产业创新支撑体系, 对于提高庆阳在区域内产业整合创新能力有重要意义。[7]

摘要:在全民创新、大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 创新的发展已成为城市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庆阳处于陕甘宁革命老区城市群的几何中心, 庆阳的城市发展就是要推动区域几何中心向服务中心的转变。因此, 庆阳创新的发展也应该在打造区域“中心城市”的战略背景下探寻路径。在打造区域“中心城市”的战略背景下, 提出了庆阳文化创新、服务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具体策略, 为庆阳创新在区域内率先发展提供了参考路径。

关键词:庆阳,中心城市,创新

参考文献

[1]科技日报.新常态下更需要创新[EB/OL].人民网.2012.4.6.http://www.fzmsw.com/html/xwpd/gj/1159.html.

[2]齐欣.庆阳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分析[J].天津农业科学, 2014.20 (8) :60-63.

[3]刘海天.庆阳发展能源化工产业, 从能源大市向经济大市转型跨越[EB/OL].人民网.2015.6.3.http://gs.people.com.cn/n/2015/0603/c183348-25106929.html.

[4]张松柏.庆阳市推进特色农产品产业化的对策[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2009.9 (1) :23.

[5]郭显强.创新特色文化促进经济发展[J].企业文化, 2006 (6) :278.

[6]张松柏.庆阳市特色农产品产业化发展的新思路[J].陇东学院学报, 2009, 1 (1) :85.

[7]赵铁军.能源精神金三角, 经济增长极[M].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8) :38.

创新中心城市 篇2

情况介绍

****数字化城管指挥中心(应急指挥中心)建设是落实市委、市政府要求,坚持以创新社会管理和紧贴实际需要为导向,按照统一领导、部门协作、资源整合、需求共享、平急结合、有效应对的工作原则,将全区涉及常态社会管理和非常态应急处突部门、单位的有效资源,统一整合,集预测预警、信息总汇、通信指挥、应急处置四位于一体,形成平时能管理、急时能处置的多功能指挥中心。

我区数字化城管中心(应急指挥中心)在市有关部门的业务指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落实数字化城市管理体系的目标任务,在全区各单位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城市管理案卷受理质量不断提高,案卷派遣水平不断提升,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发展渐趋成熟。

****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应急指挥中心)于2010年3月建成,同时投入试运行,2010年6月正式运行。管理中心依托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平台,接入应急指挥3G视频联动系统、公安技防视频监控系统、城管热线呼叫系统、DLP多媒体显示系统、人防联动会议系统和北辰在线视频编录系统实施统一整合,全部接入到了指挥中心,实现了对全区网格化、精细化、多角度全方位的监控管理,形成了功能完善的数字化城市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应急指挥平台)。

该指挥中心总面积为860平方米,按功能分为“数字化城管工作厅、小型会议厅、视频会议厅”。数字化城管工作厅主要功能是把常态的城市管理与突发事件监测预警紧密结合,并能实现对突发事件的监控管理、应急指挥、有效处置及通信保障。小型会议厅主要功能是研究城市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工作,召开小型会议和出现突发事件时保障领导指挥使用。视频会议厅,主要功能是接收和召开紧急视频工作会议和发布预警信息。实现了有限资源的有效整合、使用空间的充分利用以及城市应急管理与常态管理的迅速转换。****数字化平台(应急指挥平台)日常管理由区政府考核办负责,编制主任1人(由政府办副主任兼任)三个科室分别为网络管理科、综合科、指挥考核科。三个科室编制公务员编8人,事业编工人16人(3名值班长、12名坐席员、1名维护管理员),社会招募信息采集员20人。

创新中心城市 篇3

[关键词]城市化;合作区域;区域合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09)02-0001-05

我国在城市化的加快发展时期,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一种既不同于行政区又不同于经济区的新型区域:合作区域。这种区域以城市为中心,充分发挥城市对区域的辐射与吸引作用,既打破行政区界限,又依托一定层次的行政区;区域的运行机制,是城市与区域的地方政府为打破行政约束、解决共同问题、谋求共同发展的区域合作机制。以城市为中心的合作区域是值得重视的区域现象,应该积极推进地方政府的管理创新,培育和支持这种合作区域的发展。

一、我国城市与区域发展格局的新变化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城市化水平超过30%时,城市化便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城市与区域的发展格局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已进入这个阶段,城市与区域的发展格局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概括地说,这种新变化突出表现为三大特征:

(一)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发展格局发生了新变化,区域发展已进入以城市为主导的新阶段

在现代社会,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都是现代因素的集聚高地,更是现代产业布局的最优或较优区位。特别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方面,城市对区域生产要素集聚的吸引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力也不断增强。城市对区域的这种“双面刃”的作用,在城市化由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快速发展的阶段尤为明显,区域经济发展也就出现了以城市为主导的新趋势,这是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与区域发展总体关系的新变化。目前,我国正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所以各省区都突出城市发展,有的省区明确提出“城市带动战略”,主动适应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与区域发展关系的新变化,并在实践中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推进,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表1是我国东、中、西和东北等四大地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对照表,由表可见,城市化水平越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不仅相对较高,而且差距也相对较小,说明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主导性已成为时代趋势。

(二)城市之间的发展格局发生了新变化,城市化发展已进入以城市群为主导的新阶段

城市与区域发展关系发生的新变化,使得在一个大区域之内相邻城市之间的发展逐步融合,从而出现城市区域化或区域城市化现象,这种现象就是城市群。城市群是当代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首先出现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西方大国出现了大区域性的城市群,即使是一些国土面积较小的西方国家,也融入了跨国城市群或城市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规模不等的城市群或城市带,并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大城市群(带)。目前,公认的五大世界城市群(见表2)不仅成为所在国家或地区的黄金地带,也是拉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群也渐次出现,已初步成熟的城市群有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武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还有一批成长中的区域性城市群,如安徽江淮城市群、江西鄱阳湖城市群、吉林长春城市群、山西太原城市群、海南琼海城市群、新疆乌鲁木齐城市群等。随着生产力布局、人口分布的变化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全国660多座大中小城市和数万座小城镇,都会融入地域相邻、产业相连、文化相通、习俗相近的城市群,我国城市化发展已进入以城市群为主导的新阶段,城市与区域间在整体上将会出现更加密切的联系。

(三)区域之间的发展格局发生了新变化,区域发展进入以发挥主体功能作用为主导的新阶段

2006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在“推进主体功能区”一章,将我国的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主体功能区打破行政区划对经济发展的限制,按照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发展区域经济,标志着我国区域之间的发展格局发生了新变化,区域发展进入以发挥主体功能作用为主导的新阶段。而主体功能区的提出与规划建设,与城市化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因为将全国国土划分为四类主体功能区,是根据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并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等重大因素而对国土的长远利用提出来的,显然,这些重大因素都与城镇布局和城市化有关。比如,一个区域的人口和城市化程度,必须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也决定着区域的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影响着未来时期这个区域的人口分布和经济布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对区域发展的这种影响日益凸显,为了扩展城市化对区域发展的正面影响,减少或消除负面影响,按照主体功能区思路调整区域发展布局就很有必要。另一方面,在主体功能区的建设中,城市化对区域主体功能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城市的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和发展能力,影响并带动相邻区域的发展。比如,优化开发功能的形成取决于城市化的优化程度,重点开发功能的形成也要依托城市化发展提供的空间载体,而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所减少的人口与产业,也取决于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城市化发展对人口转移的吸纳程度。上述两方面的情况表明,城市化发展直接关系到四类功能区的建设成效。由于城市化与主体功能区建设都是打破行政区界限的,那么,在区域发展进入以发挥主体功能作用为主导的新阶段,城市化发展对各类功能区的建设就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二、以城市为中心的合作区域

行政区与经济区是人们熟知的两个概念,也是社会生活中两种最常见的区域类型。行政区是政府为了对国家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根据地理、历史、民族及政治等原因而划分的行政地域单元,它有分等级的行政中心、明确的行政边界和垂直而发达的行政系统,其形成和变动要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运行和管理以行政规则为依据。经济区是因经济发展所客观形成的经济地域单元,是根据区域之间的自然、历史、交通及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以城市为中心,以城市周边的区域

为腹地,区域边界模糊,水平式的经济网络构成了经济中心与经济腹地的广泛联系,其形成和发展不是依据任何法律或行政规定,而是经济发展地域组织规律的客观要求。显然,行政区具有“刚性”,行政机制在起作用;经济区具有“弹性”,市场机制在起作用。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与区域发展格局出现的新变化,又造就出第三种区域一合作区域。这是一种以城市为中心、以城市与区域的政府间合作为主导的新型区域。这里的城市与区域的政府,是同等行政级别的政府,如上海市政府与江苏省、浙江省政府是同等级的政府,三省市政府合作主导的长三角地区就是一种典型的合作区域;又如湖南省的长沙市、株州市、湘潭市政府是同等级的政府,三市政府合作主导的长株潭城市圈也是一种典型的合作区域。

与行政区相比,合作区域既打破了行政区界限,但又不离开行政力量,政府间的合作是这种区域形成和发展的主导因素;与经济区相比,合作区域既遵循经济发展地域组织规律的客观要求,与经济区的走向相一致,但又不完全与经济区的地域范围相重合,有经济区不具备的运行机制。显然,合作区域比行政区更具有科学性,比经济区更具有操作性,既吸取了行政区与经济区的优点,又克服了行政区与经济区的缺陷,是在城市化加迅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为适应城市与区域发展格局新变化的要求,对区域经济发展规律自觉认识和主动运用的客观产物。我国当前出现的并正在蓬勃发展的长三角区域、珠三角区域、京津唐区域,以及许多省区出现的省会经济圈、地区性城市带或城市群,都是这样的合作区域。

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城市与区域发展格局的这种新变化,决定了台作区域在我国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合理性。

第一,城市与区域发展关系新变化所出现的以城市为主导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客观地要求城市政府与周边区域政府之间必须开展广泛的合作,因为这种合作对城市政府而言,会开拓城市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提高城市的资源配置能力和经济发展能力;对城市周边的区域政府而言,会使区域经济深度融入城市经济,凭借城市在经济、技术、文化和管理上的带动力,推进区域经济的新发展。显然,以城市为主导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决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合作区域在我国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合理性。

第二,城市之间发展关系新变化所出现的以城市群为主导的城市化发展新格局,客观地要求相邻城市的政府间,必须开拓广泛的合作。因为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既有激烈的市场竞争,又有密切的市场联系,对交通、运输、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对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对市场准入和市场秩序的管理等方面,都有共同的需求。消除这些方面的瓶颈或障碍,是城市群内每个城市政府的共同任务,也并非是单一城市的政府可以完成的。这样,通过城市政府间的协商合作解决发展中的共同问题,将单一城市政府的力量整合为城市群政府间的整体力量,更能凸显各个城市的相对比较优势,促进每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显然,以城市群为主导的城市化发展新格局,决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合作区域在我国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合理性。

第三,区域之间发展关系新变化所出现的以发挥主体功能作用为主导的区域发展新格局,也客观地要求区域政府之间的合作。因为主体功能区域的建设更加突出区域的比较优势,通过发挥区域的主体功能作用,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这就既要打破行政界限,又要依托一定层次的行政区,区域之间的分工和政府之间的合作将更为重要。比如,优化开发区要向重点开发区转移产业,重点开发区要促进产业集群发展,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要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都需要一定层次行政区的政府合作。特别是均质性较强的区域被确定为同一类型的主体功能区,而均质性往往是跨行政区的,这样,具有均质性的行政区政府之间的合作,对主体功能区的建设就极为重要。主体功能区的建设与城市化发展具有内在的联系,由于地改市、县改市的广泛推行,在地市一级行政层次,区域政府大多是城市政府,这样,在主体功能区建设中,城市政府间的合作就具有关键意义。显然,以发挥主体功能作用为主导的区域发展新格局,也就决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合作区域在我国出现的必然性、合理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以城市为中心的合作区域作为一种新型的区域类型,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和主体功能区建设中,行政区和经济区的有机融合。这种区域既依托行政区又打破行政界限,因而在操作上具有可行性;这种区域既不同于经济区但与经济区又具有发展方向的一致性,因而在趋势上具有合理性。可以说,以城市为中心的合作区域是中国特色的区域发展新模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值得各方面的关注。

三、政府管理创新:区域合作中的统分结构

以城市为中心的合作区域的运行机制,是区域合作机制,这种机制是行政区运行的行政机制和经济区运行的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既要发挥政府在区域合作中的主导作用,又要发展市场机制在区域合作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推进政府管理体制创新,是培育和构建区域合作机制的关键。地方政府要推进区域合作,应该特别注重政府管理的创新。

基于区域合作机制是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特征,地方政府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应该是有“统”有“分”、统分结合,政府管理的创新也应该是有“统”有“分”,构建统分结合的区域合作管理模式。政府、企业和中介组织是区域合作的三大主体,三者之间在区域合作中有着密切的关联,应该在三个层次构建统分结合的区域合作管理模式:

一是政府层次的统分结合。政府结构具有层级特征,每个层级政府都是区域合作主体,但每个层次政府的治理权力和功能不同,对区域合作的主导贡献也会不同。为保障区域合作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持续性,在政府层级必须实行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区域合作管理。那就是,重大的合作事项应由地区最高层次的省(市)级政府统一签订合作协议,履行协议的责任与义务(统),同时要放开并支持市、县等较低层级政府之间自主开展区域合作(分)。省(市)等上一层级政府不仅要放开下一层级政府之间的区域合作,还应帮助解决和协调下一层级政府在区域合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保证政府体系在区域合作中发挥相应的主导作用。比如,对于省级政府来说,推进区域合作不仅应着眼于长远发展,与相邻省市政府协商签订区域合作框架和重大项目合作协议,还应支持和鼓励各市、县政府、相邻省区的合作,在具体项目上引导政府间区域合作重心的下移。

二是政府与企业的统分结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区域合作的主体,政府对区域合作主导作用的发挥,是通过企业间的合作具体实现的。政府可以引导企业间的合作,但不可替代企业的合作,因此,政府与企业之间在区域合作中也要有“统”有

“分”,统分结合。所谓“统”,就是政府要为企业发挥区域合作的主体作用创造条件,尤其是给予政策支持,优化企业合作的区域环境,通过政府间的合作对企业合作给予实质性的帮助,解决企业在合作中无力解决的困难和问题。所谓“分”,就是政府要尊重企业作为区域合作主体的地位与作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放手企业之间在投资、技术、销售及产业链分工等方面的自主决策、自由合作,共同组织合作事项的实施,合作收益共享、合作风险共担,在合作中形成利益共同体,将区域合作利益下移。比如,对于某个省市来说,各级政府尤应注重调动企业对区域合作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动企业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合作,将区域发展分工与区域合作真正构建在企业合作的基础之上。

三是政府与中介组织的统分结合。中介组织主要是指各行各业的行业协会,是政府之外的“第二合作平台”,又是企业合作的桥梁纽带,在区域合作中具有政府和企业都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区域化、国际化的新形势下,产业分工的领域与空间都在不断拓展,行业协会的优势与作用日益凸显:政府需要行业协会在区域合作中的产业引领,企业需要行业协会在区域合作中的事务协调。从某种意义上讲,中介组织的发育和作用程度,决定着区域合作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近年来,一些地区的行业协会发展很快,在区域合作中已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在区域合作中,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十分重要,政府与其也应有“统”有“分”,统分结合。对政府来说,应转变职能,将行业管理的社会职能分离给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积极培育和支持行业协会的发展,放手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独立处理合作事宜,帮助解决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发展中的难点问题;对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来说,要积极承担自己的业务职能与社会责任,积极为企业的跨区域合作服务,与企业共享共担合作中的收益与风险。在当前,各级政府最重要的是分离政府的行业管理职能,开发和培育中介组织资源,增强中介组织的独立法人职能,为企业间的跨区域合作构架广阔的“第二合作平台”和更多的“桥梁纽带”。

上述三个层次的统分结合管理模式,政府在其中处于关键地位,因此,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对于构建区域合作机制也就具有关键性意义。非常高兴的是,2008年12月15—16日在宁波召开的2008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也明确提出长三角地区政府层面要建立“三级运作、统分结合、务实高效”的区域合作机制。三级运作是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统分结合运作。决策层即“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主要是决定长三角区域合作方向、原则、目标与重点问题等重大问题;协调层即由常务副省(市)长参加的“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基本任务是落实主要领导座谈会的部署,协调推进区域重大合作事宜;执行层包括设在各省(市)发改委的专门机构、各省(市)就重点合作项目组成的专题组,以及就落实合作事宜而组成的“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合作组”。在这种构架下,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统分结合运作,必将会带动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统分结合、政府与企业间的统分结合、政府与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统分结合。长三角地区在区域合作中的统分结合,是政府管理创新的先行者,必将对我国其他地区在区域合作中推进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尤其是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推进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构建统分结合的政府管理体制,发展地区的区域合作,对于防止全国和各省区经济的大起大落,促进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快速发展,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07—03—17(1)

[2]程必定,区域经济运行秩序[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

[3]杜黎明,主体功能区划与建设[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4]长三角联合研究中心长三角年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创新中心城市 篇4

近年来, 浙江省委省政府及时制定发展战略, 大力倡导中心镇建设。1999年提出“着力培育100个中心镇”, “中心镇”概念第一次在省委省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中出现, 从此浙江省拉开了中心镇培育的序幕[1];2007年公布了第一批141个省级中心镇名单[2];2010年, 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开展小城市培育试点的战略决策, 公布了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的名单[3]。2010年年底全省中心镇的数量、面积、人口、农业经济总收入、财政总收入分别占全省建制镇总量的27.5%、39.2%、61.2%、48.8%、51.4%。中心镇在快速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比如:人口、产业集聚度不高造成辐射能力比较弱, 城市功能不完善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低, 责任权利不匹配导致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公共服务滞后。把中心镇培育成小城市, 是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继续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战略选择, 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载体。

一、中心镇小城市化的理论分析

1. 建立合理的城镇规模体系

合理发展大中小城市, 建立协调的城镇规模体系, 是城市化道路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合理的城镇规模体系是高水平、高质量城市化内在要求, 能够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功能互补、统筹协调发展, 充分发挥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城市数量的增加, 各类生产要素必然根据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 分别流向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及小城市, 从而形成相对合理的、宝塔型的城市规模结构, 并同时实现城市规模的递次升级[4]。

2. 符合城乡聚落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

从城乡聚落演变规律的角度来看, 那些功能强、规模基础好的中心镇成长为小城市符合城乡聚落向高层次形态结构演变的客观规律。一般情况下, 大中小城市都是由古代的小村庄或小城堡逐渐演化为小城镇, 然后发展成为小城市、中等城市, 在扩大为大城市、特大城市[5]。国内的城市, 深圳, 过去是个小城镇,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现已经成了有相当影响的大城市;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嘉兴、绍兴等城市, 也是由过去的小镇或县城经过漫长的演变和发展逐步成长起来的。

3. 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选择

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带动。农业现代化实现的前提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的增加, 对农业进行规模化、产业化经营, 而城市化则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 中心镇则是就近转移农村人口的重要平台。小城镇所支撑与导向的农业仍然是“农村农业”, 而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技术、资金、管理与市场。通过小城市的建设, 实现城市领导农业发展, 从农村农业向工业农业或都市农业的过度;吸纳农村剩余人口, 积累产业资本, 提高农民收入, 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保证, 把农村建设成生产发展、生活宽裕、土地节约、环境优美、乡风文明的新型村庄社区。

4. 推进工业转型升级, 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城市是高端生产要素集聚的平台。通过不同产业在城市的集聚, 形成现代产业集群, 充分发挥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 加强不同企业之间的在技术、生产、销售等方面的交流和协作, 增强对高端生产要素的吸引力, 推进中心镇传统优势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制造业在中心镇的集聚和发展, 创造出的就业岗位, 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中心镇集聚。人口在中心镇的集聚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 会增加对服务业的需求, 然而绝大多数的服务业生产和消费必须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完成, 对于集聚的要求更强, 而城市是不同企业和人才的高度集聚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农民的消费性服务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然而目前要做到“送服务下乡”还比较困难;所以, 发展服务业最终还是要发展城市[6]。

二、浙江中心镇小城市化存在的问题

1. 集聚和辐射能力不强

城镇规模较小, 集聚和辐射能力不强。2010年, 平均每个中心镇的总人口为6.7万, 镇区人口为2.6万, 中心镇镇区人口占全镇人口比重为38.8%;城市化水平为41.4%, 低于全省城市化水平17.6个百分点。研究表明, 中心镇镇区人口5万以上, 才能产生一定的集聚效应;镇区人口10万以上, 才能满足城镇基础设施配套经济型的要求。城镇规模小必然造成发展空间和辐射区域狭小, 难以把周边乡镇的资源集聚起来, 对镇域经济也无法起到辐射作用。浙江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走的是分散发展的道路, 大量的乡镇企业不是集聚在镇区, 而是分散布局在自然村落。镇区企业数量偏低、集聚度不高, 既阻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镇区转移;又降低了基础设施的利用率。

2.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发展滞后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不能满足城镇发展的需要。镇区内部和外部交通道路布局不合理, 导致区域内外通达性不畅;水、电、污水排网的建设跟不上城镇发展的需要;通讯信息网络体系发展滞后;忽视生态环境保护, 生活配套设施投入不足。受传统运行机制和思维的影响, 镇政府以三农工作为主, 机构设置、管理体制等都按照原有小城镇模式运行, 很少承担起城市管理、社会服务等职能, 在服务方式上呈现出单一性、分散性、低效性特征, 不能适应中心镇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医疗、教育、文体、卫生等社会事业滞后;公共服务机制不健全, 整体服务水平较低, 无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3. 要素制约突出

中心镇在要素资源配置中处于弱势地位, 土地、人才、资金的短缺表现最为突出。第一, 土地资源紧缺。与一般乡镇相比, 中心镇有更多的市政工程、基础设施需要建设, 产业和人口的集聚更是加大了对土地的需求, 许多项目建设用地很难得到保障。比如, 瓜沥镇制定的“三年行动计划”确定的100个项目国内供需用地3 949亩, 已安排近2 500亩, 尚需解决1 500亩, 土地缺口达到38%。第二, 人才难以积聚。流入中心镇的人员以低素质、低技能的外来务工人员为主, 高层次人才不愿意向中心镇流入, 城市规划建设和经济管理等专业人才匮乏。第三, 建设资金缺乏。中心镇推进小城市建设, 有更多的市级重点工程需要配合实施, 2010年中心镇平均财政总收入2.7亿元, 多数中心镇没有建立一级财政体制, 缺乏政府投融资平台, 加上体制、政策等因素, 丰富的民间资本难以真正转化为城市建设资金, 镇财政入不敷出。

4. 中心镇政府责权不匹配

乡镇的权限和职能与实际承担的管理任务不相符。近几年, 浙江的中心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镇政府承担的职能逐渐扩大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等各个领域, 但是小城镇的管理权限尤其是城市管理权限缺乏严重, 客观上要求增加镇级管理权限和综合服务能力。现行的“条块”管理体制中公安、工商、税务等具有行政执法权的部门实行的是垂直管理, 乡镇政府缺乏法律赋予的执法权和主体资格, 形成了“市一级的工作要求, 县一级的经济地位, 镇一级的管理权限”的局面。乡镇政府没有行政执法权和决策权, 在当前依法行政的环境背景下, 导致“权在部门, 事在基层”, “看得见的管不了, 管得了的看不见”, 权限和职能与乡镇实际承担的管理服务任务极不协调。

三、浙江中心镇小城市化的模式创新

浙江省中心镇在小城化过程中, 通过不断创新小城市化的模式, 充分发挥本地区地理环境、人文历史、产业特色的优势, 逐步解决小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近年来, 各试点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城镇建设步伐加快, 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小城市发展之路。比较典型的模式有:店口镇—产业与城市互促互进的模式, 横店镇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模式, 塘栖镇、瓜沥镇大城市辐射型模式, 佛堂镇商贸文化带动产业和城市集聚发展的模式、六横镇港航物流模式。

1. 店口镇产业与城市互促共进的模式

店口镇以产业集聚推动城市发展, 以城市发展带动产业升级。2010年年底, 店口镇有两家中国五百强企业和上市公司、5家超10亿、27家超亿、30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 初步形成了铜加工、管业、汽配、制冷四大产业集群。近年来, 店口镇依靠产业集聚的优势, 积极实施投融资体质改革, 大胆尝试“民资造城”, 通过民间资本投资建设教育文化体育等公共设施, 建成全省首个镇级日处理能力30吨的垃圾焚烧厂、全省首条镇级天然气管网, 全省首家镇级商业综合体、全省首个镇级现代数码影城、全省首家镇级四星级现代化农贸市场和华东地区最大的汽配水暖集散基地, 使城市功能得到不断完善。2010年, 店口镇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412.2亿元, 生产总值83.14亿元, 财政收入11.0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27 529元, 综合实力居浙江省“百强镇”第四位, 全国“千强镇”第十八位。

2. 横店镇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模式

横店镇以体制改革促进机制创新, 为小城市建设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第一, 建设投入机制的创新。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鼓励企业投资, 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 拓展城市建设资融资渠道, 创造了“政府规划设计, 企业投资建设”的横店城市化模式。第二, 行政管理机制创新。成立了工商管理分局、质量技术监督分局、东阳市环境保护局南江流域分局和东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横店分局, 以更加适应横店城市化发展需要。第三, 户籍改革机制创新。由派出所行使农转非职能, 对建成区内拥有合法固定住所、有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本当地居民, 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居民户口。第四, 社会保障的机制创新。设置专门部门, 积极推进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特困户最低生活保障、五保户集体供养等社会保障制度。

3. 塘栖镇、瓜沥镇大城市辐射型模式

塘栖镇充分利用靠近杭州旅游消费地的优势, 积极发展旅游业, 通过旅游业带动城市发展。塘栖镇在小城市建设中, 整合镇域山水、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民俗文化资源, 加大历史依存保护, 复兴古镇形态和意境;充分利用丁山湖、超山等生态景观资源, 打造运河综保工程和超山综保工程两大综合体。在“运河综保”中, 开展“水体治理、古镇保护、绿化景观、完善路网、人居环境、土地整理”六大工程, 确保“水、岸、桥、镇、文、景、房、农”相互协调。瓜沥镇利用依托空港、高速公路、杭甬运河等区域性交通设施的优势, 积极建设环杭州湾地区的现代物流基地;借助江东开发的机遇, 拓展工业发展空间, 积极承接杭州产业转移, 打造杭州市都市经济圈的工贸卫星城市;加快基础设施的联动建设, 构建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网络, 强化环境综合治理, 改善生态环境, 建设杭州市东南部宜居宜业的新城。

4. 佛堂镇商贸文化带动产业和城市集聚发展的模式

佛堂镇建镇历史悠久, 有“千年古镇、清风商埠、佛教圣地”值美誉。佛堂镇依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坚持古镇文化、佛教文化和古居民文化“三位一体”, 打造“商城购物, 古镇游玩”的古镇旅游品牌。依托毗邻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优势, 通过发展商贸流通经济, 推进全民创业, 加快产业人口集聚, 建设义乌商贸城副中心。佛堂镇现有个体工商户8 000多家, 大型商贸中心4家、专业市场5家、综合性市场两家, 形成了文化体育用品、针织、工艺品、食品加工、建筑建材等五大优势产业, 常住人口18.3万。按照“两区四片、轴向展开、两翼拓宽”总体布局结构, 加快建设“产业新城、文化名镇、人居花园”, 打造成为义乌西南的经济、文化、旅游中心。

5. 六横镇港航物流模式

六横镇凭借自身的区位、港口和岸线资源优势, 以临港工业、港口物流和海洋旅游提升城市发展水平。在临港工业方面, 引进中远、龙山、鑫亚等规模以上船舶修造企业, 六横煤电一体化项目等大型企业, 促进水产、五金、机械等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在港口物流方面, 依托已建成的金润石油3万吨级码头、浙能煤炭码头和正在建设的武钢铁矿砂中转码头, 积极推动港口发展由单一货物运输向集输运网络、大宗商品交易平台、金融和信息支撑系统“三位一体”的港航服务体系转变。在海洋旅游资源开发方面, 开发海岛世界、普陀假日岛、大铜盘三个特色旅游区, 重点发展休闲度假、海鲜美食等特色旅游, 探索发展游轮游艇等高端旅游。通过海洋资源的开发, 加快人口产业集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城市发展外延、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创新城市管理体制。

摘要: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心镇小城市化的必要性, 针对浙江省在中心镇小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集聚辐射能力不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滞后、要素制约突出、政府责权不匹配等问题, 提出各地应在充分利用本地区的地理环境、人文历史、产业特色等优势的基础上, 通过不断创新中心镇小城市化的模式, 解决中心镇小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中心镇,小城市,浙江,模式

参考文献

[1]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纲要[Z],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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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小城市培育试点的通知[Z], 2010

[4]陈秀山.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5]施岳群, 庄金峰.城镇化中的都市圈发展战略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当代城市的行政中心 篇5

行政中心建设的政府行为分析

公共空间的民族特征表达——城市行政中心公共空间民主特征的设计发展探析类型学视角下城市行政中心空间浅析

专题案例

大城市行政中心区规划与设计

创造开放、平易、亲和的城市行政中心——宁波东部新城行政中心规划设计

伏脉千里师法天下——无锡太湖新城核心区行政办公区概念设计

行政中心规划的多重解读——以上饶、太原、珠海金湾行政中心规划设计为例人、建筑与自然的共存与融合——东莞城市中心区城市设计

CBD核心建筑的公共精神

中等城市行政中心区规划与设计

行政中心的另一种态度

高效、和谐与特色——镇江南徐新城区市级行政办公区城市设计有感

多样的“融入”——镇江市南徐新城行政办公区城市设计及新行政中心建筑设计方案基于环境影响评价的城市设计——以金坛城南新区城市设计为例

小城市(镇)行政中心区规划与设计

权力与亲民双重语境下的行政中心设计——以海门市行政中心方案设计为例

方正有序,围合成组——以山东临邑县、江西萍乡市行政办公区设计为例

钻石成徽,圆融和谐——广丰县市民中心规划建筑设计方案

日月同辉,光耀之城——安徽省明光市行政中心规划设计

合、核、和——安徽和县行政中心广场景观设计

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完美结合——万安行政中心规划设计

从历史纵深看鄱阳县城北开发与行政中心搬迁

园区行政中心区规划与设计

金鸡湖畔生态共融,中央区内协调发展——创建苏州市新城中央区内世界一流的行政公共服务区之规划策略介绍

灵动的山地文化——以“雪野旅游区行政中心城市设计”为例

强调可持续发展与创新技术解决方案的城市规划设计——如意之城:唐山曹妃甸国际生态城

渐趋理性的城市行政中心规划——以沈阳沈北新区市民服务中心策划项目为例石油之都——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公司办公楼设计

新区建设与行政中心搬迁

城市核心区景观带及周边地区规划与设计——以黄石市黄金山工业新区为例

海上丝路,刺桐花语——泉州晋江滨江中央商务区规划探索

山水图底秀色新城——重庆江津北部新区城市设计

诗仙故地江畔浅丘——涪陵李渡新城城市设计与行政中心规划设计

跨河新城开发与市民中心搬迁策略研究——以辽阳市河东新城发展战略规划为例 他山之石

“中心城市靠什么集聚人气” 篇6

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吴存荣考察了16个在建项目,并主持召开了一场纪念性的座谈会。从此间舆论观察,合肥很高兴去纪念这一切。至少迄今为止,近1.5万名机关干部、工作人员被合肥成功消化,而这被认为是此次区划调整最大的难题。

去年9月24日,在合肥区划调整整整一个月之后,做了6年合肥市长的吴存荣接替升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的孙金龙,成为新一届合肥市委的书记。不难感觉到,区划调整的成功实施,为新书记擘画新合肥的未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行政区划调整是有一定风险的,但合肥敢于在全国第一个‘吃螃蟹’。”吴存荣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合肥已经为“大考”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但考试仍没有结束,将新合肥成功打造成区域性特大城市将是另一场“大考”。

安徽亏就亏在没有中心城市带动

《瞭望东方周刊》:区划调整牵涉多方利益,合肥对此是如何认识的?

吴存荣:区划调整是省委省政府整体的谋划,从经济、干部、相关的配套,以及国有企事业的发展、人员的安排、分流等等方面,都制定了精细的指导性政策,真正地贯彻落实了中央领导“积极稳妥、平稳有序”的批示精神,这是个前提条件。

第二,省里出台了专门政策为此次区划调整给予了极大的财政支持。比如,从财力上保证干部职工的薪酬福利待遇不变;原巢湖市的各个一把手等正处级以上干部分流到省直机关。

第三,真正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区划调整后,巢湖市的低保补助标准从100元提高到360元、五保户赡养标准从1000多元提高到2800元,基层教育经费投入、下岗职工再就业补贴、养老保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职工医疗保险等全部按照合肥标准提高了。巢湖市最近12年没有建立一所中小学,区划调整后我们一次性建立了四五所学校;为巢湖市一次性建造安置房300多万平方米,投入近60多亿元。有些人现在虽然没得到好处,但他们想着子孙后代的前景好。老百姓看的是长远利益,要让老百姓觉得,我是合肥人,挺好。

《瞭望东方周刊》:为何要进行这一区划调整?

吴存荣:行政区划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以前我们讲行政界限不能成为发展的鸿沟,但实际上就是鸿沟。从实现安徽崛起来说,我们需要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更大范围内优化经济生产力的布局、更高水平提高巢湖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在以前,合肥人均地域面积和人口规模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在20位以后,行政区划调整后现在排到12到14位水平。最近十年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在城市经济,安徽经济发展亏就亏在没有中心城市带动。

为什么是现在提出行政规划调整?早五年或十年想调整,但合肥没有能力带动。经过十一五期间的发展,合肥有相当的辐射力,财政收入等多个指标进入省会城市十强,但地域空间狭小,不能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也就无法带动周边地区发展,辐射能力受到限制。

目前,合肥经济总量占全省的24%,对全省贡献超三分之一。城市经济是当今社会的主体,给合肥市提出建设区域性特大城市的目标,成为发展的主引擎、发挥更大的带动辐射作用,这种要求是符合安徽发展规律的,合肥要勇于承担这个责任。

环巢湖生态并不是绝对的原生态主义

《瞭望东方周刊》:区划调整后,巢湖变身为合肥的内湖。未来巢湖治理是如何规划的?

吴存荣:现在安徽提出“三个强省”,其中有一个就是“生态强省”。区划调整后,我们提出了环巢湖生态示范区建设,这正是建设“生态强省”一个重要的支点。这次区划调整后成立了副厅级的巢湖管理局,过去分割治理的巢湖如今实现了统一管理、统一规划。这是先决条件,下一步我们将尽快启动巢湖立法。

环巢湖生态示范区建设将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原则,第一批投资502亿元,113个子项目已开始建设,严格按照可持续发展思路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治理。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的做法是?

吴存荣:环巢湖生态示范区建设的规划真正体现生态保护优先原则,统一规划、建设、治理。生态保护原则和城市经济建设能否相协调?合肥想通过巢湖治理在全国探索出一条治理大湖的新路子。

巢湖治理并不是绝对的原生态主义,不能动一土一木。污染是个过程,但不一定产生结果,只要做工程时控制好就没有问题。比如,巢湖也曾面对蓝藻问题,蓝藻作为一个物种,存在了上千年,现在有人说要消灭蓝藻,其实物种减少是很危险的,可以把它控制一定范围内,决不走末端治理道路。

生态问题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资源环境问题,资源环境问题会上升到政治问题。最近,全国因为环境问题造成的群体性事件比例上升。其实,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政府应主动适应这个变化,真正转变发展和生活的理念,把环保投入放在优先位置。

合肥因水得名,因水建成,一定要因水而兴。巢湖是合肥最亮的名片,尽管治理难度很大,道路很长,但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往前走,短期的投入虽然看不到效果,但要相信持之以恒就一定会有改善。人口是包袱还是优势

《瞭望东方周刊》:人们可能有一种印象,合肥似乎是一个长期有些被人遗忘的地方,那你心中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合肥应是怎么样的?

吴存荣:作为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我认为要具备几点:第一是空间资源;第二是所处的区位,比如合肥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第三就是发展的资源条件,包括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

就合肥来讲,外部的区位、空间等外部条件都具备;关键是内在,要依托新兴制造业来聚集人口,依托科技创新来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这是主战略。同时,改善生态环境,让人口聚集在这里。过去可能觉得人口多是包袱,但现在消费经济时代来临,城市的人口也就变成了优势。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人口优势外,壮大中心城市还需要做到什么?

吴存荣:打造泛长三角地区继沪宁杭之后的现代化新兴中心城市,这是区划调整后合肥新的发展定位。中心城市主要是以新兴制造业来集聚人口,依托科技创新来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同时改善生态环境,让城市成为宜居的地方。

中心城市靠什么集聚人气?经济发展只在当下,恒久流传的是城市文化。文化对城市的影响,其中—个是历史文化,比如西安,它拥有的独特自然资源、历史文化,是不可复制的。在中国,除了北京和西安等城市有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外,剩下的99%城市可以说只能靠经济文化、培育特色文化。比如徽文化,虽然很好但传播范围有限,与北京皇城文化是不可比的。

创新中心城市 篇7

1.1 城市公共活动中心的概念

(1) 城市公共活动中心是城市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等公共活动的中心, 是城市居民公共活动最频繁、社会生活最集中的场所。

(2) 城市公共活动中心是城市结构的核心地区和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城市公共建筑和第三产业的集中地, 集中体现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承担经济运作和管理职能。

(3) 城市公共活动中心是城市形象精华所在和区域性标志。一般通过各类公共建筑与广场、街道、绿地等要素有机结合, 充分反映历史与时代的要求, 形成富有独特风格的城市空间环境, 以满足居民使用和观赏的要求。

一般来讲, 城市公共活动中心泛指城市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中心, 是居民公共活动最频繁、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场所。

1.2 城市公共活动中心的分类

城市公共活动中心的类型, 按所服务的范围分, 有全市性、地区性、居住区和小区等多级中心;按性质分, 有政治活动、科技活动、文化活动、商业经济活动、纪念游览活动等多种功能的中心, 这个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扩展。

2 城市商业中心的概述

2.1 城市商业中心的概念

城市商业中心是各种商业活动集中的地方, 以商品零售为主体以及与它相配套的餐饮、旅宿、文化及娱乐服务。也可有金融、贸易及管理行业。商业中心内一般有大量商业和服务业的用房, 如百货大楼、购物中心、专卖商店、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商业办公楼、旅馆、酒楼、剧院、歌舞厅、娱乐总会等。商业中心是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口经济活动、文化娱乐活动及社会生活最频繁集中的地方, 也是最能反映城市活力、城市文化、城市建筑风貌和城市特色的地方。

2.2 商业中心的空间形态

⑴带状中心—商业街⑵块状中心—商业区⑶立体式商业中心⑷混合式中心

2.3 新业态

大型超市, 购物中心、网上商业体系结构 (网上购物中心, 网上商业街等等) 等新商业业态的形式, 对传统商业空间和整体空间结构有很大的影响。

在我国的大城市还是以传统的商业街 (区) 为主, 目前还不能适用新业态。在一些中小城市建设了大型超市的原因。

3 步行街的概述

3.1 步行商业街 (区) 的发展

步行是人本身固有的最基本活动方式, 步行街是一种古老而广泛使用的交通方式, 也是一座城市或街区历史进程的产物、更新演变的积淀。其主要由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绿化、广场、小品等组合而成。古代许多城市步行街的形成, 并没有经过真正的规划, 也没有相应的理论研究, 它们是在最有利的地方, 由市民自己直接参与建设而形成的。所以这时期应当说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的步行街。中世纪因城市被当做一件艺术品看待, 由艺术家来决定其形式, 因此这时期步行街在空间效果和建筑形态上受到很大关注, 但同时也带有一些形式主义和理想主义, 如强调对称的几何形态等。工业革命后, 特别是在《雅典宪章》以后, 以柯布西耶为首的CIAM重视功能的“现代城市”理论相当长时间里影响了城市空间和步行街设计。这时期因城市街道难以满足大量交通车流, 为了对城市中心交通加强管理, 保护和促进中心区商业经济的发展, 在城市中采用封闭某些街道、不准机动车驶入或在步行街外两侧另辟平行的货运道路的方式来建设步行街, 在居住区则推行佩里的“邻里单位”理念, 重视步行空间体系, 并通过一系列手段确保步行空间系统的完整性。

70年代以来, 许多学者从多方面对此做了进一步研究, 如美国凯文·林奇1961年出版的《城市形象》提出了“人”对城市空间环境的认知与把握;亚历山大的《模式语言》归纳了城市与中心商业区形态特征;丹麦杨·盖尔1971年出版的《交往与空间》提出了营造充满人情味的户外空间的有效途径;美国阿摩斯·拉普卜特1975年出版《建成环境的意义———非言语表达方法》对人与环境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研究等。上述一系列研究表明这时期对步行街的研究和建设已由单一的解决功能而转向对更高层次上的人性复归和环境价值的重视, 并将步行街作为复兴和发展城市街区, 激发城市整体活力的一种有效方式。

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国对步行街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滞后了, 但近年来, 随着国民经济和建设的迅猛发展, 我国借鉴了欧美国家的这些经验, 在部分大城市, 如上海兴建了外滩滨江步行街、浦东新世纪商城步行街、豫园商城步行街, 以及新近使用的全国最大、最长的南京东路步行街。

3.2 步行商业街的规划模式

(1) 考文垂模式 (2) 哈罗.魏林比模式 (3) 埃森.诺里奇模式 (4) 慕尼黑模式 (5) 莫斯科.加里宁大街和华沙中心商业街模式 (6) 波士顿商场模式

3.3 城市的步行系统

许多城市在布局形态上, 从商业干道发展到全封闭或半封闭的步行街、从自发形成的商业街坊发展到多功能的岛式步行商业街、从单一平面的商业购物环境发展到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利用的立体化巨型商业综合体、从地面型步行区发展到第二层平面系统的步行天桥商业和地下商业街, 在商业服务内容与环境容量上, 出现了多种商业建筑类型和经营范围日趋灵活的购物中心、超级市场、专项商品街道、娱乐交通居住混合的综合体建筑等多种形式, 丰富了城市的空间。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 要求城市设计反映一定的文化, 也给城市中心商业区环境塑造带来了新鲜血液。保护历史性建筑, 突出“场所感”和“可识别性”, 强调某种文化风貌特色等, 使城市中心商业区的发展面临着一个令人振奋的前景。

3.4 商业步行街存在的问题

(1) 沿街商业经营项目单一, 商品布局格局不明确

(2) 环境艺术的综合整治

(3) 传统街区在大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处境尴尬, 在城市建设高潮中, 那些历尽沧桑, 独具特色的传统街区正在渐渐地瓦解冰消。

3.5 建议

(1) 改善步行街购物游憩环境

(2) 打造自己的特色, 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3) 新旧街区互动式整体开发, 保护传统街区

(4) 展现人文风情, 建立串联城市文化遗存和市民场景的步行网络

4 结论

城市中心的商业街区, 无论是功能, 还是群体空间和外部形象, 都是一座城市最重要的标志性街区, 是城市的橱窗, 城市个性风貌精华最集中体现的”荟萃点”。其主要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4.1 高度重视商业购物环境的文化特征的物质实体。

它表现了城市整套的“生存式样”, 也通过商业购物的活动方式和空间特征来满足这种”生存式样”.欧洲各国特别重视保护古城, 特别是传统形式的历史悠久的商业中心, 都是出于文化上的考虑.许多商店是用古老的仓库, 消防队驻地用房等改建的, 都保留了当年的物品, 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历史文化情趣。

4.2 重视环境系统的整体效益

商业中心是城市环境中最生动的浓缩的小社会, 需要适应各类使用者的需求。这些商业街区都非常重视以经济效益环境效益, 社会效益为主的整体效益。

经济效益是最直接的效益。环境效益则是多方面的, 它包括环境各要素的控制街区所形成的景观艺术形象、生活消费的舒适度、娱乐休息等综合活动的便利情况等。社会效益的内涵更丰富, 它包括文化、社会心理、民族和人际关系等方面。步行街和中心商业区通过格局、经营品种、名牌及老字号等情感性主题, 饰物和环境艺术的表现, 激发人们的生活热情和对所在城市的喜爱;通过某些象征主义, 历史主义, 隐喻的设计手法引起人们的联想和高尚的情感。

4.3 尽可能提供不同型式的步行交往活动空间。

提供多种多样的步行交往空间, 是设计者普遍注意的目标。无论是借鉴于古代广场的优秀范例, 还是取材于欧洲中世纪的充满人情味的小街小巷的特征, 为使用者创造一个令人留恋的空间形象, 是这些实例的共同特点.内聚型的广场、波特曼式的中庭空间、线性空间形态的街道、下沉式或上升式的变化等设计手法, 为使用者提供了富于个性的丰富多彩的城市空间。

4.4 注重城市环境形态和历史传统符号的保存, 改造和创新。

步行商业街, 除了一部分新建者外, 绝大多数是在传统的历史悠久的商业街上改建的。改建者非常注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能够表现出古老商业街特征的各种元素的保护。一盏避灯、一幅避画、一个装饰物、招牌等都不是漫不经心地拆除、改掉, 而是精心地组织到新的环境之中。在城市建设的概念中“拆除等于现代化”的公式始终象阴影一样笼罩着我们, 许多标示着城市历史文化层次的构件不是被冠以“殖民主义”、“封建主义”被砸掉, 就是干脆简单地推倒了事.看看欧洲那些城市建设工作者, 如何精心地、不怕麻烦地保护一段有趣的墙体, 装饰物吧, 他们肯定不会不知道”现代化”是有怎样的含义的。

改建之中的创新, 包括传统构件所表现的符号特征, 在商业街区中都得到了较好的运用, 而这些成功之作都取决于设计者对传统商业街空间特征和文化内涵的深刻理解。

4.5 把中心商业区与步行街的建设看成是创造城市个性风貌的重要途径。

对一座城市来说, 市中心是城市建筑文化精华的”荟萃点”。中心商业区是它的核心。由于商业区拥有最丰富的公共建筑类型, 所以最容易组合生动的建筑群体, 从而构成城市特色结构的最重要的构件。

4.6 突出中心商业街区的环境艺术特征

环境艺术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在城市设计中, 环境艺术包括建筑单体以外的一切艺术处理和设计.把环境艺术作为一个“新”概念引和到城市设计领域, 即城市空间环境的艺术化设计, 为城市景观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实用性途径。

中心区商业街, 不仅仅是商业购物活动的场所, 同是又是一个综合性的游憩空间.从国外商业中心的发展演变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观念的变化, 即从被动解决交通矛盾与城市商业萧条问题, 转向主动地创造以“人”为主导的, 一切为“人”服务的城市空间的过程.环境艺术塑造, 正是解决上述观念的最佳选择.在步行街上, 提供舒适的休憩设施 (如坐凳) ;精心地布置绿地和水面;铺设色彩材质讲究的地面;建立各种合宜尺度”人性化”设施 (如广告牌, 钟塔, 雕塑小品等) , 方便市民生活的各种街头小店商亭 (如书亭、花店、茶点小卖等) ;引进街头艺术活动 (如绘画, 雕塑作品的街头展、摄影展、街头文艺演出等) , 所有这一切, 都强调了”人”, 强调了生活气息, 突出反映人类精神创造总和的文化特征。

参考文献

创新中心城市 篇8

关键词:单核城市系统,空间剥夺效应,中心城市

一、引言

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要推进具有经济、政治、文化优势的中心城市不断发展, 以此优化产业结构、经济结构, 集中力量做大项目, 增强区域竞争力;另一方面, 还需要在中心城市不断发展的进程中, 同时带动周边县域经济的联动发展, 达到公平有效和谐的经济发展格局。两者之间的均衡发展, 需要把握城市化发展阶段特征及其发展过程中对周边县域经济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理论界对两种影响有多种定义, 如极化效应、涓滴效应等) 。但是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仅存于定性的理论分析, 本文从空间定量角度着重分析其中的消极影响因素, 即空间剥夺效应。

城市系统多种多样, 本文选取典型单核城市系统———成都城市圈进行分析。城市化发展阶段一般可分为向心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个连续的变质阶段[1], 在中心城市不同发展阶段, 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域具有的空间剥夺效应不同。

国外对空间剥夺效应的研究集中于社区层面, 其中社会学从社会公平构建的角度出发, 开创了对社会资源的剥夺及其水平研究[2], 地理学则从空间公正构建的角度, 研究对应空间剥夺现象。目前对空间剥夺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城市社会生活空间质量的剥夺现象层面[3]。国内对于空间剥夺效应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尚无学者进行单核城市系统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空间剥夺效应的研究。基于此, 本文定位于定量研究单核城市系统空间剥夺效应, 对特定城市、特定发展阶段的空间剥夺效应进行分析。

二、影响因素

空间剥夺的作用强度受多方面因素制约。本文从中心城市质量与距离周边区县远近两方面入手, 结合恒星星系形成阶段相关特性, 类比分析质量和距离因素对空间剥夺效应的影响。

(一) 经济体质量对空间剥夺效应的影响

经济体质量因素包含中心城市质量与县域经济质量两个方面;质量因素包括经济总量因素以及产业结构因素。

中心城市规模大小, 与要素的“极化”过程和空间侵占效应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4]。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市, 经济活跃, 产业发展水平高, 有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工资水平和投资回报率, 会拉大要素收益差距, 从而加速外围县域发展要素向中心城市“极化”过程。但是仅仅考虑规模这一因素是不够的, 还要考虑经济质量因素, 即产业结构问题。经济质量越高, 产业结构越合理, 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小,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大, 因此市场服务空间广阔, 在竞争机制作用下, 必然产生较强的空间侵占效应[5]。

与中心城市相对应, 县域经济体规模和质量对“空间剥夺”的强度也产生影响。

(二) 距离因素对空间剥夺效应的影响

由万有引力公式类比, 两个天体距离越近, 相互作用力成幂指数增加, 同样, 县域经济越靠近中心城市, 受其剥夺的程度越高。

距离因素对空间剥夺强度存在较强影响。“极化”过程与空间侵占效应, 都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呈现衰减的趋势[6]。其中, 空间侵占效应对距离的相应最为明显, 尤其是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产业。县域经济与中心城市的距离过近, 会产生极强的空间剥夺效应, 即所谓的“灯下黑”效应。这里也可以用恒星附近很少有小型天体运行, 而距离中心较远的区域往往存在由大量物质组成的小行星带来解释。

三、数理模型

(一) 基本框架

以单核城市系统为例, 建立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的引力模型, 在考虑中心城市城市质量、县域经济质量的基础上, 基于县域经济与中心城市的距离, 分析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空间剥夺作用大小。设定中心城市质量M, 县域经济质量m, 县域经济距离中心城市r。经济地理学中经常使用无约束的空间相互作用引力模型:

本文采用改进型空间剥夺效应模型, 计算单核城市系统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空间剥夺指数。

其中D表示中心城市对其周边县域经济的空间剥夺效应;k是常数, 随着中心城市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变化, 因为空间剥夺指数是相对数据, 在没有不同区域对比时为了计算简便, 在本文中, 设定为1; (M/m-1) 2反应中心城市质量相对周边县域经济质量的优势;r2指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距离的影响效应。式中, M和m分别由中心城市和周边县域经济中产业结构加权构成;r则为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核心实际公路里程。

(二) 数据计算

根据2012年四川省统计年鉴, 整理数据, 得出四川省各地区GDP及第一、二、三产业产值。根据国际有关发达国家对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贡献率指标, 文章设定第一产业权重0.1, 第二产业权重0.3, 第三产业权重0.6, 由此计算出2011年成都市区质量M及各区县mi, 见表1

单纯从GDP角度看, 中心城市所占比重为44.8%, 赋予三次产业不同权重之后, M所占比重为52.8%, 这说明中心城市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大。

经查询, 成都市区至各区县的公路里程数, 见表2

此时, M、mi及r已知, 计算得成都市区对各周边区县的空间剥夺指数, 见表3

现在已经有2011年成都市区对周边各区县的空间剥夺指数, 按照同样的方法整理数据、计算得出2007至2010年的空间剥夺指数, 见表4。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 结论

空间剥夺效应因素的分析以及模型计算,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单核城市系统对周边县域的空间剥夺效应。

1. 县域经济质量大小对空间剥夺效应的影响

根据2011年成都市区对周边县域空间剥夺效应计算结果发现, 蒲江县和邛崃市距离市区距离基本一致 (均为87公里) , 但是受到的空间剥夺效应差异巨大 (分别是0.45、0.12) 。这是由于蒲江县的经济质量m=240489, 而邛崃市的经济质量m=466063, 接近蒲江县的2倍。因此, 提高县域本身的经济质量, 对减轻中心城市的空间剥夺效应十分必要的。

2. 产业结构对空间剥夺效应的影响

根据2011年计算结构, 对比都江堰市和彭州市, 发现这两个县域经济体经济总量相当 (分别是177亿元、185亿元) , 距离差距不大 (分别是64公里、45公里) , 但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巨大差异 (二者第二产业比重分别为36%、50%, 第三产业产业比重分别为52%、30%) , 导致都江堰所受到的空间剥夺较小 (0.08) , 彭州市, 受到的空间剥夺较大 (0.22) 。

3. 各县域受到空间剥夺效应的动态变化

(1) 总体趋势。根据图1可以直观看出, 成都市区对大部分县域的空间剥夺效应逐渐减小, 说明成都市区相对大部分县域经济质量的优势在逐渐缩小, 该变化趋势得益于大部分县域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市区经济增长率, 以2011年为例, 市区GDP指数为113.1, 各县域平均GDP指数为116.1。

(2) 部分县域的空间剥夺效应居高不下。典型的是蒲江县、崇州市和新津县, 其中蒲江县因为经济总量偏小 (69亿元, 2011年) , 产业结构比较低端 (三产比例为21:48:31) , 导致经济质量很低, 虽然距离市区很远, 受到剥夺效应依然强烈;崇州市和新津县经济质量相当, 均偏小, 距市区均为45公里, 所以受到市区的空间剥夺效应较高且相近。

(3) 部分县域的空间剥夺效应始终很低。新都区、邛崃市、双流县、都江堰市四个区域始终很低 (都江堰市2008年空间剥夺效应较高, 是因为受强烈地震破坏, 经济总量下降) , 新都区和双流县尽管靠近市区, 但是经济总量规模大 (分别是395亿元、583亿元, 2011年) , 产业结构较发达 (三产结构分别为5:65:30和5:53:41) , 经济质量非常庞大, 所以受到市区的空间剥夺效应很小;邛崃市和都江堰市虽然经济质量不大, 但是因为距离市区较远, 所以受到市区的空间剥夺效应偏小。

(4) 部分县域的空间剥夺效应迅速下降, 以温江区和龙泉驿区最为显著。这两区的GPD增长指数分别是, 温江区:1.24、1.17、1.24、1.20, 龙泉驿区:1.54、1.23、1.37、1.24, 且第一产业比重迅速下降, 第二产业迅速上升, 导致经济质量相对中心城市上升, 受到成都空间剥夺效应迅速减少。

(二)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的计算和分析结果, 对减少中心城市对县域的空间剥夺效应,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县域经济要扩大经济规模, 做大做强。

2. 县域经济要改善产业结构, 注重发展质量。

3. 县域经济要抓住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及城区扩大带来的机会, 加快发展。

参考文献

[1]吴兵, 王铮.城市生命周期及其理论模型[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3 (1) :55-58.

[2]Townsend P.Poverty in United Kingdom: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M].London:Penguin.1979:15-50.

[3]王兴中, 王立, 谢利娟等.国外对空间剥夺及其城市社区资源剥夺水平研究的现状与趋势[J].人文地理, 2008 (6) :7-12.

[4]王昱, 丁四保, 王荣成.“空间剥夺”与县域经济发展问题—以吉林省中部地区为例[J].人文地理, 2007 (5) :60-65.

[5]郭庆胜, 闫卫阳, 李圣权.中心城市空间影响范围的近似性划分[J].武汉大学学报, 2003 (10) :596-599.

创新中心城市 篇9

中心城市(也称主城)[1,2]指经济区域中综合实力雄厚、具有强大的集聚和辐射能力的城市,它通过和区域的互动作用,实现各种要素与资源的优化配置,带动城市—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是区域发展的增长极。本文界定中心城市特指具有单核心的都市圈域中心,它不仅是区域的中心,而且是一定数量的城市所组成的城市群体的中心,其人口规模一般在100万以上。卫星城市(简称卫星城)的雏形是霍华德在1898年出版的《明天: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中提出的“田园城市”;美国的格拉姆·罗曼·泰勒于1915年在《卫星城市》中形象化的称之为“卫星城市”(satellite city);1924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城市会议上,英国建筑师恩温明确提出了卫星城市的概念;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卫星城市指地处中心城市周边,和中心城市有一定距离又相互间密切联系的城镇[3,4]。本文中界定卫星城为广义的卫星城,包括卧城、半独立的卫星城以及完全独立的卫星城(即新城)。

由于主城—卫星城空间距离小,基本上为20 km~50 km左右,相同的交通模式,其基础设施与主城、卫星城内部交通系统的衔接方式不同,会导致卫星城的可达性有很大的差别,对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经济发展等的作用也可能完全不同,故仅用“交通模式”来分析、评价主城与卫星城间交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机制及影响程度是不妥当的。

因此,本文引入了“交通配置模式”概念来表征主城与卫星城间规划的交通标准式样。“配置”指有计划地配备布置,交通配置模式与交通模式概念相比,强调了基础设施的布置问题以及“规划”的因素在内,是主城—卫星城间交通模式以及交通线路与中心城市、卫星城市交通线网衔接方式等内容的综合反映。

1 中心城市—卫星城市间交通模式

结合国内外主城与卫星城间交通模式现状及发展方向,可将其间客运交通模式归纳为以下五类:小汽车、普通公交、快速公交、轻轨模式、快速轨道模式。几种交通模式的主要性能见表1。

2 中心城市—卫星城市间交通配置模式

2.1 中心城市和卫星城交通系统衔接模式

主城—卫星城间交通与主城交通系统的衔接包括两个层次:同种交通方式间的线路和换乘(站点)衔接;不同交通方式间的换乘(站点)衔接。

主城与卫星城间交通与主城交通系统的衔接方式主要有向心衔接、内环衔接、外环衔接。

1)向心衔接模式。

向心衔接模式指卫星城与主城间交通线路直接通向主城中心区,终点与中心区交通枢纽衔接(见图1a)),这种衔接模式缩短了主城与卫星城间通行时间,使卫星城与主城间联系更加紧密,在引导人口外迁上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可能将外围交通大量引入中心区,甚至形成穿越之势,对中心区交通影响大,且占用大量的高附加值的土地。

2)内环衔接模式(没有环线的为市区接驳站衔接)。

内环衔接模式指中心城向卫星城辐射的线路连接到内环线,与附近的站点进行换乘衔接,形成典型的放射+环形的城市路网(见图1b))。这样的空间结构,卫星城到中心区距离相比外环衔接方式较近,而且可以将起点和终点都在环线以外的交通截流到环线上,可以有效避免过境交通占用城市内部道路的现象。但此种衔接方式增大了卫星城到达中心区的难度,增加了内环线上的车流交织点,降低了内环线的车速和通过能力。

3)外环衔接模式(没有外环线的为边缘区衔接)。

外环衔接模式指中心城向卫星城辐射的交通线路与城市外环衔接。这种模式非常适合以小汽车为主的交通模式,一般在外环道路附近设大量的停车场,从卫星城来的小汽车停放在这里,人们换乘公交到达市区目的地,可以避免小汽车大量进入市区(见图1c))。利用原有铁路开行主城—卫星城间的市郊列车,一般不深入市区,起终点站设在市区边缘,在起终点车站上与中心城市交通系统进行换乘衔接。

2.2 中心城市和卫星城市间交通配置模式

根据国际、国内大城市与卫星城市间交通模式及与中心城交通系统的衔接方式,主城与卫星城间客运交通配置模式可概括为六大类,每一类包括三种衔接模式和换乘,具体分类见表2。

3 中心城市—卫星城市间交通配置模式确定的内容及过程

从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结合主城—卫星城的空间结构及经济关系,尽可能选择资源消耗低、环境友好程度高、社会公平性好的可持续发展交通配置模式,并结合地区经济状况,考虑现有交通模式,降低交通建设费用。因此,本文主要从不同的利益方需求出发,建立评价框架,选取最优方案(见图2)。

3.1 乘客对交通模式的需求

大多数出行者首先考虑的是能否迅速准时到达目的地,这是因为人们都希望出行这个过程所花费的时间越短越好。其次考虑出行费用,在主城—卫星城间的客流一般为职工流、学生流等,每天都会出行,交通模式的出行费用过高,乘客将承担不了交通费用,所以出行成本是人们选择交通模式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同时,在人们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现代社会,良好的交通服务特性可以立足于现有条件,改善人与交通的亲密融合,增强人们的忍耐度,减少交通过程中的事故。

总体来说,从乘客乘车的基本心理、生理需求分析,乘客对交通模式最主要的要求是服务性能良好:经济、迅速、准确、舒适、安全、方便。

3.2 运营方(企业或政府)对交通模式的需求

企业追求产量和效益双重目标。产量是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前提,而效益则是企业的核心。要使各种交通模式成为充满生机与活力具有较强自我发展能力的产业,各运营企业必然要注重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统一起来,不断提高综合效益。因此,运营方对交通模式的需求是公司自身运营效益最大化。

3.3 社会对交通模式的需求

1)交通方式的社会影响好,反映在能协调好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

2)社会节约时间成本,反映交通模式对社会经济效益作出的贡献。

3)对城市环境和生态循环的影响小。

4)资源节约。城市交通是各种资源协调发展的统一体,城市交通系统所消耗的不可再生资源主要是土地和能源,发展低土地占用和低能源消耗的城市交通模式是唯一的出路。

针对主城—卫星城市交通模式配置选择的合理性进行评价,由于评价主体有着不同的立场,从设施使用者(乘客)、设施经营者(企业或政府)、周围居民(社会)等不同的观点进行评价,加以汇总做出最终判断。通过对不同的方案进行客观的评价,得到最佳的方案。

4 结语

交通配置模式的概念不仅容纳了交通模式的含义,同时,也反映了主城—卫星城间交通线路与主城及卫星城交通系统的衔接方式。本文根据国际、国内大城市与卫星城市间交通模式及与中心城交通系统的衔接方式,把卫星城与主城间客运交通配置模式概括为六类十八种,并提出了主城—卫星城间交通配置模式的确定内容和确定过程,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同时本文还存在很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指标的具体量化过程以及评价工作的严谨性,本人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完善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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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沿海中心城市探讨 篇10

2006年辽宁省委、省政府作出开发建设“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的重大决策。“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由沿渤海一侧的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辽宁 (营口) 沿海产业基地、辽西锦州湾沿海经济区 (包括锦州西海工业区和葫芦岛北港工业区) 、沿黄海一侧的辽宁丹东产业园区、大连花园口工业园区五大区域和一条贯通全省海岸线的滨海公路所组成。辽宁沿海经济带在京津唐经济圈与东北经济圈的交叉点上, 在东北亚经济合作、环渤海经济圈、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占有重要地位。

2009年7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 这对完善我国沿海对外开放布局、促进东北振兴有着重要意义。7月2日, 国家发改委巡视员王树年对此进行解读。王树年指出, 此次国务院批准《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 标志着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开发开放正式提升到了国家层面, 对整个环渤海经济圈的真正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谈及《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的核心内容及亮点, 王树年认为可以从规划的战略定位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二是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际航运中心;三是要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临港产业带;四是建成生态环境优美和人民生活富足的异居地区。围绕着这些核心, 还有空间布局、产业发展、社会事业、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等方面内容。先进装备制造业为主的现代体系, 因而受惠最大的首先就是这个行业。其次是高加工度的原材料工业, 以及对沿海经济带现有的石化、乙烯、钢铁、硼镁资源提高附加值。现代服务业, 金融、商贸、物流都是要加快发展的, 服务外包、文化产业、旅游业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内容。

辽西沿海是辽宁沿海经济带重要的组成部分, 更是辽西五市的海上通道。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开发建设对辽西地区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辽西沿海城市包括盘锦、凌海、锦州、葫芦岛、兴城, 向腹地延伸还包括阜新、朝阳等市, 在辽西地区432公里的海岸线上, 特别是在120公里的交通圈内, 形成了以锦州为中心, 包括葫芦岛、盘锦三个地级市和凌海、兴城两个县级市的“高密度城市群”, 其中, 锦州到盘锦79公里, 锦州到葫芦岛42公里, 朝阳距锦州港97公里, 阜新距锦州港是110公里, 都在120公里沿海城市圈内。辽西沿海城市的发展并不是齐头并进, 也不是彼此孤立的。相对沈阳地区、大连地区, 辽西经济社会发展还比较滞后。辽宁省2009年统计年鉴资料显示, 2008年锦州、盘锦、葫芦岛三市的生产总值不过950亿元, 加上阜新、朝阳五市一共才1250亿元, 还不够大连一个市的生产总值 (1950亿元) 。从辽宁整体经济来看, 辽西有800万农业人口, 占全省的36.5%。辽西五市城市化率仅有35%, 长期低于全省10至20个百分点。

辽西经济社会发展滞后表现之一是辽西沿海没有形成该地区的中心城市, 这对本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是极其不利的, 对扩大本地区的社会知名度与影响力是不利的。因此, 打造本地区的中心城市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辽西中心城市定位问题近几年似乎已经解决了。2005年时任锦州市市委书记佟志武在《抢抓双重机遇积极推进辽西沿海城市群一体化》一文中提出“锦州既是辽西地区的中心城市, 也是辽西沿海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锦州在“十一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十一五乃至更长的一段历史时期, 锦州发展的战略定位为:辽宁西部沿海经济区中心城市。

2007年1月23日在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时任省长的张文岳同志参加锦州代表团的讨论时提出, 要进一步确定锦州在辽西地区所处的中心城市地位。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上看, 辽西地区必须有一个中心城市, 这个城市非锦州莫属, 锦州就是辽西地区的中心城市。其他领导人讲话中也多次提到锦州为辽西中心城市。2004年6月8日副省长张万才来锦州进行调研时, 提出锦州作为辽西中心城市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2009年1月6日市长王文权在锦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做的《2008年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为加速辽西沿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建设而努力奋斗”等等, 然而, 锦州作为辽西中心城市并没有得到辽西其他城市人民和干部认同。锦州作为辽西中心城市自身的依据在于:一是地理上的中心位置。锦州在辽西地区处于中心位置, 铁路、公路交通线四通八达, 纵横交错。锦州又处于京哈线上, 为华北与东北相连接的交通要道, 是关内外的咽喉。锦州又有港口成为与福建、广东华南地区及海外沟通的通道。还有机场, 形成立体交通网络。二是锦州在历史上就是辽西地区的中心。公元911-926年,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以汉俘建锦州”, 锦州之名始于此时。1948年10月锦州解放后, 属热河省东专署辖。1949年1月成立辽西省, 省政府驻锦州市。1954年8月辽东、辽西省合并为辽宁省, 锦州市为省辖市, 以后两次成立锦州专区, 1968年专区撤销后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至今。三是锦州教育比较发达, 可以成为辽西的中心, 锦州高校规模在辽宁省排第三位, 沈阳第一位, 大连第二位等等, 这些是锦州建设成为辽西沿海中心城市的有利条件, 然而, 锦州能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辽西中心城市, 能不能在辽西经济与社会发展起带动作用, 能不能在辽西人民的观念、文化、社会风气改善方面起引领作用, 能不能在城市面貌方面给人一个优美、舒适、清新的形象, 有没有很高的现代城市品位, 让市民感到自豪, 让外地人羡慕, 还需要不断地创造性发展。锦州的发展需要有得力的市府领导, 需要有正确的愿景和理念、正确的战略方向、科学的决策、科学的规划, 需要坚定地不动摇地持续地贯彻执行, 需要市府领导团队团结协作的力量和各部门各行业的协调努力, 需要省政府和中央的支持。

二、锦州需要发展优势、形成特色

1. 完善立体交通网络体系。

锦州的交通体系是锦州最大优势, 应该进一步改造、完善、延伸。水陆交通增加客运业务, 扩大对外开放的窗口, 增加对山东的航线, 增加对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航线。高速铁路方面增加对上海、天津、沈阳、长春、哈尔滨的线路。航空方面扩建、完善新的客货两用机场。

2. 发展现代物流业、辽西商品集散地。

在铁路、公路、航运的交叉与结合的地方, 锦州港与高桥镇建立商品物资贮存、批发、运输设施, 形成辽西乃至东北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形成关内外商品与物资贮存、运输、交换的平台。

3. 利用红色旅游资源, 扩大锦州知名度。

锦州因辽沈战役而闻名于世。塔山阻击战已被美国西点军校收录著名的战例。应该加大宣传, 使人了解锦州。收集、保护好历史资料。修建好纪念馆, 成为对人民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景点周边的建筑要有艺术性, 给人以美的享受, 搞好特色餐饮服务业, 以吸引游客, 扩大影响。

4. 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

锦州现有高等院校6所和科研院所25家, 专业技术人员约13万人, 教育科研实力在全省排第三位。锦州的高等教育规模居全省第三位, 辽西之首。这是很大的资源。不仅是智力资源、人才资源, 而且大学也是重要的消费群体。可以为地区发展培养急需的技术人才、企业管理人才、政府管理人才、社会管理人才, 还可以扩大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锦州市政府应该努力扶持高校的急需特色专业的发展, 帮助打造高校的品牌特色专业。

5. 依托高校人才资源, 建立科研机构、开发机构、咨询机构, 设立研究院所。

用优厚的待遇、良好的住房、理想的工作, 吸引聘请海内外一流专家学者来锦州工作, 形成本地区核心竞争优势, 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为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城市发展规划、管理咨询等, 提供服务。

6. 建立商贸、金融、信息服务中心。

为辽西地区和省内外人民提供质量优良、品种齐全、物美价廉的商品。为辽西地区的人民和企业、政府与社会组织提供信誉可靠、热情周到、及时有效的信贷和信息服务。

7. 建设好高新技术开发区。

高科技产业是最有前景最具竞争力的行业。对于高科技项目条件成熟的要搞, 条件不具备的努力创造条件也要搞。高科技产业低污染、高效益, 经济贡献率最大。应该作为开发区重点投资方向, 政府应该下决心搞高科技。

三、锦州需要克服缺欠、弥补不足

1. 下决心、花气力, 坚决治理污染企业, 坚决避免“先污染, 后治理”的经济增长模式。

要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 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去换取经济增长。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城市发展是得不偿失的、短视的, 是最愚蠢的发展方式。开发区的建设更应该注意这个问题。要为人民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 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健康的生存空间。锦州作为辽西沿海城市应该建设成为最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象大连、青岛那样令人向往, 成为招商引资的有力条件。

2. 整治市容、街道。

使人觉得锦州变得宽敞、大气、气派、舒适。开发区建设要有总体规划, 不要随意建设。应该在锦州开发区的制高点建一座代表锦州的标志性建筑, 譬如, 70层的摩天大楼。用于高科技研发和全国各地驻锦商务办事处。街道要宽阔, 临街的设计要新颖、别别致、清晰、漂亮、大气、要有艺术性, 要留出绿地。建一块, 成一块, 逐步推进。对老城区的改造难度更大, 要有胆识、决心和魄力, 拓宽街道, 留有绿地, 目光要放得长远。

3. 改善民风。

大城市的市民应该具有正直、诚信、礼貌、整洁、热情、进取、助人为乐、扶危济困、同情弱者等高尚品质, 这些都是文明市民应该具有的品质风范。出租车司机、小商贩、商店与旅馆的服务员, 是一个城市的名片, 直接影响城市形象, 是招商引资的环境因素。

4. 改善党风政风。

这也城市形象的重要方面。转变官德官风主要表现在官员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还表现在执行落实国家法律和人才引进政策、招商引资政策的信誉方面。干部的素质与行为对投资环境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能不能取信于招资商, 干部起到很大的作用。有些地方投资方宁可撕毁合同也要撤资, 就是因为当地干部给人的印象不可信赖。

5. 改善交通、治安环境。

好的投资环境离不开交通和治安两个方面。投资商需要安全感, 新公司的员工也需要安全感。交通管理人员与司机、警察的素质高低, 直接影响人们的安全感。对于是交通管理人员与司机必须严格审核把关, 如果发生事故, 不仅要对素质不合格的当事人进行加重处罚, 而且还要追究用人者、发证者的责任。司法人员要严格按法律办事, 不能欺生, 更不能纵容勾结当地黑社会欺压老百姓和外来人员的行为。如有徇私枉法者, 一旦发现, 必须严肃处理。使人民群众、投资者、旅游者的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

6. 改善大医院的医疗条件和提高医疗水平。

锦州作为辽西中心城市应该有一到两所高水平的医院, 以解决辽西人民寻医问病的问题。目前, 锦州的医院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锦州市人民生了大病, 在当地还不能得到很好的医治, 还要去沈阳和北京诊治。锦州作为辽西中心城市应该有高水平的医院与之相匹配。

7. 完善旅游景点。

一个中心城市要有一些旅游景点, 吸引游客和投资者, 也是城市的品牌。城市不仅要靠旅游业挣钱, 还应该把旅游业当作推广城市知名度的一项工作。譬如, 笔架山风景很奇特, 有些景点就应该重点投入建设, 还要整治景区环境, 尤其是海洋污染的问题, 小商贩和出租车司机的宰客问题。

中心城市纺织产业优势亟待深挖 篇11

改革开放30多年间,中国纺织工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原建于上世纪的纺织老工业基地大都完成了“退城入园”的精彩蝶变,随着社会化进程的发展,亟待解决转型升级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难题。会议旨在进一步做好重点中心城市的纺织产业调整和转型升级工作,交流各地的成功经验,共同探讨当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会上,陈树津指出,召开此次座谈会对于当前有着深远的意义:其一,纺织行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工作,尽管在全国中心城市已经进行了多年,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是任重而道远。在国家统计内的全国国有476家纺织企业中,无论是调整力度还是发展悬殊都比较大,发展体现出不平衡性;其二,中心城市的纺织产业较为分散,经过改制后有些省市及机构疏于专业管理,产业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衍生出来的新型产业,诸多民营、外资企业,还没有真正形成氛围。陈树津特别强调,西南、东北、西北地区的纺织发展实际还具有很大的潜力,中心城市一定要起到带动作用。近几年来,上海纺织集团积极推进以“调结构、促转变、强管理、求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战略转型,逐步形成了以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相融合、科技与时尚相辉映的高端纺织产业的新格局。2012年集团名列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第1位,中国纺织服装百强企业第4位,中国对外贸易500强第40位。

席时平指出,上海走纺织科技与时尚之路,是国际大都市纺织产业升级转型的必由之路。推动传统纺织制造业向产业用纺织品和新材料等高端制造业转变;推动制造业为主向国际贸易、品牌营销和时尚产业等现代服务业转变;推动纺织管理体制向市场化转型;以自贸实验区改革为契机推动上海纺织再上新台阶是上海纺织行业的奋斗目标。

北京纺控公司董事长吴立,青岛纺联纺织谷常务副总秦丕涛,大连服装协会会长田平,天津纺控总会计师张发洪,咸阳纺织集团副总刘全利,石家庄常山纺织公司董事长汤彰明,重庆经信委民企促进办主任蒋爱民,湖南华升集团董事长刘政先后在会上就中心城市纺织国企改革、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进行了座谈,并实地参观考察了上海国际时尚中心、上海申达科宝新材料有限公司、三枪工业城和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朱施蓉)

创新中心城市 篇12

一、中心城市功能与新型城市化的内涵

中心城市对于一般城市来讲, 是指在经济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城市。它具有较强的吸引能力和辐射能力, 同时, 有着综合的服务能力, 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产物。中心城市有如下几个特征:经济集中程度高、规模大;社会分工发达, 产业结构优化;具有较强的综合服务能力和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信息化建设水平。

城市化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聚集以及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一种社会现象, 同时也是一个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文化方式转变的全过程。它不仅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地域的扩大, 也包含着城市不断完善、城市质量不断提高的发展过程[1]。

新型城市化是与新型工业化相适应的城市化战略, 它的提出适应徐州都市圈中城市化基础较好但质量不高的城市——徐州的现状, 以及老工业基地城市改造的特殊性和未来城市化的趋势。新型城市化在西方的“城市再生理论”中也可以找到它的理论根据, 新型城市化本质上是一种城市可持续发展道路, 它强调的是城市的内涵式增长和质量升级, 是一种高级城市化途径, 也是增强徐州都市圈中心城市功能的一种必然选择。

二、增强徐州中心城市功能面临的难题

近年来, 徐州的城市化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徐州作为中心城市, 在发展过程中总体而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城市化理念建设新农村, 进一步扩大城区规模, 城市经济总体上在逐步升级;城市开发区建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带动了城市产业结构调整, 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了城市景观等。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 徐州城市化速度较慢, 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 而且城市化质量不高, 从而影响中心城市功能的发挥。主要原因是,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面临着改革与发展的双重困难;历史欠账多, 社会负担沉重, 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由于资源枯竭、装备老化、技术落后等原因, 城市工业被迫进入了全面的技术更新改造和结构调整升级阶段, 导致了徐州在城市建设中出现了很多新现象。

(一) 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 影响了城市基本功能的完善和发挥

徐州目前的产业结构呈现“二三一”的格局, 即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交通运输、邮电通信、金融保险以及科教文化等各种社会事业发展相对落后;第三产业总量不足, 比重过低。

(二) 产业结构单一, 过分依赖资源开采

长期以来, 为完成指标, 过分强调产量, 尤其是初级产品产量, 造成资源过度开发, 资源加工业未得到充分发展。国有重点矿区大部分进入衰老期, 生产能力萎缩, 开采条件困难, 煤矿效率低, 开采成本大幅度提高。

(三) 城市功能不健全, 基础设施较为落后

在城市建设指导方针下, 资源型城市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功能不健全, 城市体制改革跟不上发展的需要, 乡村城镇化落后, 城市用地扩张的现象, 导致资源枯竭, 城市转型困难, 严重制约了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

(四) 失业人员多, 社会压力大, 城市环境受到污染

国有企业改革速度缓慢, 下岗失业人员增多, 社会负担重。同时, 煤炭开采区使城市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在落后的技术条件下, 必然采取“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的生产模式, 资源型城市的生产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来生态环境破坏。此外, 长期以来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投入不足, 生态环境得不到有效治理。

三、增强中心城市功能的建议

(一) 增强徐州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按照省委、省政府确立的城市发展布局, 从行政角度来讲, 江苏省有三大都市圈, 即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徐州都市圈。徐州都市圈是指以徐州为圆心、半径100公里左右的圈层。同时, 兼顾到徐连经济带的重要性[2], 徐州还要抓住国际化机遇, 加速城市化进程, 与跨国公司的组织活动紧密联系起来, 不断吸引跨国公司在徐州落户, 争取成为跨国公司在陇兰带的管理中心, 成为淮海经济区交通、信息和技术中心。

要充分发挥徐州的集聚和辐射功能, 积极运用市场经济的理念, 经营好城市品牌、城市产业、城市文化, 坚持老城改造与新城建设并举, 在市区范围内统筹建设老城区、新城区、徐州经济开发区、贾汪区和铜山新区“五大组团”, 不断强化新沂、邳州、沛县、丰县、睢宁等“五个中等城市”板块建设, 着力构建大商贸、大交通、大物流、大市场、大旅游“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 全面做大做强中心城市。

(二) 调整产业结构, 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按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精神, 即使人口增长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 使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实现良性循环。中心城市功能的增强体现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 在此过程中必须具有现代化的质量。现代化意味着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综合发展, 城市建设要打破“先污染后治理”的不良局面, 改变过去沿袭的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走资源综合利用、生态型、效益型的集约开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 寻求资源-资金-技术-生态的优化配置, 优化产业结构, 实现产业结构和升级, 吸取经验, 少走弯路。

作为城市化历史过程的具体表现的载体“城市 (城镇) ”, 担负着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心的作用, 它的发展不仅要符合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国策, 而且要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担负起重要责任, 应有促使城市可持续的良性发展的规划。因此, 必须深入研究城市化的客观规律, 树立科学的城市化观念, 制定正确的政策, 编制符合国情、省情、市情的切实可行的城市化规划。

(三) 加强城市的基础建设, 加快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

与我国其他地区不同, 徐州属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对徐州市都市圈、淮海经济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而且仍在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 必须大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环保设施的建设, 加快自身经济的转型。

徐州经济转型一定要有新的举措。着力抓好棚户区改造、居民小区整治、道路改扩建、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同时, 政府应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软环境”, 要坚持依靠市场机制, 正确发挥政府作用, 坚持自力更生。在政府给予必要的扶持的基础上, 坚持立足现有基础,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注重整合现有资源, 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 将原来省里对徐州的“输血”和“供氧”, 变成徐州自己的“造血”。

从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和经济联系角度, 重新确定城市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 完善城市功能, 使城市成为功能健全的“新城区”, 大力发展城市服务业;实施多元化产业发展战略, 因地制宜地选择接续产业, 改变产业结构单一的局面;加快企业经营机制转变, 深化体制改革, 引导和发展企业, 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增强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机制;调整资源型城市布局, 关闭资源枯竭的小型矿区, 对人口和生产要素进行适当的集中布局。

(四) 加快城市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建设

徐州老工业基地以重工业为主, 能源消耗量较大, “三废”排放量大, 城市与区域环境污染较严重。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 但根本原因是产业结构与布局不合理, 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投资严重不足。

建立并严格实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三废”排放制度, 健全环境法规政策;统筹城市环境治理与区域环境治理, 加强都市圈城市间合作, 建立高效的协调管理机制, 强化流域治理和污染控制。深刻认识城市点与区域面的生态环境系统工程的整体与统一性, 真正体现出城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同时, 着力抓好生态旅游项目建设, 创造良好适宜的人文居住环境, 加快新城区环境建设与经济开发区建设, 统一规划城乡环境。

(五) 加快城市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建设是衡量现代城市的一个重要指标。城市相对集中的劳动力和消费者群体为信息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又以方便的交通和各种完善的生产及生活设施为信息化提供了必要的发展空间和环境。同时, 城市信息化是增强中心城市功能、使城市化水平向高级阶段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信息化可以使权力重新组合、利益重新分配、管理层重新构建, 对于振兴徐州老工业基地有着重要意义。

徐州老工业基地信息化改造与建设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与苏南等信息化发达地区相比, 仍存在较大差距。徐州老工业基地城市信息化应采取如下对策: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优化空间布局, 提升区域信息化整体水平, 突破基础网络建设瓶颈, 建设区域宽带网;加快“数字城市”的建设, 实施“数字徐州”战略, 打造徐州都市圈的区域信息一体化平台;健全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 制定信息资源建设规范与标准, 实现徐州都市圈“区域互联、信息共享”;推进电子政务建设, 探索新型城市管理模式, 推动电子商务的区域快速发展。

徐州应面向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以改革开放和新型工业化为动力, 挖掘城市发展潜力, 提高城市化质量, 走内涵型、质量型、资源型、信息化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 进一步完善徐州的城市功能, 把老工业基地建设成经济繁荣、社会文化事业发达、人居环境优美、城市职能明确、空间布局合理、城乡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的人居环境系统, 从而全面推进徐州的和谐、科学发展。

摘要:根据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提出的振兴徐州老工业基地的实施意见, 增强中心城市功能是加快新型城市化建设的重要实现途径。从中心城市功能与新型城市化内涵入手, 对增强徐州都市圈中心城市功能面临的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功能构建、基础设施落后等难题进行分析, 提出了要增强徐州中心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调整产业结构, 加强城市基础建设, 加快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以及城市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建设、城市信息化建设等建议。

关键词:中心城市,新型城市化,建设

参考文献

[1]李捷, 王志宏.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探讨[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 (5)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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