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档案馆

国家档案馆（共12篇）

国家档案馆 篇1

2012年12月17日,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新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位于大学城中心区西侧的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新馆一期工程12月28日正式对公众开放。该馆立志“要把门庭冷落的档案馆变成繁荣的文化城”。

新馆占地面积50013平方米, 以“公共文化资源中心和公共文化活动场所”为定位, 一期主要是对外开放公共服务用房、业务技术用房和库房。除了档案保管、教学科研等功能外, 还将会有档案信息利用服务中心、现行文件利用服务中心、政府信息公开查阅中心等为市民提供服务的场所。广州国家档案馆新馆一期建筑对外服务区域达5500平方米, 包括服务大厅、接待室、查阅登记室、档案业务培训实验室、档案视听室、目录室、阅览室、保管室、展览厅、报告厅、复印室、休息室、餐厅等, 集档案、文化、教育、科研功能为一体, 满足社会公众查阅档案、参观展览、文化学习、休闲观光等多种需求, 同时, 新馆周六、周日全天候开放。

至2012年止,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共490个全宗、123.5万卷、43.9万件。其中, 建国前档案8.4万卷, 包括清朝、民国档案、革命历史档案。建国后档案115.1万多卷。此外, 有照片档案49.5万张, 缩微胶片 (卷片) 176.1万幅, 实物档案5000多件。馆藏资料3万多册。

新馆项目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 达1500万卷馆藏量。

国家档案馆 篇2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国家档案馆建设和管理，有效保护和利用档案，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档案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国家档案馆，是指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置或者批准的各级综合档案馆和专业档案馆。

综合档案馆负责收集、整理、保管、研究本行政区域内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多种门类和载体的档案，并依法向社会提供档案利用服务。

专业档案馆负责收集、整理、保管、研究本行政区域内某一专门领域或者特殊载体形态的档案，并依法向社会提供档案利用服务。

第三条 国家档案馆依法履行保存历史记录、提供档案利用、开展社会教育、推进政务信息公开等职能。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把国家档案馆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落实机构、人员编制，将国家档案馆建设及档案设施设备、档案抢救和保护、档案信息化建设等经费列入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并健全国家档案馆事业经费投入机制。

发展改革、财政、住房城乡建设、国土资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经济和信息化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保障和支持国家档案馆事业的发展。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省档案事业，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监督指导全省国家档案馆工作。

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指导本行政区域国家档案馆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档案事务，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支持档案行业组织发挥指导、协调、服务等作用。

第二章 建设与管理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档案馆布局要求，统筹规划、合理设置国家档案馆。

国家档案馆的建设应当纳入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依法划拨建设用地，落实相关配套设施。

第八条 国家档案馆选址、设计和建设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国家档案馆建设项目工程设计、初步设计方案，应当由城乡规划、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专家审查。

第九条 国家档案馆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制定收集档案范围细则和工作方案，经上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施行。

第十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按规定向国家档案馆移交档案。

机构改革、行政区划调整、企业改制等档案的处置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本行政区域内重大活动的组织承办单位负责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移交。组织承办单位应当于重大活动确定后15个工作日内告知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时做好监督指导。

组织承办单位应当于重大活动结束后60个工作日内向同级综合档案馆移交规范整理的档案。特殊情况需要延期移交的，须经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组织承办单位可以保留档案的副本或者复制件。

第十二条 国家档案馆可以通过接受捐赠、购买等形式向社会征集非国家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有重要保存价值的档案。国家档案馆接受捐赠的，应当向捐赠者颁发捐赠证书，并按规定给予奖励。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国家档案馆寄存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利用价值的档案。

鼓励著名人物档案所有人向国家档案馆捐赠著名人物档案。

第十三条 综合档案馆可以通过整合档案目录、档案信息、档案实体和设置分馆等形式，实现各类档案资源共建共享。

第十四条 国家档案馆应当科学设置岗位，按国家标准配备相关学科专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国家档案馆工作人员开展业务培训。

第十五条 国家档案馆应当配备专业防护和安全防范设备设施，完善档案保管条件;建立和落实防火、防潮、防有害生物、防盗以及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等制度，确保档案安全。

第十六条 国家档案馆应当加强对档案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对重要、珍贵档案采取特殊保护措施。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国家档案馆列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应急处置的重点保护范围，确保档案受到或者可能受到危害时优先抢救和妥善处置。

国家档案馆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预案培训和应急演练。

第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档案信息化的统筹规划、规范建设和监督指导，建立全省国家档案馆数字档案资源共享平台。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国家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纳入当地电子政务和信息化规划。

各级国家档案馆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相关标准和规范进行档案资源数字化建设，逐步建成数字档案馆。

第二十条 综合档案馆应当建立本行政区域的.电子文件备份中心。

属于国家档案馆接收范围的电子文件，形成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间内移交同级国家档案馆。

第二十一条 国家档案馆对重要档案实行异地异质备份保管，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二十二条 国家档案馆应当与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方志馆等加强合作和交流，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方志馆及其他机构保管的文物、图书资料同时是档案的，应当向综合档案馆提供相关目录。

第二十三条 国家档案馆应当建立年度工作报告制度，每年第一季度向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上一年度工作报告。年度工作报告包括下列内容：

(一)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情况;

(二)机构、人员、设施情况;

(三)馆藏档案的数量、信息化情况;

(四)馆藏档案的开放、服务情况;

(五)档案安全情况。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和损坏国家档案馆用地、馆舍和设施设备，不得擅自改变国家档案馆的功能和用途，不得侵占、损毁、非法转让国家档案资源。

第三章 开放与服务

第二十五条 国家档案馆按照国家规定开展档案鉴定，符合开放条件的档案,应当向社会开放。

第二十六条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按国家规定不宜开放的外，国家档案馆应当向社会开放下列馆藏档案：

(一)建国以前形成的档案;

(二)建国以后形成的、时间已满30年的档案;

(三)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档案;

(四)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活动形成的档案;

(五)进馆满6个月的重大活动档案。

国家档案馆开放个人捐赠、寄存的档案，应当征得捐赠人、寄存人同意。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为公民和社会组织获取政府公开信息提供便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及时向同级国家档案馆提供公开的政府信息。

第二十八条 国家档案馆应当向社会提供档案利用服务，改进查阅方式，简化利用手续，并将服务内容、时间、查档规则等基本服务信息向社会公示。

提供档案利用服务不得收费;但提供复制档案、邮寄档案复制件服务等可以收取成本费用，成本费用的收取标准经价格主管部门核准后执行。

第二十九条 国家档案馆提供涉密档案信息服务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密的法律法规。

国家档案馆应当保护档案利用者个人隐私，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利用者个人信息。

第三十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持有效身份证件等证明，可以到国家档案馆查阅、复制或者摘录已开放的档案资料，也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途径查询。

第三十一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利用国家档案馆未开放档案，须凭有效身份证件等证明，向国家档案馆提出申请。国家档案馆应当于5个工作日内对是否提供利用予以答复;5个工作日不能答复的，经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5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对公民利用记载有关本人婚姻登记、计划生育、学籍、学历、工龄、职称、获奖荣誉、离退休、房产等证明性未开放档案，国家档案馆应当提供便利。

第三十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利用国家档案馆档案，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档案馆规章制度，爱护档案资料和公共设施设备。

第三十三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利用或者公布国家档案馆已开放档案，应当遵守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利用未开放档案，未经国家档案馆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传播。

第三十四条 国家档案馆之间可以开展婚姻证明、房产权属、社会保险等与民生相关的档案的异地查档和跨馆服务，逐步以数字化档案等代替原件提供利用，实现档案信息的远程利用。

第三十五条 国家档案馆应当根据社会需要，加强对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等馆藏档案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开展社会宣传教育，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和个性化服务。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侵占或损坏国家档案馆建设用地、馆舍、设施设备的，或者擅自改变国家档案馆功能和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

第三十七条 国家档案馆未按规定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提交年度工作报告的，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活动，是指：

(一)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性和在全国或全省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事、宗教、体育等活动;

(二)在全国或全省产生重大影响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的处置活动;

(三)县级以上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的重要公务活动;

(四)其他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和事件。

第四十条 本办法所称著名人物是指历代四川籍或曾在四川境内长期活动过非四川籍的政界、军界、工商界、科学文化界等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官员、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及其他重要人物。

第四十一条 保存属于国家所有档案的其他各级各类档案馆参照本办法执行。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公共教育的启示 篇3

关键词：公共档案馆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公众教育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始建于1968年，原为文化部国家档案文书中心，1993年隶属国家文物局。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的宗旨在于保存新加坡人民及政府的集体记忆、建立一个完整的文件遗产体系以供研究、协助政府更好地管理其信息、推广新加坡的历史文化。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致力于国家文化遗产的保存和推广普及，为了进一步促进新加坡人的历史意识，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依托馆藏资源，积极开展公众教育(Public Education)，具体方案包括：

巡回展览(Travelling Exhibitions)：新加坡的国家记忆和发展演变主要靠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保存的档案记录。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针对所有年龄组和观众定期举办各种文化遗产巡回展览。其范围涉及社区俱乐部、商场、学校和其他公共场所。如：为了让公众从图像了解新加坡历史和发展演变，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常年性举办“看图读史：新加坡从商埠崛起为都市的历程”(From Emporiumto Singapore City：Mapping the Journey)图像展。表1是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近三年推出的巡回展览主题活动：

网上展览(Online Exhibitions)：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迫切希望通过网络了解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的馆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致力于新加坡文化遗产的网上展示、推广和普及。网上展览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专业、高效、便捷的渠道。网上展览作为一个虚拟展馆来使用，无时间限制、无空间限制，既可以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也可减少珍贵档案的损耗。表2是2010年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的网上展览活动：

学生服务(Students Programmers)：每年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都会接纳来自大专院校的学生参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的具体工作。为了确保学生将课堂知识转化为基础技能，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会鼓励他们参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的档案收集、保护以及管理方案，掌握实践技能，从而扩大学生未来的职业选择。通过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的实习，学生也会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工作态度。以学生项目“往昔青年展”(Youth of Yesteryears Exhibition)为例，该展览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新加坡青少年的生活和经验。展览是淡马锡理工学院(Temasek Polytechnic)学生实习实践内容的一部分，全部展览由学生收集、整理完成。“往昔青年展”项目展进一步巩固了学生的信息网络能力和多媒体设计技能，同时，在项目实践中也加强了新加坡新一代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感。

公共数据库(Public Database)：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馆藏资源丰富，截至2009年，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拥有各类馆藏超过10.855份文件资料和记录，292.226份微缩胶卷，4.6万张图片，15.690条口述历史记录和8万条视听记录。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配置了有效、准确和崭新的公共数据检索系统，为了向馆外读者提供档案馆的资源和服务，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网站还提供互联网远程服务。系统收录数据(表3)主要包括：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公众教育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公众是公共档案馆的服务对象，公共档案馆应该基于公众需求开展其服务。“公共档案馆不仅是档案史料的收藏和保存机构，更应该成为政府信息和文化信息资

源开发利用中心。”公共档案馆不仅是一种公共服务机构，更是一种公共服务制度，安排这种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所有社会成员能平等获取和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它“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用以调节知识或信息分配以实现社会知识或信息保障的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章第十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规定明确指出了国家档案馆是政府信息的一个获取单位，公共档案馆的责任就是要发挥其政府信息服务平台的职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有关制度规定，国家档案馆负责定期接收国家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需要长久保存的档案，对档案进行科学整理、编目，以及现代化管理，并采取各种形式和手段，积极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社会各方面提供服务。事实上，我国国家级档案馆在档案的保存、科学整理、编目方面真正履行了职责，而对于公共档案馆应该基于公众需求开展其服务的理念还存在认识上的不足。国家档案馆实质上是国家永久性保管档案的基地和公众利用档案资料信息资源的中心，是现代社会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放档案信息就是以目前公共档案馆所收藏的文化遗产信息为依据，通过展览、群众参与和信息检索等方式提供档案信息和宣传教育服务，让档案馆成为满足公众精神生活需要的场所，从而使普通民众可以近距离接触文化遗产，激发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已经在建设公共档案馆方面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我们应该坚定信念，切实履行开放档案的义务。

注释：

①师萍.从英国公共档案馆看我国的公共档案馆建设[J].山西档案，2008(6)：13-16

②周林兴.政府责任与信息公平——公共档案馆服务的一种制度性规范分析[J].档案学通，2007(1)：4-7

国家档案馆 篇4

一、英国:巨大的教育知识库

英国国家档案馆收集了英国1000多年的档案, 位于世界之最, 而且到2007年为止, 就对其全部实行了网络化, 成为实现档案数字化的一个全球的典范, 与此同时, 网上展览也成为英国国家档案馆展示英国历史文化的一个新通道。网上展览位于英国国家档案馆网站的二级导航栏中, 共包括47个展览, 可以按照字母表或者时间顺序进行查询。英国档案网上展览最大的特点:时间跨度广、信息量大, 每个展览都形成一个巨大知识库, 提供了庞大的教育资源。

1. 以史见长, 内容涵盖了英国1000多年的档案。

“公民权益”展览描述了从1066年到2003年将近1000年英国公民权益的变化与发展, 提供了清晰的历史脉络;“黑人与亚洲人在英国的历史”展览展出了从1500年到1850年300多年的图片、信件、文件、日记等。

2. 每个展览都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库。

英国档案网上展览主要涉及历史、法律、地理、外交等领域, 例如, 在“来自国家档案的财富”展览中, 浏览者可以看到维多利亚女王的亲笔签名、希特勒的护照、泰坦尼克号的船票、詹姆斯·库克的家信等珍贵的档案;“地图”展览包括了各个年代的家族地图、建筑设计图、海外和军事地图, 这些地图不仅为历史爱好者、学术研究者提供智力支持, 而且为海外领土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英国档案网上展览虽然每个展览的文字量和照片数量极其庞大, 但每个展览并不是简单的图片堆积和排列, 而是一个复杂而又系统的知识库, 展览设计者会根据主题和时间划分成不同的板块, 并设置有展览导航图, 浏览者会以最快的速度查阅到自己所需的内容。英国档案网上展览展出的很多珍贵的原始文件档案, 或因年代久远破损或因古英语晦涩难懂而导致浏览者无法识别原始内容, 设计者在每个原始文件下面都设有“翻译”一栏, 从而浏览者既可以看到一千年前文件的模样, 又可以读懂文件的内容。

3. 教师和学生的网上课堂。

英国国家档案馆每个网上展览都会设置“小测试”、“教师笔记”、“教师说明”等链接, 直接提供免费的资源下载, 是教师和学生的网上课堂。“伦敦大火”展览采用动漫形式展出, 并配有由小学生讲述的录音, 在每一小节之后都会设置与小节内容相关的小测验, 这个展览是典型的生动活泼的网上课堂;“犯罪与制裁”展览根据时间和主题共分为12个板块, 每个板块都设有一个大问题 (例如1450—1750, 什么样的人被政府认为是罪犯) , 便于学生带着问题浏览展览, 提高浏览效率, 另外也对教师如何合理安排课堂时间提供了建议和指导。

4. 以人为本与专业化的设计理念。

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渗透到每个展览的各个角落, 处处体现着对浏览者的关怀:浏览者如果对展览存在疑惑可以发送邮件给档案馆, 档案人员会在一个月之内给予答复, 如果档案馆展出类似浏览者感兴趣的展览, 工作人员会及时邮件通知浏览者;为方便浏览者查阅信息, 展览除了设置导航图之外, 还设置按主题或时间或术语查询的检索栏以满足不同浏览者的查询习惯;尊重版权, 对展览编辑、网页设计者、项目支持者、顾问等都有明确的标注。在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同时, 展览设计又不乏专业性:采用图像压缩软件DJVU和JPEG2000图像显示软件, 为浏览者提供高分辨的档案原文;对不同年代产生的声像档案进行技术规范化和统一化, 从20世纪初到2006年所有英国电影通过统一数字化处理后, 在“电影聚焦”和“大众信息电影”两个展览中展出, 并提供免费观看和下载。

二、美国:寓教于乐的网上休闲天堂

“网上展览”位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网站二级导航栏中, 包括特色展览、实体展览、特色文件三部分。特色展览共展出38个展览, 本文以这38个展览作为研究重点。如果说英国国家档案馆的网上展览是一个注重历史性和信息量的知识库, 那么美国国家档案馆网上展览是一个充满趣味性和生动性的休闲网站。

1. 主题多以小见大, 从日常生活中取材, 政策性、政治性少。

美国网上展览在反映像二战、总统选举、南北战争等重大题材时, 并不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 展览一些政府文件、领导照片、重要信件等档案, 而是选取直接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的“小”档案, 如从小小的海报窥探整个二战的发展态势, 从一个普通公民的日记展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展览的内容来自于普通生活, 又反映了生活, 自然而然拉近了与浏览者的距离。

2. 多媒体运用程度高, 艺术表现力强, 色彩丰富, 背景轻松愉悦。

“什么是烹调, 山姆大叔, 美国政府对美国饮食的影响”展览共分为农场、工厂、厨房、餐桌四大板块, 以绚丽的色彩为背景, 以山姆大叔卡通形象为向导, 配有音乐、图片、动画, 整个展览基调温馨、轻松、愉悦, 另外, 在展览网页最后设有“购买”一栏, 此栏为观众提供150多种食谱进行选择, 浏览者极易被网页独特的设计吸引, 沉浸其中, 在享受的过程中了解到美国饮食的概况。“我们所工作的方式”展览反映了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末, 美国人工作及工作场所的变化, 在展览首页, 一个播放着矿工挖煤、工人炼钢、接线员连电话的视频首先映入浏览者的眼帘, 浏览者陈旧的记忆被唤醒, 迫不及待地继续观看展览。

3. 与实体展览交相呼应, 互相配合。

在实体档案馆展览期间, 档案馆网站就展出引人眼球的预览, 同时提供实体展览时间、地点、地图、浏览路线;在实体档案馆展览结束后, 网上会展出相应的完整展览, 并配有实体展览期间对浏览者的采访调查等, 鼓励感兴趣者深入研究。

三、澳大利亚:复杂而系统的超级链接网

澳大利亚档案馆网上展览也位于二级导航栏中, 分为“美国面孔”、“联邦图库”、“国家记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巡视”、“来自内阁”、“横渡南极洲”和“过去档案”七部分, 其中“过去展览”包括从1993年以来由国家档案馆创制或展出的所有档案展览50个。

在英国网上展览或者美国网上展览上, 浏览者可以直接根据设计者的构思和安排来观赏完整的展览, 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网上展览完全不同于这一点。“展览”页面虽然列出了所有档案展览的目录, 但并不是所有的展览都可以直接观看, 有的需要链接“网上商店”购买, 有的只能点击链接按钮下载pdf形式的档案资料观看, 有的展览如果由其他档案馆创制则设有该档案馆的网页链接。另外, 虽然有的展览可以直接观看, 但这些展览并不是展出所有的档案, 而是设置多条链接, 如果浏览者想获得更多的详细信息需点击这些链接。总而言之, 澳大利亚档案馆网上展览是由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链接网构成。尽管这些环环相扣的链接不如直接观看那么省时省力, 但是通过这些链接我们可以查到非常详细的展览信息, 包括展出的每一件档案的原始出处, 甚至可以查到档案入库时间、照片的序号等等。

丰富的馆藏是网上展览的基础, 主题与内容是核心, 观众的互动是重要的评价指标, 计算机技术是保障,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三个国家在网上展览建设方面很好地满足了以上四点, 并在此基础上发挥各自优势,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网上展览, 它们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摘要：网上展览成为档案展览在网络时代的表现形式之一,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三个国家在网上展览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形成各具特色的网上展览, 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关键词：档案,网上展览,英国,美国,澳大利亚

参考文献

[1]徐蔚.我国信息化建设如何借鉴英国国家档案馆的经验[J].兰台世界, 2010 (1) .

国家档案馆 篇5

一、申请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执行大学生守则和学校规章制度，生活俭朴。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在校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全日制本科学生中学习成绩优异，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优秀，且获得一等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学生；获得“三好学生标兵”获“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者优先考虑。

5、国家励志奖学金用于奖励在校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全日制本科学生，且获得二等（含二等）以上奖学金并经学校认定为经济困难的学生。

6、国家助学金申请对象为经学校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7、同一学年内，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不得同时申报。获得国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

二、评选人数和奖励金额

2012年工程学部国家奖学金名额为1人，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8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名额为27人，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5000元；国家助学金名额为待定，资助标准为平均每生每年3000元，分春学期和秋学期两次发放，具体标准可由各学部按学生实际情况分为2000元、3000元、4000元三档发放，但是学部实际受资助总人数及总金额必须与学生工作处下拨的数额相等。

三、申请和评审程序

依据学院部署，由学生本人向所在学部提出书面申请并填写申请审批表，书面申请要求用南通大学信纸写，字数800字左右；审批表要求正反面打印，填写要求详见“表格填写要求。”审批表已上传群共享。

四、截至时间：2012年9月24日之前将申报材料交辅导员。

国家档案馆 篇6

关键词：社交媒体档案馆档案记忆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也称作社会化媒体、社会性媒体，是指允许人们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的网站和技术。[1]在人类交流日益多元的今天，社交媒体已成为当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档案领域受社交媒体的影响较大，很多机构都使用社交媒体工具辅助开展相关工作。美英加澳四国国家档案馆是档案领域应用社交媒体的典型代表，其档案机构在应用社交媒体方面拥有较多经验，通过调研四国国家档案馆开通的社交网站，能从中获取很多可借鉴之处。

本文运用网络调查法，分析了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社交媒体的应用情况，发现四国国家档案馆在应用社交媒体方面的特色，以期给我国档案机构应用社交媒体带来思考和启示。

一、美英加澳四国国家档案馆社交媒体应用情况分析

（一）美英加澳四国国家档案馆常用社交媒体简介

美英加澳四国国家档案馆的官方网站列出了社交媒体的使用种类，其中美国国家档案馆共使用19种，加拿大国家图书与档案馆共使用了8种，英国和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都分别使用了6种。四国国家档案馆社交媒体的种类和数量虽不尽相同，但统计发现它们都使用了 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Flickr这四种媒体工具，并且其使用频率较高，属于四国国家档案馆的常用社交媒体。

Facebook是一款基于用户社交关系的综合类媒体平台，类似于我国的人人网，用户可以在账户中分享文字、图片等各类信息，也可以与其他好友交流互动；Twit？ ter是一款及时信息的分享工具，类似于我国的微博，它也融合了文字、图片等内容格式，用户可以通过短信的形式在第一时间将想法在网络中分享；YouTube平台主要针对视频信息的发布与共享，用户既可以在线观看视频，也可以通过平台下载；Flickr则是一款图片存储与分享的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可以在平台中下载照片，也可以标注标签和发表评论。

除了这四款常用的社交媒体之外，四国国家档案馆还使用了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如美国国家档案馆的His？ torypin，它使用户能在网络地图中浏览并获取历史照片档案；英国国家档案馆的Wiki，中文叫维基百科，用户可以通过它参与到词条的编辑过程中；加拿大国家图书与档案馆的Pinterest会不断向用户推送有价值的图片信息，让用户不断发现新的档案内容；还有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google+，用户通过关注档案馆的账户就可以及时掌握工作动态等。这些社交媒体同样成为四国国家档案馆开展档案工作的平台。

（二）美英加澳四国国家档案馆社交媒体的侧重比较

多种社交媒体工具的使用并没有给四国档案机构带来负担，美英加澳四国国家档案馆善于发现不同媒介的传播特色，并使档案信息得以更好地传播。通过调研四国国家档案馆社交媒体中的“主页赞”、“推文量”、“关注量”、“视频量”、“订阅者”和“照片数”等评价指标，可以发现四国国家档案馆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不同的侧重点。

美国国家档案馆对Facebook的使用十分娴熟，在其Facebook官方主页中突出了档案馆对日常事务的介绍以及对各类活动的宣传，因其推送的内容生动有趣、图文并茂，得到了大量用户的关注与好评，截至目前，美国国家档案馆Facebook的“主页赞”已经超过了12万，位居四国之首。

英国国家档案馆善于运用Flickr平台，早在2008年10月就创建了平台账户，截至目前英国国家档案馆共有5000多个关注者，已在平台中创建了168个相簿，上传照片将近两万张。英国国家档案馆在Flickr中上传的照片类型多样，其中还包括了羊皮纸档案和地图档案等，有些照片档案的历史长达1000年之久，弥足珍贵。

加拿大国家图书与档案馆侧重于对YouTube的使用，先后上传了近300个视频文件，共形成了13个视频播放列表，这些视频资料包含了对国家发展的介绍，其中重点介绍农业和工业发展，以及在维护国际和平方面所做的努力。

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亮点在于Twitter的使用，自2010年6月平台开通以来，每天都会推送若干条精彩内容，截至目前Twitter推文已将近3000条，并且拥有1万多位关注者。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Twitter平台互动程度也很高，很多用户都转发它推送的内容，并发表不同的观点。

二、美英加澳四国国家档案馆社交媒体的应用特点

（一）内容建设：突出叙史功能，保存社会记忆

社交媒体成为国家档案馆回顾历史的平台。四国国家档案馆借助社交媒体，发布具有历史价值的馆藏文件，从档案的视角叙述真实的历史事件或人物。其中，英国和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更倾向于对国家层面历史记忆的叙述和回顾：如2015年2月4日，英国国家档案馆的Facebook推文是一张有关雅尔塔会议的历史照片，照片中是70年前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以及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讨论战后世界局势的情景，英国国家档案馆从这张照片档案中引出对会议中各国政府现今情况的关注。[2]再如2015年8月，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Facebook推文，以“纪念加里波利战役100周年”为主题，展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能代表澳洲精神的澳新军团的点滴过往。[3]国家层面的历史记忆往往具有政治性，不仅折射出整个国家的发展，更是现今大国形象的有力见证。

在叙述国家历史的同时，四国国家档案馆也将公众记忆纳入传播范畴，通过社交媒体唤起公众对过往生活的回忆。美国和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社交媒体平台在公众记忆构建和传播方面显得更为成熟。例如，美国国家档案馆使用了Historypin这一社交媒体工具，这是一个基于地理位置的历史照片分享平台，并可以通过文字讲述老照片背后的故事。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Historypin项目中可以看到30个历史主题，包括奥林匹克记忆、个人长辈回忆、家庭生活用具记忆等等，这些主题汇集了不同年代人们的经历，讲述着人们记忆深处共有的历史故事。[4]与美国相似，加拿大国家图书与档案馆也格外注重公众记忆的传播，它开通了Pinterest平台，这是一个采用瀑布流形式展示照片的网站。加拿大国家图书与档案馆上传了几组有关加拿大城市变迁的历史照片，从中可以看出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变，这使社会公众在情感怀旧的层面上产生共鸣。[5]大到国家宏观历史，小到公众社会记忆，美英加澳四国国家档案馆都利用社交媒体工具讲述着民族发展的点点滴滴。

（二）服务创新：社交媒体带来更好的档案体验

1.获取方式更为便捷。社交媒体为档案信息的获取方式带来新突破。美英加澳四国国家档案馆改变了过去档案检索查询的被动状态，通过社交媒体主动将档案及其查询方式推送给用户，进而引导用户获取相关档案，提高档案利用率。这里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直接推送检索链接，使用户在第一时间获取检索途径，既节省时间，又提高效率。以四国国家档案馆共有的Face？ book为例，美国国家档案馆在平台中给出了与感恩节有关的档案文件查询通道；英国国家档案馆发布了有关二战罪犯档案查询的链接；加拿大国家图书与档案馆给出了1869-1932年间来到加拿大的英国儿童档案的查询地址；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在平台中推送了家庭历史档案的检索网址，点击网址便可以实现档案的在线查询。第二种形式是将有特色的馆藏文件直接发布在社交媒体中。加拿大国家图书与档案馆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它在Flickr平台中上传了大量照片档案，并通过分类整理方便用户直接下载。如在Art and Photography“相簿”中，可以看到由画家威廉姆·汉德（William Hand）在1862年所绘的大量“淘金热”画作，这些画作记录了淘金路途中的沿途风光和困难。[6]这些照片档案不仅历史久远，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将它们上传至Flickr平台使公众获取更为便利，并带来更好的档案利用体验。

2.在线交流更为活跃。社交媒体工具的核心功能在于“交流沟通”，并且由于Web2.0的互动性，机构在使用社交媒体对公众进行宣传时，也会得到受众的评论反馈，机构鼓励公众发布信息进行讨论，以促进与用户间的交流。[7]美英加澳四国国家档案馆利用社交媒体“及时沟通”的特性，积极开展线上交流的活动，丰富了档案服务的内容和方式。首先以英国国家档案馆的Twitter为例。2015年2月10日，英国国家档案馆邀请了历史专家威廉姆·斯宾塞（William Spencer）以“一战历史”为主题进行在线交流并解答用户提问，研究者可以通过发布Twitter推文并@UkNatArchives让专家在线解答与回复。[8]由此可以看出，英国国家档案馆非常注重用户的需求与体验，通过专题活动的方式与用户在线交流，完善了服务内容，提升了档案工作的价值。美国国家档案馆的YouTube平台也十分重视与用户的交流，它以视频录制拍摄的方式拓宽了与用户对话的途径，通过真实的影像让用户了解到档案工作的具体内容。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官方YouTube播放列表中可以看到一段名为“On？ line Public Access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的视频，它从档案工作者的视角出发，向用户详细介绍了OPA系统（档案公共查询系统）查询档案的方式，实现了与用户在线远程面对面交流，使用户对档案利用的方式有了更深刻的了解。[9]此外，加拿大国家图书与档案馆和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在线交流”也很频繁。比如在国际档案日当天，两国国家档案馆的Twitter平台都创建了关于国际档案日的栏目，在庆祝节日的同时与用户交流互动，增进用户对档案工作的了解，从而为用户带来社交媒体时代全新的档案利用体验。

3.多平台同步提升效果。单一社交媒体的影响范围较小，媒体信息不能广泛传播，多种社交媒体的运用能弥补传播途径狭窄的局限，扩大受众的影响范围。因此美英加澳四国国家档案馆开通了多种社交媒体平台，通过不同途径传播档案信息，开展档案服务。与此同时，为了达到更好地传播效果，四国国家档案馆采用“多点同步传播”的方法对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整合关联。例如2015年11月14日，美国国家档案馆分别在Facebook和Twitter平台同步发送了1944年法国埃菲尔铁塔的动态照片，以此暗示对11月13日巴黎恐怖袭击案的遗憾和慰藉；英国国家档案馆在万圣节当日分别使用Facebook和Twit？ ter平台对档案馆书店的打折信息进行宣传；加拿大国家图书与档案馆抓住Pinterest和Flickr照片展示的共性，同时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中上传有关少数民族的老照片，为学者了解民族发展与特色提供了原始资料；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也十分注重平台的同步性，将Facebook和YouTube平台进行关联，把重要活动的信息在两个媒体平台中同步展示，比如馆长讲话不仅在Facebook中有所报道，在YouTube平台中也有上传。四国国家档案馆都通过平台同步的方式将档案资源在社交媒体平台中进行整合，这样不仅提升传播效果，而且使公众对档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三）价值引导：社交媒体宣扬文明，档案机构彰显态度

美英加澳四国国家档案馆的社交媒体还具有“价值引导”作用，这是其所具有的又一特色。在宣扬社会文明，捍卫民主正义的立场上，四国国家档案馆展现出积极的一面，不仅使档案信息得到有效传播，而且通过档案机构自身的态度带动社会正义的形成。英美两国国家档案馆在人道主义宣传方面尤为积极，并且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彰显自身的态度、观念和立场。英国国家档案馆在2015年2月发布了两条Facebook推文，一条是从馆藏档案中找出的伦敦20世纪30年代同性恋活动的有关记录，配合LGBT（性少数群体）历史月进行人权宣传；另外一条是利用早期的一张照片档案表达女性对投票权的诉求，图片内容是1918年人民代表法案赋予超过30岁的女性投票的权利。[10]不管是妇女投票权还是维护LGBT群体的历史记忆，都体现着民主平等的观念，作为国家官方机构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它利用社交媒体发布档案信息，从档案的角度捍卫民主与平等，在社会文明的进步中起到了积极作用。美国国家档案馆也在2015年2月引出社会正义的相关话题，并利用Instagram（一款照片抓拍与分享的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人物照片档案。照片中的长者是美国历史上人权运动的积极分子，但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获知他的真实姓名，在照片发布后，有网友回复希望看到更多的人把自己可敬的父辈的照片上传分享。[11]美国国家档案馆从普通平民的角度来宣扬公众的价值观，使社交媒体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理想场所。除了英美两国外，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社交媒体也时常利用档案支持社会文明的构建。两国国家档案馆在Twitter平台中提出了关于“强迫收养”及“女权主义”的话题，从档案中看到过去社会思想的狭隘方面，并引导现今社会对人道主义等相关问题的再思考。

三、启示

（一）转变档案工作理念，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我国很多档案机构至今仍然处于相对保守的工作方式中，档案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始终局限于档案文件的“保管员”，而不是档案用户的“服务者”，档案工作仅仅围绕档案保管而展开，忽视了用户的重要地位。传统保守的档案思想束缚了档案工作者的能动作用，也使得档案机构的思想理念与社交媒体产生偏离，从而难以对社交媒体产生兴趣。未来，我国档案机构应及时转变档案工作理念，将社交媒体融入到档案工作中，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面向用户提供必要的档案服务。在做好档案工作的同时，也要鼓励公众了解档案，提高公众的积极性，使其参与到档案的建设中去，实现双向互动。

（二）发挥顶层档案机构的示范作用

我国档案机构对社交媒体的应用过于单薄，内容简单乏味，影响力度小，难以形成社会效应。未来，应制订社交媒体计划，深层次地使用这些工具。如中央档案馆公布日本战犯供词，以及近期出版的《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可以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内容宣传或连载，这样不仅能让社会公众对中央档案馆及其档案工作有更多了解，而且能够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三）利用社交媒体形成公众记忆与身份认同

社交媒体可以成为构建档案记忆的重要工具。美英加澳四国国家档案机构将相关档案资源汇集于社交媒体平台对外传播，形成了很好的社会效应，许多社会群体从档案中看到自身发展，进一步形成集体记忆，并从集体记忆中寻找个体的存在与归属，最后进行自我的身份认同。在我国档案机构开通的社交媒体平台中，时常可以看到与记忆有关的专题栏目，比如浙江档案馆微信平台中的“记忆浙江”、“乡村记忆”等，这些栏目或反映工作动态，或以照片视频的形式记录历史过往，是了解城市发展的很好素材，但是对于日益多元的社会组织而言，宏观笼统的档案记忆很难形成群体共鸣，公众的凝聚力得不到提高。鉴于此，我国档案机构在应用社交媒体时，一是应充分意识到档案的社会属性，档案与社会记忆是密切相关的，只有将档案置于社会网络中聚合，其社会意义才会凸显。[12]二是我国档案机构在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档案记忆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到社会公众身份认同的形成。身份认同是人们主观对同类群体自我身份共性的认知以及有关身份带来的更深层次的情感体验。[13]我国档案机构应从公众记忆出发，打造有特色的社交媒体平台，吸引更多用户的关注，并使人们从社交媒体中看到属于自己的档案记忆，逐渐对其产生亲切感，最终形成身份认同。

（四）注重对外合作，拓宽媒介传播平台，提高档案影响力

我国档案机构只是将社交媒体简单地应用到工作中，有一部分档案馆开通了微博、微信平台，但其中发送的内容仅是业内工作动态，不具有吸引力，而且很少有档案部门能够应用其他社交媒体开展档案工作。对此，我国可以借鉴美英加澳四国国家档案馆的相关实践，在应用社交媒体时，可以考虑走“合作共赢”的道路，除了开通微博、微信之外，还可以与优酷等社交视频网站建立合作关系，开设档案视频专区吸引用户，同时也可以通过百度百科、维基百科协作开发档案信息资源。[14]通过这种方式，对档案机构而言，可以改变社交媒体过于单一的情况，使档案信息的传播渠道更为宽泛，影响范围更大，社会公众对档案也会产生更浓厚的兴趣；对社交媒体平台而言，通过与档案机构合作，将公开的原始档案信息融入平台，使平台资源更为丰富，媒介传播更具有说服力。这样，我国档案机构才能真正从封闭内向的姿态中走出来，寻求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通过“合作共赢”带来更多的展示空间，使档案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本文为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社会化媒体与档案信息服务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4YS008）的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曹博林.社交媒体：概念、发展历程、特征与未来——兼谈当下对社交媒体认识的模糊之处[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3）：65.

[2]英国国家档案馆.Facebook[DB/OL].[2015-2-4].https：//www.facebook.com/TheNationalArchives/pho？ tos/a.479422854639.262412.16895014639/ 10153094425344640/？type=3&theater.

[3]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Facebook[DB/OL].

[2015- 8- 7].https：//www.facebook.com/naagovau/ photos/a.97203147696.82930.40641767696/ 10153719057927697/？type=3&theater.

[4]美国国家档案馆.Historypin [DB/OL].https：// www.historypin.org /en /explore /geo/37.77493，-122.419416，12 /bounds /37.705698， -122.493059， 37.844097，-122.345773.

[5]加拿大国家图书与档案馆.Pinterest [DB/OL]. https：//www.pinterest.com/pin/163466661444480122/.

[6]加拿大国家图书与档案馆.Flickr [DB/OL].[2014- 10- 4]. https：//www.flickr.com/photos/lac- bac/ sets/72157647923246068.

[8]英国国家档案馆.[DB/OL].[2015-2-10]. http：// www.nationalarchives.gov.uk/about/news/answering-mili？ tary-history-questions-twitter/.

[10]英国国家档案馆.Facebook [DB/OL].[2015-2-5].https：//www.facebook.com/TheNationalArchives/pho？ tos/ a.479422854639.262412.16895014639/.1015309618140964 0/？type=3&theater.

[11]美国国家档案馆.Instagram.[DB/OL].[2015-2-26].https：//www.instagram.com/p/zi8l2UHUMI/.

[12]周文泓.社交媒体环境中的参与式档案管理模式探析[J].图书情报工作，2014（8）：120.

[13]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学研究，2012（5）：21.

国家档案馆 篇7

一、NAI展览的主题内容

展览基本内容是印度档案馆所拟定的主题,是专题展览的灵魂,具有系统揭示文献内容的作用。在1973-2014 年的41 年展览中,NAI设定的主题主要有以下内容:

1.丰碑人物。对印度争取独立具有重大影响的圣哲、政治家、英雄以及群体是印度重点展示的内容。对104 次展览进行统计,涉及印度历史上的政治、军事、经济丰碑人物有甘地、尼赫鲁、萨达尔·帕特尔(Sardar Patel)、贾庭纳斯达斯(JatinderNathDas)、 昌德拉(NetajiSubhas Chandra Bose)、库思罗(Khusro)等近现代历史人物。还有一些文学、自然科学领域丰碑人物对印度历史具有较大影响,也在专题展示之列,如波斯语诗人古纳西(Khusrau)、安萨里博士(Ansari)、普拉萨德(Rajendra Prasad)博士等。除了单个的人物外,NAI还采取“集体”形式展览,如2004 年“不朽的烈士”、1981 年“被放逐的爱国诗人及海报”、1984年“在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的妇女”,1998 年8 月在西孟加拉邦情报部门搜集到的违禁文学和照片举办了“UNKI YAAD MEIN:无名英雄”展览,2011 年“Chintamani:开明的领导者和先驱记者”分别涉及为印度独立奋斗的烈士、诗人、妇女、士兵、情报人员和记者。其他的一些相关历史人物,也在展览之列,如1998 年7 月举办纪念第一个印度总督Shri C.Rajagopalachari的展览;2011 年在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举办的“赛义德爵士艾哈迈德和阿利加尔运动”展览。

2.重大历史事件。对印度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也是NAI展览优先关注的对象。这些历史事件反映了印度人民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是一部活生生的印度近现代史“再现”。影响力较大的展览有“向自由行军”(1973)、“甘地在查姆帕兰的使命”、1987 年“约会的命运:我们为自由斗争的故事”、1987 年“我们的自由斗争故事”、1996 年“共和国制造”、2000 年“我们,印度人民”、2010 年“独立的共和国”等展览。

3.重要机构与组织的历程与活动。这些机构组织对印度的独立、建设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是印度41 年展览中始终关注的话题。1974 年2-3 月的“在喀布尔的印度临时政府”展览;2014 年,在加达尔党百年庆典之际举行的展览。为印度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机构举办展览可以有效地唤起参观者集体历史记忆。1980 年4 月在吉大港起义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中举办了“吉大港起义 ———传奇英雄(1930-1934)”展览;1992 年11 月退出印度运动50 周年之际举办的“档案和退出印度运动”;2012 年10 月在甘地诞辰之际举办“甘地和纺织品的和平”展览;印度国内的重要庄园、城市也属于国家档案馆展示的对象,如1994 年4 月在贾良瓦那花园集钻石庆典期间举办了浓缩版“档案和贾良瓦那花园:一部独立”展览。

4.重要国际关系与外交对象国。印度和周边国家、印度与世界一直是尼赫鲁以来印度政治家关注的话题。在印度的展览中,有关国际关系与外交的内容也广泛出现在展览的内容里,如“南亚和西亚国家间的共同联系”(1976)、“波斯的文件和手稿”(1977)、英联邦国家首脑会议“印度的共同财富”(1983)、印度和苏联关系“Druzha-Dosti”(1988)、印度土库曼斯坦关系DHAGAPREMKA:Bairamand Rahim(2000)、“印度阿曼关系”(2011)、“印度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联系”(2012)。有国家间关系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被展览出来,如2013 年在悉尼科技大学海斯古德教授帮助下NAI举办了“摩尼船长:一位在印度尼西亚的印度记者”展览。2012 年10 月与意大利文化中心合作举办“Viaggio在印度:旅行到印度”展览。

5.某种政治文化与文化艺术。印度展览体现的政治文化内涵是很明显的,其中有一些关键词在展览主题中出现频率较高,如独立、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这些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内涵具有教育意义,能给读者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例如1984 年“印度基本统一”展览。1993 年“1937 档案和印度统一的声音”。1981 年在尼赫鲁诞辰九十二周年之际举办的“尼赫鲁和社会主义(1907-1947 年)”展览。除了意识形态之外,体育、文艺也是NAI关注的对象,如1982 年在亚运会期间举办了“游戏和运动”,2003 年的“档案和印度的装饰艺术”和2010 年“联邦坚持体育传统和体育精神”展览。

6.档案教育与宣传。NAI注重展示自己的丰富馆藏,不失时机地利用馆藏档案向外界展示。如1978 年档案周庆祝活动中举办了8 月“我们的遗产”和10 月“档案和孩子”两次重要展览。NAI注重挖掘与档案有关的领域以展示价值,如1980 年5 月档案开放周期间举办的“档案和银行(1723-1920)”展览。1980 年6 月举办的“档案馆和省民调(1937-1946)”展览。1986 年11 月国际青年档案周庆祝一年之际举办“档案和青年”展览。1991 年4 月在NAI百年庆典之际举办 “档案与社会变迁”。2012 年在国际档案日之际举办“NAI迷人的文件”展览。2012 年档案负责人会议举办之际“IOR-ARC国家的文献遗产”展览。

二、NAI展览的主要形式

展览可以分为在档案馆内举办的固定展览、利用现代技术的网上档案展和巡回展览等三种类型。NAI主要采取本地固定展览、异地固定展览、国内巡回展览、跨国展览四种,便于发挥专题展览对特定群体的教育功能。

1. 本地固定展览。绝大部分展览活动都设置在NAI内,也就是新德里的国家档案馆驻地。本地固定展览使用国家档案馆的展览大厅,便于保护档案并充分利用首都的文化资源。

2.异地固定展览。这些展览由于与某地具有较大关系,因此在该地进行展览有助于就地使用该地区的档案,也便于开展对该地区人群的教育。如2011 年在勒克瑙举办了“资本的基础:新德里”展出。2013 年在勒克瑙举办的“一百年的印度电影”展览。

3. 国内巡回展览。国内巡回展览是在国内各个重要地区、城市展览,有助于地区间加强文化联系,促进不同地区人民之间相互理解。1997 年8 月举办NetajiSubhas Chandra Bose五十年诞辰纪念的浓缩版在全国巡展。2005年纪念甘地的“丹迪朝圣”在全国各地巡展,从8 月持续到9月。2007 年1 月举办“纪念总统大学150 年(1857-2007)”展览,分别在加尔各答、孟买和钦奈等城市展出。

4.跨国展览。跨国巡回展览主要发生在与印度具有重要联系的苏里南、毛里求斯、新加坡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居民成分中有大量印度裔居民。如2002、2003 年苏里南帕拉马里博“HAMARI DHAROHAR:印地语”展览、2004 年举办“敦煌艺术展览”[2]27。2007 年在纽约展出的“印地语:Desh Se Pardes Tak”、2003 年印度和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在新加坡国家档案馆举办的“恰露德里———新德里”展览。2010 年与伊朗文化馆合作“Shanameh:波斯的永恒的遗产”展览。在毛里求斯共和国2011 国庆节之际举办的“契约劳工从印度迁徙到毛里求斯”展览。2011 年与英国文化协会等机构合作在NAI和伦敦展出了“超越框架:英国与印度,1858-1950”展览。2012 年2 月与伊朗文化馆合作举办“书法和古兰经”展览。2012 年第九届世界印地语会议之际在约翰内斯堡和新德里举办“甘地:一个不合作主义者南非和印度”展览。

三、NAI展览若干特色

1.使命感强。“使命展览”是教育学术语,是指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档案馆承担的教育责任和使命。上述结构能给读者以高度信任感,由它们举办的展览对民众进行教育,能够实现某种“使命”。在这种展览模式下,展览的内容是精挑细选的。

NAI注重与现实重大政治活动、节庆、纪念日、学术研讨会进行结合,利用政治和文化热点来发挥档案馆的影响力。从印度独立25 周年开始,NAI形成了一个在重大节日举行展览的传统,代表性的展览有1981、1984、1987、1996、2000、2010 年印度独立日展览。另外政治家、哲学家、诗人、作家等名人的诞辰、逝世纪念日是进行展览的大好时机,如1980 年2 月,举办了“沙拉金尼·奈都:诗人、爱国者(1879-1949)”以纪念他的诞辰101 周年。

2.重复性强。NAI的设展频率是平均每年2.5 次展览。印度的展览强调展览教育是长期性的工作。其中被重复次数最多的展览,是甘地、尼赫鲁展览。这些展览尽管名称不一,但基本内容大同小异。例如1989 年11 月“尼赫鲁总理”和2012 年“在监狱的尼赫鲁”两次展览。“丹迪朝圣”也先后在2010、2011 年两次展出。2011、2012 年两次展出了“超越框架:英国与印度(1858-1950)”。这些活动可有效唤起人们的爱国记忆,促使国人自觉维护统一、珍惜独立。

3.极力讴歌英雄。展览的内容反映了主办者导向,也反映了文化心理。NAI的展览对英雄向来是不吝惜用词。如“巴布:永恒的火焰”(1999)、“印度之宝:吉尔扎里·拉尔·南达”(1999)。

4.注重与专业机构进行合作。单纯依靠国家档案馆自身的力量显然会力不从心。NAI在举办展览时注重与专业机构合作。如2013 年“自由的重要性”展览是与印度经济增长研究所合作成果。在具体布展方面,与专业公司进行合作。在NAI布展41 年间,先后参与设计的公司有12 家。

5.重视档案意识教育。NAI每年会举行档案开放周,每2 年编辑一期《印度档案》。在印度历史档案委员会会议、国际档案理事会和南亚区域档案工作会议期间,NAI都会举办档案主题展览。2012 年7 月“档案宣传海报”展示海报以宣传档案保存技术重要性。2013 年“面向真实记录的传真副本”和2013 年印度历史档案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期间在库马尔、比哈尔、巴特那等地展览了“档案馆手稿选”。由于档案展览会本身就是提供档案信息的现场,利用者可以从中得到较为集中和系统的材料,甚至发现从未见过和难以找到的珍贵材料和线索。

总之,从NAI四十一年展览历程可以看出,印度的展览以丰碑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国际关系为主体,兼以反映历史、文化和档案的重要性,反映了印度近现代历史上的宏大叙事与时代主题,极力讴歌英雄和烈士,有着强烈的统一意识和民族自豪感,承担了教育使命,有着显著特色。

参考文献

[1]印度国家档案馆主页“档案展览”数据列表http://nationalarchives.nic.in/writereaddata/html_en_files/html/list%20of%20exhibitions%201973-2014%20(1).pdf.

国家档案馆 篇8

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各级国家档案馆怎样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保障《条例》的贯彻实施?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具体体现;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它的实施,对于规范政府自身行为,建设法治政府、阳光政府、透明政府,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维护公民的切身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条例》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在国家档案馆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场所,这为档案馆拓展社会服务功能,为广大公民和社会各界服务搭建了又一平台。

从2001年开始,经各级党委、政府授权,各级国家档案馆陆续开展了已公开现行文件利用工作,为承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各级国家档案馆要主动向各级党委、政府汇报,使各级党委、政府了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动态,并及时帮助档案馆协调解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档案馆要积极与各行政机关沟通,争取各方面支持,保障《条例》的贯彻实施。

问:各级国家档案馆应采取哪些措施,加强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建设,使档案馆成为公众获取政府公开信息和为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的重要窗口?

答:《条例》第三章第十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向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提供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因此,加强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建设至关重要。一要设置专门的政府信息查阅室,有条件的可将查阅场所设置在本地区行政审批中心或离市民生活较近的地区,通过设立资料索取点、信息公告栏、电子信息屏等公开政府信息,为公众利用提供便利；二要除提供纸质信息查询外,还应配备电子计算机、复印机等现代化设施、设备,加强档案网站建设,特别是加强电子文件中心建设,通过现场查阅及互联网等手段为社会各界提供政府公开信息,尽可能方便公众查询；三要指定熟悉机关文件处理业务的专门人员负责此项工作,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优化阅览环境,提高利用服务水平;四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既周到热情,又严格履行必要的手续和程序。

问:中央档案馆准备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方便公众查阅政府信息?

答:根据《条例》规定,中央档案馆作为中央级档案馆,也要设立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场所。今年上半年,中央档案馆就设置中央国家机关政府公开信息查阅中心制定了方案并专门请示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有关部门函复:“贵馆关于设置中央国家机关政府信息公开查阅中心工作方案,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和要求,且具有中央国家机关的特点。”现我们已经按照方案,在北京市宣武区永安路106号设立了600平方米的查阅场所,配备了专职人员及计算机、复印机、打印机等相关设备,建立了政府网站公共检索点,与中国政府网及有关中央国家机关政府网站建立链接,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查阅各中央国家机关政府网站上公布的公开政务信息提供查阅服务。

问:前不久,国家档案局发出了关于做好《国务院公报》接收和利用工作的通知,请您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并说明怎样与教育、医疗、环保、规划等公共企事业单位协调、配合,使关注民生的各种文件及时归档和公开,满足社会和公众需求,保障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答:《国务院公报》是国务院公开政府信息的重要载体。为贯彻实施《条例》,经国办主管领导同意,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从今年起开始向全国县级以上国家综合档案馆赠送《国务院公报》。为做好《公报》的接收和利用工作,国家档案局印发了《关于做好<国务院公报>接收和利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国家档案馆从思想上和工作上做好《公报》的接收和利用工作。

关注民生、服务民生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和战略目标。公开民生方面的政府信息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做好这方面工作,各级国家档案馆一要搞好调查研究,摸清本地区行政机关定期形成的有关民生文件的数量,做到心中有数;二要按照《条例》第二条界定的政府信息范畴,制定本级政府行政机关主动公开信息的接收名册,要根据利用者的反馈需求,适当调整接收范围;三是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相关的接收办法,确定信息收集联系人,把行政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和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不同载体的公开信息及时接收进馆,特别是要把教育、医疗、环保、规划等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开信息作为接收重点,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用需求。

问:国家档案馆应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开展信息化建设,全方位打造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平台,为《条例》的实施奠定基础?

答:《条例》公布后,国家档案局及时下发了《关于做好各级国家档案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工作的通知》,对各级国家档案馆如何做好实施《条例》的各项准备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各级国家档案馆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利用群体的需求,对实施电子公文处理的行政机关要做到电子版本和纸质版本信息同时接收;对未实施办公自动化的行政机关公开信息,接收后要及时进行数字化处理。要大胆创新服务机制,研究解决在为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同时,如何实现政府信息公开与馆藏已开放档案利用工作的有机结合,加快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与馆藏档案利用工作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长效服务机制等,通过为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推动和促进档案馆各项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问: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应采取哪些措施,切实处理好保守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与政府信息公开的关系?

国家档案馆 篇9

弗朗西斯一世的徽章是法国金匠杰出的作品。徽章的正面, 国王坐在有狮子作支撑, 天使在一旁陪伴的御座上。上面写着:条约维护一切, 信任维护一切。徽章的反面是法国的武器, 由圣迈克尔勋位的领圈围着。上面写着:法国最仁慈的国王, 弗朗西斯一世, 承蒙天恩。

亨利的徽章是由艺术家汉斯·霍尔拜因设计的。一面是亨利坐在御座上。反面放着英国和法国的武器, 由嘉德勋位的领圈围着。上面写着:规则维系着一切, 条约坚守着一切。

为了庆祝他们之间新的友谊, 两国国王加入了相互的骑士团, 这些就是圣迈克尔勋位 (法国) 和嘉德勋位 (英国) 。法国人给了亨利一本漂亮的说明书, 书中有武器或圣迈克尔勋位的规则。书中的一张彩图是法国路易十一世, 周围则是由他成立的骑士团成员。

骑士团是中世纪高级俱乐部。许多欧洲统治者成立了他们自己的骑士团, 有着特殊的规则, 每年举行盛大的活动。能被邀请参加是莫大的荣誉。嘉德勋位骑士团的成员仅仅是君主、威尔士的王子和24名骑士冠军。圣迈克尔勋位骑士团的成员仅有36名成员。

亨利在格林尼治他的宫殿里从一个法国大使团那里收到这份荣誉。一名记录者, 爱德华·霍尔陈述了接下来的庆典活动和马上枪术比武。这些活动一直持续到“他们打断一百根辊子, 傍晚时分白天的庆祝活动也随之结束”。

这个时期正是法国和英国之间经常交战的时期。在那个年代里, 弗朗西斯和亨利是国王间相互竞争的最重要对手。几乎在弗朗西斯做了国王的同时, 亨利在书中写下了他野心勃勃的想法和永不满足的欲望以及想要抑制弗朗西斯的欲望。他俩的首次交锋时间是在1520年6月, 两个星期的枪术、摔跤和跳舞的比武, 在此期间虽然也签署了和平协约。一个威尼斯大使就这一事件说道:“这些君主不要和平相处…他们真的彼此憎恨”。

到十六世纪中期, 英国的外交政策开始要与法国结盟。所以, 在1527年两国签署了“永久和平条约”。没有持续多久, 亨利于1543年下令入侵法国。

国家档案馆 篇10

9月24日, 由省档案局副局长赵焕林、本溪市档案局长孙诚、丹东市档案局长刘曙光等六人组成的专家评委莅临朝阳市档案馆, 对朝阳市档案馆晋升国家二级档案馆进行现场测评。朝阳市副市长王涌翔、副秘书长郭学武参加了测评会。专家组观看了专题片《以服务现实和凝结历史为己任———朝阳市档案馆工作巡礼》, 并听取了市档案局长朱长玺所做题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全面提升工作水平, 扎实推进档案馆升级工作》的汇报。省领导和专家评委还参观了档案库房、档案利用大厅、档案展厅等。经测评, 专家组认为朝阳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档案馆工作, 为档案馆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档案干部队伍素质结构合理、作风扎实;档案基础业务扎实, 档案资源整合取得了一定成效;开发利用成效显著, 档案馆服务功能不断拓展, 同意朝阳市档案馆晋升国家二级档案馆。同时, 专家组也对朝阳档案工作提出了殷切希望, 建议市委、市政府领导继续关心重视档案工作, 使朝阳市档案事业与全市社会和经济建设协调一致, 同步发展。希望市档案馆以这次晋级为契机, 以建成数字化档案馆为目标, 加快档案馆信息化建设步伐, 积极拓展档案馆的社会服务功能, 为朝阳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 篇11

秦以前的中国显然属“领地国家”，因为那时“贡”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如周代的“九贡”。秦汉以后，中国就基本上进入了税收国家，财政来源主要依靠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缴纳的赋税和提供的劳役。相比之下，欧洲进入税收国家比较晚。大约在十三世纪晚期至十五世纪中期，英国和法国王室才逐步摆脱对领地收入的依赖。但直到一六三○年，瑞典、丹麦的领地收入仍占财政总收入的44.8％和36.9％。在普鲁士，迟至一七七八年，仍有近一半财政收入来自领地。

“预算国家”是我提出的概念。“预算”这个词在中文中出现很早，但其原意是指预先计算，与财政无关。第一次在中文里使用现代意义“预算”一词，是黄遵宪一八九五年刊行的《日本国志》，是从日本舶来的。英文中的预算一词(Budget)其词源是拉丁语中的bulga；后来变为古法语中的bouge，指的是“皮包”。大约在一四○○至一四五○年间，这个词传入英国，逐渐演化出现代的含义。一八○三年，法国又采纳了英文单词“budget”。

如果把财政收支的记录称之为“预算”，则预算古已有之，因为任何统治者都需要财政方面的记录，尤其是税收方面的记录，以便预测收入，防止下属盗用税收款项。出土文物表明，古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境内)、古埃及、古希腊都有详细的税收记录；印度孔雀王朝(公元前三二二年——前一八五年)甚至有正式预算，规定哪些税收的多大比例用于什么开支项目。中国古籍《礼记·王制》说“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大小，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听起来似乎也有点预算的意味。不过，前现代的“预算”有三个特点：一是乱，税收、支出与借贷往往混杂在一起。二是散，收入往往采取分头包税的方式；支出往往采取专款专用的方式，君王无从了解国家整体的收支状况。三是只限制贪官不限制君王，无论中外，统治者大多是挥霍无度。因此，有预算的国家不一定就是预算国家。

我把“预算国家”定义为拥有现代预算制度的国家。什么叫现代预算?现代预算必须是经法定程序批准的、政府机关在一定时期的财政收支计划。它不仅仅是财政数据的记录、汇集、估算和汇报，而是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必须由行政首脑准备与提交；它必须是全面的、有清晰分类的、统一的、准确的、严密的、有时效的、有约束力的；它必须经代议机构批准与授权后方可实施，并公之于众。拥有这种预算体制的国家，才可以被称作预算国家。很显然，只有“税收国家”才可能变为“预算国家”。但税收国家只是预算国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是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

遵循现代预算原则的国家，必然具备两个显著的标志。第一是财政统一，政府的收支最后统到一本账里，而不是有两本账、三本账，这样才能确保预算是全面的、统一的、准确的、严密的、有时效的。第二是预算监督，代议机构能监督政府的财政收支，确保预算是依财政年度制定的、公开透明的、清楚的、事先批准的、事后有约束力的。确立了这两个标志，逻辑上我们可以推出有三种向预算国家转型的可能途径。第一是先有财政统一，后有预算监督；第二是财政统一和预算监督交替推进；第三是先有预算监督，后有财政统一。历史上，法国、英国、美国正好分别走上了这三条路。

法国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的转型模式就是先实现财政统一，后实现预算监督。虽然早在十五世纪初，法国就决定税收必须经过等级议会批准，但等级议会的这项权力形同虚设。不经国王的召集，它就不能开会。一六一四年后，它便再也没有开会。之后的一百七十五年间，一切税收都是国王说了算。一七八九年，路易十六之所以召集等级议会，是为了解决法国面临的严重财政危机，结果却导致了革命。不过，在大革命以前，法国就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把财政统一起来。每年伊始，中央政府各部都要向国王呈交一份资金需求表；每个月，各部必须呈交一份资金分配表(说明哪项税收用于哪项支出)。这些经国王签署后才有效。同时，每年各行省也得向国王呈交收支平衡表(先列支出，后确定资金来自哪项税源)，经国王签署后，各省必须严格按计划开支。正因为如此，一位国务卿于一七七○年对路易十五说，“大臣们并不对其所在部门的开支负责，因为所有的支出最终都需得到殿下您的首肯。因此，当有人批评某部门的支出时，人们知道被批评的对象不是该部的大臣，而是殿下您”。尽管如此，当时的财政统一程度还不是很高。一七八八年三月，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前一年，旧政权通过了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所谓的“预算”。它之所以推出这个预算，其理由是，“长久以来，我们的财政一直被分灶吃饭困扰。我们的税收相当分散，不同的收入用于不同目的的支出。所有的税收最好还是由财政部统起来比较好”。实际上，这份预算只停留在文字上。更何况，一年以后，革命就爆发了。

进入十九世纪，受理性哲学家的影响，拿破仑试图实现对所有财政开支(包括军事与非军事开支)的控制。一八○七年，拿破仑还创立了国家审计署(The Cour des Comptes)，目的是掌握有关各类开支的信息，从而对财政开支进行有效的控制。这以后，中央政府已经基本上获取了对财政资源的掌控。但拿破仑不把议会监督放在眼里，引起强烈反感。拿破仑被迫流亡后，复辟的波旁王朝进一步强化财政统一的力度。在一八一七至一八二七年间，法国通过了一系列财政法令，希冀建立起对财政收入与支出的集中管理。在财政统一的同时，法国王室经常滥用权力。一八二四年登基的查理十世对王权的滥用最终导致了一八三○年革命。在法律上，七月王朝和复辟王朝没有太大变化。但在实践上，七月王朝的国王和以前国王却有很大区别，新国王路易·菲力浦正式承认君主立宪政体。一八三一年，国民议会开始决定财政拨款的细节。至此，法国向预算国家的转型大致完成了。

英国则是另外一种模式，即财政统一与预算监督交替推进。早在一二一五年，英国就有《大宪章》，它规定：“在国土内，非经众议会，不得征课任何兵役免除税或补助金。”换句话说，就是必须通过议会的批准，国王才能征税。一三四四年，议会又要求国王依照议会所决定的用途才能用钱。所以，理论上，这时预算监督的原则已经确定。但实际情况是，直到十七世纪的光荣革命以前，议会基本上是个摆设，对国王的收和支都没有太大的控制能力。

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后，议会获得了控制政府开支的法定权力。但下议院主要关注开支总量，对经费具体是怎样用掉的倒不大追究(只有对军队和停靠在码头军舰的支出是例外，目的是防止国王用武力推翻议会体制)。说实在的，即使议会想管细一点，也做不到，因为当时英国的财政太分散，各个部门都卷入收费，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会计方式，非常混乱，没有预算，没有审计，没有决算。所以，议会根本不知道一年总共收了多少税，也不知道政府的那些款项是怎么花出去的。可见，尽管议会有监督权，但如果财政不统一的话，监督也无从下手。

光荣革命前夕，在乔治·唐宁爵士的影响下，英国就已经开始试图把所有的税收统在财政部手里。但其后，英国又花了将近两个世纪，才逐渐完成了财政统一。一七八七年，议会通过了《统一账户法》，要求废除分散的部门账户，设立一个统一账户来接受所有的财政收入、记录所有的财政支出，向制定全面预算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此基础上，一八○二年，议会要求政府每年提供全面的财政报告。不过当时实际上没有做到。又过了近半个世纪，在一八四七至一八四八年间，英国议会曾对预算机制进行过一次检讨，发现无论是在财政统一方面，还是在预算监督方面，问题都依然非常多。如各部之间，甚至各部内部会计方法还未统一；各部的财务报告十分笼统；财政部依然无法有效控制权势巨大的外交部、内务部、战争部的收支；各部还有小金库，使用小金库的钱往往绕过了议会；不少大笔开支未经说明；一次性拨款相当普遍；虽然大部分资金需要议会拨款，但还没有一份文件能反映所有的政府收支；等等。总之，议会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其最重要的原因是财政统一的水平有待提高。

这种状况一直要等到一个人上台才根本改变。这个人叫格莱斯顿，他于一八五二年第一次担任财政大臣，以后又接任了几次财政大臣，并四次出任首相。格莱斯顿与其他改革者对当时法国的预算推崇有加，希望用系统的制度安排来替代过去那种修修补补式的改进。一八五四年，议会通过格莱斯顿的《公共税收与统一账户法》，此后政府每年必须定期向下议院报告财政总收入与总支出。一八六一年，格莱斯顿设立了国库收支审核委员会，由下议院在每一次会期的开始任命，检查政府的财政工作，并向下议院报告检查的结果。一八六六年，《财政审计法》建立了独立的政府收支审计部门，不受行政首领和各部的管辖，专对下议院负责，其主要任务是检查政府的账目，并向国库收支审核委员会报告。在格莱斯顿的领导下，财政统一与预算监督双管齐下，英国才得以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完成了向预算国家的转型。

与法国、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向预算国家的转型慢得多。预算体制在美国的推动者之一克利夫兰曾于一九一二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没有预算，我们是怎么过来的》，他对此觉得非常没面子。

现代预算为什么在美国姗姗来迟呢?由于北美的殖民过程主要发生在英国光荣革命以后，所以由议会进行财政监督从一开始就被看做是天经地义的事。早在美国建国前，殖民地议会就开始对英国皇室任命的总督进行财政监督。当英国试图用《印花法》(一七六五)、茶叶税(一七七三)等措施为殖民官员提供一些独立财源时，便很快引发了美国革命（一七七五—— 一七八三）。但另一方面，北美的殖民过程发生在法国和英国的现代预算体制形成以前，所以它无从借鉴，需要自己摸索。

美国建立预算制度的过程有两个特点：一是从地方到中央，二是先监督后统一。

美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与今天的情况非常不一样。美国有三级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今天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大部分集中在联邦政府手里，其次是州政府，最后才是地方政府。而在那个时期，绝大部分财政收支都发生在地方政府一级。如一九○二年，美国地方政府占三级政府财政总收入的52％，总支出的59％。现在，这两个比重分别下降到22％和25％。那么在地方是谁控制钱袋子呢?是市议会和其中形形色色的独立委员会，它们在拨款方面享有巨大的权力。这些批钱机构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重叠又模糊。政府各个部门都得独自向市议会及其委员会争取资金，独自掌控开支。

由于这个体制太分散，就造成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腐败猖獗。十九世纪末，美国的地方政府被普遍认为是极度腐败的。当时市政府的雇员发工资都是现金支付，也没有账。城市维修工程没有开支记录，市政府也没有公共财产记录，公有资产的流失因而屡见不鲜。当时贪污受贿最严重的领域包括土地批租，公共服务(如清洁、垃圾处理的发包)，公共工程(如街道、交通体系、下水道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包)，政府采购(如市立医院、济贫院的采购)，规管(如警察对赌博、娼妓网开一面)。斯坦福(斯坦福大学的创办人)、文德勒(哈佛最大的图书馆以他命名）都是当时臭名昭著的行贿商人。

另一个后果是滥用公款。由于没有统一的现代预算，账目非常乱，根本无法搞清楚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比如一九一一年费城的“预算”里边，有二万五千美元用于“邮费、冰块、档案、餐饮、维修、广告、贷款、招待本市和来访官员，以及其他”。换句话说，随便官员用在哪里都可以。到了年终，拆东墙补西墙的现象十分普遍。例如，纽约市在一九○八年一点四亿美元总拨款中包括八百万美元用于偿还“特殊税收债券”。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特殊债券”；这笔钱是用来填一九○七年超支窟窿的。

在联邦政府一级，情况一样混乱。宪法把一切财政收支的决定权都赋予众议院。一七九四年，众议院依照英国下院的方式，任命一个专门的筹划委员会，该委员会在一八○二年成了国会里一个常设机构。从一八○二年到一八六五年，财政收支权都集中在众议院筹划委员会手中。一八六一年，美国内战开打后，林肯总统宣布凡是战争经费都必须被批准，命令财政部支付未经国会拨款的战争开支，并要求国会事后补办拨款。在战争状况下，国会没有办法，只得合作，并对以前不允许的事睁只眼闭只眼，如总额拨款、超拨款开支、拨款转移等。

内战结束后，为了防止自己的权力继续受侵蚀，众议院于一八六五年将以前既管收入也管支出的筹划委员会定为只负责收入(现译为“岁入委员会”），并另起炉灶成立了负责支出的拨款委员会。由此，开支与收入被分开考虑。其后，除拨款委员会外，其他国会委员会也涉足拨款事务，如河流、港口、农业、陆军、海军、外交、印第安人事务方面的拨款都不再归拨款委员会管辖，而落入其他委员会的权力范围。一八八五年，众议院已有八个委员会负责拨款；到一九一二年，增加到十四个：参议院也有十来个委员会负责拨款事务。最后，超过一半的拨款摆脱了拨款委员会的控制。至此，国会内统一财政计划的最后痕迹完全消失了，形成了“国会小组委员会治国”的格局。

与立法部门对应，行政部门也变成了诸侯政治，因为几乎每个政府部门都需要单独的拨款法案；这些法案掌握在国会中不同小组委员会手里，在不同的时间通过。如卫生方面的问题需要与四个国会委员会讨论拨款，战争方面的问题要与七个委员会打交道，运输部门要与七个委员会打交道，其拨款由八个法案授权。

更严重的是，在财政收支权支离破碎的格局下，无论是在地方一级，还是在联邦一级，没有一个人或机构了解政府一共收了多少税、花了多少钱，没有一个人或机构能确定政府的目标优先次序，没有一个人或机构能对人民全面负责。

面对这样的局面，出现两种人，一种叫“耙粪者”（Muckrakers），指一批以揭露社会黑暗面为己任的新闻记者、作家和批评家。他们的文章对制造改革舆论、唤醒民众和动员群众、推动美国的社会改革起了一定作用。另外一种人，叫做改革者。他们不仅批评现状，还拿出替代方案；他们不是不要政府，而是希望让政府变得公开、透明、有效。

改革者认为国会没有控制政府开支的积极性，议员们的兴趣在于把钱花在自己的支持者身上；只有行政首脑才会考虑本辖区的整体利益。因此美国最急需的是建立行政首脑主导。所谓行政首脑，在市一级就是市长，州就是州长，全国就是总统。改革者希望把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到这些人手里。权力太分散，监督无从谈起；集中起来再监督才是有效的监督。他们推动的行政主导型预算有如下特征：统一——涵盖政府的所有活动领域；全面——包括特定财政年度里的所有收入和支出；分类——按资金使用功能将它们分成标准的几大类，使之既有利于监控，又保持一定灵活性，便于执行；行政首长主导——由行政首长准备和提交，也由行政首长负责。

美国的预算改革是从地方开始的。一九○五年，纽约建立了一个纽约市政研究所，该所的所长从他以前的老师、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即《有闲阶级》的作者)那里听到“预算”这个概念。他受到启发，马上把引入预算作为首要任务。一九○七年，这个研究所发表一个报告，题为《制定一份市政预算》，并提议以纽约市的卫生工作当做试点。在该所的敦促下，纽约市在一九○八年推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现代预算。这份预算还很粗糙，只有市政府的四个主要部门拿出了分类开支计划，但效果却立竿见影，当年纽约市薪金拨款减少了三十一万美元；第二年，减少了一百零八万美元；一九一○年，推行薪金分级制，并打入预算，节省增至两百万美元。以后几年，纽约市的预算日臻完善。到一九一三年，预算文件已从一百二十二页增加到八百三十六页。

纽约市的经验很快引起了美国其他城市的兴趣。到二十年代中期，大部分美国城市都引入了现代预算体制。不久，“预算”这个词就像“民主”和“社会正义”一样变成美国的日常用语，任何政治参与者都能朗朗上口。到一九一九年，全国已有四十四个州通过了预算法；到一九二九年，除阿拉斯加外，所有的州都有了自己的预算法。

联邦政府动作稍微慢一点，因为联邦的权力还是集中在国会那里。这个过程是在老罗斯福总统(一九○一——一九○九)带领下起步的，他开始打破强国会、弱总统的格局，把总统职权推进到他认为宪法没有明确禁止的领域，有力地发挥了行政部门的主导功能。老罗斯福的继任者进一步将联邦财政治理权从国会手中转移至行政部门，使总统的权威变得更为重要。与此同时，相对于地方各级政府，联邦政府的权力逐步扩大。历史学家卡恩将这个权力转移的过程称之为“内部的国家建设”，它为预算改革奠定了制度基础。

塔夫特总统(一九○九——一九一三)上任不久，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财政改革家，由上面提到的克利夫兰担任主席。一九一二年，该委员会提出一个报告，题目就叫《国家预算的必要性》，建议由总统编制统一、全面的预算。塔夫特总统将报告提交国会，并制定了《一九一四会计年度的预算》。但国会对此反应冷淡，没有理会。国会为什么反对?因为如果由行政主导编制统一的预算，国会很多小组委员会的权力就被剥夺了。但预算改革的提议受到越来越广泛民意的支持，因为他们看到了地方预算改革的成果。这迫使本来反对预算改革的国会议员们纷纷转而支持预算改革。到“一战”期间，几个大党都在纲领中增加了支持预算改革的内容。“一战”结束后，人们普遍希望改革国家的预算，因此，国会不能再搁置这个问题了。一九二○年六月，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设立预算制度，但是威尔逊总统（一九一三——一九二一)否决了它，原因是其中一个条款限制了总统的权力。次年，国会再次通过这项法案，几乎完全没有变化，但这一次却被哈丁总统(一九二一——一九二三)批准了。这便是一九二一年六月十日通过的划时代的《会计与预算法》。该法律要求总统每年向国会提出预算，并创立了一个预算局，作为编制预算的机关，局长由总统任命。另外还成立了一个总会计处，对国会负责。《会计与预算法》的通过标志着美国完成了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的过程。

综上所述，税收固然重要，预算也很重要。预算改革的目的是把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为一个透明的政府。如果政府收支没有一本账，如果政府收支不受监督，它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政府。一个看不见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政府。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首先要让它看得见：要让它看得见，它就得有一个统一的、受监督的预算。

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有三种模式，即先统一后监督(法国模式)，统一和监督交替推进(英国模式)，先监督后统一(美国模式)。中国目前正处于从税收国家向预算国家转型的进程之中。那么，中国应该采取哪种转型模式呢?

现在中国无论在财政统一方面，还是预算监督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在财政统一方面，中国预算制度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一个覆盖所有政府收支的、完整统一的公共预算。以二○○四年为例，全国非税收入规模大约为一万零五百二十三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财政收入的39.8％。其中中央政府收入约为一千六百二十七亿元，占本级财政收入的11.2％，省及省以下各级政府收入共约八千八百九十六亿元，占本级财政收入的74.8％。这些钱分散在千千万万个账户里面，没有统一起来，很难控制。统一中国的财政，要把无数本账并为一本账，把无数个小金库并成一个大金库，这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

在预算监督方面，编制详细的政府功能预算和部门预算，可以大大方便人大代表对预算的审查和监督。不过直到最近，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报告是比较单薄的。从一九九九年开始，中央四个部委向全国人大报送部门预算；二○○五年报送部门已增至三十四个，是个很大的进步。尽管如此，中央一百三十多个一级预算单位中还有很多没有报送人大代表审议。地方各级的部门预算改革进展也不小，比如说河北省的部门预算已经做得非常详细了。有些省还有一些新举措，如广东省和深圳市建立了“实时在线财政预算监督系统”，预算单位每一笔资金的动向都在人大代表眼皮底下。另外，湖北省开通了“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网”，将全省七十一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一百四十亿元资金分配情况全部在网上进行了公开。

就预算监督而言，现在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会期短、议程多，政府提交人代会审查的预算草案报告过于笼统，没有“款”、“项”、“目”的具体内容，尤其是在支出中常常可以看到“其他”、“特费”之类含糊的项目，造成“看不清”的问题，使人民代表们难以对预算草案进行深入审查。另一方面，如果每一个部门的预算都长达几百页、上千页，每个地方的预算都得用卡车装，海量信息的涌现也带来一个问题，即人大代表“看不懂”预算报告罗列的大串数字。要解决“看不清”和“看不懂”的问题，必须改进人大内部机构设置、技术人员配备、讨论和审核时间、投票表决机制等；同时还需要统一预算报告格式，使预算报告既具备必要的详细，又不太繁杂，让人民和人民代表都能看得懂，都能参与监督。

论国家审计与国家安全 篇12

一、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审计的职责所在

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毫无疑问,国防、外交是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和重要途径,但未涵盖国家安全所需要的充分条件和全部途径,保障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健康发展,还需要建立健全立法、执法和监督体制并有效发挥其作用。现代国家审计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主法治的产物,是推动民主法治的工具,是经济和社会运行的一个“免疫系统”。审计工作作为国家的“免疫系统”,有责任更早地感受风险,有责任更准确地发现问题,有责任提出调动国家资源和能力去解决问题、抵御“病害”的建议,有责任在永不停留地抵御一时、一事、单个“病害”的同时,促进其健全机能、改进机制、筑牢防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将立法的目的规定为:“为了加强国家的审计监督,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它不仅直接把国家审计的服务对象界定为“国家”,而且是针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体制改革要“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要使“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政治体制改革要“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要求,旨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促进构建和谐社会,揭露和防止来自国家“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及存在和产生于”内部的混乱和疾患”。回顾审计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西周的宰夫检查监督百官执掌的财政财务收支,“考其出入而定刑赏”,还是秦汉时期上计制度重在稽查考核官吏,将官吏财经方面的政绩和经济责任的审查作为主要内容,或是唐代比部审计中央各行政机构及地方各级政权行政效率和财务,尽管不同历史阶段审计内容不完全相同,但是国家审计均服务于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和再分配,取得财政收入并用于各项支出,以保证国家能够使所占有财产的使用符合统治者或公共权力机构的意图,实现国家的统治职能和社会职能。

二、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审计的发展所需

国家安全概念虽然其内涵简单,但是外延广泛。它是维持主权国家存在和保障其根本利益的各种要素的总和,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所谓国家根本利益不仅包括国家政权的存在和领土完整,而且由于国家经济秩序稳定、金融与货币安全、贸易与投资安全等经济安全要素、环境与生态保护、重大犯罪的防范与控制等等,都是影响国家根本利益的因素,因而都属于国家安全的范畴。审计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为满足某种客观的社会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对审计的客观需要是审计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受托责任关系外延的变化和发展,导致了审计类型和审计内容的发展变化,不论审计类型和审计内容如何变化,审计的本质都是对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的检查和评价。政府管理国家事务,实质上也是履行受托责任。国家安全是政府责任的首要环节,是民主民生的根本保障,国家审计关注国家治理,关注政府责任,眼光就不能离开国家安全;国家安全的内涵将随着政府责任和政府能力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扩充,基于政府责任和国家安全的国家审计事业也必将长期发展和壮大。

三、维护国家安全是国际审计界共同关注的内容

研究考察世界各国审计法规和审计实践不难看出,以下三个方面是各国国家审计机关共同特点之所在:

(一)公共性。

公共资金、公共账户、公共机构是国家审计的基本对象,如日本《会计检查院审计法》规定,会计检查院应经常对公共账户进行审计和监督,确保其准确并指出错误;英国《国家审计法》规定,主计审计长可以对“任何政府部门、管理机构和其他团体”进行检查。

(二)全面性。

德国《联邦预算法》不仅规定“审计包括是否按照规定和经济性原则管理和使用资金”,甚至要求“对从预算资金中得到的贷款以及对联邦提供的各种担保,联邦审计院可审计有关参与方是否采取了充分的防范措施,来避免出现不利于联邦的情况,或者是否具备享受联邦资助的条件”。德国联邦审计院还可以指出关系到政治决策前提条件或影响的审计结果,如果通过审计认识到现行法律将产生或可能产生立法机关所不希望的影响则可以建议修改法律。

(三)绩效性。

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审计为世界各国国家审计机关所关注,而且日益受到重视。澳大利亚《1997审计长法案》以专门章节规定审计长对代理机构、联邦授权机构及其下属单位、联邦公司和下属单位进行绩效审计。

以上三个共同特点提供的信息是,凡是涉及公共即国家资源和利益的客体都是审计机关的审计范围;审计机关需要回答的是国家资源“用到了哪里、用得怎样”;审计机关不仅要发现问题而且要致力问题的解决。归结到一点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保障。

四、履行监督职责突出建设功能

生物学告诉我们,免疫系统为机体执行保护、清除和修补三大功能,人体内有一个免疫系统,它是人体抵御病原菌侵犯最重要的保卫系统。免疫系统具有高度的辨别力,能精确识别自己和非己物质,以维持机体的相对稳定性;同时还能接受、传递、扩大、储存和记忆有关免疫的信息,针对免疫信息发生正和负的应答并不断调整其应答性。将国家审计机关定位于“免疫系统”是从国家“机体”组织内部对审计本质和功能的揭示,也是对国家审计机关发挥维护国家安全作用的全新诠释。

(一)国家审计机关维护国家安全必须以履行经济监督职能为基础,正确处理监督与服务的关系。

强调审计工作服务于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服务于节约型社会和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服务于民主法治和廉政建设,服务于深化改革开放,绝对不能脱离履行监督职能,没有监督就没有审计,没有高水平的监督不可能有高质量的服务,没有对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的揭露不可能发挥免疫系统“保卫机体安全”的作用。

(二)国家审计机关维护国家安全需要充分发挥建设性作用。

国家审计的建设性,决定了审计工作的生命力,也决定了审计工作能在更大程度上为国家和被审计单位创造价值。揭露问题是建设性作用的体现,因为只有发现问题才可能对受损的“机体器官和组织”进行“修补”,才能对“新陈代谢后的废物”予以“清除”。然而,仅此远远不够,需要在此基础上发挥“保护”作用,使国家“机体”免于“病菌、细菌、污染物质及疾病的攻击”。为此,需要树立政策意识、风险意识、开放意识三个意识。

政策意识是工作目标,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具体体现。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等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法令、条例、制度、办法的总称,是国家整体利益和安全的保障。国家审计发挥建设性作用,应当致力于政策措施贯彻落实的监督检查,揭露政策措施执行过程中缺位、越位、不到位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政策措施的完善。

风险意识是思维方式,要加强审计发现问题的“点”“面”结合、苗头性与趋势性结合、个性与共性结合的相关性分析,关注财政、金融、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民生、环境安全以及某一领域对其他领域安全的影响。

开放意识是工作方法,要以开放的视角扩充知识提高技能,以开放的姿态加强协调和沟通,以开放的途径发挥审计成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