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国家

周边国家（精选10篇）

周边国家 篇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边陲,占地面积166万km2,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1/6。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陆地边境线长达5 600 km,周边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印度、阿富汗等8国接壤[1]。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使新疆成为欧亚经济大通道的支点、东西方文明交融的桥梁、中国与亚欧交通大动脉的枢纽[2]。截止到2010年年底,新疆共有经国务院和自治区政府批准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17个,二类口岸12个[3]。新疆和中亚同处亚欧大陆腹地,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中亚各国畜牧业历史悠久,是农业生产和发展的重要产业[4]。对2003—2014年期间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以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进行统计,结果显示新疆周边8国动物疫情总体呈上升趋势,形势严峻,其中OIE要求上报的动物疫情共爆发14种,现分析报道如下。

1 古典疾病

1.1 流感

在人类历史上,流感病毒至少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过4次大流行。第1次发生在1918年,史称“西班牙流感”(H1NI亚型);第2次于1957年发生在亚洲,称作“亚洲流感”(H2N2亚型);第3次是1968年发生的“香港流感”(H3N2亚型);第4次发生在2009年,被人们称作“墨西哥流感”或“甲型H1N1流感”[5]。在1997年香港发生的严重禽流感疫情中,首次发现禽流感病毒可直接感染人并导致死亡,这一发现曾被美国新闻机构评为“1997年世界三大科技新闻”之一。

1.1.1 禽流感

禽流感(Avian Influenza,AI)是由禽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人、禽、畜共患的急性传染病。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甲型流感病毒血凝素有15个亚型(H1~H 15),神经氨酸酶有9个亚型(N1~N9),它们均已从禽中被分离。禽流感被OIE列为法定报告传染病,同时被列入国际生物武器公约动物传染病名单和中国进口动物检疫的严重疾病之一。

对OIE和FAO网站信息进行统计,禽流感疫情在新疆周边8国均有发生(见图1),其中俄罗斯疫情最为严峻,其次为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俄罗斯在2003—2014年期间共爆发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疫情313例,低致病性禽流感(LPAI)1例;印度爆发H5N1 HPAI疫情147例。禽流感疫情自2004年呈逐年上升趋势,2006年达到顶峰,全年疫情爆发178例,2006年后逐年下降,趋于平稳,但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R2=0.171 1)(见图2)。禽流感疫情不仅在家禽中爆发,而且野生动物也有爆发。在阿富汗2006年爆发的禽流感疫情中,感染的动物包含麻雀和牛,2007年报道鸽子也可被感染。目前,分离出流感病毒的禽类有鸭(包括野鸭)、鸡(包括野鸡)、火鸡、珍珠鸡、海鸥、燕鸥、鹅、天鹅、鹌鹑、鹧鸪、鸽、麻雀、八哥、鹈鸪、乌鸦、矾鹞、灰苍鹭、鸸鹋和其他水鸟。不仅如此,禽流感病毒还能在哺乳类动物中引起流行爆发,如在海豹、鲸鱼、水貂、猪和马,甚至人,因而进一步加大了禽流感病毒感染的宿主范围。而新疆处在国际候鸟迁徙的枢纽位置,是中亚鸟类迁徙的主要驿站[6]。其中东南亚路线、印巴路线和北非路线均途径新疆艾比湖,是中国新疆及周边国家防控禽流感疫情随野生鸟类扩散的关键节点。

1.1.2 马流感

马流行性感冒(Equine influenza)简称马流感,是由正黏病毒科(Orthomyxoviridae)流感病毒属(Influenza virus)A型流感病毒引起马属动物的一种急性爆发式流行的传染病,OIE将其列为法定报告传染病[7,8,9]。

马流感主要爆发于蒙古,其次是印度,其余国家没有马流感疫情的报道(见图3)。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在2003—2014年期间,马流感首次记录是在2007年,以后呈逐年上升趋势(R2=0.043 3),2010年没有马流感记录,但是2011年全年马流感爆发104例,达到顶峰(见图4)。2012年后没有相关记录数据。其中2011年7月份蒙古爆发的马流感疫情共104例,造成重大损失。因此在未来的动物疫情防控中,马流感的检测不可忽视。

1.1.3 猪流感

猪流感(Swine Influenza,SI)是由正黏病毒科猪流感病毒(SIV)引起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传染性的群发性猪呼吸道疾病,临床上以突发、高热、咳嗽、呼吸困难、衰竭、高发病率、低死亡率为特征。猪是各种流感病毒惟一的共同易感宿主,SIV还具有感染禽和人的能力,因此防控SI还具有显而易见的兽医传染病学和兽医公共卫生学意义。

据资料统计,猪流感于2009年仅在俄罗斯爆发H1N1型,共感染猪45头,使10 625头猪处于风险(见图5)。尽管自2009年爆发之后到2014年间没有发生猪流感疫情,但数据显示猪流感疫情仍有上升趋势(R2=0.001 9)(见图6),因此提醒新疆口岸有关部门不容忽视对猪流感的检测,同时也提醒周边国家猪流感有发生的可能。

1.2 马鼻疽

马鼻疽(Glanders)是由假单胞菌科假单胞菌属的鼻疽假单胞菌感染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以马属动物最易感。本病无季节性,呈散发或地方性流行,新发地区多呈急性、爆发性流行。我国将其列为2类动物疫病、法定人畜共患传染病,OIE将其列为法定报告疫病。

2011年6月份阿富汗爆发一例马鼻疽疫情,13匹马感染,1匹死亡,2匹销毁,1 400匹马处于风险之中(见图7)。数据分析显示,马流感疫情呈上升趋势(R2=0.047 7)(见图8),尽管阿富汗近期没有发生马鼻疽疫情,但对此检测不容忽视。尽管我国已经控制马鼻疽疫情,但提醒对阿富汗马匹引种时应注意马鼻疽的检测。

1.3 古典猪瘟

猪瘟(Hog cholera,HC)又称古典猪瘟(Classical swine fever,CSF),是由猪瘟病毒(Classical swine fever virus,CSFV)引起的一种高度接触性热性传染病,对猪危害极大,1984年被OIE列为A类动物传染病。

古典猪瘟仅爆发于俄罗斯和蒙古,俄罗斯疫情较为严峻(见图9)。古典猪瘟自2004年开始,除2006年之外,疫情平稳,趋于温和(R2=0.258 0)(见图10)。其中俄罗斯共爆发53例,蒙古爆发2例。因此提醒从俄罗斯引进种猪以及有猪肉制品往来的口岸应加强对俄罗斯进口猪及其猪肉制品的古典猪瘟检测,以防疫情扩散。

1.4 新城疫

鸡新城疫(Newcastle disease,ND)又称为亚洲鸡瘟、伪鸡瘟,我国俗称鸡瘟,是由新城疫病毒(Newcastle disease virus,NDV)引起的主要侵害鸡和火鸡的急性、高度接触性和高度毁灭性的禽类烈性传染病[10]。新城疫是OIE要求上报的动物疫病,因此世界各国对本病的发生和流行高度重视。

在新疆周边8国中,新城疫疫情在蒙古、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均有疫情报道(见图11)。新城疫疫情呈散发性,分别在2005年、2010年、2012年、2013年爆发了新城疫疫情。同时新城疫疫情有上升的趋势(R2=0.080 0)(见图12)。因此在与以上疫区国家进行禽类贸易时应加强检疫监管。

2 新发动物疫情

2.1 小反刍兽疫

小反刍兽疫(Peste des petits ruminants,PPR)是由小反刍兽疫病毒(Peste des petits ruminants virus,PPRV)引起的小反刍兽的一种急性、热性和高度传染性的烈性重大跨国动物疫病,是OIE要求上报的疫病[11,12]。

2009年、2012年小反刍兽疫在巴基斯坦爆发,2004年、2013年在塔吉克斯坦爆发(见图13)。尽管小反刍兽疫仅在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发生,但在2009年之后疫情上升到高峰,出现上升势头(R2=0.143 9)(见图14)。2013年小反刍兽疫在新疆伊犁发生,2014年年初在全国蔓延。该疫情究竟是伴随贸易往来的“外来入侵”,还是本地自发,有待于深入研究。

2.2 口蹄疫

口蹄疫(Foot and mouth disease,FMD)由口蹄疫病毒(Foot and mouth disease virus,FMDV)引起的一种能够感染多种偶蹄动物和人的一种急性、烈性以及高度接触性的重要传染病,OIE将其列为重点必须上报的疫病之一,我国农业部把口蹄疫列为一类动物疫病中的第1个病。FMDV属于微RNA病毒科(Picornaviridae)中的口蹄疫病毒属(Aphthovirus),共分为7个血清型,分别是A、C、O、Asia 1、SAT 1、SAT 2及SAT 3型,且各血清型之间没有或仅有部分交叉保护力,这给口蹄疫的防控和消灭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麻烦[13,14]。

在新疆周边8国中,除印度外,其他7国均有口蹄疫疫情的爆发,以俄罗斯、蒙古、巴基斯坦最为严峻(见图15)。口蹄疫疫情在2005年、2006年各爆发1例,2007年爆发6例,自2010年起,呈现上升趋势(R2=0.647 4),上升势头较明显,疫情严峻(见图16)。由此可见与中国新疆接壤面积最大的中亚五国口蹄疫疫情较为严峻,因此在与中亚五国贸易往来中,应加强对口蹄疫疫情的监管,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新疆每年从中亚五国进口大量牛羊皮张,因此应做好口蹄疫疫情的监管,严防疫情随动物皮张传入我国。

2.3 炭疽

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人兽共患急性、热性、败血性传染病,人感染后多表现为皮肤炭疽、肺炭疽及肠炭疽,偶尔伴发败血症。该病分布于世界各国,多为散在发生,近数十年来,由于各国兽医法规的贯彻执行,本病已有明显减少趋势。中国在连年应用炭疽芽孢疫苗预防接种以来,炭疽的发生已基本得到控制,仅个别地区偶尔出现。但是随着国际上生物战剂的研究和恐怖组织的活动,炭疽正在对人畜构成新的威胁[15]。

炭疽疫情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3个国家有疫情上报(见图17)。2005年在哈萨克斯坦出现炭疽疫情,2008年在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各爆发1例。自2010年开始,每年都有炭疽疫情的爆发,该病呈现上升趋势(R2=0.234 4)(见图18)。中国每年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大量盐湿牛皮和羊皮,其中盐湿牛皮和羊皮的必检项目就是炭疽杆菌。哈萨克斯坦炭疽疫情的爆发为中国进口哈国动物产品敲响了警钟。

2.4 非洲猪瘟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是由非洲猪瘟病毒(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ASFV)引起的猪的一种急性、烈性、出血性传染病。由于其严重危害养猪业的发展,又没有有效的疫苗防治,所以被OIE列为法定上报传染病。近几年在我国临近国家也有此病发生。2007年4月份,格鲁吉亚爆发了ASF,有8万多头猪被宰杀,FAO建议格鲁吉亚周边国家保持高度戒备;自2007年11月5日发生首例非洲猪瘟至2010年3月20日,与中国接壤的俄罗斯已报告疫情113例。FAO报告认为,致命性ASF可能会进一步蔓延至欧盟,向东传播直至中国。目前我国还未发现ASF[16]。

非洲猪瘟在新疆周边8国中,只有俄罗斯自2007年至今已经上报467例非洲猪瘟疫情(见图19),给俄罗斯的养猪业造成巨大损失。同时,非洲猪瘟呈现明显上升趋势(R2=0.775 0)(见图20)。我国规定旅客出入境禁止携带猪肉制品,其目的就是严防非洲猪瘟传入我国,以免给我国养猪业造成严重损失。应提醒有关部门及时掌握俄罗斯非洲猪瘟疫情,做好边境地区非洲猪瘟的检测。同时提醒与俄罗斯接壤的口岸做好口岸地区软蜱的本底监测与疫病分析调查,严防携带非洲猪瘟的软蜱随货物、交通工具乃至野生动物或鸟类的迁徙传入我国。

2.5 绵羊痘和山羊痘

绵羊痘(Sheeppox)和山羊痘(Goatpox)统称羊痘,又称“羊天花”,是由羊痘病毒属中的绵羊痘病毒(Sheeppox virus,SPPV)和山羊痘病毒(Goatpoxvirus,GTPV)引起的羊的一种急性、热性、接触性传染病,OIE将其列为必需通报的传染病[17]。羊痘病毒可作为生物武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将其划归到Ⅱ类危险病病毒。根据流行病学和临床症状等相关报道,中国、印度、瑞典有人感染羊痘病毒,因此,羊痘病毒检测在公共卫生学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18]。

绵羊痘和山羊痘在俄罗斯、蒙古、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均有动物疫情的爆发(见图21)。2006年在蒙古爆发两例绵羊痘和山羊痘动物疫情,此后2008年起到2014年,每年都有绵羊痘和山羊痘动物疫情的爆发,呈现上升趋势(R2=0.280 8)(见图22)。

2.6 日本脑炎

乙型脑炎病毒又称日本脑炎病毒(Japanese encephalitisvirus,JEV),简称乙脑病毒,属于黄病毒科(Flaviridae)黄病毒属。由乙脑病毒引起的疾病———乙型脑炎(简称乙脑)是严重威胁人畜健康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急性传染病。由于日本脑炎疫区范围较大、人兽共患、危害严重,被OIE列为需要重点控制的传染病。

日本脑炎主要发生于印度。印度2008—2013年共爆发107例日本脑炎疫情(见图23)。日本脑炎属于蚊媒性人兽共患传染病。印度处于亚热带地区,蚊虫分布广泛,导致日本脑炎在印度地区的大面积流行与爆发,呈现上升趋势(R2=0.386 4)(见图24)。因此应当提醒与印度接壤的口岸,加强对口岸地区蚊媒日本脑炎的本底监测,做好日本脑炎随蚊媒传入我国的应急方案,加强对运输工具的排查,严防携带日本脑炎的蚊媒随货物及交通工具传入我国。

2.7 蓝舌病

蓝舌病是由蓝舌病病毒引起的以昆虫为传播媒介的反刍动物的一种非接触性传染病,OIE将其规定为需上报的动物传染病。目前己知其共有24个血清型。蓝舌病最早发生于南非(在19世纪后期美利奴羊引入南非后,出现致死性的动物传染病),进入20世纪后,在几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该病在世界各地陆续发生或查出病毒,一般认为从南纬35°到北纬40°之间的地区都有可能发生。能传播本病的库蠓在我国有4种,分布在北纬40°以南的大部分省区。

蓝舌病主要发生在印度与俄罗斯两国(见图25)。印度在2004年爆发蓝舌病疫情,2011年位于俄罗斯北纬度55°00'14″的Smolenska爆发一例蓝舌病动物疫情。此次疫情超出了一般人认为的北纬40°。蓝舌病为一种虫媒性动物疫病,此次疫情的爆发可能与昆虫的活动密切相关。尽管蓝舌病在印度和俄罗斯呈下降趋势(R2=0.016 8)(见图26),但是在边境口岸仍不能忽视对库蠓的本底监测与疫病分析,严防蓝舌病随库蠓媒介传入我国。

2.8 蓝耳病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V)又称蓝耳病,是由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PRRSV)引起猪的一种繁殖障碍与呼吸系统症状的传染病。该病最早于1987年在美国中西部被发现,随后在加拿大、德国、法国、荷兰、英国、西班牙、比利时、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等国家相继发生。近年来,PRRS出现变异,给该病的控制和扑灭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PRRS主要发生于俄罗斯、蒙古、印度,其中以印度最为严重(见图27)。2007年俄罗斯曾发生2例蓝耳病动物疫情,2011年在蒙古爆发3例蓝耳病动物疫情,印度则在2013年爆发18例蓝耳病疫情,2014年3月份蒙古再次爆发蓝耳病动物疫情。蓝耳病自2010年呈现上升趋势(R2=0.345 7)(见图28),因此提醒疫区各国不容忽视对蓝耳病的检测,同时也为我国接壤的口岸敲响了警钟。

3 中国新疆周边国家动物疫情总体情况

2003—2014年10月份,中国新疆周边国家动物疫情不断发生,形势复杂,情况多变(见表1~表2)。其中以俄罗斯最为严峻,共发现9种动物疫情;其次是蒙古,有7种;印度紧随其后,共6种(见295页彩图29)。在14中动物疫情中,除禽流感、蓝舌病有下降趋势外,其余均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非洲猪瘟和口蹄疫上升较为显著(见296页彩图30)。除此之外,非洲猪瘟、蓝舌病、日本脑炎均为虫媒性动物疫病,因此提醒各接壤口岸媒介生物检测室应加强对口岸地区媒介生物的本底监测工作,将动物疫情随媒介生物传入我国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由于中亚各国以农牧业为主,兽医制度不健全,兽医监督与管理机制缺乏,导致动物疫情难以得到有效控制。随着中亚五国对外经济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这使得动物疫情的防控难上加难。各国应强化进出境贸易商品的检验检疫,严格防范外来动物疫病的入侵,同时建议各国之间应当联防联控,齐心协力,一举消灭动物疫情,促进各国农牧业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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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了解中国新疆周边国家动物疫情,以期为防止外来病入侵和科学防控疫病奠定基础,通过收集新疆周边国家2003—2014年间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上报的相关动物疫病疫情资料,利用Excel软件处理数据制作图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3—2014年间,新疆周边8国动物疫情总体呈上升趋势,期间共爆发了非洲猪瘟、禽流感、口蹄疫等14种动物疫病;禽流感、蓝舌病疫情呈下降趋势;马鼻疽、古典猪瘟、新城疫等古典疾病呈无规律发生;小反刍兽疫、炭疽、口蹄疫、羊痘、非洲猪瘟、日本脑炎等疾病死灰复燃,呈上升趋势。说明新疆周边国家动物疫情复杂,总体呈上升趋势。建议中国新疆各口岸做好疫病病原检测工作;8国动物疫病防控机构“联防联控”,遏制疫情进一步扩大。

关键词：中国新疆,周边国家,动物疫情,外来病,疫情数据分析

周边国家 篇2

中国这个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国家，陆地邻国14个，隔海相望的国家6个。这其中不乏有俄罗斯，印度。日本这些大国或发达国家....不像美国一样有个大西洋和太平洋这样的天然屏障，也不想澳大利亚一样占据着独立的大陆。因为拥有着众多邻国，因此周边形势一直很复杂。其中最具影响的当然是和以上提及的一些“活跃”国家的关系，还有就是周边的动态。

对于2014年的中国周边形势。我这里主要提及几个国家的动态来分析他们对中国的影响：

1.俄罗斯：发展军力，加大反恐力度

俄罗斯欲大力发展军力，推进武装力量装备现代化，并将组建北极部队，进一步强化海上军力。中俄领导人以战略思维和全球视角审视和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今年，随着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能源、人文领域的合作提升到新水平，中俄关系将保持稳步发展和强化态势。

2.日本：推动修宪，摆脱战后体制束缚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年底参拜靖国神社无异于个人政治“摊牌”之举，意在宣示其走右翼路线决心，争取右翼和保守势力支持。当前，安倍执政重心已由经济转向军事安保。欲加强国防。需要警惕的是，当安倍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时，日本国内反对力量日益被边缘化，这令安倍的错误行为缺乏制衡。中日关系充满风险、悬念和不确定性，日本自一战开始就一直觊觎中国资源，视中国为敌人，因此对于日本我们应该时时警惕其各种“小动作”，来防范这个卑鄙的定时炸弹。

3.朝鲜：安定内部，经济核武建设并行

今年，金正恩将继续进行党政军人事调整，致力于内部稳定。此外，朝鲜将继续贯彻经济建设与核武建设并行路线。朝鲜已成立经济开发委员会和经济开发协会，探索经济发展模式及具体方法。此外，各地正在紧锣密鼓建设各种形式的开发区。关于朝核问题和六方会谈，朝鲜将依然坚持固有立场，即只要美国不完全放弃对朝敌视政策且不以行动加以证明，朝鲜半岛无核化就绝无可能，朝鲜就绝不会单方面为重启六方会谈而首先采取行动。个人认为朝鲜这个“盟友”是非常不靠谱的，为了自己填饱肚子是什么事儿都可以干出来的，他们根本就没把中国当做自己的朋友，而是认为中国帮朝鲜纯粹为了中国利益。事实上，只要朝鲜安定，我们就放心了，眼前来看朝鲜有发展经济的形势，这就证明他们想要安稳“过日子”。这对中国来说是好事儿。

4.印度：政治洗牌，中印关系不受影响

今年５月，印度将举行大选。丑闻缠身、经济社会治理不善的国大党将遭遇反对党人民党的有力挑战，执政前景堪忧。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关系，不会成为竞选首要议题，也不大会在新政府上台后出现大的波动或反复。印度各界普遍认识到，印中关系具有地区、全球和战略意义，两国应成为互利伙伴，而非竞争对手。去年，两国总理实现互访，就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作出规划。今年，规划将继续得到落实。双方将举办友好交流年，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６０周年，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等，并力争在高铁、电力等领域及建立“中国工业园”方面实现突破。

5.东南亚：害怕中国崛起，小动作不断。在东南亚问题上，伴着美国重返亚洲的影响，东南亚小国不断因为岛屿和资源开采问题做出各种小动作，前几天更有越南袭击华人企业事件。

当然，东盟的是个国家差距很大，与中国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越南，就抓住南海问题不放，频频发难中国。印尼，要重新做东盟的主导，担心中国在东盟有更大的发言权。新加坡作为小国，总是标新立异的凸显自己等等，但总体来讲，东盟作为一个地区，对中国实力上升的担心，从没有停止过。而且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加，这种担心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大，对于这点我们更多的需要准备。

对于中国与周边形势，我个人感受是，各国都在担心中国的崛起会伤害到自己的利益，所以都在提防或是采取行动的阻止中国的发展。但又因为中国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又不能对中国采取过分行为，像俄罗斯又不断加强和中国的关系，这一方面是为了在欧亚地区能有中国这样的大型盟国支持，在对美国上又想借助中国在增加自己与美国的谈判砝码，而对于韩日朝三国，个人认为和这三国除了利益，没有任何友谊可讲。鲜很极端，韩国很亲美，日本无原则，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去相信他。南海问题上，中国不应有任何妥协，必要的话可以拿南海某小国杀鸡给猴看，是时候做出一个强硬姿态了。可以说中国世界地位不断的提升更重要的影响着周边形势的变化。中国借助着二战后的和平时代发展，目前来看颇有成绩。未来中国必然还是想要营造和平环境发展经济优先，当然为了营造和平环境，军事实力强大才有发言权。中国必将提高国防水平来稳住周边各国。

周边国家国防预算涨声一片 篇3

日本2013年防衛预算达4.75万亿日元，相比2012年增加了400亿日元，同比增长OB%。这是日本11年来首次增加防卫预算。政府预算概算要求提出，要在2013年度以陆上自卫队为中心扩招自卫队员。防卫省声称，中国频繁“侵犯”钓鱼岛周边的领海领空，“有必要强化日本在西南诸岛一带的国防”，并提出加强护卫舰、E767和E2C预警机的使用，以及申请800万日元的调研费，用于对“鱼鹰”运输机的调查研究。

日本防卫预算文件还显示，日本海陆空自卫队将于2013年采购8种新型装备，其中包括采购新型25DD导弹驱逐舰、新型690吨级远洋型猎扫雷舰、新型陆基反舰导弹、新型军用卫星、“爱国者"-3导弹；升级两艘爱宕级亩斯盾舰，继续推进日美联合研制的升级型拦截导弹项目；引进4架F-35A战斗机、F-15改进型战斗机、全球鹰无人机以及购买AAV-7两栖战车。

【点评】钓鱼岛问题纯属借口，可以说，日本的真正目的是趁美国重返亚太需要盟友出力之时，修改和平宪法解释，让日本拥有“集体自卫权”，发展进攻型武器，把日本自卫队变为“国防军”韩国：同比2012年增3.9%

尽管韩国2013年国防预算案削减了4009亿韩元“增强防卫力量费用”，但同比2012年仍增长39%。

根据预算案，韩国国防部将投入67亿韩元建设郁陵岛沙洞港海军基地，该基地截至2015年共将投入3520亿韩元。同时，从今年起到2018年将部署向海军提供新一代护卫舰（FFX 2300-2500吨级）和高速艇。FFX型护卫舰作为目前韩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和两栖攻击舰之后的最新产品，搭载导弹防御武器，从今年起投入建设，共计划建造20余艘。还将新增预算用于引进在低空探测朝鲜发射的远程炮弹的三维探测雷达、开发搭载在新一代高速艇上的130毫米弹道导弹等。

【点评“天安舰”沉船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的发生，令韩国更加重视国防力量建设，并以此加速发展军力，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早日甩掉美国的“军事拐杖”东盟：多国加速增长军费

据简氏集团网站报道，为保证其周边岛屿和专属经济区的安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大幅增加了其2013年的国防开支。

报道称，菲律宾宣布2013年国防部预算为29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与2012年相比增加125%。国防部预算包括了11.3亿美元用于国内安全防务，5千万美元用于边境防御，1.1亿美元用于舰艇、飞机及其武器装备的升级。

印度尼西亚2013年国防部预算为81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O.8%，与2012年相比增加18%。并计划从今年开始着手组建一支由12-16架无人机组成的空军新部队，以加强对国境周边、领海警备和恐怖组织的监视。

简氏集团预测，2012年一2015年，GDP将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的马来西亚，其军费开支将从43亿美元增至46.5亿美元，四年总开支达170亿美元，其中武器装备采购费将增长27%。

【点评】在经济活力、领土领海纠纷和军队现代化计划三大因素的驱动下，东盟地区各国国防预算呈现强劲增长。增长军费实施军队现代化无可厚非，若图谋借助武力侵占他国领土，则会得不偿失。

（石纯民）

中国—周边国家跨境旅游合作研究 篇4

跨境旅游是指旅游者出于休闲、娱乐、度假等非经济性目的离开常住国(或地区)前往非惯常居住国(或地区),连续停留时间不超过一年的一切经济现象和活动的总称。有学者将跨境旅游定义在跨越边境的旅游,即旅游者的行为是跨越了两国的边界线即为跨境旅游。以往学者的研究中,旅游服务贸易最容易成为跨境旅游的代名词。旅游服务贸易是指一地的旅游从业者向其他地区的旅游服务消费者提供旅游服务并获得报酬的活动。笔者认为,跨境旅游与服务贸易不同,前者强调旅游者的空间流动,后者强调以旅游为主题的服务贸易。跨境旅游不仅限于边境地区,跨境是空间上的流动行为。从旅游者行为特点上看,跨境旅游者跨越国境,离开自己的常住国家(或地区),包括出境和入境两种流向,因此跨境旅游是双向流动的旅游行为;从旅游者目的看,跨境旅游者的目的和一般意义的旅游者基本一致,都是出于非经济目的,并不为获得报酬或经济利益;从时间看,跨境旅游者可分为“一日游”跨境旅游客和“过夜”跨境旅游者。“一日游”跨境旅游指停留时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不发生过夜住宿行为的旅游者,这类跨境旅游现象一般发生在边境地区;跨境旅游指停留时间超过二十四小时但连续不超过一年的旅游者,在目的地消费住宿设施。

1中国—周边国家跨境旅游发展概述

根据中国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公布的2009—2014年1月入境旅游人数规模排名,中国的主要入境客源市场以韩国、日本的入境客源数量最多,其次是美国、俄罗斯。在与中国接壤的陆地国家中,向中国输入客源的国家排在前18位的有俄罗斯、蒙古、越南、印度、哈萨克斯坦等。与中国接壤的其他陆地 国家来华旅游人数并未因为地理距离相近而增多。

1997—2012年期间,中国的入境客源市场整体规模不断扩大,亚洲入境客源市场规模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各洲,入境游客从428.17万人次增加到1662.22万人次;非洲入境游客从4. 91万人次增加到52.49万人次;欧洲入境游客从201.83万人次增加到594.82万人次;拉丁美洲入境游客由7.66万人次增加到35.31万人次;北美洲入 境游客从79.05万人次增 加到282.64万人次;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屿入境游客从19.35万人次增加到91.49万人次。从规模角度看,亚洲的客源市场在六大洲中所占比例高达61%,是中国的主要客源市场;非洲、拉丁美洲及大洋洲的客源较少,所占客源市场比例为6%;欧洲及北美客源市场规模居中,分别为22%和11%。

在总体旅游态势发展良好的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跨境旅游发展仍“局部多云”。受政治关系的影响,日本对中国游客的签证制度严格,且对华输出客源数量减少;南海问题和中越关系紧张对东南亚旅游有所影响。

2中国—周边国家跨境旅游空间现状特征

2.1东北亚:海陆有别,接壤三国差异大

从入境客源市场规模角度看,中国与东北亚邻国呈现“两极分化”局面。海上邻国韩国和日本对华的客源输入长期位于第一位和第二位,而陆地邻国则出现“俄罗斯常年领先,蒙古逐年增加,朝鲜尴尬垫底”的现状。日本入境游客从238.57万人次增加到351.8万人,韩国入境客源市场从167.88万人次增 加到406.9万人次,俄罗斯入境客源市场由119.62万人次增 加到242.6万人次,蒙古入境客源市场从38.71万人次增加到101.1万人次,朝鲜入境客源市场从7.71万人次增加到18.06万人次。2009年以来,俄罗斯的 对华客源 输入与美 国不相上 下,居于第三位或第四位;蒙古国从2009年的第十一位逐年提升到2013年的第六位,2014年略有下降,为第八位。

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分析俄罗斯对华客源输入表明,俄罗斯与中国的跨境旅游合作受双方政治、经济和国内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波动的特征[1]。在时间上,双边跨境旅游合作经历了1980—1988年的缓慢增长阶 段、1989—1998年的波动 增长阶段、1999—2008年的持续增长阶段,2009年—至今的恢复增长阶段。从最初不足4%的客源市场比例且多为经商人员到如今俄罗斯游客占入境客源市场的10%,俄罗斯对华旅游合作在波动中不断恢复和增长。在空间上,俄罗斯对华客源输入多集中在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份,新疆和海南也吸引了众多俄罗斯游客,海南省的第一大入境客源国即为俄罗斯。

自1998年以来,中俄围绕旅游合作签订了许多条 约与细则,为推进双方的旅游合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2012年,中国成功举办了“俄罗斯旅游年”,2013年俄罗斯成功举办了“中国旅游年”。目前,中国游客赴俄罗斯旅游的成熟线路从5—8日不等,经典线路有“莫斯科圣彼得堡金环三镇8日游”、“俄罗斯滑雪6日游”、“牡丹江—绥芬河—海参崴异 国风情4日游”、 “俄罗斯休闲贝加尔 湖6日游”、“北京—莫斯科—圣彼得堡7日游”、“莫斯科、圣彼得堡、金环三古镇8日深度游”等,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第二大海外客源国。

1992年,内蒙古自治 区发布了 《中蒙多日 游暂行管 理办法》,规定了中蒙3—7日的旅游线路4条[2]。中蒙跨境旅游主要围绕蒙古的乌兰 巴托等城 市展开,旅游线路 也不断丰 富多样。截止2014年形成了多条经典旅游线路,三日游有“乌兰巴托—特尔勒吉”、“乌兰巴托—温度府草原体验骑马”;四日游有 “乌兰巴托—南戈壁沙漠”、“乌兰巴托—克日伦河源自架车休闲”;五日游有“乌兰巴托—哈勒和林”、“乌兰巴托—库苏古尔 湖”;六日游有“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等。

中朝旅游合作始于1985年辽宁省丹东组织的赴 朝旅游, 现已形成一日游(如朝鲜新义州一日游)、三日游、四日游(如平壤开城板门店—三八线—妙香山登山)、五日游、六日游(如平壤、板门店、开城、金刚山六日游)、八日游(如丹东—朝鲜—新义州—平壤—开城与妙香山—北京—丹东)等旅游线 路,随着合作的加深,国内增加了从北京、上海—沈阳—丹东的赴 朝旅游线路。尤其是吉林省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已开发20余条旅游线路。2011年,朝鲜正式向中国开放自驾游,东亚第一条沟通三国的中俄朝环形旅游线路正式投入常态化运营[3]。

2.2中亚:哈萨克斯坦一枝独秀

2000年以来,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跨境旅游合作不断加强, 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双方的旅游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2004年,中亚代表在国际旅游城市市长大会上呼吁各方加强旅游合作;2005年,我国同乌兹别克斯坦签订了《中国国家旅游局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旅游公司旅游合作协议》;2006年的欧亚经济论坛上,如何开发中国西北地区与中亚各国的旅游资源成为主要议题之一;同年,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在内的旅游城市市长聚首喀什,探讨如何发展旅游经济、合作开发新市场[4]。

在中亚与中国接壤的三个陆地邻国中,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旅游合作从数量和质量上高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在三个陆 地邻国中 中国与吉 尔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的跨境旅游合作属初级阶段。从2012年开始, 哈萨克斯坦在中国的入境客源市场规模排名中居第十八位,而这主要得益于哈萨克斯坦本身对旅游的重视。早在1993年, 哈萨克斯坦就加入了世界旅游组织并制订了发展旅游业的国家规划,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及宏伟壮观的自然景观,加之作为“欧亚大陆桥”中转站的区位优势,赋予哈萨克斯坦发展旅游以良好的基础[5,6]。目前,中国对中亚国家的跨境旅游线路以新疆到哈萨克斯坦和北京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国的“四国打包游”为主。

2.3南亚:仍待发掘的市场

中国—南亚跨境旅 游合作以 中印旅游 合作为主 体。 从2001—2008年,中国游客前往印度旅游人数一直呈增长态势。 2002年12月,中国国家旅游局与印度旅游部就中国公民组团赴印度旅游签署谅解备忘录。2004年,印度旅游局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并在各大景点将中文设为优先语种。随着印方在中国各种旅游促销活动的进行,中国与印度较热门的跨境旅游线路有印度金三角(新德里、风之宫殿、阿拉格红堡)7日游以及和尼泊尔联合的旅游线路———印度—尼泊尔9日游等。印度泰姬 陵、尼泊尔的帕坦王宫等都是中国游客南亚旅游的热门选择。 而从西藏到尼泊尔的奇达旺国家公园、巴克坦布等景点也成为热门的“巅峰穿越之旅”[7,8]。

据印度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表2),2001—2012年印度入境游客总人数中,中国游客所占比例仅从0.74%增长到2.57%, 中国并不是印度的第一大入境旅游客源国,且实际排名远不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根据印度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印度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中排名第十三(2008年),远低于美国、日本等距离印度较远的国家。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表3),中国入境旅游客源市场中印度游客数量从15.94万人次增加到61.02万人次,所占入境 旅游客源 市场比例 由1.42%增长到2.24%。印度客源市场虽逐年增加,但在整个中国入境客源市场中的印度客源市场所占比例仍过小。

2.4东南亚:互动频繁,彼此拉动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已是彼此重 要的旅游 目的地和 旅游客源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是我 国游客的 主要旅游 目的地,其次是越南、菲律宾、印尼,老挝、柬埔寨、缅甸和文 莱旅游的游客规模仍较小。中国已成为越南和泰国最大的客源国、 新加坡的第二大客源国和马来西亚的第三大客源国。

中国与越南等邻国的跨境旅游合作 尤其在边 境地区的 跨境旅游合作得益于大湄公河区域的开发。自1992年开展合作以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 的旅游业 得到了快 速发展,入境旅游人数呈增长趋势。2000年以来,东南亚各国成为中国内地和云南省最主要的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其中次区域五国占云南省接待东南亚各国旅游人员总量的60%—70%。

目前,乘坐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邮轮游览老挝、泰国, 从广西、海南到越南的海上旅游已成为热门线路。广西开通的防城港至越南下龙湾的海上旅游航线,成为中国通往越南下龙湾距离最近、最快捷的海上跨国旅游航线;海南三亚 也开通了 至越南海上邮轮边境旅游线路。中国游客到 东南亚的 常规旅游线路如“越南+柬埔寨8日游”、“越南芒街、下龙湾、河内、西贡、富国岛7日游”的精品旅 游线路在 中国旅游 市场成为 热点[9]。但在旅游合作的同时,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趋向激烈,而美国“重返亚太”,利用东盟对抗中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动作频频,使中国与东南亚相关国家的地缘关系尤其是旅游合作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3中国—周边国家跨境旅游发展影响因素

3.1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

政治环境友好与否影响到旅游目的 地的可进 入性难易 和旅游客源地的出游意愿。良好的政治互动将 会创造更 多便利的条件,更好地促进 双边跨境 旅游合作。仅就签证 的免签与 否,对缩短游客的心理出游距离就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成为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的重要旅游客源地就得益于两国对中国公民实行落地签证。旅游目的地的政治 环境稳定 与否更是影响旅游合作的重要因素。旅游目的地的 社会治安 和国内政局的稳定对跨境旅游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

3.2地缘经济因素

旅游业是关联性极强的 产业,对经济带 动作用极 强,同时受经济发达程度的影响也很显著。地缘经济 因素的影 响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者的可支配收入。良好的经济基础可支持完善的基础接待设施建设,对缩短游客周转时间有着明显的影响。发达的经济增加了人 们的可自 由支配收入,出游行为更易实现。

3.3地缘文化因素

旅游目的地对外来文化的包容能力 以及客源 地对异元 文化的向往影响着跨境旅游的实现。旅游目的 地对外具 有较强的文化包容力,有利于吸引外来游客进入,并不断融 合形成独 特的文化特色;而客源地 对异域文 化的向往 会产生巨 大的推力,促使游客做出跨境旅游行为。另一方面,文化上的 相似性对促进双边旅游合作,共同开发旅游产品有极大的帮助。俄罗斯与中国在红色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双方合作开展的 “红色旅游”———访问列宁故乡“乌里扬诺夫 斯克”取得了初 步成功。

3.4旅游者个人因素

可自由支配收入、闲暇时间、出游意愿 是影响旅 游需求市 场的主要因素。经济发达与否影响人们的可自由支配收入,而闲暇时间在旅游者出游意愿最终实现中扮演着与可 支配收入 同等重要的角色。在可自由支配收入相同的条件下,闲暇时间将成为影响出游意愿转变为显示消费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刺激旅游需求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完善休假制度,保障人们的闲暇时间。

4中国—周边国家跨境旅游发展的未来态势与对策

4.1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境旅游发展的未来态势

短期“局部多云”,远期前景广 阔:中国与周 边国家的 跨境旅游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作 用下不断 推进强化。由于政治争端造成的合作受阻只是暂时的,出于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需要,未来双方的跨境旅游 合作具有 广阔的前景。政治上,睦邻友好是我国外 交政策的 基本原则,而旅游业的发展将促进双方民间的文化交流,进一步会反作用于国家的政治友好交往;经济上,跨境旅游 合作将带 动工业、制造业、 建筑业、服务业等一大批产业的不断发展,形成区域 经济发展 的联动效应,对带动一地的经济发展有着不 可小觑的 作用;文化上,中国与各接壤国家的文化具有互补性,文化上的 差异性将吸引双方游客进行跨境旅游。因此,跨境旅游虽在短期内蒙受政治争端带来的经济损失,但其经济效益在长期发展中将得以彰显[10]。

边境旅游潜力巨大,开发日渐 深入:边境旅游 是利用边 境口岸开放与交通条件对边境的资源加以利用,使其成为旅游资源,在两国边界线附近展开旅游活动。“二战”之后,欧美发达 国家陆地边境地区经济繁荣,促使边境优势理论诞生。边境优势理论认为,边境地区具有两重性,对国家内 陆地区是 一种需求所在地,而旅游作为经济、文化交流行为,可使人们更方便地认识异于自身以外的事物,而边境地区独特的人文和绚丽的自然环境使其成为 旅游者的 好奇之地。边境地区 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统治的末端,也是对外开 放的前沿。从旅游者 心理学角度出发,旅游者都有求异求新的心理,边境旅游 既能满足 旅游者对休闲娱乐的需要,也满足了其跨越国境、“出国旅游”的心理需要;边境地区是两国的交界地带,旅游者甚 至可以一 脚跨越边境,交通距离和心理距离 都相对较 短,容易成行。从经济开发角度,边境地区多因交通不便而相对封闭,经济落后,边境旅游可作为扶贫开发的一种模式,而且边境旅游开发将会带动一批新的产业开发和发展,餐饮、住宿、娱乐等产业将随之兴起,各产业部门将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对当地劳 动力的吸 纳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从资源角 度来看,中俄、中越的边 境地区有连片的旅游资源,双方将共同开发资 源,既保证资 源的完整性,又可提高旅游资源的价值,使其在旅 游活动中 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国边境线长达2万km以上,与俄罗斯、朝鲜、 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地区、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接壤,绵长的边境线给我国边境旅游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目前,中俄、中朝、中越边境都已开发了较成熟的边境旅游产品,因此边境旅游将在跨境旅游合作中承担起不可替代的角色[11]。

合作不断深入,无障碍旅 游将见成 效:跨境旅游 的深入不 仅是旅游产品形式的多样化,还有跨境旅游 质量的不 断提高。 自1992年开展合作以来,澜沧江—湄公河次 区域的旅 游业得到了较快速发展,入境旅游人数 呈增长的 趋势。新世纪,东南亚各国成为中国内地和云南省最主要的旅游客源 地和旅游 目的地,其中次区域5国占云南省接待东南亚各国旅游人员总量的60%—70%,且逐年上升。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展无障碍旅游提供了重要平台,无障碍旅游在中国—东南亚国家更易见成效。随着跨境旅游合作的不断深入,合作双方将在无障碍旅游方面有所深入。无障碍旅 游主要是 指合作双方共同努力,缩短游客的心理感知距离。无障碍旅游涉及的国家能在合作范围内尽可能地创造条件,方便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集散。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中国与东南亚 国家开展 无障碍旅游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平台。该组织使参与 的东南亚 国家和中国西南部能更好地探讨湄公河区域的旅游资源开发,保证了湄公河次区域旅 游资源的 完整性,提升了整 个地区的 旅游价值[12]。

中国周边国家跨境旅游空间格局发生变化:目前我国的主要客源市场集中在东北亚的俄罗斯、韩国、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越南等国,南亚的印度,中亚地区 尚属薄弱 环节。同时,我国的主要出境旅游目的地以东南亚、东北亚为 主,南亚和中 亚地区仍未成为国内游客的主要目的地。旅游产品 都有自己 的生命周期,东南亚和东北亚的旅游线路在不断丰富和成熟的同时也在从自己的探索期、成长期不断走向成 熟期,如果进行 丰富和完善一定会保持稳定持续增长的游客市场规模,反之则会走向衰退;而南亚和中亚旅游市场的旅游产品正处在探索成长阶段,通过良好的市场宣传、目的地的科学规划开发、基础设施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将会迎来快速成长阶段,并成为我 国游客出境旅游的一大选择。我国旅游企业可借此 机会通过 注册公司、投资开发等方式率先进入旅游目的地。中国周边国家跨境旅游空间格局将会从东北亚、东南亚向南亚、中亚转移,客源市场空间格局将有所变化[13,14,15,16,17]。

4.2推动跨境旅游合作的建议与对策

政府在合作中的宏观主导角色不可缺失:政府是跨境旅游合作的主导力量,跨境旅游的特殊性在于其合作领导的非唯一性和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机构缺失。跨境旅游 涉及主权 国家及地区之间的合作,没有权力机构是凌驾于 主权国家 之上的。 因此,跨境旅游合作需要合作双方的政府进 行良好的 沟通,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共同磋商和制定有利于双方旅游合 作的方针 政策。出入境方面,适当放宽 知名景区 景点所在 地的签证 规定,协商实现免签,设立并逐步确认增加办理落地签证的城市, 减少出入境旅游的繁琐程序,加快游客出入 境速度;双方互办 旅游年,为双方的旅游信息提供展示平台;定期举办旅游会议, 合作双方共同开发旅游资源。必要时,设立跨国 监管机构,用以监督管理跨境旅游市场,主要职能是处理跨境旅游的游客投诉,责令有关企业予以答复和整改,收集跨境 旅游客源 市场动态信息,针对现实需要,拟定有利于进一步推 进跨境旅 游的方针政策报有关部门审批。

政策倾向边境旅游,培养旅游 经济新联 动点:无论是从 经济、文化角度,还是从资源角度,边境旅游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边境经济带动角色。我国需要在政策上扶持拥 有良好旅 游资源的边境地区。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国家财政支持,经济政策需要一定倾斜,便于边境地区的招商 引资和资 源开发。 签证手续的简化、进出口关税的优惠、出入关手 续办理简 易等都可对边境旅游起到促进作用。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方便游客 集散:游客的心 理感知距 离影响其跨境旅游决策的做出及其对跨境 旅游的质 量评价。便捷的交通、快捷的出入境办理都可缩短其心 理感知距 离,延长游客在景区的逗留时间,提高旅游产品的性价比。航空路线和航班的增加、海陆空交通的网络建设,可加快游 客在景区 的周转速度,缩短其心理感知距离。中国与越 南、老挝等国 之间可通过加强广西、云南的陆路联系,建设高级别公路,方便双方游客出入境。

丰富旅游产品形式,扩大游客 选择空间:跨境旅游 的旅游产品需要在成熟线路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从数量到质量应有所创新。由于跨境旅游充满新意,所以跨境旅游最易产生创意产品。跨境旅游产品要体现一国的特色,而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多元的,因此旅游产品尤其是旅游线路的设计应充分体现各旅游地的文化特色。如我国旅 行社在对 内宣传时,印度的宗 教文化、医疗旅游,泰国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都应 在旅游产 品的设计中有所凸显。跨境旅游产品也应区分不同的档次,针对不同消费层次的游客设计不同的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

加强边境口岸与地缘通道建设:中国周边的边境口岸大小达50余个。其中,中国与东北亚毗邻的国家共有边境口岸27个;中国与南亚毗邻的国家共有边境口岸6个;中国西南 与东南亚毗邻的云南、广西两省共有国家一类陆路口岸12个;中国对中亚国家开设的边境口 岸几乎都 在新疆境 内,共10个。众多的边境口岸为边境旅游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边境口岸将边境旅游与内地旅游相连接,可丰富旅游线 路的内容,增加其附加值。边境口岸应在为经贸服务的同时,针对跨境旅游出台相应的便利措施。边境旅游正在兴起并在将来成为一种趋势, 边境口岸与地缘通 道建设为 快速实现 跨境旅游 提供了支 持。 边境口岸在一国的边缘地区,经济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尤其是旅游业对基础设施的要求更高,需要我们在放开边境口岸通关要求的同时改善基础接待设施,进一步完善边境口岸和地缘通道建设[18,19]。

5结语

跨境旅游的基础是国家 间的睦邻 友好。中国拥有 数量众多的陆地邻国,国家间外交关系的稳定友好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政治安全的需要。跨境旅游使各国的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得以进一步 相互认识 和理解,对国家间 的交往是 一种推动。中国的陆地邻国既是邻居又是市场,地理上的相互毗邻对跨境旅游合作是一种区位优势,通过双方的 共同努力,在政策方面进行倾斜,就可让旅游起到“四两拨千 斤”的作用。总之, 未来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境旅游合作受中国与周边国家 的地缘利益、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等地缘因素的影 响,在可预见 的未来,其发展潜力很大,并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 地缘经济 关系发展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

摘要：跨境旅游合作是国际合作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国家间交流合作的一种重要途径。2000年以来,我国的入境客源市场增长势头强劲,出境旅游的规模也日渐扩大。中国与邻国的跨境旅游合作不断深入发展,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强劲发展势头。探讨了跨境旅游的内涵并利用相关网站数据加以分析,对中国与中国周边国家的跨境旅游的空间特征和发展现状进行了评述,分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跨境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对未来态势进行了趋势预测,并提出发展建议。

中华饮食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篇5

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甚至没有华人的地方，都能够见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那么，中国的烹饪原料、烹饪技法、传统食品、食风食俗等等，又是怎样传播到世界各地去的呢﹖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开始了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据《史记》、《汉书》等记载，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就通过丝绸之路同中亚各国开展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活动。张骞等人除了从西域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我国传统烧烤技术中有一种啖炙法，也很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西亚，最终在当地形成了人们喜欢吃的烤羊肉串。比西北丝绸之路还要早一些的西南丝绸之路，北起西南重镇成都，途经云南到达中南半岛缅甸和印度。这条丝绸之路在汉代同样发挥着对外传播饮食文化的作用。例如，东汉建武年间，汉光武帝刘秀派伏波将军马援南征，到达交趾(今越南)一带。当时，大批的汉朝官兵在交趾等地筑城居住，将中国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吃粽子等食俗带到了交趾等地。所以，至今越南和东南亚各国仍然保留着吃粽子的习俗。此外，我国的饮食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也很大，这种情况大概始于秦代。据《汉书》等记载，秦代时“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这么多的中国居民来到朝鲜，自然会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带到朝鲜。汉代的时候，中国人卫满曾一度在朝鲜称王，此时中国的饮食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最深。朝鲜习惯使用筷子吃饭，朝鲜人使用的烹饪原料、朝鲜人在饭菜的搭配上，都明显地带有中国的特色。甚至在烹饪理论上，朝鲜也讲究中国的“五味”、“五色”等说法。受中国饮食文化影响更大的国家是日本。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带去了大量的中国食品，如干薄饼、干蒸饼、胡饼等糕点，还有制造这些糕点的工具和技术。日本人称这些中国点心为果子，并依样仿造。当时在日本市场上能够买到的唐果子就有20多种。鉴真东渡还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带到了日本，日本人吃饭时使用筷子就是受中国的影响。唐代时，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还几乎把中国的全套岁时食俗带回了本国，如元旦饮屠苏酒，正月初七吃七种菜，三月上巳摆曲水宴，五月初五饮菖蒲酒，九月初九饮菊花酒等等。其中，端午节的粽子在引入日本后，日本人又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作了一些改进，并发展出若干品种，如道喜粽、饴粽、葛粽、朝比奈粽等等。唐代时，日本还从中国传入了面条、馒头、饺子、馄饨和制酱法等等。中国菜对日本菜的影响很大。17世纪中叶，清代中国僧人黄檗宗将素食菜肴带到日本，被日本人称之为“普茶料理”。后来又有一种中国民间的荤素菜肴传到日本，称为“卓袱料理”。“卓袱料理”对日本的餐饮业影响很大，它的代表菜如“胡麻豆腐”、“松肉汤”等，至今还列在日本一些餐馆的菜谱上。日本人调味时经常使用的酱油、醋、豆豉、红曲以及日本人经常食用的豆腐、酸饭团、梅干、清酒等等，都来源于中国。饶有趣味的是，日本人称豆酱为唐酱，蚕豆为唐豇，辣椒为唐辛子，萝卜为唐物，花生为南京豆，豆腐皮为汤皮等等。为了纪念传播中国饮食文化的日本人，日本还将一些引进的中国食品以传播者的名字命名。如明朝万历年间，日本僧人泽庵学习中国烹饪，用萝卜拌上盐和米糠进行腌渍，日本人便将其称之为泽庵渍。清朝顺治年间，另一位日本僧人隐元从中国传入菜豆，日本人便称之为隐元豆。除了西北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之外，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它扩大了中国饮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泰国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加上和我国便利的陆上交通，因此两国交往甚多。泰国人自唐代以来便和中国的汉族交往频繁，公元9～10世纪，我国广东、福建、云南等地的居民大批移居东南亚，其中很多人在泰国定居，中国的饮食文化对当地的影响很大，以致于泰国人的米食、挂面、豆豉、干肉、腊肠、腌鱼以及就餐用的羹匙等等，都和中国内地的有许多共同之处。在中国的陶瓷传入泰国之前，当地人多以植物叶子作为餐具。随着中国瓷器的传入，当地人有了精美实用的餐饮器具，这使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大为改观。同时，中国移民还把制糖、制茶、豆制品加工等生产技术带到了泰国，促进了当地食品业的发展。中国饮食文化对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影响也很大，其中以缅甸较为突出。公元14世纪初，元朝军队深入缅甸，驻防达20年之久。同时，许多中国商人也旅居缅甸，给当地人的饮食生活带来很大的变革。由于这些中国商人多来自福建，所以缅语中与饮食文化有关的名词，不少是用福建方言来拼写的，像筷子、豆腐、荔枝、油炸桧油条等等。距离中国稍远的几个东南亚岛国，像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受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也不小。菲律宾人从中国引进了白菜、菠菜、芹菜、莴苣、大辣椒、花生、大豆、梨、柿、柑桔、石榴、水蜜桃、香蕉、柠檬等蔬菜和水果，菲律宾人还爱吃中国的饭菜，如馄饨、米线、春饼、叉烧包、杂碎、烤乳猪等，日常饮食则离不开米粉、面干、豆干、豆豉等，使用的炊具也是中国式的尖底锅和小煎平锅。菲律宾人特别爱吃粽子，他们不但端午节吃，圣诞节也吃，平时还把粽子当成风味小吃。菲律宾的粽子，造型依照中国古制，呈长条形，而味道则很像浙江嘉兴的粽子。马来西亚在饮食文化上也受到中国的影响。据考证，马来人的祖先主要是来自我国云南一带种植水稻的民族，马来人的某些食俗同这些先民大有关系。例如，马来人的大米从种植到收获，都有类似中国古代的祭祀活动和礼仪。马来菜的烹制方法和中国菜相似。马来语中称作“塔夫”的中国豆腐，在当地十分受人喜爱，有些地方还把豆腐的色、香、味揉和在本土传统的咖喱菜中。中国的饮食文化对印度尼西亚的影响历史悠久。历代来到印度尼西亚的中国移民，向当地人提供了酿酒、制茶、制糖、榨油、水田养鱼等技术，并把中国的大豆、扁豆、绿豆、花生、豆腐、豆芽、酱油、粉丝、米粉、面条等引入印度尼西亚，极大地丰富了当地人的饮食生活。茶作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最大。各国语言中的“茶”和“茶叶”这两个词的发音，都是从汉语演变而来的。中国的茶改变了许多外国人的饮食习俗，例如，英国人由于中国的茶而养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而日本人则由于中国的茶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道”。来源：星辰在线

周边国家 篇6

关键词： 领海争端；资源争夺；政治需要

一、我国与周边国家领海争端的现状

根据国际法的相关规定，我国所属的海洋区域面积大约为300万平方公里。主要分为黄海、东海和南海三大海域，但在这三大海域我国都与相关国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领海争端。下面分别以黄海、东海和南海三大海域的领海争端作简要介绍。

1、黄海是太平洋西部的一个边缘海，位于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之间。黄海平均水深44米，海底平缓，为东亚大陆架的一部分。在此海域，主要存在的争端有我国与韩国的大陆架分界争端，两国的争端主要集中在苏岩礁上，韩国想通过以礁为岛的做法，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坚持以中心线法划分中韩间相邻的大陆架。但它在处理与日本的海底底土时主张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而在处理与我国的海底底土问题时就“忘记”了这一原则。韩国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我国大陆边缘自然延伸的大陆架延伸到距朝鲜半岛较近的地方，以大陆自然延伸原则划分大陆架对其不利。如果这样，韩国的大陆架与我国200海里海洋权益发生交叉，甚至会深及到我国的内海。此外，我国与朝鲜也存在着专属经济区（朝鲜称经济水域）的划分上也存在较大的分歧，朝鲜在1977年声称其经济水域不能划至200海里的海域划至海洋的半分线，即中间线，对此我国是不能接受的。

2、东海，亦称东中国海、中国东海，是指长江出海口以南、中国大陆以东的大片海域，为太平洋西部的陆缘海之一。总面积约77万平方公里，它是中、日、韩三国陆地领土环绕的一个半封闭的海域。东海南接台湾海峡，北临黄海以长江口北侧与韩国济州岛的连线为界，东临太平洋，以日本九州和琉球群岛为界。在东海海域最主要的领海争端当属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主权之争。钓鱼岛位于中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92海里，是台湾省的附属岛屿。1879年被日本强占，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当时的清政府将钓鱼岛与台湾岛一起割让给日本，二战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明确表示日本将侵占中国的一系列岛屿主权规划给中国，但1951年9月8日，日本却同美国签订了片面的《旧金山和约》，将钓鱼诸岛连同日本冲绳交由美国托管。我国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这些岛屿也被划入"归还区域"，交给日本。由于美国从中作梗导致钓鱼岛一直未归还给中国，而近年来的日本实施的钓鱼岛国有化运动更加加剧了钓鱼岛争端，使东海的争端局势愈演愈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争端就是中日之间的冲之鸟礁权益之争。冲之鸟礁据东京以南1740公里。冲之鸟礁的高约1米，由直径仅为数米的两块岩石组成，其周围专属经济区面积约为40万平方公里，因此我国认为冲之鸟礁不是岛而是礁石。

3、南海，南海是一个位于东南亚，被中国大陆、台湾本岛、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及中南半岛所环绕的陆缘海，为西太平洋的一部分。中国汉代、南北朝时称其为涨海、沸海，清代以后逐渐改称南海，并延续至今。近代亦有人从国际上通用的英语名称“South China Sea”译得南中国海。南海海域面积有350万平方公里，其中有超过200个无人居住的岛屿和岩礁，这些岛礁被合称为南海诸岛。南海不仅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渔业资源和油气资源，而且是我国海上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被周边国家觊觎。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目前南沙问题十分复杂，已经形成“六国七方”介入、“四国五方”军事占领的武装割据格局。除我国占据8个岛礁（含台湾省占据1个）之外，目前已有42个岛礁被侵占，其中越南29个，菲律宾8个，马来西亚5个，文莱、印度尼西亚也对部分岛屿和海域提出了主权要求。周边国家在强化对已占岛礁及海域实施军事管控的同时，又加紧了“主权”宣示和资源的开发与掠夺。美、日及印度等区外大国积极介入南海事务，强化军事存在，使南沙群岛问题国际化趋势进一步明显。

二、对我国与周边国家领海争端的原因分析

1、争议区域油气资源储量有限。南海油气资源潜在储量有限，目前，在我国南海大部分已证明的油气资源储量都分布在无主权争议的近岸海域，这片地区是目前南海油气资源开采的保障；而当下的领海争端主要发生在有争议的近岸海域；这些地区大多没有存在能源储量的确实证据。领海争端阻碍了进一步对这些区域资源的储量的勘探，因此很难得到其资源储量的准确数据。亚洲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利用较为专业的手段对该区域的油气资源潜在存量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该区域的资源储量相比于中东的资源储量和日趋增长的能源需求，在解决中国能源安全中的作用有限。另外，该海域的天然气储量远高于石油储量，这与我国当下以石油、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也并不符合。

2、渔业资源价值有限。与能源一样，有关上述地区渔业储量的数据也不可靠，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渔业资源，南海提供了世界上10%的鱼量消耗，这不仅是一个价值百亿元的巨大产业，也为当地提供了大量就业。不过把它作为东海、南海冲突的主要因素则言过其实了，因为渔业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不能和冲突的规模相提并论。

3、东海争议民族问题大于资源价值。与南海类似，由于缺乏充分的勘探，东海的油气资源储量同样不明。但与南海不同，由于无需长距离的后勤补给，使得我国对该海域的开发利用更为便捷。从日本的角度分析，对该海域的开发则受到长距离后勤问题的制约，而很难再短期内实现。但需强调，无论从能源潜力还是外交关系来讲，南海和东海问题都不能等同而论。南海问题更多反映出的是中国对海运安全、更远海域控制以及自然资源潜力的关注。相反，东海问题则由于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而很难被我国政府忽视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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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运输线价值重于资源价值。油气资源需求的不断上升，导致亚洲越来越依赖于中东的石油和相关的区域海运航线。我国作为能源需求大国，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进一步深化转变，未来我国对油气资源的需求也将远远超过相关海域储量最乐观的估计。而且我国未来的能源输入大多会经过海上运输供给。这意味着，对上述海域的开发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我国对能源进口的依赖，上述海域能源的开发对我国能源安全的贡献则微乎其微。因此，我国的能源安全并不取决于对这些海域的资源储备，而在于经过这些海域的能源运输线。由此可见，相关各国在领海问题上的不妥协，其实是相对有限的资源储量和强大的政治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

5、其他因素在冲突中的作用。总的来说，自然资源在区域冲突中的作用被夸大了。比如，我国不可能只为巩固在东海的开采权，就冒险与日本发生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冲突。早在1988年和1995年间，南海冲突达到顶峰，而这时我国还是能源输出国。所以能源争端本身不可能直接导致类似冲突的发生，它仅是导致冲突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观而知，我国决策层的主要战略目标是通过各种国家手段来建立对领海的司法控制。其动机来自于持续的领海威胁感、缓和并满足国内民族主义的需求、政治合法性的考量，最后才是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随着我国领海争端受到越来越多的公共关注，资源问题、民族主义问题和政权合法性问题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同时，其它一些因素也影响着我国政府的决策层，比如区域关系、中美关系、公共外交、培育和维持和平发展的形象，以及抑制冲突来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空间。总之，争端的发生在于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在诸种因素中，我国的政治需求是根源性的因素，因为其他任何因素都会导致我国政治需求的进一步上升。

由目前我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外交措施可以洞悉我国正在试图营造某种低强度的区域紧张感来建立在该区域的势力，抑制对手、获得最大利益并确保冲突不会恶化而损害与领国的关系。最近东海冲突的升级正好印证了这种概念。在日本对钓鱼岛实施国有之后，我国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并建立起不断强化的底线来巩固我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力。类似过程中，资源问题在我国领海争端中一般发挥两种作用：一是通过捕鱼等资源权力作为民族主义展现的主要媒介；二是以资源的名义来显示对争议海域的司法权。

三、政治合法性问题是我国与周边国家领海争端的焦点

能源和渔业问题激发了民族主义，并在国内民族主义者的宣传下不断扩大。我国媒体揭示了这种激烈的情绪：渔业争端常出现在报纸头条，言语的尖刻程度令人震惊，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从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角度看，我国政府对这种情绪很敏感，并意识到其中蕴含着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因此，领海冲突一旦处理不当，便将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反之，如果处理得当，则会缓解国内的不满情绪。

公众的认知对政府管理民族主义至关重要，而这些认知支配了有关资源争端的辩论。在东亚和东南亚，渔民被当作一种国家象征，当他们被迫放弃原有渔场或遭到扣押时，便会导致国内的不满情绪。相比于石油公司，渔民在这些海域的活动更频繁，且更注重眼前利益，这就使得这些海域显得极其拥挤，冲突也自然相对集中。

关于能源，我国的立场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比如：我国将遭遇不可避免的能源冲突、我国海域航线的易受攻击性、马六甲困境、对国际市场和经济组织的不信任以及美国恶意意图的假设等。这些不信任又受到注入西方势力，尤其是美国和中东国家对石油供应的垄断因素的强化。最终，片面的对于能源安全威胁的认识加剧了争端的资源维度。

除了与民族主义政治的关系，资源问题可以作为建立海洋司法权案例的工具。在争议海域，一旦出现我国渔民或者执法力量执法，那就可以证明我国对该海域的司法控制权早已存在。此外，石油封锁和勘探也具有相似的目的。其实，这些行为所关注的并不是争议海域拥有的资源储备，主要是要强化中国对这些地区的实际控制权。比如最近中国对越南中南部海岸的封锁，其政治价值就远大于能源开发潜力。只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渔业或油气资源的争夺，才让人们误以为资源争夺是成为中国东部、南部沿海争端的主因。

四、我国与周边国家领海争端趋势的思考

我国周边的领海争端值得我国政策制定者长期关注，因为这些矛盾会增加围绕资源问题的政治压力，并最终导致冲突的恶化。

1、资源勘探难以缓和领海冲突。与前面相似，即使勘探显示争议海域不存在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不可能缓和关于海洋管制权的争端。比如，西沙群岛的自然资源储量很少，但她依旧是争端的焦点，况且大规模对争议海域的勘探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人们对该海域拥有大量自然资源储量的认知不会改变，我国政府也正利用这一点作为公共理由来实现对这些海域的实际控制。此外，其它一些非传统的能源的开发利用也对缓解争端起不了太大作用。

2、区域航线的重要性值得关注。随着亚洲国家对于能源进口和贸易依赖程度的增加，海运航线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这就意味着更多的船只、更频繁的接触、更多的国家利益出现在这些航线上，也强化了我国对这些航线不安全感的担忧。我国持续增加的海军实力以及对这些航线的依赖更是对越南和菲律宾等过造成了威胁，因为这些国家的海洋贸易都集中在这些海域。这也使得美国需要重新审视中国航线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发生冲突的风险。

3、联合开发的前景暗淡。考虑到争端的根源不是资源，因此不太可能通过资源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因为我国为了实现对海域实际控制权的目标，会采取保持连续低强度的紧张感战略，所以不太愿意对该海域进行联合开发和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我国政府因为试图与日本进行开发合作遭到国内的批评，因此，由于各国最关注的是对相关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这就使得通过联合开发很难从总体上缓和区域争端。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下，通过联合开发来分离领海争端与海洋管辖权的联系是积极困难的。

综上所述，我国与周边国家的领海争端根源于我国政府的政治需要。解决我国与周边国家领海争端必须要在建立起我国在争端海域内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上，综合资源、渔业、运输线以及国际国内的大环境来制定一个行之有效的政策网络，进而维护和保障我国的海洋权益。

参考文献：

[1]郑一省. 东盟国家间领土边界争端的成因及影响[J].东南亚研究，2005：29-35.

[2]李向阳.中国崛起过程中解决边海问题的出路[J] .现代国际关系，2012：17-18.

周边国家 篇7

一、我国古代武举制度的发展

1. 武举制度在唐代的发展。

唐代是我国封建王朝发展的一个顶峰时期，是以武强国的一个典型，创设了武举制度。唐代武举考试主要分为中央政府组织的省试和地方政府组织的考试，每年进行一次，考试内容范围较广，主要是对学识的考核和武艺的考察。在《唐六典》之《尚书兵部》对唐代武举制度的记载，凡是参加武举考试的人员，必须要精于平射、才艺、谋略等。武举考试有射长垛、骑射、马枪、歩射、材貌、言谈举止、举重等七项内容。唐代武举制度的创设，通过武举选拔军事人才，使考试的内容统一起来，一定程度上对于当时人们的练武价值取向进行了统一，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优秀军事人才，其中郭子仪就是武举典范。熟读兵书的郭子仪在武举考试中中第，随后在安史之乱中展现其军事才能，平定叛乱，收复洛阳、长安等地，屡建奇功。唐代武举制度的创设，打破秦汉以后，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思想及制度束缚，为习武者打开一条报效国家、通过自己努力晋升的正常途径，提高了武术在社会中的地位，是历史的一个进步。

2. 宋代武举制度的发展。

赵匡胤在建立宋朝以后，吸取唐代藩镇割据教训，采取修文偃武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特别是将兵书列为禁书，禁止人们练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武术的发展。虽历经与辽国的数次战败，却依然坚守外患事小、内忧可惧的观点，未能放松对武术的限制。直到宋仁宗清理三年，为弥补国家军事人才严重不足窘况，下诏设立武学用于军事人才的培养，但是武举制度的创设仍然遭受守旧势力的阻挠，他们以古代名将“岂尝专学孙吴”为理由，认为设立武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武举制度随后又遭废弃。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相，进行富国强兵的变法运动，武举制度的设立又被提上日程。元丰元年十月，宋神宗下诏在东京进行武术比赛，参加人员根据比赛成绩分为上中下三个等次。为了适应武举制度考试和教学需要，宋神宗任命国子监司业朱服等人对《司马兵法》、《孙子》、《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李靖问对》等兵书进行重新校对，校订后的七部兵书统称为《武经七书》，是当时武术考试和军事教学的主要内容。

3. 明代武举制度的发展。

在蒙古族人建立元朝以后，实施十分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特别是为了维护国家政权稳定，严格限定汉族等其他民族练习武术，更不得拥有武器，在其统治中国的九十七年时间里，国家没有创设武举。直到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朱元璋才设立文武二科进行人才选拔。但是由于生性爱猜忌，为了加强统治，朱元璋同时采取杀戮武将的政策，武举的创设更是不可能。直到洪武二十年，在礼部请示下，才开始设立武学，重设武举。明代武举考试科目主要有策问、歩射、骑射等考试内容，而且还坚持了理论实践相结合的考察原则，武举每六年举行一次，先是策问，然后才是弓马骑射等，而且策问不中者是不允许参加后面考试的，到了弘治十七年，武举考试改为三年举行一次，正德十四年，武举考试第一场考试改为骑射。在明朝中后期，内忧外患统治之下的明朝政府为了加大军事人才选拔，特开了奇谋异勇科，兴建了武学，促使武举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明代武举制度的创设，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优秀军事人才，对于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发展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秩序稳定和国家政权巩固中，大量优秀军事人才走向抗倭斗争和与农民起义军作战中，并将斗争经验编写成书，《纪效新书》、《练兵实记》等优秀军事著作因此而产生，促使我国古代武学进一步发展。

4. 清朝武举制度的发展。

满清入关以后，民族矛盾激化，导致各地起义连绵不断。此时，出于稳固政权的需要，清政府对于明朝遗留下来的武艺高强之人极尽拉拢，沿袭前朝武举制度，并按照文举考试程序，分为武童试、武乡试、武会试、武殿试四个层次，考中之人，分别被称之为是武生、武举人、武进士等称号。武童试、武乡试、武会试基本上都是三年举行一次，武殿试是在武会试之后的十月份举行。清朝的武举考试和明朝基本一致，主要分为内场考试和外场考试两个部分。在清朝，武举考试要求参考者不仅要技艺超群，而且还要具备基本的军事理论素养，在内场考试中主要考《武经七书》等基本军事理论知识，如果在内场策问考试中没有达到基本要求不允许再参加外场技艺考试。清朝对军事人才文化素养的高度重视，培养出诸如马会伯等军事将领。清朝武举制度无论是从制度还是从内容方面来看，都已经十分完善。但是随着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的传入，武举考试在内容方面的僵化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战备需要，加速武举制度的逐渐衰落，直至走向消亡。

二、我国武举制度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在东亚文化圈中，我国不仅儒家文化对于周边国家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在武举制度方面同样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影响，主要体现在朝鲜，包括韩国，以及越南等国家的武举制度的创设方面。

1. 我国武举制度对朝鲜的影响。

朝鲜武举制度，无论是从应试资格还是从考试程序，乃至考试内容方面，都深受我国影响。第一，朝鲜武举应试资格。高丽朝在恭让王二年对应试资格作出严格限定，虽然后来王朝对此进行了多次解释和说明，但总体是遵循了以上规定。在朝鲜李氏王朝实施武举制度以后，强调了工商经营者、杂役、贱口以及不孝之人是不得参加武举考试的，由此可见，朝鲜武举考试具有较为强烈的门第区分，能否参加武举考试成为一个人的身份象征，这和宋代的“应武举人, 不拘食禄子孙并已仕未仕人等”要求有相通之处。朝鲜《经国大典》对武举应试基本原则作出规定：第一，不允许寄贯参加考试，这和我国武举中的在原籍地参加考试规定一致；第二，在职官员不允许参加考试；第三，参加考试要遵循严格的避嫌制度；第四，父子不允许在同一个考场参加考试。前三条规定基本上是借鉴了我国宋明时期的武举制度规定，只是第四条规定确是朝鲜独创的。第二，朝鲜武举考试程序。朝鲜武举考试程序主要分为武乡试、武会试、武殿试三个级别，这与宋代的比试、解试、省试、殿试以及清代的武童试、武乡试、武会试、武殿试相比缺少了比试和武童试这一项。一般情况下，武乡试是在第一年秋天举行，主要是由各道的兵马节度使主持的，设置监试官一人，主考官四人，各个地方都有一定的考试名额进行分配。朝鲜武会试是在第二年春天三月在汉阳举行，由兵曹主持，司宪府和司谏院各派出一名监试官，二品以上主考官四人，从武乡试中选取二十八人作为武殿试考试人员。武殿试基本是在四月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第三，武举考试内容。朝鲜武举考试内容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考击球、骑枪、马射、歩射等基本军事技能，第二类是考讲书等军事理论，这和我国明清时代的武举内外场考试内容基本一致，只是在考军事技能方面，多了一项击球。在军事技能考试方面，一开始是只考《武经七书》，后来发展到不仅考《武经七书》，还要考四书五经等方面的内容，再后来还加上对其他军事著作的考查。这和明朝只考武经七书以及清朝只需要默写《武经七书》相比，更注重对武学理论的考查，而且讲书主要是采用当面陈述考查方式，和武举考试的笔试相比，难度更大。

2. 我国武举制度对越南的影响。

越南黎朝武举制度发展较为完善。黎朝武举制度也基本是仿效我国古代武举制度，只是根据越南实际情况，在某些方面进行相应变革。第一，越南武举应试资格。黎朝武举制度中，对于应试资格作了十分严格限定，规定带兵出身的武官以及三场考试并中的官员子孙，也就是弁生合式、所举三场连中的学生等员等人都可以参加武举考试。虽然在黎朝中没有规定文举者不得参加武举考试，武举者不得参加文举考试的规定，但是和当时的文武交叉考试有很大关系，许多人在参加文乡试后还参加了武举考试并考中。第二，越南武举考试程序。越南黎朝武举考试主要是沿用了北方郑氏政权惯例，主要分为武乡试即所举以及武会试，即博举两个级别考试，而且仿照中国武举制度，定为三年一开科，分别在子、午、卯、酉年在本镇举行武乡试，在辰、戌、丑、未在都城举行博举考试。由此可见，越南黎朝考试级别和考试时间上基本和中国一致，只是在具体考试名称和基本方面有所不同。第三，越南武举考试内容。越南武举考试制度的所举、博举考试内容和我国武举考试内容基本一致，虽然在策问方略中加作一首唐律诗，但是其所考的《武经七书》，即《黄石公》、《太公六韬三略》、《尉缭子》、《孙子》、《司马兵法》、《吴子》、《李卫公问答》，根据越南史书记载和解释，就是我国古代《武经七书》，这和我国宋代以来的策问考试内容基本一致。

摘要：文章对我国古代武举制度在唐代、宋代、明代、清代四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历史进行了阐述, 我国武举制度对周边国家, 特别是朝鲜、越南等国家的应试资格、考试程序、考试内容等方面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

关键词：武举制度,儒家文化,《武经七书》

参考文献

[1]陈文.黎朝时期的武学和武试[J].东南亚, 2005 (3) .

[2]马明达.清代的武举制度[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 , 1999 (4) .

[3]许有根.武举制度史略[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7.

周边国家 篇8

一、新疆跨境人民币业务的进展历程与发展现状

2010年6月, 包括新疆在内的18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被纳入第二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 业务内容包括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2010年10月, 新疆成为国内首个开展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的省区。2011年8月, 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发布了《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的通知》, 新疆企业开展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地域范围扩大到了境外所有国家和地区。新疆跨境人民币业务开办以来, 业务规模和服务区域不断扩大, 推动了新疆与周边国家在资源、能源开发方面的战略合作和经贸往来。

(一) 经常项目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

自试点开始至2013年6月末, 辖区经常项目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结算额为778.5亿元, 其中货物贸易出口实收人民币68.84亿元, 货物贸易进口实付人民币652.67亿元, 服务贸易及其它经常项目结算56.98亿元。转口贸易方面, 从试点开始至2013年6月末, 辖区转口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为37.07亿元, 其中收入19.90亿元, 支出17.17亿元, 净收入2.74亿元。

(二) 资本项目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

自试点开始至2013年6月末, 新疆资本项下跨境人民币实收实付金额为93.11亿元, 其中直接投资项下67.15亿元, 其他投资项下25.96亿元, 贸易融资共19.33亿元。

(三) 人民币购售业务

从试点开始至2013年6月末, 境内代理银行共办理人民币购售业务117笔, 购售币种涉及美元、欧元和日元, 购售金额合计为36.67亿元人民币, 其中办理买入业务18笔, 折合人民币7.74亿元, 售出业务99笔, 金额为28.93亿元, 净售出人民币21.19亿元。

(四) 境外银行和机构开立人民币账户情况

截止2013年6月末, 辖区共有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等7个国家的境外银行在昆仑银行等新疆境内6家商业银行开立了37个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 共有新加坡、香港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招商银行、昆仑银行等新疆辖区7家商业银行开立39个非居民机构人民币账户。

二、新疆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存在的制约因素

(一) 新疆本地区金融市场还不发达, 人民币在周边市场上的认可度低

中亚五国是新疆的主要贸易伙伴, 目前与中亚五国的贸易结算仍以美元为主。引入人民币作为新的结算货币, 境内企业固然可以避免汇率风险, 但中亚国家的企业却将产生汇兑风险。由于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 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也未完成, 境外人民币的使用渠道有限, 只能用来支付进口商品和服务。中亚各国的企业、个人持有人民币也不能够像持有欧元、美元那样, 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利用各种投资避险工具进行保值增值。这就意味着人民币缺乏足够的流动性, 境外银行大量经营人民币业务会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因此, 总体上境外贸易伙伴对人民币的持有意愿不强, 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认可程度也不高。

(二) 新疆本地外贸企业缺乏结算货币选择权

目前新疆的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中, 占绝对比重的一项业务是石油进口。中方企业主要进口国为哈萨克斯坦, 在结算时往往采取以下方式:我方进口商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 支付进口石油款项时, 先将人民币货款付给这家公司, 然后该公司在香港购汇, 再用外汇支付给哈国的供应商。中方进口企业之所以采用这一方式, 主要是在香港购汇价格低于在新疆本地购汇, 两地之间存在汇差, 因此企业可以通过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获取收益。这也是为什么与新疆发生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国家和地区超过30个, 但香港地区结算量却占到了90%以上的原因。这种贸易模式实际上并没有将人民币支付出去, 最终用于支付境外货款的依然是美元。而我方企业无法直接用人民币进行进口支付的原因, 主要在于贸易结构问题。在从中亚等国的进口商品中, 能源、资源性产品占绝对比重, 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存在刚性;而经新疆出口到中亚国家的产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低附加值的轻工产品为主, 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差异化程度不高, 缺乏国际竞争力。这种贸易结构使得外商在选择结算货币时处于主动地位, 而且传统上国际大宗商品一般均选用美元结算, 这一交易习惯不可能很快改变。因此短期内, 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拓展空间还受到很大制约。

(三) 相关管理制度和配套措施需进一步完善

从全国来看, 跨境人民币业务仍处在探索阶段, 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关于跨境人民币业务的保障性措施或办法, 很多具体业务都要摸索着进行。同时, 目前跨境企业进行跨境汇款的手续复杂而且费用较高,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流程需要进一步优化。具体到新疆的情况, 自治区政府于2011年上半年成立了跨境贸易与投资人民币结算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包括人民银行、商务、海关、财政、税务、银监、金融办、工商局等, 制定了《自治区跨境贸易与投资人民币结算工作领导小组工作机制》, 并下发了《关于做好我区跨境贸易与投资人民币结算工作的通知》。这些措施对推进新疆跨境人民币业务的顺利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但在具体的业务指导上, 人民银行目前只能以口头指导、座谈、培训等方式提供帮助, 而操作层面的技术性指导文件目前尚未出台。

(四) 对跨境人民币业务带来的各种风险有待进一步监测和评估

跨境人民币业务的顺利推进不仅取决于进出口企业的意愿, 也取决于境内外银行的参与程度。当与境外银行建立起合作关系后, 位于新疆的商业银行将负担更多的关联责任和信用风险。对于人民币的跨境流通, 倘若掌控不好, 则可能变为境外机构攫取人民币升值、套取利差收益的非法资金流通渠道, 并给监管工作带来挑战。此外, 在民间市场上, 对于人民币现钞跨境流动还缺乏有效监测手段, 新疆对私人携带人民币现钞进出境未实行强制申报制度, 因此对跨境人民币现钞的流通量无法准确掌握。在跨境人民币收付信息管理系统还不完善的情况下, 新疆商业银行将会面临一定的操作风险和监管风险, 有效、完备的内控和风险管理制度尚待建立。

(五) 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宣传推广有待持续深入

长期以来新疆内外贸企业一直以外汇作为进出口结算货币, 对于新的人民币结算方式, 部分企业由于对结算流程不熟悉, 担心会增加结算手续和延长结算时间, 仍持观望态度。企业缺乏使用本币计价结算的意识, 影响了人民币结算的发展。与此同时, 商业银行主动推广本币计价结算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和长期坚持。因此, 对跨境人民币业务的认识、接受还需要有一个过程, 相关的宣传推广力度还有待持续深入。

三、稳步推进新疆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 以石油进口的支付结算作为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的突破口

根据海关总署统计, 2011年我国共计进口原油2.53779亿吨, 同比增长6.05%。其中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原油1121.10万吨, 同比增长11.51%, 成为中国第九大石油来源国。由于当前全球的石油等能源金融市场交易几乎全部以美元定价, 在“石油—美元”的贸易结算机制下, 能源的所有权与定价权相分离, 石油供给者却不能成为定价者。因此, 对中亚等地区的石油输出国而言, 也希望摆脱美国货币汇率和货币政策从属者的地位, 以欧元、日元、人民币等多种货币进行石油贸易结算。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稳定较快增长, 已经成为全球投资的“安全港”。逐步走向国际化并且具有升值预期的人民币, 比美元更受欢迎。目前, 中国和俄罗斯石油贸易已经开始使用人民币结算, 其他有意愿与我国开展石油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国家除了俄罗斯之外, 还有巴西、苏丹等国。在这一背景下, 中国应当抓住当前的机遇, 下功夫把业务做大, 争取石油定价和交易货币的主动权。此外, 我国还可以借助上合组织的优势, 与中亚国家的贸易伙伴协商, 在能源、矿产、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交易中更多地以人民币计价, 在对外工程承包、劳务输出与国际援助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 提高人民币在双边贸易结算和计价中的比重, 保证人民币在中亚地区可持续增长的需求。

(二) 提升新疆在对外贸易中的竞争地位

充分利用国家对口援疆的战略机遇,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增强新疆一般贸易出口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推动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在保持和提高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竞争力、拓展传统出口产品新的增长空间的基础上, 提高技术含量及附加值较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所占的比重, 加大自主创新力度, 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 切实提高出口产业的集群竞争力, 从而增强出口贸易中结算货币的主动选择能力。推动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并促进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增长, 重点扶持商贸、会展、中介服务等行业, 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到国外建立研发中心和营销网络, 进而支持国内生产的发展, 同时加快发展为制造业服务的金融、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 加快形成服务出口人民币结算新的增长点。

(三) 积极拓展境外人民币结算代理行, 拓宽跨境人民币结算网络渠道

我国跨境人民币业务工作开办以来, 在广西、云南等地的边境贸易推行人民币结算相对进展比较顺利,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币在东盟国家属于流通货币, 可以自由买卖和兑换。而与新疆相邻的中亚各国, 人民币不属于流通货币, 要想尽快实现结算, 当地银行必须把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 同时, 人民币可以自由结汇, 这样才可以逐步扩大人民币在外贸领域的流通量。在中亚各国, 目前仅哈萨克斯坦有中国开设的银行, 其它国家还没有。增加中国金融机构在国外的配置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方面。同时, 增加国外货币自由兑换点也是关键, 这将加快人民币流向国际市场, 同时也解除了商家担心资金无法带回国内的顾虑。因此, 一方面要依托商业银行原有的本外币清算系统, 进行必要的内部系统改造, 建立起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体系;另一方面要积极拓展境外人民币结算的代理行, 形成覆盖重点区域的代理清算网络, 并与各代理行建立广泛的业务往来合作关系, 争取更多的境外同业开立清算账户, 进一步拓宽跨境人民币结算网络渠道范围。

(四) 商业银行要加大对目标客户的宣传与推介工作

新疆的商业银行应主动联系目标客户, 通过与人行、海关、税务、经贸委等相关政府部门联合举办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专题研讨会、培训会、银企推介会和政策宣讲会等多种形式, 及时了解客户需求;组织企业人员开展专题培训, 学习掌握人民币结算的技巧, 深度解读试点政策, 解答相关业务疑问, 提供境内外企业操作建议及进行配套产品设计服务方案宣传;介绍跨境人民币结算的最新政策和采用跨境人民币结算所能带来的便利流程、节省成本、规避风险等切实的好处, 甚至深入到贸易合同之中协助企业与境外进出口商进行合同谈判和条款设计, 使贸易双方对该项变更的风险控制方法和收益有明确认识, 帮助企业争取客户接受人民币计价结算工具, 切实提高企业采用人民币结算的积极性, 夯实客户基础, 从而扩大市场影响力并推动业务发展, 增加业务收入来源。其中, 尤其要做好对附加值较高的人民币贸易融资产品 (如信用证、进口代付、出口代收、支票托收等) 的宣传与推介。

(五) 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实际上给予了贸易项下人民币资金在内地和海外自由流动的通道, 为防止大额“热钱”进出和虚假贸易骗税, 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开展过程中, 要时刻注意对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相关业务操作、清算账户管理、资金清算等进行统一和规范, 以保障业务开展的合规性、合法性、安全性和完整性, 切实避免各类业务操作风险和监管风险;要强化境内外分支机构并表后的综合风险管理, 加强对跨境贸易结算的真实性以及与人民币收支一致性的审查, 确保人民币结算建立在真实贸易基础之上。同时, 应严格遵守金融监管机构关于反洗钱及反恐融资的有关政策和规定, 拒绝向与洗钱活动、恐怖活动有关的人士或机构提供任何服务, 并不断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加强资金头寸监控, 完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 确保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此外, 在与境外代理行建立授信关系以后, 新疆银行业将承担起更多的关联责任和信用违约风险, 相应的信用风险更应高度重视。

摘要：新疆跨境人民币业务开办以来, 业务规模和服务区域不断扩大, 推动了新疆与周边国家在资源、能源开发方面的战略合作和经贸往来。要以石油进口的支付结算作为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的突破口;提升新疆在对外贸易中的竞争地位;积极拓展境外人民币结算代理行, 拓宽跨境人民币结算网络渠道;商业银行要加大对目标客户的宣传与推介工作;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关键词：人民币业务,跨境贸易与投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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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之为, 安起雷.关于人民币跨境业务相关问题的调查——以广东省为例[J].中国发展观察, 2011 (1) .

[3]赵越.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运行机制的思考[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0 (2) .

[4]李明.新疆跨境贸易和投资人民币结算:现状、问题及对策[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 2011 (4) .

[5]张纯威.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演进历程与发展条件[J].南方金融, 2010 (10) .

周边国家 篇9

一、老挝金融业发展现状

老挝全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国土面积23.68万平方公里, 全国人口约600万, 多信奉佛教, 共有49个民族, 官方语言为老挝语, 货币为基普。老挝经济基础薄弱, 银行体系不健全。但老挝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老挝与五国接壤, 北部与中国云南接壤, 西北部与缅甸为邻, 西部、南部分别与泰国、柬埔寨交界, 东部与越南相接, 老挝被认为是这些国家往来的中心。丰沙里省是老挝北部的一个省份, 与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接壤, 全省共有7个县, 人口约40万。

老挝金融环境相对宽松,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 其外汇管制逐渐放宽, 为外国投资者营造了较好环境, 但老挝银行资产少, 经营方式单一, 尚未建立个人信用体系, 银行规模小, 银行惜贷, 贷款条件及利息较高。老挝政府鼓励使用本国货币基普 (KIP) 并规定基普为有条件兑换货币, 在市场上基普、美元和泰铢可相互兑换及使用, 目前, 人民币在中老边境地区可兑换使用。

老挝中央银行即老挝国家银行是老挝金融管理部门, 下设3个商业银行, 即老挝发展银行、老挝农业银行和老挝外贸银行和1个政策性银行, 即老挝政策银行。老挝政府鼓励外国金融机构到老挝设分支机构或成立合资企业。此外, 还有日本、泰国等国的保险公司进入老挝经营保险业务。丰沙里省约乌县有一家政策银行 (只办理贷款不办理存款业务) , 无合资银行及外资银行。自1997年以来, 老挝开通了世界上领先的特快汇款——西联汇款业务。

二、老挝金融信息化现状分析

金融信息化是国民经济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金融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既为金融业带来了机遇, 也带来了风险。近年来, 老挝银行在变革的促动下, 银行业信息化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总体情况仍较为落后。

(一) 省级银行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老挝发展银行基本实现电子化业务流程, 但一直未能实现全国联网, 直至2010年10月, 才实现全国联网。据了解, 老挝发展银行丰沙里省分行目前有21人, 但只有5台计算机。同时, 因开通互联网成本较高 (每年约2000元人民币左右) , 互联网普及率极低, 目前在丰沙里省只开通了两户。老挝省会城市特别是北部省会城市的银行信息化基础设施仍较为落后。

(二) 银行信息安全管理薄弱

据了解, 老挝发展银行省级银行通过一台交换机和一台路由器实现与总行的数据传输和交换。至今, 从总行到分行未制定和下发关于信息安全管理方面的规定和文件, 一般依靠ETL (老挝发展银行指定合作的电信公司) 实现业务的全国联网, 基本未采取任何安全保障措施, 信息安全管理工作比较薄弱。

(三) 金融信息化进程中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

各商业银行信息化发展参差不齐, 外资银行和各商业银行总行根据各自发展情况在省会城市设立分行, 其信息化建设完全依靠自身的建设和完善。在老挝丰沙里省, 2010年10月21日老挝外贸银行设立了分支机构, 同时布放了该省第一台ATM机, ATM机支持外贸银行卡及国际通用的VISA、万事达、JCB信用卡, 但并不支持老挝其他银行发行的银行卡。

三、老挝金融信息化水平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影响

(一) 由于受老挝金融信息化建设发展水平的限制, 人民币及其相关业务在老挝的普及和办理存在区域上的局限性

除老挝万象大型商场可使用中国银联、VISA、万事达、JBC等国际知名银行卡外, 省级城市还无法使用中国银联卡。人民币除在边境地区得到逐步普及外, 其他东部、南部城市接受人民币的程度仍然不高, 大部分老挝银行都没有开展人民币业务。

(二) 老挝金融信息化发展水平制约了国际贸易结算渠道的选择

老挝银行业目前还未开办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代缴费等业务, 未实现通存通兑业务。由于老挝银行业务单一, 信息化建设及联网通用水平低, 给贸易结算渠道的选择增加了难度。为有效解决边境贸易结算渠道问题, 2009年12月中国农业银行磨憨支行与老挝发展银行南塔省分行正式开通“边贸网银结算”, 网银结算业务的开通虽然对促进边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由于对方银行双重收取手续费、人民币头寸严重不足等问题的制约, 大部分边贸企业仍倾向于在中国境内银行开立人民币边贸结算账户及使用人民币现钞办理结算。截止2010年8月25日, 双方通过“边贸网银”共办理16笔境外汇入和3笔境内汇出人民币业务, 金额共计309万元, 由于资金头寸不足, 远远无法满足实际边贸人民币结算需求,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民币有序地跨境流通和中老银行合作进程。

四、推进中老金融信息化建设发展及促进金融合作的建议

由于人民币币值稳定, 并经受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 受到了周边国家边民和商家的青睐, 成为边民交易、支付、持有及边贸结算货币首选, 特别是在老挝北部地区已被广泛流通和使用, 人民币跨境流通已显现出区域化的雏形及不断扩展的态势。因此, 加快金融信息化发展速度, 加快推进人民币结算平台势在必行。

(一) 结合老挝政府寻求硬货币避险的需求, 大力推进人民

币走出去, 加快推进人民币结算和兑换, 提升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和通用性

近年来, 由于美元贬值, 特别是今年以来基普兑美元较年初时升值8%, 导致其主要出口产品如纺织品和矿产品遭受重大损失, 不少纺织企业倒闭, 财政支付能力锐减, 老挝政府不得不考虑寻求强硬货币避险。人民币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中表现坚挺, 让老挝政府看到了希望。同时, 中老两国山水相连, 经贸合作急需人民币结算或融资支持。为此, 应积极推行人民币走出去, 大力推进和实施人民币中老跨境结算和兑换, 可逐步批准金融机构到老挝设立分支机构, 借鉴富滇银行在老挝设立代表处, 在全国145家城市商业银行中率先走出国门的方式, 加强我国与东南亚国家跨境金融合作, 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充分发挥金融在支持、建设“桥头堡”战略中的重要助推作用。此外, 鉴于中老两国良好的关系和老挝刚开始起步发展的国情, 国内可适当考虑对老挝政府和中资企业在老重大项目提供更为优惠的商业贷款, 为大项目提供融资, 支持我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对老出口, 优化贸易结构, 加快人民币结算步伐, 提升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影响。

(二) 加强中老经贸合作机制的指导和协调作用, 规范中老边贸结算平台

随着人民币结算规模的扩大和境外人民币市场的逐渐形成, 亟须加强中老经贸合作机制的指导和协调作用, 规范中老边贸结算平台。一是进一步发挥中老经贸合作机制的作用。目前, 中老经贸合作机制主要有中老经贸联委会和云南与老北合作联委会, 并以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的形式具体负责两国经贸合作规划、指导和协调, 为两国经贸合作建立了有效的运行机制, 需进一步发挥这些合作机制的作用。二是加强中老中央银行间的合作。中国人民银行在这历史机遇可进一步加强与对方中央银行的合作, 规范跨境贸易结算收费, 借鉴中国农业银行开发的“网银边贸结算系统”, 采取在中国境内使用内网系统办理结算, 境外通过在互联网办理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方式, 也可由人民银行统一开发, 适时推动金融信息化建设企业走出去, 同时出台相关管理办法, 规范境外人民币结算平台, 进一步疏通和规范决算渠道, 从源头上杜绝安全隐患, 保障人民币结算平台的稳健运行。三是建议中国银联公司进一步推动中国银联在老挝的业务推广, 可采取当地货币消费、人民币扣账的货币计算方法, 为广大境外企业提供便捷和快速的人民币结算服务。

(三) 稳步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

一是大力引入人才。除完善信息化结算平台建设外, 应加大引入懂东盟贸易区国家语言的人才, 提高与东盟国家的沟通能力和合作能力, 从而提高国际合作水平。二是尽快解决人民币现钞跨境调运问题。三是逐步制定和完善云南省与东盟国家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管理办法及相应的实施细则, 细化操作规程, 积极稳妥地推进云南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 促进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

课题组组长:马咏洪

课题组副组长:孙翌

课题组成员:张永强徐文柱岩坎糯应云波玉罕迈

周边国家 篇10

在全球化和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 其内涵与时俱进, 得到了新的发展和充实。但在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关系和领海争端问题时,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外交关系的基本准则, 正面临新的挑战和难题。本文将结合当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研究状况, 对其发展历程和意义进行反思与分析, 并在这些思考和分析的基础上, 指出它的发展和创新, 及处理与周边国家安全关系和领海争端问题上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发展

1953年12月31日, 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 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1] (P63) 其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首先, 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与国家进行内部建设的需求联系在一起的。费正清与罗德里克•麦克法尔考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5-1965) 》中指出:“从1954年到1955年, 中国国内推行了一种有节制的缓慢的但却是稳定的发展计划。这也体现在它的对外政策上。和平共处成为其旗帜。”[2] (P302) 1954年, 毛泽东在谈到和平共处时也说“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3] (P186-187)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朝鲜战争刚刚结束, 中国国内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的发展是中国情势发展的需要。

20世纪50年代, 中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 此外, 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边界和领土纠纷, 周边许多国家对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不信任感。基于这些原因中国需要与周边新独立国家建立和平友好关系, 这对于增强当时中国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力量, 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打破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 “一边倒”外交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 促使中国领导人开始对对外政策进行调整。一方面使新中国的政权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孤立和封锁, 获得了苏联的财政和经济援助, 但另一方面它使中国对外交往的范围和领域受到压缩, 限制了中国执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理论基础和着眼点上是有很大区别的。“一边倒”是建立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而不是合作, 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与两个阵营之外的中间地带国家进行合作, 而且要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各国之间进行合作, 而不是对抗。[4] (P20)

二、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反思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根据历史及国内外环境提出的, 符合周边及亚非新独立国家的愿望和要求, 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另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国际法也具有重要贡献, 它概括了西方国际法的精华,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国际法体系的构建, 需要结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不同时期对五项原则的认识, 及执行中的许多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这些发展和反思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1.是否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一项长期的外交政策问题

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 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5] (P149) 但是和平共处不能只靠一方就能实现, 尽管我们表达了和平共处的愿望, 但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孤立以及对中国领土安全的侵犯, 我们不得不进行抗美援朝。

随着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和矛盾冲突的升级, 对于和平共处能否实现国内也表现出了相当的怀疑。在中苏论战中, 中方就认为和平共处政策是苏共领导的, 此后, 随着中国国内“左”倾错误的发展, 中国的外交也受到干扰, 某些言论和行动实际上已经违背了五项原则。20世纪60年代的“输出革命”给中国外交带来了严重的后果。70年代尼克松访华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 和平共处的思想才得到明显的发展。8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的加深, 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在处理对外的国家关系中影响越来越淡化。到了90年代, 冷战的结束, 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因素在国家关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淡化, 和平共处思想有了更便利的实施环境。[6] (P178) 由此可见,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展在中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否适应于处理中国同所有国家的关系问题

周恩来曾表示:“社会主义国家一贯主张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应该和平共处”。[7] (P24) 但二十世纪50年代, 我们在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问题时, 仍“主要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8] (P28)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们在思想上尚未超越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的异同来考虑、处理国际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中国调整了内外政策, 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 在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藩篱, 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坚持国家的核心利益和领土安全, 所以我们才有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以及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 中国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 没有根据意识形态站队。

3.新时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新与时俱进问题

中国与每一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签署重要文件, 都要求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重要的指导原则。”[10] (P310)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外交的一项原则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现已被许多国家接受, 成为处理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已走过60年的历程, 但它也处在不断调整和创新的过程之中。新时期我们赋予其新的内涵, 例如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提倡多边主义来应对全球挑战;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等。这也说明, 逐渐强大和自信的中国, 现在更加心平气和, 不再指望以革命和暴力方式改变不公正的世界政治秩序, 而是相信对话、合作、以及不诉诸武力渐进方式的改革更有效。[11] (P2)

21世纪以来, 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坚持和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 新时期处理对外关系时, 中国领导人不仅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认识超越了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藩篱, 而且用“一国两制”的思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是与时俱进的结果。

三、新时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新与挑战

“和谐世界”是胡锦涛主席2005年4月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上首次在国际场合提出, 同年12月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中, 用民主、和睦、公正、包容四个词概括其内涵, 而后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关于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上, “和谐世界是和谐社会的自然延伸。”[13] (PP56-58)

由中国首创并发展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为构建和谐社会争取外部世界格局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保障。伴随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和世界全球化进程,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直处于演进发展之中。从“和平共处”到“和谐世界”反映了中国对外战略和战略思维模式的转变, 这种转变也反映了我们从被动应对型到主动参与和进取方式的转变, 由过于理想主义的世界革命者到现实主义及超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的和谐世界新理念的转变。[14] (P47)

今天中国正由过去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革命者和挑战者向合作者和融入者转变。从这一点来看, 和谐世界理念应该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突破和创新, 反映了中国对外战略日趋完善和成熟。此外, 从国际法体系看, “和平共处国际法体系与《联合国宪章》精神是共通的, 同时与中国国内制度体系的许多精神也是相通的, 因此, 很有必要结合中国的世界观和国际法资源, 阐述一下和平共处国际法体系中的公道、共生、平等、团结等内涵”。[15] (P13)

新时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面临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体现了“以和为贵”的中华和谐文化传统, 而且也体现了“求同存异”的思想, 是我们外交的基本准则。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时表示, “新形势下,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不是过时了, 而是历久弥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不是淡化了, 而是历久弥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作用不是削弱了, 而是历久弥坚。”[16]和谐世界思想是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目标是坚持包容精神和文明的多样性, 推进环境保护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主权概念逐渐弱化, 内政范围向外延伸的背景下[17] (PP11-12) , 仍侧重于传统安全和双边合作的角度, 所以它面临着适用范围的挑战, 需要根据新的安全形势扩大其领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建立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结合、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结合的基础上, 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18] (P18)

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周边国家安全关系的构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国正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开展了与东南亚国家的睦邻友好外交, 解决了边界划分和双重国籍等问题。新时期对于中国处理与周边亚洲国家的关系仍具有积极意义, 如各国能认真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那么平等互利的睦邻友好关系才能真正建立, 才能实现亚洲地区的长期稳定和共同繁荣。中国倡导新安全观, 致力于与周边国家营造全面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地区环境, 在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亚洲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是对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传承和创新, 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的精髓和方向。[19] (P10)

冷战结束大国的战略调整, 尤其是美国的战略重心重新向亚太地区转移后导致亚洲安全格局的不确定。面对诸多影响亚洲地区安全和稳定的争端, 尤其是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 中国采取双边谈判的方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争端, 反对诉诸武力和南中海问题的国际化, 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来解决国际争端。正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 中国才能够跨越不同社会制度, 实现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共同发展, 实现了与周边国家彼此的多元共生。

当前亚洲地区的多个安全合作的框架机制, 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从双边的和平共处到多边主义的和谐世界的转变。这些框架机制包括如东盟地区论坛 (ARF) 、东盟与中日韩 (10+3) 合作机制、东盟与中国 (10+1) 合作机制、东北亚合作对话会、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 (SCO) , 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所体现的,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 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其理论渊源和基础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0] (P45)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提出就是为了解决与周边新兴民族国家之间的问题, 之后经过发展和成功检验后, 成为我国长期贯彻的一项基本外交政策。关于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上, 中共十八大报告对睦邻友好政策作出了新的阐述, 认为“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巩固睦邻友好, 深化互利合作, 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21]

我国坚持长期的睦邻友好的政策不变, 但面对当前南中国海的冲突和一些领土争端时, 我们也要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且在坚持维护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 贯彻“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因为要真正实现亚洲的安全与合作需要各方的共同遵守。今天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 与和平共处和合作安全的精神相违背,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东盟启动自贸区后, 双边稳定的政治经济关系并没有消除传统安全的原因所在。

结语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发展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习近平主席指出, 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并没有过时, 而是“历久弥新、历久弥坚”, 内容不断得到充实。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对东盟“睦邻、安邻、富邻”的新方针, 就是中国根据时代发展特点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