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法律（共12篇）
医疗纠纷法律 篇1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健康的重视和需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种新型危重疑难疾病层出不穷,医疗风险与日俱增;老百姓的维权意识不断加强,致使医疗纠纷不断发生;社会矛盾的复杂凸显延伸至医疗卫生领域,加上其他综合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医患关系的高度紧张。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关系重大,不仅涉及复杂的技术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问题。医疗纠纷和医患矛盾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医患纠纷案件近年来成为民事案件的新热点,也一直是人民法院受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难点。由于不同地区对医疗纠纷诉讼审理的适用法律尺度并不一致,导致不同法院在采用不同标准裁判类似案例的过程中,出现赔偿数额差距巨大的现象。本文旨在就医疗纠纷处理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探讨。
1 医疗纠纷的性质和特点
医疗纠纷泛指一切医疗活动中或与医疗有联系的相关活动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是指医患双方所发生的任何民事争议。我国民法学者将医疗纠纷分为医疗事故纠纷和非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纠纷”两类。医疗事故纠纷是指因医患双方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及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行为而发生的民事争议;其他医疗纠纷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的诊疗及护理行为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亦造成患者损害,从而在医患双方之间发生的民事争议。
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医患关系也不例外地被纳入到该调整范围之中。因为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因医疗活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医患关系实质上也是医患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双方合同关系一旦建立,医方就有义务严格按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为患者诊治疾病。医疗关系中的医方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包括医疗机构的管理人员。患者是接受诊疗的患者,如患者死亡,则其利害关系人成为医疗纠纷的主体。在确认医患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前提下,法律界必须要树立这样的理念,即医疗行业有其特殊性,医疗产品本身是有瑕疵的[1],任何医疗行为有好处也有坏处。但在其他行业,产品有瑕疵就不能用,如航空业的产品一定是在充分研究完善之后才使用,而医疗行业不行,明知道手术有风险,但不能等完善了再使用。治病救人用有瑕疵的医疗“产品”,可能能救一些人,也可能会损害一些人,这是医疗行业一个典型的特殊性。
另外,作为医患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由于医疗行为的公共职责性,使医方无法像普通合同关系的当事人那样可基于意志自由对预见的风险作出选择,即医院不能认为患者疾病难以治愈或者治疗失败的可能性大而拒绝与患者订立医疗服务合同。医院、医师不是商人,他们治病救人,患者生病了求助于医师,医患双方的利益不是对立的,与市场交易合同截然不同。医疗行为的致害性、偶然性及医疗对象自身的缺陷,使医疗行为具有不可选择的风险性,而法律赋予医方的强制缔约义务限制了医疗行为者的意志自由,这又是另一个特殊性,是医疗纠纷立法和司法中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
2 医疗纠纷的责任认定
对于医疗纠纷案件的界定,医务界、司法界和理论界长期存在争议,并形成“事故论”和“过错论”两个不同的观点。事故论强调必须先获得医疗事故鉴定,然后才能起诉医院请求赔偿,否则法院不应受理,把医疗事故鉴定作为启动司法赔偿程序的前置条件。过错论认为人身侵权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衡量标准是行为人主观是否有过错,即诉讼中如果医院不能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和过错举证证明,就应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一般而言,医疗机构承担责任主要包括四种情况[2]:一是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该医疗机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二是在某医疗机构临时坐诊的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该医疗机构不得以医护人员不是本单位人员推脱责任;三是医疗机构临时聘请的外单位专家或其他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该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四是医疗机构因医疗设备故障等原因给患者造成损害的,医疗机构不能免责。
要确定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前提是确定医务人员对患者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是否符合民法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这些构成要件包括:(1)必须有损害事实。损害事实是指某种行为致使受害人财产权或人身权受到损害,造成财产或非财产减损的客观事实。具体表现为受害人死亡、残废、增加病痛、延长治疗时间等所造成的财产上的减损以及由上述情况导致的受害者及家属精神上的实际损害。(2)必须有违法行为或技术上的失误。所谓违法行为,不仅仅是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更重要的是违反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单位制订的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实际上,因医疗纠纷而承担民事责任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医务人员违反规章制度或技术操作规程,而不是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技术上的失误也必须承担民事责任,比如,手术医师因对脏器认识不清而误摘,此时,即使医师没有违法行为,是完全按照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操作的,也仍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所以,医师承担民事责任并非必须有违法行为,技术失误与违法行为是并列的承担赔偿责任的行为要件。(3)损害事实与违法行为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确定医疗纠纷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医师的违法行为与患者的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那么,不管其他条件是否具备,医师和医院都不承担责任。因果关系问题作为认定医务人员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是处理医疗纠纷必须明确认定,而在实践中认定相当困难的问题。(4)必须有过错。过错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引起的危害结果所抱的主观心理态度,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但在医疗纠纷中,医务人员的过错只有过失一种形式,因为故意造成患者损害后果的,就构成刑法里的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罪,不再属于医疗纠纷的范畴。医疗纠纷中的过失,也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两种[3]。只有上述所须的各项构成要件同时具备时,医方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3 医疗纠纷处理的法律依据
目前,处理医疗事故及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有: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涉及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2002年2月20日国务院第55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医疗纠纷处理的主要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6日颁布了《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这是关于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法律适用的专门司法解释。2004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所作出的一般规定。《民法通则》也是处理医疗纠纷最常用的法律依据之一。此外,医疗纠纷处理涉及的法律依据还有《合同法》、《民事诉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侵权之诉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应适用《民法通则》相关规定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加以处理;违约之诉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应适用《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同时也可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关规定加以处理;对于医疗机构提供的药品、医疗器械、日用品等和具有商业性质的服务,如餐饮、住宿等发生的纠纷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以处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没有规定的,适用其他一般民事法律规定。
4 医疗纠纷处理的法律适用
由于医疗事故及纠纷民事责任性质的复杂性,使有关法律的适用更加复杂。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审判实践中产生争议最多的是《民法通则》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适用[4]。《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案,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其内容侧重点在于调整医疗行政管理关系,对于出现的医患纠纷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后构成医疗事故的,在行政上如何进行赔偿作出了具体规定。因此,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时,在没有其他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依照执行。由于《民法通则》仅有侵权责任的原则条款,没有涉及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具体内容。因此,对非医疗事故原因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应当在充分体现民事实体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执行,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与民法的基本原则相冲突,因此不是适用法律条款。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应当首先适用作为上位法的《民法通则》,《民法通则》的适用并不排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参照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不违反民法精神和与民事立法精神相一致的内容,按照《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规定完全可以参照适用,并且比《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优先适用的效力。可见在侵权责任法律适用时,一般侵权责任适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医疗事故侵权责任按照《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参照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关于赔偿标准问题,也是法律规则的适用问题。《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规定了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属于特别法规定;《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的两个解释文件规定的标准,属于普通法规定。优先适用哪一种法律依据值得商榷。美国学者凯佛斯认为,任何法律的选择都是一种利益和改革的冲突,法官选择法律,要通过法律的选择体现出保护的重点不同,法律选择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对当事人要公正,二是要符合一定的社会目的。在我国,医疗纠纷多适用无过错责任或公平责任原则,医方对于患者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要求承担赔偿责任,无过错但客观上造成患者损失的扩大也要分担损失责任,从而将使医方陷入窘境:一方面法律要求医方履行强制缔约义务,不得拒绝为患者治病;另一方面依法又要绝对无损害地治疗患者,否则就要承担无过错责任或公平责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明确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虽然该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有争议,但它排除了公平责任原则在医疗侵权案件中的适用,而且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在医患关系中,医方应该是为患者谋利益的一方,而患者是获得潜在利益的一方,医疗行为也是患者“自愿”和“同意”的行为。在一般侵权行为中,当事人同意是对方免责的法定事由之一,但由于医疗行为本身会给患者带来人身伤害,所以即使患者同意也不能免除医方因为故意或过失给患者带来的伤害后果,也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均规定了详尽的知情同意制度,要求医方将诊疗手段、风险等详尽地告诉患者,并由患者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医疗服务。在充分行使知情同意权利的情况下,非医方过错带来的损害后果应该由患者自行承担,患者作为潜在的利益获得者应该承担潜在的危害后果和风险。如果一定要把医方无法选择的风险和所产生的后果强加到医方身上,实为违反公平理念。在西方国家中,医疗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其与发达的医疗保险制度联系在一起,医方的无过错责任赔偿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这实际上是由社会分担了医疗风险。所以在我国的医疗纠纷处理的法律适用中,在行利益衡量时,特别是对无过错责任的医疗纠纷审理时,要谨慎使用“公平原则”[3]。
5 医疗纠纷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
医疗纠纷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后,虽然一直受到争议,但还是产生了许多积极作用。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原理,举证责任公平分配应考虑举证的可能性,作为患者的原告距离证据的来源较远,取得证据的可能性甚微,医务人员可以从多方面来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要拿出相应的证据并不难。因此,由医院对过错事实承担举证的责任,更有利于查清事实,符合举证责任分配的公平性。从司法角度看,医疗纠纷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既能平衡举证能力,实现诉讼公平;又能强化医疗管理秩序,提高司法效益和降低司法成本,有利于促使医疗机构加强业务培训,提高业务水平,减少差错及事故;同时更新服务观念,提高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规范医疗行为。虽然法律规定了医疗事故争议诉讼中主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但必须全面正确地理解这一原则的适用,防止将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片面性和绝对化,否则会对医方造成不公正。例如,患者10年前输血,10年后患肝炎,硬要医院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或者没有因果关系,这就很不公正。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举证责任倒置仅适用于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争议,也就是说,因医疗行为以外的原因所引起的医患民事纠纷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患者到医院就医,除与医疗机构发生医疗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外,还可能存在其他民事法律关系,比如患者在医院摔倒、财物被盗以及侵犯名誉权、隐私权、处分权等普通民事侵权的法律关系。上述医患之间发生的争议不是因医疗诊疗技术行为所引起的,仍应该按一般的民事侵权案件诉讼,适用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分配原则。在分配举证责任上,要求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和有无主观过错两个要件承担举证责任,并不是所有举证责任都倒置,患者也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
在医疗事故争议的诉讼实践中,还存在着多种可造成医疗机构举证不能的情形。首先,医学科学自身的发展造成医疗机构举证不能。众所周知,医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临床医学又具有复杂的多变性、局限性,还有许多不解之谜。再加上医学的特殊性、风险性和个体的差异性,在医疗诊治过程中对某疾病的治疗所产生的不良反应,不是可以用简单的对与错来回答的。其次,因患者的原因也可造成医疗机构举证不能。因为患者来就诊前的情况医师不可能完全掌握,患者拒绝治疗和隐瞒病史产生的后果医疗机构也无法举证,出院后患者使用何种药物治疗,产生何种疾病,又到何处就诊,对其疾病后果的发生有无影响,医院无法监控,当然也无法举证。门诊病历、检验结果、病理切片等有关资料可以被患者拿走,有些是由患者自己保存,其拒不交出,也可造成医疗机构无法举证等。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如果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必然导致医疗机构败诉,这不能不说是医疗事故争议举证责任倒置规定中的一大缺陷[5]。所以对这类案件必须正确理解、正确解释和正确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法庭对举证责任倒置不能绝对化地理解和掌握,否则会对医方造成不公正。这就要求把举证责任倒置作为证明手段的一种,而不是唯一的手段,根据具体案件的不同情形灵活采用不同的证明手段。如果在具体案件中,过失和因果关系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那就适用经验法则,亦即由法官根据一般人的社会经验,直接作出认定,不仅不能采用举证责任倒置,也不应要求当事人举证。如果患方提供的证据已经使法官有理由相信医方存在过错,且损害与过失有因果关系,法官应当直接根据患方的证据作出认定,不需要再搞举证责任倒置。只有在患方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医方过失和因果关系存在的情况下,法庭可能按照最高法院的解释文件的规定,责令被告方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失或者没有因果关系,亦即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如果医方提出一些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过失或者证明损害结果与医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医方的抗辩就成功了。
6 小结
医疗纠纷诉讼的处理之所以难是因为不仅涉及复杂的技术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问题。当前,社会中的医患关系紧张显而易见,这对我们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不幸的。如果不能扭转,医患关系进一步紧张,对广大患者不利,对医学发展不利,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不利。如果我们在裁判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忽视医疗行为和医患关系的特殊性,片面强调患方利益,不注意保护医院、医师方面的正当利益,不仅将使整个社会的医患关系进一步紧张,而且将使医患关系改变性质。现在医方已经开始采取保护性医疗策略,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尽一切可能治好患者的疾病,而是考虑怎样才能规避赔偿责任。当有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方案可能治好疾病但存在风险,另一种方案治不好疾病但没有风险,他们会采取第二种方案,治不好病也治不死人,这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会导致看病更难。还有,即使是普通的感冒,医方也会让患者接受各种化验及检验,实际上是为了规避赔偿责任,不愿意自己对患者的疾病作判断,最终使患者无端支付昂贵的费用,直接导致过度医疗和看病贵,这从另一个侧面更加强调了医疗纠纷处理法律适用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摘要：目前,我国司法处理医疗纠纷适用的法律主要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但各地在对医疗纠纷诉讼进行审理时,适用法律的尺度并不一致,适用不同的标准导致赔偿数额差距巨大,使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所以,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在处理医疗纠纷时尤为重要。
关键词：医疗纠纷,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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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法律 篇2
——兼谈正确处理司法鉴定与医疗事故鉴定的关系
【关键词】医疗鉴定；医疗纠纷；法律适用
【中图分类号】d918．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05)03—0204—0
3司法鉴定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仲裁机关以及当事人对案件立
案前取证、诉讼、执行、仲裁过程中所遇到的专门技
术、专门知识问题，委托有鉴定权的机构或鉴定人依
法检验或判断的活动。⋯ 当前．医疗纠纷诉讼到法院的案件日趋增多。在司法实践中，司法鉴定也作为判
断医疗纠纷中医院是否具有过错及过错和损害后果
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那么对医疗纠纷进
行司法鉴定是否有法律依据呢?本文对于医疗纠纷进
行司法鉴定的法律依据进行探讨。
一、从医疗纠纷的定义上看：医疗事故只是医疗
纠纷的一种
广义上讲．凡是患者对有关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
服务不满意而产生的纠纷都可叫做医疗纠纷。【2]医疗
纠纷是一个大的概念．医疗赔偿纠纷只是医疗纠纷的一部分。同时引起医疗赔偿纠纷的原因很多．医疗事
故只是其中的一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条对医
疗事故作了立法式的定义．因而医疗事故是一个具有
特定含义的概念．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纠纷只是全部
医疗纠纷的一部分。而我国只是对“条例”施行后发
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明确了由医学会
组织鉴定。对于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
疗纠纷，若无法判断谁是谁非，而现行法律并未规定
如何处理，当然可以借助司法鉴定这种最常见的手段
来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事实上，再未出鉴定结果之
前，我们也无法明确哪一类医疗纠纷是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因此从理论上我们可对所有医疗纠
纷进行司法鉴定，这更加证明对医疗纠纷进行司法鉴
定是可行的二、从现行法律规定上看：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
法解释的规定
1．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
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
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
门鉴定”．并未确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惟一
鉴定地位。最高法院最近颁布的民事司法解释精神
是．判断医疗赔偿案件不依是否存在医疗事故而定．
而是根据医院是否存在过失判决。那么医院过失由谁
来确定?没有法律规定。而医疗行为是否有过失的问
题肯定是专门性问题．对于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应
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
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也就是说对医疗纠纷进
行司法鉴定完全是有法律依据的。
2．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正式施
行。就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6 el向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等法院下发了《关于参照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
知》。就人民法院参照“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
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
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
审判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进行医疗
事故司法鉴定的．交由“条例”所规定的医学会组织鉴
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纠纷需要
进行司法鉴定的，按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
管理规定》组织鉴定。由该“通知”看出对医疗纠纷进
行司法鉴定完全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三、从法理学上看：权利救济途径的多元化
从法理学上讲权利必须给予救济才有意义．否则
空有其名，而且权利救济途径应越多越好。如果患者的生命或者身体健康因为医疗机构的过错行为受到
[作者简介]陈建波(1976一)，男，浙江金华人，民商法硕士，上海徐晓青律师事务所律师。
tlel；+86—21—64335298；email：lawyerchen9@1 63．tom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5年第12卷(第3期)
了损害。致害人就应当对患者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
任。在有的情况下。虽然患者身体因医疗机构的过错
行为受到了损害，但是经过医疗事故鉴定，医疗机构的过错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当然不能作为医疗事
故进行处理。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患者
论医疗纠纷调处法律机制的构建 篇3
[关键词] 医疗纠纷；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医疗责任保险
医疗活动本身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医疗事故的发生原因也多种多样。客观上，目前的医学水平无法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而主观上的原因也在导致着医疗事故的频发。如，德国某医疗保险公司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德国平均每年发生的医疗事故约19万起，致死人数将近19000人，报告认为德国医疗事故死亡率高于交通事故丧生率，而其中意想不到的和本可避免的医疗事故数量更高，每年大约平均发生36万至72万起。无论是对医务人员还是患者来讲，在当前中国的医疗体制和科技水平下，都在承擔着医疗风险带来的相应损害，医疗纠纷的不当解决也严重影响着医疗事业的发展。
当前，我国正在构建“三调解一保险”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置体系，该体系的构建需要法律机制的完善。
一、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构建的建议
目前我国已就医疗事故及医疗纠纷处理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主要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通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有关医疗损害赔偿部分。同时，各地对于医疗纠纷的处理，也纷纷制订了地方政府规章，如《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条例》。但当前这些有关医疗纠纷调处的法律规定尚存在不统一和有待完善之处，所以发生纠纷后当事人还是更愿意通过民事调解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截止到目前，我国共建立了3，396个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人民调解员2.5万多人，55%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有了政府财政支持。2013年，全国共调解医疗纠纷6.3万件，调解成功率达88%。如，丹东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自2013年成立以来，共受理调解医疗纠纷35件，调解成功率为93.8%，协议履行率100%。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应在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的构建方面做好如下工作：
（一）建立医疗纠纷调解的专家队伍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负责人应来自于医院，在组建调解队伍时，我们应考虑医疗纠纷的专业性，要有临床医学、药学、卫生法学和保险等专业资质的专职工作人员。同时还要建立专家库，在处理纠纷时要有专家的介入。专家库的成员要有来自医疗机构的权威和法律、保险方面的专家，可以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每次调解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如，丹东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的医学和法学两个专家库，共有152名专家为调解提供专业技术咨询服务。
（二）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体系
目前，各地开展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都是免费为医患双方提供服务的，其经费来源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宁波开创的第三方调解机制，调委会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之外，由司法部门负责调委会的日常管理和人员招聘，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财政保障。我们可以借鉴宁波的做法，由财政加以保障。
二、对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构建的建议
医闹和医疗纠纷久调不决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于责任的分担和赔偿金额的确定上存在争议。目前，我国许多地区已建立了医疗责任保险体制，如宁波市自2008年起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都按照《宁波市实施医疗责任保险的规定》，缴纳一定保费，投保了医疗责任保险。日前，国家卫计委、司法部、财政部和中国保监会等五部委下发了《关于加强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指出2015年底前，全国三级公立医院参保率应当达到100%，二级公立医院参保率应当达到90%以上。
医疗事故责任险，它不仅有利于医疗事故中的病患及其家属获得及时有效的经济保障和医疗救治，而且有助于减轻医疗事故中医院尤其是当事医护人员的经济负担。目前，我国有些地区已建立了非强制性的医疗事故责任险，保险公司也非常愿意提供该保险项目，但医院参加的不够踊跃。主要是在保费的承担上，院方要为全体医护人员缴纳保费的话，负担较重。而且经核算后，院方宁愿选择赔偿，也不选择投保，因为投保的费用远超过其每年用于医疗事故赔偿的费用。所以，要建立强制性的医疗事故责任险，还需要对保费的负担问题加以重新核算，尽量公平合理，以调动院方投保的积极性。
三、对医疗纠纷调处预案工作的建议
医疗机构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应做好医疗纠纷调处的预案工作，确立纠纷发生后的工作程序。如，在纠纷发生后，本着自愿的原则，告知当事人可以选择人民调解、诉讼、自愿协商和解、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处理的方式解决。如果当事人选择了人民调解的方式，调委会就应当在最短的时间内从专家库中确定一批责任心强、业务精专的专业医疗人员、律师、保险业务员和调委会工作人员一起从事调解工作。在纠纷调解时，专业人员要直接面对患方，剖析讲解医院方在诊疗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医疗技术和法律定位，特别要讲解医疗事故的构成要件、什么该赔、什么不该赔、该赔多少、为什么赔等，一条条给医患双方算"明细账"。同时要明确调解的时限，避免久调不决。
总之，无论是医闹问题，还是暴力袭医问题，应当找到病根，从根源入手，才能达到治本的目的。当前我们要恢复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可以从制度上加强管理。如：建立网上会诊制度，以解决医疗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建立各专科医生分类管理制度；将医生参与网上会诊作为晋升职称、职务、年终考核指标之一；建立药品的医院与药店联网统一售价制度，以解决医院利用其垄断性，抬高药品价格的问题。再如，针对如何避免过度医疗的问题，可以构建治疗方案网上公开制度、过度医疗的责任追究制度等。
同时，在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也要探索医患纠纷解决的良好途径，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对于医疗纠纷“三调解一保险”体制的建立，应充分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医患纠纷解决的有效方式。
医疗纠纷法律 篇4
会议认为,目前,我国医疗纠纷适用法律尺度不一。现在我国司法处理医疗纠纷适用的法律,主要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近几年,一些省市的中、高级人民法院,如河南、内蒙古、北京、安徽、深圳、上海等地,也出台有关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地方规定。但据了解,各地对医疗纠纷诉的讼审理,适用法律的尺度并不一致。
中国医院协会自律维权部副主任郑雪倩在发言中指出,各地相关规定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两种认识上。一是认为医疗事故是医疗行为存在过错的一种结论,和医疗过错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二是认为医疗过错的外延大于医疗事故。原因是对最高法院的《通知》及相关司法解释理解不一,使诉讼案由、纠纷鉴定以及赔偿责任确定,都有明显的差异。
首先,医疗纠纷诉讼案由多种多样。最高人民法院对诉讼案由的规定,主要有人身损害范围内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和合同范围中的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并规定医疗事故诉由的医疗纠纷由医学会组织鉴定,起诉人身损害的医疗纠纷进行司法鉴定。于是,各地出现不同做法。深圳市规定,只要是医疗行为引发的纠纷,不管以什么诉由起诉,都按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进行审理。内蒙古规定,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医患纠纷应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医疗事故纠纷、其他医患纠纷”三种案由予以立案审理。而北京市的做法是,患者即能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起诉,也可以一般医疗损害赔偿为案由,甚至诉讼中还可以改变诉由。
其次,对于鉴定各地做法不一。深圳规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应当就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进行鉴定,申请医疗过错或医疗过失等司法鉴定的,不予支持。内蒙古对诉讼案由可选择,但对疗纠纷鉴定,规定须由医学会进行,法院不得自行确认医疗事故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北京的规定是,患方如以医疗过错为诉由,医疗机构应进行抗辩,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医疗行为经鉴定构成医疗事故,当事人再申请司法鉴定的,法院不予支持。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就医疗过错进行司法鉴定。
再次,适用不同标准导致赔偿数额差距巨大。医疗纠纷赔偿标准究竟怎样,各地适用法律不同。深圳规定,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纠纷中,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及标准依照条例确定。因非法行医行为损害患者生命健康权的适用民法通则。河南省规定,当事人在医疗纠纷诉讼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精神抚慰金不宜过高,虽有医疗过失但过失达不到构成医疗事故程度的,一般不予判付精神抚慰金。北京高院则规定,确定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条款进行赔偿。如果参照医疗事故条例处理使患者损失无法得到补偿的,可按民法通则和其他司法解释进行赔偿。
中国医院协会会长曹荣桂指出,医患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二者没有根本性矛盾。医疗纠纷不是患者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处理不好不仅影响司法公正,也会影响政府、医院和医生的形象,容易导致医院和医生过于谨慎,最终损害的是患者的利益。
分析目前纠纷处理的问题,与医院
La w ada pt ati on an d pro ce du re/DEN G Yuz he n//Chinese Hospitals.-2008,12(2):46-47
Author's address:Journal of Chinese Hospital,Room 402,6th Building,No.27,Nan San Huan Dong Road,Fengtai District,
内部管理不到位,医患沟通不力有密切关系。如涉及电子病历的纠纷败诉,是管理规范滞后所致,需要健全卫生管理法律法规。建议完善相关立法,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现在的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立法应考虑行业特点和医学发展的自身规律,要对医生有激励作用,保护患者生命健康。医院管理是系统工程,完善立法能解决多数问题,如医疗纠纷处理法包括事故、差错、药物不良损害等处理原则,利于法院作出公正裁决。
卫生部政策法规司法规处处长赵宁认为,医疗纠纷处理成为热点不可避免,医患应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法律是处理矛盾的底线,不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手段。因为医疗行为是一种缺陷行为,全球的医疗误诊率是30%,所以,在法律层面认定医疗损害和医疗事故到什么程度是合理范畴,难度很大。国外的医疗纠纷有九大类,主要是一些明显的医疗错误,如手术把左侧肢体做成了右侧等。但这些并不否认我们的法律制度存在缺陷,卫生部下一步要对医疗事故鉴定办法和分级标准进行修改,也在想办法解决病历的问题,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尽快出台医疗纠纷争议处理的司法解释,统一案由、鉴定、赔偿标准问题,更好地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
卫生部信访办处长张鸣介绍说,卫生部每年的信访接待50%是医疗纠纷。在处理的过程中如何考虑医学的特殊性,法律能否规范医患关系,我的观点是原则上同意立法,但无疑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也就是说,用立法解决眼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不现实的。一是医患关系是特殊的,应该建立在彼此非常信任的基础上。二是立医疗事故专门法的环境尚不成熟。职业病防治法的出台就是例子。由于该法有些规定制定的比较超前,带来一些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结果使矛盾集中到了卫生部门。卫生部门的立法本意是帮助维权,现在反倒成了被诉对象。这与医疗纠纷处理的大环境很相似,应该吸取教训。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综合处处长王艳彬介绍了我国医疗纠纷处理的几个阶段:1950年~1959年由法院裁决,不需经过鉴定;1959年~1977年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1978年~1997年《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出台,《刑法》中增加医疗事故罪;1997年至今,民事证据若干规定、《医疗事故条例》、举证倒置等措施出台实施,有效地改变了患者的被动地位。
目前,医疗纠纷司法处理的问题已很突出,到了亟待解决的地步,但究竟设立什么样的制度,既能有效调整医患关系,又使实施救死扶伤的人没有后顾之忧,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我们对医院体制研究不多,但曾经发生的“救人”和“采血”事件,都留有价值取向考虑的空间。制度的完善需要实证的研究基础,以往我们有些司法解释一出台就受到谴责,原因之一是研究政策与实际脱节,加上我国地域性的特点,缺乏实证的操作性。国外的研究多用数字说话,可操作性就强,而我们实证研究缺乏数据支撑,自然难以操作。
制度性障碍恰恰需要制度设定来解决。为了客观全面地解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和卫生部已经立项,对医疗纠纷处理进行专门研究,经过公开招标,选定一个卫生厅和一所医学院校,以及最高院医学法学研究所、北京海淀法院共四家单位参与研究,目前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相信会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结果。
医疗领域需要加强沟通和理解。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陈晓红认为,医生是特殊职业,尽力尽心救治患者是职责,但经验不足或特殊情况发生,难免出现处理缺陷,造成患者损失。司法处理医疗纠纷是有效的途径。但法院如果偏重关注诉由和患者的利益,忽略医疗行业的特点,如尿毒症患者生存期已经很短,稍有医疗过错,就判出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赔偿,这不利于医学正常发展。医学越来越具有高科技含量,如支架技术的运用,使以往心梗患者须卧床一月才能下地,变为卧床一天就可以下地活动。技术含量提高,风险自然也加大。
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应单独立法,限制巨额赔偿。举证责任由于医疗纠纷专业性强,应由医方提供,但如果因为一个签字是否准确,就否定整个病历的真伪是不妥的。医疗行为是一种客观的活动,即使无病历,通过医患双方对病史的陈述,专家也可以判断问题,因很低级的病历错误就认定医院举证不能,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公正的。
北京协和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刘宇提出,立法层面要有这样的理由和理念,即医疗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最重要的地方是,医疗产品本身是有瑕疵的,任何医疗行为即有好处也有坏处。在其他行业,产品有瑕疵就不能用,如航空业的产品一定是在充分研究完善之后才使用,而医疗行业不行,明知道手术有风险,但不能等完善了再使用。治病救人用有瑕疵的医疗“产品”,可能能救一些人,也可能会损害一些人。这是医疗行业典型的一个特殊性。
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讨论从未间断过,讨论问题不会干预法律,其最大的意义,在于病历瑕疵对医疗纠纷鉴定究竟有多大影响。目前,患方质疑病历不真实或病历丢失,法院会不委托鉴定,直接推定医院举证不能,必须承担责任。其中不乏存在把病历问题扩大化的现象,需要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医疗纠纷法律 篇5
1、医疗费赔偿的计算标准
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按照医院对当事人的交通事故创伤治疗所必须的费用计算，凭据支付。医疗费包括挂号费、检查费、化验费、手术费、诊治费、住院费、药费医疗等医疗人身伤害的费用。
(1)挂号费：挂号费的次数、科别与审核认定的治疗伤害所就诊的次数、科别一致的挂号费应当赔偿。
(2)检查费、治疗费等：根据伤疾的需要经治疗医院同意进行的检查、治疗等费用应予赔偿。未经治疗医院同意，受害人自行治疗与伤疾无关的费用或自行重复检查所花费的费用不计入赔偿范围，但确系治疗医院误诊而遗漏的伤疾除外。
(3)药费：必须确系治疗因伤害人的侵害行为所致伤害的药费。需外购药品的，应当有治疗医院开具的处方。药品的种类、数量应当与处方一致，没有治疗医院开具的处方，擅自购买与损害无关的药品不应计入赔偿范围。
(4)住院费：受害人根据治疗医院的要求需住院观察、治疗的费用应予赔偿。但治疗单位发出出院通知单后，受害人无正当理由故意延长住院时间而发生的费用不予赔偿。
2、治疗与交通事故伤害无关的疾病，不应当赔偿。对于小伤大养，扩大检查和治疗范围，均不应赔偿。
3、结案时，如当事人身体尚未康复，确需继续治疗的，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对损伤经治疗后体征固定而遗留后遗功能障碍确需再次治疗的，或伤情未恢复的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受害人在康复型医院治疗的，其医疗费用的赔偿问题应区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
(1)受害人治疗伤疾，一般应在普通型医院治疗。非治疗伤疾所必须而选择康复型医院就诊的，其医疗费用的赔偿应按普通医院治疗同种伤疾的收费标准计算。
(2)在普通型医院就诊治疗后，经治疗医院批准转至康复型医院继续治疗，并确系治疗伤疾所必须的，其医疗费应根据国家制定的康复医院收费标准计算。经治疗伤情平稳，但仍需继续进行康复、对症等治疗的，经县级或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证明，可以在县级以下的医疗机构或者门诊治疗。
4、确定医疗费截止的日期。一审法庭辩论终结的时间，但这一段时间所花费的药费，应由当事人申请法医鉴定，以作为判案依据。法庭研究的就是这一次审判赔偿的数额.
5、医疗费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原告提出赔偿数额的证据，如果被告对原告的赔偿提出否定性意见的，被告必须提出证据来证明。这样，举证责任就发生了一个变化，本来损害事实、损害赔偿数额应该是由原告来证明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如果对他的合理性提出质，就要自己来提出证据举证证明。如果能够证明他没有合理性的，那么就法院就予以采信。
6、受害人进行与损害有关的补救性治疗，如镶牙、植皮、安装假眼、假肢等，所花费的费用应予赔偿。
受害人治疗因侵害行为而引起的其他并发症的费用，应参照治疗医院的诊断或者法医的鉴定意见，视二者的关联程度予以适当补偿。
7、就地治疗及转院问题。依据该解释的初稿及最后定稿，及其立法本意，受害人的就诊，无需再适用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所做的受害人治疗及转院所做的种.种限制。当事人就治无需再按就近、就地及转院应经原医院批准原则，其治疗机构由受害人选择。
8、就医疗费超标及转院造成费用过高问题。为防止受害人诈讹，过量花费不必要的费用，该司法解释通过法官依职权判断，即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来确定医疗费的合理性;再者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即由加害人就受害人用药费不合理承担举证责任。
9、就后续治疗费用问题。继续治疗费用应当赔偿。具体的操作方法有三种：一是一次性赔偿，即将今后可能发生的治疗费用全部计算，一次赔偿。二是今后发生的损失另行起诉，不在本次诉讼中解决，只是确定今后的损失另行处理。三是即使是确定了一次性赔偿，但是今后实际治疗所发生的费用超出了一次性赔偿确定的数额的，对于超出的部分，受害人有权另行起诉请求赔偿。对后续治疗无法确定费用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但受害人提供医疗机构证明或鉴定结论必定发生的治疗费用，应一并予以赔偿。
10、功能恢复训练费问题。在适用时不应包括心理康复所需费用，对心理的伤害，通过精神损害费予以解决。
11、交通事故当事人在医院治疗期间需要外购药品的，应当由该医疗机构出具相应的证明，并与伤情治疗的需要相符。
12、诱发疾病的治疗费用问题。对于交通事故所诱发的疾病的治疗，应当按照因果关系中的实际情况确定，即按照原因力的大小，按照相当因果关系确定责任的有无。在确定了有相当因果关系以后，判断侵权行为对诱发疾病发生的原因力。原因力是百分之多少，就按照百分之多少赔偿支出的费用。
医疗费计算公式为：医疗费赔偿金额=诊疗费+医药费+住院费+其他。
医疗纠纷法律 篇6
关键词：烤瓷牙；整形；医疗行为；虚假宣传；法律分析
一、案情简介
（一）案例一
2002年3月7日，四川省A医院口腔中心助理医师冯某为中国石油某分公司职工江某完成了四颗前门牙的烤瓷美容手术。麻醉期结束之后，江某疼痛感剧烈，烤瓷牙牙龈开始发炎肿胀，呈现病理状态。在手术之后，烤瓷牙带来的问题反而越发严重。原本正常的牙齿牙龈部分开始异常萎缩增生，而且四颗烤瓷牙也反复脱落四次。
2003年12月12日，消费者协会介入调查，并认定助理医师冯某不具备从事牙齿美容资质并且手术处理不当，导致医疗事故。12月19日，在相关人员的协调下，江某与A医院口腔中心签订加盖有法人公章的“关于重新治疗和更换烤瓷牙的协议”。然而，当江某先行垫付了自己的治疗费用，先后四次赴成都B口腔医院进行矫正手术之后，其合同履行请求却遭到了A医院的拒绝。
2005年1月13日，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该损害赔偿案件。原告江某要求被告A医院履行合同并且承担治疗费用13995.54元。而被告医院方辩称该协议实质上是一个附生效条件的协议，并且该协议在客观上已不能成立，因此该合同并未生效。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关于重新治疗和更换烤瓷牙的协议》合法有效，是受法律保护的协议，并由被告A医院赔偿江某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生活费共计12091.59元。
（二）案例二
在2007年的刘某与某市C口腔医院、大连D口腔诊所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受害人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2005年11月20日，原告刘某到被告D口腔诊所拟镶装烤瓷牙。初步治疗后原告的1号牙疼痛难忍，诊所医生告知原告在1号牙里有断针无法取出，建议原告到被告C口腔医院治疗。同日，原告到被告C口腔医院将断针取出。次日，原告1号牙剧烈疼痛并引起发烧。原告取断针治疗结束后，被告C口腔医院建议原告在该院镶烤瓷牙，可戴上烤瓷牙后，原告无法错动咬合，出现牙疼痛、出脓、牙银增生，经多次治疗不但没有好转，反而使症状加重。经被告C口腔医院同意原告转院到北京等地治疗。原告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E口腔医院确诊，原告患有双侧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原告在各大医院诊断患有50余种病症。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大连市C口腔医院赔偿原告刘某医疗费241745.29元、交通费46488.50元、住宿费94493元；被告大连D口腔诊所赔偿原告刘某医疗费777.50元、交通费20元；驳回原告刘某对被告大连市C口腔医院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案例评析
两则案件中，相关的现行法规定主要有《合同法》第八条、《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一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己外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拥有一口洁白整齐，坚固美观的牙齿也成为了许多人的目标。在医疗美容技术发达的今天，很多牙齿整形机构都开始应用烤瓷技术对消费者进行牙齿整形手术。但是由于目前医疗整容市场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再加上医疗行为的意外性和风险性，很多法律纠纷由此产生。
牙齿是人体中构造精密的器官，当乳牙脱落，恒牙萌出之后，牙齿便不可再生了。所以保护牙齿是生活中应当注意的事项。当外因或内因对恒牙造成伤害后，一部分人则开始寻求牙科进行治疗和整形。据笔者了解，牙科医疗机构一般都会进行初步检查，然后拍摄牙齿X光片，根据情况施行根管治疗术，钻开牙齿，去除腐坏的牙质；打开牙髓腔，取出坏死的牙髓；用根管钻扩大根管；用消毒液冲洗根管内部；用专门的材料充填根管，保证长期处在无菌状态；填补牙齿的钻洞，或安装牙冠；然后用瓷粉和高强度无毒材料高温烧制成类牙釉质结构粘合在牙齿受损部位，以实现对牙齿的整形和保护。但是由于当前技术的桎梏，烤瓷技术在给人们带来美丽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痛苦。甚至有文章指出，安装镍铬烤瓷牙可能会导致人体发生肾病。而在烤瓷整形的相关论坛上，在一些帖子和留言中，我们可以发现有部分消费者对自己整形的结果往往十分不满，“后悔”、“心灰意冷”、甚至“想自杀”的言论屡见不鲜。
这一切往往是牙科医疗美容机构过度虚假宣传和未尽风险提示义务造成的恶果。在烤瓷牙纠纷中，因医师医疗工作作风提起诉讼的案件占不少比例。当事人在法庭陈述或诉讼中，往往对牙科医疗作风的指责很强烈。医院在医疗中有时未能尽到告知的义务，导致医疗纠纷。在这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医生不履行告知义务。医疗纠纷中，患者不清楚医生进行牙齿烤瓷的治疗方案、做法、目的；医护人员在根管治疗和安装烤瓷牙过程中，适用了过于简单和专业化的语言，令患者不知所云；不完全履行告知义务，主要体现在不将烤瓷治疗方法中确实存在但又概率极低的副作用告知患者或家属。
当前牙科美容机构还有一大特点，即日常的活动中往往采用了企业的经营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方法就是烤瓷牙整形广告，甚至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电视广告、电台广告、报纸广告、站牌广告、酒店广告、电梯广告、甚至公交车广告。还经常在资料中出现医院领导与影视明星的合影，借以扩大知名度。而这部分资金往往由消费者承担，造成了高昂的医疗费用。而且此类广告往往极其夸大烤瓷牙整形的效果、美观和安全，而弱化烤瓷牙安装的缺点、风险和危险，甚至加以掩饰或隐藏。
三、思考建议
（一）加强医疗行政监管力度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下，有关烤瓷牙整形纠纷已经制定了很详细和完整的法律规范，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存在着问题。因此我认为，应当针对当前以烤瓷牙整形为代表的医疗市场乱象，多部门成立一个联合执法机构，进行常态化监管，有效遏制医疗美容拒绝风险告知和虚假夸张宣传的违法行为，减少医疗纠纷的产生。
（二）树立医疗患者风险意识
关于医疗纠纷法律适用问题的探讨 篇7
关键词：医疗纠纷,法律适用,案由,鉴定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卫生健康需求和法律意识都在不断提高, 与我国医疗卫生现有体制和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医患关系不断恶化, 医疗纠纷也呈快速上升趋势, 但由于我国法律法规不健全, 医疗纠纷诉讼一直是审判实践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1]。深入探析审判实践中审理医疗纠纷案件存在适用法律混乱问题, 对于理清审判思路, 正确适用法律, 切实保护医患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医疗纠纷诉讼的法律适用现状
医疗纠纷诉讼的法律适用问题一直是困扰法学界、医务界的热点问题, 是适用不太明确的《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还是适用效力较低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 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规定, 医疗事故侵权行为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 适用《条例》的规定, 非医疗事故侵权行为或者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 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相关司法解释, 采用“双轨制”的适用方式[2]。但是, 由于《条例》属于行政法规, 其法律位阶低于《民法通则》, 无论是程序还是实体, 都存在两个系列, 有时是一致的, 有时是对立的, 在实践中不利于保护双方的利益, 加大了医患双方的争议和矛盾。
2 医疗纠纷诉讼法律适用存在的问题
2.1 医疗纠纷案件案由的确定
医疗纠纷诉讼中, 涉及的案由比较多, 也比较混乱, 有“人身损害赔偿”、“医疗赔偿”、“医疗事故赔偿”、“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医疗纠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等等,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更主要的是法律法规的缺陷和冲突, 造成了在法律适用问题时认识不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案由规定 (试行) 》中, 将涉及医疗纠纷的案由有两种:一个是第134条服务合同纠纷第1项规定的“医疗服务合同纠纷”, 另一个是第214条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第6项规定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在《通知》中, 将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与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分列。在地方人民法院的工作文件中, 对由非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内涵和外延各有不同规定, 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则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区分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和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 分别确定不同的法律依据, 其中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是指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 包括不申请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以及设计医疗事故争议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规定: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包括以下纠纷, 因医疗故意行为引起的赔偿纠纷、医疗机构的诊疗、护理行为存在过失引起的赔偿纠纷、其他违反医疗方面法律、法规的行为引起的纠纷[4]。从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人民法院的规定来看, 笔者认为可以将医疗纠纷的案由归纳为两种三类:第一种是医疗服务合同纠纷;第二种是医疗损害赔偿纠纷, 其中包括医疗事故赔偿纠纷和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5]。当事人在提起诉讼时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考虑是按照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来主张权利, 还是按照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来主张权利, 还是按照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来主张权利, 不同的权利主张方式可能出现大相径庭的结果, 因此, 当事人在行使权利、确定案由及诉讼请求时应慎之又慎。
2.2 医疗事故的鉴定
医学是专业性极强的高深学科, 医疗行为具有高风险性、未知性、不可遇见性等特点, 在发生医疗纠纷时, 患者及其亲属由于缺少相关专业知识, 对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不好把握, 必须要通过权威机构进行鉴定, 明确医疗过程中的是非责任, 对医疗纠纷诉讼的审判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解决医疗纠纷的重要环节。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 医疗纠纷中的鉴定分为两类:一类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适用于因医疗事故侵权行为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中, 根据《条例》规定,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机构为各级医学会, 鉴定的目的是确定某种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另一类是医疗过错司法鉴定, 适用于非医疗事故侵权行为或者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 根据《通知》规定, 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 按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组织鉴定, 该类鉴定的鉴定机构为列入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人名册的各类鉴定机构, 鉴定的目的是确定某种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该过错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比较两类鉴定, 我们不难看出, 医学会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唯一合法组织, 而相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机构来说, 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机构的选择范围要广的多, 公信力和权威性也相对较强。在司法实践当中, 由于医学会鉴定组往往由当地各级医院的有关专家组成, 而这些专家又不可避免地与发生争议的医疗机构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导致患者及其家属往往不愿选择由医学会进行鉴定, 而更愿意选择由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实施的医疗过错司法鉴定[6]。因此, 在选择司法鉴定还是医疗事故技术鉴时往往出现医患双方意见不一致, 甚至出现了重复鉴定的情况, 这不仅影响到案件处理部门对医学事实和法律事实的认定, 也影响到对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 同时还增加了诉讼成本, 造成诉讼效率低下, 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长远利益。
2.3 医疗纠纷诉讼的赔偿问题
由上所述, 医疗纠纷诉讼根据选择的案由不同, 导致所适用的法律也不一样, 产生了“二元化”的赔偿标准, 一个是“医疗事故”侵权适用《条例》规定的低标准, 一个是“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行为引起的医疗纠纷”适用的《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的高标准[7], 赔偿标准的“二元化”可谓天壤之别, 经济赔偿额相差悬殊, 不仅加大了诉讼解决医患纠纷的难度, 而且增加了医患双方的争议, 使医患双方诉讼的道路更加漫长。
2.3.1 医疗服务合同纠纷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 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 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究竟按违约之诉来主张, 还是按侵权之诉来主张, 若选择违约之诉, 最终的赔偿额更多地将依赖于合同的约定, 无精神损害赔偿可言;若选择侵权之诉, 则依据《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获得赔偿, 并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8]。
2.3.2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对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赔偿问题, 目前主要适用《条例》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二条的规定, 构成医疗事故的, 医疗机构的赔偿项目有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陪护费、残疾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 “不属于医疗事故的, 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争议, 有许多人认为该规定排除了医疗机构对非医疗事故的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对《条例》的片面理解, 《条例》是处理医疗事故的特别规定, 其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医疗事故而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对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行为引起的医疗纠纷, 已经超出了作为处理医疗事故特别规定的调整范围, 并且《条例》性质上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 而《民法通则》性质上属于人大制定的法律, 效力上要高于《条例》, 因此, 当二者发生冲突时, 应以效力高者为准, 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 医疗机构仍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民事赔偿责任, 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9]。
2.3.3 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
对于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赔偿问题, 目前主要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至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根据相关规定, 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 医疗机构的赔偿项目有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所获得的赔偿数额较高[10]。相比之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比《条例》更能彰显“以人为本”的理念, 体现尊重生命的价值取向, 导致在司法实践中, 越来越多的患者更倾向于选择按照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申请司法鉴定来主张权利, 而不愿选择医疗事故鉴定;医疗机构却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 更倾向于按照《条例》来处理医疗纠纷。这一矛盾的出现, 使得本来相对清晰化的医疗纠纷处理思路再度经受考验。
3 建立健全医疗纠纷法律法规, 完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
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性的法律来调整医疗损害赔偿纠纷, 以《条例》这样一部行政法规来调整完全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显得力不从心, 而《民法通则》规定又过于笼统和原则, 缺乏可操作性, 为了更好地保护患者方的合法权益, 有必要考虑就医患类纠纷专门立法。建议在立法上由全国人大单独制定一部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的法律, 或将医疗纠纷损害赔偿的全部内容在民法中设专章、专节予以规定, 就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实体处理和程序做出单独规定, 摆脱目前法律适用上的混乱[11]。另外, 在立法内容上应将医疗损害作为调整对象, 明确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医疗过失、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归责原则、举证责任、赔偿标准以及诉讼时效等内容, 依法平等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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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法律 篇8
药物是医疗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很容易直接引发医疗纠纷。主要的情形包括:一是药物质量不合格, 二是药物因存放而失效变质, 三是药物使用不当, 四是因患者特殊体质而发生医源性医疗纠纷;但不包括药物副作用, 药物副作用是最常见的药物不良反应, 它是指药物在治疗量下出现的与治疗目的无关的作用, 副作用是药物固有的作用。
通过第五十九条规定可以看出, 医疗纠纷中药物损害责任的法律适用遵循的是产品侵权责任的原理。在医疗过程中, 使用医疗器械、消毒制剂、药品、血液以及血液制品等医疗产品, 造成患者损害的, 是医疗产品侵权责任, 在最终责任的承担上, 医疗机构承担的是过错责任, 只有存在过失才能承担赔偿责任;若无过错, 并不承担最终责任, 其承担了损害赔偿责任之后, 有权向应当承担最终责任的责任人请求追偿。
在医疗实践中, 由药物引起的医疗纠纷不时发生, 新的《侵权责任法》将药品致人损害第一次明确地写进了法律里, 使药品质量损害赔偿与《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相统一, 从立法上保障因药物致损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扩大了受害人追偿的责任对象, 既可以向医疗产品生产者请求赔偿, 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 为患者行使权利提供了便利。新法规定, 干扰医疗秩序, 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 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意味着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被列入被侵权的主体, 这有利于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运用法律武器对“医闹”、“医骗”等情形进行反击, 维护自身利益。同时, 也让实践中的相关医疗纠纷有法可依, 兼顾了受害患者、医疗机构和全体患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加强对医疗纠纷司法实践的规制。
基于新的《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对于医疗纠纷的处理, 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不能生硬地消极对待, 而是应积极面对。首先, 要在第一时间保护证据, 如病历和住院病案, 患者或者其代理人有权要求复印或复制病历, 但只能复印或复制门诊病历, 住院志, 体温单, 医嘱单, 化验单 (体检报告) , 医学影像检查资料, 特殊检查同意书, 手术同意书, 手术及麻醉记录单, 病理资料, 护理记录等11种客观病历资料, 而病程记录、会诊意见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等五种主观记录则不能先由患者复印。只有到了法院审判阶段, 当医院一方将此病历以证据形式提交给法庭时,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患者才有权利进行复印。患者还有权利封存病历资料, 封存时, 由双方在封条上盖章或签名, 封存件应存放在医院保管。若涉及药物所致的医疗纠纷, 医患双方还应对医方开具的并售出的药物, 患者口服或输液剩余下的药物, 由医患双方共同封存;但对于患者自行外购的药物, 如果患方不予以配合, 医院则应该申请公证处做现场封存。其次, 要积极与受害患者或家属商谈。以笔者的相关经验来看, 患者是消费者中的弱者, 其向医院提出的相关要求大部分都是基于利益严重受损的情形下的合理要求, 也就是说, 除去专业的“医骗”、“医闹”, 受害患者向医疗机构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 若最终诉诸法律程序, 鲜有不被法院支持的。
当然, 医疗机构要避免药物医疗纠纷带来的不利, 最根本的还是做好防范工作。首先,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 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以及诊疗护理规范、常规, 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因为发生医疗纠纷后, 鉴定机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会以此作为评估, 判断是否构成医疗过错的依据, 即衡量是否构成医疗过错的尺子。其次, 医务人员应当积极参加医疗机构举办的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的培训和医疗服务职业道德教育, 以提高自己的执业能力和水平。第三, 医疗机构应当设置医疗服务质量监控部门或者配备专职人员, 或者聘请医疗律师作为法律顾问, 具体负责监督本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工作, 检查医务人员的执业情况, 接受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投诉, 并向其提供咨询服务。第四,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要求, 书写并妥善保管患者病历资料。因抢救急危患者, 未能及时建立病历的, 有关医务人员应当在抢救结束后6小时内据实补记, 并加以注明;并且, 严禁涂改、伪造、隐匿、销毁病历资料, 因为依据《侵权责任法》, 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 因下列情形之一的, 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1)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2) 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3) 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第五, 在医疗活动中,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 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 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另外, 医疗机构还应当制订防范、处理医疗事故的预案, 预防医疗事故的发生, 减轻医疗事故的损害。当发生或者发现医疗过失行为时,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避免或者减轻对患者身体健康的损害, 防止损害扩大。
新的《侵权责任法》通过, 标志着民事侵权专门法的最终诞生,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得到进一步贯彻实施, 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是中国法制化进程的重大发展。同时, 其对医疗事故纠纷的具体实践影响巨大, 医疗产品生产商、销售商、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和受害患者的权利义务更加明确, 责任的归结也更显合理。随着新法的施行, 不管是医疗机构方还是受害病患方, 在认真遵循的同时, 也要运用这项新的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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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险救灾带来的法律纠纷 篇9
1案件回放
该案件起因于2007年8月31日安康市汉滨区双龙镇遭受暴雨洪水灾害以后, 安康市汉滨区双龙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请求岚皋县供电分公司对双龙镇受灾较严重的谢坪村进行恢复重建水毁的低压线路。该公司在接到书面申请后, 召开公司扩大会议研究, 认为双龙镇线路产权不属于本公司, 其运行维护责任也不属于本公司, 但考虑到双龙镇与该公司多年来的供用电关系, 最后决定在人力、物力上予以无偿支援, 并于9月5日安排本公司佐龙供电所对双龙镇水毁较严重的村组进行现场勘察。佐龙供电所将施工方案和计划材料报公司领导批准后, 于9月30日将工程材料送达谢坪村并履行确认签收手续。
前期准备工作结束后, 10月16日佐龙供电所派出了两名员工对谢坪村8组低压线路进行施工指导, 由受灾村组组织人力义务抢修。10月17日, 现场施工负责人安排民工在8组进行组立电杆。11时左右, 谢坪村村民王衍发私自登杆操作剪断导线, 导致7 m旧电杆从根部折断, 王衍发同电杆一同倒地受伤, 造成右腿骨折, 左耳失聪, 左眼失明, 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事故发生后, 岚皋县供电分公司主管领导及安监、营销、生技等部门迅速赶到现场进行调查取证, 后经司法鉴定伤者三处为6级、8级、9级伤残。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 伤者于2007年10月30日将该公司起诉至法院。2法院判决
一审判决认为, 岚皋县供电分公司作为施工组织者, 未对施工人员进行相关安全知识培训, 同时, 认为供电分公司作为受益人,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谢坪村村委会只是本次事件中的联络人, 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判决由岚皋县供电分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89 417.44元。
一审判决后, 岚皋县供电分公司不服判决, 于2010年1月31日上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 并聘请律师对一审判决中的产权界定和施工组织者、联络人、受益人等进行了辩护。岚皋县供电分公司认为, 2004年12月9日和2005年3月25日本公司与双龙镇谢坪村签订的《安全责任书》和《低压供用电合同》中明确界定了双方产权分界点及权利和义务。按照《供用电合同》约定的产权分界, 应当由该村村委会负责对水毁线路进行修复。但是, 经双龙镇政府出面协调, 由岚皋县供电分公司免费为该村提供人力和物力支援, 由谢坪村村民义务出工。因此, 施工组织者应是谢坪村村委会, 联络者是双龙镇政府, 岚皋县供电分公司及谢坪村村民均为义务帮工。但一审法院认为, 岚皋县供电分公司拿不出该村低压线路产权不属于本公司的证明, 即认定线路产权属于该公司, 而且该公司又是施工组织者, 谢坪村村委会是联络者, 由岚皋县供电分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同时, 一审法院以该公司是受益人为由, 判决该公司承担责任。在上诉书中, 岚皋县供电分公司认为, 从受益人的角度来讲, 是多元化的, 是双赢的, 谢坪村村委会、谢坪村村民及岚皋县供电分公司三方主体均为受益人, 而且谢坪村村民是最大的受益人, 应该各自分担相应的责任。另外, 一审法院认为, 该公司应该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防范知识培训, 但未履行告知义务。在上诉书中, 岚皋县供电分公司以《低压供用电合同》为依据, 认为谢坪村低压线路产权属于村组所有, 因此, 该公司没有义务对其线路进行抢修和维护, 也就谈不上是施工组织者, 更没有义务对民工进行安全知识培训。再加上受害者王衍发上杆剪线作业, 在一审当中没有证据证明上杆作业是该公司佐龙供电所施工人员指使的。因此, 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责任判决不明, 要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经过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正确, 但是, 供电分公司在本次抢修水毁线路中, 由于具有疏忽对他人人身安全的注意义务之过错责任, 对王衍发的人身遭到损害应承担主要责任;谢坪村村委会是电力线路抢修组织者, 由于没有对本村村民尽到安全管理义务, 也是导致王衍发从杆上摔下致残的原因之一, 因此谢坪村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 由谢坪村村委会承担30%的赔偿责任, 岚皋县供电分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
医疗损害的法律援助探讨 篇10
本文通过对造成医疗损害原因的相关分析, 尝试把医疗损害作为法律援助的对象, 深入分析法律援助对医疗损害的作用和局限, 从法律援助角度提出可以改善医患关系的意见和建议, 最终能够达到维护人民健康, 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的目的。
一、医疗损害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 医疗损害的概念及界定
根据2010年7月开始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医疗损害是指由于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的过错, 对患者身体上或者精神上造成的损害结果。在司法实践中, 如果因为医务人员过错程度较大, 比如说重大过失且造成患者人身或精神损害的, 视情节有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或“过失伤害罪”, 如果因为医务人员主观故意造成患者人身、精神损害, 则有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 以上均由刑法调整;除此以外, 由于医务人员的一般过失造成患者的医疗损害, 则属于民事侵权行为, 应当依据《侵权责任法》由医疗机构承担相应损害赔偿。医疗损害的构成条件:一是医务人员或医疗机构主观上过错, 包括而又不限于过失, 还包括故意;二是行为的违法性, 这一点和普通侵权要件相同;三是强调造成患者身体上或精神上的损害。
(二) 医疗事故的概念及界定
在理论和实践中, 有一些概念易与医疗损害容易混淆, 其中之最典型如医疗事故。《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 由于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 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医疗事故的构成强调几点:一是在诊疗过程中;二是主体为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三是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四是医务人员主观状态必须是过失, 这一点区别于医疗损害的主观状态;五是强调有人身损害的后果, 这一点区别于医疗损害的身体和精神损害。
二者有很多点不同, 总体来说, 医疗损害的范围比医疗事故更广, 医疗事故一定是医疗损害, 但医疗损害并非全部是医疗事故, 医疗损害与医疗事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二、法律援助的现有范围分析
(一) 法律援助概述
《法律援助条例》中没有明确定义法律援助的概念, 根据其精神, 法律援助是我国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其与其他保障制度共同构成我国的保障制度体系, 具体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 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在实践中, 主要是由律师群体帮助援助对象进行诉讼和非诉讼及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我国的法律援助起步较晚, 相比西方发达国家要落后一段时期。
(二) 法律援助的援助范围分析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规定了法律援助范围1, 公民由于规定中的六种事项, 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 可以依法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另外, 第十条第二款还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对本条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对象进行补充规定。
第十一条规定了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有关刑事诉讼的情形。2
第十二条则明确了在有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3, 被告人如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时, 人民法院如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当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未成年人, 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情况下则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从以上法律援助范围的规定, 我们可以看出一般情况下要以经济困难为必要条件, 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忽略这一条件, 目的旨在通过扶贫助困从而维护社会公平, 促进社会和谐。
对于第十条的具体范围, 国家层面并未把医疗损害或者医疗事故列入法律援助的范围, 但因为各省市的具体情况不一、根据其改动也有所不同。由于各省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 因此对于法律援助覆盖的范围也就有所差异。其中青海省, 江西省, 湖南省, 河北省, 安徽省, 山东省, 上海市, 浙江省, 江苏省在法律援助范围中明确写出了医疗事故。云南省较为先进地将医疗损害事件争议事项纳入范围。江苏省继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施行《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统一将以往的“医疗事故赔偿纠纷”修改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后, 在之后的统计法律援助案件实践中并未具体区分医疗事故和医疗损害, 仍以往常手续办理[3]。笔者认为随着《侵权责任法》的实施, 其中只出现了医疗损害一个称呼, 纠正了以往医疗事故及非医疗事故的一般医疗损害“名称上的二元化”问题。[4]所以在法律援助的范围上笔者赞同衔接《侵权责任法》, 亦针对医疗损害中的经济困难群体进行法律援助。
三、医疗损害与法律援助的结合
笔者从法律援助角度提出可以改善医疗损害的意见和建议是符合社会大众要求的。法律援助对于医疗损害的发展趋势是体现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 笔者相信随着我国进一步的发展, 法律援助对于医疗损害方面可以有突破性的尝试。
(一) 医疗损害与法律援助结合的必要性
第一, 把医疗损害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是缓解医患矛盾紧张关系现状的需求。医疗损害造成的医疗纠纷的主体, 也是导致医闹事件的主体, 严重危及到了医生的人身安全和医院的信誉, 影响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破坏社会的稳定性。只有将医疗损害诉诸法律途径, 合法化, 合理化, 才能够减少及杜绝医闹的生存空间, 给医疗机构和医护工作者安全的工作环境, 从而更有利于患者维护自身权益。现存的通常的法律诉讼并未考虑到医疗损害案件的特殊性, 故患者在诉讼过程所花成本 (包括但不限于时间成本、人力成本、资金成本) 较大, 使得多数患者不把诉讼作为解决医疗损害问题的首选途径, 所以, 这一点需要改善。
第二, 把医疗损害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是法治医疗的需求。医疗损害的解决之道最终需要求助于法律途径, 法律援助作为法律之助, 对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施以援手, 必将有助于医疗损害带来的后果的理性解决, 也符合《法律援助条例》中为了弱势群体获得相应保障, 推动和完善法律援助具体举措开展的宗旨。
第三, 把医疗损害纳入法律援助范围是构建社会公平, 实现和谐社会的需求。法律援助对于社会底层群众的援助, 有助于帮助他们理性的解决问题从而维护他们在医疗损害之中受损的利益, 进而减少社会中的缺乏公正的现状, 有利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去深化改革, 维护社会秩序。这是加强社会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客观要求, 也是健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内容与实际步骤, 是构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法律措施[5]。
(二) 医疗损害与法律援助结合的可行性
法律援助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在我国, 其与医疗损害相结合的进程还处于探索阶段, 它的完善需要各方的努力, 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帮助, 才可以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让法律的公平正义得到更深入的展现, 为我国的社会法治化做出贡献。
1. 政府方面的措施
对于政府来说, 国务院颁发了《法律援助条例》后,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自身情况对法律援助的范围做出相应的调整。有些地方已经将医疗损害纳入赔偿范围, 有些仅将医疗事故纳入赔偿范围, 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缓解了社会矛盾, 是符合社会群众需要, 顺应社会进步规律的重要举措。医疗损害贴近群众的生活, 符合人民的需求, 在部分地区已得到良好的效果, 这也有利于达到援助困难群众, 促进社会进步的目标[6]。
在当前医患关系复杂严峻, 医患双方相互不信任的情况下, 医疗损害的处理变得非常棘手, 处理不当则可给双方都带来不利的后果。政府在任何社会下都是维护公平正义的调解杠杆, 因此在这种情形下, 其有责任规范医疗损害的处理, 通过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和自身的权利进行资源再分配, 将其引向合理规范的道路。首先,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应根据情况建议地方立法部门, 相应地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 将医疗损害纳入本地法律援助的本职之内。
对于法律援助的具体范围, 因为各省市的具体情况不一, 随之改动的范围也有所不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相关要求, 各个省份社会发展程度不同, 因此对于法律援助范围延生的广度也就有所差异。但是从百姓的需求来看, 法律援助范围的扩大需要重新设定相应的标准和落实其标准的措施要求, 否则改革不会有实质性的成果, 也无法给百姓带来真正的福利。
其次, 政府应当提供专项财政支持。经济支持是保证机制运作的基础, 为了适应法律援助范围的变化, 确保全面有效地实行法律援助来处理医疗损害案件, 缓解医患关系, 保护患者权利, 政府应当设立专门资金来保证该体制能够有效运转, 否则则沦为无米之炊。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困难群众和特殊民众, 他们能够得到适当的帮助是法治社会人性化的体现, 同时也是政府对弱势群体救助的责任与体现, 所以, 在此方面, 政府的主导作用毋庸置疑。
最后加大对制度的构建力度, 保证法律援助的水平。为保障案件的质量, 可尝试对援助公务人员采取绩效评优的方法, 采取激励措施, 鼓励公务人员积极处理法律援助事宜。对于社会专职人员, 现阶段需要采取表彰先进人物和强制律师处理法律援助案件相结合的手段, 同样采取绩效评优的方法来提高律师的办案积极性[7];另外, 推行对案件情况的评估试点工作, 以选择高水平的律师、专家学者等组建评估小组, 对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进行评估;最后, 根据办案人员的数量、突出表现、工作情况、受援人的志愿等情况, 高效分派承办的机构与相关工作者, 从根本保障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
2. 法院方面的措施
作为法律援助案件的审理单位, 法院的作用不可忽视。法院对一般普通案件的审理期限、审理人员及收费都有着固有的规定, 然而医疗损害案件与普通民事案件有着明显的区别, 其当事人比一般人员更具迫切需要救助, 因为除了其经济困难以外, 还涉及到其生命健康权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所以医疗损害的法律救助案件, 法院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给予支持:
第一, 审限的缩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普通民事案件一审审限为六个月, 而医疗损害案件的审限则可以缩短, 以满足患者及患者家属权利的需求, 对他们而言, 时间的紧迫性更明显。
第二, 人员的专业性。法官基本都是法学专业人员, 很少懂医学, 尽管实践中, 碰到医学问题可以咨询医学专家, 但对于医疗损害的援助案件, 则由专门从事医药法律的法学专业人员担任更为合适。
第三, 程序的简易性。尽管普通民事案件针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明示案件可适用简易程序, 而医疗损害案件中医患双方往往针对一些基本事实会产生较大的争议, 从而无法使用《民诉》中的简易程序的规定, 但建议, 除具体审理的过程无法简化外, 其他程序都开通司法绿色通道, 因为在人命关天的时候, 患者及家属都不愿意打持久战, [8]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起到援助的作用。
3. 律师方面的措施
对于法律援助机构来说, 有了相关政策的支持和政府的补贴与推动, 法律援助的人员可以投入法律援助的事业, 从而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
由于律师是法律援助实施的主要工作者, 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有效开展离不开律师的支持和帮助, 同时, 由于律师并非公务人员, 其收入并非出自纳税人, 所以不太适合把法律援助作为其义务强行要求其履行, 故针对其特殊地位, 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 国家需要给律师相应的补贴。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 律师可以有很多机会选择利润高, 效益高的案件, 而政府如果不给律师一定的补贴而强制他们办案就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由于律师是法律援助案件实施的主要工作者, 要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 国家至少需要补贴给律师成本价, 再酌情给予奖励来提高律师的积极性。与此同时, 援助的质量和过程同样需要律师本人有较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律师在追求自身价值实现的同时应该意识到, 法律援助带来的社会价值和其平常处理的案件带来的商业价值是具有不同意义的。
第二, 对律师进行相关的工作培训。为了加强律师的职业技能, 保障援助案件的质量, 对律师进行相关工作培训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也是相当重要的。组织法律援助律师和业务骨干的学习班, 邀请专家学者和有一定成就的律师仔细讲解重要的法律法规和如何与群众沟通, 努力提升法律援助业务人员的法律基本素养和业务水平[9]。
综上所述, 医疗损害与法律援助相结合是适应社会需求的, 也是有良好开展的先例可循, 只要由需要以政府为主导, 法院、律师为主体、并积极配合, 加上社会各界的支持, 那么采用法律援助的手段解决或缓解医疗损害带来的部分问题必然可以取得良好的成效, 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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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欺诈行为如何适用法律？ 篇11
分析：常有患者提问，说被民营医院“坑”了能不能打消协电话要说法。照理来说，去医院看病，给钱，从流程上来看是一种消费行为，患者作为“消费者”，应该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但是事实上医疗行为跟普通消费行为有较大区别，这其中的法律空白还是有不少，医疗欺诈行为适用不适用消法，连法律界都有不少不同的争论。
一：适用消法？
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推进，医疗机构公益福利性的角色已发生了变化，且不说民营医院的性质，公立医院营利性亦慢慢成为医院生存的必要条件，原国有医疗机构有的已被个人或有关单位买断，从原来的重社会效益向重经济效益转变，诸如：整形美容、隆胸、抽脂减肥这些并非“病”等医疗服务内容已被纳入其业务范围在开展着。我们经常看到的医疗广告几乎充斥传媒，所有这些，已向世人宣示了医疗机构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非营利性向营利性的渐变。
医疗欺诈行为含义应为：医方故意制造虚假或歪曲的事实，或者故意陷匿事实真相，使患者陷入错误而接受医方的安排进行诊疗的行为。
我国首次在立法上规定惩罚赔偿制度的是“消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即“经营者提供产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可见，医疗欺诈行为有适用“消法”的法理学基础。（观点来源：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不适用消法？
医疗服务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行为，不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医疗服务系以人的生命健康为直接服务对象的民事合同行为，不同于《消法》的适用对象——生活消费。消法所规定的生活消费应指一般生活消费，系指衣、食、住、行、娱乐、信息交流等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非以疾病诊疗为目的的消费。《消法》根据日常生活消费而对经营者、消费者制定带有普遍意义的权利义务时，并未考虑医疗服务这一以人的生命健康为直接服务内容的领域所特别要求的权利义务，即使以最低要求看，消法所规定的经营者、消费者的权利义务也满足不了医疗服务的要求，包括满足不了对医疗服务提供者即医生或医疗机构的高度注意义务要求、对患者生命健康的优先利益保护要求。因此，对医疗服务应当制定特别规范，医疗服务应当适用特别法律。
2、医疗服务的特别规范包括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医生或医疗机构，一方是对患者。对医生或医疗机构而言，包括完全的保障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义务和遵守诊疗常规、规范义务。这两个义务有着与普通经营者截然不同的内容和内涵，它们规定在《侵权责任法》、《执业医师法》、《病历书写规范》、《医院工作制度》、《处方管理规定》等等以及诊疗指南、教材、药典等等非常浩瀚繁杂的特别规范中，这些浩瀚的规范用一句法言法语，就叫高度注意义务或善良家父义务。而对于普通经营者而言，所遵循的多是一般注意义务或普通理性人义务，是低于医疗服务法律对医生、医疗机构的注意义务要求的;
对患者而言，医疗服务的首要规范主要是保障患者的权利，一切医疗行为应当以患者的生命健康利益优先，应当有利于患者的生命健康。显然，普通的经营者达不到也不必如此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比如，一部手机，经营者要做到的首要目的也许是好用、美观，但绝不是有利于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比如，提供餐饮服务，首要目的应当是可口、消费者喜欢，但绝不是吃了这餐饭，消费者的健康得到了提升。
故医疗服务有其特殊的法律与伦理规范，不能适用普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从前面论述也可以看出，医疗服务虽然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却绝不意味着医疗服务提供者可以提供低于《消法》对患者的保护，相反，医疗服务提供者应当提供最低也要高于《消法》对患者的保护。（观点来源：刘晔医法研究）
对医疗欺诈行为适用法律的比较分析
医疗欺诈行为是应受惩罚的非法行为，是民事违法行为，摆在法官面前可供选择适用的民事法律有“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们不妨分别对三者适用的情况做如下的比较分析。
也有人认为可以举报“非法行医”，但是非法行医在适用时偏向于对非法行医机构、个人的处罚，比较难以为受害者索取赔偿。
第一、适用《民法通则》的情况
在医患关系中，我们从以上分析得出医方、患者在医疗关系中，地位实际处于不平等状态。即法律规定其主体地位是平等的，现实中却不平等。作为调整私人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其当事人地位平等，任何一方都不具有惩罚另一方的权利，其调整的对象是指被法律赋予平等地位的主体，而从法律本身赋予的地位看，医疗机构与患者无疑是平等的。因此对于医疗欺诈行为适用“民法通则”来审理并无不当。
《民法通则》第61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消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
按此条审理，对患者实施了欺诈的医方，在审判结果实际上未受到什么损失。可见，由于“民法”适用的是被法律赋予平等的主体，并不考虑各主体在现实中实际地位是否平等问题，因此虽然医疗欺诈情形下适用民法是恰当的，但对受害方的患者的保护明显不利，反会助长医方的欺诈行为之漫延。
第二、适用《合同法》的情况
《合同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其主旨是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签约双方以成本最小化追逐利益最大化为合同目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地位仍是平等主体。根据《合同法》第52条、54条规定，以欺诈的手段订立的合同，一般为无效合同，但受害方有请求变更或撤消的权利。在医疗欺诈的情形下，因医疗欺诈导致的后果发生，往往是无法变更或撤消的。《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损失……
可见，依照《合同法》审理医疗欺诈案件与适用《民法》之处理效果并无特别之处。
因此，医疗欺诈行为适用“消法”第49条相对来说，可能也是在当前应对医疗欺诈行为的法律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最为折中的选择了。
银行法律纠纷救济机制的分析 篇12
根据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 在交易成本为零时, 产权的界定不会影响效率的最优配置。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交易成本总是正的, 不同的法律安排不仅会影响收益的分配, 更会影响效率的水平。对合同纠纷解决机制而言, 不同的权利界定影响到对资源的不同配置, 对人们的收益产生不同影响。人在选择过程中权衡利弊, 实际上就是进行“成本—收益”的理性分析。采取何种纠纷解决机制, 由当事人选择交易成本最低的为标准。
在纠纷解决机制中依据有无法院介入为标准, 可将解决方式分为诉讼与和解两种。诉讼是通过法院公权力救济合同受害人的方式。和解作为诉讼的替代品, 是双方当事人就纠纷充分协商, 让步解决纠纷的方式。和解的价格水平, 影响着人们对诉讼的需求程度。
通过和解, 很多法律纠纷不通过审判便可解决, 但如果协商不能一致就可能要诉诸法院。合同制度允许人们放弃很多程序上的权利, 其目的是使私人仲裁与契约来代替公共法庭, 从而简化纠纷解决, 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由于诉讼需要耗费巨大的成本, 诉讼制度的建立就是使制度运行成本和错误司法判决的成本最小化。为了维护一项具有价值的权利, 当事人就有必要购置这种商品—诉讼制度, 但是这种投入是很昂贵的。诉讼标的价值越大, 当事人越会花费大量费用去赢得诉讼, 诉讼成本与诉讼标的价值成正比例关系。
2002年中国法律年鉴数据显示, 在我国民商事审判中, 合同纠纷占据50%以上, 其中在执行前采取调解解决方式的占54%以上, 最终撤诉的将近六成。这说明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合同的应用相当普遍, 已经成为市场主体的主要交易方式。同时, 合同纠纷影响着交易的顺利进行与资源的有效配置。调解占据解决纠纷的大部分, 说明当事人双方对合同纠纷的解决选择和解的普遍性, 这既是理性的选择, 又是和解作为诉讼替代品的替代效应发挥作用的体现。据统计, 我国目前每年有效合同约20亿份, 如果违约率为10%, 则违约合同数应达到2亿份, 但表现为合同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或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合同纠纷只有100万份, 占违约合同的5%。
2 诉讼与和解的成本分析。
2.1诉讼 (litigation) 成本分析。从经济学上说, 法官所掌握的权力受经济学上的经济人假设和机会主义倾向及有限理性、信息不完全等的影响, 因此法院在裁决过程中追求的目的就很复杂。所以, 诉讼存在着直接成本、错误成本、无形成本以及机会成本。直接成本是法院、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和执行过程中所直接消耗的费用, 如聘请律师代理的费用、案件受理费、勘验费、公告费、差旅费等。错误成本是指由于法院错误判决所造成的损失。伦理成本是指法院、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进行诉讼过程中的精神利益损失, 如社会关系、名誉等。机会成本是指法院、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因为选择该案件的诉讼活动而放弃的其他可供选择可带来收益的最好用途, 如延误工作带来的经济利益损失、原来可以期待得到的社会利益。伦理成本的出现是由错误成本的发生而带来的, 伦理成本与错误成本之间存在着正比例关系, 在经济成本等量缩减时, 应侧重缩减错误成本。采用诉讼方式会导致诉讼成本的产生。2.2和解 (settlement) 成本分析。当事人之间最低条件或保留价格成为双方和解的有效范围, 和解范围的有效存在是和解的必要条件。和解有效范围越大, 也就越有可能由于难以就如何分割可得到的剩余达成协议而进行诉讼。但也存在一些抵消因素:和解有效范围越大, 其所包含的相互有益点越多, 当事人认识到和解是最有利于双方的这一道理所花费的成本越小, 同时未达成协议的潜在损失越大。标的价值小的容易达成和解;标的价值越大则越可能进行诉讼。和解可以发生在提起诉讼或仲裁前, 也可以发生在诉讼或仲裁过程中, 许多案件事实上是在审判的前夜达成和解的。2.3诉讼成本与和解成本的比较。根据科斯定律, 当交易成本小于合作剩余时, 即使法律上的制度安排不符合效率机制, 市场机制仍能够矫正法律安排的“错误”, 只需要交付交易成本;当交易成本大于合作剩余时, 如果法律上的制度安排不符合效率原则, 市场机制就不能纠正法律安排的“错误”, 交易不发生。换言之, 如果双方能够一起谈判并通过合作解决其争端时, 无论法律的基本规则是什么, 其行为都将是有效率的。正如任何合同一样, 谈判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 存在着一个双方当事人能依之认识到协议会增加他们福利的价格。由此, 只有当原告在其损害赔偿妥协中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高于被告在其履行的损害赔偿义务中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时, 和解谈判才会失败, 从而进入诉讼程序。
和解与诉讼相比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由于诉讼具有复杂、费时、耗财等缺点, 理性的人们逐渐将解决纠纷的手段转向诉讼之外, 和解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 与诉讼相比, 和解是比较理想的纠纷解决方式。大量诉讼和解是在开庭前就达成的, 有些是在庭审过程中达成, 因此, 它减少了许多诉讼环节, 具有灵活、简便、快捷的特点, 能及时、有效地化解民事争议, 省时、省工、省钱, 降低了诉讼成本, 节省了司法资源, 减轻了市场经济给人民法院带来的巨大审判压力。通过和解解决纠纷, 国家可以节省司法资源, 当事人可以减少诉讼成本, 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司法救济。
3 信贷合同的救济成本分析。
银行法律纠纷往往发生在合同的履行阶段。在缔结合同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耗费成本的目的是最终通过对合同的履行, 使得企业和商业银行分别获得利益最大化的满足, 但如果在合同履行阶段出现问题, 双方对合同的预期就不能实现, 不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 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状态的稳定。信贷合同的救济成本是指银行依法请求恢复自己原有合同利益或获得赔偿时所支付的金钱、时间、精力和精神负担。广义上的救济成本包括各种方式解决合同纠纷的成本, 如当事人协商成本、调解成本、公证成本、仲裁成本和诉讼成本等。实践中, 当事人可以选择协商、调解、仲裁、诉讼之任意一种救济方式。
如果在银行法律纠纷中, 预期的判决价值比预期审判支出小很多时, 银行作为原告通常不会提起诉讼, 即使预期的判决价值相对大时, 如果预期的判决价值比预防措施的费用大很多, 被告企业常常可能采取预防措施不让银行有提起诉讼的机会, 防止引起纠纷事件的发生。因而, 如果预期的损失赔偿金比审判费用很小或比预防费用很大时, 提起诉讼数目将会变少。出现审判的原因是发生法律纠纷的各方对审判的预期价值都超过了和解的价值。对法定权利估价最高的当事人会为这个权利, 在诉讼上花费最多。因此无效的权利分配比有效的权利分配, 在诉讼费用上花费更多。由于这些诉讼费用大部分都是相互抵消的, 所以诉讼当事人双方会发现, 协议避免某些特定的诉讼费用, 会对双方都有利。银行作为原告的诉讼预期收益就是其胜利时判决确定数额乘以其估价胜诉几率再减去诉讼成本;银行作为被告的预期损失就是其败诉时判决确定数额乘以其故击败诉几率再加上诉讼成本。
4 对银行法律纠纷的控制和减少的方法的思考。
4.1完善我国银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保护银行进行诉讼的权利。在我国。很多法律缺乏可操作性, 导致很多银行法律纠纷无所适从, 不能真正从国家公权力角度保护银行的诉权。4.2降低诉讼成本, 简化诉讼程序。纠纷已经进入诉讼阶段, 说明在其他救济方式不能奏效的情况下, 诉讼双方当事人已经根据理性选择了诉讼来解决纠纷。诉讼成本是当事人支付的为购买诉讼权而支付的费用。降低诉讼成本可以通过减少当事人的经济支出、时间成本和精神消耗, 或者降低国家供给诉权的费用来实现。良性运行的制度会减少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通过简化诉讼程序, 优化制度安排, 加强法院内部协调和配合, 降低在审判案件过程中法院和当事人逆向选择的可能性, 来降低审判制度的支出。4.3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体制, 将诉讼推向竞争性市场。提供更多作为诉讼替代品的其他纠纷解决机制, 不仅会影响到诉讼的价格, 还给予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机会。增加竞争减少垄断, 使诉讼价格真正反映真实供求平衡价格。效率高的解决方式成本低, 对资源的浪费小, 利用就更充分。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效率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也能实现帕累托优化。
摘要：交易成本为正时, 不同的法律安排不仅会影响收益, 更会影响效率。对合同纠纷解决机制而言, 权利界定越清晰, 纠纷解决效率就越高, 对人们的激励也就越大, 在纠纷解决救济机制选择过程中权衡利弊, 实际上就是进行“成本—收益”的理性分析。
关键词：法律纠纷,救济机制,交易成本
参考文献
[1]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2]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