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城市发展历程研究

晋中城市发展历程研究（共6篇）

晋中城市发展历程研究 篇1

0 引言

晋中城市发展自汉代筑城以来, 经历了约2000余年的历史, 按照城市发展不同阶段的背景和动力机制, 将晋中城市发展历程划分为六个阶段。

晋中市城市演变过程分析表见表1。

1 农商成城———行政商贸古城 (1907年以前)

晋中是传统的农业区, 在春秋战国时期, 封建土地私有制逐步巩固, 农业上升到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根植于广大农村腹地基础上早期的城出于宗法统治的需要而建, 体现“筑城以卫君, 造郭以卫民”的思想, 具有比较强的政治统治以及军事防御功能, 城的建设随统治建制的需要出现和消亡。同时商业逐渐发展, 商业功能逐渐引入城, 城的功能日益多样化, 城的规模也相应地得以扩展, 演变为城市。明清时期, 晋商崛起, 晋中商业覆盖全国, 辐射范围北至蒙古、俄国等欧洲国家, 东至朝鲜、日本, 南至越南、印度等国, 创造了“纵横欧亚几万里, 辉煌明清五百年”的奇迹。商业兴盛促进城市快速发展, 榆次古城出现百余年的世纪性繁华和富庶。

2 交通促城———民族工业城市 (1907年~1947年)

清末民初, 社会动荡, 晋商经历了明清辉煌和晚清沦落之后, 被迫寻求转型之路, 部分商业资本家或地主开始投资兴办近代民族工业, 形成工商并存格局, 现代工业开始起步。铁路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 对城市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企业生产交通量和空间需求较大, 古城内空间有限, 企业大多临近铁路周边建设。民国二十六年, 日本侵占晋中, 对晋华纺织厂等企业实行军管, 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后, 阎锡山政府对日伪强占的民营企业先行接收代管, 随后对晋华纺织厂等工矿企业强行吞并到西北实业公司。至1948年晋中解放, 榆次工业只留有少数私营手工业企业, 设备陈旧、技术落后。

1907年在城北修建正太铁路和榆次北站。1919年创办晋华纺织股份公司, 为山西省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厂。随着正太铁路的通车, 粮食市场转移到了北关外, 晋华厂东成为区域性粮食专业市场。1931年建私立魏榆初级普通商科职业学校。1935年正太铁路榆次—太谷支线通车, 修建同蒲铁路和榆次西站, 同年建立实物准备库榆次分库 (榆次粮库) 。这一时期, 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 城市用地突破古城范围, 向西、向北沿铁路、公路发展, 至1948年, 城区用地规模达到2.8 km2。

3 工业扩城———工业仓储城市 (1948年~1977年)

20世纪50年代, 按照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在国家“一五”计划的五年中, 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 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 城市建设着力完成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活配套设施, 积极为工业生产创造条件, 城市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60年代~70年代改革开放前, 相继迁入和兴建一批中小企业。同时, 因国家处于经济困难和“文革”时期, 城市建设陷入瘫痪状态, 城市规划遭到破坏, 建设秩序混乱, 造成用地混杂、环境污染等诸多城市问题。

50年代以来, 随着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榆次凭借优越的交通区位优势, 成为国家工业仓储布局的重点地区, 城区西部、北部相继建设了铁路专用线, 西部沿专用线建设了经纬厂、石油库、榆次粮库、525库 (国家储备库) 、木材公司、医药公司等大中型企业, 西北部建设了晋华二车间, 形成了西部仓储工业区;北部沿专用线建设139库 (国家储备库) 、172库 (国家储备库) 、电缆厂, 形成北部工业区;南部拆除庙宇、利用空地布置了毛纺厂、化纤厂等大中型项目。60年代由于三线建设西部建设了印染厂、液压件厂, 北部建设了锦纶厂等企业。到1977年, 城区人口达到13万人, 城市建设用地13.5 km2, 晋中成为以工业与仓储为主导的工业城市。

4 产业立城———轻纺机械城市 (1978年~1995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1980年贯彻中央“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 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 晋中市城市发展改“求大求快”为“求稳求精”, 城市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发展从综合型向以轻纺为主的专业型转化, 原有晋华纺织厂、榆次印染厂、榆次化纤厂、山西锦纶厂等轻纺化纤企业纷纷在原址扩建, 成功实施了“轻纺型”工业和“城郊型”农业的发展战略,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基础地位进一步强化, 轻纺工业优势明显, 第三产业迅速发展。

在经历了50年代大跃进和文革混乱期后, 这一时期城市规划体现“科学分析、统筹城乡、内容规范、从严控制”的思想, 城市建设开始严格执行国家制订的相关“指标体系”, 城市发展逐步走上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科学发展的道路。

1981年城市总体规划打破了1958年榆次市控制规划的用地格局, 城市向北、向西发展, 按照铁路分成的三大片区, 各自相对比较独立, 形成“一城三区”的总体格局, 奠定了现今城市发展的主框架。

城市建设的重点投向基础设施, 新建了安宁街等11条干道, 城市道路骨架基本形成。新增203、大同桥、迎宾桥、南环桥4座铁路立交桥, 新建北郊公园和岭上公园, 公交线路由2条增加为14条, 给排水系统、电力通讯系统、煤气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5 园区兴城———工贸组团城市 (1996年~2008年)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 晋中经济发展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潮。晋中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 以全力开展“四城联创”, 打造山西中部最具活力的经济带为目标, 改旧拓新, 大力发展新型产业。这一时期, 先后于1996年设榆次经济开发区 (省级) , 于2005年设榆次工业园区。1999年9月晋中撤地设市后城市政治地位提高, 建设主体发生变化, 发展财力扩大, 晋中市已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快好时期。2000年榆次老城开始保护性恢复, 2003年9月对外开放, 极大地提升了晋中的知名度, 进一步促进了城市中心区活力。2012年晋中经济开发区 (原榆次经济开发区) 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园区成为城市产业和空间扩展的主要载体。园区的快速发展使城市空间呈现出组团式格局雏形 (鸣李物流区、修文工业基地、榆次工业园、北部新城等等) 。

本次规划前瞻性的发展定位有效地促进了城市职能的培育和发展, 提高了晋中城区在全省中的地位, 同时也明确了其与太原的空间关系, 使晋中在逐渐融入太原都市圈的过程中, 城市的产业职能也越来越表现出在都市圈中承担一部分特定功能的专门化特点。风声水起的榆次房地产市场逐渐承担了太原不断向外疏解的居住功能;依托交通优势, 商贸物流业发展迅速, 逐渐成为太原都市圈内的物流贸易基地。

6 多核优城———太晋同城城市 (2008年以后)

晋中市和太原市中心区相距仅28 km, 太原东拓和晋中市“北进、西联、南扩、东延”的城市空间拓展方向使得两市城市空间增长边界逐渐出现耦合, 太晋同城化趋势初显。与此同时, 晋中市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纳入全省发展战略和太原都市区战略视野。2009年晋中在同城化背景下形成北部新城的发展思路, 明确提出“晋商之都、三晋之心、生态之城”的总体定位。2010年为解决太原原有大学建筑老化与建立现代大学、发展空间不足与培养现代化人才、基础设施落后与打造教育强省等矛盾, 山西省政府决定在晋中北部新区北侧, 规划建设了山西省高校新校区, 定位为“山西省中部地区智慧谷、全省人才资源库和科技成果孵化基地”, 规划面积6.7 km2, 承载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医科大学等10所院校14.6万名师生。在新的发展环境背景下, 晋中市提出建设“山西省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商贸物流枢纽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文化底蕴深厚的宜居城市”的城市发展方向, 积极推动北部新区发展, 形成以高教园区为基础平台, 承载北部新城、汽车园区、物流园区, 拉大城市发展框架, 打造招商引资平台, 发展高等科教孵化基地, 促进城市转型跨越。

2013年山西省政府为实现高碳资源低碳发展、黑色煤炭绿色发展、资源产业循环发展的产业转型要求, 提出建设山西科技创新城战略, 将晋中市城区整体纳入了山西科技创新城的范围, 对晋中市城市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

这一时期晋中市北部成为晋中城市建设的重点推进区域, 2011年高教园区开工建设, 2013年9月已有的太原理工大学、晋中学院、山西传媒学院等等9所高校入驻。北部新城两横一纵17 km主干道、龙湖立交桥等基础设施项目竣工, 晋商公园一期、二期园林绿化项目建成, 万科·朗润园、华强·晋园住宅项目也基本建成。新城地标建筑汇通大厦、民俗风情街等核心项目正在设施。汇通北路的提速改造工程, 极大地缓解了太晋同城的交通瓶颈问题。

参考文献

[1]晋中市市志、晋中市历版城市总体规划等相关历史资料[Z].

晋中城市发展历程研究 篇2

中图分类号：G83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9328（2015）03-000-01

摘 要 文章着重阐述了印度瑜伽圣哲帕坦加利创作的著名瑜伽经典《瑜伽经》，并详细分析了瑜伽修行的八个阶段和印度瑜伽起源到国际瑜伽日的诞生的发展历程，指出最基本的瑜伽实际上就源于生活，瑜伽的修行是一个长久的过程，修行者需要不断的做出努力，从痛苦中解脱，才能永久的控制住心的意识波动。

关键词 瑜伽 八支体系 发展历程

一、瑜伽八支体系的起源与发展

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印度瑜伽圣哲帕坦加利（Patanjali）将瑜伽系统的规范和整理，并且抛开古老的宗教理念，以一种科学的形式介绍给世人。帕坦加利认为：瑜伽就是约束内在意识的转变，才能回归到原本的自我。帕坦加利对瑜伽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至今无人能及。

帕坦加利创作了著名的瑜伽经典《瑜伽经》，才使印度瑜伽开始在真正意义上的形成。《瑜伽经》将之前古印度瑜伽的思想以理论方式向世人传递瑜伽的知识，并将瑜伽的修行分为了八个阶段。这就是瑜伽修行者所熟知的“瑜伽八支体系”。在第一阶段：“Yama”（制戒）是指遵守宇宙的道德戒律，控制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做到非暴力，不杀生，不偷盗，不说谎，不贪婪和节欲。第二阶段：“Niyama”（内制也称遵行）指内在的控制，通过自律进行自我净化。改善内心的环境，日常生活中实际应做到的道德行为规范。包括纯净、自律、自足、内省和向神的臣服。第三阶段：“Asana”（体位也称调身）指让人们感觉舒适，并能长久保持的身体姿势。体式可以给身体带来健康和轻盈，稳定的体式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内心和精神的宁静。第四阶段：“Pranayama”（呼吸控制也称调息）指有节律的呼吸，并对呼吸的延长进行控制。主要包括对吸气、呼气、吸气与呼气之间的停顿（内悬息）、呼气与吸气之间的停顿的控制（外悬息）。第五阶段：“Pratyahara”（制感，也称控制感官）主要是指精神从感觉中以及外界的事物或因素中解脱出来，这时感觉会消失，并能控制内心。如何控制五感官：前四个阶段做好，后四个阶段就可以自己控制。如果已经做好前四个阶段，Pratyahara这个阶段是会自动产生的。（感官内收可以做到不进食）瑜伽的最高目标就是自尊的融合。如果说前四个阶段是在门外，那么第五个阶段就是已经进来了。当一个人准备好静下心坐下来感受，这就是Pratyahara。第六阶段：“Dharana”（专注）指意识集中在一点上，一心一意，大脑不再波动，而是集中在一个事物上，是进入冥想的初始步骤。第七阶段：“Dhyana”（冥想）指意识能够长久的集中，并不会被外在的事物所干扰，此时对事物的理解以及认知会从表面逐渐深入到本质。第八阶段：“Samadhi”（入定即三魔地）这是瑜伽的最高境界。在入定阶段，不再具体的有冥想对象，而是由冥想而来的超意识全部集中到自我意识中。当意识逐渐进入到空灵状态时，身体和感官都处于一种休眠的状态，心灵隐藏的力量将被逐渐开启，这时生命将领悟到最高的智慧。

瑜伽的修行是一个长久的过程，修行者需要不断的做出努力，从痛苦中解脱，才能永久的控制住心的意识波动。对于瑜伽的爱好者而言，瑜伽的修行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五千多年前的瑜伽，如今还能掀起二十一世纪人们对于追求健康的热潮，那么瑜伽的背后蕴藏着的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内涵。从两千多年前瑜伽体系系统的形成开始，瑜伽在全世界的发展脚步也在日益加快，许多政界、商界、演艺界、以及追求生活品质的人们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都长期进行瑜伽的修炼。瑜伽在西方国家早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像美国著名的苹果公司每周都会聘请专业的瑜伽老师给员工们提供免费的瑜伽课程，目的是为了让员工的身心可以更好的得到放松，减轻工作中的种种压力，保持一种积极健康的心态才能更好的回归到工作中。帕坦加利的《瑜伽经》将瑜伽科学的理论化过后，不论宗教、民族、国家的差异都可以更简单、更轻松的学习瑜伽，这对瑜伽修行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二、国际瑜伽日的诞生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六日，第六十九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当月二十七日，印度总理莫迪提议设立“国际瑜伽日”，理由是瑜伽能帮助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在十二月十一日宣告，接受印度总理莫迪的倡议，经过讨论，由一百九十三个国家参与投票，一百七十五票通过联合国大会决议案。大会正式宣告每年六月二十一日为国际瑜伽日。印度总理莫迪是一位瑜伽修行的爱好者，据报道，他每天都必须练习两个小时的瑜伽。瑜伽不仅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而且还可以帮助内心恢复平静，消除浮躁，使人的精力变得更加的专注。国际瑜伽日的诞生让全世界注重健康的人们开始对瑜伽产生了兴趣。

三、结论

国际瑜伽日的诞生使得全世界人们开始关注和注意到瑜伽。最基本的瑜伽实际上就源于生活。从早上醒来睁开眼，大自然万物带给我们的幸福感，到日常饮食的适当控制，做到不节食、不贪欲，再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无条件的帮助他人，以微笑相待。这就是瑜伽最基本的修行。长期的修行会让我们把烦恼和痛苦一一的抛在脑后，把烦心的事情化为幸福的事情，让所有的快乐开成芬芳四溢的花园。

参考文献：

晋中城市发展历程研究 篇3

三十年来，伴随着课堂教学研究，我国教师话语研究经历了初探、拓展和深入研究三个阶段。我国的教师话语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面临着如何剖析其与多学科理论的关联性、样本数据的采集和处理的科学性不够等问题，今后应在构建一个多学科理论支撑的、开放的、动态的教师话语研究体系的同时，积极开发教师话语研究的有效工具，努力拓展研究对象和构建教师话语有效性的评价标准。

关键词

教师话语 发展历程 有效性 教师话语研究体系

教师话语（teacher talk）是指教师在课堂上为组织和从事教学所使用的语言。教师话语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同教学内容相关的课堂教学话语；另一类是同教学内容无关，但起着组织与引导教学作用的课堂用语。[1]由此可见，教师话语特指“课堂”场域内的教师用语，主要包括：课堂组织用语、课堂内容讲授用语、师生交流用语、教师反馈和评价用语。

“教师话语”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对教师语言进行研究已有多年。[2]早在20世纪50年代， 西方语言教学界就深入课堂进行观察，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深入地研究课堂教学。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对课堂教学规范性的价值追求以及人们对教师话语于课堂教学重要作用的认识，教师话语很快便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论题。

一、我国教师话语研究的发展历程

三十年来，我国教师话语研究伴随着课堂教学研究而不断发展，经历了初探、拓展和深入研究三个阶段。

1.教师话语研究的初探阶段（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中期）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外教育理论的引进、介绍和研究，以及人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对课堂教学完整性和规范性的追求，我国开始在教师课堂教学语言的规范性及其于课堂教学的意义等方面展开相关研究。这一阶段，教师课堂教学语言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师教学语言概念的探讨。1981年，有学者指出教学语言即为教师讲课的语言，并提出最大效能地发挥教学语言的作用对于课堂教学的重要意义。[3]这是国内学术界较早对教师教学语言概念的论述。1987年，有学者指出：所谓教学语言，主要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运用的独白式口头语言。[4]这进一步明确了教师教学语言的概念。还有学者认为课堂教学语言即“有提纲的即兴发言”。[5]由此可见，我国早期的教师话语研究多局限于教师在课堂上进行讲解的口头语言。

其次，初步结合学科特点来研究教师教学语言的修养，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如，《精确·精炼·精彩——语文教学语言浅谈》、《地理教学语言的艺术性》、《体育教学语言的运用》、《谈历史教师的教学语言》等。一些学者认为教师的语言要具有科学性、艺术性、逻辑性、生动性和启发性等，一些学者将其凝练为准确、生动、规范等。

再次，明确了教师教学语言的“职业性”特征。1990年，有学者指出课堂教学语言是一种行业性的特殊交际语言。[6]确定了教师课堂教学语言的“职业性特征”。

这一阶段我国教师话语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对教师课堂教学语言的概念、修养和技巧等方面做了初步的探讨；其二，初步结合学科特点来探讨教师教学语言技巧的培养和研究，并明确提出课堂教学语言是一种职业交际语言；其三，对教师课堂教学语言概念的理解较狭窄，将教师话语等同于教师在课堂上的讲解，即独白式口头语言，忽略了话语双向交流意义上的课堂组织用语、师生交流用语和教师反馈用语；第四，在研究方法上，理论研究占主导，实证研究较少。

2.教师话语研究的拓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21世纪初）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交往”在课堂教学系统中重要作用的认识，课堂教学的本质就是师生主体间的交往过程理念的明确，教师话语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1993年，我国《师范院校“教师口语”课程标准》的颁布，则进一步推动了学术界对教师教学语言的探讨。随着学者对教师话语重要性的呼吁、教师话语概念的逐渐明朗、语言学理论的介入和实证研究的兴起，学术界教师话语的相关研究方兴未艾。

首先，研究视角逐步拓展。研究者们开始从不同视角来关注教师话语。如参照布鲁姆的认知发展类型理论，从语言学视角研究中小学英语教师教学话语；[7]用关联理论从认知语用的视角去考察教师话语；[8]一些学者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和功能语言学等视角出发，对课堂教师话语进行调查，并对教师话语的人际功能进行了分析。

其次，研究范围不断拓展。随着语言学理论的介入以及人们对话语既是交流的媒介又是目的观念的认同，越来越多的研究以英语课堂教师话语为主要分析对象。研究涵盖了小学、中学、大学以及中等职业学校不同阶段的教师话语，广涉教师话语数量、类型、特点、功能以及教师话语的优化与建设等方面。

再次，研究内容进一步拓展。随着学界对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研究和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教师话语权的研究逐渐走入研究者的视野。从1995年开始，教育学中研究话语的文章呈每年递增趋势，2005年达到近十年发展的顶峰，其中教师话语权的文章23篇。[9]如，学者刘云杉于1997年发表的《教师话语权力探析》一文，首次提出了“教师话语权”这个术语，并就教师话语权的实质、运作方式以及我国中小学教师规范性话语的特征进行了探析。[10]

最后，研究方法进一步拓展。随着教师话语研究范围的拓展，一些学者开始对教师课堂话语进行实证调查。蒋宇红将2002年周星等所做的调查问卷进行改编，对教师话语量、提问类型、反馈类型与纠错方式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旨在为改进教学、评价教学及教师培训提供重要的依据；杨晔对教师话语于学习者机会的意义进行了实证探讨。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相较于前一个阶段，实证研究增加，并成为今后教师话语研究的主流趋势之一，研究者或通过问卷调查、或采用课堂录音、或深入课堂进行观察与现场记录等方式对教师话语的数量、质量及最佳效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和分析，试图发挥教师话语的最佳功能，促使课堂有效教学的最终达成；其二，研究广度上逐步拓展，这是对我国教师课堂教学话语研究长期局限于语言技能培养的一次伟大超越；其三，随着语言学理论的介入，结合语言学理论来研究语言课堂尤其是英语课堂教师用语的研究占据了教师话语研究的重要一席；其四，1997年，学者石鸥的《教学过程：飘忽的声音和流动的本质-兼论教学语言》一文指出，因言语声音的“一过性”特点，使教师教学语言具有了“流动性”的本质。这使教师语言的“动态性特征”如同“职业性特征”一样在学术界被明确。

3.教师话语深入研究阶段（21世纪初至今）

进入21世纪，随着人们对高素质创新性人才的迫切需求，新一轮课程改革拉开了帷幕， 课堂教学理念由“知识课堂”逐渐向“生命课堂”转变。作为对课堂教学改革的积极应答，教师话语的研究有了更多的突破。

研究者以跨学科视角，借助其他学科理论对教师话语进行了更为深层的研究，可谓我国教师话语研究一次质的飞越。如有学者借助哲学、社会学、解释学等学科视角和关系思维的方法，对教师话语的理想诉求进行了论述；[11]有学者借助生态学和教育学的理论， 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指出课堂中教师话语存在的问题，并为营造和谐的课堂生态环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高教师话语功能的措施。[12]

随着语言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和二语习得理论的介入，有关英语课堂教师话语的微观研究逐步增加。如，英语教师话语的研究具体切入到精读课、阅读课、听力课和口语课等不同的课堂；关于教师课堂教学话语的探讨多围绕礼貌用语、提问策略、话语改进策略等方面展开。

在继续开展实证调研的基础上，该领域的研究综述异军突起。学者们一方面从跨学科视角高屋建瓴地对教师话语展开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开始对教师话语研究的现状进行归纳梳理并对其未来发展走向进行探讨。与此同时，研究者开始对教师话语进行对比研究，有不同性别教师话语差异的对比、中外教师话语的对比、新手与熟手间的对比、专家型与非专家型的对比等。这些研究为我国教师话语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在研究理论上进一步拓展，社会学、解释学、教育生态学、语言理论、二语习得理论等相继走入研究者的视野，试图架构一个多学科理论支撑的教师话语研究体系；其二，研究方法逐步多样化、科学化，呈现出理论研究和实证调研并举之特点，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拓展了相关研究的视野，而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则进一步提升了学术成果的品质；其三，研究综述的兴起揭示了这一时期学者们强烈的反思意识，此阶段相关的研究综述必定为我们了解教师话语领域的研究历史、现状和研究走向提供更多的助力。

二、我国教师话语研究的热点问题

1.教师话语的理论基础研究

关于教师话语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主要从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等理论来展开研究。早期的研究成果侧重从教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来探寻；后期的研究成果则较多地借鉴了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的理论。

就教师话语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基础的研究而言，1985年，有学者借鉴美国著名的认知教育心理学家奥苏贝尔的“有意义学习”理论指出，因时、因人合理的综合运用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是每一位合格的、优秀的教师使用语言的特点；[13]1995年，有学者结合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分析了问答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教师要善于根据教学需要和学生的理解程度，提出相应的问题。[14]可见，我国早期的教师话语研究就已关注到教师话语的“动态性”特点。

就教师话语的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理论的研究而言， 学者们从话语输入理论、语言行为理论、语料库短语理论等视角对教师话语的输入、学生语言的输出以及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等进行了探讨；还有学者从宏观和微观分别阐述了可理解输入理论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总体而言， 1998年，学者赵晓红发表的《大学英语阅读课教师话语的调查与分析》一文，首次采用实证调查的方法对课堂教学中教师话语的量与质、教师的提问和反馈作具体的分析。这篇文章对我国后期教师话语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之后，我国的教师话语研究出现了两条路径。一个思路是继续以教育学和心理学等相关理论为支撑，结合学段和不同学科特点展开对教师话语的理论思辨研究；另一路径是借鉴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理论，展开对英语课堂教师话语的实证调研和理论研究。

2.教师话语的有效性研究

关于教师话语的有效性研究，学者们主要从教师话语是否有效地促成了教学目的的达成、师生互动的状态以及是否有效地结合了学科特点等方面展开研究。

首先，从教学目的的角度探讨。有学者认为有效的教师话语需充分发挥以下教学功能：介绍教学目的和内容；导入新知，使学生在新旧知识、经验之间建立联系；讲解语言知识，帮助学生建构知识；组织活动；维持正常课堂教学秩序和课堂纪律，以使教学活动顺利进行。[15]

其次，从师生互动视角考查。有效的师生互动是评价教师话语有效性的主要标准之一，研究者们主要从教师话语量、教师课堂提问、反馈与评价等方面考查课堂上的师生互动状况，以期剖析教师话语的有效性。一是通过教师话语的时间控制，增加学生的语言输出。有学者指出，在传统的汉语教学中，教师的讲解占用了课堂教学70%以上的时间，语言输入大大超过语言输出，因此，建议减少教师的话语量，将教师的角色由语言知识的传授者变成学生语言学习的促进者。[16]二是教师提问的有效性。有的学者指出，数学知识是关于抽象的思维对象的研究，这一特点决定了数学教师话语在提问中应以封闭性问题为主，以开放性问题为辅。[17]三是教师反馈的有效性。有学者根据反馈话语中所体现的对于学生以及他所表达内容和观点的态度，将教师反馈话语分为支持性反馈话语和非支持性反馈话语；在肯定支持性反馈话语积极作用的同时，特别指出教师的非支持性反馈应根据学生的应答内容和教学情境选择间接的表达方式，如隐性否定策略、部分肯定策略、模糊限制策略等。 [18]

再次，从是否有效地结合了学科特点来研究教师话语的实效性。如，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意识形态性始终占核心、主导、引领的地位，试图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实效、形式实效、引领实效等领域着手建构思想政治教师话语实效体系。[19]

课堂上的教师用语起着向学生传授知识、与学生交流思想和表达情感、对学生进行唤醒和鼓舞，从而实现有效教学的重要作用。因此，探析教师话语的有效性，是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构建和谐师生关系伦理规范下的有效教学的一个新视角。

三、对我国教师话语研究的未来展望

三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教师话语进行了持续的关注、思考和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呈现出跨学科视角、研究方法多样、研究内容丰富的特点，为提升我国教师话语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水平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持。但通过对这些年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尚须我们继续探讨和思考。

首先，多学科理论的支撑给教师话语研究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二语习得等理论的逐步渗透，为我国教师话语的研究提供了雄厚的理论支撑，提升了我国教师话语研究的高度和品质。但是，正确剖析这些理论与教师话语之间的关联性，科学构建一个多学科理论支撑的、开放的、动态的教师话语研究体系，展开对教师话语更为深入和系统化的研究仍是今后我国教师话语研究领域需要思考的一个主要命题。

其次，样本数据的采集和处理的科学性不够。就研究方法而言，目前有关教师话语的实证调研和对比研究是我国研究教师话语的主要趋势，但是，我国用于分析话语质性的技术和策略的相关研究尚属空白。而国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者对课堂和课堂研究的重视，相应的课堂观察工具也应运而生。早期的课堂观察工具有Jarvis课堂观察量表（1968）、Politzer教师行为特点量表（1969）和Rothfarb师生互动量表（1970），80年代以来，由Nina Spada、Maria Frhlich 和Patrick Allen提出了COLT量表。[20]这为课堂教师话语展开科学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因此，开发教师话语研究的有效工具，保障样本数据采集和处理的科学性，将是我国教师话语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再次，研究对象不均衡现象严重。语言学科的教师话语研究居多，特别是英语课堂教师话语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重点，而大学英语课堂的教师话语研究更是以压倒多数的比例独霸该领域的重要一席。因此，研究对象需要进一步拓展。

最后，教师话语有效性评价标准缺失。课堂教学质量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新课程实施以来，随着教师角色的转变，学生主体地位的尊重、构建生命课堂的理念成为主导思想，这对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衡量教师专业素养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教师能否运用自己的话语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和空间。因此，构建较好信度和效度的教师话语评价指标体系，探寻提高教师话语有效性的策略就成为我国教师话语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1] 赵晓红.大学英语阅读课教师话语的调查与分析[J].外语界，1998（2）.

[2] 彭亮.教师话语的有效性研究——基于小学课堂教学的实证分析[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

[3] 田文.教学语言初探[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5）.

[4] 李如密.简论教师教学语言的特点与修养[J].山东教育科研，1987（2）.

[5] 邸文侠.课堂教学语言的语体特征[J].当代修辞学，1989（5）.

[6] 葛棣华.课堂教学语言初探[J].课程·教材·教法，1990（11）.

[7] 何安平.基于语料库的英语教师话语分析[J].现代外语，2003（4）.

[8] 肖肃.关联理论与课堂教师话语[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3）.

[9] 李醒东.教育中的话语研究——背景现状及视角[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9）.

[10] 刘云杉.教师话语权力探析[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3）.

[11] 牛海彬.批判与重构-教育场域的教师话语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0.

[12] 宋金花.微观教育生态学视角下大学英语教师话语功能的实证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3.

[13] 范全林.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及教师语言[J].江西财经学院学报，1985（5）.

[14] 梁锦祥.外语课堂教学的教案语言和教学语言[J].课程·教材·教法，1995（3）.

[15] 朱洪翠.高中英语教师课堂话语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2.

[16] 祖晓梅.汉语课堂的师生互动模式与第二语言习得[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1）.

[17] 彭亮，徐文彬.小学数学教师话语有效性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11）.

[18] 黄淑琴.中学语文阅读教学教师反馈话语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07.

[19] 邱仁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探要[D].上海：上海大学，2010.

[20] 孙慧莉.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课堂观察工具的COLT量表研究[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8（10）.

[作者：张晓凤（1977-），女，山西和顺人，洛阳师范学院讲师，硕士。]

晋中城市发展历程研究 篇4

【内容提要】文章指出当前情报学研究所呈现出来的“经济学化”研究趋势是经济学向情报学扩张与渗透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又一具体表象，并对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历程进行了回顾，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摘要题】理论探索

【关键词】情报学/经济学化/情报经济/情报经济学/信息经济/信息经济学

1 “经济学帝国主义”与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

近数十年来，经济学不断地向其他社会科学扩张与渗透，形成了许多以经济学方法作为分析方法或体现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学科。经济学界称这种现象为“经济学帝国主义”[1]。情报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界一直都存在着争议。文献[2]明确提出情报学就是一门社会科学;文献[3]则认为情报学是介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这种观点在国内情报学界一度影响较大;而文献[4]则针对这种分歧，就国外的最新进展情况，对上述情报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作了综述研究，予以了有关问题以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指出国外情报学界目前依然有许多研究者把情报科学视作一门社会科学。尽管情报学的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定位至今在理论界仍未完全取得一致，但是不管怎样，情报学与社会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情报学本身就具有着社会科学的属性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学已经渗透、侵入到情报学领域已是不争的事实，情报经济学的产生如同法律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等学科一样已经成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又一具体表象。

“经济学帝国主义”对情报学的这种侵入与扩散换一个角度而言实际上也就是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趋势。情报学具有跨学科领域的本质。国外有研究者将情报学研究划分为三大领域：管理问题(如工作表现测评、个人技能、个人隐私)、核心活动(如数字图书馆、智能代理、交互性、情报检索、知识管理)、应用性(如工作流、文献管理、互联网与内部网)，情报学这三大领域的发展涉及并依赖于多个学科领域：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范畴的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5]。可见，情报学研究所呈现出的经济学化特征就是作为其来源与支柱的经济学范畴的工商管理领域对上述三大领域的情报学研究发展施以影响与作用的必然结果。情报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与情报学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正是这种影响与作用的具体表象，它的向前发展则表明情报学研究的经济学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情报学是为了解决情报需求与情报服务而产生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作为信息产业的组成部分，情报工作的开展、情报事业的发展必然要涉及到现实经济问题，必然要认真地考虑其经济效益。尤其当处在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这个大背景下，情报工作更加强化经济核算与管理，突出经济效率与效益这一目标;整个情报事业开始市场化;情报产品不再作为一种福利品而是成为一种商品;出现情报产业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与情报经济这种新的经济现象已成为必然。纵览情报事业的整个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情报事业的发展历程也就是一部情报事业的经济化演进历程，情报产业与情报经济现象的出现是其最终必然结果，我们可以将它的整个发展历程简约地归纳成以下演进路线：情报工作的诞生、情报机构的建立与情报事业、数据库事业的形成和发展、情报事业的产业化、情报产业[6]，直至情报经济的出现。当然有研究者为了突出情报检索在情报工作与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如下的演进路向：情报(的产生)、情报检索(的出现)、情报检索技术及系统(的出现)、数据库(的产生)、数据库服务产生(情报服务产业)的兴起[7]，直至情报经济的出现。与

晋中城市发展历程研究 篇5

[关键词]旅游规划理念；发展历程；演变规律

我国以发展旅游为目的的旅游规划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旅游规划事业经过30多年的大发展，取得了大量成果，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随着规划实践的发展，关于旅游规划理论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旅游规划理念研究属于基础理论层面的研究，而旅游规划本身则更强调应用性，由于旅游规划学术基础薄弱，旅游规划学术方面的研究更多是从规划的主导思想、旅游规划战略等问题进行研究，对旅游规划的主导理念研究较少。

而旅游主导思想与旅游规划的理念有着本质的区别，旅游主导思想更强调主观性，是以旅游规划者的角度和学术研究为出发点和依据，旅游规划理念则是以旅游者的感知和价值观为依托，强调旅游者在旅游活动和过程中的需求和感受，是反馈给旅游规划工作者的游客需求，对旅游实践有着更为突出的意义。

一、旅游规划理念的定义

目前学术界对旅游规划理念的研究不是很多，对旅游规划理念的定义也没有统一的认识。王艳丽等人认为旅游规划的理念是旅游规划中所具有的理性观念体系，是与旅游规划有关的价值观体系的综合，是旅游规划活动整体的价值观和理念。因此旅游规划理念可以定义为“贯穿于旅游规划整个编制、实施过程，对规划起着统领性、方向性、根本性指导意义的规划目的性思想”。

我们认为，旅游规划理念是从游客感知和游客需求而产生的一种旅游规划价值观，是贯穿整个旅游规划编制过程和实施过程(包括旅游形象设计与定位、旅游产品开发、旅游线路设计、旅游商品开发、旅游景观设计、旅游营销与管理等方面)的对规划起着统领性、方向性指导意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二、我国旅游规划理念的发展历程

我国以发展旅游为目的的旅游规划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30多年的时间里，旅游规划理念主要有5种，各个理念指导阶段并没有完全按照时间的推移来完成旅游规划理念的转变。在我国旅游规划发展的30多年间，各种旅游规划理念都有体现，在每个时期都有几种理念共同指导当时的旅游规划工作，也反映出旅游规划理念在我国发展演变的过程。

(一)“资源主导”理念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旅游规划刚刚起步的时期，旅游发展战略、旅游景区规划等相关规划的基本出发点都是以当地旅游资源的优劣，旅游资源的禀赋与组合为规划的主要依据，对旅游市场的分析、旅游产品的打造也都是重点突出旅游资源的重要性，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旅游战略制定、旅游产品打造、旅游开发措施和旅游运营管理等方面的规划。

旅游规划的资源主导理念只停留在经济发展的肤浅层面，并没有过多的考虑旅游开发必须要关注的如对环境的破坏，对当地人文环境的冲击等方面，也没有从游客和旅游功能本身进行思考，这一时期的旅游规划将经济价值和经济效益作为唯一的规划依据。

在这一时期的旅游规划实践和研究中，并没有对区域文化和环境有足够的重视，只是沿用一种“就资源论开发，就旅游讲发展”的思路，导致了盲目开发。魏小安曾指出：在过去的发展中，形成了“全国办旅游”和“全民办旅游”的热潮。全国各地大兴饭店建设、大办旅行社，兴起了修庙挖坟之风、兴建游乐场之风。这就是资源主导的旅游规划理念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

这种资源导向型的旅游规划理念指导下的旅游开发并没有考虑到游客的真正需求和旅游偏好，只是单纯的以旅游资源的定量评价等方法进行旅游开发，这种无视游客需求的规划即使拥有世界级的旅游资源，其规划后旅游产生的效果也一定会大打折扣。同时，对于旅游目的地来讲，单纯把旅游业当作经济产业来开发，也不可避免的会忽视旅游的发展对旅游资源的破坏，造成旅游开发对当地社会、文化、民俗等方面的破坏和影响。

很多规划都出现了规划与实际脱节的现象，尤其是旅游市场与规划预想的偏差最大。由于缺乏对旅游市场的调研，缺乏对旅游经济规律的把握，缺乏对旅游管理的经验，这一时期的旅游规划普遍存在操作性差的现象。

(二)“市场导向”理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规划编制者开始摆脱单一以旅游资源作为旅游规划主导理念的桎梏，认为旅游开发要成功就必须符合游客的心理需要，满足市场需求才是旅游开发的必要条件，认识到客源市场的差异性旅游需求才是旅游开发成功的前提，旅游规划必须根据自身区位条件为前提进行分析，以自身旅游资源的类型为依托，细分为不同的旅游市场，针对不同的客源市场和消费层次开发规划相应的旅游产品、旅游配套设施和服务设施等。此时的旅游规划依然重视旅游资源的基础作用，但是在旅游规划理念的指导方面更侧重旅游市场的需求，尤其是对旅游产品和旅游项目的规划，更多的注重市场的需求而开发，而不是单纯就旅游资源而开发。

这一时期的旅游规划虽然比之前有了很大的飞跃，重视了旅游市场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效，但是在旅游产品的设计，旅游服务设施的规划方面却很少体现人文关怀，尤其是对特殊游客的需求如残疾人、儿童、老人等，并没有考虑到他们的需求。但是对当时的旅游规划从业者也不能有太多的苛求，当时我国的旅游事业刚刚处于一个大发展的起步阶段，还处于旅游规划的粗放阶段，旅游规划行业还并没有与国际接轨，还没有吸取国外一些先进的经验，是我国旅游规划的一个必然阶段。

(三)“以人为本”理念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入的全面发展”。在这种宏观背景下，旅游开发和旅游规划者开始深切关注“以人为本”在旅游规划中的运用和实践。“以人为本”的旅游规划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重视人文关怀，重视游客的心理感受和人文需求，强调通过旅游活动让游客在精神上得到放松，获得审美享受和丰富知识。“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在旅游产品的打造、旅游环境的营造、旅游设施的设计、旅游线路的安排以及旅游解说系统的设计等方面都体现人文关怀，就是以旅游者的需求为规划的重点和核心，要尽量满足旅游者的合理需求。

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让旅游活动真正回归到游客价值，让旅游真正达到休闲放松和休闲娱乐的功能，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获得审美和愉悦的感受，也让旅游目的地的居民从旅游活动中获得平等和公平的发展机会，使旅游活动能够真正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实现旅游者得到审美享受和休闲放松，旅游企业获得经济效益，当地居民获得平等的发展权利的和谐统一。

(四)“反规划”理念

nlc202309011316

“反规划”(Anti-planning)一词最初出现在《论反规划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俞孔坚、李迪华，2002)一文中，是由国内著名的景观规划师俞孔坚教授首次提出的。“反规划”的理念主要针对城市建设和开发过程中对自然系统缺乏认识和尊重，以牺牲自然过程和生态格局安全、健康为代价的城市化过程，提倡尊重自然的过程，以自然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作为城市规划的前提。“反规划”思想要求城市规划和设计应该首先从规划和设计非建设用地人手，而非传统的建设用地规划。它是城市规划与设计的一种工作方法。

“反规划”理念应用在旅游开发中则是一种景观规划的途径和方法，是对我国旅游规划发展30多年来存在问题的反思，对旅游景区建设存在问题的反思。具体表现为旅游开发者在旅游规划内容中要有一个强制性的不开发区域，避免景区的盲目开发建设。

(五)“可持续”理念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虽然不是新生事物，但是在我国旅游规划中的体现和应用的时间却不是很长。旅游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以保持生态系统、环境系统和文化完整性为前提的，在保持和增加未来旅游发展机会的条件下所实现的旅游发展。其内部特征是生态环境压力与社会环境压力小于旅游系统的环境承载力，其外部特征是增长连续性、系统稳定性和代际公平性，能接受环境与社会承载力反馈的规划体系。

旅游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全球性的旅游规划发展哲学，认识到环境是人类自身的环境，对环境的关怀就是对人类自身最好的关怀。在实际的操作中应将旅游可持续发展理念内化于旅游规划体系之中，并在规划实施中实践、发展和完善这一理念，使之成为旅游规划编制实施的核心理念。作为一种价值观和指导理念，可持续发展观的理念是全面的指导理念，不仅指导旅游开发和规划，同时也对我们的旅游观念起到一定的引导和督促作用。采取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理念，可以使旅游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都达到优化。

三、旅游规划理念演变规律研究

旅游规划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规划理念为指导，但是每个阶段旅游规划的理念又不是单一的和一成不变的。我们认为旅游规划理念的演变主要有以下规律。

(一)旅游资源始终是主导理念之一

无论旅游规划的理念如何演变，无论旅游规划理念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怎样的理念做指导，旅游资源都始终是旅游规划者要依托的重要规划理念，也是旅游规划最核心的要素，资源导向时期的旅游规划注重资源，市场导向、以人为本导向及“反规划”理念为指导的旅游规划仍然是以资源为依托。

(二)每个时期都有一个核心主导理念

资源导向阶段的旅游规划是以资源为旅游规划的基础，注重旅游资源的调查、分析与评价；市场导向阶段的规划则以市场需求进行资源开发，强调旅游规划应该“以资源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人为本导向阶段的主导思想是可持续的以人为本观念，追求旅游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的综合优化……总之，在我国旅游规划30多年间，每个时期都有一个核心的理念作为旅游规划者的指导理念。

(三)不同时期的主导理念在不断变化演进

从旅游规划理念演变的过程和关系来看，每一个具体的旅游规划主导理念，都是在前一种理念的基础上演化产生的。是一种不断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变化，是旅游规划理念顺应社会经济发展和时代潮流的结果。

从内容来看，我们所见到的旅游规划研究的主导理念演进，都是一个接着一个，也有在同一时期同时出现几种规划理念的。从资源主导理念到市场主导理念，从人本理念到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以后出现的“反规划”理念，都是在旅游规划发展到一定阶段，不断变化演变出现的。

(四)每个时期都有几种规划理念并存

旅游规划理念在演进过程中，都不是单独以某一个理念作为规划的指导理念，而是同时兼顾其他方面。如市场导向时期也同时兼顾旅游资源在旅游规划中的作用。在旅游规划主导理念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前一个主导思想与后一个主导理念是相伴发展、相互促进的。每一种新的理念出现，并不意味着以前的理念失去了指导旅游规划实践的功能，它们共同对旅游规划实践起着指导作用。

四、结语

由于缺乏统一的方法和标准，学术界对旅游规划理念的定义和界定却一直没有得到统一，存在很多争议，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人员对旅游规划理念的认识也各不相同。对我国旅游规划理念的演变过程和旅游规划理念转变的规律也缺乏概况和总结，本文从旅游规划理念的界定与我国旅游规划理念演变的规律做一些浅显研究。但是由于旅游规划理念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相关资料缺乏，本文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

(一)旅游规划理念的定义及内涵还应做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尤其是旅游规划理念与旅游规划指导思想的区别应做更深入的分析和解释；

(二)资料覆盖不够全面，对我国旅游规划30年来的指导理念概括还不够全面，分析还不够透彻；

(三)没有系统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是简要列举我国30多年来出现的主要旅游规划理念，没有系统的规范的方法对各时期旅游规划主导理念阶段点的确定和划分。

晋中城市发展历程研究 篇6

关键词：张家界；旅游型城镇；动力机制

1.引言

旅游型城镇指的是拥有较丰富的自然或人文旅游资源，具备较强的交通可达性，并配有旅游接待设施，可以提供相应的旅游服务的城镇或小城镇。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该城镇的旅游业已经或有条件发展成为该城镇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先导产业或支柱产业。旅游型城镇是一种重要的城镇发展类型，是旅游业集群化发展的新形势与城镇建设的新要求相结合的产物。张家界旅游业发展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30多年的发展，张家界由过去的穷乡僻壤逐渐发展成现在的国际旅游城市。本文以具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张家界为例，着重分析其旅游型城镇发展过程和动力机制，为张家界旅游型城镇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2.张家界旅游业和城镇发展历程的阶段分析

张家界是因旅游而兴起的城镇，其城镇发展的过程与旅游业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因此，若从旅游业发展的阶段，可以把张家界旅游城镇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萌芽期、形成期和发展期。

2.1萌芽期（1982-1988）

1982年9月2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将原来的张家界林场正式命名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随着森林公园的建立，张家界地区的行政规划开始发生重大调整。到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地级市，将原常德的慈利县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桑植县划归大庸市管辖，从而实现了三大景区实现统一管理，为张家界市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旅游景区、景点开发初步成型，形成以张家界市森林公园、索溪峪、天子山为主的游览线路和景区点布局；旅游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旅游饭店、旅行社等接待设施也从无到有。此时的张家界开始进入了以旅游资源开发为先导的城镇发展阶段。然而，该地区的第一产业仍然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比重很低，旅游产业体系还未形成，还处于旅游型城镇的萌芽发展阶段。

2.2形成期（1989-2002）

这一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是1992年，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标志着张家界所拥有的自然旅游资源品质得到了世界的认同，同时为张家界市旅游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起点。到2002年底，张家界市三次产业结构由1989年的47.0：18.7：34.4调整为21.2：22.6：56.2，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产值终于超过了传统第一产业，成为张家界旅游型城镇发展的支柱产业。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张家界旅游型城镇建设取得明显成绩。一方面，张家界城市建设进入新阶段，城市性质由农林业小城镇向旅游城市转变。到2000年，张家界建成区32.51平方公里，城市总户数8.84万户，人口30.38万人。另一方面，通过以产业支撑、群众集资等方式，建成一批设施较完善、功能较齐全、具有一定聚集能力的中心镇。如慈利县岩伯渡、江垭，桑植县陈家河、瑞塔铺，永定区沅古坪、温塘等。至2001年，全市建制镇发展到32个（包括慈利、桑植县城和武陵源区索溪峪镇），占全市乡镇总数的34%。

2.3发展期（2002-至今）

这一阶段，张家界凭借着优良的旅游资源禀赋优势，在旅游消费需求的拉动下，加快推动旅游业以及与旅游业有着前向、后向、侧向关联的产业的发展，实现了旅游城镇的由小变大，旅游城镇体系得以初步形成。截止2013年，张家界市总面积达9653平方公里，辖永定、武陵源2区和慈利、桑植2县，拥有 7个街道、32个镇、47个乡、15个民族乡。其中，张家界市区依然是城镇体系的中心，它以建成成为一个国际性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在文化、资讯、环境、科技、制度、交通等方面综合发展；分散在市区周围的则有重点旅游城镇和以旅游为主导的一般城镇，如索溪峪镇、江垭镇、温塘镇、天子山镇等等，它们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形成不同的特色，是旅游城镇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张家界旅游型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

3.1资源禀赋

在张家界发展初期，为何会选择一条以旅游业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的道路，而非一条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道路呢？主要还是取决于张家界的资源禀赋结构—旅游资源的比较优势。资源禀赋结构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比较优势概念和理论较好地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张家界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战略选择。80年代末的张家界，经济社会发展尚处非常低的水平，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均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它却拥有举世无双的自然资源，既有千姿百态的岩溶地貌，又有巍峨耸立的砂岩峰林；既有保存完整的原始森林，又有不计其数的地下溶洞。在可选择的产业中，由于拥有一流的自然旅游资源，当时已经日渐升温的旅游业自然就成为了张家界城镇发展的最佳选择。事实证明，发展旅游业是符合张家界客观规律的，因而也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在后续的发展中，随着自然资源的旅游价值不断得到挖掘和认可，旅游业的快速成长和重要性不断凸显，使张家界进入资源驱动旅游城镇的发展模式。

3.2政府政策的推动

政府在张家界城镇和旅游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各级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制度是促进张家界旅游型城镇发展的大环境。主要表現在：一是，各项政府政策对张家界旅游业发展起到了引导和推动的作用。1989年3月，张家界市第一次党代会上提出了“以旅游业为龙头”的基本构想。受政策的影响全市开始按照“整体规划，强化管理，采取多种经营方式，合理开发、利用各种旅游资源”的原则，加快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加强旅游宣传促销。1999年，张家界市政府又提出“实施旅游带动战略”，即围绕旅游，调整农业，振兴工业，搞活商贸，繁荣文化，建好城市，以旅游为龙头，带动经济全面发展，带动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省级地方直接制定旅游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在2006年的《张家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中，明确提出要以市城区为中心，以慈利县城、桑植县城为两翼，构筑“环境优美、特色鲜明、适宜居住”的山水旅游城市和规模适度、功能明确、布局合理的小城镇体系。2013年，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张家界市加快推进国内外知名旅游胜地建设五年行动计划》（简称“1656计划”）、《张家界市城市管理改坚战实施方案》等文件，大力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着力推进旧城改造和中心城市、县城提质扩容，提出旅游城镇建设提质升级行动。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张家界旅游业以及城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3.3旅游经济的综合效应

旅游业的综合效应就是在它不仅仅是自身的发展，它还能带动整个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进步。旅游带动游客的聚集、消费的聚集、产业的聚集促进泛旅游产业的聚集的同时直接促进了城镇综合实力的提高、推动城镇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旅游业是劳动密集性行业，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于旅游地居民就业结构的改变和居民家庭经济来源的转变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旅游业的发展带来张家界城镇综合实力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虽然一直以来张家界是湖南省是湖南省人口和经济总量最小的市，但通过这几年旅游事业的发展，旅游经济开发高潮迭起，持续的升温，经济总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2014年与1989年相比，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由10.65亿元增加到410.02亿元。到2014年末全市城镇化率达到了43.3%，三次产业也由1989年的47.0：18.7：34.4调整为现在的12：24.3：63.7。第三产业比重占到城镇产业的一大半，而旅游产业在张家界第三产业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它带动了第一产业的更新与提升，也加快着第二产业的发展。

旅游业发展提高了城镇居民就业率。旅游作为第三产业中最典型的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最强，也是缓解张家界城镇就业压力最有效的途径，同时旅游季节性的特点也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弹性就业。据测算，旅游对张家界社会就业的贡献率达到47%，意味着全市总就业岗位中每10个岗位中，有4.7个与旅游活动密切相关。以此可以推算出，全市2012年末，旅游直接与间接从业人员达到38.31万人，比2003年增加近6万人，增长了13.2%。到2009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突破一万元，城镇居民生活由小康向富裕转变，城市生活方式不断向农村普及。

4.结语

本文对于张家界这一典型旅游型城镇自1982年以来的发展历程进行了阶段性分析，得出：张家界旅游型城镇在过去的30多年中，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和发展期这3个阶段；随旅游产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张家界旅游型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发生变化，资源禀赋结构（旅游资源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张家界走上以旅游业为主导的城镇发展道路；随着张家界旅游型城镇逐步的形成，资源禀赋结构和各级政府相关政策两者相互交织在一起成为形成期的主要动力机制；当泛旅游产业成为了张家界经济、社会的主要支撑，其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变为了旅游业的综合效应和资源的禀赋。因此，必须把握张家界旅游型城镇发展的动力，才能推动其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强. 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2]董传伟. 旅游城镇化模式与动力机制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4.

[3]蘇振. 旅游业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机制及管理对策[D].湘潭大学，2014.

[4]刘元. 旅游业发展对张家界市城市化的影响研究[D].广西大学，2011.

[5]方宁. 张家界市旅游城镇体系构建思路探讨[J]. 小城镇建设，2010，09：77-79.

[6]陈钢华，保继刚. 专业化旅游城市的发展历程与动力机制——以三亚市为例[J]. 旅游论坛，2014，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