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高速公路

古代有高速公路（共8篇）

古代有高速公路 篇1

自从秦始皇首立“皇帝”名号以来,“皇帝”一词一直是最高统治者尊贵的称号。每当开国君主“正位建号”或其后裔承袭帝位时,都要举行隆重的“上尊号”仪式,以表示名正言顺地当上了皇帝。另外,皇帝也要给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尊奉正式的称号 :“太上皇”“皇太后”“太皇太后”,这些也称为尊号。

到了唐朝武则天时,尊号又有了新的含义,在“皇帝”这一称号前再加歌功颂德、神化皇权的美称,如武则天的尊号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尊号一般是在皇帝生前就由臣下奉上的。

皇帝死后,其后世子孙和公卿大臣要为他追立两个正式称号 :一是庙号,一是谥号。庙号与封建宗法祭祀制度联系在一起。帝王死后,其后世子孙要根据他在皇族宗亲中的世系,将他的灵牌奉入祖庙祭祀,并追尊他为某祖或某宗,以确认和显扬他在皇族宗亲中的地位。他被后嗣子孙所追尊的某祖、某宗,就是他的庙号。一般来说,开国帝王多称“祖”,之后,承袭帝位的列代皇帝皆称“宗”。

谥号是皇帝死后,大臣们为评价帝王一生的德行和功业而拟定的一种称号,可根据需要不断予以增加。唐朝以前的皇帝,谥号多为一、二字,简明易称,所以人们习惯于称呼他们的谥号,如汉武帝、汉明帝等。唐宋以后,由于谥号越拉越长,不便称呼,故后人对唐宋至明清的皇帝,相率改以庙号来称呼。

帝王的庙号,始于商代,而谥号则始于西周。之后,庙号和谥号为历代所沿袭,直至清朝灭亡。

思考 :

1. 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是庙号还是谥号,为什么?

2. 清圣祖是清代哪位皇帝,圣祖是该皇帝的庙号还是谥号?

答案 :1. 唐朝第二位皇帝李世民谥号。唐玄宗朝时根据其德行和功业加封的称号。2. 康熙 ;庙号。

古代有高速公路 篇2

在交通和通信很不发达的古代，人们要传递信息只能靠两条腿或骑马。马拉松长跑项目，就是为了纪念一位多年前为传送捷报而牺牲的英雄设立的。公元前490年，希腊军队在马拉松平原击退波斯王大流士一世军队的入侵。传令兵菲迪皮茨一口气从马拉松镇跑到首都雅典报告喜讯，当他跑完42.195千米的路程，赶到雅典广场说完捷报之后，就精疲力竭，倒地而死。为了纪念这位战士的英雄事迹，18，在世界第一届奥运会上，他跑过的距离被作为一个长跑比赛项目列入运动会。

古蜀栈道:古代的“高速公路” 篇3

精致斜织的交通网

带着“蜀道难，蜀道难乎?”的疑问，打开古旧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蜀道却着实令人大吃一惊，关中通往汉中的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以及由汉中通往四川的金牛道、米仓道和荔枝道，如同一张精致斜织在秦岭山脉和大巴山脉中的大网，沟通连接着八百里秦川与四川盆地这两个中国古代的天府之国。

若按今天铁路的最短距离测算，成都到西安的距离约为829千米，时速250千米的动车组只需不到4小１时即可到达。但在“黃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秦岭面前，我们的先民是以何种的勇气和气魄开山破石、凿洞打桩的?他们的原动力又在何处?

秦中自古帝王都，长期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必然面临着人口剧增与生产生活资料短缺的矛盾，而四川盆地物产丰富，两地的沟通势在必然。《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昭治成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焚，燹僮。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对于古蜀先民而言，闭塞成为其发展的最大障碍，关中地区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来自北边的吸引-力巨大。而北面呈东西向的米仓山和大巴山脉成为第一道南北相同的天然屏障，汉中以北的秦岭成为第=道屏障。所以必须尽一切努力穿越米仓山、大巴山，再穿越秦岭，巴蜀先民才有可能与代表当时最高生产力和社会文明的关中地区沟通联系。因此打通北边的交通线是蜀道的关键。在南北相互沟通的巨大张力和拉力的作用下，最终“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

历尽艰辛得以凿通

栈道的修建是艰难的，其中浸透着血汗更包含智慧。《华阳国志·蜀志》中保存的五丁移山、石牛开道、武都担土、山分五岭等神话传说正是古蜀先民前赴后继、英勇献身开通蜀道的力证。“开明立，号日业帝，……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这则KT移山的故事在《本蜀论》又有这样的记载：“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路灭蜀，因日石牛道。”

据史书记载，公元63年一年时间，汉朝政府就从“广汉、蜀郡、巴郡徙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随后更是“凡用工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即便是到了近代修筑川陕公路，国民政府调集17万民夫，仅昭华至七盘关段就死伤几百人。

战国时秦国为打通陕西到四川的道路，于公元前267年开始修筑褒斜栈道，这条栈道起自秦岭北麓眉县西南15千米的斜水谷，到达秦岭南麓褒城县北5千米的褒水河谷，全长200多千米的栈道是在峭崖陡壁上钻孔架木，并在其上铺板而成。当时火药还没有发明，在上为绝壁、下为激流的自然条件下，它的修建先是采用原始的“火焚水激”的方法开山破石，然后在岩壁上凿成30厘米见方、50厘米深的孔洞，分上、中、下3排，均插上木桩，接着在上排木桩上搭遮雨棚，中排木桩上铺板成路，下排木桩上支木为架，最终于公元前259年完成，历时8年之久。修筑者还根据不同的地貌状态，因地制宜，创造了标准式、依坡搭架式、石积式、千梁无柱式、凹槽式和多层立柱平梁式等多种栈道形制，这些都反映-了古人在修建古蜀栈道过程付出的智慧和汗水。

留存的海量文化遗产

蜀道的通行，使得大批钱粮赋税源源不断由四川运往长安，使先后在长安建都的周秦汉唐获得殷实富足的统治管理基础。“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取给于蜀。”同时关中地区先进的生产水平、社会文明、管理体制、文人雅士也不断进入四川，并进而由四川延伸到更西部的贵州、云南、青海、西藏等地，为古中国西部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古往今来，在蜀道上来来往往的人，留下了数不清的故事，沉淀为难以统计的文化遗产，凝结成灿若星河的文化景观，这些故事、遗产和景观无时不在温暖着我们的精神家园，无时不在滋养着我们的文化。

1.褒斜道：长安入蜀的最早栈道

褒斜道是沿着褒、斜=水形成的一条道路，它们发源于秦岭，褒河自北而南，注入汉江；斜水自南而北，汇入渭河。《汉书·地理志》载：“斜水出衙岭山，北至眉入渭；褒水亦出衙岭山，至南郑(今汉中)入沔。”清代《读史方舆纪要》对褒斜道的早期形成作了如下记述：“褒斜之道，夏禹发之，汉始成之，南保北斜，两岭高峻，中为褒水所经。春秋开凿，秦时已有栈道。”褒斜道是历史记载中发现最早，使用时间最长，对历史、文化、贸易所起作用最大的蜀道，在2000余年的使用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文化遗存。

褒斜道南起汉中褒河镇，褒河是陕南的一条河。陕南以水而闻名，褒河则以美女而闻名，这个美女就是周幽王的爱妃褒姒——“烽火戏诸侯”里那个“一笑倾国”的美丽而幽怨的“冷美人”。相传褒姒就是汉中褒河人，当时此地属于古褒国。

秦末楚汉战争中在汉中休养生息的刘邦于公元前206年，一边派人修复被自己烧毁的栈道，一边令韩信带领大队人马，从西边的陈仓道出兵，一举定三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典故由此而来。

《读史方舆纪要》指出三国时期的曹操、张鲁、诸葛亮、姜维、杨仪、魏延、赵云、邓芝和司马懿等蜀魏两国许多重要人物都在褒斜道有过多次活动。

唐天宝十五年即公元755年，唐玄宗李隆基在马嵬坡兵变、杨玉环香消玉殒之后，也由褒斜道入蜀。

保存在略阳灵岩寺的《仪制令》，“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交通规则实物资料。现存汉中博物馆的石门十三品，是分布在古褒斜道石门隧道及其南北山崖间的13种摩崖石刻的总称，是反映隶书由古隶—汉隶—魏书—宋隶的演变历程的珍贵史料。

2.傥骆道：蜀道中的高速公路

傥骆道北从周至骆峪进秦岭，南从洋县傥水河谷出汉中，进出口各取地名中一字，故称傥骆道，全长240千米。唐代，傥骆道曾一度繁荣，成为由长安入川最捷近的道路，沿途馆驿多达11处、栈阁9万余问。史料记载当时傥骆栈道

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则置驿，成为标准的国家级道路。因此，唐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唐德宗避乱南郑，唐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唐僖宗去蜀，都取道傥骆。

傥骆古道的南端地处亚热带低地山区，古道的北端在秦岭北坡的骆峪中，地处暖温带季风气候，南北气候风景各异，各有特色。

古人有关傥骆道的吟咏不少，多为高山巨川、密林幽篁震撼心灵之作，也有对艰险旅程的慨叹。唐代元稹《南秦雪》：“帝城寒尽临寒食，骆谷春深未有春。才见岭头雪似尽，已惊岩下雪如尘。”宋代文同《骆谷》：“龙蛇纵横虎豹乱，古栈朽裂深埋苔。”写军旅生活的如宋代陆游诗：“雪云不拥平安火，一点遥从骆谷来。”

3.金牛道：遗产最集中、保护最完备的蜀道

金牛道又叫石牛道，李白过此方有《蜀道难》不朽诗篇，其得名源自上文提到的“石牛粪金、五丁开道”故事。古道自汉中南郑向西经勉县，继而南折进入四川朝天的七盘关，再南行抵达广元，后抵剑门关。仅明月峡栈道景区一处就沉积了“萧何弄舟明月峡、陆游魂断明月峽、张献忠威镇明月峡”等历史与故事。从古代交通发展的角度来看，明月峡更是积淀了远古先民走出的羊肠小道、先秦日十政府开发的古栈道、民国时期修建的川陕公路和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宝成铁路隧道，各个时期交通方式并存且历史脉络清晰，是不可多得的历史交通博物馆。

金牛道目前是古蜀栈道文化遗存、遗产最为集中、保存最完备的区域，形成了以“朝天棋盘关—明月峡—千佛崖—皇泽寺—昭化古城—牛头山—天台山—剑昭古驿道剑—门关—翠云廊—剑州古域—觉苑寺”为主体的文化景观长廊，以明月峡古栈道、昭化古城、剑门关、翠云廊为核心的文化遗产点。

难得的文化线路遗产

文化线路是世界遗产中较新的遗产类型，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全球遗产平衡战略”重点推荐和拓展的遗产类型，它是指“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性和形成基于它自身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以及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与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

古代的儿童有哪些玩具 篇4

古代, 许多儿童玩具往往和节日结合在一起。 古代的儿童在春节庙会期间能接触到很多玩具, 这些玩具大多带有吉祥意义。 例如:古人认为风车可以带来一年的好运,“春风起, 风车转, 四时顺,兆丰年”。 古人在立春时有“鞭春牛”的习俗,用泥土做成牛的形状, 大牛肚中放置许多小春牛,大牛鞭碎后小春牛被人们争相抢拾 ,既是吉祥 物又是孩 子们的玩 具。 端午节前后,大人通常给儿童佩戴香包, 香包五颜六色,有各种动物形状,还能散发香气, 是儿童非常喜欢的玩具之一。 我们现在还可以见到的布老虎, 也是端午时节大人 送给儿童 的玩具之 一,有驱病避灾的含义。 “兔儿爷” 是清朝时中秋节的儿童玩具。 “兔儿爷”用泥巴塑成,造型多为兔头人身,头戴金盔,有的还插着令旗,骑着鹿、狮子、老虎等,十分威武还有一种肘(zhǒu)关节和下颌(hé)能活动的“兔儿爷 ” 俗称“吧嗒嘴”,更讨人喜欢。

古代的儿童还有许多可以发出声响的玩具, 主要有陶哨、泥哨、拨浪鼓、小锣鼓手推响车等。 古代的哨子大都做成动物的形状,有牛形鸡形等, 小孩子吹响时仿佛是牛在叫、 鸡打鸣, 非常好玩。 拨浪鼓我们现在还可以见到, 古代儿童玩的拨浪鼓多种多样,有长形如腰鼓的有扁形似大鼓的, 还有扁圆如烧饼的。 鼓两侧的弹丸有的用两粒玻璃珠子, 有的用磨光的酸枣核。

陀螺至今仍是深受儿童喜爱的玩具之一。 中国早在宋朝时就出现了类似陀螺的玩具,名字叫作“千千”。 它是一个长 约三厘米 的针形物 体,放在象牙制的圆盘中,用手撑着旋转, 比赛时谁转得最久就为赢家。

竹蜻蜓是中国古老的玩具。 它用竹片削成,形状像螺旋桨,中间插一根竹竿,用力一搓竹竿,叶片就会飞起来, 从远处看仿佛一只蜻蜓。 明朝时,竹蜻蜓传到了欧洲,据说飞机的发明者莱特兄弟小时候就玩过竹蜻蜓。 也许就是竹蜻 蜓的原理 启发了人 们, 促进了螺旋桨和飞机的发明。

古代有涵养的名字 篇5

字义内涵

天：最初指空间，与地相对，后引申为天空、太空。用作人名意指思维辽阔，天子骄子，心胸宽阔之义；

宇：屋檐，泛指房屋，也形容人的风度，仪表，如气宇轩昂，完美等之义。用作人名意指有完美，有风度，气宇轩昂之义；

来自宋词：道人室中天宇宽。 使名字更富有意蕴和内涵

来自唐诗：绮会周天宇，黼黻藻寰中。 使名字更富有意蕴和内涵

音律字型

天宇的读音是tiān、yǔ， 声调为阴平、上声，音律优美，悦耳动听，朗朗上口。

字型为:上下结构、上下结构，字型优美，笔画搭配合理，利于书写和美观。

【俊煜】

字义内涵

俊：1、相貌清秀好看，雄健，英武，如俊俏；2、指才智出众，高尚，杰出，卓越，才貌超群，如俊杰。用作人名意指俊俏，杰出，高尚，卓越之义；

煜：指照耀、明亮的样貌，也指火焰。用作人名意指明亮，光耀，灿烂，光明之义；

音律字型

俊煜的读音是jùn、yù， 声调为去声、去声，音律优美，悦耳动听，朗朗上口。

字型为:左右结构、左右结构，字型优美，笔画搭配合理，利于书写和美观。

【彬达】

字义内涵

彬：文质兼备的样貌，形容人文雅有礼貌，富有文采的。一般指温文尔雅、品德出众的人。如:文质彬彬(既文雅又朴实)。用作人名意指有文采，品质，修养之义；

达：达的本意道路通畅，有通达、畅通、到达之意。引申为通显、显贵等意。同时也指豁达，心胸开阔。用作人名意指豁达大度，心胸宽广，飞黄腾达之义；

【林俊】

字义内涵

林：长在一片土地上的许多树木或竹子，形容众多的样貌，生生不息，旺盛；也指聚集在一齐的同类的人或事物；用作人名意指旺盛，生生不息，富有成功之义；

俊：1、相貌清秀好看，雄健，英武，如俊俏；2、指才智出众，高尚，杰出，卓越，才貌超群，如俊杰。用作人名意指俊俏，杰出，高尚，卓越之义；

【廷贵】

字义内涵

廷：封建时代君主受朝问政的地方，公正。用作人名意指公正，权威，风度翩翩之义；

贵：指价值高、异常好的东西，以及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或家族。如意见宝贵、高门显贵、达官贵人等。用作人名意指位高权重，金枝玉叶，无与伦比之义；

【志远】

字义内涵

志：志向，意志，心之所向，如意向，志向；也指记号，记在心里，如永志不忘。用作人名意指志向，有梦想有目标，进取上进之义；

远：指高远、深远、扩大、深奥、远大、长久、长远。 用作人名意指有才学，志向，高贵之义；

来自唐诗：夤宾志远，藨衮惟兴。 使名字更富有意蕴和内涵

【昊轩】

字义内涵

昊：大，形容广阔无限的意思。用作人名意指胸襟开阔，开朗，英俊之义；

轩：古代车子前高后低叫“轩”，前低后高叫“轾”，引申为高大。用作人名意指朝气蓬勃，气度不凡，才华出众之义；

【广智】

字义内涵

广：一般指多，面积大，引申为宽广，宏大。用作人名意指心胸宽广，宅心仁厚，兴趣广泛之义；

智：指智慧、见识、聪明，如足智多谋。用作人名意指聪明，有才，有独到见解之义；

古代亦有公费医疗 篇6

秦汉以来，医药事业不断进步，医在王官的制度日益完善。试以唐宋为例，作一个概观。

唐代的医药行政，隶属于礼部的祠部掌管，相当于中央卫生总署。另有隶属于太常寺的太医署，相当于中央一级的医学院，兼备医学教育和医疗组织两种功能。

以医疗服务的对象看，这些中央级的机构，各有制度划定的对口单位。如唐代制度，凡京师百署官吏、宫廷宦官宫女、南衙卫兵、各边疆民族驻京人员等，看病服药，都找太医署。尚药局除了为皇帝嫔妃、诸王公主服务外，禁军官兵的医疗也归它负责。

以上是京朝官吏享受公费医疗的情况。地方官吏吃药看病，也是沾惠于这个医在王官的体制。仍以唐宋为例，凡州府(宋时又加上“军”一级行政设置)一级，都设有地方一级的医学院，其领导和教师，既是执掌地方医药行政的医官，又是传教医学生的导师，一般多为太医署毕业的学生。地方官吏及地方官办学校的师生患病，就请他们治疗。

县一级没有医学院校，但也有县署机关医院。比如，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五记载的北宋制度，县一级的官医配置，是每一万户一至五人，遇缺即补。他们必须是太医院或地方医学院的毕业生，除了从事医疗活动外，还须负责收采药物、指导防疫、验发行医和开设药房的执照、处理医疗事故等一切相关事务。这种体制一直维持到清代。

这种县署医院兼医药行政管理的机构，一般多设在州县衙署的大门旁边，或者干脆就是县衙大墙的“破墙开店”，一方面承担县署官吏的公费医疗活动并受理医药行政事务，另一方面也为民众看病，乃至出诊，当然这就要收钱了。

医药界黑幕重重

往细处寻思，高官势要们因有特权可予回报，医官们格外尽力悉心，曲意奉承，一般的官吏有病求医，能不体会彼此厚薄?这又是衙门式公费医疗的一个弊端。

还是拿两宋举例，人情处方的问题相当严重，当时太医局属下，有一个专门研制新药的机构和剂局，“凡一剂成，皆为朝士及有力者所得”(《癸辛杂识·别集》)。就是说，和剂局每试制成功一品新药，都被大大小小的京官和“有力者”私分了。据周辉《清波杂志》卷五记，权宦童贯倒台后抄家时，“得剂成理中丸几千斤”，都是贵重紧俏药品。其来路，无非是和剂局、太医局、太府寺等各有关部门和长官们的孝敬，正好暴露出公费医疗千疮百孔的漏洞。

宋代法律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由此又折射出诸如讹诈钱财、收受红包等医德问题，当然受害者多是小人物。因为古代各级衙署中除官吏纳入国家编制之外，还有各种杂役庶务，都由农民以徭役的形式充当。按规定，在此进入“公务”范围的特定时期，他们也得享受公费医疗。如《唐律疏议》卷二九有一则《丁匠防人等疾病》的杂律说：“各类丁夫、匠人在劳作服役期间，戍边防守的人在镇戍边塞期间，官户和奴婢们在衙门服劳役期间，如果患病，该管官员不为他们报请治疗，或者虽然已报请，但主管医药的官员不予供给，以致他们缺乏救治医疗的，各处四十笞刑；如果因此而导致死亡的，各处徒刑一年。”

所谓主管医药的官员，就是《金瓶梅》里的任医官之类，很难想象，清河县衙里的更卒马夫或三班丁壮，能够在他那里获得与西门掌刑一样的公费医疗待遇。又前引海瑞《兴革条例》“医官察病症脉理，识药性，以利一县之疾。近多纳银为之。图差遣取利……”花钱通路子买官办医院里的编制，再将本求利捞回来，这里面又该有多少黑幕呢?

穷人也能享受的待遇

《魏书》卷六载，北魏显文帝曾发布诏令：“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需药物任医量给之。”后来魏宣武帝又命太医署，“于闲敝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住，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笔者寡闻，窃以为这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专门收治贫困患者的国立公费医院。与北朝相对立，南朝齐也设有“六疾馆”，专门收治无钱疗病的穷人。

唐代前期，由佛寺创办的“悲田坊”和政府创办的“养病坊”并存，都是免费收治贫困患者的医院，后来悲田坊都由政府接办，统一改称养病坊。据《唐会要》卷四十九载，这种收容贫民看病的公费医院，遍及各州郡，经费从指定的官田税赋中支出。宋承唐制，继续兴办这类能给贫民提供最低医疗保障的医院，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叫“安济坊”，制度上要求各州县都有一所；此外又鼓励私人集资举办慈善性的医疗机构，叫“养济院”，政府在医疗人员和药物供应等方面给予支持。

这类旨在方便贫民就医、缓和社会矛盾的公费医疗制度，到元明时代还继续存在。

古代也有学术打假 篇7

混淆“公”“王”之分

西汉经学家刘歆批注《尚书》时, 在说到西周时期周公旦摄政辅佐幼主一事时, 对周公旦同时使用了“公”与“王”两个称呼。若不深究, 似乎也没什么问题。但1000多年后, 痴迷训诂的清代学者宋翔凤先生却发现了一个不小的问题———刘歆在造假。

因为在商周时期, “公”与“王”有着严格区分。当年周公旦辅政是因为周武王刚驾崩, 武王之子周成王年幼, 政局不稳, 朝廷动荡、当成王长大后, 周公旦便将大权还给了周成王。所以, 忠心耿耿的周公旦只能被称为“公”, 而决不能称为“王”, 否则就有篡政之嫌。

其实, 这并非刘歆的笔误, 而是有意为之。因为刘歆当时正是王莽手下的红人, 而企图篡汉的王莽曾自比周公, 做了西汉王朝的“安汉公”, 于是刘歆故意混淆“公”与“王”两个字, 为自己的主子王莽篡位制造舆论准备。这一字之差的背后, 却包藏着王莽篡汉的野心, 而刘歆却成了王莽政治阴谋的追随者。

改动经书署上自己名字

东汉后期, 朝廷腐败, 宦官专权。由于官吏选拔制度出现了纰漏, 部分读书人作假蒙混过关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得到掌权者的赏识, 他们铤而走险, 贿赂朝廷大臣, 将一些经书上的文字稍加改动便署上自己的名字, 这样一来, 他们自然就成了权威。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 向皇帝建议打假。文学家蔡邕等人还为此提出了两条打假建议:首先废止一些容易作假的官吏选拔方式;其次从源头上入手, 刊定各种典籍, 以减少作假的可能性。汉灵帝采纳了第二条, 很快就召集一些有名的大儒着手规范各类经书典籍, 并刻于石碑之上, 公布于天下。

魏晋时期, 虽然政局不稳, 但思想文化方面却发展得很快。当时的许多文人都对老庄学说推崇备至, 争先恐后地批注《老子》《庄子》等道家典籍。其中, “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批注的《庄子》独具一格, 《世说新语》曾评价其“妙析奇致, 大畅玄风”。只可惜他还没有批注完就因病去世了。后来, 西晋玄学家郭象虽也批注了《庄子》, 引用了不少向秀的观点, 却没有加以说明。应当说, 郭象注的《庄子》是向秀注的“述而广之”, “见秀义不传于世, 遂窃以为己注”。

乾隆诗作多为他人代笔

清代的乾隆皇帝是个喜欢附庸风雅的人, 一生痴迷于写诗, 共留存四万多首, 然而质量上乘的却寥寥无几。其实, 乾隆的许多诗作多是他人代笔的、一些质量不错的诗作也多是经过御用文臣润色过的。其中大学士沈德潜的功劳最为突出, 因此, 沈德潜生前备受乾隆宠爱。

古代军人饭量有多大 篇8

按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魏晋1升约合今天0.2023公升，则当时3升约合今天0.6公升；今每公升大米重约1.7斤，则0.6公升大米重约1.02斤，即诸葛亮病重时每天能吃1斤大米。跟现代人比起来，这个饭量不能算小。

可是在司马懿眼里，诸葛亮吃的已经够少了。或许在那个时代，人的饭量普遍比今天要大？

《魏书》卷五十二有“阚传”，说北魏时期，敦煌人阚“性能多食，一饭至三斗乃饱”。北魏多用大斗，三斗约合今天12公升，“一饭至三斗”，也就是一顿饭要吃掉12公升。这12公升如果指的是米，要有20斤，如果指的是面，要有18斤。当时流行一日两餐，假如《魏书》记载属实，那么阚每天要吃下去三四十斤粮食才能填饱肚皮，其饭量是诸葛亮的几十倍。但笔者怀疑这段记载有夸大的地方，至少违背了我们现代人的常识。

《宋书》卷八十六提到南北朝时某支部队的饭量：“兵士二万人，岁食米四十八万斛。”宋元以前，一斛即一百升，四十八万斛即四百八十万升，这么多粮食让两万士兵分一年来吃，平均每人每天6到7升。南朝宋的量器跟三国时一样，都是每升合現在0.2023公升，6到7升大米有2斤多，这帮士兵的平均饭量是诸葛亮的两倍。

《宋书》卷十九还有句话：“方今夷狄对岸，外御为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难。”说明就军队而言，每天7升口粮当属较低标准。

《晋书·会稽王道子传》记载：“于时军旅荐兴，国用虚竭，自司徒以下，日廪七升。”说明每天7升口粮对高级行政干部（晋时“司徒”官位很高，常是宰相的别称）来说，也属于较低标准。

《梁书·江革传》记载：南朝梁后期，镇北将军江革被北魏军队俘虏，一度遭到虐待，“日给脱粟三升，仅余性命”。“脱粟”就是去壳的小米，江革一天3升小米，跟诸葛亮一天3升大米差不多，既然江革每天3升“仅余性命”，那么司马懿听说诸葛亮每天3升就断言“其将死也”也算说得过去。

我们有理由相信，每天6到7升粮食应该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成年男子正常饭量的下限，如果低于这个标准，可能就会感到吃不饱；而每天3升粮食则是当时成年男子维持生命的下限，如果低于这个标准，可能就要饿死。

或许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人的饭量确实比今天要大，抑或吴承洛的《中国度量衡史》有误，魏晋1升远远达不到今天的0.2023公升？这个问题留待高手们去解答。

选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