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性思维（精选5篇）
判断性思维 篇1
急救医学是临床的最前沿。在急救临床实践中, 急救医师最感困难的是如何识别潜在危及生命的因素, 以减少漏诊和误诊, 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培养正确的急救思维, 及时、准确识别急危重症患者, 树立危机意识和风险观是提高抢救成功率的关键。
1 院前急救的特点
院前急救的特点包括: (1) 发病急、变化快、不确定因素多; (2) 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强; (3) 抢救工作难度高, 风险大, 社会责任重, 处于“风口浪尖”位置; (4) 时效性是关键, 生死时速, 必须争分夺秒; (5) 患者和家属心急如焚, 期望病情迅速缓解; (6) 易引发纠纷。
2 改良早期预警评分在院前急救中的应用
临床上急危重症患者的病情复杂、多变, 在意外事件发生之前某些生理参数指标的异常改变可作为这类患者病情轻重的预警信号。为了及时识别“潜在危重症”患者, 英国医疗机构建立了“改良早期预警评分 (MEWS) ”体系 (表1) 。临床研究认为MEWS≥4分具有评估院前急救患者病情危重度和预测其潜在死亡危险的作用[1]。及时对这些患者采取临床干预可极大地提高抢救成功率。陆仁艳等[2]将MEWS分值≥4分设为存在“潜在急危重病”, 根据不同的分值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结果发现医务人员医疗质量、抢救成功率和患者满意度明显提高。
MEWS评分系统有助于院前急救医师识别潜在危重患者, 作为院前病情危重度和预测其潜在死亡危险的评估指标。
3 急救危重病情判断思维
3.1 练就火眼金睛, 识别急救死亡风险患者
3.1.1 判断濒死的指征。
血压测不到;脉搏消失或极微弱;呼吸不规则, 呼吸频率>30~40次/min或<6次/min。瞳孔散大、固定, 对光反应消失;Sp O2<80%。
3.1.2 生命体征不稳定。
急性左心衰竭、急性冠脉综合征、脑卒中、重症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过敏性休克、上消化道大出血、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急性中毒、呼吸道梗阻、宫外孕、多发伤等。
3.1.3 循环状态的评估至关重要。
血压, MAP较SBP和DBP重要。首选直接触摸脉搏法, 大致可推测出血压水平。桡动脉>80 mm Hg, 股动脉>70 mm Hg, 颈动脉>60 mm Hg。SBP<80 mm Hg时, 失血量>1 500 m L。可接受的最低血压取决于患者平时的血压。
3.2 特殊群体病情判断。
(1) 高龄患者、糖尿病患者、妊娠、晚期肿瘤患者、有精神类疾病患者等; (2) 酒精中毒、电击伤及溺水者。酒精中毒可有多种死法 (误吸、心脏猝死、脑出血、低血糖、低血钾、低体温、双硫仑样反应等) , 电击伤要注意“假死状态”, 溺水者要注意有无合并伤; (3) 三无患者、政府官员、乞讨流浪人员、闲杂人员、熟人等。
4 创伤患者病情判断
4.1 检诊程序。
创伤急救医师应牢记“CRASH PLAN”的检诊程序。即C (cardiac) 心脏;R (respiration) 呼吸;A (abdomen) 腹部;S (spine) 脊髓;H (head) 头颅;P (pelvis) 骨盆;L (limb) 四肢;A (arteries) 动脉;N (nerves) 神经。
4.2 多发伤的特点。
触目惊心、惨不忍睹;争分夺秒、刻不容缓;丝丝相扣、盘根错节;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瞬息万变、此起彼伏;举步为艰、如履薄冰。必须反复评估、动态观察。
4.3 失血部位及失血量估计。
肋骨骨折 (每根) 150 m L。骨盆骨折3 000 m L。股骨闭合性骨折1 500~2 000 m L。胫骨闭合性骨折500 m L。手掌大小伤口500 m L。隐蔽的出血部位:胸膜腔、腹腔2 000 m L, 腹膜后间隙1 500~3 000 m L。
4.4 应用休克指数判断休克程度。
休克指数=脉搏/收缩压。0.5为正常。>1为轻度休克, 失血20%~30%。>1.5为中度休克, 失血30%~50%。>2为重度休克, 失血>50%。
5 应用降阶梯思维方式及早识别危重患者
“降阶梯思维”是指在急诊临床工作中, 从严重疾病到一般疾病, 从迅速致命疾病到进展较慢疾病依次鉴别的思维方式[3]。在接诊患者时, 要抓住威胁患者生命的主要矛盾, 分清轻重缓急。把最致命疾病放在首位, 不能按概率排序。如腹痛患者首先考虑血管/内脏破裂 (宫外孕, 肝/脾破裂, 消化道穿孔, 主动脉夹层等) , 坏死性胰腺炎, 化脓性胆管炎, 肠系膜动脉栓塞, 急性心肌梗死。胸痛患者, 务必想到急性心肌梗死、肺栓塞、主动脉夹层等;头晕伴呕吐患者首先考虑小脑或脑干梗塞等;头痛患者应警惕脑动脉瘤破裂所致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开始就从“是否会死亡”的角度考虑, 保持高度的警觉性。时间就是生命, 诊断和救治的延误可能导致患者的死亡。掌握科学的急救思维方法, 是提高院前急救质量的重要基础。
6 急救工作的“危机意识”
院前急救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性, 具有时间紧、流动性大、病情复杂等特点, 危机事件的发生就会有不确定性和紧迫性。急救工作充满了风险, 但又充满了转机;每一个急症患者都是危险的, 但又是可救治的。只要不是绝症, 都有一线生机。这就是急救工作中的“危机意识”[4]。危机意识能够使我们把急症患者的生死安危时刻放在心上, 使我们对急症, 尤其是致命性急症保持高度警觉。危机意识要求我们牢牢把握急救时效性, 务必做到“呼之必应, 战之能胜”。努力抓住患者的每一线生机迅速施救, 尽可能减少危机事件的发生, 把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从而不断提高抢救成功率。
7 结语
急救医师必须具备全面分析能力、应急反应能力、协调沟通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在急救中务必做到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只有通过反复长期的急救实践, 才能造就急救医生的最高境界“大巧不工”。急救医生, 是守护生命的特种兵。
参考文献
[1]阮海林, 杨春旭, 黄福文, 等.改良早期预警评分对评估院前急救患者病情及预后的价值[J].山东医药, 2011, 51 (21) :97-98.
[2]陆仁艳, 杨春旭, 阮海林, 等.改良早期预警评分在院前急救患者中的应用研究[J].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11, 28 (3) :405-407.
[3]王佩燕.独特的急诊临床思维—降阶梯式鉴别诊断[J].世界急危重病医学杂志, 2007, 4 (3) :1828.
[4]王津生.急诊工作的“危机意识”[J].中国临床医生, 2005, 33 (5) :41-42.
非商业性价值判断 篇2
并不是所有的劳动价值都是以商业性价值判断为标准的。比如， “村民影像计划”的劳动成果。
这些村民拍摄的“纪录片” (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他们所拍摄的影像，几乎颠覆了我们对纪录片的概念的理解)，价值何在?如果按照商业价值来判断，这些纪录片既不会被电视台收购，更没有机会进入商业院线创造票房。但是，它的价值，表现在哪里?或者说它究竟好在哪里呢?为什么能让观看者激动不已呢?
解读村民拍摄的纪录片，有三个关键词：权利、碎片、时间。
首先，村民拿起DV拍摄，让村民有了表达自己声音的权利，这里的权利是有别于“权力”的，因为，这种权利只是表现在村民可以自由地对自己以及周围村民的生活的一种记录，这种记录不会对某些事件产生太多的干预。正是这种宝贵的权利，能让村民有了一种方式能与外来“拍摄者”进行“对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捍卫，而不再永远成为被拍摄的对象。有了这种权利，村民可以拥有自己想记录的影像记忆。这种权利应该是每个参与“村民影像计划”的人全力保护的，如果停止了拍摄就等于放弃了这个权利，使自己重新回到几千年来的沉默中去。
在北方农村，在棉布非常紧张的年代有巧妇用各种碎布头拼缝出来的炕被，虽然没有任何图案，但是却也很漂亮，因为，每一块碎布头几乎都有出处，都与生活的记忆息息相关。村民拍摄的纪录片中，没有主人公，没有故事，没有事件，几乎都是生活片段的摘取，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因为这些影像片段来自于“自己人”，没有造作，没有虚假，当这些片段大量的组合在一起时，就像是那些被连缀起来的碎布头，生动的生活记忆就在其中。
当然，这些纪录片还要有一个元素支撑，那就是时间。村民影像计划开始于2005年年末，《我的村子2006》是三位村民在2006年拍摄的几十甚至上百个小时的素材中的剪辑，通过影片我们分别看到了山东、陕西、北京郊区农村一年四季春种秋收的生活；看到了冬雪夏雨的自然更替的景色；看到了年过古稀的老人和呀呀学语儿童；看到了村子里人们田间地头的嬉笑怒骂；也看到了村中的婚丧嫁娶。除了村民自己，没有谁能够如此全面如此长时间地将镜头对准乡亲。试想10年之后，古稀老人已经作古、青年已经渐衰、儿童已经长成……有哪一部纪录片可以展现出这个有关“生命”的宏大主题呢?更何况这种记录还在继续，还将有《我的村子007》、《我的村子008》……
培养学生体育思维判断能力的探讨 篇3
一、对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人和发展, 教学改革在学校诸多改革中的地位尤其显著, 而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是明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面临新世纪, 为培养合格人才, 对于我们每一位教师来说能否有效地完成教学内容, 提高教学质量, 使他们掌握最佳“智能结构”, 扩大知识面, 丰富知识领域, 使学生的智能、才能不断提高, 这就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教学方法上, 不再是单一地向学生传授知识, 而是把传授知识、技能和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结合起来, 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传统教学方法是教师一味地讲, 学生一味地听, 教学时间多, 学生自学时间少, 对学生的学习方法、学习自主性和个人素质及能力的培养抓得不紧, 教学上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和形式都缺乏灵活性, 忽略人才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 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 具体表现为语言表达能力、动手操作能力以及组织能力缺乏。二十一世纪是应用型人才的市场, 知识和能力并重, 即更加注重素质教育, 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 注重学生的个性的发展。
二、对学生能力培养应包括的几个内容
1.在讲课中使学生的全部认识都能积极地活动起来, 使学生的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都处于积极状态, 在一定限度内给学生设置一些问题, 以促进学生积极思维, 培养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在课堂讲授中要充分挖掘知识的智力因素, 以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思维能力。
3.经常组织学生在自学的基础上展开讨论, 以促进学生独立地获得知识、能力的发展。
4.充分利用第二课堂, 发挥学生特长, 根据自己的特长可以结合为一组, 培养学生的组织管理能力, 而且可以为他们发展自己的才智创造机会。
5.人作为社会的人, 必须适应社会, 而且必须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为此, 在教学中还要有意识地提高学生适应环境变化, 迎接挑战的生存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总之, 社会发展变化对人才的要求, 突出表现为知识与能力并重, 而适应能力、创造性思维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则是能力培养的主要内容。
三、思维判断能力的定义
思维是发展智力的核心, 而判断又是思维的外在表现, 两者是紧密联系互相依存的, 在体育教学中, 学习知识技能的获得, 就是身体活动与思维判断有机结合的结果, 因此, 思维判断能力的培养在体操教学中显得非常重要。我们认为, 思维判断能力就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概括和间接反映, 从而肯定或否定事物的某些属性, 确定现象之间的联系的能力。
四、培养方法
1.掌握丰富的知识是培养思维判断能力的基础
我们知道, 兴趣和情感包含着丰富的思维因素, 是思维探索的动因, 感性材料越丰富, 兴趣就越大, 主动探索的情感就越强, 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发挥, 有利于培养出又红又专, 一专多能的人才, 以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教学实践早已证明知识储备越多, 综合应用能力越强, 教学过程盲目性越少, 教学实践中自由度越大, 分析和应变能力越高, 教学效果就相应越好。
2.创造运用知识的环境是培养思维判断能力的重要途径
要使学生掌握知识, 培养思维判断能力, 就必须给学生创造运用知识的环境, 根据半年来的教学实践可采用以下手段: (1) 剧烈场面。它能督促学生主动看教材, 积极思考问题, 在教学中边看边学, 边想边做, 又为提问, 回答做准备, 培养观察判断能力; (2) 观察分析法。在观察分析时, 教师应指导学生观察什么, 怎么去观察等; (3) 比较法。多种教学方法同时使用。
例如, 在教授体操手倒立前滚翻直腿起动作时, 可以先做一个正确动作, 之后再做一个错误动作, 让同学考虑以下几个问题:第一, 观察并判断二动作之间哪种做法向前滚动速度快?第二, 动作快慢表现在动作做法上有无区别?第三, 为什么第一种做法向前滚动速度快?
这样教师进行科学的语言引导, 学生通过积极思维得出结论:
第一, 第一种做法滚动速度快。第二, 两种做法有区别, 第一种直臂顶肩在远处触垫, 第二种屈臂头在近处触垫。第三, 第二种屈臂头在近处触垫, 速度向下, 转动力矩小, 不易前滚。
通过教师和学生共同研究得出结论:若想手倒立前滚翻直腿起成功, 直臂顶肩, 使头在远处触垫是其中一重要技术要点, 上体迅速前跟配合积极推手也是其中的一个技术要点。
五、结论
元素的金属性和非金属性强弱判断 篇4
1.同周期从左到右，非金属性逐渐增强，金属性逐渐减弱。
2.同主族从上到下，非金属性逐渐减弱，金属性逐渐增强。
二、根据原子结构
原子半径（电子层数）越大，最外层电子数越少，金属性就越强，反之则越弱；原子半径越小，最外层电子数越多，非金属性越强，反之则越弱。
三、根据实验
1.元素金属性强弱的比较
①根據金属单质与水（或酸）反应的难易程度：越易反应，则对应金属元素的金属性越强。
②根据金属单质与盐溶液的置换反应：A置换出B，则A对应的金属性比B对应的金属性强。
③根据金属单质的还原性或对应阳离子的氧化性强弱：单质的还原性越强，对应阳离子的氧化性越弱，元素的金属性越强。
④根据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的碱性强弱：碱性越强，则对应金属元素的金属性越弱。
⑤根据电化学原理：不同金属形成原电池时，作负极的金属其对应元素的金属性强；在电解池中的惰性电极上，先吸出的金属其对应元素的金属性弱。
2.元素非金属性强弱的比较
①根据非金属单质与H2化合的难易程度：越易化合，则其对应元素的非金属性越强。
②根据形成的氢化物的稳定性或还原性：越稳定或还原性越弱，则其对应元素的非金属性越强。
③根据非金属之间的相互置换：A能置换出B，则A对应非
金属元素的非金属性强于B对应元素的非金属性。
④根据最高价氧化物对应的水化物的酸性强弱：酸性越强，则元素的非金属性越强。
⑤根据非金属单质的氧化物或对应阴离子的还原性强弱：单质的氧化性越强其对应阴离子的还原性越弱，元素的非金属性越强。
四、运用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P和AS属于VA族元素，H3PO4酸性比H3PSO4的弱。
B.元素周期律是元素原子核外电子排布周期性变化的结果。
C.第三周期非金属元素含氧酸的酸性从左依次减弱。
D.HF、HCI、HB、HI的热稳定性和还原性均依次减弱。
【答案】B
解：对A、P和AS属于VA族元素，且非金属性P比AS强，因此H3PO4酸性比H3ASO4的强，则A错误；对C，第三周期非金属元素的最高价含氧酸或最高价氧化物的水化物的酸性从在到右依次增强，则C错误；对D，HF、HCI、HB、HI的热稳定性依次减弱，还原性增强，则D错误。正确的是B。
【规律总结】依据酸性强弱判断元素非金属性强弱时，一定是最高价含氧酸的酸性。若酸性H3PO4>H3PSO4，可判断非金属性：S>P；但酸性：H3PO4>H3COI，HCI>H2S均不能用于判断元素非金属性强弱。
判断性思维 篇5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软件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计算机程序的可专利性问题不断引发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的探讨和争论。后来互联网的出现和快速普及，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问题使得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问题继续升温。新近发生在美国的Bilski案更是将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问题再次推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案头。笔者首先剖析美国是如何处理方法可专利性判断问题，接着分析中国专利法的立法与实践，然后比较中美在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问题方面存在的差异，希望能够得到些许有益的启发。 一、方法可专利性概述 （一）可专利主题范围 美国专利法第101节规定了可专利主题的范围，即： 只要符合本法规定的条件和要求，任何人都可以就其发明或发现的任何新的且实用的方法、机器、制造品或者合成物及其任何新的且实用的改进获得专利权。 根据第101节的规定，共有四类发明或者发现可以获得专利法的保护，即可专利主题可以分为方法、机器、制造品和合成物。美国国会在立法时运用“任何”一词来修饰方法、机器、制造品和合成物这些术语，由此可以得知专利法规定的可专利主题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美国专利法第101节规定了可专利主题的类别，并且范围相当广泛，仅从字面上看不出任何限制。但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往的判例，符合第101节规定的可专利主题有三个具体的例外，即自然规律（laws of nature）、自然现象（physical phenomena）和抽象思想（abstract ideas）不属于可专利主题。自然规律、自然现象和抽象思想是人类知识的源泉，当然属于全人类所有，不能被任何人所独占。这三种例外虽然从法律文本中不能直接看出来，但是这些例外限制却是符合第101节规定的“新颖且实用”要求的。 美国专利法第101节规定的可专利性要求只是获得专利保护的门槛性标准。根据该法的规定，一项发明欲获得专利法的保护，不仅要满足“方法、机器、制造品和合成物”的类别要求，还必须具备新颖性和非显而易见性，并且还必须充分描述发明的具体内容。 （二）专利法上的 “方法” “方法”一词的含义相当广泛和不确定。1793年的美国专利法当时使用“art” 来表示“方法”。美国国会在1952年制定现行专利时将原先的“art”替换成现在的“process”用来表示“方法”。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可专利方法的范围，因为就专利法而言，“process”就是“art”。 美国现行专利法第101节规定了方法、机器、制造品和合成物四类可专利主题，但专利法本身却仅对“方法”进行了定义和说明，由此可见美国国会在1952年制定现行专利时就已经预料到“方法”一词可能会引起认识上的分歧，因此就“方法”进行专门定义。美国专利法第100节（b）规定，“方法”（process）一词系指方法（process）、技艺（art）或制法（method），并包括对已知的方法、机器、制造品、合成物或材料的新的利用。 对于法律用语的解释，除非另有定义，否则应当按照它们日常的（ordinary）、当代的（contemporary）和普通的（common）含义进行解释。根据法律解释常用的文理解释规则，对于含义模糊的术语，可以通过分析其邻近词语而获得精确含义，但是“如果法律本身已经包含明确定义的，我们应当遵循此定义”。由于美国专利法第100节（b）已经对“方法”进行了明确定义，因此文理解释规则不适用对“方法”的解释，即“方法”的解释不能参照第101节规定的机器、制造品、合成物等其他类别的可专利主题。专利审查实践和司法审判实践应当严格遵循专利法第100节（b）对“方法” 的明确规定，不能在相关词语的日常、当代和普通含义之外去解释“方法”，更不能设定条件去限制或排除“方法”日常、当代的和普通的含义。就日常含义而言，“方法”是指“一种程序，或者产生某一确定结果的一系列行为、动作或操作”，或“为获得特定结果而采取的一系列行为或步骤”。 另外，将方法按照某些标准进行分类，然后再将某些类别的方法直接排除在可专利主题范围之外，对于这种做法，美国国会在立法时未曾考虑，并且这种做法也违背专利法的目的。 二、美国的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 （一）工业时代的判断标准 在1876年的Cochrane诉Deener案中,法院将“方法”解释为“作用在行为对象上的一个行为或一系列行为，目的就是要改变行为对象的状态或者将行为对象转化成其他不同的事物”。因此“能否改变行为对象的状态或者将行为对象转化成其他不同的事物”成为判断某一方法是否具有可专利性的标准。这就是方法的“机器-转化”可专利性判断标准。 “机器-转化”判断标准实际分为两个部分。申请人要想证明其权利要求符合美国专利法第101节的规定，他就应当要么证明其权利要求必须与特定的机器设备相结合，要么证明其权利要求能够完成物品的特定转化。特定机器的运用或物品的特定转化必须对权利要求的范围构成实质意义上的限制，即对申请保护的方法来说，特定机器的运用或者物品的特定转化应当是必不可少的，而不能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 “机器-转化”判断标准发端于工业革命时代，机械工业和化工工业是当时的主要产业，相关发明也主要集中在机械工程领域和化学工程领域，因此绝大多数的发明是符合“机器-转化”可专利性判断标准的。 （二）信息时代的判断标准 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计算机、软件以及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出现，包括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在内的整个专利制度都面临巨大挑战。在信息时代，不满足“机器-转化”可专利性判断标准的某些方法不应当永远拒之于专利保护的大门之外，司法实践也开始从一概将专利权拒绝授予那些不满足“机器-转化”判断标准的方法，逐渐转变为有条件地将专利权授予某些不满足“机器-转化”判断标准的方法。 1.信息时代的早期尝试 发生在1972年的Gottschalk诉Benson案可谓是信息时代有关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的里程碑。该案涉及数学算法（algorithm）本身是否具有可专利性的判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数学算法是抽象思想，抽象思想是不具有可专利性的。1978年的Parker诉Flook案则体现了可以有条件地将专利权授予某些不满足“机器-转化”判断标准的方法。该案涉及在催化转化过程中更新报警限制条件的方法是否具有可专利性的判断。虽然在该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后没有就要求保护的方法授予专利权，但并不是因为该方法包含数学算法，而是因为包括数学算法在内的整个权利要求都属于现有技术，因此不能授予专利权。后来美国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总结Freeman案、Walter案和Abele案形成了当时的“Freeman-Walter-Abele”判断标准。该判断标准包括两个判断步骤，首先要判断权利要求所引用的“算法”是否属于Benson案意义上的算法，其次要判断该算法是否以某种方式作用于某些物理对象（physical elements）或者是否运用物理方法的步骤（physical process steps）。 在信息时代到来后，法院一方面要试图继续适用工业时代形成的“机器-转化”判断标准，另一方面又要试图将信息时代新出现的那些不满足“机器-转化”判断标准的某些方法纳入可专利主题的范围。“Freeman-Walter-Abele”判断标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并且也充分体现了司法实践为适应新技术时代所做的努力。但是“Freeman-Walter-Abele”判断标准将权利要求进行拆解后单独分析算法的可专利性，这种做法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Flook案以及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State Street案和AT&T案中确立的“整体分析权利要求”可专利性规则不符。因此，后来法院已经不再适用“Freeman-Walter-Abele”判断标准。 2. 信息时代的再次努力 面对信息浪潮的不断冲击，美国法院继续努力探求方法可专利判断标准，并形成“实用、具体和有形结果”（the useful, concrete, and tangible result test）判断标准。该判断标准最早形成于Alappat案，并被State Street案和AT&T案引用。在Alappat案中，法院认为申请保护的权利要求“不是一个拆分的、可视为抽象思想的数学概念，而是一个能够产生实用、具体和有形结果的机器”，因此属于可专利主题。这就是方法可专利性的“实用、具体和有形结果”（the useful, concrete, and tangible result test）判断标准。在State Street案中，法院认为申请保护的权利要求“借助机器，通过一系列数学计算，将代表具体美元金额的数据转化成最终的股票价格，由于这种转化产生了一个实用、具体和有形的结果，因此属于可专利的发明。”在AT&T案中，法院认为“申请保护的方法运用布尔算法原理（the Boolean principle）产生了一个实用、具体和有形的结果，并且没有先行占尽该数学算法的其他用途，因此从表面上看该方法落入专利法第101节规定的范围”。 由此可以看出，数学算法本身只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抽象思想，除非这些算法应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否则都不属于可专利主题范围。如果一种方法需要与特定机器设备相结合，或者能够改变特定物品的状态或将特定物品转化成不同事物，该方法通常来说会产生一个实用、具体和有形的结果。在专利审查和司法审判实践中，产生“实用、具体和有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对判断某一方法是基本原理，还是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能够提供非常有用的参考依据，但是该标准尚不足以用来直接判断申请保护的权利要求是否属于美国专利法第101节规定的可专利主题。因此“实用、具体和有形结果”判断标准只是“机器-转化”判断标准的辅助参考，而不能代替“机器-转化”标准成为判断方法可专利性的标准。 （三）面向未来的开放标准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Bilski案的判决书中，结合先前判例阐述了方法可专利性的判断标准问题。首先，最高法院评价了“机器-转化”标准在判断方法可专利性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最高法院承认历史上的确曾将“机器-转化”标准作为判断某一方法是否具有可专利性的标准，但同时指出，后来的判例已经表明“机器-转化”标准并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为此，最高法院还重申了Benson案和Flook案对“机器-转化”判断标准的看法。最高法院认为，在Benson案中最高法院只是把“能够完成物品状态的转化”当做判断方法可专利性的重要参考（clue），并明确反对“不满足机器-转化条件的方法不授予专利权”的做法；在Flook案中最高法院则明确表示，即使某一方法不满足“机器-转化”判断标准，但仍然可以授予专利权。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以往判例足以表明 “机器-转化”标准只是判断某一方法是否属于美国专利法第101节规定的可专利主题范围的有用且重要的参考和调查手段，但是“机器-转化”标准绝对不是判断一项发明是否是可专利方法的唯一判断标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后再次指出，对专利法设定限制条件的做法，与专利法文本是不相符的，是不可取的做法，并指出对于“如何界定可专利方法的范围，只能依据专利法第100节（b）有关方法的定义和参考Benson案、Flook案和Diehr案给出的指导性意见”。在具体案件中，法院在对某一方法的可专利性进行具体判断时，当然可以参考“机器-转化”判断标准、“实用、具体和有形结果”判断标准，并且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符合专利法目的和不违背专利法文本规定的情况下还可以提出其他限制性标准。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美国专利法的司法实践来说，目前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问题成为开放的，并且“在符合专利法目的和不违背专利法文本规定的情况下将继续不断地发展”。 三、中国的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 中国现行专利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发明创造是指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根据上述规定，能够在中国获得专利权的方法必须是技术方案。由此可见，中国专利法判断方法可专利性的标准显然是技术性标准（technological arts test）。 中国现行专利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科学发现、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即不属于可专利主题。其中科学发现是指对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象、变化过程及其特性和规律的揭示。其中的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是指导人们进行思维、表述、判断和记忆的规则和方法。 在中国，对于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必须满足现行专利法第二条规定的技术性标准才可以成为专利保护的客体，即相关发明必须是技术方案，解决的问题必须是技术问题，采用的手段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并且由此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效果。例如为了处理外部技术数据的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和为了改善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的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等都是可专利的发明。如果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仅仅涉及一种算法或数学计算规则，或者计算机程序本身或者仅仅记录在光盘、磁盘等载体上的计算机程序，那么此类发明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四、中美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之比较 根据前述中国专利法的规定，中国专利法关于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采取的是技术性标准（technological arts test），因此能够在中国获得专利权的方法必须是技术方案。由此可知，诸如商业方法等非技术性的方法确定无疑地直接被排除在可专利主题范围之外。根据前文对美国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的分析，将方法按照某些标准进行分类，然后再将某些类别的方法直接排除在可专利主题范围之外，这种做法在美国已经被司法实践认为是不妥当的。中国将非技术性的方法直接排除在可专利主题范围之外，这种做法与美国的现实做法截然不同。 中国现行专利法第二十五条将“科学发现”排除在可专利主题范围之外，这与美国专利法判例中确定的自然规律、自然现象和抽象思想不属于可专利主题的旨趣大体相同。但是中国现行专利法第二十五条将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也直接排除在可专利主题范围之外，却是因为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没有采用技术手段或利用自然规律，也未解决技术问题和产生技术效果，因而不构成技术方案。由此可见，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在中国不属于可专利主题范围，是因为它们不满足中国现行专利法第二条规定的技术性标准。这与前述美国专利法的立法规定及司法实践则大异其趣。 如前所述，对于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必须满足技术性标准才可以成为中国专利法的可专利主题。如果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仅仅涉及一种算法或数学计算规则，或者计算机程序本身，那么此类发明不属于可专利主题范围。根据前文论述，仅仅涉及一种算法或数学计算规则的发明在美国被视为抽象思想，因此被排除在可专利主题范围之外，但对计算机程序本身则并没有直接排除在可专利主题范围之外。中国将计算机程序本身直接排除在可专利主题范围之外，这种做法似乎与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Bilski案的做法不谋而合，即对计算机程序而言，“机器-转化”标准是判断某一方法是否落入可专利主题范围的唯一判断标准。 五、结论 通过对美国司法实践的梳理，我们没有获得美国专利审判中采取的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这是因为美国专利审判的司法实践根据经济、技术发展的现实情况与时俱进地发展着方法可专利性的判断标准。而中国至今却仍然在坚持着美国在工业时代的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通过上述中美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的比较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也许有人说，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不同。但需要特别指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快速普及，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进入了信息时代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还面临着继续完成工业化的艰巨任务。我们既然已经身不由己地进入信息时代，那么我们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应当同时要努力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现实要求，这当然包括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的适当调整。
申请人要想证明其权利要求符合美国专利法第101节的规定，他就应当要么证明其权利要求必须与特定的机器设备相结合，要么证明其权利要求能够完成物品的特定转化。
数学算法本身只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抽象思想，除非这些算法应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否则都不属于可专利主题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