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商业银行风险

上市商业银行风险（通用12篇）

上市商业银行风险 篇1

一、引言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经济低迷致使大量商业银行破产,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治理结构不完善。在治理结构中, 董事会处在核心地位, 负责执行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方针和战略的制定等工作, 其行为与特征对公司的经营成果与风险息息相关。对于商业银行而言, 拥有完善的董事会能够通过自身决策行为对风险进行规避, 其董事会相关特征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如何?本文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

二、实证研究

(一) 研究假设

具体如下:

(1) 董事会人数与经营风险。就国内外研究结果来看, 学者普遍认为董事会规模应当“适中”, 过大过小的董事会规模均会影响董事会决策效率。因此, 在这里假设:

H1:商业银行董事会规模与风险呈倒U字形关系

(2) 独立董事比例与经营。独立董事在西方国家通常称为外部董事, 是独立于本公司董事会的董事, 主要职责就是客观、公正地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对董事会的决策行为作出判断, 参与董事会会议投票, 约束董事会行为。在这里假设:

H2:独立董事比例与风险之间呈反向变动关系

(3) 两职设置与经营风险。董事会为公司决策制定机构, 而经理层主要职责在于公司的日常运营管理、董事会政策的执行, 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则会使董事会与经理层出现制定、执行的权力集中, 从委托代理理论来看, 两职合一会增大董事长舞弊的风险, 因此假设:

H3:两职合一会加大商业银行的风险

(二) 变量选取

主要有:

(1) 变量选取。依据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 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指标主要划分为三个层次:即风险水平、风险迁徙和风险抵补。在此基础上, 从三个层次上分别选取了以下指标:存贷比率、拆入资金比率、拆出资金比率、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净资产收益率、资本充足率。从三个层次上来衡量的商业银行的风险。董事会指标选取了董事会规模 (人数) 、独立董事比例、两职设置情况。指标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2) 样本选择。样本数据来源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2001~2010年度合并报表数据。共得到61组有效数据作为分析样本。

(三) 相关性分析

观察所收集到的数据可以发现, 在数据中不存在两职合一现象, 因此对两职合一的研究没有实际意义。利用SPSS软件, 进行相关系数分析, 具体见表2。

注:*在0.05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在0.01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根据相关性分析可知, 董事会人数与拆入资金比率呈现明显的负向相关关系, 在其他几个相关性较强的指标中, 大多呈现负相关性, 说明董事会人数越多, 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越小;董事会比例与拆出资金比例、不良贷款率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而与拨备覆盖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由于拆出资金比例与不良贷款率本身为负向指标, 即指标越小, 风险越大, 证明独立董事比例越高, 商业银行的风险越小。

(三) 模型建立

因董事会特征与商业银行的风险指标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可进行相应的线性回归分析, 利用SPSS软件进行线性模型模拟。董事会人数与风险指标的线性回归分析如下:

由上述三图可得到以下结果:由表4可知, 所模拟的模型R为0.445, 但调整后的R2为0.198, 反而较小, 证明方程的拟合度一般, 不具有很明显的线性关系, 模型的相伴概率sig为0.093, 说明各指标与董事会人数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线性关系, 但不显著。系数表中得相伴概率sig除拆出资金比例的概率较小外, 其余的相伴概率均较大, 可以看出, 该方程的代表意义一般。

独立董事比例与风险指标的回归模型建立:

根据表7可知, 判定系数R为0.781, R2为0.61, 证明方程的拟合度很高, 即各风险指标与独立董事比例数据中存在着很强的线性关系, 模型与各指标系数的相伴概率均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方程具有线性意义。

三、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通过实证分析可知, 我国上市的商业银行董事会特征中, 董事会人数和独立董事比例都与风险指标呈现负相关系, 即董事会规模越大、独立董事比例越高, 风险越小, 假设一与假设二均成立。

(二) 建议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建议: (1) 控制董事会规模。通过数据统计可以看出, 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董事会规模普遍偏大, 而散点图表明, 当董事会规模超过17人时, 风险指标有上升趋势。在此建议上市商业银行合理控制董事会规模, 以起到提高董事会决策效率的目的。 (2) 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由实证分析可知, 独立董事比例越高, 则风险越小, 证明上市商业银行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能够从客观的角度衡量董事会对风险项目的决策, 在此建议上市商业银行能够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使其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彦明、付会霞:《石油石化类公司资本结构与获利能力分析》,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2009年第5期。

上市商业银行风险 篇2

一、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上市的好处

通过上市，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可以建立可持续的资本补充机制，提高资本质量，增强银行信贷能力，提升银行品牌价值，完善公司治理机构。上市是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做大做强的必经之路。

二、国内现有农商行的上市情况或上市筹备情况

银监会网站的国内金融机构信息公布，目前国内有5家国有银行、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148家城商行、43家农商行。

随着中国农业银行于2010年7月上市，5家国有银行均已上市完毕。

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中有8家已上市，尚有广发行、浙商银行、恒丰银行和渤海银行4家未上市。

148家城商行中，仅有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这3家已上市。

43家农商行中，除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于2010年12月16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外，其余农商行无一家上市。目前积极筹备上市工作的农商行包括但不限于：张家港农商行、吴江农商行、常熟农商行、江阴农商行等。上述四家农商行比较早的进入上市辅导期，分别由东吴证券、华泰证券、中信建投、国泰君安辅导。另外有大约40余家农商行已明确表示上市意向。

这里详细介绍下张家港农商行的筹备进程，该农商行被认为可能是在A股上市的第一家农村商业银行。2007年5月，张家港农商行开始接受东吴证券的上市辅导；2007年8月末，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赴张家港农商行调研；2007年11月底张家港农商行获得银监会认可的监管意见书；2007年11月底，证监会正式受理了张家港农商行的上市申请。但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张家港农商行仍未在中国主板市场上市。

三、北京农商行顺利上市必须满足的必要条件

任意一家公司要想顺利上市，都必须满足我国《证券法》、《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北京农商行也不例外。

下面列出一些北京农商行上市筹备需要关注的问题。

上市商业银行风险 篇3

[关键词] 金融危机；上市银行；系统性风险； GARCH（1，1）模型

[DOI] 10.13939/j.cnki.zgsc.2015.08.011

1 引 言

2008年起，以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为导火索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揭示出当前金融业存在众多的问题，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也再次成为各国政策决策者关注的焦点。美国、英国、欧盟纷纷出台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巴塞尔委员会也对新资本协议进行了修改，总体趋势是将宏观审慎监管和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结合起来，银行内部约束与外部监管结合起来，共同全面防范由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产品等金融创新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虽然我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遭受的损失程度较轻，但是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银行业必然将面临着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因而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研究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测度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这将为我国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预防与防范提供基础。

关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形成机制，理论界尚存争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金融体系脆弱性理论、金融危机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理论、风险溢出与传染理论。

1.1 金融体系脆弱性理论

金融体系脆弱性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海曼·明斯基。他认为：金融机构的内在特性将使得他们经历周期性的危机和破产，从而会导致宏观经济的衰退和萧条[1]。

从银行危机的经济周期角度来看，银行的经营状况会随经济周期变化而变化，即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并不是由于外部冲击或政策错误而造成的，而是由经济和银行系统的周期性内生的。在经济波动中，由于投资高潮和低谷的交替出现，银行正常的信贷资金流动必然受阻，故当实际部门正常的资金循环被打断后，就会发生违约和破产事件，而实际部门资金循环的紊乱最终要影响到金融体系，即实际部门的倒闭破产困境将不可避免地扩展到整个银行系统。

从金融市场有限理性的角度来看，银行系统性风险或危机的爆发是由于金融市场的非理性行为造成的。金德尔伯格认为，大部分金融市场在大部分时间内是理性的，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世界或多或少地像“经济人”那样行事，但金融市场偶尔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2]。

1.2 金融危机理论 [3]

金融危机理论是由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提出的。该理论注重于对金融体系内部的研究。弗里德曼认为：一些突发事件可能使公众对银行将存款兑换为通货的能力丧失信心，银行业的高负债特性易引起银行业的恐慌。施瓦茨运用这一理论进一步区分了所谓“真实金融危机”和“虚假金融危机”。他认为：只要公众相信货币当局会提供他们需要的通货，银行业恐慌就可以避免。1866 年的金融危机以后，由于英格兰银行正式承担了最后贷款人的责任，英国没有发生过真实的金融危机。而“虚假金融危机”主要是指社会经济中特定部门财富的减少，不足以导致挤兑和银行业恐慌。施瓦茨认为，中央银行对“虚假金融危机”不必采取拯救行动，如拯救只会造成资源浪费。

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经济学派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单个储户的理性行为是趁着银行还有支付能力时抢先提款，因此在现实生活中银行挤兑具有爆发性发生的可能性，而银行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在市场信心崩溃时就可能产生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同样，存款人、银行经营者、借款人、银行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将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使银行不能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

1.4 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理论[4]

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理论认为：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由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金融投机行为导致的资本市场波动使金融资产的风险全面上升，而金融创新、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又使金融资产风险的传染性具有了便捷的通道。因此，当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风险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将使某个国家或地区的银行体系或整个金融体系产生普遍的不良预期，从而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在风险的交叉传染下，一国乃至数国的银行体系都会受到十分巨大的影响，进而产生系统性危机。

2 系统性风险的模型设定

2.1 单指数模型[5]

3 实证分析

3.1 样本选取

本文以在沪深两市上市交易的13家上市商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南京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作为研究对象。

3.2 样本期间

系统性风险的实证研究的时间跨度一般以3—5年为宜。考虑到不同银行上市时间差异以及横向可比性，故将样本期间定为2009年9月28日至2013年12月30日。

3.3 数据来源

由于样本期间较长，若采用日收盘价则会导致数据过多，故选取各个上市银行每周收盘价作为原始采集数据。本文在研究中使用了五方面的数据：经过复权处理的各上市银行周收盘价、上证A股指数的周收盘价、沪市金融板块指数的周收盘价、深圳成分股指数的周收盘价以及深市金融板块指数的周收盘价。本文所用的经过复权处理的各样本银行的周收盘、大盘周收盘价、金融指数的周收盘价均来源于钱龙证券分析系统。

3.4 统计分析过程

3.4.1 单指数模型分析

（3）系统性风险的测算。运用EViews6.0软件将上述数据代入后，可得到回归结果，从而计算得到系统性风险系数。以民生银行2013年数据为例，得到结果见表1和表2。

经过比较回归结果后发现：无论沪市、深市，以金融板块指数的周收益率作为市场收益率得到的回归结果在拟合度、参数显著性水平等方面均优于上证A股指数和深圳成分股指数的周收益率作为市场收益率的结果。经整理后，13家上市公司从2009年至2013年系统性风险系数及t检验结果见表3。

通过表3可以看到，若以10%作为置信区间，除了2009年个别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系数值未能通过t检验，其他均通过，这可能与2009年样本量过少有关。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13家上市银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除了个别年份的反弹，系统性风险系数随时间大致呈下降趋势。这一类包括了：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第二类：除了个别年份跌落，系统性风险系数随时间大致呈上升趋势。这一类包括：华夏银行、南京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第三类：虽然系统性风险系数升升降降，但是基本上处于某一区间。这一类上市银行包括：浦发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在1.0～1.2）、民生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在0.8～0.9）、招商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在0.95～1.1）、交通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在0.8～1.0）。

经仔细分析可以发现：第一类银行都是资产规模较大的上市银行，他们的系统性风险随着金融危机的推移逐步下降，且系统性风险系数都小于1，说明这5家上市银行属于防守型公司，其收益率的变化小于市场组合收益率的变化，大盘上升时其收益有限，大盘下跌时，其抗跌性较强；第二类银行相对于第一类银行而言，资产规模较小，系统性风险随着金融危机的来临而逐步上升，且这一类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系数大多大于1，说明这4家银行属于进取型公司，其收益率的变化大于市场组合收益率的变化，大盘上升时获利较大，大盘下跌时损失也较大；第三类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系数较为稳定且都在1之间徘徊，说明这四家银行其系统性风险与市场组合的系统性风险相同。

从时间上来分析发现：从2009年到2013年，13家上市银行中有6家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上升，7家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下降；从2010年到2011年，13家上市银行中有8家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上升，5家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下降；从2011年到2012年，13家上市银行中有7家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上升，6家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下降；从2012年到2013年，13家上市银行中有6家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上升，7家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下降。这似乎无法体现金融危机对于我国上市银行的影响。但是，若是以系统性风险系数大于1作为高系统风险的标志，则可以发现：2009年只有2家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大于1，而2010年有4家，2011年有3家，2012年有6家，2013年有5家，都较金融危机之前有所上升。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下面将引入GARCH（1，1）模型来说明在金融危机后，我国上市银行股票收益率具有波动集聚效应。

3.4.2 GARCH（1， 1）模型分析

将数据导入EViews6.0后，生成一组收益率序列，通过观察收益率序列的图形，可知，存在波动集聚效应。以深市金融板块指数为例，如图1。

再通过相关性检验和相应回归，可以确定深市金融板块指数收益率序列的均值模型为：r=0.135625r（-8）+ε。经过ARCH效应检验，由F统计量和LM统计量大小可知，模型已不存在ARCH 效应。然后通过EViews软件，构建GARCH（1，1）模型，得到以下结果见表4。

再对模型的残差进行ARCH效应检验，得到结果见表5。

由上述结果可知：残差不存在ARCH效应。

故由深市金融板块指数收益率序列构建的GARCH（1，1）模型的均值方程为：r=0.135625r（-8）+ε；条件方差方程为：0.000114+0.276339* RESID（-1）^2 +0.601050*GARCH（-1），且残差不再存在ARCH效应。

再对其他数据进行上述步骤，可以发现13家上市银行的收益率序列都存在着波动集聚效应。

4 结论

第一，金融危机后，各家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并不是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的。部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在金融危机后逐步上升，而部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在金融危机后逐步下降，还有一部分则是较为平稳地在某一区间波动。

第二，资产规模较大的上市银行在金融危机后所受到的系统性风险相比于资产规模较小的上市银行来说要小。这可能是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有雄厚的资本可以抵御风险。

第三，从总体来说，金融危机后我国上市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还是增加了。通过GARCH（1，1）模型也可以证明2010年和2012年上市银行的收益率波动幅度明显增大。这说明金融危机对于上市银行的收益率还是有明显影响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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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金颖. 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研究——基于贝塔系数的测算[J].中国市场，2014（6）.

上市商业银行风险 篇4

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产业的核心, 在维持经济稳定及促进其快速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商业银行具有与一般企业的共同点, 同时又具备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性, 它是经营货币资本的特殊企业。因此, 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 银行业的经营安全和风险防范能力关系着整个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商业银行在管理和控制风险时, 也具有其特殊性, 因为它拥有特殊的资本结构。对于任何一个企业组织来说, 构建合理的资本结构对维持和促进企业发展能够起到关键性作用。企业资本结构的完善不仅能帮助企业实现收益最大化, 而且可以为其抵御经营风险提供有力保障。因此, 作为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 商业银行必须以有效管理和控制风险为基础, 作出合理的资本结构决策。

二、文献综述

对于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研究, 最早可以追溯到1909年鲁道夫·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关于商业银行资本负债比率管理的论述。到1958年, Modigliani和Miller在《资本成本、企业理财和投资理论》中提出了企业资本结构无关定理, 即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所称的MM定理。由此, 开启了对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而对于银行企业的资本结构研究, 基本上都以MM理论为基础, 在其经典资本结构理论的思想下展开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 许多新的经济学理论开始产生, 如代理理论和信息经济学, 使得对资本结构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Ross (1977) 、Myers&Majzuf (1984) 等学者先后提出了信号模型理论、优序融资理论、等理论, 扩充了MM理论体系, 进一步阐述了资本结构与企业融资结构及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

国内对于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研究, 首先主要集中于银行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刘海云等 (2005) 通过对15家商业银行的数据处理, 发现银行国有股比率与银行绩效显著负相关, 而资本比率与银行绩效显著正相关。高正平、李仪简 (2010)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 主要股东间的相互制衡与银行绩效成正比, 国家股权在总体上对银行绩效的影响是正的, 但与银行绩效又呈现一种左低右高的非对称U型曲线关系。关于银行资本结构与其经营风险之间关系的研究, 还有待进行深入的探讨。王书华、孔祥毅 (2009) 认为融资结构对改善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状况具有重要作用, 核心资本、附属资本、资本充足率以及资产规模与以流动性比率度量的流动性风险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杨有振、赵瑞 (2010) 从我国11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出发, 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不良贷款率正相关, 与流动性比率负相关;国家股占总股份的比重与不良贷款率正相关, 与流动性比率负相关。

从既有文献的研究不难发现, 国内外学者对于资本结构的研究已经日趋成熟, 从经典的MM理论开始, 到加入了信息经济学等元素的新资本结构理论, 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尤其是在研究资本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方面, 通过理论分析和计量实证等方法, 得出了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为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及绩效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也应该看到, 关于资本结构与经营风险之间相关性的研究, 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本文将在既有文献对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分析的基础上, 选取我国11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 对银行资本结构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以期对商业银行风险规避和资本结构决策提供依据。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按照我国对商业银行体系的划分, 主要分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三大类。截止到2011年8月,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全部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中, 交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9家已经上市;城市商业银行中, 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已上市。为了保证的数据的可得性及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将按照以下标准对数据进行筛选: (1) 银行的资产规模和市场地位达到一定标准, 保证可比性, 以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为研究对象; (2) 具备一定的上市年限, 确保银行行为的成熟性, 剔除了上市较晚的农业银行和光大银行; (3) 各数据的统计口径在所选年限持续期间保持一致, 选择2004年以后的数据。因此, 依据上述标准, 本文选取了11家上市商业银行 (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 2005—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所有研究数据均来自各银行发布的年报。

(二) 变量定义

具体如下:

(1) 被解释变量的选择。根据中国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 (试行) 》, 衡量银行信用风险的指标包括不良资产率、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全部关联度三类指标。不良资产率为不良资产与资产总额之比。该项指标为一级指标, 包括不良贷款率一个二级指标;不良贷款率为不良贷款与贷款总额之比。不良贷款率能够有效的度量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 因为若银行信贷资金安全系数不高, 可能导致发放的贷款无法收回, 形成呆账。从而引发挤兑, 造成银行严重的信用危机。因此, 本文选取了不良贷款率 (NPR) 来衡量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

(2) 解释变量的选择。衡量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常用指标有:首先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五大股东持股比总和、第一大股东的性质、己上市流通股比例等来表示股权结构;再以附属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来表明商业银行附属资本的情况;最后用资本充足率、总权益对总资产比率等指标来衡量资本充足性水平, 这几个方面综合起来能够有效的反映银行资本结构的状况。基于数据的可得性, 同时借鉴相关实证研究的变量选择, 本文将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CR1)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总和 (CR5) 以及国家持股比 (STATE) 作为衡量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的指标, 其中 (CR1) 与 (CR5) 用来考察商业银行股权集中度, (STATE) 用来说明国家持股情况;选取附属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 (SUBC) 这一指标来表明商业银行附属资本的情况;选取资本充足率 (CAR) 来说明资本充足性水平。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 模型构建

本文通过建立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根据上文对变量的选择和定义, 力图全面考察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与其信用风险间的关系。具体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 μit为随机扰动项, 表示其他对银行信用风险有影响的因素。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用STATA11.0对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到样本中各变量在2005-2010年间的统计特征。不良贷款率的均值为2.076515, 总体情况良好;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前五大股东持股比总和的均值分别为32.67348和61.52758, 说明我国商业银行股权比较集中;国家持股比的均值为23.55167, 表明我国虽经历了商业银行股权改革, 但国有股权的占比仍然较高;资本充足率的均值为10.70606, 标准差为1.092773, 说明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保持在一个平稳状态。

(二) 实证检验

具体如下:

(1) 模型选择。面板数据在进行模型选择时要通过一系列检验来确定最终选用的模型形式, 其中包括对混合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本文对样本数据运用STATA11.0软件进行估计, 通过F检验、BP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 得出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2) 异方差与序列相关性检验。异方差和自相关是在线性回归估计时经常遇到的两个典型问题, 对于面板数据, 自相关又分为时间维度以及横截面之间的相关。针对本文样本数据的特点, 即较小的时间维度和较大的横截面维度, 运用STATA11.0分别对样本数据进行异方差和截面自相关的检验, 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

注:显著性水平为1%

(3) 修正后的模型回归。由于本文样本数据的特点为较大的截面维度和较小的时间维度, 此类数据适用于xtscc稳健回归来修正存在的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 故通过STATA11.0软件进行稳健回归后, 得出结果如表4所示:

(三) 检验结果分析

首先回归方程的R2=0.6472, 拟合度尚可, F统计值显著。说明在2005-2010年间, 11家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对其信用风险作出了较好的解释。

从单个变量的显著性来看,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 国家持股比 (STATE) 、附属资本占总资本比例 (SUBC) 及资本充足率 (CAR) 三者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将显著性水平放宽到5%,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总和 (CR5) 对银行信用风险同样具有显著影响;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 (CR1) 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其不能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水平作出显著解释;观察各变量的正负号可知,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总和 (CR5) 和国家持股比 (STATE) 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表明两者持股比的增加会加大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附属资本占总资本比例 (SUBC) 以及资本充足率 (CAR) 的系数为负, 说明提高附属资本占总资本比例和资本充足率有助于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我国11家商业银行2005-201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建立了固定效应模型, 以此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不良贷款率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总和及国家持股比呈正向关系, 表明降低股权集中度以及国家占股比例有助于分散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风险, 这与李丹青 (2009) 、杨有振, 赵瑞 (2010) 的研究结果一致;附属资本占总资本比例及资本充足率与不良贷款率表现为负相关关系, 说明要降低不良贷款率即化解信用风险, 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加大附属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 同时要提高资本充足水平。

上述结论揭示了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与资本结构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 也为我国商业银行优化资本结构和控制信用风险提供了借鉴。本文根据实证检验结果并结合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现状, 提出了如下建议: (1) 适度分散股权集中度。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相对集中, 特别是像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 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总和达到了90%以上, 甚至是100%, 这种股权过度集中的模式, 使得这些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要高于其他股份制银行。因此, 可通过引进战略投资、允许民间资本参股以及加强股东之间的监督等措施来缓解股权集中的状况。 (2) 政府减少直接控制与干预。虽然在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推动下, 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基本实现了市场化运作的转变。但国家持股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政府对多数商业银行进行较强的股权控制和干预, 导致政企不分等现象的产生。所以必须克服原有体制下的弊病, 减少政府干预行为。 (3) 提高附属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多元化发展, 可以增强其经营与管理资金的灵活性, 从而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巴塞尔协议》中要求附属资本占总资本比例不得超过50%, 而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附属资本比例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商业银行可通过发行次级债以及混合资本债券的途径补充附属资本, 但在这过程中必须注意保证有效的信息披露和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来防范风险。 (4) 保证资本充足率。除了依靠国家政策等扶持措施, 提升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根本途径是银行自身的经营创新。我国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创新金融产品服务, 发展中间业务, 提高自身利润水平;同时要树立高信誉形象, 发行股票, 进而从内外部增加资本来提高资本充足率。

参考文献

[1]赵瑞、杨有振:《资本结构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分析》,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刘海云、魏文军、欧阳建新:《基于市场、股权和资本的中国银行业绩效研究》, 《国际金融研究》2005年第5期。

[3]高正平、李仪简:《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对银行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国家持股与银行绩效非线性关系的视角》,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4]王书华、孔祥毅:《融资结构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基于面板数据的经验与证据》, 《生态经济》2009年第12期。

上市公司审计风险分析 篇5

——以安妮股份为例

一、公司简介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于2007年由原厦门安妮纸业有限公司改制设立，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9,500万元。安妮股份长期从事商务信息用纸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综合应用服务。2008年5月16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002235。

二、案例背景

安妮股份上市时间不长，但是财务问题频出。这家位于厦门，主营业务为商务信息用纸的企业，上市三年以来，先后更换过会计师事务所和财务总监，公司连续两年因为财务问题被证监会和财政部曝光。

2011年10月10日，安妮股份收到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经调查，证监会最终认定，安妮股份2008年虚增营业收入6900万元，虚增营业成本5292万元，虚增利润1609万元。

证监会同时对公司董事长张杰、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林旭曦、董事兼副总经理张慧、原财务总监杨秦涛等人给予警告，并处以3万到20万元不等的罚款。

2010年8月26日至10月11日期间，财政部驻厦门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再次发现安妮股份2009年年报中所存在的会计差错。当时的结论是，2009年安妮股份调减利润213万元。但是，直到2011年4月27日安妮股份才公告此事。

经财政部查证安妮股份2009年公司存在资产不实1.3亿元、负债不实2791万元等会计违规问题，少缴各项税款68万元。截至2009年末，安妮股份少结转固定资产2402万元；2009年已销售商品未及时确认收入502万元。安妮股份及下属企业厦门安妮企业有限公司还将公司资金4147万元存入员工个人账户，涉嫌避税。

2010年，安妮股份出现亏损。2010年，安妮股份实现净利润254.75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为负的2442.14万元。

因此，安妮股份2010年10月13日在网络上举行了公开的致歉会。但回答都较为简单，当被问到“何时能给投资者分红”、“今后如何避免财务上出现错误”时，公司高管的答复如同背书，缺乏实质内容。

安妮股份的原财务总监杨秦涛也来到了致歉会现场，对于自己在任职期间出现的会计差错，向全体投资者表示了歉意。林旭曦也表示，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并没有受到此次违规事件的影响；今后，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强化管理人员履行勤勉尽职义务的意识，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不过，当有网友提出如何对投资者进行赔偿的问题时，董事长张杰的回答却是风马牛不相及，他仅表示：公司的管理层及全体员工将更加努力工作，以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来回报投资者。

三、审计风险分析

1．不合理关联交易中的审计风险

林旭曦、张杰夫妇为安妮股份实际控制人，其中张杰担任安妮股份的董事长，林旭曦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安妮股份招股书第93页，安妮股份5%以上股东关联关系解释中表明，“本公司控股股东林旭曦女士、张杰先生未有其他对外投资。”

根据安妮股份2007年的招股说明书及2008年与2009年的年报披露，公司前五大客户中有一家公司名为厦门鑫盛捷企业有限公司，销售金额分别为3332.52万元、4606.98万元和1150.96万元，占公司总销售金额的比例为9.45%、8.28%、2.15%。在前五大客户信息披露中安妮股份称“公司前五名供应商及客户与我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关联方在其他供应商和客户中无直接或间接拥有权益等。”

但实际上张杰夫妇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安妮股份连续几年来最大的客户——厦门鑫盛捷企业有限公司的股东，而鑫盛捷公司现在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张云峰还曾是安妮股份前身安妮纸业公司的董事。对于这一重要的关联关系，安妮股份从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到2008年年报均忌莫讳深，深深隐瞒。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文书无意中揭开这一关系。判决书上这样描述“安妮纸业公司成立于1998年9月14日，经营范围包括纸张等，林旭曦任公司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林旭曦任法定代表人的安妮企业公司为该公司股东（发起人）之一。张杰及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云峰曾为该公司董事。鑫盛捷公司成立于1999年4月8日，张杰、林旭曦为该公司股东。”

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利用与改组前母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之间存在的关联方关系和关联交易，利用关联方购销、转嫁费用负担等手段调节其报告业绩。如低价向关联方购买原材料，高价向关联方销售产品；无偿占用关联方的资产；集团公司将获利能力强的优质资产以低收益形式让上市公司托管，以填充上市公司利润等。但上市公司在对关联交易的披露上大多简单含糊，故意避开实质性内容。对此，注册会计师首先应让上市公司提供关联方及其交易清单，并对其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对已经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必要的内控检查和实质性测试，尤其应关注该公司是否已按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披露，否则注册会计师将要承担不必要的审计风险。

2．主营收入萎缩，一次性收益骤增情况下的审计风险

2010年，继2008年、2009年两年出现会计问题之后，安妮股份实现净利润254.75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为负的2442.14万元。

2010年公司年报中显示，“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一项贡献的非经常性收益为2260.05万元；出售子公司湛江安汇与子公司湛江安汇的资金占用费合计433.97万元。这直接促成了公司的净利润由负转正。

而公司08、09年的政府补助分别为543.23万元和527.23万元，09年资金占用费收入312.31万元，均远低于2010年的数额。

有些上市公司的主营持续萎缩，主营业绩严重滑坡，经营难以为继。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因产业结构调整，全行业不景气，如纺织业；有的是因产品在市场上日趋饱和，市场竞争激烈，如商业零售业；有的是因公司管理混乱，导致主营业绩萎缩，公司亏损，等等。但为了不使会计报表太难堪，有的公司便设法虚计主营收入，或提前确认销售收入，或者在其他利润构成上煞费苦心，以期公司业绩一次性得到改观，如变卖家产，出售土地使用权、经营权，出让股权，以取得巨额收益；有的地方政府为维护本地上市公司形象，还会以各种手段进行补贴。目前，上市公司作为稀缺的“壳资源”，在危难时刻，母公司或上市公司往往会伸出“看不见的手”进行粉饰打扮，或由政府伸出“看得见的手”进行援助。注册会计师对此必须给予重点关注，尤其要关注以出售长期资产方式取得高额收益的行为，还要密切关注其协议中是否有回购条款，或虽无回购条款但存在回购可能性。

3．资产重组和“报表重组”中的审计风险。

2010年，继2008年、2009年两年出现会计问题之后，安妮股份实现净利润254.75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为负的2442.14万元。对此，安妮股份的解释是由于子公司的整治改造造成停产以及原材料采购运输事故所致。

这里的子公司主要是指湖南中冶美隆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美隆”），而所谓的原材料采购事故，也是这家公司所出的事故。其中，中冶美隆因水上交通事故造成损失为603万元，因货物质量造成566万元的损失。

中冶美隆为安妮股份的上游企业，主要生产特种涂布原纸、双胶纸等。其为安妮股份提供原材料。在2010年之前，该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为张强。2010年安妮股份以650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该公司100%股权。

在当时的公告中，安妮股份表示买入中冶美隆主要是“为了保证公司原材料的稳定供应，降低成本，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

然而，中冶美隆不仅没有为安妮股份带来利润，还成为其2010年亏损的重要原因。2011年9月24日，安妮股份决定以总价7077.5万元的价格转让中冶美隆95%的股权。

蹊跷的是，2008，在未经董事会审议的情况下，安妮股份向中冶美隆划出资金共计约1.4亿元，远超出双方正常购销业务发生额，其中80%以上的金额发生在2008年4月公司招股以后，且自8月至11月底应收中冶美隆账款的余额均超过5000万元，虽在年底收回部分欠款，但期末仍有约1600万元的余额。对于上述大额资金往来，公司未作临时披露。对此，厦门证监会曾向安妮股份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

资产重组在扩大企业经营规模、改善资产结构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但目前一些上市公司在实施了“突击重组”后就产生了立竿见影的丰厚收益，未免有“报表重组”之嫌，因此，资产出售和股权置换作为业绩提升最快的方式，颇受上市公司青睐。

在资本市场上，资产出售是上市公司将盈利能力弱、流动性差的资产售出，以优化企业资产结构，促进公司新肌体的健康发展。但在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现实中，“魔术游戏”层出不穷，人为操纵痕迹明显，似乎企业在主业不景气、扭亏无望的情况下，舍此就无他途。对于资产重组事项，注册会计师应关注交易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如是否进行资产评估及确认，有关部分是否获得批准，董事会、股东会是否表决通过并如实公告，涉及收益的，还应检查收入确认的条件是否已具备等。

4．客户屡次变更审计委托和时间的审计风险

从2010年11月29日审计机构由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改为鹏城所，到2012年1月6日变为立信所，加上中间“过客”兴华所，安妮股份审计机构频繁变换。

2011年11月23日，安妮股份公告称，原聘请的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上市公司审计及IPO审计业务繁重，人员安排紧张。经双方协商同意，鹏城所不再负责公司2011的审计工作。董事会提名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2011审计服务。然而不到一月，12月12日安妮股份又称，兴华所因为人员调配、时间安排的原因，双方未能就2011审计收费等事项达成最终一致意见。股东大会因而否决公司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两所的审计费均为45万元。12月16日，安妮股份董事会提议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2011审计服务，审计费增至55万元。此变更在2012年1月6日股东大会获通过。

少数上市公司为了护短遮丑，最简便的手段是频繁地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有些上市公司在时间上苛求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应将此视为实施必要审计程序的障碍。对以上两种情况注册会计师都应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备。

5．客户的诚实及信用度带来的审计风险

公司屡次出现财务造假情况，甚至涉及造假上市的嫌疑，公司还存在着将公司资金4147万元存入员工个人账户，涉嫌避税的行为。

安妮股份2010年10月13日在网络上举行了公开的致歉会。但回答都较为简单，当被问到“何时能给投资者分红”、“今后如何避免财务上出现错误”时，公司高管的答复如同背书，缺乏实质内容。

安妮股份的原财务总监杨秦涛也来到了致歉会现场，对于自己在任职期间出现的会计差错，向全体投资者表示了歉意。林旭曦也表示，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并没有受到此次违规事件的影响；今后，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强化管理人员履行勤勉尽职义务的意识，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当有网友提出如何对投资者进行赔偿的问题时，董事长张杰的回答却是风马牛不相及，他仅表示：公司的管理层及全体员工将更加努力工作，以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来回报投资者。

缺乏正直品行和不履行其应尽义务的上市公司，自然存在着制造虚假财务信息的嫌疑，与这样的客户打交道时，注册会计师可能会冒较大的审计风险，若不保持高度的职业谨慎，有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6．公司股份剧烈波动带来的审计风险

高市盈率背后的减持行动：虽然安妮股份深陷财务丑闻，业绩也并不乐观，但其股价却表现不俗。截至2012年5月11日收盘时，其股价为11.77元/股。其动态市盈率为141倍。

作为股权投资者的深圳同创伟业则早已开始了减持套现行动。上市之初，同创伟业拥有525万股安妮股份的股权，占其总股本的5.25%。截至2011年三季报发布之时，同创伟业的持股比例已经降至1.78%。

由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股权投资者的深圳同创伟业在一定程度上知晓安妮股份的真实经营与财务报表不符的虚假情况。

上市公司高管执业风险 篇6

根据中国银监会最新统计，2006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243名银行高管被取消任职资格。

2007年1月22日，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将加强董事及高管人员管理，建立受处罚高管人员名单制度，全面落实《国有保险机构重大案件领导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2007年1月30日,证监会公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具体规定董事、监事及高管在信息披露中的责任要求及处罚措施。

从上面可以看出，董事、高管目前的执业环境很严峻，执业风险是很高的。国内几十家上市公司面临诉讼和索赔。提起诉讼或索赔的主体有股东、公司员工、监督管理机构等。

公司生活在竞争的环境中，要想生存和发展，公司经营者必须要冒一定的风险。若将经营者置于一种随时被提起诉讼，随时可能被追究巨额财产赔偿责任的危险境地之中，可能会造就安于现状，墨守成规类型的高管。在竞争激励的商业社会，经营者如果不能果断地抓住转瞬即逝的商机，及时采取各项对策，那这样的公司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

《公司法》上的风险防护及其不足

我国《公司法》在防止诉权滥用方面采取了一种较为稳妥的措施，即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代表诉讼提起权规定为少数股东权。依照《公司法》第152条的规定，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应当是连续180日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一个或者多个股东。因此，立法者试图通过提诉资格的限定来防止滥诉的发生。然而，仅仅限制股东的提诉资格并不足以有效地防止股东滥用代表诉讼。

提诉请求机制作为另一个高管风险防护机制，其功效也是值得很好发挥的。

依照《公司法》，当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时，原则上必须先向公司提出诉讼请求。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给公司造成损害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提起诉讼;监事违反法律，给公司造成损害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提起诉讼。

这时,各种利益的冲突就有了一个协调的平台,不至于一下子就对簿公堂。在制度的设计时应充分考虑设置这个平台。许多国家,股东诉讼的前置程序——提诉请求,就担当了这个平台的使命。这样在提诉阶段就可以有效地制止滥诉行为的发生。

公司的业务执行机构，如董事会或监事会，会通观全局来衡量公司最佳利益与通过诉讼获得的赔偿数额之间的利弊关系。当公司机构通过调查分析，认为继续诉讼将损害公司的最佳利益时，秉着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司的自主发展权，公司机构的决定应该是值得尊重的。

但是我国《公司法》还规定:监事会、监事、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在30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样的话，即使监事会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认为股东要提起的代表诉讼属于滥用权力，也无法对其进行阻止。

在我国，公司机构这个利益协调的平台，由于制度的设计问题被摒弃掉了。这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司法资源的投入，提升司法成本;另一方面，将公司经营中的决策，交由那些不具有企业经营方面专业知识的法官，根据事后掌握的事实进行判断，对董事、高管也不公平。高管们的决策即使后来被证明并不是最佳方案，但也不能过于苛责。否则，难免有“事后诸葛亮”之嫌。

在美国，当股东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后，公司可以指派和本案无关的董事组成特别诉讼委员会对本案进行调查分析。当特别诉讼委员会认为不应该追究该董事的责任或者认为诉讼违反了公司的最佳利益，并向法院提出终结代表诉讼的请求时，只要这个判断不存在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就受到商业判断原则（Business Judgment Rule）的保护。法院一般会尊重特别诉讼委员会的意见，而终结该代表诉讼。美国近些年的许多判例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公司整体利益出发，判断代表诉讼提起利弊的特别诉讼委员会制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考虑防止诉权滥用问题方面，可以将其作为一种选择方案。对于股东提起的代表诉讼，符合一定的条件时，可以允许公司决定终止该诉讼程序。

董事、高管的经营责任与商业判断原则

股东一般只对利润感兴趣，对公司管理缺乏热情和兴趣。而且，由于股东的信息来源及知识结构等都远远比不上企业管理方面的精英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以公司的基本治理模式是:由董事而非股东决定公司的经营决策事务，并且股东不得对董事的权力进行随意限制和干预。在公司事务的管理中，董事、高管应该根据自己的最佳判断，追求公司的最大利益。只有保护高管管理权的独立性和执行性，才能刺激他们经营、管理公司的积极性。

这里介绍又一个高管执业风险保护机制——商业判断原则。

商业判断原则（Business Judgment Rule），可以保护董事在一定条件下免受股东的讼累，维持公司的持续正常运作，现在已经为许多国家的司法界所接受。

当董事、高管受到商业判断原则的保护时，法院就不能对其商业决策做司法评价。该原则是一个既定的假设，即董事、高管在没有自我交易、没有个人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合理谨慎、善意地行事，那么董事、高管理应比法院更有能力做出商业决策。任何认为董事、高管决策不适当的人，将承担推翻该假设的证明责任。这里适用的是一种举证责任倒置，大大加重了原告的举证责任。

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在满足没有利害关系、独立于交易、做出决策前获悉了所有相关信息条件的情况下，董事可以援引商业判断规则免责。

董事及高管责任保险制度

近日，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未按期披露2005年年报案件查处工作基本完成。公布了对S*ST科龙（000921）、S*ST精密（600092）、S*ST金荔（600762）等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根据新修订的《证券法》，除追究公司责任外，还追究了相关董事等个人的法律责任。

由于新《公司法》施行之前的法律中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职务中的责任的规定，很大范围上并非严格责任;也没有股东在公司利益和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提起诉讼的相关权利的规定，造成董事、高管在执业过程中的风险不是那么突出。而且由于保险费用高昂，所以一直以来，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并未得到上市公司广泛的采用。然而,随着新《公司法》、新《证券法》的施行，董事及高管人员将负有更多的责任。

为了规避来自全球市场潜在的被诉和赔偿可能，国外公司大多选择投保董事、高管责任险来转嫁风险。现在，“财富500强”中有95％的公司为其董事和高级职员投保责任保险。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起源于欧美，于20世纪60年代后得到较快发展。其内容是指公司董事及高级职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因过错导致公司或第三者遭受经济损失而应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时，由保险公司按约定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通常由公司出资，为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董事、高管因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而导致的赔偿责任除外。

2006年10月，特别针对中国市场，在上市公司风险方面非常有权威的美亚公司推出了一款保险:中国董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保险的行为包括董事、监事及高管管理过失、劳动用工过失及非故意诽谤行为。保险金包括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用。

当中国公司赴海外上市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会选择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绝大多数在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购买了至少一千万美元保额的董事责任险。到香港上市的企业购买责任险的比例也达到了50％。

上市商业银行风险 篇7

(一) 同业资产规模和占比均有所回落

截至2014年末, 16家上市银行资产总额105.76万亿元, 同比增加10.63万亿元, 增长11.17%;贷款总额53.48万亿元, 同比增加5.62万亿元, 增长11.74%;同业资产余额为9.44万亿元, 同比减少7384亿元, 减少7.26%;同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为8.92%, 同比下降1.77个百分点。其中, 国有银行同业资产余额5.10万亿元, 同比减少511亿元, 减少0.99%;股份制银行同业资产余额3.93万亿元, 同比减少6298亿元, 减少13.81%;三家城市商业银行同业资产余额3993亿元, 同比减少576亿元, 减少12.60%。

(二) 同业负债规模增幅较快

截至2014年末, 16家上市银行负债总额98.35万亿元, 同比增加9.39万亿元, 增长10.55%;存款总额75.70万亿元, 同比增加5.28万亿元, 增长7.49%;同业负债余额为14.75万亿元, 同比增加2.20万亿元, 增长17.54%, 同业负债增速较同期存款增速高10.05个百分点。其中, 国有银行同业负债余额7.79万亿元, 同比增加1.39万亿元, 增长21.66%;股份制银行同业负债余额6.31万亿元, 同比增加8017亿元, 增长14.56%;三家城市商业银行同业负债余额6498亿元, 同比增加124亿元, 增长1.94%。

(三) 商业银行同业项目的变化原因分析

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在经历了前期的快速发展后, 其传统的同业存放、拆放和回购等业务整体进入到收缩调整阶段。尤其是2014年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 (127号文) 、银监会发布了《关于规范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治理的通知》 (140号文) , 专门针对同业业务进行规范, 商业银行因此加快了对于同业业务经营策略的调整步伐。从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余额来看, 同业业务在资产方和负债方呈现出不同特点。2014年16家上市银行同业资产为负增长, 其增速显著低于其贷款增速, 而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进程中存款压力的不断增大使得上市银行同业负债的增速远远高于其存款增速。

二、商业银行同业业务风险剖析

(一) 同业业务市场风险

1. 金融机构间关联性增强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我国金融市场的放开为同业合作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条件, 目前已形成了以银银合作为主导, 银信、银证、银基、银保、银租、银期、银财等多种合作方式并存的局面。同业业务的发展使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加紧密, 金融机构风险关联度, 导致风险可以在市场间、不同机构间迅速蔓延, 从而引发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

2. 期限错配易形成流动性风险。

商业银行为了追求高收益, 往往以低价吸入短期资金, 再以高价来配置同业资产, 以短债长投的手段来赚取利差。期限错配的方式使商业银行在短期内获取可观收益, 但是易带来流动性风险, 给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造成较大压力。

3. 复杂交易结构易引发操作风险。

在同业融资业务中, 商业银行有时会与信托或证券公司签署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同业借款合同等, 或引入其他银行作为“过桥行”。由于出资行的权益只能通过与提供通道服务的中介机构的契约关系、中介机构与债务人的契约关系间接体现, 使得出资行对于实际债务人的约束力相比传统贷款业务有所下降。此外, 资金需要通过中介通道划转, 对资金的控制力也有所减弱。

(二) 同业业务的监管风险

1. 同业业务易粉饰会计报表。

一是商业银行可能通过买入返售票据提升经营利润, 降低对经济资本的占用。此外买入返售票据属于同业业务, 不纳入存贷比监管范畴。二是两家商业银行之间可能通过互相存放资金的方式, 以达到完成同业存款任务, 虚增资产负债规模的目的。此外, 通过“存放同业”和“同业存放”的利率差额, 调节利润水平。三是商业银行可能将应计入其他科目的资金计入同业业务科目, 如“投资”等科目。

2. 同业业务易产生操作风险。

相对于传统存贷款业务, 同业业务属于新型业务, 实际操作和会计处理较为复杂。随着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金融产品的日益创新, 同业业务资金发放和筹措的渠道和方式也发生了快速变化。商业银行可能由于制度解读不到位, 工作不细致等原因, 造成操作风险。如:商业银行可能存在未直接签订合同买入返售业务合同, 委托第三方办理的情况;在开展涉及三方的买入返售业务时, 将信贷资产包装成同业资产避开了人民银行月末、季末的贷款规模控制;利用买入返售业务在分支机构间转贴现, 空转套利的现象;同业投资开展表外增信业务时, 为其他银行融资项目提供远期回购承诺, 盲目风险兜底;未准确计量同业业务风险并计提拨备, 或计提比例不足, 低估了同业资产的风险;对单家机构同业存放比例过高, 加大了违约风险等。

3. 同业资金投向易引发金融稳定风险。

商业银行可能存在通过同业渠道, 将不同性质存款混杂在同业存款中现象。在对象选择方面, 将同业资金直接或间接投向了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境内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托管信托资产的存款、托管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财务公司、养老保险公司的存款;在行业选择方面, 将同业资金投向一些难以获得信贷支持的限制性行业企业和项目, 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等, 甚至利用同业业务向授信客户提供融资。金融机构通过包装同业资金投向高风险领域, 以谋取可观利润, 从而酝酿了较大的风险隐患, 不利于金融稳定。

三、防范同业业务风险的政策建议

(一) 继续完善同业业务监管政策。

一是加强后续监测监管。鉴于同业业务涉及机构多、驱利性强和易于反复等特点, 人民银行、银监会应继续加强后续监测监管, 创新监测监管方式方法, 开展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现场检查, 对防范同业业务系统性风险形成监管合力。二是探索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人民银行要积极推动探索建立同业业务信息共享平台, 统一规范同业业务统计项目、口径及报表体系, 准确反映同业业务总量、结构、项目类型及投向等数据信息, 强化同业信息报送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同时, 应对同业资金的来源与运用进行动态监测, 严禁资金从同业渠道流向一些难以获得信贷支持的高风险领域, 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严重过剩等行业。

(二) 加强同业风险防范, 增强经营合规性。

一是完善授权授信管理。商业银行应规范内部职能部门同业业务的授权体系和权限管理, 做好同业授信后项目的风险动态跟踪、复查和监控, 建议每年对授权进行一次以上的重新评估和核定。二是加强风险控制。商业银行要将同业业务资产比照信贷业务风险管理的办法, 强化同业业务的风险管理。严格执行同业业务审批与操作流程, 健全风险准备金计提机制, 形成完整的、高效的风险拨备计提体系, 以提升银行抵御风险能力。三是增强经营合规性管理。对同业业务按交易的业务实质进行正确归类, “同业存款”科目中核算的业务不能包括未具备吸收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存款。对买入返售或卖出回购业务坚持双方交易, 标的物实现实时交割, 减少中间环节, 防范操作风险。进一步优化同业业务投向, 确保业务投向符合国家的信贷政策要求。

(三) 加强业务精细化管理, 提升综合管理水平。

一是加强同业业务研究, 提高市场敏感度。商业银行应及时掌握金融行业同业业务发展情况, 切实提高市场敏感度和前瞻性, 把握业务发展先机, 促进同业业务稳健发展。二是提升对银行流动性的管控水平。商业银行要建立专项计量体系, 通过对表内外、资产和负债方的合理计量, 强化动态现金流管理, 降低流动性风险。三是提升对金融资产的精细化定价水平。商业银行要平衡市场价格竞争、机构盈利与信用风险防控之间的关系, 建立同业业务定价机制, 合理确定同业产品价格, 实现同业产品价格的差异化经营。

摘要：近年来, 随着金融脱媒程度的日益加深以及资本约束的不断增强等, 我国商业银行依靠传统存贷利差的经营模式受到严峻的挑战, 从而激发了银行间市场同业业务的扩张。本文以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深入分析了同业业务的发展现状和风险隐患, 并提出防范同业业务风险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商业银行,同业业务,风险防范,研究

参考文献

[1]姚斌.引导银行同业业务规范发展, 中国金融[J].2013 (22) .

[2]宋军.改进金融同业业务监管.中国金融[J].2014 (08) .

[3]吴豪声.基于SWOT分析模型的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研究——以江西省商业银行为例.金融与经济, 2014 (11) .

[4]李捷我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现状、问题与方向.银行家[J].2014 (01) .

上市商业银行风险 篇8

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关注。从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到A IG收归国有, 市场对提高金融企业透明度的呼声日益高涨, 新银行资本协议 (巴塞尔协议III) 也进一步加强了对银行业信息披露的要求, 以帮助投资者更好的衡量风险、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资产配置效率。然而, 更多的信息披露并非百利无害, 反而可能削弱债权人信心, 增加金融机构运行不稳定性 (N ier, 2005) 。因此, 扩大信息披露范围是否真的对银行投资者有用且有益, 仍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即着眼于研究信息披露与不同股权结构下银行风险的相互作用, 以对未来政策制定方向提供建议。

二、实证研究设计

(一) 研究对象

1. 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收集了亚洲11 (1) 个国家和地区的216家上市银行2004~2010年间的财务报告, 剔除无连续4年财务报表的银行样本和极端数据 (前1%和后1%) , 共得到209家银行的1451份年度财务报告。宏观经济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 D I数据库。存款保险范围主要来源于D em irguc?-K unt (2005) 的研究和各国中央银行与存款保险机构发布的数据。

2. 因变量的选取。

本文选取三个风险指标作为因变量, 其中Z指数 (Zscore) 代表违约风险, 不良贷款率 (N PL) 代表杠杆风险, R O A滚动标准差 (SD R O A) 代表盈利波动性。

3. 自变量的选取。

本文风险披露程度用风险披露指数 (D I) 来衡量, 其数据来源于17个取自银行财务报表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报表附注、和表外资产的指标。除证券类型和资本指数分别赋值为2和3外, 其余15各指标若在报表中有相应披露, 则该项得分为1;否则为0。则17项指标得分之和除以21即为风险披露指数, 范围从0到100%。

本文采用内部人股权比例 (Insider) , 机构持股比例 (Inst) , 大股东持股比例 (B lock) , 股权集中度 (H II) 和政府持股比例 (G ow n) 五个指标来衡量股权结构。

控制变量的选取分为两个层次:在公司层面, 本文选取市净率 (PB V) 来衡量银行的特许权价值, 第一级资本比率 (T ier1) 来衡量杠杆效率, 以及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Size) 来控制银行资产规模对回归效果的影响;在国家层面, 本文选取G D P增长率 (G row th) 、实际利率 (Interest) 、通货膨胀率 (Inflation) 和存款保险范围 (C ovdep) 作为控制变量。

(二) 研究设计

本文将使用以上自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来估计对不同股权结构下商业银行风险披露的影响, 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 R isk代表Zscore, N PL或SD R O A。O w n代表Insider, Inst, G ow n, B lock或H H I。D I*O w n代表相互作用项, 衡量不同股权结构下信息披露对风险的作用。C ontrols代表PB V, Size, T ier1, G row th, Interest, Inflation或C ovdep。

三、实证研究结果

(一) 描述分析

总体来看, 样本银行的平均风险指数Zscore为81.6, 其中马来西亚最高, 越南最低。不良资产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新加坡、台湾和印度;相比平均值 (0.69) 泰国似乎仍未走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 N PL高达1.16。另外, 亚洲银行业的SD R O A普遍偏高, 印度尼西亚、台湾和泰国尤为明显。

样本平均信息披露指数 (D I) 从2004年的58.53%上升到2010年的64.83%, 说明亚洲银行业信息披露程度逐渐改善, 泰国、新加坡和中国位列前三。由于银行业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 除韩国和印度的少数几家银行为, 内部人股权比例 (0.65%) 整体低于其他行业, 特别是在日本、马来西亚、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然而, 样本平均机构持股比例高达51.05%, 说明亚洲银行业主要被机构投资者所控制。在政府持股方面, 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较高。另外, 印度尼西亚、印度、中国、菲律宾和韩国的大股东持股比率均超过50%, 高于样本平均数40%。同时, 印度尼西亚银行业股权集中度最高, 其H H I指数在40%左右, 印度、中国和韩国紧随其后。

(二) 相关性分析

1. 基本回归。

回归结果显示, 披露指数 (D I) 与Zscore (越高代表风险越小) 正相关、与盈利波动性 (SD R O A) 负相关, 说明披露程度越高, 银行违约风险越低, 且更少的投资于高风险领域, 因此盈利波动性越低。

从股权比例来看, 内部人股权比例的系数 (Iow n) 只对Zscore1显著, 而机构持股比例均不显著。然而, 政府持股比例 (G ow n) 与高违约风险和高盈利波动性显著相关, 说明政府更支持银行进行高风险的活动, 以完成某一行政政策或政治目标。同时, 大股东持股比例 (B lock) 与违约风险和盈利波动性正相关, 而股权集中度 (H H I) 与风险指标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控制变量方面, 特许权价值 (PB V) 和公司规模 (Size) 均无显著相关性。而第一级资本比率 (T ier1) 与Zscore正相关;同时, 我们发现高G D P增长率 (G row th) 和大存款保险范围 (C ovdep) 与高违约风险、高盈利波动率和高信用风险相关。最后, 回归结果还显示通货膨胀率 (Inflation) 与银行风险无明显相关性。

2. 相互作用项回归。

为研究不同股权结构下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对风险的影响, 本文进而对信息披露指数和股权结构指标相乘相展开回归。基于信息披露指数和相互作用项的回归系数之和 (即D I+D I*O w n) 发现, 信息披露对银行风险的作用依次在有大股东持股、机构持股和股权集中度高时更明显, 而在有政府持股和内部人持股高时减弱。说明有内部人持股时, 管理层会主动筛选某些信息的披露与否, 从而降低披露程度。同时说明国有股东更希望降低风险披露对风险承受的影响, 使其更容易在危机时帮助银行摆脱困境。而机构投资者和大股东相比于中小投资者更加专业, 也更有动机监督银行提高其管理水平和透明度。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广泛而高质量的披露不仅能减少信息不对称, 且能削弱外部投资者和银行高管间的委托代理问题, 使投资者能够有效监督银行的运行和财务状况。在一些情况下, 提高信息披露水平确实能够降低资本成本, 因而巴塞尔协议也不断鼓励银行对外提供更多的风险信息, 以防止其过度追逐高风险投资。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总体来说高信息披露水平确实可以降低银行违约风险和盈利波动性, 但该作用在不同的股权结构下影响程度不同, 在有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时比有内部人持股和国有股东时作用更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提高银行业透明度、披露要求和市场监管的政策的有效性。然而, 我们认为信息披露的效果同时受到银行内控机制, 特别是股权结构的影响。由于亚洲银行业普遍具有高股权集中度和低公司治理水平的特点 (C laessens和Y urtoglu, 2013) , 因此我们还建议提高对银行内部治理结构优化的重视, 使信息披露成为投资者监督银行“隧道行为”的有效工具。

摘要：本文研究了信息披露与股权结构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关系。通过对209家亚洲上市商业银行2004-2010年的财务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 信息披露与银行风险和盈利波动性呈负相关关系, 且在有大股东或机构股东持股时更显著, 在有内部人或政府持股时减弱。

关键词：商业银行,风险,信息披露,股权结构

参考文献

[1]Nier, E.W., 2005.Bank s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1, 342-354.

[2]Demirguc-Kunt, A., 2005.Deposit insurance around the world:a comprehensive database.Washington, DC: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Finance Team.

上市商业银行风险 篇9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金融风险评估,模型,对策

引言

在中国经济进入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 我国上市银行的经济发展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经济发展速度从高速转向缓慢, 获得巨大盈利空间、发展平稳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随之而来的是经济下行、上市银行经营发展进入经济新常态[1]。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经济发展面临巨大压力与挑战、金融风险加剧, 具体表现为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发展战略实施风险、金融流动性风险、金融信用风险以及金融经济市场风险等[2]。由于经济新常态下, 导致上市银行金融风险集聚, 非常不利于上市银行金融健康、持续发展。因此, 建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评估模型, 能够在经济新常态环境下有效防止金融风险爆发, 为上市银行金融经济面临的风险予以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缓解了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压力;填补了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业务上的漏洞[3]。在经济新常态环境下, 建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评估模型能够有效防止金融风险, 及时发现上市银行金融业务发展缺口, 有利于完善上市银行内部核心发展结构、建立适应经济新常态的上市银行机制。对于培养核心金融客户、深化上市银行金融业务服务实体经济、调整上市银行金融利率定价量、强化上市银行金融基础服务设施建设能力具有积极影响作用[4,5]。在经济新常态下建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评估模型是上市银行金融健康、持续发展的经营之道。通过金融风险评估模型最大化降低上市银行在经济新常态下的金融风险, 缓解上市银行金融压力, 最终探寻上市银行未来经营转型方向, 提高上市银行盈利利润, 获得市场竞争力[6]。

1上市银行金融风险评估模型建立

1.1构建金融风险评估模型的目的

建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评估模型的目的很直接,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必然伴随着上市银行金融发展陷入经济新常态。在经济新常态下积极应对上市银行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 能够使上市银行顺利度过经济下行期间金融经济发展困境。

在经济新常态期间积极、有效处理金融风险问题、预防金融风险爆发, 能够充分应对经济新常态、适应经济新常态并在经济新常态期稳健发展。建立金融风险评估模型有效控制上市银行金融风险, 是经济新常态期间上市银行得以继续生存的有利应对策略, 成功、有效的金融风险评估模型也将成为我国未来金融史上的重要参考资料, 这种应对方式也将成为金融发展史上的一大思考逻辑。

1.2金融风险评估模型的参数确定

在上市银行金融风险评估模型建立之前, 需要对实验模型数据进行充分、科学的整理, 确保最终实验结果具有代表性、真实性和可靠性。因此, 在模型参考数据整理过程中邀请了金融界较有权威的金融风险评估管理工作者对此次金融风险评估模型参数指标予以科学、精准的处理与评判。具体参数整理方式表现如下:

确定金融风险评估计算公式, 具体表现为:

其中, xj与yj是指第j家银行金融管理的投入要素与产出要素;α 与 β 分别表示经济新常态下的上市银行金融资产投入和产出要素指标的权重, T为常数。

将公式 (1) 变形得到金融风险数值分别为等于1.12342、等于1.34123、等于1.39861。再将自变量金融风险数值用归化数学函数处理, 计算结果得到为0.12342、0.34123、0.39861。最后提取上市银行金融风险评估数值最大特征函数,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上市银行金融风险底线计算公式为:

其中, xj与yj是指第j家银行金融管理的投入要素与产出要素;α与β分别表示经济新常态下的上市银行金融资产投入和产出要素指标的权重, T为常数。

其中, β 为新常态下的上市银行金融资产产出要素指标的权重, yj是指第j家银行金融管理的产出要素, Gt为上市银行金融风险底线。

当金融风险的最高风险度上升到九成时, 金融风险评估预警数值即=0.0234, =-0.15, 参数结果在0.0234范围内, 能够到达评估金融风险的作用, 表示参数符合评估模型要求, 能够到达最稳定、最满意的效果, 因此判定的参数值能够代表此次评估模型金融风险的数值。

通过建立金融风险评估模型达到预测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 需要进行仿真模糊评估计算法克服实验过程中出现的漏算和计算差值。针对经济新常态下可能出现的各种金融风险做全面的评估与预判, 全方位、立体化预测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 通过金融风险评估模型使上市银行金融风险应对方案更具可行性、延展性、灵活性、变通性。具体实施表达过程表现如下:

首先:建立标准金融风险预测、评估考核制度。金融风险评估结果分别由s1、s2、s3、s4、s5代表, 当金融风险评估结果显示是s1 时, 表示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指数偏低, 处于安全状态;当金融风险评估结果是s2时, 表示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指数升高, 有爆发金融风险的可能, 此时上市银行应当做好应对准备;当金融风险评估结果是s3 时, 表示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出现金融风险, 但金融风险易于控制。当金融风险评估结果显示是s4 时, 表示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指数偏高, 上市银行应该做好转型、调整的准备, 降低金融风险损失;当金融风险评估结果是s5时, 表示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指数极高, 深受经济新常态影响, 完善上市银行内部运行体制, 更新业务办理活动, 充分缓解经济下行期间上市银行金融压力。

其次:总结金融风险仿真模糊评估模型结果。假设金融风险仿真模糊评估模型结果为m, 会生成m=αTx0- 1 的公式。再由归一函数计算方式能够得倒下列结果, 具体由表1所示:

最后: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评估结果总结。通过建立金融风险评估模型能够清楚、及时检测到上市银行金融风险等级, 为上市银行提前做好应对措施工作予以充足时间, 以便降低金融风险损失, 有利于上市银行在经济下行期间稳健发展。

2经济新常态下的上市银行金融风险防范应对措施

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关键是要做好防范、控制金融风险工作。为了应对经济新常态引发的上市银行金融危机, 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不同系列、各种应对解决方案和措施。因此, 在国务院大力支持下, 为了应对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 应该采取以下几点应对、解决措施, 具体内容如下:

2.1完善上市银行金融体制

经济新常态下, 上市银行内部拥有完善的金融风险监督、防范体制能够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 成为避免造成上市银行金融风险的有利手段。在经济新常态期间, 我国国务院在十八届三种全会中颁布了《中国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金融经济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议题, 其中强调了关于应对上市银行金融风险要将金融监督管理改革措施和统一标准工作落实到业务办理过程中;要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协调制度;要在实际金融业务办理过程中明确划分国家以及地方金融管理范围、定位上市银行金融监管权限以及金融风险处理义务与责任, 三项要求清晰、明确的补充了上市银行内部金融体制, 使上市银行金融体制得以完善。

完善的金融体制是抵御经济新常态上市银行金融风险的有利屏障。完善的金融体制下上市银行金融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措施以及统一的管理标准工作势必得到充分落实。经济新常态经济发展速度缓慢, 因此, 充分完善上市银行金融监管体系, 将金融监管体系向功能、职责监管方向转型刻不容缓。随着国内经济发展陷入新常态, 上市银行金融发展自然进入新常态, 上市银行原有金融监督、管理机构无法应对当下各种业务综合经营发展需求, 逐渐暴露上市银行金融体制不完善的缺口。因此, 尽快完善上市银行金融体制, 改革银行金融监管职能能够在经济新常态下应对经济的发展新形势, 同时对防御金融风险、降低金融风险起到积极作用。

2.2针对不同领域做针对性重点金融风险防范

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来源广泛, 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工作需要针对不同领域做针对性重点金融风险防范。尽管在经济新常态下引发的上市银行金融创新新常态、上市银行金融风险管控新常态、上市银行金融结构新常态、上市银行金融发展速度新常态使上市银行金融风险加剧。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在上市银行原有金融风险基础上, 由经济新常态引发的新一轮问题和矛盾使上市银行潜在金融风险日渐加剧, 逐渐暴露在大众视线范围内。因此, 在对上市银行金融风险进行评估、防范预测之前, 要防范上市银行的重点金融领域, 有针对性进行金融风险管控会使金融风险防控工作效果事半功倍。

为了应对经济新常态上市银行金融风险, 我国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对上市银行金融风险予以高度重视, 为积极做好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评估工作起到良好带头作用, 工作效果也非常显著。有针对性的对重点金融领域进行金融风险防范首先应该采用动态式金融风险排除法, 时刻掌握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经济发展趋势, 清楚摸到上市银行金融风险的导火索以及风险根源, 从重点处着手全面、及时、深入应对并控制上市银行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 具体表现为:首先房地产作为经济新常态下影响最深的金融业, 上市银行应将房地产作为重点金融风险防范对象, 及时调整房贷、房地产相关借贷政策和借贷指标, 提高对百姓住房的借贷支持力度;其次在上市银行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上建立完善的金融债务管理体系, 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针对性、重点式金融风险防范。在经济新常态下利用完善的金融债务管理体系重点把控上市银行金融风险、加强金融风险控制力度, 在原有债务管理体系基础上更新上市银行贷款方式, 分化金融风险;再次针对上市银行连带性金融产业做针对性处理、予以针对性应对措施。此处理方式完美体现了在经济新常态下针对不同领域做针对性重点金融风险防范的要求, 由于在经济新常态下金融信托、理财机构、中介等银行金融机构场所会出现金融兑付风险, “影子银行”对上市银行造成的金融风险影响严重, 因此需要重点对国内各大影子银行进行针对性监督与管理, 并制定配套管理政策, 维持国内银行金融机构管理秩序。

综上所术, 经济新常态下, 上市银行的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各个领域的金融机构处, 上市银行进行金融风险评估为的是在经济新常态下金融风险不得超过风险防御底线, 将金融风险最大程度控制在掌控范围内, 减少金融风险负面影响, 最大化降低由经济新常态引发的上市银行金融风险损失。从目前国内经济发展形式来看, 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上市银行将持续重点的、大力的、有针对性的进行金融风险防范工作。

2.3在金融风险防范过程中要保持操作原则

在经济新常态期间进行上市银行的金融风险评估, 容易在金融风险防范过程中产生过强的针对性, 即治标不治本问题突出。因此, 在金融风险防范过程中要保持操作原则, 具体表现为:第一点操作原则标本同治原则、针对经济新常态期间做针对性应对原则。第二点操作原则严格遵守防范操作管理原则, 坚决控制上市银行金融增长数量, 遵守增量原则。第三点操作原则保持、遵守分类对待、不同重点领域不同应对解决原则。第四点操作原则要遵守依次解决、按部化解、有条不紊原则。尽管在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突出, 但在进行金融风险评估、防范过程中要采取平稳、积极的应对态度, 坚守金融风险底线标准, 做好长期应对思想准备, 保持趋利避害、以不变应万标原则是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应对金融风险的根本操作原则。以上几点金融风险操作原则是应对、解决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的有利武器, 做好以上几点, 能够非常有效的对金融风险进行评估预测, 能够达到金融风险预判与防范的效果。

2.4 防范金融风险要完善上市银行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的上市银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新常态期间防范、应对金融风险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因素。上市银行内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不仅有利于金融体系的高效发展, 同时对完善金融体系、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加快信用市场建设、规范金融管理制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充分完善上市银行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打好金融营运基础;能够提高上市银行金融经济推动、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完善的上市银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新常态下, 上市银行进行金融风险防范的有利武器与夯实的力量支撑, 能够提升金融风险防范、评估、预判的能力, 是应对、解决经济新常态上市银行金融风险的核心关键。

参考文献

[1]陈雯瑾, 苏雪燕.银行业绩“新常态”[J].金融世界, 2014.

[2]滕荣桢.新常态经济背景下存款保险制度对金融业的影响研究[J].商情, 2015.

[3]马凤鸣.经济新常态下商业银行支持重工业城市经济转型策略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 2015.

[4]王元龙.新常态下金融风险防范与控制[J].经济研究参考, 2015:32-37.

[5]王金山.经济新常态下中小商业银行经营转型[J].北京金融评论, 2014.

上市商业银行风险 篇10

自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各个领域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内地各家商业银行纷纷走上了改制上市之路2010年12月16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成为了我国第一家上市的农村商业银行从商业银行上市的进程来看,未来还有更多的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或者地方农村商业银行走上上市融资的道路。他们将如何选择自己的融资地点?上市过程中又会遇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一、引言

2010年12月16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作为首家上市的中国地方性农村商业银行,重庆农商行的香港上市引起了广泛关注。截止2010年底,共有163家内地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其中带有国家背景的“红筹股”共有104家,其中又有66家公司实现了“A+H”的交叉上市,占所有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总数的40.5%。从已经完成上市的银行来看,大部分国有控股银行选择了A+H的交叉上市,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性商业银行则更亲睐大陆主板上市。

在广大商业银行已经完成上市的背景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陆续走上上市融资之路。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作为我国第一家完成上市融资的农村商业银行,其上市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将为以后的其他农村商业银行以及中小银行的上市提供借鉴。本文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在香港上市这个案例,探求银行IPO市场的选择原因,以期对未来更多需要上市融资的国内商业银行选择上市地点提供建议。

二、内地商业银行上市情况概述

(一)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情况

1997年11月,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不久之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国有独资银行的改造措施,包括财务重组、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等。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引进了经营绩效评价体系以及内部控制制度等一系列现代银行管理的先进理念,构成了国有商业银行日后成为上市公司的基础。2005年以来,五大国有商业银行陆续开始上市融资,其具体上市情况见表1。

从几大国有银行上市的选择来看,无论他们最初选择的上市地点在哪,他们最终的融资都选择了A+H股的方式进行,这就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

(二)股份制商业银行上市情况

根据《银行家》杂志2010年的银行排名统计,全球前50大银行的性质皆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并且全部已经完成上市。目前,处于我国金融体系中坚力量的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在近几年陆续完成了上市融资成为上市公司,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上市融资时间见表2。

综合7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上市融资情况,其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选择融资渠道方面存在一定差异。7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的3家把IPO的地点选在香港,这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选择截然相反。除此之外,还有一半以上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至今仅仅通过单一市场进行融资,这同样与几乎都是“双线作战”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存在较大差别。

(三)地方性商业银行上市情况

在我国银行业体系中,还有一些不可或缺的部分,即地方性商业银行和地方农村商业银行。表3反映了目前已经上市的地方商业银行的融资情况。

相比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复杂情况而言,城市商业银行的情况更加简单,无论是选择在主板上海股票交易所上市还是中小板深圳股票交易所上市,城市商业银行都将自己的融资渠道锁定在中国内地这一单一渠道。

三、重庆农商行香港上市的分析

(一)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简介

重庆农商行的前身是重庆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在成立之初就是全国仅有的6家省级联合社之一。2003年8月,重庆市农村信用社被确定为全国农村信用社首批8家改革试点单位之一,这也为重庆农商行未来在全国省级农商行中最先上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8年6月,经国务院同意、中国银监会批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成立之初,重庆农商行拥有注册资本60亿元,下辖39家县级支行、1797家分理处。2010年12月16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上市的农商行、香港交易所第一家上市的农商行和区域性银行。

(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上市过程回顾

和其他城市性商业银行一样,重庆农商行在计划上市时首先考虑的是国内的A股市场。在成立的第一年里,重庆农商行的存款余额就达到1089.5亿元。虽然新成立农商行的经营状况较好,但要上市融资除了增加公司业绩之外,还必须越过其他一系列的障碍。

根据新的《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定,我国A股发行上市公司,在发行前股东人数不得超过200人,但是由农村合作社改制而来的重庆农商行无法满足这一条件。根据2008年5月29日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重庆农商行成立前夕共拥有包括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在内的177家法人股东和84618户自然人股东。2008年9月,中国证监会正式暂停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上市审核,这标志着重庆农商行在国内上市融资的计划失败。2010年2月22日,重庆农商行股东大会通过了在香港进行上市发行20亿H股的融资方案,2010年12月8日在香港完成路演,结束公开认购,并最终以5.25港元发行了21.86亿股股票,成功地融资115亿港币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注:港股价格按1:0.88)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四、重庆农商行选择香港上市的原因分析

(一)企业的经营战略策略

境外上市为重庆农商行提供了一种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方式,使其能够在更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中筹资和运作。境外上市可以在境内外产生广泛的宣传效应,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接受先进理念,开拓国际业务,增强资本实力,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争取到更为广阔、更为有利的发展空间。

(二)投资者的偏好

香港证券市场由于发展时间较长,机构投资者占据了多数;而内地市场则以散户居多。相比于内地投资者,香港的机构投资者往往能够更加理性地选择他们想要投资的企业。通过追踪AH溢价指数我们发现,同时在A股与H股发售股票的企业,A股的溢价程度总体上超过H股。表4反映了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行6家同时在内地与香港上市的银行在2010年12月1日的股价情况。

当日的AH溢价指数为102.92点,即A股相对于H股在换算成相同货币之后存在2.92%的溢价。表4显示,与整体A股相对于H股的溢价相比,国内银行类上市公司在香港的表现似乎更胜一筹,这主要得益于香港市场存在一批长期投资汇丰、恒生等银行类金融企业的机构投资者,他们对于中国内地这个新兴市场的银行类企业充满期待。再加上在金融危机后,与摇摇欲坠的欧美银行相比,处于高速成长期的内地银行业绩可谓一枝独秀;而对于内地的散户投资者来说,投机似乎更加符合他们的偏好。因此,能够到香港上市也成为了内地银行类上市公司的选择。

(三)境内外市场上市规则差异

由于内地和香港的上市规则存在一定差异,这就使一些无法满足内地上市条件的公司到香港完成上市。内地市场主板(上海证券交易所)与香港市场主板的上市基本规则主要差异见表5。

1. 对上市资本的要求不同。在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上市规则》中都把申请上市公司的最低资本额限定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而《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的资本额是以上市后的市值为标准的,即企业上市后公众人士持有的市值不得低于5000万港元,新申请人的预期上市市值不得低于2亿港元。

2. 对于公开发行股份的要求不同。在内地,《证券法》要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上市,应当符合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10%以上;香港联合交易所规定拟在香港上市公司的股票必须有足够的流动性,即须有一定的公众人士在发行人的业务及申请上市的证券中持有权益。现行《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与上市公司董事或大股东没有关系的公众人士持有的最低公众持股数量为:(1)市值少于40亿港元的,公众持有股份不能少于公司已发行股本的25%。(2)市值在40亿港元以上的,由交易所酌情决定,一般不会低于10%或10%～25%。

3. 对于上市公司能否引起公众兴趣的规定不同。根据国内上市规则,国内A股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国内的优秀企业,尤其是国家重点扶持产业或企业,对于企业是否能引起公众的兴趣则没有具体规定;相反,在香港的上市规则中明确要求寻求上市的证券必须有充分的市场需求,即公众的兴趣将直接决定公司股票上市成功与否。

4. 对于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行为的要求不同。国内明确要求申请上市公司在三年内无违法行为;而香港的《证券法》却没有相应的限定。

注:数据来自香港联合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综上所述,内地的上市规则更加严格也更具有强制性,而香港的上市规则更注重尊重投资者的选择以及保护投资者权益,这就是一些暂时无法满足内地上市财务硬性规定又急需融资的优秀高成长性企业赴港上市的主要原因。

(四)境内外市场上市后监管差异

证券市场监管规则的差异同样会影响上市公司上市地点的选择。表6从信息披露的角度分析了内地主板市场与香港主板市场后续监管的差异。

1. 股价敏感性信息的披露差异。香港市场系统性的纲领文件《估计敏感资料披露指引》指出,只有发行人、董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有义务披露容易引起股价变动的敏感资料;中国内地市场则只有一些零碎的法规条款,股价敏感性信息披露主体更加宽泛,包括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收购人同样有责任披露相关信息。

注:信息源自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股价敏感资料披露指引》、上海交易所《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2. 停复牌制度的差异。香港上市公司在规定时间内发布公告是不需要停牌的;而内地市场则会在一定例行事项发生时要求停牌,如召开股东大会、业绩预警、刊登年报等。内地市场对于股票的复牌时间具有严格的规定:“公司披露公告当日上午十点三十分复牌,公告日为非交易日,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在公告披露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开市时复牌。”对于已经连续停牌5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内地市场要求公司在每周一发布公告说明连续停牌事项及进展情况,直至复牌交易。而香港市场对于复牌时间则没有具体要求。

3. 需要披露交易的差异。香港规定,提供担保可视为财务协助行为,因而上市公司为关联方贷款进行担保并不需要单独披露;内地规定上市公司为母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等交易和股东批准程序都单独披露。香港规定交易资产比率超过5%就必须刊登公告,内地则为10%。当交易资产比率超过总资产的25%时,香港上市公司的交易就必须经过股东批准程序的批准;而内地则是50%以上。

4. 股东批准程序的差异。内地要求股东批准的程序只有股东大会一种方式;香港市场对于股东批准程序的要求除了召开股东大会之外还允许在一定条件下用书面批准代替召开股东大会的形式,因此在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也更加灵活。

五、商业银行境外上市面临的问题和风险

(一)境外上市成本

虽然香港上市的限制条件相对于内地更加宽松,然而境外上市需要支付比境内上市更大的成本。除了上市的直接成本之外,还需要支付法律、财务等方面的咨询费用以及公司上市后的维护成本。另外,由于会计准则、法规政策等差异,公司每年要承担比国内上市公司更高昂的信息披露成本、审计成本、与投资者关联的管理费用、独立董事的费用和各项申报费用等。

(二)银行独立董事难以满足境外市场监管要求

我国内地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对于独立董事的设立虽然有相关规定但是缺乏可操纵性。强调设置独立董事的重要性,却没有明确具体设置数量;强调推选独立董事的规范,却没有对具体评判标准的规范;香港《本地注册认可机构的企业管制条例》具体规定了独立董事的数量和权力,从而形成了对独立董事进行监管的标准。由于我国法律在独立董事设立方面缺乏相关标准,使得我国商业银行在独立董事独立性方面存在先天的不足和立法缺失。在香港交易所严格的监督管理之下,其后续风险就会变得更加突出。

(三)商业银行的内部关联交易及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风险

关联交易和控股股东滥用控股权,是直接影响公司治理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内地商业银行关联交易和股东控制权滥用的现象较严重,这很大程度上与我国法律缺陷及银行内部规则和实际运作的漏洞相关。但是商业银行成为境外上市公司后,任何内部的关联交易和股东控制权的滥用一旦被监管机构或者公众发现,其后果将是严重的。

(四)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缺陷风险

信息披露关系到上市公司的正常运行和股东的合法权益。在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都只是强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连续性责任和信息披露的职能部门,对于信息披露的具体流程不够完善;香港的《银行业条例》规定商业银行应该公开的信息类型及公开流程,若董事或经理违反法律规定未能按照金管局或联交所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一旦被司法机关定罪,将可能被处以6个月以上监禁或巨额罚款,强化了信息披露规则的强制性和可执行性。

六、对商业银行境外上市的建议

(一)优化上市银行自身的公司治理结构

尽快建立完善、严谨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于保证银行的正常运营和维护投资者利益具有重要性和急迫性。首先,应明确规定一整套完整、具体、可行的信息披露流程,在银行内部制定专门机构进行信息披露工作,使信息披露的程序、时间安排等均有准确规定,保持信息披露的一致性;其次,应明确规定董事的职责,建立董事评价制度;再次,应保持董事会的独立性。董事会成员的构成要独立于其他高管,以便他们能够起到监督、制衡的作用。另外,政府和监管机构也应该督促上市公司改进自己的公司治理,保护投资者权益。

(二)适当引入战略投资者

我国商业银行在境外上市的过程中应当更加重视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作用,即要引入注重长期利益、能够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投资者。通过战略投资者向被投资银行派驻从业经验丰富、金融专业全面的董事或其他高层管理人员,参与银行重大事项的决策管理,被投资商业银行能在引进资金的同时,引进先进的公司治理理念和技术,提高银行整体经营管理水平,完善银行决策机制,提升国际竞争力。

(三)加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

城市商业银行的上市困境 篇11

只能进不能退

北京银行在其招股说明书中称自己正在实施社区银行战略，对于正在进行的社区银行战略，北京银行也有自己清楚的商业模型：将ING 银行(北京银行战略投资者之一)全球领先的零售支行管理经验和全球零售业务经验进行本地化改造，突破传统支行的经营管理模式，以客户为核心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建立针对零售客户的全新社区银行支行体系。

一个上市之后资产规模超越千亿元的银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这都已经不是一个小银行。但是，北京银行却宣称自己的目标只是做“社区银行”。其实，在目前国内银行业从业人员的心里，关于“社区银行”并没有清楚的定义。社区银行到底有多大、该具备什么样的业务规模、做哪些业务内容、最主要的活动区域和客户是谁，都没有明确的定义。

有意思的是，做出这样“表态”的不只是北京银行一家，之前的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都提到了经营社区银行的“梦想”，“服务于中小企业客户、要发展个人居民业务”成了城市商业银行招股说明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

这样的定位与城市商业银行的出身直接相关。国务院1995 年发布的《关于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通知》，要求在城市信用社清产核资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地方财政、企业入股组建城市合作银行，依照商业银行经营原则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为中小企业发展服务。

从出生之日起，城市商业银行的兴衰成败就与地方政府和地方经济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了。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对中国业绩超前的12 家城市商业银行调查显示，截至2004 年12 月31 日，这12 家银行的所有权中，地方政府平均持股比例占到23% 的水平。这意味着，银行要为政府重视的项目提供资金、为与政府“亲近”的公司提供贷款。资产质量因此下降。

看看北京银行的收入结构就一目了然了。上述报告显示，截至2004 年底，北京银行的收入中，98.5% 为净利息收入，被称之为零售银行成败关键点的手续费净收入却只有 1.2%。在存款结构中，企业存款占据了84% 的份额、个人存款只有15%。因此，穆迪在这份2006 年的报告中认为，北京银行的存款结构不合理。企业存款可能会在宏观经济政策改变以及国家向外资开放人民币业务时存在较大波动性。“该行需要吸引更多的零售存款来扩大其存款基础。”

这是城市商业银行普遍面临的问题。穆迪的报告认为：城市商业银行由于身份原因，虽已进行了注资和财务重组，但财务状况堪忧。2004 年底，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仅为1.36%，远远低于当时12 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7.23% 的水平；不良贷款率却高达11.7%，远远高于6.13%——12 家股份制银行的平均水平。

而且，城市商业银行受地方政府严格控制，高贷款集中度和普遍的关联交易，成为城市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不善和公司治理脆弱的源头。并且，在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城市商业银行对地方政府财政资源存在着颇高的依赖性。

另外，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存在被大银行吞并的可能性。与许多国家的地区银行往往占据当地市场的主要份额不同，报告表明，在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只在当地市场上位居第4 到第6 的水平。上述12 家银行在当地市场的存款份额(截至2004 年12 月31 日)平均只占到8.5% 的水平。在全国各地均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四 大国有银行。北京银行的招股说明书也显示，截至2006 年12 月31日，北京银行在北京地区的人民币存款、贷款余额的市场份额分别只有7.72% 和10.8%，在15 家在北京地区有业务的商业银行中位于存款第4 和贷款第3 的市场水平。

资产质量差、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不力、 盈利能力低等，都是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城市商业银行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其中，资本金问题尤为迫切。比如，北京银行虽在成立以来进行了4 次增资扩股，但到2004 年末，资本总额占总资产的比例仅为3.4%，甚至低于当时12 家城市商业银行4.3% 的平均水平。

出路在哪里？

随着金融业市场化步伐的加快，身陷困境的城市商业银行不得不自己找寻出路。上市融资除了能够解决它们的资本金问题，使财务状况大为改善之外，更重要的影响是将公司的成长带入了投资者的视野。在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资本市场，如果不能让投资者相信你具有发展和扩张的前景，那么就注定只能被投资者遗忘。“城市商业银行一定得扩张规模，不同的只是具体的扩张策略问题。”业内分析人士认为。

扩张无非两种：业务内容的扩张和业务规模即营业網点的扩张。招股说明书显示，目前北京银行的业务有3 类：公司银行业务、个人银行以及资金业务。除了投资银行业务之外，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业务内容它基本上都已经具备。

比如，通过代理政府项目来补充银行所需存款资金的同时，北京银行借助于为北京市460 万人办理医疗保险账户代理业务的机会，建立了强大的客户基础。2004 年末，“京卡”借记卡发行量就已经达到260 万，北京银行还同时推出了符合国家标准的双币信用卡。另外，北京银行占据着北京市20% 左右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份额，个人信贷业务中的30% 来自于汽车贷款。

“北京银行将在立足北京地区发展的基础上，加大对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等经济发达地区，以及中西部等增值潜力巨大地区的市场开拓，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此前已经描述过北京银行未来的全国布局。尽管上市是北京银行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上市不是目的，把北京银行打造成一家现代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是闫冰竹的真实想法。

然而，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本地已经成功的模式能否在其他地区如愿地复制。上述业内人士认为，由于城市商业银行承担了很大一部分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功能，在跨区经营后，如何在银、企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了解企业、并为其提供服务，这对城市商业银行而言是很大的挑战。

毕竟在100 多家城市商业银行中，已经上市和明确表示过上市想法的不过数十家。除了努力追赶争取成为第2梯队的一员之外，那些其他的城市商业银行如果不选择上市，剩下的道路还有两条：要么固守在本地发展，并成为真正的互助型的社区银行，要么是在将来成为银行业并购潮中的被并购对象。

但是，不论是哪一条路，上述业内人士认为，城市商业银行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差异化竞争力。即便是全都服务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本身也存在区别：何种规模的企业是该城市商业银行应该支持的企业、每个不同的地区为什么样的产业提供服务等问题。“城市商业银行需要更精细化的管理。”IBM 金融服务专家黎江先生这样认为。

上市商业银行风险 篇12

现代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 产生了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不完备契约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同时由于高管人员与股东之间目标和利益的不一致, 使得高管人员在日常经营活动中, 可能会采取有利于自身的行动.这些行动可能并不是最大化企业股东的利益而有可能会损害股东的利益。为了尽可能减少或避免高管人员与股东之间的分歧, 减少代理成本, 股东应当给予高管人员一定的激励, 其中, 高管薪酬是最主要的一种激励机制。随着16家上市商业银行年度报告的相继披露, 一直备受关注的高管薪酬也浮出了水面。深发展银行董事长的肖遂宁2010年薪酬为825万元成为新的“薪酬王”。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则以715.48万元摘得亚军, 其余股份制银行高管薪酬也纷纷处于260万元以上, 引发了社会舆论对银行业高管薪酬是否适当的广泛质疑。因此, 深入探究银行业改革开放中绩效优化、治理完善、风险监控与股东增值之间的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 为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激励的策略构想和政策体系提供论点支撑与实证检验, 对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都有深刻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 国外文献

二十世纪中后期, 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始对高管薪酬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Jensen and Meckling (1976) 最先提出了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激励相容”的观点。Murphy (1985) , Cough lan et al (1985) , Joscow et al (1993) 证明了高管薪酬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但Finkelstein和Boyd (1998) 的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没有联系或者只有微弱的联系, Aggarwal和Samwick (1999) 发现高管薪酬于企业绩效几乎无关。在银行业方面, Barro (1990) 认为CEO的薪酬变化取决于薪酬绩效。Houston和James (1995) 却发现银行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只存在弱相关关系。Jone (2003) 发现美国银行业CEO薪酬与绩效的敏感度为1000:4.7的结论, 低于其它行业的1000:6的比例。

(二) 国内文献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 自1999年起我国证监会才明确规定上市公司要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薪酬及持股情况等信息进行披露, 因此国内关于高管薪酬的研究近几年才刚刚兴起。陈学彬 (2005) 对中国商业银行薪酬激励机制进行研究, 认为样本银行高管人员薪酬与银行资产规模、资产收益率有较强的正相关性。但一部分学者认为商业银行薪酬激励与其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需要对薪酬激励进行改进, 以促进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提升。苟开红 (2004) 对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薪酬构成及长期激励进行了研究, 认为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无显著相关性且高管薪酬总额与收入和利润还呈现了负的相关系数。魏华、刘金岩 (2005) 通过实证分析认为, 在高管人员薪酬激励方面, 样本银行高管薪酬对银行绩效没有产生影响, 从而认为银行高管人员的激励机制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综上所述, 国内外学者对于银行业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性结论并不一样, 这种不一致可能来自于不同国家银行业薪酬设置的不同以及所选取样本之间的差异造成的。本文以我国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群体, 并加入银行业的特殊因素如风险、流动性等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了上市商业银行高管薪酬影响因素。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为了减少代理人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产生与委托人利益冲突的“败德行为”, 委托人就要与经理签订薪酬绩效契约, 来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所带来的代理成本, 最大化自己的财富。在薪酬绩效契约下, 经理薪酬将由公司业绩来决定, 因此, 公司高管必将通过提升公司经营绩效来提高自己薪酬。由此假设:

假设1:上市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银行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关于到高管薪酬与公司的相关性研究较多, 大多数都得出了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正相关的结论。公司人员越多、资金越密集、财产越多, 高管人员的工作越复杂, 工作责任和压力越多, 就相应的要求更高的知识、能力和经验与之相匹配, 那么他们所获得的报酬相应就会越高。根据Becker (1984) 的研究, 在经理人市场中, 最有能力的经理被分配给规模最大的公司, 第二有能力的经理则被配给规模第二大的公司, 以此类推。由此假设:

假设2:上市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

银行是经营风险的, 资本充足率反映了公司承担风险的能力, 是金融监管部门重点监管的指标, 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中国银监会加大了对商业银行资本的管理,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资本充足率不达标, 不仅影响到银行业务的发展, 同样也影响到其高管的职位及薪酬。因此, 公司资本充足率越高, 抗风险能力越强, 盈利能力就越强, 高管的薪酬就越高。由此假设:

假设3:上市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资本充足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不良贷款率反映了银行面临风险的大小, 也是金融监管部门重点监管的指标, 不良贷款率不达标或出现恶化将直接影响到国有商业银行高管的职位及薪酬。因此, 不良贷款率是国有商业银行高管重点关注的指标。不良贷款率越高, 公司面临的风险就越大, 其利润空间就越小, 高管的薪酬应该越低。由此假设:

假设4:上市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不良贷款率存在负相关关系

流动性指标反映的是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 由于商业银行存在资产错配, 流动性指标直接反映的是其防范挤兑风险的能力, 也是监管部门对国有商业银行重点监管的指标。因此, 国有商业银行必须保持一定的流动性, 在经营业绩得到保证的情况下, 流动性指标越高, 其抗风险能力越强, 公司经营越稳定, 其高管薪酬应该越高。由此假设:

假设5:上市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流动性比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独立董事制度是公司治理进一步的完善表现, 一个企业中独立董事的多少影响着董事会决策的公正合理性, 上市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特点也对其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关系的敏感性产生影响。Mishra和Nielsen (2000) 研究了美国银行持股公司的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敏感性与公司董事会独立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董事会的独立性强化了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随着独立董事制度的设立, 独立董事为中小投资者服务的目的会限制公司高管与其他董事们的行为。这可以使公司的运作更加市场化。因此, 提出假设:

假设6:上市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董事会的独立性存在正相关关系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 是决定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在股权制衡度越高的情况下, 因为监督需要成本, 小股东便有“搭便车”的心理, 无意愿也无能力对经营者进行监督。Ber le et al. (1932) 认为公司股权的分散, 将导致无人能够或愿意去监督高管人员, 从而使高管人员无约束地去追求利益, 进而损害股东的利益。Douglas et al (1990) 认为, 如果所有权高度集中, 所有者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去监控管理者的行动;如果所有权集中程度低, 所有者会用激励契约来代替对经理的监控, 从而在管理者薪酬和公司绩效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由此假设:

假设7:上市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股权集中度存在负相关关系

(二)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沪深A股14家的商业银行为考察对象, 研究期间为2002年至2009年, 八年观察期共获得72个样本观测值, 剔除信息披露不全及异常值的4个样本, 最终获得68个有效样本观测值。上述数据来源主要是CSMAR数据库和CCER数据库, 并以各家上市银行历年的年报为补充, 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三) 变量定义

本文选取变量如下: (1) 被解释变量:高管薪酬。本文以银行高管的薪酬前3名的对数作为衡量指标。简记为Ln (MC) 。 (2) 解释变量。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包括净资产收益率、银行规模、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流动性比率、董事会的独立性和股权集中度7项。具体变量定义见 (表1) 。

(四) 模型建立

根据相关研究和上述分析, 本文建立以下回归模型来检验本文提出的假设:Ln MC=β1+β2ROE+β3SIZE+β4CAR+β5LLP+β6L+β7DULI+β8SRF+ε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2) 为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表可知:样本公司高管薪酬前三名总和的均值为755.6万元, 最小值为74.75万元, 最大值为3058万元, 其波动性比较大, 说明不同银行的高管薪酬差距比较大。公司规模均值为1.93万亿, 最小值为755亿, 最大值为11.7万亿, 说明不同银行间的规模差异较大, 尤其是国有银行如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等资产规模相对较大。资本充足率的均值为11.08%, 最大值为30.14%, 最小值为2.30%, 虽不同间银行有所差异, 但均值达到了证监会要求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独立董事比例最小值为10.53%, 均值为32.63%, 说明有些银行设立独立董事的比例低于证监会的最低要求33%。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二大股东至第五大股东比例之和的比值的均值为95%, 最大值为292.13%, 说明我国上商业银行股权结构比较集中。

(二) 相关性分析

(表3) 是变量相关系数表, 从表可知大多数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 均在0.4以下, 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三) 回归分析

从 (表4) 可知修正的R2为0.461说明银行绩效、银行规模、不良贷款率、股权集中度等解释变量较好的解释了被解释变量。DW值为1.209说明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 而且F统计量为9.175说明了回归分析中总体方程是显著的。 (表5) 是运用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 从表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高管薪酬与银行业绩正相关, 但相关性不显著。这一结果与以往许多文献研究结果相似, 表明上市商业银行的业绩评价可能包含更多的“噪音”, 而且与我国的金融市场不完善不稳定有一定的关联。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负相关, 在10%的水平上显著, 与本文的假设2相反, 我国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上市银行规模较大, 但受到财政部证监会限薪的规定得不到与规模相适应的薪酬。高管薪酬与资本充足率正相关, 但相关性不显著, 不支持本文的假设3, 说明上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以作为考察高管薪酬的指标。高管薪酬与不良贷款率负相关,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印证了假设4。高管薪酬与流动性比率负相关, 但关系不显著, 不支持本文的假设5。说明流动性的强弱并不与高管薪酬的高低有着直接的联系。高管薪酬与董事会的独立性负相关, 但相关性不显著。这表明独立董事制度建设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 此外, 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独立董事的比例偏低,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独立董事监督职能的发挥。高管薪酬与股权集中度正相关,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与本文的假设7相反, 这说明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 高管薪酬不断增加, 因为第一大股东在银行内的控制力越大, 其对高管薪酬的制定影响力越大, 越有利于激励高管最大化股东利益, 高管薪酬的高低也是高管们与股东博弈的结果。

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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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urphy K. J.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managerial remuner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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