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活记（共6篇）
乡村生活记 篇1
在我的影响下,我的儿子和孙女也走上了教育岗位。儿子已经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在我们县的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孙女也于2013年成功应聘特岗教师,在县的一所中学担任英语教师。我希望他们能真正将知识传递给学生,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
口述者:李南生,男,汉族,1940年出生,中共党员,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人, 毕业于剑阁初级师范学校,小学高级教师。 1959年开始担任乡村小学教师,先后在1所中心校和4所村小任教。曾做过公办教师、 民办教师、代课教师、大队团支部书记、 大队党支部书记,1977年转为国家公办教师,从事教育工作31年。2001年退休。
一、求学经历
1.小学求学经历
我于1940年出生于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闻溪乡新观村,家里以种地为生,共生有7个儿女,我在家中排行老七。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和卫生条件差,最后只有我一个长大成人。当时家境贫寒,家中的土地和房屋都被卖给了地主,只能靠租地主的土地为生。
12岁时我开始在剑阁县闻溪小学新观村村小上学。当时农村对教育重视不够, 整个村只有二十多人读书,大多数小孩都在家放牛或种田。虽然我在村小读书,但是也要经常在家做农活。读了四年初小后, 我通过考试到江口小学的中心校读了两年高小。读初小时,每年的学费是一块钱, 这在当时是家里的很大一部分开销;读高小时,学费更高一些,并且需要住校。江口小学离家大概有30里路程,每周放一天半的假,学生需要自带米和菜,还需要带柴火交给学校。如果不带柴火就要折算成钱付给学校。当时家里靠做草鞋和砍柴火为生,家人就将草鞋和柴火背到江口镇街上去卖,日积月累地攒钱供我读书。
2.上剑阁初级师范学校
1958年8月我从江口小学高小毕业, 同年9月被剑阁初级师范学校录取。剑阁初级师范学校是县里仅有的一所师范学校。 当时剑阁县教育局把师范学校的学制定为2~3年制,我被录取为3年制。师范学校不收取任何费用,还负责学生的生活费, 这对我的吸引很大,所以我最后选择读师范学校。
当时我们那一届一共招收300人,分为六个班,一个班50人。开设有语文、数学、地理、历史、植物学、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和音乐课,没有英语、化学和物理。当时教师上课都非常认真,我们学得也很刻苦。
二、走上教师之路
1.师资紧缺的年代
剑阁初级师范学校一共只开办了3年。 “大跃进”时代教师缺乏,为了培养师资, 剑阁县教育局决定成立这所学校,而我有幸正好是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在培养三批教师后,由于财政困难,学校停办。20世纪80年代又成立剑阁中级师范学校。
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教师十分紧缺,一般村小只有一到三年级, 全校只有一个教师,采取三级复式班教学。 教师工资每月十多块钱,部分教师由于离家较远,就自己买粮在学校煮饭,有时也会有家长送一些粮和菜。学校由没收地主的房屋改建而成,教室则是由两间房屋打通合成一间房屋。房子由竹子和一部分木头组成,质量不是很好。在中心校有一到六年级,全校只有十多位教师,班主任教语文和数学课,图画、音乐、体育课以及五六年级的地理、历史和自然课由专任教师授课。教师和学生都住校,一起在学校食堂吃饭,一个月几块钱生活费。学校的房子统一由国家建造,属于立木房子,由竹子和柏树修建而成,质量比村小的校舍要好一点。
1 9 5 9年春季开学后,由于国家的教师队伍相当紧缺,所以当时县教育局把我们重新编班定级,缩短学制,规定我们只读1~2年就必须毕业从教,而我被定为读1年就毕业。
2.19岁当教师
1959年9月我读完1年师范后,被县教育局安排到开封小学任教3年。开封距离县城120里路,距离家180里路,地处西河岸边,属于丘陵地带,交通不便,没有客运车,放假只能走路或搭顺风车往返家和学校。学校只有一栋一楼一底的砖房,因此一共只有六间砖房教室,其余都是立木房间。教师和读高小的学生都住在学校的立木房子里,住宿条件较差。
当时开封小学设有一到六年级,有500多学生,但只有十多个教师,实行的是包班教学,一个教师负责一个班级的语文、 数学、音乐、体育、图画五门课。每个教师都是从早到晚工作,休息时间非常少。 当时教师们都集体住在学校里,除非家里有事情或农忙时节才会回家,而且每次回家一段时间就要赶回学校。当时教师每个月工资是25块钱和19斤粮食,平时吃饭几分钱,每个人都很节约。我每个月大概能省下来10块补贴家用。
在开封小学教书时,由于初为人师, 没什么经验,所以上课时很紧张,不知道怎么给学生上课。因此和我一起毕业的8位同学经常在一起讨论上课的方法,并且按照教师告诉我们的方法进行练习—把花草当作学生,对着花草练习上课。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以后确实有效果。当时学校会对每一次的考试进行分析、班级排名, 并针对教师的工作进行评分,所以教师教学都非常认真,学生的学习劲头也非常高。
在开封小学教书的3年时间,教师和当地大部分家长的关系十分融洽,家长们很重视教育。在这3年里,恰逢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农村吃大锅饭,学校吃食堂, 大多数家庭很困难,并且当时开封镇有很多人得水肿病,饿死很多人。当时很多家长不让自己的孩子读书,还记得有家长说 “吃饭都很困难,还念啥书”。此外,“重男轻女”的思想也很严重,很多人认为女儿迟早是别家人,读书也是浪费。因此很多孩子不能读书,只能在家干农活。我们就到农村进行家访,劝诫家长“现在的国家困难是暂时的,以后形势好转后农民的生活水平就会提高,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耽误孩子读书”。家访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其中一部分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来读书。我为那些没有读书的孩子感到可惜,因为他们不能读书不是家长不重视教育,而是家里实在困难。
3.多变的角色
第一,精简务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遭受巨大的自然灾害, 财政十分困难,于是决定将我们这批公办教师精简为民办教师或者回家务农。当时自由市场兴旺,教师工资不高,流传着 “家有三只羊抵个县银行,家有三只兔抵个乡干部”的说法。由于家中父母年老多病, 所以我自愿回家务农并照顾父母。1962年春季学期结束后,我回到家中务农,同时担任本队的大队团支部书记,当时县里还统一给我们发放了精简证1。1962年暑假, 经亲戚介绍认识了妻子,并于1962年冬季结婚。我在196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第二 , 当民办教 师 、 团支部书 记 。 1 9 6 9年到1 9 7 0年我在新观村的村小做了两年民办教师。当时当民办教师每天记10工分,一个月有300工分。在1971年,闻溪乡公社党委决定要我务实基层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服从组织安排开始担任本队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一直到1975年,任职5年。1975年开始,我又在村小开始担任民办教师,直到1997年转为国家公办教师,共计22年。
在新观村担任民办教师期间,我经历了 “文化大革命”。在这期间,我当教师的想法有过动摇,但想到教师是为国家培养人才, 我又是个共产党员,所以坚持了下来。
在新观村任民办教师期间,学校设有一到四年级和幼儿园,但只有3位教师,因此每位教师都需要承担大量的教学工作。当时我们属于复式班包班教学(两个年级成为一个班,正好组成一年级和三年级,二年级和四年级,幼儿园三个班)。 我负责教二年级和四年级。在给二年级上课的时候,四年级的学生做作业;反之, 给四年级上课的时候,二年级的学生就做作业。每天上午上三节课,下午上两节课。刚开始上课铃声是教师吹的口哨,后来我们找到一个破铁盆,就用敲铁盆代替吹口哨。当时学校的其他条件也很差,房子是土墙,房梁是竹子的,四五个学生用一个课桌。后来学校重新修建了砖房,条件好转一些。
1998年大湾村村小四年级毕业照(第二排左一为李南生)
第三,转做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前我担任6年大队团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担任5年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担任团支部书记和党支部书记期间,我尽我最大努力支持本村的教育工作。记得在担任团支部书记时期,为了让教师能吃上蔬菜,当时村里专门划出两分地给两个教师种蔬菜,并且每天给代课教师记10个工分。他们也会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将学生的在校情况反映给我们,我们则在统一开会的时候将这些情况告诉家长,并告诉家长要支持村里的教育工作。因此当时学校和大队的关系是很好的。
第四,终于转为公办教师。1975年到1997年间,我一直在新观村村小担任民办教师。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提出民办教师分批分期转正的政策。我在这次中未能转正,5年以后才正式转正。22年后终于成为正式的公办教师。
当时转正 有 “ 三在政策 ”,“ 三在 ” 即在册在编在岗的民办教师。只有满足这一政策的教师才能参加转正考试。所以一些教师因为这一原因无法转正。除此之外,转正政策还有三点要求:一是担任行政领导的民办教师优先转正;二是被评为市级和县级的优秀教师优先转正;三是通过函授学习考试达到中师文凭的教师优先转正。当时如果转正就必须满足这三点之一。
我在新观村村小做民办教师时,学校从幼儿园到四年级只有3位教师,因此没有人担任行政领导,我也没有被评为市级和县级的优秀教师,所以不满足前两点要求。后来县教育局根据国家政策组织函授学习考试,教师可以到现在的老县城普安镇的进修校进行再学习,这次学习没有时间要求,只有通过考试合格以后才能毕业,也能满足转正资格。 但是当时函授学习考试要求教师一学期至少需要一次性学习半个月且不能回家, 然而当时家中妻子已经去世,母亲也已经七十多岁,并且一儿一女都还小,所以我需要在家照顾家人,错过了函授考试。在这次转正中,我们在新观村的三位教师都未能转正。
1996年,县里又有一次转正,这次的要求是教龄二十年以上,年龄达到五十五岁以上的老教师才能转正。当时我已经教学22年,年龄56岁,达到了县里的要求, 因此于1997年成功转为国家公办教师。这次政策实际上是国家对老教师的照顾。很多坚持下来的教师,最后转正成功。我们现在每个月有国家退休金养老,日子过得很好。
1997年转正以后,我先后在剑阁县闻溪乡的大塆、二郎、新中三个村的村小任教。剑阁县属于偏远山区,村小只有幼儿班和小学一到四年级,教师很缺乏,所以我们采取的是复式班包班教学。
在我做民办教师的22年里,工资最高的时候每个月有150块钱。转正后每月有300多块。2001年,我退休时每月有530块钱。退休后在鲁公村代课期间,每月还有100多块的代课费。当时有少数的人放弃了,最终没能转正,也就没有现在的好待遇,所以觉得当时的坚持是很正确的。转正成功后,别人都认为我能吃苦,成为了国家人员,社会地位也有所提升。
在我的影响下,我的儿子和孙女也走上了教育岗位。儿子已经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在我们县的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 孙女也于2013年成功应聘特岗教师,在县的一所中学担任英语教师。我希望他们能真正将知识传递给学生,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
乡村生活记 篇2
乡村，一年四季风景如画。
春天的乡村，很美。春天是绿色的世界。你看，树儿发芽了，叶儿吐绿了。小草偷偷地钻出地面，慌慌忙忙地伸叶爬蔓，不多时就覆盖了荒原，田埂。远远望去，绿绒绒的。这一大片浓厚的绿，衬着那蓝天白云，清新幽远。
夏天的乡村，很美。夏天是红色的世界。热辣辣的太阳照射着这个村落，这片树林，这时，沙土是红色的，天空是红色，太阳的光芒是红色，就连生命之源——水，在太阳的照射下，也是红色。虽然大家淌下了不少汗水，但是自得其乐。因为那广阔田野里的里的稻穂正压弯了腰，农民伯伯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秋天的乡村，也很美。秋天是黄色的世界。稻田里金黄的稻穂，伴着沙沙的镰刀声，和着轰轰的脱粒机声，成片成片地倒下，农民看着这丰收的景象，欣慰地笑了。现在田里是黄色，太阳是黄色，小路是黄色，树林里的叶子也是黄色。
冬天的乡村，仍很美。冬天是白色的世界。漫长的冬天，银妆素裹，村庄里白茫茫一片，白色的雪地与白色的天空融为一体。晶亮的雪的光芒与夜空的星星遥相呼应。
乡村看病记 篇3
卫生院最忙碌的科室
在余姚县大岚镇卫生院一栋青白色的3层小楼中，姚亚强所在的中医理疗科是唯一一个需要等待的科室。走廊里的塑料长凳没有人坐，来看病的村民挤坐在诊室里，大家用一次性塑料杯喝着茶，谈笑着。
走廊里贴着姚亚强的宣传海报，照片旁边用大红字写着“宁波好人榜”。楼梯转角处，一人多高的展板上印着通知：“姚医生全天限号30人。”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层层叠叠地挂着15面锦旗，实在挂不下的，索性挂到了楼下的急诊室里。
“我们找姚院长，不找别人！”有病人喊着。
3年前，出身全科的姚亚强，转行学习了一种名为“小针刀”的中医理疗技术，治疗关节痛、中风、瘫痪等。
在这个工作日的上午，大岚镇卫生院的牙科诊室没有患者，全科门诊大夫在用手机听课，旁边的妇幼保健科室一片漆黑，观察室的病床似乎许久没人用过。姚亚强无疑是这里最繁忙的医生。“我的一个科室带动了医院一半的工作量。”姚亚强说，开设中医理疗门诊前，医院的年收入仅相当于现在的三分之一，其中九成来自药品，而今，中医理疗科的服务费占到医院年利润的一半。
村民朱仁万从家里来卫生院，要花4小时，换5次车。因为罹患小儿麻痹症，朱仁万左腿疼得严重时，“饭都不吃，人都发热”。他去过余姚、宁波的大医院，院方建议他换股骨头，但他不肯。从2014年11月起，这个腿脚不便的瘦老头儿，开始找姚亚强打针。“实在熬不住了来打一次。”到现在打了70多次了。
“镇上看病方便，出去是救命”
看诊的间隙，姚亚强打开学习针刀的微信群，每个周三晚上，他和同学会在群里交流，对各自遇到的病症进行“专家会诊”。有时候，他会帮需要转院的患者写张字条，帮忙引见相识的专家。对这里的农人而言，“镇上看病方便，出去是救命”。
郭兴苗曾发誓要救儿子的命。那是2012年，这个家住大岚镇雅庄村的老父亲接到了儿子从宁波打来的电话，大学毕业不久的儿子肝癌晚期，已经出现淋巴转移。70岁的他连夜凑了4万块钱，拖着残疾的右腿坐上公交进城，他要带儿子去上海大医院治病，而绝不去家门口那个他信不过的乡镇医院。
但上海的大医院住院难，郭兴苗和儿子一起在医院附近的出租屋里捱着日子等医院的床位。他每天买菜、在公共厨房给儿子做饭，去医院急诊室过道里等消息，钱用完了就回村，挨家挨户借。终于等到空床时，已是两个月后。“床位都给有钱人住了”，这是等床位的病友中盛传的说法。郭兴苗深信这一点。
按村民的理解，看病也是攀比的硬指标。一位村民得意地说，在镇政府工作的女儿每年带4个老人去大医院体检，“钱可贵了，”但是检查全程有人陪着，不用排队，“像导游一样。”
姚亚强在乡镇的卫生院待了20多年了，他亲历了一波波的医改，也深感农民看病难。 姚亚强很羡慕当年乡村里的赤脚医生，“虽然工资和学历不高，但是为人好，村里大小事情，有的村干部都解决不了，医生能解决，这就是病人的信任。”
可是现在，大医院医患互不信任的情况，也在乡镇卫生院体现出来。姚亚强说，他刚参加工作时，一般病人轻微的外伤、缝合都可以在卫生院进行处理，“现在不敢了，手指头受伤，又怕功能受影响，都去大医院了。”麻醉、车祸等更是不敢处理。
姚亚强也会刻意拉近与患者的距离。他把自己的手机号、QQ号、微信号都印在名片上，摆桌上供患者取用。他会在手机里记下每个患者的电话、名字、病症。可他又不得不承认，比起过去，这种距离是越拉越远了。
老人出院很大程度上像是“战略性放弃”
71岁的朱守芬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死亡，尽管在村民口中，他是“看不起病回家等死的人”。2012年，他突然大小便不通，肚子胀得像只皮球。余姚县城医院诊断为胰腺炎，一个星期治疗花了两万块。他听说手术需要十多万，就硬生生签字出院了。
从出院起，朱守芬就靠自己开的方子活着。床对面发黄脱皮的墙上，用歪歪扭扭的铅笔字记着几个药方：“正天丸、分必的、治头痛、三九胃太、治胃痛涨”。
朱守芬有两个儿子，都在余姚，孙辈正值学龄，“养小的顾不了老的”，他念叨着起身，踮着脚从一个黑漆漆的壶里倒出黑漆漆的药水，抿嘴喝着：“自己顾自己，遇到毛病自己治。”前不久他上山采药时，脚别在石缝里扭断了，去余姚医院打了石膏，缠着的绷带已经发黑。上不了山，他一瘸一拐地在自家院子里种救命的药材。
在村民眼里，儿女才是最有效的医保项目。爱画国画的沈功鸿有3个儿子3个女儿，生病住院，“病房里人都坐不下”。儿女们搬到了城里，老两口每年去宁波过冬。前不久回到村里，沈功鸿得知，村里有户老两口相继死在家中。
“小病能医，大病等死。”村里老人语气平和，如同谈论天气，“年龄大了就挺着，儿女不管，就像原始人一样。”有病重的老人念叨，“阎王爷怎么还不来。”
村民沈功鸿分析，要是老两口有劳保，自己有个四五千块钱，儿子负担轻些，也愿意带着去医院。
鲁条姑也是心甘情愿签字出院的。她的儿子在余姚县城打工，当年向18户人家借钱娶了媳妇。而今，11岁的孙子补课要用钱，脑溢血住院两个月后，不见起色的鲁条姑出院了。
有村民算了一笔账，遇到大病，住院一年最少要10万块钱，家人日常陪护、开销三四万，在普通的农家，一人一年的收入不过七八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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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窘迫的农户，老人出院很大程度上像是“战略性放弃”。
姚亚强很理解这种“放弃”。每两年一次的体检，他都要费很大力气动员村民参加。“很多人会想，万一查出毛病怎么办？儿子要结婚，是买房子还是自己治病？”姚亚强说，他们索性拒绝体检，不让自己陷入这个难题里。
郭兴苗的儿子在上海住院治疗几个月，一共用掉了30多万元。回家后，儿子又坚持了两年，2014年6月，情况恶化，去余姚人民医院住院。“我儿子又乖，又正直，”郭兴苗嘴角是笑的，眼里含着泪，“他是去年3月26日早上走的，今年应该30岁了。”他随后低下头，不说话了。
大多是老人的乡村和服务能力退化的乡镇卫生院
村子正在失去更多的年轻人。一位税务系统的退休干部告诉记者，他所在的丘庄，四五十岁之间的，已经不足10人，4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出去了。留下来的，大多是老人。
一个周四的下午，姚亚强背上棕色的药箱，来到村子进行“流动医院”服务。
大俞村是重点开发的旅游风景区，村子里有豪华的会议室，却没有乡村医生。姚亚强接上电脑，用方言对村民们讲授伤口的处理方法、被蛇咬了怎么办、感冒的处理。半个多小时的课后，护士开始逐一给村民量血压，信息会被录入他们的电子健康档案。
随后，这支队伍赶着去下一个、下下一个村子，继续这次诊疗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服务——量血压。
“只是量量血压，做做公共卫生服务，是浪费医生资源。”姚亚强说，眼下，乡镇卫生院能够处理的，是伤风感冒、胃肠炎、皮炎等普通疾病，产科、外科已经萎缩甚至消失。“现在孕产妇全去大医院，小医院常年不接生，基层服务能力退化。”
1991年，姚亚强刚从余姚卫校毕业时，从事的是产科工作。那时，乡镇卫生院是许多农村产妇就医的首选。现在，孕产妇都去大医院，大岚镇卫生院已经多年没有接生了。
大岚镇卫生院现有7名医生，医护工作人员共计21人。从2006年起，乡镇卫生院开始实行定向招聘，聘用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医护人员。编制成了最大的筹码。到大岚服务满5年，可以申请离开。姚亚强住在余姚县城，每天在路上花费3个多小时。被聘用的绝大多数年轻医生也正经历着同样的奔波，为了孩子上学，把家安在县城，然后每天来回跑。平均每年会有一两个医生选择离开，去城市里的街道卫生院，或者平原地区的卫生院工作。空出的编制，则再次成为临时工的跳板。
“我当了13年院长了，”姚亚强说，他也担心，没有他负责的中医理疗诊室，大岚卫生院就完了。
6个自然村，只有一个乡村医生
在后朱、雅庄、大路下等十几个村子，几乎每村都有挂着统一绿底白字招牌的村卫生室。
“医生每天上午九十点来，中午吃了饭就走了，有急病也找不到人。卫生室里好一点的药也不多。”一位村民说，300多户人就一个医生，医生家离本村十多公里。
从一个村子出来时，路边停着一辆红色电动车，一个面色黑红的中年妇女手握镰刀，正在路边挖野菜。大岚镇卫生院的司机停车和她打招呼，然后扭头告诉记者：“她就是村卫生室的医生。”
“乡村医生就像新鲜空气一样，每天都有，觉得平常，一旦没有了，人们才意识到要珍惜。”姚亚强说，几天前，一个村卫生室医生出了车祸，颅内出血，需要住院一周，村干部打电话向乡镇卫生院求助，问能否派一名医生顶班。
事实上，乡村医生一直不够。按照规定，每1000人以上的村规划一个卫生室，配备一名乡村医生，村民人数不够1000人的，如只有400多人的大俞村，就没有乡村医生。华山村包括6个自然村，只有一个乡村医生，只能每村一天，在几个村子轮流坐诊。
差不多每周一次，后朱村的老书记、91岁的王贞苗和老伴儿，会坐一站公交去大岚镇卫生院，量血压，开些常见药。“就找姚院长，别人量不准。”他们不相信村卫生室。
雅庄村公认的聪明人鲁柏先，也不相信村卫生室。他患有强直性脊椎炎，自己开车跑40公里，去余姚县城医院打吊针。他偶尔会去村卫生室转转，但很多时候，村卫生室空无一人。
姚亚强曾想培养一些乡村医生进行常见病的处理，但是按照现行条例，“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属于非法行医”。 2004年1月1日起实施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规定，《条例》公布前的乡村医生，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继续在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而自条例公布之日起，进入村医疗卫生机构从事预防、保健和医疗服务的人员，应当具备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目前大岚镇的乡村医生，最年长的73岁，60岁以下的只有两人。除了一人90年代初期毕业于乡村医生班，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其他都是六七十年代生产队的“赤脚医生”。
大岚镇下属14个村，村民12671人，只有10个乡村医生。姚亚强说，自己在大岚工作的13年间，乡村医生一个都没有增加，反而有3人死亡。“老一辈的赤脚医生快要死光了，再过5年，年龄结构只会更不对等！”
在姚亚强看来，要么进行分类考核，根据实际情况，增设乡村医生证。要么把乡村医生列入编制，给予合适的工资待遇，吸引城里的卫校毕业生到乡村来。眼下，乡村医生没有编制，年收入只有约5万元，“这是规定出了问题！不修改的话，乡村医生永远都不可能增加！”
姚亚强说，医疗资源下沉从根本上来看是不现实的。“应该普及乡村医生，让更多的常见病在基层解决。”
乡村生活记 篇4
从医39年来,张家国一直坚守在海拔1400多米的利川市建南镇中坪村,作为一名乡村医生,他常年背着药箱、牵着骡马,穿行在大山深处,用执着与坚守托起当地800多位村民的健康,被乡亲们亲切地称呼为“骡马村医”。张家国先后被利川市委宣传部表彰为“感动利川新闻人物”,被恩施州委、州政府表彰为“最美乡村医生”,被湖北省卫计委授予“人民好医生”的荣誉称号,被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国家卫计委办公厅授予“全国医德标兵”荣誉称号。
一诺千金,一干就是39年
1 957年,张家国出生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建南镇中坪村。利川是湖北最边远的县级市，建南镇是利川最边远的乡镇,而中坪村在2015年以前是这个边远乡镇中唯一没有通公路的村。
地处偏僻的中坪村山势陡峭、沟壑纵横,海拔1000多米。从山下到山上有一条乱石小道,小道两旁巨石耸立,杂草丛生,是村民们上下山唯一的通道。就是在这条小道上,人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张家国背着药箱牵着一匹骡子,骡背上驮着沉甸甸的药品,艰难地行进。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张家国个子不高,皮肤黝黑,两眼深邃有神,言语温和。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汉子,在山尖上的村庄为村民的健康整整奔波了39年。
39个春秋,14000多个日日夜夜,张家国从未离开过这个地方。他拿着微薄的工资行走在山间阡陌,没有彷徨过,也没有抱怨过。从他穿上白大褂那天起,他就把自己奉献给了这个村庄。
是什么让这个汉子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张家国说:“既然选择了当一名医生,就是做出了承诺,就要做到一诺千金,让老百姓信任你。”张家国的日子过得很艰难,至今他的家还是土房子,然而张家国并没有因为生活困苦而放弃,39年来,他累计为全村5000余村民看过病,从未发生过一起医疗事故。
童叟无欺,忠诚守护村民健康
村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剩下的大都是老人、小孩和妇女,张家国把童叟无欺作为自己行医的一项严格要求,村里好多地方至今未通公路,骡马就是张家国的交通工具,他一直都是牵着骡马上门为村民服务。
中坪村山高人稀,有时候为了给一个孩子接种疫苗,他就要牵着骡马在山里走上一天,骡马成为了他最忠实的伙伴。
“孩子的父母外出打工不在家,爷爷奶奶年纪又大了,如果我不上门接种的话,孩子很可能就被耽误了。”问起为什么上门接种,他总是这样回答。
村里老人病了,他只要获知消息,也总是力争第一时间赶到病人家中就诊。几十年来,山里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留下了张家国的足迹,他不知道穿坏了多少双鞋,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少里路。
遭遇不幸,依然坚守行医承诺
张家国夫妇育有两子,大儿子子承父业也做了医生,在山脚下的一家卫生室执业,201 3年因为村卫生室合并,便没有做医生。二儿子初中毕业后自学成才,在浙江一家企业从事设计制造,深受张家国夫妇的疼爱。然而命运捉弄人,正当老二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被查出患了肝癌,张家国夫妇得知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连夜赶往浙江,先后辗转浙江、武汉各大医院,最后的结果让他们崩溃——肝癌晚期!看着儿子形同枯槁的面容,张家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3个月后儿子去世,张家国老伴悲伤过度,体重一下减轻了40斤。儿子的离世让老伴深受打击,为了减轻痛苦,老伴提出了搬家的想法,由大儿子出资在城里为父母买了一套房子。
面对家里的变故,张家国沉默了,但他清楚村里的乡亲离不开他。张家国要搬家的消息不胫而走,村民们纷纷来到他家里,长吁短叹、泪眼婆娑地挽留他。看着相伴了这么多年的村民,张家国的心软了,他思考再三终于表态:我不走,我会坚守诺言,跟乡亲们在一起!
年事渐高,忧心村庄未来
年近花甲的张家国每月都要到建南镇卫生院采购医疗器材、药品,参加业务培训,上山下山渐渐成为他生活、工作中的一大难题。多亏有他的“老伙计”骡马相伴,一路上温馨了许多,每一次出行,他都要在路途上招呼“老伙计”小心翼翼地通过每一个隘口,“往里靠,慢一点。”就像两位朝夕相处的老搭档,互相扶持,相互依靠。
“相处时间久了,有感情了,就像是家里的一员了。”歇息期间他抚摸着骡子这样说。“再过几年我就要退休了,它也老了,到时候就真干不动了,真的就要离开村庄了。”他怅惘地叹了口气道:“条件太艰苦,就怕我走了没人来干了。”
乡村景物记作文 篇5
我二外公的家就在巴南区的接龙镇，虽在乡村，却也是一派田园风光，别有一番韵味。
我们一般都开车去看望他。平整的柏油马路一直延伸到二外公家附近。下了车需要走几分钟的上坡路，小路一边是邻居家的鸡舍，一边是开得正灿烂的野花，一路都是树荫，并不晒人。然后随着小径一转，眼前就豁然开朗，平整的稻田旁边就是二外公的家了。那是一栋三层的小洋楼，白色的外墙，半圆形的阳台和廊柱，看起来特别漂亮。
屋前是一个不大的院子，周围砌着花台。瞧，二外婆种的月季花正转过它红艳艳的脸庞向我微笑呢，好像在说“欢迎、欢迎”。平台下面是一小片菜园。瞧，紫莹莹的茄子挺着大肚子，火一样的西红柿笑红了脸，南瓜先生穿上黄外套前来聚会，蘑菇小姐穿上新买的裙子正在跳舞，连憨态可掬的`大白萝卜先生也来凑热闹.....菜园外围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稻田，再往远处看，一栋栋小洋楼散布在农田边，四周是低矮的群山环绕着。
让我们进二外公屋里看看吧。屋子里面的布置就更美啦。一楼是堂屋、厨房和卫生间。二楼是几间卧室和一个客厅，在这里你完全感觉不到身处乡村。现代化的家具、大大的液晶电视，甚至还有一架钢琴呢，那是二外公的孙女学琴用的。三楼则是半开敞式的，晾晒着一些粮食，挂着香肠和腊肉，还有各种各样盆栽的花花草草。
我们再回到一楼，从厨房旁边的小门出去，就来到一个平整的大院坝，这个地方是用来晾晒谷子和玉米的。院坝后面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竹林，要是你在竹林里散步，除了偶遇探出头来张望的笋娃娃，还常常能看见一只母鸡率领着一队小鸡在林中觅食，或是瞧见两只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公鸡又在没完没了地争地盘。
乡村生活记 篇6
大众网联合济南骨科医院、山东红十字眼科医院的义诊专家团队，来到了山东省水利厅驻东平县大羊镇“第一书记”帮扶村镇，举办义诊下乡慰问活动，山东省水利厅驻东平县大羊镇西北村第一书记万斌、山东省水利厅驻东平县大羊镇西南村第一书记鹿新高、山东省水利厅驻东平县大羊镇东南村第一书记毕华军、山东省水利厅驻东平县大羊镇土安村第一书记邹连文、东平县大羊镇副镇长聂桂芳、济南骨科医院院长郭延章、山东红十字会医院业务院长韩作锋以及山东省互联网传媒集团大众网市场运营中心品牌工作室主任王露出席活动。
活动仪式上，出席活动的嘉宾领导向山东省水利厅驻东平县大羊镇“第一书记”帮扶村特困留守儿童代表颁发了红会福娃娃助学基金，帮助贫困留守儿童解决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烦恼，为他们继续受教育提供良好的条件。截止到现在，已经有41名留守儿童接受帮扶，每名留守儿童1000元助学基金。
仪式结束后，来自两家医院的专家立即投入到筛查检测工作中，他们免费为当地百姓提供了优生优育讲座咨询和骨科筛查等医疗服务。来自济南骨科医院的院长郭延章为大羊镇村民进行了骨科筛查，他表示常见症状以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等病症为主，他建议村民干农活时不要过度劳累注意劳逸结合，预防老年骨科类病症的发生；来自山东红十字会医院专家为大羊镇的村民进行了优生优育讲座，为广大育龄群体普及科学孕育知识。
“这个活动真好，我们村的‘第一书记为了帮我们检查身体，特意请了济南医院的专家为我们免费看病，希望你们以后能常来，感谢你们！欢迎你们！”村民董大姐跟专家团队和记者依依惜别。
派驻东平县大羊镇省水利厅“第一书记”带队组长万斌表示，此次活动为那些没条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的村民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提高了村民的健康意识，真正做到了为民服务。山东省水利厅的“第一书记”工作队自2015年2月驻村以来，分别实施养羊、养牛、核桃初加工3类扶贫开发项目，随着对各村乃至全镇的基本情况充分了解下，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从传统的种养业向手工制造业转变。西北村、西南村、东南村整合30万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联合打造“晨洋绒毛玩具厂”项目，土安村依托村里山多、光照好的条件优势，打造40千瓦光伏项目。目前各项目实施方案已经县扶贫办批复，近期将正式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