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视角（精选4篇）
协作视角 篇1
金融部门与经侦部门协作是指双方部门之间有组织的协同动作与配合的一项专门活动, 协作的目的是寻求不同系统的互补性和同步性, 使信息多渠道迅速地流动, 求得相互间的协调和合作, 形成全方位全天候的时空控制, 促进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整体功能的优化, 达到快准狠地打击经济犯罪分子,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国家经济安全。
随着我国计算机网络的迅速发展和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日益丰富和完善, 非现金支付已成为资金转移的主要方式, 非现金支付与现金支付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支付系统存储着大量的支付信息, 如银行卡信息、票据信息、贷记转账信息等, 通过监测可以非常容易地发现、跟踪可疑交易信息, 这些信息可能与逃税、洗钱或其他犯罪行为有关, 经侦部门获得此类信息, 对打击经济犯罪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支持作用, 同时一旦确定这些资金属于犯罪所得, 及时进行控制也能为国家、集体或个人挽回一定的经济损失。但现阶段大量的上述资金交易信息还只局限在金融部门, 侦查部门要实现上述资金查控必须得到金融部门的协作。为了维护国家的经济秩序, 公安机关持续加大了对金融诈骗、洗钱等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 加大了对单位和个人经济活动的调查和监管力度, 因此双方在资金查控中的协作对打击犯罪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双方联系频率的大幅度增加, 其中的相互指责和误会也在增多。
一、经侦部门与金融部门资金查控协作现状
对于经侦部门, 希望能够建立手续简化的账户紧急查控、批量查控和冻结等工作制度, 以降低成本, 提高破案效率, 而其可能导致的侵犯公民隐私权等后果却由金融部门承担, 金融机构客户减少, 对其收益带来巨大影响。并且金融部门对查询、冻结的内容不加以甄别, 或将可能存在隐患的材料提供给侦查部门, 就有可能使金融部门陷入法律纠纷的风险中;反过来, 如果金融部门认为侦查部门出具的材料或执行程序不够规范, 而提出质疑或另其补充, 侦查部门会认为银行金融部门有意推诿、不积极配合。所以金融部门希望用严格的手续减少侵权可能性, 而侦查部门希望用简化的手续实现破案的高效。
二、经侦部门与金融部门资金查控协作不畅的原因分析
(一) 协作动因偏差
从协作的动因上看, 现阶段经侦协作机制是情感型、功利型和道德型协作, 而不是制度型、法律型协作。由于协作制度没有切实的法律保障和监督机构, 实践中常常出现一些问题:你帮了我, 所以我才帮你;出于面子, 或者是由于以后我可能也会有求你的一天, 等等;没有把它看成是基于法律制度的一部分来做, 所以这样的协作存在偶然性。
(二) 具体资金查控制度不清或缺失
侦查部门认为金融部门有义务全力配合其对涉嫌犯罪资金的查询、冻结等相关法律行为的执行。而金融部门作为一个制度规范、分工严密的经济体, 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履行相关义务的同时, 也要遵守本部门内部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有了上述诸多条文的约束, 在实际办案过程中, 双方有时会因为对相关规定的不了解, 以及相关制度中没有明确的规定而产生一些矛盾。比如, 按照相关规定, 银行后台只可以办理司法查询业务, 冻结、扣划业务仍由前台办理。侦查部门基于对查询范围和路程的考虑, 往往是到级别高的银行后台进行查询, 如账户有资金再到前台进行冻结、扣划。在银行营业网点相对分散的具体情况下, 侦查人员往返于前后台之间需要一定的路途时间, 也就是说查询和冻结、扣划之间客观的存在一个时间差, 而就是在这个时间差里, 存款可能由于非银行原因被转移。由于侦查人员对银行的相关规定并不了解, 就会以为银行为客户通风报信或不配合司法执行;再比如, 在经济犯罪侦查中经常进行的初查,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能否对涉案资金进行冻结, 就会出现经侦部门认为迫于案件的紧迫性必须对涉案资金进行冻结, 但由于还没有立案, 相关法律手续还不全, 金融部门怕承担责任, 在找不到相关制度的情况下就不会配合侦查部门冻结资金。
(三) 双方利益上的冲突
由于经济犯罪客观方面隐蔽性、营作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导致在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的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初查活动。初查并不限于书面审查, 还包括相关的司法调查, 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对涉案资金的调查, 它对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管辖、侦查策略、办案思路、追赃等具有重大意义。初查期间只能采用非强制性措施, 但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 资金可能在瞬间进行转移, 侦查人员经常是在与犯罪分子打时间战, 所以有时需要对涉案财产采取应急处置, 早一步就可能为受害人挽回损失, 而金融部门能否及时、有效的协助经侦部门进行资金查控, 在与犯罪分子的时间争夺战中起着决定作用。
因此在实践中, 经侦部门希望根据案情的需要, 希望简化手续与金融部门进行协作, 从而取得经侦打击工作的主动权, 但对金融部门来说, 却存在一定的信誉风险, 并不是经侦部门调查的每一笔资金、每一位人员都与犯罪相关, 有些线索可能并不能成案, 如果完全根据经侦部门的要求, 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 可能会使客户信息大量泄露, 影响金融机构的声誉, 导致客户减少, 金融机构收益下降;如果对查询内容不加以甄别, 或将可能存在隐患的材料提供给侦查机关, 就有可能使金融机构陷入法律纠纷的风险中;同时, 一些案件可能与金融部门本身的监管漏洞和内部职员有关, 经侦部门的工作更会收到阻力。对于经侦部门来说, 过于灵活的协作方式会带来侦查人员查控的随意性, 存在以权谋私私自进行查询、侵犯隐私的可能;同时, 脱离金融部门审核环节的查询、冻结或扣划会增加串户错划等的风险。
三、博弈视角下的解决途径
金融部门和经侦部门作为理性经济人, 都会从自身的成本收益角度出发, 选择的策略往往会出现利己而不利于整体的情况, 所以需要通过外部力量改变其成本收益函数, 从而改变其策略选择。
(一) 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合作协定
通过谈判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合作协定, 规范合作流程以及对违背合作约定的惩罚措施。但要注意具有约束力协议的达成也将受以下因素的制约: (1) 双方是否存在比较大的共同利益; (2) 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大小; (3) 是否存在外在强制力; (4) 是否存在相应的组织推动。而在上述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 达成协定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况且即使达成了协议, 但各方在实施中出于利己动机也有可能破坏原来的协议。于是其结果极有可能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协作不畅。
(二) 健全查控制度
建立起规范可行的资金查控的行业准则和操作制度, 使各方真正了解并执行。比如, 统一金融机构查询、冻结和扣划的部门, 明确专人负责协助工作的具体落实;金融机构协助执行中, 要检查并核实侦查人员的执法证件、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执行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文书副本原件等资料, 如遇手续不全而又情况紧急的, 先请示办理, 登记备案并要求侦查人员在规定时限内补齐手续等。通过健全查控制度, 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避免权利寻租, 构建双方协作的外在强制力。
(三) 成立专门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与公安部成立联合办公室, 推动部际间的协作, 形成跨部门的工作长效机制, 探索建立信息交流机制, 对资金交易, 采取有力措施加强跟踪监测分析, 以应对重大、突发、疑难案件。
(四) 加大处罚力度
对已经查明的金融机构故意不协作的行为, 金融机构职员因个人关系协助查询, 侦查人员徇私私自查询等违规行为要加大惩罚力度。理性经济人是在分析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做出选择, 通过加大处罚力度, 增加违规行为的机会成本, 有利于减少资金查控工作中影响双方协作的诱因。
(五) 建立激励机制
有明确的责任追究制度, 还要有明确的激励机制, 这样才能做到奖罚分明。为加强对双方协作工作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力度, 联合办公室可以把协作工作定性定量化, 在年终或一定时期内进行考核、评比, 完成协作工作数量多、质量高的部门或人员, 给予表扬奖励, 使奖罚措施与案件侦破挂钩, 通过考评的杠杆作用, 给个人工作表现机会并带来工作的愉快和成就感, 同时有公平的机会因良好的工作成绩而得到奖励, 使之对未来发展充满期望, 同时不断增强其职务上的责任感。
(六) 完善声誉机制
在完全信息状态下, 有限次重复博弈不可能导致参与人的合作行为。Kreps、Milgrom、Robert和Wilson于1982年提出的声誉模型通过将不完全信息引入重复博弈, 证明了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收益函数或策略空间的不完全信息对均衡结果有重要影响, 合作行为在有限次博弈中会出现, 只要博弈重复的次数足够多, 但没有必要是无限的。这个模型简称KMRW模型, 从该模型可以得出精炼贝叶斯均衡, 只要T (博弈次数) >3, 非合作阶段的总数等于2, 于T无关。①
声誉模型表明即使是有限次重复博弈也可以实现合作, 但声誉机制发生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是, 当事人不合作信息及时被观察到并且该信息能够快速、准确地传播出去。如果一方选择背叛的信息不能为其他人所知, 他就不会讲信誉, 也就不会有建立声誉的积极性或激励;二是长期的交往能够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这种稳定预期是基于声誉机制契约实施的前提和基础。所以, 通过对侦查部门和金融部门经典合作案例进行宣传, 对违规行为进行报道, 这样各方为了维护自身的声誉, 并获得长足发展, 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来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
参考文献
[1]孟丽红.浅议金融机构如何做好司法查询工作[J].河北金融, 2010, (10) .
[2]黎明, 王家柏.利用金融平台支持预防和打击经济犯罪的探讨[J].行长论坛, 2011, (3) .
协作视角 篇2
1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
基于高职教育, “互联网+”时代的校企文化对接互动应该包括如下两个层面:
1) 建设企业文化互动引进平台。高职教育中的校企文化对接互动首先是结合区域、学校、学科、专业等的具体情况, 有针对性地建立文化互动平台将有益于结合和互补的企业文化引进校园, 并通过适当的方式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触和接受职业道德规范、竞争与合作精神、质量与技术意识等, 并自发地与自身的教学生活实践相结合。
2) 培养潜在的综合职业素质。高职教育所设计的各项教学活动 (尤其是实训实践活动) 有着明显的职业特点。在客观合理融合企业文化于校园文化的基础上, 建设基于互联网的校园文化外延发展平台, 适时将学生推出校园走入企业, 使其旁观或是参与诸如企业生产经营理念讲座、生产实例案例分析、生产运行与管理实践、校企合作项目攻关等的社会实践活动, 有利于学生职业能力的提高和客观职业理念的养成。
2校企文化对接的意义
高职教育中实施校企文化对接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校企文化对接提升了企业竞争力和发展潜力。高职教育具有人才培养、新技术应用与推广、科技创新等多项社会功能。通过与高职学院校园文化的对接, 企业增加了一个了解新技术新工艺的重要渠道, 多了一个开发新产品和实施技术改造的平台, 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此外, 企业通过和院校文化间的对接和互动, 能够更全面和客观地理解学生, 通过加强学生竞争意识、团队精神、职业道德等职业能力的养成与提高, 最终保障了企业新进技能型人才具有良好的综合职业素质。
2) 校企文化对接保障了人才培养质量和适应性。企业文化中更突出地要求技术和人才的实用性。在校园文化中融入企业文化, 学生通过参与校企文化合作项目或活动, 能够及时了解企业发展动态与趋势, 从而及时修订个人的职业目标并有针对性地付诸努力;高职教育管理人员与从业教师也能够从校企文化交流中及时发现行业企业的专业需求, 并相应地在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做出反应, 从而保障了人才培养质量和适应性。
3 “互联网+”视角下的校企文化互动与协作创新
高职教育的校园文化不是简单的课外文体活动, 而是在课堂之外对学生进行综合教育和培养的更为广阔的平台。校企文化合作应在文化思想、精神价值的前提下, 注重学科教育和专业发展价值。
在高职学科专业教育迅猛发展的同时, 利用互联网技术, 将行业企业先进的文化意识引入高职校园, 并利用校企文化互动促进教育协作创新, 逐步推进高职教育从“局部触网”和“传统方法+互联网”模式向“互联网+”模式的转化, 对于高职教育的职业属性强化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体现在:
1) 以校企共建推动校园物质文化发展。高职教育的优势在于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源, 行业企业的优势在于技术应用和贴合市场。在“互联网+”时代, 将互联网作为重要媒介, 企业通过与高职对口与优势学科专业合作共建实验室、实训基地、校外实习基地, 并通过行业动态报告、技术攻关项目合作等多种方式、形式融入高职校园, 通过文化共建与互动, 既解决了企业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 也通过对毕业生对口择优入职保障了企业的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储备。通过校企共建, 高职教育中则解决了通用实验实训项目针对性不强的问题, 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专业建设经费不足的现状, 丰富了理论与实训教学、 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的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实习实训设备也逐步由教学型向生产型过渡, 增强了专业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
2) 以职业素养丰富校园精神文化内涵。“互联网+”时代, 网络资源共享可作为校企文化互动的重要途径, 尝试在校园文化部分领域按照企业文化建设标准营造高职校园文化氛围, 依照职业综合素质尤其是道德教标准, 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要求相应教学活动和课外活动。例如, 在部分专业教学实施中开设网络互动平台, 以市场行为引导文化体系有机融合, 引入资本经营观念与市场管理的制度, 将高职教育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都纳入以行业导向性和应用性为中心的文化体系中, 实现高职的办学思想与服务企业核心价值取向的有机融合。利用互联网技术将职业属性鲜明的文化活动引入高职教育, 丰富和拓展了校园精神文化的内涵, 对高职学生综合素养的提高必然会产生长远影响。
4总结与展望
协作视角 篇3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校,艺术专业,协作交流
1 京津冀人才协同发展现状
1.1 京津冀三地人才资源配置不均衡
北京和天津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因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河北高,使得它们在三地的人才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大量的资金和资源向京津两地集聚,带动了人才和技术的集聚。因此,在京津冀区域内,人才流动的主要方向是由河北到京津,导致京津冀的人才在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等大中城市高度集中。这是北京、天津和石家庄在区域内经济地位的体现。人才资源配置不均衡不仅仅体现在不同城市之间,而且体现在同一个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之间。
1.2 京津冀区域内人才资源流动不畅
在京津冀区域内,三地的综合实力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说实力悬殊。北京和天津的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水平高,而且具有一定的政治优势,它们所拥有的人才比较充裕;河北的综合实力较为薄弱,与京津两地的发展水平差距大,在人才利用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利用上处于不利地位。人才流动会影响一个人的户口、档案、工作待遇和发展环境等许多方面,所以三地之间的人才流动率比较低,常常处于静态模式。这不利于京津两地科技和人才优势的发挥,不利于三地的一体化发展。
1.3 京津冀区域的高端人才数量不足
虽然京津冀地位的人才总量很大,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比,三地的高端人才还显得很不足,特别是新兴行业的高端人才。这种局面对京津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虽然每年培养的人才数量大、素质高,但大多进入了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京津冀的高端人才需求还会增长,使得综合人才的缺口会更大。
1.4 京津冀区域的人才利用率低
与京津冀区域人才配置不均衡同时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区域的人才利用率不高。这一方面导致人才的闲置严重,另一方面导致人才的浪费。
2 京津冀三地高校艺术专业师资人才协作交流的可能性
2.1 艺术文化多元,互补性强
京津冀三地虽然地理位置十分接近,历史渊源的关联性较强,其文化的相通性较高。但是,京津冀三地毕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各自的发展规划和定位也不同,导致它们的艺术又各具特色。阳刚质朴是河北太行山文化的特征,正统是北京文化的特征,开放是天津文化的特征。这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可以以一定的平台为载体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为京津冀都市圈的文化繁荣做出贡献。
2.2 师资背景的关联度高
河北籍的著名画家数量很多,在中国画坛中独树一帜。河北的水土养育了他们,造就了他们。北京和天津的美术学院有很多河北籍的大师,他们与河北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比如,史国良、何家英和贾浩义等都是河北人,现在在天津美术学院从教。
2.3 地缘优势较大
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历史渊源很深,邻居和亲戚是三地关系的真实写照。清朝在燕赵大地设直隶省,北京和天津是直隶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民国初年,在京津冀地区设京兆和直隶两个省,天津依然包含在直隶省中。
中华民国后期,撤销了京兆,把北京和天津都划归河北。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和天津北被划成直辖市,形成了现在的行政格局。从区内各地的距离看,石家庄和北京相距200多公里,天津与石家庄相距300多公里,保定离北京更近,只有100多公里。石家庄和保定是河北省高校的集聚地,而这两地与京津的距离都很近,这为三地高校艺术专业师资人才协作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三地之间的交通也比较方便,区域内火车的数量多,速度快,出行时间短;公路也四通八达。
3 京津冀三地高校艺术专业师资人才协作交流的途径
3.1 转变人才管理模式,加大政府引导力度
要实现京津冀三地高校艺术专业师资人才的协作交流,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推动人才一体化中的作用。政府要对现有的人才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创新,突破行政区域的限制,建立新的统一的区域人才市场。要使得京津冀三地高校艺术专业师资人才能够合理有序流动,国家要整合统一现有的人才政策法规,使人才的培养、使用、激励和流动都有统一的法规政策,最终形成开发统一、运行规范和体制健全的人才市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京津冀三地高校人才的合理配置和流动,为京津冀一体化注入新的活力。
3.2 更新艺术教育培训理念,树立新的协同共享的教育培训理念
在艺术人才培养上,京津冀三地坚持协同和共赢的原则,使统一的高层次人力资源库得以建立。要实现高端艺术人才的智力共享,应该把主要着力点放在有关项目合作上;实现高端人才的柔性流动,可以采用科技攻关和研发创新、项目论证与项目合作、学术研讨和专家讲学、兼职等多种形式。实现京津冀人才的协同发展,要使高端艺术人才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使他们通过成果转化、知识创新和产业培育等方式为京津冀三地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
3.3 优化艺术人才的素质结构,为三地高校的发展需要服务
京津冀艺术人才的一体化发展可以借鉴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的有关成功的经验,把握三地的共同点,做到调剂余缺、优势互补,最终实现三地人才的一体化发展。在“环勃海经济圈”的大战略下,京津冀三地应该分析不同点,找到合作点,创造共赢点,对京津冀三地的人才发展战略进行有效整合和优化,积极实施一体化人才发展规则和战略,在区域人才协调发展中走出一条对三方都有利的新道路。
3.4 鼓励高校艺术专业师资的互相交流,推动形成常态化交流机制
团队精神的核心是协同合作。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每个教师都有自己所擅长的领域,都有自己独有的专业优势,同时也有一定的不足。教师通常不是全才,只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因此有必要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以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集思广益、众志成城,使每个艺术教师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都得到改善和提高,从而使整个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有关教育部门和各个高校应当具有协作意识,努力达成共识,促进合作效率和水平的提高,为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理想而积极奋斗。如果各个教师没有共同的意愿,没有团结协作的意识,那么他们就不会拥有强烈的统一感和归属感,就不能提高彼此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常态化的交流机制也无法建立。
3.5 统筹安排京津冀三地的艺术讲座和研讨会
教师之间的正规接触就是讲座和研讨会。通过开展研讨会,教师可以在学识水平、工作能力和责任意识方面有比较直接和全面的认识,从而对其自我评价产生一定的影响。教师往往会看到自己与其他优秀教师的差距,就会积极主动地去进行自我学习和自我提升。这样形式的交流,有利于促进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教学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推动京津冀三地高校艺术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罗润东,郭建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人力资本竞争力状况比较[J].经济问题,2009(1).
协作视角 篇4
近几年,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有关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人均GDP达到2017.6元,比上年同比增长17.2%。与此同时,环境却不堪重负。2006年我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远远超过环境容量,全国七大水系检测断面中62%受到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污染。表1中的数据更能说明我国的环境现状。
据世界银行测算[1],环境污染使我国的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国家环保总局的生态状况调查显示,西部9个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当地GDP的13%,等于甘肃和青海的GDP总和。由此可见,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环境已遭到严重破坏。
2 环境治理问题市场化
环境治理市场化[2]是指采用市场经济手段治理污染的一种模式,其目的是实现污染治理设施的社会化投资、专业化建设、市场化运营、规范化管理。具体是指治污企业(服务方)接受排污企业或政府部门的委托(委托方),对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含融资)、运行和污染物处理(处置)进行专业化承包、经营。通过治污企业专业的污染治理技术和良好的经营管理,达到有效控制污染、降低污染治理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原有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和管理方式已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需要,污染治理市场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目前,市场化的环境治理主要受以下两种情况的制约,使得环境治理很难达到最优:
(1)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营没有按企业方式运作,并不是投资经营活动,因而社会、公众资金很难介入,专业化的治污企业也很难介入,污染治理设施的社会化投资、专业化建设、市场化运营就很难实现。
(2)采用市场化方式进行环境治理,建设和运营维护污染治理设施或集中治理污染成为治污企业(服务方)的一项收益性经营活动,根据现行税收政策,企业的经营活动需要缴纳营业税和所得税,这样就加重了污染治理的成本。
3 环境治理问题的公众博弈分析
以上是从市场化的角度分析环境治理的问题,下面用一个博弈论模型从两方面来分析公众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
3.1 环境治理的非合作解\纳什均衡[3]
假设一个群体共有n个人,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都能从一种特定的环境产品中受益(例如,空气质量或水的纯净度);yi表示个人i对某种环境产品的贡献,是个人i的成本(例如,当个人i放弃使用汽车时,他的成本包括:他的出行、时间和声望受损失等);对i而言,其贡献的上限记为wi。为了分析简便,我们假设i=1,…,n,那么wi=w,所有个人贡献的总和为则全部贡献的总和减去i的贡献yi之后剩下的记为y-i,即y-i=y-yi。另外,引入一个参数a,表示个人贡献的货币单位对提高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那么可以将乘积ay看成测度的系数(如空气的质量或水的纯净度)。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个人的收益由他的“存储”贡献和环境产品的质量所组成,用货币单位来表示。y-i和yi是独立的,则个人的收益关系是:
ui(yi,y-i)=w-yi+ay=w+(a-1)yi+ay-i
如果1/n<a<1,就出现社会的两难困境。条件a<1是环境产品的典型特征,许多环境问题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解决,因此,a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个人停止使用他的汽车,对改善整座城市空气质量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根据上述公式,如果一个人对环境产品多付出一单位,那么其个人收益就损失1-a单位。对个人来说,这是非理性的。那么,每个人的严格占优策略是yi=0。不管其他人如何行事,对个人来说,不对环境产品进行投入,总是最优策略。在环境博弈中,唯一的纳什均衡是不对环境产品进行投入,即y=0。因此,纳什均衡也被称为博弈中的非合作解。
3.2 环境问题的最优解——帕累托最优
另一方面,条件a>1/n也是环境问题的特征。如果所有人都为改善环境状况而不懈努力,全部参与者的情况也得以改善。如果他们都自愿的不用汽车(至少有时候),空气质量将得到显著的改善。如果所有n个人都为改善环境投入一单位,每个人的收益增加na-1>0单位,这样就每个人都受益。因此,也就有唯一的对称的帕累托最优,所有参与者都会尽最大可能的单位w对环境产品作出贡献。所以,帕累托最优可以当作社会最优或合作的解。然而,这个解是不稳定的,即它不是一个纳什均衡,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减少它的投入来增进个人的收益。对个人来说,最优情形是,他不对环境产品进行投入,而所有其他人都做出了最大的投入。最糟糕的情形是,只有他一个人对环境产品进行投入,而其他人都搭便车,如表2。
这个基于博弈论的简单模型具有社会的两难困境的特征,它说明了为什么成功地解决环境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在个人分权决策的情况下,不能期望存在以合作解的形式对环境进行有效治理。
4 环境治理的政府干预
当前,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在不断扩张,其中一项重要事务就是进行环境治理,向社会提供保护环境的公共物品。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就是通过制度、政策和法规来协调各方面的环境利益,从宏观上组织、执行和监督环保工作,还应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环境保护,加强各阶层、集团和社群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促进环境合作。
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干预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反映在:①世界各国对环境管理情况越来越不满,2006年的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受调查的60个国家中有55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政府在环境方面做得不够。②有关环境保护的立法滞后,执法不严。③政府政策对环保重视不够,如政府的化肥补贴政策鼓励农民大量施用化肥,却没有考虑滥用化肥对土壤和水资源的长期不良影响。
鉴于市场化环境治理的缺陷和公众参与的不充分,政府应主动利用市场机制,寻求公众支持,利用相关法规政策的强制性,形成“三位一体”环境治理模式,共同分担环境责任。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单个的环境治理模式总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弊端,彻底解决环境问题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多方面的政策,形成共同分担环境责任的机制;环境治理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通过市场的调节、公众的积极参与和政府的有力干预,进行综合治理。
由于单一的环境治理模式存在着弊端,因此应该建立一个由市场、公众、政府共同参与的“三位一体”的环境治理模式。我们通过图2说明社会各个主体在环境治理中扮演的角色。
从图2可以看出,社会各个主体在环境保护中所起的作用是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的,任何一部分的缺失都会影响环境问题的有效治理。下面具体介绍一下关于环境治理的政策建议:
(1)利用市场的政策。
①税收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定和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对促进环境保护的企业予以税收方面的优惠。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形成政策导向,促进企业重视环境问题,并缓解企业在环境保护过程中遇到的成本过高问题。二是制定和实施额外税收政策,即对不利于环境保护的企业征收额外的税收。
②价格和收费政策:研究和落实促进环境保护的价格和收费政策,积极调整资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完善自然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通过水价、电价、气价等价格政策的调整,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例如,贯彻落实城市垃圾、污水、危险废弃物收费政策,制定废旧家电及电子废弃物、废旧轮胎、废塑料等的回收利用的收费政策等。
(2)调动公众参与积极性的政策。
建立大型项目环境影响的公众听证制度、媒体监督制度及投诉热线,培养环保责任意识。《环评法》中虽然规定了公众参与的原则,但范围不清晰、途径不明确、程序不具体、方式不确定,公众难以实际操作。可操作性差,导致法规效率低下。正是由于公众参与项目决策不足,导致一些项目建成后的环境纠纷不断,甚至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加大了社会支付成本。
2007年2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颁布,明确了公众参与环评的权利,而且规定了参与环评的具体范围、程序、方式和期限,有利于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有利于调动各相关利益方参与的积极性,以真正实现“健全社会监督机制”的实际行动。
(3)政府的干预政策。
①制定环境标准:国家制定、修改、审批环境标准,并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及检测,对违反标准的单位和个人提出警告,处以罚款,直至勒令工厂停产、搬迁、追究法律责任等。通过赋予环境标准以法律效力,对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起到监督和促进作用。
②颁发许可证:政府作为社会的代表,可以向公司和个人授以“倾倒权”,颁发排污的许可证。环境保护当局负责评价发放这些许可证所引起的环境后果,审定或发放许可证,修订污染物处理水平等。许可证管制不是通过价格机制进行分配,而是一种单纯的行政手段。许可证制度每年发给所有城市和工业一项许可证定额,规定他们可以合法的排放多少废物,并与售价、罚款结合起来,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是行之有效的。
摘要：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已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并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随之而来的环境治理也被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所关注。由于造成环境问题的经济原因比较复杂,单个的治理模式总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弊端。因此,环境治理问题还要通过市场调节、公众参与和政府干预的协作,形成一个“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使环境治理达到最优。
关键词：环境治理,市场化,博弈论,政府干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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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鹏高:《加快污染治理市场化与环境保护机制创新》[J];《资源环保》2007(11):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