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作（共10篇）
产业协作 篇1
日前,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经过紧张筹备的2009年第三次订货会召开了, 近200种新产品于订货会后在国内文具市场集中亮相。
这些“得力文具”, 是得力集团和当地70余家文具企业共同协作的成果。第三季度, 得力与合作伙伴们迎来了新的利润增长期。
去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袭来后, 在龙头企业得力集团的引领下, 宁海文具产业开始了转型升级之旅。
文具是宁海的支柱产业, 大大小小文具企业有420多家,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92家, 托起了一个年销售额50亿元的块状经济。
但是, 这个产业大而不强, 形聚神散, 多数企业以出口和贴牌加工为主, 习惯于“单兵作战”。在金融危机的“海啸”中, 不少企业“呛水”, 有的走到了生死边缘。
关键之时, 得力集团站了出来, 以品牌为纽带, 将一只只“小舢板”组合起来, 打造“联合舰队”闯市场。
天虹是宁海一家“专业化走到极致的企业”, 只做一种产品———长尾票夹, 做到了全国老大, 产品全部在欧美市场贴牌销售。
金融危机爆发后, 外贸订单一路下滑的天虹和得力成功联手。得力把长尾票夹的生产全部交给了天虹, 一年下单5000万元。
“我们产品线单一, 一无品牌二无渠道, 短时间内转内销根本不可能, 借助得力, 我们内销已占全部销售的1/4, 顺利度过了危机。”在总经理郑崇廷看来, 天虹是这次合作的赢家。
对得力总经理娄甫安来说, 这次牵手, 得力也是赢家:“我们是综合性文具供应商, 不可能全部产品都自己做, 即使勉强做长尾票夹, 也不一定做得过天虹。”
在中国文具之都宁波, 得力集团的特立独行在于, 它十余年来孜孜以求深耕国内市场, 拥有中国名牌和中国驰名商标。
“全国已经有30家分公司, 还有60个办事处, 覆盖全国一二三级市场。”娄甫安称之为“植根中国”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 得力与它的合作伙伴们共享的不只是渠道。得力有强大的研发能力, 在宁海建立了六大研发中心, 还成立了上海得力工业研究所, 在韩国成立了平面设计工作室。
这些研发资源也通过得力的“订单”, 实现了与宁海十多家合作伙伴间的共享。
“YOCOO”, 中文名“优酷”, 是得力韩国平面设计工作室研发的一个学生品牌。支撑这个年销售额上亿元品牌的, 是十多个研发人员, 其余由宁海十多家文具企业分工协作完成。
在得力集团的产品陈列室, 面对各种新颖别致的新产品, 娄甫安如数家珍:液体胶是“津华”做的, 固体胶“振博”做的, 铝尺“蓓蕾”做的……得力集团的这些合作伙伴, 都是各自领域的“制造专家”, 他们共享了得力的研发和渠道, 依靠得力这棵“大树”快速进入国内市场。
“宁海文具产业正由原生态的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宁海文具协会副秘书长应宏波说, 一个以得力为龙头、越来越多中小企业参与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已具雏形。
今年1至7月, 得力集团完成销售额12.5亿元, 同比增长12%, 利润同比增长60%。同一时期, 宁海文具企业出口下降了11%, 国内市场销售却逆势增长32%。
“订单”是这个产业分工协作体系的基础。得力还在酝酿管理和理念等无形资产的输出, 加强对供应链的培育和控制, 并且尝试与供应商共同制订行业标准。
“中国文具业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娄甫安说, 就像10年前中国彩电行业洗牌前夜, 得力将和宁海文具产业共同提升, 参与中国文具品牌竞争时代市场秩序的重构。
专家论道:合作打造产业集群
宁波市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方建新副研究员
一个宁海县就有文具企业400多家, 形成了文具产业块状经济。在我们宁波, 类似的块状经济还有不少。这些块状经济繁荣的背后, 正是中小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
但是, 这些块状经济中的民企, 数量多、规模小, 在经营上也习惯于“单兵作战”, 同行之间合作不多, 甚至还出现了恶性竞争。这一现象, 与宁波传统的“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文化不无关系。应该说, 在创业初期确实需要这样的闯劲, 也加速了块状经济的形成。然而, 从长远看, 企业发展更需合作, 合作才能产生共赢。
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 宁波民营企业各自为政、整体不强的格局不堪重负, 一些企业遇到了生存危机。得力集团发挥龙头企业效应, 抱团合作不仅帮助了同行企业, 也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 提升了区域产业竞争力。这充分说明, 块状经济中的民企必须通过集聚与合作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集聚与合作, 正是块状经济向产业集群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关键之时, 既需要像得力集团这样的大企业站出来当“大哥”, 也需要同行中小企业甘于当“配角”, 相互间分工合作, 取长补短, 优势互补, 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 才能获得新生。
产业协作 篇2
蒙阴一中 孙大德
蒙阴一中复读班共有八个班级，语文教学任务有张立春,公为堂,杨文军和我四位教师承担，高三语文一轮复习时间短、范围广、内容多、任务重，要求高。如何掌握复习的主动权，提高复习的效率呢？这是每位高三教师和学生都想弄明白的问题。为了克服教和学的盲目性和跳出题海，又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切实提高他们的语文能力，在高考中取得良好的成绩，我们备课组以2007年的《考试说明》为一轮方向，在学校领导指导下制定了相对科学的计划，为了有效训练加强习题精选进行复习，现小结如下：
一、解读2007考纲，强化复习的方向性
在2008年山东高考〈〈考试说明〉〉还未出台的情况下，我们为了复习确保方向性正确，为了复习有切实依据，我们详细研究2007年的《考试说明》，认真体会高考对能力要求、内容、形式及试卷结构的要求，抓住它的“题型示例”的示范作用，它可以让学生准确把握测试内容、能力层次要求及题型。“去年的试题是今年的最佳模拟题”这句话对于每年的备考复习基本上适用。因此，为了少走弯路，减轻学生的负担，提高复习的效率，在复习中我们研究《考试说明》中所列的考项，明确目标，逐项对照，务求落实；从中摸索出命题趋向，才能胸有成竹地组织教学与复习。
二、制定周密计划，确保复习内容详尽而有较强的针对性
复习教学要避免打“无准备之仗”，就要加强备考复习的计划性，使复习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地进行，就得根据具体复习任务制订详尽而可行的计划。如根据《考试说明》所要求的知识和能力在抓住文本复习中如何落实，如何安排时间，如何抓住复习重点，如何进行针对性训练，阶段测试如何进行，这些问题必须科学安排周密计划，我们备课小组在学校领导具体指导下，认真计划精心设计了复习计划，克服复习备考的盲目性，提高复习质量。整个高三语文总复习我们安排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按照《考试说明》要求，紧紧抓住课本进行系统复习，根据学生实际情况穿插一些补偿训练，并进行适当的综合测试。第二阶段按照《考试说明》的能力要求进行复习，一项一项复习，一项一项落实，一项一项训练，最后穿成串，连成线，达到系统化。第三阶段是综合训练阶段，通过一系列的练习，进行限时限量的训练，尤其加强综合试题训练，并根据综合测试中暴露的问题进行适当补偿训练。这一阶段的复习旨在提高学生运用知识的各种能力，做好考前的练兵。第四阶段是回扣基础知识部分，学生进行自我总结，进行查漏补缺，迎接高考。高三复习阶段总的时间安排是前紧后松，到临考前半个月便把时间主要交给学生，让他们有一个体味、消化、加深理解的过程。
我们针对复读生基础差习惯差的特点，结合“天天语文活动”，如加强练字，把学生进行分类，根据不同的学生提出改进措施和达到的目标。如为了加强积累，我们专门建立了积累本和错题集锦。如为了加强素材积累，我们每周要拿出两节课定期进行课外阅读。平时注意以练评为主，一日一小练，一周一大练。练后必讲评，讲评要注意针对性，充分调动学生质疑的积极性，而练习和评讲基本安排语文课堂上。同时，对于语文偏科生，加强课外辅导，每次考试后，我们都对他们进行单独辅导，指出其试卷中存在的知识和能力问题，提高语文
成绩的途径，以及解题的方法，并激励他们拼搏的信心。
三、重视训练，提高复习的有效性
语文总复习的过程，其核心是训练。学生应具备的各种能力都是通过训练来养成的。没有训练就不可能巩固知识，就不可能形成能力。在复习过程中，应重点抓好知识点的能力训练。在备考复习中，应注重抓住文本的示范特点和典型特点对众多知识点进行梳理归纳。其次，抓住紧扣文本的联系进行重点训练，解开疑难，帮助学生排除知识障碍，明确具体的努力方向。再次，集中力量，强化薄弱环节，帮助学生弥补知识缺陷，不轻易放过木桶中“最短的那块木板”。具体做法是：、抓实知识层面的系统整理，夯实基础
在具体复习过程中，我们以“本”为本，注重延伸拓展。我们的学生对语文课本上的东西，掌握的比较差。特别是文言文，很多学生再回头看的时候，感觉到很陌生，而且高考中的文言文阅读理解跟课文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确定了以“本”为本的思想，让学生充分的掌握课本，并注重向课外的适度延伸，力求课本与高考的要求的和谐统一。如高考试题第一大题前四题考查学生的音、形、意和词语成语的具体运用，第三大题文言文第 11、12 题重点考查考生对文言实词和文言虚词的词义和用法的掌握，第四大题第 18 题对名句名篇的默写考查。诸如此类的题目，都基本属于知识层面，这类知识面广量多，头绪繁杂，我们只有在平时依据文本加强整理和进行反复记忆，不断进行测试，才能在考试时形成知识的迁移能力。、强化阅读和写作方面的训练，突破重点
在高考语文试卷中，文章阅读和写作占分比例大，阅读题的分值共 48 分，作文的分值有 60 分，这是区分学生语文水平的重要项目，从每年的高考之后的语文试卷抽样分析来看，阅读题失分较多，作文得分较低一直是一个普通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备考中特别重视阅读和写作训练。
在阅读方面，加大训练力度，让学生掌握一些解题方法或规律，不断提高阅读能力。复习中我们着重针对学生进行调查，抓住文学阅读和应用文本阅读的不同，区分学生的复习重点，大致看来三分之二的学生选择文学文本阅读，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应用文本阅读。其实不论哪种文本阅读除了文体特征不同外，都是要当作文学作品来解读，因此训练学生整体阅读的能力和具体的解题规律和技巧就显得尤其重要，要使学生准确而迅速地从阅读文段中获得信息，比较好地处理信息的能力。这就要靠平时有素的训练，特别注重学生阅读思维过程，也即是教给学生解题的方法和技巧。例如在进行现代文阅读复习时，我们指导学生：首先要从整体阅读上下功夫，即从整体上把握全文的中心，抓重要句子，快速了解文章基本内容、框架结构及中心思想等等，对文章的大体走向有个基本的认知，为局部解析奠定基础。其次，从试题设计的侧重点，把握材料的核心。命题设计者总是根据阅读材料的具体内容而确定测试重点，而这些测试重点常常是材料的核心问题，也是学生理解这篇材料的最基本的内容。因此，懂得试题设计的这一性质，我们就可以从材料的本意内容出发，抓住全文的核心，然后一个一个地突破试题的侧重点。
关于写作能力的训练，我们主要着眼于学生思想认识能力和基本技能的提高，不仅限于找些题目写一写，批改批改，讲评讲评，注重训练到位。
①进行审题、立意、结构、语言等专项训练，在专项训练的基础上再进行综合训练。特别注意训练审题能力。即使是如近年的开放式作文，审题不当也很难写出内容深透的好文章。② 关注生活，关注优秀文化传统，关心社会，丰富学生的思想，提高其认识能力。更要注意作文素材的积累，充分利用好市教研室编写的素材积累。
③重视思维的广阔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在写好规矩文的基础上，鼓励创新，加强创新思维训练。
④注重语言表达的简洁流畅，强化情文并茂的针对性训练。
3，加强错题整理
学生大多担心作题出错 或者做试题不够全面，其实，平时训练“错”得多，高考就有可能“对”得多，关键是用好错题。考生要明确错题的真正价值，同时建立新的错题备忘录，也可以使用的资料上做出特殊的标记，错题恰恰是训练的重要收获。
4、精心安排综合训练，提高技巧
综合训练一般指模拟训练。这种训练我们要求做到：
①试卷的长度、结构、分值要切合近几年的高考试卷
②试题要尽力达到训练基础和能力的目标。
③命题的内容、角度、思路要以《考试说明》为依据。
④要训练之后要认真反馈矫正。通过训练，使学生的各种能力在复习后期有进一步的提高，更加切近高考的要求。
产业协作 篇3
摘 要：深化产教融合是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我们结合校企合作联盟和经编地方特色产业集群，通过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之间深入广泛的四位一体“对话协作”来融合经编产业与中职教育，从而培养出更多高素质劳动者和应用型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对话协作 产教融合 经编产业
经编产业作为海宁的支柱产业，规模凸显，产业链完善，技术装备国际领先，但是企业间竞争日趋激烈，产能过剩，产品缺乏创新，产业发展遇到瓶颈，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企业要转型升级，最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专业人才，特别是一大批稳定、高水平的技术型工人和技术骨干。而培养稳定、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依赖当地职业教育的长期稳定发展，更有赖于产教深度融合。
一、当前中职教育产教融合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编专业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脱节“怪圈”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学校和企业之间合作不够深入，缺乏一种常态化的机制；另一方面，人才培养方案落后，专业教师缺乏企业实践锻炼，学生动手能力差，技能单一。因此导致企业非常缺乏技术人才，而学校培养的人才缺乏竞争力，企业用不上。
1.校企合作不深入
目前校企合作不够深入，地方政府和部门对校企合作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相关体制机制改革有待加强，制度建设有待完善；行业指导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动力不足，敷衍了事；职业学校自身的实力亟待提升，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需要。
2.专业教师实践少
以往的教师下企业实践时间短，往往是走形式，学不到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企业的师傅也通常是应付一下企业实践的教师。专业教师对企业文化、新知识、新工艺、新技术的了解不够深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紧跟企业的发展，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高。专业教师在实践的过程中不能融入到企业的岗位上，不能成为企业产品开发或设备改造等攻关小组的一员，很难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双师型”教师，从而严重制约教学水平的提高。
3.毕业学生难扎根
经编产业虽然依靠高科技的装备进行生产，但社会上总是认为纺织就是“传统产业”，没有科技含量，再加上工作环境相对较差，工作时间较长，学生毕业后往往很难长期坚持，而90后学生的家长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在生产一线奋斗。学生在学校所学的技能与企业实际脱轨，缺乏竞争力，没有好的待遇和发展空间。这就造成了毕业学生很难在经编企业长期扎根，从而影响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对话协作”的内涵和架构
1.“对话协作”的内涵
“对话协作”指的是政、企、行/校以经编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为纽带（其中经编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由经编园区管委会、行业协会、企业专家和学校专业骨干教师担任），依托市场机制，四者共同进行对话沟通，协商合作，建立四位一体的“对话协作”机制，让政府“出政策，出投入”，让行业“树标准，强产业”，让企业“愿参与，乐合作”，让学校“育人才，优服务”。从而达到经编产业和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为学校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企业转型升级寻找切实可行的途径和方法。
2.“对话协作”的架构
“对话协作”以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作为对话主体，以经编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为依托，以市场机制作保障，将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深度对接，如图所示。
图 经编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三、“对话协作”的实践策略与成效
1.通过深入走访调研，明确“对话协作”思路
依托校企合作联盟，对15家经编企业的多次走访调研，明确经编产业融合中职教育的有效方法是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共同建立四位一体的“对话协作”长效机制，以经编建设指导委员会为纽带，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扶持企业和学校，行业、企业为学生提供实训、实习场所，为教师提供下企业岗位和培训，并提供专家和技术能手为学校师生做讲座和指导。学校配合企业，根据企业的需要进行教学模式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养企业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四者相互协作，共同促进产教的深入融合。
2.展开“对话协作”，凸显产教融合成效
通过“对话协作”，优化人才培养方案。走访调研15家经编企业，与企业领导和技术人员座谈、印发调查表，企业将所需人才的业务能力、思想素质等信息向学校反馈，并撰写调研报告，交由专业建设委员会审定，以此作为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依据。结合学校千所示范校建设的契机，制订完成后的“人才培养方案”再聘请高校专家进行指导，多次修改和完善。同时，完善与经编产业园区企业联合招生、联合培养、联合助学、联合考核、联合就业的“五联合”订单式培养模式，学生就业率100%。通过这两年的毕业生跟踪调查，部分学生在企业当中已经成为技术骨干。
通过“对话协作”，创新改革教学模式。行业和企业配合学校提供见习、实训和实习的场地和指导人员。根据行业和企业的要求，注重学生实践操作，通过高一企业见习，高二实训工场全真实习，高三下企业顶岗实习，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进行实践操作，让学生的学习贴近企业的实战，真正成为符合企业需要的技能型人才。创设实训工厂“全真”教学环境，完善以真实生产过程为主的“理实一体”教学模式。在企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以生产任务为实训项目，制定实训项目工作单。
通过“对话协作”，开发优秀校本教材。经编专业是特色专业，中职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很少开设，必须开发适合中职学生使用的校本教材。在编写校本教材的过程中，编写人员充分吸纳企业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精简复杂的理论，重实践操作，接轨企业的需要。学校组织教师团队前往江南大学针织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取经，听取中心主任蒋高明教授的意见和建议。通过不懈的努力，首期编写完成《经编生产技术》 《经编产品设计》和《经编生产工艺》。
通过“对话协作”，建设一流实训基地。为了满足学生的实训需求，学校完全按照企业的标准新建面积2627㎡的现代化经编实训工厂，建立基础课实验实训室4个，专业课实训室4个，经纬工作室1个。新增一系列先进设备，按照8S要求进行严格的管理。多家企业主动和学校合作建立校外实训基地，满足师生下企业锻炼和实践实习需要。
经过几年的创新实践，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以经编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为纽带的政、校、行、企四位一体“对话协作”对于经编产教深度融合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促进了经编专业的大力发展，还促进了经编人才培养和经编产业转型升级，呈现出一种互惠互利的多赢合作局面。我们将进一步深度探讨“对话协作”对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的作用，完善“对话协作”机制，让“对话协作”成为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的典范。
参考文献：
[1]杜小渝.构建现代职教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J].课程教育研究，2014（2）.
产业协作 篇4
关键词：协作化理论,产业集聚,产业集群
从产业发展的模式来看, 通常而言, 产业集群化都是由产业集聚演变而来的。就我国产业发展状况而言, 产业的集聚都是在特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在一定区域范围中, 并非所有产业都能够形成同步发展的状态, 在这种产业发展不平衡状态下, 相关产业会自发性的在相近区域集结。在这种情况下, 产业集聚逐渐形成。产业集群指的是相互之间有联系的不同企业在同一区域内形成集群状态, 是一种具有组织性的产业链。产业集群更加注重协作化的运用, 认为这是推动集群内企业发展的首要保障。要想清楚了解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相关知识, 首先要了解两者的异同点。
一、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的区别
(一) 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通常表现在某种确定产业中, 也会涉及到一些对其有用的支撑性产业。也就是说, 产业集聚是产业的初级聚集, 由于各企业在价值链上产生相互间的协作而在相近地理位置形成区域性协作经济, 同时能够带动其支撑产业的发展。早在1998年, 就已经有经济学家提出了产业集群的定义, 认为这是一种在一个特定领域范围中, 由一些相互间相关并存在经济往来的公司或企业组成的一个集合, 这一集合中的企业将地理位置选择在相近区域, 或重新设定一块区域共同经营。同时, 集聚的产业群中也存在着其他企业实体, 这些企业实体能够让集群中企业间存在竞争, 激励企业不断创新发展。
产业集群通常也会包含一些客户或消费者, 通常是通过销售渠道向下层逐层延伸, 这种延伸属于纵向延伸, 当然, 延伸也存在横向部分。横向延伸是从侧面展开的延伸, 目标对象为制造商, 这类制造商并非生产企业所需主要产品的制造商, 而是生产辅助性商品的制造商, 另外还有一些技能技术公司与风险投资公司。就目前产业集聚规模而言, 已经逐步呈现出范围扩大化趋势, 加上一些现代化创新产业的发展, 目前产业集聚已经将教育培训机构、企业文化宣传机构、信息研究机构以及一些技术方面的培训、证书考试机构甚至地方政府机构都加入的到了集群范围中。
(二) 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同样属于地域化经济, 与产业集聚不同的是, 产业集聚属于区域化经济的初级阶段, 而产业集群是产业集聚的更高级发展阶段。在产业集群中, 并没有产生与空间扩散的对立面, 因此更加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 产业集群是产业集聚的演变, 从以往只从物资成本方向的出发点变为了更加注重长远发展。在产业集聚中, 其发展内容只包含增值链的生长以及产业实体产品链的构建;而在产业集群中, 不仅能够让集群中的产业或企业共同稳步发展, 还可以有效提升交易效率, 让产业技术不断创新, 形成相应知识经济。在这种模式下, 产业集群让实体产业与非实体产业之间有了一条连接的渠道, 形成相应产品链。同时, 由于规模经济的不断加深, 产品在规模效应下也会形成相应增值链, 加上集群上信息的沟通, 产品信息链也被有效构建。总言之, 在产业集群模式下, 产业链、信息链与增值链在形成并发展的过程中更能让企业得以壮大, 从而促进产业的更优发展。
(三) 差异分析
在特定区域范围内, 产业链上各环节之间的节点都应相互协作, 这样能够保障产业链的发展, 从而推动产业集聚向产业集群的发展。一般而言, 产业链中的产品生产部门机构、中介结构、中间商以及终端客户间的相互联系, 通过科学合理的组织才能够形成柔性集聚。在现代化经济条件下, 产业聚集与集群都会形成一个特定网络, 运用马克思协作理论, 让协同效应在集群中产生, 并联系当前社会环境以及文化环境, 让网络得以发展。
也就是说, 产业集群是在产业集聚的基础之上发展形成的, 产业集群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范围上都要优于产业集聚, 这也是“聚集成群”的具体体现。企业在特定条件下形成集聚模式, 但这只是相同或相似企业间的集聚;在这一基础上, 相关产业链上涉及到的其它节点也加入到集聚中, 逐渐形成集群。这种过程就是集聚向集群转变的动态化形式, 真正实现了马克思协作理论的实际运用, 让区域发展有效结合产业发展, 从简单的“集聚”变为了具体的“集群”。
二、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的联系
这两者都是在共同区域内发生的经济集中化, 属于产业运营的战略模式。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 这种集中化运营模式又被称为集约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产业间物流成本极大减少、在途流动资产数量下降, 产业规模效益逐渐递增, 这三者是产业集聚与集群发生的必要条件。若缺少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 产业集聚与集群就不会健康持续发展。
换言之, 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都需要依靠创造出的规模经济壮大自身实力, 通过资金流、物流、商流以及信息流的优势让产业效益不断提升。在现如今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下, 产业唯有将自身发展壮大才能够保障不被淘汰。另外, 这两种产业模式都属于多元化经济, 在形成规模经济的过程中给无形中也让产业提高了经济效益, 在多重优势的保障下通过成本的下降取得更强竞争力。
因此, 产业集聚属于区域性经济行为, 使处于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具有横向或纵向联系。另外, 产业集聚或产业集群并不是只限定于现代化产业, 如IT产业等, 传统产业同样能够形成集群。同时, 将资本技术与高新产业结合在一起也可以形成特定产业链。也就是说, 只要产业集聚是适合市场经济发展, 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 就能够在市场上立足。
总之, 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都是产业间的相互沟通协作下产生的。在马克思协作化理论下, 唯有产业间的相互配合才能够让产业共同发展。在协作化理论中, 产业集群与积聚中的企业都是朝着共同目标而努力, 通过物流等方面的优势达到竞争上的优势, 这就是协作的具体表现。因此, 集群与积聚都属于运用了马克思协作化理论的产业发展模式, 适合社会发展需要。
三、由产业集聚到产业集群的协作化策略
(一) 分工经营
企业最初会表现为经营领域的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会被之后的合作逐渐打破, 从而形成一条产业链。在分工状态下, 企业各司其职, 负责生产、销售、物流等各环节。这是集群的初级形式, 分工是协作的基础。在各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其发展目标会逐步同化, 从而展开协作。
(二) 企业间相互协作
在马克思协作化理论中, 在竞争中具有一定优势的集群应该主动帮助发展处于弱势的集群, 这样才能够通过协同作用让集群中所有企业共同进步。企业间的依赖性能够让关联性增强, 利用多边合作加强协作的有效程度, 让产业集群内部形成大企业带动小企业、小企业支撑大企业的专业分工合作模式, 让网络体系的构建更为完善。在这种互补的状态下, 协作会让企业的相互依存关系更为密切, 从而推动集聚向集群的稳步发展。
(三) 社会化大生产
大多数情况下, 产品的生产与发展都不具备较高的经济规模, 容易形成一盘散沙状况。在这种环境下, 马克思协作化理论就显得尤为重要。企业单独发展可能在现代化市场竞争中不会形成太高的经济规模, 但若处于同一条产业链上的企业之间相互协作, 共同利用地理位置上的物流、信息流等优势, 展开一系列价值增值活动。在这种协同作用条件下, 产品单价会下降, 加上物流运输成本的减少, 企业能够节省较多单位运输成本, 让自身优势凸显。
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 协作化思想并不是单独存在的, 它同时还伴有竞争理论, 因此, 产业集聚在想集群演变的过程中, 也应注意范围内的企业竞争, 良性竞争能够促进企业发展, 但若产生恶性竞争或竞争企业过多也会对集群的转变造成影响。因此, 转变的过程要避免拥挤效应, 让集聚企业健康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 产业集群需要建立在产业集聚的基础之上, 任何企业间的协作都需要先从产业集聚开始, 通过更密切的协作与体系的有效构建逐渐演变为集群。总之, 这两种模式都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提升竞争力方面效果显著。因此企业间要充分运用马克思协作化理论, 保障产业集聚与集群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文通.关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几个重要问题——兼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J].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0 (02) .
[2]宗晓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集聚度与效应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 2012.
产业协作 篇5
中国移动电视产业的命运能在多大程度上维系于即将成立的移动电视协作体，这是一个无人得解的方程式。
2003年1月1日，中国第一台移动电视出现在上海巴士公司公交车上。两年以来，各地移动电视公司纷纷组建，日渐形成星落全国版图的移动电视新产业，其新开辟客户源的运营模式已经显示出诱人的商业价值。然而，地方间各自为政的局面让这个新兴业态无法形成合力，甚至产生了让人不得不提防的隐患。
为此，重庆移动电视公司日前邀请北京、上海、天津和广东等省市的27家移动电视公司商讨了组建全国“移动电视协作体”的相关事宜。如果成功，这意味着国内移动电视产业目前的散乱状态将得到归整。
但有业界人士担忧，仓促间成立的“移动电视协作体”能否成为推波助澜的支持工具？移动数字电视又能否借协作体走出“黄金之路”？
产业链初成创收模式单一
对于北京市民田小姐来说，在公交车上看电视已经很自然了，移动电视上了出租车却是新鲜事情。她最近乘坐的出租车的副驾驶座位的背面已经被镶嵌了一块7寸液晶屏，它能够清晰播放各地新闻、娱乐节目和广告等各种信息。
移动电视在国内出现不过是近两年的事情，它却在短时间内出现在全国30多个城市的公交车和出租车上。在上海，6000多辆公交车装上了液晶电视。北京有4400余辆公交车安装了液晶电视。重庆移动电视公司也已经把液晶电视终端装在了800多辆公交车上。
据专家分析，移动电视之所以能够在各大城市迅速铺开，因为其覆盖面完全有别于传统有线电视（把传统有线电视不能覆盖的地方据为己有），却拥有和后者相似的特性和功能，由此产生巨大的广告商机———它延续了电视媒体以广告收入为主的创收模式。正因为许多机构看中这一点，才相继变身为移动电视平台提供商。
上海东方明珠移动电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明珠）企划总监郑虎向《IT时代周刊》介绍说，发展相对成熟的东方明珠去年全年有3000万元广告进账，今年的目标是5000万元。他认为实现这个目标不算难事。重庆移动电视公司节目部主任刘爽宇也告诉本刊记者，重庆移动电视公司对今年的广告进行拍卖，600多万元的价格远远超出了预期的拍卖额。
上海、重庆已略尝甜头，但单一的创收模式很难使移动电视产业形成霸主龙头，广告收入独挑大梁的局面逼迫移动电视公司们必须寻求良方，扩大传播范围，提高有效收视率，吸引广告商宝贵的注意力。用整合的办法成立协作体也许是目前移动电视老总们想到的行之有效的办法。
北京北广传媒移动电视有限公司在创收上作了一些尝试。他们制作了利用手机短信互动的娱乐节目，希望通过和移动运营商分账的方式增加收入。其实这也是传统电视媒体早已开发成熟的思路之一，而移动电视受地域限制，永远比不上传统有线电视频道的收视率，这一天然缺陷，使得短信收入只能成为广告收入模式的补充。另据悉，云南移动电视公司可能会进行征收收视费的尝试，但这种尝试还没形成一套完整的思路，甚至向谁收都还是个问题。
此外，北京世纪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响就认为，已有的移动电视广告收入远不能与传统电子媒体媲美。他告诉本刊记者：“中央电视台区区一个标王的进账就至少几千万乃至上亿元；北京广播电台的一个交通广播频率的广告收入也早已在2004年突破了1.7亿元大关。与之相比，移动电视的甜头可谓‘小巫见大巫’。”或许正基于此，新科空调市场总监许意强也仅将移动电视广告视为企业推广的辅助手段。据悉，新科空调每月向移动电视投放的广告费用仅在15~30万元间。
协作体能做什么
移动电视公司隶属的是广电系统，带有鲜明的媒体色彩，它更多地借鉴了媒体的经营方式。
此前，各地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为了整合分散的节目和广告资源，都有成立协作体的先例和经验。最为成功的是2001年由北京音乐电台牵头成立的全国卫星音乐广播协作网，它已经由最初的16家发展到21家成员台，每天3档同步联播音乐节目。协作网通过战略联盟、节目合作实现了资源共享，既能在异地播出地域性节目、延伸品牌覆盖，又能联手吸引潜在听众、增加广告收入，提升了各频率在本地市场的竞争力。
全国卫星音乐广播协作网作为国内广告跨区域合作的典型模式，使移动电视老总们看到了美好的明天。重庆移动电视公司便也萌生此意，向全国30多家移动电视公司发起倡议，有27家公司到场。
谈及会议情况，刘爽宇指出，参加重庆商讨会来的都是各公司的“一把手”，他们深入讨论了解决相互协作的技术、节目、广告及协作体运营模式、程序四项内容展开的问题。他透露与会者一致表示看好协作体所能发挥的作用。“到那时，受众在北京的公交车或出租车上就可以获取来自其他城市的移动电视节目，同时也就会有一家或多家广告公司代理全国移动电视公司的广告，广告信息在全国移动电视节目中的播出能更大地满足广告主的利益和需求，从而更能促成移动电视产业的成熟，有助于改写国内户外电视产业市场规则。”刘爽宇说。
根据会议上确定的《移动电视协作体章程》规定，会员单位将享有协作体移动电视节目交流、异地联播、节目置换等优先权，同时，优先、无偿获得协作体就移动电视发展的最新科研成果、技术等信息资源，获得一定优势折扣等。根据各地价差，出台一个统一认同的执行价格。
根据该章程的描述，计世资讯郭海涛认为“协作体”实际是一种联盟性质，它暗示着移动电视的产业链正在形成之中。
移动电视能走多远
鉴于现状，李响指出“移动电视协作体”目前只是一个创意，真正能够上马发挥作用，需等待一系列条件成熟。国家广电总局的审批、协作体实体的成立、运作规则的确定、全国范围广告代理公司的成立、广告公司与各移动电视公司的合作方式、受众对移动电视的接受等大量的细节都还只是杯中之影，让影子成为真实，需花费的不仅仅是时间。即使协作体成立并能运转生效，也只是增加了信号覆盖面积，并改变不了移动电视单一的创收模式这个本质缺憾。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广告主研究所执行所长杜国清也表示不看好协作体存在的意义，她告诉《IT时代周刊》：“这种模式决定了移动电视只可能局限在特定的范围里生存，广告投放商对移动电视等户外媒体的选择还有着不少困惑和疑虑。虽然公交系统的人流量是个可观的数字，但流动性过强使得广告很难得到有效传播。换站、短途等客观因素损失的受众至少在一半以上，而且公交车一旦拥挤，广告效果就更不明显了。”
同时，业界还认为目前移动电视广告业还没建立公正、权威的评估体系，尤其是缺乏相关调研数据的支持。这个问题在新科空调就体现了出来。虽然他们在今年3~7月集中投放了广告，但许意强计算不出新科向移动电视的广告投入产出效益比，这令他对下一步的广告投放策略有些彷徨。
最不可忽视的问题来自乘客对移动电视的抱怨。上海东方明珠移动电视公司每天播出的节目中只有约30%的广告信息，却已经使一些受众感到了不满。田小姐不满意的不仅是广告数量，她对出租车上的移动电视也颇有微词，因为电视的开关不由乘客控制，计价器一开动，电视就会自动打开，关闭电视的惟一方法就是关闭计价器，这种强制播放的方式使想在车上稍作休息的田小姐不胜其扰。
内容卖给受众是电子媒体换回广告的第一步，如果受众不接受，移动电视公司必须重新制定方略。因此，在公益功能与创收功能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移动电视监管部门必定要以牺牲广告的代价来维护媒体的公益功能。
产业协作 篇6
1.1 地区发展不均衡
由于地域性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资源条件、经济发展程度等存在很大差异, 济莱协作区体育产业的发展也存在很大的地区差距。济南作为省会城市, 交通便利, 经济基础较好, 经贸活动也远比莱芜以及周边地区频繁, 体育产业自然也就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呈现出较好、较快的发展势头。而济南周边地级市与莱芜体育产业发展的水平则相对滞后, 各种运动项目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尤其是莱芜地区, 交通不是十分便利, 经济发展不能带动体育产业的发展, 致使体育产业在莱芜地区发展缓慢。尽管中国女子排球联赛山东主场在莱芜举行, 但是对莱芜的体育产业影响甚微。仅仅是乒乓球项目在莱芜普及发展较快, 而其他一些项目的相关产业的开发则难以与之相比。
1.2 体育产业管理与操作机制不规范
体育产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一种新型模式, 对软硬件的要求都比较高。但是体育产业要发展不能只追求资金的多少, 还要对参与企业的操作管理提出明确的要求, 对一些群众普及风险性较高、花费数额巨大的运动项目设置相关的准入制度, 按照项目的不同对企业的能力和运行模式进行科学管理。但目前, 体育产业没有形成这样一种规范化的管理, 导致体育产业重复建设、低端发展, 参与企业也是良莠不齐, 严重影响了体育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个别地区为了迎合地方经济的发展, 盲目引进高端体育产业和不适宜本地发展的体育产业以期提高城市的知名度。最后由于发展不善, 致使长期搁置, 以至于造成大量资金的浪费。
1.3 群众体育基础薄弱, 健身意识淡漠, 体育场地设施缺乏
通过表1的调查问卷可以显示, 济莱协作区健身路径、健身场所不能满足群众的健身需要, 同时健身项目比较单一, 内容不够丰富。许多人锻炼身体只是出来散步, 没有把锻炼身体作为自己的习惯和爱好。对于购买健身器材、运动器具以及去积极健身兴趣不大, 难以形成好的消费群体。而在发达国家, 体育产业的发展脚步已经证明, 在成熟的体育产业结构体系下, 全民健身服务业应当占据相当大的比重。通过走访济莱协作区可以发现, 健身休闲行业具备巨大的市场需求, 济莱人民应当享有高端化、普及化、生活化的体育健身服务。但是目前协作区体育运动场所普遍设施缺乏, 分布不均, 开放程度不够, 不能完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同时群众体育成为高消费场所, 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健身等体育活动在协作区比较流行, 但群众参与却要花费不少的资金和时间, 普通工薪阶层则很难承担起这种消费水平。所以济莱协作区的全民体育健身服务业任重而道远。
2 济莱协作区体育产业发展路径的建议与对策
2.1 均衡发展体育产业
2010年3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 “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 加强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区域布局, 根据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合理规划, 协调不同地区的体育产业发展”。国家出台的文件, 为以后区域体育产业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尽管一些地区在地域和经济上难以与大中城市相比, 但是地方政府可以依据当地的资源优势发展适宜的体育产业, 支持地方政府或企业根据自身具备的资源特色举办合适的体育竞赛活动, 以达到开发体育竞赛和表演的市场目的。建立具有地方特色、满足地方发展要求、充分利用资源环境、利于地方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市场体系。
2.2 推进体育产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与积极引进人才
尽管国家体育总局先后制定了《体育运动项目经营活动管理办法》、《体育竞赛管理办法》等法规, 但尚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较强的、对体育产业的规范化管理具有指导意义的法规, 所以必须制定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合理规则, 尤其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制定规范体育产业经营管理的法规, 同时培养与引进熟悉体育产业、懂得经营管理、综合素质较高的复合型人才。
2.3 增强全民体育健身的意识, 促进体育健身消费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进一步强化政府公共体育服务职责, 努力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奋斗目标, 所以要充分发挥宣传的引导推动作用, 普及科学健身知识, 提倡健康生活方式, 营造全民积极健身氛围, 形成全民体育健身和消费的良好社会氛围。协作区政府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培养和鼓励群众消费群体, 大力扶持社区体育服务业的建立与发展, 鼓励企业投资创建各种体育组织和俱乐部, 各类体育设施都应以体为本, 以人为本, 面向社会开放, 努力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体育健身服务企业和有特色的体育健身品牌, 促进大众化体育健身市场有序发展, 引导和促进体育健身消费。
3 根据协作区的地域特色发展体育产业
3.1 体育竞赛表演业
以欣赏高水平体育竞赛为主。一方面对现有的高规格体育赛事进行规划, 全国女排超级联赛在莱芜举行。足球超级联赛在济南进行, 可对中超鲁能主场逐步南移到莱芜, 一方面缓解济南的交通问题, 另一方可带动其他体育产业的发展和兴起, 工作在济南, 周末休闲在莱芜的生活方式, 是莱芜逐步成为省会副中心。另一方面, 对济南莱芜现有的体育基础设施进行调研, 在充分利用现有场地设施等的基础上对济莱协作区体育竞赛表演业进行长期的规划和设计。例如以济南奥体中心和莱芜全民健身中心, 联合承担高水平体育赛事, 两者之间的车程只有四十分钟, 非常便于协作区发展和提高。雪野湖水上竞赛中项目的开发, 以雪野湖, 大明湖联手协作开发。在雪野湖现有航空航模比赛表演场地越野赛车, 环湖自行车比赛项目的基础上, 逐渐开发其他易于群众喜欢和参与的体育项目, 并开发一至两项精品体育赛事。
3.2 体育用品生产制造与销售业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物质生活的丰富, 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体育运动已成为人们生活方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以对体育用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常态化。如今济南体育用品的上市企业有:山东百特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济南动之美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山东比希恩体育产业有限公司等等100多家。而莱芜现有:莱芜市沃翔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莱芜市天地圆方体育产业有限公司等几家, 而且企业规模小, 职工学历低。针对莱芜企业的发展情况, 应以“科学发展、抓住机遇、争创品牌”为指导思想, 结合实际情况, 遵循区域一体化原则, 占据与济南搭界的优势, 联合济南企业合作发展, 以争取更可观的利润。
3.3 体育旅游业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们休闲时间的增加和健身意识的不断增强, 体育旅游业正在成为我国最具活力的朝阳产业之一。体育旅游业是体育产业与旅游业交叉渗透而产生的一个新的经济领域。其根本目的是通过为体育旅游者的体育旅游活动提供便利服务而获取经济收入。体育旅游业的构成应包括下列各类企业:旅行社、以饭店为代表的住宿与餐饮业、交通通讯业、游览娱乐行业、旅游用品和销售行业。目前莱芜旅游资源丰富, 雪野旅游区、华山森林公园、龙山景区、莲花山景区各具特色, 莱芜战役纪念馆更是全国百家红色旅游景区之一。所以莱芜体育旅游业应以雪野体育休闲旅游、山川旅游和红色旅游为重点引擎项目, 重点开发, 开拓更广泛的旅游消费市场。
3.4 体育休闲业
体育休闲作为人们余暇时间丰富生活的重要形式和内容, 以莱芜北部旅游板块为主基地, 形成徒步, 水上体验, 登山, 高尔夫, 拓展运动等体育项目为主的体育休闲胜地, 并进行科学的营销, 创立自己的品牌, 形成在国内有名, 在国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体育休闲名牌。
3.5 体育健身业
以济莱协作区内现有的体育健身为基础, 根据居民对体育的需求为市场导向, 培育自己的健身企业。并与知名的健身业相融合, 逐步向四周辐射, 满足市场的需求, 扩大市场的占有份额。并做出长期规划, 形成自己的品牌。挖掘整理济莱协作区内传统体育项目, 进行科学的改革与创新, 满足社区体育的发展需求, 并逐渐形成社区体育市场的“自产化”, 不仅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摘要：文章通过走访面谈、问卷调查法和文献资料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并且在全面审视济莱协作区体育产业的现状和问题的情况下, 提出了济莱协作区体育产业发展路径的对策与措施。
关键词：济莱协作区,体育产业,发展路径,对策
参考文献
[1]鲍明晓.体育产业[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43.
[2]工芳.试论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路径[J].当代体育科技, 2012, 2 (35) .
[3]玛蕴中, 宋琐, 张志刚.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战略研究[J].体育与科学, 2004, 1 (25) .
[4]徐淑敏, 许立珍.对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研究[J].改革与开放, 2009.
[5]国家体育总局政治司.体育产业—现状、趋势与对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1.
[6]谭建湘, 马铁.体育经纪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7]卢元镇.关于体育产业的几个理论问题[J].体育科研, 2000 (4) .
[8]鲍明晓.对我国体育产业热点问题的思考[J].体育科学, 1999 (3) .
[9]任海, 等.论社会主义条件下体育资源的配置[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00 (3) .
产业协作 篇7
伴随着“一带一路”和产业结构转型等经济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逐渐进入“新常态”的经济模式。新常态为中国经济带来诸多机遇和挑战,也为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京津冀地区作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积极开展人才交流协作,将为区域内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1 新常态下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
新常态是与过去有所不同的,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种状态,同时也是一种趋势性的发展状态。新常态外在的表现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与质量提升”,本质是经济发展中新旧增长动力之间的相互转换。新常态下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以下基本特征。
1.1 经济转型升级成为主导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产业结构调整正在步入新阶段。专有技术、设计、工业研究等高效能、高附加值领域占产业比重持续扩大。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变为以人力资源为主的创新驱动。信息技术产业迅猛发展,以互联网增值服务、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并逐步转向市场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主的内源性、自发性创新模式[1]。
1.2 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逐步加速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模式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速。竞争中伴有合作,合作中包含竞争的关系将有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高铁技术、通讯技术、人口流动等多种因素加快了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步伐,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应是此消彼长的状态,而应该是各地经济间相辅相成的发展,其中的关键是要找到地域自身差异化的优势及劣势,寻找融合发展的道路[2]。
1.3 经济发展生态化成为共识
过往的经济增长中,资源是廉价的,高速的GDP增长是以资源浪费、能源高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发展状态。这种“先发展,后治理”的方式得不偿失,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新常态下可持续发展就是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纳入到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依靠科技人才的创新,找出一条集约、智能、绿色的发展道路。
2 京津冀战略新兴产业人力资源配置现状
战略新兴产业是技术创新的前沿,同时也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阵地。战略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各种科技人才,京津冀三地战略新兴产业人力资源的配置有较大的差异。
北京战略新兴产业人力资源配置特点:各类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力资源所占比重较高,主要分布在科研机构和高校,这些地方是国家科研创新型高校的聚居高地。由此,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市积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把创建科技创新型城市定为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将吸引更多的高科技人才,使北京建设成为以京津冀一体化为依托、以高新技术及金融产业为基础的创新型城市,
天津市战略新兴产业人力资源虽然没有北京市丰富,但也具有明显特色。一是配置重点在企业,比较优势明显,同时,其科研机构和高校仍然有比较强的实力。战略新兴产业人才储备数量低于北京市,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高于毗邻的河北省。因此,天津市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以现代制造业和港口物流产业为主导,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中的科技人员为产业创新的主体,滨海新区等增长极的出现突出了天津市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优势。
河北省战略新兴产业人力资源配置比较弱,创新性科技人员重点配置在大中型企业。同时,河北省内的重点院校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数量有限,高科技人力资源密度较低,未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更是远低于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由于河北省战略新兴产业科技人才的流入量低于流出的数量,人才的匮乏使得产业内部创新能力有限,严重制约了河北省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
正是由于京津冀三地在战略新兴产业人力资源配置方面的这些差异性,使之在协同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创新政策及保障措施的协作机制,使京津冀战略新兴产业内的高新技术人力资源无障碍自由流动[3]。
3 新常态下促进京津冀战略新兴产业人才协作建议
1)根据不同城市的功能和产业布局,京津冀在引进战略新兴产业科技人才时应加强沟通协调。
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在顶层设计基本完成的同时,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定位将更明确。基于规划纲要的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和政策安排的出台,有利于京津冀三地整合资源,使区域整体优势得到更好的发挥。因此,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突破在人才引进类型及专业领域等方面的界限,使沟通和协同更加顺畅,从而降低人才引进的成本,这种模式可以更好地促进京津冀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
2)构建战略新兴产业人力资源共享机制,加大各级政府间的合作力度。
京津冀区域内部应为战略新兴产业人才的自由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基于战略新兴产业的创新特性,区域间人力资源协作的模式可以有以下三种(见表1):第一种是高技术人才通过国家政策支持自主创业,初期在科学技术信息比较密集的创新创业基地进行孵化,技术成熟之后转移到适宜的产业园区进行大规模的生产。第二种是由战略新兴产业中的企业通过产业链的布局来完成京津冀三地之间的人力资源的共享。具体来说,企业的研发部门设置在高新技术人才密集、科研设施较为完备、知识信息储备优厚的北京或天津,生产制造环节需要的科技人员相对较少,根据生产阶段和产业布局可设置在资源条件占优势的河北省境内。第三种方式是战略新兴产业引进各大科研院所的高科技人才和技术,通过技术成果授权转让等形式实现人才的共享,保障区域内战略新兴产业中各企业的发展需求。
3)启用大数据模式,搭建京津冀区域内部战略新兴产业人力资源云平台。
京津冀区域内部可以建立统一的互联网平台,运用大数据信息技术,实现战略新兴产业人才信息的精细化管理,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云平台数据信息整体上有两大部分组成,一端的人才库储备的信息将各类高科技人才按照学历层次、专业领域等方面进行分类,实行不同级别的差别化管理,并定期更新人才库信息。信息获得渠道可以是京津冀区域内各人才网站现有的人才简历信息及区域内高校毕业生的信息等。另一端是战略新兴产业内企业的信息及企业的职位供需信息库。基于大数据的信息云平台,京津冀区域内战略新兴产业人才的流动将更加通畅。同时对于战略新兴产业内企业紧缺的高端人才,通过云平台可以实现人才的挖掘,从而推进京津冀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姜大鹏,顾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现状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17):65-70.
[2]王明浩,翟毅,刘玉娜.京津冀经济区的研究[J].学习与实践,2005(1):21-27.
产业协作 篇8
一、服务业分工理论回顾
所谓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不直接生产而从其他方面为生产过程提供便利的服务性产业,其服务对象并非直接面向公众,而主要是针对生产和商务活动,其范围包括仓储、物流、广告和市场研究、中介、信息咨询、法律、税务、审计、房地产、通信等行业。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科技进步是密不可分的,它虽然不直接参与生产或者物质转化,但却是任何工业生产环节中不可缺少的活动,其作用就如机器中的润滑油。随着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中所占比重的逐渐上升,对于服务业分工理论的研究也逐渐深入: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1935年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书中首先提出了服务业的概念;克拉克在1951年的《经济进步的条件》(第二版)中对服务业与制造业进行了明确的归类。目前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类:第一类是罗斯托提出的五阶段论。这一观点将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五种情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第二类是贝尔提出的三阶段论,它将经济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这两种理论都认识到了服务业的发展位于农业和工业之后,且属于比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但是这两种观点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一个社会之所以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服务业在不同地区之间的错位分工、侧重发展会相应将传统的制造业与农业逐渐转移出去。
生产性服务业在不同区域间形成错位分工、侧重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区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积累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形成的,同时也在于各地区相关服务对象之间的差别。
二、长三角各城市产业结构演变及经济发展趋势
随着长三角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不论其产品的生产制造用于出口还是供本地区消费,均会促进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扩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见表1)。
(单位:%)
资料来源:《嘉兴统计年鉴》
表1中数据表明,各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布是不同的。近年来,上海第三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到一半;南京、杭州的第三产业产值也占到四成左右;而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和绍兴等城市第二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均占有一半左右的份额;南通、泰州、舟山第一产业的份额为15%左右,相对于长三角其他城市来说第一产业份额比较大。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对象不同,各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就有所不同。面对上海等服务业较发达的城市,区域内部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已经接近饱和,因此其发展就必须向周边地区延伸,而其他一些小城市的制造业比较发达,生产性服务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从表1中可得出长三角区域内各城市服务业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
工业化发展初期,各地区依然以农业为主。这一时期,第一产业占国民经济较大比重,而第二产业主要是本地区原有的一些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企业,规模相对较小,仅为满足本地区自身消费的需要。同时存在一些传统的第三产业,如该地区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或拥有悠久的饮食文化而使该地区与此相关的传统第三产业发展起来。由于缺乏广阔的市场需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工业化发展中期,城市居民的整体收入大幅提升,整个城市以发展特色轻重工业为重点,这一时期,第二产业增加,因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增加使第三产业也会相应增加,同时第一产业会明显下降。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这个时期,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提高了农业产量,但由于第二、第三产业的高速增长,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份额也会有所下降。
当城市发展到工业化末期,其显著特征是个人可支配收入快速增加,随着地区财富的增加,基础设施的完善,城市第二产业开始转向高附加值的新技术产品,一些传统的工业转出本地区、转入其他地区发展。而第三产业随着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已开始脱离工业化束缚,并独立发展新兴产业,如金融业、电信业等。同时一些传统的服务业靠着地区经济的发展也焕发出新的活力。而随着地区财富的增加,地价不断上升,第一产业的生产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它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
从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来看,长三角地区同时存在着三类城市:
第一类是制造业与服务业共同推动城市经济的增长。这类城市人均收入较高,且城市间收入差距不大。如上海、苏州、杭州等,生产性服务业已初具规模,对本地区制造业的服务渐趋饱和,服务的对象开始向周边扩展。
第二类是单纯依靠制造业推动经济增长。该类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依所发展的制造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不同变化很大,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如南京、绍兴等。其制造业已初具规模,急需相关服务业的配套支持,服务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较适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第三类是农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占有较大比重,但制造业的比重也有上升趋势。这类城市处于工业化初期,如南通、镇江、舟山等,它们始终在重点发展第一产业。随着近年来长三角经济的发展,这些城市靠着周边地区的带动,也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缓慢。
三、长三角地区城市协作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上海的服务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导致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发展趋缓
(单位:%)
资料来源:《2002上海统计年鉴》、《2003江苏统计年鉴》。
从表2中可见,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10年间上海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高技术的生产性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有所下降,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等传统服务业的比重有所上升,而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教育文艺广播电视服务业等传统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则大致保持不变;江苏省和浙江省,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有所下降,社会服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教育文艺广播电视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大致保持不变。可以发现,长三角两省一市第三产业的结构呈现大致趋同的形势,同质竞争问题突出。
另外,上海与周边地区相比,高新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不具有足够的比较优势,从对表2的分析可以看出,上海与周边地区服务业的发展趋势相同,上海现代服务业的某些比较优势很容易被周边地区模仿甚至分享,使周边地区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与上海相抗衡的局面。以房地产市场为例,近年来上海房地产市场膨胀迅速,导致地价急剧上涨,致使在上海投资成本和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上海这种生产性服务业成本的上升给周边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预留了发展空间。借助当地制造业的需求推动,通过降低成本和价格,江浙两省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十分迅速。相反,失去了本地区制造业需求的支撑,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很难通过业务规模的扩张来降低成本与价格,服务的质量和竞争能力也就难以提高,致使上海第三产业发展近几年停滞不前。
整体上,长三角地区的金融保险、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具有技术人才优势的行业都在走下坡路,而房地产、社会服务业等低成本、低技术、无优势的生产性服务业却有明显的增加,这无疑形成了恶性竞争。特别是作为中国对外窗口的上海,其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比例有所下降,上海放弃了自己的地理优势,而在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等行业与外地省市展开了竞争。
(二)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服务业的分工协作体系不完善
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一个整体,各地区应结合自身优势发展服务产业。从要素供给中的劳动力因素来看,长三角不同地区的劳动力素质、工资水平有很大差异。据资料显示,上海历年的在校大学生人数均低于江苏省,但是江苏省地域面积是上海的十几倍,因此,上海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口比例较高,在高素质人才上具有比较优势。而整个长三角的历年在校研究生比例上海始终处于第一位。因此,上海比江苏省和浙江省更具有人才优势来发展科学研究、金融保险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技术含量高的行业。从人均收入方面,上海的人均收入水平高于江浙两省。近年来上海人均GDP均高于江浙两省,其原因在于上海拥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江浙两省。同时江浙两省的人均收入明显低于上海,这更有利于上海吸引高素质劳动者,而江浙两省则在低素质劳动力资源上具有比较优势,当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所需的劳动力素质不是很高时,在江浙两省发展会更好。
劳动力是一种质量参差不齐的要素,服务业发展所需劳动力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高素质劳动力,拥有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适合从事管理设计等复杂劳动。另一类是低素质劳动力,其学历较低,适合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
对于长三角地区服务业整体的发展来说,区域间分工的深化是服务业高层次发展的必要条件。从长三角城市群来看,由于工业发展水平的滞后,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滞后,无法满足企业对中间服务的需求,从而直接制约了长三角地区在全国率先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式发展。上海作为长三角的中心城市,不仅自身作用没能完全发挥,同时还在某些领域与周边城市争抢制造业项目,造成区域内的恶性竞争,阻碍城市群整体经济的发展水平;江浙两省无法与上海在第三产业形成互补,并得到来自上海高品质、高附加值的服务,但同时又在传统的低素质服务行业内形成激烈竞争,其结果是:江、浙、沪三地均难以形成第三产业区域发展的最优路径。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专业化基础上的区域产业分工与协作不仅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外部的协作上,还体现在不同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的协作上。城市之间的协作与分工分为两个层次,即上下级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同级城市之间的分工,长三角服务业的发展要产生网络效应和集聚效应,就必须在城市之间进行合理分工,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扶持的格局。
发展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在地区之间实行有序分工、协作管理和政府之间的相互配合是必然、最优的选择。各地政府应通过相互间的政策博弈,找出各自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着眼点,在服务产业的政策方面打破各地区的行政壁垒,形成最有效的产业发展模式;对于中小型城市,政府的支持力度直接决定着服务业的未来发展方向,而在巨型、大型城市,政府对服务业从各种政策上的支持与干预,也将直接决定着服务业的发展前景。
近年来上海市政府以发展会展、金融、贸易、航运等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服务业的市场机制不够健全、上海周边地区在发展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整个长三角地区服务业的有效发展),这导致周边地区与上海市在现代服务业发展上的恶性竞争。解决以上问题的思路:
第一,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虽然由于大量的政府干预而导致垄断从而限制了产业的发展,但其发展却也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关键是要通过对这些垄断企业在政策上的限制来进行控制,进一步对国内、国际市场开放,如可以允许某些外国企业进入上海市场与这些企业形成竞争,或者通过招标的方式对这些企业的经营权进行竞标。另外,还应加大这些企业的透明度,定期公布其财务报表,对这些企业实行有效地市场监督。
第二,加强上海与周边省市政府的联动职能。各地区之间的合作应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虽然短期的合作可能会导致某些地区在经济利益上的损失,但长期合作的利益必将超过竞争的损失,通过上海与周边地区在利益上的博弈,最终会达成各地区共同的收益。因此,关键问题在于解决短期利益的协调问题。不可忽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暂时下滑会影响地方政绩,很可能会导致地区之间对合作的排斥,但通过获益地区与顺势地区之间的相互妥协是可以很好解决的。
第三,对于上下级城市之间的分工,上海和周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协作关系是关键。因为在地理位置、人口素质、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上海作为中心城市,有着周边城市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也决定了周边地区与上海服务业发展上存在差距。因此,上海服务业发展必须首先着眼于三个方面:(1)应大力发展具有本地区优势的生产性服务业,与上海的发展目标、产业基础结合起来,通过提高产品附加值与技术含量来提升制造业能级,努力使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研发、创新和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完成从工厂的积聚到世界级工业管理服务中心的跨越,强化综合服务功能和辐射功能,在资本市场、外贸通关、高新技术和交通枢纽等方面为整个长三角区域提供高效方便的服务。(2)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必须加快其对周边地区辐射效应的发挥,在尽量不与周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生竞争的前提下,尽快提升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特色并拓宽发展空间。目前,长三角许多城市都在模仿上海发展自己的生产性服务业,这不但与自身基础不符,从而影响本地区经济发展,还会导致整个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的恶性竞争。(3)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对外窗口型城市,随着中国加入WTO的逐步深入,外资流入已经使上海服务业的发展逐步从传统服务业向新型的生产性服务业转向,通过服务业能级的提升以及上海的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以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化来推动上海服务业的整体发展。依靠上海独特的地理优势,进一步巩固上海中国贸易中心的地位,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金融、保险等产业,对上海服务业的发展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整个长三角地区逐渐成为了世界又一大制造中心,但是就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来看各城市却参差不齐。长三角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制造业需要服务业的支撑,服务业靠制造业“养活”。长三角各城市之间的服务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海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最高,但却离不开周边地区服务业的支撑,而周边地区服务业的发展也对上海有一定的依赖。两省一市之间的分工协作会有效地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错位分工,工业化,比较优势
参考文献
[1]上海产业地图编委会.上海产业地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朱华晟.浙江产业群——产业网络与发展动力[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3]杨公朴.产业结构:上海的抉择与优化[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4]裴?.长江三角洲产业分工与整合[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5]张兆安.大都市圈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兼论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M].2006.
[6]万斌,杨建华.2005年中国长三角区域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7]郑吉昌,夏晴.服务业服务贸易与区域竞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产业协作 篇9
国内外关于农业产业链纵向协作的研究成果丰富,特别是对农户选择纵向协作模式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从种植业、林业到畜牧业、从农户视角到企业视角、从普通农产品到高附加值农产品、从理论探讨到应用研究、从定性分析到定性与定量结合分析等均有覆盖,为开展在农业产业链纵向协作领域的学术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Hobbs[1]根据英国苏格兰东北部100户肉牛养殖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交易成本对纵向协作的影响。江波和吴秀敏[2]认为产业链管理的战略目的是建立整体优势的纵向协作,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的频率均影响农户对纵向协作形式的选择,其中资产专用性影响最大。周曙东和戴迎春[3]以江苏省生猪产业为例,对养殖户采用合同生产方式的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孙艳华[4]通过分析江苏省431户养殖户调查数据发现,当假定农户可以自由选择垂直协作形式时,其生产合同形式选择意愿最高,其次是合作社。户主自主权、卖鸡次数、家庭纯收入、与鸡贩子关系等因素对养鸡户选择生产合同和合作社模式具有负影响,养殖规模、专门养鸡人数、卖鸡难度、非农收入、与贷款者关系、风险态度等对生产合同和合作社选择具有正影响。应瑞瑶和王渝[5]、姚文和祁春节[6]分别论证了交易成本对养猪户和茶农垂直协作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唐琼琼[7]的研究表明,影响菇农选择协作方式的主要因素是生产经营特征和交易特征,包括销售难易、省内市场了解度、销售价格公平度、运输困难度以及货款结算方式。乔娟和宁攸凉[8]将交易成本划分为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监测成本,通过建立多元Logit模型论证,结果表明节约交易成本是养猪场户选择紧密契约的重要诱因。程燕[9]研究中国啤酒大麦产业纵向协作,Logit模型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家庭务农人数、啤麦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啤麦播种面积、价格有保证、付款有保证、收购者声誉七个因素对麦农与麦芽企业的纵向协作意愿是显著的正影响,而来自收购商的信息对农户与企业的纵向协作意愿有显著的负影响。吴学兵等[10]研究结果表明,养殖规模、户主身份及风险偏好、对疾病防控的难易程度、是否拥有固定关系客户、市场价格波动程度及户主对市场信息掌握程度等因素显著影响养猪场(户)纵向协作形式选择。应瑞瑶等[11]、刘增金等[12]运用纵向协作理论分别对农户清洁生产关键点、生猪养殖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意愿等进行了研究。就羊绒产业而言,运用纵向协作理论工具对羊绒产业进行系统研究目前还处空白阶段。由此可见,对我国羊绒产业链纵向协作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探讨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因此,本文基于纵向协作理论假说,利用内蒙古、山西96户农牧户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牧户产业链纵向协作模式,探讨其选择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影响农牧户纵向协作模式选择意愿的因素,旨在为促进羊绒产业链发展和纵向协作程度的政策制定提供相关理论参考依据。
1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1.1 理论模型
从经济学角度看,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农牧户追求的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期望效用最大化。因此,农牧户选择某种垂直协作模式主要取决于他选择该种模式得到的期望效用与其他模式能得到的期望效用的比较。只有选择的该种纵向协作模式的期望效用高于其他垂直协作模式的期望效用时,农牧户才会选择该种垂直协作模式。
农牧户面临k种纵向协作模式选择时,第i个农牧户选择第j种纵向协作模式时获得的效用可以表示为:
如果农牧户选择了模式j,那么有理由认定其获得的效用高于其他任何选择。因此,可以从概率意义上研究不同选择的效用比较,即确定选项j对应的效用大于其他选项对应的效用的可能性:
与其他纵向协作模式相比,农牧户是否选择该种纵向协作模式的期望效用受农牧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及交易成本特征等因素影响。
1.2 研究假说
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经济理论基础,结合中国羊绒产业链纵向协作模式,针对影响农牧户纵向协作模式选择意愿的因素,主要有6个方面。
1)个人特征对绒山羊养殖户纵向协作模式选择意愿有影响。郭红东和蒋文华[13]的研究证实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农户参与合同生产等纵向协作模式具有显著性影响。本文选择户主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两个指标进行分析。养殖户年龄越大,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越低,参与合作社、合同等新型纵向协作模式的可能性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合作社、协会、书面合同等的认知度越高,选择合作社、合同等紧密型纵向协作模式的可能性越大。
2)风险特征对绒山羊养殖户纵向协作模式选择意愿有影响。Kliebenstein和Lawrence[14]研究证实农户使用合同型纵向协作模式的主要目的在于减少风险。可见,农户的风险承受能力也会影响纵向模式的选择意愿。厌恶风险的农牧户风险承受能力最低,偏好风险的农牧户风险承受能力最高。风险承受能力越高,越有可能选择风险较大的市场交易模式。
3)家庭特征对绒山羊养殖户纵向协作模式选择意愿有影响。Duval和Biere[15]研究结果显示,农业收入、非农就业显著影响了小麦生产者选择合同生产的行为。本文选择家庭特征变量中的家庭纯收入和兼业化程度两个指标来分析。家庭纯收入较高农牧户,风险承受力较强,因此,选择风险较大的市场交易模式的概率较大。同理,兼业化程度越高,选择市场交易的概率越大。
4)生产经营特征对绒山羊养殖户纵向协作模式选择意愿有影响。根据周曙东和戴迎春[3]的研究,养殖规模对生猪养殖户垂直协作形式选择具有正向影响。一般来说,在相同资源禀赋的条件下,养殖规模越大,固定资产投资越多,面临的风险越高,农牧户越倾向于选择能够规避风险的产业链纵向协作模式。此外,随着养殖年限的增加,农牧户养殖经验越丰富,应对生产经营风险的能力更强大,因此,市场交易模式的选择概率更大。
5)交易成本特征对绒山羊养殖户纵向协作模式选择意愿有影响。国外学者Hobbs[1]相关研究表明,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交易前的信息成本、交易中的协商谈判成本和交易后的监督成本等。信息成本越高,农牧户越倾向于选择信息不对称性越弱的合作社、合同型纵向协作模式;协商谈判成本越高,农牧户越倾向于无需讨价还价的合同型纵向协作模式;监督成本越高,农牧户越倾向于选择付款及时有保证的纵向协作模式。
6)人际关系特征对绒山羊养殖户纵向协作模式选择意愿有影响。孙艳华[4]的研究结果表明,与鸡贩子的关系和贷款者的关系对农户垂直协作选择医院影响显著,吴学兵等[10]的研究也显示,是否拥有固定关系客户显著影响养殖场(户)纵向协作形式选择。考虑到农牧户间的协作效应(如农牧户为了节约交易成本,有可能把羊绒直接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或熟悉的羊绒商贩等),农牧户对收购商贩是熟人或亲戚的重视程度也有可能影响到农牧户纵向协作模式的选择意愿。家庭成员中有人担任过或正在担任村或村以上干部与普通农户相比,更容易获得有关政府扶持政策等方面的信息,且具有更大的人际关系优势,从而影响到农牧户羊绒产业链纵向协作模式的选择意愿。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农牧户数据来自国家绒毛用羊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团队2014年对内蒙古和山西绒山羊养殖农牧户进行的问卷调查。内蒙古和山西是我国主要的羊绒产区,其中内蒙古是我国最大羊绒主产区,2013年两省区羊绒产量分别达到7 901t和787.20 t,两省区的羊绒总产量占全国羊绒总产量的47.96%,仅内蒙古羊绒产量就占全国羊绒总产量的43.62%。山西省地处太行山脉,以山区居多,适宜养殖绒山羊,近年来,该省绒山羊产业发展较快。因此,被调查省区羊绒产业发展情况能够代表目前中国羊绒产业的基本情况。
为了客观地反映被调查省区羊绒产业现状,在每个省区选择绒山羊养殖较为集中的县(旗),具体包括内蒙古的鄂托克前旗和鄂托克旗、山西的隰县和兴县,在每个县(旗)选取2个乡(镇、苏木),每个乡选取1-2个村(嘎查),在每个村(嘎查)根据绒山羊养殖情况选取样本农牧户15户。调研过程中,采用逐一入户调查的方式,受访农牧户都是户主,因而调查结果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信度。本次调研合计回收101份调查问卷,剔除纵向协作意愿不明确的5份问卷,有效样本率为95.05%。
2.2 模型构建
当解释变量是离散的,对于三级及以上类别且类别之间无序次关系的,可以用多元Logistic模型[16]。因此,本研究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来分析农牧户纵向协作模式选择意愿影响因素。其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Pij表示第i个农牧户选择j种垂直协作方式的概率。xi与βj均为k+1维向量,即:
根据农业产业链纵向协作模式发展实际,本研究只考察农牧户面对三种纵向协作模式(市场交易、合作社、契约协议)选择其一的概率,分别用Pia,Pib,Pic表示,并分析影响因素。
为消除模型中的不确定性,本研究以“市场交易”为参照系,将选择市场交易的概率作为对照选择,进行标准化,即令βj=(0,0,0,…,0),则:
从性质上看,最大似然法能够保证得到具有一致性的参数估计结果及其统计量,因而是更为可取的模型估计方法[17]。故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可以找出影响系数的方向和程度。
本研究运用Stata12.0统计分析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处理。
2.3 变量确定
已有相关研究表明,影响农牧户纵向协作模式选择意愿的因素有很多,本研究根据前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主要从个人特征、风险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交易成本特征、人际关系特征等角度来确定可能影响农牧户纵向协作模式选择意愿的解释变量(表1)。
3 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纵向协作模式中选择意愿最高的是书面合同模式,有34.65%的农牧户认为与加工企业建立纵向协作关系有利于确保羊绒销源、稳定羊绒收入,因此他们愿意选择与加工企业签订书面合同的方式销售羊绒(表2)。位居第二的是合作社模式,29.70%的农牧户有意愿选择该纵向协作模式。农牧户表示自己个体的养殖规模不大且资金实力较弱,选择合作社模式参与纵向协作,有利于将分散的小规模养殖集中起来,提高组织化程度和集体议价能力。此外,合作社还能为个人贷款提供信贷担保。虽然目前市场交易模式仍是中国羊绒产业链纵向协作最主要的模式,但农牧户的选择意愿并不强烈,农牧户比例仅为13.86%。这可能是由于市场交易模式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羊绒贸易商压级压价现象较为普遍,而农牧户获取羊绒市场信息的能力较弱,因此在交易中处于弱势,收益无法保障。还有4.95%的农牧户没有特定的选择意愿,具体采取哪一种模式要视实际情况中给出的价格来定。
3.2 纵向协作模式选择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从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模型1的解释变量中,年龄、养殖年限和家庭成员是否担任村干部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表3)。在模型2的解释变量中,兼业化程度、养殖年限、信息可获得性以及收购者是熟人或亲戚的重要性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
个人特征变量中年龄对农牧户选择合作社型羊绒产业链纵向协作模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于契约协议模式的选择没有影响。模型1的结果表明,年龄在10%置信水平下显著,作用方向为负向影响,与预期结果方向一致。即相对于市场交易模式,户主年龄越大,选择参与合作社模式的可能性越低。这可能是因为养殖户年龄越大,养殖观念越传统守旧,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越低,因此参与合作社型纵向协作模式的可能性越小。而年龄对于契约协议模式的选择意愿没有影响,但从作用方向看,也呈负向影响。
家庭特征中兼业化程度对农牧户选择契约协议型羊绒产业链纵向协作模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于合作社模式的选择没有影响。模型2的估计显示,兼业化程度的变量通过10%置信水平,其系数为负,与理论预测的影响方向吻合。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农牧户兼业化程度越高,农牧户选择契约协议模式的可能性越小。这可能是因为农牧户兼业化程度越高,风险承受力较强,因此,选择风险较大的市场交易模式的概率较大。
生产经营特征中养殖年限对农牧户选择纵向协作模式有显著地负向影响。模型1的估计结果显示,养殖年限变量通过了10%置信水平的检验,系数为负,与理论预期一致。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养殖年限变量通过了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影响方向也与预期一致,对农牧户选择契约协议具有负向影响。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农牧户绒山羊养殖年限越长,选择合作社模式或契约协议模式的可能性越小。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养殖年限越长,农牧户年龄越大,养殖观念越保守,因此,采用合作社或契约协议等新型纵向协作模式可能性就越小。
注:***、**、*分别表示1%、5%、10%的置信水平。
交易成本特征中信息可获得性对农牧户选择契约协议型羊绒产业链纵向协作模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于合作社模式的选择没有影响。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信息可获得性变量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负。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农牧户获取羊绒价格及其市场供求信息越容易,农牧户选择契约协议模式的可能性越小。这与理论预期的影响方向相符。这主要是因为,农牧户获取羊绒价格及其市场供求信息越容易,信息搜寻成本越低,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可知,农牧户选择交易自由的市场交易模式的概率越大。
人际关系特征中家庭成员是否担任村干部对农牧户选择合作社型羊绒产业链纵向协作模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契约协议模式的选择没有影响;收购者是熟人或亲戚的重要性对农牧户选择契约协议型羊绒产业链纵向协作模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合作社模式的选择没有影响。模型1结果表明,变量“家庭成员是否担任村干部”通过显著性检验统计量在5%的水平,其系数为正,与理论预测的影响方向相一致。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家庭成员中有人担任过或者正在担任村或村以上干部的农牧户更倾向于选择合作社模式。这可能是因为,合作社一般由村委会带头或养殖大户带动成立,家庭成员中有人担任过或者正在担任村或村以上干部的农牧户与没有人担任村干部的农牧户相比,和村委会或养殖大户关系更为熟络,人际资源掌握更丰富,因此,参与合作社模式的可能性更高。模型2结果表明,变量“收购者是熟人或亲戚重要性”在统计量5%的水平下显著,其影响方向为正,同理论预期相一致。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认为收购者是熟人或亲戚越重要的农牧户,选择契约协议模式的可能性越高。对此可能的解释是,收购者是熟人或亲戚,契约协议履约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农牧户认为收购者是熟人或亲戚越重要,选择契约协议模式概率越高。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书面合同模式是目前农牧户选择意愿最高的一种纵向协作模式,有34.65%的农牧户愿意选择与加工企业签订书面合同的方式销售羊绒。位居第二的是合作社模式,29.70%的农牧户有愿意选择此模式。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年龄、养殖年限对农牧户选择合作社模式有负向显著影响,家庭成员是否担任村干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兼业化程度、养殖年限、信息可获得性对选择契约协议模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收购者是熟人或亲戚的重要性对选择契约协议模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结合中国羊绒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促进羊绒产业链发展,一方面要加强绒山羊养殖户与羊绒加工企业的纵向协作,促进合同型、合作社型乃至纵向一体化型等纵向协作模式的发展,逐步发展二者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要完善政府对龙头企业、合作社等产业链相关主体的扶持政策,引导农牧户选择组织效率更高的纵向协作模式。
4.2 政策建议
第一,针对农牧户对书面合同和合作社有较强的选择意愿,而实际生产中书面合同较为缺乏、合作社组织较为羸弱的问题,一方面政府应通过贷款优惠、税收减免、技术服务等支持政策,扶持合作社发展,并通过典型示范带动、经验交流探讨、参观学习效仿等方式,促其朝良性化、常态化、纵向协作紧密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支持、鼓励加工企业寻求养殖基地,根据“企业-基地-养殖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企业与养殖户纵向协作,加深加工企业与产业源头的联系。此外,针对大多数农牧户对书面合同模式较为陌生的现实,建议政府加大对书面合同型纵向协作模式在优势产区的宣传,引导农牧户参与书面合同型纵向协作。
第二,针对年龄、养殖年限对农牧户选择合作社模式,兼业化程度、养殖年限、信息可获得性对选择契约协议模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当前从事绒山羊养殖的农牧户年龄普遍偏大、受教育程度偏低,导致养殖观念较为传统落后,对合作社和契约协议纵向协作模式接受程度与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建议政府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开展专题讲座等方式逐步改变农牧户传统观念,使其通过加入合作社、协会或者与加工企业签订契约协议参与到产业链纵向协作中来。此外,目前羊绒产业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的状况,不仅增加了农牧户生产销售风险,无形中也增加了交易成本,对开展产业链纵向协作不利。政府应继续扶持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发展,鼓励养殖基础好、积极性高的农牧户创建标准化、规模化示范场,引导规模养殖场参与纵向协作。
第三,针对家庭成员是否担任村干部对农牧户选择合作社模式、收购者是熟人或亲戚的重要性对选择契约协议模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目前羊绒产区存在合作社投入力度不足、加工企业违约现象较为普遍等问题。政府应引导村委会牵头成立合作社或协会,充分发挥乡村干部的组织协调作用,逐步提高农牧户的合作意识;同时加强对加工企业、合作社违约行为的监管,制定约束其行为的相关规章制度,增加其违约风险,使其能自觉履约,强化农牧户对契约协议模式的信心。
摘要：产业链纵向协作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整链效益。目前,我国农业产业链纵向协作已经形成了市场交易模式、契约协议模式、合作社模式、纵向一体化模式等多种模式。基于纵向协作理论假说,利用内蒙古、山西养羊户调研数据,运用多元选择模型,分析农牧户产业链纵向协作模式,探讨其选择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牧户纵向协作模式选择意愿最高的是书面合同模式,所占比例为34.65%。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年龄、养殖年限对农牧户选择合作社模式有负向显著影响,家庭成员是否担任村干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兼业化程度、养殖年限、信息可获得性对选择契约协议模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收购者是熟人或亲戚的重要性对选择契约协议模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表明,年龄、养殖年限、兼业化程度、信息可获得性、家庭成员是否担任村干部以及收购者是熟人或亲戚的重要性等因素显著影响农牧户纵向协作模式选择意愿。为此,建议政府通过扶持合作社发展、鼓励加工企业养殖基地建设、加强宣传教育、引导村委会牵头成立合作社或协会以及加强对加工企业、合作社等违约行为监管等方式提高农牧户参与纵向协作的积极性。
产业协作 篇10
2013年8月7日, 全国汽车及机床行业企业科协工作交流会在吉林召开。
会议以“促进产业链技术协作、振兴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题, 借助企业科协工作平台, 意在推进跨行业、上下游企业间技术交流, 探索产业链协作、产学研服务机制。
会议邀请汽车、机床、机车等行业企业代表, 来自中国一汽、中国重汽、秦川机械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南车等20余家企业技术研发、企业科协的4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中国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主办, 中国一汽科协承办, 吉林省科技咨询部协办。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勤同志出席会议, 结合党的群众性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就中国科协服务企业创新工作做了重要讲话。他说, 党和国家对中国科协提出“六个哪里”的工作要求, 面对企业科技发展的切实需要, 面对科技工作者成才的迫切需求, 要坚持科协工作贴近企业科技创新, 贴近经济效益增长, 贴近一线科技工作者成长。在新时期, 科技群团要牢记宗旨, 不负使命,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把科协工作根植于企业做大做强的过程中, 把践行“六个哪里”真正落到实处。
产业链接竭诚协作
吉林省科协主席李景涛致辞, 一汽科协秘书长田洪福主持会议与会代表。大多为企业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和一线科技人员。针对汽车产业技术的瓶颈难题, 探讨产业发展的相互需求与支撑、打造产业链协作平台的思路与建议。
中国一汽集团规划部室主任张铁刚对中国汽车市场的现状进行了细致、客观的分析, 指出中国汽车市场长期向好的趋势未变, 并提出了中国汽车市场趋向三大关键转变:由高速增长向低速平稳增长转变;由要素成本驱动向效率和创新驱动转变;用户需求升级催化汽车市场升级。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龙兴元则详细分析了中国机床行业的现状与发展。2013年上半年, 我国机床工具市场延续了2012年底的增速低位徘徊状态, 预计下半年大幅反弹的可能性不大。机床工具行业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与市场需求矛盾尚未有效缓解, 低端产能过剩, 高端能力不足。行业经济运行特点:一是趋势止跌回稳, 后市仍不明朗。从产品角度看, 中档机床有所好转, 低档产品开工严重不足, 重型机床下滑严重。二是市场需求迅速升级, 结构矛盾日益凸显。中、高档产品竞争力薄弱, 产能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失衡, 产业链不完整。三是进口大幅下跌, 反应市场变化则是需求萎缩, 外商投资热情下降, 贸易方式有所改变, 投资倾向内陆, 区域格局变动。目前, 我国机床行业面临产业调整步伐有待加快、技术能力与市场需求不相匹配、中高档机床产品市场竞争力亟待提升等问题;机床行业需要投入研发能力, 借助产业技术需求平台, 注重产品质量和品质的提升。近十几年来, 我国汽车工业已经成为机床消费的主体, 是机床工具行业最重要的用户, 约占我国机床消费总量的70%。汽车工业竞争加剧, 汽车产品更新换代周期从几十年缩短到3~5年, 高效率成为竞争的关键。机床企业将以数控机床专机化或者是以专用机床数控化来解决柔性和高效率的矛盾。
中国一汽技术中心工艺部部长孙凤池在“汽车企业发展对机床行业的需求”报告中提出, 汽车工业产业集群和技术需求, 使机床等行业、企业形成更为紧密的关联, 由此创造上下游企业间高效率的分工协作, 吸引各整车、零部件企业及其他相关企业在集群区内从事专业化生产, 促进行业社会化协作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车常州南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等代表也交流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经历、成效、难题与展望。大家认为, 汽车行业发展需要冶金、机床设备、机械装备、轻工等上游制造产业的技术支撑, 同时促进汽车零部件、维修服务等下游产业的发展;机床行业与汽车行业的发展能够互为作用力, 实现产业链各个环节有机联结, 促进企业互动成长, 实现产业链规模经济效应, 从而带动区域经济集成、有序发展。
搭台聚源实现多赢
2 0 1 3年, 中国科协企业科协工作将服务企业科技创新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密切结合。
目前, 企业科协有了新的环境和模式, 组织建设与科技、研发、一线人才结合更加紧密。如何借助企业科协工作平台, 聚集服务创新资源, 使科协工作有实效、求长效, 提升科技人员的参与度和认可度, 提升科协组织的影响力, 是各级科协组织面临的新课题。基层科协同志交流、探讨发挥行业科协组织纽带作用、推进科协基层组织的发展思路。
汽车行业企业科协联席组织已启动一年, 基层科协组织与科技部门紧密配合, 关注行业科技发展, 关注产业创新趋势;整合基层组织的工作资源, 致力于为企业创新发展服务, 为企业科技工作者成长服务, 为提升员工科学素质服务。
近年来, 中国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以行业企业科协为纽带, 创新基层组织发展形式。历经20多年, 推进汽车、机车车辆、冶金、重型机械、航空 (主机厂) 、石油化工、船舶等行业科协组织建设;借助系统集成优势, 集聚内部资源, 拓展联系渠道, 提升基层组织凝聚力, 为推动科协组织健康、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相信, 行业科协的“兄弟连”将在服务企业创新、服务科技人员宗旨下, 为基层组织建设探索一条新路, 形成工作典范。我们期待, 中国的汽车、机床等在技术创新、协作过程中, 实现自主品牌的振兴, 以壮国发展为前行旗帜, 以自主实力为创新动力, 实现“中国梦、创新梦”, 大器未晚, 恒久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