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文化

心态文化（精选11篇）

心态文化 篇1

多年来笔者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从天然资质讲, 不亚于世界上的任何民族, 因此我们曾经创造了世界先进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 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差不多从明代中期起的这五六百年来, 我们却衰落了!而恰恰从这一时期起, 世界上另一个文明古国所在地的欧洲却从中世纪的委顿中重新崛起, 走到我们前头去了!这是什么原因?笔者认为这跟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 至少跟我们的文化心态有关。现仅以我们传统的建筑文化为例, 讲点个人的看法——也算一种文化反思吧。

纵向承袭的惯性思维

我们的木构建筑达到辉煌程度至少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那“覆压三百里”的阿房宫可资证明。在这漫长的过程中, 从形式到风格都只是单一的发展, 没有发生过质的变化。而欧洲人的石构建筑, 仅自古希腊罗马起, 其风格上的更新换代至少在一打以上:古希腊风格、古罗马风格、拜占庭风格、罗曼风格、哥特风格、文艺复兴风格、矫饰风格、巴洛克风格、洛可可风格、古典主义风格、浪漫主义风格、新古典主义风格、折中主义风格、青年风格、现代主义风格、“后现代”风格, 也许还可以加上俄罗斯风格。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之一, 恐怕是我们习惯于承袭思维, 总爱向前人看齐:以前人的水平为坐标, 一味以前人的成就为荣耀、为自满。鲁迅笔下的阿Q, 是根据我国衰落时期国民文化心理的普遍特征而概括和塑造出来的生动而典型的形象。每当阿Q意识到别人瞧不起自己时, 他就搬出这句口头禅:“我祖上比你阔多啦!”而欧洲人就不是这样, 他们不管前人有多大成就, 也不高山仰止, 以此为满足, 而是敢于向前人挑战, 设法超越他们, 努力向前探索。正如鲁迅当年所概括的:我们中国人总习惯于“摸前有”, 而西方人则善于“探未知”。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不断推陈出新, 向前跨越;一个则着重在前人基础上渐进发展, 少有革新。

技术传授方式的落后性

早在公元3世纪, 古罗马就有了建筑工程技术学校, 开始以集群和规模方式培养人才;而我国历代的人才培养主要是通过师徒相授或家族传授的途径, 其狭隘性与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没有横向联系, 缺乏信息交流;容易坐井观天, 难有竞争雄心;看不到差距, 少有抱负;即便是恩师, 最后还要留一手“绝招”, 以防后生抢了自己的饭碗。在这种封闭条件下, 很难出得了大人才。即使是天才, 恐怕也难成气候。因为他视野狭小, 心理封闭, 很难获得奇想的灵感, 即使获得这种灵感, 他也很难拿出推陈出新的勇气, 因为师傅一般不让他越雷池半步, 更不愿看到他超越自己。为什么我国的建筑艺术和建筑风格始终不能更新换代, 而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作渐进式的改进和提高?我想这与我们的人才培养方式有很大关系。

此外, 师傅教给徒弟的除了纯技术知识, 一般没有相关的科学常识和基础理论知识, 这样学出来的徒弟只能算是个懂技术的匠人, 而不可能是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或建筑艺术家, 事实上多半都是文盲!我国历史上的人才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培养官僚的制度, 即所谓“学而优则仕”, 只有走仕途, 才能有出息, 有前途。学技术到头来还是个体力劳动者、是匠人、是“工匠”, 而不是建筑工程师或建筑艺术家。无怪乎, 我国的老百姓, 哪怕有大专文化水平的老百姓, 恐怕没有几个说得出两个以上的我国古代建筑师或工匠的名字。不难想象, 这种教育制度决定了我国建筑学的命运。它使我国的建筑的形式和风格长期停留在单一的局面, 形成所谓“2000年一贯制”的“超稳定结构” (建筑学家陈志华语) 。所幸这种形式的木构建筑只存在于东亚少数几个国家, 没有很多的横向比较和竞争, 以致我们依然能保持“一枝独秀”。

忽视建筑的艺术属性

建筑美学的基本特征表现在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毅力和所投入的智慧的总量而言, 我们是不如西方人的。这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

从建筑物所投入的时间和力量来看, 我们的大型建筑在古代一般只花几年、十几年, 而人家一般需花几十年, 甚至几百年!其中有名的如圣·彼得大教堂前后花了121年, 巴黎圣母院经历了139年, 科隆大教堂甚至断断续续搞了600余年!高迪设计的巴塞罗那圣家族教堂从1883年就开始了, 至今尚未完工。最具可比性的是北京西客站和柏林火车站, 二者都号称本洲之最, 但我们仅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 而柏林火车站以德国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 却整整用了11年。我想这一现象除了质量意识的悬殊之外, 显然还包含着艺术意识乃至人文观念的差异问题。

从建筑师的地位与影响来看, 我们的古代建筑师被载入史册的很少很少, 能被老百姓叫出名字来的更少。而欧洲的老百姓, 谁不知道米开朗琪罗、贝尔尼尼、辛克尔、赖特、格罗皮乌斯……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我国自己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被单独列为词条的中国建筑师一共只有16名, 其中古代的占8名。这8名中, 只有1名有生卒年, 2名只有生年, 而不知他们的卒年。可这两人分别是我国重要建筑理论著作《营造法式》和《木经》的作者。更有甚者, 另5名生卒年都不详。这与同一部辞书收录的中国其他文艺门类的人物词条相比, 真是天渊之别。

从统治者的意向来看, 从来都是强调功能而忽视艺术。尤其在古代, 有的帝王还提倡过“卑宫菲食”、“茅茨不剪”。统治者也愿意节俭, 当然不是坏事, 但这种重“善”轻“美”的倾向对于建筑的发展却不是好事。当时的思想家也不例外, 例如墨子, 他认为建筑只要做到挡风避雨、隔离男女就行了。孔子呢?他教授的“六艺”中就不包括建筑。我国的帝王们为了权力和享受需要宏大的宫殿或豪华的园林, 但对建筑本身, 几乎没有人表现出过特别的兴趣, 不像外国的君主们常常以建筑为尚、为荣。3000年前古埃及拉伽什国王亲自顶砖参加奠基;看一下前23世古第亚国王的雕像, 他的膝盖上放着一张建筑设计图, 说明建筑在他的心目中有着何等的地位!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曾自豪地说:“我得到的是砖头的罗马, 留下的是大理石的罗马。”至于法国凡尔赛宫的首建者路易十四对于艺术的爱好, 特别是对建筑的追求更是殚精竭虑。

大凡西方国家的帝王们, 在他们当朝时期, 往往要请他认为当代最杰出的建筑师为他留下一座甚至几座建筑纪念碑或艺术陈列馆。这个传统直到20世纪下半叶还被法国乃至巴西的某些总统沿袭着。相比之下, 我们的古代帝王们在这方面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统治者的这种倾向势必要影响到他们的子民, 无怪乎直到现在我们的建筑师队伍中还有人顽强地否认建筑的艺术属性。

文化成长需要从容心态 篇2

从哲学角度讲，“从容”是人的主体意识、意志品质与人生境界的综合表征：作为一种清醒的主体自我意识，从容是一种豁达、进取、自由的心态，做到为人处世不急不躁、张弛有度，坚持不懈；作为一种意志品质与人生操守，从容意味着不被形形色色的“欲望”和“身外之物”所束缚，保持自我的人格独立，葆有一颗平常心；而从容作为一种人生境界，体现了人的气定神闲的自守、达观与超然。正所谓“兰秀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立德，不为窘困而改节”。

今天，从容作为一种悠然、宽缓的生活态度，已然成为一种稀缺的东西且离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究其原因，与我们快速发展的生活节奏不无关系。中国速度催生了我们生活的快节奏，我们在有意无意间做着压缩时间的工作：“快”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变的节奏——饮食“快餐化”了，娱乐“快餐化”了，阅读“快餐化”了……“快”似乎成了一种躲避不开的生活潮流，“快”也许是每个中国人对自己生活的最真切感受。

毫无疑问，当今国人的生活节奏毫无疑问是世界最快之一了。但是“快”却赶走了“从容”，因为从容心态恰恰需要在时间中涵养和延展。据《视觉（Lens）》杂志2013年第9期刊载，当代英国著名摄影家马丁·帕尔讲他在近30年曾多次来中国拍摄，但是所“拍到的大多数照片都不怎么好”，他说，“在中国，大多数人都不自然”。读此消息也许需要我们深思——是什么夺走了我们“自然的脸庞”？生活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何时我们能找回安之若素的神情？在急功近利的氛围中，人们脸上写满了浮躁、焦虑与欲望，唯独缺少的是从容。

文化的成长与积淀需要从容。按文化哲学家卡西尔的理解，人是文化的存在，正是文化划定了人性的圆周。文化当然也是人类进步的华彩乐章。然而回视人类文明历程我们发现，真正的文化都是人在从容自信的心态下创造出来的。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诸葛亮的“躬耕南阳，不求闻达”，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林则徐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等都不失为“从容”的华章，它们既成就了仁人志士们的文化品格，也为中华文化添加了浓墨重彩。

首先，一个人修养身心，需要涵养自己的从容心态。从容是一种对“度”的把握，是人性收敛与张扬的合理平衡。从容心态要求人们要达到内心镇静而沉着地面对人生，不畏浮云遮望眼，守住自我，回到你自己，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之根。只有守住自我，才能够做到宠辱不惊，才能够过滤出生活的品质，活出生命的质量，做到“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其次，一个健康的社会，也需要以从容的心态来面对“他者”文化。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日益频繁，文化的价值冲突也在所难免，这就需要我们克服文化浮躁，以从容的心态借鉴和观照“他者”文化，真正塑造出具有全球视野和中国气派的开放、现代、大气包容的中国文化形象。正在步入现代化的中国需要从容地面对并融入世界，并在从容的氛围中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创生出富有时代特征的现代文化，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心态文化 篇3

一、认识观众布局, 把握观众心态

要客观地分析当代观众的心理, 首选必须认识当代观众群的心理布局, 笔者以为当代观众群的心理布局可以分为三大类型。即:娱乐心理型、传统心理型、先锋心理型。

(一) 娱乐心理型的观众群

他们的覆盖面最为广大, 换句话说, 就是这一批具有娱乐心理的观众决定着影剧文化市场的兴衰。

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广大观众文化意识结构相应产生变化, 人们开始对消费文化有了新的认识;现代大工业的迅速发展, 人们生活节奏进程的加快, 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想得到一种心理上和生理上的暂时解脱和轻松, 因此他们试图从影剧圈内得到一种理想主义式的梦幻般的满足。随着时代的发展, 时装表演、卡拉OK舞会、音乐茶座、体育比赛等娱乐活动的场所不断拓宽, 娱乐品种日益增多, 迫使影视市场要及时把握观众的心理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讲, 渴求娱乐心理的出现, 对于一个处于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和信息时代的观众来说, 具有一种能够焕发人们生命热情的积极性。

(二) 传统型的观众群

传统型的观众心中无不打上传统文化烙印, 面对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现象, 一些中年观众心目中的理想主义观念开始动摇。对这批受传统文化意识和理想主义激情影响多年的中老年观众群, 我们不能一味强求其改变多年形成的观赏心理和审美观念, 而去迎合今天风靡一时的“娱乐型”。而应充分认识和尊重这批观众的心理, 拍出一定数量的历史题材影片, 排练具有地方特色而又有政治意味的戏剧, 以满足和丰富这批观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目前, 一些地方影剧院结合传统型观众的心理开设的“地方戏剧专场”拥有大批中老观众, 并丰富了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 占领了影剧文化市场, 同时又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三) 先锋型的观众群

在当代观众群中, 既不属“娱乐型”, 又不属“传统型”, 这批少量的观众有超前的观赏意识, 我们称之为“先锋型”的观众群。

这一由知识分子占据大多数而组成的观众群, 他们并不只是把寻求刺激和放松当成唯一重要的快感, 这批观众具有一种强烈的超前意识。超前心理在娱乐型和传统型的艺术品中得不到相应的精神满足。影剧文化既然是以表现人的价值和满足人们的审美理想为已任, 那么, 就应充分满足这批超前意识的观众。让他们真正从“先锋型”的探索片和探索性戏剧中得到一种人生的启迪和文化昭示。80年代以来电影界崛起了第五代导演, 他们的作品有深刻地思想性和哲理性, 先锋型心理的观众把思考看作是一件大快事。

当代观众的审美心理虽然急剧变化, 但是稍作一番冷静地审视便不难看出观众心理在骚动中的相对稳定性, 即可用以下简式表示:当代观众心理=娱乐型+先锋型+传统型。只有认识观众布局, 才能把握观众的心态, 从而尽可能安排生产、放映、演出, 满足各个层次观众精神需求的文化消费的文艺作品, 也才有可能进一步搞好影院的管理, 让文化市场的杠杆在为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二、拓宽影视市场, 必须扩大和强化观众的思考和参与意识

多年来, 观众心理一直为理想型的革命激情所统帅, 这种理想型的观众心理,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和左右着大批观众的成长。但这一倾向导致我国文艺陷入概念化和公式化的桎梏中而不能自拔。这个教训在跨入新世纪之际, 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当历史跨入世纪之交之际, 在急剧变革的社会面前, 观众渴望从某种表层的说教中解脱出来, 去真正感受人生价值的重要。从前一直处于被动接受客体的观众已开始变被动为主动。他们已不仅仅满足于被动的接受影剧艺术了, 而是积极地选择、热情地评议, 近年来群众性影评、剧评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突破。

当代观众这种参与意识的强化, 虽说与当代社会中娱乐形式日趋增多有关, 但最关键的一点应归功于人们的思想解放, 以及人们审美情趣的升华。当代观众参与意识的逐渐明朗和强化, 不仅从精神上消除了人们的自我心理匮乏, 满足各个不同层次观众的审美娱乐心理, 而且还为艺术生产部门的计划、选题、风格提供了较为全面的信息, 观众的参与意识可以通过群众性评论活动反馈观众心理需求, 以便提供艺术创作和生产的决策参数。只有调动观众的参与意识才能使观众与演员的距离拉近, 才能使你的文艺作品引起观众的关注, 有观众关注的文艺作品才能拓宽文化市场, 从而达到鼓舞人、教育人、陶冶人的作用。

三、把握观众逆反心理, 繁荣影视文化市场

逆反心理是当代观众心理变化的另一重大特征。它是和参与心理同时出现的一种观众心态, 逆反心理的形成也是有其历史缘由的:

从建国初期到文革前, 文艺部门对电影的拍摄、放映, 戏剧的创作、排练等一系列过程, 都绝无相反意见出现。若有不同看法, 就必是文艺毒草, 说得一无是处, 批得体无完肤, 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竟持续了多年。在此背景下逆反心理便萌芽产生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广大观众的逆反心理伴着文艺的繁荣而开始逐步减弱了, 但并未能完全消除。由于变革中商品经济的冲击波, 又将艺术生产和文化市场从一个极端冲到另一端, 即从政治需要的传声筒变为商品经济的寄生虫。“戏不够爱来凑, 武打要上房, 爱情要上床……”艺术上无创新, 题材上没突破, 此类产品只一味追求经济效益, 甚至不择手段地搞夸大其辞的各类广告宣传, 以猎奇的情节和镜头招揽观众。这对于挣脱长期精神桎梏的当代观众来说, 无疑又是一次戏弄。难怪前些年电影圈有识之士呼吁, 要评选最差影片, 要给不负责任的创作者以经济制裁。由此可见, 当代观众忍受不了再次戏弄, 如果逆反心理在当代观众群中形成一种固定心态的话, 那势必导致文化市场日趋恶化。

那么, 作为特定历史转折时期所出现的观众逆反心理怎样才能控制和扭转呢?

第一, 尽力生产出既能满足广大观众在艺术上的审美需求, 又有商品经济中的新生文化消费观念的优秀影视剧作品。用品位较高的实例来矫正观众的逆反心理, 用鲜活的人物, 高尚的情操陶冶人, 要用有鲜明人物个性的人物, 演绎跌宕起伏的情节。

第二, 在对作品的广告宣传和评论过程中, 应本着客观公证的态度, 不应夸大其辞, 瞎捧瞎吹, 这样才有可能使当代观众中存在变态逆反心理逐步改变过来。

心态文化 篇4

《现代企业文化功能与塑造》课程则完全别开生面。该课程一改其他课程的经典套路，从概念，定义，到诊断，提炼，再到宣贯，落地，让听众在名词教条中打转转。该课程自始至终站在企业立场上，以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文化。该课程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论断，让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给人一种醍醐灌顶明目开窍的感觉。我这里总结出以下几条，共大家分享参考。

第一， 企业文化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解决问题的文化才是好文化。

第二， 明确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是要做到三个有利于。

第三， 企业文化建设存在重大偏差，90%的投入放在10%的问题上。

第四， 心态是土壤，理念是种子，文化是大树，治企先要治心，

第五， 企业文化的两面性，是佛还是魔取决于企业的心态正还是不正。

第六， 战略和文化是企业的两个基本支柱，两者缺一不可，相互配合。

第七， 企业文化建设的六项基本原则，企业文化要活化不要僵化。

第八， 企业文化的现代化特征和任务，企业要自己掌握渔的本领。

其他还有一些非常独到新颖的观点看法，可从相关文章《猫儿眼企业文化论文集》中进一步了解。该课程针对企业常见的十个问题，如形象，品牌，效率，作风，沟通，活力，竞争，决策，执行，心态等，按照从浅到深，从表到里，从外到内，从假到真，从奢到俭，从虚到实，从看到用，从易到难的层次，逐层解析了企业文化的功能。最给人印象深刻的说法，是提出了心态的问题。心态是土壤，理念是种子，文化是大树，企业文化建设不能没有土壤的综合治理，没有个人的修心养性，企业文化是空中楼阁。心态塑造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如果没有正确良好的心态，什么理念价值观都是无法深植落地的。这就抓住了为什么过去企业文化建设总是流于形式，为什么企业文化落地难，为什么企业文化遭到员工抵制的根本病根。过去的企业文化建设，都在走一条投机取巧的偷懒捷径，自然不可能有好的效果。

改善员工和老板的整体心态，要靠学习更要靠觉悟。要从塑造有文化的现代企业人做起，建立一支有知识，有能力，有担当，有修养，有胸怀，有仁义，有觉悟，有远见的核心团队。企业文化，以人为本。搞好企业管理，一要掌握方法，二要把握心态。单纯掌握方法，往往解决不了问题。先把握住心态，才能有效找到方法。很多时候，把握了心态就是掌握了方法。因为企业管理=人心管理，企业状态=员工心态。世界观正确了，方法论才能得到解决。

传统文化有助老人心态健康 篇5

六艺中“礼”为首，按照现代的诠释就是社会交际及内心自省的过程。老年人退休以后会使得交际圈变小，但和新老朋友相处相伴、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甚至参加一些社会志愿活动，会体验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夕阳无限好，享受一下闲适的生活，不再为名利所累，发挥自己的专长，让身心得到真正的释放，会让人生有一些全新的体验。

“乐”即音乐和舞蹈，距今有7000 余年的历史，到了今天，音乐的形式更是百花齐放，雅俗共赏，老年人可以选择的娱乐活动也很多，可以去公园唱歌、街头舞蹈、老年合唱和弹奏乐器。有研究发现，音乐治疗对缓解焦虑、抑郁、失眠及老年性痴呆的精神行为异常有很大的帮助。

“射”在古代即射箭、狩猎，意味着神情专注和操作技能的培养，对应的内容可以是画画、做陶艺、开展手工制作、从事园艺等一些创造性的活动。多动手、勤用脑不仅能丰富晚年生活，同时也能适当刺激神经系统的多个环节，激活和兴奋相应脑区的功能，对老年性痴呆也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御”即为驾车，意味着灵敏的躯体反应能力，包括视听觉和动作的完美协调，对应的内容可以是现代体育运动、跳舞、打太极拳等。对于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合理的有氧运动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但要注意运动量要在一定限度内，像长距离登山等剧烈活动，要在没有心脏病、高血压等严重躯体疾病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运动对预防抑郁等心理疾患也不无裨益。实验证明，运动可以缓解焦虑、抑郁情绪，而抑郁症已经被发现是导致老年性痴呆的独立危险因素。

“书”意味着语言和阅读，延伸的内容就是要博览群书，活到老，学到老，勤用脑。可以练习书法、画画、摄影及参加传统文化活动。

“数”即数字、数学，延伸为现代的技能可以是执行功能及思维分析综合能力，具体的内容可以选择下棋、玩牌、上网、理财等。人的大脑一般左侧半球侧重于语言等功能，右侧半球侧重于抽象思维及推理功能。一些有老年认知障碍的患者，受损的功能往往是执行能力和社会生活能力，所以锻炼这方面技能对预防老年人身心疾病的好处不言而喻。

周星驰电影的香港市民文化心态 篇6

周星驰电影中的香港市民侠客心态

侠源于士, 其名称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 而侠以恶犯禁”、“国平养儒侠”。《史记》中关于“侠”的记载集中在《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两篇。侠士是侠义精神的武者, 是史上反抗压迫的表率人物。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中, 侠文化已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层的心理结构中, 构成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侠文化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且具有独特价值的部分, 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生动体现。 (2) 在侠文化基础上产生的香港武侠片更是充满了高贵的理想, 在全世界广受欢迎。20世纪初期, 中国第一位功夫女星范菊华出现。1928年在上海拍摄的《火烧红莲寺》让武侠片大受欢迎。1930年秦齐安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 自制自演了很多武侠电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邵氏电影公司拍摄了大量武侠电影。70年代, 超级武打巨星李小龙横空出世。李小龙所表现出来的民族认同感, 征服了全世界诸多影迷。90年代香港新兴导演徐克、吴宇森、袁和平宣告了新武侠电影的辉煌。武侠片是具有民族性的类型片, 它是由儒道精神所构筑的影像世界。它将仁义、侠义、正义以及道的飘逸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至善至美, 并通过对男性英雄行为的塑造来获得对它的赞美和完成载道的言说。

周星驰电影却将“侠之大者”疏离成“英雄的失落”。所谓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侠之小者, 行侠仗义。名为武侠片, 则其中必定有侠者的存在。我们看看周星驰的这些电影, 找找传统的武侠片中侠者的存在。 (3) 《龙的传人》片中的父亲影射传统的英雄形象, 但儿子 (周星驰饰) 并不是一个父传子受的武打小英雄, 而是一个爱打台球的游荡小青年。影片讽刺了传统方式要求平等、尊严、不受欺凌、嫉恶如仇的英雄主义和民族主义。《国产凌凌漆》中一个用杀猪刀的肉贩子却成了“民族英雄”, 凌凌漆 (周星驰饰) 是一代著名特工, 因长期被上级弃用而沦为卖肉摊主。此时一具价值连城的恐龙骨架丢失, 是一个浑身盔甲的金枪客所为。因为线索少, 任务又危险, 究竟派谁去调查, 高层领导争执不休, 最后决定派凌凌漆去。凌凌漆抢回了恐龙骨架, 于是乎一个肉贩子成了伟大的“民族英雄”。

周星驰电影将传统香港侠义电影塑造的经典英雄气概彻底抽离。“这是符合民众情绪和需求的, 电影受众中相当的无力反抗也无心反抗的低学历阶层在周星驰的电影中很容易便找到了寄托和维护自己命运的梦境”。 (4) 《唐伯虎点秋香》中的唐伯虎 (周星驰饰) 一改传统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形象。在《唐伯虎点秋香》中, 风流才子的倜傥儒雅变成了小市民的狡黠刁赖。原本以诗文书画赢得才名的唐伯虎在片中却成了文武双全、黑白两道都混得很潇洒的“全才”, 成为智慧与美貌并存的英雄与侠义的化身。事实上, 这样的唐伯虎才是我们心目中最接近的侠, 他不冷血、他没有壮语豪言。相反, 他是个好色的侠, 他是个有才的侠, 他是个幽默的侠, 他最终还赢得了爱情。这不正是我们略带幻觉而又真实的心中豪侠吗?

《功夫》继续延续周星驰最擅长的“草根人物, 力争上游”的主题。全片结合壮观的传统武术动作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周星驰的全方位才能。《功夫》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 一个街头混混阿星 (周星驰饰) 对困顿的生活充满迷茫, 对自己前途的憧憬竟然是成为势力遍及整个城市、残忍无情的黑社会斧头帮成员。阿星试图在一个叫“猪笼城寨”的地方对居民进行敲诈。从“猪笼城寨”居民为生存而战发展到两派武术泰斗的交锋, 阿星渐渐地放弃了从前的思想和志向, 开始领悟功夫的真谛。周星驰曾说:“这个故事主要是讲一个坏人变成好人的过程。我当然就是那个坏人啦。我们以前看的电影, 尤其是喜剧片或者武打片, 大多数有明确的正邪对立, 我希望做些突破。我要一个坏人在碰到一群善良的小人物之后, 慢慢地改变阵营。” (5) 事实上, 《功夫》试图表述的是恶人力量的强大与好人无奈的惨白。在一个动荡的黑帮横行的年代, 罪恶成了绝对的统治力量, 一切都是弱肉强食, 区分善恶已经失去意义。人性中的邪恶被发展到了极致, 只有作为坏人才能够最好地生存, 好人只能是地狱边缘的惨白小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周星驰终于决定“我不要做好人, 我要做坏人”。不过, 《功夫》依然在最后告诉我们, 只有爱的力量才能解救罪恶的灵魂, 阿星最终皈依了善, 并终于练成了绝世武功。其实“绝世武功”真正的力量就来源于博大无私的爱和拥有爱的光芒善良的人民群众。

周星驰电影中的香港市民赌博心态

香港人喜欢赌博, 热爱麻雀、赌马、投注等赌博活动。 (6) 赌博在香港已经成为一种文化, 它伴随着现代香港一起成长, 成为香港一百多年发展的见证。香港人嗜赌, 于是就有了以赌为主题的电影, 导演王晶, 甚至号称“赌片导演”。香港赌片不仅产量高, 而且接近大众口味, 因此, 香港赌片也是窥探香港市民心态与香港文化的最佳途径。 (7)

香港电影中的赌片类型早就存在。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赌在香港电影中多以副题出现。通常讲述小人物意外赢得财富, 但最后又失掉的情节。如《马票狂》 (1952) 、《无端端发达》 (1953) 等, 这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意识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中的反映。至上世纪70年代, 骗财及赌博主题的电影成为最受香港市民欢迎的影片。许冠文执导的《鬼马双声》 (1974) 最能反映上世纪70年代香港的赌博心态, 是70年代赌片的代表作。至上世纪90年代, 王晶把英雄片与赌术、千术片糅合在一起, 拍摄了周润发主演的《赌神》, 在充满喜剧效果的同时也反映了香港人的心态。《赌神》成功地取得了3600多万元的首映票房成绩, 也使得赌片成为香港电影中的一个热潮。周润发的《赌神》、周星驰的《赌圣》、刘德华的《赌侠》并称赌神、赌侠及赌圣三大系列。赌神、赌侠及赌圣象征着不同的社会组群。赌侠刘德华原本出身香港底层社会, 拜赌神周润发为师, 就是为发达, 代表着香港土生土长、渴求发达的年青一代。赌圣周星驰由内地来香港, 代表的是欲求发达, 但又因赌术不时失灵而常引人发笑的新移民。《赌圣》中的大陆仔阿星 (周星驰饰) 乃中国特异功能大师张宝胜的弟子, 申请来港与三叔团聚。阿星投靠三叔后, 被发现有特异功能, 如用在赌博方面不失为一条发财之路。三叔教导阿星要以赌神为偶像, 将赌发扬光大成为新一代的赌圣。电影是梦想的艺术。周星驰正是通过一个个梦幻的制造, 让观众不停地放飞梦想, 充满着忧郁与前景。《赌圣》中周星驰用自己的方式编织着一夜暴富的美梦, 这无疑也是香港人的梦。

周星驰电影中的香港饮食文化

香港是一个多种文化并存的社会。香港文化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殊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西方现代文化的渗透同时进行。香港表层文化有许多现代社会的文化内容, 其深层文化仍然具有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 为后现代文化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培育出了发达的市民文化, 谐趣、色情、花边新闻、名人逸事、侦探武打等文化产品被市民广泛地消费。香港文化具有虚无的历史感, 由于历史原因, 香港文化呈现出无根性和漂泊感。这种内心深处的孤独寂寞以及寻找精神归属和文化皈依的渴望成为香港都市文化的特点。

香港饮食文化相当著名。香港饮食文化是东方文化及西方文化交会的结果, 香港被誉为“美食天堂”。其中以茶餐厅和大排档为地道饮食文化的代表。 (8) 在香港的文化发展中, 饮食占有重要而有趣的一环。大排档等街头食档, 老字号食肆以及各类地道酱油、饼食及特色食品, 都成为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足以反映香港人饮食态度及生活的转变。香港电影有很多反映中国饮食文化的, 著名的有《饮食男女》、《食神》、《满汉全席》等, 这些电影都可以称作是经典电影。香港电影中的饮食文化投射出香港人“西式中化的文化身份认同, 即表面西化, 但内里却又隐藏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9) 表现出其特有的“混杂性” (hybridist) 和“边缘性” (marginality) 。

周星驰《功夫》剧照

《食神》是周星驰创建的星辉有限公司的开山作, 影片讲述在香港有“食神”美誉的Steven Chow (周星驰饰) 卧薪尝胆, 苦练厨艺, 在烹饪大赛上力挫强敌的故事。该片拍得夸张搞笑, 令人耳目一新, 名列1996年度香港十大卖座片亚军。这部周星驰自导自演的电影和《满汉全席》一样, 同是展现我国美食文化的喜剧片。《食神》并没有过多着墨于做菜的方法, 而是食神的传奇经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食神》是一部具有商业启示的影片。因为Steven Chow没有遵守市场经济中最简单的一条原则——“诚信”, 他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从《食神》中还可以学到一些做人的道理。Steven Chow被世人高高地奉为“食神”, 却违背了自己宣扬的“用心”准则, 极端地追求金钱, 而在最后还是重新发现了自我。“只要用心, 人人都是食神。”这是做事成功与否的标准, 可结果并不重要, 只要用心去做, 那就是超越了自己, 超越了世俗的偏见, 也超越了成功。

结语

周星驰电影的成功与香港主题文化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周星驰“无厘头”电影与香港文化一脉相承。与其说香港人选择了周星驰, 不如说香港人选择了自己。

周星驰是香港电影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这一点可以用电影票房来说明, 在香港电影票房排名前十位中, 周星驰一人独占六席。他的存在无疑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无厘头”文化是香港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以周星驰为代表的次文化, 并长期主导着香港的娱乐文化。“无厘头”文化透过香港喜剧影视作品的流行而发展, 并被华语地区广泛接受。所以, “无厘头”文化无疑反映了港人的文化心态。周星驰电影的成功与香港市民文化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 可以说没有香港电影市民文化的大环境就不会有周星驰电影。

注释

1 蔡洪声、宋家玲、刘桂清:《香港电影80年》,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年版。

2 龚鹏程:《侠的精神文化史论》,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年版。

3 唐仁跃:《“无厘头”与“陌生化”---试论周星驰电影的“间隔效果”》, 《电影文学》, 2005 (11) 。

4 陈蒙:《“谜化”的承继与建构---解读周星驰的电影文化》, 《新闻大学》, 2003 (3) 。

5 师永刚、刘琼雄:《周星驰映画》,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6年版。

6 鲁言:《香港赌博史》, 香港:广角镜出版社, 1978年版。

7 窦欣平:《周星驰外传》,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年版。

8 朱家昆:《闲话香港电影》,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8年版。

心态文化 篇7

一、网络文化及其与社会心态的关系

1. 网络文化的内涵。网络文化是伴随计算机的发展和普及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崭新而又特殊的文化现象。多数学者认为网络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文化是指包括借助计算机所从事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活动在内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 狭义的网络文化是指以计算机互联网作为“第四媒体”所进行的教育、宣传、娱乐等各种文化活动。

2. 网络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关系。互联网已日益成为人们精神生活新空间、信息传播新载体、文化创作新平台。2014 年1 月16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在北京发布《第3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 年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 18 亿,手机网民规模达5 亿,占总网民数的81. 0%［2］。网络文化已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究竟是网络文化决定着社会心态,还是社会心态决定着网络文化?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不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寻找答案。社会心态是人们对自身及现实社会所持有的较普遍的社会态度、情绪情感体验及意向等心理状态。网络文化是人们社会心态在网络上的表达和反映,社会心态决定了网络文化; 但网络文化不是消极和被动地反映社会心态,网络文化对社会心态有主观能动作用。

二、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社会心态的积极影响

1. 网络文化拓宽和加深了大学生对社会的认知。网络让大学生知道了世界的多样性和社会的复杂性,网络使大学生了解了种族的渊源性与民族的差异性,网络拓宽了大学生的视野,增长了他们的见识,网络使大学生更早、更多地接触了社会,让他们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网络可以使大学生了解自己职业的社会需求和企业的需要,还可以使大学生把握自己未来努力和发展的方向。

2. 网络文化促进大学生自我社会价值的实现。网络文化盛行的同时,恰恰为一些大学生成就自我创造了良好的机会。通过网络,一些大学生展示了在网络应用方面的才能: 在网络上从事电子商务,做得风生水事者有之; 利用网络搞在线教育,做得红红火火者有之; 写网络小说,写得名利双收者有之; 一些人致力于开发网络智力游戏,惠人及己也不乏其人。网络成为一些大学生实现梦想、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一个自由、开放的大平台和梦工场,他们通过网络给人们带来生活和学习的便利,他们通过网络文化的创作改变人们娱乐的方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大学生网络应用的价值得到人们认可的时候,也是其自身的努力和价值得到社会确认的时候。

3. 网络文化是大学生社会心态的表达窗口。大学生是有思想、有理想、敢拼搏、有闯劲的年轻一代,他们除了学习专业知识,还需要感知时代的脉动,顺应世界的潮流;他们除了关心自己的成长,还需要关注中国社会的现状,感受人们群众的处境。大学生既要适应时代的主旋律,也要适时合理地表达自己独立思考的心声。网络文化是大学生社会心态的一个重要的表达窗口,没有地位限制,不受空间约束,大到中、日、美三国的关系,小到姜、葱、蒜三物的价格; 远到结婚买房,近到学习就业,大学生均可以在网络上畅所欲言。

三、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社会心态的不良影响

1. 网络游戏文化对大学生的不良影响。网游文化也同样属于娱乐文化,它和电影、小说、歌舞一样,都具有娱乐的特性。网游由于其丰富的声色图文、虚拟空间的互动性满足了人们的参与需求,所以它的娱乐价值正在不断超越着传统的娱乐文化,从而吸引了无数的年轻男女的热爱和追捧。随着近年来智能手机在大学生中的普及以及网络游戏的大量开发,手机网游由于其便利性逐步取代电脑游戏成为游戏的主流,大学生正是网络游戏特别是手机游戏的巨大用户群体。相关数据表明,目前网络游戏玩家中每天玩3 小时以下的仅占26. 17% ,玩3 - 6 小时的占28. 17% ,而每天玩到6 小时以上的竟高达45. 65%［3］。网络游戏对大学生社会心态的不良影响主要在于: 网络游戏容易令一些大学生模糊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差异,漠视了法律的权威与尊严,使一些大学生做出了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 沉迷网络游戏,使一些大学生逃避了现实的压力与无奈,无视了学习的重要与父母的期待,从而耽误了学业,贻害了身心; 网络游戏令一些大学生意志消沉、行为消极,出现自卑及社会功能退化、害怕社会、拒绝融入社会的心态。

2. 网络炫富媚权的价值文化使大学生呈现出价值取向上的功利心态。青年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载体,对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同样也影响着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以“郭美美微博炫富”、“我爸是李刚”等为代表的社会上一些疯狂的炫富行为以及大学生的拼爹现象,就是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典型反映。

3. 网络社交文化对大学生的不良影响。网络文化使大学生产生了人际关系上的冷漠心态,网络的出现与广泛应用,特别是近年来社交网站的迅速发展,网络大大拓展了大学生的交流交往的空间,在给大学生人际交往提供了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影响了人们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使一些过度应用社交网络的大学生产生了人际关系的危机,形成了网络人际孤独症。部分大学生对网络的过度迷恋,长时间地使用社交网站、聊天工具、电子邮箱等,他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网络上,对周围的人群漠不关心,对人缺乏信任感,疏离近距离的沟通,对现实社会的人际情感变得麻木和冷漠［4］。一些人对网络社交的严重依赖已经到了“没有评论,就丧失了交流能力; 没有微博,就没有了人际关系; 没有网络,就焦虑万分,坐卧不安”的境地。

四、结语

大学阶段正处于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当前的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如影随形,无处不在。网络文化的良与莠需要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加以引导。需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影响普罗大众的网络文化,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既存在积极性的一面,也存在消极性的一面。面对大学生这一庞大的网络用户群体,我们要高度重视对这一群体文化价值取向的引导,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步入深水区,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矛盾都进入集中呈现和多发时期,培养人们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素养,营造良好的网络文化氛围和环境,是我国网络文化健康发展的首要保证和基本条件。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当前的网络文化建设,赋予网络文化以鲜明而突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髓,高度重视网络文化的运用和管理,让网络文化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其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繁荣大发展的新引擎。

摘要：网络文化日益成为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也日趋深刻,探讨网络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关系问题,以及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社会心态的积极影响和不良影响,为培养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做好网络文化的引导提供方向。

心态文化 篇8

对于旅居在中国的外国人而言, 心态文化是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 也是跨越沟通障碍的关键。我国的留学生及孔子学院在以往的对外传播方面比较重视语言的教学和语言跨文化差异的比较, 其次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发明创造及艺术 (书法、绘画、音乐等) 也颇为重视, 想以此达到传播我国优秀文化, 进而消除国家间隔阂和提升国际形象的问题, 但对于外国人来说, 浅层次的文化交流仅能达到了解的程度, 若想产生文化认同, 必须将文化传播向深层次发展, 让他们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 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道德情操等。

一、跨文化传播中值得注意的心态文化的几个因素

(一) 价值观念的差异。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 (包括人、事、物) 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 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 成为人们判断价值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价值观是心态文化的一个主体构成要素 (Stephen Bochner, 1982) , 斯蒂芬提出影响旅居者适应的核心价值观差异假说, 他认为产生文化距离的主要原因在于价值观差异, 它也是造成文化冲击和引起文化不适应的主要原因所在。比如, 留学生在中国生活学习了一段时间后, 浅层次的沟通已经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帮助和障碍, 如对汉字、汉语的运用, 对食物、服饰的习惯等。留学生如果想更深入地了解中国, 必须要知道中国人的价值观, 这样才能明白中国人行为的背景。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会使人们有不同的价值观, 西方文化价值观主张个人价值至上, 自信, 自我肯定, 自由表达内心情感而不受外界约束, 以及公开发表不同见解;而中国文化把“个人主义”等同于“利己主义”, “自以为是”、“自负”, 都带有贬义色彩。西方人直抒己见, 中国人迁回环绕, 让对方意会自己的意思。有关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的研究发现, 造成留学生“文化休克”的很重要的原因是“价值冲突”。

每种文化在其准则、规范行为模式的表面下, 都有着整套的价值系统。只有明白价值观的差异, 才能在跨文化沟通时不易产生隔阂。

(二) 情感活动的差异。

人类的情感活动需要考虑社会情境, 而社会情境则是文化的产物, 马斯基德和弗吉德 (Mesquita and Frijda) 提出了焦点事件概念, 指出不同文化中的人所关注的特定事件也不同。这些特定的典型事件决定了不同文化的人所建立的情绪体验也不同, 例如, 个人主义和团体主义的文化背景就决定了这两种文化中的人所关注的焦点事件有差异。因此, 在回顾、编码和加工这些事件时, 他们的判断就会不同, 由此产生的情绪体验也不同。比如, 面部表情具有跨文化性, 日本留学生面部表情比较克制, 难以区分害怕、厌恶和愤怒, 而美国留学生则正好相反。

在情感的表达强度上, 文化差异也存在, 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规则, 决定了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该文化的成员应该如何表达情绪, 这些规则在心理学中被称为情绪表达的规则。比如在听到别人的赞扬和恭维时, 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回答是不一样的, 美国人一般表示接受赞扬并用坦然的语言表示感谢, 而中国人会不知所措, 表示自己受之有愧, 甚至反复予以否认。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中, 谦虚是一种美德。

(三) 思维方式的差异。

思维指的是人们处理信息的过程。思维的过程会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 不同文化在思维中因果分析的不同是跨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之一;在思维处理过程中, 关注的热点也不一样, 各国人会关注与自身文化相关的热点。比如当中国人看见别人微笑的表情的时候, 不那么容易认为这个人的情绪是正面的, 而会从正反两方面去考虑判断。因此对西方人来说, 对中国人的情绪判断比较困难。

在语言表达上, 中国人一般是先交待背景或罗列客观条件及说明问题的原因, 或提出丰富证据再作结论说明自己的观点或看法。而西方人则直截了当地摆出观点看法, 点明主题, 再依次交待背景、条件、原因、证据或分析。语言表达上的思维程式又影响着各自的行文造句。

沟通风格的差异, 喜好辩论或者是厌恶辩论是西方人和东方人思维方式的差异, 东方人偏好于辩证的思维方式, 西方人更倾向于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 这表现在沟通风格上, 就是东方人比较多地运用比喻、比拟和意会的方式, 而西方人的沟通则运用了较多地分析、批判和逻辑思辨的方式。

二、阻碍心态文化跨文化交流的因素

(一) 民族中心主义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影响。

民族中心主义的含义是, 特定文化的成员倾向于相信自己的文化优于别的文化, 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人身上的观念形态。在民族中心主义的作用下, 人们习惯性地甚至下意识地用自己文化的价值观去判断别的文化及其成员的行为方式, 把自己所在的群体作为一切事物的中心, 所有的人都以此为参照进行衡量和评判。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 信仰, 社会规范和判断基础上形成评判标准和期望。民族中心主义对别人的生活方式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以至于忘了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也有自己存在的理由, 或者忘了“我们都是人”这个简单的道理 (王铭铭, 2002) 。

在对中国价值观不明了的情况下, 留学生容易在交往中产生负面情绪, 从而产生民族中心主义的情结。在民族中心主义下特定文化的成员倾向于相信自己的文化优于别的文化, 人们习惯性地甚至下意识地用自己文化的价值观去判断别的文化及其成员的行为方式, 把自己所在的群体作为一切事物的中心, 民族中心主义对别人的生活方式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二) 刻板成见。

刻板成见也叫定势观念, 是指在交往时对对方的行为的预测是以对其文化的固定看法为基础, 往往是一种固执的偏见。定势观念的准确程度与对行为的预测相关, 即定势越准确, 对对方的行为的预测越准确, 交际就越顺利, 但是这些“定势思维”有些是真实的, 有些是部分真实的, 而有些是完全错误的。一些研究者指出, 跨文化适应的状况受到东道国的歧视和偏见的影响。如果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知觉”到东道国的歧视和疏远, 就会产生很大的压力。这种“知觉”到的“拒绝”和“不友好”导致留学生退缩到自己同胞的圈子中, 所有的交流都是用他们的母语。

刻板偏见会影响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支持网络是一定范围的个人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 它是影响留学生适应性的一个重要社会环境因素。个人的社会支持网就是指个人能藉以获得各种资源支持 (如金钱、情感、友谊等) 的社会网络。良好的社会支持网被认为有益于减缓生活压力, 有益于身心健康和个人幸福。社会支持网的缺乏, 则会导致个人的身心疾病, 使个人日常生活的维持出现困难。

沃德 (Wand) 和兰纳 (Rana-Deuba, 2000) 系统调查了东道国和本国文化对旅居者的适应状况的影响, 认为东道国和母国的文化都能成为有效的社会支持的资源, 来自东道国的社会支持对留学生的认知和情感领域的影响更大。因为这种交往能够通过提供信息, 情感和道德上的支持, 帮助留学生提高语言交际能力, 减少过渡期的压力, 促进文化适应。

三、提高心态文化的传播的建议

心态文化是文化的核心, 同样也是跨文化传播的核心, 它会让留学生产生一种中国情结, 让他们在离开中国后还能对当时的留学生活有正面的情绪, 让中国的文化在思想中成为一个有逻辑的整体, 而不是片面的印象, 因此在留学生的跨文化传播中要特别注意心态文化的传播, 将留学生教育的目标从会说中国话、会写中国字、知道一些中国文化向懂得中国文化, 明白中国人的价值理念, 道德规范等深层转变。这就需要在跨文化传播的方向、内容和意识上有所改变。

(一) 跨文化传播方向。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我国的留学生来自全世界很多国家, 文化背景也有很大的差异, 在进行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 应该关注每一位留学生的文化背景, 避免民族中心主义, 减少刻板成见带来的影响。在传播过程中, 多考虑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求同存异, 加强思维互补, 让文化逐渐融合。

(二) 跨文化传播内容。

对留学生来说, 通过课堂讲授的形式进行跨文化传播对他们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即心态文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辅助以其他的留学生项目, 比如建立社交、体育或艺术等俱乐部;配备专门的咨询员, 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 无论遇到了生活或学习上的困难都可以通过咨询解决问题。

创造让留学生融入当地社会的机会, 增强留学生社会支持, 加速他们的跨文化适应过程。尽量让留学生杂居在中国学生中, 不要安排中国式隔离, 发挥大学中的学生组织作用, 促进友好交往机会。

(三) 提高跨文化传播意识。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 注意提高跨文化传播意识, 不要以灌输的思想进行传播, 而应建立以文化平等为基础的传播理念, 以沟通为主, 肯定文化多元性的必要性。尊重跨文化传播的发展规律, 理解留学生的思维方式, 并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让留学生理解中国人的审美情趣、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打造具有吸引力的传播内容, 将留学生最关注的或与自身文化相关的中国文化作为首要的传播内容, 培养留学生接触不同文化的兴趣。巩固文化根基, 挖掘文化内涵, 融合多元文化, 增强文化的时代性和世界性。

摘要：从文化结构角度来看, 人类的文化可以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 其中心态文化层是文化的核心, 即价值观、审美观、思维方式等。在以往的跨文化交流中, 中国往往只关注到自己的文化产品如汉字、古代科技等, 但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却备受忽略, 这导致了很多留学生在中国多年却不能理解中国的文化的核心, 听不懂中国人的幽默, 以及中国话里面的深层含义和中国人的做事价值观, 致使文化隔膜一直存在, 不能对中国产生认同感, 本文主要探讨心态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心态文化,跨文化交流,价值观,留学生

参考文献

心态文化 篇9

1978年,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经广泛征求意见、试运行等阶段后正式出版。作为中国首部权威的现代汉语规范型词典, 它在规范人们用词、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后, 先后经历了5次修订, 迄今已印刷400多次, 发行5000万册。每次修订都融汇了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 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新变化。

一、反映我国经济体制的变化

(一) 1978年第1版收录“小农经济、个体经济、集体经济、计划经济、商品经济”, 既反映了建国前我国传统的经济形式, 又反映了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史实。从这些词来看, 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成分比较复杂;

(二) 1996年第3版增收“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 说明了改革开放后, 我国调整了经济制度, 逐步实现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收录的新词来看, 这是经济制度的过渡期;

(三) 2012年第6版增收“非公有制经济、三资企业、乡镇企业”, 反映了我国不断完善和发展经济制度, 目标是建立“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二、反映我国住房制度的改革

(一) 1978年第1版收录“民房、平房、公房、私房”, 反映了改革开放前, 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较低, 以及由于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 福利分房现象比较普遍;

(二) 1996年第3版增收“商品房、套房、筒子楼、危房”, 表明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 商品经济不断发展, 福利分房逐渐为自行购房代替, 另外, 随着历史的发展, 一些房屋由于年久失修, 与此相对应也产生了很多新词;

(三) 2012年第6版增收“炒房、单元房、二手房、毛坯房、期房、尾房、现房、样板房、板楼、写字楼、尾楼、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两限房”, 从这些词来看, 从20世纪末至今, 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 房地产行业爆热, 同时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大, 政府出台了以“改善民生、保障低收入群体住房”为宗旨的新住房政策。

三、反映我国交通工具的变化

(一) 1978年第1版收录“出租汽车、电车、公共汽车、火车、轿车、卡车、列车、马车、摩托车、汽车、人力车、三轮车、自行车、地铁、公路、马路、铁路”, 以上词语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末期之前, 交通工具的种类已有很多, 从来源上看, 大部分是受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和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产生的, 同时也反映了交通工具越来越快捷化;

(二) 1996年第3版增收了“打车、电瓶车、塞车、高速公路、飙车”说明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在原有的基础上, 交通工具越来越健全, 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交通问题, 如“塞车”;

(三) 2012年第6版增收“磁悬浮列车、动车、房车、高铁、城市铁路、高速铁路、环路、快速路、轻轨、轻轨铁路、概念车、旅行车、洗车、泊车、验车、黑车、公车、私车、拼车、堵车”, 这一时期新出现的词语较多, 说明了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交通工具种类更加健全, 渐趋现代化, 由此也产生了一些新兴行业和新的社会现象, 同时交通拥堵等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四、展现了我国通信设施渐趋数字化的发展过程

(一) 1978年第1版收录“报话机、步谈机、电报、电话、电视电话、计算机、交换机”表现了改革开放以前, 受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 一些通讯设备开始在国内市场出现, 但这段时期的通信设施较为落后, 主要是简单的电话电报, 且使用范围较狭窄;

(二) 1996年第3版增收“传真机、录音电话”, 这一阶段新增词较少, 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通信设备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突破, 产生了一些新产品, 但数量不多, 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的科技创新步伐较为落后;

(三) 2012年第6版增收“笔记本式计算机、对讲机、固定电话、互联网、局域网、可视电话、平板计算机、视频电话、手机、数字电话、网络电话、网络计算机、无绳电话、物联网、寻呼机、移动电话、因特网”, 这一时期, 新词语大量产生, 国民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与之相联系的网络设备、数字化产品等一系列高科技成果不断呈现, 加上科技发展速度加快, 产品的更新换代也越来越快, 另外, 也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科技、文化和人民生活的影响。

五、见证了国民职业的多样化及从业者心理的变化

(一) 1978年第1版收录的“民工、牧民、农民、佣工”表明改革开放以前, 由于我国的经济基础较薄弱, 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分工较简约, 社会群体的层次相对简单;

(二) 1996年第3版增收“船民、村民”说明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会分工越来越具体化, 出现了一些新的职业, 但这一阶段我国的职业种类仍较为简单, 且以第一产业为主;

(三) 2012年第6版增收“工薪族、上班族、护工、农民工、社工、彩民、单身贵族、股民、汇民、基民、啃老族、网民、烟民、月光族、蚁族、义工”, 新词语大量出现, 说明了生产力的进步, 同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与之相对应而产生的社会分工较以前更具体, 从业者心理也呈现出多元化状态, 其中, 文化的多样性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是非常重要的诱因。结语:

语言的变化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 时代变迁所导致的一系列现象会在语言上有所反映, 同时, 语言表达的变化也会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语音、词汇和语法作为语言的三要素, 它们均会因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相对语音和语法, 词汇的变化尤为明显, 突显了词汇的相对不稳定性, 《现代汉语词典》从1978年到目前经历了六次修订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摘要：词汇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变迁, 在历次修订中, 不断有新词进入《现代汉语词典》词汇系统, 从一个独特视角记录了长久以来人们对某些事物认识的变化。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从1978年第1版、1996年第3版和2012年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新词所反映的与人们关系最密切的五个维度来简要阐述。

关键词：词汇变化,对比分析,社会文化心态

参考文献

[1]黄伯荣, 廖序东.现代汉语 (增订四版) [M].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2]杨润陆.现代汉语通论[M].长城出版社, 2000

[3]叶蜚声, 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汉语热与英语热的不同文化心态 篇10

看起来，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东方文化魅力，已经开始在更多的国家获得认同。学习汉语也与在中国获得竞争优势和巨大的商机联系了起来。一些西方国家精英更为迫切地意识到，遏阻中国崛起不仅非常危险，也几乎不可能。就此，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学教授欧内斯特·威尔逊认为：“中美雙方都在学习。中国在学习如何成长为一个新兴的国际强国，而美国则在学习如何回应认知成长中的强国。”

出现海外汉语热的同时，中国的英语热也在持续升温。但是细细考察，其中的文化心态却大不一样。海外汉语热来自民间对东方了解的热情，心态平和而充满文化对话的渴望。中国的英语热则来自教育制度和文化心态的西化权力，其中的后殖民文化意味不能不注意。

近二十年来，在强烈的西化情绪中，在国家教育制度和人才政策中，英语的重要性被空前夸大，而且在体制中被日益固化。加之舆论的渲染传播和留学热的持续升温，使得英语成为中国当代教育的高杆，左右着知识界和教育界的视线：无论是考大学读硕读博，还是评职称晋级，都需要考英语。校园里各科专业课堂上，学生们埋头背英文的现象比比皆是。因为本科生英语四级硕士英语六级的洋高杆必须跳过去，否则学位证书就会失之交臂。所有不同专业的学生都将外语看成头等大事，大学四年将近有三分之一时间花在英语的应试学习上。而硕士博士花在英文上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本专业学习的时间，使得近十年中国研究生水平滑坡成为一种既定事实。

这种明显的“英语压倒汉语”的状况仍在被炒作、固化，英语的效用仍在进一步被神化，一大批术有专精的优秀人才被英语考试的高门槛堵在门外。正如有人所说：“英语已然成为第一阶级语言，汉语似乎已沦落为第二阶级语言了。”可以说，中国的多种晋级考试中，都将英语而不是汉语的语言水平作为筛选的重要尺度来衡量人才，英文考试似乎成为当代中国考场中的“新八股”，担当着“新科举”的重任。

我不反对学英语，多学一门语言对进入世界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如何把握母语和外语的学习尺度确实是个问题，如果是以英语水平作为我们的高考、硕考、博考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专业或母语再好，只要英语没过就都算不合格的话，那将是贻害无穷的。对英语的过分强调，表达了对母语的不自信，对专业素质的考试性歧视，同时还表现出当下教育制度的严重西化。这种按西方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法来要求人文科学和艺术科学的做法，其危害在未来岁月中将会显现，表现为人才断根、专业深度消逝、母语自卑主义等。说到底，英语至多能作为一国文化教育的第二衡量标准，母语和专业才应该是真正第一位的。

中国在成为经济大国的同时，还应该成为自信自觉的文化大国。在张扬民族文化精神的同时，不应以自己的文字和文化为卑，不可拜倒在拼音文字的强势之下，而要在转型性创造的健康心态中，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交流”和“对话”，以破除民族虚无主义心态和狭隘民族主义心态。

心态文化 篇11

一、社会文化心态对农村基础教育新课程实施的阻滞

社会文化心态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以及整个社会在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引起的直接的、在社会群体中较为普遍存在的, 且具有一定共性的社会心理反应或心理态势。社会文化心态源于传统文化而世代相传, 并得以长期积淀, 它虽没有经过职业思想家的加工整理, 不像意识形态那样系统化、理论化, 但却有着巨大的惯性与挟持力, 往往融透于人们的心底, 弥漫于社会之中, 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烙下深深的民族特色、民族文化的“痕迹”, 并时时刻刻支配人们的思想行为, 当然也包括教育活动。中国农村地区作为中国农业经济社会的主要传承者, 尽管在近当代也受到过现代文明的洗礼, 但主要发端于现代工业生产与城市生活的现代文明中, 在向农村传递时也存在着递减效应。由此, 农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心态, 在当下的基础教育新课程实施中集中表现为以下几种心理:

1. 致仕心理———教育目的的偏离。

“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是农村家长“鱼跃农门”的思想根源。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不少关于教育目的精辟论述, 孔子就提出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大学》) 教育应该培养“好礼、好义、好信”的君子。但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 无论如何粉饰, 究其实质, 在教育、君子、为官三者的关系中, 教育是手段、君子是桥梁、为官治国平天下才是最终目的, 连孔子也承认“学也, 禄在其中矣。” (《论语·泰伯》) 如果说在古代, 广大民众只有通过读书与科举考试才可以实现“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的理想, 那么, 当今公务员优厚的待遇对农家子弟来说, 同样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

社会等级分层造成的利益巨大差异是农村孩子读书做官的现实选择。在我国的城乡二元社会格局中, 人们由于城乡的不同身份而被赋予了不同的利益。更有社会学者研究表明,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结构不仅有了分层, 而且也开始定型化, 致使阶层之间垂直流动的渠道减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一个人只要有很少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 并经过几年的财富积累就可以跃入上一阶层, 但在今天却难有这样成功的机会。而无论何时, 在我国的社会分层中, “国家管理者”始终处于顶端。因此, 作为农家子, 如要实现社会地位的改变, 读书做官也是其最现实的选择。

新课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以人为本, 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并以学生的自身完善和解放为最高目的, 这一目的在面对农村有着深厚思想根源和强烈世俗价值认同的致仕心理时, 往往就显得苍白无力。

2. 权威崇拜心理———教育中平等合作的缺失。

长期以来,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 中国农民的主体能力软弱, 既未能摆脱对自然力量的依赖, 更无法掌控自身的命运。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是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的首要条件, 中国农民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诉诸于对祖宗与传统的崇拜, 严格按照祖宗先辈的经验、礼俗与规矩办事, 以保证既定秩序与和谐。另一途径则是通过树立偶像、拥戴权威, 依赖权威的强悍力量来压制混乱思想和行为的出现。

在这个过程中, 农民自身的主我亦被消融于客我之中, 这种权威崇拜社会文化的心态衍射在农村教育生活中, 一方面使教师仰仗着自己的专业和制度的权威过度主宰教育活动, 压抑了家长群体的自由表达, 却又被广大农村学生的家长“理所当然”地接受与认可。同时, 农村教师在面对学校、专家学者时, 又往往丢弃了自己的自主性与话语权, 从而沦落为缄默无声的群体, 更难有新课程所倡导的质疑、反思、探究中教育智慧的生成。另一方面, 权威崇拜心理造成了“权威者”, 特别是权力“权威者”对权力的滥用。表现之一就是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对教师教育生活的操控。尽管新课程中提出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制, 倡导教师参与课程开发, 但教育行政部门依然控制着学校的开办和监督权, 学校更多的是作为教师管理者, 以升学率为缰绳操控着教师教育生活中的细枝末节, 教师也始终是教材的忠实使用者。在这种缺乏平等合作、严密监控的课程管理模式下, 学校、教师参与课程改革的热情早已湮灭殆尽。

3. 现实功利心理———教育评价的窄化。

教育的主体是人,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发展与人格的完善, 因此, 教育应从根本上关注人性, 始终将人的生成、发展放在核心地位, 这是新课程所倡导的基本理念。然而, 这一理念在农村学校却被分数至上的现实功利教育评价架空、扭曲。

“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与城乡巨大差距的现实, 使得广大农民家庭与来自农民家庭的农村教师将教育目的完全定位于帮助农村孩子离开农村成为城里人。那么, 对学生来说, 接受教育就是为了将来获得一个好的回报———找一个好工作、当大官、挣大钱;对家长来说, 孩子接受教育与进行长远经济投资并无二致;对教师来说, 施教追求高升学率、帮助学生实现“改变命运”的理想既是其朴素的情感, 也是其教育理想。同时, 从整体而言, 我国农民的文化程度不高, 且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 他们既无心也无力来思考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作为管理者的政府部门、教育行政部门中, 可能也不乏一些思想者, 但当其面对强烈的世俗需求时, 也只能将一些美好的理想暂时收起, 转而投入到对学校硬件建设、升学率等可见现实的关注。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分数至上的现实功利教育评价既是中国农村教育对现实的一种无奈诉求, 同时也是农村社会对教育真正关注疏空的一种表征。

4. 封闭苟安心理———教育改革与创新的樊篱。

一般而言, 相对于渔猎、游牧、经商等农业经济的收入是较稳定且基本可预测的, 中国农村社会也就在这种基本可测、独立自给的小农经济中养成了一种趋同求稳、封闭苟安的心理, 缺乏开拓创新与敢于冒险的意识。

我国经济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和阶层分化, 如果把人们的发展状态分为生存和发展两个阶段的话, 那么, 农村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尚属于生存型人口, 即必须更多地考虑求职与谋生的问题, 而较少关注生活品位、自我价值、人生境界等问题, 其教育诉求是能顺利通过学校教育学会实用知识与技能, 获得一纸作为求职敲门砖的文凭。“一个儒教风行的社会是一种文凭社会, 在这种社会中, 人是以他受的教育程度分类的。”农村学生家长很现实地认为在求职与谋生时并不能立刻派上用场的个性完善、精神饱满、自我实现等只是美丽而遥远的城里文化人的理想, 他们往往担心、害怕, 甚至拒绝一切可能的不确定因素和变故, 以免耽搁孩子升学的变革, 包括课程改革。那么, 一个不言而喻的规则是, 农村学校的老师固守传统教材、教学模式, 这样, 万一考试失败, 生源基础、学生的学习状态、考试发挥等都可以作为被接受的理由;而如果是进行了改革, 考试却不成功, 那么, 教学改革就可能成了唯一但又不能被接受的理由。但问题是, 教学改革往往与风险相伴而生。因此, 农村社会趋同求稳、封闭苟安的心理与新课程实施风险承担机制的缺失使得新课程的实施在农村学校遭遇了巨大的压力与阻抗。

二、农村基础教育新课程实施社会文化心态阻力的化解

1. 通过文化启蒙重构农村社会文化, 推进新课程实施全体参与者的价值认同。

从教育文化的角度来看, 课程既是传承文化的工具, 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一种文化的变革, 亦即意味着对旧文化的反动和新文化的构建。因此, 在农村基础教育新课程实施中, 新旧文化的碰撞、冲突与重构既是必然, 也是必须。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文化的启蒙与重构, 才能使课程改革的全体参与者达成价值认同, 新课程才能寻找到生存的土壤与时空, 只有全体课程参与者的积极参与与不懈努力, 新课程目标才能转化为现实。

我国农村社会长期受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润, 尽管也有着许多优秀文化, 但农民的整体素质不高, 封闭的小农经济更使人们养成了诸如小富即安、得过且过等一些消极心理, 造成了进取精神匮乏、参与意识弱化。因此, 政府部门应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加大经济建设努力, 改善农村的物质生活, 同时, 还要大力推进农村文化教育事业, 加强先进文化的的宣传与引导, 努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 培养个人的参与素质与技能。理论工作者由于其专业生活的特征, 更易于理性地批判现实, 实现价值观念的转变, 所以应该在农村社会文化的启蒙与重构中担当启蒙者与引领者, 从文化自觉和担负的历史使命出发, 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 在辨证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 立足农民实际, 充分发掘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合理资源, 深刻地批评现实, 并构建新的愿景, 引导包括学生、家长、教师在内的农村基础教育新课程全体参与者走出自在文化状态, 以成为新课程的有力促动者和践行者。作为实践者的农村教师, 必须破除原有的唯上和权威迷信习性, 在新课程实施的体验反思与利弊权衡的理性思考中不断进行自我选择, 从而实现自我观念和行为的转变。

2. 营造有利于教师参与新课程实施的的学校文化, 促进教师生活方式的转变。

此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不仅要求包括教师在内的所有课程实施参与者对教育的理解发生变化, 更要求广大教师在新课程的实施中, 使教育生活样式由自在与模式化变革为自觉与创新。这种教育生活样式真正实现了持久的转变, 对个体者来说, 既可能是充满痛苦的过程, 又需要理性、开放、合作与充满活力的学校文化的滋润与涵养。学校文化的生成将会促进学校教师生活的整体改造, 最终形成“学校新文化生成———教师教育生活的转换———新课程实施”的良性循环。

农村学校文化建设最为重要的是开放合作、研究反思文化的孵化。农村学校置身于农村社会, 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具有个体性、重复性等特性, 教师在教学评价中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所以大多数农村教师都奉行“专业个人主义”作风, 只追求独立个人的成功, 而对其他老师的教学往往采取不干涉态度;对教学则往往坚持习惯做法, 对各种新的改革持观望主义。这种封闭、保守的学校文化与新课程倡导的协同合作, 在反思探究中共同实现教师的专业成长显然是不相符的。因此, 营造开放合作、研究反思的学校文化, 帮助广大农村教师改变保守的价值取向, 在与学生、同事、家长的合作互动中开拓自己的实践范围, 形成开放、合作意识与宽广的视野, 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和修正自己的教学行为, 大胆尝试新教法, 坦然承认困惑, 从而实现新课程要求的共同成长与发展。

3. 构建具有农村特色的新课程实施机制, 突破从应然走向实然的瓶颈。

反观这几年的农村基础教育新课程的实施, 产生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一些热闹非凡的新课程培训。当然, 这样的培训可以帮助广大农村教师掌握新课程理念, 并激发他们对课程改革的向往和参与改革的热情。但是, 如果仅通过培训来阐释一些新概念以及介绍国外如何、现实如何等应然的诉说, 而缺乏适切农村基础教育新课程实施机制设计的跟进, 广大农村教师、家长、学生等回到教育现实中必定会产生理想与现实两重天的茫然。因此, 必须构建包括教育评价制度、校本教研、农村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城乡教育交流与互助等一系列具有农村特色的新课程实施机制, 才能突破农村新课程实施从应然走向实然的瓶颈。

这其中的教育评价制度具有导向与激励等功能, 其改革最为基础与关键。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评价基本上是单一集权模式:一方面, 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之间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 校长的任命、经费的调拨甚至包括课程 (教材) 的选择、考试的规定等都由上级部门统一执行, 并按照教育行政部门制订的评价标准来进行评价。这种自上而下的单向评价往往是对上负责, 更为直白地说, 即是让上级领导满意, 却恰恰忽视了评价的真正目的———学生的发展;另一方面, 在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与手段上也无视城乡的巨大差距, 完全脱离了农村这一评价对象的现实特点, 使得农村学校欲争无力、欲罢不能, 其结果往往是强化了应试教育, 甚至为了达标而弄虚作假。因此, 建立以优化、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为目的的、真正保证农村县、乡 (镇) 区域教育评价活动得以有效实施的“以县为主”的区域教育评价制度是农村新课程实施积极推进最迫切的需要。

摘要：缘于传统文化长期积淀而成的致仕心理、权威崇拜心理、现实功利心理、封闭苟安心理等社会文化心态会对农村基础教育新课程产生阻滞。为推进农村基础教育新课程的实施, 应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构农村社会文化与学校文化, 以达成全体改革参与者的价值认同和教师生活方式的转变, 构建具有农村特色的新课程实施机制, 从而突破从应然走向实然的瓶颈。

关键词：基础教育,新课程,社会文化心态

参考文献

[1] (日) 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