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与管理（精选12篇）
政策与管理 篇1
一、引言
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前提下, 管理者拥有了公司的控制权, 并能够对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进行决策和实施。由于管理者受董事会聘任并接受董事会和股东的监督, 在其职业生涯中, 面临决策失当而遭到撤换的风险。与管理者职位相关的控制权损失的不可弥补性以及高管人员离职后转换工作成本的存在, 使其具有强烈的固守职位动机, 必然极力维护现有控制权地位, 抵制剥夺其控制权的解聘行为, 从而产生管理防御行为。管理者防御动机的存在使得管理者利益目标和股东产生偏离, 甚至冲突, 管理者在很大程度上不会以股东财富最大化, 而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制定现金股利政策, 配置现金流或降低所承担的风险。作为代理理论和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的深化, 管理防御假说为解释现金股利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从管理防御角度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行为, 有助于明确管理者与董事会在股利决策中的地位, 实现对管理者更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不仅可以丰富和完善现金股利理论, 而且对我国企业鼓励管理者持股、全面准确理解和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目前在我国上市公司中, 管理者持股比例非常小, 人均持股比例均在0.01%以下, 而且许多公司管理者不持有本公司的股票, 在不完善的经理人市场中, 管理者的权力不能得到较好保障, 其防御地位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任命也带有极强的政府色彩。因此, 在公司盈利足够的情况下, 管理层持有的股份数越多, 其考虑更多的是在任职期内最大限度地获得私人利益。由此可以提出假设H1a和H1b:
H1a:高管持股总数越多, 管理防御越低, 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多
H1b:高管持股比例越大, 管理防御越低, 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多
我国上市公司具有股权集中度高、股权流动性差的特点, “一股独大”的情况比较严重。在此情形下, 公司的经营决策权包括股利分配权基本上控制在大股东手中, 管理者为确保其“帅位”不失, 必将迎合大股东的意愿。公司的大股东对公司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其所持股份较多, 有足够的积极性去监督管理者, 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另一方面其拥有公司控制权, 可从公司攫取租金和小股东的利益, 获得控制权收益。股权集中度越高, 公司越倾向于选择支付现金股利, 管理层制定股利政策也存在迎合大股东的需要, 忽视广大中小股东的偏好, 多发现金股利的倾向。由此可以提出假设H2:
H2:股权越集中, 管理防御越低, 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多
在我国现有的管理者薪酬体制下, 有的企业将薪酬同业绩挂钩, 管理者努力工作, 企业获利多, 则管理者可以享受到绩效挂钩的高报酬;但有的企业管理者的薪酬同企业获利并无明显关系, 报酬对业绩的敏感度非常低, 此时, 管理者倾向于高的管理防御, 多发放现金股利以获得额外的收益, 加之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的长期报酬机制不完善, 管理者持股偏低、零持股现象严重, 长期激励占总报酬的比重非常小, 无法对管理人员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在此背景下, 管理者更倾向于通过过度的“在职消费”、营造“经理帝国”等手段实施防御和利益侵占, 从而增加个人的隐性收益。由此可以提出假设H3a和H3b:
H3a:高管报酬对业绩的敏感度越低, 管理防御程度越高, 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少
H3b:高管的薪酬水平越低, 管理防御程度越高, 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少
Finkelstein和Hambrick (1996) 指出, 董事会被认为在设置经营者报酬机制和监督经营者管理活动时起着重要的作用;Fama等 (1983) 也曾指出, 外部董事往往是内部组织管理的专家, 具备监督经营者管理活动的能力, 而且有职责考核经营者的经营管理能力。如果董事会和独立董事能在激励约束机制的控制中尽到应尽的职责, 那么, 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所占比例应与管理防御程度呈现负相关关系。对于内部董事的作用, 由于内部董事是公司内部人员, 所以通常认为内部董事和其他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不利于正确评价管理防御程度, 即内部董事在激励约束机制控制中的作用应是负面的。由此可以提出假设H4a、H4b:
H4a:董事会规模越大, 管理防御程度越低, 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多
H4b:内部董事比例越大, 管理防御程度越高, 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少
根据Eaton和Rosen (1983) 的研究, 年龄大的管理者防御程度高;而年轻的管理者为了提高自己在经理人市场上的声誉勇于作出风险决策, 会不断地转换工作, 其人力资本流动性较大, 防御程度低。
H5:管理者自身特征影响管理防御程度, 管理者年龄越大, 其管理防御程度越高, 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少
基于代理理论, 当企业规模增大时, 管理者手中可以控制的资源增多, 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 实施更大的利益侵占。对于管理者而言, 一方面, 经营大企业要比经营小企业拥有更多的可控资源;另一方面, 随着规模的扩大, 管理者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更高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声誉, 因此, 现任管理层会通过扩大公司规模来提高公司对其依赖程度, 营造“经理帝国”来巩固自己的职位, 使其具有更高的职业保障。同时, 小规模公司管理者比大公司的管理者更倾向于扩大公司的规模。因此, 小规模公司的管理者比大规模公司的管理防御程度要强。由此可以提出假设H6a:
H6a:公司规模越大, 管理防御程度越低, 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多
(二) 变量定义
变量定义如 (表1) 所示:
(三) 模型构建
管理防御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管理者自为而不知的行为, 这就为直接研究这些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困难。结构方程模型通过为难以直接测量的潜变量设定观测变量以研究潜变量之间的关系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η=Bη+Γε+ζ… (1) 。其中, B为内生潜变量 (现金股利政策) 对内生潜变量效应的系数矩阵。Γ表示潜在外源潜变量 (影响管理防御程度的各因素) 对内生潜变量效应的系数矩阵。ζ表示残差项构成的向量。
且, X=λxε+δ;Y=λyη+ξ… (2) 。其中, X为外源指标, Y是内生指标。ε外源潜变量, η为内生潜变量。λx是X对ε的回归系数或负荷矩阵, λy是η对的回归系数。δ、ξ是X、Y测量误差构成的向量。
(四) 样本选择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CCER) 中的财务数据和治理信息,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样本选取步骤如下:截止到2008年3月27日, 沪市上市公司总共861家, 剔除发行B股的公司54家和金融保险类公司19家, 剔除2002年以后上市的 (以2002年的数据缺失为标准) 155家, 剔除有过被ST经历的公司88家, 剔除具有缺失值的上市公司以后, 最终选定350家作为样本数据。
三、实证分析
(一) 模型拟合结果
一般认为, x2/df得值应该在2.0到5.0之间的, 本研究中x2/df的值为6.07, 因此是可以接受的模型。模型的RMSEA为0.12, NFI=0.33, NNFI=0.2, GFI=0.79, AGFI=0.72, 说明模型的拟合达到或者超过了经验的要求拟合程度, 是可以接受的。
(二) 模型效应分析
本文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分析。 (1) 外源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直接效应。 (图1) 给出了LISREL的估计结果, 是研究模型中外源变量 (管理防御各因素) 对内生变量 (现金股利政策) 的效应。从路径系数和T值可以看出, 因素1 (高管报酬特征) 对现金股利政策没有影响, 因此将此潜变量剔除。因素4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不显著。而因素2 (股权特征) 和因素3 (高管持股状况和董事会结构) 对现金股利政策表现出显著效应, 其中因素3的效应最为显著。 (2) 外源潜变量对现金股利政策观测变量的间接效应。现金股利政策中, 支付股利的现金流出这一观测变量的路径系数为0.67, T值为0, 说明该观测变量无效 (图1中用虚线表示) , 因此不考虑该变量。应付股利和每股现金股利这两个观测变量的测量效果非常好, 路径系数分别为0.35和0.25。由 (表1) 所示的计算结果, 各因素对应付股利的影响均大于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大量学者 (原红旗、刘星、李秉祥等) 在研究现金股利政策时, 均采用每股现金股利这个单一变量, 往往忽视应付股利。从本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 应付股利是现金股利政策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变量。各因素的效应中, 因素3的作用最大, 其对应付股利和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分别为0.329和0.235。 (3) 管理防御观测变量的直接效应。由 (图1) 可知, 各观测变量对管理防御各因素的直接效应均非常显著, 除了董事会结构、董事会规模、高管平均年龄三个变量以外, 其他变量在各自因素上的载荷均大于0.5。管理防御各观测变量对各自的外源潜变量均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和是最重要的股权因素;高管持股总数和高管持股比例和对因素3的作用非常大;企业规模作为影响管理防御的基准变量, 对因素3的作用非常大。同时, 董事会结构、高管平均年龄、董事会规模变量, 对管理防御程度的作用比较小 (路径系数分别为0.17、0.20、0.23) , 但从T值来看, 其作用是显著的。 (4) 管理防御观测变量对现金股利政策的间接效应。从 (表2) 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高管持股总数和持股比例和对应付股利的影响分别为0.3158和0.3224, 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分别为0.2256和0.2303, 是所有管理防御测量变量中最重要的两个变量, 说明管理者持股是管理防御得以实施的最基本前提。股权特征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同样举足轻重, 无论是前五大、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还是Herfindahl指数, 对应付股利和每股现金股利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其中尤以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的影响最为强烈, 对应付股利的间接影响系数为0.0536, 对每股现金股利的间接影响系数为0.0379。高管平均年龄、董事会规模、公司规模这几个变量对现金股利政策的作用虽然不够显著, 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 (5) 假设结果。高管持股数目越多, 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多, 应付股利的数额越大, 假设预期得到验证;股权集中度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也是正向的, 假设预期得到证实;同时, 高管报酬水平、报酬对业绩的敏感度、董事会规模、公司规模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均是正向的, 假设预期得到证实;而内部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对应付股利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为0.0559, 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系数为0.04, 这与假设预期H4b相悖, 可见在我国上市公司中, 内部董事尚不能有效地发挥其职能和作用;高管年龄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也同假设预期相悖, 这表明, 在我国目前的管理者聘任机制中, 对年龄因素的考虑不够, 更多的情况可能是按照高管的资历对其委以不同的职责权限, 因此, 管理者的年龄同其防御程度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
四、结论
本文从管理防御的角度来考察现金股利政策, 认为现金股利政策并非传统经典股利理论所认为的是“利益均沾”的分配政策、是最大化股东价值的工具, 而是公司高管为了固守职位、防止被替换、最大化自身利益而进行防御的结果。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结果来看, 管理防御确实对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有较为显著的作用和效应;大部分假设预期得到支持, 只有内部董事的比例和高管平均年龄这两个观测变量的结果不理想;对于现金股利政策, 支付股利的现金流出这个变量同管理防御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不确定,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为什么目前的财务学家往往只使用每股现金股利单一变量来衡量企业的现金股利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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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aton J, Rosen H S.Agency, delayed compens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executive remuneration.Journal of Finance, 1983.
政策与管理 篇2
“生命不保，何谈教育”是对学校安全管理工作最直接的表述,因此，增强学校安全责任意识，加强学校安全管理，做到预防为主,事发后处理为辅，为打造平安校园尽职尽责。
本人通过参加学校安全工作培训学习，进一步认识到校园安全事关全体师生的生命和财产，事关学校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我校为了确保校园安全为目的，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学校工作的突出位置。通过近几年扎实工作，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在此，谈谈对学校安全工作的体会：
一、学校安全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校长为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指挥最高负责人;政教处主任、总务处主任为安全事故应急处理现场指挥负责人；值班行政人员、值班教师、班主任负责第一现场抢救工作；年级组长、班主任、相关教师负责各自年级和班级学生的疏散协调工作；校长办公室负责与上级或有关部门紧急联系或求援事宜。在应急情况下，学校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听从统一指挥，对不听从调度安排或临阵退缩者将依据有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二、做好学校突发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为了维护学校师生人身安全，有效处理学校突发安全事故，使学校突发安全事故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我校特制订了《威宁县龙街职业中学突发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学校发生或接到突发安全事故后，必须在5－10分钟内向教育局报告，并及时向公安、交警、卫生、消防等相关部门报告请求援助。学校本着“先控制、后处置、救人第一，减少损失”的原则，果断处理，积极抢救，指导现场师生离开危险区域，保卫好学校贵重物品，维护现场秩序，做好事故现场保护工作，上交学校突发安全事故有关材料，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论语言资源管理与语言政策 篇3
[关键词] 语言资源 语言资源管理 语言政策
一、语言资源管理的必要性
1.语言是具有公共性的资源
语言是人类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创造并用于承载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客观存在,它不被私人所独占,为全人类所共享,如果某一种语言遭到破坏,受损的是拥有该语言的整个社会人群,如果某一种语言被保护和合理开发,受益的也是拥有该语言的整个社会人群。所以说,语言是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树立语言资源观,对语言资源进行有效管理,我们“就会珍爱它、保护它、开发它、利用它;就不会只关注语言分歧所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而是重在建设、重在服务、科学处理语言文字主体化与多样化的关系,充分发挥语言资源在国家和平发展和走向世界中的作用,营造健康和谐‘多言多语’的生活。”
2.语言资源管理与当前社会的瞬息万变、经济的迅速发展密不可分。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的是社会物质文化的极大丰富,各民族、各区域、各国之间的人们交流日益频繁,社会阶层的日益复杂化使语言不断的发生冲突和融合,语言问题不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公共问题,对语言的关注不再只是语言老师和语言学家而是有更多政治家和经济家的参与。谁拥有更多种的语言,谁就有更开阔的发展领域,谁的语言占据统治地位,谁就拥有更大的利益,这些已是不争事实。
3.语言规划属于语言资源管理的范畴。虽然语言规划是学界当前研究的热点,但从管理学的角度讲,管理(management)包含规划(planning)、组织(organizing)、领导(leading)、控制(controlling)等环节。权威学者的论述也印证了这一观点。2006年,国家语委将语言文字“十一五”科研项目定位在四大领域,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国家语言战略研究,第二是语言生活研究,第三是语言文字规划研究、第四是语言信息化研究。这一动向表明国家对语言问题的重视,学者们对语言资源管理的研究必将推动政府从具体的政策上管理、利用和开发语言资源。
二、语言资源管理的主体是政府
既然语言是资源,并且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那么它的管理主体必然是政府。原因有三,其一,政府具有至上的权威性。“就其作为秩序化统治的一种条件而言,政府是国家的权威性表现形式。其正式的功能包括制定法律,执行和贯彻法律,以及解释和应用法律。”公共资源的配置和调整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必须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机构来执行。其二,政府具有管理社会的职能。“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政府是国家进行阶级统治、政治调控、权力执行和社会管理的机关。”姚亚平的《语言规划研究》一书明确指出:语言规划是国家所履行的一项公共职能,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国家语言和国家语言问题,其行为主体是政府,其运作方式是语言政策与法律。其三,语言资源管理的议题属于宏观的国家层面,政府管理也具有宏观性和战略性。
三、语言资源管理的方式是语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1.语言政策对语言资源发展具有导向功能
语言导向功能,是指语言政策引导人们的语言行为或不同语言的发展朝着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整个社会的语言行为是复杂的、多面的、相互冲突的和漫无目标的,如果不加以引导势必引起语言的混乱和冲突,阻碍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语言政策可以从宏观的层面将社会语言行为纳入合理有序、目标明确的轨道,引导人们的语言行为,使各种语言和谐发展。
2.语言政策对语言资源发展具有控制功能
语言的控制功能,是指语言政策对人们的语言行为或不同语言的发展起到制约和促进作用。语言政策可以围绕既定目标,对所希望发生的语言行为予以奖励,对不希望发生的语言行为予以惩罚。1994年,法国颁布的“关于法语的使用法”(la loi relativeà l’emploi de la langue francaise)又叫“杜宝法”(la loi Toubon),是专门关于法语使用的法律,该法规定对违反该法的自然人罚款5000法郎,对违反该法的法人则罚款2.5万法郎。在谈到该法的意义时,法国作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德律翁(Maurice Druon)说:“‘杜宝法’之宗旨是要我们在各个场合都使用法语,在这些场合使用外国语就会损害我们的安全,就会损害我们的合法权益……让我们拒绝听损害法语声誉的广播,向那些看不懂的通报提出抗议,把那些莫名其妙的词语从法语中清除出去。”
3.语言政策对语言资源发展具有协调功能
语言政策的协调功能,是指合理的语言政策可以使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国别的语言行为和谐相处,使不同的语言集团利益得到均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语言多样,为了保护各民族语言资源,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1951年颁布的《宪法》就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1954年《宪法》又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时,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2001年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同时该法第八条也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这一系列法律政策的颁布,不仅确立了普通话的国家通用语地位,也保障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传承和发展,使国家的语言资源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4.语言政策对语言资源发展具有象征功能
语言政策的象征性功能是指政策制定者不对政策的实际效果抱很大期望,政府不会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政策的存在仅仅表示了政府的态度倾向。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把民族共同语的推广视作巩固新生政权、维护民族统一的重要工作,推广普通话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在普通群众中掀起推普的高潮。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行政权力在推普工作中的地位相对弱化,虽然82《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但是推普政策在社会上仅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至上而下的推普工作影响越来越小。
综上所述,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研究语言,树立正确语言资源观,强化各级政府在语言资源管理中的政策引导,对于提高语言的社会地位、更好地开发和保护语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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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2006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上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8.
中美供给管理政策比较与评析 篇4
从宏观经济形势来讲, 美国经济在经历50-60年代的稳定增长后, 美国生产率增长缓慢、竞争力日渐低下的供给问题逐步显现。由于政府干预扰乱了经济内在稳定机制, 到60年代末和整个70年代, 美国经济陷入“滞胀”, 通胀与失业的相互替代关系消失了。而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面临类似问题。从国际方面看, 欧债危机和全球增长放缓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出口造成一定冲击, 就国内方面而言, 我国本身的增长源泉受到挑战, 我国的劳动成本面临上升的局面, 对我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有一定的冲击, 此时我国的政策方向也是解决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问题。
其次, 从中美两国的政策延续性和时效性看, 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 中美两国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没有重视到供给的结构性调整, 从而使供求关系出现结构性失衡。由于供给主体与供给结构调节的滞后使要素供给效率低下, 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需求在很长一段时期不够旺盛的原因。面对这种情况, 强调供给、主张采用供给方面政策的呼声又逐渐强大起来,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赞同供给学派的减税措施。
最后, 从中美两国同时面临的全球化角度来讲, 经济全球化使实行开放政策的经济体的宏观经济调控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在全球化条件下不仅其政策实施的空间在逐步缩小, 而且政策效应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扩大, 它导致需求管理政策的局限性不断提高。因此, 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依赖正的总供给冲击来保证。适应这一变化, 民族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应有所调整。
二、中国政府供给管理政策的差异性
经过了30多年的经济发展, 加之中美两国面临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仍然有着较大的差别,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供给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绝不能照搬照抄, 而是要因地制宜, 具体地分析我国当前的宏微观经济形势, 对症下药才能从根本上保持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
一方面, 就货币政策而言。总体来说, 美国80年代所面临的是由于石油危机所引起的负的供给冲击, 给企业生产成本带来了较大压力, 出口减少、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在美国, 里根政府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 长期困扰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得到缓解。而反观中国, 受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 出口下降, 并进一步引发了实体经济的衰退, 投资和消费的下降导致人们的交易性货币需求下降, 从而大量的多于货币涌入资本市场, 加之国际热钱的流入, 使得中国的通货膨胀显示出流动性过剩, 这也加速激化了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比如2012年10月份的香港恒生指数的暴涨、黄金白银价格大涨、糖高宗和蒜高宗的出现以及房地产价格的新一轮大幅增长。这样就会出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背离的情形, 实体经济面临的是通货紧缩而虚拟经济则面临通货膨胀。面临此种情形, 单纯如里根政府一样实行货币紧缩政策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一, 投资通过利率的传导机制在中国国情下显得不是很适用。过去的计划经济年代, 投资处于政府的计划调控范围之内, 是很少考虑利率的。改革开放后, 大型国企的流动性充裕, 进行投资时很少考虑利率因素, 而非国企却不能有效地融资, 对利率虽然敏感, 但是贷不到款也就无从说起了。换句话说, 在中国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接近于零。第二, 中国的自发型支出乘数可能很小, 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情况。以实际国情来看, 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问题在于:首先, 城乡分割与地区发展失衡导致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其次, 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小型化, 导致家庭保障功能急剧弱化, 对社会保障服务的需求骤然提升。同时, 人口流动速率在加快, 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提出了更为复杂的现实要求。再次, 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与就业形式多样化, 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构成了重大挑战。况且, 我国还将长期处于从农业社会向成熟的工业社会发展的动态进程之中, 差距、流动、分化等将构成这一进程中的特有现象, 这无疑会直接增加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艰巨性。
另一方面, 就财政政策而言。由于美国的货币市场化体制比较健全, 货币政策的效应较为明显, 加上美联储有着良好的独立性, 所以美国的货币财政政策组合偏向于货币政策。而中国恰恰相反, 中国的宏观调控以财政政策为侧重点。究其原因大致分为以下三点。首先, 中国的结构性问题突出, 财政政策有利于调整结构, 有较强的针对性;其次, 中国财政政策运用的空间较大。截止2008年底, 我国国债占GDP的比重只有17%, 而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却高达72.4%。一般来说, 国债占GDP的比重在60%以内属于安全范围, 相比较而言, 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国债手段促进经济增长和民生的改善。最后, 中国是高储蓄率国家, 通过发行国债可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
三、中美政府供给管理政策的比较评析
对比中美政府的供给管理政策, 我们可以发现:在宏观经济形势方面, 美国政府的供给管理政策为美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动力, 我国在产业机构升级的今天, 以供给管理政策促进生产效率的全面提高是可行和必要的;在具体的政策适用性上, 美国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作用影响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国情。因此, 我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上应该结合我国国情做具体的调整, 使得供给管理政策能够适用于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现实。
参考文献
[1]方福前.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物业管理基本制度与政策9 篇5
内容提要和收费原则
内容提要
1．物业服务收费的原则
2．物业服务收费的定价形式
3．物业服务费用的计费方式
4．物业服务费用的成本构成考试目的和考试要求
（一）考试目的本部分的考试目的是测试应考人员对物业管理服务特点、内容，物业服务收费、物业使用和维护等有关政策的掌握程度，以及对物业管理服务标准、物业服务收费、（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理解、熟悉程度和应用能力。
（二）考试基本要求
掌握：物业服务成本的构成、包干制和酬金制收费形式。
内容辅导
第二章物业管理服务(一)
第二节物业服务收费
《条例》第四十一条对物业服务收费作出原则规定：“物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合理、公开以及费用与服务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区别不同物业的性质和特点，由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按照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物业服务收费办法，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
一、物业服务收费原则
(一)合理原则
物业服务收费水平应当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和群众现实生活水平协调一致，既不能超出业主的实际承受能力，也不能一味降低收费水平，进而造成业主房屋财产的贬损和制约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研究和确定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应当面向实际，客观决策。
一方面要深入宣传，增强业主物业管理消费意识。另一方面要强调业主应当具备的公共意识。
(二)公开原则
2004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建设部联合颁布《物业服务收费明码标价规定》明确物业服务收费属于《价格法》调整范围，应当明码标价，物业管理企业应在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显著位置，依法向业主公示物业管理企业名称、物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项目、收费计价方式和收费标准。
(三)收费与服务水平相适应原则
要求物业服务收费与服务水平相适应，就是要求价质相符，业主花钱买服务必须买得公平合理，符合等价交换原则，物业管理企业的经营作风必须诚实信用，提供的服务质量必须货真价实，接受消费者的监督。
收费管理之定价形式
二、物业服务收费管理
根据《价格法》和《条例》的基本精神，2003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建设部联合颁布了《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该办法对物业服务收费的定价形式、收费形式、费用构成，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以及监管措施等均作出具体规定。
(一)物业服务收费定价形式
《价格法》对于包括服务收费在内的价格管理，规定了三种定价形式：
一是政府定价：是指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制定的价格。
二是政府指导价：是指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规定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指导经营者制定的价格。
三是市场调节价：是指由经营者自主制定，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
我国开展物业管理以来，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和房地产主管部门，对高档公寓、别墅和非住宅的物业服务收费管理，一般都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根据不同的服务项目和标准协商议定，主管部门只作备案登记。对普通住宅的物业服务收费，开始则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管理措施，一般都采取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管理方式，其中绝大多数物业项目都是采取政府定价管理方式。
以政府定价方式管理物业服务收费，在物业管理活动开展初期，对于推行物业管理，稳定物业管理收费秩序，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物业管理活动的全面展开，以政府定价方式管理物业服务收费，也逐渐暴露各种弊端。
为此，《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不再规定政府定价形式，仅采取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对物业服务收费进行管理。
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具体方式是，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物业管理服务的实际情况和管理要求，制定物业管理服务的等级标准，然后由有定价权限的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测算出各个等级标准的物业管理服务基准价格及其浮动幅度。各物业管理服务项目的具体收费标准，由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根据规定的基准价和价格浮动幅度，结合本物业项目的服务等级标准和调整因素，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
以上可以看出，采取政府指导价收费的物业服务项目，价格主管部门不再针对具体物业项目审批收费标准，而是针对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制定的服务标准制定价格幅度，以便指导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根据具体服务情况协商服务价格。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物业服务收费，则完全由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按照市场原则自由协商价格并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政府不予干预。
政策与管理 篇6
在“政府—社会”这样的二元社会结构下，政府直接面对社会，遇到了许多社会问题。所以，政府倡导社会管理创新，尝试通过社会组织的发展，来形成“政府—社会组织—社会”这样的三元协调机制。在这个环节中，社会组织的大量存在成为非常关键的一环，而公益组织是社会组织的主要部分。许多地方公益组织登记管理政策已经启动调整，但是这些调整还远远达不到促进公益组织发展的程度。在国家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之下，只有加大对公益组织相关政策的调整，才能使大量的公益组织成立并发展起来，形成竞争的态势，为政府的转型创造条件。
一、公益组织政策调整状况
公益组织的主要政策有：（1）《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共分7章40条，1998年9月25日国务院第8次常务会议通过，1998年10月25日朱镕基总理以第250号国务院令发布施行。（2）《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共分6章32条，1998年9月25日国务院第8次常务会议通过，1998年10月25日朱镕基总理以251号国务院令发布施行。（3）《基金会管理条例》，共分7章48条，2004年2月11日国务院第39次常务会议通过，2004年3月8日温家宝总理以第400号国务院令发布施行。另外，还有2001年7月30日国务院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等。
这些条例法规构成了对公益组织管理的主要政策。现在在登记管理上，北京、深圳等地已经放开了业务主管单位的限制。2011年初，北京已经率先规定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和社会服务类四大类公益组织，可向民政部门直接申请登记。广东省也明确规定，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公益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无须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这就闯开了一个突破口，意味着公益组织的成立相对比较容易了。但北京、深圳之外的多数地方，业务主管单位的限制尚且没有放开，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益组织的开办。除此以外，公益组织的开办还需要很多门槛，比如会员数量的限制、资金的限制、登记注册方式繁杂的约束等，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公益组织的发展，已经到了政策不调整，公益组织无法发展的境地。
二、公益组织登记政策与社会管理创新
对比国外的公益组织成立过程，以美国为例，需要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向所在州递交成立申请。第二步，缴纳年费，并成立公司。需要说明的是成立一个公益组织（国外称为非营利组织）和成立一个营利公司过程很相似，提交需要的材料后，只需要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可以取回相应的登记注册证明，不需要验资，也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
另外，美国有些州还有更加优惠的政策，比如特拉华州：第一，登记费用便宜，小规模的NGO注册费为89美元，年费75美元；第二，允许董事会成员只有1个人，可以注册个人NGO。因此许多公益组织都选择在特拉华州注册。
我们可以发现国外公益组织的创办不仅手续简单，费用低廉，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障碍：既不需要50个会员单位，也不需要一笔注册资金，更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批。任何人只要愿意从事社会福利事业，就可以办公司，一个人可以，多个人也可以。而在中国，不仅注册费用高，手续复杂，而且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就像一堵‘高墙’，导致事实上已经成立的公益组织，要么到工商部门注册为经济组织，要么以‘黑组织’的状态勉强维持”[1]。所以，政策方面的调整已经成为促进公益组织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
参照国外登记注册方式，建议中国在公益组织登记注册时，进行政策调整：
第一，实行缴纳小额注册费用的方式，取消高额的注册资金限制，放宽进口，让致力于公益的人员能够顺利开办公司，凝聚人力。
第二，实行快捷通道的方法，一个工作日提交申请，三个工作日内通过审核，核准名称、公章、用房证明，董事会人员名单，提交备案表格，颁发准予证书。
第三，实行低额年费制度，每年缴纳五六百元的年费即可。同时严卡违规者，注册登记后即由税务部门核准是否具有免税资格，如果收入超过一定的额度则必须纳税。公益组织的公益金收入可以提取10%的管理费，但公司高管的收入必须在当地平均工资的水平之内。
这样，放宽进口，扶持鼓励，同时严格控制免税资格的获得，才能促使公益组织健康发展。
三、公益组织服务政策与社会管理创新
近年来，由于国家的强调和重视，公益组织迅速发展。2009年末，公益组织的总数为43.1069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3.8747万个，基金会1843个，民办非企业19.0479万个。在数量上有所增加，活动上影响力在增大。比如，母亲水窖项目，关爱西部孩子爱心公益活动，雅诗兰黛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永业慈孝基金，美克美家“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夏令营等，影响都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几年的公益组织发展过程中，许多公益组织都有政府背景。比如，有一些公益组织的领导职务，由政府部门的退休领导担任。例如，在我国行业协会较多的上海市，由政府任命的协会领导就占全市协会领导人数的60%[2]。有一些公益组织，如各地的社工服务社、热线、志愿者协会等，看似学校或者个人兴办的，其实是有政府项目支持的。这些公益组织，虽然没有实现完全独立自治，但他们活跃在各个领域，可以说是在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号召下，培育出来的公益组织。
政府进行管理创新，培育社会组织是一种方式，但不是一种可持续的长期方式，以后对于公益组织的发展还需要公益服务资金的支持。而像上海那样，政府出台购买服务政策，纳入政府预算之中，则是推动公益组织长期发展的最根本的政策支持。公益组织竞买政府出资的社会服务项目，依靠优质的服务生存，也是主要的生存方式，但现在政府招标的社会服务项目不多，公益组织的服务仍旧是基于自身宗旨在各自服务领域开展的。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展对失学儿童的救济；中华慈善总会开展对孤寡残疾等弱势群体的救助；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展对贫困地区群众的帮助等。所有这些项目，均来自于募集的资金，而不是政府出资。政府出资购买服务项目，始于2000年上海市卢湾区民政局率先向“金色港湾老年公寓”购买价值30万元的养老服务[3]。此后，各地市纷纷开始探索，出台了购买服务项目，比如北京的社区老人服务卡，深圳的NGO孵化等。目前购买的项目已经涉及慈善救助、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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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北京市财政拨款上亿元，购买扶贫救助、扶老助残、医疗卫生、促进就业等十大领域的300多个公益服务项目。2007年开始，上海每年从福彩公益金中提取7000万元资助公益组织发展，仅浦东新区近三年来投入的扶持资金高达1.2亿元。深圳建立公益福彩金购买服务“种子基金”3500万元，目前已资助75个公益项目。深圳市2010年机构改革中，从17个委办局削减出政府工作事项87项，其中69项委托转移给公益组织承接，并规定，今后凡是可由公益组织承接的社会服务项目，就不再设立事业单位。为扩大公益组织参与管理服务的渠道，深圳去年从公益组织专职工作人员中新增党代表4位、人大代表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达221人，占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总数的24%。[4]
政府向公益组织购买服务，促进服务社会化可以说已经启动，但仅仅限于大城市，中小城市都没有发展。针对这个问题，2012年3月9日，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即公布了《中央财政支持公益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方案》，明确公布：拟资助150 个左右西部地区公益组织改善服务条件；拟资助50 个左右规模较大、职能重要的全国性公益组织和具有较强区域辐射功能的公益组织承接政府委托的社会服务；拟资助50 个左右符合条件的公益组织针对特殊群体开展困难救助、心理辅导、综合性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等社会服务；拟培训1万名左右的公益组织负责人、业务工作人员。[1]这样可以以示范的作用，把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推向全国各地。
建议各地市同样能够出台相应的购买服务政策，通过购买服务让公益组织发展，成为社会服务的主要力量，尤其是面向社区的大量公益服务项目，建立长期连续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才能使已经成长起来的公益组织发挥作用，进一步成长起来。
四、公益组织管理政策与社会管理创新
公益组织成立后，由三个管理部门来管理，一个是当地民政部的社团管理局，负责公益组织的年检，信息汇总和检查；一个是税务局，负责公益组织的纳税；一个是业务主管单位，负责业务指导。三个部门各有各的事情。以某心理咨询室为例，既有社团管理局的登记任务，又有逐月缴纳的税费八九项，还有业务主管单位派下来的公益活动，所有管理部门的重点都在“管”上，而不在服务上。
从国外的管理来看，美国非营利组织的管理部门是财政部国税局（IRS）和联邦选举委员会。国税局的管理分两个方面，一个是负责非营利组织的税收或免税。凡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组织都要做税表，国税局会公开这些税表，一般人也可以在国税局网站上查到；年收入超过5000美元而不足2.5万美元的组织，则需要提交免税申请，国税局印出免税机构名单，予以公示；年收入少于5000美元以下的教会、寺庙和慈善组织不需要填写免税申请。另一个是调查非营利组织高管的“过高薪酬”。调查过程中，会与其他类似组织领导者的薪水比较，排除有人利用NGO作弊或利用慈善机构的名义逃税。联邦选举委员会负责管理非营利组织的政治活动，如果慈善机构直接向恐怖组织提供资金帮助，则为非法。
由美国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可见是否符合免税资格是管理的重点，符合就需要纳税，不符合则给予免税待遇，促进其成长，同时严格控制利用非营利组织营利的行为。如果一个非营利组织从事商业活动，而这个活动与其宗旨无直接联系，那么商业活动中的获利就要纳税。假如一个非营利组织获得超过2.5万美元的营利收入，那么它就失去了免税资格。国外的公益组织在这种既严格又周到的管理之下，只有更好地吸纳捐款，以自己组织的宗旨为旗帜，开展慈善活动才能生存下去。
中国的社团管理机构很多，表面上看，公益组织管理体制很严密，实际上存在着空当。首先，管理者的高薪不在任何部门管理范围之内，这样就有一些公益组织打着非营利的旗号，做着营利的事情。“郭美美事件”中的“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就是这样一个机构，还有一些行业协会，以征收会费发财，公益组织乱象迭出。其次，小微型公益组织没有免税的优惠，难以得到扶持而衰亡。第三，缺乏服务性管理。管理部门仅仅在收费或者派活，很少给予帮助，这是十分不利于公益组织发展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学习国外管理经验，税务部门既管纳税也管免税；社团管理局能够配合税务部门工作，防止不良社会现象的出现；逐步取消业务主管单位的限制，这样才能够保障公益组织正常活动，并得到社会力量的扶持。
五、公益组织评估政策与社会管理创新
国际上很多国家建立了官方或民间的中介性或学术性评估机构，对公益组织进行评估，并形成了对公益组织公示的机制，为政府监督管理提供重要信息。
评估的组织者可以是被评估的公益组织自身，或是相关公益组织联盟，也可以是政府管理部门，还可以是与被评估组织无关的独立的公益组织，或者是营利的公司。评估的组织者不一定是评估的具体实施者，例如政府委托给第三方进行评估，公益组织自身也可以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在评估实施过程中，一般都会组成评估小组，小组人员包括了公益组织管理者、政府官员、财务或法律专业人士等多方代表。评估程序一般包括公益组织材料申报和自我评估、评估小组现场评估、评估小组综合评估结果、反馈结果和讨论、对外公布结果等。评估内容根据评估目的不同，关注点会有所侧重，但通常会对财务信息比较关注。评估结果或者应用于政府购买服务时对公益组织的工作绩效的了解，或者应用于捐赠者选择公益组织时的信息参考。其结果是评估良好的组织能够得到奖励（物质上或精神上的），评估差的组织得到惩罚。通过评估引导公益组织发展，或者是给稍差一些的公益组织提供学习的参考，从整体上促进公益组织的发展是其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出现了公益组织的自我评估，也就是公益组织的自我监督。例如，慈善导航员网?（www.charitynavigator.org）就是专门对公益组织进行评估的网站，被很多人使用。如果想捐赠给慈善组织，但不知道慈善组织经营得怎么样，效果怎么样，就可以用慈善导航员来查。网站会给每个慈善组织做一个评估。每个慈善机构，都想得到这个网站四星级的评估，这表示慈善机构的成本很低，做项目的效率很高，管理很周全，而且领导者的薪水报酬也不高。如果只有一星级的评估，表示这个组织可能在财政方面有些问题，领导者的薪水有点高，捐款要小心谨慎。这是一个新现象，也是成本很低的公益组织评估方式，因为这样的网站也是NGO，是一个专门监督其他NGO的NGO。
建议政府将公益组织的评估放到民间去，委托行业协会、学术单位或者专门的评估机构做，将政府从繁琐的阶段性检查、年度检查、行政处罚中解脱出来，致力于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既要把好“进口关”，积极改进登记管理工作，规范登记审批程序，提高效率，方便群众，又要保持“出口”畅通，抓紧完善退出机制，及时淘汰徒有虚名、不起作用的公益组织，依法查处公益组织违法活动和非法公益组织活动。这样公益组织才能健康成长。
城市物流主体与管理政策模式 篇7
一、城市物流及其内涵
1.城市物流的定义
综合对城市物流体系的理解，本文拟提出城市物流定义。城市物流是指在特定的城市管理政策环境下,物流服务供给者改变物品的空间和时间状态,满足服务需求者的物品实体转移过程,通过持续的物流服务最终满足城市单位与居民的物质需求。可以说城市物流就是民生物流,在城市范围内的物流过程,主要包括商贸物流、消费物流、部分制造供应物流和逆向物流
2.城市物流的内涵
城市物流的组织与实施,是在既定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和特定的城市管理政策环境下完成的,如城市对货运车辆吨位的限制,对车辆限行时间和区域的规定等因此,城市物流是在一个市场资源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竞争进行配置的市场结构中运行的,在实际的物流过程中,将产生外部不经济性如交通拥堵、噪音和环境污染等这也决定了城市物流健康发展需要城市物流管理政策的制度保障。
城市物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城市区域内单位与居民的物质需求城市的稳定与发展体现在满足单位与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城市物流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基本服务性质。从单个企业来看,城市物流是以盈利为目标的物流活动,但从整体城市运行角度,城市物流为城市的正常运行、城市单位与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物质资料。
城市物流是在市场主导的条件下完成产品的实体物流过程,物流服务供给者通过提供物流服务,获得收入实现利润物流服务需求者在不同的物流服务水平下,通过比较与选择,购买相关的物流服务,从而促进物流服务水平渐次提高城市管理部门通过相关政策来规范城市物流经营环境,提供良性竞争平台而不是代替企业进行具体物流活动。
二、城市物流的四个主体
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物流系统的主体是指物流服务行为主体即物流企业由于城市空间布局限制,城市区域内的物流组织与实施较其他物流系统更为复杂。城市物流的参与主体不仅包括一般物流系统的服务供给方(物流企业)和需求方,由于城市物流活动不可避免地对城市居民的交通出行和噪音污染等方面产生影响,因而城市管理者在制定物流管理政策时,不仅需要考虑到物流活动参与者的利益,还需要考虑平衡城市居民的利益诉求。因此,评价和分析城市物流系统,必须将以上参与者纳入考量范畴,综合实际调查与分析,笔者认为城市物流主体可分成4类:(1)物流服务供给者;(2)物流服务需求者;(3)城市管理者;(4)城市居民。
与传统物流系统(如图1)比较,由于城市管理者与城市居民利益的加入,城市物流活动变得更为复杂,由简单的企业经济行为转变成在城市环境中追求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社会综合考量,如图2。
1.物流服务供给者是指在城市区域内提供运输、仓储、配送、搬运、装卸、包装、流通加工和信息服务等物流活动的经营实体,如快递物流企业提供终端配送服务
2.物流服务需求者是指在城市区域内因生产或生活需要,对物资和产品产生的运输、仓储或配送等需求的单位或个人,如商贸零售企业包括超市、便利店等。
3.城市管理者是指具有城市管理权力的行政机构,通过制定城市物流管理法规政策,来规范和引导城市物流供给者与需求者的经营活动。另一方面通过提供城市基础设施如交通道路、配送仓库用地等为城市物流活动提供基础支持。本文所界定的城市管理者只局限在与城市物流直接相关的政府部门,如商务厅局、交通厅局等机构。城市管理者通过管理政策的延续性,来实现城市管理目标的一致性和延续性。
4.城市居民在城市物流系统中具有双重性。在特定时间T内,在城市区域内独立于城市物流系统外的城市居住人群。其出行需求和居住舒适需求与城市物流活动,如服务供给者的车辆运营,可能会产生冲突。在特定时间T+1,城市居民亦可能是物流服务需求者。我们将不产生直接物流服务需求的自然人或单位组织,以自提(如手提、自行车或家用轿车等)方式来实现的物体空间转移不计入物流服务需求。
城市物流四个主体的利益取向不同,决定了各主体之间为了不同的目标实现会发生冲突。物流服务供给者的目标是通过最经济的成本提供物流服务获得利润;服务需求者的目标是得到及时准确的物流服务;城市居民的目标是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包括新鲜的空气、便捷的交通、物美价廉的商品、安全的居住环境等等;城市管理者的目标则是城市正常运转、税收、提供公共设施等。因此冲突在所难免,如,城市物流供给者的货运车辆通行与城市居民的出行需求会产生冲突。
三、城市物流管理政策如何作用到各主体?
由于城市区域的资源聚集性特点,城市物流活动不可避免会出现外部不经济性。因此城市物流政策的制定需要在明确各功能主体的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注重管理政策对物流活动的外部不经济性进行协调和规范。参与到城市物流活动的各个主体的目标不一致性,需要城市管理者注重管理政策的顶层设计,在政策实施中更为有效地平衡各主体利益,最终实现城市的良性发展。
1.如何制定有效的城市物流管理政策?
目前,城市管理者如发改委、商务部(厅/局)、交通运输部(厅/局)等部门,从不同的规范主体和目标制定出相应政策,来实现对城市物流的管理目标,如图3。因此,各宏观部门的管理目标一致性就非常重要,从不同侧面来实现一个大目标——保证城市物流的高效运转,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保障城市民生。这就需要从更高层面对城市物流管理政策进行顶层设计。明确各功能主管部门的管理政策在实施效果上的一致性,不论是哪一个部门的管理政策,都是聚焦在协调城市物流供给者、需求者和城市居民的关系和利益上,如图4。
2.如何避免城市物流管理政策失效?
实际中,城市管理政策很容易出现“管理重影”问题,即城市管理部门由于不同的部门职责,管理的目标和手段都存在差异,因此,城市物流管理政策会出现不同层面、不同的逻辑过程,对同一个系统主体的影响出现不一致情况,这样将对物流主体的经济活动产生不同的影响,如图5虽然在协调不同的物流服务供给者和需求者,不同部门的政策都能以关注民生和城市发展为着力点,但那只会削弱管理政策的部分作用。“管理重影”中最极端情况就是各政策之间作用的相互抵消,即发生“管理对冲”,一部门的政策作用力被另外一项政策全部或部分抵消。
城市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责是为城市物流提供基础设施要素,主要有:(1)物流节点是进行物资中转、集散和储运的节点,包括物流园区、配送中心、转运中心、集散中心、配送仓库等;(2)货运通道和交通设施,连接主要物流节点的货运通路包括公路、河道、轨道等。城市管理者要使城市物流健康发展,另外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做好城市物流管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管理部门需要具备以城市公共服务支持为出发点的理念,城市物流管理政策才是真正的行之有效。如图6。
四、城市物流管理的终极目标是关注民生
“关注民生”是各城市管理的重要目标,城市物流管理的终极目标是满足民生需求,将城市居民的物质需求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如图7。
城市物流企业的效率和成本,决定了整个城市物流的效率和成本。城市物流的总成本是依赖于各个城市物流供给方的成本控制。其传导机制:如城市物流政策管理不规范,导致城市物流效率低,企业物流运作成本高,会将部分成本转移,推高城市“最后一公里”的物流成本,导致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如蔬菜等价格偏高,从而影响到城市居民生活福利提供,最终还将影响到国家的CPI指数。
论通胀预期管理与货币政策 篇8
1 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胀预期的现状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放缓甚至陷入经济衰退。为刺激经济复苏和稳增长, 欧美等发达国家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先后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等刺激政策。此后,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率先复苏, 欧美等发达国家也随后走出低谷, 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平稳增长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但是, 通过刺激政策稳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物价的上升。自2010年5月起, 我国CPI指数开始突破103, 央行逐步多次上调利率和紧缩银根, 但CPI指数居高不下且持续上升, 至2011年7月CPI指数达到106.5。此后, 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和深化,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物价水平也随之持续下降, 至2012年7月CPI降为101.8, 2012年8月以来CPI指数又开始延续上升态势。
中国人民银行在每年的2月、5月、8月和11月在全国50个城市对2万户城镇储户进行问卷调查。自2000年起, 中国人民银行的《居民储蓄问卷调查系统》中关于物价的判断和预期的问题为“您预计未来3个月物价水平将比现在:上升;基本不变;下降”。基于问卷调查的未来物价预期指数可在一定程度上大致反映我国通胀预期的变化情况。通胀预期的具体测度, 有调查法、市场法和计量法, 每种方法各有优缺点。通过表1, 可看出未来物价预期指数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再升的过程。也就是说, 目前CPI虽在承受范围之内, 但通胀预期开始明显回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2 我国通胀预期不稳定的货币政策根源
2.1 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三重性”
长期以来, 我国货币政策一直奉行“稳定币值, 发展经济”的目标。但实际执行时出现目标摇摆不定, 在物价形势严峻时稳定币值为先, 经济形势严峻时发展经济为先, 更多的时候发展经济优先于稳定币值。而且, 货币币值稳定包括对内币值稳定 (物价) 和对外币值 (汇率) 稳定。这样, 最终目标中隐含着三个目标, 这三个目标之间存在不一致性。货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之间往往是存在矛盾。为了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 货币政策趋于收缩, 经济增长会减速甚至下滑。为了促进经济增长, 货币政策趋于扩张, 货币币值趋于贬值。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矛盾给货币政策操作造成了两难的选择。而且, 在物价与汇率之间同样存在一定的矛盾, 在很多时候为了换取汇率的稳定而牺牲了物价的稳定。
2.2 货币政策的动态 (时间) 不一致性
货币政策不一致是指货币当局宣布一个零通货膨胀的目标, 在公众信任的情况下形成低而稳定的预期通胀率, 并据此做出理性的劳动、消费、储蓄和投资决策。然而, 在没有强约束的情况下, 相机抉择的货币当局有动力制造意外通货膨胀 (surprise infl ation) 以增加产出和降低失业率。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无约束的货币当局采取“欺骗”策略, 可以从中获取某种利益, 从而使其制定的货币政策丧失可信性。然而, 在预期理性的情况下, 公众会预期一个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结果货币当局的政策既造成了通货膨胀, 也得不到任何产出上的好处。
长期以来, 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具有明显的相机抉择性, 最近几年的宏观调控政策中表现尤为明显。2008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主要任务是搞好宏观调控,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以应对日益加大的通货膨胀压力。2008年9月政策目标由“防通胀”变为“保增长”, 财政和货币政策发生180度大转弯, 改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制定缺乏预见性, 表现为货币政策出台的突然性、调控政策的波动性和非一致性。
2.3 货币政策操作缺乏前瞻性和稳定性
最近几年, 我国物价水平和整体经济大起大落, 这与货币政策的短期性、反复性分不开的。我国每年货币政策的主基调主要根据当前的经济增长势头和物价形势, 结合国内外宏观经济金融趋势而制定。
2007年, 国内物价形势严峻, 资产价格暴涨, 货币政策主基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2008年上半年, 主要矛盾仍为不断上涨的物价水平, 货币政策主基调仍为从紧的货币政策;到2008年下半年, 宏观经济形势异常严峻, 货币政策转为宽松。这是央行没有充分认识美国次贷危机的重大冲击, 导致货币政策的短期反复, 缺乏前瞻性。同样在2011年, 面对日益严峻的物价形势, 连续3次上调利率和连续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到2012年, 下调利率和连续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这也是央行再一次没有充分认识欧债危机的重大影响, 导致货币政策的波动反复。
3 通胀预期管理的货币政策建议
通胀预期越不稳定, 反通货膨胀的成本越高,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事实上, 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已经成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能否成功实现目标的关键。通胀预期不稳定的根源其实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 为了有效地管理通胀预期, 控制通货膨胀, 本文提出以下货币政策建议。
3.1 实施“宽财政”、“稳货币”与“升值”的政策搭配
目前我国面临的总体形势仍不容乐观:通货膨胀趋缓, 但随时可能反弹;受欧债危机影响, 经济增长面临不确定性;就业形势不稳定, 尤其是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国际收支持续多年的顺差。我国物价上涨的很大一部分压力是来源于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带来外汇占款的急剧增加。为了保持汇率的稳定, 中央银行不得不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 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加和可控性的下降。中央银行为追求汇率的稳定牺牲了物价的稳定。
针对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为了稳定通胀预期, 特提出“宽财政”与“稳货币”的政策组合。按照丁伯根的数量匹配原则, 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 至少需要N个相互独立的有效政策工具。按照蒙代尔的最优指派原则, 每一个政策目标应该指派给对这一个目标具有相对最大影响力的政策工具。“稳货币”主要致力于解决物价问题, “宽财政”主要致力于解决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 “升值”主要致力于解决国际收支顺差问题。三者政策工具各有指派, 相互配合协调。“宽财政”和“升值”配合“稳货币”以稳定通胀预期, 缓解通货膨胀压力。通过“宽财政”逐步解决经济增长方式, 也就缓解了国际收支顺差的根源问题。国际收支问题得到缓解了, 物价上涨的货币根源减轻, 货币政策独立性得到增强。通货“升值”着力缓解国际收支顺差问题, 也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一定程度缓解物价上涨压力。
3.2 提升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平稳性和可预见性
目前我国统计数据的不完全性和滞后性, 加上央行的认识时滞、决策时滞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时滞, 使得经济形势客观需要货币政策的及时调整到货币政策最终发挥效果有一个很长的时滞。因此, 货币政策的制定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不仅考虑过去和目前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 更要考虑未来的经济金融发展趋势, 采取前瞻性而不是应急性的政策措施, 防止政策出台后产生的效果与未来的趋势叠加, 加剧了未来经济的波动程度。
货币政策出台以后, 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相对平稳和可预见性。同时, 根据未来形势变化有针对性地进行微调预调, 避免出现“相机抉择”式的操作模式, 导致货币政策的反复波动和大起大落。基于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通胀预期管理与最优货币政策研究表明, 一个能预先承诺去实行一项政策的政府要比一个短视的、每一期都重新最优化的相机抉择的政府能够产生更好的政策效果。
3.3 逐步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高, 这多少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可信度, 导致通胀预期不稳定, 减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了增强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特别是政治独立性, 需要逐步完善中央银行的体制和机制建设。第一, 关于政策目标独立性。政策目标存在多重性, 缺乏明确的指派顺序, 各个目标的权重模糊, 导致公众无法知晓中央银行的目标损失函数, 也就无从真正了解央行的政策意图。在可预见的未来, 通过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 至少应该明确规定物价稳定成为我国央行的首要目标。第二, 关于政策工具的独立性。我国中央银行的一般性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利率政策、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再贴现和再贷款政策、公开市场业务。这些政策工具通过影响市场利率、货币供应量和汇率等, 再通过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渠道影响社会总需求, 最后影响物价稳定等最终目标。然而, 对于利率、汇率和货币供应量等重要事项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后才能执行。虽然中央银行的“手脚”可以行动, 这无形当中捆住了中央银行的“头脑”。政府对中央银行应采取事后问责的形式, 而不是采取事先控制、事后无责可负的状态。第三, 关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关系。它们之间不仅体现为行政上的隶属关系, 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作为委托人, 中央银行作为代理人, 政府与中央银行进行协商, 确定具体量化的通胀目标, 赋予央行独立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权利, 使其在广泛收集、整理和分析宏观经济信息的基础上, 根据面临的各类冲击进行货币政策操作, 以便对其进行客观的考核问责。
3.4 逐步提高中央银行的透明度
中央银行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公众对央行货币政策的理解和监督, 也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性, 约束其相机抉择行为, 稳定公众的通胀预期。伍德福德认为, 公众不仅要知道央行正在做什么, 为什么这样做, 更要能预期到央行将来要做什么, 这对于货币政策的效率至关重要。经过多年的建设, 我国中央银行的透明度不断提升, 但总体仍不容乐观。为了加强中央银行的透明度, 需要做到:
第一, 提高货币政策目标的清晰度。中央银行应公开宣布它的目标损失函数, 让公众知道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的偏好。第二, 货币政策的决策思路和过程应尽量公开化。目前央行能做到及时公开决策结果, 但公众对政策出台的背景、思路、意图难以获晓, 对过去货币政策的评价、未来通货膨胀和经济形势的展望都是一些原则性的模糊性语言。第三, 经济信息数据模型公开, 特别是通货膨胀预测模型。第四, 信息沟通渠道的形式要多样化, 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通过中央银行领导的公开讲话和表态, 对目前货币政策出台和操作意图进行详细的说明和解释, 帮助公众加深对政策的理解, 以引导公众预期。第五, 加强央行对公众的了解。央行同样要知道公众的预期, 了解公众究竟在想什么, 是怎么想的。如果公众的预期与央行的预期出现偏差, 央行就需要引导公众预期。
摘要：通胀预期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影响因素, 通胀预期管理对于反通货膨胀具有重要的意义。稳定的通胀预期有助于阻止通胀预期向通货膨胀的传导, 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通胀预期不稳定的货币政策根源, 最后提出通胀预期管理的四个货币政策建议。
关键词：通胀预期,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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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管理 篇9
1 个人外汇管理政策对于分拆结汇出现监管瓶颈
从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政策看，对居民个人收汇没有管理，结汇时才需审核相关证明，但银行基于自身利益审核较为宽松，大量的居民个人外汇轻而易举地以“赡家款”和“职工报酬”等名义汇入并分拆结汇，造成了个人外汇管理政策监管的难点，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危害性。
1.1 分拆结汇的表现形式
表现一：2007年10至12月，一家在境外注册的国际贸易公司向内地居民汇入金额为48888美元的汇入款2笔，汇入金额为46666美元的汇入款3笔，汇入金额为45555美元的汇入款1笔，金额共计283329美元，在国际收支申报的交易附言中汇入款为工人汇款，收款人为具有亲属关系的6个内地居民，并当即结汇，结汇后无法了解资金的使用情况。在办理结汇业务的过程中银行人员发现，有2名收款人的年龄不满十八岁，而其中一名是在读初一年级的学生，与国际收支申报的交易附言中汇入款为工人汇款明显逻辑不符，这6笔汇款结汇录入个人结售汇系统时结汇资金属性描述为工人报酬和赡家款。
表现二：2007年12月，某境外个人一次性将24万美元汇给境内居民王某，而后王某将该笔外汇分拆成5笔分别划转至其直系亲属的个人外汇储蓄账户并办理结汇。
1.2 存在的监管难点
一是造成了外汇管理部门监管的被动局面。依据《个人外汇管理条例》第九条：“对个人结汇和境内个人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年度总额内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银行办理;….”的规定，对于上述案例，因每笔结汇金额均在5万美元的年度总额内，仅凭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办理结汇，银行不能进行真实性审核，给异常资金以分拆方式汇入境内打开了便利之门，从而给外汇管理部门在防范热钱流入工作中增加了难度。
二是管理依据缺乏可操作性。在上述案例中，虽然外汇局高度怀疑境外机构分拆资金汇入境内逃避监管，但无法依据《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七条进行定性，以确定这几笔结汇资金确属以分拆等方式逃避限额监管的行为。
三是某些银行的行为为分拆结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目前的个人收结汇业务中，境外同一汇款人除了可以将外汇资金分别汇给境内多人进行结汇，逃避个人结汇限额管理的方式以外，还可以一次性汇给某个境内个人，通过外汇资金直系亲属划转分别结汇的方式进行。而在第二种分拆方式中，银行应当依据《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七条对该分拆行为进行阻止，但往往有某些银行为了小部门的利益或者疏忽，直接造成了对我国个人外汇管理政策的冲击。
四是难于进行监测。在上述的案例中，如果不结合国际收支申报系统，仅仅依靠个人结售汇系统难以进行有效监测，因为个人结售汇系统重点关注结售汇行为，对结汇资金的境外来源无法录入系统。
1.3 分拆结汇的危害性
通过分拆的方式进行结汇，每笔近5万美元的金额虽然不大，但是汇集起来，金额也相当可观。据《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2月15日报道：“2007年全年个人结汇规模高达1172亿美元，同比增长43%，其中职工报酬和赡家款占五成，监管部门已经对此表示关注。”通过调查发现，目前个人外汇资金结汇后人民币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的现象相当普遍，无疑会给当前炙手可热的资本及房地产市场火上浇油，加之这些资金流动性极强，极易造成资本及房地产市场价格异常变动，给境内经济安全构成隐患。[2]
2 个人外汇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目前个人收汇、结汇管理的主要规定有：(1) 1998年9月颁布并实施的《境内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其后的一些对相关问题进行明确的通知;(2) 2004年3月和4月施行的“两个通知”，意在加强对居民和非居民个人结汇的真实性审核，遏制“热钱”通过因私渠道流入;(3) 2007年2月实施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银行和个人在办理个人外汇业务时，不得以分拆等方式逃避限额监管，但这一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
然而现状反映出个人外汇管理政策仍存在缺陷，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2.1 对个人资金流入管理宽松导致结汇政策难于发挥应有的作用。
目前，个人涉外收汇主要实行申报制度，从银行收汇操作情况看基本对境外流入的外汇难有实质性限制，境外外汇可以循私人渠道自由流入境内，如许多个人的跨境外汇收入都是由境外公司汇入，被申报为“侨汇”、“资本撤回”、以及“其他”等，现行法规并没有对这类收入进行限制。由于个人收汇的国际收支交易编码有限，目前仅从交易编码无法了解居民个人大额收汇的真实来源和非居民大额收汇的资金用途，增加了对外汇资金流入的监管难度。由于我国境内不允许外币计价结算、本外币利率差异等原因，境外流入外汇目的主要是为了结汇使用人民币，外汇流入的大额资金除小部分提取外币现钞、存定期和用于外汇质押人民币贷款外，大部分收汇资金用于结汇。[3]因此，受资金趋利因素影响，个人外汇流入实际的不受控制，必然导致结汇的难于控制。
2.2 个人结汇的管理政策仍有缺陷。
从结汇的情况看，新的个人结汇规定主要是降低了设置审批的权限，但从外汇管理局及银行操作看，均存在缺陷。[4]新出台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七条：“银行和个人在办理个人外汇业务时，应当遵守本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得以分拆等方式逃避限额监管，也不得使用虚假商业单据或者凭证逃避真实性管理。”此规定过于笼统，不利操作。由于嫌超限额结汇的手续繁琐或是境外资金的逐利行为，一些人直接将资金分拆为多笔进行收汇，并通过多人身份证进行结汇。同时还有凭证真实性审核的问题。由于各国的商业单据、凭证等没有固定统一的样板模式，现行法规对于单据、凭证的有效形式并无明确规定，银行对伪造的材料的甄别能力也有限，因而银行在具体业务操作过程中难以把握其真实性，增加了审核的难度。
2.3 部分银行对个人结汇管理政策执行不力。
外汇从业人员缺乏对外汇新政策的学习和掌握，对相关外汇管理政策不了解。随着个人结售汇管理信息系统的推广应用，办个人结售汇业务的银行也不断增加，特别是一些基层行的分理处、储蓄所都开办了个人结汇业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最近几年来，我国的个人结汇网点设置增长迅速，与个人售汇业务相比，各外汇指定银行办理个人结汇业务的网点多而分散，有的延伸到辖区县级行，绝大部分网点的经办人员对相关外汇管理政策不了解。加之一些网点柜台人员更换频繁，经办个人结汇业务的质量难以保证。此外，个别银行为了本身经济利益，有意放松对居民大额资金的监管和审查，甚至弄虚作假，帮助客户逃避国家外汇政策的约束，欺骗外汇管理机关。
3 改进个人外汇管理中对于分拆结汇监管的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分拆结汇既有真正意义上的单方面资金流，也有隐性的双向流动，而这种双向流动潜在的风险短期内还难以精确估计。笔者认为，应未雨绸缪，把好流入关、控制汇兑关。具体建议如下：
3.1 加强个人外汇收支监测。
结合国际收支申报系统，对于像境外同一汇款人大量频繁给不同境内人员汇款并结汇、与其业务性质不符的，或境内收款人大额外汇资金通过分拆划转其直系亲属结汇的行为进行重点监测。同时设置对重点、大额交易项目的监测预警指标，如经常转移项下可对赡家款、工人汇款以及侨汇等种类设置科学的关于存量、流量、频度等预警参数，通过对国际收支申报系统、外汇账户信息系统、结售汇统计三大系统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能够及时对异常资金情况跟踪分析，构建较为完备的非现场监测网络。[5]
3.2 完善个人资金结汇的管理政策。
首先，应在《外汇管理条例》层面，强化对个人经常转移收入的真实性审核要求，严格履行按实进行国际收支申报的原则，强化外汇指定银行监管职责，增加个人非法使用外汇的法律责任，对以经常转移为名从事各类违规投机投资活动的行为，以及对国际收支申报资金性质与实际资金用途严重不符的行为，可由外汇管理部门履行相应的检查和处罚，增强法律的严肃性;其次，修订完善《境内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建议对一定数额以上的个人捐赠资金则需要我国公证机关的证明，同时对个人项下非公益性的捐赠款征收一定比例税收;第三，细化《个人外汇管理方法》第七条规定，进一步明确银行及个人分拆结汇的审核要求，便于外汇指定银行规范操作，减少审核漏洞。
3.3 积极做好个人外汇管理政策宣传。
各级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应通过新闻广播媒体、发放宣传单及银行柜面咨询等手段，进一步加大《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等新政策的宣传力度，使社会公众自觉接受和规范个人外汇收支行为，有效提高个人外汇管理新政策的执行效果。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使业务人员正确认识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熟悉与外汇管理相关的各项贸易、投资业务，通过从业人员各种渠道的广泛宣传，使外汇客体充分认识到提供外汇真实性来源的意义，做到银行经办人员明确政策法规;另外要督促银行认真履行监管职能，建立和完善银行代监管系统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3.4 加强查处力度。
对于使用分拆结汇方式逃避限额监管行为的个人，依照外汇管理法规进行查处，并将此行为作为不良记录载入个人征信系统。对于监管不力、审核不严的银行加大处罚力度，甚至取消其外汇业务的经营资格。
摘要：从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政策看, 大量的居民个人外汇轻而易举地以“赡家款”和“职工报酬”名义汇入并结汇, 成了个人外汇管理政策监管的难点, 分拆结汇对个人外汇管理政策造成了一定的危害。文章对个人外汇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改进个人外汇管理中对于分拆结汇监管的建议。
关键词：分拆结汇,个人外汇管理,改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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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管理的政策变化与创新 篇10
目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多。根据民政部门统计的数据,截至2009年底,全国有社会组织431069个,其中社会团体238747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90479个、基金会1843个。我们日常中所说的社会组织,是指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为满足社会需要或部分社会成员需要而设立的非营利性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
在我国,这部分组织以前被称为民间组织,“社会组织”的说法是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报告曾指出“要重视社会组织的建设和管理”“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在此之后,国家民政部在管理工作中也随即启用“社会组织”这一新概念,而不再沿用“民间组织”的叫法。随着社会组织数量的不断增多, 促进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变革的必要性越来越大。
我国针对社会组织采用的双重登记管理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产生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部门的权责划分不明确的现象。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职能交叉,责任与权力不统一,十分不利于社会组织的登记成立和开展活动。
二、社会组织管理的政策变化与创新
(一)部分组织双重登记管理体制试行改革
以必须具备业务主管单位之后才能继续登记注册为特征的社会组织双重登记管理制度,是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特色,但是近年来,社会对该制度的认可度越来越低,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因为他们认为这一体制束缚和限制了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导致许多社会组织因为无法找到业务主管单位而不得不选择到工商部门进行企业登记注册。中国政府也开始逐步意识到传统的双重管理体制十分不利于鼓励社会组织发展,因此开始考虑对这一制度进行局部的调整和变通。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先行试水。例如深圳市“三个半步”政策的颁布实施,在社会组织登记注册改革方面,自2004年以来,深圳市率先通过 “三个半步”走的渐进改革方式,对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实行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管理的体制,让民政部门集业务主管单位与登记注册部门于一身。俭省了登记流程,活跃了社会组织的氛围。
(二)部分民间组织备案制改革
所谓民间组织备案制,就是要求一些在成员人数、活动场所、业务经费等标准上达不到民间组织登记注册标准的民间组织,在开展业务活动的时候只需向相应的民政部门提交一些基本的信息和证明资料即可开始运转的体制。民政部最早提出对民间组织实施备案制是在2005年12月出台的 《关于促进慈善类民间组织发展的通知》中,该通知提出: “在农村乡镇和城市社区中开展这些活动的慈善类民间组织,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登记管理机关可予以备案,免收登记费、公告费”,即通过放松准入条件的方式来推动慈善类民间组织的成立和发展,后来这一模式得以扩展至基层民间组织。
(三)社会服务供给领域的政社合作
政社合作体现最明显的是在经济领域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指将原来由政府直接提供的、为社会公共服务的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或市场机构来完成,并根据社会组织或市场机构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估后支付服务费用,即“政府承担、 定项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是一种新型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 一系列惠及民生的社会政策所带来的丰厚资源,为推动地方政府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与社会组织合作创造了条件。
从目前各地的改革实践来看,中国地方政府购买服务已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型城市向内地较发达地区的城市推进,从省、直辖市到街镇各级政府都成为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主体和推动力量。从发展规模来看,政府购买服务在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等领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政府购买的投入、项目和受益对象不断增加,正成为政府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提高我国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
(四)加强社会组织监管力度
这一政策从社会组织本身进行改革。例如,浙江省乐清市民政局委托乐清市永安会计师事务所对参加2014年社会组织评估的43家乐清社会组织进行初步评估。永安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第三方评估单位,将对这43家社会组织,进行实地考察、现场检查、资料审核等。此后乐清市组织评估委员会针对初评进行审核,4A级以上社会组织将上报温州市局进行复评。 这种完善的奖励机制和末尾淘汰制,最大程度上保证社会组织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三、结语
近年来,特别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后,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首先在东部、南部省份开始试点。突破双重管理制度、扩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促进监管体系的完善,等等。但是目前来看,尽管政府意向改革,但是改革过程中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由于改革打破了原有的稳定链条,必定遭遇很多阻力。因此,想要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融洽和互补,需要持久的重视和政策的改进。
摘要：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变化,实质上是“政府-社会”关系的变化,其变化反映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由远到近,二者的干系越来越大、越来越融合。政府之所以能够做出以上政策调整,有其自身层面和社会层面两层原因,最重要的是政府转型的需要,必要条件是政府有能力控制新模式带来的风险。同时,民众对社会公共物品要求的提高以及国家财政政策的偏向更促进了社会组织扮演公共物品供给者的角色,促进了政府和社会组织良性合作模式的形成。
政策与管理 篇11
【关键词】物流企业；供应商管理库存；供应链；库存管理；海关；信息系统
供应链管理作为独立管理领域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制造企业意识到库存及物流中蕴涵的巨大效益之后，供应链管理从理论和技术上都得到迅速的发展。由宝洁和沃尔玛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供应商管理库存（VMI）是目前受到业界普遍推崇的一种库存管理模式。VMI是指受到上游供货制约的下游企业将其库存交由上游供应商管理，从而使库存管理更具计划性和可预见性的合作性策略，并能够尽可能地降低库存管理成本。VMI将传统供应链中上、下游企业各自独立的库存进行集约化管理，减少整个供应链的环节，效率因此得到极大的提升。
1VMI的实施
1.1实施原则
实施VMI一般需要如下条件：一是库存不确定因素的非对称性。下游企业库存的不确定因素主要取决于上游供货商。例如，正常情况下零售连锁企业日常门店零售所产生的库存变化是比较稳定和可预期的，下游企业对于上游企业对其的供货却有很大的不可控性。供货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库存波动难以预期，因此而产生的效率损失由下游企业承担。二是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供应链能够很好地衔接。库存管理从下游企业交给上游企业，这意味着整个管理体系包括理念、人员、工具的全面更新。但这并不等同于下游企业完全放弃对于库存的管理和要求。在某种意义上这相当于下游企业将库存交给上游企业托管。三是VMI带来的效率提升能够为合作双方所共享。
1.2实施内容
（1）选择合适的供应商VMI实施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上游供应商的库存和供应链管理能力。缺乏全流程物流管理，不能有效应对下游需求的供应商，会在这种模式中败下阵来。同时，供应商还必须具备根据下游客户的要求对库存管理、配送和物流运输进行定制化调整的能力。
（2）选择合理的运行模式根据储存方式、地点、配送方法、运输距离和手段的不同，VMI的库存管理有多种模式，如费用项目库存模式、委托库存模式、就近仓储模式、第3方物流模式等。在确定供应商之后，上、下游企业应共同商定最佳的运行模式来实现VMI。
（3）确立库存管理要求上、下游企业应共同确定VMI应达到的绩效标准或管理要求，包括对库存、订单在内的整个流程进行量化管理，并以量化数据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量化指标包括订单和库存管理的各种参数，如再订货点、合理库存水平、物流配送时间等。
（4）流程和组织重组VMI全面改变下游企业的工作流程和组织结构，并加大上游企业的库存管理工作量。当上游供货商对其众多下游客户统一实行VMI时，规模优势使上游供货商有可能采用全新的库存管理方法，这也可能导致其流程和组织的重组。因此，无论对于上游企业还是下游企业而言，VMI都不是简单的问题。
2VMI实施中面临的海关问题
VMI模式能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带来多方面的收益：（1）库存减少，资金压力减轻。对上游企业而言，信息的集中和物流规模优势可使其生产尽可能贴近需求，做到按时和按需生产。（2）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更加密切。这种近似于纵向一体化的合作关系，使上、下游企业之间可以共同抵御市场波动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且分享市场繁荣带来的巨大收益。（3）采购和物流成本大大降低。对于规模较小的下游企业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4）更快的供货响应速度。
在海关管理实践中，VMI模式遇到如下问题：
2.1保税仓库现有通关模式不便捷
对于制造行业VMI模式来说，最关键的部分是供应商对下游企业生产需求的快速响应能力。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细化，生产全球化日益流行。大多数产成品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的合作，这势必涉及进出口供应链。为适应现代供应链的要求，VMI仓库的货物往往以保税货物为主，而进出保税仓库需要办理海关清关手续。
在目前海关保税仓库通关作业监管模式下，保税仓库货物进出库通关均实行报关制：货物进口入库时，分别向仓库主管海关、海关通关管理部门、口岸海关物流监控部门办理货物入库审批手续、进口通关报关手续和实物查验放行手续；货物出库进口或出口时，也分别向仓库主管海关、海关通关管理部门、口岸海关物流监控部门办理货物出库审批手续、进出口通关报关手续和物流查验监控手续。保税仓库货物的进出库流通都要经过3道海关监管手续，这严重影响保税仓库物流通关速度，使保税仓库运营成本提高。这个过程难以适应工厂要求的响应时间，成为VMI物流供应链上的“瓶颈”。
目前供应链成员一般在VMI项目中采用部分货物先期完税的方法来应对这一问题：采购方先期办理部分中间品的海关完税手续，手中拥有一定数量的完税安全库存，可以随时发货。但这种做法与真正的VMI管理并非完全一致。虽然保有一定的完税库存，能够满足响应时间要求，但这是以采购方前期持有库存，提前完成物权转移为代价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VMI管理。
2.2物权错位
在VMI模式中往往由独立的第3方物流企业管理库存，此时的第3方物流充当生产企业仓库的角色，货物在交付下游企业之前由其统一负责。正是由于这个特点，第3方物流企业作为其客户的进出口代理人，在进出口申报时一般以自己的名义报关。报关单上的经营单位、申报单位和收货单位都是第3方物流公司。这与货物的实际物权所有者不符。
在VMI管理中，货物在实际到达下游生产工厂之前的物权从理论上说是属于供应商的。采购方通常与供应商签有协议，物权为供应商所有，此时采购方并不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只有在物料出仓库门或者到达收货平台时才发生实质性的物权转移，即当下游工厂真正需要时，才最终完成物权的转移（见图1）。
由图1可见，第3方物流仓库中的物料归属于供应商，但第3方物流在向海关进行进出口申报时，在报关单上填写的收货单位是其自身。这造成表面物权与实际物权不符，并且此时供应商实际上失去对货物的控制权。这种申报情况与实际货物物权的不统一，易给供应商带来风险。此外，第3方物流在进出口贸易中所处的地位与其所担负的法律责任也极不相称。
2.3海关监管要求不统一
为适应物流管理模式的不断发展，我国海关在沿海发达地区优先试行“先出后报，集中报关”的新模式。这个新模式主要为货物进出频繁、批次多，信誉良好的制造企业提供便利。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相关规定尚未细化，因此各海关实际监管要求各不相同。对于那些在多个口岸设有VMI项目的企业而言，其VMI项目的管理难度因此而增加。有些大公司的VMI管理涉及跨关区的转关保税运输。由于目前“大通关”模式在各地区的推行情况各不相同，因此在实际运作中一些转关的运输信息不能电子化，信息传递不及时，也导致库存调拨的延误。
3调整海关政策，顺应现代物流业发展
在物流运作管理中，海关的作用非常重要，关系到新的物流管理模式的成败。而且，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海关与企业的关系逐渐转为监管与服务并重。这就要求海关创新海关监管制度，大力提高保税物流的通关效率，为物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流通环境。
3.1树立便利化、区别化的监管理念
海关应树立便利化理念，以效率为关键，以建立内部行为负责制为条件，以完善海关监控体系和缉私体系为保障，以监管方式多样化为手段，实现海关对保税区域管理的便捷化和高效化。具体做法为：给予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分批出库、集中报关”的通关便利，加快物流通关速度；给予有信息化物流监控环境的企业进库直通式备案登记的通关便利。
区别化监管是指实施全面准确的企业分类，以动态管理的方式激励企业规范管理活动，实现有限的海关管理资源对于无限的企业行为的有效监管：（1）建立分类标准，严格信用考核，是海关区别化管理的基础；（2）执行不同的监管措施，引导企业规范化经营，是海关区别化管理的目的；（3）鼓励保护先进，坚持依法行政，是区别化管理的原则。
3.2加快“分类通关”步伐
目前“分类通关”正在部分海关进行试点。适用企业在口岸通关全部由海关系统自动完成审核、验放手续，纸质报关单证由其自行保存而无需交到海关。简化的通关手续让企业享受到提高通关速度和降低通关成本的双重好处，这种新的作业模式也能较好地适应VMI等新物流管理模式的需要。
3.3及时更新报关单信息
报关单上的信息应按照管理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予以更新。建议在报关单中增加实际收发货人栏目，以明确各相关方的法律责任。
3.4加快海关信息系统全国联网
将全国各地关区通过信息系统真正连接起来，让物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真正的无障碍流动，使转关运输不再成为保税货物调拨中的“瓶颈”。
3.5重视保税物流领域的研究和创新
从某种角度来看，物流产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保税物流行业主要管理部门的海关，一方面要加强该领域的研究创新工作，另一方面要推动物流企业加强应用性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4结语
VMI作为一种新兴的物流（供应链）管理模式，有助于企业提高利润和效率。VMI在具体实施中离不开政府监管部门尤其是海关的支持。随着物流作业高效化、多样化的发展，海关必须不断开拓思路，深入研究和创新，及时调整相关政策，制定配套的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要求，顺应物流管理模式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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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管理 篇12
近年来, 随着我国电力行业电价机制与改革的不断深入, 电力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电价改革是电力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础, 国家发改委电价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电力资源价格、居民用电与工业用电, 为了更好的满足居民用电需求, 必须对电力经济运行管理与电价政策间的关系进行合理的处理。
2 我国现行电价政策与落实阶梯电价的重要意义
2.1 我国现行电价政策
自2004年以来, 我国一直实行的电价政策就是阶梯电价, 通常是指阶梯式递增电价或是阶梯式累进电价, 主要是将用户的用电量分为许多个阶梯, 然后分段或是分档次定价计算费用的策略。通过阶梯式递增电价政策的落实, 可有效提升当前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同时, 通过落实分段电量措施, 还可对市场差别定价进行合理的细分, 从而全面提升用电效率。
2.2 实施阶梯电价的必要性
2.2.1 可充分体现居民用电的公平和效率
通过单一电价的实施, 用电越多的用户可获得越多的补贴, 对于一些贫困家庭, 用电量较少, 则其所获得的补贴也就越少, 这种不合理的分配缺乏用电公平性。但在实施阶梯电价之后, 我国对居民用户实行低价政策, 主要原因在于居民大多为终端用户, 用电时间大多集中在用电高峰期间, 成本较高, 若是实施高价政策, 必然会增加居民负担。通常情况下, 阶梯电价以一定电量为基础电量, 然后将超过的部分在基础电量价格上直接累加, 可直观的反映出电量成本, 并且还要满足不同条件下人们的接收能力, 从而充分体现出国民用电的公平性, 激励人们节约用电。
2.2.2 可发挥杠杆作用
阶梯电价政策主要是指对用电需求弹性高的用户落实低价政策, 对于用户需求弹性较低的用户, 则实施高价政策。高价政策主要针对电力资源浪费并且具备一定经济承受力的用户, 通过落实此类政策, 可实现高效配置电力资源的目的。
2.2.3 可有效缓解电网企业亏损压力
由于当前我国能源价格还没有完全理顺, 在煤炭与发电等环节还存在价格倒挂问题。近年来, 国家大力实施煤电价格联动机制, 一旦售电企业亏损压力降低, 将会疏通电力能源产业链, 从而为能源价格机制的科学设计奠定坚实的基础。
3 电力经济运作管理和电价政策关系的处理策略
3.1 完善分时定价机制
通过目前落实情况可以发现, 我国现有的用电机制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针对此, 为了确保电力供需平衡, 必须对经济发展实际需求进行充分的考虑。用电情况一般表现为白天用电量大, 夜晚用电量小, 且部分地区白天用电紧张, 夜间用电浪费, 此种现象普遍存在已经对供电企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 针对此, 必须要平衡白天与夜间用电量, 降低供电企业不必要经济损失, 这就要求供电企业对其现有作业模式进行合理的调整, 并不断完善分时定价机制。
基于我国当前国内实际情况, 大多数城市已经积累了较多的经验, 其它城市在推行分时定价机制时, 可积极、合理借鉴优秀的定价方式, 制定满足自身需求的分时定价管理措施与对策, 例如白天用电保持原件, 夜间用电调整为原价的1/2, 以此来鼓励企业用电避开高峰期, 从而对电能进行合理的利用, 促进电力企业的持续、良好发展, 全面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3.2 挖掘企业内部潜力, 推动基本电价形成机制的完善
就我国当前情况来看, 我国电力体制改革还不够彻底, 电价形成机制也不完善, 地方上的电力企业本质上依旧是与行政机构的复合体, 电力企业自身还未构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为了脱离此种困境, 电力企业应当树立成本意识, 并从企业实际需求出发, 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同时, 还要不断深化企业内部组织机构改革, 简化企业内部人员, 节约不必要工资开支, 挖掘内部潜力, 强化电力企业经济运作管理。除此之外, 还要不断完善电价形成机制, 这就要求依据变压器额定容量细化相关计算工作, 确定此政策具体权限, 平衡电力企业与居民用户之间的利益。
3.3 调整经营管理策略
从自身经营管理角度来看, 供电企业电价几乎是稳定不变的。近年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的发展, 供电企业为了更好的适应电力市场经济发展需求, 必须不断推进自身经营管理体制改革, 这就要求转变传统经营理念, 不断完善经营方式, 增强营销建设力度, 具体措施如下:①电力企业必须树立强烈的竞争意识, 并不断强化企业营销部门建设, 逐渐提升企业营销部门工作力度, 促进自身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更好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②在充分结合市场经济竞争要求的基础上, 制定新型经营管理体系, 并且还要积极引入现代优秀企业的管理模式, 提升自身管理水平, 从而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基础上, 全面提升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
3.4 建立规范的电价监管体制
通过规范化电价监管体制的建立, 可为竞争性电力市场的构建提供基础, 并且还可确保电价改革的规范化。就我国当前电力资源应用情况来看, 在用户用电与电力运输过程中, 多数区域的电力部门或用户存在偷电漏电、交易补贴情况, 针对此, 要想确保电力行业的有效发展, 必须构建专门的监管机构, 对利用电力资源谋取私利的情况进行严格的查处与打击, 全面消除电价形成机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阻碍。此外, 还需要建立合理的电价监管组织, 有效防治发、输、配之间交易补贴现象, 确保信息对称性, 保证电价制定和实施中的公平、公正、透明。
3.5 提升电能计量人员业务素质与服务质量
业务素质逐渐关联着供电企业计量工作效益, 随着近年来我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微机管理与无纸化作业已成为当前电力行业发展必然趋势, 计算机也已成为必备工具。针对此, 必须加大对计量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与计量规程宣传力度。通常情况下, 电力工作人员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计算机使用与微机化操作系统的学习, 以此来使得电能计量人员充分认识微机化管理, 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同时, 还应不断提升计量人员服务质量。
当前, 电力行业已逐渐过渡为服务型行业, 企业最终目标也已转变为追求经济效益, 而服务质量直接关联着企业竞争力, 提升业务素质与服务质量势在必行, 并且还要始终坚持“顾客是上帝”、“人民电力为人民”的服务宗旨, 全面提高电力企业形象与知名度。只有真正做好电能计量工作, 才可为供电企业与用户利益提供坚实的保障。
4 结语
总而言之, 现行电价政策虽然可有效促进电力企业运作管理的良好发展, 但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而作为国有垄断企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部门, 电力企业必须不断完善自身经营管理, 并且还要在不断完善价格政策的前提下, 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以更好的适应电力市场竞争需求。
摘要：近年来,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对电力市场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电力市场的改革与完善。在此背景下, 本文主要以电力经济运作管理与电价政策为研究对象, 具体分析了我国现行电价政策与落实阶梯电价的重要意义, 阐述了阶梯式电价试点实践成效与不足, 最后对电力经济运作管理与电价政策关系的处理策略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以供参考。
关键词：电力企业,经济运作,管理,电价政策,关系,完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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