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诚信建设

金融诚信建设（精选12篇）

金融诚信建设 篇1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 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建设稳步前进的重要因素, 在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 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加快农村金融体制创新, 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民间金融和谐发展, 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 推进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设, 以农村金融的健康快速发展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大发展。

一、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金融有效供给不足, 这个不足既包括结构上的不足, 也包括数量上的不足。要构建现代农村金融体系, 首要任务就是要构建一个全方位供给、多层次服务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

第一、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增加农村金融的资金供给。要进一步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 采取差异化策略鼓励产业资本和民营资本在农村兴办对应不同层次金融需求的农村金融机构, 广泛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农村金融供给;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立法和培育工作, 调动并尊重农民参与农村金融交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保护民间金融合法利益的基础上, 引导、规范其科学发展。第二、激励扶持引导农村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 满足农村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范围应有所侧重, 使农村的金融需求都有对应的金融机构提供服务来满足, 避免出现金融机构扎推利润高的金融项目而利润低的项目无人问津的现象, 其中, 政策性金融应侧重为农村中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性质的融资需求提供金融服务, 确保农村公共产品的稳定供给。第三、要逐步建立起覆盖全部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网点体系, 确保农村地区金融全覆盖。根据我国各地的地理环境、人口密度、经济水平等条件, 因地制宜的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农村金融网点体系, 确保农民能就近获得存储、信贷等金融服务, 切实消除部分农村地区金融零机构零网点零服务的现象。

二、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是与农村金融运行发展交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法制、文化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 是农村金融良性发展的首要条件。

第一, 在统筹城乡、以工促农的大背景下, 进一步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增强农村经济实力, 夯实农村金融发展的经济基础。加快现代农业的建设步伐, 发展规模农业和效益农业, 延伸产业链, 提高农业科技的创新和转化能力;加大对农业生产设施的投资力度, 加大对农业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 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综合素质, 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推进城镇建设, 提高城市化水平, 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 增加农民收入。第二、健全农村金融法治体系, 建设农村金融的法制环境。建立和完善有利于金融机构自愿交易、平等竞争的农村金融法治体系, 以完善农村金融产权制度为中心, 突出农村金融机构的主体地位, 切实保护农村金融机构作为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完善农村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 建立农村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 完善农村金融稳定机制, 督促农村金融机构稳健经营, 保护储民、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处理好政府与农村金融市场的关系, 强化依法行政和合法竞争意识, 为农村金融机构营造良好的行政执法环境。第三、建立健全农村征信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通过协调工商、税务、财政、审计、银行、公安、法院等职能部门开放数据, 组织建立基础数据库和检索平台, 形成大规模的征信数据共享网络;推进信用法制体系建设, 为农村金融机构开展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的搜集、保存、评级、服务等业务提供基本的法律保障;修改和完善涉及信用方面的法律的有关内容, 特别要强化其中的惩罚性条款, 建立社会失信惩戒及守信激励的长效机制;加大对农村居民商业信用意识的宣传和培养, 强化有偿金融服务意识, 采取金融联结等方式培育发展乡村征信中介, 建立以生产小组、队、村、乡为平台的农村居民征信系统。第四、积极推进农村担保方式创新, 扩大有效抵押品范围, 探索建立政府支持、企业和银行多方参与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的合法流转, 探索农村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权、农业保险等物品的抵押方式, 扩大有效抵押物范围;积极创新担保模式, 探索建立由政府出资组建的政策性的、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的商业性的、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主体的合作性的农村信用担保机构, 探索建立以农业保险为抵押载体的保险抵押模式。

三、建立现代农村金融企业制度

金融企业是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农村金融资金和服务的供给主体, 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促进和支持作用。现代金融企业应具备明晰完善合理的产权结构、完备的公司治理结构、创新型的人力资源机构, 财务上的可持续性、健康团结向上的企业文化也是现代金融企业应有之义。

第一、现代农村金融企业要求农村金融机构必须具有明晰完善合理的产权结构。在国家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金融的大背景下, 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国外战略投资者参与农村金融机构, 不仅有利于动员资本和扩张农村金融机构资金实力, 而且有利于农村金融机构保持灵活的经营机制, 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第二、现代农村金融企业要求农村金融机构内部要具备完善的治理结构, 拥有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金融企业内部要设置权力制衡机制, 使控制权处于均衡状态, 形成良好的约束机制, 使农村金融机构的决策行为不至于扭曲。第三、现代农村金融企业要求农村金融机构必须拥有良好的、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结构, 使之不仅能够满足当前农村金融市场竞争要求, 而且要满足未来金融创新的要求。第四, 现代农村金融企业还要求农村金融机构在财务上必须具备可持续性。农村金融机构通过自身业务结构的合理调整、不断的金融创新、提供各种符合农村需求的金融服务, 实现财务上的盈利, 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第五、现代农村金融企业还要求农村金融机构拥有健康团结向上的企业文化, 借助企业文化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四、完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

我国农村金融经过三十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 但是, 农村金融机构持续不断的创新与风险管理要求农村金融监管体系与时俱进, 规范并引导农村金融的创新和发展。

第一、构建以控制风险为核心、适度监管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以控制风险为核心, 构建由农村金融监管机构、政府、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和中介组织构成的外部监督与管理, 金融机构自身的内部控制以及辅助监管相结合的立体式、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监管组织网络体系, 分别从行政规范、社会指导、自我约束和市场约束四个层面构成正常、有序运行的农村金融监管网络;监管当局应根据被监管的农村金融机构潜在影响的大小对其进行分类, 并赋之以不同的关注程度, 合理分配监管资源;适度监管, 在监管原则和监管规则之间寻求平衡点, 避免过渡监管抑制农村金融机构的创新。第二、构建与金融混业经营相适应的农村金融监管模式。混业经营是当前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证券、保险在我国农村的快速发展, 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监管模式势必被混业经营模式所替代, 构建我国农村金融混业监管模式, 协调、整合、共享各个监管主体的信息和资源, 避免政出多门所导致的政策不一致和监管中的重复与遗漏。第三、建设农村金融监管的外部大环境。金融监管能否取得成效不仅仅取决于监管者的主观意愿, 它还取决于一些外部因素或前提条件。当前要做的主要是培育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环境, 减少直至杜绝行政对农村金融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涉;修定与完善有助于公平解决争议的长期实施的商业法律体系;建立有效、独立的司法部门和接受监管的会计、审计和律师行业;建立安全、有效的农村金融支付和清算系统, 确保农村金融交易的清算;完善农村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 培育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培育适度的系统性保护机制, 建立与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存款保险制度, 对农村金融机构在出现经营危机时进行适当保护, 避免发生金融风险。

五、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扶持政策

为弱势产业和弱势经济主体提供金融服务, 势必决定了农村金融的弱势金融地位, 内生决定了政府对其必要的政策扶持。

第一、政府要继续完善对农业的扶持政策, 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投入, 切实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增加农业产出和生产者劳动剩余, 确保农业收入稳定增长, 从而提高农业的信贷效益。各级政府要承诺保证财政对真正惠农而非惠全民的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政府要本着公共服务城乡公平的原则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事业的投入, 尤其是加大对农村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 提高农民创造财富的素质和能力, 降低其因病致贫返贫的概率和风险。第二、政府要加大对农村金融服务的支持力度, 对真正的涉农贷款实施税收减免、费用优惠政策, 优惠政策只针对涉农贷款项目实施, 不管发放涉农贷款的金融机构是否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要继续完善农村金融的统计政策, 完善农村金融绩效激励相容机制, 加大对涉农贷款的统计和监督, 确保该项政策的有效运行。第三、建立农村金融服务的普责制。农业和农民的弱质性决定了农村金融服务的低效益, 低效益的金融服务由农村金融机构独自承担, 有悖于金融公平, 也不利于农村金融的健康持续发展, 其结果必然造成农村金融机构的离农和远农, 因此, 要建立农村金融服务的普责制, 通过法律手段确定全部金融机构的金融支农责任, 规定金融机构必须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支农, 金融机构可以直接发放涉农贷款, 开展涉农金融项目, 也可以通过购买发放涉农贷款的金融机构的股票或债券等方式间接发挥金融支农作用, 这既有利于实现金融公平, 又有利于农村金融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有利于现代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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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蒋定之:推进农村金融改革与创新, 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 2008 (1)

金融诚信建设 篇2

2008年是德阳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全市金融生态环境经受了特大地震灾难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双重考验，尤其是金融生态主体（银行、保险、证券）在“5.12”特大地震中908个办公营业网点有663个遭受不同程度损坏，直接经济损失达6.6亿元。其中办公营业网点坍塌及严重危房46处，受损617处；受灾员工3721名，其中死亡20人，受伤116人。凤凰涅槃，多难兴邦，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县（市、区）金融办和市级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成员单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韧不拨，奋力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从容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巩固和发展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已经取得的成果。震后全市金融服务地方经济的力度加大，对基础实施和重点企业恢复重建、永久性农房建设、中小企业以及“三农”的信贷有效投放创历史新高，金融业整体稳健安全运行；政府行政、金融执法、中介服务和社会信用环境总体向好，震后经济金融和谐互动，取得了恢复重建重大阶段性胜利。

一、德阳金融大灾之年取得骄人业绩

1、银行业存款净增370亿、信用总量净增100亿，双双刷新历史纪录。截止2008年末，全市银行业各项存款余额为960.9亿元，比年初增加371.5亿元，增长63.03％；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到488.42亿元，比年初增加129.7亿元，增长36.2％。各项贷款账面余额327.42亿元，比年初增加53.38亿元，增长19.5%（农行因股改剥离不良资产27.64亿元，同口径计算各项贷款余额为360.28亿元，比年初增加86.24亿元，增长26.34%）,创下了存贷增长的新高。

2、保险业保费业务收入净增10亿元，刷新历史纪录。2008年末，全市共有保险机构23家，当年新增3家。其中财险业务机构11家，当年新增1家（都邦）；人寿业务机构12家，当年新增2家（人保人寿、人保健康）。全年累计实现保费收入25.93亿元，比上年增加10.53亿元，增长68.38%。其中财险保费收入5.51亿元，同比增加1.31亿元，增长31.2%；人寿保险保费收入20.41亿元，同比增加10.21亿元，增长100.09%。

3、证券业。截止2008年末，市区2家证券营业部证券开户总数75497户，其中本年开户10275户。2家证券营业部全年累计交易量为350.06亿元，交易活动安全平稳。全年辖区金融机构在支持加快恢复重建的同时，不断强化风险防控，有效实施风险监测，未发生任何大要案件，精神和物质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

二、全年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所抓的主要工作

（一）以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为重点，努力打造区域金融生存发展的新环境。一是继续加大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的宣传力度，继去年市财贸（金融）办与德阳日报社联合在《财富周刊》上推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系列报道后，今年继续连续刊登了系列宣传报道，为进一步打造“诚信德阳”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继续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考核机制，制定了《德阳市2008年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办法》。三是4月22日召开了全市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会议，总结了2007的工作，通报表彰了2007的优秀单位和先进个人，市政府印发了《德阳市2008年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意见》。四是抓好预防和打击非法集资工作,9月27日市政府召开了处臵非法集资工作会议，出台了《德阳市处臵非法集资联系会议制度》、《关于加强预防和处臵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和《2008年德阳市处臵非法集资宣传教育工作方案》。五是继续做好国家公职人员信用卡超期透支催收工作，全年发出催收函119份（126人），催收超期透支本息46.14万元。六是围绕“打造中国西部最佳生态区域”和“震后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二）以推进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改革为中心，促进各项经营业务上新台阶。全市农村信用社改革从2004年9月全面启动以来，按照“产权制度、管理体制、经营机制”三项重点，强力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好成效。一是各项业务迅猛发展，截止08年末，各项存款达到174.79亿元，比年初增加64.9亿元，各项贷款95.2亿元，比年初增加20.76亿元。二是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内控制度不断健全，经营机制有效转换，全市6家信用联社全面完成统一法人社组建。三是积极创造条件申请央行专项票据6.98亿元的兑付工作。罗江信用联社已在6月6日兑付0.56亿元，其余五个联社已在12月5日6.42亿元全部兑付。德阳市商业银行从2005年以来，通过政府政策支持、臵换和清收不良资产、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内部管理等措施，实现了步步上台阶。一是存贷款规模迅速扩张，截止08年末，各项存款达106.6亿元，贷款达65.58亿元，增加21.5亿元。二是内控机制不断完善，管理水平日益提高，经营状况明显改善。三是金融创新工作取得了成效，2007年率先在广汉小汉创办会员制担保公司，2008年积极推广小汉模式又新建立6家。

（三）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为契机，政府与开发银行合的业务取得新进展。今年以来，合作办在市开发性金融领导小组的领导下，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为契机，加强与开行合作，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一是建立健全合作办的各项制度，办公设施设备及人员配备得到了加强，实现了专人负责。二是积极向开行推荐新上项目。经过与发改委、规划和建设局等部门的协调，今年两次向开行省分行推荐建设项目。“旌江”、“天星”两条快速通道新上项目总投资17.37亿元，拟向开行申请融资13.00亿元，9月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长江西路延长线及一环路西半环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拟向开行融资9.40亿元，目前正在落实中。三是积极做好已贷项目的跟踪管理，并积极主动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四是协调帮助县（市、区）与开行合作，08年，国开行与广汉、绵竹各授信10亿元。

（四）以发挥保险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助推、稳定器为标准，促进保险业务新发展。一是评选“保险诚信明星”，加强保险队伍的自身建设。二是加强保险宣传，提升保险意识。3月21日至4月7日，我办与市保险协会共同组织全市保险行业的20多个会员单位，分别到六县（市、区）的6个乡镇开展“保险知识下乡宣传活动”，参加宣传人员达600多人，各保险公司共散发各类精美宣传材料2万多份，参与咨询人数近万人，参与猜谜和保险知识问答的6000余人次，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三是积极开展灾后保险理赔工作，各保险公司共开展地震灾后理赔金额达1.2亿元，全年累计赔付8.6亿元。

（五）以推进各类担保机构设立、完善为突破口，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新改善。一是积极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推介机制，1月4日，市政府专题就2008年全市重点项目、企业的融资需求项目向市级金融机构进行推介。共推介2008年重点项目96个，投资总额66.47亿元；工业项目187个，投资总额125.91亿元。二是不断完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制，积极探索企业融资新模式。08年1月，由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牵头，财政、银行、企业三方携手创立有27名会员股东，0.20亿元注册资本金的辉高担保有限公司成立。这种由政府引导并投入担保基金，企业自筹担保风险金成立的会员制互助担保公司的创新融资模式，将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成立当日，德阳市商业银行与琪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等15户企业现场签约发放贷款0.55亿元。市商业银行率先在全省设立了“微小企业贷款中心”，在全省率先推出的会员制自助担保融资新模式，建立的“小汉投资担保公司”已成为“省投资担保机构孵化基地”。截止目前，全市六县（市、区）都成立了担保公司，现有各类信用担保机构（含分支）45家，累计为775户中小企业提供了19.83亿元的贷款担保，担保余额达16.91亿元。其中会员制担保公司23家，已为291户中小企业融资担保12.61亿元。截至年末，全市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户数达到6111户，贷款余额139.77亿元。市商业银行着力打造中小企业伙伴银行品牌，全年为1059户中小企业发放贷款29.62亿元，增加净投入17.6亿元，期末中小企业贷款户数达1734户，贷款余额54.43亿元。

（六）以规范中介机构市场秩序为标准，促进中介机构在市场服务中树立新形象。一是认真落实市纪委关于印发《德阳市加强腐败工作试点方案》的通知的相关工作，及时上报工作进度。二是根据市府办《关于建立德阳市促进和规范中介机制发展联席会议的通知》，草拟了《2008年促进和规范中介机构发展的实施意见》，并以市府办[2008]77号文件下发，目前正在收集有关部门落实情况。三是5月6日与市监察局联合组织召开了促进和规范中介机构发展联席会议，认真对2008年促进和规范中介机构发展工作进行了研究，要求市级25个相关部门尽快建立工作机制，明确各自职责。四是对《德阳市中介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和《德阳市中介机构监管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再次修改报市政府审定。

（七）以万众一心，众志城成，攻坚破难，负重前行为指导，实现了金融尽快恢复营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5.12”特大地震发生后，我迅速启动《德阳市财贸（金融）口地震应急预案》，成立抗震救灾指挥机构，明确工作职责，组织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全市银行、保险、证券业运行秩序良好，金融业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工作紧张有序有力推进，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1)精心组织靠前指挥。一是在地震发生后的5月12日15时40分，班子成员带头第一时间对市区银行网点、证券经营场所的安全和受损情况进行巡查，掌握地震灾情和应急预案的启动情况。并对金融业抗震救灾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二是克服时间紧、通讯不畅等困难，及时将市抗震救灾指挥部部署的各项要求和相关信息传达到归口的30多个金融单位，并督促落实。三是及时全面掌握金融单位抗震救灾工作情况，从5月13日起开展了归口抗震救灾专项统计工作，每天定时收集相关数据，编发《金融抗震救灾专报》，并按时上报德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保证了信息畅通。四是根据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安排，认真分析金融单位实际情况，及时制定了抗震救灾恢复正常生产的方案。五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认真制定灾后重建规划，协调解决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2)千方百计抗灾自救。地震发生后，全市金融人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意志，快速有效地组织全系统员工奋力抗灾自救，一个个帐蓬银行、活动板房银行、保险理赔服务站（点）、全功能金融电子服务车等流动银行在灾区的各个地方迅速建立。据统计，全市金融机构共新建立帐蓬银行和活动板房银行37处，保险理赔服务站（点）56个，全功能金融电子服务车等流动银行26台。截止5月底，全市所有金融营业网点全部恢复正常营业。在抗震救灾中有5个先进集体和6个先进个人受市委、市政府表彰；有81个集体、个人230人次受到省部级以上表彰；中行德阳分行获中华全国总工会表彰，中行绵竹支行、吕仕洲等3人获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状；建行德阳市支行汉旺分理处、市商行什邡支行、德阳银监分局团组织、中行德阳分行团委吕春获中央金融团工委表彰；德阳银监分局、工行德阳分行等6个先进集体和吕仕洲、傅白章获银监会表彰；德阳银监分局什邡监管办事处、农发行绵竹市支行等8个先进集体和谭建学、樊玉蓉、罗毅等12名先进个人获四川银监局表彰。

(3)积极开展金融服务。一是加强银政合作，积极支持灾后重建投资项目。全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全市恢复重建项目规划，区分轻重缓急，及时向上级争取政策，不断改善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开辟信贷绿色通道。截止年末，已发放灾后重建贷款62.9亿元，其中：工业贷款34.77亿元，农业贷款9.66亿元。二是全市各保险机构积极开展灾后理赔，截止目前，全市各保险机构收到报案16728件，已理赔案件2755件，累计赔付金额1.19亿元。三是在市农发行和市商业银行的支持下,全市已在灾区收购生猪30.60万头,支付收购资金0.39亿元。市农发行还积极投放灾后夏粮收购资金5.09亿元，支持收购小麦24049万公斤，收购油菜籽3915万公斤。四是为支持灾后重建，自6月份以来，积极筹建我市首家村镇银行——什邡思源村镇银行，2008年12月3日，已正式对外营业。五是大力支持地震灾后居民住房重建，会同人民银行、银监部门分别到各县（市、区）了解受灾情况、恢复重建情况，代市政府草拟《关于我市农村信用社灾后重建和支持灾区灾民重建急需政策支持的请示》和《关于金融机构对地震灾后农户住房建设恢复重建工作给予信贷支持的指导意见》，从9月27日起每天向市领导及相关部门报送灾后农房重建贷款情况专报，将金融支持地震灾区农村居民住房相关文件收集整理并印制《文件汇集》100余册，分别送发到各县（市、区）、市级相关部门以及各金融机构，使其能及时、全面、准确了解掌握国家支持灾后恢复重建的方针政策，积极动员各银行业全力支持。截止12月25日，全市农户永久性住房建设已开工211642户，累计已完工98839户，永久性农房建设贷款累计发放45541户，金额9.09亿元。

(4)全力以赴支援灾区。地震发生后，我办党组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中流砥柱作用，把金融业抗震救灾减少损失尽快恢复营业和支援灾区重建放在各项工作首位，一切为了灾区，全力以赴支援灾区。5月14日，组织召开全市金融系统办公室主任会议，通报全市灾情和金融业受灾情况，安排部署金融机构抗震救灾工作。一是抓紧收集并统计上报全市金融机构办公营业网点在地震中员工伤亡、房屋和机具设备受损情况；二是组织有关部门及时对受损办公及营业网点房屋进行安全检测，尽快恢复营业；三是草拟金融机构恢复重建工作方案；四是代市政府草拟《关于我市农村信用社自身灾后重建和支持灾区重建急需政策支持的请示》和《德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启动猪肉储备计划的通知》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四川省分行；五是从人员上支持灾区，选派两名年轻干部到绵竹土门、富新镇帮助开展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工作。据不完全统计，“5•12”以来，我办共组织召开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会议20余次，编写《金融抗震救灾专报》31期、《金融恢复重建专报》17期，代市政府草拟有关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相关文件16余篇、向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写专题报告20余份、报送各种信息74条。接待上级机构到灾区了解情况21次。

(5)情系灾区组织捐助。全市金融业在自身遭受重创的同时，还积极向灾区群众争取援助资金和捐款捐物。一是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救灾款物，据统计，我市市级金融机构已共计向上级部门争取救灾款物3838.5万元，其中：省以上保险和证券部门定向捐助德阳3160万元；省级以上银行业定向捐助德阳678.5万元。二是市级金融机构积极捐款捐物，据统计，全市金融机构共向灾区捐助款物392.66万元，其中集体捐助246.22万元，8450名员工个人捐助107.46万元，1783名党员交纳“特殊党费”38.98万元。三是积极向我市遇难学生家庭重建家园特别捐款81.18万元，其中银行业捐款466070元，保险业捐款309425元，证券业捐款3万元，市财贸（金融）办捐款6300元。四是积极组织向灾区捐赠过冬款物，合计价值近10 万元，其中市财贸（金融）办捐赠棉被20床，价值2000元。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缺口巨大。“5.12”特大地震给德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570亿元。按照 “三年全面恢复，五年提升跨越，八年全面小康”总体奋斗目标，必须有足够的重建资金作保障。然而，据初步测算，德阳今明两年恢复重建需要总投资超过千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800亿元），即或减去自筹资金100亿元、今明两年各级政府扶持200亿元以及北京、江苏等对口援建100亿元，重建资金缺口仍高达600亿元。如果金融部门今明两年内能贷款250亿元，仍有350亿元重建资金硬缺口。

（二）金融生态主体尤其是地方金融机构自身重建的任务异常艰巨。地震给德阳金融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6.6亿元。据初步规划，我市金融机构需恢复重建的营业网点508个，计划在原址上恢复的营业网点407个，异地建设的营业网点101个，计划总投资10.16亿元。特别是极重灾区的农村信用社恢复重建3.9亿元资金尚未落实，加上受灾贷款企业数十亿元的信贷资金损失自身难以解决。而农村信用社又主要担负着支持“三农”和新农村建设、当前尤其是受灾农户永久性住房建设任务，这就更增添了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和工作压力。

（三）重建资金需求与银行信贷“门槛”的矛盾十分突出。一方面德阳全市恢复重建需投入3800多亿重建资金，（其中仅28.2万受灾农户永久性住房重建按每户8万元计就需投资225.6亿元，如国家户平补助2万，也只能解决56个亿），巨大的资金缺口，如十万火急；另一方面由于银行信贷资金的有偿性、流动性和物质保证性等基本制度形成的信贷准入门槛，以及现行体制机制原因，又导致贷款很难发放出去，银行同样为此而感到心急如焚。这种灾后重建过程中资金需求与银行信贷“门槛”之间的矛盾已显得十分突出。

（四）银行业不良贷款迅速攀升，潜在风险增大。“5.12”特大地震，导致德阳全市5882户贷款客户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涉及107.32亿元贷款不能正常周转，损失类贷款预计超过50亿元。据年末数据统计，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360.28亿元贷款中，只有234.5亿元的贷款能基本维持正常周转。不良贷款比年初净增加42.78亿元，不良占比达到23.02%，上升1.11个百分点。而且由于受世界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因素影响，不良贷款上升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剧。资产质量下滑，已威胁着德阳金融生态主体内生环境的改善。

（五）震后社会信用环境建设任务更加繁重。国务院在《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08]21号）中明确规定：“对灾前已经发放，灾后不能按期偿还的各项贷款延长还款期限6个月，在2008年底前不催收催缴、不罚息、不作为不良记录，不影响其继续获得受灾地区其他信贷支持”。加上电视、报刊等媒体仅对“四不”进行了广泛宣传，未对银行贷款的偿还性加以正面引导，这使本已遭受了重大财产损失和严重心理创伤的灾区群众，误认为原来贷款可以等待国家给予豁免核销。再加上一些地方依然存在的悬空逃废金融债务现象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因此，城乡社会信用环境的改善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六）地震和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对灾区金融生态环境构成双重影响。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态势正在进一步加剧，这无疑会给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和经济社会全面振兴带来更多难以预测的困难和严峻挑战。

经济运行环境方面：由于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作为德阳现有产业结构中的重装机械制造出口型企业已经出现合同退单，开工不足，经济效益下滑；纺织服装、化工、房地产、旅游等行业经济景气指数继续恶化；来料加工型、生产力低下、“两高一资”等中小企业经营步履维艰而导致的停产关门，工人失业状况进一步显现；外出务工农民“返乡潮”而导致的就业与创业压力；灾区农房重建建材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因素而导致的安居工程进展迟缓、兴业难局面等等，致使经济增速放缓形势更加严峻。

金融运行环境方面： 一是“5.12”特大地震本已给德阳银行业金融机构造成了50多亿元的贷款损失，随着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迅速增加并呈攀升之势；二是国家出台的对地震重灾区的贷款“四不”政策，正面宣传不够，导致金融信用环境恶化，废债倾向逐渐蔓延；三是极重灾区金融生态主体尤其是绵竹、什邡农村信用社遭受重创，元气恢复异常艰难，加上各级政府承诺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如期妥善解决，不良资产占比高企，经营状况恶化，潜在的流动性支付风险正在逐步累积；四是灾区农房重建金融支持尚需加大力度；五是“三有一无”中小企业融资难矛盾仍然十分突出，担保补偿机制的建立仍然滞后；六是保险行业机构过度发展，行业内部不规范竞争和潜在道德风险正逐步积累；七是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的4万亿拉动内需政策和央行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一方面将“信贷”从银行逼出，导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对重点骨干企业和大项目的信贷资源争夺更加激烈，对中小企业仍然是“嫌贫”以待；另一方面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虽有强烈的信贷冲动，但因存贷比偏高，头寸偏紧，且流动性支付风险已开始暴露，灾区金融安全与稳定的维护任务将变得更加繁重。

四、2009年工作思路

2009年是震后德阳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关键之年，指导思想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推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德阳”和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总体取向，把灾后恢复重建与辖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通过加快灾后恢复重建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奠定扎实的物质基础，通过切实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为灾后德阳经济社会全面恢复振兴，实现“三年全面恢复、五年提升跨越、八年全面小康”提供更为宽松和谐的投融资环境。为此，应明确以下工作重点：

（一）全力做好金融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支持重灾区加快金融网点恢复重建，提高并完善金融服务功能。

2.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和人民银行、银监会以及省政府关于灾后恢复重建的国发[2008]21号、银发[2008]225号和304号、川办发[2008]49号文件精神，继续加大信贷投入，全力支持灾后重建。①各项贷款余额比上年净增200亿元，其中中小企业贷款增长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长水平；②不良贷款率低于上年水平；③加强流动性监测，确保不发生银行流动性支付风险。

3.继续加大灾后重建保险支持力度，增强防震减灾能力。①全市保费收入比上年增长10%以上；②农房保险覆盖面明显提高；③积极开展“三农”保险，增长比例不低于保费收入增长；④加强保险行业风险监测，严防恶意竞争和道德风险。4.鼓励已有上市公司对本市企业实施重组或购并，支持未上市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扩大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加快培养有条件上市的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上市融资；确保本市证券交易市场健康稳定。5.积极稳步推进村镇银行建设，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6.鼓励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信用担保机构，总结推广会员制担保机构发展经验，完善担保风险防控机制。

（二）全力推进并深化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

1、进一步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运行机制，加强政府主导，有条件的县（市、区）要相机组建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并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纳入其职责；

2、进一步创新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宣传方式，诚信公益宣传覆盖面扩大到全市城乡；

3、配合灾区农房重建，重点抓好农村社会信用工程建设，推广旌阳区经验，在全市范围开展信用乡镇（村）、信用农户创建活动；

4、加强银、政、企信息交流沟通，完善联系会议制度，打造优良稳定的经济金融的行政服务平台，全方位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5、加强金融生态司法环境建设，严厉打击各种非法金融活动和恶意逃废金融债务行为，确保辖区金融安全稳定；

6、进一步规范中介服务市场秩序，明确监管职责，提高中介服务的市场公信力；

金融诚信建设 篇3

精彩纷呈记者首先问及对此次金搏会的意义和感受，曹广晶副省长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金博会至今已举办七届，论坛层次越来越高，话题越来越深入，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作用越来越明显，而且很好

的引导和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虽然直接受益的是金融业，但推动的是整个经济的发展”。他同时指出武汉地理位置非常好，资讯交流氛围也非常好，这种势头是好的，我们有时需要交流，需要思想的

碰撞，这样才能保持经济的活力和创新的源泉。

互联网金融是大趋势、大方向

曹广晶副省长表示，互联网金融作为普惠金融的一种形式，符合国家金融改革和创新方向，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促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

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曹广晶副省长认为，“金融服务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彻底解决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才能够真正找到一把金钥匙”。谈到互联网金融，他还特别阐述了科技

金融概念，实现科技与金融之间的融合，一方面是通过互联网技术提升金融产品的创新、服务的创新，产生新的金融业态。一方面通过金融手段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他特别指出新金融在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方面的巨大作用。政府所要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改善传统的信用评估体系，因为高科技企业往往是实物资产偏低，无形资产偏高，这样在传统的评估体系和现行评估条件下，高科技企业很难融到

资金，目的是建立不同的业态和促进供需双方的对接。

政策扶持助力互联网金融发展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曹广晶副省长表示，湖北省政府将不遗余力地支持规范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与金融机构、创业投资机构、产业投资基金深度合作，整合资源优势，

结成互联网金融产业联盟，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他指出，湖北省政府颁布的《湖北金融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把湖北建设成为金融资源的洼地，金融创新的基地和金融人才高地

，努力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对此，曹广晶副省长指出政府同时将会创造更好的金融发展软环境，打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人文环境。主要措施是大力发展天使投资，VC、私募

等金融机构。大的方向是科技金融、互联网金融。东方芝加哥初现曙光最后，在记者提出武汉在目前非常火热的长江经济带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时。他指出，目前中国的产业正逐步从沿海—沿江和交通线

向内陆推进，武汉具备得天独厚的居中优势，得科优势，以及得水优势，正是拥有长江黄金水道，使得武汉具备准沿海的优势。这使得武汉不仅具备最便宜的运输成本，也拥有发展经济不可或的丰富水

资源。武汉处于长江经济带的腰部位置，现有体量、地利位置、科教资源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一个腾飞的武汉时代已经到来。

金融诚信建设 篇4

发展民间金融是大势所趋

随着经济金融形势发展, 国家对小额贷款等类金融行业的发展日益重视, 从“开口子”允许试点发展阶段进入到了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时期, 引导和促进其规范发展;国家对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积极鼓励, 今年以来国务院先后两次发文, 明确提出扩大和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 民营资本发起设立金融机构迎来了机遇。可以说, 当前发展民间金融不仅宏观形势有需要, 而且微观经济有需求, 是大势所趋。一是发展民间金融有利于调结构促转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转型升级需要金融先行。民营资本是我国当前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生产要素, 民间金融使民营资本具备了金融的服务功能和放大效应, 在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上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也能更好地支持优势行业和新兴产业发展, 从而实现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二是发展民间金融有利于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目前我国普遍存在“民营资本多、投资难, 中小企业多、融资难”问题。小微企业绝大部分为民营企业, 其发展难以得到有效的金融服务。民间金融则以其自身具备的“个头小、链条短、反应快、机制活”等特性, 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小微企业, 既能解决现存“小银行、社区银行少”的金融结构缺失, 也能较好地解决目前“小微企业服务金融不足”金融服务偏差, 从而实现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三是发展民间金融有利于优秀民营企业做大做强。金融业是现代服务业, 也是超大超强企业云集的产业, 全球500强企业30%是金融企业。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 我国培育和成长了一大批实力强、有影响的优秀民营企业, 不少企业通过“走出去”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这些企业希望能进入金融行业, 抓住未来中国金融大发展的机遇, 借助金融的力量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跻身成为全国甚至全球一流的企业集团。

广州发展民间金融的大胆探索

广东是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大省, 目前省民营经济单位突破500万户, 其中私营企业125.62万户, 个体工商户361.91万户。2012年, 省民营经济完成增加值2.9万亿元, 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51.4%, 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5.9%。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 既有千年商都的深厚积淀, 又得改革开放先行地的机遇, 使得广州的民间资本显得相当厚实和活跃。发展民间金融, 对于广州而言, 既是广州金融业发展的优势所在, 也是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重要突破方向。

近年来, 广州的民间金融发展势头良好, 作用日益显现, 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一是设立了全国首个民间金融集聚区——广州民间金融街。民间金融街从2012年初开始规划, 经过一期、二期的建设, 截至目前, 金融街入驻机构达到了102家, 其中小贷公司、担保、典当和为民间融资服务的相关机构的聚集为主, 累计提供融资服务超100亿元, 实现税收超1亿元。初步形成了类金融机构聚集功能, 成为广州老城区旧城改造的典范和区域经济“腾笼换鸟”、转型升级的代表, 激活了民间资本, 满足了众多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探索了民间金融发展的有形载体和服务功能的有效结合, 实现了民间金融发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在全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二是形成了民间融资的“广州价格”。通过广州民间金融街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融资价格的编制和发布机制, 形成民间融资的广州指导价格, 并每日对外及时及实对外发布, 有效引导了民间融资规范化和阳光化, 拓宽了小微企业融资渠道, 防止因信息不对称造成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过高, 引导和规范民间融资行为。三是支持民间资本积极参与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的设立。支持民营资本参与设立5家村镇银行, 发起设立珠江人寿等保险公司、50家小额贷款公司、7家第三方支付公司、400多家创业及股权投资机构和近百家融资性担保公司。

广州发展民间金融大有可为

未来十年是人民币走向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重要时期, 也是我国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的重要阶段, 有着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民间金融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成为中国金融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广州要抓着这一历史机遇, 进一步开拓创新, 在发展民间金融上力争大有可为。

(一) 打破“玻璃门”、“弹簧门”, 拓宽发展民间金融的通道。一是大力发展村镇银行、第三方支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机构, 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多层次金融组织体系, 充分发挥民间金融的市场活力。二是积极争取国家支持, 在广州设立自担风险民营银行、民营金融租赁公司、民营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三是创新发展, 拓宽民资进入金融业的领域和空间。通过制度创新, 支持民资设立小额再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互联网金融公司等新型组织。

(二) 突出重点, 支持优秀民营企业大力发展民间金融。优秀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 可以更有效地防控风险, 同时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应优先支持在行业内领先、信誉度高、有实体经济支持的民企更多地进入金融领域, 培育若干个全国领先的民营金融投资和服务集团, 打造广州发展民营金融的骨干品牌。

金融诚信建设 篇5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我国企业诚信建设

在当前全球金融风暴背景下,构建企业强有力的信用体系,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拉动国内消费需求的持续较快增长,需要有良好的.企业信用;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也需要增强企业的信用构建,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作 者：余思畅 作者单位：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云南,昆明,650111刊 名：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CPC YUN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SCHOOL年，卷(期)：200910(4)分类号：F270-05关键词：企业 市场经济 诚信构建 持续增长

金融诚信建设 篇6

近年来，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协调发展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对该地区的资金、金融信息、金融人才跨地区流动和高效率配置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区域内金融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金融市场的融合程度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协议的落实，将有利于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集聚和辐射功能，促进沪苏浙三地金融资源跨行政区划的流动和配置，推进区域内金融组织、制度、产品、服务的创新，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人民银行一直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多年来，人民银行在职责范围内，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推动“长三角”金融一体化发展的工作，比如，改革完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业务；加大支票全国流通业务在“长三角”的宣传力度；建立外汇管理跨地区监管协调新机制，在“长三角”部分区域内实现了外币资金的跨地区清算；“长三角”金融机构在票据业务方面不同层次的合作与交流初步展开；建立“长三角”16城市经济总量、产业增加值和部分投资、消费、出口指标及存贷款等常用指标数据库等。这些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各界对“长三角"金融一体化发展的需要，较好地促进了“长三角”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但远远不能适应“长三角”经济协调发展的需求。

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一项国家战略，推动“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则是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形成“长三角”经济金融协调发展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良性互动的局面，是当前区域金融发展的重大课题。实际上，“长三角”经济金融协调发展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直都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推动“长三角"地区金融一体化发展，不仅有利于促进和加快“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打破行政壁垒，加快金融创新，促进金融业市场化、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同时，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才能为“长三角”金融一体化提供有力支持，使“长三角”金融一体化成为可能。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依赖于“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际大都市的背后往往有城市群的支撑，如纽约、东京、巴黎等都是如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同样离不开广阔的经济腹地支持，必须立足于国内特别是“长三角”经济发展，着力增强对“长三角”地区的辐射力。

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金融协调发展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按照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着眼于区域经济金融协调、稳健、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着眼于创造条件不断消除制约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各种障碍，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实现金融的区域性联动，促进金融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实现区内各方的互利共赢。

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网的建设探讨 篇7

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存款保险制度, 保证金融稳定良好健康运行

所谓存款保险制度, 是指国家的金融管理部门在金融体制中设定存款保险机构, 对金融机构规定必须或者以自愿的形式按照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缴纳保险金投保, 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有效安全以及金融业的稳定健康经营与安全。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存款保险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

(一) 实行硬性存款机制, 即对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强制

进行投保, 这些机构包括国内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银行等。由于考虑到与国外的制度协调问题, 暂时不包含以上金融机构在国外分设的机构及外国银行在我国国内设立的分支机构。

(二) 关于存款保险机构的性质和职能, 可以以存款保险

管理委员会形式设置, 性质上定义为国家的事业单位, 拥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 以实现机构在社会中的权威性, 并提高经营效率。该管理委员会主要承担存款保险基金的收缴、赔偿和使用, 检查投保机构费用缴纳情况以及在失败情况下的损失情况, 对有问题的金融机构进行相关的撤销、破产、清算工作。

(三) 基金来源, 主要来源于投保金融机构上交的存款保

险费。初期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投入一定量的启动资金, 另外可以从失败的金融机构清算财产中的受偿得到。在开始的过渡期内可以开拓一个特殊的资金渠道。

(四) 最高赔付限额,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 目前我国

存款户中10万元以下的账户户数占整个存款账户总数98.3%左右, 存款金额占全部调查存款账户金额的29.4%, 因此可以将最高赔付限额设为10万元。

(五) 差别费率, 保险费率与风险程度挂钩, 风险高的实

行高的保险费率, 风险低的实行低保险费率。此种手段可以形成正向的激励效果, 对监管起到辅助作用。

(六) 过渡期, 在过渡期内, 公布《存款保险条例》, 建

立最初的存款保险基金, 将基本的存款保险制度框架建立起来, 再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增强失败金融机构的处置办事效率, 打好金融业的整体发展环境基础:对存款机构进行必要的风险教育, 宣布国家隐性担保的时间限制。在恰当时机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存款保险公司。

二、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 实现金融稳定

最后贷款人制度, 是中央银行的一项主要职能, 是中央银行运用自身的信誉和强大的资金实力, 对陷入流动性困难的银行进行紧急援助, 其目的是防止暂时的流动性危机向清偿性和系统性危机转化, 是金融安全网的最后一道防护线。由于我国政府一直推行隐性存款担保制度, 即当金融机构遭遇失败情况时, 全部由政府出面进行安置和赔付。这种制度在维持人们对金融体系信心的同时, 也导致了金融机构有过分冒险、从事风险较大的经营活动的可能性, 因此, 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也是当前金融安全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可以作出如下安排:

(一) 建立辨识财务状况的机制中央银行提供资金援助

时, 先要辨识其真实的财务状况, 查明金融机构所面临的流动性困难是暂时的, 还是资不抵债造成的, 性质不同给予的援助条件也应当不同。

(二) 把握救助时机中央银行给予流动性支持, 应在其他官方资源援助耗尽时才予以使用, 它应是安全网中最后的防线。

(三) 组建金融稳定基金, 形成以中央银行为主由各金融

机构共同出资的金融稳定基金。当一国出现金融动荡时, 尽量避免接受国际组织的援助。动用自己设立的稳定基金, 其有利的一面是既可以减轻中央银行过度投放贷款救助危机银行而面对稳定币值所带来的压力, 还可以发挥同业相互救济的作用, 也避免接受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救助而被动承担其所附加的苛刻条件, 保证金融主权的安全性。

摘要：以存款保险制度和最后贷款人制度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安全网的救助行为, 会导致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促使金融机构从事冒险经营, 放松管制。那么, 建立金融安全网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是否有必要呢?当然, 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和取消都有着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因素以及相关行为。不能因为在金融安全网下有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 就对其全盘否定。毕竟金融安全网在危机防范、风险分摊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金融机构风险亟待完善事前预防、事中管理和事后处理的机制从而稳定社会公众信心, 将危机妥善处理及至化解。严格执行市场退出政策以保证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对于维护金融整体稳定, 促进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因此, 我国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通过建立或改善金融安全网趋利避害。

关键词：金融稳定,金融安全网,建设

参考文献

[1]史晓琳, 饶云清.金融安全网:内在联系与运行机理[J].当代财经, 2010;05

[2]常健.论金融稳定的含义、法律特征与法律限度[J].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05

金融诚信建设 篇8

一、武汉城市圈金融生态评价的基本框架与方法选择

1. 基本框架。

基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概念认识, 我们认为, 金融生态系统可以分为金融市场系统与金融环境系统两大部分。我们将区域金融生态系统看作完整生产系统, 通过分析其整体投入产出效率即可评价该生产系统的效率水平。

2. 评价方法选择。

综合目前有关金融生态评价的文献, 对金融生态系统的评价大致采用定性、定量或综合分析等类型评价方法。定量分析方面较多采用层次分析法 (AHP) 和数据包络分析法 (DEA) 。

二、武汉城市圈金融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基于以上的基本认识, 考虑数据的可比性、可得性和发展性, 我们着重选取相应的区域宏微观经济类指标作为区域金融生态系统评价的生产投入, 选取相应的区域金融指标作为区域金融生态系统评价的生产产出, 并主要采用人均指标。

1.“产出”指标。

选取反映金融交易量水平的人均存贷款余额指标 (如表1) 。

2.“投入”指标。

选取反映主要宏观经济状况的指标作为城市金融生态系统的投入指标 (如表2) 。

三、武汉城市圈金融生态系统评价

1. 武汉城市圈内部各城市金融生态系统DEA模型效率评价。

对武汉城市圈内武汉、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各成员城市的金融生态系统效率进行DEA分析。数据由湖北省统计局网站相关数据资料综合整理而成, 数据时间为2006年。根据数据建立如下DEA效率评价模型:

使用Excel2003进行规划求解的数据处理, 得到Z=0.13046, u1=0.0681, u2=0.000358, v1=0.067, v2=0.153, v3=0.255, v4=0.038。据此计算, 武汉城市圈内武汉、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城市的金融生态系统效率指标hj依次为0.430212, 0.23515, 0.175463, 0.222989, 0.248583, 0.2064, 0.165976, 0.266617, 0.176759。按金融生态效率由高至低顺序依次排列为, 武汉 (0.430212) 、潜江 (0.266617) 、黄冈 (0.248583) 、黄石 (0.23515) 、孝感 (0.222989) 、咸宁 (0.2064) 、天门 (0.176759) 、鄂州 (0.175463) 、仙桃 (0.165976) 。

武汉城市圈金融生态系统DEA效率整体水平较低, 且不均衡状况较为突出, 表明城市圈金融经济一体化水平较低、资源整合程度有待提高;在九个武汉城市圈组成成员城市中武汉的城市金融生态系统投入产出为为0.430212, 是DEA有效率的, 且效率水平超出排列第二的潜江 (0.266617) 0.163596, 表明武汉市的城市金融生态系统效率在武汉城市圈内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其作为城市圈首位城市的金融吸引力和金融集聚效应非常明显;仙桃的城市金融生态系统投入产出DEA效率在九个城市中处于低效率水平为0.165976, 与首位城市武汉的金融生态系统效率差距较大。

2. 武汉城市圈与其他主要城市圈首位城市金融生态系统效率DEA模型评价。

选取武汉城市圈、京津冀城市圈、长三角城市圈、珠三角城市圈等有代表性的中国主要城市圈首位城市进行金融生态系统效率DEA分析。数据由各市统计局网站相关数据资料综合整理而成, 数据时间为2006年。根据数据建立如下DEA效率评价模型:

使用Excel2003进行规划求解的数据处理, 得到Z=0.00316, u1=0.017, u2=0.0515, v1=0.0527, v2=0.0833, v3=0.065, v4=0.054。据此计算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的城市区域金融生态系统效率指标hj依次为0.951721, 0.881269, 0.697152, 0.682767。

在四个主要城市圈首位城市中上海的金融生态系统为DEA有效率的, 武汉的金融生态系统效率最低。这一评价结果表明, 武汉城市圈金融生态效率水平在与国内其他主要城市圈金融生态效率比较中处于低效率水平, 基本能够印证我们的直观判断。

四、优化武汉城市圈金融生态系统与建设中部金融中心的政策建议

1. 完善公共管理职能, 建设服务型政府。

为金融市场运行、金融交易主体和金融交易活动提供各项便利条件和服务外, 并构建与完善诚信法规、制度体系, 增强金融执法能力、完善金融执法手段。

2. 充分利用现有自然、技术条件发展本区域优势产业, 以产业集聚带动金融集聚。

良好的金融生态系统运行能够促进金融业与各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因此, 区域优势产业发展和产业集聚能够带动区域金融集聚与金融中心的形成。

3. 整合城市圈资源, 发挥功能合力。

在武汉城市圈1+8范围内充分发挥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协作功能, 在周边城市产业分工发展的基础上, 在武汉中心区着力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 完善功能、提高水平, 重点发掘区域金融中心的潜力。

4. 长期坚持培育诚信文化。

诚信文化体系是影响区域金融生态系统运行的非制度因素和软环境, 但也是区域金融生态系统运行状况的长期决定因素。诚信文化的培育除了市场机制的长期演化作用外, 还要依靠公共管理力量通过宣传、激励和制度引导进行长期培育。

参考文献

[1]黄国平, 刘煜辉.中国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设计与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7, (6) :7-14.

[2]中国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金融研究, 2006, (1) :10-16.

[3]汪祖杰, 张轶峰.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研究[J].金融研究, 2006, (5) :150-158.

[4]李扬, 王国刚, 刘煜辉, 等.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N].金融时报, 2005-11-05.

金融诚信建设 篇9

关键词：诚信文化,近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

1 导言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充分暴露出一些金融企业在金融创新、经营管理中采取了种种不诚信行为来获取不正当利益,而最终损失却由普通民众、社会来承担,凸显了金融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牢固树立和坚持诚信金融文化的必要性,表明了金融创新应扎根于诚信金融文化的重要性。

诚信文化发轫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延伸发展,成为影响主体行为、构建社会秩序的重要道德范畴,对中国经济、社会行为与制度演进有深远影响。金融业作为经济的核心,以货币、信用为根本,立足于诚信社会的根基,与诚信文化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和需求性。诚信金融文化融合传统诚信文化与金融实践的特性,于明清金融革命中衍生发展成形,并反过来指导金融实践特别是以晋商票号为代表的微观金融主体行为,催生了基于诚信金融文化的金融制度创新,形成金融实践提炼总结金融文化,金融文化影响指导金融实践的传导闭环。金融制度创新是金融发展的核心内涵之一,文化因素对金融制度创新是显著的。

本文首先梳理了诚信文化的起源、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探讨了诚信文化与金融体系的适应性,继而指出了诚信金融文化的内涵要素。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了近代金融机构基于诚信金融文化的三方面重要制度创新,即金融机构内的股份制与公司治理机制创新、客户信用为先的信贷制度创新、金融机构间的信约公履制度创新。最后,指出了诚信金融文化对当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三方面启示。

2 诚信金融文化的核心内涵

2.1 儒家思想与诚信文化

“诚信”一词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盟誓,盟誓是人类进行自我约束的最初形态。人类早期的“信”观念建立在人对神的信赖基础之上,来源于对神或天的恭敬虔诚态度。如《尚书·太甲下》“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此时的诚信指虔诚,对神要诚实、守信。后来向人际关系转化,同时指向对人的态度。春秋时期,儒家思想将“信”作为五常之一,与仁、义、礼、智共同成为约束人的重要道德范畴。

在儒家思想中,诚信是道德规范、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是安身立命之根本。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车輗,小车无车軏,其何以行之哉”(1),曾子在《论语·学而》中也提出“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2)讲的都是诚信的原则,《孟子·离娄上》提出“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中庸》更是将诚信本体化:“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即认为“诚”是天的属性,“人之道”是对“诚”的追求。周敦颐也说“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3)宋代理学使诚信文化进一步成熟化。朱熹提出一个由内至外,由小至大的为道之序:格物、至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诚意是重要内容。诚信文化一脉传承。

诚信有两重含义:一是主观的行为态度,即现在所说的诚。含义是为人诚实守信。反之为无诚信。此时,诚是诚实,信是守信,也是诚实。二是客观的人际关系体系,即现在所说的信。含义是人们相互信任。反之称为这个社会缺乏诚信。此时,诚是诚实,信是信任。诚是因,信是果,也是目标。

诚信文化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诚信成为人们立身立业不可缺少的环节。人是社会性动物,基本存在方式是群。结成群的前提就是合作、相互信任。人的本性中如果没有诚信元素,将无从立足于大自然。而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频度、深度、广度大大扩展,决定了社会交往对诚信文化的高依赖度,否则,带来的高交易成本很难承受。

2.2 诚信文化与金融体系的适应性

金融体系作为货币与信用的综合,服务于商业活动,更是与诚信文化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和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内容。

第一,信用体系的根本在于诚信。从经济的角度理解“信用”,它实际上是指“借”和“贷”的关系。信用实际上是以偿还付息为条件的借贷行为,是与商品经济和货币紧密联系的经济范畴,是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借贷行为之所以发生,借方之所以能借得到贷方的一笔钱或一批货物,大部分是因为对方对你的信任,因此,“信”是信用建立的本源,人与人之间、群体、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的根本在于诚信。

第二,货币的一般等价物和财富储藏属性决定了金融体系对诚信文化的天然需求。货币不同一般商品,具有一般等价物属性,具有交换任意商品的功能属性,在便利交易的同时也决定了自身的高流动性。而且,货币具有财富储藏属性,是财富分配、调剂、跨时空转移的介质,比一般商品更具社会影响。因此,金融作为以货币为媒介的信用行为,对诚信的依赖度远超一般信用行为。当个体间的金融行为扩散至整个社会群体,形成金融体系时,其对整个社会的诚信文化有天然需求。

第三,金融体系的风险约束严重依赖于诚信文化。金融体系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借款方在期限到期时能否如期全额归还本金和利息,这就要求借款人切实具有诚信。此外,金融体系的风险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单个个体的非诚信行为可能影响传染其他个体,继而诱发大范围的信用违约。因此,金融体系的风险约束特别是信用风险的管理严重依赖于金融主体遵循诚信文化。

2.3 诚信金融文化的核心内涵

金融文化,是与金融业相关的人的行为,是主导着金融活动过程中的金融精神,反映为金融理念、金融习惯、金融行为。金融文化源于金融实践,随着金融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没有金融实践,产生不了金融文化。中国金融文化的真正起步是明末清初以后,随着金融业的迅速发展而逐步产生的,其主要内容即是诚信、以义制利、和谐、谨慎、创新等。

诚信金融文化是指金融机构、金融业在金融活动中始终秉承诚信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这种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成为金融机构、金融体系的核心根基,在行为和实践中充分体现。

诚信金融文化的核心内涵包括以下四部分。

第一,诚信是金融活动的根本准则和前提要求。金融机构在对内经营管理、对外竞争合作、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过程中应始终把诚信视为根本和前提,视信用为生命,只有在不违背诚信原则的前提下才能追求其他,比如利。近代金融机构始终把诚信作为首要根本,清末,优秀晋商的代表乔家大院的乔致庸就对信义与利润作过次序排队:那就是“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在金融活动开展过程中,诚信准则一以贯之。

第二,诚信是金融服务及产品的核心内涵。在金融服务与产品创新过程中,诚信既应是对创新行为的规范要求,更应是金融新服务、新产品的核心要素。近代,票号在金融服务及产品创新中绝不敢有丝毫欺诈,汇兑、贷款、代理等业务始终从客户的利益出发,力求最大满足客户需求,以“诚”感动客户,赢得信任。

第三,诚信是对金融主体的本质要求。诚信金融文化要求金融主体真诚待人,信义为重。近代,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坚持诚信无欺,礼貌待客,诚实守信者可成为“相与”,世代友好;山西票号还要求入店徒弟们必须牢记:“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博嫉恨,喜辛苦,戒奢华。”[1]首要是重信义。清代“平遥票号创设于道光初年……,能以久存发达者,实因抱信义勤俭之宗旨”。[2]连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也给予“晋商笃守信用”的礼赞。

第四,诚信是金融制度机制创新的重要出发点。金融制度机制创新始于诚信,在制度设计要素上充分将诚信文化融入,将其作为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近代金融机构在股权制度、公司治理机制、客户服务机制、同业合作机制等方面基于诚信进行了特色化设计。

3 基于诚信金融文化的近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理论把制度变迁分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所谓“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是指由个人或一群人,受新制度获利机会的引诱,自发倡导、组织和实现的制度变迁,又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所谓“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充当第一行动集团,以政府命令和法律形式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又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近代,金融体系中政府力量相对薄弱,政府行为较少,市场主体力量相对强,近代金融制度创新更多是以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以票号为代表的近代金融机构基于诚信金融文化在股权制度、公司治理机制、客户服务机制、同业合作机制等方面开展的多种制度创新。

3.1 股份制与公司治理机制创新

3.1.1 股份制创新

在明末清初,中国已有一些商业企业和金融机构,采取了股份制进行了资本筹集,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所有权归投资人所有,经营权授权给其聘用的大掌柜掌控。这种股份制与西方的股份制比较有很大的不同,其基本内容主要是银股与身股结合。人身股机制,即从大掌柜(总经理)到业务骨干,根据能力大小、所在岗位、业绩贡献等确定某掌柜或某伙计股份若干,企业业务骨干的劳动作为资本而“顶股”,叫“人身股”,与货币资本股一起参与分配。人身股与货币资本股享有索取企业利润的同等权利,一起参与企业利润分配。职工只要工作勤奋,没有过失,成绩优秀就可以顶股。一经认可,就将其名字录入“万金账”即股份账,参与分红,从而使得大掌柜以至分号掌柜、大小管事、伙计、学徒无不竭尽全力为票号卖命。

之所以能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人身股”的产权制度创新,与诚信文化紧密相关。大掌柜对股东诚信,牢记“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赢得股东对大掌柜的充分信任和股权激励。股东与大掌柜之间订有契约,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不论投资者东家,还是受聘者大掌柜,双方均恪守信用,充分体现诚信文化和契约精神的重要内容。

3.1.2 公司治理机制创新

公司治理机制方面,东家对大掌柜授以经营管理的全权,号中的财务、人事、经营等权力全部交给大掌柜,史料记载,东家“将资本交付管事(即大掌柜)一人,而管事于营业上一切事项,如何办理,财东均不闻问,既不予定方针于事前,又不施其监督于事后,此项营业实为东方之特异之点。”[3]之所以能做到对经营者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与财东秉承传统诚信文化、视“诚信”为人立身之本的理念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讲,正是基于诚信金融文化和社会理念,才使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机制得以充分发挥功能。

3.2 客户信用为先的信贷制度创新

以票号为代表的近代金融机构,为客户发放贷款时,重人信用大于重物信用。票号放款,以信用放款为主,其次是保证放款,很少抵押放款。票号重信用、轻抵押的信贷制度,表示其重视客户的信用,而不看重抵押品的多寡,真正把客户的诚信情况作为考察客户贷款归还可能性的根本性要素,这是基于诚信金融文化的。在明清时期,大商家以信誉为生命,而且资力雄厚,再加之无合适抵押物,以信用作为贷款核心考察要素的信贷制度创新既是真正从客户角度出发,也是深刻把握了诚信文化内涵的。

3.3 金融机构间的信约公履制度创新

近代,金融机构间严格执行的信约公履制度,也是基于诚信金融文化的重要制度创新。明清时期,中国北方金融机构间实行镖局、标期、标利制度,商号之间商品赊销的货款清偿和货币借贷的归还期限,一般按标期确定,到期必偿。标期是商业行会规定的按照镖局押运商品和现银由甲地到乙地的时间计算的期限作为债务清偿期。标期分年标、季标和骡标(即月标)。从西口(杀虎口)、东口(张家口)到山西金融中心太谷县是季标。太谷县一县一标,称为太谷标,周围各县为太汾标(太原府和汾阳府两府),太谷标在前,周围各县在后,标期一到,一切债务必须立即清偿:第一天是银两债券债务清偿,第二天是铜钱债券债务清偿,第三天是银行间“订卯”———即银行间债券债务清偿。不能清偿者叫“顶标”。凡顶标者,即为没有信用商家,以后无人与之往来,即行破产。这种制度,成为山西商人不易之规,这就是晋商的信约公履制度。[4]

信约公履制度的根本是社会诚信,金融机构基于诚信的金融文化和行业自律,自动履行债权债务清算,严格遵守清算期限,按照社会通行的粮标、骡标、季标和年标约期履行清偿债务的义务。可见,诚信是商品交易的基础,诚信文化是金融机构生存、金融制度创新的前提。

4 对当代金融机构的启示

4.1 诚信是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根本准则

现代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金融制度创新时应始终将诚信作为根本准则,在金融制度创新的目的上,明确以信义约束利,突出诚信的重要性;在金融制度创新的流程环节上,突出诚信金融文化的嵌入;在金融制度创新的激励约束上,匹配诚信文化的专项支持,从而促进金融机构制度创新能真正以诚信为规范,以诚信为内核。

4.2 诚信是金融机构内部制度创新的核心源泉

微观层面,金融机构内部制度创新应着力以诚信金融文化为出发点,在制度机制设计时融入诚信要素,使诚信内化为制度发挥作用的重要推动力,使得金融制度创新具有鲜明的诚信文化烙印。例如,可尝试在商业银行信贷制度创新中更加强调信用要素识别判断的重要性,而相对弱化对抵质押要素的考察,使得信贷真正回归本源———基于信用的贷款。再如,在法人治理机制完善方面,董事会对经营层的委托代理可尝试引入诚信成本,即在经营层高管薪酬中单列设置诚信专项保证金或股权激励,进行延期支付,董事会不干涉日常经营,只定期听取经营层汇报,董事会下审计部门不定期开展针对经营层汇报的稽核审计工作,如发现诚信违规情况,诚信专项保证金惩罚机制生效,高管薪酬加倍扣减。通过类似基于诚信金融文化要素的制度创新,促进诚信文化在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4.3 诚信是金融机构对外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宏观层面,金融体系内制度创新如金融合作机制、支付清算机制、行业自律机制、金融监管制度创新应在诚信体系的构建、诚信金融文化的培育等方面寻找着力点和突破口,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增强诚信文化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约束力,在此过程中,政府可以创造诚信环境,积极引导,充分发挥金融制度内生变迁的主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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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其田.山西票号考略[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金融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篇10

一、“一带一路”建设金融需求的主要特点

第一,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不同, 鲜有发达国家或地区, 但部分国家能源丰富, 而在能源开发领域需要大量投资, 且回报周期长, 未来收益不确定。与此同时, 部分国家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 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愿为其提供贷款;第二,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较多, 而各个国家的金融货币体系相互协调配合才能使金融成功提供服务, 而这一过程则涉及货币之间的相互兑换、各国监管机构的相互协调, 金融信息的共享以及若干跨境合作协议的签订。目前,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进行合作时, 缺乏长远的规划, 对未来的货币金融一体化缺乏考虑, 仅仅停留在防范当前的金融危机的层面;第三, “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 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低, 缺乏基本的金融设施, 从而导致金融循环性和可持续性不足。在与其进行合作, 对其投资时, 要注意避免投资变成变相“扶贫”。

二、金融合作的负面因素

(一) 政治不稳定

在海上丝绸之路, 近年来, 围绕着南中国海产生了一系列争端, 使得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在政治关系上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 政治上的摩擦会影响区域经济金融合作。东南亚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各种宗教文化汇集于此, 彼此存在若干矛盾冲突, 不能达成区域共识, 从另一方面弱化了相互之间战略互信的构建。从其内部来看, 部分东南亚国家政治局面不稳定, 社会动荡, 各个政治派别存在尖锐矛盾斗争, 政权更迭时有发生, 导致这些国家社会不稳定, 没有明确的长期发展规划, 投资风险突出, 给我国金融机构和国际投资业务带来较大不确定性。

路上丝绸之路横穿部分中亚国家。据统计, 在中亚地区生活着130多个民族, 各自信仰不同, 政局也存在着更大的不稳定性, 且由于自然因素导致经济结构单一。基于中亚特殊的地理位置, 丝绸之路经济带牵扯多个地缘政治势力范围。俄罗斯希望保持苏联时期对中亚的控制, 美国的中亚战略, 日本从“经济援助”到“丝绸之路外交”以及欧盟的不断关注以等, 都增加了该区域合作关系的复杂性。

(二) 经济发展不均衡

中亚五国虽同属发展中国家, 且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状况相似, 但各国发展却并不均衡。按人均GDP来分, 中亚五国大致分为两个层次, 其中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其余三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而中国则大体与哈、土处于同一水平。[1]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则合作平台就会不同, 使金融合作缺乏基础, 仅仅停留在协商对话、协议签署等初级层面, 从而影响区域金融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东盟也存在同样问题, 各国发展模式多样化, 不同的支柱产业不但使各国发展状况极不均衡, 而且导致了各国对金融需求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也使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不同。因此各国在制定政策时必然从本国利益出发, 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同, 影响区域金融合作。

三、“一带一路”融资方式

(一) 广泛采取直接融资

近年来, 国际上许多基础设施融资采取发行债券的方式, 但这一融资方式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并没有得到推广。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 相关人才的不断增多, 国内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持续上升, 且手段不断多样化。[2]因此直接融资将会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

首先, 可以鼓励一些实力雄厚, 发展前景明确, 信用良好的企业单独或者组成联合体在金融市场发行投资期限倾向于中长期的“丝路债券”, , 要符合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周期。其次, 发达国家有更为完善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经验;可以适当借鉴, 再综合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点和风险, 将预期收益等证券化, 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筹集建设资金。

而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投贷结合, 以投带贷”的金融创新模式也很值得借鉴。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兼顾项目的短期盈利和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只有两方面都兼顾的, 才是能真正能够吸引私人资本并获得长期收益。

(二) “高铁换大米”模式

2013年10月11日, 在曼谷发表的《中泰关系发展远景规划》中称, 中方有意参与廊开至帕栖高速铁路系统项目建设, 以泰国农产品抵偿部分项目费用。这一合作方式被形象地形容为“高铁换大米”。“高铁换大米”对我国来说, 不但直接促进了我国装备的出口, 加速中国高铁技术走出国门, 也将增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联系, 拉动沿线地区经贸增长。而对于泰国来说, 不但大幅提高了其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增强了国内运力, 而且为泰国农产品出口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渠道, 能够确保在国际农产品价格出现剧烈波动时其出口受到影响最小化, 从而保障了居民收入。

四、主要建议

(一) 将外汇市场由边境贸易扩大到一般贸易, 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

在已有基础上扩大人民币与其他国家货币进行互换。逐步取消相关管制, 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研究不同形式的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构建顺畅可控的人民币回流机制。[3]鼓励国内银行与境内外银行合作, 为境外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提供人民币贷款直接进行跨境投资, 发行可在多国通用的银行卡, 为跨境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

(二) 加大区域金融合作安全性

构建完善的金融安全网络, 加强宏观经济监测, 完善区域危机管理框架。加强与沿线国家各监管当局间的沟通协调, 提高协调监管的效率以及在重要决议上政策和监管的同步。协同建立“一带一路”区域金融风险预警机制, 提前预警区域内潜在的各类金融风险。相互交流跨区域风险的应对和处置能力, 形成全面可行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结合“一带一路”实际需求改善现有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设计和运行, 拓展贸易信用保险的业务范围, 针对基础设施的需要提高中长期业务所占的比重。

(三) 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及组织走向海外

在国与国之间进行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合作时, 金融机构可以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现阶段需大力推动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 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金融合作提供大力支持。在鼓励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同时, 也要引入优秀的外资金融机构到国内设立分支机构。

(四) 加快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 是一个平等、高效、包容的融资平台。亚投行正式运作后, 我国可通过该机制加大中国对东盟以及中亚和南亚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它对促进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4]能够从机制上为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保障, 整合相关资源, 凝聚区域内各国力量, 共同发展, 支持世界经济复苏。

参考文献

[1]杜晓鹏.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 2013.

[2]周静.金融脱媒与我国商业银行应对策略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 2012.

[3]张勍, 王懿婧.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对策选择[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6) :55-61.

金融诚信建设 篇11

收稿日期：2007-11-05

作者简介：蒋晓全(1976-)，男，四川万县人，经济学博士，上海期货交易所和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联合培养博士后。

摘要：构建市场化金融监管机制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条件之一。虽然上海已经建立了较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但在构建市场化金融监管机制方面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本文在借鉴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建议充分利用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有关政策，建立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相适应的市场化金融监管体制。

关键词：市场化;金融监管;国际金融中心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12-0043-03

构建市场化金融监管机制就是需要拥有“监管+发展”的视角，在借鉴国际金融监管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改变以往政府行政主导型的金融监管体制，建立以法律和制度安排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适合上海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体制，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一､金融监管体制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一)金融监管体制的国际比较

国际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不断变革，要求世界各国依据不同的具体国情来选择适合本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体制。目前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模式主要分为三类：分业监管､集中统一监管和超级统一监管，并呈现出以下几种发展趋势：

1､ 分业监管转向统一监管。

一定程度的统一监管是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发展的趋势，而统一监管的程度与具体方式，必须根据各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设计出适合本国市场发展的最优方案。

2､强调发挥交易所和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注重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并重。

交易所和协会等自律机构行使一线风险监管作用，是政府监管的有效配合。建立以自律监管为基础､政府监管为指导的金融监管体系，能够使集中监管和自律监管发挥各自的优势。

3､注重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无论是分业监管还是统一监管模式，都需要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分业监管注重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外部金融监管协调;统一监管注重同一监管机构下属的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内部金融监管协调。

4､ 注重由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和目标监管。

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会造成不同监管机构对不同金融机构相类似的金融业务可能采用不同的监管标准和体制，出现过度监管或者监管缺位的问题。

5､ 注重国际金融监管合作。

在国际货币政策趋同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金融监管的标准和准则日益趋同化。银行业监管执行《新巴塞尔协议》，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管机构协会也制定了一系列协调一致的证券业､保险业国际监管协作标准。

(二)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发展经验的启示

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适应本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变化，引导本国金融产业向有利于市场化配置金融资源的方向发展。金融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应表现为监管效率的提高､监管成本的降低和监管功能的充分发挥，最终服务于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因此，上海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与改革必须与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进程紧密相结合，而不应简单化或一刀切地做调整。要立足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适应上海金融市场发展的出发点，构建市场化金融监管机制，强化金融协调监管功能，强化交易所与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赋予市场主体进行金融产品创新的自主权，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逐步接轨。

二､上海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实行“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模式，上海银监局､证监局和保监局分别负责上海市银行业､证券与期货业､保险业的金融监管。

虽然“分业监管”模式符合现阶段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形势，但是与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趋势相比，上海金融监管体制还存在以下问题：

1､上海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

虽然2004年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通过签署《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备忘录》建立“三方协调监管合作机制”，但仅仅是一种对监管各方没有直接管辖权､不具备强制力的非制度安排。上海金融服务办也曾与三家金融监管机构建立起了“3+2”联席会议制度，但主要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

2､交易所和金融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作用发挥明显不足。

与国外交易所充分发挥自律监管功能不同，我国交易所更多的是充当市场参与者，而不是监管者的角色，这主要源于我国交易所的出资人和监管人的一致性，即主管部门既充当事实上的所有人(多数情况下名义上不是出资人，但行使着出资人的权利)，又充当监管人，导致交易所的自律监管作用发挥明显不足。另一方面，一些本属于交易所一线监管的职能还没有从上级金融监管机构中分离出来，交易所没有足够的市场监管和发展的权限。另外，虽然上海市银行､证券､期货､保险同业工会已经建立，但更多是遵守金融监管当局的各项法律法规，形式大于实质，没有太多话语权。

3､对金融产品创新的审批机制管制过严，期货衍生品的品种上市机制比较落后。

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创新都需要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进行审批才能通过，并且审批程序复杂，时间较长，导致金融产品创新十分困难。以期货市场为例，国外期货品种上市实行备案制或试运行制，而我国实行审批制，新品种上市，首先要经过交易所研究审核，然后上报中国证监会，证监会做出审核后，再上报国务院，国务院综合国家相关部委意见后，最后做出是否批准上市的决定。这种落后的品种上市机制，不利于上海争夺石油､钢铁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不利于上海期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金融创新本是金融机构的市场化行为，最终却需要政府行政审批来主导，无形之中提高了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的难度，大大抑制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的积极性。

4､与国际监管标准还没有完全接轨。

为了让更多国际金融机构能够参与上海金融市场，应逐步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接轨，按照国际标准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监管，对国内外金融机构的监管实行“国民待遇”。否则，就只能游离在国际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之外，对业务发展迅速､业务范围相对复杂的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难以真正起到防范风险的作用。

5､高素质金融监管专业人才的不足。

一方面，上海金融监管机构都比较缺乏对被监管金融机构的产品､业务､风险管理深入了解的高素质金融监管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上海各金融监管机构缺乏独立的人事权，如果一个部门需要增加3名监管人员的配置，需要报国务院审批，周期较长，手续较多。

6､金融企业税收税率偏高。

为了实现金融机构的集聚效应和金融资产交易的规模效应，降低金融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强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发达国家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对金融企业和投资者实行营业税､所得税和交易税等税收优惠政策(见表1)。

表1 国内外金融企业主要税收政策对比

注：英国2008年企业所得税将降为28%，香港降为16．5%。

从表1中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大部分实行不征收或者免征收营业税，而上海金融企业的营业税虽由8%减为5%，但仍然偏高;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国际上呈现逐步降低的趋势，新加坡和香港的企业所得税远低于上海，而深圳实行减半征收的优惠措施;国外对于期货衍生品交易实行免征交易税，鼓励期货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三､以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契机，建立与国际金融中心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

1､强化上海市金融服务办的监管协调职能。

在“分业监管”的模式下，金融监管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注重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效率，而不在于监管机构的分合。提高上海市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有效性关键在于强化上海市金融服务办的监管协调职能。具体而言，由上海市指定一名市级领导牵头负责金融服务办的领导协调工作，上海市金融服务办不仅要在上海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之间建立制度性安排模式的“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建设金融机构监管信息共享系统，定期举办监管联席会议，还要加强与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外管局､财政厅､审计署､上海发改委､外经委等有关部门的协调和沟通，形成监管合力，在应对金融突发事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2､鼓励交易所和金融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重点扩大交易所自律监管的权限，建立自律监管与政府监管的良性互动关系。

第一，将上海金融监管机构拥有的“一线监管”和自律监管职能逐步转由交易所承担;第二，发挥上海市银行､证券､期货､保险同业工会等行业组织的自律监管职能，提高行业自律意识与自律水平，形成监管合力;第三，赋予交易所对市场参与者的直接调查监管权限;第四，建立自律监管与政府监管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对交易所自律监管的行政监督，体现在两个层次：①政府对自律规则内容的行政监督;②政府对自律规则执行状况的行政监督。另一方面，加强交易所对政府行政监管的社会监督，当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存在瑕疵时，交易所应当及时建言献策。

3､积极争取赋予市场主体进行金融产品创新的自主权，推行期货衍生品的产品试运行机制。

积极争取赋予市场主体进行金融产品创新的自主权，有利于推动政府主导型创新向市场主导型创新转变，有利于通过市场化手段对市场主体的金融创新行为进行合理引导和有效监管，实质是建立金融创新的长效机制，促进金融创新的可持续性发展。

另一方面，推行期货衍生品的产品试运行机制。交易所根据市场需求､通过专家充分论证推出新的期货产品，上报中国证监会及当地监管部门备案。条件成熟的期货品种可以进行1-3年期的试运行检验，市场运行成功则申请正式上市，不成功就从市场退出，从而建立市场化的新产品上市机制，提高上市效率。

4､加强国际监管合作，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

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监管体制建设，积极推进与境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保持正式的合作与交流机制，积极发展双边和多边监管合作关系，对跨国金融机构实行国际统一监管，并建立监管高层的互访和磋商机制､实行跨境联合现场检查。另一方面，努力与巴塞尔银行管理与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所推行的国际监管标准接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具体而言，银行业要与“新巴塞尔协议”监管准则接轨，以原则监管､功能监管和风险监管为导向;证券业要建立有效监管资本框架;保险业要建立顺应国际发展趋势､符合我国国情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

5､培养高素质金融监管人才，加强金融监管研究。

一方面，要加快金融监管人才集聚，既要争取赋予上海金融监管机构一定的人事自主权，也要大力培养对金融行业熟悉､了解金融机构运作和金融产品创新的高素质金融监管人才。另一方面，加强金融监管研究，既要深入研究国际金融监管的规则和标准，加强对国际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管研究，更要研究在现阶段分业监管体制下逐步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的途径。

6､实行金融税收优惠政策。

目前，上海金融机构按照国家统一的金融企业税收制度征收33%的所得税､5%的营业税和0．6%的附加税等，不仅与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相比，就是与深圳对金融企业实行15%优惠的所得税制度相比，上海的金融税收明显偏高。

因此，上海需要进一步完善金融税收制度，适时取消金融企业营业税;对金融企业实行优惠的企业所得税;本着国民待遇原则，尽快统一中外资金融企业所得税税率;对期货衍生品交易实行免征交易税。

参考文献：

[1]尚福林．证券市场监管体制比较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8

[2]项俊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八个方面的突破．新华社

[3]项俊波．适应金融对外开放新形式 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全面开创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建设新格局[J]．上海金融，2006;2

金融数据中心建设走向 篇12

在金融服务方面, 人们多层次的需求已经显现, 个性化、差异化、细分市场等词汇频繁地被金融机构的管理层提及, 甚至上升为金融机构的发展战略。

所谓顺势者昌, 逆势者亡。社会环境的改变是不可逆的, 金融机构唯有积极应对, 才能成为“识时务”的“俊杰”。

面对这种变化, 金融机构的科技体系调整势在必行, 其中作为金融机构“大脑”的数据中心建设走向尤为值得关注。

从“百花齐放”式的分散建设到“九九归一”式的大集中建设, 国内金融机构 (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 的数据中心建设真应了“分久必合”的千古名言。如今, 人们关注的, 是“合久必分”什么时候到来。

最近, 在与一些银行科技人员交流时, 笔者发现, 他们普遍不再像以前那样“迷信”总行级的集中式数据中心, 也不再“鞭挞”分支机构的数据中心了。相反, 他们现在更加关注的是省级分行的数据中心建设。

数据大集中以来, 大中型金融机构一直致力于企业级数据中心的建设, 目前已经建设得比较完善, 基本实现了“两地三中心”, 但其分支机构 (省级分行) 的数据中心多为十几年前甚至二十几年前建的, 设备严重老化、技术落后、空间紧张, 急需改造。

更重要的是, 大集中模式对分支机构灵活性的“伤害”变得越来越严重。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人们需求的多元化发展, 往往要求金融机构对市场保持敏锐的触觉和快速的反应能力, 有针对性地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而这些都有赖于各分支机构对地方个性需求的把握和特色产品的设计, 以及快速地将特色产品推向市场并根据市场反馈不断改进。显然, 在满足共性需求方面无往而不利的大集中模式, 面对个性化、地方化的需求时, 显得太“笨拙”了。

从国外银行“分散—集中—分散”的发展轨迹来看, 集中也应该把握一个度的问题。从近年来中小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中, 大型金融机构应该能够感受到灵活的重要性。目前, 银行的管理层正在深入思考如何平衡集中和分散的关系, 以推动银行科技体系不断完善, 充分发挥集中的高效性和分散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