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合同（共7篇）
进出口合同 篇1
进出口合同成为国际货物买卖的中心环节和核心, 是双方履约和争议解决的最主要依据。但由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所涉及由于其当事人分处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分属不同的法律体系、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等原因, 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货物运输、政府许可、通关手续、价款支付等诸多方面由国内变为国外而变得非常复杂。任何环节的失误或问题都可能成为顺畅履约的障碍, 导致相关方面蒙受损失, 若双方对是否违约或对损失金额意见不一, 就会引起争议或纠纷。
《Incoterms 2010》实施在即, 取代实施多年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00》新规则的实施, 必将加剧复杂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订立和履行的难度。因此, 研究进出口合同订立中的风险的种类及其具体的规避措施, 对减少进出口贸易纠纷, 实现贸易双方共赢尤显重要。
1 进出口合同形式上的风险规避
在此, 进出口合同形式上的风险的规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1 购销双方合同形式不一致所致风险的规避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 买卖双方虽然表面上订立了合同并且开始履行, 但是各方设想的条款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一旦出现纠纷, 就以各自提出的条款进行抗辩。面对格式合同不一致所引致的争议, 一般有三种处理方法:方法一是判定合同不成立;方法二是“最后一棒”规则, 就是看哪一方最后发出格式合同书就以这一方的条款作为双方合同的最终条款;方法三是排除法, 通过比较两份格式合同。找出其中实质上相同的内容, 把它作为合同的最终条款, 而那些实在无法调和的部分就被删除, 不生效力。方法三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方法。
尽管排除法是通行的做法, 当事人双方只要愿意, 还是可以自行约定其他处理方法的。比如, 先发出格式合同的一方可以在格式条款之外加上一条:“任何条款如与本合同书有任何不符, 均不生效力。”这样一来合同的最终规定就只能以这一方提出的条款为准了。真可谓“先下手为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排除对方差异条款的说明必须写在合同书的正面, 不能作为背面条款印在背面, 不然的话, 很可能会被排除法排除掉, 失去意义。
1.2 合同法律形式不完整所致风险的规避
合同形式应该符合法律对合同形式的规定。一般的涉外经济合同大体上包括商务条款 (包括技术条款) 和法律条款两个部分, 这两个部分又是相互配合不可分割的。所以, 在使用时, 应注意保持合同的完整性, 不应为了在某些条款 (如价格条款) 上的讨价还价而放弃或忽略其他重要的条款 (如解决争议条款) 。常见的进出口合同形式不完整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合同文本内容过于简单, 致使双方产生贸易纠纷; (2) 合同中仲裁条款缺失; (3) 以FOB成交的合同中未签订有关滞期费条款, 将会出现利益不平等; (4) 检验条款缺失等。
目前ICC (国际商会) 制定有一系列示范合同, 示范合同不基于任何特定的国内法, 而是以国际贸易中的惯例以及全世界通行的法律原则为管辖法律, 增强了各方当事人对各自权利义务认识的确定性和争议解决成本的可预见性, 因此, 使用示范合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来说, 可以增强自己的谈判能力, 避免因考虑不周而留下条款漏洞隐患, 为谈判对手所利用。
2 进出口合同条款本身之风险的规避
条款构成合同的主体, 进出口合同条款本身的风险主要是条款本身不完整、不准确或添加了一些约束条件所致的风险, 其规避体现在两个方面:
2.1 合同条款本身不完整所致风险的规避
洽谈阶段的细致工作是签订完善合同的前提, 但具体的缮制工作更是不容忽视。要求合同具体条款的措辞必须完整、准确和严谨, 这样才可以减少不少的潜在风险, 增加交易中的安全性。常见的条款不完整所致的风险多在支付、品质和商检条款。
支付条款风险主要出现在信用证支付方式条件下。在国际贸易中, 如果以信用证方式结算的话, 为避免因进口商不及时开证导致出口方受损, 一般在贸易合同中都明确规定几个方面:买方开立信用证的时间、信用证种类、汇票付款金额和期限、信用证议付有效期和地点。如果在签订合同时明确了以信用证方式结算, 但没有规定买方开立信用证的时间, 出口公司就会处于被动地位, 该公司应在催促对方开证的同时, 采取更多的补救措施:比如推迟租船订舱等。
品质和商检条款的风险主要源于措辞不严谨, 规定有漏洞而引发的争议。如在一单服装生意中, 品质条款“说明了规格、质料、颜色”, 商检条款规定“货到港30天后买方有复检权”就有空隙, 存在容易使对方利用的缺陷。一般来说, 合同中品质的表达方法有凭说明和凭样品表示两种, 对于有的商品的品质, 合同中须写明一个机动幅度, 即允许卖方所交物的品质指标有一定幅度的差异, 尤其对于“凭卖方样品成交”, 若制造技术上确有困难不能做到与样品一致的商品, 卖方应该在合同中保留类似的描述:“交货与样品近似”等;而商检条款除了规定检验时间、检验地点、检验机构外, 还应该将规定该时间地点和机构给双方人看看。但在上面的案例中, 在品质条款中, 只简单列明商品的名称、商标/牌号、规格、型号等必要项目外, 没有明确成交样品的情况, 如是凭卖方和买方的样品、样品的编号、寄送样品的日期及有关寄送样品的函电等, 更没有标明“允许有色差”字样;在检验条款中只规定买方有复检权, 并没有指明检验机构的名称或者必须经由卖方公司同意等。
2.2 软条款风险的规避
软条款多用于信用证条款的描述, 而在进出口合同的订立中引用软条款意指某些合同条款属于限制性条款, 其履行的主动权掌握在对方手中, 己方无法控制, 或者意思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条款, 或者约束了第三方行为能力, 甚至有限制国家主权行为的冻结条款。因为在合同履行中难以满足这种条款, 有的根本不能满足 (如与外汇管制国家贸易商设置自由兑换外汇条款等) , 往往会给日后履行该条款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和风险。所以, 面对这么多的风险, 应认真审核合同, 及早发现软条款。
3 合同条款间关系之风险的规避
合同是一个有机整体, 合同规定的每一条款, 采用的每一惯例, 都有其具体内容, 都是日后履约的依据。而各条款之间以及条款和惯例之间又常有内在的联系。合同条款之间关系上的风险主要来自所设置的合同条款相互之间以及条款与惯例之间不配套, 不协调。
3.1 合同条款之间不一致所致风险的规避
合同条款既包括如品质、数量、包装、价格、支付、违约和不可抗力等基本条款, 也可以根据不同货物和不同交易情况, 加引如保值、法律适用条款、许可证条款和设备等进口合同中的安装调试条款等。相关条款之间应该保持协调一致。
商品作为进出口合同的标的, 其品质的约定是整个合同中最重要的内容。如何确定卖方所交货的品质、数量和包装, 涉及合同中的商品检验条款。在商检条款中, 商检机构和检验期限的科学合理的约定不但是对买方的复检权的保证, 而且也是一个限制;再者, 复检权及其行使期限也是卖方对自己商品品质实行有效保护的有效途径。如果在同一合同中条款的设置, 尤其是如价格条款、装运条款、支付条款等各独立条款之间不协调、不配套, 将会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风险, 因此在订立合同时要注意合同各个条款之间的相互呼应和衔接, 不可出现彼此矛盾的内容。如某出口合同:价格条款:CIF伊斯兰堡, 装运港:上海……提供港至港已装船海运提单……。根据常识, 我们知道伊斯兰堡是内陆城市, 而CIF只适应海运或内河航运, 这就出现了价格条款和运输条款间不协调、不配套, 若改为CIP伊斯兰堡, 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3.2 合同条款与国际惯例不一致所致风险的规避
在外贸实践中, 与合同条款相关的国际惯例主要是《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即Incoterms和《跟单信用证统一使用规范》即UCP。前者主要规范统一了各种贸易术语的解释, 2011年1月1日起实施《Incoterms 2010》;后者则界定了信用证业务中所使用的概念、做法。两者都针对贸易术语或信用证使用而产生的纠纷, 推动国际贸易发展作用巨大。
合同条款与国际惯例不一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条款本身设置与惯例要求不符。如合同规定:付款条款为凭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付款, 并规定付款后买方在货物不能及时抵达目的港的情况下, 卖方须应买方要求退款。条款这种规定这一要求与付款条款的规定 (凭不可撤消即期信用证付款) 相矛盾。
另一方面的不一致主要体现在合同相关条款内容与国际惯例矛盾。如合同签订以CIF贸易术语成交, 装运条款规定卖方必须保证货物抵达目的港的时间, 这种规定方式就与INCOTERM2000中对CIF术语的风险划分的规定相矛盾, 该惯例规定CIF合同属于装运合同, 其风险划分点为装运港船舷。按照CIF术语成交, 卖方只要在装运港船舷交货, 不必保证货物抵达目的港, 如果这样的条件为卖方认可的话, 那卖方就有可能因跨国运输中的以外而产生不必要的损失。这两方面的不协调、不一致使当事人在履行合同时承担很大风险, 为了避免这种被动情况, 规避由此类状况带来的风险, 外贸公司应吸取这次贸易的教训, 在今后交易中尽力避免制定此类不切实际合同, 保证合同条款与相关条款规定一致, 避免合同签订时就存在的潜在的风险或陷阱;
在日常合同签订中, 为规避条款之间关系上的风险, 需要做到七个一致: (1) 成交条件与保险条款要一致。CIF条件成交的应当是我方保险, FOB或CFR条件成交的应当是对方保险; (2) 成交条件与交货港口一致; (3) 单价和总值要保持一致, 在币别的使用上也要一致; (4) 包装条件与刷唛标记要一致。散装货不能有刷唛的要求; (5) 付款方式与装运期限要一致。 (6) 合同总数量与分批装运的数量要一致; (7) 交货期与信用证开到日期要一致。
总之, 国际贸易合同商谈中, 条款的订立会直接影响到买卖双方的利益, 而在合同订立中蕴涵诸多风险, 其规避主要从四个大的方面进行:一是立足企业实际;二是严格审查, 把握好合同形式与条款;三是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四是严格履行合同, 不给对方可乘之机。此外还要充分利用完善的国际贸易保险体系, 适时转嫁风险。从而可以为相关外贸企业提供借鉴, 使之在稳步拓展业务的同时, 规避合同订立的风险, 获得贸易利益。
参考文献
[1]秦定主编.国际贸易合同实践教程[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2
[2]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译.国际商会国际商业代理示范合同[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3]合理设置条款减少出口结汇单据不符点》, http://www.gy16.com/CG/info/18773-1.htm, 2006-6-11.
[4]袁永友主编, 国际商务经典案例——差之毫厘损失巨大的国际经贸教训[M].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1.
进出口合同 篇2
签约日期：
签约地点：
委托人：(以下称“甲方”)
住址：
法定代表人：电话：传真：邮编：电子信箱：
受托人：(以下称“乙方”)
住址
法定代表人：
电话：传真：邮编：电子信箱：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代理进口本合同项下货物一事达成一致，兹同意按照下述条款签订本合同：
一、甲方委托乙方代理进口下述货物(以下称“货物”)：
货物名称规格数量品牌/商标其它
二、委托项目：
1、甲方委托乙方以乙方名义与(以下称“外商”)签订进口合同(以下称“进口合同”)，向其购买上述货物。
2、乙方向外商购买上述全部货物的总价为(不含税款及代理费)。
3、进口合同中对货物的质量要求应为：
技术标准(标准制订人、标准名称、标准代号/编号等)：
特别约定：
三、乙方义务：
1、根据本合同的有关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与外商签订进口合同。
2、按照进口合同的规定，办理货物在中国境外的运输、保险事宜。
3、办理货物的进口报关、对外付汇手续。
4、按照本合同第六条的规定向甲方交付货物。
5、本合同规定的其它义务。
四、甲方义务：
1、按照本合同第五条的规定，及时将购买货物所需全部资金、相关税费及代理费付至甲方帐户。
2、按照本合同第六条的规定，及时提取货物。
3、应乙方要求，参加由乙方组织的有关货物技术标准、质量要求等方面的对外谈判及有关活动;必要时，负责编制合同附件。
4、检验货物并及时对货物质量问题提出异议。
5、本合同规定的其它义务。
五、付款条件：
1、甲方应于前凭乙方书面通知，将进口合同所规定的全部货款汇入乙方帐户;甲方支付人民币的，折算汇率为：。
2、甲方应于前，凭乙方书面通知及海关出具的有关单据，将因进口货物而应向海关缴纳的税款汇入乙方帐户。
3、甲方应于前，向乙方支付代理费，代理费金额为本合同第二条所规定的进口合同总价的%。
六、货物交付：
1、货物进口批文由方负责办理。
2、乙方应于货物预计到达中国口岸前日内，书面通知甲方有关情况;并于货物到达中国口岸后立即通知甲方。
3、甲方应在乙方发出到货通知后日内赴交货地点收货。
4、货物在中国境内的法定商检由方负责，费用由方承担。
5、乙方应在将货物交给甲方，货物自进关口岸至的运输及保险由方负责，费用由方承担。
七、对外索赔：
如外商在履行进口合同时有违约行为，甲方决定向外商提起仲裁或诉讼的，应当书面通知乙方并提供所需费用及协助，由此而产生的损失或利益由甲方承担或享有。如甲方未及时书面通知乙方并提供所需费用及协助，乙方无义务对外商提起任何仲裁或诉讼。
八、违约责任：
、如甲方未按照本合同第五条的规定及时支付有关款项，应向乙方支付滞纳金，金额为逾期支付部分的万分之五/每天;逾期超过十五天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甲方赔偿因此而遭受的一切损失。
在甲方按照本合同第五条的规定支付全部款项前，乙方有权留置全部货物。
2、如甲方未能按照本合同第六条的规定及时提取货物，应承担延迟提货期间发生的货物仓储费及其它费用;逾期超过十五天不提货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处置未提取货物。
九、争议处理：
凡因执行本合同发生纠纷的，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其它：
1、本合同自甲、乙双方代表人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效力均等。
3、本合同未明确规定的事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定》(对外经济贸易部1991年8月29日发布)的规定执行。
十一、特约条款(如本合同其它条款与本款的规定发生冲突，以本条的规定为准)：
委托人：
代表人签字：
盖章：
受托人：
冻马哈鱼片出口合同争议案评析 篇3
一、案情简介
2009年4月23日，大连B公司（以下简称“卖方”）与美国F公司（以下简称“买方”）签订冻马哈鱼片买卖合同，合同要点是：（1）数量：1700箱（51000磅）；（2）价格：CNF Los Angeles USD 1.15/LB；（3）总额：USD58650.00 美元；（4）装期：不迟于2009年6月20日；（5）支付：买方在发货前预付20000美元。货物到港时买方付清余款，卖方电放货物；（6）检验与索赔：凡属品质或数量异议，须于货到目的地之日起10天内提出，并提供公证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7）仲裁：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若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大连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是终局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
签约后，买方预付了20000美元。2009年6月7日，合同项下货物被装上阳明海运公司“HANJIN OTTAWA”轮。6月24日，货轮驶抵洛杉矶港。2009年6月29日，报关行通知买方：该批货物将接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洛杉矶分局（以下简称“FDA”）的抽检。同日，卖方致电买方，催促付清余款。买方回复：待货物通过FDA检验后，才能付款。经协商，卖方同意向买方出具保函，声明：“若该货柜因质量问题遭FDA退货，我司将退还100%发票金额”。买方凭保函于次日付清了余款。2009年6月30日，FDA向买方发出检验预通知，随后对货物实施了抽样检验。2009年7月29日，FDA向买方发出扣货通知（FDA Notice of Action-Detention），扣货理由是：（1）货物原产地标签不明，违反美国1930年《海关法》；（2）货物部分腐烂，不适合人类食用，违反美国《食品、药品、化妆品管理法》。2009年8月25日，FDA向买方发出拒绝进口通知（FDA Notice of Action-Refusal），规定：进口商应在通知签发之日起90天内，将货物退运或销毁。FDA同日在官网上公布了这一信息。买方据此要求卖方退款，卖方答复：货物装船后马上退款。2009年11月24日，货物装船运往大连。货物到港前，买方一再要求卖方退款，但卖方声称：货到大连后，买方应先电放，待卖方确认为合同项下货物后，再退款。2009年12月8日，货物运到大连。但双方始终就先退款还是先电放争执不下，历时9个月仍未达成妥协。
2010年9月16日，买方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提交仲裁申请，请求裁定卖方全额退款并承担违约责任，贸仲受理了此案。
2011年3月7日，卖方致函贸仲：“因我方对合同仲裁协议有异议，现正申请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仲裁条款效力，请暂不要指定仲裁员”。2011年3月25日，贸仲致函双方，通知仲裁程序继续进行，并根据《仲裁规则》指定了三位仲裁员，于4月26日组成仲裁庭。2011年5月11日，贸仲致函双方，要求书面说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在法院的进展情况。该邮件被卖方拒收。买方于5月18日回复称：未收到法院的应诉通知书。2011年6月30日，本案在北京开庭。
针对管辖权问题，仲裁庭确认了双方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共同意愿，并据此明确了仲裁庭对本案的管辖权。
针对合同履行问题，仲裁庭认为：承运合同项下货物的HANGJIN OTTAWA轮于2009年6月24日抵达洛杉矶港，这说明卖方已履行了交货义务。按合同规定，货物到港时，买方即应付清余款。但实际情况是：买方要求卖方出具保函，在收到保函后次日（2009年6月30日）才付清余款。可见，买方未按合同规定时间付款，构成违约。
针对货物检验问题，仲裁庭认为：证据表明，HANGJIN OTTAWA轮于2009年6月24日抵达洛杉矶港，而FDA收到送检样品的时间是2009年6月22日。这表明，在货轮抵港前，已从货物中提取了送检样品，这显然不合情理。唯一的解释是：FDA检验的并非合同项下货物。
针对索赔证据问题，仲裁庭认为：买方未能提供合同规定的公证机构检验报告，而其提交的FDA通知，不能作为证明货物存在品质问题的有效证据。
仲裁庭最终裁定：买方不能证明FDA扣押的货物就是合同项下货物，同时也未能提供证明货物存在品质问题的有效证据。针对买方提出的仲裁请求，仲裁庭不予支持。
二、案情分析
（一）对仲裁条款有效性的认定
本案合同的仲裁条款规定：“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若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大连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但事实上，并不存在一家名为“大连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机构。一项内容错误的仲裁条款是否有效？仲裁庭认为：在合同中列有仲裁条款这一事实，表明双方具有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共同意愿。尽管仲裁条款的内容有误，但这并未否定仲裁条款的有效性。
（二）卖方是否应当退还货款？
根据 INCOTERMS 2010，在CFR（即本案合同规定的CNF）业务中，卖方只要将货物装船，就履行了交货义务，从而有权要求买方履行其付款义务。但本案合同的支付条款规定：“货物到港时买方付清余款，卖方电放货物”。这表明：买方付清余款的前提，是货物运抵目的港，这就改变了CFR合同的象征性交货性质。
仲裁裁决书申明：“承运合同项下货物的HANGJIN OTTAWA轮于2009年6月24日抵达洛杉矶港，说明卖方已履行了合同规定的交货义务”。可见仲裁庭断定：本案合同在性质上属于目的港实际交货合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CFR合同。否则，判断卖方是否已履行其交货义务的标准，应是货物装船，而非货物运抵目的港。据此，卖方只有在目的港完成实际交货，才有权要求买方付清余款。既然合同规定：“货物到港”是买方付清余款的前提，因此，确定“货物到港”的真实含义，就成为判断卖方是否已履行其实际交货义务，以及买方是否应履行其付款义务的关键。
笔者认为，“货物到港”这一合同用语，并非指货物运抵美国港口，而是指货物完成进口通关程序，得以进入美国关境，并处于可被买方支配的状态下。换言之，所谓“货物到港”，应从货物在目的港完成进口通关程序时起算。此时，买方只要付清余款，便可获得可供其合法处置的货物的所有权。
进口通关是法定程序，货物运抵美国港口后，可能正常通关，也可能通关不成。若通关不成，货物就不能合法进入美国，依法必须退运或销毁。就本案而言，无论退运还是销毁，对卖方而言，结果都是无法完成实际交货，从而构成违约。对买方而言，结果都是收不到货物，因此无须付款。如果卖方只要将货物运抵美国港口，便可视为已履行其实际交货义务，即便因品质不良导致无法通关而被退运，也有权要求买方付款，假定这一逻辑成立，岂不为卖方在交货时弄虚作假打开了方便之门？此外，若要求买方付款购入一批无法通关的货物，岂非要求买方实施走私犯罪行为？
笔者认为，推究买卖双方的本意，可对合同支付条款解读如下：“货物到港后，卖方将货物电放给买方，供其完成进口清关手续。完成清关后，买方付清余款并获得货物所有权”。
本案中，因货物被FDA拒绝进口，使得卖方无法完成其实际交货义务，相应导致买方不具备付清货款以获得货物所有权的合法前提。在货物通关前，买方已付清货款，既然通关不成，卖方即应退还预收的货款。事后看来，买方本可坚持要求卖方退款，并以此作为退运货物的前提。若遭拒绝，则这批所有权仍归卖方的货物将被FDA就地销毁，而卖方的退款责任并未就此解除。两相权衡，相信卖方会做出理性选择，后续争议或可避免。
（三）卖方出具的保函属于何种性质？
2009年6月29日，经双方协商，买方同意凭卖方出具的保函，在货物完成通关检验程序之前，先行付清余款。从该保函的性质看，实际上是卖方基于其商业信用所作的一项承诺，而非国际贸易中通行的基于银行信用并由银行出具或联署的保函。若买方要求卖方提供银行保函，则本案争议或可避免。
从该保函的内容看，卖方承诺“若该货柜因质量问题遭FDA退货，我司将退还100%发票金额”。据此可以判断：首先，保函变更了买方的付款时间。将付清余款的时间从通关后变更为通关前。其次，保函明确了买方付款的条件。卖方实际上承认：仅在货物通过FDA检验，得以顺利通关后，才算履行了实际交货义务，才有权要求买方履行其付款义务。
（四）对检验与索赔条款的解释
仲裁庭认为：本案中，买方请求卖方退款应具备两项前提：（1）买方应证明：FDA检验的货物，确系本案合同项下货物；（2）买方应提交检验与索赔条款规定的由公证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针对第一项前提，仲裁庭指出，货轮于2009年6月24日抵达洛杉矶港，而6月22日FDA已收到送检样品。仲裁庭据此认为，FDA检验的货物，并非合同项下货物。经核阅相关证据，笔者注意到，6月22日实际上是买方委托的报关行在货轮抵港前向海关进行预申报的日期，而非FDA收到送检样品日期。同时，在FDA官网于2009年8月25日发布的公告中，明确注明了被拒绝进口货物的提单号，而该提单号正是本案合同项下货物的提单号。
针对第二项前提，仲裁庭认为：按合同规定，要证明货物品质存在问题，买方应提交由公证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而买方提交的FDA通知，不能作为证明货物存在品质问题的有效证据。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FDA检验属于法定强制检验，并采取抽检方式。若进口货物未被抽中，则无需FDA检验即可通关。在此情况下，货物是否存在品质问题，只能由民间公证机构在货物通关后实施检验并出具报告。若进口货物被FDA抽中，则其能否通关就完全取决于FDA的检验结果。在本案中，由FDA出具的扣货通知和拒绝进口通知，均以FDA实验室的检验结果作为依据，因此具备足够的证据效力，事实上也是证明合同项下货物存在品质问题的唯一权威证据。按美国法律，若FDA认定货物品质不良，勒令退运，则在实际退运前，必须将货物存放在指定海关仓库。民间公证机构既没有再次检验的条件，也没有再次检验的意义。
公证检验机构既有民间的，也有官方的，而FDA正是美国官方所属的公证检验机构。与民间公证机构不同，FDA不但拥有法定检验权，还拥有销毁或退运不合格货物的执法权。由FDA出具的扣货通知及退运通知，具有民间公证机构检验报告不可比拟的权威性，以此作为确定货物存在品质问题的有效证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三、几点借鉴
（一）规范仲裁条款，争取国内仲裁
仲裁是解决国际贸易纠纷的主要方式，其能否切实发挥作用，取决于仲裁协议本身的有效性。合同仲裁条款是买卖双方在争议发生前订立的仲裁协议，若内容失当，将可能造成仲裁协议失效，导致争议解决的不确定性。
在仲裁条款中，对仲裁机构的规定具有关键意义。在本案合同的仲裁条款中，规定由一个并不存在的“大连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为仲裁机构，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但从仲裁实践来看，类似情况并不罕见，其成因包括合同双方当事人不了解情况、打印错误、照搬他人合同中的错误条款、想当然地将仲裁机构名称随意简写等等。
根据我国司法实践，法院很可能会认定存在此类错误的仲裁协议无效。在最高人民法院就义乌市商城宾馆与香港宏生贸易公司中外合作经营合同纠纷管辖问题致浙江省高院的答复函中，就体现了这一态度。为规范合同仲裁条款，确保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建议涉外经贸企业尽量采用由贸仲制定的示范仲裁条款（详见贸仲官网首页）。
本案争议发生后，买卖双方都注意到合同仲裁条款存在的缺陷，并均试图利用这一缺陷来规避仲裁。卖方曾向大连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而买方也准备向洛杉矶法院提起诉讼。几经周折，双方才同意在贸仲进行仲裁。若买方坚持在洛杉矶提起诉讼，且洛杉矶法院受理此案，则卖方只能前往应诉。作为一家常年对美出口并在FDA注册的企业，一旦在美国法院败诉，后果不难想象。考虑到本案争议金额不大，卖方恐怕只能选择与买方和解，以避免高额诉讼费用以及可能对己不利的判决。本案最终在国内仲裁，对卖方显然是有利的，这对其他国内企业也是有益的借鉴。
（二）用对贸易术语，强化合同审核
在本案合同的价格条款中，使用了CNF术语（即CFR术语）。而在本案合同的支付条款中，却规定“货物到港时，买方付清余款”。二者形成冲突，并导致合同性质的改变。
CFR合同在性质上属于“装运合同”（Shipment Contract），而“货物到港时，买方付清余款”的规定，却将本案合同的性质变更为“到货合同”（Delivered Contract），大大增加了卖方承担的责任和风险。
根据INCOTERMS 2010，买卖双方在使用特定的国际贸易术语时，可对该贸易术语的内容进行修改，以适应实际业务需要。但这也可能造成贸易术语的不当使用，导致合同性质的变化，以及履约责任的不确定性。国际商会对修改贸易术语内容的做法持保留态度。制定并推广国际贸易术语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降低跨国交易的不确定性。而对贸易术语的修改，又可能产生新的不确定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国际贸易术语本身的实践价值。
对贸易术语的修改有时并非合同当事人有意为之。国际贸易术语规定了商品的价格构成，以及买卖双方之间的风险划分界限和交货责任划分，涉及合同中的价格、检验、装运、支付等多个条款。买卖双方在商订这些条款时，经常在无意中作出与INCOTERMS不同的规定，从而在实质上构成对贸易术语的修改，形成合同争议的隐患。在施米托夫的《出口贸易》一书中，曾对此类“名不符实”的贸易术语及其不利影响作过专门论述。
我国出口合同内部控制案例研究 篇4
(一) 法规、政策的不完善、不统一使外贸合同操作面临法律风险
一般外贸公司目前的业务基本为代理和自营两类。国家为鼓励出口业务, 对其实行增值税退税优惠。而在实际操作中, 外贸公司的代理业务与法律法规冲突很多。如代理人的责任一般由委托人承担, 但根据有关文件规定, 退税要有购销合同, 导致代理人一旦签订购销合同, 性质就变为了购销关系。又如代理业务一般是结汇后付款, 2003年以前汇到后再进行对内代理结算, 这种运作的风险较小。但由于政策的变化, 要求出运90天内就要办理退税, 由于收汇时间和退税时限的差别, 在实践中使得外贸合同操作面临很大的风险。例如合同上虽是90天内汇到付款的业务, 但有时外贸公司为办理退税, 在尚未收汇时, 就会要求先收取国内代理委托企业的增值税发票, 而当无法正常结汇甚至无法收汇时, 外贸公司的代理合同按法律规定会认定为自营, 在没有收汇的情况下需支付委托出口企业的货款;如果不要求收取发票, 按规定, 企业出口不退税还要交税, 如果最后没有收汇, 企业出口收汇核销的问题也难以解决。即使在合同中加上“如果受托方外贸公司没有收汇, 委托方放弃追溯受托方的权利”, 外贸公司也没有胜诉的把握。
(二) 外贸业务合同不规范引发的违约风险
目前, 在实际工作中, 外贸业务合同使用规范文本的较少, 即使使用, 也都是偏向于保护各自的利益。存在着不规范合同的认可执行, 如有的无出运期、签章等, 以行业执行惯例或者说是以商业信用弥补合同条款的不足, 这种在行业内被视为灵活操作, 极易引发违约风险。外贸业务合同的不规范也揭示了另一现象:在买方市场下, 出口方一直处于劣势, 以规范合同条款作为避免违约的保证似乎有着很大的挑战。所以合同所强调的平等性就不能仅关注条款的内容, 而应是合同的全过程控制。
二、外贸公司合同管理内部控制实证研究———以某外贸公司为例
某公司的外贸业务分为自营和代理两大类, 目前以代理业务为主。该公司有着较好的企业文化, 进而渗透到其内部控制理念之中;公司借助ERP系统, 使得内部控制的流程得以优化, 风险控制点得以有效实施。为防范风险, 该公司建立了合同评审管理制度, 规定不同贸易类型、结算方式、垫付资金比例和金额等业务的合同评审流程和权限;所有的经营业务必须签订正规合同或取得客户定单, 并按合同条款严格履行, 如有变化应及时修改、补充或撤消。业务员对外签订的业务合同、协议原则上应采用公司制定的标准文本, 如采用其他文本, 应符合合同的基本要素要求, 并确保合同的真实、有效。该公司规定业务部门对外签订合同前必须先编制预算, 经公司规定的分类分级的预算评审权限进行审核后方能对外签订合同、接受定单。信息部负责预算、合同的评审, 同时有选择地对国内供应商进行实地考察评审。财务部和信息管理部负责对合同执行过程的分析、跟踪和预警。
(一) 外贸出口业务合同内部控制制度安排
该公司的出口业务管理细则对出口业务合同内部控制进行了制度安排, 规定了出口业务中的合同评审管理、备货管理、信用管理的管理原则。
1. 出口业务合同的分工授权与岗位职权。
该公司根据业务性质、机构设置和管理层级, 建立合同分级授权管理制度, 明确企业内部相关单位、部门和岗位的授权范围、授权期间、授权条件、授权流程等。指出属于上级合同管理单位权限的合同, 下级单位不得签订。如下级单位认为确有需要签订超越权限的合同, 应当提出申请, 经上级合同管理单位批准后, 依授权或委托签订。上级合同管理单位应当对下级单位合同订立、执行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明确授权流程的风险控制点。例如在合同评审阶段中, 进出口部是签订出口合同的第一责任部门, 部门经理对本部门签订的合同负有组织实施、规范操作、检查落实、安全善后的全部责任。财务部负责对国外客户的资信状况进行调查, 调查后公司根据《客户信用管理制度》核定客户信用额度。各进出口部按公司核定的客户信用额度, 在其额度范围内进行业务操作。财务部、贸管负责人员对于投保信用保险、财产抵押及采用信用证收款方式的三大类垫付资金的付款业务必须严格审核。
2. 出口业务合同准备的控制阶段。
该公司规定在签订出口合同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包括产品出口许可状况、客户的详细资料、我国及相关国的技术法律法规条文等都要认真分析。涉及海关、商检的事宜必须事先与办公室相关人员取得联系, 以待确认后再操作。在进行出口业务时, 部门对出口商品要加强了解, 尤其对不熟悉的商品更应加强风险控制, 在进行具体操作时, 首先将国外客户的有关资料提交财务部进行信用状况查询。在与外商签订正式合同时, 必须进行预算合同审核, 在按管理原则审核后才能与外商签订正式合同。凡购买信用保险的新客户, 在合同签订前, 必须先交办公室法律专管员进行合同 (定单) 文本的评审, 不符合条件的, 预算不得通过。预算评审通过后, 应提交合同 (定单) 正本给贸管负责人, 方能通过合同评审。垫付资金合同严格按预算顺序进行操作, 不允许先执行业务再进行预算编制的不规范操作。
3. 出口业务合同的订立阶段控制。
该公司规定签订合同时必须使用公司统一制订的合同文本 (包括代理协议) , 严格预算合同审核顺序。其中合同签约人应该是法定代表或其授权人, 签约地也明确为公司的指定地。
4. 出口业务合同的执行阶段控制。
该公司将备货管理视为合同执行的重要过程。公司要求每一单出口业务, 在与外商签订出口合同后必须在第一时间内认真做好备货业务, 要按时、按质为客户提供满意的商品和服务以维护公司形象与利益。部门经理、外销员必须以自己的职业道德维护好每一笔出口业务。
(二) 基于ERP系统的贸易出口合同内部控制
该公司充分利用ERP系统进行合同的内部控制, 有效地进行合同内部控制的流程和风险控制, 特别是在岗位分工和职责授权上尤为突出。主要包括在ERP系统中设置的付款控制与合同内容相一致;相应的评审条件设置;合同的预算管理;垫付资金执行办法;控制点的管理及考核;主模块推进的管理及考核;信用证管理及考核等。
(三) 合同主体的信用管理制度
该公司认为合同主体的信用管理是避免各种合同风险的基础, 为了加强公司内部控制与管理, 保证客户质量, 防范并降低信用风险, 特制定了客户信用管理制度。其中要求销售及财务人员应严格执行制度的规定, 对客户实施有效的信用管理, 加大货款回收力度, 防范信用风险, 减少呆坏账。根据公司以出口外销为主的经营特点以及现有条件, 首先对出口外销垫付资金业务严格实行信用额度管理, 以后逐步推广到所有贸易种类和结算方式, 即:凡垫付资金业务, 必须先获得相应的信用额度方能签订合同或接受定单;对每一客户的垫付资金总额不得超过公司评定的该客户信用额度。
公司要求销售人员和财务人员在开展业务时, 应遵循以下流程:客户资信调查;客户信用额度的评定;客户信用额度的调整、撤消和维护;客户信用档案的建立和补充。
完整进出口代理合同 篇5
售
貨
合 同
SALES CONTRACT
編號 TO MESSRS
NO.:
日期 DATE:
-
逕啓者:茲確認售予你方下列貨品.其成交條款如下：
SELLER:
購 貨 人
For account of: SHANGHAI ZANCHEN IMPORT & EXPORT CO.，LTD（上海赞宸进出口有限公司）
(1)貨物規格及名稱。包裝及裝運嘜頭
Name of Commodity and Specifications.Packing and Shipping Mark
(2)數量 Quantity
(3)單價(美元)Unit Price(USD)
(4)總值(美元)Total Amount(USD)
USD
进口代理合同
代理进口合同
TOTAL:
USD
0.00
(5)裝運期限 Term of Shipment:(6)抵運港 Port of Destination:(7)付款條件 Term of payment:(8)保險 Insurance: To be effected by the buyer.備註 REMARKS: 買方于收到本售貨確認書後請即回簽一份。如買方對本確認書有異議，應於收到後五天內提出，否則認罰買方已 同意接受本確認書所規定的各項條款。The Buyer is requested to sign and return one copy of this Sales Confirmation immediately after the receipt of same.Objection.If any , should be raised by the Buyer within five days after the receipt of this Sales confirmation,in the absence of which it shoulbe accept by the buyer with no doublt.SELLER: BUYER
上海赞宸进出口有限公司进口代理流程
进出口合同 篇6
一、出口合同成本的影响因素
出口合同成本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出口商的贸易获利,而且会影响换汇成本,进而影响后续出口申报退税是否顺利。按照当前各省区的出口退税政策,换汇成本一般处于与当时汇率相匹配的合理指导范围内,即5~6.30之间,超出这个范围,出口企业一般要向当地税务部门递交情况说明以及该笔业务购销合同等相关资料,并对换汇成本过高与过低的各种疑点进行函调,才能进行后续的退税申报。因此,出口合同签订后,业务人员的操作是否专业对出口成本控制具有决定性作用。
一般说来,出口合同签订后,买卖双方在执行过程中,除非市场行情发生突变,合同价格一般相对固定,不会影响出口成本,而影响出口成本主要是非价格因素,具体包括:一是从卖方角度,在生产过程中由于生产设备故障维修和工人发生变更,产生交货延误,影响船期,从而使买方延迟收到货物,买方因此要求卖方给予赔偿或价格折扣,有的甚至要求部分货物以空运方式进行交付;二是从买方角度,由于其财务状况不佳,延迟付款,这种情况一般会造成出口商资金不畅,独自承担银行利息;三是贸易条件发生变化,如运输旺季到来,海运费增加使得FOB净收入减少导致出口成本变相增加,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尽量避开每年3-5月与10-12月的海运旺季来出运货物以降低运费成本;四是汇率风险,汇率不稳定使得收汇折算成人民币有增减,进而影响出口成本,出口企业碰到此问题时,应适时关注汇率变化趋势,选择最有利的收汇时间。
二、出口合同成本的计算实例
例:2014年8月底某外贸企业通过竞标获取1000台小型机电设备至非洲肯尼亚的出口合同,价格为USS|80/台CIF蒙巴萨,交货期为9月底,支付条件为即期支付,国内购销价为上海港口或机场含税价为RMB460/台,退税率为17%,增值税率为17%,费用为进价5%,包装尺寸1台/木箱,42X38X37(CM)毛重:12KG。海运费计算方法为W/M。以下是各阶段的变化以及相关的出口成本、换汇成本与盈亏率的计算。
1.2014年9月,合同签订时:
上海到蒙巴萨的海运费选择如下:
拼箱:LCL:海运费USS|85/立方米
整箱:
保险方面:保险加成110%,保险费率0.5%。
外汇牌价格为USD 100=RMB 616.00
选择在9月份出运,避开旺季,海运费最低,另外,支付条件为即期,对出口商最为有利。此阶段属于出口合同成交时的成本核算,即贸易条件和贸易影响因素未发生变化。成本计算步骤:(1)先算出货物的总体积和毛重;(2)选用当时运输成本最低的装箱方式;(3)计算出口成本、换汇成本、盈亏额和盈亏率。
(1)本批货物的总体积=0.42×0.38×0.37×1000=59.05(立方米)
本批货物的总重量=12×1000=12000公斤=12公吨
(2)运输成本最低的装箱方式的选用和计算
按照海运方面积载系数为1即1立方米相当于1公吨,59.052>12,体积吨大于重量吨,因此采用体积进行计算。
a.若采用拼箱:海运费用=59.052×85=USD5016.70,由于国外进口商收货时拆箱分货费用太高,合同明确要求不采取拼箱方式运输,因此不宜采用。
b.若采用整箱20呎集装箱:59.05/26=2.27,则需要3个20呎集装箱。
海运费用=2400×3=USD7200.00
c.若采用整箱40呎集装箱:59.05/55=1.07,则需要2个40呎集装箱。
海运费用=4000×2=USD8000.00
d.若采用整箱(40+20)呎集装箱:体积为24+55>61.05,符合要求;重量方面也符合要求。
海运费用=2400+4000=USD6400
e.若采用整箱40呎高箱:体积60>59.05,重量22>12,符合要求。
海运费=USD4800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采用整箱40呎高箱运输,运费成本最低。
(3)出口总成本、换汇成本、盈亏率的计算
通过计算,合同签订时,换汇成本为5.57,处于5~6.30的合理区间,属于较低水平,利润率为10.66%,在当前贸易条件下对卖方比较有利,是个非常不错的出口订单。
2.2014年9—10月,合同执行过程中,由于生产设备故障造成生产延误,要求境外客户延迟收货1个月,通过双方的协商,境外买方表示同意,但前提条件要求该外贸企业空运100台到内罗毕急用,其余900台晚一个月装船,由于当地政府的采购预算不能增加,因此合同总价仍然维持不变。航空费用收取方法W/M,(1立方米=166.67公斤)上海到内罗毕的优惠空运费率为RMB35/计费公斤,航空保险加成为120%,航空保险费率0.8%,按USD135/台CIP内罗毕购买保险。随着海运旺季的来临,综合运费GRI上涨了30%,海运保险费率仍维持原来水平,由于生产企业延误,出口企业要求生产企业分担合同违约造成的空运成本,生产企业同意将每台单价降低20元人民币,此时美元外汇汇率为USD100=RMB611,此时应采用何种运输方式和集装箱使运费成本最低呢?
外销合同总价仍维持不变,但由于交货不及时导致运输方式发生变化,进而大大增加了出口成本。计算步骤如下:(1)计算出空运部分的运费和保险费;(2)选用何种集装箱来出运并计算出海运部分运费和保险费;(3)计算购销价格变更后的出口成本;(4)计算换汇成本、盈亏额和盈亏率。
(1)空运部分运费和保险费的计算
空运货物的总体积=100×0.42×0.38×0.37=5.905(立方米)
空运货物的总重量=12×100=1200(公斤)
按照空运方面1立方米=166.67公斤,体积计费吨=5.905×166.67=984.19公斤。
984.19<1200,因此按照毛重计算空运费用。
空运总费用=35×1200=42000(元),折算成美元为42000/6.11=USD6873.98。
(2)海运部分运费和保险费的计算
海运费用方面,海运货物的总体积=900×0.42×0.38×0.37=53.145(立方米)。
海运货物的总重量=900×12=10800(公斤)=10.80(公吨)
仍采用体积计算运费。
采用相同方法计算,可知整箱40呎集装箱运输成本最低。
(3)购销价格下降后出口成本的计算
(4)换汇成本、盈亏额、盈亏率的计算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由于制造商的设备故障,使交货延期,进口商以部分货物空运,部分货物延迟海运为条件,使订单继续执行,通过计算,换汇成本为5.91,处于5~6.30合理区间,但属于偏高水平,利润率大幅下滑。
3.合同履行后的结算,由于境外客户财务状况不佳,原本为即期全额支付最后变成于2014年9月支付总货款的30%,剩余70%于2015年2月初才收汇,而境内生产厂家的货款、海运费和保险费用在2014年10月出运后已经清偿完毕,这时该出口企业为应收账款背负了3个月年利率为6%的贷款利息,而余款结汇时美元的外汇牌价为USD100=RMB625,试计算此笔业务最终结算的换汇成本、盈亏率,与成交时预期利润相比,损失多少?
由于收汇的延迟,该出口企业为应收账款背负了利息,增加了该笔业务的出口成本,而人民币贬值简介增加了出口商的人民币收入,对盈亏额和盈亏率产生了一定正效应。因此,先计算应收账款付利后的换汇成本,然后计算出盈亏额和盈亏率,以及与预期利润相比的损失额。
进出口合同 篇7
我国某进出口贸易公司向A国出口水果罐头, 付款方式为即期不可撤销信用证。货物出口商为该批次货物向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保了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第二条约定“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在信用证支付方式下, 承担的商业风险包括以下情形:1.开证行破产、停业或被接管;2.开证行拖欠;3.开证行拒绝承兑。”货物运抵A国后, 收货人向当地法院起诉我国某出口贸易公司, 同时申请止付令, A国法院依据该申请审查后向开证行发出止付令, 扣押信用证项下的全部货款。我国某出口贸易公司以发生了信用证支付方式下承保的商业风险中的“开证拒绝承兑”通过法院向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索赔;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未发生“开证行拒绝承兑”为由, 拒付保险金。一审于2011 年9 月7 日受理, 并于2011 年12 月13 日和2013 年8 月23 日两次开庭, 2013 年9 月30 日做出判决驳回原告起诉, 被告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于2014 年3 月20 日作出判决维持原判。
一、出口信用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路径
案例所涉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 法院裁判的关键是要查明开证行在止付令这一司法强制措施下未支付货款的行为是否构成了信用证支付方式下保险人承担的商业风险中的“开证行拒绝承兑”的情形。换言之, 即原告只需证明A国法院发出止付令造成开证行未支付货款的行为属于信用证支付方式下保险人承保范围中的“开证行拒绝承兑”即可获得法院的支持, 顺利实现索赔的目的;反之, 作为被告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只需要证明A国法院发出止付令造成开证行未支付货款的行为不属于信用证支付方式下保险人承保范围中的“开证行拒绝承兑”的情形, 即可获得法院的支持驳回原告的诉求。实际上, 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正是集中在这一问题上。“原告认为, 开证行在收到其货物单证并放货给开证申请人后, 无合理理由而未支付货款, 造成其损失, 属于“开证行拒绝承兑”的情形, 被告应当对损失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被告辩称, 原告诉称在法院向开证行发出止付令的情况下, 开证行不负有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义务, 开证行未支付货款不属于开证行拒绝支付” (1) 具体而言, 问题回到了对《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第二条中的“开证行拒绝承兑”的解释上, 即出口信用保险合同条款如何解释的问题, 最终要回答的是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
(一) 适用合同法规则的解释路径
案例所涉及的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 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则是法院裁判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的一种可能途径, 但合同法的相关规则仅提供了备选的一种解释方法。在适用合同法提供的解释规则之前, 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 首先要寻找是否有可适用的特别法提供的解释规则, 这一原则在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体现出来, 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适用合同总则需同时满足“分则部分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条件。出口信用保险合同在合同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这一点毋庸置疑, “其他法律是否也没有明文规定”即意指是否有可适用的特别法提供的解释规则。
我国至今为止没有专门的出口信用保险法律法规, 因此没有直接可以适用的特别法规则。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 年5 月8 日起施行的《批复》指出人民法院审理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可以参照适用保险法的相关规定, 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出口信用保险制度缺位带来的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的法律适用的问题, 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从学理上而言, 出口信用保险合同是保险合同的一种, 但由于我国保险法第二条将其调整范围明确限定为商业保险, 而作为政策性保险的出口信用保险被排除在保险法的调整范围之外, 保险法并非出口信用保险合同可适用的特别法。
因此, 不论是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中的“其他法律”中所指的“法律”作限缩解释还是扩张解释, 都没有供裁判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适用的特别法规则, 也即出口信用保险合同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按照合同法总则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案例中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第二条为格式条款,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 首先是探求该条款是否有通常理解的意义, 如存在通常理解的意义, 解释到此结束;如有两种以上解释时, 方可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具体到案例所涉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中, 首先要探求“开证行拒绝承兑”是否具有通常理解的意义且此种意义是否是唯一的;如果不存在通常理解的意义或有两种以上的解释, 那么法院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二) 适用保险法规则的解释路径
如上文所述, 保险法并非出口信用保险合同可适用的特别法。那么, 对于能否适用保险法关于商业保险合同规则对案例进行裁判的探讨是否就此结束?案例所涉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一审于2011 年9 月7 日受理, 2011 年12 月13 日第一次开庭, 2013 年8 月23 日第二次开庭, 2013 年9 月30 日做出一审判。《批复》实施的时间正好在案例所涉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审理期间, 根据《批复》的规定, 2013 年5 月8 日以后, 当寻找适用裁判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的规则时, 可以参照保险法的相应制度。即按照《批复》, 案例所涉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受理时已经适用2009 年10 月1 日施行的保险法。2009 年保险法相较于2002 年的保险法恰恰对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规则做了修订, 按照2002 年的保险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 当事人对保险合同条款有争议的, 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2009 年保险法第三十条则回到了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解释规则。新保险法对这一规则的修订, 不仅可以防止裁判机关及其裁判人员在对保险纠纷案件进行审理与裁判的司法实践中, 任意扩大适用, 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的规定, 而且也实现了法律自身对裁判权的一定程度的制约, 也实现了和合同法格式条款制度上的一致。这正如英国保险法学者Clark所说,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可供依靠的第二位的解释原则, 该原则在其他解释原则无法确定保险合同含义的情况下方可采用。譺) 由于本案是2011 年受理, 2013 年判决, 在此并不存在适用2009 年保险法和2002 年保险法的争议, 但2009 年保险法和2002 年保险法不同的解释规则有其特殊的时间意义。如果适用2009 年保险法的解释规则, 那么第一步是探求格式条款是否有通常理解的意义, 如存在通常理解的意义, 解释到此结束;如有两种以上解释时, 方才做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即最终可以得出和适用合同法格式条款解释规则一样的结论。
(三) 依然理不清的关系: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法律适用
在2013 年5 月8 日《批复》实施以后, 对于出口信用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当然地适用保险法的解释规则已经毋庸置疑。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 尽管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得出的结论将和适用保险法第三十条得到一样的结论, 但必须清楚这是按照《批复》的指向得出的结论。因为两者之间在立法上并非一直保持一致, 具体而言, 如上文所述, 2002 年的保险法第三十一条与2009 年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并不一致。
二、适用保险法处理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的裁判过程
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可以直接适用新保险法的相关规定, 就本文探讨的案例中对出口信用保险合同中格式条款的解释, 不能直接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而是优先探究信用证支付方式下“开证行拒绝承兑”的通常意义。
(一) 寻求“开证行拒绝承兑”的通常意义
本案中, 买卖双方都履行了各自的义务, 货物也已经送到目的港。但信用证申请人 (也A国即买方) 向该国法院提出了止付申请, 法院下达了止付令 (3) , 导致信用证项下款项未能支付。就本案而言, 探求信用证支付方式下“开证行拒绝承兑”的通常意义, 落脚点在于如何解释“拒绝”。我国的新华字典和辞海对于“拒绝”这一词条给出的含义为:“不接受 (请求、意见或赠礼等) ”这里强调的是主观上没有履行的意愿, 因此, “开证行拒绝承兑”在通常意义上是可以解释, 即强调主观上没有支付的意愿。就本案而言是, 开证行在A国下达止付令后, 并非开证行主观上的不愿意支付, 而是客观上的支付不能。
(二) 适用保险法解释规则做出的裁判
一审判决书中指出:“以上情形显示开证行未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 是基于司法强制力的限制, 而非开证行主观上拒绝支付, 而是客观上无法支付, 不属于‘开证行拒绝承兑’情形。虽然保险合同是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 但‘开证行拒绝承兑’这一表述的意思是明确的, 法院下达止付令导致开证行无法承兑显然不属于开证行拒绝承兑的范畴”, 二审一方面认可了一审的判决外, 又从信用证法律关系和导致信用证止付的基础法律关系区别开来, 以及余款已经支付这两个角度阐述, 维持了原判。 (4) 也即法院在适用法律时, 已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 年5 月8 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相关法律问题的批复》执行, 最终指向了新保险法30 条关于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
查阅《批复》实施以前我国各级法院对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的裁判文书, 直接适用保险法相关条款进行裁判的不在少数 (5) , 这种直接适用保险法的情况从1995年保险法第一部保险法制定到2009 年保险法修订以后并没有区别。但保险法是否能够成为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 学者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有学者认为:1995 年制定的保险法只是一部商业保险法, 其第156 条规定“本法规定的保险公司以外的其他性质的保险组织, 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 因此保险法不适用于作为政策性保险的出口信用保险, 出口信用保险没有专门的制度可依。 (6) 也有学者认为, 出口信用保险当然地适用保险法的规则, 其理由是, 不论1995 年的保险法还是2009 年的保险法, 财产保险业务中就包括了信用保险, “信用保险被明确界定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 适用保险法中有关财产的原则性规定, 如保险法中规定的保险利益原则、最大诚信原则、近因原则等基本原则……出口信用保险是财产保险的一个特定险种”。 (7)
实际上, 在《批复》实施以前, 直接适用保险法是不能说是没有依据, 只是太模糊, 这种模糊是由立法本身的模糊所造成。但《批复》本身给出的态度是明确的:“对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 保险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尽管含糊其辞, 但并未否认法院适用保险法相关规则做出的判决的合法性。《批复》只是将这种模糊性去除, 给了司法实践一个明确的指向。那么2009 年保险法实施以前, 裁判机关适用保险法和适用合同法的解释规则得到不一样的结论也无可厚非;2009 年以后, 在关于格式条款的解释上, 保险法和合同法是一致的, 而《批复》为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和保险法架起的桥梁其意义不仅仅是稳固了这样的一种衔接性, 更重要的是为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适用法律找到了明确的渊源。
三、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从上述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案的法律适用中可以看出, 当前供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适用的法律制度缺位严重。尽管我国开展出口信用保险在也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但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法律制度尚未建立。2004 年7 月实施的《对外贸易法》第53 条仅仅将出口信用保险作为国家促进对外贸易的一种方式被提及, 但出口信用保险专门法律制度至今未建立。由于没有专门适用于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的制度, 法院在裁判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时不得不去保险法或者合同法, 甚至民法通则中去寻找适用的规则。当然去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寻找可适用的上位规则, 不存在合法性问题, 但从保险法中寻找适用规则的合法性则值得探讨。
尽管《批复》为出口信用保险和保险法架起了一座桥梁, 法院因此在裁判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时得以准用保险法的相关规范, 但这样的简单的立法处理远远不够。出口信用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政策性保险, 其存在价值、经营主体、运营模式、资金来源及风险承担等都与一般保险存在较大的差异, 一方面, 我国现行保险法的一般规则难以有效地对出口信用保险进行法律调整, 但另一方面, 数据显示, 截至2015 年10 月, 中国信保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实现承保金额3094.1 亿美元, 增长2.9%, 快于同期外贸增速5.4 个百分点, 出口信用保险对我国出口的渗透率达16.7% (8) , 已经超过了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出口信用保险的平均涵盖水平, 开始向发达国家的出口信用保险涵盖率靠近 (9) 。因此借鉴世界范围内出口信用保险的先进经验, 结合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实践, 在现有的制度基础上重构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制度成为必要, 当前最紧要的是制定出口信用保险基本法律制度。
具体而言, 当前应当以2012 年国务院批准通过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章程》 作为出口信用保险业制度的基础、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3.0》 作为出口信用保险合同法律制度的基础, 借鉴伯尔尼联盟 (10) 《伯尔尼联盟总协定》构建的出口信用保险制度框架, 充分考虑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点构建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基本制度。
注释
11) 参见 (2011) 南市民三初字第115号判决书, (2014) 桂民四终字第12号判决书。
22) Clark.The Law of Insurance Contracts[M].Lloyd’s of London Press, 1997。
33) 信用证止付令是信用证欺诈的司法救济措施, 英美法称之为止付禁令 (injunction) , 它是法院应开证申请人的申请, 为保护开证申请人免受不可弥补的损失而颁发的, 禁止开证行对外付款的一种强制性命令。其作用是命令开证人在申请人与受益人之间的争议得到司法解决以前不对提示作出兑付, 即阻止银行对外付款。
44) 参见 (2011) 南市民三初字第115号判决书, (2014) 桂民四终字第12号判决书。
55) 参见 (2013) 浙甬商终字第228号判决书、 (2005) 穗中法民二终字第344号判决书、 (2011) 沪高民五 (商) 再提字第1号判决书。
66) 王伟.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变迁研究[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 2008, (3) :122-128。
77) 粘怡佳.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立法初探[J].金融法苑, 2012, (6) :187-200。
8
99) 参见:王智慧, 出口信用保险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海南金融, 2010年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