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誉模型

声誉模型（共10篇）

声誉模型 篇1

一、引言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政府逐步制定了多项积极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政策，并在实践领域进行了大胆地尝试。截至2009年底，我国累计利用外资额逾9400亿美元，已连续17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毋庸置疑，开放30余年来，我国利用外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对整个经济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积极影响。具体反映在刺激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带动外贸出口、解决居民就业、促进技术进步和带动产业升级等诸多方面。也正因为如此，外资成为各地方政府竞相争夺的重要资源。一些地方政府唯GDP至上，把引资当作一项政绩工程来抓，在急功近利心态的影响下，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并放松了监管。比如除了减免税，还在土地使用、企业设立以及融资等方面给予外资企业极大的优惠和便利。在这种激烈的引资竞争下，作为国内重要利益主体的各地方政府难以从外资进入过程中获得足够的回报。而且地区间盲目招商引资，过度让利竞争，还造成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和基础设施建设重复等诸多问题。

二、完全信息与囚徒困境———矛盾冲突的形成

利用外资是一项理性经济活动，必然会受到决策者主观意志的影响。而作为决策者的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他们在制定政策时，如果没有适当的约束机制，必然会向有利于本集团利益的方向倾斜。虽然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每一个理性经济人，通过其自私自利的经济行为将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经济博弈理论告诉我们，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先分析完全信息情况下地方政府间的引资策略。

假定有甲、乙两个地方政府，他们都以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且不能控制对方的决策。让我们先分析甲的选择：假设乙的策略为合作，那么，甲选择竞争得益为b, b大于合作的得益c，甲将采取竞争;再假设乙的策略是竞争，甲选择合作得益为d, d小于竞争的得益a，甲将采取竞争。因而，无论乙选择什么策略，对甲而言的最佳选择都是竞争。反过来，乙的策略也同甲一样，要采取最优的竞争策略，使甲乙各得益a，这显然不是最好的结果，因为如果甲乙都选择合作可各益c (支付矩阵如上图所示，其中b>c>a>d) 。综合两个地区的决策，他们的最优决策组合就是都选择竞争，从而使得双方本该得益最大化的合作行为变为同时降低得益的竞争行为，最终导致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降低。

上述情况会出现，问题在于博弈的一方不能控制另一方的决策，而且只有一次博弈。因此双方都从各自眼前的短期利益出发，个人理性却造成了“囚徒困境”。正是由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冲突，使得市场秩序被破坏，社会效用被降低。而我国目前对地方政府的约束软化，政府官员为了取得好政绩，必然追求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因此，短期行为不可避免，出现忽视整体利益，盲目引资和过度竞争的现象就很自然了。当然，重复博弈的竞争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状况，实现双方策略上的“合作均衡”和综合利益最大化，但受到相应条件的限制。因为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实现合作需要局中人具有无限次博弈机会以及足够的耐心;而博弈机会从来都是有限资源，不可能博弈无限多次。

三、不完全信息与声誉模型———合作机制的构建

基于“囚徒困境”是否无法化解?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及信息搜寻费用高昂等原因，地方政府间的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是常态。因此，地方政府间的引资策略更符合不完全信息情况下的有限次重复博弈的动态选择。而声誉模型正是通过将不完全信息引入重复博弈破除了“囚徒困境”，证明合作行为在有限次博弈中会出现，只要博弈重复次数足够长。因此，下面我们用KMRW声誉模型来分析。

假定博弈成员政府甲乙的类型是私人信息，博弈双方知道自己的类型，只知道对方属于非理性的概率是p，属于理性的概率是 (1-p) 。假定“非理性”政府选择“冷酷战略”：开始选择合作直到对方在t阶段选择竞争，然后从t+1开始选择竞争直到T (结束) ，代表的是“绝不原谅对方的任何背信弃义行为”;而“理性”政府可以采取任何认为对自己有利的策略，即“机会主义者”。假定双方首先进行第一阶段博弈;观察到第一阶段博弈结果后，进行第二阶段博弈;如此等等。而且博弈重复次数T足够多;博弈双方的支付是阶段博弈的支付贴现值之和，设贴现因子为δ (1>δ>0) 。

首先，考虑理性政府甲，他在开始阶段有两个可能的选择，即合作或竞争。如果甲在t=1 (第一阶段) 首要选择竞争，此时暴露出自己是理性的，那么从t=2阶段开始，非理性政府乙将选择竞争 (为了报复甲的背信弃义) ，理性政府乙也将选择竞争 (因为收益更大) ;类似地，从t=2阶段开始，因为政府乙选择竞争，理性政府甲将选择竞争直到T。即两个地方政府都将选择竞争直到T (最后阶段) ，这是一个均衡。根据这个战略，理性政府甲的最大期望支付是：b+aδ+aδ2+…+aδ (T-1) =b-a+a (1-δT) / (1-δ) 。式中：t=1阶段的最大可能支付是b (政府乙选择合作) ，t=2～T阶段的支付均为a (双方都选择竞争) 。

其次，考虑政府甲的另一种战略：开始选择合作直到T，除非政府乙在某t阶段选择竞争，然后甲从t+1开始选择竞争直到T (结束) 。那么，如果政府乙是非理性的，甲也将从一开始直到T都选择合作 (因为乙一直选择合作) ;政府甲得到的支付是：c+cδ+cδ2+…+cδ (T-1) =c (1-δT) / (1-δ) ，发生的概率是p。如果政府乙是理性的，不管他开始时选择合作还是竞争，从t+1开始他将选择竞争直到T; (如乙开始选择竞争) 政府甲得到的最小支付是：d+aδ+aδ2+…+aδ (T-1) =d-a+a (1-δT) / (1-δ) ，该事件发生的概率是 (1-p) 。因此，理性政府甲的最小期望支付是：pc (1-δT) / (1-δ) + (1-p) [d-a+a (1-δT) / (1-δ) ]

那么，如果满足以下条件，政府甲的第二种战略肯定优于第一种战略：pc (1-δT) / (1-δ) + (1-p) [d-a+a (1-δT) / (1-δ) ]>b-a+a (1-δT) / (1-δ) ;即：T>ln[1- (b-d+pd-pa) (1-δ) / (pc-pa) ]/lnδ。就是说，只要T>T0=ln[1- (b-d+pd-pa) (1-δ) / (pc-pa) ]/lnδ，从一开始就选择竞争对理性政府甲不是最优战略。显然，如果博弈重复的次数T足够大，不论p>0取何值，总存在一个T0使得对所有T>T0，在t=1选择竞争对理性政府甲不是最优战略。同理，类似的结论也适用于理性政府乙。这个结论意味着，下列战略组合将构成一个精炼贝叶斯均衡：所有理性政府在t≤T0阶段选择合作，在t>T0阶段选择竞争;并且，竞争阶段的数量只与p有关而与T无关。

四、主要结论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在引资策略上也存在着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从而造成过度竞争的“囚徒困境”，导致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降低。在完全信息条件下，需要进行无限次重复博弈才能化解，这往往难以实现。而声誉模型说明，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重复博弈的次数有限但只要足够多，未来合作收益足够大，地方政府为了获得长期利益的最大化，就有动力去建立合作的声誉机制。因而，遵循KMRW声誉模型的结论，即便在较低的合作意愿p下，地方政府间也会建立并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

当然，除了合作声誉以及贴现因子δ可以对竞争行为构成隐性约束外，现实中往往需要构建一种硬性的制度安排以保证足够多的博弈次数，使得地方政府间的合作阶段得以维持。比如建立合理的监督惩罚机制，强化约束各地方政府的行为，从而改变博弈中的支付函数来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等。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超越地方利益之上的组织，发挥多方面的整合作用，对引资行为做出统一协调，避免同构化，减少内耗，创造合力，使各地获得更大的收益，最终形成“皆赢”的理想局面。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2]夏天, 叶民强.双头企业模型战略联盟决策的稳定性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 2006 (6)

[3]张宇, 黄静.引资竞争下的外资流入与政府收益[J].经济学家, 2010 (3)

信号．声誉．合作 篇2

但美国的基诺维斯综合症则展示了现代社会对法律的过分依赖和沉湎，这种依赖使法律替代物(诸如自我帮助、逃避、协商、第三方的调解、忍让等)的运用越来越少，导致人们处理自身问题的能力不断退化甚至消失殆尽，完全依靠警方的做法已被证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要弥合这种法律与生活的断裂则须减少法律本身，因此社会的非法律化可能是现代法制发展的一个方向。

但人们完全可以质疑，在减少法律量之后社会能否通过非法律途径实现自身和谐?埃里克·A·波斯纳在《法律与社会规范》一书中通过对社会规范的分析阐明了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缓解人们的怀疑和怯懦。

生活是智慧的源泉。当前一颇为引人关注的现象是一些针对应届毕业生的招聘却堂而皇之的将“工作经验”列为必备要件之一，于是乎莘莘学子被要求在校期间多参加社会实践，弥补经验缺陷；却少有关于该现象成因的分析，企业为何不愿负担培训新员工的成本?波斯纳对此作了精辟分析：假设企业准备让新雇员接受6个月培训，随后的时间利用其技能为企业赢利。在培训期间，企业显然将承受一个只能在雇员工作期间得到弥补的净损失。而问题是，该工人可能会在培训恰好期满时离职，然后带着技能到另一个愿意支付更高工资(熟练工人可以要求的)的企业去。前一个企业则或者不得不另外以较高的工资雇佣一个已经培训过的工人，或者支付给现有的这位工人一个加价酬金，以使他不离开。两种选择不论采取哪一种，企业都会丧失其投资回报。故，企业不愿雇佣生手。

上述例子中企业与生手之间无法达成合作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两者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于是波斯纳得出结论：信任是非法律合作的必备要件。实际上，法律制度对信任同样依赖，以商业合同为例，通常情况下外界对于违约责任在何方并不清楚，于是违约方就可能在这种非对称信息(即主体对自己的行为比他人有更多的信息。如果行为主体可以成功地隐瞒私人信息，也就可以规避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掩护下既逃避责任又不失却他人的信任。而法院对责任作出认定后，违约行为就成为公共信息，违约方若不执行法院判决，就将遭受失去交易伙伴信任的后果，这种威慑敦促其自觉履行判决。(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三联书店2003年版)

尽管从通俗现象出发，但作者并没有满足于“简单问题复杂化，常识问题精致化”的努力，而是怀揣更大的“野心”，试图构建一个宏大的社会控制体系，这就是“信号传递一一合作”模型。

众所周知，背叛的人会给自己的声誉带来损害。如果一个人坏了名声，人们未来就不会与他合作，他们未来就会更难找到工作，更难得到其他有益的东西。尤其在商品经济取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后，个人很难再像鲁滨逊一样，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在荒岛上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在当代社会，一旦个人因为信誉危机而被社群排斥，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举步维艰。

于是，自古中国就有一些高度凝练的成语，道破话语的力量——说某事或某人好是“有口皆碑”；说某事或某人不好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传统社会，人们之间的口头交流足以使个人信息广为人知，每个人的历史信息都存储在别人的脑海中。现代社会则逐步转化为匿名社会，居民流动性大，交易双方通常并不认识；尽管网络为信息传播提供了平台，但识别信息真伪的成本也增加了。凡此种种，使得信任机制之重要性尤为突出。

于是，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未来足够关心并对未来的收益做出充分估价的话(即波斯纳所称低贴现率者)，那么他们现在就不敢欺诈。

但仅仅不欺诈还不足以实现成为公认的“好人”之目标，人们还会为实现此目标作更高层次的努力。在作者看来，大量的社会、家庭、政治和商业行为都能够依据信号来理解，信号可以是任何费用高昂的行为，行为人通过这些需耗费成本的信号传递着自己是一个“合作者”的信息。也就是说，人们通过投入成本来建立自己的声誉，以帮助自己在未来的合作博弈中处于有利的位置。这样，波斯纳的理论模型就建构起来。

但认识还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于是波斯纳在本书的第二、三编中运用其理论模型对礼物赠与、慈善捐赠、利他主义、恋爱、婚姻、同性婚姻、耻辱刑、投票、尊敬／亵渎国旗、符号行为、种族歧视、民族主义、商业行为、损害赔偿、效率与分配正义、商品化的社会现象、个人自治权、法律对社群的影响、社群衰落等大量的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进行了分析和阐释。

以礼物赠与为例，作者指出现金资产和声誉是互补商品，人们根据需要会进行不同的得失互换交易：缺乏现金时会卖掉一些声誉以换取现金从而维持生存；而缺乏声誉时就会用现金购买声誉以加入合作关系。礼物赠与(纯粹利他的赠与除外)恰恰是人们把现金转化为声誉的最重要方式之一。礼物赠与易为人所见、成本高昂，是典型的信号。礼物之所以昂贵，因为人们不仅必须支付金钱或花费努力以获得作为礼物赠送的物品，还必须为了确定受赠人的爱好而做出努力或者投资金钱。这种成本使受赠人有意或无意地接受了“好人”信号，信号通过话语不断传递，最终将为赠与人赢得声誉，并使其成为理想的合作者。

建构一种理论模型并解析如此广泛的社会现象，足以让人诧异；并且这些分析还是如此富有穿透力和学术底蕴，波斯纳的才华着实让人艳羡。更重要的是，对在中国发展得不尽如人意以致被冠以“幼稚”之名的法学而言，波斯纳在方法论上无疑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些什么?怎么研究?这是中国法学应该反思的问题，从《法律与社会规范》一书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发。

中国当前的法学研究呈现出这样的特点，相当一部分法学者以从技术角度具体设计出更合理、更科学、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法律条文为己任。作为规则的“设计师”，他们往往容易迷失于法条主义之中，而忘记规则背后存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种种因素，轻视规则所面对的实践以及规则与实践的互动；他们大多沉醉于独立且自给自足的“法学乌托邦”，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缺乏沟通；并长期局限于规则制订、概念法学、宏大叙事和西方经验，而过于忽视司法实践和中国问题。

研究法律，却绝对不应拘泥于法律。“天天和你在一起/却看不清你的模样／这是因为／我们靠得太近。”这首小诗折射了日常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一种现象——距离太近将导致观察力的下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视界狭窄必然导致思维局限，以致成为安于现状的井底之蛙。而波斯纳则运用法律经济学进路将触角延伸至各种非正式法律的社会规范，通过规范与法律的对比进而从一个更佳的视角来考察法律，这无疑值得我们借鉴。

与视界的狭窄相联系的是目前法学研究中盛行的崇洋情结，外国怎样，中国就应怎样，这种文风甚至已达不加掩饰的程度。笔者并不反对西方经验，在中国缺乏法治传统的特定背景下，在我国法学研究有一个质的飞跃并足以自给自足前的特定时期内可以说“西法东渐”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必由之路。但物极必反，我们绝不能忽视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波斯纳恰是从真实生活中的生动现象人手，通过建构理论框架进而演绎推理得出结论)，不能对转型中国存在的那些实实在在的问题熟视无睹，恰如苏力教授在《道路通向城市》中所言：

中国法律人首先必须真正扎根于我们这个时空。因为我们只能生活在这一时空，我们遇到的问题都必定来自这一时空，得出的答案回应的办法都必须是这一时空的资源可能支撑的……然而，这个宏观视野又决不能遮蔽了对具体中国问题的关心和考虑。中国社会的这些问题，仅仅依据中国现有的纯粹法学、法条主义的知识框架和传统无法应对，当代中国的法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对西方法治的简单复制和照搬，不是某些崇高的概念的制度化演绎。

将目光投诸脚下这片热土，关注可贵现实，扩张研究视界，这或许才是《法律与社会规范》带给我们最大的启迪。

多阶段风险投资的声誉激励模型 篇3

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是风险资本市场上的资金供给和资金需求两方。理性风险投资家的投资决策常常很谨慎, 对投资项目百里挑一, 并且对于选中的企业也会采取分阶段投资的方式向风险企业注入资金。创业企业家需要在多个阶段的投资博弈过程中取得投资家的信任, 持续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然而在风险资本运作阶段, 由于风险企业家掌握更多关于自己的信息, 比如说能力、努力程度、自己开发的技术等, 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将会产生逆向选择问题与道德风险问题, 影响着风险投资的最终结果。

实际上“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交易过程中。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多阶段投资过程在实质上也是一种交易过程:风险企业家以自己的能力与想法为交易物, 吸引风险投资家来投资, 通过企业家的努力工作最终达到合作共赢的结局。对于这个问题, 常用的解决途径是通过设立契约合同来激励参与主体努力工作。然而契约设计有时会受一定条件限制, 而且存在设立成本的问题。当无法设立条件契约或条件契约的成本过高时, 信誉机制则是解决交易中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有一些学者探讨了运用信誉机制解决风险投资中“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问题。张道宏和张贺 (2006) 运用一个简化了的单边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 研究了声誉机制下风险投资与风险企业合作的内在激励效应;金永红 (2007) 则将声誉模型运用于风险资本的筹集阶段, 即风险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之间的博弈, 认为风险资本家在受声誉影响阶段的努力程度要严格大于不受声誉影响阶段的努力程度, 并且受影响的时期越长, 声誉对风险资本家的激励作用越大, 努力程度也会越高;张莉 (2010) 运用KMRW声誉模型研究得出:在多阶段的风险资本运作过程中, 无论风险企业属于风险较高或者风险较低类型, 维护良好的声誉都非常重要, 合作行为是风险企业家获得后续发展资金的最优选择。

学者们对风险投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主要是站在风险投资家的角度, 着力研究风险投资协议达成后的风险规避与激励机制, 忽略了投资前项目筛选过程中企业家的选择问题, 即着重突出解决“道德风险”问题, 而轻视了“逆向选择”问题, 并由此而产生了对“信誉”理解的偏差, 认为“企业家信誉”即企业家的工作的行动水平。实际上“企业家信誉”应包括两个方面含义:企业家的行动水平——存在道德风险的问题;企业家的能力水平——面临逆向选择的问题。

本文将运用卖方信誉理论 (Seller Repution) 综合研究多阶段风险投资过程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第二部分是信誉激励模型的基本原理与假设;第三部分讨论只存在风险企业家能力水平未知时情况 (即只存在逆向选择问题) ;第四部分讨论只存在风险企业家行动水平未知的情况 (即只存在道德风险问题) ;第五部分是综合模型, 讨论同时存在企业家能力水平和行动水平均未知的情况。

二、基本模型与假设

对于多阶段的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家选择在不同时段与风险企业家进行投资交易。在某个特定的时段, 他们之间只进行一次投资交易, 交易的结果只有成功或失败, 对风险投资家来说, 交易成功则价值为1, 交易失败则价值为0;风险投资家只能在投资交易发生后观察风险企业家的信息, 交易最终的结果 (交易成功的概率) 完全取决于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和行动水平。

假设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处于“好” (good) 与“坏” (bad) 之间, 即θ∈[b, g], 其中0≤b≤g≤1。记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家在投资交易tth时段的能力水平为“好”的可信度为μt, 在这里μt是影响风险企业家声誉的一个重要因素。

投资交易结果还取决于风险企业家的行动水平。我们假设e为风险企业家的行动水平, e∈[e, 1], 且e>0。另外, 我们假定风险企业家行动的成本函数c (e) 为单调递增的凸函数 (c'>0, c''>0) , 且c' (e) =0。假设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都是风险中性, 都寻求在折现率为δ时最大化自己的现值。

假设市场中仅有一个风险企业家, 且风险投资家进出市场成本为0。投资交易按照如下规则进行:首先风险投资家决定第一阶段的风险投资价格p是否能接受, 如果能够接受则风险投资家向风险企业家支付p, 同时风险企业家选择自己的行动水平e, 则投资交易成功的概率为eθ (如果不接受则交易失败) 。其次, 市场中潜在的其他风险投资家通过观察上述交易的结果来更新自己对风险企业家为“好”的信度μt (μ0>0) 。

在给定风险企业家能力水平θ的情况下, 社会福利最大化即:

由最优化条件有:θ=c' (eθ*) 。

三、能力未知模型

这里讨论只存在风险企业家能力水平未知时情况 (即只存在逆向选择问题) 。此时, 风险企业家没有行动水平的选择, 因此我们设定e=1。交易成功的概率仅由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决定。风险投资家通过观察以往交易的结果来判断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

“好”的风险企业家将比“坏”的风险企业家具有更高的交易成功率, 因此0≤b

同样, 在第一时段交易失败的情况下, 风险投资家的信度函数为:

(一) “最好最坏”效应

将式 (2) 、式 (3) 进行循环迭代可以得到更一般的情况:

当投资交易不断进行, 即当t→∞时, μt→1或μt→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理论上只要交易进行的次数足够多, 风险投资家最后总能判别出风险企业家的最终能力水平, 即认为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为“最好”, 或为“最坏”, 称为“最好最坏”效应。然而实际情况中, 风险投资家并不会无限制的投资下去 (特别是在之前交易失败的情况下) , 因此风险投资家常常不能准确地掌握到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而及早地退出了投资市场。

(二) “最初交易”效应

另外一个影响投资交易结果的因素是交易价格p。很明显, 如果p>g, 则交易期望值Eθ=μg+ (1-μ) b

在实际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bp, 即:

现考虑μ0=μ+ε, ε>0为微小增量, 但足以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假设在第一时间段的交易中, 由于某些原因交易最终失败了, 由式 (1) 中我们得到下一个时段的信度μ1 (μ0, F) , 由于ε极小, 所以μ1 (μ0, F) <μ, 此时风险投资家将不会选择在此投资价格下进行投资。因此, 首次交易的失败有可能造成风险投资家声誉被低估而最终被意外淘汰的悲惨结局, 称为“最初交易”效应。

四、行动隐藏模型

这里讨论只存在风险企业家行动水平未知的情况 (即只存在道德风险问题) 。此时, 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已知, 即b=g (或μ0=1) 。风险投资家不能观察到风险企业家的行动水平, 只能预期他将付出一定水平的行动;而风险企业家的行动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所以若无任何激励, 他只愿意选择低的行动水平。

倘若投资交易仅为一个阶段, 很明显交易的结果将是风险投资家拒绝投资, 他可以准确预期到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水平仅为最低水平e, 因为此时风险企业家没有付出更多行动的激励。

我们考虑一个无限次的投资交易。假设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为g, 行动水平为≡e>e, 某一阶段交易收益为V, 则有:

风险企业家要选择最优的行动水平以达到博弈的均衡解, 即要最大化V, 由式 (7) 可得:

同时, 要使风险投资家愿意在价格p进行投资, 还需要满足p≤≡e g。

由式 (8) 可知, V是p、δ和g的增函数, 且c''>0, ≡e也是p、δ和g的增函数。因此, 当δ和g增加时, 投资收益V和风险企业家行动水平≡e都会增加。

风险企业家的行动存在惰性 (即风险企业家有采取较低的行动水平的行为) , 有以下三点理由:

1.上述的均衡解并非唯一, 还存在其他的均衡解。对于重复博弈模型而言, 风险投资家不投资, 风险企业家采取最低水平的行动也是一均衡解。

2.即使风险投资家让风险企业家赚取最大的剩余价值 (即:p=≡e g) , 也不能保证风险企业家行动水平有效。例如, 如果δ接近0, 那么行动水平接近e;如果δ接近1, 那么存在诸多行动水平可以保证博弈的均衡, 此时如果g再足够接近1的话, 会出现比e*g更高的行动水平。

3.风险企业家行动水平大于的必要条件是。

五、综合模型

在实际中, 风险投资家面临着的是风险企业家能力和行动均未知的情形。

假设风险企业家知道自己的能力水平, 而风险投资家并不知晓。考虑一个二阶段的交易模型, 在第二个阶段由于不存在未来预期回报, 风险企业家将采取最低的行动水平e。风险投资家认为不同能力水平的企业家将采取不同水平的行动, 即“good”的企业家的行动水平为□eg, “bad”的企业家的行动水平为□eb。因此可以得到交易第一阶段的价格函数:

第一阶段交易结束后, 风险投资家对企业家信誉的信度函数按Bayes公式更新为:

所以第二阶段的投资交易价格为:

1.能力与行动的互补性。对于能力水平为θ的风险企业家而言, 其期望效用为:

由极大化条件得:

由式 (16) 可知, 行动水平□eθ为折现因子δ和能力水平差异 (g-b) (即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家能力判断的不确定性) 的增函数。

对企业家能力水平判断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风险投资家逆向选择的难度, 但是却能使企业家更为努力地工作。对于投资交易的最终收益而言, 企业家的能力水平和行动水平存在着互补性。

2.模仿路径。企业家总是期望风险投资家认为自己的能力是属于“good”的一类, 并且努力试图让投资家们相信这一点。

我们设定市场中有两个风险企业家, 一个是“good”的类型G, 另一个是“bad”的类型B。G总是会付出较高的行动水平, 以获得每次交易的成功;B会模仿G的类型并灵活选择每个交易阶段的行动水平, 以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考虑一个两阶段的交易博弈。我们设定g=b=1, eg=1, eb=0。此时G类型在交易过程中一直会成功, 即p2F=μ1F=0, B模仿G的类型, 并让风险投资家认为他是“good”的类型, 也取得了交易的成功, 我们有:

由极大化条件得:

由分析可知, B的行动水平随折现因子δ和风险投资家的初始信度μ0的增加而增大。

随着投资交易次数的增加, 如果c' (1) <∞, δ→1, 那么B将选择□eb→1的行动水平, 这样B就可以一直模仿成G的类型而不被风险投资家发现, 信息的不确定性也就可以永久地保持下去。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完美的市场信息的条件 (即g=b=1) 并不存在, 当时b=g<1, 就不能保证B在交易的每个时期都有激励采取□ebt=1的行动水平去模仿成G的类型。因为b=g<1, 即使在t阶段之前所有交易都成功的前提下, 对于下一阶段交易结果的判断也不会一定成功, 这样的话风险企业家就没有必要花去高额的代价采取□ebt=1的行动水平了。但是总的来说, 声誉效应会促使风险企业家在交易的初期阶段付出较大的行动水平以尽可能完美地模仿G类型。

六、总结

企业家信誉包括企业家能力水平和行动水平两个方面的内涵。研究能力水平对风险投资过程的影响是为解决“逆向选择”的问题, 本文的第三部分作了这个方面的分析, 指出了风险投资过程中的“最好最坏效应”与“最初交易效应”;研究行动水平对投资过程的影响是为解决“道德风险”的问题, 本文的第四部分作了这个方面的论述。第五部分将企业家能力水平未知与行动水平未知综合起来研究, 指出企业家能力与行动存在互补性, 同时也分析了“bad”类型企业家模仿“good”类型以取得更大利益的行动路径。本文所做研究属理论研究, 对后续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借鉴意义。当然文中观点还需要通过实例验证, 这是本文不足之处。

摘要：多阶段风险投资过程中存在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文章在构建声誉激励模型的基础上, 通过单独分析企业家能力水平对风险投资过程的影响, 给出风险投资过程中的“最好最坏效应”与“最初交易效应”, 并且还通过单独分析行动水平的影响, 得出企业家行动存在惰性的结论。文章最后将企业家能力水平未知与行动水平未知综合起来研究, 指出企业家能力与行动存在互补性, 同时也分析了“bad”类型企业家模仿“good”类型以取得更大利益的行动路径。

关键词：风险投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声誉激励模型

参考文献

[1].张道宏, 张贺.基于声誉机制的风险投资与风险企业博弈分析.税务与经济, 2006;3

[2].金永红.风险投资机构运作机制与风险管理.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3].张莉.多阶段风险投资的声誉激励效应.会计之友, 2010;11

声誉危机自救术 篇4

2009年11月,100多名广东股民向律师行进行委托,拟向五粮液提起集体诉讼,有律师认为,一旦证监会行政处罚结果出台,对五粮液起诉的人数和金额或创A股历史新纪录。五粮液危机事件再度升温。

9月份以来,五粮液因为偷税漏税事件经受着舆论批评的煎熬。与三聚氰胺事件等产品质量危机不同,五粮液此次危机是由于企业经营出现违规,引发监管部门的查处从而产生投资者的不信任——这属于企业声誉危机。声誉危机虽不像产品质量危机那样对企业的冲击直接且巨大,但如果不能管理到位,也可能产生滚雪球效应,演变成全面危机。

企业知名度越高,遭受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赤裸的公司》一书作者唐・泰普斯科特说:在透明化时代,企业进行透明化管理已是势在必行。在泰普斯科特看来,最成功的企业大多在优化企业治理以及“透明化”方面大量投入,包括:建立客户参与性机制、加强品质与成本管理、加大创新力度并全面改观企业绩效。这些成功的企业不但将“透明化”与诚信原则纳入企业战略中,更将这两个关键企业特性融入产品与服务、品牌与声誉之中。在媒体为王的时代,媒体对企业的监督力量也空前巨大。企业如何应对透明化时代的压力,做好声誉危机的预防及应对策略?

星星之火或可燎原

企业声誉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在透明化的时代,它可以演化成力量巨大的浪潮,在特殊的时刻迸发出强大的正面或负面力量——良好的声誉在危机时刻对企业来说是保护伞,糟糕的企业声誉则可能引发危机连锁反应,星星之火终燎原。

2009年1月7日,一位网友在博客中发表《山东聊城一燃气公司行贿官员预算表》,聊城新奥燃气公司拟维护的官员名字、职务以及费用款项一目了然。随后帖子热透网站。1月8日,诸多媒体报道此事,批评企业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新奥燃气一时间成为纪委、媒体监督的重点对象。尽管新奥燃气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此事,但企业声誉受到了巨大的考验。

2005年,被媒体爆出“回锅奶”事件后,光明牛奶董事长王佳芬在面对媒体采访时否认此事,当王佳芬的言辞很快被媒体证实是谎言时,资本市场立即以跳水的方式进行报复——光明的股价在当天重挫,王佳芬个人财富蒸发超过1亿。对于投资者来说,光明牛奶虽然位居本土牛奶的第一品牌,是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绩优股,但是,企业最高领导竟然在媒体面前公然撒谎,这比企业的产品质量问题更让人失去信任,企业声誉顿然一落千丈。

在透明化的时代,声誉作为企业立信之本,其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产品质量、技术表现、市场占有率等“硬”要素。企业要建立良好的形象、美誉度,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但是,要使公众失去对企业的信任却只需要一瞬间。

“回击”声誉危机

当我们回顾近五年来中国市场上发生的危机事件,可以清晰地发现声誉危机已经成为企业爆发危机的重要根源,这也是透明化时代企业所面对的新挑战。当企业声誉危机汹涌而来时,退避或闭门自守是愚蠢之计。企业当务之急是分析危机情景,并根据引发此次危机的根源、危机特点、扩散的范围制定相应的策略。在具体应对方面,可以通过否认-自责-控制-补救-重构策略进行声誉危机管理。

否认:当引发企业声誉危机的原因属于纯属舆论指责,而非涉及产品质量缺陷等严重事故,并且指责方缺乏实质证据、承认会导致事件性质完全升级时,企业采取的策略可以是否认——如舆论对新奥燃气公共关系维护计划的批评,新奥燃气的否认策略是正确的(同样,在2008年玫琳凯政府公关泄密事件中,尽管媒体记者印证流传在网络上的行贿方案官员名单内容为实,玫琳凯仍然以各种说法予以否认)。因为无论这份公共关系维护方案是如何被曝光的,企业这种行为本身已经跨越了企业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界限,所以否认策略是企业必须坚守的底线——苍白无力的否认尽管会遭到质疑与批判,但起码将事件框定在企业道德层面。如果承认则使事件升级至法律层面,即使媒体不再炮轰,聊城官员也会让新奥燃气吃不了兜着走。

自责:当企业的声誉危机由企业实质的错误引发,如2008年席卷中国奶粉行业的三聚氰胺危机,身处危机旋涡中的企业要做的首先就是从态度上以低姿态、诚恳的方式来表现出自责与悔恨,从而换来舆论的原谅——蒙牛董事长牛根生在面对央视记者采访时,潸然泪下,其痛心疾首的自责姿态获得无数电视观众的同情,从而为平息蒙牛危机赢得广泛的舆论支持。

控制:引发企业声誉危机的源头有许多种,对于企业而言,无论是哪一种原因,要抑制其不断深化,关键就在于如何控制。控制的手段包括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事实、紧急处理危机纠结的源头、监控媒体舆论的报道焦点、安抚当事人或消费者的情绪、以媒体沟通会的方式赢取媒体支持等。

补救:当危机之火得到适当控制、不再深化之后,企业要采取的措施就是补救——以补救的方式平衡危机所带来形象伤害,从而修补企业声誉。2008年5月汶川地震,万科向灾区捐款200万,但此举受到质疑与批评:这家年销售额400亿的全球最大房地产企业,只捐区区200万,是否太吝啬?万科董事长王石一番关于企业为何只捐款200万的不当言论引发舆论怒火,在全国媒体几乎一边倒的批评之中,万科企业声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平息危机,在事件发生一个星期后,王石紧急宣布向灾区追加捐款1亿。万科此举就是处理企业声誉危机的补求措施,以实际行动化解公众的持续质疑。

重构:2004年12月,创维董事局主席黄宏生被捕,这是巨大的企业运营及声誉危机。为了重构公众以及渠道、投资者对企业的信任,创维开展了重大的重构行动:起用新总裁王殿浦,黄氏人马全部退出创维领导层(创维是典型的家族企业),只保留股份。这一系列的重构获得外界认可,一场原先杀伤力巨大的企业声誉危机迅速消退,还给创维带来巨大的关注价值。

反观五粮液,虽然其积极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应对,包括对外发布公告、召开新闻布会、与全国多家主流媒体记者进行沟通等,但外界对其质疑的声音仍然一浪高过一浪,声誉危机未能消解。引致此结果的最重要原因就在于架构复杂的五粮液在外界看来仍然挟藏诸多未曾告人之秘密,如资金违规使用、关联交易等,处于极不透明之状态。危机爆发之后,五粮液所采取的策略是极力辩解与否认,但在公众对话、补救措施、危机控制等方面都没做到位,公众对其不信任感与日俱增。

艺术品假拍的声誉模型分析 篇5

在实物投资领域, 炫耀性投资的方式有很多种, 其中主要的一种投资方式是艺术品投资。从投资者角度讲, 这种投资方式的目的是想通过财富及权利来维护自身的声誉。金钱竞赛与歧视性对比是艺术品投资的两种主要模式。金钱竞赛是指拥有资源较少的阶层对艺术品进行投资并通过炫耀的方式来效仿拥有资源较多的阶层, 从而得到财富水平较高阶层的认同。歧视性对比是指财富水平较高的阶层利用艺术品投资来区别于财富水平较低的阶层, 从而实现身份差别体现的目的。凡勃伦效应会因为这两种动机的存在而产生, 从而当艺术品市场价格提高时, 艺术品的投资也会随之提高。虚假的艺术品价格受到这种凡勃伦效应的影响, 在拍卖时常常会出现, 因而投资者更加偏好于较高价格的艺术品, 同时价格较低的艺术品反而被投资者认为该艺术品的品质不良。

通常情况下, 假拍是指艺术品投资者并没有交易动机, 仅仅是事前和拍卖行形成联盟, 通过合谋按事前约定的价格成交, 这样的后果就是落锤价格仅仅只是用来迷惑外部投资者的假象。Leibenstein (1950) 认为, 艺术品本身质量的高低对这种投资需求影响不大, 反而是艺术品价格以外的因素才是产生这种需求的原因。Frank (1985) 使用了战略式结构讨论了两个投资者联盟的情形, 讨论了投资者数量对于艺术品价格影响的过程。Pesendorfer (1995) 采用了匹配博弈, 从供给角度进行了重复博弈研究, 但仅仅限于金钱竞争的范畴, 研究发现高价格是投资者投资的一种倾向, 原因在于投资者想通过高价格体现自己的高财富水平。Corneo (1997) 进一步分析了供给方的行为策略选择, 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其目的不是艺术品本身, 而是为了体现其炫耀性效应。Jaramillo (2003) 讨论了在两阶段过程中, 投资者形成联盟, 而炫耀性投资使联盟阶层地位的体现, 最大的贡献在于其效用函数不仅仅包括自身阶层地位的影响, 还包括联盟对其阶层地位的影响, 这样就解释了投资者会根据艺术品价格的高低来选择自己的联盟, 从而提高联盟所带来的长期效用和满足。

二、基准模型的建立

考虑到投资者、拍卖行与合谋者三方的关系, 拍卖行作为投资者的代理机构, 假拍的动机主要是:通过广告吸引更多投资者及利用虚假拍卖纪录来提高艺术品出售价格。因此, 在其利益驱动下, 很多拍卖行通过各种媒体来制造艺术品高价。拍卖行效用的大小主要受到落锤价格和购买价格之间的差距影响, 但由于假拍, 拍卖行与艺术品持有人还要承担由于假拍被发现后的声誉损失。竞拍仅仅只是提高艺术品价格, 那么同类艺术品在未来就能得到更高价格的预期, 但如果假拍被发现将导致同类艺术品不能再次出售, 拍卖行与艺术品持有人将承担声誉成本。

(一) 模型假设

1. 艺术品拍卖过程中博弈参与人包括:

委托人———艺术品持有人, 代理人———艺术品拍卖行及合谋假拍投资者。

2.

拍卖真实成交价为P0和真实支付拍卖佣金θP0, 其中0<θ<1, 落锤价格Pt在拍卖前商定好, 并且满足Pt>P0。

3. 艺术品持有人偏好为:

up=u (x) + (1-θ) P0-t-cp (x) , 其中x=Pt-P0, 表示落锤价格和真实购买价格之间的差距;u (x) 表示由于这种的差距给艺术品持有人所带来的效用提高, 且u′ (x) >0, u″ (x) <0; (1-θ) P0表示艺术品持有人出售商品所获得的货币收益并向拍卖行支付工资t作为代理费用;cp (x) 表示声誉成本, 且c′p (x) >0, c″p (x) >0, 表示假拍成本会随着落锤价格和真实购买价格之间的差距增加而提高, 同时假拍的边际成本也增加, 落锤价格Pt越高, 假拍被发现后所带来的声誉损失越大。

4. 代理人拍卖行偏好为:

uA=v (x) -g (a) -cA (x) +w (t) , v (x) 表示由于落锤价格和真实购买价格之间的差距造成的拍卖行效用增加, 且v′ (x) >0, v″ (x) <0;拍卖行行动集合为A, 选择的行动a∈A, 拍卖行因此行动所带来的成本为g (a) ;同时拍卖行获得工资t所带来的效用w (t) , 且w′ (t) >0, w″ (t) <0;cA (x) 表示由于落锤价格和真实购买价格之间的差距给拍卖行所带来的声誉成本, 且c′A (x) >0;c″A (x) >0, 表示落锤价格Pt越高, 假拍被发现后所带来的声誉损失越大。

5. 委托人投资者偏好为:

uI=β[g (a) +cA (x) ]-c, 其中0<β<1, β表示投资者委托拍卖行拍卖所支付的收入比例;β[g (a) +cA (x) ]表示拍卖行需要从假拍所付出的成本中分担, β作为合谋投资者参与假拍的收益;c为固定成本, 用E表示各参与人的期望。

(二) 各参与人行动步骤

1.

针对某一艺术品, 委托人委托代理人进行拍卖, 代理人可以选择接受或放弃, 如果代理人选择放弃, 将获得保留支付u0;如果代理人选择接受, 代理人会寻找参与合谋的投资者, 合谋投资者可以选择接受合谋或放弃合谋, 如果放弃合谋将获得保留支付c0。

2.

针对某一艺术品, 委托人委托代理形成两个成交价格, 即名义成交价格———拍卖成交价P0和真实成交价格———拍卖佣金θP0。

3.

拍卖实现, 完成落锤价格Pt, 但实际上拍卖行与投资者按照P0成交, 艺术品持有人及投资者共同承担拍卖佣金θP0。由于落锤价格Pt远高于真实拍卖成交价P0, 所以持有人及拍卖行获得这种差距所带来的效用增加, 但会导致持有人与拍卖行承担假拍被发现后的声誉损失。

(三) 模型分析

该模型由下面的线性规划给出。

(L) :

1.

代理者拍卖行与合谋投资者问题对于艺术品投资者, 需要同时满足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E (uI) ≥c0, 其策略选择为接受或放弃拍卖行的委托, 其期望效用中没有内生解释变量, 合谋投资者的期望效用的实现由代理者拍卖行的行动a外生的决定。

拍卖行通过选择行动来实现其期望效用最大化, 即

构造拉格朗日函数为

由于0<η, β<0, (1-ηβ) g′ (a) =0, 由g′ (a) =0, 则g (a) =γ (常数) , 表明拍卖行采取行动a促成联盟, 其成本固定不变, 假拍被发现后的声誉成本c′A (x) 决定着联盟所付出的成本。合谋投资者的参与约束为β (g (a) +cA (x) ) -c-c0=0, 合谋投资者参与合谋的成本 (c+c0) 必须要低于其获得的最低收益β (g (a) +cA (x) ) , 这样成本主要包括一参与成本c和因为合谋所承担的机会成本c0。

表明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实现依赖于一个固定比例1-ηβ, 这个比例是拍卖行假拍的最优价格差距x*所带来的边际收益v′ (x*) 与其付出的边际声誉成本c′A (x*) 之间的差距, 期望效用最大化因此也受到收入比例β的主要影响。直观上, 如果β比较小时, 代理人拍卖行可获得较高收益, 并且v′ (x*) >c′A (x*) 表明代理人获得的支付是边界收益超出边际成本部分。

2. 最优落锤价格的存在及其产生

拍卖行合谋的必要条件需要最优价格差距x*满足, 则v (x) = (1-ηβ) cA (x) +μ, 其中μ为任意常数。当x=0时, v (0) =0, cA (0) =0, 即μ=0。

拍卖行合谋的最优价格差距x*满足v (x) = (1-ηβ) cA (x) , 由于 (1-ηβ) >0, 所以由于价格差距给拍卖行所带来的期望收益v (x) 与声誉成本cA (x) 呈同向变动关系, 即随着落锤价格的升高, 期望收益与声誉成本同时升高, 但升高的幅度不同。升高的幅度主要取决于拍卖行委托投资者合谋所支付的收入比例β, β比较小时, (1-ηβ) 较大。虽然拍卖行和合谋投资者在利益分配上可获得较大收益, 但是cA (x) >v (x) , 即拍卖行在合谋过程中其声誉成本一直高于其获得的假拍期望收益, 那么决定拍卖行是否参加合谋的关键因素就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拍卖行获得工资t所带来的效用w (t) , 二是拍卖行委托投资者合谋所支付的收入比例β。前者决定着拍卖行是否参与假拍, 必须满足其参与约束:v (x) -g (a) -cA (x) +w (t) ≥u0, 同时拍卖行获得工资效用w (t) 与期望效用之和必须大于合谋的固定成本与声誉成本之和。由此可见, 作为影响拍卖行的重要外生变量, t决定着其策略的选择。后者β决定着期望收益v (x) 与声誉成本cA (x) 的配比关系。

通过隐函数v (x) = (1-ηβ) cA (x) 确定了最优价格差距x*, 从而最优落锤价格Pt*也被确定下来, 其中Pt*=P0+x*。

3. 艺术品投资者的期望效用实现问题

艺术品持有人并不能内生选择真实购买价格与落锤价格之间的差距x, 所以艺术品持有人在期望效用最大化问题中的控制变量为代理费用t, 其构造拉格朗日函数为

求解max L (t, λ) 一阶条件, λ为常数, 表明效用w (t) 是关于代理费用t的线性函数, 不过拍卖行能选择的策略为真实购买价格与落锤价格之间的差距x。

拍卖行的激励相容约束必须作为约束条件进入艺术品持有人期望效用最大化问题, 这样艺术品持有人选择最优代理费用t*才能实现, 满足最低保留支付条件E (uA|a) =u0有:v (x) -g (a) -cA (x) +w (t) =u0, 即t=w-1[g (a) +cA (x) +u0-v (x) ]。

将上式代入艺术品持有人期望效用最大化条件有

a*∈argmax E[u (x) + (1-θ) P0-cp (x) -w-1[g (a) +cA (x) +u0-v (x) ]|a], 则a*正好就是实现拍卖行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最优行动, 同时满足t*=w-1[g (a*) +cA (x*) +u0-v (x*) ], 其中t*是实现艺术品持有人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最优工资水平。

由于v (x) = (1-ηβ) cA (x) , 即t=w-1[g (a) +u0+ηβcA (x) ], 很明显t是x的增函数。这样, 拍卖行声誉成本cA (x) 会随着落锤价格和真实购买价格之间的差距x的加大而增加, 拍卖行声誉成本cA (x) 增加, 由于w′ (t) >0, 艺术品持有人给拍卖行支付的工资增加。现实中拍卖行进行假拍时需要一个较高的工资水平和较高的假拍期望收益才能弥补假拍的固定成本、声誉成本和期望成本, 即v (x) +w (t) ≥g (a) +cA (x) +u0。

三、主要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将重要结论总结如下。

一是存在最优落锤价格, 并且拍卖行假拍的最优价格差距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与其付出的边际声誉成本之间满足一个固定比例才能实现期望效用最大化。

二是价格差距给拍卖行所带来的期望收益与声誉成本呈同向变动关系。

三是决定拍卖行是否参加合谋的关键因素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拍卖行获得工资所带来的效用, 二是拍卖行委托投资者合谋所支付的收入比例。

参考文献

[1]Leibenstein, H.Bandwagon:snob, and Veblen effects in the theory of consumer demand[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0 (62) .

[2]Frank, R H.The demand for nonobservable and other non-positional good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 .

[3]Pesendorfer, W.Design innovation and fashion cycl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5 (85) .

[4]Corneo, G, O Jeanne.Snobs, bandwagons and the origin of social customs in consumer behavior[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97 (32) .

[5]Corneo, G, O Jeanne.Conspicuous consumption, snobbism and conformism[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7 (66) .

声誉模型 篇6

信任对电子商务至关重要。近年电子商务蓬勃发展,使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但同时也产生大量问题———欺诈、身份盗用、虚假信息等,对电子商务热潮产生极大的冷却效应。电子商务信任管理体系和制度的建设相对滞后,与其急速发展间存在巨大不协调和矛盾。在整个经济环境缺乏诚信保证的条件下,信任管理的匮乏制约着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地发展。目前,无论电子商务的理论研究人员还是实践者,均认为信任缺失是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阻碍。

在众多电子商务信任模型中,可发现影响人们信任的有众多信任属性,人们对电子商务平台、卖家、商品产生信任的因素和焦点各不相同。如,有些买家关注物流速度,有些买家只关注商品质量,不一而足。但肯定的是欺诈会直接导致信任破裂和不信任[1,2],更严重的是,欺诈会削弱电子市场的基础,并危及电子商务经济。

近年,据国内外Internet犯罪报告 ( Internet Crime Complaint Center,2009,2010) 和在线购物报告 ( 艾瑞网iResearch,2009,2010) ,电子商务相关欺诈导致十亿美元计 / 年的损失; 国内在线拍卖相关欺诈占总投诉的1 /4。与传统商务倾向于关注面对面的人际关系不同,电子商务倾向于关注交易过程[3],其中的诸多特性,如交易与支付分离等特征[4],使得买家追讨权益比较困难,加上信任管理不完善,诱发大量欺诈行为产生[2]。

已在众多电子商务平台广泛应用的声誉模型,很多情况下能有效预测交易实体( 包括卖家和买家) 行为,预防在线拍卖欺诈,但对于它们的攻击是永恒的[5]。如e Bay等电子商务平台中的声誉系统长期饱受Shilling等攻击的困扰。

1 信任管理研究现状

本文按以下思路进行综述:

( 1) 什么是信任,不同学科如何理解信任; ( 2) 现有的电子商务信任模型( 从多个学科进行综述) 及特点; ( 3) 各种声誉模型的特点及理论基础; ( 4) 面向声誉模型的攻击、抗攻击方法及效果; ( 5) 对研究现状进行评述。

1. 1 信 任

信任是很复杂的概念,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主观的、精确的、不可靠的,甚至不可信的,缺乏科学、系统研究,尤其缺乏形式化定量研究。对信任精确地形式化描述,可追溯到1994年Marsh的研究。但有趣的是,计算机及数学专业的作者在其论文中大量引用哲学、社会学等理论,说明信任涉及领域众多,非一门或几门学科能完全覆盖。

对信任的研究起步于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对信任的专门论述。信任从被研究始,受到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哲学、管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众多学科的广泛关注:

( 1) 社会学信任是一种“社会维度”,是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的产物; 社会学既研究社会个体之间的人际信任,也研究大规模社会群体间的社会信任,关注信任的功能和作用,重视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情境对信任产生的影响。

( 2) 心理学以微观社会个体的心理为基础,认为信任是个人的心理实践、人格特质和行为,心理学关注信任的认知内容或行为表现。

( 3) 社会心理学结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特点,认为信任是一个在互动中对其他人行为的期望,研究重点应放在加强和阻碍信任发展与维持的相关因素上。社会心理学中对信任研究始于二十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Deutsch及Hovland等的研究。

( 4) 经济学信任被描述为一种社会资本,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与速度所产生的影响; 是理性计算后的期望收益。

( 5) 管理学信任常与企业绩效、风险、交易成本联系在一起,认为信任能提高满意度与企业绩效,减少不确定性及降低组织内和组织间的交易成本。

( 6) 营销学在买卖关系或分销渠道背景下,信任包含信念和行为意愿两个维度,指不确定交易环境下,交易一方对交易可靠性和诚实性有信任时的一种存在的心理与行为状态。

( 7) 交易信任研究领域信任是源于对他人会保护所有( 交易) 相关人员权利的乐观期望,而将自身( 某种利益) 置于他人行为的影响之下的一种意图。

多学科关注使信任研究百花齐放,但同时带来巨大分歧和理解不一致性[5,6,7,8],目前学术界无公认定义。总结相关文献,信任具以下性质:

( 1) 信任总在两个实体间发生称为信任主体( 信任者)和信任客体( 被信任者) 。电子商务中,买方通常被认为是易受伤害的一方,是信任主体; 卖方是信任客体,是信任附着的,并有机会利用信任主体弱点的一方。

( 2) 信任可描述和度量如用模糊的语义变量( 可信,不可信,不确定) ,用[0,1]间实数表示,或用数学概率表示。

( 3) 信任具上下文相关性上下文指信任范围,即信任只在特定环境下才实现和成立。

( 4) 信任具传递性信任有条件地( 例如可通过推荐( recommendation) 扩散或传递,并在传递过程中不断衰减,同时传播路径越长衰减程度越深。传递推荐的机制即信誉机制,可辅助其他节点决策。

( 5) 信任具主观性不同节点对同一节点的衡量标准不同,信任程度也不同。电子商务中不同实体间进行的交易在数量和质量上有所不同,因此对于交易结果是否满意,并无统一标准,由交易者感知决定,缺乏足够客观根据是导致信任主观性的重要原因。

( 6) 信任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来自于对其他主体及其所要采取行动的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如灰色不确定性和未确知不确定性。

( 7) 信任建立在历史经验上实体可根据相似条件下的经验评估信任。熟悉度对信任有重要作用,随历史交互经验增多,信任值会越来越稳定。

( 8) 信任具动态性首先,信任关系始终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是不断学习的结果; 其次,信任有脆弱一面,难以建立而易于破裂。

( 9) 信任具不对称性节点A和B之间存在信任,但A对B的信任不意味B对A也信任,同时,即使双方相互信任,信任程度也不一样。

( 10) 信任具异步性信任始于对即将开始的交互行为的预期,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判断。同时,信任要经不断学习和经验积累形成,是事后评估,评估更新后的信任度只能在下次使用。

信任分类无统一标准,如按信任建立时间长短划分,可分为初始信任和成熟信任。顾客对于电子商务平台的信任循序渐进,在无任何交互经验时,顾客会对网站卖家进行观察,双方开始初次进入信任关系[7,8],此阶段涵盖了外表信任。一般认为,从初次接触网站到第一次购买是初始信任时期,随双方交互经验增加变为经验信任,慢慢进入成熟信任,成熟信任包含经验信任。

以被信任对象为分类标准: 人际信任、系统信任和制度信任。由于电子商务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包括系统不确定性、特定交易不确定性,信任显得格外重要。与之相对的是系统信任和特定交易信任[9]。按照交易过程,可分四个角色: 买方、卖方、第三方机构和技术。电子商务环境下消费者对于互联网交易所采用的各项技术的信任属于系统信任的范畴。制度因素对电子商务信任的形成十分重要。社会学观点认为,制度信任是对整个互联网的信任,也包括对技术的信任,即信任属于制度信任的范畴。

1. 2 电子商务信任模型研究现状

信任模型是指建立信任关系并对其进行管理的架构,或称作信任度评估模型。信任的描述、信任的量化度量以及信任的评估是信任模型关注的重点。信任评估是信任模型的核心,主要功能包括个体信任信息收集与传递、信任评估的实现,可反映网络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动态性[10]。

以社会学、心理学关注影响人们信任的因素及其对信任的影响程度,强调理论和模型的构建,对现实具有良好的解释性。往前追溯信任模型,有学者认为如TRA、TPB和TAM就是信任模型[11],也有学者认为它们是信任研究的先驱[12]。后来多位学者提出具有代表性的模型包括初始信任模型[7],电子商务信任整合模型,信任和TAM的整合模型[13],基于社会呈现理论的信任模型[14,15]和维度信任模型。

除了上述理论,其他一些著名理论也大量地应用在各种信任模型中,包括社会交换理论SET( Social Exchange Theory) ,交易成本经济理论TCE(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 Theory) ,感知风险理论TPR( Theory of Perceived Risk) ,社会网络等。

与上述信任模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计算机科学为代表的多种信任模型,具有强实用性、执行性,强调通过可量化的证据来判断开放网络中的实体是否可信。Blaze[16]等人在1996年首次提出了“信任管理”。Azzedin[17]等将开放网络环境中间的信任关系分为身份信任和行为信任。相关文献指出[18],在以Internet为代表的开放网络环境中,传统的安全机制用于提供用户的授权和认证,可解决实体的身份信任问题,但不能处理实体的行为信任问题。

从管理的机制方面,信任模型总的可以分为两大类: 基于政策和基于声誉的信任模型。从信任模型的整体架构上来看,也可以分成集中式和分布式的信任模型[19]。基于政策的信任模型中较有代 表性的包 括PolicyM aker; Key Note; REFEREE;Peer Trust。基于声誉的信任模型已在电子商务、P2P领域中广泛应用。如e Bay,Amazon,淘宝等。此类声誉系统属于集中式信任模型,需要可信第三方。与之相反的是分布式的信任模型,在P2P系统中大量应用。

1. 3 声誉模型研究现状

声誉是和信任密切相关的一个术语( 很多文献中也称为信誉、名声) ,来自于社会网络[17]。声誉与信任密切相关,但他们并不等价。Jsang[5]给出的两句话道出了个中的奥妙:

I trust you because of your good reputation( 因为你有很好的声誉,所以我信任你) 。

I trust you despite your bad reputation( 尽管你的声誉不好,但是我仍然信任你) 。

声誉可分为个人声誉、社会声誉和上下文相关的声誉[5]。如今,声誉系统在电子商务中被广泛应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建立在线信任的一个有效途径。

系统有助于建立基于制度的信任,而社会学理论指出,基于制度的结构可以建立信任并有效预测参与者的未来行为[20]。声誉评估方法很多,包括二元评价的简单加或者平均,如e Bay,Amazon,淘宝均采用此类方法; 基于贝叶斯网络[21,22]; 基于PKI的信任模型; 离散的信任模型[23,24]; 基于模糊逻辑的信任模型[25]; 基于DS证据的信任模型[26,27]; 基于链状的信任模型,例如pagerank算法; 基于信息墒的信任模型[28]。You等[4]基于经济理论研究淘宝的“刷信用”问题,通过真实数据验证其提出的假设,其本质是通过对攻击者行为特征的分析来发现攻击者所产生的交易。相对电子商务而言,P2P中信任问题多为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研究,成果丰硕[26],该领域成果不能直接应用于电子商务领域,但可供借鉴[19]。

众多学者指出了当前信誉系统中存在的问题[5,29,30,31,32]:

( 1) 缺少对交易上下文描述如成交价格、交易时间等,无法准确预测、判断交易实体行为,易滋生信誉欺诈、信誉波动行为;

( 2) 无考察评分用户的信誉状况无法消除信誉诋毁等恶意行为;

( 3) 考察信誉的维度欠全面难以实现信任的个性化评估;

( 4) 信任模型欠缺对欺诈行为的防范与政治机制容易受到恶意用户欺诈行为的攻击;

( 5) 模型中对信任因素的权重一致化易诱发声誉波动行为,难以准确反映交易双方的真实信誉情况;

( 6) 交易评分等级设计简单不仅使反馈信息模糊,更可能丢失重要评价信息;

( 7) 声誉整合算法简单目前常用的算法包括累加法和平均值法,优点是易于应用,缺点是信息表达能力差,且无法抵御欺诈性反馈,例如摇摆攻击等;

( 8) 声誉模型实用性较低目前众多学者研究的声誉模型,从多个维度对交易实体进行评价,使用更为复杂的算法,但是无法以真实商业平台为基础,因此缺乏实用性;

( 9) 奖惩机制不够完善当前的信用评价模型由于采用简单累积的方式,当卖家积累一定声誉值后,少量负面评价对其的影响明显降低,这时卖家易产生投机心理,现有声誉系统的扣分机制对投机交易的抑制作用明显不足。如今电子商务系统重点在于打击各类欺诈行为,如检测合谋行为,而对于激励交易实体提供诚实反馈及推荐的研究甚少。

1. 4 对声誉模型的攻击及抗攻击方法

虽然声誉系统的广泛使用及巨大的成功,但对于它们的新型、不可预知的攻击永远存在,因此需要发现并抵御这些新攻击的方法[5]。抵御方法总是在攻击之后[1]。较多研究面向推荐系统的攻击,基于已发生交易数据的分析,假设攻击数据是少量的,有一定局限性[33,34,35]。社会网络、图论等方法也大量地被应用,但有明显的效率低下的问题,而且效果有待考证。

下面重点对几种攻击及抵御方法进行总结:

1) whitewashing行为与防御

Friedman和Resnick两人[36]研究了Cheap Pseudonyms现象,恶意用户轻易以新的身份重新加入系统,出现“重新洗牌”[37]( whitewashing) 现象,即离开系统的恶意用户可轻易注册新身份重新加入系统,避免惩罚,这类行为的恶意用户称为“whitewasher”。

对于“重新洗牌”行为的防御,可以通过增加注册成本来进行防御。例如用户注册时将ID与IP地址绑定,或者是用户免费注册时,信誉分为零,但可通过第三方进行实名认证来获取一定的信誉分; 也可以限定信誉分的最低值,从而使得信誉分即使下降到底限值后也能略高于新注册用户的最初信誉分值[31]。

2) traitor攻击与防御

Perrone和Samuel[38]发现on-off attack,在此类攻击中,恶意用户交替进行良好或恶劣的行为,以逃避检测。而traitor攻击的表现行为也类似于on-off攻击,恶意用户先通过良好行为累积信誉,然后采取投机行为,信誉分下降后,又履行良好行为,定期的重复上述过程。这与李瑞轩等[39]所关注的周期性欺骗类似。

为了预防traitor攻击,许多信誉系统通过遗忘体制控制历史行为影响。Trustguard[40]中只把最近反馈算入信誉。此体制引起广泛关注,因为好的和坏的行为被遗忘得同样快,可能帮助攻击者恢复信誉[38]。Jφsang和Ismail[41]引进衰减因子在Beta声誉系统中,逐渐减少前提获得的反馈评分的权重,同时该系统能计算用户不对称的好行为和坏行为。Sun等[42]提出自适应遗忘方案使得好信誉可以通过一致的良好行为建立起来,但是可以仅仅通过一些坏行为轻易被毁坏。李瑞轩等[39]采用商品价格的区间分布来对成功交易进行加分,采用信用等级的扣分系数来对不同信用等级的失败交易进行扣分,来解决信用炒作和周期欺骗问题。

3) dishonest feedback攻击与防御

不诚实反馈的攻击中,攻击者可以注册多个用户ID,即小号,控制小号对声誉系统进行攻击。不诚实反馈攻击一般可以分为两类[43]:

( 1) 诽谤攻击( nuke)[33]即通过给目标用户提供消极反馈来降低其信誉,此攻击也称Slandering( 不合理降低声誉)攻击[44],unfair low ratings ( 不合理地 低分评价)[45],诬蔑( bad-mouthing)[46]; 这种攻击也间接提升了攻击者本身的信誉。

( 2) 提升攻击( push)[33]即通过为目标用户提供积极的反馈来提升其信誉。通常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自买自卖的“自我提升”方法; 另一种是通过与其他卖家联合“互买互评”的方法; 或者两种方式一同进行。push攻击也称为promoting[47],shilling[33]攻击,又或是unfair high ratings[45],ballot stuffing[45,46,48]。后一种“互买 互评”的方法 也称为共 谋You等( 2011)[4],勾结等。这与Jsang[5]所指出的通过虚假交易的攻击方法类似。而在现实中,shilling在很多现实中的企业、电子商务系统均有出现,包括著名的sony picture和e Bay。

对于不诚实反馈的检测和处理方法可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 1) 增加不诚实反馈的成本设置一种政策,即要求用户提供反馈时必须要有某一证书。此类证书可以是一份真实的交易记录,比如e Bay、Amazon和App Stores。

( 2) 检测不诚实反馈基于反馈特征的防御方法,此方法基于大多数规则来检测不诚实反馈。例如,基于熵的方法识别不诚实反馈在反馈分布中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显著变化。聚类技术[45]、背书方法[49],基于eta-function过滤[50]、基于熵[51]等方法大量地被使用在此类研究中。大部分检测方案均依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原理是检测与大部分意见不一致的评价。信号模型也被应用于解决不公正评价问题,如文献[52]认为评分值为一种随机过程,通过信号理论检测不公正评价。

( 3) 缓和不诚实反馈的影响通过评价者的可靠性 /诚实性来衡量反馈的可靠性,称为“用户反馈信誉”。被评价者声誉由所有反馈的加权平均来计算( 即评分) ,权重即为评价者的用户反馈信誉。易见,低反馈声誉评价者所提供的反馈将对被评价者的声誉质量产生较小的影响。众多学者对类似反馈信誉的措施进行了深入研究,Laureti等[53]提出的迭代细化方法计算用户的判断能力( 即,在反馈聚合算法中设置用户的反馈权重) 作为他/她的所有反馈的方差的逆。Zhang和Cohen[54]提出个性化的方法中引入个性化的信任来衡量反馈的可靠性。

以上的防御方法对简单的不诚实反馈是有效的。然而,聪明的攻击者会发现这些防御方法的漏洞,并且找到方法来误导评价实体反馈信誉的计算和不诚实反馈的检测,使用各种方法增加自己的信誉度,例如为一些不相关的用户提供诚实的反馈以积累高反馈信誉,然后对目标提供不诚实反馈。当反馈信誉非常低时,他们会以类似whitwashing攻击的方法重 新进入系统。

4) 共谋攻击及防御

Lian和Zhang等人[55]将共谋定义为产生不是为个人可用的组成员利益的用户小组的协作活动。通俗而言,也就是攻击者控制着多个恶意用户ID,为了骗取信誉来提升一群卖家的信誉度或为了降低共同竞争者的信誉而联合起来进行欺诈的行为。You等[4],Jsang[5]和Despotovic等[56]均对共谋进行了深入研究。

简单的共谋行为具有较大的相似性,比较容易被识别。如简单的摇摆攻击,即恶意用户ID要么只提供push类型的反馈,要么只提供nuck类型的反馈,此类行为的攻击方向是一致的,较容易被系统识别。而复杂的共谋欺诈被识别的难度很大。如复杂的摇摆攻击[40],恶意用户ID被分成不同的组,在不同时刻每组在执行任务时扮演不同角色,在时刻t1,A的角色是提升目标实体的信誉,同时也提升自己的可信度; 在时刻t2,A将扮演诽谤行为的用户角色,通过这种随机分配执行不同角色,可避免声誉系统对具有相似性的共谋行为的识别检测。很多情况下,共谋行动造成的影响会远远大于独自攻击所产生的影响,并且能引起比简单共谋更大的破坏力。因此,共谋攻击是目前声誉系统研究中的难题之一。

时域分析法[57]、时间和用户相关性分析法[58]能较为有效地处理复杂的共谋攻击,因为声誉系统的反馈都是基于声誉的,评价者的声誉反馈与时间点紧密联系,所以将声誉的整体变化跟时间因素的有机结合,能够有效地处理复杂共谋攻击。时域分析法[57]主要是通过四个检测器( 到达率改变探测器、平均改变探测器、直方图改变探测器、信号模式改变探测器) 来检测可能存在共谋攻击的可疑时间间隔,从而确定可能参与共谋的评价者。

相对时域分析法,时间和用户相关性分析法[58]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因为该方法在确定可疑时间间隔后,对区间的用户进行相关性分析,从而具有高相关性的评价者才更可能是参与共谋的,因为在即使在可疑的时间间隔内仍可能存在一部分用户提供诚实反馈。

也有不少学者使用实证方法研究此类问题,如You等[4]提出针对共谋欺诈的交易模式,提出了基于多种交易因素的识别方法,包括时间、价格等,应用社会网络方法,并应用淘宝的真实数据验证其识别方法。

5) 欺诈及相关分析

与针对信任管理系统攻击有密切联系的是“欺诈”。Le[59]等人认为对于信任模型德恶意攻击主要就是欺诈。近年来,对于电子商务中欺诈成为一个研究热点。欺诈的类型包括Web网络、内部、保险、顾客、信用卡、计算机入侵、电话等类型,上述类型下又细分了若干子类[60]。专门针对电子商务中产品相关的欺诈揭示出很多在电子商务中常见的现象,文献[2]通过形成“隐藏”、“模糊”、“夸大”与“对信息内容的操纵”、“对信息呈现的操纵”、“对信息产生的操纵”,形成3×3的产品相关的欺诈类型。上述所说的shilling或者self-promoting落在“夸大”“对信息内容的操纵”类型内。可见,这类型的攻击是一种欺诈,而且是群体欺诈,波及范围更大,负面影响更广、更深。

对于欺诈,学者研究了各种的方法来进行发现、甄别和抵御[33,35,61]。

其他常用攻击方法包括: 负歧视; 正歧视[45]; 及拒绝服务等等( denial-of-service,是系统错 误的起诉 诚实的用 户或者物体)[47]。

2 结 语

研究现状总结: 信任管理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自提出以来不过10多年,目前已经成为研究热点。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现有的信任管理研究仍存在以下的不足与挑战:

( 1) 针对电子商务信任模型的恶意攻击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对声誉系统进行攻击、抵御的研究相对不成熟,对恶意推荐缺乏行之有效的过滤方法,对策略型欺骗行为缺乏有效的识别和抑制,面对环境日益复杂的电子商务环境,现有的信任模型对各种攻击显得无能为力。现在针对电子商务信任管理系统的攻击有哪些? 这些攻击有什么特征? 现有的抗攻击方法还存在哪些不足? 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思考和深入研究。

( 2) 信任模型对现实信任关系描述能力不足

目前研究中,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信任模型止于信任属性/因素的问卷验证,其宏观性与现实应用具有较大的距离,如果把这些抽象的构念进行合理的量化,从而解决电子商务中微观、实际的问题? 而工科的量化模型始于抽象的多属性变量,缺少理论依据; 工科学者较多的研究集中在微观的声望 /信誉计算方法、信任传递、合并计算等方面,严谨的数学理论之下的信任模型有什么现实意义? 有什么理论依据? 这些问题都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 3) 现有信任模型粒度单一

绝大多数研究着眼在事务级别粒度( 实际已发生的交易)的研究,由于攻击极具伪装性,仅对事务级别数据的分析无法对恶意攻击进行甄别; 通过何种方式、何种工具获取成本较低的信任证据? 这些证据是否能够充分描述用户行为特征,包括恶意攻击的特征? 这些问题的研究也极为重要。

( 4) 现有的信任模型对信任关系深层次研究比较欠缺

声誉模型 篇7

1 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目前已有一些关于联盟稳定性的研究, 且近年来学者对产学研联盟的稳定性关注度在不断提升。关于产学研合作模式, Etzkowitz和Leydesdorff[3]提出要建立大学—产业—政府的三重螺旋模式; 王文岩等[4]认为市场自发模式有较大的局限性, 政府引导、主导是当前我国主要采取的模式; 然而由于政府与企业、大学及科研机构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及重立项轻结题的风气、组织结构设计不妥、运行机制不当等各方面综合因素, 容易造成产学研合作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 进而导致产学研联盟的失败[5]Das和Teng[6]的研究表明联盟的不稳定率高达30%~ 50% ; Hennart[7]、Madhok和Tallman[8]分别从交易费用与资源基础理论角度对联盟稳定性进行了分析; 蔡继荣[9,10]在此基础上从资源合作溢出、生产组织模式方面进行进一步探讨; Parkhe[11]、徐岩等[12]、蒋樟生等[13]从博弈论的角度对联盟稳定性进行了分析。这些学者均从正式的利益治理机制进行联盟稳定性分析, 而较少有学者从非正式治理机制角度进行分析。夏天和叶民强[14]、孙霞和赵晓飞[15]基于KMRW声誉模型, 从声誉这一非正式治理机制探讨了联盟的稳定性条件。前者的分析着重于厂商决定当期生产数量, 不能体现联盟参与人资源互补的合作性质; 后者的分析解释了声誉对联盟参与人在交易中的侵占行为得益的影响。而事实上, 声誉不仅影响着侵占得益, 还影响着其他参与人的努力程度, 进而影响合作得益, 在产学研联盟中这一影响尤其明显。

在政府主导的产学研联盟中, 产、学研双方由于契约约束不得不在一定时期内进行产学研合作, 因而声誉会对产学研联盟的效率产生重要影响, 甚至会导致失败。基于以上考虑, 本文将从声誉这一非正式治理机制角度对政府主导的产学研联盟稳定性进行分析, 构建产方得益函数, 研究产、学研双方在长期合作过程中的动态博弈, 以期为政府、产、学研三方提供一些合作启示。

2 产学研联盟模型假设

政府所主导的产学研联盟具有与其他联盟不同的特点。政府对某些具有准公共品性质的共性技术通过科技计划、项目等方式集结相关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进行研究开发, 并对合作进行资助, 具有一定的契约约束。现基于现实情况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1: 模型假定在政府主导的产学研联盟中存在产方 ( 企业) 以及学研方 ( 高校及科研机构) 两方联盟参与人。假定学研方为良好的合作参与人, 不会先背叛联盟、采取机会主义, 而是根据产方上一阶段的行为决定该阶段自身策略, 并在博弈中采用冷酷战略, 即一旦对方不合作, 将采用不合作行为报复。

假设2: 产方有两种类型———合作型和非合作型, 由于信息不对称, 产方是否为合作型作为私有信息并不为学研方所知, 学研方只能在博弈中建立对产方类型的判断。合作型产方不会采取机会主义获得额外收益, 非合作型产方则会采取机会主义, 但也可以选择假装合作, 建立合作声誉。

假设3: 产方采取机会主义造成对资源的侵占得益与产方的实际侵占率以及学研方对产方的预期侵占率有关, 学研方通过估计产方的预期侵占采取防范措施以减少产方的侵占损害。

假设4: 产方若决定合作则会尽自身最大努力, 而学研方通过对产方是否为合作型的概率判断决定自身努力程度, 双方产出成果受双方努力程度的影响, 从而合作的产出受学研方对产方合作型概率判断的影响。学研方无法通过当期产出成果判断产方是否为合作型, 但可以通过产方对联盟资源的侵占进行判断。

假设5: 政府在每期产学研合作之初进行资助。

假设6: 假定产方在与学研方进行项目合作的单阶段得益为:

其中 π 表示双方均努力所能获得的最大成果, R代表产学研联盟所拥有的资源, L为政府每期对双方的资助。

现假定:

式 ( 2) 的意义在于产方每期所获得的产出得益随着pt递增而递增。学研方判断产方为合作型时, 双方获得最大成果, 但即使学研方判定产方为非合作型, 由于政府主导产生的契约约束, 双方仍至少会进行适当努力, 使产出不至于为0。

ω 采用KMRW声誉模型的效用函数为[16]:

Vt ( 0 ≤Vt≤1) 为产方实际的资源侵占率, 产方选择合作则Vt= 0, 反之Vt= 1。0 ≤Vte≤1 代表学研方对产方的预期资源侵占率。b是产方的类型, 取值为0、1, b = 0 代表产方为合作型, b = 1 代表产方为非合作型。假定第一期b = 0 的先验概率为p0, b= 1 的先验概率为1 - p0。

3 模型分析

若产学研联盟只进行一回合, 即单阶段博弈, 产方会利用信息不对称采取机会主义侵占联盟资源获得额外收益, 此时联盟必然走向失效。现假定联盟持续T阶段, 设yt为t阶段非合作型产方选择合作的概率, xt为t阶段学研方认为非合作型产方会选择合作的概率。

如果在t阶段, 学研方没有观察到产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则根据贝叶斯法则, 学研方在t + 1 阶段认为产方是合作型的后验概率为:

由5式可知pt+1=0, 同理累计可得:

结合 ( 4) 、 ( 5) 、 ( 6) 式可得命题1。

命题1: 如果t阶段产方选择合作, 则在t + 1 阶段学研方认为产方是合作型的概率向上调整; 如果t阶段产方选择不合作, 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则此后阶段学研方均认定产方为非合作型。

假设博弈进行到最后两个回合T - 1、T。在T阶段, 非合作型产方维持良好的声誉已经没有意义, 非合作型产方的最优选择为TV= 1, 既蒙骗学研方投入努力又侵占资源获得额外收益。假设产方在t - 1阶段之前都没有采用机会主义行为, 则学研方在t期的预期侵占率为:

式 ( 7) 中1 代表产方最优的资源侵占率, ( 1- pt) 为t阶段学研方预计产方为非合作型的概率, ( 1 - xt) 为学研方认为非合作型产方在t阶段采取侵占资源行为的概率。

学研方在T阶段xT= 0, 即非合作型产方在最后阶段必然选择机会主义, 则VTe= 1 - pT, 非合作型产方在最后一阶段的得益为:

由 (8) 式可知, 得命题2。

命题2: 非合作型产方的得益是其通过合作获得的声誉的增函数, 非合作型产方有积极性伪装合作建立较好的声誉。

进而考虑第T - 1 阶段, 由 ( 7) 式可知VTe= ( 1 - pT) × ( 1 - xT) , 在此阶段, 非合作型的产方有2种策略选择: 合作或不合作 ( 仅考虑纯策略, 只有当两种策略所带来的期望效用相同时才会选择混合策略) 。

如果非合作型产方在T - 1 阶段采取不合作的机会主义行为, 那么由式 ( 5) 可知在T阶段学研方将判断产方为非合作型。假定预期贴现率为 δ, 此时非合作型产方的两阶段总得益为:

如果非合作型产方在T - 1 阶段采取合作, 则在T - 1 阶段不获得额外收益但获得声誉的增加, 则此时非合作型产方两阶段总得益为:

通过对式 ( 9) 与式 ( 10) 的得益对比, 可得:0≤δUT-1 (VT-1=0) +δUT (VT=1) 恒成立。

若R/2 (aπ+R) <δ≤1, 记, 满足pm≤pT≤1, 则UT-1 (VT-1=0) +δUT (VT=1) ≥UT-1 (VT-1=1) +δUT (VT=1) 。

在均衡的条很件下xT - 1= yT - 1= 1, 由式 ( 4 ) 可知pT= pT - 1, 则可得命题3。

命题3: 在T - 1 阶段, 0 ≤δ < R /2 ( aπ + R) 条件下, 非合作型产方没有动力进行合作, 只有当R /2 ( aπ + R) < δ≤1 且pm≤pT≤1 时, 非合作型产方才会假装合作。

命题3 意味着产方的声誉越好, 其保持好声誉的积极性也越高。可以注意到, 如果非合作型产方在T - 1 阶段选择机会主义侵占资源, 则在当期可获得的额外收益, 但在T阶段学研方会进行惩罚, 使得产方所得收益减少; 反之, 如果产方在T - 1 阶段选择合作, 虽然会少获得侵占资源所得的额外收益, 但由于声誉的作用使得在T阶段产方所获产出收益及资源侵占增多, 这可以视为对产方上一阶段选择合作的 “补偿”。在上述合作条件下, 后一种情况产方的得益大于前一种情况, 由此可得命题4。

命题4: 如果 δ、pT - 1足够大, 则非合作型的产方的最优选择是在T阶段而非T - 1 阶段利用自身声誉。

当满足条件R/2 (aπ+R) <δ≤1时, , 说明pm的值随着δ的增大而减小, 如图1所示, 由此可得命题5。

命题5: 在满足R /2 ( aπ + R) < δ≤1 的条件下, δ 越大, 非合作型产方的合作条件越宽松, 越容易采取伪装合作。

可以进一步证明, 如果非合作型产方在T - 1 阶段选择合作是最优策略, 则在所有T - 1 之前的阶段产方选择合作都是最优策略, 根据贝叶斯均衡理论, 在R /2 ( aπ + R) < δ≤1 且pm≤pT≤1 条件下, 产方的均衡为:

合作型产方选择V0=V1=…=VT-1=VT=0

非合作型产方选择V0=V1=…=VT-1, VT-1

均衡路径上p0=p1=…=pT-1=pT

非均衡路径上, 由式 (5) 可知若Vt=1, 则pt+1=0

学研方的预期资源侵占率V0e= V1e= … = VeT - 1=0, VT=1-pT=1-p0

现假设坚持采用合作的产方为勇敢合作型, 记为B型; 采用伪装的非合作型产方记为C型; 而严格不合作的产方记为N型[17]。均衡条件下, 非合作型产方采取伪装合作, 所获的总得益为:

在非均衡路径上, 若产方采取严格不合作策略, 所获的总得益为:

式 ( 13) 的含义为非合作型产方通过伪装合作、维护声誉所带来的超出收益, 将其定义为声誉租金。可计算知, 如图2 所示, 由此可得命题6。

命题6: 声誉租金是产学研联盟持续时间的增函数, 联盟维持越久, 非合作型产方所得声誉租金越多。

声誉租金相当于对产方的一个激励, 然而, 产学研双方越真诚合作, 产出成果会越多, 政府所主导的产学研联盟也越持久, 进一步使得非合作型产方进行伪装合作。但从另一方面来看, 政府的固定资助L并不体现在声誉租金中, 说明政府的资助未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

若没有很好的识别机制, 学研方会在T阶段进行防范, 均衡路径上合作型产方的总得益为:

若存在很好的识别机制, 使得产方若为合作型, 则学研方能通过对产方的各方面综合因素确定其为合作型, 即p0= 1, 则在均衡条件下合作型产方的总得益为:

上述分析已知当满足R /2 ( aπ + R) < δ ≤ 1、pm≤ pT≤ 1 的条件下, C明显是比N更好的策略, 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 N型产方会逐渐减少。进一步来说, 如果没有很好的识别机制, ( 11) > ( 14) 恒成立, 则在长期的博弈学习中, 使得B型产方比例下降, 最终逐渐演化为采用伪装合作的C型; 反之, 随着声誉识别机制的健全, 则存在一个足够大的RM ( RM> π) , 对于所有R < RM, ( 11) < ( 15) 均成立。这意味着, 只要产方采取机会主义, 其所带来的额外收益并非非常大 ( 这也比较符合现实情况) , B策略比C策略能获得更多收益, 从而伪装的非合作型产方会通过学习、完善自身行为、真诚合作使得C型产方比例下降, 逐渐演化为采用B策略。由此可得命题7。

命题7: 学研方对产方声誉的判断对产方的长期行为演化有重要影响。

4 结论与启示

由上述分析可知学研方对产方合作概率的判断, 即产方的声誉对产方的得益及行为演化有重要影响,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 在多回合的产学研合作中, 非合作型产方要想获得最大收益, 须建立足够的声誉使得学研方有动力努力合作, 并且声誉越高, 学研方的防范越低, 能通过机会主义获得的额外收益越多。声誉的激励作用使得合作前期产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受到抑制, 但最终非合作型的产方仍会采取机会主义。

( 2) 非合作型产方选择合作与贴现率及学研方对产方的声誉判断密切相关。如果产方预期贴现率过低, 这说明产方缺乏长期合作的信心, 则无论产方声誉多好也没动力进行产学研合作; 只有当贴现率预期达到一定值以上, 产方才会考虑通过声誉获得租金。这说明产、学研双方认真合作是有条件的。

( 3) 联盟参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声誉的测量机制不完善是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的重要因素, 这使得声誉这一非正式治理机制发挥作用具有一定的限制条件, 而且这些因素会进一步影响双方在长期合作过程中的行为演化。

( 4) 政府当前采取的在立项之初进行资助的做法是一种事前激励, 对产学研双方的行为影响几乎不存在。事实上这与政府的激励本意相悖。

基于以上考虑, 笔者认为若要发挥声誉这一机制的效用, 使产学研联盟更加稳定,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1) 建立健全的声誉评价机制。可以借鉴国外已有的声誉测量方法, 如美国 “誉商”声誉排序测量方法、 《FORTUNE》杂志声誉排名方法等构建适合中国企业的声誉测量体制[18]。

( 2) 加强产学研联盟内部的沟通, 建立内部信息交流渠道, 增强产方长期合作的耐心, 即提升预期贴现率。预期贴现率越高, 产方即使只有低声誉也会选择进行合作, 这有助于产学研联盟的稳定。

( 3) 建立监督系统, 完善政府资助制度。从事前激励转为事前、事中、事后激励相结合, 改变目前 “重立项、轻结题”的风气, 将以后合作的可能引入联盟中, 形成一种类似期权的激励, 规避非合作型产方在最后一期的机会主义行为。

本文通过对产学研联盟声誉模型的分析, 为产学研联盟稳定发展提供了一些启示,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如缺乏对声誉作用的实证研究、如何发挥声誉对产学研联盟稳定性的作用, 以及非正式治理机制不只有声誉这一影响因素, 双方合作基础是否也会有影响等, 这些也是笔者今后将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

摘要：从声誉治理角度出发, 基于KMRW模型的扩展构建政府主导的产学研联盟中产方得益函数, 研究声誉对产方长期得益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在满足一定的预期贴现率条件下, 声誉使得产方有激励进行合作;合作期限越长, 产方合作能获得的声誉租金越多, 进而越有动力进行合作;而政府的事前资助对产、学研双方的行为无影响。最后根据分析结论为产学研联盟稳定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声誉模型 篇8

工程招投标已成为工程建设管理的重要方式,运用博弈论分析招投标策略已经非常普遍。博弈论的精髓在于博弈中的一个理性决策者必须考虑在其他局中人反应的基础之上来选择自己最理想的行动方案。因此,博弈论很适合用来研究投标的报价决策问题。将博弈论应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来研究投标商的报价决策得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只要重复的次数是有限的,唯一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是每个参与人在每次博弈中选择静态战略,即有限次重复不可能导致参与人的合作行为。然而投标商共谋的情况在招投标中时有发生。本文应用不完全信息重复博弈的KMRW声誉模型来研究建设工程投标报价中投标商是如何进行合作和竞争的,并提出避免串谋出现的解决策略。

1 投标人竞标博弈模型的博弈要素分析

假设有两个投标人A和B参与投标。双方都是以投标获胜为最终目的;又假设双方有两种行动决策,即公平竞争和串谋。投标人串谋是指投标者之间相互串通,抬高标价或者压低标价的行为。

假设投标人A和B串通约定一个高报价,不管谁中标,双方都可以获得较高利润,即8个单位;如果A、B诚实报价,双方可以获得5个单位的利润,如果投标人A诚实报价,投标人B报出原串通约定的高报价,B因为高报价不能中标,同时因为参加投标耗费了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收益为(-1),A低价中标后可以获得利润10个单位。如果两个投标人不串通,由于市场上供过于求,双方都同时较大幅度降低价格,双方的获利均下降为5个单位,此结果(诚实、诚实)就成为Nash均衡。

2 基于KMRW声誉模型下投标人竞标博弈模型的求解及分析

2.1 投标人之一为完全理性的情形

2.1.1 两投标人竞标的博弈顺序

假定投标人A有两种类型,理性的或非理性的,概率分别为(1-p)和p。假定投标人B只有一种类型,即理性的。假定投标人B可以选择任何战略,非理性的投标人A,由于某种原因,只有一种战略,即“针锋相对”。开始选择“串谋”然后在t阶段与投标人B在t-1阶段的选择一样。(即你串谋我就串谋;你诚实我就诚实)。博弈的顺序如下:(1)投标人A知道自己的类型,投标人B只知道投标人A属于理性的概率是(1-p),非理性的概率是p。(2)两投标人进行第一阶段博弈;(3)观测到第一阶段博弈结果后,进行第二阶段博弈;观测到第二阶段博弈结果后,进行第三阶段博弈;如此等。(4)理性投标人A和投标人B的支付是阶段博弈的支付的贴现值之和(假定贴现因子δ=1)。

2.1.2 博弈重复两次的情形(表2)

备注:G代表“诚实”,F代表“串谋”.

当t=1时,如果X=F,投标人B的期望支付为

当t=2时,如果X=F,则投标商B的期望支付为

由于δ=1,两阶段博弈投标人B总的期望支付就是:

如果投标人B在t=1时选择X=G,则他的期望支付是:

因此,若投标人A属于非理性的概率大于等于2/3,投标人B将在t=1时选择串谋。

2.1.3 博弈重复三次的情形(表3)

(1)证明理性投标人A在第一阶段的最优选择是F。

给定投标人B在t=1时选择F,如果理性投标人A选择F,投标人B的后验概率不变,因而在t=2和t=3选择(F,G),理性投标人A的期望支付是:8+10+5=22;

如果理性投标人A在t=1选择G,则投标人B将在t=2和t=3选择(G,G),理性投标人A的期望支付是:10+5+5=20。

因为22＞20,所以理性投标人A的最优选择是F。

(2)分析投标人B的战略。分别有三种战略(F,F,G)、(G,G,G)和(G,F,G)。给定理性投标人A三个阶段选择(F,G,G),投标人B选择(F,F,G)的期望支付为:

如果投标人B选择(G,G,G),博弈路径如表4所示,期望支付是:10+5+5=20。

因为假定p≥2/3,上述条件满足。

若投标人B选择(G,F,G),博弈路径如表5所示,期望支付是:

因为p≥2/3,上述条件满足。

分析结果:(1)只要投标人A非理性的概率p≥2/3,理性投标人A三阶段选择(F,G,G),投标人B三阶段选择(F,F,G)。表3所示的战略组合是一个精炼贝叶斯均衡。(2)可以进一步证明,如果p≥2/3,对于T＞3,下列战略组合构成一个精炼贝叶斯均衡:理性投标人A在t=1至t=T-2阶段一直选择F(合作),然后在t=T-1和t=T阶段选择选择G(不合作);投标人B在t=1至t=T-1阶段选择F(合作),然后在t=T阶段选择G(不合作)。如果将任何一个投标人选择G的阶段称为非合作阶段,两个投标人都选择F称为合作阶段,那么,有上述精炼贝叶斯均衡的构成就可以看出,只要T≥3,非合作阶段的总数等于2,与T无关。(3)如果假定两个投标人的类型都是私人信息,就是两个投标人都有p＞0的概率是非理性的,则当p大于0,无论多么小,只要博弈重复的次数足够多,合作均衡就会出现。

3 博弈模型结论分析

在建筑市场投标竞争中,两投标人在完全信息重复博弈条件下不可能出现合作行为,而在不完全信息重复博弈条件下有可能出现合作行为。投标人选择诚实投标,就暴露出自己是非合作型的投标人,从而失去长期串谋带来超额收益的可能。因此在博弈开始,投标人有积极性建立一个“好”声誉以换取长远利益。两投标人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中,若每个投标人都具有大于零的概率是非理性的,无论这种概率多么小,只要博弈重复的次数足够大,合作均衡就会出现,并且非合作阶段的数量只与这种概率有关而与博弈重复的次数无关。

4 风险规避策略

4.1 加强信用制度建设,提高失信成本

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信用信息管理平台,根据不同主体分别建立信用系统,以政府为主体的建筑企业信用披露系统;以行业协会和会员单位为基础的信用信息查询系统;以建筑企业自身为主体的自我内控独立信用信息系统。政府监督部门发现建筑企业在招投标过程中出现串谋或挂靠,或在施工过程中出现高价索赔、延误工期等不良行为,需及时到信用信息管理平台进行记录与更新。施工企业发现业主恶意拖欠工程款、管理人员、资金不到位也可以到用信息管理平台进行记录。其次要有针对性的构建建筑市场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将业主、承包商和中介机构按照不同的指标体系构建信用数据库。业主、施工企业中介机构的评价指标需包含企业素质,详细指标为企业规模,管理人员素质、管理水平、经营情况、银行信用等。业主信用评价要素还需包括业主工程款支付情况、决算审计工作进度、业主不良信用记录;承包商的信用评价要素包括合同履约率、管理人员、资金到位率、工程质量、施工安全情况、工期情况、不良行为记录;而对于招标代理机构、监理单位等咨询中介机构的信用评价要素包括工作人员素质、中介合同履约率、不良行为记录。最后要完善建筑行业的诚信激励和失信约束惩罚机制。首先要在法律法规上进一步保障守信获益、失信受罚原则的有效落实。二要通过信用信息管理平台的公示,切实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制的联动机制,让失信者在市场竞争中出于劣势。三要给予诚信经营的建筑企业相应的政策优惠和支持,真正做到奖惩分明。进一步调动建筑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给予诚信经营者以正面强化。政府和相关行业协会要做好优秀诚信企业的宣传工作,这既是对诚信经营者的鼓励,同时也促进了建筑市场竞争有序进行。

4.2 推行招标代理制度与承包商构建重复博弈

要想使投标方重视声誉,看重和招标方的预期合作,变一次博弈为重复博弈,就需要招标方与投标方有多次合作的可能。推行招投标代理制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国际上,通常都是聘请代理机构代为招标,私人项目的建设为了规避由于缺乏经验带来的风险而聘请代理机构代为招标。政府投资项目也常常请代理机构代为招标。在我国,过去多年来建筑市场招标投标的主体以各分散的业主出现,不具备信息优势。招标代理机构是相对固定的招标主体,他们接触大量承包商。积累了大量关于承包商声誉以及承包商实力、资质等相关的信息。因此由招标代理机构代替个别业主选择承包商时,更加有优势。当承包商和数量相对固定的几家招标代理机构进行多次交易时,也会更加在意自身的信誉史。因此招标代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构建重复博弈的推动作用。

摘要：运用不完全重复博弈的KMRW声誉模型来研究建设工程招投标中投标人是如何进行串谋和竞争的,并提出避免串谋出现的解决策略。

关键词：博弈论,声誉模型,串谋,解决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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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章恒全,王锋,张武昌.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下基于博弈分析的投标策略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3(5):595-597.

[4]李莉.完善我国建筑市场信用体系的探讨[J].中国住宅设施,2011,(7):28-29.

事关国家声誉和民生 篇9

劳务输出事关国家声誉、劳工利益和社会稳定。但近年来纠纷不断，乱象纷呈，暴露出管理机制和法制建设不系统、不配套、不完善的状况。要解决这些问题，走出困境，必须从管理和法律两方面入手。厘清法律关系、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维权机制尤为重要。

问题提出 》》》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劳务输出已经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产业。中国对外劳务输出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截止到2011年11月份，正规统计中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39.5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3.8万人，其中承包工程项下派出劳务21.7万人，劳务合作项下派出17.8万人。

在发展过程中，劳务输出的重要性也随之抬升，随之出现的问题也日渐凸显。劳务输出已经成为事关国家声誉、劳工利益和社会稳定的大事。劳务输出对于世界各国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选择。发展中国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劳动力资源过剩、资金和技术相对缺乏，而发展劳务输出则是缓解这一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世界最大的劳务输出大国菲律宾，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在国外打工。相比较而言，我国的涉外劳务输出比重过小。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业务总量与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大国是很不相称的，与亚洲很多劳务输出大国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行业中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制约了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与劳务输出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务输出事业还在起步阶段，总量不大，但出现的问题不可小觑。目前出现的问题，主要在管理和法律两个方面，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需要我们深入探讨，需要我们做更加细致扎实的工作。

我国劳务输出面临的形势

一、外有准入限制门槛和强劲对手

虽然国际劳务合作的发展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趋势，但目前劳务输入国出于保护国民就业和社会秩序等多方面的考虑，均对普通劳务人员的引进在数量或行业领域上施加了严格的限制。对于劳务输出即使最彻底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国家，为了保护其自身利益不受侵害，也不赞成完全自由。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对劳务输入作了种种严格限制。对于劳务输入国来说，外来劳动力资源有利于他们的发展。不过，即使如此，各国还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做出严格的规定。如美国欢迎工程师、厨师和有专长的其他科学技术人员，拒绝没有任何专长的人员，并有配额限制。而加拿大不太欢迎学者、教授、工程师，却比较欢迎有熟练技能的一般工人。

这些限制对以非技术工人为主体的我国劳务人员跨国流动形成了巨大障碍。面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和各国不断提高外劳就业门槛，我国对外劳务输面临更如严峻的考验。

二、内有多头管理体制的混乱

我国的涉外劳务输出的主管部门有商务部、公安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等，但主要管理部门还是商务部。近于交叉的监管体制，难免造成冲突。有时候国外需求方在与我国谈判的时候，往往遇到几个部门协调的问题，导致合同未能签订。政府部门的职能交叉、管理体制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境外就业的发展。一旦合法劳务输出渠道无力，就会导致地下劳务输出猖獗，映衬出中国海外劳务输出存在体制障碍。

回看近年来频频报道的中国劳工海外遭遇，暴露了这一问题。再加上目前为止，我国涉外劳务输出没有统一的立法，导致政府主管部门管理和调整涉外劳务输出法律依据不足，处理涉外劳务纠纷时适用法律困难。对外劳务输出法律的缺位还导致政府各部门依据部门规章管理外派劳务业务，使多头管理问题日趋严重。一直以来，商务部负责对外劳务输出业务的归口管理，并形成了以《对外劳务输出经营资格管理办法》为代表的管理体系。但近年来，其他部委也开始进行外派劳务企业资格审批和市场管理工作，还有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及其挂靠机构办理外派劳务工作。这种多头行政许可，多头对外的格局，造成了部门之间的矛盾，妨碍了贯彻政策的一致性和对海外劳务市场的统一管理，影响了市场秩序，浪费了资源，不利于我国涉外劳务输出的统筹规划。

三、自身结构不合理，高级劳务人才储备不足

从结构上看，在我国潜在劳务输出人员当中，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下岗工人，技术含量低，外语水平低、对外交往能力差，绝大多数人只能从事非技术性工作，而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比例很低。从国际比较的情况来看情形更加严重，如在计算机软件服务领域，中国所占市场份额仅为世界市场的l‰。由于我国高级劳务人员比例少，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并屡屡错失市场机遇，面对强劲的市场需求，却无合格的人可派。如目前全球有300万的护士需求量，但中国每年派出的护士和护理人员人数却很少。美国相关机构曾提出要在中国招20万名护士，但我国却因为能通过考试的人很少而难以派出。此外计算机技术、设计监理、经营管理、高级海员等行业的人才储备不足，对外劳务输出的基地建设亟待完善和提高。

我国涉外劳工权益极易受到侵害

我国劳务合作的基本程序是：(1)外派企业与境外雇主签订外派劳务合作合同，该合同必须得到主管机关的批准。有的项目、国别需要上级批准立项。 (2)在国内招聘劳务人员，体检、面试、培训，外派企业与外派劳务人员签订劳务合同。(3)办理护照，然后将境外雇主的入境许可连同护照送到相应的国家驻中国使、领馆签证。(4)获得签证后劳务人员即可出境赴劳工输入国(地)打工。(5)合同期限届满即可回国。

在签订外派劳务合作合同——招聘——培训——签订劳务合同——办理出国手续——在境外从事劳务——回国的各个环节中，外派劳务人员的权益都容易受到损害。

在境外雇主签订劳务合作合同阶段，有的外派企业没有经过深入的调查论证，盲目同境外雇主签约，致使劳务人员派出后无可劳务，滞留在外。在招聘过程中，劳务人员要按外企的规定交纳报名费、体检费、面试费等各种各样的费用，面对外派企业的变相收费，外派劳务人员无力抵制。在培训阶段，一些培训中心存在变相卖证及培训走过场的现象。在签订劳务合同阶段，都是外派企业与境外雇主签好外派劳务合同后，再按该合同规定的条款与外派劳务人员的真实意愿；再者，大多数外派企业与外派劳务人员签订的劳务合同采用的都是格式合同，不允许外派劳务人员改动。

外派劳务人员对国家有关外派劳务管理法律、政策不了解(如收费的规定、权益保护的规定)，对合同中规定的应按劳务输入国(地)法律享有的工时、工资、劳动条件、劳动保障等规定根本不知道，因考虑将来的经济利益，只得全盘接受合同条款，没有选择的余地。

外派劳务人员在境外从事劳务过程中，很容易受到雇主的盘剥或不公正待遇，有的甚至危及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回国后，存在着外派企业不能及时有效地返还外派劳务人员出国前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及其他物质抵押等现象。

当涉外劳工权益受侵害后，往往由于不懂法律，找不到有效的维权途径，致使劳民伤财。更有甚者，有些具有劳务外派资质的企业，既不承认与劳务人员的外派劳务关系，又不承认劳动关系，致使劳动者无处维权。

图片上的这些人曾赴罗马尼亚从事劳务输出工作。2008年，来自江苏海安、盐城、泰州等地的83名务工人员经江苏国际技术合同公司等机构的介绍远赴罗马尼亚。不料，因受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他们不得不提前归国。回来后他们想要回出国前所付的141万元中介费，此事经国内外媒体报道，中央领导批示，经过法院九个月的艰苦调解他们才如愿以偿。（图/CFP）

声誉模型 篇10

关键词：武器装备承制商,重复博弈,声誉机制,信用评价

作为装备采办主体,军方和武器装备承制商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代理方承制商对武器装备生产的实际发生成本、自身生产保障能力、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和行为偏好等方面信息的掌握远比委托方军队所掌握的要多。武器装备承制商利用军方无法直接观测其行为的信息优势和环境变量的不确定性做出有利于自身效用最大化但违背军方意愿的失信行为[1],造成武器装备采办“拖、降、涨”的严重后果。

目前,武器装备市场内的承制商数量有限,呈现不完全竞争局面,武器装备研发生产成本巨大。为了减少承制商的失信行为,促使承制商主动采取对军方有利的行为,军方往往设计激励合同提高承制商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但承制商失信行为降低的成本以及由此获得的利润有可能大于军方给予的激励利润。从长远角度看装备采办是动态重复博弈的过程,承制商的代理结果可以通过历史行为被军方观测到,军方下一阶段的博弈选择依赖承制商上一阶段的行为,双方的战略空间远远大于和复杂在于每一阶段博弈中的战略空间,从而会带来一些在单次博弈中不会出现的均衡结果。当承制商的长期收益取决于军方对其信任程度即承制商所累积的声誉时,承制商就会积极地建立好声誉以获取更多与军方合作的机会,得到长远利益,形成的声誉机制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承制商的失信行为。通过信用评价手段将承制商行为过程直观化、数据化,可以有效地揭示更多信息,约束和监督承制商行为,促使承制商主动提高自己的声誉以增加未来价值,达到长期治理武器装备承制商失信行为的目的。

1 武器装备承制商失信行为的原因分析

1.1 委托代理双方博弈的重复次数不够

经济学家克瑞普在“连锁店悖论”中指出,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有限次重复博弈问题不会促进参与人合作行为。只有在多次连续博弈中才可以产生声誉效应,形成声誉机制并对行为人产生约束力[2]。由此可见博弈重复的次数越多,承制商建立声誉的积极性就越高。尽管装备体制改革后武器装备市场的竞争性有所提高,合作行为不止发生一次。但在采办实际过程中,武器装备的专用性使得某一承制商通过竞争手段取得合同后就处于绝对垄断的地位,与其竞争的承制商寥寥无几,同时采办时间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装备的替代性差,容易使委托方长期依赖于该承制商。因此军方与承制商之间博弈次数十分有限,与建立声誉相比失信行为带来的收益更大。

1.2 博弈过程的信息完备性不足

除了博弈的重复次数,博弈信息的完备性也是影响重复博弈均衡结果的主要因素[3]。在博弈过程中,博弈双方的信息不可能完全被揭示,信息完备性越强,承制商的失信行为就越能够及时被军方观测到。委托代理模式是造成双方博弈信息不对称的根本原因。军方出于节省资金考虑不可能付出巨额成本获取承制商信息,承制商也会最大限度地向军方隐瞒信息以保证自身收益。军方由于保密等原因也会保留一些信息不提供给承制商。因此信息完备性不足导致承制商的失信行为不能及时被军方发现,声誉机制也就不能对承制商形成制约。

1.3 监督惩罚机制不健全

在我军武器装备承制商选择机制和承制商信用评价机制不健全环境下,仅靠声誉效应很难促进双方的合作,必须结合监督惩罚机制以提高合作水平[4]。但目前我军的监督手段多以行政为主,司法监督、经济监督和第三方独立设计监督等手段比较薄弱,从研发到产出的时间过长,没有足够的有效数据作为监督依据,监督过程流于形式,现行合同制度对承制商约束力不强,没有落实应该承担的责任。承制商的垄断地位使军方不能真正按照法律合同对违约承制商进行惩罚。脱离了监督和惩罚机制的重复博弈无法形成有约束力的声誉效应,发生失信行为不会付出更多的成本但却可以产生超额利润。

2 重复博弈形成声誉效应机理

重复博弈是同样结构的博弈重复多次,每次博弈称为“阶段博弈”,前一段的博弈不改变后一段博弈的结构,之前的博弈过程可以被所有参与人观测到,参与人的总支付是所有阶段博弈支付的贴现值之和或加权平均值[5]。重复博弈可使参与人权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并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由此形成声誉效应。以法玛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动态博弈理论引入委托代理关系的研究中,论证了在多次重复代理关系情况下,竞争、声誉等隐性激励机制能够发挥激励代理人的作用。霍姆斯特姆将法玛的思想模型化,建立了声誉激励模型。

假设在单次博弈开始委托方A选择信任代理方B,B选择诚实,双方的收益分别为x1>0,x2>0。如果A信任B,B选择欺骗,则A收益为y1y1<<0<,B收益为y2y<2>x2<。显然B的最优选择是违约,作为先行动的A在B可能违约的状态下最优选择是不信任。如果双方没有合同约束,这个结果就是唯一自我执行的博弈结果,双方不会为了集体利益而有所奉献,相反会不遗余力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是重复博弈下的声誉机制。长期的委托代理关系会对人们行为选择产生影响,眼前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现时收益意味着未来交易机会的损失,最终结果在这二者之间权衡。

在单次博弈收益基础上考虑无限次博弈情况。假设A和B时间贴现因子α0<<α<1<相同。如果双方相互信任,那么他们的总贴现收益为:

如果B在第i次博弈时开始欺骗A,A终止与B的合作,那么他们的总贴现收益调整为:

通过不断博弈可以看出,从利益的角度讲,A选择继续交易要比终止交易更好,当A做出继续交易的选择时为了使B不欺骗A,只要让B欺骗的收益不高于不欺骗的收益,即下面等式成立:

式(5)的成立取决于博弈相关参数的取值,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贴现因子α,除了货币形式的未来贴现率,还可以表示为继续博弈的概率或者博弈双方的耐心程度。因此,当α高于某一临界值,使得B从失信行为中得到的收益小于由此丧失的未来收益的现值时,B就有信守承诺,建立声誉的激励,合约无需第三方的验证与监督就可能自我实施。声誉的建立和维持成为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确保交易顺利进行的一种保障机制。重复博弈形成的声誉效应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完备的市场机制,假设:交易是重复进行的且竞争充分;不诚实信息可以被及时传播;对违规的严厉惩罚[6]。

3 减少武器装备承制商失信行为的声誉激励模型

在重复博弈理论中,理性参与人是指机会主义者或者非合作参与人及其行为的简化概括,非理性参与人是不同于我们熟悉的行为方式的另一类参与人的概括,是讲信誉重义气或合作类型的参与人。非理性参与人并不是不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是他具有特殊的效用函数[7]。武器装备采办的重复博弈过程基本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条件1:从武器装备建设的长远利益考虑,军方是讲义气重信誉的非理性委托方,采取针锋相对战略,对承制商上一阶段的道德风险行为实施惩罚,使其回到正常的合作轨道,不会影响双方的继续合作。

条件2:假设有两个以上的某型装备承制商,军方选择一个承制商签订合同,承制商是非理性的概率为i,理性的概率为1-i。理性的承制商自然选择战略,非理性的选择针锋相对战略。

条件3:博弈时承制商知道自己的行为,军方只知道承制商的行为概率。第一阶段博弈结束后根据观测结果进行第二阶段博弈,再根据第二阶段博弈结果进行第三阶段博弈,以此类推。从博弈开始到结束这段时间内的贴现因子设为α=0,即资金的价值不变。

根据以上三个条件建立承制商声誉激励模型。设承制商发生失信行为是Ud,不发生失信行为是Uh;军方对承制商的惩罚或不合作为Vp,对承制商的奖励或合作为Ve;承制商的行为产出为OU,承制商的行为成本为CU;军方对承制商的策略为TV,则每一阶段装备采办给军方和承制商带来的效用分别为Ba和Bs:

O(U)是U的增函数,C(U)是U的增函数。双方阶段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考虑博弈进行二个阶段的情况。在第一阶段,根据军方特点,军方会选择Ve,非理性承制商选择Uh,理性承制商在第一个阶段通常不会选择Ud,否则就暴露了它是理性的本质,失去跟军方在第二阶段的合作。在第二阶段,军方根据前一阶段承制商的行为选择Ve,非理性承制商因为军方第一阶段的选择而继续选择Uh,理性承制商则考虑是最后一个博弈阶段,不会顾及当前的选择对军方在下一阶段的影响,因此它的最优选择是Ud。因此博弈结束后军方的期望效用是:

考虑博弈重复T次的情况。当博弈进行有限T次,双方为了获得下一次的收益,在T-1阶段均能取得合作。只有在最后一个阶段,理性承制商才会暴露本质选择Ud。军方和非理性承制商仍然选择合作,双方的期望效用分别为:

当T→∞时表明博弈次数足够多,参与人有足够的耐心,那么双方的期望效用可以近似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承制商与军方初次合作时为了建立军方的信任,可以忍受守信带来的较低收益以便获得未来和军方长期合作,短期的低收益能够换取长期更多的收益促使不管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承制商,都会选择合作。有限次数的博弈在第T阶段之前,双方选择合作的阶段数量与i无关,只与T有关,i仅仅影响双方的期望效用值并且与Ba和Bs正相关,T-1阶段之前的努力都大于单期合作时的努力程度。只有在最后博弈阶段,理性承制商才会把过去建立的声誉用尽,获取最后一次短期高收益。当T→∞时:

即在无限次的重复博弈中,双方合作与i无关。不论i多么小,只要重复次数足够多,合作局面一直存在。

4 建立信用评价体制确保声誉机制发挥作用

在武器装备市场中,声誉机制激励承制商从长远利益考虑选择与军方合作并自觉遵守合同。所以声誉机制在装备采办过程中对承制商行为是有重要影响的。为了使声誉机制顺利实施,根据声誉效用发挥前提条件建立信用评价体制,以保证声誉机制更好地减少承制商失信行为。

4.1 增加博弈次数,提高竞争意识

由于采办项目的每个决策点都必须经过决策者审批同意后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因此在决策点对承制商进行信用评价,可以很好把握承制商上一阶段的努力程度,根据结果调整采办策略,增加双方的博弈次数,博弈次数越多承制商对长期利益就越重视,树立良好声誉的积极性就越大。合作局面的存在是建立在无限次博弈的基础上,但在实际采办中博弈次数不可能无限次出现,最后一次博弈就意味着合作结束。信用评价将承制商与军方合作的整个过程转化为直观数据,促使承制商认为虽然当前项目结束,但由于它面对的买方只有一个,而卖方却不止它一个。为了能获取下一次合作机会,哪怕是项目的最后阶段,也必须选择诚实,这样才有资格与其它承制商竞争,提高了承制商的竞争意识。

4.2 加大信息揭示力度

通过军方与承制商的不断博弈和对承制商行为的连续信用评价,军方对承制商研发生产情况了解加深,更多相关信息得到揭示,承制商选择机会主义行为就能够及时被军方发现并受到惩罚,使他为了获取短期收益而丧失长期收益。信用评价不仅可以揭示承制商过去的行为信息,还可以通过评价方法揭示承制商行为信息的规律,帮助军方预测承制商未来行为的发展动向。信用评价结果所体现出的承制商声誉等级优劣的信息在武器装备市场甚至全社会披露,为军方对承制商的监督和激励提供依据,从而增强承制商的声誉意识。

4.3 完善监督惩罚机制

运用信用评价不仅对承制商进行短时有效的监督管理,更重要地是将承制商的行为记录在案并串联起来,成为“秋后算账”的依据,使之成为长期有效的监督管理资源,激励约束承制商按合同约定从业,循序渐进地正确引导其树立声誉意识,加强自律自觉行为,降低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信用评价结果的公示可以让更多承制商了解彼此的信用状态,形成相互监督的局面,也促使军方在承制商发生严重道德风险时,为了给其它承制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就必须对承制商进行相关的惩罚。合同双方在诚实、信任的基础上充分合作,在合同履行中形成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和合作氛围,这样才会减少失信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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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维迎,柯荣住.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5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