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金融犯罪（共10篇）
网络金融犯罪 篇1
摘要：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大背景下, 面对目前金融领域网络犯罪易发多发的态势, 笔者试图通过对近几年发生的若干金融网络犯罪案例中反映出的该类犯罪行为的动向分析, 提出有关应对构想, 力求实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刑法目的, 更好发挥法治工作对金融中心建设的服务保障作用。
关键词：金融,网络犯罪,应对
2009年3月25日, 国务院决定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网络作为交易、交流的平台, 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得到空前的发展, 然而相关统计显示“2014年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各类互联网犯罪案15.7万起,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7.3万人, 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9.03%和8.33%” (1) 。
一、金融网络犯罪案例介绍
当代网络技术的发展速度“一日千里”, 针对金融领域的网络犯罪手法也在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案例一:南宁的林先生发现银行卡里少了23万元, 后查明是犯罪嫌疑人通过伪造克隆卡, 利用被注销了电话号码的转账电话和改号软件, 使用更改主叫电话号码的方法, 使本已失效的转账电话能够正常使用, 在短时间内将卡里的资金迅速转出。案例二:在网上有人直接低价出售“专用账户”, 45元人民币可以购买30美元的账户, 140元人民币则可购买100美元的账户;据介绍, 这类“黑卡”一般有两个来源, 一是国外不法分子利用假身份或他人身份申请信用卡后, 捆绑多个“苹果”账号, 利用信用卡体系漏洞恶意透支, 为这些账号充值后销售;二是直接盗取绑定信用卡信息的账号。
二、金融网络犯罪动向分析
金融网络犯罪是计算机犯罪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具体指在金融电子化环境下的银行、证券、期货、保险、投资公司等金融业及其相关行业领域内, 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侵害正常交易秩序、管理秩序、公私财产权利, 危害金融安全的刑事违法行为。其近来表现出的犯罪行为动向具有如下几方面特征:
(一) 犯罪手法的综合性。
从上述案例所涉犯罪手法不难看出, 当前金融网络犯罪的实施已改变过去使用单一技术的做法, 采用的技术手段更加综合化、复杂化、专业化, 逐渐产生新型的智能化犯罪。
(二) 犯罪技术的隐蔽性。
由于实施此类犯罪的人员一般学历较高或掌握一定技术, 反侦查、反抓捕的意识和能力较强, 给司法机关及时调查取证和指控犯罪带来相当难度, 犯罪行为一般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追究, 犯罪的隐蔽性较强。
(三) 犯罪危害的严重性。
随着我国金融产业体量的不断扩大, 金融领域近年来因网络犯罪造成涉案金额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更为严重的是金融网络犯罪损害了我国金融行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形象, 对进一步吸引外资、发展经济、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产生不利影响。
三、金融网络犯罪应对构想
(一) 加强金融网络犯罪法律制度建设, 规范社会网络行为。
我国刑法对于网络犯罪规定了4项罪名 (2) , 与《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同, 对网络犯罪行为认定及其处置办法加以规定, 但是对网络犯罪的侦查和证据采集、对不同类型网络犯罪行为的区分和惩处措施还不够细化。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立法工作中应针对不同网络犯罪类型, 制定更为具体、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规定, 对于侦查主体、证据固定等细节事项规定更为统一、明确。
(二) 加强金融网络犯罪执法能力建设, 及时有效打击犯罪。
金融网络犯罪行为实施的依托是信息技术。笔者认为应逐步建立专业化的技术执法队伍, 借鉴公安机关已建立网络监管专门机构的做法, 在司法、检察、审判等执法部门中也逐步推进建立专门办理网络犯罪案件的专门机构、培养专门业务人才, 加强对金融网络犯罪的认定、审查、审判业务技能, 提高打击网络犯罪所需的查找证据、固定证据、审查证据、运用证据的能力, 提高办案效率、提升办案质量, 优化打击犯罪的工作效果, 及时有效打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
(三) 加强金融网络犯罪协调机制建设, 部门联动形成合力。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条的规定对公检法三部门的办案权力进行分解和制衡的同时, 也指出“三部门”在办案过程中是一个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办案整体。笔者认为在针对金融网络犯罪行为的查处中, 公、检、法等办案部门为提高打击犯罪的速度和精度, 对新发现的、影响较大的、有普遍代表意义的案件, 应加强办案机关之间和部门内部之间的联系、沟通。
(四) 加强金融网络犯罪综合治理建设, “借力”增强执法能力。
金融网络犯罪的专业性、技术性、隐蔽性、破坏性很强, 单单依靠办案单位的力量, 在部分新型案件和特殊取证环节上尚有诸多困难难以克服, 或即使想尽办法克服了困难所付出的执法成本也比较高。笔者建议探索鼓励引导办案部门借助相关社会机构的力量如金融机构、技术企业、科研院校等, 开展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方面的合作。邀请相关机构为办案部门讲解专业知识, 如金融知识、网络技术知识等, 丰富查办案件亟须的专业知识和获得所需技术帮助, 增强办案的理论和实践水平。
注释
11腾讯研究院.中国互联网犯罪形势及趋势分析报告 (2014) [EB/OL].http://www.tisi.org/Article/lists/id/3860.html, 2015-8-31.
22 “4项罪名”包括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
我国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问题研究 篇2
关键词：金融犯罪；形势政策；问题研究
一、我国金融犯罪刑事政策的研究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形势较为乐观。加之中央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高度重视，使得民间资本有了迅速膨胀的空间。这种膨胀确实在整体国民经济的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导致了相关法律政策进一步暴露出了滞后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一系列刑事金融犯罪案件进入了一个高发阶段。这一时期我国立法对种种新的状况还欠缺详细规定，原有的定罪量刑标准在某些方面也不能完全地适应当前开放的大环境。2012年的吴英案是近年来我国因非法集资而引发社会关注的典型金融犯罪案件。该案几经波则，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这一终审判决引发了人们对我国金融犯罪相关刑事政策的深思。
二、我国金融犯罪刑事政策的发展演变
建国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法律、法规、文件。1951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和其他一些财政经济规定，将伪造国家货币行为定为犯罪，对金融犯罪开始设置死刑。1979年刑法并未规定专门的金融犯罪章节，而是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一章中笼统规定了若干含金融因素的罪名，在刑罚配置上，均没有设置死刑，但增设了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等附加刑。20世纪80年代由于社会转型等复杂原因，经济违法犯罪日渐增多，社会经济秩序受到冲击和破坏。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增加了套汇罪，加重了对走私、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犯罪的刑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20世纪90年代。金融犯罪呈现多发频发态势，国家先后出台“四法一决定”，金融法律体系得以建立，行政金融与刑事金融一体化的监管格局初见成效。1997年《刑法》出台之后，国家主要是通过发布刑法修正案的方式调整、增加、修改金融罪名。从国外刑法看，世界上许多国家对金融犯罪一般不作死刑规定，甚至不判处终身监禁，刑罚特点是重罚金、轻监禁。生命权高于财产权，这是一种全世界通行的普世现代价值取向。
三、完善我国金融犯罪刑事政策的现实意义
1.完善我国金融犯罪刑事政策有助于完善金融法制体系建设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进步，我国金融迅速发展。伴随经济高速运行的是金融市场不断出现新的事物，但由于我国目前的金融立法相对滞后，一些新的金融活动形式尚无法可依，金融法规不全面。金融市场发展与金融创新日新月异，但刑法却要保持相对稳定。一旦金融法规不全面或与刑事法衔接不紧密，就必然导致金融刑事立法的滞后性，从而影响打击金融犯罪的效果。研究我国金融刑事政策，有利于一方面通过调查发现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另一方面探索解决问题的现实方式和立法方面的长远之策。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行，经济秩序是根本，保障我国金融秩序的健康发展，更是重中之重。
2.完善我国金融犯罪刑事政策助力金融机构监管机制的改革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尚存在着诸多问题，并对我国的金融秩序的平稳运行产生了不良影响，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管存在漏洞，容易诱发犯罪。近年来频发的贷款诈骗、票据诈骗很多都是金融机构内部工作人员所为，他们不仅掌握丰富的内部信息，而且具备实施犯罪的有利时机。其二，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对金融秩序的有效运行带来冲击，尤其是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出台之际，容易引发秩序混乱。比如近年来各种网络理财产品蜂拥而上，而工商部门却由于立法缺失而束手无策。因此，要防治金融犯罪，除了完善法律体系，更要建立政府监管，市场约束与行业自律监管机制，在立法滞后的现实困境下，完善我国金融犯罪形势政策势在必行。
3.完善我国金融犯罪刑事政策引导投资和融资渠道的创新
尽管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成，但是从长远来看，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投资、融资渠道单一，社会资金供需矛盾较为突出。如何协调处理好经济发展的紧迫性和立法制定的相对滞后性，同时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保障国家的金融秩序的平稳运行，如何通过金融政策的制定，倡导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构筑民间融资平台，通过对民间融资的主体资格、资金投向、融资方式、利率浮动范围、风险纠纷的处理及收益的税收调节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将民间融资纳入正式制度范畴之内，是当前尽快完善我国金融刑事犯罪政策的必须选择。
四、结语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金融产品形式不断出现，新的金融运作方式应运而生，也带来了一些金融犯罪案件在定罪和量刑方面的新的难题；与此同时，人们对我国金融秩序的关注也在持续升温。对我国金融犯罪方面的刑事政策进行初步的分析，并提出具有科学性，可行性的看法和建议，帮助群众更好的认知金融犯罪，推动相关刑事政策的发展与完善，并为社会提供合理有效的金融犯罪预防方案，是保证我国金融秩序有效运行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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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皇甫庆彤（1994.06～），女，天津市静海县人，本科，江苏大学文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
网络金融犯罪 篇3
网络金融的核心环节是网络银行的开发应用。网络银行, 是指在银行与客户间, 通过Internet连线传输金融信息与交易, 并运用新科技或新产品, 如手机、个人电脑、自动取款机等工具, 以人性化界面服务, 缩短银行与客户间的距离, 并同时达到大幅提高作业效率的目的。近年来, 随着网络的蓬勃发展, 金融机构也各自发展出各种网络金融服务产品。“使用网络金融交易”以其简便、省时、快速、灵活的特点发展迅速, 然而其安全性问题却同样令人担心。当前, 新类型的金融犯罪层出不穷, 手段多样。本文就以金融犯罪中较具代表性的罪种为例, 介绍利用计算机和网络对金融机构进行侵害的新的犯罪类型。目前针对计算机和网络犯罪有很多种类, 本文主要指以计算机和网络为工具实施的金融犯罪: (1) 非法进入银行计算机网络系统盗取银行资金或对计算机系统造成损害。 (2) 截获银行和客户之间交流的信息, 直接非法划拨, 硬性上账。银行与客户之间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交流, 在交流的过程中, 可能包含着一些秘密的信息, 如客户的信用卡账号。犯罪分子利用计算机截取这些信息后就能进行犯罪行为。 (3) 伪造或变造金融凭证, 实施经济犯罪。利用计算机伪造或修改存折、对账单等金融凭证实施金融诈骗已经成为新的犯罪趋势。利用计算机变造的金融凭证仿真程度高, 在柜台交易时不易被发现。
同传统的犯罪相比, 网络金融犯罪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网络金融犯罪具有一定的智能性。网络金融犯罪具有明显的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犯罪的特点, 是当代高新技术发展中伴随而来的新型犯罪。犯罪行为人只有掌握了相关的网络技术知识和技能才能实施这一类犯罪。二是犯罪手段的多样化。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 涌现出了大量新式的网络技术, 其为网络金融犯罪分子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实施犯罪的工具。在进行网络金融犯罪行为时, 除了传统上较为常见的直接入侵相应的金融体系进行金融诈骗之外。基于电子化金融技术发展, 犯罪分子又陆续想出了一些较为新式的犯罪手法, 如进行搭线窃听方法。三是犯罪成本低, 收益高, 破坏性强。这是从网络金融犯罪的主体意识角度所分析的特点。任何犯罪主体在实施犯罪时都要考虑, 犯罪的“投入”、“产出”和风险性, 都想以最小的投入、最低的风险来获取收益最大化。而网络金融犯罪和其他犯罪相比, 则可以相对地说是简单迅捷、风险很低、“收益”颇丰的一类犯罪。
二、网络金融中违法犯罪行为的防范措施
(一) 网络金融用户的防范措施
如何自我保护使用网络金融交易, 除了政府、银行提供的防护, 更重要的是用户自我良好的习惯, 这需要综合从个人用户及企业用户出发, 做好如下几点内容。
就企业用户而言, 应强化企业自律伦理, 提高其社会责任。网络金融市场的健全与否, 影响金融秩序, 其中涉及两大关键:金融业与企业界, 前者的健康程度涉及网络金融市场的正常维持;后者涉及企业界自金融体系取得资金的思维与运用, 两者均与企业伦理与可持续经营思维大有关联。因此, 预防网络金融犯罪, 应建立公司内部、外部治理机制, 强化自制自律, 落实企业社会责任。随着大型企业日益增多, 各类违法、不法或犯罪的行为层出不穷, 社会大众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越来越重视, 期待大企业决策者在处理关系社会多数人利益或多数人所企望的事务时, 应舍弃、缩紧营利的意图, 以满足多数人的期望。换而言之, 企业除应遵循法律行事, 也当实践企业的社会责任, 包括伦理责任与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大众对企业在道德、伦理与法律方面的期待水平, 是道德与诚信的基础, 结合生产、营销、研发、投资、财务管理等营运行为, 增强企业实力, 协助社会正面发展。
就个人用户而言, 一是设定密码时提高警觉。不要使用身份证号码、生日、电话号码或具规则性排列等容易被猜中的英文字串或数字作为密码, 并且要妥善保管, 切勿使用在其他网络服务的账户名称及密码, 例如电子邮件或网络通讯工具, 以免被犯罪分子猜中。二是切勿向任何人透漏或写下您的密码。客户本人应该是唯一知道网络金融工具密码的人。确保自己的密码, 避免书写于实体卡片上, 切勿向任何人透露。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银行、政府机关不会询问用户的密码, 若遇到该情况, 请拨打24小时客服专线。三是妥善保管交易明细表。只要通过网络银行或网络ATM进行任何的网络金融交易动作, 如:转账、付费等交易, 应保存最后执行动作的资料或予以记录, 如发现异常交易或账务差错, 立即与银行联系, 出示网络记录, 避免造成损失。四是远离来源不明的电子邮件。用户也许会收到像是好友或是公司的电子邮件, 但是事实上有些伪造的电子邮件很有可能会让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下载病毒程序或是木马程序, 或是将用户引导到一个伪造的银行网站, 因此切勿阅读与打开不明电子邮件的附件档案。五是务必签退及取出卡片、凭证。为了预防用户离开电脑过久, 以至遭他人窃用, 若离开网络金融环境, 用户有必要进行签退, 并关闭浏览器及取出卡片或凭证, 以保障自身的权益及账户安全。通常情况下, 网络金融环境在超过十分钟未做任何交易时, 会自动执行签退服务。
(二) 司法机关的防范措施
第一, 密切注意新型网络金融犯罪, 增强金融犯罪危害性。网络金融犯罪因属高度智慧型犯罪, 犯罪者的心思细密, 所用手法多层, 配合网络科技, 犯罪的模式日新月异, 司法机关必须随时注意发展金融趋势, 掌握状况, 密切注意网络金融盲点与可能发生的弊端, 防范未然。尤其是跨国企业常寻找低成本区域或国家, 设立公司, 有意遮掩其不法行为, 进行脱法的投资或洗钱行为, 将所得保!在国外, 形成主管机关监理的困难, 应采取有效对策。目前, 网络金融犯罪案件逐步走向重大, 对金融秩序影响深远, 每次这类案件发生, 因为非受害者没有受害的痛苦与历经伤害感, 直接关系也相对遥远, 显现出对网络金融犯罪的反感常仅是短暂性的特征。另外, 公安、检察机关侦办案件, 受限于侦查不公开原则, 对于腐蚀社会经济基石的网络金融犯罪案件, 不能任意将案件公布于社会, 但对于民众的认知需求, 应当适度批露, 使社会大众知悉;在审理中, 法院除秘密审理外, 也可通过新闻稿向大众说明案件审理情形, 开放供媒体采访。
第二, 增加犯罪者风险成本, 提高定罪率。一是提高犯罪难度。增加一般罪犯作案的难度, 让犯罪不易产生, 是防止一般犯罪的对策之一。对网络金融犯罪而言, 也应有此思维, 例如征信作业扎实, 审查阶段严格, 追踪稽查严密等, 将会使有意犯罪者, 慎重评估其得手可能性, 当其发现犯罪难度高及舞弊困难度高时, 则其犯罪动机会降低。二是提高成案率。最好的刑事政策, 在于提高破案率。就网络金融犯罪的分析, 当被逮捕、侦办与制裁处罚较低时, 其犯罪的目的易达到而风险不高, 这类犯罪可能性会提高, 因而提高犯罪风险, 可以减阻金融犯罪行为, 而且降低罪犯的吸引力。最好的方法是将定罪率加倍, 而非将刑期加倍, 而且从侦破的原因来看, 常是从无关案件慢慢发展, 成为社会关注的大案, 因此潜伏在金融机构内部的金融犯罪需要设法查办, 使犯罪者无法侥幸逃脱刑责。其方法应由金融机构严格督导, 主管机关加强治理, 配合司法机关有效清查不法舞弊案件, 当内部稽查人员发现有不寻常情况, 需尽快陈报上级处理。三是落实法律处罚。法律规范处罚重不如完全落实罚则。当前金融犯罪的刑事法律多且周密, 所定的刑奇重, 但一般人不易感受金融犯罪行为人真正入监执刑的情况, 其原因与犯罪的成立与判处重刑较少有关, 今后检查机关应当贯彻职责, 积极侦破, 法院应依法审判, 从重处罚, 提高定罪率。
第三, 充实办案专业知识能力, 提升侦审效能。网络金融犯罪案件, 具有隐匿性、抽象性、复杂性, 而且金额庞大, 常运用人头账户犯罪, 侦办不易, 所有参与办理相关案件的检察官必须拥有相当金融专业知能, 方能单点或多面突破, 追查出犯罪事实全貌, 将犯罪者一网打尽, 有效达到一般人不敢触犯法禁的目的。为使检察官在侦办网络金融犯罪案件中做到胸有成竹、侦办有方, 必须充实其学能, 侦办重大金融案件的检察官需持有专业证照。为此, 司法机构应研究制订出相应的专业课程, 由检察官等逐级接受研习培训, 以利办案。
摘要：金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其安全、秩序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发达、社会安全及国家竞争力。面对网络金融犯罪案件日益增多, 犯罪规模逐步扩大, 破坏社会经济也日益严重, 需深入探究这类犯罪的特点, 并给出有效的防范举措。
关键词：网络金融,违法犯罪,特点,防范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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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金融产品与贿赂犯罪 篇4
关键词：结构化金融产品 投资机会 贿赂犯罪
我国从2013年开始债市反腐，随着调查的深入，金融服务领域的腐败行为开始展露并渐渐走进公众视野，其涉及数额之大，范围之广令人震惊。2014年9月18日，因一起由银河证券发起设立的结构化信托产品，警方以滥用职权和职务侵占罪刑拘银河证券固定总监代某。2015年9月22日，陈君（化名）、叶某、胡某、孙某、候某等9人因债券市场腐败窝案被提起公诉。从庭审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出，这9位专业人员通过金融产品进行了职务侵占和利益输送的违法交易，而为其打开职务侵占、利益输送开端的又是一起结构化理财产品——银行结构化金融产品。那么，从刑法学的角度，提供结构化金融产品的投资机会是否能够构成刑法上的行贿罪或者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接受投资机会是否能够构成受贿罪或者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目前贿赂的范围是否能够扩大到投资机会？这是当前亟待解答的问题。
一、结构化金融产品的界定
[基本案情]2010年5月24日，东莞银行“玉兰金融”价值成长系列之债券5号（简称“玉兰五号”）的金融产品设立，期限一年。“玉兰五号”是一款结构化金融产品。具体到产品结构，根据权益分配的顺序、承担风险大小、收益不同，分为优先级和次级，优先级承担风险小、收益低，次级部分风险大、收益高。按照宏源证券内部业务分工，此类金融产品由券商资产管理部门负责发起和创设，债券销售交易部负责债券自营业务和分销业务，公司内部两项业务有严格防火墙制度。2010年11月3日，玉兰五号金融产品提前结束。
“玉兰五号”总募集金额3亿元，优先部分2.7亿元，次级部分0.3亿元。优先部分由齐鲁银行和甘肃农村信用合作社金融结算中心认购，分别认购1.9亿元、0.8亿元。宏源证券陈君、叶某、胡某、周某以及公司员工近20人，东莞银行邓某、汤某、黄某，甘肃农村信用合作社金融结算中心主任宋宇，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谷某等，分别以妻子、子女、父母等亲属的名义认购了次级份额。
为提升整个产品收益水平，陈君选择将其管理的债券自营账户和金融账户的债券卖出、买入，通过“过券”、“代持”等手段规避关联交易，以此将宏源证券自营账户的利益输送到金融账户。陈君通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部向“玉兰五号”发送投资建议书93份，涉及债券18只，交易160余笔，约50家金融机构提供了“过券”、“代持”业务。“玉兰五号”实际发行164天，通过上述操控债券交易，“玉兰五号”获利6872.52万元，造成宏源证券利益损失超过6000万元，不到半年时间，次级部分收益率达到205%。
“玉兰五号”成功操作之后，“玉兰六号”很快设立，发行规模4.4亿元，优先、次级比例为10∶1，优先级分别由兴业银行、湛江市商业银行认购，次级仍由陈君分配认购。产品存续期为一年，次级部分收益达到46%。
此后，在陈君策划下，宏源证券北京资产管理公司与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设立“丰实融信6号”、“丰实融信8号”结构化信托产品，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设立“汇鑫3号”结构化信托产品，三款产品分别募集资金3亿元、4.4亿元、3亿元，到期后次级部分收益率分别达74%、99%、97%。
上述五款金融、信托产品存续期内，共计发生180笔定向交易，让渡宏源证券利益资源交易62笔，输送利益2241万元。其中陈君获利4982万元、胡某获利252万元、周某获利37万元。共计造成宏源证券损失超过1亿元。
宋宇原任甘肃省农村合作金融结算中心主任。在上述五款结构化金融产品，宋宇购买了其中四款产品的次级部分。
2011年5月、“玉兰五号”设立期间，由于宋宇所在的甘肃农村金融结算中心认购8000万元优先级份额，作为交换，经陈君推荐，宋宇以其儿子宋某名义购买150万元次级份额。“玉兰六号”建仓时，陈君分配给宋宇1100万元次级份额，宋宇与他人合伙通过个人贷款筹集资金认购次级份额，同时，宋宇指令下属员工，将甘肃省联社5只债券，面值4亿元，低于中债估值的价格卖给“玉兰六号”，以此输送利益，造成甘肃省联社损失近660万元。
此后，宋宇继续向陈君索要次级份额，并于2011年11月、2012年1月以非本人账户，分别认购“丰实融信8号”、“汇鑫3号”次级份额500万元、400万元。
通过上述四笔交易，宋宇共计获利超过1900万元。
针对结构化金融产品的概念，学界并没有统一、明确的定义，通常是根据所具有的特征对其进行界定。从当今国际金融市场的角度理解，结构化金融产品广义上可以概括为所有为客户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一般来说在发达金融市场中所有的场外交易的金融衍生品都可以称为结构化产品。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结构化金融产品，是因为他们通常是将存款、零息债券等固定收益产品与各类金融衍生品组合起来从而构建成为一种新型金融产品。[1]这些产品大多设计出优先级和次级（也存在于优先级与次级中增加夹层的产品），根据投资人的风险偏好以及承担风险的能力不同，优先级获得固定收益，不会随着整个产品的收益率提高而有所提高，次级则需要与产品的管理者共享收益分成，如果产品出现亏损，次级资金需要优先弥补优先资金的亏损。在不同的产品中还会出现一旦触发条件发生，由次级优先合伙人按照不低于优先级优先合伙人的出资本金和预期收益之和的收购价格，收购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财产份额。透过这些规定降低了优先级资金所需承担的风险，同时也让追求高收益的次级资金有了高增值的机会，使得对风险持有不同偏好的投资者都得到了较为理想的选择。
金融反腐中结构化金融产品之所以会被推上风口浪尖，充当利益输送的工具，是因为：首先，结构化金融产品的设计复杂多样，金融从业人员很容易通过巧妙的设计来规避监管规定；其次，结构化金融产品的设计具有隐蔽性，无需对外公开，一般情况下只有部分公司内部员工了解整个设计框架，局外人通常无法了解；再次，由于产品的高收益，金融从业人员很难抵制利益的诱惑；最后，金融监管不力以及相应法律法规的滞后给结构化金融产品中的不当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前文案例中的陈君正是通过让宋宇购买次级金融产品的方式，让宋宇最终获得了巨额收益。这种心照不宣的输送利益的方式在金融领域广为流行。
二、银行结构化金融产品能否构成贿赂犯罪中的“财物”
在金融市场中，按照上述方式让特定人购买次级金融产品的行为是否可能属于贿赂犯罪，取决于贿赂的范围如何确定。
（一）关于贿赂范围的学说
国外刑法理论中存在金钱估价说、有形利益说与需要说等不同观点。金钱估价说从量刑角度出发，把贿赂的范围仅限于能够用金钱来估价的物质利益；有形利益说把贿赂看成有形的或者物质上的利益；而需要说则主张，凡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一切有形的或无形的利益，都属于贿赂的目的物。[2]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贿赂的范围也存在狭义说、广义说与最广义说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分别对应于国外刑法理论中的金钱估价说、有形利益说与需要说。其中，狭义说将贿赂仅局限于“财物”即以有形形体表现出来的金钱与物品，并将财产性利益排除在外。广义说认为，贿赂不应只限于财物，还应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的财产性利益，如免费提供旅游、免费提供劳务，但不包括非财产性利益。最广义说则认为，贿赂既应包括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也应包括诸如提拔职务、招工提干、迁移户口甚至性服务等非财产性利益。[3]在我国，财产性利益说由于能够囊括社会生活中的多数贿赂行为，操作性强，且符合我国“国情”，因而成为刑法理论与实践上的通说。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规定，“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虽然该规定针对的是商业贿赂，但是由于刑法用语的统一性，且商业贿赂和非商业贿赂在目的物上并不应该具有范围上的区别，因此笔者认为此司法解释中对财物的理解应适用于所有的贿赂犯罪。
（二）提供购买金融产品的机会不能认定为财产性利益
如上文所述，为他人提供购买结构化金融产品的机会或者接受这种机会能否认定为贿赂犯罪取决于购买结构化金融产品的机会是否能够认定为一种财产性利益。
究竟何为财产性利益？根据张明楷老师的观点“财产性利益，大体是指狭义（普通）财物以外的财产上的利益，包括积极财产的增加与消极财产的减少。例如，使他人负担某种债务（使自己或第三者取得某种债权），使他人免除自己的债务（不限于民法意义上的债务），使债务得以延期履行，如此等等。”[4]根据上文的规定，财产性利益指的是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一种收益，如房屋装修、会员卡、代币卡、旅游费用等等。根据张绍谦、郑列的观点“财产性利益通常是表现为消费、享受、免除义务等利益，与具体有形的财物虽然在表现方式上不完全相同，然而，它不但和财物一样对人们都意味着一定的利益，而且也是以财物为基础，需要以财物来换取的。”[5]
虽然上述几种表述不尽相同，但是基本内涵具有一致性，即财产性利益实质上与财物具有同质性，都是可以用金钱计算的物质上的好处。
结构化金融产品具有这样两个特点：首先，结构化金融产品并非一定盈利。结构化金融产品一般分为优先级和次级。优先级收益固定，风险低，一般通过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来发行，不需要特别提供投资渠道，因此一般不可能构成贿赂犯罪。而次级产品的设计是针对偏好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者，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优先级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其风险较大，但是收益也较大，一般公司内部员工购买。购买次级金融产品与其他投资一样，具有风险，并非一定获利。其次，虽然次级金融产品一般都由公司内部员工认购，但是非公司员工购买并不违反相关规定。
由于结构化金融产品的上述特点，介绍他人购买次级金融产品实际上只是给对方提供了一个可能获得高收益的机会。但是提供机会的行为并不属于刑法中的财产性利益。因为：
1.如上文所述，提供的机会是否能够获利具有不确定性。贿赂本质上是一种财产性的收入，如果没有收益则根本不能成立贿赂。如果提供投资机会属于行贿，则行贿罪是否成立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要待投资结果出来才能认定，获利则构成行贿，不获利则不构成行贿。但是否获利并不能由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及客观行为来决定，而是取决于其他行为人不能控制的因素，如经济形势、资本市场的好坏、违约行为等等。让犯罪成立与否处于不可控、无法预测的状态是完全不符合刑法罪刑法定精神的。
2.行为人提供的仅仅是投资机会，这个投资机会对行为人来说只是基于行为人是公司员工的便利性，无需花费成本。无论是财物还是财产性利益，均隐含着一个条件，即行为人实际上花费了一定的成本来提供贿赂，如果将行为人无需特别花费成本的行为也包括在贿赂之中，则贿赂的范围扩充的太大，也混淆了普通社交行为及行贿、受贿行为。张绍谦、郑列也持此种观点：“笔者主张需要对能够构成贿赂的财产性利益作出较为严格的限制，只有在具体案件中，行贿者确实为取得这种财产性利益支付了相应的财物，从而能够使人们在这种财产性利益中清楚看到它和相应财物之间的对应关系，才能够将这种财产性利益认定为贿赂。”[6]回到本文，如果投资机会非常稀缺，行为人需要花钱购买之后再提供给对方，则构成行贿无疑。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3.相对方实际支付了对价。在结构化金融产品中，相对方是以自有资金购买，支付了和其他投资者同等标准的投资款，获得的是投资收益。该投资款即使没有投入到该结构化金融产品中去，也可能有其他增值渠道。
综上，按照目前的《刑法》规定，还无法将提供或接受投资机会的行为认定为贿赂犯罪，这主要是由于贿赂犯罪限制在财物及财产性利益中所致。虽然如此，但是由于目前金融市场中，此种操作模式非常普遍，助长了金融领域的灰色收入及金融市场的暗箱操作，确实具有规制的必要。
（三）将贿赂范围扩充到不正当好处
由于我国目前贿赂范围的狭隘，扩充贿赂范围是惩治腐败，完善法治的现实所需。2003年10月31日，联合国大会第58届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因为《公约》代表了大多数国家的反腐败诉求，是先进立法理念的代表，或许我们可以借鉴《公约》的立法表达。
根据《公约》第15条、第16条的规定，无论是行贿犯罪还是受贿犯罪，贿赂的范围均是“不正当好处”。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好处”是指“使人有所得而感到满意的事物”，[7]因而“不正当好处”的外延非常宽泛，完全可以涵盖财物、财产性利益、非财产性利益等一切能够使人感到满意的不应得的事物。可见《公约》规定的贿赂范围远远宽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
将贿赂的范围界定为“不正当好处”具有合理性。无论是财物、财产性利益还是不正当好处，实质上都是行贿人通过某种方式满足了相对方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可能需要金钱，也可能需要旅游、劳务、工作机会、学习机会。“不正当好处”可以很好的涵盖现实中可能发生的贿赂行为，杜绝犯罪的灰色地带。或许有人会认为“不正当好处”范围太宽泛，判断起来太困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难题，但是笔者认为，“不正当好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判断，而是要放在具体的犯罪构成之中，因为犯罪的成立是一个综合判断的过程，除了“不正当好处”之外还有其他构成要件的限制，如谋取不正当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等。同时再结合双方的交往历史，判断是否成立犯罪并不困难。
问题是，提供投资机会是否一定属于“不正当好处”？投资机会可能带来高额回报，给相对人的闲置资金带来了增值的可能性，属于“好处”无疑。但是这种好处是否一定“不正当”？如上文所述，笔者认为应该放在具体的行为环境中去分析。以本文中的案例而言，宋宇将甘肃省联社的债券以低于中债估值的价格卖给“玉兰六号”，输送利益，造成甘肃省联社的亏损和次级产品购买者的不法收入。综合全部情节，可以看出来，陈君通过提供投资机会让宋宇获利，宋宇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利益输送，宋宇所获之利实际上是自己滥用权力的报酬，可以认定为一种不正当好处。
但是如果宋宇并不存在将甘肃省联社面值4亿元的5只债券以低于中债估值的价格卖给“玉兰六号”或者其他违规行为，则笔者认为并不构成不正当好处。因为甘肃农村信用合作社金融结算中心本身认购了大量优先级份额，此优先级份额如果没有甘肃农村信用合作社金融结算中心购买也还会有其他机构购买，处于宋宇所在的位置，定会知晓大量投资信息，购买次级份额的机会自然要多于其他人。正如《圣经》所言“凡是有的，让他更有，凡是没有的，全部拿来”。机会的不平等可能会引发其他人的不快，但是无涉犯罪。
三、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完善金融法治
虽然将贿赂的范围扩大到“不正当好处”有利于贿赂犯罪的惩处。但是对于结构化金融产品中的反腐而言，刑法可能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这不仅是因为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保障性，也是由金融领域的复杂性和封闭性决定的。结构化金融产品的架构及操纵往往非常复杂，除非深入调查，了解内部资料，非专业人员一般不会知晓获利方式及最终受益人。且结构化金融产品的操作基本都处于相对封闭的空间，利益相关人员很容易形成合谋，也增加了调查的困难。
针对结构化金融产品的上述特点，要杜绝其中的贿赂犯罪，最重要的还是依赖于其他非刑法措施，如完善金融监管，设置次级金融产品的购买人资格限制，建设产品结构及购买人报备制度，加强从业人员的自律等等。通过上述规制，再结合刑法作为最后保障，相信结构化金融产品中的贿赂犯罪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注释：
[1]甄红线：《结构化金融产品发展现状分析》，载《金融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6期。
[2]高艳东：《“贿赂”范围的比较研究与新探》，载《河北法学》2004年第2期。
[3]姜代境：《关于贿赂罪几个问题的探讨》，载《法学研究》1985年第5期。
[4]张明楷：《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对象》，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3期。
[5]张绍谦、郑列：《“财产性利益”型贿赂相关问题探讨》，载《法学》2009年第3期。
[6]同注。
浅议金融诈骗犯罪 篇5
在诸多金融领域的犯罪案件中, 金融诈骗罪是一种犯罪后果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十分巨大的恶性刑事犯罪案件。而金融诈骗案件还具有隐蔽性较高、涉案金融较大、案件社会覆盖面较广等一系列特点, 这也给此类案件的侦破和处理带来了许多挑战。我国对于金融诈骗罪的理解和认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阶段, 从起初《刑法》只规定了诈骗罪到新《刑法》修订后专门规定了“金融诈骗罪”条目, 从中可以清晰地折射出我国司法理念的发展和进步。
一、金融诈骗罪的概念和主要特点
1. 金融诈骗罪的概念。
对于金融诈骗罪的基本概念, 法学界历来存在一定的争议。虽然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了金融诈骗罪的条目, 但是仍然无法清晰准确地概括其本质含义和特点。但是笔者认为, 明确金融诈骗罪的概念, 不仅有助于从司法实践中系统建立金融诈骗罪防范体系, 而且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金融诈骗罪的规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笔者根据对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分析、归纳和总结, 认为金融诈骗犯罪的定义可以进行如下表述。金融诈骗应是指在金融领域内,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通过欺诈的方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金融机构或其它机构或个人的信用或财产, 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1]。此外, 根据金融诈骗犯罪的犯罪对象和犯罪方式的不同, 金融诈骗犯罪还可以分为信贷犯罪、集资诈骗犯罪、信用犯罪等等。
2. 金融诈骗罪的主要特点。
笔者认为, 金融诈骗罪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诈骗罪的形式多样化。正如前文所述, 由于金融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和犯罪方式具有区别和不同之处, 因此金融诈骗犯罪所包含的内容和方式就非常多样化, 几乎涵盖了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各个方面。正是由于金融诈骗犯罪无孔不入, 因此这就给建立和完善金融诈骗防范法律机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二是金融诈骗犯罪的涉案人员较多。与其他类型的金融犯罪案件相比, 金融诈骗案件的涉案人员数量相对较多。从近年来国内发生的著名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来看, 许多案件的受害人数量都达到几万人以上, 犯罪嫌疑人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其他犯罪案件。三是金融诈骗犯罪的犯罪后果和社会危害性较强。从近年来国内发生的几起集资诈骗等重大金融诈骗案件来看, 涉案人大都是普通群众, 受到不法之徒的蛊惑或蒙蔽, 将毕生的积蓄送到犯罪嫌疑人手中, 进而被洗劫一空。这类案件严重危害到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也给千千万万受害者的家庭带来重大的灾难, 甚至已经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笔者认为, 明确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也能够正确区分金融诈骗罪与其他金融犯罪案件。具体来说, 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有如下几方面。
1. 金融诈骗罪的犯罪主体。
我国新修订的《刑法》规定, 单位可以作为四种金融诈骗犯罪的主体。但是对于贷款诈骗、保险诈骗等类型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主体规定不明确。这类金融诈骗犯罪的主体可以是个人, 也可以是单位或法人, 按照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 显然会造成金融诈骗犯罪主体的模糊性。笔者认为, 应当将单位和个人列为金融诈骗犯罪的共同主体[2]。
2. 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
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上必须要以侵占他人财物为目的, 而且只能是直接故意。而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一是犯罪嫌疑人必须要在明确知道和了解自身行为属于诈骗的基础上, 即明知道自身的行为能够使对方上当受骗, 还出于欺骗财物的目的而实施。二是犯罪嫌疑人必须明确自身的行为是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 如果占有财物后进行了返还, 则不构成诈骗犯罪。
3. 金融诈骗犯罪的犯罪客体。
应当说, 金融诈骗犯罪的客体应当可以归纳为其侵害了公私财物所有权。无论是任何一种金融诈骗犯罪形式, 其本质上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也就在根本上侵害了公私财物所有权。此外, 金融诈骗罪还严重危害到了公共金融秩序, 对社会经济正常运行产生不利影响。
4. 金融诈骗犯罪的客观要件。
金融诈骗犯罪的客观要件可以概括为在金融活动中违反现行法律法规, 采取欺诈、骗取的方式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金融诈骗数额较大的认定, 虽然这只是一个表述, 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 还是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可供参照。
三、金融诈骗犯罪的产生原因
笔者认为, 金融诈骗犯罪的产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 社会公众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 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 会被犯罪嫌疑人的欺诈手段所蒙蔽, 进而给自身的财产造成损失。其次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 对于《刑法》中规定的相关内容还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司法解释, 给案件的侦办带来一定的困难。最后是防范机制不健全。由于金融诈骗案件的侦破都是在产生犯罪后果以后, 因此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为了从根源上防范金融诈骗犯罪, 必须动员社会力量, 构筑金融诈骗犯罪防范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刘宪权.金融犯罪刑法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金融犯罪成因及其防范 篇6
关键词：金融犯罪,原因,防范措施
一、金融犯罪的产生原因
(一) 社会原因。
我国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长期存在着供求矛盾, 还有很多方面都存在着短缺的状况, 特别是资金的短缺尤为严重。因为资金短缺, 无法从正常渠道取得资金, 于是有些人为了取得资金就采用非法手段, 这种状况, 很难避免金融犯罪的发生。另外, 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不断推进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入, 原有社会控制机制也在不断地废弃、变异与松懈, 但是新的控制机制又没有完全形成, 就导致社会控制违法犯罪能力的下降。如今我国金融犯罪量迅速增长, 这和我国如今在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同时, 对一些信用工程、金融业务的监控不力、管理滞后有着很大的关系。另外, 我国还没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对于金融业务活动管理的法规也不够完善。立法滞后, 行政执法与司法方面也存在弊端, 这就为一些不法之徒实施金融犯罪提供了机会。
(二) 行业原因。
金融犯罪能够这样猖獗除了上述原因, 更重要的是金融领域如今还有很多的弊端。这些弊端的表现有以下几点:1、内部管理的混乱;2、社会办金融混乱;3、金融机构法人代表管理较为混乱;4、机构网批设混乱;5、结算秩序混乱;6、存贷利率混乱;7、放贷混乱;8、入股投资混乱;9、资金拆借混乱;10、筹措资金混乱。这些混乱的状况使得我国金融市场犯罪的案件大量发生。这些金融犯罪案件表明, 工作人员只要稍微多加警惕, 就能够将不法之徒诈骗的行为揭露出来, 然而因为一些工作者的不负责任, 没有应该有的防范意识, 导致不法之徒可以顺利通过每道关卡, 进行犯罪。近些年, 我国的金融机构进行了比较大的扩充与调整, 因为人员的过快增长, 以及在录用的时候没有严格的程序与标准, 使得一些业务能力差、金融知识匮乏、法律意识差、思想品质比较差的人进入到金融领域当中, 这就使金融犯罪有了条件。另外, 企业的管理松懈、有章不循的状况, 造成金融系统较为健全的制度规章无法真正得到落实和贯彻, 这也使得不法分子得到了可乘之机。
二、金融犯罪防范措施
(一) 法律对策。
首先应当从法律上控制和预防金融犯罪, 应当完善相关的刑事立法以及金融立法, 以打击及震慑金融犯罪之徒。眼下, 我国已实施并制定了一系列对金融业务进行调整的法规法律, 然而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些法规、法律有很大部分已经无法适应形势的发展需求了, 要不断进行修正与完善。只有完善和健全金融管理方面的法规、法律, 才可以做到按章办事, 有法可依。在刑事立法方面, 必须加大打击金融犯罪的力度, 一些罪名的设计还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一是对于社会上新的金融犯罪的增补罪名;二是修订罪状, 拓展已有罪名涵盖的范围。
另外, 司法部门也应增强打击金融犯罪的力度。对各种金融犯罪, 司法部门应当依法坚决进行查处, 导致了重大损失的案件, 还要加大力度进行查处, 坚决不可以手软。同时, 还要严肃查处有些金融机构自行消化、以罚代刑、有案不查、有案不报的行为。
(二) 社会预防。
对金融犯罪活动进行社会预防应做到以下几点:
1、加强建设金融机构从业工作者队伍。
录用金融机构的从业工作者, 应当严格坚持标准, 以防金融系统中流入有违法犯罪前科、有不良的行为习惯、思想品质差的劣迹人员。对于有较好的思想品质但业务能力差、缺乏法律知识、难以胜任金融工作的人, 应当及时的加以调整, 确保这些部门的工作者保持高度的纯洁性。
2、金融系统的防范控制体系要尽快建立。
利用金融系统防止金融犯罪, 一是对高科技手段充分的加以利用, 比如将先进的防伪技术使用在印油、印章、票据等方面;二是将高科技手段用于电子监控系统的建立, 全面记录和监视金融机构附近和内部的人员动态与环境, 了解各网点的安全状况, 及时实施有效措施;三是对金融机构的安全管理体系加以完善。建立安全机构, 加强人事管理的制度, 明确安全组织任务。
3、强化金融机构的内控制度。
强化对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 首先需要进一步健全与强化银行间的垂直管理体制;然后是对于基层银行必须从严管理, 加强监管意识;还有就是健全建立制度规章, 强化银行监督的保障机制;最后是增强金融机构内部监督机制, 以及增强检查监督, 推进制度的落实。
4、规范金融秩序, 整顿金融市场。
要想将金融市场的混乱消除, 首先需要禁止乱集资, 使集资行为得到规范。企业和各级政府一定要正确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与全局、国家和地方的关系, 自觉遵守国家宏观调控的要求。社会集资属于一种直接的信用, 应当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管理;然后是对同业拆借市场进行规范, 对同业拆借机构进行全面清理。还要严格结算纪律, 增加监督的力度, 强化对现金的管理, 预防资金的“体外循环”。
5、深化、加速金融体制改革。
近些年, 我国金融犯罪频繁发生而且趋于上升的趋势, 这和当下我国金融体制不完善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 必须在根源处入手预防金融犯罪, 这就必须不断进行改革, 建立起一套可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金融体制。
参考文献
[1]冯玉维.学校如何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思考[J].泸州教育学院学报, 1999.S1.
论涉众型金融犯罪 篇7
涉众型金融犯罪, 是指发生在金融领域, 具有涉众属性的经济犯罪。2000年以来, 我国的金融业发展迅速。银行股改进展顺利, 证券市场日益规范, 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支持。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加大, 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进一步增强, 金融发展的良好态势, 也带动了公众的参与热情。金融环境的变化, 为涉众型金融犯罪的肆虐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2010年前3季度, 在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上升5.3%的情况下, 经济犯罪案件同比上升19.9%。其中, 涉众型金融犯罪占经济犯罪总数的约1/5, 涉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证券犯罪、假币犯罪等领域, 侵害面广。
二、涉众型金融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
涉众型金融犯罪的犯罪形态涉及到非法传销、擅自发行股票、债券, 销售原始股等, 但主体是诈骗和吸存性质的非法集资类犯罪行为。此类犯罪活动由于涉及利益群体多、涉案金额大、作案区域跨度广、周期长, 处置的难度非常大。
(一) 打着销售基金和原始股的旗号非法集资
犯罪行为人所推销的原始股和基金是非法的。为增强其诱惑力, 犯罪行为人进行了巧妙的包装。他们宣称原始股和基金是私募发行, 股票发行方将来要在海外上市, 股票升值潜力巨大。基金投向是外国实业公司, 实力非凡, 回报丰厚。
(二) 依托大项目非法集资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国家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频繁出台宏观调控政策成为常态。犯罪行为人利用这些政策背景, 设置了宏大的经济实体项目, 对外宣称这些项目经过主管部门的审批, 符合国家和社会利益, 政府是支持的, 其回报是有保障的。如亿霖木业公司以“万里大造林”项目集资项目, 万物春公司以梅花鹿养殖项目集资。生态源公司以支持奥运为名集资。
(三) 以促销手段为名非法集资
在商品流通加快的今天, 商品推销手法名目繁多。犯罪行为人借用其中一些便于操作的手法, 以商品促销之名, 行非法集资之实。如事先签订协议, 行为人卖出产品或服务, 客户再按协议出租给行为人, 享受固定收益。有的犯罪行为人采取收会费、加盟费形式。有的设计了“快速积分”的办法。有的将实体资产的使用权分为等额单位转让。行为人的真实目的是非法集资。
(四) “传销”型非法集资
犯罪行为人以某商品或无实际内容的对象为载体, 采取提成和高额返利的办法, 激励缴纳入门费的参加者发展会员以获得报酬。会员发展越多, 其集资额越高。
(五)
非法销售金融商品进行非法集资
(六) 非法销售互联网虚拟产品进行非法集资
利用网络技术构造出互联网上的“虚拟”产品, 如“网上店铺”、“网络黄金”等, 通过现代科技光环包装来非法吸引资金。
(七) 非法金融组织的非法集资
利用非法的金融组织如“标会”、“抬会”或“草根金融”渠道进行非法集资。
三、涉众型金融犯罪的特点
(一) 利益性
涉众型犯罪涉及的是大范围内群众的利益。由于许多群众纷纷投资入股, 犯罪分子瞄准的是大量群众的投资款。个人的资金是少的, 但是在形成规模效应后, 其总量很大。绝大部分参与集资的群众属于弱势群体, 有下岗工人、城市低保户、农民等。有很多人把一生中的血汗钱都拿了出来, 还有的把房子抵压给他人, 甚至卖掉, 还有的向亲戚朋友借钱参与集资。
(二) 行骗名目关乎民生
犯罪分子之所以能够诱使广大群众受骗上当, 其“骗点”契合百姓关心的事项。犯罪分子以与群众生产生活相关领域的项目, 用高额回报来吸引群众参与。以投资墓地、招募空姐、投资奶牛、种植、项目开发、庄园开发、生态环保投资等名义非法集资。这些名目似乎看得见, 摸得着, 贴近群众日常生活, 解决某方面生活需求, 如:北京蒙京华投资有限公司以投资奶牛、按月支付高额回报并到期回购的方式, 非法吸收了2 900多人的投资款, 资金高达2.9亿余元;诈骗者在北京成立一家公司, 以“投资墓地”为名目, 与400余名投资人签订所谓的《委托销售协议》骗取高额佣金, 疯狂敛财700余万元。
(三) 涉案金额普遍较大, 大要案较多
如2008年1~11月, 全国公安机关就非法集资类罪名立案就达1 416起, 涉案金额100亿以上, 平均案值约700万元。如辽宁营口东华经贸 (集团) 公司以发展养殖蚂蚁为名, 非法集资近30亿元;北京亿霖木业公司案涉案金额总计16.8亿元。
(四) 融资名目多, 操作手法新, 组织程度高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 经济领域拓宽, 行业不断细化。这种局面也给涉众型金融犯罪提供了广阔的寄生领域。犯罪活动领域越来越宽, 打出的集资名目繁多, 所依托题材令人眼花缭乱, 总的趋向是“新、奇、热”。犯罪的操作手段捕捉了一些最新的营销手法, 如积分、入会、连锁、加盟、网售等。这几年金融市场有大的发展, 犯罪行为人针对普通群众有小钱, 想投资, 但对金融市场不了解的状况, 善于利用金融手段, 非法发行和流通各种融资券, 鼓吹和渲染其投资价值。犯罪行为人抱团作案, 分工细密, 借助现代公司的组织形式, 更有欺骗性。
(五) 受害人数多, 利益关系复杂, 社会影响大
基于金融领域的活动规律, 资金融通牵涉面极广。凡是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员, 都会有金融需求。各阶层、个体都有可能受害。犯罪行为人普遍利用了媒体、网络等传播渠道, 这些渠道散布信息广, 不受行政区域的限制, 受众极广。加之犯罪行为人刻意经营, 大搞集团公司, 连锁作业。涉众型金融犯罪侵害面广, 受害人数量庞大。容易引发群体事件, 影响社会稳定。
(六) 媒体造势
非法融资主体为了骗取群众信任, 充分开辟广播、报纸、电视、网络、推介会等渠道, 作虚假宣传, 有的还利用明星的公信力, 高价聘请明星作形象代言人, 在更大范围内宣传。使更多人受到蛊惑。由于参与人众多, 形成从众心理, 后边会有更多盲目的投资者跟进。
(七) 受害人不特定
虽然涉众型金融犯罪是反社会的行为, 但由于它发生在金融领域, 必然要借助金融活动的表面形式。金融活动的参与人不特定。有逐利动机, 手中有闲钱的人都有参与条件。熟稔金融活动规则的犯罪人, 其精心打造的骗局, 也是针对不特定参与者的。所以, 一旦发生涉众型金融犯罪行为, 其受害人也就是不特定的。
四、涉众型金融犯罪的形成原因
(一) 经济转轨时期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缺陷
现有管理体制下, 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受到国家严格管控, 其信贷资金大多流向实力雄厚, 受国家政策扶持的国有企业。在经济紧缩时期, 盘子小、效益差的中小企业如要向体制内的金融机构进行借贷, 往往遭遇“惜贷”问题, 这部分企业在生存压力下, 转而向体制外曲线融资。另外, 金融运行机制、资金运作的管理制度和有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缺乏明确的司法解释, 为不法分子非法集资、地下融资提供了生存条件。
(二) 改革过程中对弱势群体问题缺乏关照
由于我国目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 民生问题突出, 各项社会保障体系尚在建立过程中, 使得部分弱势群体面临生活、工作困境, 而相应诉求和解决途径不够通畅、有效, 他们的种种迫切需求成为犯罪分子诈骗敛财的“商机”。犯罪分子精心分析弱势群体的心理特征, 编造各种名目, 迎合他们的需要, 诱骗他们为取得高回报而出资。
(三) 服务型经济催生投融资大众化
我国正处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 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手中积累了一批闲置资金。而现有以银行为主导的吸存模式投资回报偏低, 人们急于寻找新的投资渠道。犯罪分子在利益的驱使下, 以合法经营为掩护, 以专业的开发项目为幌子, 极力猎取这些资金。
(四) 行业管理部门对相关违法违规活动不敏感
涉众型金融犯罪从准备到发案, 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犯罪行为人为非法吸纳资金或占有群众的集资款项, 必须有相应的载体, 其中最重要的载体就是公司, 这些公司往往是空壳公司。它们使用的工商注册信息、税务登记信息很多都是刻意捏造的。这些信息没有引起工商部门、税务部门的注意, 更谈不上检查和及时处置了。涉众型金融犯罪的实施, 经常需要设置一个项目, 对此项目展开虚假宣传。这个项目是行骗工具, 资质严重失真。但农委、发改委等一些主管部门轻率作出审批, 使犯罪活动得以利用群众对政府的信任, 借力做大。
(五) 在犯罪打击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在案件的定性方面, 有关罪名的操作性不强, 在取证方面, 有的法律特征证明难度大。比如, 非法占有的故意是集资诈骗的构成要件, 但证明难度大。一些案件重罪罪名难以充分举证, 最后只能以轻罪或无罪定性。在集资诈骗、非法吸存的行为特征上, 如何准确把握其罪与非罪, 此罪与彼罪的区别, 是主要的难题。
五、涉众型金融犯罪的防治对策
(一) 查处一批重点案件, 震慑犯罪行为人
对形成社会危害的涉众型金融犯罪, 应启动刑事程序进行侦查和处置, 处罚犯罪分子。在处置案件时, 对危害重要金融业务, 性质恶劣的行为给以精准到位的打击, 起到震慑效果。例如, 上海市公安局在调查晨凯投资咨询公司超业务范围操作黄金期货合约的过程中, 掌握了该公司同时也在超范围代理香港亨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业务的情报, 且该公司正在积极发展二级代理商。警方果断立案, 以非法经营罪将该公司上海首席代表依法逮捕, 控制了这一波及面很广的涉众型金融犯罪的传播渠道, 避免更多人受害。同时, 在个案查处中要着重把握资金往来等重要环节, 对于牵连犯罪的按照择重原则处理。
(二) 规范善后处置机制, 有效维护社会稳定
涉众型金融犯罪到案发时, 一般已经形成利益损失的后果。其处置权限主要由公检法机关掌握。公安机关负责侦查, 查清犯罪事实, 抓捕犯罪嫌疑人。检察院负责批捕和审查起诉, 法院负责审理和执行。如果是一般案件, 三机关根据法定程序, 依法查处, 能够保证较高的司法效率和效果。但涉众型金融犯罪案件受害面广, 利益关系复杂, 经常出现受害人群体到公检法机关上访, 讨说法、要赔偿等情况, 接待、疏导、处理工作量大。而且很多问题需要联合相关部门的力量, 共同努力。责任单位应就善后处理机制制定详细的规范, 才能既严格执行法律, 又维护了群众的权益, 收到较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
(三) 政府监管部门应切实负责, 加强管理
涉众型金融犯罪有着相对长期的酝酿过程。在犯罪分子进行串联, 开会、宣传、收费的过程中, 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 应及时掌握了解相关的情报信息资料, 并提前介入。由公安机关牵头, 建立各部门间的联席会议和联络制度。及时掌握动态, 及时消灭前期的违法违规行为。
(四) 加强投资者警示教育
涉众型金融犯罪的发生与投资者教育开展不足有很大关系。很多群众的投资意识旺盛, 但对投资风险认识不足。只注重高额投资回报, 而没有看到其中蕴含的巨大风险。公检法部门应开展定期的投资者警示教育活动。内容为当前侦破和宣判的一些典型案例, 揭示犯罪分子经常使用的骗术。此外, 经济金融主管部门应积极在群众中开展宣传普及金融和投资知识的活动, 帮助大众建立健康的投资理念。
(五) 完善资金融通机制
应建立专门为民营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同时, 为民间游资寻找出路, 丰富金融产品。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 引导地方金融机构从本地区实际出发, 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加大政策倾斜力度, 通过优惠利率、财税政策, 鼓励和引导地方金融机构立足本地、服务中小企业;适当扩大不发达地区的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要明确金融风险处置各相关方面的责任。要加强对创新产品、新型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 理顺地方金融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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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田光伟.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案件的侦防对策[J].法制与经济, 2008年第6期.
试论如何防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 篇8
大案要案大幅度上升。在金融犯罪案件中, 20世纪80年代, 案值上百万的还不多见, 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 犯罪金额动辄上千万元、上亿元, 特别是近十年来, 案值超亿元、数十亿元乃至超百亿元的大案屡见不鲜。
作案手段呈智能化、隐蔽化。其作案的手段主要有: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 窃取或破获银行密码, 直接进入银行计算机应用系统, 篡改数据或窃取信息。利用工作之便制作新程序或修改原有程序, 将他人账单转入自己账户。非法输入数据或程序, 破坏银行计算机应用系统正常运行。
涉及金融业务各领域。前些年, 金融犯罪主要集中在银行系统, 随着我国金融业务的不断开拓, 金融犯罪的领域越来越广。
金融违法犯罪有如下发展趋势:潜伏期加长, 犯罪手段智能化。犯罪人主要从贷款、信用证、票据、信用卡等方面打开突破口。有的通过设立普通公司, 开立账户以假汇票、假合同骗取钱款, 然后携款潜逃;有的以假担保、假抵押骗取银行贷款, 通过假破产实现真逃债, 有的甚至明目张胆地搞非法集资、违法融资性租赁等。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普及和国际经济交往的增多, 利用计算机犯罪, 跨国性的国际金融诈骗也将增多。近年来随着对贪污腐败打击力度的加强, 洗钱犯罪增多。
犯罪形态复杂, 内外勾结、上下勾结联手犯罪问题突出。金融犯罪更加注意伪装和内外勾结, 这种犯罪容易冲破越来越严密的制度和安全措施, 使犯罪得逞且便于掩盖, 获取更大的非法利益。这些犯罪通常是以正常的业务名义和正常的业务程序实施, 很难被发现。新兴金融业务领域成为犯罪多发地区。随着新业务的增长, 利用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汽车消费贷款骗取银行资金和针对电话银行、自助银行、证券交易系统的资金偷盗犯罪不断增多。
犯罪主体中私营企业呈上升趋势。最近在多个银行内部通报的黑名单中民营企业占比都很大, 其中不乏曾经有过辉煌业绩和良好社会形象的企业。
网络犯罪日趋严重。网络技术的运用在提高金融业务效率的同时也给新型犯罪带来机会, 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实施犯罪的方式很多。主要有:改变和破坏存储在网络银行中的信息, 截取网络传递中的资料, 加载不实记录或信息, 侵入网络银行中的客户账户转移资金。
二、金融违法犯罪的防治对策
防治金融违法犯罪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需要全社会的高度配合与通力协作。这里依据标本兼治的原则提出以下几项对策建议:
1.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构建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思想支配行动。各种金融违法犯罪活动的产生, 必然与金融主体深受错误思想的影响密切相关。因此, 防范和抵御金融犯罪, 对各种金融主体, 包括金融交易、金融监管和金融执法、司法主体进行的思想教育和道德控制是完全必要的, 用以提高免疫力。
2.实施金融法治, 构筑坚实有效的金融犯罪防范体系。建立健全金融法规体系, 不断完善金融法律架构;建立健全金融行政执法体系, 改进和完善金融行政执法工作;加强金融法治教育, 培育和强化金融主体的金融法治意识;及时启动金融司法程序, 严惩金融违法犯罪行为, 以儆效尤。
3.强化金融与法律知识培训, 着力提升金融主体的合法行为能力。实践证明, 金融主体对合法金融行为的选择是受其合法行为能力的大小的影响和制约的。金融机构和其从业人员如果合法行为能力不强, 出于利益的内在驱动和竞争的外在引诱, 金融主体会实施违法乃至犯罪行为。因此, 各金融机构只有不断加强对全体员工的金融专业技能培训和金融法律知识培训, 努力提升金融主体的合法行为能力, 金融犯罪才能在较大程度上得到有效地抑制。
4.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努力消除金融正常运行的体制障碍。有效防范和遏制金融犯罪, 必须继续深化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 这种改革应当致力于彻底解决以下几方面的深层次的重大问题。一是规范政府行为。科学界定和切实转换政府职能, 严格依法规范政府行为, 积极推进政企分开, 建立金融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谋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实现金融企业在法治状态下的自主经营, 从源头上遏制贿赂、渎职、账外经营等类型的金融犯罪。二是完善分配制度。分配不公, 收入差距过大, 会引发社会和金融主体间严重的攀比心理。在这种不平衡心理的驱使下, 会催生一些人的犯罪动机。因此必须通过深化改革, 进一步完善分配制度。三是明晰金融产权。通过行之有效地改革, 如实行股份制改革等, 进一步明晰金融机构的产权, 改进和完善金融机构的产权结构, 强化金融主体行为的产权约束机制, 切实提升金融管理者和广大金融员工对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关切度。四是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如果不能市场化, 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自主经营就无从谈起, 金融存贷业务中的利率违法犯罪问题和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集资诈骗犯罪等问题就难以获得彻底的解决。应当从我国金融市场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 学习借鉴外国经验, 积极稳妥地推进利率、汇率的市场化。只有这样, 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金融市场上的种种以套利为目的金融违法犯罪问题。五是推进制度创新。我国金融业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选择实行分业经营体制, 这作为一种过渡是十分必要的, 但加入WTO之后如果仍然长期坚持这种制度框架, 那无异于自缚手脚, 必将严重防碍金融主体合法行为能力的提升。应当适应国际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 及时改进我国的金融制度架构, 并实行大胆的制度创新。金融业尤应当努力“强身壮体”, 不断提高自已综合经营和综合监管的能力。六是改进和完善内控机制, 不断强化金融机构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建立健全金融人才选拔、管理制度, 金融业务操作制度, 内部稽查制度, 内控评估制度, 奖励处罚制度, 发挥制度在银行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摘要：由于金融市场监管不力, 内部控制疏漏以及道德风险引发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日趋突出。文章着重探讨了这类犯罪的发展趋势及防治对策。
预防金融系统职务犯罪迫在眉睫 篇9
在任何国家，金融都是经济的血脉。金融安全是国家发展经济的首要条件。为了保障金融系统的安全，为了维护广大客户的利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我国出台了多项相关政策、法规，各大银行也采取了积极的对策，从制度、机制等方面防范金融行业职务犯罪的发生。但是，最需要重视的是，要把握住“什么是首要、紧要、重要的问题”。
近年来，不断发生于世界各地的金融风险，更促使人们把金融安全置于显著地位。金融安全不仅与金融政策和经济背景这些外部因素密切相关，从事金融决策和实务的金融工作人员也担当着重要角色，金融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不但加剧了不良金融资产的形成，而且贪污、挪用公款、违规放贷等，构成了对金融秩序和金融财产的直接威胁，成为导致金融风险、破坏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起着核心和枢纽作用，同时也是发生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的高发行业之一，使金融安全运转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各种规模的金融危机频发，迟滞了全球经济的发展，金融安全已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
俗话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金融系统从业人员的腐败行为，是我国金融业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子。
近年来，金融系统披露的诸多“大鳄”令人咋舌。在媒体上镜率比较高的有：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三任负责人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盗用4.83亿元后，分别远遁海外；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前董事长朱小华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巨额贿赂达数百万港元，并违反规定将数亿港元贷给他人，给光大集团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涉嫌“贪污巨额资金”，而跟着他涉案的人员多达40名……此外，在各级银行分行长、支行长中以及金融机构总经理中，过失或犯罪落马者亦为数不少。
金融系统存在的腐败，关键在于制度的缺失和监管的缺位。首先，体制上的原因。金融界现在还是实行传统的政府管理体制，主要人事任免由组织部门循旧例进行，激励约束机制非常薄弱，而目前还没有突破组织部门管理“金融干部”的传统模式。
其次，内部管理制度的缺陷。比如与他人勾结，明目张胆地将储户存款取走的某银行储蓄所主任刘某，就看中了一个重要的制度漏洞：以前一些储蓄所曾发生过储户到银行取钱而钱却不翼而飞的情况，银行因为各种原因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办法——赔钱了事，不予追究。
第三，监督管理的软弱无力。特别是对于银行系统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监管更是形同虚设，往往等到犯罪分子携带巨款逃到国外了才如梦初醒。
搞好金融监管，整顿金融秩序，从小处说，是对客户的利益负责；从大处说，是对国家的利益负责。有关部门应该把更多更大的精力放在内部管理上，眼睛要紧紧盯着的是西装笔挺的行长、主任，而不是“戴墨镜、鸭舌帽”的顾客。
金融系统工作人员主要从事货币经营和资本运营，要频繁地与金钱打交道，受到金钱的诱惑最为直接、强烈，但是诱发职务犯罪的机会较多只是一个客观条件，没有犯罪分子的主观故意即使有再多的机会也是不会触发犯罪的。过去仅仅强调公职人员的道德和操守，殊不知传统文化中的“圣人情结”是可期待却没有保障的，当特殊的工作性质及其带来的特殊社会地位背后蕴藏着的经济利益，成为市场竞争中的商人们竞相追逐的稀缺资源，严密的制衡机制便是不可或缺的。
在为暴露出来的金融高管“前腐后继”的行为扼腕悲叹之时，善良的人们不禁要呼吁：坚决打击商业贿赂、职务犯罪，莫让金钥匙成为金镣铐！
必须记住：管内永远比管外重要，制度永远比技术重要，预防永远比补救重要！
网络金融犯罪 篇10
当前金融犯罪的特点
当前的金融犯罪具有与传统意义上金融犯罪不同的因素。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一) 犯罪主体不同
传统金融犯罪的犯罪主体大多为自然人, 而且犯罪主体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身份条件。而新型金融犯罪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单位, 也可以是个人, 而且犯罪主体大多具有特殊的身份条件, 属于智能型犯罪、职业上的犯罪。
(二) 社会危害程度不同
传统金融犯罪行为往往不直接涉及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秩序, 社会危害程度相对较低;而新型金融犯罪的社会危害后果具有延伸性和扩散性, 社会危害程度也更加严重。
(三) 犯罪行为人身份具有明显的职业特点
当前金融犯罪案件的犯罪行为人往往有三类:一类是金融机构 (储蓄所、信用社等) 的负责人, 一类是金融机构内部的财会人员, 另一类是基层金融部门的信贷员。这些人员之所以能够犯罪, 就是因为他们有职务或身份上的便利条件。
金融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 利用计算机和网络从事金融犯罪
此类犯罪具有智能性、隐蔽性、瞬时性、连续性等特征, 使得这类金融犯罪活动具有国际化的特点, 超越传统上以国家领土主权为基础的司法管辖。主要表现为:一是非法进入银行计算机网络系统盗取银行资金或对计算机系统造成损害。犯罪分子利用网络固有的缺陷和管理疏漏侵入其内部, 通过篡改数据等方式将银行的资金占为己有。二是截获银行和客户之间交流的有关信息, 直接在账户间非法划拨钱款。三是伪造或变造金融凭证实施经济犯罪。利用计算机伪造或修改的存折、对账单等金融凭证可以达到很高的仿真度, 进而利用这些高仿真凭证实施金融诈骗, 已经成为新的犯罪热点。
(二) 利用信用卡诈骗犯罪
我们通常认为信用卡作为支付工具, 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增加了安全性。其实恰恰相反。业内人士指出, 信用卡的使用还存在很多技术上、管理上的缺陷, 给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机。犯罪分子经常采用的诈骗手段主要是:冒用他人同时遗失的信用卡、身份证进行诈骗, 冒用骗取或代人保管的信用卡进行诈骗, 使用假身份证、假工作证办理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 使用伪造信用卡进行诈骗。
(三) 利用贷款渠道的诈骗犯罪
国内的改革开放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追求舒适、时尚、高品质的生活已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扩大内需, 刺激消费, 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已成为新的消费理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确立和金融机构的改革又为这一理念的实现提供了便捷。车辆、房屋等个人综合消费贷款的应运而生在繁荣市场、活跃经济的同时, 也为违法犯罪分子所觊觎, 出现了贷款诈骗数量剧增、手法更新、隐患陡增的态势。有的犯罪分子伪造二手车价格评估结论书, 高估高贷;有的犯罪分子虚报个人收入, 编造还贷能力, 达到恶意骗取贷款的目的;有的犯罪分子以“投资咨询服务公司”之类的中介身份作掩护招摇撞骗, 通常为甲地注册, 乙地作案, 一旦得逞, 或藏匿或逃遁, 以逃避打击, 或者重新注册, 继续蒙骗作恶, 危害社会;有的犯罪分子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诈骗贷款;有的犯罪分子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超出抵押物价值担保诈骗贷款。
中小企业如何运用法律手段防范金融犯罪
广大中小企业应根据金融犯罪产生的原因、规律、特点, 对症下药, 多角度、多渠道、多层面地防治金融犯罪的发生。
(一) 加强对有关专业人员的培训教育, 开展岗位练兵
原建设银行的董事长张某因“个人原因”辞职。中国银行的普通员工翟某利用工作之便, 挪用银行资金600万美元用于赌球和挥霍, 潜逃后被及时抓获。农业银行某分行工作人员与社会人员相互串通、勾结作案, 通过挪用、虚开大额定期存单、办理假质押贷款、违规办理贴现、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等方式牟取高息, 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 涉案资金累计98笔, 金额高达1.15亿元。一时间, 商业银行成为金融犯罪的“重灾区”。
这些现象提示我们, 从全社会看, 当前的重点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形成覆盖全国的信用信息网络;积极发展专业化的社会征信机构, 建立失信惩戒制度。依法严厉打击各种金融犯罪, 打击非法集资、“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活动。
从中小企业看, 除了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外, 特别要经常加强业务专业知识的培训与教育, 不断提高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和专业技能水平, 增强其工作责任心和警惕性, 使防范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二) 强化监管力度, 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加强管理工作, 堵塞工作上的漏洞
制度管理混乱必将给金融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如一些中小企业有章不循、无章可循, 管理粗疏, 公章、私章随处乱放, 票据票证无人专管, 定期结算走过场, 为金融犯罪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 中小企业要注意从制度上堵塞漏洞, 及时建章立制, 改变各项工作制度不健全、管理较混乱的状况。
在打击、防范金融犯罪的工作中, 中小企业做了许多工作和努力, 但是一些单位在管理和制度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的疏漏和缺失。有些单位片面考虑局部利益, 发现金融犯罪往往息事宁人、急于遮丑, 导致打击不力。加强预防、及时报案, 是减少或追回资金损失的最有效途径。为了从整体上预防金融犯罪, 中小企业要积极配合公安、检察、法院、金融机构的工作, 研究各类金融犯罪发生的规律, 提出预防对策。
广大中小企业还要与金融机构构筑信息交流平台, 实行资源共享, 建立和完善预警、防控、协作等工作机制, 架设沟通渠道, 及时反馈信息情报, 互补互助, 有力促进防控工作取得实效。
(三) 学会运用法律手段, 捍卫自身权益、预防减少犯罪
从已经暴露出的金融风险来看, 一些中小企业的法律意识不强, 防范金融犯罪的法律手段不完善, 直接威胁到其自身的持续发展。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已成为中小企业管理者的当务之急。
1.掌握和运用基本的民商事法律制度
中小企业要学会通过《合同法》的自由缔约权来实现对财产权的保护;通过《公司法》来保护公司法人财产权和股权, 用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来保护所有者和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通过《物权法》清晰界定、充分保护财产权和担保权;通过《企业破产法》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2.中小企业发现企业人员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线索的, 应当依法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
广大中小企业一旦发现有关企业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线索的, 应当依法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 要与司法机关、金融机构携手预防和打击金融领域的犯罪活动, 捍卫自身的权益。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审查办理。对依法不构成犯罪或者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回复有关单位, 并说明法律依据。其中, 对需要追究党纪、政纪责任的, 应当提出检察意见。检察机关和金融机构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加强预警措施,
为预防和打击各种金融犯罪, 有效保护自己, 中小企业当前要重点学习、理解“挪用资金罪”、“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等的适用范围, 以及“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等的认定标准。
特殊类型金融犯罪的特点和预防
(一) 金融诈骗犯罪
金融犯罪案件中以金融诈骗最为突出, 一般数额巨大, 波及面广, 严重扰乱我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秩序。
1.金融诈骗犯罪的特点
金融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是:
(1) 主体包括个人和单位。新《刑法》规定, 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保险诈骗等既可以是个人犯罪, 也可以是单位犯罪。如, 王某某和王某原为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所属的两个支行的工作人员。他们勾结社会人员伪造并使用伪造的银行票据实施诈骗, 造成国有银行损失4000余万元。
(2) 客体是复杂客体, 具有双重性。金融诈骗在侵害财产权利的同时也侵害了金融秩序。
(3) 标的为有形标的和无形标的, 即金融资金和金融信用。多数金融诈骗犯罪分子的直接目的是骗取资金, 也有骗取银行开具保函、托收凭证等文件、票据, 向第三者招摇撞骗的。
(4) 金融诈骗多依赖一定的职业关系。一般表现为银行与政府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 银行与银行之间的业务关系, 银行与客户 (包括中小企业在内) 之间的信用关系。
(5) 行为呈专业化、智能化、隐蔽性强等特点。
从人民法院审理的情况分析, 金融诈骗案件呈现出四个特点:
一是诈骗金额越来越大, 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 造成的损失惊人, 潜藏巨大的金融风险, 而且涉及面广, 受骗人多, 善后处理难, 容易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影响社会稳定。
二是犯罪手段专业化、职业化, 狡诈隐蔽, 利用高科技手段实施犯罪的案件不断出现。犯罪分子通过破译密码、修改计算机程序等实施金融诈骗的案件也时有发生。
三是单位犯罪比较多。
四是跨国境、跨区域犯罪增加, 特别是信用证诈骗案件, 往往是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 一旦得手, 便把巨额资金转往境外, 或者携款潜逃。
2.金融诈骗罪的种类
金融诈骗罪是一类犯罪的总称。为了在司法实践中便于区分金融诈骗罪中各个具体罪名之间的界线, 正确地定罪量刑, 修订后的刑法将金融诈骗罪分为以下七个罪:
(1) 集资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手段非法集资, 数额较大的行为。
(2) 贷款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 数额较大的行为。
(3) 金融票据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的行为。
(4) 信用证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的行为。
(5) 信用卡诈骗罪, 是指利用伪造、作废的信用卡或冒用他人信用卡, 或者恶意透支的方法进行诈骗, 数额较大的行为。
(6) 证券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它有价证券进行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的行为。
(7) 保险诈骗罪, 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办法进行保险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的行为。
3.金融诈骗犯罪的行业防范和技术防范
许多金融诈骗之所以得逞, 是由于金融系统自身建设薄弱和防伪技术落后。因而金融系统应加强自身建设, 尽可能防止金融诈骗得手。
(1) 金融监管机关应严格监管金融活动, 建立权威性资信评估机构, 参与投资、贷款、贸易等活动的资信评估, 对资信极差或有前科的企业, 及时登记并公布。金融机构要加强从业人员的素质和岗位培训, 强化内部的法律事务工作;在业务上实行日常稽核和定期专项稽核, 保证会计操作规范性、严密性和审计独立性。金融系统经营放贷业务、投资业务等, 如无相应管理规章或制定了管理规章而没有确实执行, 都易使金融诈骗犯罪分子乘虚而入。所以, 金融系统应健全并实施主要经营业务的审批管理制度。如放贷业务, 应实行三查 (调查管理、审查认定、检查监测) 与审贷职能分离, 建立信贷风险评估制度, 即对企业属AAA、AA等级的, 可给予信用贷款, 而对AB、BB、BBB等级的, 则给予抵押贷款。
(2) 运用高科技手段进行金融诈骗是全球性趋势, 因而, 应采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最新研究成果来预防金融诈骗。首先, 提高防伪技术。传统的磁卡性信用卡易伪造。我们要研制带有集成电路的信用卡。它储存了特殊密码和更多的保密资料, 使用科学、方便、更安全。其次, 采用先进鉴别技术。对伪造、变造的票据、印章可采用紫外线灯、蓝光灯等仪器通过透光或碘熏等方法进行鉴别。
(3) 加强国际协作, 引渡罪犯, 打击金融诈骗犯罪分子。引渡罪犯, 是国际法上对逃往缔约国的罪犯引渡回本国进行审理处罚的原则。如果国内犯罪分子为逃避中国刑罚而外逃, 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协作及国际法的引渡原则, 对金融诈骗犯罪分子进行打击。
(二) 洗钱犯罪
洗钱是在各国经贸交往不断扩大、国际金融体系渐趋融合的新形势下日益凸现的一种新型犯罪。
1.洗钱犯罪的特点
洗钱犯罪通过掩饰和隐瞒非法所得的性质和来源, 使犯罪分子实现了对非法所得的“合法”占有。这不仅冲击了国家的经济管理和金融监管体制, 而且助长了走私犯罪、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恐怖活动、贪污贿赂等严重犯罪活动, 危害十分严重。
(1) 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为跨境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提供了便利。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 国内外金融市场逐渐融合, 导致全球资产和资本的跨境流动不断加快, 从而为洗钱和恐怖融资犯罪分子的非法资金转移活动提供了便利, 为中国境外洗钱和恐怖融资犯罪分子提供了对中国进行渗透的机会和途径, 使得我国保障经济安全、打击跨境经济犯罪的难度加大。
(2) 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使洗钱和恐怖融资的手段更加隐蔽。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 使得新支付手段和工具层出不穷, 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 电子商务不断发展, 网上银行和网上支付逐渐成为犯罪分子从事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的重要工具。利用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和结算方式进行的洗钱活动隐蔽而迅捷, 这就使得公安机关认定犯罪、调查取证的工作遇到了挑战。
(3) 国际执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能满足打击洗钱犯罪工作的实际需求。洗钱犯罪是一种典型的跨境经济犯罪。切实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是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的有效途径。但是, 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差异, 当前的国际执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还不能完全适应打击跨境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的实际需要。各国在缉捕逃犯、追缴资产等方面的务实合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此外, 由于国内反洗钱工作起步较晚, 在法律制度上还存在一些不完备之处。这些都制约了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工作的深入开展。
2.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的措施
反洗钱方面的法律规定为反洗钱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广大中小企业要认真学习有关立法, 积极配合国家主管部门做好疏导和教育宣传工作, 以提高全社会的反洗钱意识;加强与中国人民银行、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 坚持疏堵结合、打防并举的方针, 形成预防和打击犯罪的合力。在我国, 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开展反洗钱工作, 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破案, 打击地下钱庄和非法买卖外汇等违法犯罪活动, 依法破获大案要案。中小企业有义务继续加强与中国人民银行、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在可疑资金交易线索核查、案件办理等方面的协作配合, 共同为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创造一个和谐、安定的法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