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分析研究文献综述

联合分析研究文献综述（精选11篇）

联合分析研究文献综述 篇1

联合分析也称为结合分析, 它是西方营销研究领域里应用最为广泛的研究消费者偏好的分析方法, 是对用户购买决策的一种现实的模拟。

一、国外研究综述

联合分析是一种多元统计方法, 这一理论的研究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市场研究方法的需求而产生的。如何测度消费者的需求及偏好一直受到学术界和经营管理界的广泛关注, 联合分析理论的基础要回到20世纪60年代, 一致认为1964年标志着联合分析计量的开始, 联合分析早期被称为联合衡量, 最初由数理心理学家Luce和统计学家Luckey提出 (1964) 。1978年Carmone、Yen和Jam等人将联合衡量改为联合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统计学领域理论的不断完善, 在商品经济领域中对于非定量产品的市场研究缺乏有效的手段, 人们开始专注于对非定量问题的研究和探索。联合分析方法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题, 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回溯联合分析的发展历程, 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末) 。这一时期是联合分析的发现和基础理论研究阶段, 主要围绕联合分析方法理论本身的科学性探索, 以及联合分析应用的一些初步尝试。

20世纪70年代以前, 市场上普遍采用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已不能适应市场需求, 在如何测度消费者的需求及偏好方面亟需一种新的更科学的研究方法。联合分析是应用统计领域用于多变量分析的一种专门技术, 它是1964年由Luce和Luckey发展的一种数理心理学测量分析工具。之后, 大量相关理论介绍的文献 (Krantz 1964, Trersky 1967) 和演绎发展 (Kruskal 1965, Crrol1969, Young 1969) 相继出现。

理论的不断完善也显示出了它的科学性和广泛的应用性。1971年, P.Green把联合分析方法引入市场营销领域, 联合分析成为描述消费者在多个属性的产品或服务中做出决策的一种重要方法。1972年Green、Wind和Jain将其应用于商业领域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从此深受营销研究人员的喜爱。联合分析技术在欧洲和美国得到广泛的使用:第一篇以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在1971年 (Green和Rao) 出现, 在这以后, 大量处理有关算法和应用的文章出现 (Green, Carmone和Wind 1972;Srinivasan和Shocker 1973;Tohnson1974;Westwood Lunn和Beazley 1974) 。

第二阶段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 。这一阶段是联合分析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围绕方法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以及随着市场需求而产生的计算机软件实现技术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 联合分析在很多领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据Cattin和Wittink (1982) 研究统计, 在1971到1981年间, 有17个公司执行了698项联合分析的调查项目, 从1981到1985年, Cattin和Wittink (1989) 统计, 美国有66家公司共执行了1062项联合分析技术进行的调查项目。到了80年代, 联合分析发展到了混合型联合分析 (HCA) , 以Sawtooth公司1985年推出了一系列联合分析软件为代表, 如:自适应联合分析 (ACA) , 此后又推出全轮廓联合分析 (CVA) , 以选择为基础的联合分析 (CBC) 。

第三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 , 联合分析在这一阶段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应用, 无论是在理论方法研究上、实践应用上还是在结合软件开发的应用上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大致分为三个方向展开的。

1. 理论方法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人们在不同的领域内应用联合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 这也促进了联合分析研究方法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在选择设计的基础上, 一些研究者建议在达到预期的准确性水平下, 减少受访者和每个受访者的选择数目。例如Buch, Louviere, Anderson (1994) 提出统计上有效的主效用设计。Anderson, Wiley (1992) , Lazari和Anderson (1994) 提出统计上有效的交互影响设计。进入21世纪以来, 大多研究围绕联合分析与其他预测方法的结合与实践应用上, 而联合分析过程中的一些估计方法也得到了修正和提高, 方法更多趋向于多角度多渠道化。2006年12月, Timothy J.Gilbride, Peter J.Lenk, Jeff D.Brazell中提出一种贝叶斯决策理论方法, 通过损失函数对base-case market shares进行联合分析。

2. 方法的实践应用

到了20世纪90年代, 联合分析的应用更加深入, 目前联合分析已经广泛应用于消费品、工业品、金融以及其他服务领域, 在现代市场研究的各个方面, 如新产品的概念筛选、开发、竞争分析、产品定价、市场细分、广告、分销、品牌等领域, 都可见联合分析的应用。随着联合分析理论的不断完善,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也成立了很多专门从事联合分析解析服务和Trade-off/choice建模的公司, 如:Resource Systems Group等。2008年1月, 由Jennifer M.Griffith、Thomas J.Hoerger和Michael P.Pignone共同发起的“Conjoint Analysis in Health Conference”。已经连续举办两届, 专门讨论联合分析的理论进展以及在健康方面的实践应用方法研究。

3. 软件开发应用方面

20世纪末以来, 大量统计软件的功能都趋于全面化, 更多的统计调查方法得与计算机相结合, 一些常见的统计分析软件如SPSS、SAS、BMDP等等都开发了联合分析模块, 此外还有一些联合分析用的专门程序。MONANOVA (Monotone Analysis of vriance) 用于分析排序法得到的全轮廓数据。TRADEOFF用于分析配对法。此外常用的还有LINMAP, ACA, Conjoint Designer, Conjoint analyzer, Conjoint linmap, SIMGRAF, BRIDER POSSE等。在专业软件开发上卓有成就的就是SAWTOTH公司推出的一系列分析软件, 他包括ACA模型、CBC模型和CVA模型等数个联合分析模型。

二、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市场经济起步比较晚, 对于联合分析在研究和应用领域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因此有关对联合分析方法的研究比较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 但也仅仅集中于理论应用方面, 而且在模型应用方面更多的局限于全轮廓法。

国内最早的一篇有关联合分析的文章是1994年北京广播学院的柯惠新和美国昆尼比亚大学的保罗·弗悉诺合写的《市场研究中的结合分析方法》, 此篇文章只是对联合分析方法作了初步研究。目前国内联合分析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在方法实证应用方面:很多国内学者在学习联合分析理论的同时, 更多的应用联合分析方法将之应用于不同的领域, 进而探讨联合分析的实用性。比较有实践借鉴意义的有:岑咏霆 (2002) 分析了联合分析方法在预测中的应用, 从一般意义上提出在预测技术中应用联合分析的广阔前景。崔浩、陈晓剑 (2002) 首次把联合分析方法应用到互联网中, 对网上购物模式中各种属性进行了分析。何晓群、陈绍杰两人 (2002) 首次把联合分析方法应用于公寓调查中, 他们从数理统计学的基础上分析了联合分析在公寓调查中的应用。田考聪、韦继学、苏文平 (2003) 首次把联合分析用用到医院管理中, 从联合分析角度对医院管理的各种要素中进行了详细分析。符国群, 佟学英 (2003) 运用联合分析方法探讨了品牌、价格和原产地在消费者购买决策中相对影响。徐哲, 房婷婷, 苏文平 (2004) 用联合分析方法从消费者产品属性偏好角度对消费者进行了研究。

在理论发展研究方面。沈浩和柯惠新在数理统计与管理 (1998) 上发表了“结合分析的原理和应用”一文, 较全面的总结和概括了联合分析的概念、数据要求及主要步骤。韩婷婷, 郭刚等人在面向新产品开发的多维市场细分理论中提出了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 多维市场细分理论可以更加敏捷、准确的定位目标市场, 而将联合分析与聚类分析结合起来就是一种理想的多维市场分析技术。孙祥, 陈毅文从消费行为角度对联合分析的原理、步骤和发展历程及其发展方向作了一个简要概括。高琳琦、李龙洙 (2005) 提出了一种基于在线顾客的点击、阅读等行为的产品推荐方法, 包括度量顾客行为, 通过一个循环系统获得顾客对产品属性的关注程度, 然后在联合分析的基础上分析顾客偏好, 依据偏好选择推荐产品。清华大学的王高 (2005) 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提出了联合分析的随机系数模型估计, 该方法不仅可以同时顾及总体和个体层面的模型系数, 可以检验个人层面系数的差异性, 而且个人层面的系数更可靠。

摘要：结合国内外最新联合分析研究现状, 分国内、国外两部分分阶段进行文献综述, 为联合分析的理论研究提供支持。

关键词：联合分析,文献综述,发展历程

联合分析研究文献综述 篇2

文献综述 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对于物质的需求越来越高，然而物质的通货膨胀，全球的经济危机，越来越多的企业难以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下生存下去。特别对于奶制品而言，在经历08 年三聚氰胺事件过后，人民将购买的目光转向了国外奶制品，对于国产奶制品持相当怀疑的态度，从而导致中国很多奶制品企业都处于倒闭的边缘。盈利能力与质量的分析作为利润表分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企业获得利润最直观的表现。在中国奶制品企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企业不仅对自己的产品越来越重视，同时对于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视也逐渐加大。怎么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获利的能力是各大企业所研究的重点。而盈利能力提高的一条重要途径无疑是提高净利润。本文通过结合伊利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其面临的内部与外部环境，采取正确的盈利能力模式，对于伊利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伊利公司、盈利能力、盈利质量

前言：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现代的企业无不把利润、竞争、创新与盈利能力放在首要位置上，并且给予极大的重视，都希望在对市场发展和竞争对手预测的基础上拟定自己相应的对策，力图使自己在盈利能力上高人一等，并且使企业更加的强大，获得成长和胜利，而这些问都可以归结为企业的盈利能力。

一、盈利能力与盈利质量概述 彭新亮（2008）在《北方经贸》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分析指标浅 析中说道：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是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发展趋势的综合反映，是投资者了解公司、决定投资行为的最全面、往往也是最可靠的第一首资料，而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是财务分析的核心指标。刘淑蓉（2007）在《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析研究》中指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一直是个很敏感的话题，它如同一把双刃剑，因为它不仅联系着投资者、债权人的利益，同时还关系到其他关系人的利益，因此如何正确评价企业的盈利水平就显得十分的重要。目前用来评价上市公司盈利水平的指标主要有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总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这些指标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对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进行评价，比较全面。屠芳（2002）认为，盈利能力与盈利质量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企业的盈利情况，二者各有侧重。盈利能力主要强调的是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它主要是以应计制为基础，其表现为税后净收益的大小以及相关比值的大小；而盈利质量则主要反映盈利的确定是否同时有相应的现金流入，即以应计制为基础的盈利是否与现金的流入相伴随。只有伴随现金流入的盈利，这样的盈利水平才具有较高的质量，具体表现为以应计制为基础计算的有关盈利指标数值与以现金制为基础计算的有关盈利指标数值的差异程度，一般而言，这一差异越小，盈利质量就越高。陈荣奎（2006）认为，企业盈利能力分析，主要是通过研究利润表有关数据之间的对比关系，以及利润表中有关项目和资产负债表中有关数据之间的关系，来评价企业当期的经营成果和预期企业未来盈利能力。企业的盈利能力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其中最根本的有两个角度，即从利润形成结构来分析获利能力和从投资报酬率的角 度来分析获利能力。利润形成结构分析，主要是通过利润表有关项目之间的对比关系来分析公司获利能力，这是传统的获利能力分析的基本方法。这方面的指标主要有毛利率、营业利润率、净利润率等。夏汉平（2008）认为，盈利质量分析主要是根据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与销售收入、净利润等之间的关系，揭示企业保持现有经营水平，以及将来创造盈利能力的一种分析方法。分析企业的盈利质量指标主要有销售净现率、净利润现金比率和现金毛利率等。

二、盈利能力与盈利质量相关指标 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分析》书中，单喆敏（2005）对盈利能力分析的相关指标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说明和运用方法的讲解。

（一）、盈利能力指标

1、毛利率 毛利是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后的余额。毛利率是企业的毛利和营业收入对比的结果。用公式表示： 毛利率=（毛利/营业收入净额）*100% 毛利率反映每一元钱的营业收入中包含着多少的毛利，用来评价企业营业收入的获利能力。对于投资者来说，毛利率

总是越高越好。毛利越高，表明同样的营业收入取得的毛利润越多，因此获利能力较强;反之，则获利能力较弱。毛利率的指标通常用来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横向比较可以了解公司在行业中所处的水平。

2、营业利润率 营业利润率是指企业的营业利润与营业收入的比率。用公式表示： 营业利润率=（营业利润/营业收入净额）*100% 营业利润率反映营业利润占营业收入净额的比重，用来评价公司 的盈利能力。对于投资者来说，营业利润率总是越高越好，营业利润率越高，说明企业的营业收入净额的获利水平较强；反之，则说明企业的盈利能力较弱。如果能将连续几年的营业利润率加以分析，就能了解公司营业利润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对公司的盈利能力的变动趋势作出评价。当然在具体评价一个公司的营业利润率高低时，应将该公司的营业利润率和其他企业水平或同行业平均水平进行对比，这样才能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3、税前利润率和净利润率 税前利润率是企业利润总额和营业收入净额的比率。用公式表示： 税前利润率=（利润总额/营业收入净额）*100% 净利润率是指企业净利润，即利润总额减去所得税后的余额与营业收入净额之间的比率。用公式表示： 净利润率=（净利润/营业收入净额）*100% 税前利润率和净利润率反映的是每百元营业收入所取得的税前利润和税后净利润。对于投资者来说，税前利润率和净利润率都是越大越好。税前利润率和净利润率越大，说明每百元营业收入所取得的税前利润和税后净利润越多，同样的营业收入能取得更多的利润，因此企业获利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获利能力越弱。相对而言，净利润率是投资者最喜爱的，因为税后净利润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可供分配的利润的多少，因而也直接关系到投资者的投资收益水平。钱爱民（2011）在《公司财务状况质量综合评价研究》中谈到作为投资者，在从营业收入、成本费用的角度分析企业获利能力时，应将上述各个指标结合起来，并结合运用损益表中各项目的结构分析，综合评价企业的获利能力的高低、变动及其他原因。比如，营业毛利 率的上升总是和营业成本在营业收入中的比重的下降相联系的，而导致这种变动的原因不在乎是产品销售价格的上升和产品销售的下降。毛利率的上升一般总会引起税前利润率和净利润率的上升，除非营业外支出大幅度上升等，而营业成本、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的增减变动最终又通过成本费用利润率反映出来。以上从营业收入、成本费用的角度分析企业盈利能力的各项比率，是传统盈利能力分析的重要指标。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比率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真正的盈利能力和利润增长情况。因为营业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等分别反映的是产出、耗费与利润之间的比例关系，而没有揭示投资者的投资与利润之间的内在关系，而投资者最关心的正是这种投资与利润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盈利质量指标

1、销售净现率 销售净现率是指经营现金流量净额与销售收入的比率。用公式表示： 销售净现率=（经营现金流量净额/销售收入）*100% 销售净现率反映了企业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与净利润之间的比率关系，反映了当期主营业务资金的回笼情况。从理论上讲，该比例一般为1.但是在实际交易中，由于有赊账情况的产生，使得实际产生的经营现金流量要小于销售收入，因此销售净现率通常要小于1.该数值越接近1 就说明企业资金回笼的数度越快，企业应收账款的数量少，反之则会搞成企业大量的资金的挤压，加大筹资资金的成本和难度，更有可能造成大量的坏账损失。当然企业的销售净现率也并非越接近1 就越好。因为高净现率可能由于企业的谨慎性的信用政策，保守的销售方式所致，这样也从侧面影响了企业销售量的提升，从而影响企业的盈利水平。

2、净利润现金比率 净利润现金比率是经营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比率。用公式表示： 净利润现金比率=（经营现金流量净额/净利润）*100% 净利润现金比率反映企业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与净利润之间的比率关系。当前有一些企业账面利润数值很高，而现金却入不敷出；有的企业虽然出现亏损，而现金却很充足，周转自如。所以，仅以利润来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和获利能力不够谨慎，如能结合现金流量表所提供的现金流量信息，特别是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信息进行分析，则较为全面客观。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与净利润比较，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所实现净利润的质量。在一般情况下，比率越大，企业的盈利质量越高。如果净利润高，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很低，说明本期净利润中存在尚未实现现金的收入，企业净收益很差，即使盈利，也可能发生现金短缺，严重时会导致企业破产。单喆敏（2005）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分析》中指出根据盈利质量与盈利能力在定义上的界定，盈利质量可以通过用应计制和现金制下有关盈利指标的差异程度来评价，因此盈利质量的评价与现金有关，而盈利质量的评价指标构成了现金流量的某些特征。盈利质量水平的高低主要可以通过看盈利是否有现金的流入，如果有现金流量的增加，则盈利是有足够现金可以保证的，盈利质量则比较高，否则盈利质量是比较低的。用现金流量来反映盈利状况的指标也有很多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提供劳务、销售商品所收到的现金，分的应收股利或利润所得到的现金，取得债券利息收入所得到的现金等，这些指标在反映盈利状况方面各有优势。

三、企业盈利能力与质量分析应注意的问题 钱爱民（2011）在《公司财务状况质量综合评价研究》中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中指出：企业的盈利能力是指企业利用各种经济资源赚取利润的能力，它是企业营销能力、获取现金能力、降低成本能力及规避风险能力等的综合体现，也是企业各环节经营结果的具体表现，企业经营的好坏都会通过盈利能力表现出来。程培先（2007）在《企业盈利能力分析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中指出企业盈利能力水平的分析主要是以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为基础，通过表内各项目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一套指标体系，通常包括销售净利润、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息保障倍数等，然后对盈利能力经行分析和评价。但是也应该注意如下一些问题：

（一）、仅从销售情况看企业盈利能力 对企业销售活动的获利能力分析是企业盈利能力分析的重点。在企业利润的形成中，营业利润是主要的来源，而营业利润高低关键取决于产品销售的增长幅度。产品销售额的增减变化，直接反映了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经济效益的好坏。因此，许多财务分析人员往往比较关注销售额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试图只根据销售额的增减变化情况对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和评价。然而，营销企业销售利润的因素还有产品成本、产品结构、产品质量等因素，影响企业整体盈利能力的因素还有对外投资情况、资金的来源构成等，所以仅从销售额来评价企业的盈利能力是不够的，有时不能客观地评价企业的盈利能力。

（二）、忽视税收政策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税收政策是指国家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任务，选择确立的税收分配活动的方针和原则，它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税收政 策的制定与实施有利于调节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为企业提供有利的纳税环境，能有效调整产业结构。税收政策对于企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符合国家税收政策的企业才能够享受税收优惠，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不符合企业税收政策的企业，则被要求缴纳额外的税收，从而不利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因此，国家的税收政策与企业的盈利能力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评价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离不开对其面临的税收政策环境的评价。

（三）、忽视利润结构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企业的利润收入主要由主营业务利润、投资收益和非常项目收入共同构成，一般来说，主营业务收入和投资收益所占公司的利润有很大比重，尤其主营业务收入是构成企业利润的基础。对企业的盈利水平进行分析时，很多财务人员通常只看对重对企业利润总额的分析，而忽视对企业利润构成的分析，从而忽视了利润结构对企业盈利水平的影响。实际上，有时候企业的利润总额会很多，但是如果只是从总量上看企业的盈利水平很好，但是如果企业的利润主要来自于一些非经常性的项目，或则不是由企业的主营业务活动收入所创造的，那么这样的利润结构往往是存在较大的风险，这样也不能反映出企业真实的盈利水平。

四、总结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可以看出，要分析出一个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盈利质量，不仅仅只需要从财务报表的内部环境来分析，还要从公司的外部环境来分析。伊利公司盈利如想取得更多的净利润，就必须要看到，企业销售和资产总额是成正比的，总资产规模越大，取得的销售收入也就多，利润额也大；反之，企业的总资产规模小，收入相对就少，利润额也少。所以，要想要想获得利润的多少，不仅与自己产 品有关，也与企业的战略有关。如何使得企业的盈利达到合理、如何

体验式营销文献研究综述 篇3

关键词：体验经济；体验式营销；心理学

一、体验经济

体验经济作为更高层次的服务经济，以服务为主，结合服务和商品，创造出新的体验，企业通过创造个性化生活及商业体验获得利润的。[1]

1998年，《哈佛商业评论》刊登了B.Joseph.pineⅡ和James.H.Gilmore的文章《Experience Economy》，他们认为“体验事实上是当一个人达到情绪、体力、智力甚至是精神的某特定水平时，他意识中所产生的美好感觉。”[2]一时间，消费体验与体验经济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响应，特别是联想、惠普、微软等国内外大企业都关注体验概念，相继提出要实行客户体验，微软公司自称设计最佳、性能最可靠的新一代操作系統Windows XP的“XP”来自“Experience”，即“体验”。

二、体验式营销的内涵

体验经济的到来赋予了营销全新的发展方向和营销范式：体验式营销。体验式营销是融合了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营销学等不同学科的相关内容而形成的一个综合的营销方式。诸多学科的学者都从自身学科背景出发对体验式营销开展了各具特色的研究。下面本文对学者的研究分别从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和营销学三个不同学科研究视角进行评介。

（一）心理学视角下的体验式营销的概念

关于体验式营销，国外学者研究比较早。Bernd·H·Schmidt是第一个提出体验营销概念的学者，他在《体验式营销》一书中对“体验营销”进行了界定。在他写的《Experiential Marketing》一书中认为“体验是对某些刺激（如市场营销措施）产生的内在反应”，体验式营销要求企业必须从消费者的感官（Sense）、情感（Feel）、思考（Think）、行动（Act）、关联（Relate）五个方面重新定义、设计营销策略。[3]Schmidt的思考方式突破了“理性消费者”的传统假设，认为在消费时消费者内心是兼具理性与感性的。

国内学者关于体验式营销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也有很多。其中，汪涛、崔国华（2003）在指出B.Joseph.pineⅡ和James.H.Gilmore在定义体验时存在的缺陷后，提出体验就是“在企业提供的场景中，顾客将自己作为事件中的一员主动参与表演所产生的美妙而深刻的感觉。”[4]

李光明等认为，体验是顾客在与企业互动的过程中，作为体验活动的主角所产生的美好心理感受。[5]这说明体验作为一种心理感受有很强的主观性，不同的人对相同的营销活动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顾客参与体验营销活动就是为了获得体验价值，满足精神方面的需求，这与服务是有区别的。

贾利军，李晏墅认为体验是顾客对企业提供的刺激因素产生反应，企业记录分析反应，并不断调整刺激因素，顾客又产生新的反应的过程。[6]在这样的动态过程中，顾客会产生美妙的体验。顾客选择性地注意一些刺激因素，企业根据顾客先前的反应来对刺激因素做出调整。

（二）消费者行为学视角下的体验式营销的概念

1960年，美国心理学会成立了心理学科分会，标志着消费者心理学独立学科正式诞生，这就是消费者行为学的前身。后来，学者们开始把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市场营销学中，此后，对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也更具现实意义。学者从消费者行为学的学科角度对体验式营销的研究也有很多。

李俊青，薛建明（2009）提出体验营销是指营销者利用消费者的整体感受和评价去激活消费者内心的消费欲望并加快购买行为的一种营销方式。[9]与传统的营销模式相比，体验营销作为一种全新的营销模式有着鲜明的特色，体现在关注焦点、营销要点、互动性、顾客认知、价值创造主体和效果检验等方面有着诸多不同。

周彩云和李燕（2015）认为体验式营销是指“消费者通过对消费品的实际应用体验产生对消费品的购买欲，这种购买欲最终会使消费者做出购买决定。”[10]

通过对学者的研究进行综合发现，体验式营销相较于传统的营销，其特点和优势在于，消费者在体验消费品的过程中，会产生情绪、心理方面的美好感觉，这种感觉与消费品的存在和应用是同步的。因此，为了满足自身对好的感觉的追求，避免这种美好的感觉会消失，消费者会对消费品产生购买欲，这是体验式营销的精髓所在。

（三）市场营销学视角下的体验式营销的概念

市场营销学作为一门系统地研究市场营销活动规律性的科学，也独具可研究性。体验式营销本就属于市场营销学的范畴，学者们的研究自然也是从该学科的角度进行，本文该部分评述的是学者单纯从市场营销学的角度研究体验式营销的研究成果。

我国学者范秀成和陈英毅（2002）从营销活动的客体的角度对体验营销进行定义。他们认为，“体验营销，简单地说就是以体验作为营销客体的市场营销”，“体验营销的核心观念是，不仅为顾客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还要为他们创造和提供有价值的体验。”[11]

郭国庆在其2008年的专著《体验营销新论》中认为，“体验营销是指企业从感官、情感、思考、行动和关联诸方面设计营销理念，以产品或服务为道具，激发并满足顾客体验需求，从而达到企业目标的营销模式。”[13]该定义是国内体验式营销最新的较为全面的观点。

总体来说，体验式营销的内涵在其发展过程中被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断充实丰富，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实行体验式营销，以此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带给消费者更多的消费愉悦和价值享受，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忠诚度，获得更多的商业利润。

三、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当前体验式营销研究尚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体验式营销的强烈的主观性会导致不同消费者的心理感受区域差异性和个体差异性。结合不同性格的消费者，应使用何种体验式营销策略，帮助消费者获得价值体验，这些都有待我们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当前我国对体验式营销的研究和应用还缺乏系统科学的理论研究和严谨的实验研究。期望学者能结合我国经济环境和人文特征，深入开展体验式营销研究和实践，推动我国营销工作的多元发展。

笔者认为未来体验式营销的发展方向应该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从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情感对消费体验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哪些情感对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需要实证方面来加以研究。

2、虽然学者关于体验式营销提出了一些模型，但是这些模型都还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未来需要多做些实证研究来支持这些模型。（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Alivin Toffler and Heidi Toffler.Future Shock Bantam Books[M].1984.9.1

[2]汪 涛，崔国华.经济形态演进背景下体验营销的解读和构建[J].经济管理，2003，（20）：43-49.

文献综述:韩国犯罪电影研究综述 篇4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 国内研究综述

在中国知网检索中, 以“韩国电影文化研究”为关键词共检索出有关论文15308个结果, 以“韩国犯罪电影”为关键词共计检索出5508个结果, 以“韩国电影价值”为关键词共检索出有关论文668498个结果, 以“韩国电影跨文化价值传播研究”为关键词共检索出有关论文181402个结果。由此可见, “韩国电影价值”的相关论题研究最多, “韩国犯罪电影”相关论题研究最少, 但本文将这二者相互融合, 以韩国电影价值研究为论述主体方向, 重点以韩国犯罪电影为实际研究案例, 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

张虹 (2014) 在其著作《韩国犯罪题材电影在影视文化意义上的特征浅析》一文中指出:“韩国犯罪题材的电影往往具有深刻的‘社会问题意识’, 作品中既有真实事件的改编, 又有在聚焦社会问题的基础上进行戏剧张力之间的变换。例如:作为韩国犯罪电影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的《熔炉》就是聚焦2005年韩国光州一所聋哑学校发生的性暴力事件, 该电影清晰地表述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抨击了学校的道貌岸然与司法过程的不公。 该部影片上映后, 引发了韩国社会的极大反响, 并最终推动了韩国性侵犯罪的量刑标准的提升, 这一成果的取得实属不易。”随着全球电影市场的不断细分, 对于电影市场本身而言, 有些看起来不是很重要的信息也必须引起重视, 这一点事关电影题材之间的诸多变化。当前, 虽然电影中出现大量的非理性投资, 但在电影行业, 资金、 资本等优质投资的优势也展现出来:首先是票房大制作电影之间的关联性被破坏, 专业人员早就不再迷恋大制作的电影, 而是变为注重观众的兴趣爱好, 作为电影的主要思考因素;其次就是电影院的建立速度也在逐渐放慢。电影院不再通过增加票价来促进票房增加, 而是用适当的价格来吸引观众, 让每个观众都能看得起电影。 但是, 我国电影更应当学习的是韩国犯罪电影的题材选取性, 从深层次价值的角度探索电影的内涵价值与社会意义。

张艺璇 (2014) 在其著作《浅析韩国犯罪题材电影特征》一文中指出:“近年来, 韩国犯罪题材的电影总能够在某一种高度层面上以惊喜、创意、深刻等人文内涵的角度不断反映其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 并在影片中不断找寻韩国电影文化价值的进步与探索。以韩国犯罪电影题材特征为例, 其主要具备影片主体之间的彰显民族意识、影片风格之间的突显黑色阴郁、影片叙事之间的独具匠心与升华影片主题等特征价值。并且, 韩国犯罪电影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在人物的设置、影片中的意象运用方面均显示出了超高的艺术水准与价值, 并最终成就了韩国电影的辉煌。”1近年来, 电影产业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诸多外部影响, 着重体现在:由于受到了欧洲金融危机以及各国经济的紧缩政策, 总体来说电影文化创作的增长模式是和国家政策紧密相关的, 特别是根据现时代发展的需要, 电影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了国民的经济支柱, 韩国电影产业每年平均投入近3万亿韩元, 约合近500亿元人民币, 这一产业投入比重远远超过我国电影产业的投入比重。并且, 韩国在电影创作机制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体化编剧、导演、发行等完善的机制, 这一点在当今世界的电影文化产业中也是较为领先的。因此, 我国更加需要从政府政策机制入手, 完善我国电影文化产业价值链的形成, 根据《“十二五” 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目标可以看出, 到2015年年底, 文化产业将迅速增加, 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大幅度提升, 能够建立健全的公平竞争市场、企业自主经营的电影产业经营体系, 能够不断满足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电影产业的增长速度同时带动着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文化价值有明显的增长, 综合效益也有很明显的提高, 随着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 政府对电影也极力地推动, 这对电影文化价值传播市场具有很强的推动力。

张凤雯 (2014) 在其著作《以真为影, 震撼心灵—— 韩国真实事件改编的政治及犯罪类型电影浅析》一文中指出:“相比韩国其它类型的电影创作题材, 韩国的犯罪电影大多不是以残暴的电影画面作为描述方式, 而更多的是以电影唯美的画面, 其整体画面细腻而又真挚的情感抒发著称。实际上, 韩国犯罪在一方面把这种美渲染地极为绚烂美好, 在电影的文化价值内涵中不断使其饱有深刻的温情。在另一方面, 可以将它作为本来的美好毁灭, 不断挖掘电影潜在的内涵价值, 使其在变成某一种状态时, 既是一种可怕又是一种残忍, 最终形成某种阶段的真实状态与真实情感的统一, 那份真诚充分显现出电影文化价值中的美好与残忍, 在观看的过程中, 足以震撼尘世间麻木的心灵。”2在韩国犯罪题材类型的电影中, 真实是其一大显著的特色, 并最终赢得了良好的社会价值与反响, 例如:因为电影《辩护人》使得成为韩国社会话题的“釜林事件”再次受到关注, 2014年9月25日进行了复审宣判, 33年前曾被判有罪的五名被告在几十年后被法院认定无罪, 洗刷了多年的冤屈。韩国著名青少年犯罪题材电影《熔炉》的放映, 在很大程度上迫使了2005年光州聋哑人学校案件的调查重新启动, 并且最终使韩国国会对2011年性侵罪量刑标准重新修订《韩国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 这部又可以被称作为《熔炉法》的法律在韩国国会立法成功后, 曾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也引发了其他国家电影人的思考。

(二) 国外研究综述

韩国著名学者金钟元和郑重宪在其合著的《韩国电影100年》一书中指出:“韩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与韩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存在着极其微妙的关系, 每一次电影历史的发展阶段均伴随着韩国政治以及社会的变革, 无论是在政治封锁或开明时, 韩国电影均存在低迷与复兴之间的徘徊, 随着韩国政治形势的不断昌明, 韩国电影最终实现了复兴。在某种意义上, 对于韩国犯罪题材电影而已, 其想要能够延伸发展出电影文化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并不是所有的韩国犯罪电影都能够开发电影文化传播。需要开发犯罪题材电影文化需要有一些比较特定的特征:电影必须经典有一定的影响力, 一种文化价值能够让社会所接受, 就必须能够影响到社会, 如果电影本身不具有吸引力, 那其发展的文化价值与意义也没办法吸引社会民众, 只有具有影响力的影片才能大范围地进行文化意义的传播, 才能够让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观看, 也只有这样, 文化传播才能够永远被追随购买。例如: 对于韩国犯罪题材电影而言, 这些犯罪题材电影的文化价值意义与传播就有很好的社会效应, 并取得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 这些都是电影文化传播的重要价值体现。”3在韩国犯罪电影题材的研究特点方面, 应当坚持从商业电影文化价值传播的角度进行探究, 需要对具体的社会题材进行艺术加工和演变,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电影文化价值概念的定义。长期以来, 韩国诸多不同题材的电影凭借其电影作品内涵的广泛影响力, 在当今世界电影界拥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其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不断坚持从电影的社会性价值角度入手。因此, 对我国电影的文化价值传播而言, 其在发展与研究过程中需要重点从电影社会性风格角度、电影的影片主题、影片艺术思考、 影片商业性特征、影片制作方式、影片插曲等诸多方面引入社会性内涵价值。

美国学者闵应军、韩国学者朱真淑、郭汉周等在共同编写的《韩国电影:历史、反抗与民主的想象》一书中指出:“韩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布局曾经历过一个漫长复杂的演变过程, 其电影的审查制度曾将公众置于民主、 自由之外, 并使得这种文化绵延至今, 使得电影文化成为韩国一种恐怖的回忆。无论是快乐的, 还是丑恶的, 无论是压迫的还是独立的, 脱离文化的电影历史均是不能存在的, 也是需要不断对其进行审视与呈现的。在韩国电影产业布局的调整上, 除了过去多年一直强调的创作制片环节和影院终端建设仍需强化外, 发行环节的建设已经越来越迫切。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经过10年产业化改革, 当韩国电影产业已经从初级阶段逐步升级, 整个产业的渠道系统、市场系统的重要性就自然而然地突显出来。在好莱坞, 世界闻名的六大电影公司都是以发行为主要业务职能的企业, 但在国内, 目前公众对电影企业的认知还仍然停留在电影内容生产商层面。”4要想真正体现出电影文化历史脉络的价值内涵, 就需要对电影的无差异特性进行深入地研究与论述, 这一特性主要表现在市场细分以后, 不参照任何市场的特点, 只是考虑市场的普遍性, 仅仅推出一种产品, 使用单调的市场营销组合, 它只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尽最大可能来满足所有的观众要求。无差异性的特点就是规格、品类、 格式简单易懂, 这样有利于大规模运作和标准化制作, 有利于降低电影在制作、传播、播放等环节所产生的费用。 不足之处表现为:在众多电影中, 一旦有一部分电影实行无差异性市场营销时, 在我国电影行业里就会出现强烈的竞争力, 这时小制作电影就没有竞争优势。比如有一个电影院为了推出电影优惠政策, 而不考虑整个电影行业的价格规定, 忽略了电影的整体性, 这时候制作出的电影, 就是单一性的电影, 不会被观众喜爱。虽然有的电影是大手笔投资, 可是现在我国电影行业内竞争强烈, 小制作电影不被人们接受, 最终会对整个电影行业造成影响, 导致整体收益减少, 阻碍了电影的发展。

二、小结

我国电影产业目前存在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 我国电影产业目前已经形成了上游制片业和下游影院终端都非常庞大的格局, 但本应成为产业驱动关键所在的中间发行环节却非常脆弱。第二, 我国电影产业经过十年产业化改革, 虽然已经拥有了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 但在市场逐步放开的形势下, 国产片的生存压力却越来越大。第三, 我国电影产业当前的盈利模式过于单一, 对票房收入的过度依赖导致行业上下游不得不绞尽脑汁, 在有限的“饭碗”里多分一点羹。相比韩国犯罪题材的电影文化价值, 我国电影的文化价值内涵该如何进一步地体现, 需要业内人士不断关注与反思, 只有这样, 我国电影才不再只是梦幻的光影, 梦幻才可以照进现实, 种种光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最终会变成一种力量, 真正成就我国电影产业的辉煌与价值。总体而言, 目前我国对电影的社会文化价值题材的市场开发还不够成熟, 甚至有的地方没有开发意识, 与韩国已经较为成熟的电影开发机制存在很大的出入, 国内在电影社会文化价值题材的开发力度上、广度上都很不足, 而且相对国外来说起步较晚。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 电影产业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产业, 其发展速度已超越了预期, 随之而来的商机也越来越多, 学者对电影内涵价值的研究越来越重视, 从而使得电影产业不断地改进, 业内人士也逐渐将目光放在了电影文化与内涵的研究上。

经济责任审计研究文献综述 篇5

关键词：经济责任；审计研究；文献综述

201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中办法[2010]32号），并于12月8日向社会公布。《规定》的颁布施行，是贯彻落实十七大会议精神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是指导我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纲领性法规文件，是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制度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干部管理和监督、健全权力约束和监督制度、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使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面临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2012年12月24日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刘家义审计长强调，各级审计机关应当站在一个高度，要充分认识经济责任审计在完善国家治理、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健康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密切关注权力行使和责任履行情况，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充分认识经济责任审计是强化干部管理监督和建立健全问责机制，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措施，是促进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促进领导干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惩治和预防腐败的重要手段。面对新的历史时期，各级审计机关要认真落实两办《规定》，加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加大对审计信息和整改情况的依法公开力度，促进公开透明和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大从体制机制制度层面揭示问题、分析原因和提出建议的力度，促进健全制度和深化改革，同时通过揭示和分析违法违纪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查找制度上和管理上的漏洞，从机制上、源头上惩治和预防腐败。

国外虽然没有关于“经济责任审计”这种概念的直接提法，但可以从审计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看出，存在着很多像经济责任审计这样的经济行为活动，国外政府的工作绩效、政府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环境保护责任等方面的审计，其研究文献也主要集中在对绩效审计、社会责任审计、环境审计等领域的研究。关于绩效审计的研究主要包括，1986年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OSAI）第十二届国际会议发表的《关于绩效审计、公营企业审计和审计质量的总声明》中，将各种对公共资源使用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审计名称统一称为绩效审计（performance auditing），并给出了如下定义：对政府部门和公营单位管理公共资源的经济性（Economy）、效率性（Efficiency）和效果性（Effectiveness）所作的评价与监督。INTOSAI将绩效审计定义为对公营部门管理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所作的评价与监督。同时还提出了绩效审计的4个目标：为公共部门改善一切资源的管理打好基础；使决策者、立法者和公众所利用的公共部门管理成果方面的信息质量得到提高；促使公共管理部门人员采用一定的程序对绩效做出报告；确定更适当的经济责任。从INTOSAI对审计内涵和目标的描述可以看出绩效审计的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服务，不仅对被审计单位提供服务，而且重视对决策者、立法者和社会公众服务；另一方面将审计工作的出发点落实到政府的责任上。美国审计总署（GAO）1994 年将效益审计定义为：关于政府组织、规划和活动的“3E”（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方面的审计，近来美国有专家认为应当在“3E”审计的基础上增加公平性（Equity）和环境性（Environment）审计两个内容，使“3E”审计变成“5E”审计。

关于社会责任审计的研究

umble（1973）讨论了社会责任在不同单位中的重要性，指出每一社会个机构包括企业，都应当贯彻落实社会责任审计，也包括各级政府、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Waddock和Neil Smith（2000）指出社会责任审计在公司绩效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实施社会责任审计有助于降低企业风险，能有效反应公司核心价值。Peter Koketal（2001）对社会责任的内涵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应当使用更先进的审计工具，以促使各级政府、事业单位以及企业反省各自的社会责任履行和完成情况。Morimoto Risakoetai（2005）论证了新型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审计的可行性，提出应当创建一个能与现有的环境审计制度相结合的社会责任审计制度。

关于环境审计的研究

自从环境审计这一概念被有关学者提出以来自，就引起了学术界对环境责任履行情况的密切关注。但到现在为止，国外有关环境问题的研究只是停留在一个岗起步研究的阶段，还没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制度。主要有Maltby对有关环境审计理论与实践一些问题的研究；Taylor和Sheahan指出有效实行环境审计对于促进环境管理责任的履行具有积极作用

国内有关经济责任审计的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场面，经济责任审计是现代审计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实际情况面前，形成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监控制度。近些年来，国内有关经济责任审计的研究领域比较宽广。在经济责任审计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涉及到经济责任审计的历史沿革（林钟高、龚明晓（1998）认为，我国审计始于周代，历经周朝、西汉、隋朝、唐朝、宋朝、明朝、清朝等）经济责任审计的动因（秦荣生（1999）认为，受托经济责任关系是审计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根本动因，受托经济责任关系是经济责任审计产生的基础，而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理论则是经济责任审计的理论基础。陈波（2005）认为经济责任审计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机你感觉监督制度，我国独特的制度背景形成了对于经济责任审计的独特需求。）经济责任审计的主体（简燕玲、辛旭（2006）指出，经济责任审计的主体包括国家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社会审计组织。郑英林（2005）得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审计主体应由国资委主导。）经济责任审计的定位（蔡春、陈晓媛（2005）认为，经济责任审计的理论依据是特定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存在，此种受托经济责任关系更明确指向行为人本人。）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姜彦秋（1999）认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有：任期经营目标的实现情况；重大经营活动的决策是否具有民主名和科学性；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性；职工收入及福利情况；遵纪守法的情况。吕文基（2002）指出，党政领导干部审计的评价内容包括：预算执行和决算审计或财务收支计划执行情况和决算审计；审计预算外资金的收入、指出和管理情况；审计专项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国有资产的管理、使用和保值增值情况审计；遵守国家财经法律法规。陈晓芳、桂珍若（2006）指出高效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等）、经济责任的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皮凡（2000）提出，以规模指标、运营指标和综合指标三类来衡量企事业领导人的经济责任。洪承旭、阎建军（2002）认为，商业银行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可以从发展能力指标、资产安全性指标、资产流动性指标和财政效益指标四个方面予以确定。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科学化课题组（2005）广泛、深入的研究了量化计分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综合评价的做法。王晓彗（2006）认为，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包括：财务责任指标、管理责任评价指标、违纪责任评价指标、社会责任评价指标四个方面。）、经济责任审计风险（秦小丽、常丽娟（2005）指出，经济责任审计对象的特殊性和目前审计环境的复杂性促使我们必须深刻思考经济责任审计风险的成因及其防范。陈汉平（2002）分析了经济责任审计风险的危害性和可控性，并提出化解风险的建议。常人兵（2003）等对经济责任审计的风险与控制作了分析。）等诸多方面。

通过国外文献回顾来看，虽然国外没有与经济责任审计直接对应的概念，但是存在于经济责任审计紧密相关的审计类型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政府机构的绩效审计、面向政府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审计与环境审计等，这部分文献众多，最大的特色就是对责任的强调非常普遍，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了经济责任审计的有关内容与要求。国内经济责任审计的理论研究状况评述，我国经济责任审计的基本理论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经济责任审计的基本理论研究主要包括经济责任审计的历史沿革、经济责任审计的动因、经济责任审计的主体、经济责任审计的定位、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经济责任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经济责任审计风险各个方面。（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国际价值研究文献综述 篇6

关于国际价值, 马克思曾经有如下论述:“国家不同, 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 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 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 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 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 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 有不同的国际价值, 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 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在这里, 马克思已经明确提出了“国际价值”的范畴, 并指出商品的国际价值不是由某个国家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决定, 而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来决定。

国际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发展, 以国际价值论为基础, 研究国际贸易成因及贸易利益分配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但迄今为止, 这方面的研究仍不完整, 观点仍不统一。本文就国际价值理论的各种文献观点进行了总结。

1国际价值论是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上运用的修正的研究

国际价值是否是价值规律在国际范围内的简单套用?马克思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多次指出国际价值是对价值规律的修正。在论述生产力不同的两个国家商品交易时, 马克思指出“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 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在讲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商品交换问题时指出:“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变化。”看来, 马克思已经注意到国际条件下, 价值规律会发生新的变化, 出现许多新的特点, 那么这些新的变化是什么?如国际价值量由什么决定?是否具有国际平均利润率, 是否存在国际生产价格的形成规律等问题呢?

1.1国际价值的决定

马克思明确指出商品的国际价值不是由某个国家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决定, 而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来决定。关于“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这一国际价值的计量单位, 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王天义 (2002) , 崔向阳 (2004) 认为“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 即在世界现有的一般生产条件下, 在各国劳动者的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 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杨国昌 (1999) 把“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看作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所需的国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或该商品国别生产价格) 的加权平均。任立, 王宁宁 (2006) 分析到, 计量国际价值量的劳动强度不是各国的中等劳动强度, 这里只强调“劳动强度”的大小, 而不提“劳动熟练强度”的高低。可见, 马克思采用的“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的提法不同于“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他们认为国内劳动强度的分布类似正态分布, 即大多集中在中间, 而两头少;而在国际上, 强度分布可能是均匀分布, 呈现中川信义所讲的“位阶” (1983) , 而非中间大, 两头小的情况。因此, 计量单位只能用“世界劳动强度的平均单位”。因此国际价值是参与交换的国家的商品价值的加权平均, 每个参与国都是其中一个“权重”, 参与国的多少会影响“权重”的大小, 所以在一定时期国际价值并非固定不变的。李水蓝, 邓路 (2007) 认为, 假设n个国家从事该商品的生产, 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为各国的国别价值为, 为i国产出占世界总产品的比重。并且说明国际价值除了受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的影响外, 还与贸易国的贸易量即世界市场联系的广度和深度相关。如果绝大多数的国际贸易商品由大致相同劳动生产率国家生产出来, 国别价值与国际价值将十分接近。何小锋, 来有为 (2003) 则认为国际价值概念是以各国生产数量为权数的加权平均数。李荣林, 史祺 (2000) 将“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理解为:国别价值的平均数, 商品国际价值或世界平均生产成本都是由在国际生产中占绝大多数的商品生产国的国别生产成本所决定的, 是一种以完全竞争为基础的价值的增值过程。

1.2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特点

关于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特点的研究, 其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 在国内市场上, 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

而在国际市场上, 劳动生产率高的劳动被看作强度更高的劳动, 强度较大的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 在国别价值向国际价值转化的过程中, 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在同一时间内生产的商品会比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得到更多的国际价值, 因此在国际市场上, 单位商品的国际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而且国际价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会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不断变化。对于这个问题, 学者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2) 对价值规律作用的环境的认识。

在国际市场上, 参与交换的主体通常代表某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标准或者准则、技术水平, 国家之间存在各种关税及贸易壁垒, 各个国家的政府主动出面干涉商品交换, 以维护本国资本家的利益。这种环境上的差异使价格对价值产生更经常、更普遍、幅度更大、范围更广的偏离 (任立、王宁宁, 2006) 。在国际市场上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都会遭遇不同程度的障碍, 不能自由流动, 进而影响了要素价格的均衡化过程, 要素收益产生差别, 使得利润平均化的过程更加曲折, 这会导致国际价值形成过程中的复杂化与时滞 (林叶环, 2007) 。

(3) 国际价值的转型——国际生产价格。

国际价值能否以及如何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 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观点有分歧。陈永志 (2009) 认为在国际市场上, 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的规律依然要发挥作用, 激烈竞争最终将导致世界市场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 从而商品的国际价值也就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尽管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 但从长远看, 这个趋势是必然的。但是也有的学者分析到, 由于国际市场的复杂性, 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情形并不真正存在, 由于资本与劳动不能自由流动, 各国别价值不能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那么国际贸易中的生产价格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他认为, 生产价格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发达国家为了特定目的采取的垄断定价法, 即在商品价值的基础上, 采取垄断高价或者垄断低价。二是区域性的国际市场下, 由于区域性资本与劳动的自由流动, 区域性的国别价值可以转化为区域性的国际生产价格 (任力, 2006) 。

1.3国际价值的实现问题

现在有些国际价值理论的研究者都在探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等价交换和剥削问题, 结论不大相同。国际贸易是国际商品交换的实现形式。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着大量不等价交换的现象, 这是经济理论界公认的事实。但是衡量等价或不等价交换的标准是什么?引起不等价交换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经济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 由于价值规律在世界范围内作用的变化, 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与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之间发生了不等价交换, 后者创造的价值向前者转移, 因而前者剥削了后者。还有一种观点则相反, 认为以国际价值为基础的交换就是等价交换。国内学者对国际价值实现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按照国际价值进行的等价交换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上。

赵战波 (1998) 认为在国内商品交换中, 不存在因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引起的“不等价交换”问题。同样在世界范围内, 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同种商品的国别价值是不同的, 国际间商品依据国际价值进行交换。一国的劳动生产率较高, 使商品的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 通过商品的国际交换, 就能得到一部分超额利润, 这部分超额利润是本国人民创造的, 不是从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转移过来的。所以, 按国际价值进行的等价交换不存在价值转移的问题, 因为并无“价值”可以转移, 也就不存在剥削。何炼成, 何林 (2003) 认为二战以来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国际经济关系也出现了一定的新秩序, 如果国际贸易能基本上按照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进行交换, 则剥削和被剥削的程度将逐步降低, 穷国和富国的差距将逐渐缩小。

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按照国际价值进行的等价交换实质上是一种不平等交换。在世界市场上, 等价交换不是指国民价值相等的交换, 而是指国际价值相等的交换;依此, 国民价值相等的交换是等量劳动的交换, 而国际价值相等的交换一般不是等量劳动的交换。正是这一价值规律使得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变得不平等起来, 剩余价值从穷国转移, 这样就出现了三个劳动日和一个劳动日相交换的情形 (吴颖华、刘海超, 2007;杨圣明, 2005)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成本和人均资本存量方面存在差异, 因此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交换时, 受国际价值规律的支配, 其能获得的国际支付只取决于商品中所包含的有酬劳动和一定量的无酬劳动, 而不是包含全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国别价值 (杨国昌、钟伟, 1999) 。

2国际价值理论对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现实意义

由于在国际市场上, 单位商品的国际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因此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力。在外贸方面, 要真正落实“科技兴贸”战略, 提高我国各类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 (杨圣明, 2005) 。应改善我国的进出口产品结构, 合理地、交替地使用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两种手段, 既要为在开放经济下培养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产业争取宝贵时间, 又要同时加速内需市场建设, 避免对世界市场过渡依赖而造成我国经济的依附型增长 (杨国昌、钟伟, 1999) 。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 我们应注重利用外资的风险性, 注重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平衡增长, 防止后者的无度膨胀;在强化对资本项目下监管能力的同时, 也宜谨慎有序地推进人民币的可兑换进程, 为我国利用人民币进行国际支付争得主动。进行区域经济合作, 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 (张雷声, 2002) 。加强企业管理, 提高职工素质, 降低出口商品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以获取更多的相对利益。搞好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 反对国际市场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反对垄断等超经济强制, 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积极斗争 (董洪日等, 2003) 。政府应将保护、扶植民族产业和民族企业作为重要工作, 在国内以及国际上从各方面给予民族企业以尽可能的支持 (吴宣恭, 2007) 。对出口不应采取人为的鼓励措施, 国家应该更积极地鼓励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的进口, 发挥消费品进口在扩大内需方面的积极作用 (杜亚斌, 2001) 。

摘要：马克思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 无论对国内的商品价值问题, 还是对国际上的商品价值都是适用的。马克思对国际价值的论述并不多, 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更深入研究, 国内学者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通过对国际价值规律作用机制及作用后果理论的文献回顾和评价, 提出怎样利用国际价值规律提升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以增加国际贸易利得。

关键词：国际价值劳动价值论,国际贸易,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伊曼纽尔.不平等的交换[M].北京: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 1988.

[2]杨圣明.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价值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2, (6) .

[3]张雷声.国际价值的研究与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J].学术界, 2002, (5) .

[4]董洪日, 郝克宁, 王保谦.关于遵循国际价值规律的几个问题[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3, (5) .

社会剥夺研究文献综述 篇7

关键词：社会剥夺,相对剥夺,多维度测量

引言

学术界对“剥夺”一词有多种不同的学科解释。社会学中的剥夺, 是与医学上的剥夺 (如睡眠剥夺) 和法律中的剥夺 (如剥夺政治权利) 等相区分的一种社会现象, 即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因疾病、贫困、缺乏资源等原因, 生理或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的现象, 称为社会剥夺。

1 社会剥夺概念的提出和演进

剥夺一词最早见于美国学者Stouffer等人在1949年出版的《美国士兵》一书, 书中用相对剥夺一词来解释士兵晋升过程中将自己与上级士官比较所产生的不满情绪。[1]而那些被人们用来与自己进行比较的对象Merton将其称为参照群体。之后Runciman、Gurr等学者进一步充实、发展了相对剥夺理论。[2,3]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心理上的相对剥夺进行阐释, 而在后来的社会研究中, 剥夺的概念被冲突学派广泛运用, 并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中得到深入的解析。

1.1 社会剥夺研究的缘起

在不少西方学者的论述中贫困与社会剥夺基本是同义的, 这是由于在社会剥夺的理论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现代贫困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的“新贫困”研究赋予了社会剥夺更深厚的内涵, 剥夺不再仅仅是心理学上的概念, 其外延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英国学者Townsend指出“贫困是一个被侵占被剥夺的过程”[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martya Sen也认为“贫困者之所以贫困, 根本在于穷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往往被系统性地剥夺, 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5], 贫困-剥夺-劣势已逐渐成为贫困研究的典型范式。随着研究的深入, Townsend逐渐意识到不能仅仅把贫困定义为生存所需或经济收入的剥夺上, 还应进一步关注人多样化的需求。此外, 他率先提出量化剥夺水平的理念, 并从物质需要和社会生活中提炼出具体测量指标, 涵盖了饮食、就业、教育、社会活动等13方面[6]。后来的学者对人精神、政治上的剥夺更加重视, 测量的指标呈现多维度多层次的趋势。

1.2 绝对剥夺与相对剥夺

Gurr将相对剥夺分为下降的剥夺、渐进的剥夺和渴望的剥夺, 这种分类方法心理学专业性强, 但适用面较窄。而将社会剥夺分为绝对的剥夺和相对的剥夺的分类方法更为普遍, 这种分类借鉴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分类标准, 认可度较高。

绝对的剥夺指由于不公正的待遇, 个人或群体的最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状况[7];相对的剥夺则指个人将自己与地位更高、条件更好的人比较时产生的不满情绪。绝对剥夺和相对剥夺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受到绝对剥夺的人由于经济条件较差, 基本生活需要难以满足, 所以与他人比较时极易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但绝对剥夺的重心在于对被剥夺者经济状况的研究, 相对剥夺偏重人际比较, 属于心理研究范畴。

此外, 还有学者进一步将相对剥夺分为纵向的相对剥夺和横向的相对剥夺。相对剥夺研究的参照群体通常是他人, 这是一种横向的比较。Davies指出个人也可能通过与自己过去的状况对比而产生今不如昔的感受, 即相对剥夺感。我国有不少学者支持Davies的观点, 认为与自己过去的纵向比较也是相对剥夺的一个重要来源[8,9,10]。

1.3 我国的社会剥夺研究现状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 剥夺通常指资产阶级对工人、农民经济上的掠夺, 即经济上的阶级剥削行为。受其影响, 我国较早的文献对阶级剥削进行探讨时也大量使用剥夺一词。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确立, 剥削制度在我国已不复存在, 阶级间的剥夺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近年来, 社会剥夺理论受到我国冲突学派学者重视, 他们运用剥夺理论体系来解释和研究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出现几个重要社会、经济问题。例如医疗卫生资源分布问题[11,12,13]、失地农民问题[14,15]、机构组织的建设和管理问题[16]和腐败问题[17]等。社会剥夺的理论研究在我国正朝着更广泛、更深入的方向发展。

2 社会剥夺的测量

剥夺的概念说明了一种现象, 但要明确物质或精神上的受剥夺程度, 还需进行具体测算。绝对剥夺和相对剥夺由于侧重不同, 在测量方法上也有所不同。

2.1 绝对剥夺的测量方法

部分西方国家已将社会剥夺理论作为政府剖析社会问题、制定城市管理政策的重要理论工具。1987年Townsend率先提出剥夺指标的概念, 为绝对剥夺测量奠定了基础。绝对剥夺的测量通常又与以地域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相结合, 并在一定区域内进行多维度测量,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社区与地方政府组织部的《英国剥夺指数》研究报告, 该报告对社会剥夺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研究,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

《英国剥夺指数》指出, 测量某一地区的剥夺状况实际就是测量该地区居民的剥夺状况。报告中的测量方法首先是确认剥夺领域, 列举了收入、就业、健康、教育培训、住房负担、犯罪和居住环境七个维度。然后在各个领域中选取具体的可测指标, 报告对指标应具备的条件进行了说明, 包括能体现该领域的状况、能显示该种剥夺特点、能反映最新情况、能定期更新、能在一定区域内统计且能适用于英国其他地区等。实际测量过程报告建议采用收缩估计来解决大型标准误差。之后, 汇总各项指标测量结果得出各领域的分数, 再根据分数进行排名并将排名转换成特定的指数分布。最后为各领域的指数赋予相应权重便可以得出总的多重剥夺指数。《英国剥夺指数》的测量方法描绘了指标-维度-区域的社会剥夺研究路径, 为测量绝对剥夺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相对完整的范式。

2.2 相对剥夺的测量方法

相对剥夺感是一种主观感受, 不能直观地量化但可以通过心理测量的方法来测算。心理学研究通常通过建立普遍适用的计算模型来对个人或群体的剥夺感进行测量。早期的研究通常将收入差距带来的心理差异作为唯一指标[18], 这种方法简便、直观, 但在指标的选择上过于单一, 没有考虑非货币因素。随着研究发展, 剥夺感测量从单维走向多维一般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将单个指标拓展为多个指标, 然后通过指数、权重等将各维度测量结果进行统一计算, 如Bourguignon和Chakravarty的公理化计算[19];另一种是以全新的角度进行综合性的剥夺感测算, 如Betti和Verma利用模糊集构建个体隶属函数, 然后加权平均计算出剥夺感。

此外, 一些学者不仅关注剥夺的多重维度, 也对不同种类的剥夺感进行研究。如郭星华利用主观指标法对十个城市居民的横向和纵向剥夺感进行测量[20]:纵向剥夺感通过样本群体主观评分进行测量, 比较了1978年以前和现在的经济收入、社会风气等多方面的差异, 得出“今不如昔”的结果, 表明人们将现在与过去相比较时产生了明显的纵向剥夺感;横向比较通过对比不同职业和不同收入水平人员的生活状况和自我评价, 发现各职业中军人和警察的剥夺感最强, 不同收入水平群体中低收入者剥夺感较强。

多维剥夺感测量方法的研究一直在向着更加全面、科学的方向发展, 目前还很难说哪一种测量方法或模型是最好的, 但学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和实际情况来选择相对适合的测量方法。

3 社会剥夺理论的应用

西方学者通常将社会剥夺与贫困结合在一起, 在文献中常有提及。近年来, 社会剥夺理论受到国外公共卫生领域学者的高度重视, 相关文献大量引入剥夺来对社区医疗状况、城际卫生资源分配等问题进行研究。在我国, 社会剥夺理论的运用也相当广泛, 学者们将其与社会热点的贫困、农民问题、医疗健康、公共福利、犯罪研究等结合起来, 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得到发展。特别是在近年来的研究中, 学者们将社会剥夺理论与我国具体社会状况相结合, 在农民问题和医疗健康相关的研究中获得较大进展。农民问题是我国城市化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涉及的人数巨大, 影响面广, 处理不当会给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留下长期的隐患。一些学者将剥夺理论引入农民问题的探讨, 解释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现状, 积极为改善城市化中的农民社会、经济问题提供解决路径和政策建议。医疗健康问题也是长期困扰我国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体制不完善导致健康贫困和卫生公平失衡, 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学者们将社会剥夺理论运用到贫困人群就医、公共卫生资源分配等问题的探讨中, 找寻问题根源, 积极献计献策, 获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 (

4 研究不足

节能潜力研究文献综述 篇8

近年来, 我国能源消费量仍呈上升趋势, 节能形势十分严峻 (见表1) 。企业作为我国能源消费的主体, 其节能举措对我国“十二五”节能目标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 也能很好地响应我国十八大单独列出并强调的“生态文明, 美丽中国”。

数据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整理。

笔者通过对中国知网就“企业节能减排意愿”进行综合搜索并进行系统整理分析后发现, 研究问题可总结为9类:能源效率的变动趋势、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能源效率对其他方面的影响结果, 能源效率的区域差异、能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能源效率的回弹效应、能源效率的趋同性、节能潜力以及政策分析。本文就节能潜力进行详细展开。节能潜力的研究将从节能潜力的影响因素、节能潜力的估算和预测、建议或政策、节能潜力的差异 (各地区、各行业、各产业、各企业) 、节能目标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分析、节能潜力的行业分布以及节能减排潜力的演化特征方面研究。

2 节能潜力的相关研究

2.1 节能潜力的影响因素

在现有研究中, 郭玲玲、武春友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建立了节能减排潜力的测度模型, 计算出了1996-2010年中国30个省的节能减排潜力, 比较发现, 中国节能潜力的省级差距较大, 西部一些地区由于资源配置不当、技术水平落后等因素, 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 节能潜力较大;魏楚也在其文章中对浙江省11个市的工业能源可节约量进行了测度, 并提出, 管理、配置和规模无效等因素导致的无谓能源损耗均在10%以上, 总体上有较大节能潜力;夏红德、张华良、徐玉杰、陈海生、谭春青则在其文章中通过将我国主要耗能产品能耗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 总结出了工业领域的能源利用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 主要有技术设备落后、能源巨大浪费、能源转换利用技术落后、环境污染严重等, 正因为这些因素导致的节能问题引起的与国际先进水平的较大差距, 我国在一些高耗能行业具有巨大的节能潜力。尽管这些研究专家得出了关于影响节能减排潜力的因素的相对一致的结论, 但其研究过程大多是通过比较不同地区测算出的节能潜力的不同进而直接得出相关影响因素的, 很少有用计量模型专门针对节能潜力而非能源效率研究相关影响因素, 因此有关这方面还需进一步的研究改进。

2.2 节能潜力测算和预测

全球首次对节能减排进行评价的是1983年Meier、Wright和Rosenfeld做出的, 但由于所构建的评价模型对数据精确性的要求较高, 因此其应用范围受到一定限制。1989年Fare、Grosskopf和Lovell等基于全要素生产理论提出数据包络分析法 (DEA) , 为能源效率和节能减排的量化研究提供了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

(1) DEA相关模型。

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运用DEA相关模型研究分析节能潜力。Voltes-Dorta、Perdiguero和Jimenez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计算和预测了西班牙汽车制造商的节能潜力, 发现绝大多数公司能实现欧盟委员会设定的2015年的排放目标, 27%的公司能实现2020年的目标, 3%的公司能实现2025年的排放目标;然而, 在全要素框架下, 现有研究未能综合考虑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因素, 这易造成节能减排潜力的测算结果不准确;现有研究多为针对某一时段开展的静态研究, 缺乏对不同时段的动态研究, 这造成无法准确地掌握中国节能减排的变动情况和发展趋势。鉴于此, 郭玲玲、武春友 (2014) 在综合考虑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基础上, 构建测算区域节能与减排潜力的DEA模型, 结合1996-2010年的指标数据, 对中国30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节能减排潜力进行计算。

(2) 能源效率阶段性特征。

从宏观层面来看, 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资源享赋结构、技术水平都是影响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 (史丹, 2003;韩智勇等, 2004;蒋金荷, 2004;周鸿、林凌, 2005;魏楚、沈满洪, 2009) 。从微观层面来看, 能源价格改革滞后, 使得社会未形成提高能效的内在动力 (温桂芳, 2009;史丹, 2011) ;从市场化角度来看, 市场分割导致技术外溢效应不能发挥到最大化 (师博等, 2008) 。因此从这些因素来看, 目前即使中国最发达的沿海地区, 其能源效率也具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但是, 从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地区能源效率出现了一部分地区 (东部地区) 能源效率趋向于高水平均衡, 另一部分地区 (中部和西部地区) 趋向于低水平均衡的俱乐部收敛现象 (史丹、吴利学等, 2008) 。这说明国内较大的地区间差异, 使得即使是在国内进行对比, 可能也夸大了落后地区的节能潜力。根据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 能源消费强度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规律, 小同地区在小同阶段能源效率呈现小同的阶段性特征。已有研究证实了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能源效率存在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即虽然能源效率绝对上升的拐点何时出现暂时还无法准确预测, 但是东部地区能源效率总体上已经出现微弱的U形反转趋势。因此 (王蕾、魏后凯、王振霞, 2012) 做出了改进, 在考虑能源效率阶段性特征的前提下研究中国各地区的节能潜力, 将节能潜力区分为理论节能潜力与可实现节能潜力。

(3) 建议或政策。

一些研究专家还对增加节能减排潜力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如, 夏红德、张华良、徐玉杰、陈海生、谭春青提出要加快能源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低耗能产业;利用科技进步促进节能降耗;大力发展节能服务产业;制定激励政策;完善法规标准等;郭玲玲、武春友也针对节能减排设计出了优化路径, 根据节能减排潜力的等级划分规划出了污染控制类型, 其中对低节能低减排区域的污染实行高效控制型, 对高节能低减排区域的污染实行粗放严控型, 对高节能高减排区域的污染实行粗放失控型, 对低节能高减排的污染实行高效失控型;伍亚、张立根据其研究所得结论为各地工业部门的节电降耗提供了政策启示, 要更加注重当地工业资本、劳动、电力能源与非电力能源之间的要素配置效率;继续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发挥能源价格政策的作用, 还提出, 基于科学的能源效率评价, 需要在政策上合理权衡节能成本与收益。这些建议政策大多是由所得分析结论产生, 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研究较为充分合理。

(4) 节能目标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分析。

在节能目标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分析方面, 虽然研究此问题的文章较少, 但是郭国峰、王彦彭在其文章中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深入, 他们主要以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为工业节能潜力的代表性变量, 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十二五”时期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进行预测, 他们研究的结果表明“十二五”规划纲要制定的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与实现工业节能的目标具有较大差距。这个研究问题与当下的时代发展较为贴近, 且具有实际意义, 再者, 前面对于此问题的研究较少, 值得当下研究, 并为政策实施献计献策。

(5) 各地区、各行业、各产业、各企业节能潜力的差异。

由于能源效率的差异性, 与之对应的节能潜力也不尽相同。国内外学者关于区域、地区的节能潜力分析研究较多, 而关于企业的节能潜力分析就寥寥无几, 我们可以针对企业的节能潜力差异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6) 有巨大节能潜力的行业分布。

涉及到行业分布的就只有一篇文献, (夏红德、张华良、徐玉杰、陈海生、谭春青, 2011) , 我们可涉及相关行业的内容, 比较各个行业的节能潜力, 整理总结, 找到适合各类企业的节能方法。

3 目前国内节能潜力研究的局限性

(1) 影响因素不够直接。目前国内研究节能潜力影响因素的基本上都是通过研究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 间接地分析节能潜力的相关影响因素的。一些研究专家得出了关于影响节能减排潜力的因素的相对一致的结论, 但其研究过程大多是通过比较不同地区测算出的节能潜力的不同进而直接得出相关影响因素的, 很少有用计量模型专门针对节能潜力而非能源效率研究相关影响因素, 因此有关这方面还需进一步的研究改进。

(2) 节能减排潜力的测算结果不准确。在全要素框架下, 现有研究大多数未能综合考虑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因素, 这易造成节能减排潜力的测算结果不准确。

(3) 无法准确地掌握中国节能减排的变动情况。现有研究多为针对某一时段开展的静态研究, 缺乏对不同时段的动态研究, 这造成无法准确地掌握中国节能减排的变动情况和发展趋势。

(4) 计量模型运用极少。纵观一众文献, 直接运用计量模型分析节能潜力的论文数为零, 基于投入导向的节能潜力模型也只有一篇, 大多文章借助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法或基于DEA的能源效率模型间接得出节能潜力的相关结果。

(5) 节能目标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分析很少。这个研究问题与当下的时代发展较为贴近, 且具有实际意义, 再者, 前面对于此问题的研究较少, 值得当下研究, 并为政策实施献计献策。

(6) 企业的节能潜力分析较少。由于能源效率的差异性, 与之对应的节能潜力也不尽相同。国内外学者关于区域、地区的节能潜力分析研究较多, 而关于企业的节能潜力分析就寥寥无几。

4 研究展望

(1) 直接找准节能潜力的影响因素。找到方法绕开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 通过确定节能潜力的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 进而能够直接分析出节能潜力的更为直接的影响因素。尽可能多的避免中间环节能使最后的分析结果较为精确。

(2) 全面考虑影响因素。由于考虑因素的疏漏, 往往能导致研究结果与现实存在很大的不一致, 即导致节能潜力的测算结果不准确, 也就失去了其结果的现实意义。

(3) 动态地看待节能减排。要异于以往研究的静态分析, 中国节能减排的情况是实时变动的, 只有掌握了动态分析方法, 才能更好的找到我国节能减排的变动情况和发展趋势。

(4) 引入计量模型。此处引入的计量模型应该是能直接与节能潜力挂钩的模型, 而不是基于其他模型间接得出节能潜力相关结果, 这样也能更为直观地看清结果如何。

(5) 加强节能目标的可行性分析。当今社会, 强调绿色生态, 节能目标的可行性分析与其很贴近, 具有实际意义, 为我国的政策实施出谋划策。

(6) 企业是节能减排的主力军。各类企业的能源效率存在差异, 其节能潜力也各有不同。通过着力研究各企业的节能潜力才能更高效的实现我过得节能减排目标。

摘要：随着我国目前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深, 愈来愈多的企业部门注重加大产出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能源过度消耗、过多污染物排放等问题不断涌现, 提高能源效率, 注重节能潜力, 从最大程度上做到节能减排是许多专家们重点关注的问题。针对节能潜力的研究, 对国内研究的优点和局限性进行了整理分析, 并对其未来的研究和发展进行展望, 为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 以加快我国节能目标的实现。

家庭农场研究文献综述 篇9

郭熙宝、冯玲玲 (2015) 在《家庭农场规模的决定因素分析:理论与实践》中提到家庭农场规模不断扩大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制造业—农业工资比及劳动—资本价格比的提高。经济发展程度是各国家庭农场规模扩大的基本因素;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内驱力归结于制造业工资水平高于农业工资水平而家庭农场规模扩大的前提条件是农村劳动力流动;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使得家庭农场的生产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 并且技术进步也成为家庭农场规模不断变大的最有利手段。但是美国的经验表明, 当一国实现了工业化强国之后, 不再由劳动—资本价格比和制药业—农业工资比决定家庭农场规模的变化。刘维佳、邱立春 (2009) 在《基于DEA模型的家庭农场规模经营评价与分析》中运用DEA评价分析方法, 文中以2008年度辽宁省农业机械化年统计数据为基础, 通过实证分析了几十户典型机械化家庭农场经营的规模有效性与机械化程度。相关数据表明, 辽宁省多数机械化家庭农场既不存在明显的规模有效性也不存在显著的技术有效性, 其中耕地面积在133.33hm2的家庭农场规模的效益最好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杨培、王磊、张楠、赵海燕 (2016) 在《国内外家庭农场规模研究综述》中指出家庭农场是以中国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为基础发展而来的, 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十三五”要进一步改革和创新农业生产经营制度,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家庭农场的规模化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从家庭农场的概念、特点入手, 对国内外家庭农场的研究进行梳理, 以此提出了中国发展家庭农场的必要性, 并以规模效应为切入点, 比较国内外对于家庭农场规模研究的异同探寻其本质规律即通过土地流转来发展家庭农场规模经营, 探讨国内家庭农场的发展趋势。王刚、全广明 (1984) 在《试论国营农场的家庭农场规模问题》中指出, 随着家庭农场这种特殊的农业表现形式的出现, 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这两个问题: (1) 什么是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 (2) 怎样确定适度规模?要回答这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必须深入考察规模经济和规模效应问题。该文试图从生产力系统论观点出发, 对家庭农场的规模问题做一些粗浅分析, 以就教于专家和国营农场的广大实际工作者。高照 (2015) 在《基于农业分类的家庭农场规模的研究》中尝试将农业按投入生产要素分为土地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四大类, 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经营不同农业类别家庭农场的规模, 具体衡量标准分别为种植经济作物的纯收益、外出劳务性务工人员的工资性收入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技术员工的净收入水平。鉴于家庭农场经营不同的农业类型收入标准应该更趋科学、合理。

二、家庭农场的优势

屈学书、娇丽会 (2014) 在《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优势和条件分析》一文中指出家庭农场是我国的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方式。从土地制度改革说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民向城市流动的角度来看, 重点分析了我国经营农场产生的原因。说明了一些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优势, 主要包括了农业现代化的优势、家庭农场经营优势、诱惑性制度变迁优势、适度规模优势和产权优势。提出了工业化发展、社会保障体制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完善是家庭农场发展的条件。

黄延廷 (2011) 在《我国农地规模经营中家庭农场优势的理论分析》中从家庭农场经营比雇工农场经营更有效率、农业生产规模与农业产出效率关系、农业技术应用与农业生产规模关系、家庭农场经营对家庭农场的生产优势做了全面而深入地分析制定以及执行较为严密的年度生产经营计划等几个方面。文章认为, 要实现农地规模经营, 必须转变经营意识, 配套实行土地流转、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价格保护和农村社会保障等措施。李雅莉 (2011) 在《农业家庭农场优势的相关理论探讨》中从农业技术应用与农业生产规模关系、家庭农场经营比雇工农场经营更有效率、农业生产规模与农业产出效率关系、家庭农场经营易于制定以及执行较为严密的年度生产经营计划等几个方面对家庭农场的生产优势做了全面而深入地分析。并希望能为我国的农地规模经营起到一定程度的导向作用。李星星、曾福生 (2015) 在《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优势、动因与出路研究综述》中指出家庭农场在我国迅猛发展呈未来主流经营模式之势, 学术界对此展开大量研究。根据我国最近研究成果, 对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优势、动因与出路进行归纳与评述。通过梳理有关研究可以发现, 与小农、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农业经营模式相比促进农民增收成为家庭农场模式的显著优势。其发展动因源于农户为获得更大的利润, 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要求逐渐强烈, 加上政府的积极推动, 共同推动家庭农场的发展。发展的出路在于制定配套的扶持政策、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和确定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家庭农场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 且各地发展很不均衡, 加之其本身的复杂性,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层面分析, 实证分析较少, 需进一步深入探究。姬超 (2016) 在《现代农业产域中的中国家庭农场及其组织优势———基于河南省Y市家庭农场的田野调查》中强调现代农业的本质在于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和规模适度, 其前提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农业的产业支撑体系。在现代农业这一全新领域中, 农业生产和经营组织的形态要求因时、因地进行创新。新中国成立以来, 以家庭为主体农业经营体制经历了一个从有到无、再到有的过程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农业公司、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组织相继出现。根据河南省Y市家庭农场的田野调查:家庭农场既是对现代农业经营方式的有益补充, 也是对传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有效继承。各地政府有必要借助土地流转手段适度引导, 激励真正有能力、有技术的农民从事家庭农场经营。同时, 促进各式经营主体优势互补、各取所长, 形成有活力、多元化、合作化的农业经营组织体系。

三、家庭农场的发展

屈学书 (2014) 在《我国家庭农场发展问题研究》中提出只有工业化的不断进步, 才能使生产力不断扩大, 才能使国家富强, 快速通向现代化生活,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国的各种先进水平还不够拔尖, 我国很多地区农业生产方式还相对落后, 还是以自给自足为主要形式的小农生产模式, 很多地区很少运用农业科技、大型农业机械等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 进而拖慢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其他还有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大程度推动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但在当前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例如土地规模小、分布较广、小农意识强、农业收入低等弊端, 新型工业化要求必须适当改进现行农业生产关系, 以达到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王春来 (2014) 在《发展家庭农场的三个关键问题探讨》中结合在浙江、广州等地调研中了解的实际情况, 认为家庭农场的潜在特性表现为以经营主体为农户、经营方式为适度规模、生产目标为利润最大化, 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发展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阶段的产物,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家庭农场应作为农业生产环节的主体, 也可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生产单元;自然禀赋、生产传统、科技水平和社会化服务获得等因素共同决定了“适度规模”, 在发展现代农业的目标下应该以替代相对稀缺资源为创新投入点来实现家庭农场的规模效益, 需要正确认识包括家庭农场在内的规模化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在一段时间内长期共存的现实, 不能“拔苗助长”, “四化”建设同步推进过程中,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带动农村人口稳定转移、促进家庭农场达到适度规模的主要途径。岳正华、杨建利 (2013) 在《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现状和问题及政策建议》中较为完善地分析了当前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现状, 也就是家庭农场在发展过程中经营规模差异较大、速度较快、效益较好等显著特征。其发展问题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在大的机遇面前资金短缺、主体缺失的问题也日益显著, 资金问题也日益凸显。因此, 参考国外的经验刻不容缓, 再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实践, 土地权属关系要明确, 新型的农场经营机制要构建, 只有这样才能为之健康快速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王贻术 (2015) 在《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研究》中提到谁来种地、怎样种地?这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巩固和完善, 关乎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 是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从世界范围看, 家庭农场是当今世界农业生产中最有效率、最可靠的生产经营方式, 目前已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 普遍采取的都是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方式, 并且在21世纪的今天, 其重要性正在被重新发现和认识。从我国国内情况看,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使我国农业生产重新采取了农户家庭生产经营这一最传统也是最有生命力的组织形式, 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然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均田到户”的农地产权配置方式, 形成了严重超小型、高度分散的土地经营格局, 已越来越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障碍。王建华、李俏 (2013) 在《我国家庭农场发育的动力与困境及其可持续发展机制构建》中指出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是促进农业生产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的有效形式。本文以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先锋家庭农场为例, 探讨家庭农场的发展动力及实际运作情况。研究发现, 目前我国家庭农场在实际发展中还面临着融资困难、农业保险制度不健全、地方政府干预过度、支农政策不平衡等一系列困境。从准入认定、扶持管理、合作与激励、社会化服务、职业农民培育等五个方面, 提出了积极构建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机制的相关措施。

四、家庭农场的经济效益

郭云涛 (2009) 在《家庭农场的资本、市场与经济效益》中表明以广西L县N农场种植户家庭农场的经济效益为例, 指出家庭农场微弱的资本存量深刻地约制着其网络位置的获取能力, 使得它们在同行业的利润分配、市场风险的承担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从而直接影响其经济效益。进而认为市场在本质上是一个各经营主体依据自身资本, 采取各种策略性行动, 争取更好位置斗争的社会场域。骆乐 (2014) 在《从国外农业经济DEA的应用谈我国家庭农场经营效益评价》中提到针对我国家庭农场评价体系尚未成熟的状况, 借鉴国外农业经济DEA方法的应用经验, 分析国内家庭农场经营效益的评价现状, 对我国家庭农场经营效益可采用的方法进行了探讨。并从家庭农场的规模化评价、经营效益的综合评价及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分析, 总结了国外农业经济DEA应用中可借鉴的经验:家庭农场的评价应对农场生产经营中的各因素进行精细化划分;需将各因素等效为数值的形式输入DEA评价系统;研究系统需要不断地优化改进, 以期最终实现家庭农场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张术 (2014) 在《家庭农场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性》中提出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发展路径之一, 运用现代农业科技、现代农业经营理念与土地流转制度, 在生态文明战略指导下, 家庭农场从单纯的为农民创收致富的经济效益, 向与生态效益的统一方向发展。研究认为, 家庭农场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农业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的路径上, 具有农业内容与生态内容、农业经济增长与生态发展、农业与生态互相支持等方面的统一性, 实现了生态型与经济型农业的创新。李宇飞 (2014) 在《促进我国家庭农场发育与发展问题研究———基于山东省诸城市家庭农场典型模式的调查》中指出在建国初期, 国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广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新型农业制度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一制度的推广不但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 而且提高了国家对于土地的利用效率, 也为以后的家庭农场制度打下了夯实的基础。在国内甚至国外市场竞争中, 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 他们一方面通过出色的经营能力提高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不断地扩大经营范围, 以便达到核心的规模效益。这就导致有一定物质基础的农民, 通过各种形式的土地买卖集中土地资源, 实现规模化集中经营, 形成了一种新型农业组织形式:家庭农场。家庭农场是指农业生产的土地面积达到一定规模, 生产集约化程度达到一定标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农业经济实体。具有以家庭为单位, 市场为导向, 以商品生产为目标等特点。韩苏 (2014) 在《浙江省果品类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与效益研究》中提到农业生产经营不仅要强调规模, 更要适度。可以说“适度规模”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 适度经营的规模也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生产力水平、作物牲畜特点的不同也不尽相同。本文以浙江省果品类家庭农场为例, 从浙江省家庭农场发展的生产要素、家庭农场的经营结构和经营模式等角度出发, 分析浙江省果品类家庭农场的基本情况, 同时运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法 (DEA) 对果品类家庭农场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 进而得出浙江省果品类家庭农场的生产最优规模:果品类家庭农场小规模的最优经营面积为1.33~2公顷, 中等规模的为4.67~6.67公顷或8.67~10公顷, 大规模经营的为26.67~33.33公顷。一方面随着现代化技术的不断进步, 无论是我国的硬件设施还是软件设施都足以支撑我国家庭农场的进步与发展, 在从家庭农场的规模、优势、发展和经济效益的研究中可以发现, 问题与优势并存, 不能否认我国的家庭农场相对于国外发达国家来说发展的还是相对落后, 但是正因为我们存在巨大的差距,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借鉴前人的经验, 正所谓每一个伟人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 发展家庭农场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家庭农场现已成为国际主流农业发展的方向, 只有不断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步伐才能不掉队, 并且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摘要：近年来, 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 农业经济结构发生的转变, 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和农业发展方式得到改变, 我国提出鼓励和推广承包土地向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流转的农业政策无疑更好地印证了发展现代农业真正现代化形式的到来。国内外专家学者从家庭农场的规模、家庭农场的优势、家庭农场的发展、家庭农场的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分析, 详细了解家庭农场的运作情况。

高等教育质量研究文献综述 篇10

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评价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7-273-01

根据《教育大辞典》的释文：教育质量是指“教育水平高低和效果优劣的程度”，“最终体现在培养对象的质量上”。“衡量的标准是教育目的和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前者规定受培养者的一般质量要求，亦是教育的根本质量要求；后者规定受培养者的具体质量要求，是衡量人才是否合格的质量规格。”按照这一解释，教育质量标准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一般的基本质量要求，另一个是具体的人才合格标准。对高等教育来说，前者所指的是一切高等教育，都要依据我国教育目的和高等教育一般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结合，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专门入才；后者所指的是依据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具体培养目标所规定的质量要求，是衡量所培养的人才是否合格的质量规格。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化浪潮的兴起，高等教育质量的国家认可制度遭遇到了市场逻辑的严峻挑战，传统的符合国家法定标准的质量观遭遇到了满足顾客需要和符合市场适用性的冲击，高等教育面临着质量的危机。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上升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各国政府不得不从政治的高度来重新审视高等教育质量。

在胡弼成的《高等教育质量观的演进》中，作者认为，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成活动，生产着特殊的教育产品。教育质量就是这种特殊产品——主体性教育的质量。教育质量观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两个转变”，即在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转变；在时间维度，从为“已知的社会”培养人才到为“未知的社会”培养人才的转变。以个转变为标志，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合规定性质量观阶段、合需要性质量观阶段和合发展性质量观阶段。高等教育质量观取决于社会时代背景、高等教育质量和质量评价主体三大因素，此处着重从质量评价主体的角度分析其演进的原因。包括质量评价的主体因素以主体需要为取向，主体因素的评价标准趋向于主体要求。教育问题不仅指人的发展的客观事实，更主要的是指主体依据一定的价值而作出的不同选择的有目的的行为，包括思想取向，兴趣取向，个性取向，发展取向，公平取向。

在王建华的《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管理的视角》中，作者认为，质量评估与评价基本上为高等教育领域所独有， 企业质量话语中不太常用，其他的一些概念， 诸如质量保证、质量保障、质量控制、质量检查、质量审核、质量监控等则是企业质量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在企业质量管理中原本分工明确、概念清晰的话语之所以到了高等教育领域就变得混乱不堪，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研究中，更上位的概念没有引入，下位概念由于抽象程度的不够，加之缺乏上位概念的有效统领，故而混乱。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开始从全面质量管理切入，引入企业质量管理理论与文化。从传统的质量评估到质量管理的转变已是大势所趋，只有在广义的质量管理理念的指导下，高等教育质量才有可能实现持续的改进。如果没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组织与质量文化的配合， 单纯的评估只能是死路一条。评估既无法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也无法改善高等教育的成本与绩效。由于高等教育质量本身的高度复杂性，想要客观定义高等教育质量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高等教育质量定义的含混与模糊，给高等教育质量管理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失败，既说明了高等教育质量的独特性，也反映了构建独特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理论的迫切性。

在董泽芳、陈文娇的《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多样性与统一性》中，作者认为，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多样性主要反映在三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质量标准的多样性，二是专业层面质量标准的多样性，三是个体层面质量标准的多样性。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确定多样性的质量标准，首先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学科分化相适应，其次有助于促进高校各安其位和办出特色，其三有助于满足不断增长的国民高等教育需求。我国现阶段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基本要求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大学生基本素质的要求，这就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二是对符合时代要求的各种能力的要求，总体讲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体讲则是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与创业能力；三是对人才层次的要求，即“高级专门人才”。概括而言，我国现阶段统一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就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较强的高级专门人才。这也是当前国家对大学生的共性质量要求。构建多样性与统一性和谐统一的质量标准是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唯一途径。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这一点：没有多样性的质量标准，用传统的单一的精英教育标准来衡量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教育质量，显然是不科学的； 没有统一性的质量标准，片面强调多样性质量就等于放弃质量要求，同样是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误导。

高等教育发展至今，寻求突破，不断进步是提高其水平的必由之路，如何制订一个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去保障实行，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需要更深入的进行探讨。

参考文献：

[1] 《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98页.

[2] 胡弼成.高等教育质量观的演进[J].教育研究.2007.27（11）：24-28.

[3] 王建华.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管理的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09 （2）：1-9.

组织惯性研究文献综述 篇11

人们对组织惯性(Organizational inertia)研究的重视缘起于企业所面临环境的不确定性的日益增加[1]。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组织惯性的理论研究无论在文献数量方面还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学术界对组织惯性的概念界定、组织惯性的生成与克服机制、组织惯性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都积累了较多的研究成果,研究范围已经从企业组织自身延伸到企业外部环境,研究视角从管理学、经济学领域延伸到社会学和生态学等领域,研究方法也逐渐在从定性延伸到定量方法。

2 组织惯性的概念研究

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在对企业的发展研究中早已意识到内稳定性要求与抵制变革的特性(即惯性)的存在。Haveman认为组织环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群体生态系统,组织在面对环境变动时不易发生改变的现象称为组织惯性,组织惯性会对组织的运作产生重大影响[2]。Amburgey T.L.和Miner认为不管环境如何变化,特定组织实体仍维持静止与稳定,或保持一致的方向、速度的行动状态,即组织经常依据以往的习性、过去的管理行为行事[3]。罗杰·马丁(Roger Martin)在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改变企业的思维方式》开篇就写到:“对那些陷入危机的大公司来说,最令它们懊恼的一个事实是,恰恰是那条曾使它们兴旺发展的道路,最后把它们带到了这步境地。”“组织是多么习惯于抵制新思想—这种机制下面的情绪是多么的强烈。[4]”罗伯特E奎因(Robert.E.Quin)指出,“一切机构中的每个占统治地位的联合体都有它神圣不可侵犯的‘自我封闭’的模式。”“它维持了目前的平衡,把变革限制在增量变化的范围,排斥深刻变革的尝试。”[5]组织生态学家汉南(Hannan)和弗里曼(Freeman)从环境选择的角度提出了“结构惯性(Structural inertia)”的概念,认为结构惯性是组织保持现存结构状态不变的特性,组织对环境变化的回应速度跟不上环境变化是因为组织结构存在这种无法任意改变的维持旧有形态的结构惯性。根据这一理论种群内部的选择有利于那些结构惯性比较高的组织,但种群内部的个别组织并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适应环境的变化,在变化了的环境面前,这种结构惯性便体现为组织惯性[6]。Hodgkinson使用了“认知惯性(Cognitive inertia)”的概念,认为企业主一旦借助于所选定的战略取得成功,就可能完全依赖于曾使企业在市场上取得竞争能力的思维模式,从而使他们不能察觉在其周围经营条件中发生的、尚未变得明显和普遍的变化,这就使其失去适应这些变化的能力[7]。sull则使用了“行为惯性(Action inertia)”的概念,认为“行为惯性是一种沿袭着以往的行为模式的组织趋势—几十目前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Sull指出“大多数优秀公司都把荣耀归功于自己特有的竞争模式,然而,当公司的市场变化时,原本带来成功的模式却导致了失败。沉醉在过去成功的思维与工作模式中,这些市场领袖只一味地加强曾被证明有成效的活动,虽然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自己从洞中挖出来,可实际上却只是把洞挖得越来越深[8]。”严家明在回顾已有的组织惯性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作了如下总结:企业自身具有保持发展运动状态稳定的内在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对变革具有抵制特性;另一方面,企业在没有受到压力、威胁、危机与挫折等“外力”作用时,其发展模式与运行路径将保持不变的态势[9]。

3 组织惯性的成因研究

在组织管理理论研究领域,权变理论认为不同的环境对组织有不同的要求,结构与环境达到最佳配置的组织能更好地适应环境。这种适应发生在两个层面:组织每个单位的结构特性都应与其所处的特定环境相适应,组织分化与整合模式应当与其所处的特定环境相适应。如果组织的两个层面或其中的一个不能与环境相适应,组织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并以组织惯性的形式表现出来。权变理论关于组织惰性成因的解释被认为是传统组织理论的一般解释,现实中关于克服组织惰性的一些措施基本上也都是建立在该理论的基础之上。

Greiner从组织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了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有与自身及所处环境特点相适应的组织形式,认为企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一般顺次经过创业阶段、聚合阶段、规范化阶段、成熟阶段和成熟后阶段。每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在相对稳定环境下每个阶段组织惯性的形成过程。Greiner也指出,在组织成长过程中,组织的历史比外界力量更能决定组织的未来[10]。Sull从单个企业组织自身成长的一般规律角度分析了组织惯性的成因,认为企业组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形成了能够使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成功经验,这些成功经验在经过提炼后变成企业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并通过组织学习而内化于组织活动之中,由此形成“行为惯性”。组织生态学的代表人物Hannan和Freeman借鉴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把生物学的自然淘汰原理运用于研究组织种群的兴衰以及种群内部单个组织的生存和适应问题,认为组织惯性是组织种群演化的必然结果。他们还认为,环境中的社会力量决定某一“种群”的兴衰,组织种群所面临的环境的变化,意味着该组织种群的衰落,种群内部的个别组织并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适应环境,即使能有少量的改变,但始终抵挡不住大系统环境的压力,这是组织惯性产生的根本原因。王龙伟等研究了惯性在组织中产生的原因,认为导致组织惯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组织变化过程当中,企业员工认知的有限理性和转换成本的存在。

4 组织惯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组织惯性是企业发展的内在属性,其大小与企业发展历史、文化和规模等自身的“质量”因素相关。一般而言,发展的历史越长、文化培育越成熟、规模越大组织惯性也越大。

Hannan和Freeman认为组织惯性形成原因主要来自于内部的限制与外部的压力两方面,认为组织年龄、组织规模及组织的复杂程度(诸如正式化程度、集中化程度及专业化程度)都影响组织惯性的大小。Kelly和Amburgey认为组织惯性和组织年龄和组织规模有关,他们用1926年到1985年美国航空公司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美国航空公司在环境发生变化后并不愿意改变战略目标,组织变革倾向的确随年龄增加而减少,但是随组织规模增大,组织变革的可能性没有明显减少。钟邦友强调组织内部成员的惯性行为对组织惯性也有影响,认为管理性因素、文化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程序性因素是影响组织惯性行为的四大因素[11]。台湾学者郑仁玮、陈家声在其研究中指出影响组织惯性的因素除了组织因素外,还包括成员抵抗及因循惯例心态等个人因素。[12]

5 组织惯性的对策研究

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企业所具有的保持运动状态不变以及对变革的抵制特性(即惯性)已经严重制约了其自身的发展,成为了企业衰败的根源,并指出企业要持续发展,就必须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

彼得·圣吉因倡导创建学习型组织而举世闻名,他指出,无论组织还是个人,要发展就必须克服原有习惯多形成的障碍[13]。Cope强调组织必须对其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社会准则及行为方式进行变革,认为组织学习通常有两种类型:适应性学习模式(以直接解决突发问题的短期效应为目的)和生产型学习模式(又称“双重学习模式”,它不是从问题的表面入手,而是挖掘问题的根源,可以有效地在组织内产生学习和知识积累的扩散效应)。他指出,如果组织成员有相互学习和积累知识的愿望,那么许多陈旧的观念就会被抛弃。早期环境论者坚持组织惯性不能克服的观点,都强调组织在环境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但后来的研究逐渐发生了变化,组织生态学者开始部分承认组织惯性的可克服性,并最终转到了以组织与环境共同演化框架为基础的组织能够主动克服组织惯性的思路上来[14]。Burgelman改变了组织生态学原有的观点,认为惯性是可以管理的变量,应该找出影响结构惯性的因素。在此前提下,他又提出了何种条件下才能使组织更快地克服惯性而有能力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的命题[15]。简兆权等研究了企业战略转换中的组织惯性的形成过程,并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管理者抵制变化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克服措施[16]。

6 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