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变检验

2024-05-26

突变检验(精选7篇)

突变检验 篇1

1 引言

近年来,低碳经济作 为一种全 新的绿色 经济发展 模式,深受世界各国的欢迎。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2005年《京都议定书》的 生效,催生了国 际碳交易 市场。其中,欧盟排放权交 易体系(EU ETS)是国际上 第一个、也是影响力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EU ETS的建立,对欧盟各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做出了显著贡献,促进了欧盟碳金融产业的发展,提升了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话语权,从而成为各国政府及相关金融机构关注的焦点。

作为一个新兴的国际市场,碳交易市场与其他市场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动关系?如果存在联动关系,那么它们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影响程度多大?探明了上述问题,能更有效地把握碳交易市场的变化,对我国相关企业制定碳交易策略,以及政府监管部门管理碳排放权交易所,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指导意义。

部分学者已对此进行了研究。Sijm等(2006)[1]指出,在祖父条款分配制度下,电力企业的利润和预期现金流与EUA价格呈现正相关关系,股票价格与EUA价格也呈现正相关关系。Convery和Redmond(2007)[2]证实了在发电公司具备转换燃料投入能力的情况下,能源价格是碳价格最重要的驱动因 素。魏一鸣等(2008)[3]通过研究EUETS碳格与能源价格之 间的互动 关系,发现能源 价格与第一阶段 碳价关系 较弱,与第二阶 段碳价关 系较强。Oberndorfer(2009)[4]的研究表明,EUA价格和与电力 企业股票市场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Gronwald等(2010)[5]研究了EUA与其他金 融产品的 相依关系,结果显示,EUA期货市场与能源市场之间的依存关系较强。刘维泉和赵净(2011)[6]利用DCC-MVGARCH模型,分析了欧美主要股票市场与EU ETS碳排放期货价格的联动关系,发现欧美主要股票市场对EU ETS期货价格具有引导关系。王俊丽(2012)[7]通过研究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碳市场的溢出效应,发现两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国际油价对碳市场存在溢出,油价是导致碳价变化的主要原因。刘纪显等(2013)[8]运用VAR模型对碳期货市场和能源、股票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能源股价对碳期货市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可以看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碳市场和能源市场的联动关系,原因有二:1能源市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宗商品市场,能源市场的波动可能会通过影响世界经济波及碳交易市场;2化石能源的燃烧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能源市场的波动可能会通过影响企业对碳排放权的需求波及碳市场。二是碳交易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联动关系,原因是金融市场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的“寒暑表”,能反映实体经济形势和企业的实际财富价值,金融市场的波动会通过影响实体经济行为波及碳市场。

现有文献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仅限于考察碳市场与某一类其他市场间的联动关系。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不同金融市 场间的联 动关系往 往不再是 孤立的,单独分析碳交易市场与某一类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不足以反映市场间相关性的真实情况。二是没有考虑结构突变的影响。Alberola等(2008)[9]、郭福春等(2011)[10]等研究表明,碳价在波动过程中发生了结构突变,忽略结构突变的影响可能导致检验结果失真。

鉴于此,本文尝试运用结构突变方法分析碳市场、原油市场和股票市场间的联动关系。首先,运用Bai-Perron内生多重结构突变检验方法,对三个市场的结构突变现象及突变点进行检验,再进行退势处理以分离重大事件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VAR模型并结合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对三个市场间的联动关系进行研究。

2 研究方法

2.1 Bai-Perron内生多重结构突变检验

Perron(1989)最早提出了的结构突变理论,成为结构突变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但是,该方法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在检验时需外生设定突变时点,导致结构突变点具有较大主观性,而且检验结果对突变点位置具有条件依赖性。近年来,学者们不断提出新的检验方法,其中以内生结构突变检验方法运用最为广泛,该类方法通过将结构突变点内生化,有效克服了Perron(1989)方法的缺陷。内生检验方法较多,较具代表性的有Zivot和Andrews(1992)、Lumsdaine和Papell(1997)、Lee和Strazicich (2001,2003)等。

但是,上述内生检验方法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在检验序列结构突变时,只能检验序列至多发生两次结构突变的情形。为此,Bai-Perron(1998,2003)[11,12]提出了一种能检验多次结构突变的方法———内生多重结构突变检验法,它不仅克服了Perron(1989)方法外生设定结构突变点的问题,同时也克服了其他内生检验方法只能检测序列至多发生两次结构突变的局限,是目前检验结构突变特性最为客观、准确的方法。该检验的主要思路如下:

考虑如下数据生成过程(DGP):

其中,yt为因变量,xt、zt为自变量,β、δj为对应的系数向量,μt为残差项,m为结构突 变次数,T1,T2,…,Tm为未知的结构突变点。首先对(1)中每个可能的分割(T1,T2,…,Tm)通过最小二乘法获得β和δj的估计值,并求出全局残差平方和:

对不同分割方式所得的残差平方和进行比较,使残差平方和ST(T1,T2,…,Tm)达到最小的分割就是估计所得到的分割,求得:

最后,对数据生成过程是否存在结构突变进行显著性检验。

2.2 非线性 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

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由Granger(1969)、Sims(1972)等提出,是在参数固定不变的线性框架下检验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考察的是变量间的线性因果关系。然而,Qiao等(2009)[13]等研究表明,经济变量间常呈现出复杂的非线性动态变化趋势,而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无法识别这种非线性关系。为此,Diks和Panchenko(2006)[14]结合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和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非参数Tn检验方法,用以考察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该检验的原假设为“变量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其主要思路如下:

为讨论方便,令lX=lY=1,Zt=Yt+1,并略去时间下标。则式(4)可重新表述为:

上式意味着:

q=E[fX,Y,Z(x,y,z)fY(y)-fX,Y(x,y)fY,Z(y,z)]=0

(6)

构造Tn统计量以进行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Tn(εn)

其中,^fW(wi)表示随机变量W在wi值处的局 部密度函数估计值,εn为与样本相关的带宽参数。

3 实证研究

3.1 数据选取及统计描述

选取2008年3月14日至2012年11月21日的欧盟EUA期货、BRENT原油期货和英国FTSE100股票指数的日交易数据,其中EUA期货选用DEC12合约。由于不同变量之间存在不同步数据,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采用Hamao等(1990)[15]的方法,去除不同变量间的不同步数据,处理后的样本长度为1175。Hamao等(1990)指出,该处理方法不会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其中,EUA期货价格来源于ECX(欧洲气候交易所)网站,BRENT原油期货价格来源于国际石油网,英国FTSE100股票指数来源于雅虎财经网站。

表1给出了三个序列的描述性统计量值。从偏度来看,BRENT最接近正态分 布的偏度0,不存在明 显的偏度,而EUA存在明显的右偏,FTSE则存在明 显的左偏;从峰度来看,FTSE的峰度最 接近正态 分布的峰 度3,而EUA具有明显的高峰,BRENT则具有明 显的低峰;从J-B统计量值来看,三者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 原假设,表明三个序列均不服从正态分布;从ADF检验结果来看,三者的ADF统计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显著,表明三个序列不是平稳时间序列。

注:Jarque-Bera检验的原假设为“序列服从正态分布”;ADF检验的原假设为“序列是单位根过程”;***、**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检验统计量的原假设。

3.2 结构突变检验及退势处理

(1)结构突变检验

首先运用Bai-Perron内生多重结构突变方法 对原始数据进行结构突变检验,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虽然三个序列的SupFT(1)显著性不高,但是更高阶的SupFT(2)和SupFT(3)却非常显著,表明序列存在明显的结构突变。根据Dmax统计量的 检验结果 也可以发 现,UDmax和WDmax在1%的水平显著,表明EUA价格、BRENT价格和FTSE指数在样本期内确实发生了结构突变。进一步根据SupFT(i+1|i)统计量的检验结果分析序列发生结构突变的次数,发现三个序列的SupFT(2|1)、SupFT(3|2)、SupFT(4|3)显著,表明EUA价格发生了两次结构突变,BRENT价格和FTSE指数发生了三次结构突变。

注:SupFT(k)统计量和 Dmax统计量用以检验结构突变是否存在,原假设为“不存在结构突变点”;SupFT(i+1|i)统计量用釉检验突变点个数,原假设为“结构突变点的个数为i”;***、**和* 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内数字表示各序列发生结构突变,-表示数据不存在。

根据SupFT(i+1|i)统计量的检验结果还可以看出,三个序列均在2008年9月至10月间发生了第一次结构突变,这主要是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贺凤羊和刘建平(2010)[16]指出,美国“次贷危机”虽然早在2007年初已经开始浮出水面,但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对世界股市和实体经济造 成强烈影 响的时间 大致在2008年9月,这与本文检 验出的结 构突变时 点相符。由 此可见,2008年下半年的金融危机不 仅重创了 实体经济,导致原油市场和股票市场出现疯狂跳睡,同时也对碳交易市场造成了严重冲击,引起企业产出减少和碳排放权需求下降,进而EUA价格出现急剧下跌。

EUA价格在2011年9月23日发生了第二次结构突变,这与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时点相符。欧债危机造成欧洲经济持续低迷,碳排放权需求显著减少,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发布的评估报告,2012年初欧盟EUA配额过剩近10亿吨,配额的大量过剩导致碳价在大幅下跌之后维持低位运行,是引发结构突变的重要原因。

BRENT原油价格和FTSE指数发生 第二次和 第三次结构突变的时间分别在2009年5月至8月和2010年底,这是各国政府出台的应对金融危机政策的结果。2009年5月至8月,世界各国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欧盟以及全球经济逐步回暖,市场的利空因素逐渐消化,对原油和股票市场提供了明显支 撑,使原油价 格和股市 触底反弹。2010年底,世界各大经济体相继采取的强力救市措施作用不断显现,全球经济开始回暖,引发股市上涨;同时,经济回暖拉动原油需求增加,而国际原油产量却因剩余产能不足而增长缓慢,再加上美元的持续贬值,推动了原油价格的持续上涨。

值得注意的是,在EUA序列发生第二次结构突变的时点附近,BRENT价格和FTSE指数没有检验出明显的结构突变。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没有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事实上,在2011年中期,BRENT价格和FTSE指数也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下跌,但是之后由于世界经济的回暖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结构突变检验并没有把这种短期的下降过程显著地检验出来。另外,在BRENT价格和FTSE指数第二次和第三次突变时点附近,EUA序列虽然也没有检验出结构突变,但同样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涨跌,亦因变化程度小而未被检验出来。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三个市场的结构突变点之间存在较强的内在相关性,当受到重大事件的影响时,碳市场的反应与原油和股票市场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表明重大事件影响下,三个市场之间具有一定的联动性。下面对三个市场的价格序列进行退势处理,以分离重大事件对市场的影响。

(2)退势处理

根据上述Bai-Perron检验结果,碳价、油价、股票指数在样本期内均发生了多次显著的结构突变。在分析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前,为了剔除结构突变可能对结果造成的影响,需要对三个序列进行趋势退化处理。退化趋势后的序列DXt由下式计算得到:

其中,Xt为对数处理后的EUA价格、BRENT价格、FT-SE指数序列;^Xt为Xt的趋势拟 合函数;dwi为结构突变虚拟变量,当t≤ti时dwi=0,反之则dwi=1,ti为第i次结构突变时点,m为发生结构突变的次数。

对退势处理后的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发现三组序列均为平稳序列,表明它们均为含结构突变的分段趋势平稳过程,为后续利用退势序列进行建模提供了理论依据。

3.3 VAR模型建立

ADF检验表明,三个退势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因此可以利用它们进行VAR建模。通过对比1~6阶滞后VAR模型的对数似然值、AIC信息准则 和SC信息准则,发现VAR(2)模型的各项指标均是最优的。对VAR(2)模型的各项参数的显著性和特征值进行检验,发现各项参数都非常显著,特征值均位于单位圆内,表明模型的结构是稳定的,适合基于VAR(2)模型做进一步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1)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

Chevallier(2009)[17]等研究表明,EUA价格和原油价格、股票指数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无法检验变量间的这种非线性关系。为此,本文采用Diks和Panchenko(2006)提出的非参检验方法进行研究。首先,对VAR系统的残 差进行非 参Tn检验,以过滤其相互间的线性依存成分,其阶滞后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在滞后1~6期内,BRENT、FTSE和EUA互为非线性Granger因果原因。一 方面,BRENT和FTSE是EUA的非线性Granger因,原因是原油和股票市场都是非常成熟的市场,能够反映世界实体经济的基本状况,因此蕴含的信息量非常丰富,油价和股票指数的变动会通过影响碳排 放企业的 经济活动 从而影响 碳价。另一方面,EUA也是BRENT和FTSE的非线性Granger因,这一结论与现有文献所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目前部分学者认为,碳市场是一个规模较小的专业市场,其蕴含的信息量不足以反映整个市场的状况,从而不成为油市和股市的Granger因 (刘维泉和 赵净,2011[6];杨来科和 张云,2012[18]),但这些观点都是基于线性Granger检验,且没有考虑结构突变的影响。本文认为:一方面,碳排放权作为受管制企业的一种生产要素可以视为企业的一种生产成本;另一方面,碳排放权作为受管制企业的一种权利,对于拥有配额的企业来说又可视为企业的一种资产。上述两方面的原因表明,碳价蕴含着受管制企业丰富的内在信息,碳价的波动将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内在价值,进而影响企业、甚至整个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

注:lX=lY表示检验中残差序列的滞后项;***、**、*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

(2)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可以描述一个变量的单位随机误差项冲击对每个内生变量当期及未来各期的影响情况。为了得到三个变量间的动态交互作用程度,需要对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表4给出了各变量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EUA价格的脉冲响应函数。

据表4,当本期给各变量一个正的 冲击时,本身的冲击会造成碳价呈现正向变化,且当期的反映最为强烈,随后脉冲响应值开始下降,前8期碳价对自身的脉冲响应累计水平为3.6273;油价的冲击同样会造成碳价发生正向变化,这种影响在第二期时达到最大,前8期EUA对BRENT脉冲响应的累计水平为0.2646;股市的冲击对碳价的影响则刚好相反,会引起碳价的反向变化,在前几期内这种影响有小幅的上涨趋势,但最终收 敛于0,前8期EUA对FTSE的脉冲响应累计水平为-0.1233。

对比碳价对各变量的当期响应水平和累计响应水平,可以发现,原油市场、股票市场与碳交易市场之间的联动性并不显著,三个市场之间的联动程度很弱。从相对大小来看,碳价受自身冲击影响程度较大,其次是油价,最后是股价。从绝对大小来看,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油价和股价对碳价的影响程度都很小,更不具有长持续性。这与张跃军和魏一鸣(2010)[19]等得出的结 论有所不 同,主要是因为本文利用结构突变退势后的数据进行建模,充分考虑了结构突变可能造成的影响,有效避免了由于忽略结构突变影响而造成的实证结果偏误问题。

(3)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区别于脉冲响应的另一种描述系统动态变化的方法,用以揭示了一个变量的动态变化在多大程度源于自身冲击,多大程度源于系统中其它变量的冲击。各个变量冲击的EUA预测残差的方差百分比分解表如表5所示。

据表5,碳价波动主要受其自身因素的影响,其贡献比重一直保持在99%以上的高水平;油价的冲击对碳价波动所能解释的比重在冲击初期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但增长幅度不大,其方差贡献率约仅占总贡献率的0.6%左右;股价对碳价的预测残差的贡献度非常低,其贡献比重仅占总贡献率的0.1%左右。上述分析同样表明,三个市场之间的联动程度较弱,这与脉冲响应分析得出的结论基本类似。

4 结语

本文首次将结构突变理论运用到碳交易市场的联动性研究中。首先运用Bai-Perron内生多重结构突变方 法考察了三个市场的结构突变现象,在此基础上对序列进行退势处理以剔除结构突变影响,并通过构建VAR模型和运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脉 冲响应和 方差分解 技术,研究了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结果显示,三个市场在样本期内均发生了至少两次显著的结构突变,突变点间具有较强的内在相关性,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宏观经济事件是引起市场发生结构突变的重要原因。市场间存在双向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原油和股票市场通过影响相关企业的经济活动引起碳交易市场的波动,碳交易市场则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内在价值引起原油和股票市场的波动;在分离结构突变的影响之后,油价、股价的正常市场波动对碳价的影响很小,三个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并不显著。

上述研究对我国相关企业参与碳交易,以及政府监管部门管理本国碳排放权交易所,有以下启示作用:第一,我国相关企业在进行碳排放交易时,若世界实体经济形势发生显著变化,则应充分考虑国际原油价格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变化,这有助于对世 界整体经 济状况作 出更准确 的评估,从而有效规避由于 整体经济 形势下滑 引起的投 资风险;但是在世界实体经济形势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企业在进行碳价波动分析及套期保值时,不用过多考虑原油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价格波动,而更应关注碳市场本身的投资风险。第二,政府监管部门在管理本国碳排放权交易所时,若原油价格和股市急剧下跌,则应及时出台一些利好的政策来刺激碳交易市场;但是在国际经济形势相对稳定时,监管部门则不应过多地干预碳市场,而应积极建立和完善碳市场的价格稳定机制,通过完善的价格稳定机制来促进碳市场的稳定发展。

摘要:运用Bai-Perron内生多重结构突变检验方法,检验欧盟EUA、BRENT原油和伦敦股票市场的结构突变现象,再进行退势处理以分离结构突变的影响。进一步,构建VAR模型并结合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研究三个市场间的联动关系。结果显示,三个市场均发生了两次及以上显著的结构突变,且突变时点间具有较强的内在相关性,说明各市场对重大事件影响的反应具有一定的联动性;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互为原因、相互促进;分离结构突变的影响后发现,碳市的波动主要是由其自身因素造成的,受油市和股市的影响很小。研究结果对我国相关企业制定碳交易策略以及监管部门制定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碳交易市场,Bai-Perron检验,结构突变,VAR模型,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

突变检验 篇2

关键词:一步法定点突变,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bsh

定点突变技术(site-directed mutagenesis)是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中的一种常规实验技术,在基因和蛋白质结构与功能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1]。本研究介绍了一种高效便捷的定点突变方法,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完全互补的并带有突变位点的引物PCR扩增整个模板质粒DNA,由于从细菌细胞提取的模板质粒DNA具有甲基化位点,而PCR扩增产物不具有甲基化位点,因此采用能特异识别甲基化位点的DpnⅠ酶,就能去除PCR产物中剩余的模板DNA。最后将PCR扩增的线型突变质粒转化入大肠杆菌,利用大肠杆菌自身的修饰酶系统使线型质粒环化。该方法简单高效,PCR产物无需纯化,只要把握好对引物设计,高保真的DNA聚合酶、PCR扩增程序以及模板DNA浓度的选择,突变率可以达到100%。

本研究以构建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简称LM)中编码胆碱水解酶(Bile Salt Hydrolase,简称BSH)的bsh基因突变启动子为例,具体介绍一步法定点突变技术的要点及其操作步骤。BSH能水解肠道胆汁酸盐,促使细菌在肠道环境中的生存[2],是LM中重要的毒力因子之一。其编码基因bsh启动子上既有LM毒力基因转录调控蛋白PrfA (Positive Regulatory Factor A)的结合位点PrfA-box(TTAAAAATTTTTAA),同时也存在压力胁迫调节因子σB因子的结合位点SigB-box[GGGTAT(-10区)和GTTA(-35区)],暗示σB和PrfA在调控细菌耐受肠道胆汁酸盐的机制中可能起着重要且复杂的作用。本研究成功构建了bsh启动子(以下称Pbsh)的三种突变:PrfA-box突变;SigB-box(-10区)突变;PrfA-box和SigB-box(-10区)同时突变,为进一步研究PrfA和SigB在bsh转录表达中的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尚未见报道。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实验材料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Listeria monocytogenes)标准株EGD和大肠杆菌DH5α菌株以及pUC18质粒为本实验室保存。

1.1.2 试剂

(1)XbaⅠ、Pfu、T4连接酶、Taq DNA聚合酶、CIAP酶购自上海赛百盛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BHI(Brain Heart Infusion,脑心浸液)为Betcon,Dickinson & Company公司产品。其它所有化学试剂均为进口或国产分析纯。

(2)试剂盒:

①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PCR产物回收试剂盒购自上海赛百盛基因技术有限公司;②质粒小量提取试剂盒,凝胶回收试剂盒购自Omega公司。

(3)引物:

由上海赛百盛基因技术有限公司合成(带有下划线的代表突变位点)。

1.1.3 仪器

离心机:Centrifuge5415D、5415R、5804R(eppendorf);PCR仪:Master cyclerg radient (eppendorf);电热恒温培养箱:HPP-9082(北京东联哈尔滨仪器制造有限公司);电转化仪:Gene Pulser Xcell Electroporation System(BIO-RAD)。

1.1.4 培养基

LB(Luria-Bertani)培养基:酵母抽提物5g/L,胰蛋白胨10g/L,氯化钠5g/L,pH 7.0,121℃高压蒸汽灭菌20min备用。

BHI培养基:BHI 37g/L,121℃高压蒸汽灭菌20min备用。

1.2 方法

1.2.1 突变模板Pbsh-XbaⅠ-pUC18重组质粒的构建

利用基因组提取试剂盒从EGD菌株中提取总DNA,然后以提取的总DNA为模板,以Pbsh-XbaⅠ-1F/Pbsh-XbaⅠ-1R为引物, 扩增带有XbaⅠ酶切位点的bsh基因启动子序列(Pbsh)。PCR程序:95℃ 2min;[95℃ 45s,53℃ 45s,72℃ 30s]30×;72℃ 5min。XbaⅠ酶切Pbsh和pUC18载体后用PCR产物回收试剂盒纯化酶切产物,然后用CIAP酶处理pUC18-XbaⅠ片段,防止pUC18连接。XbaⅠ酶切后的Pbsh和pUC18载体经T4连接酶连接后,转入大肠杆菌DH5α菌株,涂布添加了Ampicillin(100μg/mL)的LB平板。经酶切筛选的阳性克隆送英俊公司测序确认。

1.2.2 定点突变过程中模板浓度的选择

本研究通过预实验来确定PCR反应中的模板质粒Pbsh-XbaⅠ-pUC18的浓度,以保证在PCR成功扩增的同时,模板质粒能被DpnⅠ酶完全消化,提高突变效率。选择的模板浓度分别为20ng、40ng和60ng,PCR结束后取10μL上样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1.2.3 运用定点突变技术构建突变启动子

Pbsh上有PrfA和SigB的结合位点:PrfA-box和SigB-box(-10区)。本实验运用PCR介导的定点突变技术,利用设计的引物bsh-MprfA-1F/bsh-MprfA-1R和bsh-MsigB-1F/bsh-MsigB-1R构建携带:①PrfA-box突变的质粒—mPrfA-Pbsh-XbaⅠ-pUC18;②SigB-box(-10区)突变的质粒—mSigB-Pbsh-XbaⅠ-pUC18。然后以PrfA-box突变的质粒DNA为模板,以bsh-MsigB-1F/bsh-MsigB-1R为引物构建③PrfA-box与SigB-box(-10区)同时突变的质粒—mPrfA-mSigB-Pbsh-XbaⅠ-pUC18。

PCR反应体系:1μL质粒DNA模板、2μL dNTPs (10mmol/L)、1μL 10×pfu buffer、1μL pfu、引物(100pmol)各1μL,添加ddH2O至50μL。PCR程序:95℃ 2min;[95℃ 45s,51℃ 1min,68℃ 9min]18×;72℃ 10min。

PCR反应完成后,取PCR产物20μL加入1μL的DpnⅠ酶和2.3μL的DpnⅠ buffer在37℃温育1h后,直接转化大肠杆菌DH5α感受态细胞,然后涂布添加了Ampicillin (100μg/mL) 的LB平板,随机挑取10个克隆,送英俊公司测序检测。

2 结果与分析

2.1 突变模板Pbsh-XbaⅠ-pUC18重组质粒的构建结果

PCR扩增获得bsh启动子片段经1%的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可见一条清晰的约380 bp的电泳条带,与预期片段379bp大小相符,见图1A。

M: Marker DL5000;1: Amplification of bsh promoter by PCR; 2:Pbsh-XbaⅠ-pUC18 digested with XbaⅠ.

获得的重组质粒Pbsh-XbaⅠ-pUC18用XbaⅠ酶切鉴定,结果如图1B所示:酶切后可见两条清晰的条带,与预期的Pbsh片段长度(379bp)以及pUC18载体 (2674bp) 的片段长度一致,表明重组质粒Pbsh-XbaⅠ-pUC18构建成功。

2.2 定点突变过程中模板浓度的确定

为确保扩增后剩余模板能被DpnⅠ酶完全消化,提高突变率,本研究通过预实验来选择合适的模板浓度。选择的模板浓度分别为20ng、40ng和60ng,PCR结束后,取10μL上样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结果如图2所示:三种浓度均能成功扩增,得到所需的PCR产物,尽管随着模板浓度的增高,PCR扩增产物的亮度也有所增加,显示产物的浓度也随之增加,但为了保证突变的成功率,我们选择了模板为20ng的PCR扩增产物用于DpnⅠ酶切。酶切后直接转化大肠杆菌感受态,随机挑取10颗转化子进行测序,阳性突变率达到100%,表明该浓度适于做为本研究的PCR反应的模板工作浓度。

M: Marker DL5000; 1: 60ng template; 2: 40ng template; 3: 20ng template.

2.3 测序鉴定定点突变结果

构建的突变质粒送到英俊公司,应用M13-Reverse引物测序结果如下:

2.3.1 重组质粒Pbsh-XbaⅠ-pUC18的测序结果

模板重组质粒Pbsh-XbaⅠ-pUC18的测序结果如图3所示:野生型bsh基因启动子的PrfA-box碱基序列为TTAAAAATTTTTAA,SigB-box(-10区)为GGGTAC。

The sequence TTAAAAATTTTTAA between 241-255bp is PrfA-box and the sequence GGGTAC between 342-348bp is SigB-box(-10box).

2.3.2 PrfA-box突变质粒mPrfA-Pbsh-XbaⅠ-pUC18的测序结果

PrfA-box突变质粒mPrfA-Pbsh-XbaⅠ-pUC18测序结果如图4所示:PrfA-box中的TAA碱基突变为GGC,突变结果与预期一致。

2.3.3 SigB-box(-10区)突变质粒mSigB-Pbsh-XbaⅠ-pUC18测序结果

SigB-box(-10区)突变质粒mSigB-Pbsh-XbaⅠ-pUC18的测序结果如图5所示:SigB-box(-10区)中的GGG碱基突变为ATA,与预期一致。

2.3.4 PrfA-box与SigB-box(-10区)同时突变质粒mPrfA-mSigB-Pbsh-XbaⅠ-pUC18的测序结果

PrfA-box与SigB-box(-10区)同时突变的mPrfA-mSigB-Pbsh-XbaⅠ-pUC18的测序结果如图6所示:PrfA-box中的TAA碱基突变为GGC,SigB-box(-10区)中的GGG碱基突变为ATA,突变结果与预期一致。

3 讨论

定点突变技术是研究基因和蛋白质结构和功能的有力工具之一,也是实验室研究基因表达调控的主要手段。目前国内外采用的定点突变的方法很多,如重叠延伸PCR定点突变技术[3]、寡核苷酸引物介导的定点突变技术[4]、大引物PCR定点突变技术[5]等;同时,商业公司还开发出多种定点突变试剂盒,如Stratagene公司的QuikChange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Kit和QuikChange XL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kit,Clontech公司的Transformer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Kit等。与以上这些定点突变技术相比,本方法的关键及特色在于:

The sequence GGC between 241-255bp is the mutated points in the PrfA-box

The sequence ATA between 362-364bp is the mutated points in the SigB-box(-10box)

The sequence GGC between 247-249bp is the mutated points in the PrfA-box and the sequence ATA between 346-348bp is the mutated points in the SigB-box(-10box)

(1)突变过程中PCR反应程序的设定。PCR程序大体为:95℃ 2min;[95℃ 45s,50-55℃ 1min,68℃ N min]12~18×;72℃ 10min。“N”根据所需扩增的突变模板DNA长度来确定,一般pfu酶的扩增效率为0.5kb/min。本研究所用的重组质粒大约为3kb,为了保证能充分扩增出整个质粒,以及避免质粒二级结构干扰扩增效率,我们最终设定的扩增时间为9min。扩增循环数的选择:若进行一个碱基的突变则为12个左右循环,两个碱基的突变为16个左右循环,多个碱基的突变则为18个左右的循环,为了提高突变的效率,扩增循环数应控制在此范围内。循环数太少,难以得到足量用于转化大肠杆菌所需的突变产物;而扩增循环数太多则有可能引入随机突变。本实验设定的PCR程序为95℃ 2min;[95℃ 45s,51℃ 1s,68℃ 9min]18×;72℃ 10min,一次PCR实现了对三个碱基的同时突变。

(2)高保真DNA聚合酶的选用。本实验采用了高保真的pfu聚合酶,降低了PCR扩增过程中随机突变的几率,但实验中我们发现该酶仅对于扩增全长小于4kb的DNA序列的效果较好,如需扩增更长片段,则应选取能扩增长片段的高保真DNA聚合酶。张宝真[6]等使用的高保真耐热DNA聚合酶Phusion(购自New England Biolabs公司,可以扩增10 kb以上的DNA片段)成功的对长度大于7kb的质粒进行了定点突变。朱大兴[7]等利用的Pyrobest DNA聚合酶(购自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也成功的对长度大于7kb的质粒进行了定点突变。

(3)有效选取了定点突变模板的浓度,确保DpnⅠ酶的工作效率。PCR扩增产物中剩余模板DNA能否被DpnⅠ酶完全消化,是关系到突变成功率的关键因素之一,从理论上讲,模板DNA浓度越低,扩增后产物中剩余的模板量越少,越易被DpnⅠ酶消化完全。但是,模板浓度过低又会导致PCR反应效率低下,产物的浓度过低,从而得不到阳性转化子。王宏梅[8]等建议为了保证DpnⅠ酶的充分消化,在PCR结束后可进行电泳验证,确认产物的浓度,如果产物浓度很高,可以减少消化的产物量或适当延长酶切时间。此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是因为影响PCR产物浓度高低的因素较多,模板浓度高不一定就意味PCR产物浓度就高;二是产物浓度降低到多少才能保证DpnⅠ酶的充分消化,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摸索才能确定,从而增加了实验的操作步骤和成本。而通过预实验选取有效且较低的定点突变模板浓度,可以确保DpnⅠ酶的工作效率,减少由于测序来筛选正确突变子所需的时间和成本。

(4)操作简化,成本降低。重叠延伸PCR定点突变技术、寡核苷酸引物介导的定点突变技术、大引物PCR定点突变技术都需要多对引物及多轮PCR,且突变过程需要繁琐的提纯步骤才能得到最终的突变子。与这些传统方法相比,本研究只需要一对引物,整个PCR过程只需一步就可得到突变质粒,简化了由于传统的多对引物带来的繁琐的提纯步骤,增加了得到突变子的几率。

(5)应用范围广。与近年来广为使用的“设计限制酶辅助突变”(Designed Restriction Enzyme Assisted Mutagenesis, DREAM) 技术相比, 本研究介绍的方法所利用的原理与其大体相似,但DREAM技术是通过引进的限制性内切酶位点对转化子进行鉴定,虽然避免了使用测序法对突变产物的筛选[6,9],但由于设计和引入的限制性酶切位点必需与突变位点相匹配,因此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本实验介绍的定点突变方法可以将目的基因碱基按照要求任意突变,因此可广泛应用于基因调控以及蛋白质结构与功能之间的研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介绍了一种经济、高效、简便快捷的定点突变方法,为基因表达调控以及蛋白质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撑。

参考文献

[1]谢振华,史小军,蔡国平.在单个PCR管内快捷完成定点突变[J].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2006,22(8):681-684.

[2]Didier Cabanes,Pierre Dehoux,Marc Lecuit.Listeria monocytogenes bilesalt hydrolase is a PrfA-regulated virulence factor involved in the intestinal andhepatic phases of listeriosis[J].Molecular Microbiology,2002,45(4):1095-1106.

[3]何震宇,李月琴,林元藻.重叠延伸PCR对DAN片段进行定点双突变[J].氨基酸和生物资源,2007,29(3):78-82.

[4]Wei D,Li M,Zhang X,et al.An improvement of the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method by combination of megaprimer,one-site PCR and DpnⅠtreat-ment[J].Anal Biochem,2004,331(2):401-403.

[5]张碧乾,邓会群,宫彩霞,等.大引物PCR定点突变方法的改进[J].湖北大学学报,2009,31(1):79-81.

[6]张宝中,冉多良,刘大斌,等.利用DREAM设计和同源重组进行一步定点突变[J].中国生物工程杂志,2008,28(11):77-81.

[7]朱大兴,周清华,王艳萍,等.利用Pyrobest DNA聚合酶一步法进行大片段基因的定点突变[J].生物技术通讯,2007,18(4):590-593.

[8]王宏梅,赵心清.一步PCR法对拟南芥ATPK64基因的快速定点突变[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08,27(1):19-21.

大数据带来大突变 篇3

美国政府通过大数据研发计划提升美国在科学发现、环境与生物医药研究、教育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能力。

中国已将大数据引入金融、军事等重要领域。大数据时代, 将世界万事万物通过数据化, 让人们在数据利用中优化现实操作和行为, 令全球系统的运行更为高效。

从物质世界到数据世界, 这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大数据时代的核心是什么?大数据时代的核心词是开放与融合, 以及“一切皆可数据化”的思维。现在很多公司讲得更多的是“数据大”而不是大数据。大数据应该是完整、综合开放的。

政府通过大数据网络“Datagov”, 公开了数以十万计的开放数据库, 建立了Y76几十个国家参与的开放政府联盟, 将社会公共数据对任何第三方开放。这将成为一种潮流。大数据是大趋势, 无论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都会被卷入。

大数据时代, 需要新的逻辑和思维, 需要想象力。现代信息技术已证明;一切皆可数据化, 小到“上帝粒子”大到整个宇宙, 都是由数据化的信息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行为也可以数据化, 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数据化的方法解决。

值得指出的是, 大数据时代的成本, 绝大部分已沉淀在历史中, 并分解于整个社会系统。甚至在工业社会之前, 世界就带有大量的数据。进入互联网时代更是积累了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各种能力。现在大数据仍处于萌芽的状态, 未来对实体经济和商业的变革将显著发生在以下几个领域:

首先是医疗健康领域。以往的标准化平均值治疗, 将向精确化、数字化医疗转变。通过数据化及传感设备, 可以进行精确的治疗, 甚至器官再生。

其次是制造业。以目前3D打印为代表的数据化制造, 是种个性化的、全新的制造法。不需要模具, 就能够做到不同材料的无缝对接。甚至以往难以制造的东西 (比如人体器官) , 也可以通过数据化方式还原制造。这种新兴的数据化制造, 从数据到实用的转化都会进入低成本、大规模、打破时空界限的全新历史阶段。

三是金融、航空等行业将完全电子化, 比如依托大数据, 可以准确预测机票价格的走势。

mtDNA突变研究新进展 篇4

1 线粒体基因组的结构

1.1 基本结构

mt DNA呈闭合的双链环状结构, 包含16 569对碱基[1], 共编码37个结构基因, 包括12S和16S 2个核糖体RNA以及22种转移RNA。另外13个结构基因编码13个蛋白多肽, 它们分别是[2]:复合体Ⅰ (NADH-泛醌还原酶) 中7个亚基 (ND1, ND2, ND3, ND4, ND4L, ND5, ND6) ;复合体Ⅲ (泛醌-细胞色素C还原酶) 中1个亚基 (Cytb) ;复合体Ⅳ (细胞色素C氧化酶, CO) 中3个亚基 (COⅠ, COⅡ, COⅢ) 和复合体V (ATP合酶) 中的2个亚基 (ATPase6和ATP ase8[3]) 。非编码区包括HV区和D-loop区。其中D-loop区长1 124 bp, 既是线粒体DNA转录和复制的起点, 又是突变热点。

1.2 开放阅读框架

在人的Hela细胞线粒体中发现[4]的

7SRNA中含有一个线粒体通用的终止密码子及Poly A尾, 是Hela细胞中含有Poly A尾最多的mt RNA, 其间有一个潜在的开放阅读框架 (ORF) , 编码23或24个氨基酸的多肽。

2 基因突变及可能因素

2.1 mt DNA在整个细胞周期的合成十分活跃, 而相应的DNA聚合酶γ不具有校读功能, 导致复制错配频率高。

2.2 缺乏组蛋白和DNA结合蛋白的保护, 分子裸露, 易受外来因素的攻击而发生损伤。

2.3 线粒体内氧的浓度高, 易产生氧自由基及过氧化氢等物质[5], 它本身又不能合成谷胱甘肽将其有效清除, 故mt DNA易受氧化损伤。线粒体的能量代谢中, 呼吸链的底物端有些物质, 如黄素蛋白、非血红素铁蛋白、醌, 尤其是半醌发生氧化反应的能量保障是很低的, 常常直接启动O2的单电子还原, 产生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O2-) , 这种在电子传递末端氧化酶之前漏出呼吸链与氧反应生成超氧自由基的过程是线粒体生成有害活性氧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的源头[6]。细胞存在有效的抗氧化防御体系, 如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过氧化物酶等。实验证明, μmol水平引起细胞凋亡, nmol水平可促进细胞增生, mmol水平则引起细胞的损伤反应[7]。

2.4 mt DNA缺乏组蛋白和DNA结合蛋白的保护, 并且线粒体内脂肪/DNA比值很高, 因而mt DNA易于和致癌物尤其是嗜脂性致癌物结合[8]。

3 线粒体DNA与疾病的联系

3.1 衰老

随着生命的进程, mtDNA突变日益积累, 当突变的mt DNA成为主导时, 将引起氧化磷酸化功能缺失, 尤其使需要较高能量供应的组织受累。这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mt DNA突变增加累积的结果, 即是引起衰老。

3.2 糖尿病

对糖尿病的研究表明:与糖尿病有关的mt DNA位点突变有20余种, 其中具有致病作用的是3243A-G突变。后来有人相继报道了3316G-A、3394T-C位点突变也可以导致糖尿病。

3.3 耳聋

目前发现可以导致耳聋的突变有12SrRNAl555-G, CoI/t RNA Ser (UCN) 7445A-G;tRNALeu (UUR) 327 l T-G;mtDNA4834bp和4977bp缺失, t RNASer (UCN) 7472插入U。线粒体DNA缺失突变与链霉素 (AmAn) 耳毒作用存在着易感性的关系, 大多数家族史的AmAn中毒性聋患者呈mt DNA1555G突变。

3.4 肿瘤

在各种人类肿瘤中已经发现各种线粒体DNA突变[9], 这些突变既有在线粒体DNA编码区, 也有在非编码区, 而且大部分突变是同质突变。各种因素所致的mt DNA损伤 (包括突变、缺失、整合和不稳定性等) 与细胞的癌变、肿瘤的发生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在实体性肿瘤如乳腺癌、结肠癌、胃癌、肝癌和肾癌中都有mt DNA畸变的报道。

3.4.1 肺癌

Sanehez-Cespedes等[10]研究了27例原发性肺癌组织, 有9例体细胞突变。其中2例是碱基替代, 7例为D-Loop区 (C) n重复序列的插入和缺失。Dai等[11]检测了37对肺癌组织和癌旁正常组织, 20例正常肺组织的线粒体DNA大片段缺失, 发现缺失率分别为54.1%, 59.5%, 30%。这三种组织之间差异无显著性, 但发现大片段缺失与年龄和吸烟有相关性。

3.4.2 肾癌

Nagy等[12]在6例晚期肾癌患者中发现94个线粒体DNA多态性, 其中56%为能导致氨基酸改变的异质性改变。他还直接测序了8对肾细胞癌组织和对应癌旁正常组织, 28%的线粒体DNA改变发生在D-Loop区。Simonnet等[13]的研究认为线粒体DNA氧化磷酸化的减少有助于肿瘤的生长和转移。

4 小结

2007:风云突变的一年 篇5

次贷危机:问题不仅仅是次贷

在亚洲金融风暴十年之后的2007年, 全球金融市场面临一场新的危机——次贷危机。与亚洲金融风暴不同的是, 这场新的金融危机源于美国, 受冲击最严重的也是美国和其它西方发达国家。

次贷危机的导火索是次贷风波。次贷 (次级按揭贷款�是美国住房按揭贷款中信用质量最低, 违约风险最高的一类。所谓违约风险, 是指借款人拖欠还款或无力还款的风险。2001年~2006年泡沫形成, 2007年上半年风波凸显, 2007年下半年危机扩散。房市继续恶化, 按揭拖欠的增长蔓延到次贷以外, 许多人失去或将要失去他们以按揭购买的住房。主要按揭商和政府扶植的按揭巨头损失惨重, 以融资缓解困境。大量浮动利率按揭的借款人, 已经或将要面临利率大幅上调。按揭还款负担的进一步加重, 势必进一步恶化按揭违约率, 并造成更多房主失去以按揭购买的住房, 进一步恶化房市和按揭市场。

次贷危机的波及范围已远远超出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其原因在于, 这场危机的背景远比次贷问题本身复杂和深远。金融市场的全球化, 金融产品和技术的革新, 信贷扩张以及低风险成本等诸多因素的相互交织和正反馈, 支撑了泡沫的膨胀, 延缓了泡沫的破裂, 因而加剧了系统的失衡, 扩大了危机的影响。

亚洲金融风暴十年祭:亚洲新兴经济新图景

亚洲金融风暴中的货币贬值和资本外逃, 对所殃及的国家以至整个亚洲, 是个挥之不去的惨痛记忆。十年后的2007年, 亚洲新兴经济欣欣向荣,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现在, 亚洲新兴经济大多有贸易盈余, 并积累了可观的外汇储备, 防范货币贬值和资本外逃的能力今非昔比。

外汇储备的传统功能是“以备不时之需”。为满足这个要求, 外汇储备传统上多投资于风险较低、市场流动性好的固定收益资产, 如美国国债。与风险较高的资产 (如股权或高收益债券等�相比, 这类低风险资产美中不足的是收益率较低。另外, 若资产组合集中于美国国债, 则风险得不到分散。若外汇储备量应对“不时之需”绰绰有余, 则多余部分可投资于风险较高、收益率也较高的资产。国际市场上有丰富的资产种类, 根据对风险特点的具体要求, 可以构建合适的资产组合, 既可以分散风险, 又可以优化预期收益率。

2007年中国成立中投公司是在优化外汇储备资产配置方面迈出的一大步, 其它一些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在对外投资方面有长足进展:

2007年中国对外投资大步挺进

美元恐慌:崩溃在即还是杞人忧天

2007年美元继续走低。从年初到11月底, 美元的跌幅相对于欧元约11%, 相对于英磅约5%。另外一种较常用的尺度是以贸易为权重的一篮子货币组合, 我们不妨简称之为贸易加权币组。从年初到11月底, 美元相对于贸易加权币组的跌幅约8%。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段看, 美元在2002年初左右达到近几年的顶峰, 我们不妨看看从2001年底到2007年11月底这近6年中, 美元的跌幅:相对于欧元约65%, 相对于英磅约41%, 相对于贸易加权币组约22%。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总额增长显著, 而美元一直保持着首选储备货币的桂冠, 美元的贬值给各国的外汇储备带来巨额亏损。另外, 次贷危机的扩散增大了美国陷入衰退和美元继续下跌的风险。一个令人恐慌的可能性, 是各国为避免由美元继续下跌而带来的进一步亏损, 而争先恐后地抛售美元储备, 造成美元崩溃, 这将使全球经济陷入混乱。

值得注意的是, 美元储备增长的部分原因, 是美国的贸易伙伴为稳定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比价而购买美元的措施。这种措施有利有弊, 其利在于保护本国出口业及相关行业的稳定发展;其弊在于造成本国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 以及美元储备近年来的亏损。由于各国情况各异, 所以各国政府和央行更可能根据自身的情况, 把握美元储备的增减步伐。这就大大减小了美元顷刻崩溃的可能性。

体育教学环境突变与应对策略 篇6

营造和设置适宜的教学环境是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途径。在体育教学中, 如何在各种突变的教学环境下完成教学任务呢?

一、实例叙述

教学背景:操场上堆满了厚厚的积雪, 原定的教学计划无法执行, 只好拿出学期初准备的备用教材—《侧向投掷雪球》。

教学过程:体育委员整队后, 教师问学生:“同学们, 面对操场上厚厚的积雪你们最想干什么啊?”学生纷纷回答:“堆雪人、打雪仗。”教师接着说:“那我们选择打雪仗, 如何?”学生们高兴地点着头。“同学们, 老师有一个疑问, 需要你们带着这个疑问去打雪仗, 请大家想想看, 怎样才能将雪球掷得更远, 打得更准呢?体育委员与同学们一起商讨如何分组和游戏规则后, 就开始游戏吧!”

在体育委员的带领下, 2名学生为一组合作握雪球, 每组大约握了20个, 学生们进行了3个击打目标的游戏。第1个游戏:先打固定目标—以操场周围的树木或足球墙上的标记为目标。

第2个游戏:在地上划有近、中、远的三条线, 先在离目标稍近的距离击打目标, 击中目标后, 再到中间线上击打目标, 击中目标后, 再到最远的线上击打目标, 最后请大家自由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击打固定目标;第3个游戏:在教师的提醒下, 进行击打“活动目标”游戏, 即将A组学生中的其中两名学生作为“活动目标”, 当“活动目标”从操场的东侧向西侧跑出时, B组学生立刻开始用雪球击打A组的“活动目标”, 规则是只能击打“活动目标”的头部以下部位。

二、实例分析

在上述环境因素变化时, 教师没有将学生带回教室进行理论课学习, 而是充分利用变化的环境, 让学生利用环境之变兴高采烈地体验了一节“侧向投掷雪球”课。在教学环境突变的状态下完成教学是对一名教师的考验, 如何变被动为主动更是一种能力, 教学环境的突变可通过采取相应的方法与措施进行“补救”, 只要策略得当完全能化解危机。

三、策略与建议

1.要有应变能力与良好的心理素质

一旦出现教学环境突变, 首先要分清教学环境突变的原因, 是自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哪些是我们能改变的?哪些是我们改变不了的?如, 气候、季节等因素是不可能改变的, 但学生的情绪波动、注意力的分散与集中等是可以改变的。只有找到问题的关键才能采取应对策略和手段。其次, 教学环境突变时先暂停正在进行的工作, 然后快速反应, 采取应对措施, 从而化被动为主动, 见招拆招。

2.制订教学预案

体育教师要在学期初制订出一些应对意外情况的教学预案。如, 天气突变, 遇到雨天、雪天、霾天、暑天等应准备怎样的应对措施呢?以北方为例:雪天可进行雪地足球赛、雪地“橄榄球”赛、越野跑、速度滑冰等冰雪活动;雾霾天可在室内以微课形式进行教学或到体育馆进行乒乓球、羽毛球、技巧类教学等;暑天采用练习密度小、活动量小、强度较弱的内容。

3.了解校情、班情

对于本校所处地理位置、教学硬件设施、器材配备等体育教师应做到心中有数, 哪些器材用了多久, 有什么问题, 器材用在哪种教学中, 教学过程中学生会出现什么问题, 班级学生的身体情况如何, 班风学风如何等, 都是触发教学环境突变的重要因素。

4.了解教材、熟悉教法

对于本次教学的授课内容及教材的搭配, 各教学环节会出现何种问题?应采取何种教学策略?教师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同时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的教法也要运用得当, 什么样的教学内容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手段和方法, 因某种突发事件造成教学环境的突然转变该如何“补救”?这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如, 教师在讲解示范过程中突然示范失误, 教学该如何进行下去?学生不能按照预定的教学方法完成教学任务怎么办?这都需要体育教师及时做出清醒的判断, 并能在教学实施过程中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

5.优化教学模式

教师要精心钻研、敢于探索, 大胆尝试与信息技术学科整合。把授课内容制作成微课或课件, 同时还要把可预见的、易于突变的教学环境因素融入其中, 利用平板电脑或大屏幕智能手机等多媒体进行讲解、示范;将丰富的图文画面、精彩的视频影音及教师精准的动作示范融合后展示给学生, 能更加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习兴趣。学生们学习方式也更开阔、更直观了。这样做, 既优化了课堂教学环境, 同时也创新了教学模式, 也可避免各教学环节的疏漏。

要提防世界经济风云突变 篇7

希腊问题当然不单纯, 这是欧元区是否保存完整, 欧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不仅如此, 一旦希腊出现债务违约, 或希腊被迫退出欧元区, 那势必发生连锁反应。紧接着, 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都将陷于风雨飘摇, 犹如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东亚、东南亚各国犹如“多米诺骨牌”迅速蔓延, 而整个欧元势必面临“寿终”之险。

不错, 这是新一轮全球性金融危机, 只不过上次的源头是美国, 而这次的源头则是欧元区。可以肯定, 整个世界又是新一轮的重新洗牌。整个经济恢复正常将更加艰难, 从新一轮危机发生的时点算起, 估计没有5到10年的时间几乎没有可能。如果其间出现较大规模的战争, 那问题就更复杂了。

我不是预言家, 更不希望第二次金融危机发生。但现实的发展, 并不会以中国领导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世界本来就是一个“野兽出没的丛林”。

其实, 现在比较可怕的问题是“我们也许并没有做好准备”。一方面说世界不断走向开放的进程不会发生改变, 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脚步不会停止, 只会加快;但另一方面却认为“我们办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万事大吉, 轻视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制约以及越来越大的影响。

一旦欧洲出现大问题, 我们有没有应对预案?我们面临的风险是什么?有没有可以抓住的机遇?机遇在哪儿?实现机遇的路径是什么?要不要继续按照“野兽”制定的规则出牌?我们的牌应该怎么打?一系列的问题, 都在考验着中国政府和中国战略研究机构的智慧。这是“顶天立地”的大事, 关系到中华民族长远生存空间的大事。

从历史看, 在市场主导经济的条件下, 债务违约将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传染病”, 问题一旦出现在某一个国家, 它立即就会传染到具有“相似体质国家群”。因为, 当希腊违约问题出现后, 全世界的投资者会怀疑所有债务负担沉重的国家, 这个怀疑会导致全球债务市场崩盘, 包括美国在内, 都将风雨飘摇。

中国躲得开吗?当然躲不开。我们大量的对外债权都将遭受危险。中国的财富也必将被重新算账、重新评估。尤其是那些拥有国际债权的机构——企业、商业银行、中央银行都将面临巨大震荡。

面对这样海啸一般的震荡, 中国采取措施“保全资产”实为下策, 因为损失是必然的, 根本不可能保全, 至少我们手里的AAA级债权会变成低级别债权, 而且难免遭受延期偿付之苦。况且, 债务展期之后, 是否可以如数归还都是未知数。

中国的上策是:用债权去换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这时“债务保全”强烈诉求仅仅是谈判的筹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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