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问题（共12篇）
心态问题 篇1
自年鉴学派率先提出使用心态史 (history of mentality) 的研究方法以来, 欧美学者普遍将其视作心理史学的附属方法之一, 尤其从精神分析的方法在史学界获得普遍认同后, 更多学者专注于心理史学 (psychohistory) , 使心理史学的发展远远超过心态史学。 (20世纪) “70年代以后, 注重心态的研究日渐成为法国史学的主流趋势, 想象史学、家庭史、儿童史、死亡史……历史人类学等等, 尽管名目繁多, 但在研究方法上都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注重心态的历史分析。” (1) 但至今仍未有广泛认可的做为完整体系的为其建立的学科系统。我国目前的研究成果对其定位仍介于方法和学科之间, 而如要更好地发挥心态史学的作用, 必然要分析其定位及长期发展的方向, 以下将从四个方面探讨心态史学作为学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需从定义上重点强调区别于心理史学和社会史学
目前在心态史学诸多研究成果中比较普遍引用的定义是“心态史是一门研究历史上人们, 特别是其中的某一群体或集团的心态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和趋势的史学分支。” (2) 而对于独立学科意义上的定义而言, 笔者认为首先要由“心态”做为着眼点, 从而强调与相近学科的对比。相较而言, 心态史学与心理史学的研究范围尚较易区分, 由于当前心理史学的主要基础是精神分析学说, 较侧重于对个体的研究, 特别擅于对某些较有特殊性的个案易取得史学其他分支难以突破的成就, 但用于分析较长时期的群体心态影响则适用度并不高, 这是由精神分析学的专门为个体观察和治疗的目的决定的。但长期以来我国历史学者对心理学的理解并不透彻, 在八十年代前对心理与历史结合的研究方面可谓空白, 导致至今对“心态”和“心理”的分界尚需一段时间的特别强调, 目前大量心理史学的论著都并未严格区分“心理”与“心态”的差别, 而且还有一些论著研究所谓个体的“心态”, 这些都是长期形成的习惯用法, 而因为心态史学正处于发展中, 因此应当特别注意主动承担与心理史学的分界问题。另一个需要特别区别的对象是社会史学, 社会史学虽注重整体, 但首先着眼点是物质生活变迁和典仪制度沿革, 虽使用一定心态史的研究方法, 而且通常也联系社会群体的较浅层面的心理状态, 但目前普遍的成果并未见深入到社会历史心态的认知层面。所以心态史学应在定义上更突出区别于短期个体发展的心理史学和只初步涉及精神层面的社会史学。
二、需建立知识面广泛而可操作性强的方法体系
心态史学本身即具备多种学科特点, 最主要的是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 而这几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本身也呈明显的方法多样化特征。而且心态史学的研究范围决定了其研究材料的多样广泛的特征, “从食物、服饰、习俗、神话、信仰、举止到碑文、建筑、灾害、祈祷词、赦免证书以及书籍、画像、雕刻、武器、随葬品等, 不一而足”, (3) 研究材料的广泛性也直接要求不断发掘更有效的方法。例如, 近年来, 自然科学成果越来越多地运用其中, 这使得心态史学准备建立完整的自身方法体系就同时面临这种具有两面性的环境。一方面, 繁乱的多种研究方法对于学者来说短期内难以建立有效的科学体系, 而且计量学等新方法的大量运用对于当代历史学者而言颇有难度, 目前国内大多数历史学专业开设的该类课程极为有限, 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了心态史学研究方法的现阶段可操作性;另一方面, 开放的方法体系和发展中的学科概念使诸多可供选择的具体方法具备无限的发展空间, 只要从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等根本问题上打好基础, 可以尝试首先以历史学为主, 博采各家所长的一种体系, 再随着实际操作中发现的问题继续发展完善。
三、需从社会的角度确定心态史学的长期发展目标
如果确定由“社会到社会”的方向, 心态史学就将最大程度能动地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原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优越性突出地体现在科学地认识并分析各个阶级、阶层, 特别是劳动人民对历史发展的作用, 而其他的史学主要学派, 大多把视野局限在代表人物的历史作用上, 史学主要的成果都集中于少数历史人物史料上。我国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指导下, 具备了整体氛围有利于心态史学长期发展的优势;二, 唯物主义要求史学来源于社会, 贴近社会, 使历史研究中的心理知识的运用严格遵守学术规范, 不致流于荒诞和臆想;三, 心态史的研究符合和谐社会发展的需求, 为现实社会提供各阶级、阶层之间共生的历史依据和合理性。可以说, 只有把满足社会需求做为心态史学的长期发展目标, 才能保证其具备蓬勃发展的生机活力。
四、需重视我国在心态史学领域的现有成果
我国在心态史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较少, 较早期在心理史学和心态史学领域最有代表的是李浩生、王国维、何炳松的译著, 随后独立阐述心理与史学的联系并初步延伸至心态与史学的联系的最主要先驱者为梁启超, 但以上学术思想的特点是未明确分析心理史学和心态史学的异同, 特别以美国为研究中心的心理史学兴起后, 国内的关注点逐渐发展到心理史学的分支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我国重新重视心理史学的发展, 学者首先用心理史学方法分析一些历史人物的心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 做为一种辅助方法研究社会普遍心态的研究稍晚即行展开, 虽多以映衬历史事件人物的背景出现, 涉及不过零星资料, 但在心态史学领域中仍是需要发掘的早期成果。九十年代后社会史的蓬勃发展使研究更广泛的历史群体心态成为可能, 这一时期开始有了关于心态史学本身的独立研究, 这些都是要发展心态史的现有宝贵基础。
纵观历史, 已发展成熟的知识体系都是逐步积累经验日益完善的, 心态史学目前已经具备较多的基础, 其做为研究方法被长期使用的过程使其应有充足的方法来解决自身发展中的问题, 一旦具备独立的学科体制, 建立完整的学术评价指标, 心态史学的观念及方法必将为当代史学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途径。
摘要：中国的心态史研究正处于向独立学科发展的历史时期, 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呈加速发展趋势, 本文从当前心态史学的实际状况出发, 试论要促进其发展为独立学科主要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心态史学,心理史学,学科发展,史学史理论
参考文献
[1]陈国威.从近代史学革命看心态史学[J].中州学刊, 2005, (1) .
[2]周兵.心理与心态——论西方心理历史学两大主要流派[J].复旦学报 (社科版) , 2001, (6) .
[3]周启琳.略论当代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与心态史的发展缘由[J].文教资料, 2006, (27) .
心态问题 篇2
问题：
根据2010-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的数据分析，当将社会心态的指标体系设计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二是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方面。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主要包含生活压力感、生活安全感、社会稳定感、风险认知、幸福感等，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包含个体或群众对社会各方面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对社会行为、矛盾和冲突的应对策略和人际沟通模式等。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个方面，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感受的生活压力感明显增大，尤其近两年来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走高，影响到了许多老百姓日常基本生活物品的购买，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其次生活安全感方面，由于受到几乎存在于中国整个奶业的三聚氰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居民民众对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担忧，导致了居民评价的各项安全感基本上处于“比较安全”的水平。市民对社会信任得分仅为62.90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极低信任”的最下限。两年来国家统计局2010年11月11日数据
本文所说的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社会心态既是社会变迁的表达和展示，也是社会建构的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正因如此，“民意”、“民心” 的重要性总是作为执政者的行政基础不断被提及。可以说，社会心态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要构建和谐社会，没有和谐的社会心态是不可想象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社会心态中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并积极设法引导。
一、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通常把社会心态分为社会认知、社会态度与价值观念、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策略，但实际上这些内容时刻是融合在一起的。笔者认为，目前社会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社会心态问题。
（一）生活压力加大与社会支持不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0年4月在全国进行的调查显示，尽管城镇居民对物价上涨感受明显，但54.8%的居民表示对于当时的物价水平可以承受，30.5%的人表示“一般”，仅有14.2%的人表示难以承受。2010年10月中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再次进行了类似调查，结果显示，在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分别有49.8%、40.5%和47.7%的受访者表示当前的生活压力比较大或压力很大。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涨、就业难、房价高、看病难等方面。
在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生活压力加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一方面，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单位社会已趋终结，而填补单位社会社会支持功能的公民社会却未见雏形。社会学认为社会支持是一个可以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社会网络。在恶性压力下如果得不到社会支持，个体会产生无助感、绝望感，产生心理问题或出现极端消极行为。如2010年富士康员工发生连续自杀事件，就是突出的例子。根据我们的调查，当前人们获得社会支持最多的是家庭、朋友、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社区、工作单位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基本上处于“没有帮助”和“帮助较少”水平。仅仅依靠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支持难以支撑每个人的生活压力。
（二）安全焦虑与风险漠视并存一方面，不断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使得民众长期处于焦虑状态，而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的风险意识并不高，导致一些安全事故、灾难频发。
2010年6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全国12个城市开展公众安全感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群众最担心食品安全的比例为72%，担心社会治安的比例为67%，担心医疗安全的55%，担心交通安全的51%，担心环境安全占39%。
一个本不属于热点的新闻受到中国媒体和民众的持续关注，从智利矿难的发生到33名矿工在69天后被成功营救，民众不可能不将之与我国频繁的矿难和高投入的救援和很低的救援成功率相比较。2010年1—10月全国发生矿难22起，死亡人数456人，仅3月份就发生5起，每期最高死亡46人，最低死亡10人，共死亡111人。
当前风险防范的突出问题是对于关系个人的风险意识较强，而对关系到群体或社会的风险重视不够，对于突发的、伤害性大的风险警惕性较高，而对缓释性的、无直接生命伤害的风险防范不足。
（三）社会信任面临困境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社会信任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三市总体的社会信任状况堪忧，社会信任总体得分仅为62.9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低度信任”的最下限。市民的特殊信任程度高，而普遍信任程度低，不适应以生人为主的工商社会生活，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制度、规则、机构等的信任和对契约、规范等的遵从。
虽然我国的公共权力机构和管理部门的社会信任程度高于其他机构和组织，但市民对这些机构的社会信任评价水平并不算高，接近“中度信任水平”，而市民对商业行业则处于“基本不信任”的水平；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对中央媒体信任程度高于地方媒体。对中央政府的高信赖，仍然是重要的社会整合的心理资源，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较低、社会组织健康成长的环境比较差的现状。在人际信任上表现出传统的人际观念，最信任的是“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其次为熟人、单位同事、一般朋友、单位领导和邻居，最不信任的是网友和陌生人。人际信任退缩在家人密友中，说明信任一般人的风险过大，是一个影响社会正常发展的问题。
许多人认为，与其说现代社会存在着信任危机，不如说当前社会存在社会信任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社会信任不断降低与社会信任重建艰难。信任可分为水平信任和垂直信任两大类，水平信任是指对周围他人的信任, 比如人际信任，垂直信任是指对层级机构或领导者的信任。第一个困境可以看做水平信任的问题。
社会信任的第二个困境是民主和信任的矛盾。这是关于垂直信任的问题。沃伦指出，民主的成分越多，就意味着对权威的监督越多，信任越少。这说明，信任和民主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使得我们难以判断垂直信任高低的优劣。
研究者发现, 信任在个人、组织等不同层次之间可以转移, 人际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层级化社会组织的信任, 比如对各级政府机构和管理者权威的信任。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组织机构某些工作人员、公共权力机关某些权威的不信任也可能转化为对于机构、行业、组织和政治的不信任。
社会信任重建是全社会的事，既包含了水平信任的重建，也包括了垂直信任的重建。在一定意义上，垂直信任的重建更为关键，直接影响到水平信任的建立。公共权力执行者和公共权力机关的失信不仅仅造成成本增加，而且也意味着社会普遍规则的失灵，交易将无法进行。
（四）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提升不同步根据调查，目前百姓觉得幸福和有尊严的比例约为7成多。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2010年8月的调查中，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比例为14.9%，认为自己“比较幸福”的比例最高为59.2%，两项相加得到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得幸福的居民比例为74.2%； 13.6%的人选择了介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说不清”；但9.8%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太幸福”，2.5%的人选择了“不幸福”，倾向于不幸福回答的比例为12.3%。
我们看到调查中七成的人感到幸福，但是，我们知道幸福的人数再多也抵消不了不幸福的人数，而反过来，很小比例的不幸福人群可能会消减很大的总体的社会幸福。另外，幸福不等同于幸福感，使人民幸福并非单纯提升人们的幸福感，那样的话，社会政策可能还没有心理辅导和宗教教义更立竿见影。对于社会来说不可能做到使人民绝对的幸福，因为幸福是非常主观的个体感受，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幸福也包含了客观的成分，社会约定俗成地对于人的生活状态是否幸福有大致的评价，政府就是要为社会的大众提供满足幸福的基础方面，换言之，就是消除那些可能使人民不幸福的社会因素，比如贫困、失业、不安全、灾难、不公平、社会秩序混乱等。
（五）底层认同可能导致群体极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动相对剧烈，社会阶层的差距也逐渐拉大。然而，多年来，中国居民的阶层认同特点变化很小，居民的阶层认同偏低，多数人自我认同为中等和中下等。我们要警惕底层认同产生群体极化现象。
2007年一位记者要写一篇《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一个月时间采访了50位他认为属于中产阶层的人，但令他困惑的是这些人几乎都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甚至一些国家公务员也这样认为。多年来的调查都是类似的结果，好像这种阶层认同已经定型化，阶层认同一直偏低，出现了较大比例的底层认同。
这种现象可能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低有关，较低阶层向较高阶层的流动机会越来越难，而长期处于低社会阶层的人在预期与现实的距离长期得不到拉近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对社会不公平的看法，体会到一种人生的“挫败感”。
从2010年3月23日到5月13日，短短50天时间国内接连发生6起针对幼儿园或小学学生的恶性凶杀案件。这些血案的凶手的行为都属于报复性的攻击行为，也就是具有受挫经历的人在一些刺激因素激发下采取攻击他人的行动。除了警惕产生“挫败感”后的极端行为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惨案后的社会反应，许多人流露出对于行凶者的理解和同情，只是觉得他们不应该把孩子作为报复对象，而应该针对贪官。这种同情心态的出现与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相同的“挫败感”有关。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把自己的不成功归因于社会的不公正，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他们更容易同情有挫败经历的人。
共同的底层认同会逐渐形成一种底层群体的群体心态。美国心理学家桑斯坦认为，“当人们身处由持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他们尤其可能会走极端”。也就是说，在群体中更容易强化原来的态度倾向，造成明显的一边倒，加强原来的态度强度，可能出现风险性更大的决定。我们看到一些所谓“无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就是由具有共同态度的人聚集逐渐使得决定和行为极端化，逐渐失控的。
（六）群体性怨恨可能成为社会情绪“我爸是李刚”，这是2010年最触犯众怒的一句话，这个事件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内涵，反映了一个突出的社会心态——“群体性怨恨”。这种“群体性怨恨”是“官民冲突”和“贫富冲突”的反映。
近年来民众的不满情绪，主要存在几个指向对象，一是对于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一是“为富不仁”的商人，还有一个是针对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以及造成这些不公平的公共权力机关。
在最近山西一对警察夫妇在家中遭杀害的案件中，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始终是这对警察夫妇的宝马车和巨额财产。2009 年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的“邓玉娇案”、2010年“凤凰少女跳楼案”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案件一发生民众就表达了对司法机关的不满。这些案件本身可能属于个案，但这些案件背后所投射出的社会心态更令人担忧。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现象是，用个人的不满解读发生的事件，表达出对于司法部门、公共权力机关的不满情绪，形成群体性怨恨。
群体性怨恨与社会存在的不公平、个人发展困难、个人生活状况得不到改善等因素密切有关。调查中发现，高考制度被认为是最公平的，其次是义务教育，而城乡之间的待遇被认为是最不公平的。除“高考制度”和“义务教育”处于“比较公平”水平外，其他方面都处于“比较公平”和“不大公平”之间。民众对“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满表达的正是对于机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满。
一些现象被解读为“仇富心理”，但根据我们调查的结果，虽然民众对贫富差距加大不满，但并不存在所谓的“仇富心态”。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列入富豪榜的人受到明星一样的追捧。也就是说，民众的怨恨针对的是富人的不良行为。
要特别警惕这种“群体性怨恨”扩大化为整个社会的情绪。
（七）利他行为的主动性、习惯性不足2010年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的灾难让民众看到了许多感人的助人故事，但发生在2010年下半年昆明、青岛、南京、北京等地区的“血荒”却拷问了我们社会的利他行为和鼓励利他行为的机制。
从调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个特点，一是大事件激发下的利他行为踊跃，二是经过组织的利他行为仍然是多数，也就是利他行为缺乏主动性。
社会的慈善观念还需要逐步树立，鼓励利他行为的社会制度和机制还没有建立，社会存在一些不良的风气有待消除。我们看到民众对于一些富人、名人、企业捐赠金额表达不满；把慈善仅看成是富人的事情、别人的事情的自我排除现象大量存在；一些企业的慈善行为成为一种表演和形象推广；甚至出现所谓的“诈捐”……
（八）社会矛盾和冲突解决渠道低效易导致极端行为的产生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矛盾和冲突不断暴露，但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旧矛盾和冲突，目前存在着解决渠道不通畅、解决
措施不得力的问题，致使一些矛盾不断升级。
2009 年全国共发生近9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维权引发的事件仍占80%以上。沟通和上访是民众解决冲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全国调查发现，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多数的策略是“无可奈何，只好忍了”和“没有采用任何办法”。尝试解决问题策略中用得最多的是沟通策略和上访策略，即“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和“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在医患冲突、劳资冲突中使用得最多，比例分别为33.5%和29.2%。采用上访策略最多的是遇到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问题，比例为26%。对抗性策略极少使用，但少数人在认为个人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会使用，如遇到司法不公、医患纠纷、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损害时，有人采取暴力反抗，比例分别仅为2%、1.6%、0.8%、0.8%和0.1%。
不难发现，对于各类矛盾广大民众的初期解决策略绝大多数是理性的，采取冲突性手段的极少。从一些发生的激烈冲突和演变为恶性事件来看，许多当事人都是在尝试了多种解决策略无效的情况下采取极端手段的。在一些较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最该起作用的法律途径被弃用或使用率低，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而被采用最多的沟通和上访途径对于解决问题的效果很有限，这就造成许多人的极端行为，如系列校园惨案中许多人采取了暴力攻击的手段，一些人采取暴力、自焚的手段应对强制拆迁。
原因：
1.文化断裂与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断裂，西方文化与部分西方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冲突，譬如体现在“家庭与婚姻观念”和“中西方节日特别是中国传统节日的观念”等等，使许多国人（特别是青年人）陷入了一种“纠结”和“无所适从”的境地之中。
2.当代中国之发展：当代中国之发展日新月异、成效显著，然而，飞速发展的背后难掩其问题重重：诸如发展不平衡（地域发展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等）；发展模式单一和不稳定；发展中急功近利之思想盛行；社会竞争不公平、激烈和失业率高等。在这样的一种大社会环境中，许多年轻人特别是身处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总难免产生迷茫和担忧的情绪，然拘于当下社会和大学之现状却又多少无可奈何，这样“对当下状况之不满，对未来生活之迷茫”的现状让他们多了焦虑、浮躁，少了冷静、憧憬。
3.个人因素：当下中国社会，人民物质生活已非常丰富，然这些丰富的物质对许多青年人特别是像如今许多涉世未深的中学生而言却成了对他们的极大的诱惑，他们往往溺于享受和消遣这些新奇的事物，这方面的事例诸如“网瘾”、“网恋”等等不甚枚举。最终，他们耽搁了自己的学业，缺失了对自己的精神生活的关注和照看，而出现了对当下生活的浮躁和对未
创业危险期的心态问题 篇3
形成积极创业状态的首要因素是核心创业者，核心创业者是积极创业状态的“发动机”。 对于企业来说，积极创业状态怎么可以具体地描述呢?那就是：明确的愿景；活跃的思想；高效的执行力；和谐的人际；对于员工来说，什么是积极创业心态呢?对未来充满信心；对工作积极主动；对伙伴友善包容。是不是所有的创业公司都处于积极的创业状态中?所有的创业公司员工都会具有积极创业心态呢?绝对不是!形成积极的创业状态的首要因素是核心创业者，核心创业者是积极创业状态的“发动机”，如果这台“发动机”具备以下四点，则是一台完美的“发动机”：对事业充满信心；对伙伴充满信任和包容；对成果乐于分享；对困难勇敢面对。有了“发动机”还不够，公司的高管则是积极创业状态的“传动系统”。优秀的“传动系统”需具备：对上信任，对下包容，对事尽责。普通员工则大多数是“跟随者”，上行下效，只要核心创业者和企业的高管都做到了，员工自然受其影响，积极的创业状态也就形成了。 如果你的运气够好，企业一直在稳步成长，没有遇到连续的挫折，积极的创业状态就会保持得比较好。但是，在有些情况下，积极的创业状态会逐步消失： 一、企业顺利成长，规模已经突破了创业团队的管理极限，需要引入规范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团队，随着“标准管理流程”的建立，“绩效考核机制”的建立，创业状态这种情感管理模式下的氛围则会自然消失。而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企业也不再需要“积极的创业状态”。 二、企业一直徘徊在创业早期，迟迟不能找到快速成长的模式，大多数团队此时无法保持“积极的创业状态”，甚至出现“团队崩溃”。这种情况是大多数核心创业者最苦恼的，企业还没有脱离险境，而团队的战斗力已经衰退。如何重建积极的创业状态呢?关键还是在于核心创业者!首先，核心创业者自己必须保持冷静，不能急，坚持做好自己；其次，要清楚你的高管团队是关键，他们没有起到“传动系统”的作用，才导致员工士气低落，而要重启高管团队的土气才是关键；第三，寻找时机来重新点燃团队，时机非常重要，团队士气的低落是有原因的，如果没有出现有“说服力”的转折的话，士气是不会被轻易点燃的。此时，作为核心创业者，要有忍耐力，要能忍受低潮，千万不要急，尤其是不能抱怨，抱怨则会破坏合作的氛围，而合作氛围一旦被破坏了，即使时机来了，也不能点燃。什么是时机呢?就是可以让团队重现成功机会的东西，可能是新产品，可能是新的资本注入，可能是一种营销策略，可能是对手的错误。 三、企业的发展比较顺利，核心团队充满了自信，一种“自大”的情绪在核心创业者或者高管团队心中产生了。“自大”的结果必然导致：失去包容，失去分享，并最终失去相互的信任。核心创业者与高管团队之间信任的缺失，则必然导致积极创业状态的消失。这是一种非常遗憾的结局，却是很多创业公司经常遇到的问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作为核心创业者，则必须时刻注意提醒自己和团队，每多一次成功，则多了一分失败的危险! 积极的创业状态是美妙的，但却不是企业必须的。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建立，不需要的时候则可以成功过渡，这才是更美妙的境界。
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和谐心态问题 篇4
所谓和谐心态, 就是指社会成员能够正确面对社会现实, 能够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 具有乐观向上、积极进取、豁达平和的心理状态。
当前, 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们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存在着差距:有的人开着私家车, 有的人却在挤着公共汽车;有的人住着高楼大厦, 有的人却住着低矮的平房;有的人吃着山珍海味, 有的人还在为温饱奔波……对于这种社会现实, 无论处于哪个社会层面上的人, 都需要具备健康的心态。收入相对较低的人群, 如果对此有个良好的心态, 认识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意义, 认识到国家正在采取有力措施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 认识到只有努力工作、奋力拼搏, 才能改变自身的生存境地, 进而为过上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先富起来的人们, 如果能有个良好的心态, 就会理性的对待个人收入, 正确看待目前社会上存在的收入差距现实, 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去帮助生活水平低的群众, 带动他们走共同富裕之路。如果人们都能以和谐的心态对待社会、对待他人、对待自身, 那么, 整个社会和谐相处就能实现。相反, 如果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心态是不和谐的, 那么他们对待他人和社会的态度肯定是难以友善和平和的, 一旦遇到自身不满意的事, 一旦遇到分歧与矛盾, 就不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人和社会, 就会出现过激的言词乃至过激的行为, 就会出现剧烈冲突乃至群体性事件。当前, 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群体性事件, 有相当一部分人卷进其中, 这些人与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有些人甚至对事情的原委都没有搞清楚, 其原因就在于不和谐心态在作祟, 这种不和谐心态使这些人聚集在一起, 借机宣泄自身的不满情绪。如果人们在这样一种心态下对待他人和社会, 社会处于一种不稳乃至动荡状态之中, 那么, 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因此, 必须充分认识和谐心态对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把保持社会成员健康理性的心态, 作为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好。
二、心态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心态和谐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任何社会意识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它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 只有社会和谐了, 表现在人们心理上, 才能出现一种和谐的状态。因此, 和谐的心态不仅是全体社会成员发挥积极性、创造性, 同心同德, 精诚团结的前提条件, 而且它本身就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试想, 如果一个社会政治黑暗、经济落后、流弊丛生, 而又要让人们具备和谐的心态,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以来, 由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 改变了受奴役、受剥削的状态, 因而从总体上来说, 人民群众的心态是和谐的。
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做了不懈努力, 社会和谐的状态取得了极大的进步。2006年, 全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1840亿元, 全部免除了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5200万名学生的学杂费, 为3730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对780万名寄宿学生补助了生活费。这些投入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极大地增进了人们的心态和谐, 有力促进了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建设。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中央政府将加大力度, 着力加大和谐社会建设:加快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加强安全生产合作和整顿市场秩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可以肯定, 随着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成就的取得, 人们的和谐心态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心态问题 篇5
公务员考试是一个角逐的过程，是能力与能力、细节与细节之间的较量，因此考生在备考期间一定要考虑到各个方面的细节，争取全面攻克。同时，广西中公教育密切关注2018广西公务员考试相关信息，为各位考生提供有用的申论备考资料。
面试备考工作就拉开了序幕。很多考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有的上网查资料，有的跟有参加考试经验的亲友交流，有的选择报名参加培训学习，这都是为了做到充分备考，从而顺利通过面试。符合古语所云：“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但是，很多考生在备考的过程中只是在一味的在做知识的积累，而缺少了对心态的关注，于是往往会因心态问题影响了备考效果，适得其反。所以，在备考的过程中做好心态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故此，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常见备考过程中的心态问题和解决办法：经过多年研究与考生的交流和对考生行为的观察，中公教育专家将考生按常见的表现形式划分四种类型。一、一片茫然,手足无措型
由于对于整个的面试流程广大考生还是处于一种未知情况，很多考生在备考期间都是这个状态，觉得什么都要学，但又不知道学什么。于是处于一种迷茫无知，但又苦恼的心态。所以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案，在想学，又不知道如何下手的时候，广大考生可以按这个方案去思考、学习：
1、了解面试的基本流程和所考查的能力;
2、梳理自身，发现自身的短板，制定学习计划;
3、按照计划明确目标，划分时间节点去落实。
这样能有效的避免由于在迷茫状态而浪费了宝贵备考时间的情况。
二、过度焦虑，抓耳挠腮型
因为此次面试的结果，会影响到考生的未来，意义重大。对此很多考生特别在意考试结果，于是在备考的过程中情绪高度紧张，过分焦虑，情绪激动，还容易起痘影响颜值。尤其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难点，动辄抓耳挠腮，甚至崩溃。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取如下做法来调整：
1、转移注意力，不要在焦虑的状态下继续学习，适当放松一下心情，张弛有道。可以听听音乐，适当做点运动等，调整一下情绪;
2、根据制定的学习计划核对落实时间，将时间细化，可以以小时为单位，随着计划逐渐落实，焦虑情绪自然也会缓解;
3、多与有经验的人交流，分享学习经验和心得，可以有效改善焦虑的状态。
三、过分悲观，主动放弃型
有些考生过于不自信，明明有能力，自己却总觉得自己很不好，觉得如何学习也没有进步，持续存在悲观的情绪，甚至最后放弃考试。这个问题一旦出现就会使得学生对考试本文由广西中公教育整理提供，供各位考生参考学习！
越来越害怕，越害怕就会越来越没自信，形成恶性循环。当广大考生发现这个苗头的时候，可以采取如下方法来避免悲观情绪的出现：
1、要正视自身的缺点，人无完人，需知耻而后勇，发现自身的问题不要害怕，这是我们进步的第一步，只有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2、将现存问题进行汇总整理，记录在错题本上，并向有经验的人咨询如何改正，学习改正方法，并且设置改正的时间点，积极落实改正。随着问题逐步改善，自身自信心也会越来越强;
3、心理暗示法，每天对自己说，自己一定会成功，多描绘成功的蓝图，这样也会使自身心态更加积极乐观。
四、盲目自信，我是第一型
在备考过程中，也有一些考生过度自信，盲目自信，甚至有自大倾向，不愿意听取他人的意见，甚至干脆就不备考，觉得靠自己的能力足够通过考试。这类考生往往都是有一些社会经验，有一些自己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或者是有过考试的经验，觉得考试很简单。对于这类考生，我们的意见是：
1、首先要调整心态，“稻子越熟越低头”，“三人行必有我师”古来圣贤都是谦虚低调的，要想在面试中获得好处，持续的学习是必要的，因为在面试的题目作答中，有可能我们过去的经验做法都是错误的，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不良影响;
2、看看往年面试题目，自己尝试作答一下，通过真题的练习来了解自身的真实水平;
3、和有经验的人交流，耐心听取他人对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取长补短，弥补不足，努力在语言表达能力和内在知识的积累上共同提高。
当然，在备考的过程中还有一些捷径可寻：
一、考前测评。积极参与中公教育的面试免费测评，了解自身水平，发现自身短板，在测评专家的建议下制定备考计划。
二、参加培训。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培训方式进行学习，一方面可以避免自身盲目学习，另一方面也可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好的练习，在老师和考生的帮助下可以针对性的提高自己的能力，达到面试成功的目的。
三、不断积累。备考过程中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丰富自身内涵，广泛了解信息，建议浏览人民网和新华网等网站，尤其是热点信息，有助于考生了解社会情况，掌握国家近期的大政方针。
最后，衷心的祝愿各位考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备考的过程及时调整心态中少走弯路，获取良好的成绩。
考生在备考2018广西公务员考试过程中，应多练，充分掌握面试技巧，重点仍然是注意积累，平常可以多听听新闻，关注时政热点，为面试积攒知识，储备能量，从而在考试中出色发挥，一举成‘公’!（Tip:下载本文档后可以打开文中蓝色字体的相关网址链接）
父亲心态和爷爷心态 篇6
由北京回香港，一踏进机场出境关卡，就听见孩子的哭声，呼天抢地，却不见人影，往地上一望，才见一约八九岁的小童撒泼：“我不上飞机。”心想进了关卡，不想飞也得飞，父母再宠孩子也没有回头路。传承也是，就算对着一个败家子，一堆败家子，一代败家子又怎样，最后还不是又哄又骗，使出浑身解数，始终都得上飞机。
话说一家总部在上海的主板上市企业，CEO生于北京，长于香港，是60后，这种背景在猎头公司手中是高级人才了，但50后的董事会主席对他的评语很有趣：“一把年纪，不养孩子，这不打紧，狗也不养一条，怎样理解年轻下属！”这位创始人虽然比CEO大一代，但感觉上比CEO青春，有时代感，对IT/潮物敏感（与业务无直接关系），原因在于他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被儿子重重教训过。
我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案例？就是中国现在对传承的喧嚣，由60/70/80后到65/75/85，区间已由十年计降至五年，而且颇有洪水猛兽感，这些小魔怪不是外星侵略者，而是我们的炎黄子孙。
大堆专家，可以洋洋万言，也可随手画出流行的三轴雷达图，第一轴是重点大学VS闲散大学，第二轴是商富家庭VS赤贫家庭，第三轴是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这三轴愈是向下，文凭越差，越家贫，越受集体主义熏陶，结果越听话，越能吃苦，越愿意学，越容易被主管接纳，如联想人。
但你得往前看，在2020年甚至2030年，企业还充斥这类分子，企业能延续吗？企业要不断进化，持续接受新的DNA，正如美国军校越来越多黑人、少数族裔，美国政府也有黑人总统、黄人大使，不能光是白人。
中国的世界工厂大业迈向黄昏，我们要的不再是富士康式的人肉机械。为什么年轻人都喜欢网络企业，因为他在那里可以伸张企业公民权，上级对业务外行，不能打压，不能身教，不能“想当年”式地教训。这样新一代才能充分成长。是时候要求中国企业家们来一次另类的升级，不是光升员工。企业家升级，连带企业自动转型。
企业培育新一代，不需要什么量子飞跃，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由老爸心态升级至爷爷心态就可以了。以前文的上海公司董事会主席为例，他和很多新爸爸一样，犯了无可避免的错：“望子成龙。”我也是长子，亦遭此劫，大部分长子的一生，都无法逍遥。背着一个诅咒，小部分成功，但终身不敢松懈，另一极端是在青年时就垮掉，所以长子不是萧规曹随，就是破门出走。
那位董事会主席的长子就破门出走，待到父子讲和，从此开窍，学习与后辈沟通。光讲沟通实在不够，更要诚意向后辈学习。老辈企业家，除非IT中人，否则对后辈而言，是两手空空的留级生，QQ、Facebook、Twitter一窍不通，学不懂还狡辩。
转当爷爷就扭转乾坤了，每一代的爷爷都会很乖巧地听幼孙“教导”，声调永远柔和，就算要出手“调教”，亦会措词恰当，不激怒小辈。企业传承中，层际传承（tier based succession），是比代际（舵手）传承先克服的问题。如果仍不懂放下父尊，就看看成龙老片子《功夫小子》，看看袁和平怎样循循善诱，捉放成龙，才能将绝世功夫传下去。
（崔基龙荐自《时文博览》）
责编：高冗
心态问题 篇7
关键词：战争影片,拯救大兵瑞恩,鬼子来了,战争文化心态
《拯救大兵瑞恩》《鬼子来了》 (以下简称《拯》、《鬼》) 两部二战题材的影片都涉及到战俘的处置问题, 前者对德军战俘的处置只是影片的一个小情节, 后者则成为影片核心的情节结构。对比两部影片, 会发现导演对战争及战俘问题的不同思考, 《拯》片中对战俘问题的思考侧重战争状态下人性的思考, 而《鬼》更多的是对抗战时期中国民族性、国民性的思考, 折射出东西方不同的战争文化心态。所谓“战争文化心态”, 在本文中是指在战争环境下不同国家、民族、阵营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和民族心理。
一.《拯》片战俘问题:战争中情与理的人性冲突
《拯》片借战争题材表达了一个很能代表西方价值观的思考, 就是以六名英勇战士的生命去拯救一个大兵瑞恩, 到底值不值?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瑞恩的身后有一位痛失三位爱子的悲伤的母亲, 有一个国家对一位付出巨大牺牲的普通家庭的体恤, 有西方世界的“牺牲与拯救”的核心价值观。借用这样一个看似很小的故事, 却表达了一个很宏阔的西方文化主题, 这正是导演斯皮尔伯格的高明之处, 一如他的另一部二战经典影片《辛德勒的名单》。
战俘情节出现在影片中段, 约翰·米勒上尉率领的拯救小分队路遇德军雷达基站, 这里的机枪对盟军的伞兵构成极大威胁。米勒上尉决定消除这个威胁, 尽管这次战斗和他们的任务无关, 只和友军的生命和这场战争胜负有关。一阵激战过后, 小分队付出了军医韦德牺牲的代价, 打掉了德军机枪阵地, 俘获了一名战俘。在战俘处理上, 小分队出现分歧, 从未真正参加过战斗的文职翻译厄尔下士认为应该按战俘公约放他条生路, 其他多数队员尚沉浸在失去战友的悲痛中, 想杀了战俘。最后上尉听从了厄尔的建议, 以军官的身份和人道主义的立场释放了战俘。
这里处理战俘的分歧反映了战士情感与理性的冲突。理性上来说, 士兵都知道军法中关于不杀战俘的规定和人道主义的立场。1929年7月27日在日内瓦颁布的 《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规定, “对战俘和平民以人道待遇, 尊重其人身尊严和个人权利, 不对其施以诸如杀戮、虐待、酷刑及肢体伤害等暴力行为。”正如影片中厄尔所说“他是战俘, 他已经投降了。难道可以射杀战俘?这是有违军法的。”如果杀掉战俘, 他们还有上军事法庭的风险。但是从情感上来说, 美军士兵仇恨德国纳粹, 仇恨战争, 士兵见了太多战友的流血牺牲, 恨极了发动战争的人, 一心想结束这场战争和家人团聚。战争的残酷使人性中残忍、冷酷、仇恨的一面被激活, 加之刚刚有亲密的战友死于敌军枪口, 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们冷静理智地处理战俘是很困难的。而造成这种情理冲突、人性冷酷的原因, 就是这场“混蛋的战争”。
影片结尾部分, 米勒上尉的救人小分队为协助瑞恩的部队完成守桥任务, 除了下士厄尔和列兵李察·莱宾, 其余全部阵亡。而米勒上尉恰好死在之前被释放的那名德军战俘枪下, 这一切又被厄尔亲眼目睹。因为厄尔书生气十足地对战争法则的坚持, 最终造成了一位令人尊敬的美军军官的死去, 不知厄尔在米勒中枪的那一刻是否已后悔当初释放战俘的坚持。影片中厄尔用行动对之前自己的仁恕和慈悲做了反思, 当之前被放了的德军俘虏再次被俘, 又想上前和厄尔套近乎故技重施时, 厄尔毫不犹豫的果断举枪击毙了他。这个杀俘举动既是对上尉亡灵的告慰, 也是对自己之前虚弱的人道主义和犬儒主义的修正。
《拯》片之所以成为一部经典战争片, 除了对诺曼底登陆战真实到近乎血腥残酷的表现, 对美国军人为正义、真理、慈爱而勇敢牺牲的主流价值观的弘扬, 以及对以汤姆·汉克斯饰演的米勒上尉为代表的美军官兵的英雄群象的刻画之外, 片中围绕战俘问题而展现的人的情感 与理性的冲突、战争对人性的扭曲、战争中人性的光辉, 也是斯皮尔伯格着重要表现的内容之一。正如米勒中尉说的那句话:“在这场混蛋战争中, 拯救瑞恩是唯一的好事。”———战争是残酷的, 发动战争的人是罪恶的, 而战场上折射出的伟大人性光辉却是夺目 而不朽的。
二.《鬼》中的战俘处置:战争状态下的中国国民性检阅
抗日战争最后一年的腊月, 中国万里长城靠近海边的一个美丽的小村庄, 叫挂甲屯, 村民马大三家被一个神秘人送来两个大麻袋, 这竟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因为里面装的是一个日本军曹和汉奸翻译官。故事由此展开。
姜文的《鬼》对抗战历史做了颠覆性的阐释。影片着力表现的是中国农民在战争中的心态, 而这种心态最终也造成了他们悲剧性的结果。所谓“颠覆性”, 是指抗日历史阐释全没有“抗日”, 只是在影片结尾处有马大三目睹屠村惨剧后的大爆发;含糊其辞的送来两个俘虏的神秘人也不知什么来头, 而且正是他的言而无信带给了村民无穷无尽的烦扰。对中国普通百姓的描绘也是 颠覆性的, 不同于以往抗日影片中被侵略者欺凌奴役的人民形象———他们对敌人有着刻骨的仇恨, 恨不得杀之而后快。挂甲屯村民对日本人似乎并没有刻骨的仇恨, 他们唯一上心的就是如何在战争中能活下去, 这种强烈的求生欲望是否就是愚昧无知或是不爱国?哪一种才是更真实的战时中国老百姓心态?这种心态如果是真实的, 那么这种国民心态对那段战争历史和今天仍然存在的中日关系问题, 是否负有责任?如果影片能够带来这些思考, 无疑证明该影片的颠覆性展现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当然也可能正是由于这一“颠覆性”的抗战叙事, 使得影片没有获得在大陆上映的机会。
对挂甲屯的村民们来说, 杀人, 不管杀什么人, 哪怕是敌人、仇人, 都是一件恶事, 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孽, 是有违中国人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因此, 与其说他们是死于对战争残酷性的无知, 对于日军天真的幻想, 对于人性本善的笃信, 不如说他们死于自身民族性的某种缺陷。“愚昧麻木与狡猾伪饰于一身, 表征出我们民族身上某些畸形的文 化遗传基因。不同于《黄土地》中对中国‘良民’木讷、呆板的刻画, 也不同于《红高粱》中对中国‘暴民’野蛮血性一面的展现, 马大三们表现出无论如何也要‘活着’的韧性, 而如何活着, 活着的状态怎样, 他们无力、也不想关心。”[1]为了平安地送走两个不期而来的“瘟神”, 挂甲屯的村民:五舅姥爷、二脖子、二脖子妈、马大三、鱼儿们, 对嚣张的鬼子花屋小三郎和汉奸翻译官送饭、疗伤、讲道理、做工作、包饺子甚至弄酒喝, 因为他们知道鬼子得罪不起。“不要让别人要了自己的命”是村民们唯一的愿望。影片中, 马大三多次对两个日军俘虏说:“我不要你们的命, 你们也不要干那要我命的事。”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有这种强 烈的求生欲望, 他们对鬼子的忍让和妥协才表现得如此大的窝囊、愚昧甚至猥琐。
影片对村民的态度是矛盾复杂甚至含混不清的, 一方面对民族性弱点表达了鞭辟 入里的批判, 另一方面对他们仁厚、善良的“东郭情怀”也表现出了嗟叹, 也就是所谓“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怀。姜文自己对影片创作的初衷和想对观众表达出的意旨, 是这样说的:“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 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 别再想否认。我也想以次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报以善良。面对已经发生的事实, 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我也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全世界:这是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屠杀平民的 事实。”[2]可见, 姜文的批判是双方面的, 对发动战争、屠杀平民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是强烈的、主要的。但同时对以挂甲屯村民为代表的中国人表现出的民族性弱点的批判是温婉的、次要的。
三.两部影片折射出东西方战争题材电影的不同文化心态
同为二战题材影片, 同样有对战俘问题的处置, 同样借由战争表现了对战争 与人关系的思考, 东西方的导演所采取的切入点和文化价值坐标是有区别的。《拯》更多是关于战争中人性的思考, 借由西方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坐标, 《鬼》 侧重的是战争中民族性的思考, 借由的是东方的伦理道德观的坐标。
《拯》直面战俘问题, 揭示了战争中战俘处置所隐藏的战争文化心态, 直接表达了士兵们情感与理性的冲突, 深刻的暴露出战争对人性的伤害。战场上, 同为“上帝之子”的人类被“分配”到完全敌对的不同阵营, 友善、温情不得不让位于仇恨与残忍, 你死我活的战场法则往往要高于象征着人类文明的各类公约、协定、法律。“上帝之子”们自相残杀, 这既是战争的悲哀, 更是人类的悲哀。《鬼》 借战俘事件为因由描写战争, 在批判日本侵略者屠杀罪行的基础上, 描绘了抗战时敌占区民众的众生相。如果说面对杀与不杀的烦忧, 村民上演的是一出哭笑不得的滑稽剧的话, 那么因为不杀的选择而带来杀身之祸, 则演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悲剧了。影片对民族性的思考是深刻的, 也是中国式的:生与死———生的渴求和死的畏惧源于道家的重生观念;不杀生的伦理———潜藏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佛教道义。然而, “东郭先生”表现出的人性光辉放在战争的环境 下就是蹩脚的, 不合时宜的, 姜文就说:“人性不一定就是善良的, 在特定条件下, 比如战争中, 它可能就是恶的。在对中国的这场战争中, 日本人丧失了人性。”[3]影片中村民的仁善与鬼子的残暴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比, 增加了影片的批判力度。
斯皮尔伯格是好莱坞类型、风格多变的导演, 是好莱坞为数不多的将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结合得不错的导演, 他在科幻片、探险片、战争片等类型片上的杰出成就, 奠定了他在好莱坞杰出导演的地位。姜文是演而优则导的中国“鬼才”式导演, 他的每部影片都打上了鲜明的个人化 印记, 《阳光灿烂的日子》 的初露锋芒, 《鬼子来了》 的颠覆与思辨, 《太阳照样升起》的我行我素, 《让子弹飞》的票房高企, 再到《一步之遥》 的票房低迷与评价的两极分化, 可以说, 他是中国当代电影突破商业化、娱乐化、低俗化重围的希望所在。由这两位大导演执导的《拯》、《鬼》是两部优秀的战争题材影片, 对战争残酷的表现, 对战争中表现出的东西方民族不同的人性刻画以及表现出的理性的批判精神, 必将在中外战争电影史上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参考文献
[1]马潇.迎刃而上的悲喜剧——姜文《鬼子来了》的互文隐喻及其他[J].山东艺术学院学报, 2010 (2) :54-58.
[2]李尔葳.姜文与《鬼子来了》[J].电影新作, 1994 (4) .
心态问题 篇8
一、认识观众布局, 把握观众心态
要客观地分析当代观众的心理, 首选必须认识当代观众群的心理布局, 笔者以为当代观众群的心理布局可以分为三大类型。即:娱乐心理型、传统心理型、先锋心理型。
(一) 娱乐心理型的观众群
他们的覆盖面最为广大, 换句话说, 就是这一批具有娱乐心理的观众决定着影剧文化市场的兴衰。
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广大观众文化意识结构相应产生变化, 人们开始对消费文化有了新的认识;现代大工业的迅速发展, 人们生活节奏进程的加快, 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想得到一种心理上和生理上的暂时解脱和轻松, 因此他们试图从影剧圈内得到一种理想主义式的梦幻般的满足。随着时代的发展, 时装表演、卡拉OK舞会、音乐茶座、体育比赛等娱乐活动的场所不断拓宽, 娱乐品种日益增多, 迫使影视市场要及时把握观众的心理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讲, 渴求娱乐心理的出现, 对于一个处于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和信息时代的观众来说, 具有一种能够焕发人们生命热情的积极性。
(二) 传统型的观众群
传统型的观众心中无不打上传统文化烙印, 面对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现象, 一些中年观众心目中的理想主义观念开始动摇。对这批受传统文化意识和理想主义激情影响多年的中老年观众群, 我们不能一味强求其改变多年形成的观赏心理和审美观念, 而去迎合今天风靡一时的“娱乐型”。而应充分认识和尊重这批观众的心理, 拍出一定数量的历史题材影片, 排练具有地方特色而又有政治意味的戏剧, 以满足和丰富这批观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目前, 一些地方影剧院结合传统型观众的心理开设的“地方戏剧专场”拥有大批中老观众, 并丰富了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 占领了影剧文化市场, 同时又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三) 先锋型的观众群
在当代观众群中, 既不属“娱乐型”, 又不属“传统型”, 这批少量的观众有超前的观赏意识, 我们称之为“先锋型”的观众群。
这一由知识分子占据大多数而组成的观众群, 他们并不只是把寻求刺激和放松当成唯一重要的快感, 这批观众具有一种强烈的超前意识。超前心理在娱乐型和传统型的艺术品中得不到相应的精神满足。影剧文化既然是以表现人的价值和满足人们的审美理想为已任, 那么, 就应充分满足这批超前意识的观众。让他们真正从“先锋型”的探索片和探索性戏剧中得到一种人生的启迪和文化昭示。80年代以来电影界崛起了第五代导演, 他们的作品有深刻地思想性和哲理性, 先锋型心理的观众把思考看作是一件大快事。
当代观众的审美心理虽然急剧变化, 但是稍作一番冷静地审视便不难看出观众心理在骚动中的相对稳定性, 即可用以下简式表示:当代观众心理=娱乐型+先锋型+传统型。只有认识观众布局, 才能把握观众的心态, 从而尽可能安排生产、放映、演出, 满足各个层次观众精神需求的文化消费的文艺作品, 也才有可能进一步搞好影院的管理, 让文化市场的杠杆在为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二、拓宽影视市场, 必须扩大和强化观众的思考和参与意识
多年来, 观众心理一直为理想型的革命激情所统帅, 这种理想型的观众心理,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和左右着大批观众的成长。但这一倾向导致我国文艺陷入概念化和公式化的桎梏中而不能自拔。这个教训在跨入新世纪之际, 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当历史跨入世纪之交之际, 在急剧变革的社会面前, 观众渴望从某种表层的说教中解脱出来, 去真正感受人生价值的重要。从前一直处于被动接受客体的观众已开始变被动为主动。他们已不仅仅满足于被动的接受影剧艺术了, 而是积极地选择、热情地评议, 近年来群众性影评、剧评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突破。
当代观众这种参与意识的强化, 虽说与当代社会中娱乐形式日趋增多有关, 但最关键的一点应归功于人们的思想解放, 以及人们审美情趣的升华。当代观众参与意识的逐渐明朗和强化, 不仅从精神上消除了人们的自我心理匮乏, 满足各个不同层次观众的审美娱乐心理, 而且还为艺术生产部门的计划、选题、风格提供了较为全面的信息, 观众的参与意识可以通过群众性评论活动反馈观众心理需求, 以便提供艺术创作和生产的决策参数。只有调动观众的参与意识才能使观众与演员的距离拉近, 才能使你的文艺作品引起观众的关注, 有观众关注的文艺作品才能拓宽文化市场, 从而达到鼓舞人、教育人、陶冶人的作用。
三、把握观众逆反心理, 繁荣影视文化市场
逆反心理是当代观众心理变化的另一重大特征。它是和参与心理同时出现的一种观众心态, 逆反心理的形成也是有其历史缘由的:
从建国初期到文革前, 文艺部门对电影的拍摄、放映, 戏剧的创作、排练等一系列过程, 都绝无相反意见出现。若有不同看法, 就必是文艺毒草, 说得一无是处, 批得体无完肤, 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竟持续了多年。在此背景下逆反心理便萌芽产生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广大观众的逆反心理伴着文艺的繁荣而开始逐步减弱了, 但并未能完全消除。由于变革中商品经济的冲击波, 又将艺术生产和文化市场从一个极端冲到另一端, 即从政治需要的传声筒变为商品经济的寄生虫。“戏不够爱来凑, 武打要上房, 爱情要上床……”艺术上无创新, 题材上没突破, 此类产品只一味追求经济效益, 甚至不择手段地搞夸大其辞的各类广告宣传, 以猎奇的情节和镜头招揽观众。这对于挣脱长期精神桎梏的当代观众来说, 无疑又是一次戏弄。难怪前些年电影圈有识之士呼吁, 要评选最差影片, 要给不负责任的创作者以经济制裁。由此可见, 当代观众忍受不了再次戏弄, 如果逆反心理在当代观众群中形成一种固定心态的话, 那势必导致文化市场日趋恶化。
那么, 作为特定历史转折时期所出现的观众逆反心理怎样才能控制和扭转呢?
第一, 尽力生产出既能满足广大观众在艺术上的审美需求, 又有商品经济中的新生文化消费观念的优秀影视剧作品。用品位较高的实例来矫正观众的逆反心理, 用鲜活的人物, 高尚的情操陶冶人, 要用有鲜明人物个性的人物, 演绎跌宕起伏的情节。
第二, 在对作品的广告宣传和评论过程中, 应本着客观公证的态度, 不应夸大其辞, 瞎捧瞎吹, 这样才有可能使当代观众中存在变态逆反心理逐步改变过来。
真正的大国心态 篇9
中国当然是大国。不过, 在英语当中, 我几乎没有听过或看到欧美各强国用简单的“大”来形容自己。“big, giant, huge, large, grand”等等这些词汇并没有频繁出现在他们的自我描述当中。“powerful, competitive, great”这些词汇倒是更常用。
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光说大, 不够精确。中国的很多方面, 确实大, 比谁都大。中国也有很多小的地方, 小到我们不愿意承认的地步。我们国土面积大、GDP总量大, 但这些除以13亿之后, 都是如此地小。同理, 一旦我们出现个小问题, 乘以13亿之后, 就是大得不得了的问题了。这也是大。
胸怀与视野的博大是真正的大。
1963年6月, 肯尼迪总统在美苏对峙的冷战巅峰时期, 曾在美利坚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做过一次极具前瞻性的演讲。这对今天的我们非常有借鉴意义。
肯尼迪说:“让我们 (美国人) 自己也重新审视我们对苏联的态度……没有哪一个政府或是制度本质上是邪恶的, 以至于它的人民都是缺乏美德的……我们不应该只用一种扭曲的、极端的观点来看待对方, 不能认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不能认为彼此体谅是不可能的, 更不能把彼此威胁当作交流的唯一形式……我们不能对我们彼此的分歧视而不见, 但是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共同的利益上, 以及如何通过这些共同利益来消除我们的分歧。即使我们现在解决不了这些分歧, 我们也至少可以以多样化的名义让世界变得安全。归根结底, 联结我们的根本纽带是:我们都生活在这颗小小的星球上, 都呼吸着同一种空气, 我们都珍视孩子们的未来, 我们也都是血肉之躯。”
我一直认为这是那位英年早逝的总统说过的最不朽的话。当大多数人都还钻在冷战的牛角尖里欲罢不能的时候, 他却能号召国人一起去自省。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对苏联尚且可以如此, 2009年的中国对那些曾经与我们有芥蒂的国家更应该豁达。
不卑不亢是我们常说的待人接物的最高境界。如果问问周围的朋友, 走遍世界能够做到不卑不亢吗?很多人说差不多。然后再问为什么呢?通常的答案是:因为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 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我们的经济增长10%, 我们有四大发明、万里长城, 我们有56个民族, 有长江黄河, 我们曾经傲视群雄, 如今大国崛起。这些事实都是我们引以自豪的, 但光靠这些还做不到真正的不卑不亢。
反省自己的不足, 提醒自己不要沉迷于历史, 忽略现在与未来, 这固然重要, 但不是关键。
真正的不卑不亢更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根本信念———世界上的人不分种族、肤色、男女、国家大小、强弱、新旧, 作为人, 都是平等的。在这个基础上的自信与反省才是坚实的、健康的、和谐的。
良好的心态 篇10
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面对每天的工作和每个人。好心态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坏心态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托马斯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说:“21世纪的核心竞争力是态度和想象力。”积极的心态己经成为新世纪比黄金还珍贵的最稀缺资源,是个人和企业决胜未来最为根本的竞争优势!
拥有黄金心态,我们才能抵御职场“通货膨胀”的风暴,职业价值和个人价值永远不会贬值;我们才能面对每日不同的客户和繁杂的工作,才能领略快意人生和工作的快乐。
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理想和幸福追求的权利,无论什么需求,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为什么一些年富力强,既有知识又有能力的人,却工作业绩平平,成为问题员工?为什么在很多公司里,老板和员工、上司和下属乃至同事之间总是针锋相对,不能和谐共赢?
其实,除了少数天才之外,大多数人的智商、天赋和条件都相差无几。想想身边的同学,在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融入社会竞争的洪流。但是十几年后,一些人有了理想的职业,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而有的人却碌碌无为、满腹牢骚,最终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一无所获。
我们认真思考就会发现,从根本上决定我们生活质量的不是金钱,不是权力,甚至也不是知识和能力,而是心态。
据心理学家统计,每个人每天大概会产生五万个想法。如果你拥有积极的心态,那么你就能在快乐与创新之中把它转换成工作的能量和动力;如果你的态度是消极的,你就会在沮丧和抱怨之中把它转换成工作的障碍和阻力。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很小又很大,很小的差别在于心态是积极还是消极,很大的差别则是成功和失败。每个人都是一座有待开发的金矿,而决定个人含金量高低的则是心态。
即使你才华横溢、能力超群,如果没有正面积极的心态,整日消极抱怨、患得患失,又怎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呢?
积极端正的人生态度不仅仅有益于公司和他人,更大的受益者是我们自己。
一个优秀的员工应该拥有这样的心态:
阳光心态。
亚里士多德说过,生命的本质在于追求快乐。而使得生命快乐的途径有两条:第一,发现使你快乐的时光,增加它,放大它;第二,发现使你不快乐的时光,减少它,缩小它。阳光心态的人,把工作当成自我实现和带薪学习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为了打工,为了赚钱而工作。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事事一帆风顺,都需要勇敢面对种种失败和无奈。我们要对每个人都充满感激,包括给我们带来不快的人,因为他让我们学会了从容、豁达。英围作家萨克雷说过: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笑,它也笑;你哭,它也哭。
积极心态。
消极的人允许或期望环境控制自己,一切听别人安排。相反,积极的人总是以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精神面对困难,总是用最乐观的精神支配自己,因此他们的工作才做得非常出色。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之中,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消极和积极的心态搏斗,而每一天搏斗的结果就决定了这一天生活和工作的质量。当消极的心态战胜积极心态时,我们就会郁闷心烦,效率和效果自然可想而知。心理学家詹姆士说过:“播下一个行动,你将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你将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当然,播下一种心态,你将收获一个未来。
执著心态。
泰戈尔在《沉船》里说:上天完全是为了坚强我们的意志,才在我们的路上设下重重的障碍。我们对待工作就应该有执著的意志,锲而不舍。工作有时是简单的、枯燥的,但是我们要调整心态,要充满热情。正如张瑞敏所说:什么是不容易,把容易的事坚持做好了就是不容易;什么是不简单,把简单的事坚持做好了就是不简单。
当走过黑暗与苦难的长长隧道之后,你或许会惊讶地发现,平凡如沙粒的我们,不知不觉中已成为一颗璀璨的珍珠。
共赢心态。
人生有“三成”,即“不成”、“小成”、“大成”。依赖别人、不积极进取的人,终生一事无成;孤军奋战、不善于合作的人,只能取得小成;只有善于合作、懂得分享、利人利己的人,才能实现人生的大成。
玫瑰与花刺相遇,各自抛弃了俗艳和尖刻,成就了傲视群芳的美丽;乔丹和皮蓬相逢,各自告别了独角戏与狂傲腔,成就了无与伦比的公牛神话;同事与同事在职场相识,就应该告别猜疑与功名,成就双赢的和谐篇章,筑起更高的事业丰碑。
职场的竞争,表面上是知识、能力、职位、业绩、关系的竞争,实质上却是职业心态和人生态度的竞争;市场的竞争,表面上是产品、服务、价格、品牌的竞争,实质上却是企业人的品质、能力和心态的竞争。
关于文人的心态 篇11
私下一直觉得文人应该有爱国心、应该有正义感，但也应该有一种随和、慵懒而雅致的生活。文中所提的张爱玲、沈从文、周作人等作家也是我极钟爱的那一类，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生活中有“某种物质或精神形式”或时代背景的边缘地带，这给了他们一种“保护”，使得他们能相对地在“惯性”中一直往下去，明知危机四伏仍活得心乎气和，生活中的爱恨交集都经过了冷处理，复杂的情感都由一些平常小事而触发，他们的作品因此而显得更为纯净和超然，这样的文字不能说不深刻，不能说没有血性。文字对他们而言，并不只是发泄自我、表现自我、承载重负的一种工具，而是站在一定的高度上，有着纯粹价值的一种存在。这样的文字看似漫不经心，却是“不能承受之轻”，这正是它的力量之所在。在我个人看来，象他们这样给文学解开枷锁的作家应是真正的作家。
我从北京走到南方，深深感到这里的文学创作也如南方空气中的尘埃一般湿滞沉重、难以超脱，也许是与这里经济发达的气候有关。部分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总怀着一些无法平衡的情绪，经济不够优裕时不平衡，名声、作品不如人时不平衡，见到自己并不了解的另类风格的东西也会忿忿不平，缺少的正是一种宽宏大量、优悠自得的“散文的心态”。在文人种种无法平衡的情绪重压下，中国文学的翅膀太沉重了。如果文学能活得轻松些、自在些、平常些，其生存空间也许会更为开阔，其气品也许会更为高迈。创作文学如此，评论文学也是如此。做学问的人若然都能抱有一颗平和豁达的心，该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一件事。
教师心态小议 篇12
牧师在绞尽脑汁的构思第二天的演讲稿, 可是, 六岁的儿子总是纠缠着让他讲故事, 这使他苦恼却无法摆脱, 他随手拿起身边的一张世界地图撕碎了, 对儿子说: “你把它拼起来, 我才能给你讲故事。”刚过了十几分钟, 儿子就把七零八碎的地图拼了起来。牧师非常诧异, 忙问儿子怎么做得这么快, 儿子说: “地图背面是人头像, 我把人头像拼好了, 地图自然就拼好了。”牧师恍然大悟———一个人是对的, 他的世界就是对的。
是啊, 一个人是对的, 他的世界就是对的。一个人的能量微乎其微, 很难改变外部的世界。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外部世界面前, 只有调整自己的心态, 更新自己的理念, 才会适应这个世界。
新课程改革以来, 时常听到同事发出这样的感叹: 教了半辈子学, 现在倒不会教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我们的教学改革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从教材的变化来看, 过去, 我们有教学参考书, 每节课教什么、怎样教, 都可照葫芦画瓢。而新课程标准并非面面俱到。过去我们只需要按照教学参考书进行教学, 既省心又省力。现在情况大变, 新教材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 与过去的教材相比, 都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变化, 新教材里现成的东西很少, 更没有面面俱到的参考书, 教师经常需要自己找米下锅, 每上一节课, 必得耗费巨大的精力。如今, 不开动脑筋, 不劳心费神, 真的很难上好这课了。
麻烦不仅限于此, 兴“新课改”之言, 行应试教育之实, 穿新鞋走老路, 在我们目前的教育中, 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新教材已经用了五六年了, 然而现实中学校对教师的评价, 依然是仅凭学生的考试分数, 在我们这里, 全区性的统一考试一学期就有两次, 学校每月还有“月考”———试题内容、评分标准依然以旧教材为准, 因为“新教材的知识过于浅显简单”, 考不出师生的水平, 于是乎, 为了考出好成绩, 教师不得不既要讲授新教材, 又要花费大量精力补充老教材的内容, 老师和学生反而比过去更为紧张忙乱, 负担也更为沉重。
从学生的变化来看, 这孩子王还真是越来越不好当了。一位同事遇到过这样一件尴尬之事: 课堂上, 一个学生影响了课堂秩序, 她便批评那位学生, 学生不但不听, 反而无礼顶撞, 老师无奈的说: “你可气死我啦”, 学生说: “气死你, 我不犯法; 你敢打我的话, 你就犯法了! ”
由此看来, 当今的教师果真是如行“蜀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