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资本运营

生态资本运营（共12篇）

生态资本运营 篇1

长期以来, 人们常常只注重经济的增长速度, 而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致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环境破坏、大气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增强了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和紧迫感, 以及如何在生态资本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尽可能维护和提升生态资源的资本功能, 实现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胡鞍钢经过对我国林业发展所面临的历史、现实和国际背景分析后指出, 生态资本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增长、增加国民福利的三大成本之一[1]。可见, 人类进行经济社会实践活动时, 必须要充分尊重生态自然资源应有的资本属性。

1 生态资本运营的基本理论

1.1 生态资本运营的概念

严立冬等指出, 能为人类提供生态承载能力或生态服务的各类自然资源就是生态资源。生态资源是生态系统的重要构成要素, 是经济发展的资本之一, 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黄铭认为, “生态资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直接进入当前社会生产或再生产过程的自然资源;二是生态潜力, 即自然资源的质量变化及再生量变化;三是生态环境质量, 即生态系统中大气、水等各种人们生产和生活必不可少的生态因子[3]。陈光炬等给出了生态资本运营的明确概念:生态资本运营是有效运用生态资本的使用价值, 对生态资本进行消费并改变其资本形态, 开发新的生态技术以提高产品的生态地位, 同时降低成本以获取较高的收益率, 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生态化, 并保证资本收益和增值的长期性。生态资本运营的核心是通过对生态投资保证生态资本的保值和增值, 以及通过创新管理模式, 提高生态资本运营质量, 降低生态资本收益递减速度, 使矛盾着的生态与资本在不断生态资本化与资本生态化过程中实现统一[4]。

1.2 生态资本运营机理

生态资本运营是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实现生态环境建设的良性循环, 循环产生的效果是增加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具体的运营机理见图1。由图1可知, 科学运营生态资本需要经历三个环节。首先是生态资本要素的货币化。即通过市场手段创造生态化需求, 促使生态资源成为创造收益的“要素”, 以实现生态资本的货币化价值。中间环节是生态环境质量修补建设, 即将生态资本货币化的收益用于生态资本投资、生态化技术创新和生态产业化发展。通过生态投资促进生态工程建设, 修补生态系统的生态损耗, 并使生态资本各组成因子结构趋于优化。通过生态观念创新、消费方式转变和生产方式转变促进生态文明理念的发展, 维护生态环境。由于生态化技术创新,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以生态产业化来改善资源的利用效果和生态环境, 所有这些都将增加生态资本。第三个环节是生态资本进一步货币化, 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5]。

1.3 生态资本运营的途径

生态资本运营的途径为:①高生态质量附加值, 是指高生态质量附加值产品的开发, 开发的产品为有机农产品、原生态空气和空间等。②高生态品味需求产业支撑功能开发, 其发展产业有研究、开发、高级设计等。③高端休闲功能开发, 包括无污染的、生态型的旅游与观光等。④打包出售, 是指生态资本的整体或部分的打包出售。这四种途径与其具体的运营对象和产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6]。生态资本运营的四种途径及其具体运营对象和产业之间的关系见图2。

注:①高生态质量附加值;②高生态品味需求产业支撑功能开发;③高端休闲功能开发;④打包出售。

2 西部地区生态资本运营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分析

中国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内蒙古等12个省 (市、区) , 土地面积538万km2, 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56%;目前人口约2.87亿人, 占全国人口的22.99%。西部地区疆域辽阔、人口稀少, 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 是需要加强开发的地区。

西部地区有着生态资本运营的自然资源基础。首先, 自然资源总量丰富。据有关统计, 中国60%以上的矿产资源储量分布在西部地区, 45种主要矿产资源工业储量的潜在价值约占全国的1/2;以铅、锌为主的有色金属, 以锡、镍、钒、钛、稀土为主的稀有战略性矿产, 以铂族金属为主的贵金属等储量占有较大优势。如甘肃的镍矿储量占全国的70%, 贵州的铝、磷、汞、锑、锰储量居全国前五位。西部能源资源的探明储量占全国的比重达57%, 水、煤、油、气四者兼备。西部地区多山, 而且落差大, 水能丰富, 蕴藏量占全国总量的85%以上, 可开发量占全国的81%以上。新疆的石油远景储量占全国的40%, 西北地区煤炭储量占全国的40%。西部地区还有极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其历史文化悠久辉煌, 兵马俑、莫高窟等一大批文化古迹中外闻名;黄果树、九寨沟、石林等一批西部旅游景点经济效益十分看好。由于地貌和气候的特殊条件, 使西部地区各种各样的生物资源、药用植物、工业植物等有待开发。其次, 自然资源组合性较好。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的一大特点是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 如果自然资源组合良好, 更有助于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种类丰富, 组合性较好。虽然有些地区资源匹配程度不高, 但与全国范围相比, 其组合性较好。如西南地区的水电资源、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气候资源等组合较好, 而西北地区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风力能源组合也较好。按照王茂礼等分析, 四川省的资源组合状况最好[8]。第三,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水平仍较低, 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勘探与调查程度也很低, 后备资源不足, 影响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能源和矿产业以资源粗放开发为主, 初级产品、中低档产品比重过大, 产品的质量档次和附加价值不高, 大量资源难以形成优势和发挥出应有的经济效益;以企业开发为主的机制尚未形成, 地区间盲目投资、重复建设, 区域产业布局不协调问题突出以及资金短缺等都是制约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落后, 居民收入不高, 市场购买力很低;农业和旅游业处于分散、小规模的初级发展阶段, 因此较低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给生态资本运营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生态资本运营对西部地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资本积累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对西部地区而言, 资本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显得更加重要。刘易斯认为[9], 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其实是资本形成率的有效提升。目前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西部地区面临的重要任务, 在这个进程中将会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 新增劳动力必然会产生对资本增量的需求。同时, 随着沿海 (目前主要是“珠三角”) 产业的内陆转移以及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和转型, 资本需求缺口较大。因此, 资本积累是西部经济发展急需解决的又一个重要问题[10]。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资源资本化”。其核心思想主要是指资源丰富但资本稀缺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 其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是将资源转化为资本, 即通过提高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来促进资源进入可交换的市场[11]。与东部发达地区相对而言, 我国西部地区生态资源富集, 但资本稀缺, 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很低, 资本市场得不到良好的发育, 导致对外部资金的屏蔽。因此, 西部地区应充分挖掘本地区的生态资源优势, 加速生态资源资本化的进程, 使本地区原来相对处于资源状态的要素进入市场, 与资金、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相结合, 提高内生增长能力。生态资本运营是实现“资源资本化”的一个有力手段, 通过生态资源与资本的动态转化, 不但可产生资本增量, 而且可很好地解决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 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3 西部地区生态资本运营的经验实证

3.1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林业生态资本运营

背景资料:自1998年10月1日云南省全面停止金沙江流域天然林采伐以后, 迪庆藏族自治州积极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 并以“世博会”召开为契机, 着力将旅游产业打造成本地的支柱产业。为了充分发挥迪庆“香格里拉”的品牌优势, 根据本州特点, 开发了“杜鹃花海游”、“寻访滇金丝猴”、“寻找松茸、虫草和观赏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旅游线路, 使游人在观赏良好生态环境的同时提高环保意识, 过去不为人知的“杜鹃醉鱼”、“冰川芭蕉”、“藏民与黑颈鹤”成为游客们的热点话题。通过开展生态旅游, 当地各族群众正在转变观念, 从过去的“砍树人”变为“护林人”和“种树人”, 生态旅游正成为迪庆旅游的“半壁江山”, 从而实现了由“伐木经济”向“旅游兴州”的重大转变[12]。

简单评价:保护生态的更深意义是要充分体现出生态的社会经济价值。生态效益既有直接的效益, 也有间接转化的效益。如果说直接效益就是“对自然的养护”, 那么转化的效益就是“对经济的促进”。如优美的环境有体验的价值, 绿色产品有消费的价值, 良好的生态有投资的价值, 可持续发展追求的就是“转化”的生态效益。云南省迪庆州走的正是这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其精髓是生态资本的运营。正是通过生态资本运营, 生态效益才同时转化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2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山区农业生态资本运营

背景资料:大理白族自治州位于云南中部偏西, 地处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接合部, 境内生态资源丰富, 是一个典型的多山地区, 占国土面积11.2%的耕地多分布在山区, 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该州自然资源总量丰富, 人均占有量较高, 矿产资源种类繁多, 蕴藏着大量水电能源。但近年来由于森林过度砍伐、毁林开荒等人为破坏活动, 致使山区生态环境恶化, 水土流失加剧, 自然灾害频发, 已严重威胁山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存。此外, 人口数量增长较快、人口素质低、地区资本投资不足与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融资能力弱与吸引外资能力不强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该区经济的发展。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该州作了如下工作:首先, 紧抓生态环境建设。遵循“抓粮必抓水, 抓水必抓林”的客观规律, 认真贯彻《森林法》、《土地管理法》和矿产资源开发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围绕州委和州政府“发展低碳经济、建设绿色大理”的目标, 认真抓好护林营造、天然林保护、水源林培植、面山绿化等工作, 提高森林覆盖率, 建设山清水秀的绿色山区。其次, 走生态农业之路, 发展绿色农产品。一是发展以泡核桃为主干果产业。泡核桃是该州山区的优势产业, 经过多年努力该州山区核桃面积达44.47万hm2, 是该州山区一大优势产业, 也是山区经济快速增长的一条有效途径。开发利用上要在保护原森林生态的前提下, 协调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进行科学规划, 做到有计划发展。紧密结合退耕还林, 面山绿化, 协调好粮、烟、果的用地矛盾, 充分利用村旁、路旁、房前房后、荒山荒地、林间空间发展泡核桃产业, 在深加工上力争有所突破。二是进一步打造茶叶产业。茶叶是该州山区长期以来培植的一大绿色产业。全州种植面积已达1.28万hm2, 现已形成一批集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化企业, 但仍存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规模化种植、低产茶园改造须进一步加强。三是发展山区水果等绿色产业。山区水果经过多年的发展, 尤其是梨的新品种引进改良取得了突破, 如雪红梨、小红梨、玉香梨等, 但在规模化种植、品种和果园改造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在水果发展上要多品种、多途径, 逐步形成产业化发展格局。近年来, 宾川葡萄、柑橘的发展已取得不少成功的经验, 值得借鉴。四是多途径发展山区绿色产业。山区生物资源丰富, 药材、红豆杉、菌类等多种农特产品都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13]。

简单评价:大理州山区农业围绕合理开发利用资源, 采用绿色农业生态资本运营, 保持并不断提高绿色农业生态系统整体服务功能和绿色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的前提下, 用最少的农业生态资源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 实现了绿色农业生态资本向货币的转化, 同时保护了生态环境, 降低了水土流失, 强化了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坡耕地改造治理, 以科技为先导发展高效节水农业,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促进了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

3.3 甘肃省兰州市的“绿桥”工程

背景资料:兰州城市南部的边缘地带几乎全部被天然森林所覆盖, 林缘线长达100km。由于自然、 历史、社会等原因, 这一区域经济发展缓慢、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失衡, 属兰州市较为集中的贫困区域。2008年“架绿桥引天然林入兰”的提案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绿桥”工程就是在天然林区与兰州南山绿化圈之间的宽约5—15km的森林断带上架设一座“绿桥”, 把天然林引入城市) 。兰州市委、市政府就将其确定为2008年的重大项目, 纳入该市“十二五”生态建设规划。兰州市南北两山环境绿化工程指挥部邀请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兰州大学等部门负责人共同对“承引兰州南部地区森林环境入城区治理大气污染可研项目”的四个子项目进行了验收, 并将其提上政府日程[14]。

简单评价:在森林断带区内, 因地制宜地规划建设“绿色桥梁”, 将兰州南部的天然森林与环城的南山绿化圈连接起来, 形成具有一定规模且连续不断的绿色林带, 把天然森林环境引入城市有着深远的意义。首先, 它将极大地提高兰州的森林覆盖率, 改善城市空气环境, 使其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森林城市”。其次, 这项工程蕴含着巨大的生态资本效应, 它必将为兰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显性效益。如在这一地区发展经济林业、果品林业、特色农业、都市现代农业、休闲旅游业, 产业区间将获得巨大拓展, 这对未来兰州经济社会的腾飞将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15]。此外, 兰州市的新能源战略也颇具代表性。中国核能集团在甘肃成立了西北风电公司;甘肃在河西建设了风能发电厂, 意欲打造全国的“陆上三峡”;全省农村正大力推广沼气能源的应用;兰州已建成一座牛粪发电厂;兰州温泉大酒店利用浅表地热资源发展旅游经济, 等等。

4 相关的保障机制

首先, 国家政策的支持。生态资本运营不仅要靠企业的自力更生, 还要靠国家政策给予保障。在生态资源丰厚但经济欠发达地区要加大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 完善奖励机制, 加强对生态产业的扶持力度, 制定生态产业的优惠政策等。此外, 政府应制定鼓励和奖惩措施, 将生态产业发展任务细化到各个地区, 实行责任制, 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其次, 市场监管要到位。市场监管, 关键是要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 给投资者提供平等的交易机会和获取信息的机会, 使他们在理性的基础上自主决定交易行为。因此, 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日趋健全的社会服务体系、高度透明的信息等为生态资本运营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在促进生态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 推动了生态产业的发展, 为生态资本运营提供保障。第三, 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近年来, 我国绝大多数生态产业的科研与设计力量正在逐渐加强, 产品技术含量逐年增高, 技术投资在投资中占有大量比重, 企业技术创新成为生态资本运营的重要保障。第四, 公民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近年来, 随着环境保护观念的普及和对公民生态文化素养的培育, 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促进了公民环保意识的提高和社会生活的改善。各地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通过生态知识宣讲、文明行为传播等普及生态知识, 提升生态意识, 为生态资本运营提供思想保障。

生态资本运营 篇2

摘 要：社会资本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石，它可以打破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囚徒困境”，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解决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利益冲突，以及抵御外来污染转嫁。当前，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市场、政府力量等向社区的渗透，我国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正面临流失的危险，这是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社会资本流失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它可以在现代农村社区中得以重构与再生，这种重构与再生，沿袭的是一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结合的路径。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

Abstract：Social capital is the basefor preservation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in rural communities and can break Prisoner’s Dilemmain eclol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o make the people follow the related regulation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can solve the interests disputes of the people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can resist the shift of foreign pollution.Currently，because of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capacity of marketand government penetrating into the communities，social capital in rural communities in China is facing the risk of loss，which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terioration.However，the loss of social capital is a temporary phenomenon，and social capital can be reconstructed and restructured in rural communities，and this reconstruction and restructure follow the path in combination of tool logos with value logos.Key words：social capital；rural community；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eservation

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我国目前农村中土地污染、水污染、垃圾问题等均十分严重，甚至出现整村“公害病”的现象。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向我们提出严肃思考：我们究竟依靠什么保护农村社区的生态环境?政府管理必不可少，但完全依赖政府管理也是不现实的。我国目前农村呈面源污染状况，政府管理难以应付。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国最基层的环保机构是县一级的，只有少数乡镇设有环保机构。大多数农村环保管理人力资源奇缺，即使是兼职人员也较少。而且农村社区距离城市越远，政府管理的辐射作用就越弱。对于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社区而言，环境管理实际上处于“真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区(村民利益共同体)应以社会资本为纽带，充分利用社会资本，“自我组织”与“自我管理”，保护好自己的碧水蓝天。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意义重大，下文就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关问题加以缕析。

一、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石

社会资本是区别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的一种资本形式，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对社会资本给出的定义各不相同，可谓仁者见仁，作者见智。比较公认的是布迪厄、科尔曼以及布坎南的定义。由于农村社区是一个社会组织，本文采用的是布坎南的定义，即从社会组织角度加以阐释的定义。在《让民主有效运转》一书中，布坎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其中包含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它们能够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张文宏，2003)。运用布坎南的定义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能够起到基石的作用。

(一)社会资本可以打破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囚徒困境”

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最大难题主要在“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拓扑论中的范例，用来说明信息不完全条件下放弃通过合作实现最优目标的现象。两个囚徒被分开审讯，选择不认罪是二者的最优选择，每人将得到最轻的惩罚。但由于彼此缺乏信息，加之不信任心理，每人都选择了自己认为的最优选择：认罪，结果放弃了整体最优选择，每个人得到了较重的惩罚。“囚徒困境”常用来解释公共地的生态环境问题，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而社会资本是打破“囚徒困境”，促使人们合作的有效工具。首先，信任是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合作的纽带，“相信你能遵守规则，我也就会遵守规则”，是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人们的普遍心理，而这其中的基础就是信任，缺乏信任，人们之间的合作不是不可能，就是成本很高。其次，规范制约着人们之间的行为，使人们的行为向着有利于社区长远利益的方向演进。尽管社区的规范大都不像国家法律法规那样正式性，但正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规范代代相传，沉淀到成员的心理，内化为社区成员的自觉行为。再次，农村社区联系人们的纽带是血缘以及地缘，社区人际网络重叠率很高，人际网络具有全面性与实名性特点，不像城市社会中那样片面性与匿名性，人们之间易于合作，这对社区生态环境保护是有利的。

(二)社会资本可以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

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社会资本可以促使人们遵守相关规则。市场机制在这方面就存在缺陷。在我国当前，不少污染企业都和政府管理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白天冒白烟，黑天冒黑烟”的情况比比皆是。主要原因就是被发现概率低以及违规成本低，遵守规则的激励不足。与市场机制相比，农村社区中由于饱含社会资本，在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在农村社区中，人们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互动频繁本身就是一种监督。很多情况下，监督只是一种“顺便”的事情，就像奥斯特罗姆所引案例那样，在旱年取水，每人分配一定比例的水，当一人在取水时，下一个人就在他后面排队，多取水马上就会被发现，这是工作自身的需要，同时也意味着监督，并且成本极低，而违规被发现的概率极高，促使人们遵守规则(奥斯特罗姆，2000)。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资本牵涉其中，违规成本是很重的。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违规者所受到的惩罚很少涉及法律与物质利益层面，大多涉及道德与精神层面，这种成本看起来似乎很轻，实则不然。因为在乡土社会，信用与声望等是“社会货币”，失去了信用与声望，也就失去了社会资源，同时也意味着经济利益受损。在互动性强的乡土社会，违规的成本无疑是巨大的，这也能够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

(三)社会资本可以解决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利益冲突

生态环境问题表象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本质特征不在人与自然之间，而在人与人之间，是人与人之间针对自然环境的利益博弈问题。人与人之间关于自然环境利用、分配以及成本摊派等的博弈构成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主旋律。在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中，冲突与摩擦无处不在，由此需付出巨大的摩擦成本与磨合成本。而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解决人们在资源环境利用中的利益冲突，降低摩擦成本。与政府管理相比，社会资本体现为身份承诺、信任、关系等非正式调控手段，依赖情感、默契、理解等维系关系。在小规模群体中，依赖社会资本调节，要比依赖正式手段的政府管理更有效率、更人性化与更有灵活性，同时能够减少摩擦成本，协调冲突。

(四)社会资本可以抵御外来污染转嫁

当前在我国农村社区，生态环境问题大部分是外界社会诱发与转嫁的。这里面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农村社区在外来经济诱惑的情况下，急于发展经济，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碧水青山。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城乡之间生态不平等，社区遭受外界污染转移之苦。无论哪种情况，破解的关键都在于社会资本。在第一种情况中，由于社区资源环境是社区所有人共同的“命根子”，而且子孙后代的福利都与此息息相关，同时由于信任、规范以及网络机制的存在，使社区成员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成为可能。这使得不少社区能够抵制市场机制的诱惑，保护好自己的生态环境。我国不少农村社区面临市场经济的冲击，仍然保护好了自身的生态环境，机理正源于此，反之则亦然。在第二种情况中，由于共同的利益，以及固有的信任格局，使社区成员面临外界污染转嫁时保持高度的一致，一呼百应，予以反抗，极少出现机会主义“搭便车”行为。在我国一些农村社区集体反抗外界污染的环境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奥尔森“集体行动的困境”，在这里没有发生。

二、社会资本流失：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社会资本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资本能否恒久甚至增值，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群体的规模。群体规模太大，人们之间就形成了匿名性，匿名性使信任丧失，使规范失效，同时也难以保持良好的人际网络，社会资本也就难以形成与维持。反之，群体规模适中，人们之间保持很强的互动性，有利于社会资本恒久甚至增值。关于这一点，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给出了极好的阐释。他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者集团的利益”(奥尔森，2004)。二是历史沿革。一个群体能否形成良好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能否增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上形成的路径依赖。由于社会资本需要时间浸润，一个社区在历史上社会资本生成的状况，对以后社会资本的走势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三是人员固定性。信任、规范以及网络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生成，这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社区人员相对固定。人口流动过于频繁，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就会失去载体，社会资本将大打折扣。四是社会结构状况。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状况是息息相关的。传统农村社区中人口相对同质，导致社会资本雄厚。

从以上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增值需要一定的条件，传统农村社区存在着良好的社会资本，与以上条件关系很大。但是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市场、政府力量等向社区的渗透，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正面临流失的危险。仍从以上四个条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下趋势。其一，农村社区群体的规模正日益增大。传统的社区是自然村，当前农村社区是行政村，甚至一些农村社区已经演变成“超级村庄”，社区群体规模的增大，对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积累构成一定的威胁。其二，社区历史沿革的影响日见微弱。随着国家政权向社区的渗透，冲击了社区历史沿革的传承性，尤其建国后的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如人民公社、文革等，对社区历史沿革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而现代教育造成农村社区中“代沟”的增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割裂了社区历史沿革的延续，影响了社会资本的积累。其三，人员流动性加快。目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不少农村人口流动加快，尤其在发达地区更是如此。在一个缺乏人员稳定的社区中，居民对社区公共资源的贴现率是非常高的。“我遵守规则，别人不遵守规则，等于我替别人作了牺牲”，信任机制在这里将大打折扣，而且外来人口不一定认同社区生成的规则，规范开始失效，人际网络也随着人员的变动而松动，社会资本易于丧失。其四，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村社区社会分化，出现了复杂的社会结构。传统农村社区人们有着利益一致性，这是建立在人口相对同质性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的复杂，带来了利益需求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削弱了人们对社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人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都会受到影响。

我国目前农村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与社区社会资本的流失关系很大。这从以下两种情况可以反映出来。一种情况是社区的生态公共地遭到破坏。由于社会资本的流失，人们对生态公共地的心理预期变差，公共资源的贴现率变高，个体争先恐后的透支公共资源，“如果现在不用，等想用的时候，也许就没有了”，在这种心理预期下，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一个公共地悲剧被造出来，公共湖泊、公共山林、公共草场，都在演绎着这方面的悲剧。

另外一种情况是外来污染摧毁了社区的生态环境。在这里，社会资本流失的后果可以更清楚地体现出来：某些案例中，社区中一些“精英”通过出卖社区公共资源，从外界污染中获得大量实利。而为此付出的成本，却由社区全体成员买单，成本与收益被严重割裂。如果社会资本雄厚，人与人之间充满信任，社区有着严格的公共地资源使用规范，这方面的悲剧本应当可以避免。另外一些案例中，在面临着外来污染威胁之时，社区没有运用社会资本，进行抗争。尽管抗争不总是有效的，但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在这里，我们运用科塞的冲突理论，可以解释社会资本在抵制外来污染转嫁中的作用——当一个群体面临与外群体冲突中，该群体如果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已经构建起维护自己结构的核心价值并取得全体成员的认同，群体整合的较好，就有可能动用更多的资源；反之，在外部威胁的情况下，群体要么反映冷漠，要么加快分歧，要么走向解体。

三、社会资本的重构与再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综上所述，传统农村社区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对社区生态环境保护起着重要作用。在历史上，许多农村社区利用社会资本进行“自组织”，较好地保护了社区的生态环境。社会资本的运用，是农村生态环境得以合理保护的关键。但目

前，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因素影响，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中有日益流失的危险。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所囿，目前就我国大多农村社区而言，我们难以复制传统的社会资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利用社会资本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处于传统农村社区与现代农村社区的过渡阶段，社会资本的流失只是一种暂时现象，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可以得到重构与再生(当然在一些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并没有失去)，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起到重要作用。这种重构与再生，沿袭的是一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结合的路径。我们详细解读与缕析其中的路径，大体归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价值理性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雄厚。第二阶段是过渡农村社区阶段，价值理性丧失、工具理性尚未成为人们合作的纽带，特征是社会资本衰弱。第三阶段是现代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重构。第四阶段是未来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得以积累并日益雄厚。

现代农村社区社会资本重构的起点是工具理性，即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中，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理性选择的。也就是自私的理性人，为了私利得以实现，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中选择了合作，因为合作要比不合作有利，这是基于理性的判断。基于工具理性的合作是有可能的，即使在“囚徒困境”模式中，人们之间的合作也要比不合作有利。自私的理性人之间，只要满足一些条件，也完全可以打破“囚徒困境”。奥斯特罗姆将这些条件归纳为八点。一是清晰界定边界；二是占用和供应规则和当地条件保持一致；三是集体选择的安排；四是监督；五是分级制裁；六是冲突解决机制；七是对组织权最低限度的认可；八是分权制企业。而阿科瑟尔罗德以及沃塔纳波等人以计算机模拟环境“博弈”，其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自私的理性人之间也可以合作。在重复进行的无数次“博弈”中，首先违规不合作的人总是被淘汰，“一报还一报”(你不合作，我也不合作；你合作，我就合作)的人获利最大。

基于工具理性的合作，应是人们合作的逻辑起点，但并不是终点。在基于工具理性的合作中，社会资本能够得以培育与再生，从而使人们的合作成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即人们在环保中的合作，一是处于私利，二是本身把环境保护当作一种价值理念，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因为在基于工具理性的合作中，人们也会产生情感上的反映(信任与交流)，之后这种情感上的反映又固化了原有的合作，社会资本由此得以重生。在之后的合作中，社会资本可以得到不断积累，在社区环保以及其他公共社会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保护生态环境也随之升华为人们的一种价值取向(价值理性)。

裙带资本主义的全球生态 篇3

普遍现象

汉语中的“裙带现象”，最初指某人因自己妻子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关系而获得官职。后泛指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裙带”在英文中有一个意思大致相当的词：Crony。据《朗文当代英语词典》，Crony 是指一个集团中的成员，这个集团中的成员之间交往密切、互相支持，并为彼此利益不惜采取不诚实的行动。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Crony capitalism（裙带资本主义）一词在学术界和媒体中迅速流行起来，它又被称为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

关于裙带资本主义，保罗·克鲁格曼将它定义为“商界和政府通过合作使国民福利最大化”。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这种合作固然可以把整个国家的力量引到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途径上，但随着日积月累，它会造成监管不力和贪污盗窃的“道德风险”。

按吴敬琏、钱颖一等人的理解，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

按保罗·萨缪尔森的说法，裙带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是一个普遍现象，美国也有，在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地流行的是一种亚洲式的裙带资本主义。

印度尼西亚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个案。用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的话说，统治印度尼西亚达32年的前总统苏哈托更像是一位君主。苏哈托在印度尼西亚建立起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家族统治，并通过巧取豪夺聚敛了巨额家族财富。他的子女、心腹、密友或垄断行业获取暴利，或在政界、军界掌管要害部门。当时的副总统哈比比即使不是如民间传说中他的私生子，但二人关系也同父子关系差不多。在苏哈托时期，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都家族化、私人化了。

市场不透明、失序，法治基础薄弱、落后的政治文化流行，威权主义体制内某些积极因素在某个时期曾经创造出的经济增长奇迹，又被同样来自它自身内部的消极因素所吞噬和破坏，继而发生政治地震，乃至全社会地震，这就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大同小异的“成长故事”。

“权力寻租”制造惊人腐败

裙带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权力寻租。寻租的范围包括直接贪污、竞争缺失、监管不力及低价转移公共资产。

只要管理者拥有的权力足以让其为自己的裙带关系签发可获得盈利的执照、许可证及合同，那些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就可以借此发家致富。

19世纪晚期，这一潜规则在美国达到顶峰。此后，一场反强盗资本家的较量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取得了部分成功。反托拉斯法打破了像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那样的垄断地位。流向参议员的行贿资金大幅缩水。

在新兴经济体国家，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让寻租者们春风得意。飙涨的房价养肥了依赖项目审批的开发商；大宗商品的繁荣让油田和矿山的价格超出实际价值，因为它们总是与政府利益交织在一起；一些私有化让大亨們或是靠垄断榨取财富，或是以低廉的价格获得资产。

建立在寻租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不仅有失公允，而且对长期经济增长有害。正如我们对印度的简评所提到的，裙带关系导致资源无法获得有效配置——劣质的公路往往出自关系户公司之手；竞争会受到压制——墨西哥人为手机支付了过高的费用；而充满活力的新公司也被坐拥关系网的老企业所扼杀。

如果政治筹款也卷入其中，过度寻租的资本主义已从最顶端为纵容腐败定下基调。当部长级官员都中饱私囊，薪资微薄的下级官员又怎会两袖清风？

在裙带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成功更多地取决于你认识谁，而不是你懂什么。要根除这种资本主义，就必须对腐化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

“裙带资本主义”由盛转衰

如今，一个向好的信号是，商业与政治的纽带开始松动。各国政府已意识到要让市场更有效运作，需对相关机构进行监管。

在这种情形下，裙带资本主义已经开始由盛转衰。原因有三。首先，法规已不像过去那样松散。追求国家富裕、国民幸福的政府知道，需要让市场更有效地运作，并支持相关机构展开监管。巴西、中国香港和印度都加强了反垄断法规。墨西哥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希望打破电信和传媒行业的垄断态势。中国也急于削弱国企的垄断地位。

其次，刺激经营活动的领域正在转变。在新兴国家中，来自裙带行业的获利在亿万富翁资产中的比例正在下降，从2008年顶峰时期的76%降至现在的58%。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随着经济体日渐富裕，基础设施和大宗商品的主导地位会被削弱。

1900年至1930年期间，美国的财富不是来自修建铁路、开采石油，而是来自零售业和汽车工业。当今中国的大量财富是来自互联网，而不是通过政府划拨土地和补贴贷款而建造的工业园。这也反映了投资者的敏锐：在印度，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空前腐败后，科技和制药等创新行业的实业家们的事业又开始蒸蒸日上。

最后一个让人乐观的原因是，对政客们的激励因素也改变了。经济急速下滑使改革、开放经济变得至关重要。拥有力图改革、不惜对抗既得利益者的政府的国家，更好地经受了金融市场的起伏波动，比如墨西哥。

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政府要狠下功夫，控制垄断，鼓励竞争，确保公开竞标和资产出售的透明度，并严惩受贿行为。这场繁荣曾经创造了一个新的大亨阶层，现在又为其打造了一个对手——一个新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纳税城市中产阶层。他们正在推动变革。

生态资本运营 篇4

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进程

(一) 历史背景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与生态化之间矛盾激化以及试图解决这一矛盾的努力之中应运而生的。而导致这种激化的首要原因就是资本逻辑的普遍支配, 它追求利润最大化, 不惜代价的追求经济增长, 使人同其之外的自然界相异化。资本逻辑催生了生态危机, 并造成人与生态异化并存的局面。其次, 生态危机的全球扩散, 虽然全球化扩大了人们的交往, 但也加大了资本的流速, 并使经济殖民和南北分化加剧,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环境发展的不平衡。再次, 对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损害后代人利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反思和超越, 逐渐确立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处理环境与现代性关系方面的理论地位。最后, 民间环境运动的环保实践及社会环境变革的促使生态现代化理论得以产生并逐渐发展壮大。

(二) 发展进程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自1982年由德国社会学家约瑟夫·胡伯和马丁·耶尼克提出至今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 根据时间线索及理论特点, 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萌芽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 代表人物约瑟夫·胡伯和马丁·耶尼克, 他们着重强调技术革新及其在工业生产和环境变革中的作用, 批判官僚政府, 认可市场以及经济行为主体的作用。

论证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 代表人物马丁·耶尼克、亚瑟·摩尔等, 他们认为较少强调技术革新, 更为平衡政府与市场的作用, 并开始关注制度与文化动态。

扩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代表人物亚瑟·摩尔、格特·斯帕加仑等, 他们对研究领域与地理范围都有所扩展, 包括消费领域的生态转型, 并且更为关注欧洲意外等国家的生态现代化进程及其全球扩展。

二、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理论与观点主张

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个处理现代技术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干预机制之间关系的概念。它坚持把“生态化”的内涵融入“现代化”概念之中, 通过倡导工业生态学、构建生态型政府、发展绿色科技、追求绿色GDP、提倡绿色消费等措施, 去强化现代化的生态效应, 促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为市场经济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从而达到对现代工业社会进行生态重建的目的。

生态现代化理论主张技术创新, 使生产过程与产品更加适应环境的两性发展;主张重视市场主体, 强调经济与市场动力的生态改革日益重要;主张强调政府作用, 认为政府的干预可以引导有效的环境政策制定并通过严格的治理达到激励创新的作用;主张关注生态理性, 从理论和实践、生产和消费的立体层面上推动生态现代化进程的完善和实现;主张突出市民社会, 并作为第三方力量连接政府与市场, 提高生态理性, 并促进整个社会生态转型;主张促进生态转型, 认为生态理性是主线, 技术创新是手段, 市场主体是载体, 政府决策是支撑, 市民社会是动力, 通过这一系列的观点与方法达到环境变革生态转型的目的。

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现实影响与借鉴意义

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生态资本主义的时髦理论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理论领域和可持续发展理论领域的一项重要学说, 并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产生了现实影响与借鉴参考。

(一) 现实影响

首先, 从生产到消费的转变。早期的理论研究从生产力的角度出发, 致力于改善技术, 试图改变生产不足, 实现环境创新, 忽略了消费层面。然而, 来自消费领域的动力既能影响决策又能为环境创新给与反馈和参考, 既有利于自身理论的发展, 又有利于生态现代化的实践, 基于此, 生态现代化理论逐步涉及消费领域的研究, 并视之为环境变革的重要因素。

其次, 从技术到政策的转变。技术和社会、政策等要素结合起来, 有利于理论的完善。同时, 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因素对生态现代化规划的影响, 也是生态现代化理论从学术走向政治的需要。生态现代化被视为是一种政治话语。

最后, 从西方到全球的转变。生态现代化理论从西方向全球转变, 体现在深化对全球环境流程的理解, 促进环境变革成新领域, 并且扩大了生态研究范围。生态现代化理论得以向全球扩展, 反映出世界各国对现代化和生态化的双重追求和重视。

(二) 借鉴意义

第一, 强调生态理性的重要性。生态理性作为生态化与现代化的粘合剂, 要求生产、消费均要遵循生态理性原则, 将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统一起来, 实现生态现代化, 强调生产与消费领域的生态理性, 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 技术革新必不可少。在生产、消费、市场、市民社会等这些领域进行生态转型, 技术创新必不可少。科技在生产领域可以创造巨大的财富, 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时也同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技术创新对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生态文明社会必不可少。

第三, 政府干预及社会协同。对于生态环境治理来说, 国家决策和治理之外形成多层级的行为主体与治理空间, 有利于为生态现代化创造良好氛围。同时, 作为一项社会事业, 需要整个社会的协同运作, 共同建设十分必要。

第四, 强调预警优先。环境治理应该从源头开始, 而不是依靠“末端治理”技术。对待环境问题, 应以预警原则的预防性方式规划, 做到从治疗性环境政策向预防性环境政策转变, 在投资决策之初就考虑环境和资源的后果, 将环境破环最小化。这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预防生态环境破坏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周鑫.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2][澳]约翰·德赖泽克.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2.

[3][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生态资本运营 篇5

中国移动盈利增长堪忧

2011年中国移动、电信、联通净利润分别达到1258.70亿元、164亿元、42.1亿元，中国电信和联通加起来也不及中国移动老大的一个零头。但在行业增速放缓和竞争压力加大的产业态势下，中国移动的盈利增长令人担忧。

语音业务依然是主要优势

2011 年中国移动营业收入为人民币5280 亿元，稳居第一。巨额的营业收入来自于庞大的用户数。2011年中国移动客户总数增长11.2%，达到近6.5 亿户。中国移动的传统强势业务语音业务2011 年继续增长，客户总通话分钟数达到38,872 亿分钟，比上年增长12.3%。

收入增幅明显落后

但从增长速度来说，中国移动明显落后于其他两家。2011年中国移动、电信、联通三家运营商从营业收入增幅来看，他们分别增长了8.8%、11.7%、22.2%，增幅最高的是中国联通;从净利润增长幅度来看，他们各自的增长情况为5.2%、10.5%、20.0%，联通净利增幅先拔头筹。

盈利增长堪忧

移动语音业务占据了中国移动业务收入的主导位置。据相关数据统计，移动语音业务在新增用户的增长上并不乐观。而在用户语音业务量上，2011 年的单用户MOU 仅从521 分钟增长到525 分钟，业务量的增长也不乐观。

移动语音的时代正在逐步落幕，数据业务成为了推动电信行业的增长因素之一，而且在逐步加速。而在数据业务方面，中国移动的网络短板制约了整体ARPU 值的提升，难以获得超越行业的增速，

4G网络还未到来

两三年内不会发放4G牌照

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在正式发放4G牌照之前，中国需要建设更多的基站。目前中国建有TD-SCDMA基站约22万座，计划利用2-3年的时间，扩充到40万座。目前，中国移动计划到今年底建成2万座TD-LTE基站，并于明年底前扩充到20万座。而升级现有3G基站也需要大概3年左右的时间。

从政策层面来看，目前仍未看到任何4G发牌迹象与时间表，一家设备商中国区总裁明确表示，国际手机厂商如果不能看到明确的市场机会，或不能明确未来网络频段，投入会非常谨慎。

4G网络商用还需等待

此外，部分大中城市的TD-LTE网络建设可能很快完成，但决定4G商用的是产业链的完善与成熟，其中一个标志就是4G手机的成熟。4G手机的成熟度将制约4G的商用进程，而主流芯片厂商是否有成熟手机芯片供应是决定4G手机成熟度的关键，芯片的成熟则可以从4G数据卡是否已经商用判断出端倪。许多人还记得最初的3G手机，大、沉、慢、热是通病，并且电池不耐用的问题到2012年也没有完全解决。第一代4G手机将再次面临3G手机曾遇到过的问题。从产业链上看，主流手机厂商对TD-LTE的支持度将决定4G商用时间表。就目前来看，中国移动摇旗呐喊TD-LTE背后，只有中兴通讯、华为等国产厂商在鼎力支持，国际厂商虽有表态，但从TD-SCDMA发展历史来看，这种表态仅仅出于对中国移动的尊敬。

由此一来，在未得到市场商用印证之前，还无法将4G与提升运营商竞争力等同，毕竟运营商所面对的竞争对手竞争形势都还处于未知的变化之中。

“被边缘化”的运营商

《资本论》视域的生态思想探析 篇6

关键词：《资本论》；生态思想；社会主义本质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4-0084-02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理论，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虽然马克思没有对生态学进行专门论述，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却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1]因此，当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去考察人类社会时，我们发现存在有两大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这两大关系便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生态思想的基础。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作为客体的自然不是天然状态下的自然而是人化自然，作为主体的人则是通过劳动而占有自然界的人。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离不开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界，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受人与人的关系的制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实践纳入到了人与自然之间整体系统当中，扬弃了以往旧哲学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1]这也就是说，最开始自然与人是作为这样一种关系存在的“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2]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与自然关系中作为人类研究对象的“自然”经过人改造后成为人化自然，这期间劳动作为目的的对象化劳动实现了人和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这两方面的统一。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思想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生产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并贯穿于《资本论》分析的整个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对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干扰和破坏，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

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石，其对生态思想的重大贡献在于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破坏自然的必然性。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曾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4]于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生产资料（土地）就是这样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后落到资本家手中。他们顺着金钱的气味把肥沃的耕地转变成牧场，又把牧羊场转化为狩猎场，大面积的鹿林促使苏格兰高地荒芜状态的加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为追求经济利益的资本家们通过滥用和提前消费土地致使土地肥力下降，并企图用“土地收益递减规律”掩盖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资本家之所以通过暴力手段开辟殖民地、变耕地为牧场、迫使农民农奴离开土地成为只能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是为了获得土地、直接来源于土地的原料及劳动力以便适应工业革命后的社会化大生产。

二、人与人的关系

“人类历史上，最先出现的实践是生产实践，而这种实践是人们每日每时必是人类最早的实践活动，也是人类根本的，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活动……适应生产实践活动的需要，与生产实践同时发生的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即人类的社会交往以及组织、管理和变革社会关系的活动。”[3]由此可见，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所引出的，首先通过对自然物的占有才能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把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相联结的就是生产实践了。

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为了获取剩余价值，资本家不断扩张资本，不仅从自然环境当中索取利润，而且榨取工人剩余劳动。“现在，工人是作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卖出者出现在商品市场。”[1]“我们再回头来谈我们那位未来的资本家吧。我们离开他时，他已经在商品市场上购买了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1]由此可见，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仅要同自然界发生关系而且人与人之间也要发生关系，可以这样概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实质是资本同自然的关系，是资本对自然的占有。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创造出一部分人占有自然界、一部分人占有自己劳动力的社会形态。这一社会形态，强化了资本对自然的普遍占有，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4]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通过商品交换获得利润，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虽然是以自然系统为基础，但是“自然”并非是其生产的归宿。“绝没有先验的理由可以保证生态技术将会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除非各个资本或产业相信那是有利可图的，或者生态运动和环境立法逼迫他们那样去做。”[5]看起来技术的进步是降低了对资源的损耗，但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却是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提高就会促使资本加速对剩余价值的榨取，以致自然资源的加速耗费。“由个人或社会集团完全支配一特殊范围内的现有资源，并且部分或全部排除其他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和必要的生存）。”[6]这既意味着不断扩张和高度集中的资本和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也意味着资源的占有与支配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人们不得不屈从资本高度集中的生产体系，最终体现为生态危机。只有改变人和人之间不合理的关系，才能化解人和自然的紧张关系。

三、从生态角度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

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全球生态危机是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转嫁经济危机的产物。经济危机的产生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固有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于是资本主义国家靠不断制造公众消费的新需求来达到自我维持、制造并操纵消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对本国未来的发展和维系现有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平的考虑，促使本国高能耗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环境问题一再让位于资本主义主导下一轮又一轮新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就是在“转移目标”，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剥削，把经济危机转嫁到生态危机上去，让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资源环境问题买单。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经济理性只会使劳动者失去人性变成机器；只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只会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

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更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制度既非建立在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和破坏之上，也非建立在盲目的生产和过度的消费之上，而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之上，从而可以从根本上达到对生态的保护。马克思以人类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为指归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7]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詹姆斯·奥康纳认为：“坦率地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生态危害性事实上要比资本主义相互间的对抗以及它们的反革命行为的生态危害性小得多。”[5]“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损耗和污染更多是政治而非经济问题；这也就是说，与资本主义的情况不同，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可能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5]以使用价值代替交换价值、不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其现实环境问题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造成的。

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人与人关系的危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体现。要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必须首先解决人类社会内部的矛盾，在实现人类的解放的同时实现自然的解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李秀林，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朱炳元.关于《资本论》中的生态思想[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1）.

[5]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社会资本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分析 篇7

1 乡镇生态环境的现状

生态环境是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一旦其遭到破坏人类的生活就会受到影响, 现在人类已经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严重性, 加大了对环境治理的力度, 但是农村因为缺乏环境专业管理部门和专业管理人员以及农业种植方式不合理等原因, 其生态环境问题较为严峻, 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1 土地方面的问题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城市化的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 可使用的耕地面积与山林面积已经呈现了锐减的趋势, 虽然现在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缓解这一问题, 但农村仍然存在土地资源不足以及土壤结构受到破坏等方面的问题。

1.2 水源方面的问题

农村环境在水源方面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 水资源浪费问题。现在农村的水资源在不断的减少, 而且很多农民都会使用生活用水来浇灌自家的菜园, 这样不科学的使用方式很容易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 就是水污染的问题。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以及垃圾乱丢等问题, 都导致了农村的水源受到污染。

1.3 生活方面的问题

现在国家在大力推广新农村的建设, 很多农村都已经开始着手改善本村的村容村貌, 建立了相应的生活垃圾处理体系, 但是仍有一些农民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 没有把垃圾放在指定的回收地点, 或者直接自行进行焚烧, 导致生态环境受到了一定的破坏。

2 运用社会资本优化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措施

虽然大量的实践证明, 使用社会资本能够在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但是如果运用方式不当也会造成一定的副作用, 因此怎么样对其进行有效的使用, 如何实现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高效性, 就是当下极为重要的问题, 下面笔者将就此提出几点建议:

2.1 建立环境专门管理部门或聘请专业管理人员

这一点是保证各项举措能够顺利开展的关键所在, 政府部门必须要充分重视这一问题, 建立专门的环境管理部门, 同时加强管理人员对于社会资本的认识, 为其提供发展的空间, 让管理人员能够利用其对农村的环境进行治理与投资。除此之外还要对其进行高效的监督管理工作, 使其具有的作用能够被充分发挥出来。

2.2 将社会资本与制度资本有效结合起来

在对农村的环境进行整顿时, 不仅要对社会资本予以足够的重视, 同时还要将制度资本运用到其中, 要将两者有效的结合在一起。例如, 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就可以帮助村民之间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感, 这样的信任感会增强社会资本的利用率, 对环境保护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 还要按照习总书记的指示, 大力发展新农业。政府要加强对新农业的重视程度, 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相关的优秀人才, 帮助农民开展新技术的种植, 合理使用土地资源和水资源, 减少农业垃圾的产生率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处理, 这样既能保障农民的经济收入, 同时还能将农业发展生态化, 促进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3 建立完善的社会资本利用制度

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 在使用社会资本也是一样, 必须要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 才能保证其使用的规范性和合理性。在使用社会资本对环境进行整顿时主要的执行者就是人, 所以难免出现人情关系以及人为性等问题, 影响了最终的治理结果。在制度推出之后, 执行人员就会有法可依, 从而时刻约束自己的行为, 保障工作的顺利进行。

2.4 要让全体农民树立环境保护的意识

想要让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得到彻底的改变, 就需要让每一位农民都树立起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同时要让村民知晓社会资本的使用是要在一定的限制之内的, 不能随意进行使用。要定期为农民进行培训, 让其了解正确的使用限度, 同时还要让其清楚认识到环境破坏对其自身会产生的危害。要让他们自觉的保护环境、爱护环境, 减少其乱丢垃圾、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等破坏环境的行为, 进而有效改善农村现在的生态问题, 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3 结语

总而言之, 在使用社会资本对农村环境进行保护和治理时, 一定要掌握好正确的使用方式, 保证能够有效改善当今农村生态环境的现状, 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蓝天”。

参考文献

[1]宋言奇.社会资本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J].人文杂志, 2010, No.18301:163-169.

[2]马丽茹.社会资本与农村环境保护[J].北方环境, 2010, v.22;No.7704:4-5+8.

[3]宋言奇.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 , 2008, No.9001:60-63.

生态资本运营 篇8

关键词：经济资本效率,生态资本效率,生态经济效率,环境乘数,环境经营模式

一、引言

依据广义资本禀赋结构理论,资本禀赋结构 是一个经济 体中物质资 本、生态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存量的相对份额。 任何一个经济体的物质资本、生态资本、人力资本存量都是动态变化的, 即其既可能因消耗而减少,也可能通过投资与积累而增加。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的存量都有了显著的增加, 但生态资本却呈现出短缺的现状,其具体表现便是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以及人们环境意识的觉醒, 使得节约资源能源、 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在人类接 近和跨入 二十一世 纪门槛之际, 一些国际组 织明确提 出和界定的 生态经济效 率或生态经济 效益的概念, 以及这个概 念所体现 的环境、经济及社会和 谐发展 、持续发展 的理念在世界 范围内得到广 泛的传播,获得了较为普遍的接受。 一些发达国家 企业把环境保 护融入经 营管理的全过 程, 使环境保 护和企业 发展融为一体 , 追求环境影 响倍减 、 资源消耗倍减 下的企业经 济效益和增加值。

二、企业经营的资本效率

从企业的经济属性出发, 追求经济资本效率的提高是企业经营目标的必然选择。 许多财务管理和经济绩效评价指标都基于资本效率的衡量,考虑经济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和经济增加值。依据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理念,在效率方面的突出表现是价值创造的一个标志 (Martin and Petty,2000;Stewart,1991) 。 当公司更有效率地使用经济资本时, 它的资本增值率或投资报酬率会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市场的平均水平。

通常评价公司资本效率的指标有净资产收益率、销售收入利润率、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收益率、投资收益率等。 著名的杜邦分析以净资产收益率为核心的财务指标, 通过财务指标的内在联系, 综合地、 层次性地、 结构性地分析股东投入资本的使用效率。 杜邦分析法是从财务角度评价企业绩效的一种经典方法, 基本思想是将企业净资产收益率逐级分解为多项财务比率乘积, 这样有助于深入分析企业经营业绩。

净资产收益率(ROE)是公司净收益与股东投入的经济资本的比率,是用来评价公司盈利能力和股东权益回报水平的综合性最强的财务分析指标。按照杜邦分析法原理,其可以分解为三个组成部分,即:销售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和权益乘数。 利润率,表明企业的盈利能力;总资产周转率,表明企业的营运能力;权益乘数表明企业的偿债能力和债务资本的杠杆作用。用净资产收益率衡量权益资本效率,则:

经济资本效率=净资产收益率= 净收益/权益资本=(净收益/销售额)× ( 销售额 /总资本 ) ×( 总资本/权益资本)=销售利润率×资本周转率×权益乘数(1)

三、企业经营的生态经济效率

“Eco -efficiency” 由Schaltegger & Sturm 1990年首次在学术界提出 , 并因WBCSD得以推广。 1992年在里约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明确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各国的政策主题, 号召各国对地球资源和生活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进行思考与实践。 世界可持 续发展工 商理事会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WBCSD) 在大会上提交了 《改变航向 :一个关于发展与环境的全球商业观》的报告,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的经营活动目标之一, 并在对怎样使可持续发展具体化实施的讨论过程中 ,正式提出了“Eco-efficiency”的概念,其含义是以更少的资源的使用, 更少的废弃物和污染产生, 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Schaltegger等人与WBCSD提出的“Eco-efficiency”概念中的Eco-efficiency一词是由Economical和Ecological两个词的前缀Eco与Efficiency一词组合而成的,即“生态经济效率” 或“经济生态效率”之意,简称E2效率。 E2效率体现的是减少环境负荷的环境保护理念,是将环境、资源投入与谋求最大限度产出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的理念。一直以来,追求经济活动的经济性与追求环境保护的生态性总是相对立的, 企业也总是从比较或权衡二者利 弊的视角 来选择行 动 , 而WBCSD的生态经济效率则开创性地将二者有机结合。

2001年欧洲环 境署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EEA) 的环境信 号报告称, 生态经济效率不仅连接了经济与环境,而且连接了社会因素。

Shaltegger(2000)等人对生态经济效率概念作了进一步阐述: 生态经济效率是指利用生态资源满足既定经济目标的效益, 它是价值增量和环境影响的综合结果。

笔者认为,“Eco-efficiency” 关注经济运行中资源的利用效率, 同时也关注经济活动给环境造成的影响,强调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整合, 生态效率性和经济效率性的组合。“Eco”是Economical和Ecological两个词的 前缀, 不是单纯的 “Ecological efficiency”,当然更不 是单纯的 “Economical efficiency”。 该概念基于产业立场 ,强调以减少环境负荷与节约资源, 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经济效率。

WBCSD将 “Eco -efficiency” 定义为增量之间的比率, 即经济绩效指标与环境绩效之间的比率。 Shaltegger等人将其看作价值增量和环境影响的综合结果。 即:

生态经济 效率 =经济收益/环境影响(2)

与资本效率是收益与使用的经济资本的比率类似, 生态经济效率比率是收益与使用的环境资源的比率。 这里使用的收益是广义的, 可以使用不同的收益指标,最常用的有销售收入、 净收益等 。 Frank Figge和Tobias Hahn仿照以权益报酬率的杜邦体系 , 建立生态经济效率体系, 进一步分解出生态经济效率的组成成份, 以便于分析其驱动因素。 即:

生态经济 效率 =净收益/环境资源=(净收益/销售额 )×(销售额/经济资本)×(经济资本/环境资源)=销售利润率×资本周转率×环境乘数(3)

WBCSD等所提出 的 “Eco -efficiency”概念 ,归根到底反映的是用经济产出和环境投入的比值来衡量的相对于生态价值的经济价值。公式(3)是对单位的环境资源耗费的经济价值产出的衡量, 其目的是谋求用更少的能源和资源投入,得到更多的经济产出。 生态经济效率是提高资源利用水平、 减少环境不利影响的生产效率。

四、企业经营的资本效率与生态经济效率之关系

经济资本为股东创造了价值,也为公司创造了价值, 生态环境资本也同样如此,而且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是公司可持续价值的来源。 如前述,基于价值管理的经济资本评估逻辑,也可以被应用于生态环境资本的有效利用的评估方面。经济资本有效利用的杜邦分析体系将资本效率比率分解为销售利润、 资本周转率和权益乘数三个成分。 Frank Figge和Tobias Hahn扩展了价值驱动的基本原理,提出相似的分析生态环境资本有效利用的生态经济效率分析体系。 基于Frank Figge和Tobias Hahn的研究成果, 本文通过对资本收益率与生态经济效率及其驱动因素的比较,分析经济资本效率与生态经济混合资本效率的关系。

若从股东的角度看, 公司的经济资本效率可 以表示为股 东权益收益 率,即公式(1):经济资本效率=权益资本收益率=销售利润率×资本周转率× 权益乘数。

若从整个公司的角度看, 则经济资本效率应表示为公司全部经济资本的收益率,即:

经济资本效率=净收益/全部经济资本=(净收益/销售额 )×(销售额/总资本)=销售利润率×资本周转率 (4)

将生态经济效率的分解表达式与公式(4)比较,则有:

生态经济效率=销售利润率×资本周转率×环境乘数=经济资本效率× 环境乘数(5)

将生态经济效率的构成成份进一步分解,并与公式(1)比较,则有:

生态经济 效率 =净收益/环境资源=(净收益/销售额 )×(销售额/总资本)×(总资本/权益资本)×(权益资本/ 总资本)×(总资本/环境资源)=销售利润率×资本周转率×权益乘数×权益乘数的倒数×环境乘数=权益资本收益率×(环境乘数/权益乘数)(6)

基于公式(5)分析生态经济效率与经济资本效率的关系, 由于经济资本效率与 环境乘数二 者可能同向变 动,也可能反向变动,即:经济资本效率高,环境乘数低;经济资本效率低, 环境乘数高; 经济资本效率与环境乘数均高; 经济资本效率与环境乘数均低。 因此生态经济效率与经济资本效率的变动关系, 直接观察未必一定是同高或同低。 即很难直接得出提高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率会产生经济资本价值提升的结论。

再基于公式(6)分析生态经济效率与经济资本效率的关系, 可以得出这样结论:(1) 当经济资本效率确定时, 生态经济效率的高低决定于环境乘数与权益乘数的比值; 而当环境乘数与权益乘数的比值确定时, 生态经济效率的高低决定于经济资本效率的高低。(2)只有当环境乘数与权益乘数的比值大于1, 即环境杠杆的作用大于财务杠杆的作用时, 生态经济效率才高于权益资本收益率;(3)环境乘数与权益乘数的大小关系与权益资本收益率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关系。

以公式(5)与公式(6)表示的分解的生态经济效率体系清晰地反映了其与公司全部经济资本效率的关系,以及它与公司股东权益资本效率的关系。可以为公司的管理者提供一个有效地利用生态环境资源的分析工具。 对公式 (5)与公式 (6)所表示的生态经济体系的分析,以及所得出的分析结论,帮助公司的管理者发现提升生态经济效率的驱动因素、综合措施和具体途径。

五、提升企业经营的生态经济效率的基本途径

生态资本效率是生态资本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率, 是一种产出与投入的比值,其通过生态经济效率予以描述, 被视作是由每单位生态资本所获得的物质资本服务量, 前述已经设计了生态经济效率的分解体系, 分析了生态经济效率的主要分解成份。 由于任何物质资本的增加都意味着放弃生态资本及其服务, 当经济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已经逼近甚至超过了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时, 人类就不得不考虑如何以最少的生态资本消耗获取最多的物质资本服务, 并将这种思想贯穿于经济系统生产和消费的整个过程。因此,企业经营必须将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限制在其承载力范围内, 在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损害的同时, 为生态资本存量的非减性进行生态资本的投资。 提升生态资本效率是生态资本投资的重要目标。对生态资本进行投资,将企业的经济资本转化为生态资本, 并且将生态环境作为运营要素而予以有效利用, 这就要求企业采用环境经营的模式。 企业由传统的经营模式转型为环境经营模式, 这种经济绿色转型的核心就是提升生态资本效率, 其最终归宿正是高生态资本效率、 低生态资本耗费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

生态资本运营 篇9

自然资本是指能提供产品流或服务流的自然资源贮藏和环境服务,如森林、草原、沼泽等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等为人类所利用的资源。自然资本的生态服务功能包括人类生态生存、环境修复和生态存储等[1]。生态服务功能与自然资本的存量、使用方式及其效率有直接的关联,自然资本核算是有效管理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必要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量化研究的重要课题[2,3]。自然资本分为生物资料和能源两部分,其量化方法众多,近年来不断发展完善的生态足迹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定量地评价自然资本的利用状况[4]。生态足迹表征一定经济或人口规模下的自然资本需求。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生态足迹模型被专家学者不断地修正与优化[5,6,7]。

生态足迹最早由Willian E Rees[8]提出,目前对生态足迹的研究包括时间尺度[9,10]和空间尺度[11,12,13]两个方面,研究模型包括传统模型[14]、改进能值模型[15]、生态服务价值模型[16,17]和最小净初生产力[18]等。能值模型适应较大范围的区域系统能值分析[19]:净初生产力模型所需的实时更新的高精度遥感影像较难获取,且不利于小范围的时空对比研究[20]。顾晓薇等证明了以“国家公顷”为计量单位,对市、县域尺度的生态足迹测算值误差较小[21]。基于研究区域尺度的特点,本文用传统生态足迹模型,选取“国家公顷”的计量单位,利用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余等基础指标分别表征自然资本的生态生存、生态修复、生态储存等生态服务功能,对2003—2015年三峡库区(汇水区域的3区12县)自然资本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效率等两方面进行了时间演变和空间差异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生态足迹模型

生态足迹的计算公式表示为:

式中,EF代表总的生态足迹,N代表总人口,ef代表人均生态足迹,ci为第i种消费项目的年人均消费量,i为交换商品和投入的类型,gpi为第i种消费项目的全国年平均产量[14]:

生态承载力计算公式表示为:

式中,BC为区域总的生态承载力,N为总人口,bc为人均生态承载力,rj为第j类土地的均衡因子[14],j为生产性空间类型,nyi为第i种消费项目的区域年平均产量,gpi为第i种消费项目的全国年平均产量。

生态效率计算公式表示为:

WEFgdp又称万元GDP生态足迹,其值越大,表示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益越低;反之,WEFgdp越小,表示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益越高[22]。

2.2 GIS分析

为了进行三峡库区生态足迹及生态效率的空间对比分析,本文选取库区搬迁初期(2003年)、搬迁完成期(2009年)和移民新城快速城镇化发展期(2015年)三个时期,利用ArcGIS将数值进行自然分等定级,通过使用不同的颜色深度的可视化,生成可对照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效率空间变化分布图。

3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三峡库区地处四川盆地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结合部,位于28°28′—31°44′N、105°49′—110°12′E之间,以山地、丘陵地形为主,山地和丘陵分别占本区面积的74%和21.7%,平均海拔453—974m,森林资源丰富。该区农业用地面积4.51万km2,占77.8%。其中,耕地和林地分别占农地面积的26.2%和56.32%。人口密度为359人/km2,是同类型地区的4倍以上,人均耕地仅为0.036hm2。此外,库区地质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城镇建设用地紧张。本文以三峡工程主要汇水区域为研究对象(图1),总面积为4.26万km2,包括重庆市3区(万州、涪陵、长寿)、9县(巫山、巫溪、奉节、开县、云阳、丰都、石柱、忠县、武隆)与湖北省3县(秭归、兴山、巴东)等15个区县城镇。

研究数据来源于2003—2015年的《重庆市统计年鉴》、《宜昌市统计年鉴》、《恩施州统计年鉴》,各区县土地面积来源于《三峡库区移民统计资料汇编(1992—2009年)》、各区县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三峡库区各城镇国民经济与政府发展报告。

4 结果分析

4.1 时间序列分析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利用式(1)—(3)对库区自然资本进行量化计算,得出2003—2015年三峡库区整体生态足迹及其构成和生态效率值(表1)与自然资本演变趋势(图1—4)。

生态足迹及其构成:数据结果显示(图2),2003—2015年库区人均生态足迹基本呈逐年增长趋势,数值由0.44352增长到0.53861,增幅为21.4%。除2006年和2008年库区因多地发生山体滑坡,部分生物资源锐减,导致该时段内生态足迹值降低外,库区生态承载力初期快速提高,中后期趋于平稳。其中,2003—2005年以人均值0.34缓慢增长,2006年因库区大力开荒植林,人均值急速上升到0.43左右,之后人均值基本稳定在0.43。人均生态盈余/赤字则一直处于生态赤字状态,2015年人均生态赤字达到0.1以上,且具有缓慢增长趋势,说明受库区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建设提速的影响,库区自然资本消耗逐渐加速,加之粗放式的发展加剧与地质灾害的发生,仅提倡开垦荒地所提高的资源承载力已不足以支撑三峡库区的快速发展。

注:各年份数据由次年的统计年鉴计算得出(由于2003年和2015年巴东数据缺失,因此未纳入整体计算)。

从库区生态足迹和盈余构成(图3、图4,见封四)可知,库区自然资本消耗主要为耕地和化石能源地,约占总生态足迹的90%以上。其中,耕地人均生态足迹最大,2003—2015年耕地占库区生态足迹的总量由87.1%下降到81.3%,化石能源地、林地和建设用地的生态足迹均有所增加,水域与草地的生态足迹较少,且基本保持不变。2003—2015年耕地、草地和化石能源地均处于生态赤字状态,林地、水域和建设用地则一直处于生态盈余。这表明三峡库区各城镇建设与发展扩大了农业生产的同时,加强了对工业产业的投入。此外,随着移民新城搬迁完成,各城镇加强了对物质空间建设的投入,居民生活水平得到逐年提升。

生态效率:2003—2015年三峡库区万元GDP生态足迹值呈直线下降趋势(图5),由1.101下降到0.191,2003—2012年的降幅为4.3倍,2013—2015年降幅仅为1.3倍,人均GDP增长7倍,人均生态足迹值增长约1.2倍。其中,以工业GDP增长最为明显,2003—2013年平均增速达20%,而2013—2015年则相对放缓,平均增速达18.1%;人均生态足迹值的构成以林地和建设用地增长最快,增长了约4倍,化石能源增长了约1.5倍。这说明随着库区经济发展方式和资源利用技术的不断改进和优化,经济产出超过了物质消费,提高了对生态资源利用的效率,使库区生态效率逐步提升。2013年后因库区GDP稳步上升,人均生态足迹增速放缓,导致生态效率增速放缓。主要归因于近年来库区加强了长江黄金水道的经济串联,逐步由原始粗放型工业生产逐步转向生态集约的发展方式转变,使工业产值乃至总GDP增速放缓,而基数较小的林地和建设用地增速对生态足迹的增速影响相对较小,导致生态效率增速放缓。说明受长江黄金水道和主体功能区划的三峡库区正以生态保护促进生态建设,逐步发挥其长江流域生态涵养功能区的作用。

4.2 空间序列分析

基于式(1—3)计算得到三峡库区各区县生态足迹和生态效率值(表2),利用SPSS软件绘制其空间差异对比图(图6和图7,图6见封四),再结合GIS软件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出三峡库区自然资本空间格局图(图8和图9,图8见封四)。

自然资本空间格局:库区各区县人均生态足迹存在差异化,空间分布上呈现“首尾高、中部低”的格局(图6,见封四)。2003年,库区人均生态足迹最高为兴山、巴东、涪陵、长寿,万州、云阳最低;2009年,各区县人均生态足迹结构保持不变,到2015年秭归人均生态足迹上升至与涪陵、长寿等城镇同一水平。三峡库区连贯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库首”是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宜昌,“库尾”是重庆市,基于两大城市经济增长极的吸引,在其交通、人口、产业等方面的集聚效应显著,导致该区域资源消耗高于中部城镇。

注:由于恩施州2003年和2015年的统计数据缺失,未计入。

2003—2015年,库区各区县人均生态承载力在空间上呈“首尾高、中部低,内陆高、沿江低”格局。最高值为兴山和武隆,石柱、巫溪、秭归、涪陵等次之,最低为万州和云阳。究其原因,主要是该时段库区倡导开垦荒地、退耕还林,“库首”的兴山,“库尾”的巫溪、武隆等森林覆盖率高,生态功能优越。同时,沿江城镇经济发展与建设规模普遍高于内陆城镇,且内陆的森林覆盖率普遍高于沿江。三峡库区人均生态盈余空间格局随着发展进程而产生变化,逐渐呈现“内陆高、沿江低”的态势,即以沿江区县向内陆区县升高的空间格局(图7)。2003年,兴山、秭归、巫山、巫溪、武隆处于盈余状态;2009年,兴山、秭归、巴东、巫山、巫溪等库首城镇与武隆、石柱等内陆县城保持生态盈余状态,而长寿作为重庆市工业新区,大规模工业园区建设及其运转,导致生态赤字严重。2015年,除巫山和丰都外,库区沿江县城均为生态赤字状态,涪陵、长寿等城镇生态赤字进一步加剧,兴山、巫溪、石柱、武隆等内陆县城仍处于生态盈余状态。

生态效率:三峡库区各区县生态效率值(万元GDP生态足迹)(图8,见封四)均处于下降的趋势,说明库区各区县的生态效率逐渐提高,但在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图9)。其中,2003年,巫山、奉节、巫溪和云阳四县生态效率最低,而万州、涪陵两县的生态效率最高;2009年,巴东和秭归两县的生态效率增长相对较慢;2015年各区县生态效率差距进一步缩减,万州、涪陵与长寿区三县的生态效率仍处于最高。三个年份三峡库区各区县生态效率的空间特征呈现“首尾高、中部低”的态势(除经济发展快的万州区外),且沿江和内陆县城未存在明显差异。说明经济实力雄厚的区级城镇在高素质劳动力、高新科技及优势政策的促进下,大大提升了区县城镇的生态效率。

5 结论与讨论

自然资本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其使用方式、现有存量与使用效率直接影响区域生态服务功能,制约着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生态足迹模型对三峡库区自然资本时空动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基于时间序列分析,2003年库区移民新城搬迁完成,因急于脱贫,库区各城镇致力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而高速粗放的发展方式严重影响了库区自然资本存量状态。城镇物质空间的扩展和环境品质建设,也影响到该区域的生态涵养功能。具体表现为2003—2015年库区自然资源消耗逐年增长,人均值由0.44352增长到0.53861,增幅为21.4%,且耕地和化石能源地需求尤为明显,约占总足迹的95%左右。尽管大力鼓励开荒植林,提升生态承载力,但人地矛盾突出、地质灾害严重的库区生态功能受到威胁,2015年库区人均生态赤字达到0.1以上,且具有缓慢增长的趋势。随着库区经济发展方式、资源利用技术、人力资源、区域交通条件及产业的不断改进和优化,库区整体生态效率也逐渐提高,由2003年的1.101下降到2012年的0.191,效率提高了约5.76倍。2013—2015年库区的整体生态效率增速放缓,三年仅增长了1.3倍,说明长江黄金水道在库区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正逐步显现。(2)在空间上库区城镇自然资本消耗及盈余状况存在明显差异。库区的人均生态足迹基本呈现“首尾高、中部低,内陆高、沿江低”的态势,而人均生态承载力及生态盈余呈现“沿江低—内陆高”的空间格局,生态效率则呈现“首尾高、中间低”的格局,这说明库区的区域城镇(宜昌、重庆)增长极及长江经济带对库中城镇(如万州、云阳)及内陆城镇(如兴山、巫溪、武隆)等的联动作用日益明显。随着“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及“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的实施,三峡库区发展重点转向以生态保护促进生态建设,以生态建设带动发展转型,以此来推动区域经济和谐、健康、有序发展。

生态资本运营 篇10

1 文献回顾

生态资本最初提出是源于国家债务问题的讨论，Vogt(1967)认为自然资源的耗竭必然会降低国家偿还债务的能力，所以自然资源实际上是国家发展的资本，称自然资本或生态资本[2]。而R.Costanza,et al.(1999)则认为生态资本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存在的物资或信息的存量[3]。国内外学者对生态资本投资机制论述较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生态资本投资机制国内外经验借鉴。生态资本投资机制保证生态资本存量增长的重要制度，对于机制的制定，通常都是以借鉴国外经验为基础。王子郁(2001)从投资结构、融资渠道、资金投向、激励机制等方面比较中美环境投资体系，研究发现主要通过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经济手段扩大投入，提高投资效益[4];任勇(2001)对生态环境投资的主体结构、投资总量以及经济效果影响进行分析，提出对我国环境投资的积极建议[5];杨薇(2009)比较欧盟、美国、日本等于中国的环保投资机制，总结认为国外环保投融资机制存在一个总体框架、投资主体多元化等经验值得借鉴[6]。第二是生态资本投资机制的内涵。生态环境问题治理主要还是以公共投资为主，投资主体主要是政府;赵远志(2012)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应用投入产出的思想，通过加强生态资本投资，从而产出更多优质的生态环境产出，其具体对生态资本投资方式、特点以及投资主体等方面做了进一步分析[7];Lin、Chuanchuan and Hsin-Ni(2007)、Lammertjan(2010)认为生态投资可以融合传统投资方式，例如引进股票、期权等方式[8,9];国内有学者对生态资本投资方式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采用投资基金、风险资本投资以及民间资本融资等方式(曹红辉，2000[10];王雄刚，2000[11];吉钠娜、熊丽敏[12],2004)，促进环境保护发展。第三，生态环境投资机制。宋子正(1997)反思了我国传统的环保投资机制，提出以市场化为主体改革思路[13];张雪梅(2009)研究认为生态环境投资需要走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必须坚持市场化的途径，优化投资优惠政策，采用实物期权方法建立一个更为科学的环保投资决策体系[14];蒋洪强等[15](2004)、王帆[16](2008)、刘鹏[17](2009)等在针对我国环境保护投资现状，提出建立“政府引导、市场取向、多元投入”的环保投资新机制;Jan,Uwe and Stephen(2006)、Pablo,Miguel and Fernando(2010)、Malik and Datta(2005)研究认为生态投资需要制度保障，其总是与环境监管制度、工会制度以及押金返还制度等相关制度安排联系在一块[18,19,20]。冷文娟(2010)研究认为生态资本投资具有特殊性，应采用多元化的投资机制来保障生态资本投资[21]。

纵览上述文献可知，国内外对于生态资本投资机制研究较少，更多还是对环保投资机制、生态产业投资机制等一些现象的描述研究，现有的研究未能深入研究生态资本投资机制的内涵，对生态资本投资机制的特殊性体现不足，特别是区域生态资本投资机制问题涉及较少。生态与经济如何协调发展，这是学界与政府共同关注的问题。政府推出一系列的环境治理策略，例如“新四化”、“两型社会”等，这些都体现了生态环境管理发展的新思路。因此，将这些战略思路与区域生态资本投资机制创新结合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

2 四化两型与区域生态资本投资

四化两型特指在新形势下以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以及信息化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战略部署。治理环境、保持生态系统平衡、坚持低碳化的发展路径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的主旋律，世界环境的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挑战。国际之间竞争已经由争夺资源与能源控制为特征的国家安全为主逐渐向以生态安全为主的方向转变;人类伦理也由从“人类中心主义”逐渐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而人类文明则经历了由“黄色文明”到“黑色工业文明”再到“绿色生态文明”的大演变过程。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与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使得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不断增强，人类能够开发的未知世界也将越来越大。然而，这种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会引发自然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这需要进行生态化的技术创新、转变发展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遵循低碳化、低污染、减物质化的发展模式，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见图1)“新四化”的协同性发展实际就是基于生态环境约束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以生态环境承载力为核心基础，其本质内涵就是要保持最低生态资本存量，以此来保障“新四化”顺利实现[22]。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是在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这是基于我国实际国情的一项重大决策。两型社会实现的关键在于生态环境资源保有量水平处于一个安全边界之内，因此保持生态系统平衡，维持最低生态资本存量安全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生态资本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投入要素，需要通过一定的投资来维持其存量。因此，加强区域生态资本投资不仅是生态系统本身的需要，更是“四化两型”实现的保障。

3 四化两型战略下区域生态资本投资机制问题

生态资本是我国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生态资本投资机制则是保持生态资本存量的一种主要手段。我国生态资本管理机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主要产物，尽管经历了市场经济的洗礼，但仍残留着许多过往不合理的烙印，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

3.1 生态资本管理机制“双主体”虚位与“产权”缺位

生态资本管理机制面临生态资本产权主体虚位与责任主体虚位的“双主体”虚位。当前，我国生态资源采用的是公产权形式，主要通过经营权、行政权替代生态资源所有权的方式行使相关管理权，同时其所有权还被相关部门与地区多层分割，作为生态资源所有权的主体地位并未得到有效突出，由此造成各种产权关系缺乏明确界定，生态资本运营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协调不顺，就容易造成利益纠纷，从而使得生态资源保护得不到有效保障。与此同时，生态资源投入资金也会被相关人员挪用，从而使得生态资源不能得到有效替换，导致生态服务与生态产品的价格被严重扭曲。国家在对生态资源进行开发利用过程当中，就非常容易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就会经常遇到生态资源极度稀缺的发展限制，与此同时，这些地区居民的生态服务满足意愿往往就难以得到满足;而另一方面“生态资源诅咒”往往就在生态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出现，这些地区民众要想加快当地经济发展的愿望却较难。而出现这种现象，归根到底就是生态资本管理机制“双主体”虚位与“产权”缺位，要想破除这一困境，则需要积极探索制度创新，寻找一种合理有效的生态资源价值补偿和价值实现机制[23]。

3.2 区域生态资本投资建设缺乏绩效评价机制

政府部门的适当干预与市场机制存在较大差异性，前者不是以盈利为目标，而后者则主要是以盈利为目的。政府的适当干预就能很好的弥补市场失灵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但政府的干预何为适当这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难以界定。因此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支付的生态资本投资是难以维持长久生产与经营，同时也是难以计较其成本，这种缺乏成本降低的利益驱动动力，使得生态资本投资更加难以为继。由于这种缺乏竞争性的垄断非常容易使得政府提高生态资本投资的效率以及效益积极性锐减，从而使得其存在与其它政府公共部门一样的低效率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缺乏一个完整、科学、合理的区域生态资本投资绩效评价机制，从而导致对于政策效果无法科学、客观的进行测评[23]。

3.3 政府官员在生态资本投资中容易出现“权力寻租和权力滥用”现象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主要调节者与供给者，在一个非常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不存在与民争利的现象，其主要功能就是作为一个监控者来调控市场。然而，由于我国生态资本投资建设主要还是由政府主导，这为某些政府官员开展权力寻租提供了可操作空间。究其原委主要是由于:第一，生态资本投资项目、投资重点领域、具体投资内容主要还是由政府决定，由于没有社会监督与规划机构的介入，容易导致投资决策不科学、投资策略盲目;第二就是在生态资本投资过程缺乏有效、科学监督，这样非常容易造成权力滥用;第三就是监督缺位就很容易致使部分官员被相关利益集团所“俘获”，从而出现寻租现象;第四由于生态资本投资涉及不同领域，在管理上会归属于不同部门，这样就比较容易致使各部门为了个人利益做出损害整体利益的行为，以一己私利而损害国家生态保护整体战略。因此，区域生态资本投资领域中的这种权利寻租与权利滥用现象正是今后所要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23]。

4 适应四化两型战略下的区域生态资本投资机制创新路径

4.1 设立区域生态资本投资者协同合作机制

生态资本投资本身具有特殊性，这就需要在投资时要避免相互之间资源争夺竞争，而应该要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相互合作，从而就能为各个生态资本投资项目之间产生协同效应。在生态投资项目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协同合作就能够不断提升各方生产效率，通过生态资本投资之间的相互合作来促进生态资本投资领域整体利益的提高，改善生态环境，最终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24]生态资本投资之间的协同演化机制可以通过下列模型来表达。

这其中，表示生态投资项目i的整体性水平;而ri则就是表示项目i产量的自然增长率水平。Ki>0则是在当生态化资源一定的情况之下其生态投资项目i的最大化产出量;则为竞争系数，其就是表示生态投资项目j的单位产出将会对投资项目i的产出量水平的抑制作用;则是为合作关系系数，其所表达出来的就是生态投资项目j的单位产出将会对投资项目i的产出量水平的合作互惠作用，其中i,j=1,2。

在当α12≠0，α21≠0，β12≠0，β21≠0时，其生态资本投资项目i与生态资本投资项目j就是演变成为竞争合作协同关系。在令F1(N1,N2)=0;F2(N1,N2)=0得到一个定态解:E1(0,0),E2(0,K2),E3(K1,0),E4

若α12>0，α21-β21<0，即为α12>β12，α21<β21时，当α21-β21<K1/K2时，E4就是系统的稳定解。此时，N1*<K1,N2*>K2。当α12-β12>K1/K2时，则E2(0,K2)就是为系统的稳定解。

生态资本的特殊性决定区域生态资本投资同其余投资存在较大差异性，建立区域投资协调机制有利于使得区域生态资本投资效率达到最大化。投资主体之间相互合作，能避免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争取最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以及社会效益。

4.2 区域生态资本投资与生态保护补偿耦合机制

生态资本投资是需要通过生态资本运营系统来保障，而生态资本运营系统就是需要对相关生态资源的生产、服务以及管理等各个环节，开展非常有序合理的组建，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空间体系，进一步来强化相关系统内各个产业之间以及生态产业内部之间相互耦合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地来提升整个系统内部各个产业层面的生产力水平，并通过整体系统内之间相互关系来起到作用，促进对生态系统的耦合，其目的则是要提升整个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率，使得综合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升[25]。

生态资本投资则是要注意到整个生态资源有效利用，提升劳动力需求量，这样就有利于生态补偿对象经济的整体发展，从而就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生态产品消费市场的同时，也能够带动整个区域生态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来强化生态资源的整体转化能力。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生态经济快速发展的集约化程度也逐渐增强，生态资源利用效率也逐渐得到提升，这样就扩大了对于生态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深度以及广度，而对于生态资源开发以及利用，也必然就会在某一种程度上来损害到一些利益相关方，因此就需要将生态资本投资与生态补偿有机结合，形成一种有效的机制。第一，建立内生反馈机制。生态资本投资与生态补偿两者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关系，它们之间相互耦合效果的好坏，主要可以利用PSR模型来测定，以此保障正、负反馈得到有效控制;第二就是构建资源配置机制。不同的生态—经济系统的资源配置形式就决定其形式的不同，而对于整体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则由整个生产性的函数来决定。

4.3 构建区域生态资本投资管理体系

我国生态资本投资主要还是国家投资为主体，单一投资结构影响有效使用资金效率，因此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区域生态资本投资管理制度，对于提高生态资本存量，改善生态投资资金的利用效率具有非常大的意义。针对我国现行区域生态资本投资的现状，拟构建一个“决策机制、投入保障机制、风险管理机制、组织管理机制、监督评价机制、成本效益机制”六位一体的管理体系(见图2)。第一，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是提高区域生态资本投资效率，保障“生态红线”的重要前提。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有利于规避权利寻租，为民众谋取更多的生态红利;第二是要构建一个持续区域生态资本投入保障机制。生态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会逐渐消耗，这就需要新的生态资本来补充，以此来维持生态系统稳步发展的最低生态资本存量，持续生态资本投入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三是需要建立区域生态资本投资风险管理机制。任何投资都是具有风险，生态资本投资也不例外。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降低生态资本投资风险，从而提高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第四就是需要建立区域生态资本投资监督评价机制，从而实现对生态资本投资的有效监督与管理，这样就能有效保证生态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以及投资成效;第五就是要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组织管理机制，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转变整个政府的职能，同时也可以加强生态资本投资建设以及管理，从而更加有利于宏观管理与决策的实现;第六就是要建立成本收益机制。生态资本投资建设不能认为其是一项民生工程而不考虑成本，与此相反，我们要更加要注重成本收益的核算，只有生态资本投资真正产生收益，使得投资者获得可观利益，那么其投资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性[25]。构建“六位一体”的生态资本投资管理体系，是区域生态资本投资机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维持生态资本存量非减性的一个重要保障。

4.4 优化区域生态资本投资市场机制

生态资本投资主体单一性主要是由于区域生态投资市场的不完善性所造成的，因此，构建一个有效的区域生态资本投资市场机制对优化生态资本投资来源，提高生态资本投资利用效率就显得非常重要。首先要建立一套区域生态资本投资引入机制。我国在民间资本市场上具有较为充裕的多余资金，同时存在投资渠道较窄，这就需要通过适当的引导机制来引诱部分资金进入生态资本市场，进而来增强资本市场的活力;其次要完善区域生态资本投资市场法律制度。生态资本作为一种特殊资本形态，具有一般资本不具备的特性，因而不能用常规化的法律制度来约束，必须要具有针对性法律规范来保障。因此，修改现有的法律制度，增加针对生态资本投资特殊属性法律规范内容，进而为区域生态资本投资保驾护航;最后要构建一个有效利益分享机制。如何有效满足生态资本投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这是优化区域生态资本投资市场机制的关键。生态资本投资是一个长期投资过程，同时具有投资回收期较长，投资回报慢等特性，需要规范投资收益分配机制。区域生态资本投资需要通过投资引入机制、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有效的利益分享机制来优化市场，进而提升区域生态资本投资市场效率，为生态资源环境市场注入活力。

5 结束语

生态资本运营 篇11

【关键词】《资本论》；劳动者；生态权益

劳动者生态权益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在现阶段，如何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生态权益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迫切问题。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的提出一套关于劳动者“生态权益”这一概念的系统性理论，但在这本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中，却渗透着保护劳动者生态权益的思想。认真解读和梳理《资本论》中的劳动者生态权益思想，对于保护劳动者生态权益，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1.《资本论》劳动者生态权益思想的逻辑蕴含

生态权益是指作为与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社会权紧密关联着的重要权益，揭示出人们在生态权益方面的非均等性和不公平性，也是导致强者与弱者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生态权益思想的提出，要从自然界和人的自身开始说起。

一方面，人既表现为自然存在物， 也表现为社会存在物。从人自身为出发点，人是自然存在物表现为人自身的生物属性，且靠自然界生活， 也靠劳动改造自然得到发展，那么劳动者的生态就包括其所在的生态环境及其自身生态状况。在生产劳动中， 劳动者与自然界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交换活动， 让“自在的自然界”变成“人化的自然界”，当劳动者的活动作用于自然并改变了自然时， 也就同时改变了他自身的自然，由此可得劳动者自然属性中其自身生态与外界自然生态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劳动者的生态权益也就包括了劳动者自身生态和环境生态的相关权益。人的社会属性中有一部分是对人类整体发展有利的基本性质（社会性），也有一部分对社会不利的性质（反社会性）。而劳动者的生态权益恰恰也包含了劳动者的社会关系的生态平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资本家的社会关系绝对不能一概而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家有形或无形延长劳动者工作日，工厂主滥用未成年童工劳动力蔑视教育法规，阶级之间存在的斗争、矛盾以及不平等待遇、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现象都是打乱其社会关系生态平衡的因素。

另一方面，从自然界的角度考虑。人类对自然界掠夺式的开发， 加之大型污染、开掘资源现象的存在， 个别地区因长时间开采原料使得当地的经济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储备量不断下降，生态多样性减少，旱涝灾害频繁，水体污染，以致流行病蔓延。自然界受到了很大程度地破坏甚至是失衡，导致环境问题破茧而出，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严重失调，这些都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给人类的生产和生存带来了很大地程度的负面影响，于是逐渐演变成为自然界主体生态权益的缺失。

2.《资本论》中劳动者生态权益保护的独特视角

马克思以自然情况、社会情况以及人类自身情况为切入点，将生态权益作为与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社会权紧密关联着的重要权益，亦将生态环境作为影响自然、人、社会持续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进行分析而得出造成劳动者生态权益缺失的根本原因。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劳动者的生态权益与人类的生存权、发展权、社会权一起作为人权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看来， 劳动者需要能够正常生活、发展的生存条件和补充自身能量的时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用一章来讲述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工作日” 的情景， 从中不仅可以深刻地感受劳动者即工人阶级为争取“正常工作日” 而进行的持久而不屈不挠的斗争， 而且可以感受到马克思为劳动者争取正常的生命或生活状态的力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人身体机能修养时间和精神文化需要纳入生态权益范围当中。人的生命过程不仅是只需要“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而且需要除此之外在生产过程的“吃饭时间”，还需可以保证“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以及“个人受教育的时间， 发展智力的时间， 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 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马克思将劳动者自身生态细化为“身体界限”以及“精神界限”两个概念，提出应使其身体受到应有的物质补偿和精神补偿。综上所述，保护劳动者生态权益就是全面考虑劳动者生存环境、劳动者身体机能的损耗、劳动者的精神文化需要等方面，对劳动者的生态进行综合性保护。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根本上指出了劳动者生态权益不能得到保障的原因。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逻辑推演，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基于追求利润的扩张逻辑对有限的地球生态资源存在威胁，资本家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湿地遭到破坏，森林、湖泊面积急剧减少，矿产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不仅如此，资本家最大限度的压榨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甚至不放过对补充劳动力即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占有，马克思写道，“18岁以上的妇女，置于法律保护之下，她们在各方面都受到与少年工相同的待遇，她们的劳动时间限制为12个小时。”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在生态方面的不可持续性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其制度下的劳动者根本无法得到生态权益的保障，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劣根性从本质上就与生态环境、社会关系、劳动者本身形成对立关系，要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生态权益就必须突破资本主义制度。

3.《资本论》中劳动者生态权益思想的当代启示

我们可以对保护劳动者生态权益提出以下建议：提高我国各个企业单位整体素质，加强加深保护劳动者生态权益宣传，从根本上建立对劳动者生态权益的概念。对于不同工作强度、工作领域的企业，其相应的工作环境可以通过地区、国家政府部门直接进行规范统一，不应出现劳动者所处工作环境恶劣的现象，对于不可避免的情况，企业应对劳动者身体机能的损耗制定相应补偿措施。对劳动者工作时间的进行治理和监管， 可通过一些间接途径， 如参与和影响该企业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工作协议的制订与修改。在实施过程中，必须有相应的机制对企业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如采取更负责任更有效的手段，则需将保护生态权益的相关规定纳入法制轨道，通过法律约束，违规者应进行处罚或法律制裁。

生态权益的提出不仅是对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认识发现的重大飞跃，也为保护劳动者生态权益的操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劳动者生态权益以尊重和维护人类生态以及环境生态为出发点，以保障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都以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为依据，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基本原则，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由此可见，保护劳动者生态权益是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方世南.马克思恩格斯弱者权益保护思想[M].上海三联书店，2012.

生态资本运营 篇12

1 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和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所导致的追求过度消费是密不可分的。资本主义资本的私有化、剩余价值的榨取和劳动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等矛盾,使得资本家们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产生大量的商品供应,商品的增强功能的数量和复杂加速货物,人的变化往往是幸福感与消费水平挂钩,从而过度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消费现象的结果是,人们在这个消费环境,以不断提高其商品的质量,技术含量,人们判断产品本身的性能越来越不够用,商品的选择只能是自由选择的人。这样人的活动全部围绕市场,这是盲目购买商品并与阻碍人们参与直接可满足各种活动的需要的能力,货物本身没有需求,人们对名牌商品的追求会随着品牌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情况的发展会造成社会混乱,人失去了价值,从而导致消费的异化现象。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导致消费的异化,人们采购商品,人们获得商品,增加商品的生产,从而提高自然资源的掠夺,使自然环境人为操控地不断增长,不尊重自然资源的自然能力过度开发和有害物质的产生使这些废物源源不断排放到生物圈,必然导致对自然环境的污染。

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生态马克思主义深刻分析,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不良的生态后果,生态殖民主义遭到了批判,进而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态危机必然的联系。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莱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推动历史发展和促进生产力的进步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可调和的矛盾将最终导致对自然的疯狂掠夺与破坏。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其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发展是以经济利润的获取为唯一目标的。其中本质的目的性就决定着在榨取劳动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同时要大量地消耗自然资源。劳动的本身只要以增加财富为唯一目的那么它就是有害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要利润最大化,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真实写照。与之相比较的是在一切社会的发展阶段都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才被作为人的对立面,作为主体的人的附属物或有用物。

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劳动异化和过度消费会使得生态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必然带动的生产规模,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无限希望获得自然资源,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同时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资本主义生产在缺乏有效措施的情况下,各种资源的浪费必将加大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态系统的矛盾持续。资本主义的生产不再满足生产生活的基本需求,是为了实现商品交换、更高的产量和利润。资本主义的生产也不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日益增强的“虚假需求”和“异化消费”“生产异化”所造成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为了得到耕地,破坏了森林,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然因此而成为荒芜……预计,这样一来,他们破坏了该地区的高山畜牧业基础;他们没想到他们这样做,使山泉大部分干涸,而在雨季也让更凶猛的洪水溅到平原。

3 生态殖民主义与生态危机

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分为直接和间接掠夺方式。生态殖民主义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直接掠夺是指一些发达国家,直接将一些消耗高污染大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建设。发展中国家掠夺自然资源、并且建立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些国家甚至将不能处理的垃圾出口给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成为一个垃圾场。佩珀指出,发达国家所谓的“生态城市”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破坏在发达国家。简单地转嫁生态危机,但在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生态殖民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另一掠夺就是间接掠夺,它是指随着结构暴力掠夺……在发展中国家实现,通过其资本主义的政府加上雄厚的外资发展各种经济、政治、社会政策,农民适用于结构暴力。在发展中国家,形成以促进农产品出口,已经高度专业化的农业体系。在农村地区,大量肥沃的土地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用于自给农业已经被推到一片荒芜的土地,农民要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生存,不得不过度耕种,最终导致土壤肥力下降。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对外向型农业或温饱型农业,因为土壤肥力下降,为了维持自己的收入水平,生产者正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此外,随着全球化的蔓延,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和不合理的经济秩序,控制农产品市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品不断受到农产品发达国家的挑战,要想在价格战中取胜,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进行疯狂的掠夺性开采。

在人类利己主义奴役的科学合理性的作祟,人力需求大多存在于狭窄的以人为中心的框架内。为了满足所采取的施加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其他形式的生命的生存环境,并影响了生物圈中其他生物的生存。人类进化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不断满足完成过程中的自我,这样的背景下人类进化史的需求正在不断牺牲要求非人类物种作为一个基本前提。这种独特的技术来操作人性主导模式是随着人类社会加强的进化控制模式。这一模式将在最极端的形式,对非人性的信条将充分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欲望是无止境的,最终的社会行为将成为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严重的环境退化和社会混乱将是其导致的最终结果。因此,或许有些地球生物圈容忍底线存在,但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些底线。发达国家都禁不住通过工业生产体系来试探这些底线。如果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直到达到底部或再次越过它们再停止将是非常不明智的,当有已经不再可能以减轻我们造成的不利影响,而且,这样做将导致各类社会灾难性的混乱。因此,莱斯在研究中突出了生态保护的伦理价值,他强调,为了避免这些消极后果应坚持生物圈的人类赖以生存的维护为一体的基本立场再次评估影响生态环境和生态伦理学的人的物质需求。

总的来说,一系列主要由对发展中国进行生态掠夺的西方国家在发展中世界造成的生态问题,使得生态问题日趋严重。然而生态中心主义反而把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问题完全归结为人口迅速增长、资源短缺、技术落后等原因。威廉·莱斯通过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批判和反思,深刻地运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揭露了生态殖民主义所造成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是没有国界的,所有国家的利益都是作为一个整体紧密相连。在维护全人类共同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共同利益的原则下,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摘要：在资本主义社会,控制自然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交织在一起,因为没有正确地理解和克服其固有的矛盾,最终成为反意识形态的牺牲品的人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已被拒绝。一方面暴露性质和伟大的人的价值,从另一方面掩盖其欺诈。莱斯在此基础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生态后果显露无遗,扩大资本主义批判的生态危机。

关键词：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异化消费

参考文献

[1]刘思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